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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评传》序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恩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覆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①，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亦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同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光芒，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①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22页。
①韩愈《进学解》，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东雅堂本《韩昌黎全集》卷十二，第3页。
①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41页。

导论　张之洞与他的时代
人是历史的主体。历史发展固然有其必然规律，但这丝毫也不排斥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当然，人又不是单个人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他们的活动总要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复杂的交互关系。
本书传主张之洞（1837—1909）是古今中西大交汇的晚清社会的产儿，他又发挥了极大的主观能动性，对这个转型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诸多侧面打上鲜明印记；他的心路历程，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相当典型地反映了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年间中国社会走过的曲折坎坷的路径。
本书传主辞世已久，人们却难以忘怀他的创榛辟莽的业绩和新旧杂糅的思维教训。时至二十世纪中叶，毛泽东（1893—1976）在论及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时还特别强调：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①；学界泰斗陈寅恪（1890—1969）在三十年代则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②，足见今人或者不时感受到张氏的遗泽，或者难以摆脱这位“文襄公”的思想轨范。
将张之洞与曾国藩（1811—1872）并列为咸同以降对人们的思想和议论发生久远影响者，自有一番道理。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的中国近世，涌现出竞相寻求“过渡之道”的众多风云人物，就清廷内部言之，探求过渡之道而又兼具政坛要角、学术重镇双重身份的，惟曾、张二位。以张之洞论，他留给后世的遗产包括斑驳陆离的政治实绩和古今交汇、中西并存的学术两大部类。品议政治家的张之洞，应当着重前者，兼顾后者；评析思想家的张之洞，则必须详剖后者，而又不可脱离前者。
古人将“立德、立功、立言”称作人生“三不朽”。张之洞是深识此中三昧的，他除力图建树功业外，还十分重视“立言”，终身亲治文书，不假手幕客，这与李鸿章等其他洋务大吏颇不相同。一部数百万言的《张文襄公全集》，多出自张氏本人手笔，这为研究张之洞的思想言行提供了系统的一手资料。然而，《张文襄公全集》这部书究竟应当怎样阅读？这里用得上孟子的名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①读书须知人，知人须论世，这是评价历史人物的通则；考察张之洞这位既由时势所造，又深刻影响时势的人物，尤其要以“知人论世”为人门之径。
张之洞的人生跨度，迈越咸、同、光、宣诸朝，这不仅是清王朝的衰败之世，而且也是中国数千年农业一宗法社会发生剧变的时期。这种“千古之奇变”的根由，除深植于中国国内诸多社会矛盾之外，还在于世界历史已经运行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无论中国人愿意与否，都无可避免地要卷入这种亘古未遇的“变局”之中。
自十六世纪开始，世界历史逐步从诸区域性文明各自生灭走向全球性文明一体化发展。推动这种历史性转折的是南欧和西欧竞相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所焕发出的巨大生产力，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对远方异域的扩张力。以英吉利、法兰西为代表的西欧诸国，历经原始积累、产业革命、政治变革，到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已获得较充分的发育，其海外殖民活动的广度和深度更达到新的水平。继中东、南亚之后，地处远东的广土众民的中华帝国也成为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经济渗透、军事侵略的重要对象，商品、鸦片、坚船利炮一并向其袭来，老大的清王朝几无招架之功，闭关锁国状态被强行打破。李鸿章（1823—1901）陈述中国历史上这种空前严峻的形势说：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路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①中国历代诸中原王朝曾多次受到来自西北的游牧人的军事威胁，然而，这些游牧人虽有强劲武功，其整个文明水平却大大低于中原农耕文明，因此，中原人可能被游牧人所征服，最终却通过自己的高势位文化反过来同化征服者。但是，十九世纪中叶以降的格局却大异于以往，中国人固有的文化优势已经丧失，诚如李鸿章满怀惊恐指出的，古老的中国历经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亿万中国人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自成一体的中华文化无可回避地纳入全球近代文化的大潮中，经受前所未遇的磨难，自觉不自觉地进行重组和转型。这里所谓的“重组”，是指经过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中华文化的固有格局发生解体，重新进行结构组合；所谓的“转型”，是指从中古时代自然经济的农耕文化转向近代商品经济的工业文化。本书传主正是在这古今中西大交汇的关口，以干练务实的朝廷大员和淹博深厚的学者的双重身份，感受着时代的变迁，并随着变迁的时代改变着自身，又力图左右时代的更化方向，在“求变”与“守常”的矛盾过程中，完成其人生之旅，刻画出复杂多致的思想一实践轨迹。
张之洞生命的节律与中国近代历史大体共始终。他的一生，或耳闻目睹、或亲身参与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作为“身系朝局疆寄之重者四十年”的政治家，他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中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更在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中成为“朝廷柱石”；而作为涉猎广泛、富于锋芒的思想家，张之洞的所思、所言往往新旧纷呈、中西并列，活现出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曲折与艰难。
无论从历史条件或者个人作为来看，张之洞都是典型的“过渡型”人物。东方中古传统与“欧风美雨”所驱动的近代化潮流，在他头脑里相激相荡。他的基本立足点是中国传统文化，既承袭其“经世”、“变通”、“自强”等积极意识，力图顺应时势，通过有限度的汲纳西学，革故鼎新；同时又深荷纲常名教的重负，以卫道者自居，不免抱残守缺之讥。这一切铸就了他复杂多面的性格，支配其在近代舞台上或顺乎时代潮流，或阻挡历史车轮的诸般表演。
张之洞作为历史过渡人物的典型意义，尤其在于他的思想与言行的发展轨迹与近代中国这一过渡时代的历史进程之间，存在着或丝丝入扣，或有所错位的关系。张氏作为一员有作为的“能吏”，参与清廷同光间“御外”和”靖内”的各项主要活动，同西方列强、朝中各党、民众运动诸流派均发生错综复杂的关系；同时，他又以通权达变者和“圣教”捍卫者的双重身份，投入近代中国的思想战线，既抨击守旧者的“不知通”，又讨伐求新者的”不知本”，然而他本人也未能寻觅到“因”与”革”，“常”与“变”的合理统一。因而一部张之洞传，在相当的意义上，显示出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这一年，张之洞刚满三岁。这一场战争的时代意义，当然不是一个孩童所能理解，但它所造成的历史震动，渐次深入地作用于中华民族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心态文化的各个层面，而这一切，又给予青年、壮年及老年张之洞以深刻影响，并制约了他的一生。
鸦片战争以石头城下一纸屈辱条约的签订而告终。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通过野蛮的暴力和无耻的鸦片贸易撬开中华帝国封闭的大门。严酷的现实危机感，逼迫着中国人在超越九州之内王朝更迭的广阔的时空坐标系中为国家、民族重新确定位置，寻求出路。林则徐（1785—1850）率先“开眼看世界”，林氏的朋友魏源（1794—1857）则较系统地阐述了这样做的必要性：“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所以，中国人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①。不过，魏源所谓的“师夷长技”，主要局限于坚船利炮等器物文化层面，虽偶有赞扬西方社会制度的言词，却没有明确的仿效意向。总之，魏氏的“师夷”，还只是表达了一种先进士人的认知态度，社会并没有付诸实行，因而既未赢得热烈的响应，也未遇到激烈的反对。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六十年代。
这一阶段，张之洞尚在青少年时朗。此间他生活于闭塞的贵州等地，林、魏辈的思想尚无影响可言，沿着科举之途勤奋跋涉，则是其心力所寄。两次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灾祸，也曾给青年张之洞的心头罩上阴影，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张之洞感愤时事，诗以纪之①。不过，此时他孜孜以求的，仍然是”明体而达用，化民而成俗”的“帝王之学”②。同治二年（1863年）科考殿试一甲第三（俗称“探花”）的张之洞的精神状况，同当时绝大部分中国士人一样，震怵于民族危机，却又找不到解救出路，仍在传统故道上踯躅徘徊。
六十年代以后，西方器物文化的先进性，得到逐渐增多的中国人的承认，魏源当年的“师夷”说，此时具体化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奕（1833—1898）等人兴办“洋务”的实践。“师夷”口号一旦落实为行动，立刻招致社会习惯势力的顽强抵制。“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申，邪气因而弥炽”③的责难蜂起。张之洞并不是洋务先进，当李鸿章辈亟亟兴办江南制造总局，勤于“夷务”的六、七十年代，张之洞或为外省学政，或为京师清流。所受教养及个人经历，使他“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④。但执著于经世之志的张之洞又有别于“以不谈洋务为高”的一般“清流”同党，对洋务派兴办的近代化事业很少进行实质性的批评，而且认为“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驭有方，皆可供我策遣。”
由于张之洞素有励精图治的意气和长于权变的机智，当他走出京官清流圈子，踏上封疆大吏之途以后，目睹中外大势，参酌诸洋务先进的前例，迅速从清流党向洋务派转化。他八十年代初在山西巡抚任上发布的启示宣称：“盖闻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以储才为先，方今万国盟聘，事变日多，洋务最为当务之急”②。这番话可视作他从京师清流一变而为洋务大员的标志。由晋抚移督两广，经历中法战争的教训，张之洞以更加切实的步骤实施洋务计划。
“效西法—图富强”以便”保中国”进而“保名教”③，成为张之洞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基本思路，这不仅意味着张氏个人随“天下大局一变”而与时俱进，而且报告了一种社会心理变迁的时代消息。
纵观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民众的普遍心态，虽然经受了被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一再战败的打击，却只承认“器不如人”、“技不如人”，而并未意识到固有的精神文明尚有改进的必要。从学术文化而论，此时中国士子的学问方向仍在传统故道中运行，其论著极少得见西学影响的痕迹。咸丰、同治、光绪间大儒陈澧（1810—1882）、俞樾（1821—1907）、黄以周（1828—1899）等人著作的思想及其表述方式与钱大昕（1728—1804）、王念孙（1744—1832）等乾嘉老辈并无二致；张之洞七十年代在四川学政任上所撰《輶轩语》和《书目答问》，除涉及个别西书外，其内容与言词均未越出传统学问的范围。这与其说表现了士子们对西学有意识的抵制，不如说是对西学的无视和淡漠。可见，截至中法战争前，中华文化的观念层面“古井无波”的状态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然而，伴随着西方物质文明的输入，以坚船利炮和廉价工业品开路，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文化、心态文化也无可阻遏地涌进中国，如科学理论（生物进化论、血液循环学说）、民主思想（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政治制度（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社会风俗（有父子之平权、无男女之大防）、宗教信仰（原罪救赎、末日审判）等等纷纷传人，其强度则与日俱增。从中法战争到中日战争十年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发生着明显变化，张之洞也在此间成为直追李鸿章的洋务巨擘，并因“湖北新政”的实绩和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竭力主战而赢得“天下之望”。这十年应视作张之洞一生的黄金时段。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而且是败于素为中国人所蔑视的东瀛岛国，这给中华帝国这头“睡狮”以剧烈震撼，康有为泣血以诉：“瓜分豆剖，渐露机芽”；谭嗣同长歌当哭：“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以政治变法与思想启蒙为双重目的的维新运动勃然而兴。从甲午到戊戌，中国思想界出现了自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后所罕见的热烈气象。曾经因力倡“师夷智”以”救时”而一领风骚的洋务派，在“变政”任务提出后则显出落伍于时代的窘态。
这一时期，张之洞思想的内在矛盾渐趋激烈和外显。一方面，他进一步感受到国势衰败的危机，继续将洋务事业推向前进，两湖、两江地区的实业建设、学堂创办、新军操练均有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受儒教熏陶而且又执掌权柄的高级官员，他又忧心忡忡于日益昭彰的“新学”对名教纲常的冲击。如果说，十九世纪中叶李鸿章深怀忧虑地指出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是指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给中国造成的威胁，那么，十九世纪末叶张之洞更进而担心中国人自身对中古传统的叛逆将导致固有国家政体和社会结构、伦常规范的崩解，他惊呼：“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①，为此，他修撰出平生最重要的著作《劝学篇》。《劝学篇》的宗旨是“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②，张之洞以此表明自己既与康有为等“激进”的“乱党”划清了界限，但又绝非抱残守缺的顽固“冬烘”，从而确立了自己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特定地位。
西太后以血腥手段扑灭戊戌维新，但清王朝也从此陷入更严重的统治危机。义和团风暴席卷北中国，八国联军的铁蹄蹂躏京畿。在从戊戌到庚子一片混沌的政治风云变幻之中，张之洞纵横捭阖，翻云覆雨，作出淋漓尽致的权术表演。他主谋策划“东南互保”，以免“全局瓦解，不可收拾”。此间他与朝廷、列强及保皇派、革命党诸方面周旋折冲，干练老辣、机敏莫测。
进入二十世纪，“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及清王朝一并走向生命的尽头。老迈年高的张之洞，也由“久任疆寄”的地方大吏迈入朝廷中枢，成为“第二次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的主角。此时张之洞“开新”与“卫道”的二重变奏仍在继续，不过，由于腐败朝政病入膏盲，“开新”已绝无起死回生之可能，“卫道”的种种努力在不可阻挡的革命风潮面前，也越发显现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愚顽。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垂垂老矣的张之洞心力交瘁，在“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①的悲凉感叹中撤手人寰，此时距离武昌城头那划时代的首义枪声打响，已不足八百个昼夜。
作为一个敏锐而言于历史感的思想家，张之洞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有其独特的观照角度和结论，这正是他作为政治家谋身行事的依据。在《劝学篇》中，他论及中外大势时说：今日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②这与此前李鸿章“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之说，以及薛福成（1838—1894）在《变法》一文中所言“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外联属之天下”③，是近似认识。张之洞还从比较历史学的角度，分析“今日之世变”发生的因由：欧洲各国开辟也晚，郁积勃发，斗力竞巧，各自摩厉，求免灭亡，积惧成奋，积奋成强。独我中国士夫庶民，情然罔觉，五十年来，屡鉴不悛，守其傲情，安其偷苟，情见势继，而外侮亟矣。
张之洞明确反对以种族优劣来说明西方进步而中国停滞的严酷现实，他设问道：“岂西人智而华人愚哉？”并进而分析西方“开辟也晚”，”进境尤速”的原因：欧洲之为国也多，群虎相伺，各思吞噬，非势均力敌，不能自存。故教养富强之政，步天测地、格物利民之技能，日出新法，互相仿效，争胜争长。且其壤地相接，自轮船、铁路畅通以后，来往尤数，见闻尤广，故百年以来，焕然大变，三十年内，进境尤速②。
这种议论显然是从当时盛行的进化论中导出：欧洲的进步是竞争的产物。张之洞继而指出，与西方世界“争胜争长”的情形相比，老大的中国则是另一番景象：傫然独处于东方，所与邻者，类皆陬噬蛮夷，沙漠蕃部，其治术学术，无有胜于中国者，惟是循其旧法，随时修饬，守其旧学，不逾范围，已足以治安而无患，迨去古益远，旧弊日滋，而旧法、旧学之精意渐失，今日五洲大通，于是相形而见继矣。张氏不无婉惜地议论：”西国强盛开通，适当我圣祖高宗之朝”，假使“其时朝廷恢豁大度，不欺远人，远识雄略，不囿迂论，而人才众多，物力殷阜，吾知必已遣使通问，远游就学，不惟采其法，师其长，且可引为外惧，藉以做我中国之泄沓，戢我中国之盈侈，则庶政百能，未必不驾而上之”②。在这里，张之洞颇抱怨清廷“开放”太晚，不能不说是一种觉悟者的反思。
张之洞对于时代面临剧变的估量，对于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探讨，已越出传统陈说，显示出接纳新知的愿望，其直追异域先进，亟欲祖国富强的意向更溢于言表。他关于康熙年间若能开国师法远西，今必大盛的设想，也不失为智者之遐思。
历史毕竟不能假设，但历史却可以创造。张之洞不是幻想家，而是力行者，他“矢抱冰握火之志，持危扶颠之心，冀挽虞渊之落日”③，兴灭继绝，使中华“庶政百能”，对西洋“驾而上之”，他为此奔走呼号，辛勤劳作，其成败得失，留待后人评说。我们今天有充足的理由和证据来分析张之洞思想言行的新旧杂糅、自相矛盾，却无法否认张之洞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巨大份量——
作为政治家的张之洞，在“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的历史条件下，宵衣旰食，励精图治，确实有所作为，其实绩颇耸动中外，日本名臣伊藤博文（1841—1909）称其为中国第一能办事之人，实非过誉；然而，对于政治制度层面的变革和激烈的社会革命，张之洞又持不共戴天态度，故尔清末革命党人斥其为附鳞攀翼的汉奸，恨不能将其“头置于胯下”①，也是自有缘故的。作为思想家的张之洞，则在古今中西大交汇的浪潮中殚精竭虑，因革损益，留给后世一份丰富而驳杂的遗产。方面，张之洞对新文化、新思想的技术一艺能层面给予充分的接纳，表现出颇为大度的宽容和开明，这在其《劝学篇》的外篇中表述得酣畅淋漓；另一方面，他对新文化、新思想的政治—伦理层面又加以排拒、否定，口诛笔伐，展开殊死较量，《劝学篇》的内篇正显示了他卫道的执著和激昂。从结构上分析，一种文化包括外缘和内核，技术—艺能层面属于外缘，政治—伦理层面属于内核。张之洞作为以”保教”为职志的思想家，最大特点在于，当他感受到“圣教”受到根本性威胁时，企图通过变通其外缘来达到捍卫其内核的目的。他的这种努力的理论表现就是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时代“流行语”作出系统的阐发。他所钟情的这一文化范式具有相当大的涵盖性，虽有严复（1854—1921）、何启（1859—1914）、胡礼垣（1847—1916）等启蒙思想家对这一文化范式及时驳诘，但仍为众多的人们所认同，直至二十世纪初叶仍然如此。以“五四”为开端的新文化运动，以及此后数十年间，经过全民族吞吐融会古今中西文明成就的实践，方逐步突破“中体西用”樊篱，告别张之洞时代，但仍不能说张氏的思维模式己全然成为明日黄花，兼通中两的陈寅恪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宣称自己的思想言论未能脱出其轨道，就是一个例证。
①见1907年《民报》特刊《天讨》所载”现代汉奸之真相”图片。
①毛泽东同时说，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转引自丁守和：《关于近代史人物研究和评价问题》，《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
②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1927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陈寅恪作挽词曰：“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海宇承平娱旦暮，京年冠盖萃英贤。当日英贤谁北斗，南皮太保方遇叟。忠顺勤劳失素衷，中西体用资循诱。”可见陈氏对张之洞的景仰和对“中体西用”思想的服膺。
①《孟子·万章下》。
①《劝学篇·序》，《全集》卷二百零二。
②《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全集》卷二百零二。
①《全集》卷七十，奏议七十，《遗折》。
②《劝学篇·序》，《全集》卷二百零二。
③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218页。
①《劝学篇·内篇·知类第四》，《全集》卷二百零二。以下引《劝学篇》不标《全集》卷数。
②《劝学篇·外篇·益智第一》。
①
②《劝学篇·外篇·益智第一》。
③胡钧：《张文襄公年谱》，以下简称胡编《年谱》，北京天华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版，甘朋云序。
①［清］宝鋆等辑：《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六，第17页。重点号为本书作者所加。
①《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①见《张文襄公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北京文华斋刻本，1928年版，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海水》。
②《全集》，卷二百一十二，古文一，《殿试对策》。
③《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十七，第24页。
④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清流党》，岳麓书社1985年版。
①《全集》卷二，奏议二，《边防实效全在得人折》。
②《全集》卷八十九，公牍四，《延访洋务人才启》。
③见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清流党》。

●生平篇——从清流健将到洋务殿军　 第一章　早岁经历　　第一节　世宦之家
明永乐年间，朝廷迁徙山西人口充实畿辅及川、陕、湖广一带。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大移民。直到今天，民间依然传诵着“要问祖先来何处，洪洞城北大槐树”的寻根谣。本书传主张之洞的先祖张本，也跋涉在茫茫的迁徙人流中。
张本从洪洞来到京畿漷县（今北京通县一带），安下家来。经过两代耕读，张本的孙子张端，官居南直隶繁昌县获港巡检，又举家迁至天津府南皮县（今属河北省），于东门印子头置产立业。张氏家族从此定居于此，声名渐盛，号”东门张氏”。张端之子张淮于明正德年间进士及第，官至河南按察使，“以文章忠义有声于时”①。张淮七传至乃曾，即之洞高祖，为清代山西孝义知县，乃曾之子怡熊，官浙江山阴知县，“两世为具令，皆以廉惠闻”②。之洞祖父廷琛，字献侯，以贡生资格任四库馆誊录，后议叙福建漳浦东场盐大使，又题补古田知县。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因闽浙总督伍拉那等贪污、纵盗案，督抚藩臬十余要员下狱，牵连甚广。廷琛不仅洁身免祸，还多方“调护拯救”，甚获时誉。
之洞的父亲张锳，字又甫，号春潭，生于乾隆五十八年（1493年），早年丧父，家境窘迫，“食贫力学”③，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乡试中举。张锳将家徙居南皮城南三里双妙村，这里便成为张之洞的故里。中举后，张锳屡赴会试不第，以大挑④补贵州安化知县，又调贵筑知县，后迁古州同知，擢兴义知府（所辖在今贵州安龙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一带）。张锳一生三娶。原配刘夫人，布政司经历刘廷武之女。继娶蒋夫人，四川嘉定知府蒋策之女。再娶朱夫人，四川邛州直隶州知州朱绍恩之女。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日（1837年9月2日），朱夫人生之洞于兴义知府官舍⑤。之洞以上，有一个哥哥之渊，以下有两个弟弟之澄、之涌，还有八个姐妹。堂兄之、之清因父早亡，也被张锳收养，如同亲生一般。这是一个颇为热闹、殷实的大家庭。
道光二十年（1840年），朱夫人病逝。三岁的之洞当然记不得母亲的音容笑貌，但母亲生前喜爱抚弄的两尊古琴，却常常勾起他的思念之情：
梦断怀棬泪暗倾，双琴空用锦囊盛。
儿嬉仿佛前生事，那记抛廉理柱声。①
生母死后，之洞由父亲的侧室魏氏抚养。魏氏无子，待之洞如己出。母子感情甚笃。光绪十三年（1887年），魏氏卒于南皮。此时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闻报十分悲伤，“白衣冠为位而祭”，“循礼成服”。对魏氏亲属来粤者，亦“以戚谊待之”②。
张锳对子侄管教甚严。他礼聘远近名儒为子侄侍授“乾嘉老辈诸言”③，又购书数十橱，“令于日课外，听以己意观之”。之洞四岁发蒙，从附生何养源受读。拔贡曾搢之，附贡张蔚斋，举人黄升三、王可贞、张肖、赵斗山，进士敖慕韩，先后作过他的业师。有严父督促，名师指教，童年的之洞十分勤勉，读书“非获解不辍，篝灯思索，每至夜分，倦则伏案而睡，既醒复思，必得解乃已。”④学业因此大进。八岁读完四书五经，十岁开始习作诗文。兴义府署比邻试院，院内有天香阁，立树石佳胜之间。之洞读书习字、赋诗填词于其中，每得怡乐。他曾集此时诗文为一集，曰《天香阁十二龄草》①。张锳高兴地将其寄给之洞的伯父一阅，伯父复函以“敛才勿露”为最。之洞终身诵之。
十二岁以后，之洞又先后师从韩超、丁诵孙、重云逵、袁燮堂、洪次庚、吕文节、刘僊石、朱伯韩，研习经学、小学、古文学、史学、经济之学。他还尝从父亲的挚友胡林翼（1812—1861）问业。胡林翼、韩超十分器重少年之洞的才气，而之洞一生奉行经世实学，亦受胡、韩二人影响为最。
②许编《年谱》卷三。
③许编《年谱》卷一。
④胡编《年谱》卷一。
①集中诗文存于张锳主纂《兴义府志》，清宣统元年铅印本。
①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以下简称许编《年谱》，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五年版，卷一。
②许编《年谱》卷一。
③许编《年谱》卷一。
④清乾隆以后定制，对三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由国家挑选其中一等的以知县用，二等的以教职用，挑选标准重在形貌与应对。
⑤此据许同莘《年谱》和胡钧《年谱》。另据刘显世等修《贵州通志》（民国三十七年铅印本），道光十七年，张锳尚在贵筑知县任内，按此说，则之洞的出生地应为贵筑知县官舍六洞桥（今贵阳市博爱路）。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五，诗集二。

第二节　科举得志
通过科举之途，学优登仕，是千余年间中国士子的必由之路，历来被视作“正途”。世宦之后张之洞当然也不例外。如果说有什么特殊之处的话，那便是他的科举之途，较之其先辈及同时代的多数学子更为顺利、畅达。
按照科举制规定，考秀才、举人，必须于原籍应试。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十二岁的之洞与兄长同行，取道湘、鄂，回故乡直隶南皮应童子试，中生员，翌年入县学，成为秀才②。咸丰二年（1852年）之洞参加顺天府乡试，中式第一名举人，“一时才名噪都”③。乡试头名称“解元”，是科场上难得的荣耀。喜讯传至兴义，张锳心花怒放，自不待言；之洞的业师胡林翼，亦兴奋至极，他致书张锳称：“得令郎领解之书，与南溪①开口而笑者累日。”②。之洞得知此事，更感激恩师的栽培之情。三十多年后，之洞于湖广总督任内，特地前往武昌胡林翼祠，凭吊恩师：
二老当年开口笑，九原今日百身悲，
敢云驽钝能为役，差幸心源早得师。
张之洞中举后，寓居京师外祖父蒋家。咸丰三年（1853年）春，太平军攻克金陵（今南京），改称天京。五月，洪秀全令林凤祥、李开芳率师北伐，“师行间道，疾趋燕都”，京师震动，畿辅戒严。一片风声鹤唳中，之洞于七月离京，顺运河而下。时值霖雨兼旬，孤身舟中，四顾茫茫，之洞赋诗感怀：
绮绣周原变水乡，误看秫稻作菰蒋。
泽鸿休怨无安所，且限南来丑虏狂。
十六岁的新科解元，忧愤交加地诅咒农民战争可能会葬送自己的前程。
更现实的危险接踵而至。咸丰四年（1854年）春，之洞回到兴义父亲身边。此时的张锳，顾不上抚慰旅途劳顿的游子，他正全力对付此伏彼起，兵临城下的各支农民军。这几年，借助太平军的声威，贵州各地，义军纷起。独山杨元保、安南涂令恒、铜仁梅济鼎等先后发难。咸丰四年（1854年）秋，遵义府桐梓县杨凤，举太平军旗号，聚千余众起事，屡败进剿清军，连克仁怀、龙泉、绥阳等城，队伍发展至万人，于十一月包围兴义府城。张锳率部及家人婴城固守，之洞兄弟皆登陴苦战，三昼夜不息。情况最危急时，张锳令堆积柴草于城楼，一旦城破，即举家自焚。后张锳“阴缒死士下城绕出贼后”①，里外夹攻，击退义军，方转危为安。之洞在《铜鼓歌》中，曾记载了这一血火之役：
咸丰四年黔始乱，播州首祸连群苗。
列郡扰攘自战守，盘江尺水生波涛。……
我先大夫慷慨仗忠信，青衿白屋皆同袍。②
这一年冬，之洞成婚。新娘是嘉庆癸酉（1813年）拔贡、贵州都匀知府石煦之女。石夫人给之洞留下一子（权）、一女（檀）。婚后，之洞仍留父亲军中。张锳剿灭杨凤农民军，又击退苗民起义。之洞于戎马倥偬之中，温习功课，准备于科举之阶更上层楼。咸丰五年（1855年）秋，之洞携夫人辞别父亲，取道川、陕赴京就试。也许是经历了更多的人生磨难，此次北行，之洞未见褪减的功名之心，又平添了几分家国忧思。他由黔入川，渡江迤逦北行，经潼川、剑阁、宁羌，入陕南。他在《宿宁羌州》诗中称：
岁晏单车独北征，风催槁叶下边城。
一家骨肉同萍梗，四海亲朋半死生。
抒柚山中犹急税，旌旗江上未休兵。
忧来无寐披衣起，霜月横天枥马鸣。①
咸丰六年（1856年）四月，之洞参加礼部试，被录取为觉罗官学教习。觉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之父显祖叔伯兄弟和各支子孙的称谓。觉罗官学，是专为觉罗子弟设立的学校。觉罗官学教习，由礼部从京省举、贡、生员中选录，于会试正科之后举行考试。被选录者依次补用，三年期满后可补放知县，故不失为仕途终南之径。
之洞在京候补，于秋天接到父亲病故的噩耗。张锳与农民军周旋数年，积劳成疾，屡乞解甲未果，终因沉疴不起。离开营伍仅二十余日，于咸丰六年七月廿五日（1856年8月25日）辞世。七天以后，贵州都匀府城被起义军攻陷，知府石均被杀，前知府鹿丕宗自焚。石均是之洞的妻兄，而鹿丕宗之子传麟，又是之洞的姐夫。农民军沉重打击了清王朝，也给青年张之洞以深深的震撼。
依循传统礼教，咸丰七、八年（1857、1858年），之洞在籍守制。咸丰九年（1859年），守制期满，之洞拟赴京参加会试，因族兄张之万（18ll—1897）为同考官，循例回避，未能应试。次年，因同一原因，继续回避。这一年，英法联军攻陷京师，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逃避热河。之洞感愤时事，作《海水》诗以纪之：
海水群飞舞蜃螭，甘泉烽火接令支。
牟驼一旅犹言战，河上诸侯定出师。
地孽竟符苍鸟怪，天心肯使白龙危。
春秋王道宏无外，狭量迂儒那得知。①
仕途停顿，国势衰微，百无聊赖中，之洞于此年秋至济南，入山东巡抚文煜幕府，碌碌度日。就在之洞倘徉于大明湖、趵突泉的湖光水色之中消磨岁月之时，晚清政治史上的一大事变发生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咸丰帝奕詝（1831—1861）死于热河避暑山庄。不满五岁的载淳（1856—1875）继位，初号祺祥，明年改元同治。同治帝生母那拉氏（1835—1908）联络恭亲王奕，发动“祺祥政变”，处死赞襄政务王大臣载垣（？—1861）、肃顺（1816—1861），“垂帘听政”，把持朝政。她便是晚清声名昭著的慈禧太后。济南府中二十四岁的幕客张之洞不会想到.紫禁城里这个权谋老辣的女人，日后竟然成为高照自己仕宦之途的“福星”②。
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之洞入京会试。三场试毕，各生试卷循例分送各同考官品评，再呈主考取舍。之洞试卷送至内阁中书范鹤生处，范颇称其才，亟荐于主考郑小山，终未获隽。范鹤生惜才心切，为之“竟夕永叹”。会试不中，但之洞仍被挑取为誊录第三名。按清制，誊录为书吏之职，朱笔誊写乡试、会试之试卷，再呈考官评阅，以防舞弊。另外，在方略馆等处任缮写者，亦名誉录。之洞当然不屑于此，遂怏怏离京赴豫，入左副都御史、内阁学士毛昶煦（？—1882）幕府，襄助督办团练、围剿捻军。不久，族兄之万由礼部侍郎外放河南，署河南巡抚。之万不忘屡次为己所累的族弟，迎之洞入署。之洞为之代草奏章，每获朝廷赏识。如《请厘定折漕疏》，两宫皇太后嘉其“直陈漕弊，不避嫌怨，饬部施行”①。在代草奏章中，之洞往往借以抒发己见，评议国是，间有迕时之论，之万便笑而置之，曰：“稿甚佳，留待老弟任封疆入告未晚”。②人文煜、毛昶煦、张之万幕府的这一段经历，为时虽短，但使之洞增长了宦场必须的见识和经验，也锻炼了行政能力，可以说是他青年时代的“出仕实习”。
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之洞赴京再次参加会试。无巧不成书，之洞的试卷这次居然又送至考官范鹤生案头。范再次力荐，得中，榜列第一百四十一名贡士。范鹤生欣喜不已，赋诗四首以记之。其一曰：
一谪蓬莱迹已陈，龙门何处认边津。适来已自惊非分，再到居然为此人。歧呼剧愁前度误，好花翻放隔年春。群公浪说怜寸甚，铁石相投故有神。①之洞十分感激房师范鹤生的提携之恩，作诗唱和：
十载栖蓬累，轮囷气不磨。
殿中今负扆，江介尚称戈。
一个虽微末，平生耻媕娿。
心衔甄拔意，不唱感恩多。②
四月复试，之洞得心应手，榜列一等一名。接下来是最后一关殿试对策，之洞洋洋洒洒，两千余言一挥而就。求才、纳言，本是士人的“常规”话题，之洞自然旁征博引，信手拈来。但他意犹未尽，笔锋一转，指陈时弊：“今日人材之乏，资格太拘，科口太隘致之也”。“今世士大夫习为柔懦”，“殚精毕世但攻时文，一旦释褐从政，律令且不晓，何论致治勘乱之略哉！”“今天下大患在于贫，吏贫则黩，民贫则为盗。军贫则无以战，而其原自不俭始”。甚至当朝皇上，也受到批评：“陛下慎重名器之深心，而臣窃以为过计”。难得有这样直抒胸臆的机会，之洞又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任人者治，任法者乱，”“夫杀一贼不如使氏少增一贼之为功多也；求一良将不如选一良吏之为力易也，二者固宜深思而蚤计也。”③这样一份“不袭故套，指陈时政，直言无隐”的殿试对策，在读卷官中引起争议，多数人议置于三甲之末，独大学士宝鋆十分赏识，以为奇才，置二甲第一。试卷进呈两宫，西太后将之洞拔置一甲第三，中“探花”，赐进士及第。慈禧信用之洞，此肇其端。四月二十八日，从新进土中选拔庶吉士的朝考于保和殿举行。之洞是一甲第三，已取得翰林资格，不过循例陪考，因此毫不紧张，又考得一等第二。五月初八，引见两宫皇太后，授翰林院编修。同冶四年（1865年）四月，之洞参加庶吉士散馆考试，又列一等一名。五月，结发夫人石氏病卒于京师寓所。之洞回想十年来的患难恩爱，如今自己即将步入宦途，正待一展抱负，封妻荫子，夫人竟撒手而去，不禁潸然泪下：
酒失常遭执友嗔，韬精岂效闭关人。
今朝又共荆高醉，枕上何人谏伯伦。
龙具凄凄惯忍寒，箧中敝布剩衣单，
留教儿女知家训，莫作遗簪故镜看。①
次年四月，之洞参加翰林大考，竟发生卷面脱字之误，这在他多年科考经历中是从未有过的。卷面脱字，乃科考大忌，之洞因此仅列二等第三十二名。尽管如此，他还是被选派出任浙江乡试副考官。十余年的科场奋斗，至此终结，从而开始了漫长的宦海生涯。综观之洞的科举之途，虽经坎坷，终成大器。十三岁成秀才，十五岁荣登解元，二十六岁题名探花，这是一份颇令士子歆羡的履历。相对于万千皓首穷经，亟亟科场功名而终生不可得者，之洞无疑是幸运者，可谓少年得志，因而荣膺对誉：“近日科名之早者，盛推南皮张香涛”①。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五，诗集二。
①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光绪五年一月朔日。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②此说据许编《年谱》及胡编《年谱》。但据张之洞幕僚宋绍锡著《庸庵书存卷》记载，之洞当时并未回籍应试，而是在广西百色直隶厅。据说这样做是为了避嫌。
③《大清畿辅先哲传·张文襄公传》。
①韩超，字南溪。
②许编《年谱》卷一。
③《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
④《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
①许编《年谱》卷一。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
②之洞死后，时人称其为”考钦显皇后手擢之人”（《张文襄公大事记·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
①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张之万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②胡编《年谱》，卷一。
①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

第二章　宦海初步　　第一节　三省学官
浙江乡试副考官，是张之洞仕途的第一个实差。紧接其后，他又历任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川学政。这些职务，责在为朝廷选拔人才。之洞力官一生，惜才、“得人”是其始终不渝的风格，显然与他的十年学官经历密切相依；同时，学官生涯也使他对于科场积弊之重，改革教育之切，有了较深切的认识。
同治六年（1867年）七月，之洞随正考官张光禄前往杭州，主持浙江乡试。他恪尽职守，极力选拔英才，“勤于搜遗，乡试卷全阅，小试卷十阅其七，得人甚多。””屏绝搜检，然枪倩怀挟剿袭，专于文字中求之，罕能欺者，所录专看根柢性情才识，不拘于文字格式，其不合场规文律而取录者极多，惟义理悖谬者，虽一两语必黜，人服其公明，亦不訾议也。”①浙江土人，仰慕之洞的声名识见，”今年张香涛以名士来浙主试，可谓乡邦之幸。”②这一年的浙江秋闱，所取多朴学之士，他们中有后来历任陕甘、两广总督的陶模（1835—1902）、外交家袁昶（1846—1900）、许景澄（1845—1900），以及著名学者孙冶让（1848—1908）等，人才之盛，“前后数科皆莫及也”③。
同治六年（1867年）八月，谕旨张之洞简放湖北学政。学政，全称为“提督学政”。清廷设此职，派往各省掌生员之考课黜陟，称为案临。任职者，从进士出身的侍郎、京堂、翰林、科道等官中简派，三年一任。任学政期间，不问本人官阶大小，均与督、抚平行。之洞甫届而立之年，便获此要任，自然格外振作，他“舆疾游杭州山水”④，不及回京谢恩，便溯江而上，十一月十三日抵省城武昌，十六日接篆视事。在到任奏疏中，之洞表白自己的施政要旨：“学政一官不仅在衡校一日之短长，而在培养平日之根柢；不仅以提倡文字为事，而当以砥砺名节为先。”又于试院布告诸生：“剔弊何足云难，为国家培养人才，方名称职。衡文抵是一节，愿诸生步趋贤圣，不仅登科。”⑤为了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之洞推出革新之举，“札行各属，发题观风，听生童量能自占，各尽所长。引用隐僻典实，许自注书名出处。平日具有著作者，可随卷送呈。”又奏请朝廷，改经文为经解，由考生报名认习之经，分别考察，并于郧阳府照新章试办。之洞此番兴革，颇得好评，曾国藩赞许曰：“往时祁文端、张海门视学吾乡，最得士心，近张香涛在湖北亦惬众望。”①同治七、八两年，之洞先后两次按试德安、汉阳、黄州、襄阳、郧阳、安陆、荆州、宜昌、荆门等处，风尘仆仆，夙兴夜寐。其间还主持全省乡试，“以端品行、务实学两义反复训勉”诸生。又与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李鸿章商定，在武昌创建文昌书院（后改名经心书院），同治九年（1870年），之洞于鄂省岁、科两试试卷中，择其为文雅驯者，取左太冲《蜀都赋》“江汉炳灵，世载其英”意，编为《江汉炳灵集》刊行。第一集为四书义，第二集为试律，第三集为府试古学之文，第四集为通经学古之文。第五集为观风之作。之洞亲为之序，“时文必以阐发义理华实具备者为尚，诗古文辞必以有法度不徇俗为工，无陈无剽，殆斐然焉。”②后来他在《輶轩语》中自评其集：“才气虽富，理法尤密，且皆是相题行义，引用切当，不宜误会，买椟还珠，致伤文体。”③这年十月，之洞任满交卸。其时有送妹亚芬之黔诗，曰：“人言为官乐，那知为官苦，”我年三十四，白发已可数。”④对学政劳苦，感慨系之。
同治九年（1870年）春，石夫人辞世五年后，之洞于湖北学政任内娶湖北按察使唐树义女为妻。两年后，唐夫人病卒，留下一子仁颋。
同治九年十月，之洞交卸学篆，携唐夫人返京。其时清朝政局相对稳定，这一是因为太平天国、捻军相继被扑灭，二是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亦由战时的尖锐对立转为和缓，清廷屈服于列强的强权政治，而列强也认识到维系清廷的傀儡地位，更有利于他们对中国的掠夺。这便促成所谓“同治中兴”。在朝野上下一片暂时、表面的升平气象之中，之洞在京度过了两年“清流雅望”的悠闲生活。他与潘祖荫（1830—1890）、王懿荣（？—1900）、吴大澂（1835—1902）、陈宝琛（1852—？）、李慈铭（1830—1894）、王闿运（1833—1916）等京师“词流名彦”往来唱和，春日踏青，重阳登高，或访先贤，或寻故址，品藻人物，纵论古今，他们“兴高彩烈，飞辨元黄，雕龙炙輠，联吟对奕”①，这为张之洞日后跻身清流党准备了思想意识与社会交往方面的条件。
同治十年（1871年），之洞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
同治十一年（1872年），之洞又一次以自己识见和文才，博得慈禧的青睐。这一年九月，方略馆进呈《平定粤匪方略》，《剿平捻匪方略》，之洞代撰“恭进表”各一，慈禧“览之，称为奇才”，时人以为这是之洞“结主向用之始”②。同月，同治帝大婚，之洞撰乐章四章，礼成，被赏加侍读衔。
同治十二年（1873年）六月，之洞奉旨任四川乡试副考官，随正考官钟宝华出京，取道豫、陕入川履任。九月，简放四川学政，任期三年。
四川幅员辽阔，蜀道又素称“难于上青天”，三十七岁的学政张之洞，深感“此差殊非乐境”。他按制于每年案临各州府，巡视督察，沿途“大率荒山绝壁，盘路一线，险不可言，天气严寒，大雪迷路，不敢投足，异大颠踣，从骑陨毙，不知凡几，此外水程则处处皆滩，惊心动魄，绝无从容怡旷之地”①。
比险峻的巴山蜀水更令之洞头痛的，是四川科场弊端丛生，积重难返，不仅败坏学风，而且影响社会秩序。“川省人心浮动，狱讼繁多”，与文生有关；“烧香结盟，纠众滋事”，则与武生有关。“故欲治川之民，必先治川省之士。”②历来川省科考，舞弊公行。“枪替”（雇枪手代试）、“联号”（涂改编号）、“通关节”（与考官串通作弊），花样迭出。更有甚者，名曰“拉磕”，即考官覆试时，暴徒纠众将其擒获，索重金方得赎回。之洞从整顿试场规章制度人手，制定惩鬻饭、禁讹诈、禁拉磕、拿包揽、责廪保、禁滋事、杜规避、防乡试顶替等八条办法，严饬执行。又通缉著名“枪手”十余人，惩处受贿作弊考官，办”拉磕”暴徒。为防止武童横悍滋事，“即令教习结保，各自稽察，无数习具结者不得与试”③。对于这番整饬，张之洞颇感自慰，他说：“四川督学署积尘盈屋，我次第扫除过半耳”。之洞督学四川，立意“储养人才以备国家缓急之需，而救当世空疏之习”。他主持川省学务，“平日衡文不主一格，凡有一艺之长，无不甄录，而尤注重于经史根柢之学，故所至考求文献，礼访名宿，惟恐不及，每值士人晋谒，辄优假颜色，殷殷焉以读书稽古相敦勉，并为指示途径，俾有遵循。”④对于确有才华的学子，之洞备加关怀，着意栽培。如仁寿籍学生毛席丰、绵竹籍学生杨锐（1857—1898）①、华阳籍学生范溶，皆高才生，之洞特意“召之从行读书，亲与讲论，使研经学”②。光绪二年（1876年）四月，之洞按试眉州，由杨锐等陪同，登临苏文忠公（轼）祠，其《登楼》诗曰：
共我登楼有众宾，毛生杨生诗清新。
范生书画有苏意，蜀才皆是同乡人。
之洞还通过乡试，选拔实学之上，以扭转空疏学风。张之洞去世后，四川总督赵尔巽上奏盛赞张之洞当年任四川学政时的实绩：“先是川省僻处西贩，人文未盛，士林之所驰鹜，率不出帖括章句之图。自同治初年该大学士（即之洞——引注）典试西来，始拔取绩学能文之上……以为之倡，士风始为一变”③。清末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蜀学会”发起人、成都国学院院长兼四川通志局总纂宋育仁（1857—1931）即经之洞选拔，乃脱颖而出。
成都原有锦江书院，但规模狭小，不足以容多士。之洞遂商之于四川总督吴棠，创建尊经书院，克期兴工，于光绪元年（1875年）春建成，”择郡县高材生肄业其中，延聘名儒，分科讲授”①，又“捐俸置四部书数千卷，起尊经阁度之”②。他手订《创建尊经书院记》，详陈“建置书院之本义与学术教条之大端”共十八条，并拨冗亲临书院讲学。十余年的科场经历加上十年的学官生涯，使之洞对于中国传统教育体味颇深。他于四川学政任内，撰成《辅轩语》和《书目答问》二书，意在为后学指点迷津。輶轩，指使臣所乘之车。汉人扬雄有《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一文，之洞因其意与自己以学政使蜀有合，乃命其书日《輶轩语》③。该书语行、语学、语文，“深者为高材生劝勉，浅者为学僮告戒，要皆审切时势，分析条理，明白易行，不为大言空论”④。
为使诸生面对浩如烟海的典籍”不致迷罔眩惑”⑤，之洞又撰《书目答问》一书，“意在开扩见闻一，指示门径二，分别良楛三，其去取分类，及偶加记注，颇有深意，非仅止开一书单也。”⑥《书目答问》举书二千余部，“其门径秩然，缓急易见。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⑦，素为学人所推重。唐夫人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病卒后，之洞于光绪二年（1876年），继娶龙安知府王祖源之女、王繁荣之妹为妇。王夫人贤而有才，待字之年，曾在京与之洞比舍而居，相互有所了解。结为夫妻，感情更洽。无奈天不假年，三年后，王夫人卒，留下一女準。光绪二年（1876年）底，之洞四川学政任满，于次年返京，充文渊阁校理，结束十年学官生涯。
③该书所蕴诸多教育思想，学术思想，拟于下编专论，此处从略。又该书有缪荃荪草撰一说，但证据似嫌不足。即便为缪草撰，但该书经张之洞笔削订定，并以己名刊印问世，则此书表达张之思想应为无疑。
④《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
⑤《书目答问》略例。
⑥胡编《年谱》卷一。
⑦《书目答问》略例。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②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同治六年八月九日。
③《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④许编《年谱》，卷一。
⑤许编《年谱》，卷一。
①《与许仙屏书》，转见胡编《年谱》卷一。
②《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
③《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
④许编《年谱》卷一。
①李岳瑞：《春冰室野乘·张文襄逸事》，上海世界书局，1923年版。
②《张文襄公大事记·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
①《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王廉生》。
②胡编《年谱》卷一。
③许编《年谱》卷一。
④赵尔巽奏折，见《全集》，卷首上。
①之洞尝称杨锐“才英迈而品清洁，不染蜀人习气。颖悟好学，文章雅赡”，为“蜀士一时之秀”（《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致谭叔裕》）。二十年后，杨锐以”戊戌六君子”之一而身陷囹圄，之洞为之多方奔走，营救未果，深为痛心。
②许编《年谱》卷一。
③赵尔巽奏折，见《全集》，卷首上。
①赵尔巽：《张文襄公荣哀录》卷一。
②许编《年谱》卷一。

第二节　入党清流
清季京师活跃着一班以清高博雅自重，以指弹时政为任的士大夫。这些人大多有声望地位而无实权实责，每每上书谏事，直言无忌，颇令权臣不悦，间或也使皇上及两宫太后下不来台。时人称之为”清流党”。
同、光年间的清流党人，并无实际组织，不过是若干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儒雅狷介之士的松散联合。之洞曾论道：“清流势太盛然后有党祸。今也不然，偶有补救互相角立而已。”①这些人能在晚清政坛上成一番气候，并非偶然。同、光之际，清廷为显示“中兴”气象，“方锐意求治，诏询吏治民生用人行政”②，需要些许敢于犯颜直谏者为其点缀。更重要的是，此时正值洋务运动的鼎盛期，廷枢奕，疆臣左宗棠（1812—1885）、李鸿章等权柄在握，声望日上。富于机诈的慈禧太后既要借重奕、左、李等，以“洋务”充实清廷的经济、军事实力，又担心“内轻外重”，尾大不掉，权势旁落，便玩弄“以清议维持大局”的手法，利用清流党人，以牵制炙手可热的洋务大吏。
同、光年间的清流党，按党人籍贯划分又有南、北之别。从时间上看，以光绪十年（1884年）的中法战争为界，北清流活跃于前，南清流崛起于后，所以又有前、后清流之说。
北清流以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魁首。李鸿藻（182O—1897），直隶高阳人，字寄云，号兰孙。咸丰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咸丰帝特诏为皇太子载淳师傅。同治三年（1864年）擢内阁学士。历任户部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等职。他性格耿直不阿，曾联合恭亲王等十大臣联名上奏。以“不应虚糜帮猾，为此不急之务”为由，力阻重修圆明园。“始终执争，事竟得止”①。李鸿藻又以“孝”著称。其母去世。他不顾慈禧再二饬令，反复陈请，甚至托病不出，坚持开缺回籍守制，慈禧执拗不过，只得允准。更有甚者，当慈禧之母去世，群臣凭吊，独李不往，时论哗然，慈禧竟也无可奈何。鸿藻以“耿”、“孝”闻名，许多北方籍京官，如张佩纶、陈宝琛、黄体芳、宝廷、邓承修等便聚集于其周围，人称”北清流”。张之洞于光绪二年（1876年）由川返京后，也加入他们的圈子。
南清流先后以军机大臣沈桂芬（1818—1881）、户部尚书翁同龢（1830—1904）为宗主，盛昱、王仁堪及稍后的志锐、文廷式、黄绍箕、丁立钩、张謇等为其骨干，一直延续到清末，成为“帝党”中坚。
南北清流因畛域、意气之见，常相互攻讦，但亦有诸多共识，如维护国权，力御外侮，改革弊端，政主清廉等等。尤其是在反对“洋务”方面，更趋一致。他们“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①，对于洋务派的对外妥协政策，更是猛烈抨击，“一时尊王攘夷之论，靡漫于全国”②。
张之洞在洋务运动大兴之时，脐身倾向保守的清流派，并成为其中的健将，有其经历、学识、性格等多方面原因。
之洞出身于世宦之家，从小接受的是严格的儒家教育，科举仕途的一帆风顺，更令他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宗儒术笃信不疑。他国学根底深厚，兼综汉、宋，对于传统文化，眷念情深。加上他青少年时代就学于贵州、直隶，为学政时出使湖北、四川，均为西方新学影响尚未深入的内地闭塞之区。甫届不惑之年的之洞，思想还禁锢于中古领地。在性格、作风方面则继承先辈的清廉耿直之风。其祖上即有为官廉惠声名，幼年时，父亲曾以“贫，吾家风，汝等当力学”③勖之。之洞为官多年，也的确做到克己自爱，廉洁奉公。在四川学政任上，“于例得参费银二万两辞而不受”④。离任时竟无钱治装，“余还都后窘甚，生日萧然无办，夫人典一衣为置酒”⑤。物质境遇的窘迫，激励之洞高远的抱负和耿直的性情，他屡屡以诗言志：
当代功名同气盛，蹉跎莫待鬓如丝。
⑥皓皓不受浊流滓，怀沙惜誓将毋同，
我本海滨士，独衔幽愤希高踪，
坐对天池一长啸，枯桑械械生天风，
王伦不斩秦竟帝，吾舍二子将安从。①
白日有覆盆，刳肝诉九阍，
虎豹当关卧，不能遏我言。“独衔幽愤”的情致，“虎豹当关卧.不能遏我言”的直谏勇气，使之洞具备了清流的基本性格。他还在诗中抒发一匡天下的雄心与未获重用的悲苦：
湛思究理乱，搤腕规匡扶，
稠人广如海，欲语气类孤。
③从来朋友云龙契，亦等君臣石水知。
处默固应浑众独，希声何用计成亏。
此类诗篇活画出一位孤高自许而又经世心切的士子的魂灵神态。张之洞迈人清流行列的思想情感基础已经奠定。
在个人交往方面，早在外放四川学政之前，之洞便与清流中人潘祖荫、李慈铭、陈宝琛、王懿荣等过从甚密。他曾发起觞客于龙树寺，“时雨乍晴，青芦瑟瑟，纵论古今，竟日流连”，“此咸、同以来，朝官名宿第一次大会也。”①去四川学政返京后，之洞又与北清流骨干张佩纶结识，相互引为同调，遂入北清流圈，渐为中坚。当时京师士人“呼李鸿藻为青牛（清流同音）头，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他们“连同一气，封事交上，奏弹国家大政，立国本末”②，一人言事，众口相帮，互为声援，形成一股势力，颇能左右朝中舆论。京师士人对他们甚为景仰，以至爱屋及乌的地步，如张佩纶“喜著竹布衫，士大夫争效之。”光绪三年（1877年）至光绪七年（1881年），之洞居官京师，先后充教习庶吉士，补国子监司业，补授左春坊中允，转司经局洗马，晋翰林院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又转左春坊左庶子，补翰林院侍讲学士。这一系列职官，均无多少实责实权，四年之中，之洞的主要精力，都耗费在“不避嫌怨，不计祸福，竟以直言进”④。他与张佩纶、黄体芳、宝廷并称”翰林四谏”⑤，再加上刘恩溥、陈宝琛，又称“清流六君子”，而之洞“实为之领袖”⑥。光绪三年（1877年）四月，朝廷发生穆宗升袝问题，即如何安置同治皇帝的神位。同治帝载淳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病死，庙号穆宗。依照礼制，天子的祖庙称太庙，为供奉天子神位之地。太庙分九室，一世一室。同治帝以前，清世系己传九世，即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圣祖玄烨、世宗胤禛、高宗弘历、仁宗颙琰、宣宗饧宁、文宗奕詝。穆宗神位如何安置，成为大问题。是否应该另建一室，廷议纷纷。日讲起居注官张佩纶疏请建文武世室于后殿左右，恭奉太宗文皇帝庙主以次递迁，妥善解决了这一问题。张佩纶（18481903），字幼樵，直隶丰润人，同治十年进士，以编修大考擢侍讲。他耿直敢言，“尤以纠弹大臣著一时”①。之洞时充教习庶吉士，读到张佩纶的上疏，十分钦佩，“叹曰：‘不图郑小同杜子春复生于今日’。遂造庐订交焉。”②从此成为密友。
习庶吉士品级低微，不得具折言事，之洞便为清流中人代草奏疏。黄体芳（1832—1899），字漱兰，浙江瑞安人，同治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充詹事府左庶子。“慨然有经世志”③，也是一员清流健将。他与之洞同年同历，久有交往。光绪三年（1877年），之洞为黄体芳具疏陈时政得失，被朝廷采纳，谕旨分别施行。此后不久，之洞又为他代书奏折，弹劾户部尚书董恂：“今朝臣中之奸邪，如户部尚书董恂是已。”奏折列举董恂诸般劣迹，“贪鄙欺罔，有心病国”，“言语猥琐，举止卑谄”，“其他为众口诋訾之处，罄牍难书”，“伏望亟予罢斥，以清朝列。”①这一次却被圣谕驳回：“以传闻无据之词，信口诋斥，措词殊属过当。著交部议处。”吏部议处的结果，本应降二级留用，但系因公起见，免于处分。但黄体芳却因此而失去了补迁国子监祭酒的机会。不久，值之洞长子仁权新婚，黄体芳往贺，之洞“言我负漱翁者再”，体芳慨然曰：“是何伤，文章出君，气节属我。”②之洞又为其代草宽免处分谢恩折，称“汉廷祷雨，不诛卜式之狂言；宋帝知人，无待苏洵之过虑”，仍蕴董恂为奸邪之意。
光绪五年（1879年）闰三月，继统继嗣问题，又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原来，四年前，同治帝死，因其无后，由慈禧太后作主，以咸丰帝之弟醇亲王奕譞子，三岁的载湉继位，是为光绪帝。慈禧之举，出其私意。按清例，同治帝载淳死后无子，应从爱新觉罗氏载字辈的下一辈，即溥字辈中择贤而嗣。这样一来，慈禧便成了太皇太后，按祖制不得垂帘听政。慈禧匆忙拉出与载淳同辈的载湉即位，以维持“母后”地位，继续执掌权柄。为平抑沸沸扬扬的朝野议论，慈禧同时宣布，“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意即将来载湉之子将作为载淳之子去继承皇位，以表正统。光绪五年三月，为同治行大葬礼于清东陵。随行百官中有一吏部稽勋司主事吴可读，以死相谏，“仰求我两宫皇太后再降谕旨，将来大统，仍归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虽百斯男，中外臣工均不得以异言进。如此，则犹是本朝子以传子之家法，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即我两宫皇太后未有孙而有孙，异日绳绳揖揖相引于万代者，皆我两宫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①此事关乎王朝统绪，慈禧不得不“著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吴可读原折会同妥议具奏。”②同时声称，吴可读之议与自己四年前做的表面文章并无差别.“前旨即是此意”。但是廷议之时，众说纷纭，这显然对慈禧十分不利。
此时，张之洞已补授国子监司业，获得自具上疏的资格。他审时度势，与宝廷联衔上疏，迎合慈禧之意，称”皇帝生有皇子，即继承穆宗为嗣”，又进一步为慈禧当年的举措辩解，说立载湉之举“出于两宫皇太后之意，合乎天下臣民之心”，“本乎圣意，合乎家法”。③一番宏论，“援引经旨，侃侃谔谔，辨明继嗣继统之异者”④，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维护了慈禧的正统地位，进一步博得她的“恩宠眷顾”。
如果说在继统继嗣问题上之洞显露出官场新进者工于心计，精于谋略的一面，那么在平反东乡冤狱，改订“中俄条约”等问题上，他则更多地表现出秉公持论、为民请命、不避权要，犯颜直谏的“清流”本色。
东乡一案发生于光绪元年（1875年）。咸、同年间，四川苛税繁杂，地丁银外，另有津贴、捐输、杂税诸多名目。“大率每地丁一两合之津捐杂派，大县完多，将近十两，中县完少，亦须五六两。”⑤而东乡（今宣汉）知县孙定扬又于以上捐税外，滥加五百文，以为肥己。光绪元年（1875年），东乡百姓苦不堪言，进城“闹粮”，聚集县衙，请求减征。孙定扬谎称百姓聚众谋反，报请绥定府派员镇压。知府易荫芝派员前往东乡，核减税额，孙定扬反弹劾易“坐视民变而不发兵”，并以“民叛”奏署理四川总督文格。文格“批饬各营痛加剿洗”，提督李有恒率兵至东乡，“将一村一寨不分善恶男妇老幼而尽杀之”①，造成冤死四百余人的特大惨案。东乡民心不服，于次年推举代表袁廷蛟进京告状申冤，又被刑部拘禁，押解四川。
东乡案轰动朝野，都察院御史吴镇、李廷箫等奏弹文格。清廷迫于民怨，给予李有恒、孙定扬革职处分，对文格“交部议处”，巨案不了了之。
光绪四年（1878年）春，清廷下召求谏。张佩纶上疏请复审东乡一案。拖至次年，清廷才派礼部尚书恩承、吏部侍郎重华赴川复审。结果竟然维持原判。
之洞本于四川学政任内，即对东乡冤案有所了解，此时更义愤填膺，决心再次上疏，请惩元凶，为民请命。他于光绪五年（1879年）五月十一日，一天之内连上《重案定拟未协折》、《陈明重案初起办理各员情形片》和《附陈蜀民困苦情形》三折。之洞首先阐明东乡一案的大背景：“自同治八年以后，局中有巨万之征收，无一纸之清帐，乡民愤激清算，遂发兵以剿之。且举无数无辜之老弱妇孺而屠戮之，此不得不为四川百姓痛哭流涕而诉之于天地父母者也”。接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东乡案的实质：“此案之查办由于滥杀，滥杀由于诬叛请剿，诬叛请剿由于聚众闹粮，聚众闹粮由于违例敛”。正是由于孙定扬“横征暴敛”，“残民以逞”，才酿成这一轰动全国的大血案。因此，“不诛孙定扬不惟无以谢东乡千百之冤魂，无以服袁廷蛟，并无以服李有恒”。之洞还奏请惩处对东乡一案负有重大责任的前署理四川总督文格和“复奏不实”的钦差恩承、童华。
刑部不得不重审此案。光绪五年（1879年）六月十七日，上谕承认东乡百姓“闹粮仇斗，并非叛逆”；孙定扬、李有恒滥杀无辜，处以极刑；文格、恩承、童华及与此案有关的数十人，均给予不同惩处。延宕数年的东乡一案，终于沉冤昭雪，之洞也因此而声名大著。内恤民愿，外争国权，是清流中人思虑所系。对于之洞，关于前者有平反东乡冤狱，关于后者则首推改订“中俄条约”之议。
沙皇俄国对我国西部边疆久怀觊觎之心。同治十年（1871年），新疆发生回民举事，英国卵翼下的中亚浩罕王阿古柏（？—1877）乘机进占乌鲁木齐及吐鲁番一带。沙俄趁新疆动乱局势，拉拢阿古柏，并出兵占领伊犁九城（惠远、惠宁、绥定、广仁、熙春、宁远、拱宸、瞻德、塔尔奇）地区，谎称“只以新疆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后，当即交还。”①清政府以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于光绪三年（1877年）平息回民起义，剿灭阿古柏。但沙俄自食其言，拒不归还伊犁。次年，清政府派崇厚（1826—1893）出使沙俄，谈判归还伊犁问题。当时张之洞就曾代张佩纶草疏，建议崇厚出使之前先赴新疆实地考察，并与左宗棠定议，然后赴俄，方为适宜。但“疏人不省”，未获效果。
崇厚不懂外交常识，又不了解新疆边境形势，在沙俄的胁迫和愚弄下，不经请示清政府，于光绪五年（1879年）在克里米亚半岛里瓦几亚擅自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格尔斯签订《里瓦几亚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中国仅收回伊犁孤城一座，却要割让伊犁周围大片领土，赔款五百万卢布（折银二百八十万两），并对俄开放三条商路，许俄于天山南北路免税通商。更莫名其妙的是，条约定后，电报总理衙门，崇厚竟不待复电，径自回国。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不惟清流中入竞相抨击，就是一般官吏，也对这一既丧权辱国，且不合外交惯例的签约之举大表不满。惟有李鸿章袒护崇厚：“此次崇厚出使，系奉旨授与全权便宜行事之谕，不可谓无立约定议之权。①王树楠等纂：《新疆图志》卷五十四，民国十二年东方学会校订铅印本。
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李还主张承认既成事实：“崇厚所定俄约，行之虽有后患。若不免行，后患更亟。”①清流派一向反对李鸿章的妥协外交，此次当然更不依不饶。张之洞与张佩纶、陈宝深等屡屡磋商对策，上奏朝廷。据陈宝琛回忆：自俄起事，公（指张之洞—引注）及张幼樵侍讲与余三人，累疏陈言，各明一义。公构思稍迟，侍讲下笔最速。三人不分畛域，或公口占而侍讲属草，或两公属草而余具奏，或余未便再言而疏草由两公具奏。②光绪五年（1879年）底至光绪六年（1880年）一年多时间，之洞为中俄条约问题前后上疏二十余次。在《熟权俄约利害折》中，之洞陈明条约严重损害国家经济利益、政治主权和军事安全，“不可许者十”，“俄人索之，可谓至贪至横，崇厚允之，可谓至谬至愚”。针对“人人知其不可，所以不敢公言改议者，诚恐一经变约或招衅端”的恐俄心理，之洞坚定不移地指出，“必改此议，不能无事”；然而“不改此议，不可为国！”他提出改议之道有四：计决；气盛；理长；谋定。
“计决”，请求立诛崇厚，“治使臣之罪即可杜俄人之口”。
“气盛”，将条约之不公平布告中外，“明谕边臣整备以侍”，鼓舞民气。
“理长”，暂缓收回伊犁，“索伊犁而尽拂其请则曲在我，置伊犁而仍肄责言则曲在俄”。
“谋定”，急修武备，于新疆、吉林、天津三路设防，必要时不惜与沙俄一战。
最后，张之洞总结道：“要之武备者，改议宜修，不改议亦宜修，伊犁者，改议宜缓，不改议亦宜缓，崇厚者，改议宜诛，不改议亦宜诛”。此奏呈上，两宫皇太后随即召见之洞，面询对策，特许其随时可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策，以备咨询。
迫于舆论的强大压力，又考虑到崇厚所订之约确实“流弊甚大”，清政府拒绝批准，并将崇厚羁押刑部，以待惩处，又派曾纪泽（1839—1890）使俄，重议边界条约。
曾纪泽使俄前后，张之洞又连续上疏。或不满清廷屈服于英法等国压力，准备宽有崇厚，坚持将其治罪①；或重申“今欲得全和局，仍惟有急修战备一法”，“我多一分兵威则敌少一分要挟”①；或指责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人当此战云密布之际，泄泄沓沓，无所作为，“甘心畏葸，不能任战”②；或批评曾纪泽使俄，但论界务，不争商务，“形迹则界务重，隐患则商务重”，并请“寄知曾纪泽以为辩论之助”③。这些奏章率直坦诚，不避权要，不徇私情，其间虽亦不少“书生之见，无当机宜”，沾染清流高言空论的习弊，但一片爱国赤忱，耿耿可鉴，在当年产生了较大影响。近人吴廷燮曾说：”犹忆为儿童时，得公（指张之洞一一引注）论俄约利害疏，朝诵夕录，不遑寝馈。”④即为明证。
光绪七年（1881年）二月，经过反复折冲，曾纪泽代表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中俄伊犁条约》。这仍然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较之《里瓦几亚条约》，中国还是挽回了部分权益。改约议成，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清流党人，尤其是张之洞的多次建策，显然也起了重要作用。
在张之洞的清流生涯中，尤令时人叹服的，是他与陈宝琛于慈禧盛怒、众官缄口之际，抗疏力净“庚辰午门案”，灭竖宦之淫威，扬民心之正气，因而博得“风节动宫闱”⑤的赞誉。
光绪六年（1880年，干支纪年为庚辰年）中秋前夕，慈禧遣太监李三顺赉食物八盒，致其胞妹醇王福晋（即光绪帝生母）。“至午门，以未报敬事房知照门卫放行，护军照例诘阻。”⑥李三顺骄横无忌，强闯午门，护军玉林、祥福、忠和恪尽职守，坚不允行。双方于争执推搡中，撞翻食盒。事发后，李三顺恶人先告状，经首领太监刘玉祥告御状于慈禧，慈禧盛怒之下，“著总管内务府大臣，会同刑部，提集护军玉林军，严行审讯”。此事责任本不在护军，但内务府及刑部诸员不敢忤逆慈禧，拟将玉林发吉林充苦差，护军统领等或充军，或圈禁。“谳三上，后以为轻，饬更审拟”，非办成死罪不可。后经刑部以禁宫门卫，责任重大，不可自乱章法为由力争，上谕方批准“玉林、祥福著革去护军，销除本身旗档，发往黑龙江充苦差，遇赦不赦，忠和著革去护军，改为圈禁五年，均著照拟枷号加责。护军统领岳林著再交部严加议处。”①此上谕一发，众皆不服。时张之洞、陈宝琛分为翰林院左春坊左、右庶子，皆充日讲起居注官，见案愤愤不平，决定奋力一争。之洞提出“惟此事只可就注意门禁、裁抑宦寺立言，蕲太后之自悟，勿为护军乞恩。太后盛怒之下，不宜激之，致无益有损。”宝琛然之。二人分头草疏，同时呈上。陈宝琛在折中说，如果太监以“奉有中旨”为由便可任闯午门，“是有护军与无护军同，有门禁与无门禁同！”同时委婉指出，销除护军诸人旗档，永不宽赦的处罚似有不当之嫌。张之洞在奏折中，开宗明义称：“伏维阉臣恣横，为祸最烈，我朝列圣驭之者亦最严。”接着又列举宫禁松弛、阉宦违法诸例，“万一此后太监等竟有私自出入，动托上命，甚至关系政务，亦复信口媒孽，允其流弊所至，岂不可为寒心哉？”②慈禧思忖再三，终于省悟，复下懿旨，改判玉林杖一百，流二千里；祥福杖一百；忠和杖一百，圈禁两年，加责三十板；岳林免交部议。太监李三顺，著交慎刑司责打三十板，首领太监刘玉祥，罚去月银六个月。①“枢臣莫能解，刑部不敢讯”②之事，竟被之洞等人的两道奏折转圆，颇令人称奇，誉之为“诤言回天”。
当然，说清流中人张之洞有“诤言回天”之力，毕竟言过其实。但四年之中，朝廷也确实采纳了他不少建议。除以上各例外，还有一些关于人事配置的奏折，如以彭玉麟（1816—1890）取代刘坤一（1830—1902）署理两江，谭钟麟（1822—1905）接替曾国荃（1824—1890）总督陕甘，也被采纳。通过这一系列奏折，之洞的才识、忠忱，愈益为慈禧所赏识，其官阶品级也迅速上升。光绪七年（1881年），之洞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跃居二品大员。四年清流，之洞所得颇丰。他不仅进一步熟悉官场内幕，而且博得“遇事敢为大言”的口碑。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在慈禧心目中的地位。正当此时，湖广总督李翰章、湖北巡抚彭祖贤函邀之洞赴鄂，出任湖北通志局总纂。之洞显然不屑于此位，婉言谢绝。他明确预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果然，光绪七年（1881年）末，他被补受山西巡抚，成为实权在握的封疆大吏，从此开始了政治生涯的新阶段。
④见胡编《年谱》卷六终后。
⑤徐一士：《一土谈荟》，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407页。
①《一士谈荟》第410页。
①《一士谈荟》，第410页。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①《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
②《清史稿·宝廷传》。
①朱寿朋：《东华续录》，同治一百，十三年七月，集成图书公司1909年版。
①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裘毓麐：《清代逸闻》卷四，中华书局1932年版。
③胡编《年谱》卷一。
④许编《年谱》卷十。
⑤《全集》，卷二百二十五，诗集二，”新车蜀使归来日，尚藉王家斗面香”句自注。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东海行》。
②③《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送冯竹儒赴湖北人益阳胡抚部幕》。
④《全集》，卷二百二十五，诗集二，《汉上秦台》。
①《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二·吴可读传》。
②《光绪朝东华录》五年闰三月。
③《全集》.卷一，奏议一。
④《张文襄公大事记·张文襄公薨逝之观感》。
⑤《全集》，卷一，奏议一，《重案定拟未协折》。
①《全集》，卷一，卷议一，《大员关涉重案请令听候部议折》。
①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四，南京金陵刊本，1908年。
①《全集》，卷二，奏议二，《敬陈经权二策折》。
①《全集》，卷二，奏以二，《谨陈海防事宜折》。
②《敬陈经权二策折》。
③《全集》，卷二，奏议二，《政约重要各条必应坚持片》。
①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8、87页。
②《世载堂杂忆》第90页。
③《清代轶闻》卷四，第18页。
④《全集》，卷一，奏议一，《直言不宜沮抑折》。
⑤张之洞《寿黄漱兰通政六十》诗云：“后凋独有贞松在，四谏荣名冠翰林”。（《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
⑥《张文襄公大事记·哀张文襄公》。
①《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一·张佩纶传》。
②许编《年谱》卷一。郑小同，郑玄之孙，东汉经学家。杜子春，西汉末、东汉初经学家，传周礼之学。
③《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一·黄体芳传》。
①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年二月。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②许编《年谱》卷一。

第三章　抚晋兴革
出任山西巡抚是本书传主二十余年封疆大员生涯的开端，也是他从清流健将向洋务官僚转化的阶段。
山西地近北陲，形势闭锁，素称贫瘠。清政府被迫开关通商以后，大批佯货涌入中国市场。受此冲击，历史悠久的山西手工纺织业，土铁冶炼业和土窑煤炭业，日渐萎缩。光绪三年（1877年）至四年（1878年），山西全境大旱，赤地千里，“草根树皮剥掘殆尽，愚民易子而食”。加之吏治腐败，贿赂公行，甚至将赈灾银粮化为肥己之膏。民生凋弊，达于极点。此时出抚山西，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四十四岁的张之洞膺一省重任，自然汲汲一展经世济民宏图。光绪七年（1881年）十二月初八，之洞陛辞请训。慈禧懿旨：“时事艰难，如有所见，随时陈奏，并留心访求人才”。①之洞等不及在京师渡岁，便告别诸友，于十二月十一日出京，经保定，过娘子关入山西境，二十二日抵太原，二十四日接篆视事。
赴晋途中，之洞一路体察政情民俗，但见“民生重困，吏事积疲，贫弱交乘”①，“堂堂晋阳一派阴惨败落气象，有如鬼国。”②这非但没有沮丧他的意气，反而焕发他激浊扬清、革弊兴利的决心。一俟安顿就绪，之洞拟《到山西任谢恩折》表白自己的励精图治之意：
当以课吏安民之道，先为深根固底之图，垦荒积谷以厚生，节用练兵以讲武，至于盐铁理财之政，边屯固圉之谋，苟为势所便而时所宜，岂敢辞其劳而避其怨，惟有虔禀懿训，奉宣皇仁，期无负公正之特褒，一扫因循之锢习。身为疆吏，固犹是瞻念九重之心；职限方隅，不敢忘经营八表之略。庶殚弩钝，少答鸿慈。③之洞新官上任，火头正旺，而晋省吏治疲沓，积重难返。接篆不久，之洞便发觉诸事掣时，“事事皆牵连相因，欲整顿一事，不能不百废具举，劳顿殊甚”，”鄙人于地方事体略加询访考求，并非有所兴作，然已变色骇怪，一若巡抚之职惟当缄口尸居，一切不当知不当闻不当问者。积习如此，岂一朝一夕之故哉。”③更可恶的是，北京城内一班之洞的宿怨，指指戳戳，流言蜚语，说“经营八表”乃欺主擅权，狂悖已极。面对种种阻碍责难，之洞毫不退避。“鄙人种种行径自知大为贵人所不善”，但“知则知矣，管则不管也！”①他对于自己治晋有成，充满信心。“以今观之，晋事大有可为，薄劣亦粗能了，但能得朝廷垂鉴，求无不允，则今日之晋虽不能为强国，足可以为治国，断不至如从前之颓墙倒壁，乌烟瘴气也。”②抵任半年，张之洞上《整饬治理折》，制订治晋方略，在于“抉去病根”，“培养元气”，“表里兼治”。他提出六个方面的“晋省要务二十事”：一、务本以养民：责垦荒、清善后、省差徭、除累粮、储仓谷、禁莺粟；二、养廉以课吏：减公费、裁摊捐；三、去蠹以理财：结交代、核库款、杜吏奸、理厘金、救盐法；四、辅农以兴利：开地利、惠工商；五、重士以善俗：培学校；六、固圉以图强：纾饷力、练主兵、遏盗萌、修边政。③在抚晋两年半时间内，张之洞为实现以上规划，竭尽心智，勉力而行。他“立定课程，丑正二刻即起，寅初看公事，辰初见客”④。事必躬亲，“一切笔墨皆须己出，不惟章疏，即公牍亦须费心改定，甚至自创”⑤。由于抚晋时间不长，上述规划未能全然实现，但行政业绩仍称昭著。
①许编《年谱》卷一。
①《全集》，卷四，奏议四，《到山西任谢恩折》。
②④《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张幼樵。
③《全集》，卷四，奏议四。
①②④⑤《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张幼樵。
③《全集》，卷四，奏议四。

第一节　整肃吏治
整肃吏治，是张之洞治晋的第一步。经过访察，他发现“晋省可办事体甚多，惟习染太坏。病痛括之以懒散二字。……处此时势，不能不帅以清明强毅四字。先令整饬严肃，再议其他。”①在《整饬治理折》中，他提出，“官之元气在官项无亏累，上司无诛求，贤否不颠倒，功过有黑白，而滥恩曲法不舆焉。”整肃吏治，便以此为纲目。
之洞接篆视事后，首发文告，令司道府州考察属吏优劣。经过明察暗访，查证落实，之洞处罚了“贪纵害民，书检不修”的萨拉齐同知定福，“私加厘金，剥商扰民”的候补直隶知州李春熙，“习染最恶，征收弊混”的补用知县洪贞颐、贪欠公款七万余两的总兵罗承勋、参将王同文等一批贪赃枉法的官吏，以压邪气。即便对于前任晋抚曾国茎宠信的藩司葆亨和冀宁道王定安，之洞也以其侵吞救灾款项，奏请罢免，毫不手软。为体现“功过有黑白”，之洞又褒奖”循良之吏”知府马丕瑶等六人，以正官风。为扭转晋省冗员充斥、滥芋充数者混迹其中的状况，之洞奏请朝廷”停止分发三年”，“干吏治仕途均有裨益。”②为了从制度上杜绝官吏损公肥己，徇私舞弊，实现“养廉课吏”，之洞“首将原议臣衙门公费一万九千五百五十两，共支卓饭银六千四百两暨此外一应查库门包等陋规全行裁禁，旋将通省公费，就光绪六年原定数目，体察情形，分别裁汰”.同时严申厉禁“馈送上司水礼之风”①。晋省文武乡试，向归阳曲县承办。“所需食用各物皆省城行户及附省州县民间支应”，“行户藉口支差，从中渔利，科场之年，百物腾踊，不止三倍”。之洞下令从光绪八年（1882年）起，乡试“另筹公款，将民间各项支应一律永远除免。”②他布告属吏：“于陋规少一分治润，自必于公事少一分通融，所望凡我属大法小廉，同修职守，上报国家厚恩，下为民生造福，诸君子之善，本部院与有荣焉。古文云，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若身教言教而俱不从，本部院惟有白简从事，不知其他。”③之洞以为，“驭胥吏之道与诗士大夫异，少恤其私然后可使不大溃吾法”。与其待贪赃枉法之后再行惩处，“不若明予体恤，严定限制”。山西旧制每年可奏销饭银约为地丁银的二千分之一，“今拟略准此数，从优倍给，定为千分之一，每年需善后销银一万两，解饭银十两”，如此办理，“部吏有纸笔办公之资，无从藉口，其于销案准驳，当可洗心敛手”④。
①《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张幼樵。
②《全集》，卷五，奏议五，《请停分发折》。
①《全集》，卷四，奏议四，《裁革公费馈送折》。
②《全集》，卷五，奏议五，《裁兔科场支应片》。
③《全集》，卷八十六，公牍一，《札藩司通饬永远裁禁陋规》。
④《全集》，卷七，奏议七，《请明定报销饭银折》。

第二节　清理财政
张之洞履任后，发现山西“非匾乏之患，而弊混之患”。省财政自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至光绪八年（1882年），竟然三十三年从未彻底清查。许多巨额款项，如咸丰年间的军需报销、善后各款，仅财面差额，就达数百万两。财政如此混乱，治晋从何谈起。之洞决心彻底清查陈年旧帐，专门设立清源局，调清正廉洁的马丕瑶等主其事，自任监督，明订《山西清查章程》二十一条，分会计、拨款、筹防、报销、善后、交待、裁摊、工程八大类，分别清查。之洞明白，一省之财政，竟然三十余年乱麻一团，必有大小墨吏作祟其间。他将清查库款与整肃吏治结合起来，明令光绪九年正月初一前后交接的官员，二十天内交待清楚，补还欠款；光绪八年以前交接的官员，一月内查清。现任各官交接，限十日内交待完毕。所有亏空，一律由当事人负责。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终于完成清查计划。三十余年的糊涂帐显出清晰眉目：
省藩库原存银：二百一十八万余两；
新收银：一万五千五百二十三万余两；
开出银：一万五千八百二十一万余两；
实存银：七十二万余两；
各种欠款：一百五十二万余两。
在盘清库底的基础上，之洞又制订诸种财政措施，总以纾民困、劝农商、实国库、杜中饱为宗旨。他派员清勘全省田亩，编制鱼鳞图册，查出各地隐瞒土地近二十万亩，革除“或耕无粮之地，或纳无地之粮”，“弱者扑责包赔，黠者隐匿飞”的弊政。晋省“摊捐”名目多达十七种。“摊捐者，凡关系一省公事用度而例不能销则科之于州县者也。……州县无从取办，或移甲就乙，暗亏正供，或剜肉补创，苟且称贷，即使批解如额，固已力尽筋疲，亦惟有私证勒派受贼鞫狱以取偿于百姓。”①更不合理的是，不少捐派沿行多年，捐科己废，而捐银照摊。如晋省向以潞绸贡赋京师，现在潞绸生产多已停止，而运费、差费却依旧下摊。之洞设立“清源局”.区别情况，确系正当的捐税，于厘金正税内开支，贡运物品，多以实征改为折色；不合理的摊派，一概革除，总之“使州县之力宽然有余，而后下不至以朘削者累民，上不至以亏挪者累国。”②晋省另有一苛政，为差徭。“所谓差徭者非役民也，乃敛民财也。”官吏乱设关卡，以差徭名义，勒索过往车马，交钱始得放行。“以致外省脚户不愿人晋，外县车骡不愿人省，远近行旅目为畏途”。之洞下令裁减差徭，“严定应差章程，不准差员滥支，总之不取民间一钱，不扰过客一车。”③在清查历年库款时，查出各省赈晋灾民款项银二十二万余银，之洞令以其于碛口等地建仓储粮，丰籴欠粜，平抑粮价，打击奸商。他还嘉奖万泉县左兆熊，于河西陕境购谷填仓，“以署事之员能知备荒急务，深为可嘉，……较之推延支饰，坐视腾踊，后悔无及者相去远矣。”④①②《全集》，卷五，奏议五，《裁抵摊捐折》。
③《全集》，卷四，奏议四，《裁减差徭片》。
④《全集》，卷二百一十，公牍二十五，《批署万泉县左兆熊买谷还仓》。

第三节　禁戒烟毒
鸦片，曾是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用以撬开中国国门的工具。林则徐虎门销烟，打击了侵略者的凶焰，却无法扭转清廷腐朽衰败的大势，也未能杜绝鸦片的流入。两次鸦片战争，都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咸丰八年（1858年）十一月，《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五款规定：“洋药准其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从此鸦片贸易合法化，烟害更加横行无忌，流毒全国。
山西历来烟患严重。各县州府，遍植罂粟；士农工商，俱嗜烟毒。”四乡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九，吏役兵三种几乎十人而十矣”，无怪乎之洞人晋不久，便感叹“晋患不在灾而在烟”①，他将禁戒烟毒，提到振刷民风政俗的高度：烟毒”耗民元气，各省患之，晋为尤甚，欲振中国之贫弱，必以此为大端。……今欲革历年锢习，非痛加拔除不可。”②他三番五次严令各属禁种罂粟，“傥敢故违，责成乡保社首据实禀官，概令拔毁，照例惩办，决不姑息，如乡社徇隐不报，书差得钱包庇，绅富讼棍抗违煽惑者，从重治罪，地方官私收亩税及查禁不力者严参不贷。“③又颁布《禁种罂粟章程十条》，晓谕官民，一体知行。他制订“先膏腴而后硗确。先腹地而后边厅，责之于乡保，毋徒付之于吏胥，遏之于播种之先，毋徒毁之于扬华以后”④的实施方针，严督各州县实行。对禁办有功者，明令表彰；承办不力者，”摘去顶戴”。之洞深知晋省烟毒弥深，不少刁民、奸商、墨吏从种。销罂粟中大发横财，现在断然绝其财路，阻力一定很大。因此，当保德州报告罂粟已“净绝根株”时，他表示“成效太易，尚不敢信，务当随时亲往，逐亩履勘拔毁，本部院仍当遣人密查，以定虚实。”①考虑到种烟之民的生计，之洞晓谕各属，视其地宜，“教之种桑、种棉、种麻、种兰、种蓣、种菜子、种花生，以敌其利。”对于已染烟毒成瘾者，之洞“仿李鸿章天津设之戒烟局。延医购药，以冀广起沉疴。”对于官吏中“有嗜好废事”者，“分别撤任停委，勒限戒断，许令自新”，对于兵勇吸毒者，“勒限戒断，不俊者汰黜”，学校诸生则由“学臣随时董戒，冀以渐摩观感，徐收移风易俗之功。”②张之洞对于烟毒，一向深恶痛绝。前此，他于四川学政任内撰《輶轩语》，便有告诸生“戒食洋烟”一条，“世间害人之物，无烈于此，此事乃古今奇变，不可以常情常理论者也，伤生耗财，废事损志，种种流弊，不忍尽言”。本着这种认识，他于抚晋期间，雷厉风行禁烟戒毒，取得显著效果，各地种植罂粟的田亩锐减，或十去六七，或十去八九，有的地区“一律净绝”。“瘾君子”纷纷赴“省城戒烟局就医购药，络绎不绝。”后此，他于湖广总督任内撰《劝学篇》，又专辟《去毒》一节，痛陈烟毒“废人才、弱兵气，耗财力”，“而废害文武人才，其害较耗财而又甚焉。志气不强，精力不充，任事不勤，日力不多，见闻不广，游历不远，用度不节，子息不蕃，更数十年，必至中国胥化而为四裔之魑魅而后己。”足见张之洞对鸦片之祸的痛恶之深，显示出一种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
①《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张幼樵。
②《全集》，卷七，奏议七，《陈明禁种莺粟情形折》。
③《全集》，卷一百一十九，公牍三十四，《禁种罂粟片》。
④《全集》.卷四，奏议四，《禁种莺粟片》。
①《全集》，卷一百一十，公牍二十六。
②《全集》，卷四，奏议四，《禁种莺粟片》。

第四节　转向“洋务”
张之洞抚晋两年半，“清宫累，历廉洁.苏民困，核蠹弊，除吏奸”，其上任初期的举措，俱本“儒术经常之规，绝不敢为功利操切之计”①。这种指导思想是他自京官清流一以贯之的。然而，晋省贫弱病困的严酷现实，特别是他诸般兴革无不遭遇重重阻拦，举步维艰，又使他隐隐察觉到”圣经贤传”提供的方略甚难奏效，从而启变通陈法，改弦更张之思。正当此时，他从省府文档中，看到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给前任山西巡抚曾国荃的条陈，对其提出的开矿、筑路、兴学等“西化”方案颇感兴趣，便召见李氏，请闻其详。
李提摩太（1845—1919），英国浸礼会教士，同治九年（1870年）来华，先后在山东、东北等地传教。与十九世纪来华的大多数传教土一样，李提摩太并不单以布道为自己的全部职责。“争取中国士大夫中有势力的集团，启开皇帝和政治家们的思想，是李提摩太的格言和指导原则。”②他利用传教、赈灾之名，游历各地，频繁接触清廷要员。光绪二年（1876年），他在济南会见山东巡抚丁宝桢，光绪六年，先后在太原会见左宗棠，在天津会见直隶总督李鸿章，推行其“西化”方案。光绪三年（1877年），李提摩太以赈灾名进入山西，多方搜集社会政治经济情报。他详细调查山西各地银元与铜币比价的差异、粮价起伏、难民人数等情况，还“随身携带了一个袖珍无液气压表、沿途测量了地形的高低度”①，绘制地图。在晋期间，李提摩太多次会晤巡抚曾国垄，提出“以工代赈”的救灾建议，进而拟定开矿产、兴实业、办学堂等大规模“西化”山西的计划。曾国荃虽然对李氏的赈灾“慈善”活动表示赞赏，赠与“功碑”，但对其“盗窃中国人的心”②，又颇怀疑惧，对其提出的“西化”方案，也冷落一旁。
正当李提摩太失望之际，张之洞接任晋抚，又着召见，李氏自然喜出望外。他向之洞详陈己意，并在省城太原组织演讲会，每月聚会一次，李提摩太亲自登台向各官绅学士演讲天文、地理、声光电化、医药卫生等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并现场演示磁石吸铁、氧气助燃等简易实验，使与会者对“泰西新学”惊叹不已。李提摩太还单独向之洞讲解最新“别西墨炼钢法”。这一切，对于从来只接触中国传统经史典籍的张之洞和其他官绅，不啻打开了一扇新知识的窗口，有茅塞顿开之感。通过与李提摩太的接触，之洞对“西技”、“西艺”开始有了初步认识，这正是他从清流派转向洋务派的契机。
张之洞对于“洋务”，早有所闻。抚晋之前，清流派对洋务派的种种抨击，之洞也往往参与其间。但是，他本人对于洋务派的直接批评，多集中于李鸿章等主持的妥协外交，而基本未涉及洋务派在各地兴办的近代企业、军事设施、学校教育。履晋任不久，他在给张佩纶的信中还说：“如蒙朝命洋务亦许与闻，下采荛，则当抒其管蠡，不致后时发议，徒为不切题之文章也。”①这就是说，他对于洋务、西学，本无顽固派那种深恶痛绝的极端排斥态度。同时，他对于“师夷长技”，早有论述：
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驭有方，皆可供我策遣。近年西人著有《防海新论》一书，经上海道译出刊报通行，于外洋战争，防外海、防内河种种得失利钝，辨论至详，……拟请先购数十部发交东三省，一面令沿海各督抚向上海多购，分发诸将领。细心讲求，触类引申，必有实效。
正因为具备“师夷长技”的思想基础，又加上山西百业凋敝，振刷维艰的政治实践的刺激，特别是李提摩太西学技艺、“西化”方案所给予的启迪，张之洞迈出了向洋务派转化的第一步。
清末官僚演变为洋务派，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直接推动。六、七十年代洋务派的头面人物奕诉称赞英人赫德（1835—1911）“处事和谐，言谈审慎，机智而又老练”④，任其为海关总税务司，实际上将赫德看作自己的“洋务”老师。八十年代洋务派的后起者张之洞聘李提摩太为顾问，指导山西洋务事业的初兴，亦属此例。
光绪九年（1883年），张之洞令于省垣东门内新买金姓房屋，设立洋务局。并札司局，“延访习知西事，通达体用诸人，举凡天文、算学、水法、地舆、格物、制器、公法、条约、语言、文字、兵械、船炮、矿学、电气诸端，但有涉于洋务，一律广募，或则众美兼备，或则一艺名家，果肯闻风而来，无不量材委用。”①并印制《延访洋务人才启》，“分咨各省”。之洞希望以此来补救“三晋表里山河，风气未开”。洋务人材匮乏的困境。他还派员向津、沪等地购买“所有新出关涉洋务各书”。
之洞将李提摩太“西化”方案中的兴办实业条款付诸实施。他令洋务局“试造新式机器，不得吝惜工料”，刻即筹款，赴江浙地雇募机匠，在上海“购买外洋新式织机农器数种前来以为嚆矢”②。
山西冶铁业历史悠久，但在“洋铁”冲击下，日渐衰疲。且当时“土铁尚沿旧例，不准出海”，更遏制了山西铁业的发展。之洞多次致电总署，要求重振晋铁，“请变通成例。改由天津出海，以轻成本。”③光绪九年（1883年），张佩伦奉使山西，之洞与之议论：”购洋铁非计，宜于晋省炼铁成条。供洋局之用。”④并于次年初，开始筹备有关具体事宜。后不久，之洞奉调离任，此事因而中辍。但之洞兴办民族钢铁工业的宏愿却以此萌生，并于两广、湖广总督任内切实操办，终于演成雄踞亚洲的汉阳铁厂的壮举。
发展交通，是“洋务”的重要内容，对于众山壁立，素称闭塞的山西来讲，尤其如此。之洞于晋抚任内，打开北向、东向两条通道。晋北潞安、泽州两府（今山西长治、晋城一带）旧有孔道北出太行，宋代以后，渐为棒莽所塞。之洞令民工依循故道痕迹，伐木焚草，拓宽路面，削平险阻，克日竣工。此外，之洞以晋“独力认办”，修通山西榆次什贴镇起，至直隶获鹿县土门口止的三百八十余里公路。此路穿越崇山峻岭，尤以四处最为险峻，故以“四天门”为统名以括之。沿途“巉岩峻坂溃岸长滩遍地皆是，连属不绝，无处无险，无村无工”①。之洞令平定知州蒋拱辰逐段勘验，调士卒劈山填谷，于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竣工通车。编练新军，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大吏的起家之本。之洞虽无曾、左、李等人的行伍经历，更无拥湘系、淮系一类私家武装以自重的雄心，但他对于用新式洋枪洋炮装备军队，结束“冷兵器”时代的必要性，却并不怀疑。抚晋以后，更深切了解旧式武装绿营、勇营已不可救药，必须编练新军取而代之。光绪九年（1883年）初，之洞奏请从直隶等地募马队数百名来晋训练，未获应允。不久，他再上奏折，陈述”晋省绿营疲弊，为各直省之最”，拟“择防勇之精壮者挑补，仿直隶章程为练军”②。在《密陈北军应练片》中，他表白“锐意欲办山西练军”，“并不独为山西一省计也。果使此军练成劲旅，不惟可以挑补晋省练军，沿边万余里，随处皆可用之。”朝廷批准了他的计划。记名总兵李先义、补用副将吴元恺等奉调人晋管带操练。张之洞编练新军的努力从此发端。李、吴等人此后亦成为之洞编练广胜军、自强军和湖北新军的重要将领。
②《全集》，卷二，奏议二，《边防灾效全在得人折》。
③《全集》，卷二，《谨陈海防事宜折》。
④《恭亲王致赫德》.转引自魏尔特《赫德和中国海关》，中译本，第288页。
①《全集》，卷八十九，公牍四，《札司局设局讲习洋务》。
②《全集》，卷八十九，公牍四，《札司局设局讲习洋务》。
③《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④胡编《年谱》卷二。
①《全集》，卷八，奏议八，《修治四无门韩侯领工完竣折》。
②《全集》，卷六，奏议六，《新募马队并未增饷折》。

第五节　心系南天
张之洞抚晋期间，南疆战云密布。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法兰西第二帝国进一步推行殖民政策，将侵略矛头伸向印度支那地区。1858—1862年，法国军队侵占南圻（今越南南部）.七十年代又向北圻（越南北部）推进。八十年代初，茹费理内阁上台，加紧侵越战争。1883年，威逼阮氏王朝签订顺化条约，取得对越南的“保护权”。法国殖民主义者丝毫不掩饰他们以越南为跳板进而侵略中国、争霸远东的目的。西贡总督杜白蕾说：“我们出现在这块富有的土地上，出现在这块与中国交界，也是中国西南各个富饶省份的天然产品出口的地方，根据我的意见，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今后在远东地区争霸的生死问题。”①驻海防领事称北圻“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②为了保卫疆土，光绪七、八年间（1881年—1882年），清军进驻滇、桂两省与越接壤地区。
光绪八年（1882年），法军大举进攻北析，占领河内。越南政府请求中国方面援助，清军人越，大战一触即发。此时的张之洞，虽身膺北国疆吏，却索怀南天风云变幻。他屡上长篇奏折，详陈已见。光绪八年（1882年）四月二十日，之洞上《越南日蹙宜筹兵遣使先发豫防折》，点明“法国图越窥滇，蓄谋已久”①，提出预防之策十六条：成算、发兵、正名、审势、量力、取道、择使、选将、筹饷、议约、相机、刻期、广益、定局、兼筹、持久。光绪九年（1883年）十一月初一，之洞更于一日之内为备战事连上三折。在《越事关系大局请断自宸衷片》中，他提出：
此举关系大局，固宜令廷臣会议以收集思广益之功，然制胜之要，则尤视圣心之定与不定耳，从来举大事者必须毅然担当，不计小利小害乃能成功，而兵事为尤甚，洋务为光甚。
敦请两宫皇太后速定战心：“与人角斗，既欲击之，又恐怒之，虽授以常胜之兵，无敌之炮，必不能取胜矣。”在《法患未已不可置兵折》中，之洞分析战局发展趋势：
法人见我确有斗志，军虽败而气不衰，必当逆计大举内犯之难，深入要求之不易，若其越广兼扰则彼势分力单，师老饷绌，合水路之全力，因粤民之众怒，大破之可也；即或相持不下，亦必大小数十战，持之一半年俟，彼实有悔祸之机，再议息兵之事亦可也。否则忽而趣战，忽而罢兵，将帅无所适从，诸军为之解体，从此海防一说皆属空谈，岂惟一法，恐东西洋各国皆将生心矣。①在《法衅已成敬陈战守事宜折》中，之洞预测“如此边患已亟，来春二月必有举动”，提出战守事宜十七条：决战计、固根本、策敌情、择战地、用刘团、用越民、务持久、散敌援、防津、防烟台、防旅顺、防粤、防江南闽浙、筹饷需、备军火、速文报、备重臣。
在法国侵略者咄咄逼人的压力下，清政府妥协退让，幻想委曲求全而不可得。朝野上下，主战呼声日高。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太后被迫改变态度，准备迎战。从张之洞的多次奏折中，她看出之洞不仅是坚定的主战派，而且对于具体作战方略多有考虑，自然将其列为主持抗法战事的人选。加之恰逢此时，之洞在晋抚任内因晋北七厅改制一事，与满蒙贵族发生矛盾，双方僵持不下，这更促使慈禧作出调之洞离晋赴粤的决定。
晋北七厅，指归化、萨拉齐、丰镇、宁远、托克托、林格尔、清水河七厅。这一带蒙汉杂居，统治权实际掌握在满蒙贵族之手，俨然独立王国，不受晋抚控驭。境内“游勇马贼之剽掠，河界地租之斗争，奸商大猾之挠乱，风气嚣然，隐患渐伏”，③且“户口至今皆称寄民，不编籍贯，亦未立学，士无进步，农鲜恒心”③。为了巩固晋北地区的统治秩序，发展经济、文化，之洞奏请将七厅改制，由专用旗人治理，改为”满汉统用”，编立户籍，清勘田亩，修筑驿道，广兴学校。这样一来，势必触动满蒙贵族的私利。因此，绥远将军丰绅，归化厅副都统奎英等便以改制“占碍旗民游牧”为由，横加阻挠。官司打到中央朝廷，慈禧颇感棘手。之洞改制之举明显占理，但满蒙贵族利益亦不可不加庇护。朝廷左右权衡，想出一举两得的高招：调之洞离晋赴粤。一来化解晋北七厅改制与否的矛盾，二来为大战在即的南疆前线配置一员主帅。
③《全集》.卷六，奏议六，《筹议七厅改制事宜折》。
③《全集》，卷五，奏议五，《请变通边缺折》。
①［越］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一卷，中译本，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71页。
②《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一卷，第71页。
①《全集》，卷四，奏议四。
②《全集》，卷七，奏议七。
①《全集》.卷七，奏议七。

第四章　粤海经略
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十七日，一纸上谕：“著来京陛见”，结束了张之洞山西巡抚之任，而更加艰难的督粤重担，正等待着他。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初八，张之洞交卸晋抚篆务，启程返京。由于在晋操劳过度，之洞此时虽尚不及“知天命”之年，却已须发多白，心忡气喘，“至于舌本枯涩，不能多言”①。奉上谕后，忙于交接，更少歇息，体力不支，行抵直隶获鹿，终于病倒。调护数日.方复就道。二十三日，返抵京师。
两天后，慈禧召对宫门，面询与法战事宜。四月二十八日，上谕署理两广总督。之洞以疾力辞。慈禧经过多方权衡，始选中之洞主持对法战务，当然不会允辞。之洞执拗不过，于五月十五日受任请训，十八日出都，经天津，航海赴粤。
①许编《年谱》卷二。

第一节　积极备战，顾全大局
如果说两年前之洞离京赴晋抚任时，满怀一展抱负，匡济世穷的激情的话，那么此次离京赴粤，于波滔万顷之上。遥望南天那阴沉依重的战云，心头却沉荷着万钧重负。对于中法争端，之洞的主战态度是十分鲜明的。但他同时也清醒意识到，要想赢得此仗，殊非易事。从朝廷方面看，虽然慈禧战意渐浓，但朝中主和派的势力并未稍减。一旦他们于后方制时，自己在前线便无法施展克敌招数。从战争双方力量对比看，“法强华弱，初战不能不败”①。法国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固不待言，更可虑的是站在它背后的列强的态度：
英国已经在华拥有巨大利益。它占有中国外贸总值的百分之七十，外国在华公司的三分之二，且控制了中国海关。因此，英国惟恐中法之战影响自己的在华权益，外交大臣格兰威尔公开表示，英国“一方面不愿意中国的市场因长期敌对行为而耗竭；另一方面中国的任何胜利一般说来对欧洲人会有严重后果”，担心抗法胜利会引起连锁反应，因此在”调停”的幌子下，一面要求法国将战争范围限制在长江以南，一面压清政府对法妥协。德国则希望法国陷于亚洲事务，以利于强化自己在欧洲的霸权地位。它最高兴的是中法之战长期拖延。所以它一方面称法军入侵越南是“正当”的，另一方面又表示对清政府的支持，对华出售军火。
对于日本来说，法军入越并与清军交战，无论是从分散国际舆论对日压力还是牵制中国军事力量方面，都只会有利于它侵略与中国有着同越南类似的藩属关系的另一个邻国朝鲜。美国和沙俄虽然没有直然支持法国，但它们出于各自的利害关系，也力图就此发挥影响，特别是美国公使扬越翰，多方奔走，力图借此扩大美国在华影响，这些活动更容易动摇朝廷的决战决胜之意。
轮船走走停停，航行了二十余天，之洞利用这段时间反复思忖此次奉使督粤的总体谋略。虽然具体方案不及排定，有一条却坚信不疑，这就是：粤海经略，千头万绪，但“以忠义激士民，以重赏鼓勇士，以和衷联诸将，以广听收群策”，首先打好对法一仗，乃当务之急。
光绪十年（1884）闰五月十六日，之洞行抵广州，二十日前任两广总督张树声（1824—1884）移交关防印信，之洞接篆视事。履任伊始，他不敢稍许懈怠，立即投入紧张的备战事务之中，“汲汲以筹战守为事，咨之同官，访之将吏，综核军费，计画饷需，按考舆图，劝督团练，于是巡历外海内河各炮台、省城外陆军各营垒”①。正如他后来回忆：“到广之日，即逢海警，内防外援，应接不暇，兵食兼筹，无一不难。事机则非常之紧急，而人才物力、文法习气，无不患非常之疲缓。”②在这种万般困难的形势下，张之洞力筹战守事宜，可谓竭智尽力。
（一）制订总体防务规划。
之洞经与钦差大臣、兵部尚书彭玉麟、前任两广总督张树声、广东巡抚倪文蔚等商订，规划粤省防务“大端有四处”.即省防、琼防、廉防、潮防。其中又以省防（即广州城防务）最为关键。虎门海口浩渺深阔，两岸炮台年久失修，一时猝难改造。决定新购洋炮以加强之。分支河口，责成各县编练民团，雇募沙艇，购觅民炮，择要而守，相机而战。又划分省防为前、中、西南三路，分别由彭玉麟、张树声和张之洞负责。对琼防（海南防务）、廉防（廉州，今广西合浦一带防务）、潮防（潮州，今广东平远一带防务）也分别作了部署。
（二）协调内部关系，“以和衷联诸将”。
南疆战事在即，清廷不敢大意，粤省要员云集。如何处理好相互关系，是之洞面临的大问题。彭玉麟和张树声都是著名战将，但彭属湘军，张属淮军，门户派别之见自不待言，而且彭玉麟调广东的直接原因是张树声办理军务不善，张树声对此耿耿于怀，曾阻彭来粤，但未能如愿。彭来粤后，独带四营远驻琼州。两员宿将关系紧张，早已尽人皆知，之洞于抚晋期间即有所闻。他在给张佩纶的信中说：“振雪不和①，最关紧要，务须设法调和之。”②到广东后，之洞特别注意以同等态度对待彭、张二人。省防分三路，自任一路外，委二人各防一路，不偏不倚，均示以借重之意。
之洞本人与张树声的关系，也是十分敏感的问题。张树声为前任两广总督，朝廷令其卸任交之洞，却并不调他离粤而去，仍着参与军务，其贬黜之意十分明显，树声当然不会心情畅快。而且当时有人奏参张树声“不符物望，难胜兼析。推诿取巧，玩视边防，贻误地方”，之洞来粤，还兼有查证此参的任务。之洞对张树声并不回避这一切，开诚布公，将有关文件一并交树声本人知晓，并在查复朝廷的奏折中，有意为其辩护，称他“素行谦谨，久历封疆，刻意自爱。服官各省类皆孜孜求治”，参劾多为“妄生猜忌”①。张树声对此十分感激，与之洞的隔阂顿然冰释。
经过之洞的一番努力，“目前在事之臣毫无意见之参差，即湘淮粤诸军亦毫无雕域之间隔”②，军政一心，同仇敌忾。
（三）息借商款，筹措军需。
之洞一向认为，与其战败赔款，不如息借洋款以筹边防，“孰得孰失，此理易明”。早在京官时期，他就曾上奏，“宜令上海道速向各洋商议借数百万巨款，以应急需”③，抵粤任后，他发现前任张树声向香港汇丰银行所借二百万银仅余五十万两，“勉敷本省防营三个月军粮之需”，便立即“再向港商借用”④。他在两广总督任内，先后共为广东海防借银二百万两，为援助滇军、桂军及台湾军民，共借银五百万两。这无疑大有助于增强军力，以御外侮。
张之洞到达广州前后，军事形势已十分险恶。光绪十年（1884年）初，法军向北圻发起新的进攻。广西布政使徐延旭（？—1884）、云南布政使唐炯（1829—1909）率领的清军不战而溃，法军占领山西、北宁。清廷又令云贵总督岑毓英（1829—1889）赴越督战，岑却望风而逃。到这一年二月，在越清军几乎全部撤回中国境内。闰五月初一，中法军队于谅山观音桥发生冲突。法国藉此大肆进行外交讹诈，竟向清廷索赔二亿五千万法郎（约合银三千八百万两），同时派出舰队北犯，于闰五月二十三日闯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六月十四日又进犯台湾基隆。七月初三日，发动突然袭击，歼灭福建水师于马尾港内。
在这种情况下，清廷不得不于八月二十七日对法宣战。
中法交战初期，广东边防相对无战事。但之洞并不因此而袖手安坐。他破除畛域之见，多方援助福建、台湾和云南等地的抗法军事行动。光绪十年（1884）四月，张佩纶受命出任会办福建海疆大臣。六月，他致电之洞请援。之洞即派游击方恭率兵五营自汕头援闽。方军正欲开拔，传来”马江惨败”消息，之洞又改派潮军两营，连同大批军火赴闽。张佩纶非常感激，复电称“公忠私义，不愧经营八表矣。……使各省皆如公，法气必沮，惜哉！”①张佩纶复电中之所以有“使各省皆如公”之句，乃是有感而发。原来此前福建方面也曾向北洋大臣李鸿章请援，但李却以“北洋轮船皆小，本不足以敌法之铁舰大兵船。……断难远去，去亦无益有损”②为辞，予以拒绝。两相对比，张之洞以国事为重，“筹济军事，不分畛域”的做法，更令时人所称道。
光绪十年九月，法舰队攻击基隆港，并封锁台湾，北起苏澳，南至鹅銮鼻，三百余海里范围内，禁止所有船舶出入，企图切断台湾守军的兵员饷械补给，困死刘铭传部。对此，李鸿章“以北洋舰小不足当巨舰，无从赴援入告。”①张之洞却主动与刘铭传联系，提出“济饷械、通信，有何法？有便即示数语为慰。尊意如有保台良策奇计，祈示；能代谋者必竭力。”他克服法舰封锁，千方百计，先后支援刘部军饷银三十万两。这在广东方面自身财力窘迫的情况下，更显难能可贵。他还派潮勇五营并大批枪支、弹药，分别从汕头、泉州、厦门等港设法援台，可惜未获成功。
对于云南前线的战事，之洞也极为关心。他大力推荐唐景崧（1841—1903）新组粤军，号景军，开赴云南。联络黑旗军首领刘永福抗法。唐军一切费用，均由广东方面承担。不仅如此，唐军离龙州赴滇时，之洞又助刘永福军饷两万两。由唐带往。对此，云贵总督岑毓英致电之洞，表示感谢：“越事仰赖明公主谋，助兵助饷，始克有济。”
刘永福（1837—1917）的黑旗军原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广西天地会反清武装的一支。同治四年（1865），该军在广西安德镇北帝庙前祭旗举事，所祭者为七星黑旗，故人称“黑旗军”。同治六年（1867年），在清军围剿下，刘永福率部避人越南。法国入侵越南后，黑旗军与越民并肩作战，在十余年的艰苦岁月里，给予法国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一月初，黑旗军在河内城外击毙法将安邺。光绪九年（1883年）四月十三日.又在河内城西纸桥一仗中，击毙法军司令李维业中校。越南阮氏王朝虽然对刘永福心存疑忌，但又想借用其武装力量抗击法军，因而封其为三宣副提督。
对于这样一支英勇顽强、战功卓著的抗法农民武装，清政府却视其为“匪”。虽然曾补给枪械以抗法军，但前后济刘洋枪不过五百杆，“皆天津解粤之笨枪，弹药多不着火。”①而且就是在这少得可怜的接济背后，还包藏着险恶的用心。正如四川总督丁宝桢所说：如果”该匪幸而获胜”，当然于清军不无补益，而且黑旗军又不属正规清军，不用担心法国借口寻衅报复；如果黑旗军吃了败仗，“设此类竟为法国所歼，亦隐为中国除一大患。驱狼斗虎，似属一举兼得。”②因此，当刘永福黑旗军凭借简陋枪械与法军浴血苦战时，装备精良的清军主力却在广西布政使徐延旭、云南布政使唐炯统辖下作壁上观。更有甚者，清廷某些大员甚至认为黑旗军抗法得胜是件大坏事：”若刘永福果终于胜法，又必骄悍难制，……各省亦须设防，是又岂浅鲜之害哉？”③张之洞对刘永福黑旗军的态度则不相同。作为统治集团的中坚，之洞对于农民起义、农民武装当然绝无好感。三十年前在贵州兴义城头与农民军拼死一搏的难忘情景，早已给之洞打上深刻的烙印。但是，作为一个爱国的、开明的政治家，之洞高于一般官僚的地方就在于，在民族矛盾压倒阶级矛盾的反侵略战争中，他能够将“御外”置于“制内”之上。还在山西巡抚任内，之洞就提出应授刘永福以正式官职，承认黑旗军的合法地位。他在《法衅已成敬陈战守事宜折》中说：“防不如战，近不如远，迟不如早，而要以争越、封刘、战粤、防津为四大端。”①所谓“封刘”，即指授予刘永福以正式官职。之洞充分肯定黑旗军的抗法功绩，称“法人屡败于刘团”，并对黑旗军在日后战局中可能发挥的作用给予高度估价：“此时乘已战之局，藉刘团之助，因越民之扰，就陆战之便，与之纵横奋击，安见不可终挫凶锋？”②当李鸿章等朝廷大员处心积虑欲置刘永福黑旗军于死地时，之洞义正同严地宣告：“洞敬其为数千年中华吐气，故竭力护持之。”③张之洞就任两广总督后，再次建议清廷将黑旗军收编，以利战事。经过之洞反复奏陈，光绪十年（1884年）八月，朝廷对法宣战后，终于接受之洞“牵敌以战越为上策，因越以用刘为实济”的建策，授刘永福“记名提督”衔，赏戴花翎，并陆续拨给黑旗军饷银七万两。黑旗军取得合法地位后，之洞又大力资助其饷械，半年多时间内，先后拨银十五万五千两，并令清军与其协同作战，共抗法军。唐景崧率景军配合黑旗军，于这一年年末出击宣光，取得临洮大捷。诚如唐景崧所说：“黑旗自与法人迭次交锋，皆大战，未有借助于他军者。两载以来，虽曰助刘，何尝有同泽同胞之义哉？独此次为我景军切实援应耳。”④黑旗军的处境前后迥然不同，得力于张之洞的开明态度。很显然，这种变化不仅有利于黑旗军，而且更有利于抗法战争的大局。
①②《全集》，卷七，奏议七。
③《全集》.卷一百二十四，电牍三。
④唐景崧：《请缨日记》卷六。
①《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张幼樵。
①《全集》.卷九，奏议九，《敬陈海防情形折》。
②《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潘祖荫。
①张树声字振轩，彭玉麟字雪琴。
②《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张幼樵。
①《全集》，卷九，奏议九，《查复张树声参款片》。
②《全集》，卷九，奏议九，《敬陈海防情形折》。
③《全集》，卷三，奏议三，《海警日迫急筹战备折》。
④《全集》，卷九，奏议九，《息借商款折》。
①张佩纶：《涧于集》.丰润涧于草堂张氏刊本，1921。
②《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二○，第9页。
①中国史学会编：《中法战争》第一册，第13页，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
①唐景崧：《请缨日记》，见《中法战争》第二册。
②四川总督丁宝桢奏折，见《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三，第12页。
③《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九，第15页。

第二节“独数谅山一役，全仗纡筹决策”
张之洞死后，清廷追谥“文襄”。晚清重臣中，谥“文襄”者，仅左宗棠、张之洞二人。左氏戎马一生，与太平军、捻军及西北回民军恶战多年，又进兵新疆，讨平阿古柏，获“文襄”谥，顺理成章。比照左氏，曾有人对之洞谥“文襄”表示疑问。之洞的门生罗献修在挽联中为恩师辩白：
劝学堕仪征太傅，更有大焉，洵岭峤百世之师，颜欢寒士，长留广厦千间，惟惭后乐先忧，佛时谆勖为文正；易名媲湘阴爵侯，夫何疑者，概中外两军相见，威震远人，独数谅山一役，全仗纤筹决策，将略知非短武乡。①此联言之洞督粤事迹，上联举文教，下联赞武功。罗献修以为，以之洞在中法战中，尤其是谅山大捷的建树，足以与左宗棠媲美（左氏湖南湘阴人，罗氏挽联“湘阴”即指左氏），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功，不在诸葛武侯之下。这后半句，有溢美之嫌，但“独数谅山一役，全仗纤筹决策”数言，确乎不违史实，称其“甲胄有劳”、“因事有功”，实不为过，故谥“文襄”并非虚妄。纵观张之洞全人，武功非其擅长，但他在中法之战全过程中，却显示了过人的军事谋略。
光绪九年（1883年），之洞在山西巡抚任内，对于南方战事即提出“守四境不如守四夷”的战略构想，主张出兵越南，支援越军及黑旗军，拒敌于国门之外，以夺取战争主动权。
光绪十年（1884年）春夏，法舰队攻陷马尾，围困台湾，主战场由陆路转到海路，台湾海峡成为战争焦点。张之洞一面竭力援济守台刘铭传部，一面奏请朝廷”缓台唯有急越”，“牵敌以战越为上策”。在海军实力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与法军在海上周旋，并无成效，只有采用“围魏救赵”之略，方可扭转战局。“今日敌情事势，我不能追逐法虏以去鸡笼，法亦不能尽破我军而踞台地。惟有力争越南，攻所必救，庶不致率其丑类肆毒孤台，越圻渐恢，台围自解。”①这是颇有战略眼光的建策。
之洞提出，在陆路，我军应分东、西两路，夹击法军。西路由唐景崧率景军入越，会同刘永福黑旗军及滇军岑毓英所部，于光绪十年（1884年）未攻击据守宣光法军，收复宣光、兴化、山西的大部地区，后又取得临洮大捷，击溃西线法军。在东路，张之洞起用老将冯子材及淮军将领王孝祺（？—1899）“出偏师助桂军，腾出兵力攻西路”②，入越作战。
冯子材（1818—1903），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字南干，号萃亭。行伍出身，先后任广西、贵州提督。他曾奏劾广西布政使徐延旭，为徐所忌恨，后徐升任广西巡抚，泄私报复，冯子材郁愤称疾还乡。冯子材是有名的战将，之洞的前任张树声曾请他督办广东高、雷、钦、廉四府团练。之洞接任后，亦遣员传书并送饷银五万两，请冯出山。又于光绪十年（1884年）六月二十一日致函冯子材：
钦州民团，自得宏才指麾，谅已日形精整。鄙意拟请阁下速将团练密加部勒，营哨官分别派定，一遇事机紧迫，即将精健练勇酌带二三营，配给军火，取径疾趋袭彼广安、海防，广张声势，多设疑兵，以为牵制之计。冯子材素钦之洞，说：”南皮系巍科名统，乃能识我！越事已急，我允之矣。”
②冯子材此时已近古稀之年。前曾有人建议李鸿章起用冯赴越作战，李鸿章以其年老力衰未允。张之洞却认为，”冯虽老，闻未衰；旧部多，成军易；由钦往，到越速；在越久，水土习，用土人，补遣便，将才难得，节取用之。”
光绪十一年（1885年）初，东路法军集中万余重兵，大举进攻驻守谅山的广西巡抚潘鼎新（？—1888）所属桂军苏元春（1845—1908）部。潘鼎新畏敌如虎，望风披靡，不战而溃。之洞急令冯子材率军驰援，但不等冯军赶到，桂军已弃阵而逃。二月十三日，法军攻占谅山，兵锋直逼镇南关，形势危急，全线震动。潘鼎新自知罪责深重，竟诿罪于冯子材，谎称冯军“飞催不至”，致使苏元春部孤军奋战，才酿成谅山大败。之洞一时不察，十分恼怒，电斥冯子材，”何以上对朝廷，且亦何以对桂军”①。冯子材复电辩诬。经过查证，之洞方知潘鼎新的伎俩，他立即与彭玉麟合奏朝廷，“并非冯王不听调度，实由潘抚调度乖方，且陈其欺饰状”②。同时又电慰冯子材，劝其“以大局为重，万勿愤郁，将来破敌，终赖麾下。”
法军兵临镇南关下。此时潘鼎新龟缩于龙州城内，不敢动弹。张之洞令冯子材任广西关外军务帮办，接替镇南关前线指挥权，许其相机行事，以免电函往返，贻误战机。三月，法舰侵扰广东北海（今属广西）。之洞一度意欲抽调冯军十营回防，但冯子材建议：“首先飞文出示钦廉，声言不日材亲率数十营即到，……虚张声势，以定人心。材仍稳扎长墙，整备以待。”③之洞接受建议，放弃了原计划。
冯子材受命于危难之间。他令士卒于关前隘跨东西两岭筑长墙，掘深堑，布置炮位，严阵以待。冯子材亲率主力驻守夫前，又调苏元春、陈嘉两部防守侧后两翼，王孝祺部屯军于后，成犄角之势。
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初七日.法军两千余人分三路直扑关前。两军激战终日，东西岭阵地几度易手。八日，法军凶焰更炽。最危急关头，冯子材谓诸将曰：“法再入关，有何面目见粤民，何以生为！”他“以帕裹首，赤足草履，持矛大呼跃出”④，率其二子相荣、相华，冒死冲入敌阵，展开肉搏。诸军见状，士气大振，奋勇进击，击毙法军将领数十，歼敌千余，追出关外二十里。随后冯部乘胜进军，十二日败敌于巴坪，十三日攻克谅山。
镇南关—谅山大捷，不仅扭转了中法战争的局势，而且一洗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军队抵抗西方列强入侵屡战屡败的耻辱，大长中华民族志气。张之洞称“自中国与西洋交涉，数百年以来，未有如此大胜者。”①确不为过。人们历来对老将冯子材此役之勇赞不绝口，但对于之洞“纤筹决策”之功，从启用良将、筹措军需直到作战方略的制订，却每每忽视，这是有欠公道的。唐景崧曾这样评论镇南关一役：
是役也，朝廷威灵，将帅勋略，均应表暴，为千秋论世者之徵。……非南皮尚书豫筹冯、王协桂之师，则桂军势不能骤振。然则南皮实为功首也。诚哉斯言！
①《中法战争》，第四册，第521页。
②芝翁：《古春风楼琐记》。
③《中法战争》第四册，第458页。
①《全集》，卷一百二十二，电牍一，（致龙州冯军门）。
②《一士谈荟》第350页。
③《全集》，卷一百二十三。
④许编《年谱》卷三。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②唐景崧《请缨日记》，《中法战争》第二册，第192页。
①《一士谈荟》第346页。
①《全集》，卷十，奏议十，《分遣广军规越折》。
②《中法战争》第四册，第458页。

第三节　反对议和，加固两广边防
镇南关—谅山大捷，给予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法国茹费理内阁因此而垮台。这正是中越方面驱逐法军出越南的大好时机。但是，清廷的软弱，断送了前线军民浴血奋战的胜利成果。
中法战争全过程中，双方打打谈谈，谈谈打打，外交接触从未中断。光绪十一年（1885年）以前，法军在陆、海各路均占据优势，因而谈判态度蛮横。英、美、德等国出于各自目的，也从中插手，压迫清政府就范。无奈法方条件过于苛刻，清廷实在难以接受，谈判陷于僵局。正当此时，前线传来镇南关—谅山大捷的消息。李鸿章认为“当藉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要求。”①他向慈禧提出“乘胜收束”的主张，并以此为基本立场，重开谈判。为了使谈判能顺利进行，清政府下令：越南宣光以东战线，四月十五日停战，二十五日撤兵；宣光以西战线，四月二十五日停战，五月五日撤兵；台湾方面，四月十五日停战。
上谕传至前线，军民群议沸腾。之洞于当天即致电总理衙门：“冯军刻必进攻北宁，大胜后方可言和”。第二天，他又致电慈禧：“款未定，万万不可撤兵。臣之洞谨昧死上陈，恳圣明熟思。”②与此同时，他与冯子材、王孝祺、苏元春等紧急磋商，希望冯、王两军抢在四月十五日停战日期以前，攻克军事重镇北宁。可惜护理广西巡抚李秉衡从中作梗，未能实现。朝廷亦知之洞及前线军民的不满情绪，惟恐他们的行动影响重开和谈，严令“防军如期停战，撤回边界……倘有违延，朝廷固必严惩。”③诸军不敢抗令，挥泪撤兵。之洞致电冯子材：“事权不一，洞能请之；需饷需械，洞能筹之。班师迫促尽弃前功，已得越疆仍还法虏。事机可惜，边患何穷！”①抱憾之情，溢于言表。之洞是反对议和的。他致电李鸿章：“去岁奉电传上谕：‘法人无理，已饬决故。嗣后如有以和议进者定即军法从事！’此次进和议者为谁？”②李鸿章毕竟心虚，把责任推给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查进和议者‘二赤’，我不过随同画诺而已。”当议和已成既成事实后，之洞只好寄希望于慎重订约，尽力维护主权，保护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成果。他电函李鸿章：“今议详约，万望力争，天下责望，惟在公也。”“画押宜慎，关系国家万年之计。”为此，他恳请朝廷将议约草案“发沿海沿边疆臣筹议”，但是，未被采纳。和约签字前夕，之洞在给左宗棠的电报里，倾诉衷肠：
闻详约十条数日内即画押，无非利法害华之事。洞请发沿海、沿边疆民筹议，不报。洞前后电奏二十二次矣，三争撤兵，余争条约、地界、商务、刘军、义民；初则切责，后则不报。人微言轻，无术挽救。若再草草画押，后悔曷追！③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德诺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条约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中国应对“法国所办弭乱安抚各事。无所掣时”。西南边境对法开放通商，“中国与北圻陆路交界，允准法国商人及法国保护之商人，并中国商人运货进出”。中越修筑铁路应“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法军撤出台湾、澎湖。这样，法国虽然在战场上大败，但却在谈判桌上得到了它想得的权益，达到了其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目的。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
战争如此结局，之洞“愤愤欲死”①。事已至此，他所能做的，只是在职权范围之内尽力维护已经得到的成果，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疆臣之职，一在用兵力以相慑制，一在结民心以固藩篱，一在考地理以资折辩。”②黑旗军在中法战争中功勋卓著，法军恨之入骨。而清廷方面虽有所借用，但归根到底仍视之为异已。《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第一款载明“倘有匪党在中国境内会合，意图往扰法国所保护之民者，亦由中国设法解散，”便是为加害刘永福及黑旗军埋下的伏笔。法国还以黑旗军的撤退、解散作为交还澎湖的条件。之洞对此了然于心。“法恶刘、总督恶刘、北洋恶刘、岑师恶刘。法恶之而甚畏之，故约以此为首。”③他的态度是，应从维护民族利益、国家安全的角度来对待刘永福黑旗军，“推诚相待，善为拊循，勿以节殉为词而遽罢其兵，勿以部众细事而苛绳不已，庶几平日无嫌，缓急有用，则所以厉海内忠臣猛士之气，即所以绝敌国妄生窥测之心，于海防大势不无裨益。”④为此，他为如何安置黑旗军颇费心思。“留越法不许，屯滇岑不许，处粤边必生衅，处腹地必累刘，洞皆不敢允。”⑤考虑再三，“该提督惟有依鄙人左右为便，有军务时既便于任用，兼可娴习礼节，与官场各衙门熟习联络，为东将居东地，此久计也。”①他于省城东门外十五里之龙泉冈为其修筑营房以为驻扎之区。在《刘永福到粤折》中，之洞称刘“为人沈静骁鸷，知恩畏法，勇而有谋，深明洋战窾要，又肯讲求，后门枪炮是其所长；特生长边鄙，质地甚朴，听言易受人欺，吝惜财物，不忘人过，是其所短。至于不识文字，性情间有暴急之处，乃武将常情，无足为异。其治军纪律在越则甚疏，入关则甚整，是本有治众之才，但视其加意与否。”②当然，张之洞竭力护持刘永福黑旗军，也包含着用纲常伦理改造它，使其服务于清廷统治的深一层用心，但这样做毕竟保存了抗敌有功的良将名师，有益于国家民族。
和约签订以后，“越全属法，边患无已”，“款局虽定，边防难撤”。之洞为加强两广边防，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调整防军布署。之洞认为，广西与越南接壤处，山崖纷歧，路路可通。边境重镇龙州，“视全桂腹地，东省上游。据有建领之势，实为两粤利害所关”。之洞将广西提督驻所由柳州移往龙州，以利控辖全局。又“镇南一关尤为中外铃辖，……关中之后，关之左右各路均须择要设防，而后气势不形单薄，不致有腹背受敌，时腋乘虚之虑”。以十二营专防镇南关中路，四营防东路，六营防西路，“路宽者筑台安炮，路窄者设卡开濠”③。
加强通讯联络。派员勘设龙州至镇南关电线。又与云贵总督岑毓英会商，开通广西南宁至云南马白一线的电讯，沟通京、粤、桂、滇，以备战时之需。之洞表示：“此费云贵必不愿出，政府如果锐意防越，洞当筹之。”筹款购炮筑台。之洞奏请朝廷增加拨款，为镇南关、龙州、廉州、琼州前线防军购炮、筑台，并募专营驻守，以固边墙。勘立滇桂边界。为了防务的需要，之洞令部属对中越边界重加履勘，编考旧闻，“覆加研核，益得其详”①。得知法国“勘界多系武职，意在考究形势，审探路径，用意甚深”，之洞亦选派总兵侯勉忠等十一员随往勘界，”令其周历险要，审度筑台设戍处所，考究车行出入道路，藉资阅历，以备他日有事之用。”②①《全集》，卷十八，奏议十八，《辨认钦州老界绘图列证请旨饬办折》。
②《全集》，卷十三，奏议十三，《派员随勘滇桂边界折》。
①《中法兵事本末》.见荣孟源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248页。
②《全集》，卷七十四，电奏二。
③《光绪朝东华录》十一年二月。
①《全集》，卷一百二十四，电牍三。
②胡传剑：《盾墨留芬》卷八。
③《中法战争》第四册，第504页。
①《全集》，卷一百二十四，电犊三。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八，电犊七，致东舆邓钦差李道台、王道台。
③《全集》，卷一百二十四，电犊三。
④《全集》，卷十四，奏议十四，《刘永福到粤折》。
⑤《全集》，卷一百二十五电犊四，《致龙州李护抚台。苏督办唐主政》。
①《全集》，卷一百二十五电牍四，《致南宁陈倅文垿刘提督永福》。
②《全集》，奏议十四。
③《全集》.卷十五，奏议十五，《筹议广西边防折》。

第四节　洋务事业“小试其端”
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内，受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启示，又因晋省百业凋敝，振刷维艰的刺激，已经迈出了向洋务派转化的第一步。此后不久，他奉调离晋，所筹划的各种事业，未及付诸实施。到广东后，下船伊始，“即逢海警。内防外援，应接不暇，兵食兼筹，无一不难。”③待到战争结束，方才静下心来，着手治粤的各项举措。中法战争使张之洞直接接触到外部世界，战争的曲折艰难和令人愤懑的结局，更加速了他转向洋务派的进程。战争期间，之洞筹款购械，饱受捉襟见时、仰人鼻息之苦。他说：
去年各省设防以来，所购军火不下数百万两，而良粗不齐，且损重费；甚至居奇抑勒，借口宣战，停运截留，种种为难，令人气沮；其运脚、保险、行用等费扣至四五成不等。仰人鼻息非长策。①查水陆各军，需用枪炮，概系购自外洋，不但耗蚀中国财用，漏卮难塞，且订购需时，运送遥远，办理诸多周折；设遇缓急，则洋埠禁售，敌船封口，更有无处可购，无处可运之虑。况所购之械，种式不一，精粗各别，弹码各异，仓卒尤易误事。详筹时势，必须设厂自铸枪炮，方免受制于人，庶为自强持久之计。
实践是修正认识的准绳。抚晋督粤的政务洗礼、兵燹磨难，逐渐褪去了之洞身上那清流党人动辄“援引经旨，侃侃谔谔”，放言高论，不免空疏的气味，而步曾、左、李之后尘，走上“求强”、“求富”的“洋务”之途。“天下事每惮于劳费而创始。故臣愿以粤省创之。”③张之洞决心在两广任上，一展宏图。对于之洞这一思想转变的枢纽，跟随之洞二十余年的幕僚辜鸿铭，揭示得明白：
当时济济清流，犹似汉之贾长沙，董江都一流人物，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是以文襄为京曹时，精神学术无非注意于此。即初出膺封疆重任，其所措施亦犹是欲行此志也。洎甲申马江一败，天下大局一变，而文襄之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保名教。张之洞在粤兴办洋务，要在以下数端：
（一）建造军舰，筹治水师
张之洞首先着手开办与国防、军事相关的事业。他认为：
自强之本，以操权在我为先，以取用不穷为贵。夫欲善其事先利其器。……器械不利与空手同，不能及远与短兵同，史之良规也。自法人启衅以来，历考各处战事，非将帅之不力，兵勇之不多，亦非中国之力不能制胜外详，其不免受制于敌者，实因水师之无人，枪炮之不具。……兹虽款局已定，而痛定思痛，宜作卧薪尝胆之思，及今不图，更将何待？②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镇南关战役刚刚结束，之洞即令修复黄浦船坞，制造浅水兵轮。一年后竣工四艘，命名日广元、广亨、广利、广贞，分别为七十八马力，六十五马力。后又建造小型铁甲舰广已、广玉、广金，均为七百吨位，置炮八门。
马尾、台湾战事，使之洞明瞭大治水师的重要意义。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月十二日，之洞上《筹议大治水师事宜折》，提出建立北洋、南洋（浙江）、闽洋、粤洋四支舰队，以改变李鸿章办理海军多年，“仅就一隅创建，未合全局通筹”的状况。他意欲自掌粤洋水师，五年而大备，“自足以隐慑强敌，靖我环瀛”。这个宏大的计划终未实现，但到八十年代未，广东水师已拥有大小兵轮三十余艘，防卫内河的能力大为增强。
（二）编练广胜军
之洞在山西时，己萌生编练不同于绿营、勇营的新式武装力量之念，到广东后方见诸实行。光绪十一年（1885年）。他令记名总兵李先义募兵二千五百人，编成广胜军，摒弃旧式冷兵器，配置德制克虏伯行军炮及后膛快炮，采用新式训练方法，“一练卧枪，一练过山炮，一练掘造地营，一练安放火雷，一练修筑炮台，一练临敌散队，一练洋式火箭，一练安设行军电线，一练疾步逾壕越岭，一练夜战，一练坚守地营及浚濠筑墙一切工程”①。之洞十分重视这支武装，每月亲往校阅。他设想“总以近日实验为师，不以旧式之虚文为美，期于专备洋战，避短用长，务成劲旅，俟一军练有成效，再当推行诸营，以期次第改观。”①后来之洞在苏、鄂等地编练自强军和湖北新军，不少骨干，即来自广胜军。
（三）创办军火工
业光绪十二年（1887年），之洞于广州城北石井墟创设枪弹厂，厂区占地三十余亩，从上海泰来洋行购得机器，可造毛瑟、梯尼、士乃得、云者士得等四种炮弹，日产八千粒。后来，品种发展到六种，日产也提高到两万粒。之洞对此并不满足，认为因”经费所限，故仅得小试其端。”②次年七月，之洞又筹建枪炮厂。他致电驻德公使洪钧，询问制造新式连珠炮及克虏伯炮的机器价格。洪钧建议，“沪厂即能造小炮，似不值再设厂。”之洞复电：“沪造小炮未精，仍拟粤自设厂。”③他选定广州西北四十里的石门地方作为厂址，建厂费用，则向官弁绅商募集捐款八十余万两。光绪十五年（1889年）七月初六，之洞正式具奏，报告筹建枪炮厂情形。但是五天以后，清廷上谕，调之洞任湖广总督。向德订购的机器后移运至鄂，建成湖北枪炮厂。
（四）开设水陆师学堂
为培养不同于旧式将弁的新式军官和军工科技人才，之洞于光绪十三年于广州城南四十里长州地方，利用原“博学馆”舍址，开设广东水陆师学堂，仿北洋水师堂和福州船政学堂章程，聘请外国教习，传授各门课程。水师学堂聘英人任教，分管轮、驾驶两堂，前者学轮机制造运用，后者学舰船驾驶攻战。陆师学堂聘德人任教，分马步、枪炮、营造三堂。水陆师学堂学生均分内学生、外学生和营学生三类。内学生从原博学馆学生通晓外语、算术者中选拔；外学生招收年十六以上，三十以下的文理初通者；营学生则选拔行伍出身的下级军官，进修近代军事知识。学习三年为期，期满后，对毕业生择优选派出国留学。为便于学生营演操练，学堂设有操场、帅台、演武厅、机器厂、铸铁厂。又调广东水师广甲兵轮一艘，专作水师学堂学生训练实习之用。之洞要求各堂学生每日清晨诵读”四书五经”，“以端其本”，然后再习各门专业课程。强调“中学为本”，注重专业实践能力，是张之洞办学的两大特征，广东水陆师学堂即开其端。
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又于水陆师学堂内增设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公法学专科，每科招生三十名，延聘英人赫尔伯特等分任教习，培养洋务人才。
（五）开办民用企业
洋务运动以“求强”、”求富”为两大目的。“求富”的主要措施便是开办民用企业，发展民族资本以“与洋货相颉颃”。广东是对外通商最早的地区，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远较其他地区为甚。八十年代以前，这里没有一台新式织机，洋纱洋布充斥市场，传统棉纺织业日形萎缩。张之洞目睹于此，决心发展民族机器纺织业，他指出：“棉、布本为中国自有之利，自有洋布、洋纱，反为外洋独擅之利。耕织交病，民生日蹙，再过十年，何堪设想！今既不能禁其不来，惟有购置机器，纺花织布，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①他派员调查广东中场洋布销售行情，得知原色扣布等六种最为畅销，便将布样及国产棉花样本寄驻英公使刘瑞芬，请他在英试织，并订购机器。
前此，李鸿章于光绪八年（1882年）接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奏请“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①取得纺织专利权。为避免纠纷，之洞致电李鸿章，申言“粤设官局本与商局有别.且进口布多销旺，断非沪局所能遍给，粤供粤用犹恐不给，当不至侵沪局之利”。②李复电称：“光绪八年奏准在沪创织布局，十年内不准另行设局。嗣因法事，郑观应经理不实，现甫从新整顿，集股无多，尚难大办。粤设官局，距沪较远，似无妨。”③表示对广东纺织业的宽容。光绪十六年（1890年），张之洞所订英国织机运抵广东，此时之洞已移任湖广总督，经与继任两广总督李瀚章（？—约1888）商议，将织机转运湖北，建成湖北织布官局。
钢铁工业是近代产业的基础。为解决军工和民用对钢铁的需求，光绪十五年（1889年）九月，之洞奏请于广东建设炼铁厂。其奏折云：
窃以为今日自强之端，首在开辟利源，杜绝外耗。举凡武备所资，枪炮军械轮船炮台火车电线等项，以及民间日用农家工作之所需，无一不取资于铁。两广地方产铁素多，而广东铁质尤良。前因洋铁充斥，有碍土铁。经臣迭次奏请，开除铁禁，暂免税厘，复奏免炉饷，请准任便煽铸，以轻成本而敌侵销。多方以图，无非欲收已失之利，还之于民。他致电驻英公使，请与英国谐塞德公司谈判订购高炉设备。英方提出：“欲办钢厂，必先将所有之铁石、炼焦寄厂化验，然后知煤、铁之质地若何，可以炼何种之钢，即可以配何样之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未可冒昧从事。”此时之洞虽有发展民族工业以抵制洋货的良好愿望，亦不乏“愚公移山，有志竟成，此无可游移者也”②的坚定决心，但却不具备起码的专业知识，又不肯屈尊下问，竟然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作复。英方哭笑不得，便也不与之计较，“照英国所用酸法配成大炼钢炉（即贝色麻炉）两座，……另以碱法制小马丁炉媵之。”③这些设备后转运湖北汉阳铁厂，果然不甚合用，造成巨大浪费。
清代货币，银、铜并行。因铸造技术的限制，铜钱制式粗陋，银两成色驳杂。对外通商以后，外洋银元（俗称“鹰洋”，因币面图案为墨西哥国徽鹰而得名）以其精美坚挺广泛流通于中国市场，并通过不断上涨的兑换比价，掠夺中国的巨额财富。道光三十年（1850年），一枚洋元兑换制钱1200—1300文，五年以后，最高可兑换1900文。对此，朝野有识之士纷纷提出自铸银元，以塞漏卮，卫利权。郑观应即建议“银由中国自铸……，与洋钱丝毫无异……方可通行抵制”①。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月二十四日.张之洞一日内连上《购办机器试铸制钱折》和《试铸银元片》，称”惟铸币便民乃国家自有之权利，铜钱银钱理无二致，皆应我行我法，方可得体。”他从英国购得铸机四部。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铸币厂于广州东门外黄华塘建成，四月二十六日开炉铸造。所铸银元以龙为图样，称“龙洋”，分七钱二分、三钱六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三分六厘五种，“均与洋银一同行用”。此外，之洞还令该厂以机器铸造铜质制钱，每枚面值一文。张之洞建广州机器铸币厂，是近代货币史上的大事，如时人所记，“中国之有银圆者自公启之。”②①《全集》，卷二十六，奏议二十六，《拟设织布局折》。
①《李义忠公全书》，奏稿，卷四十二。
②《全集》，卷二百三十一，电牍十，致天津李中堂。
③《李文忠公全书》卷十。
①《全集》，卷二十七，奏议二十七，《筹设炼铁厂折》。
②《张文襄公牍稿）。
③叶景葵：《汉治萍产生之历史》。
①《盛世危言》卷五，《铸钱篇》。
②《张文襄公大事记·体仁阁大学士张之洞事略）。
③《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致潘祖荫。
①《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
②《全集》，卷七，奏议七。
③《全集》，卷十九，奏议十九，《购办机器试铸制钱折》。
①《张文襄幕府纪闻·清流党》。贾谊曾任长沙王太傅，故称”贾长沙”；董仲舒曾任江都令，故称”董江都”。
①《清史稿》卷一三九。
①《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教练广胜军专习洋战片》。
②《全集》，卷二十五，奏议二十五。
③《全集》，卷二百三十一，电牍十。

第五节　粤政事略
张之洞督粤之初，正逢中法战急，“自到任以至解严。夜寐不过数刻，罕有解带安息之事。”③心血过伤，肝脾俱病，战争结束后，请假一月，一面经理职守，一面设法调治。但繁重的政务容不得他稍为喘息。”千条万绪，纷至沓来，无一非棘手之事，无一有可循之例，……仍复夜以继日，寝馈不遑。并无片刻休息之时”④。督粤五年，正如他自己所说，“无日不在荆天棘地之中，大抵所办之事皆非政府意中欲办之事，所用之钱皆非本省固有之钱，所用之人皆非心悦诚服之人，总之不外中庸勉强而行四字，然所办各事亦颇有睹成功者，真徼幸也。”①治粤政绩，确为世人共睹。
（一）理财艰辛
广东财政，素来艰窘。之洞初抵粤时，偌大一省，藩库存款不及五十万两，善后局欠债无算。而战争机器的运转和各项洋务事业的兴办，又无不需要巨额用度，战争期间为本省海防而借洋款约五百万两，为滇桂台越各地防务借洋款四百万两。九百万两的巨额债务原定由各省协拨摊还，但战后户部却奏请由广东一省独立归还，这更是之洞的不堪重负。但他多方筹措，开源节流，甚至不惜冒劣政恶名，开“闱姓”赌捐，历尽艰辛，不仅从根本上扭转粤省财政入不敷出的窘境，而且做到略有节余。临去粤时，存现款银正项银二百万两，书院书局杂款银五十余万两，面交继任两广总督李瀚章。时中外哗言之洞在粤滥用巨亏，李至是愕然大惊服。“肃然起立，长揖以谢。”②在广开财源方面，之洞采用以下办法：
向官商筹集资金。为筹建枪炮厂，之洞知道直接要求政府拨款，或者动用海关关税都行不通，他便向广东文武官绅及盐埠各商募集捐款。原来，光绪十二年至十四年（1886—1888年），文武官绅商贾捐款八十万两，充作海防经费，定造了“广甲”、”广乙”等兵轮。这时之洞召集官绅、盐商筹议，将此种捐款“接续劝办”。各官绅商“以款巨力继，颇形观望”，之洞“竭力开导”①，始允续捐三年，以供建厂之用。
整顿税收，缉查走私。之洞查出广东税厂隐弊有“黑钱”（税官勾结商人少报货量以偷漏税）、“人柜钱”（包揽人插手商人与税官之间，偷税分肥）、“办用钱”（税厂于正税之外另向商人加收银两以中饱）等十余种，其舞弊银额竟超出正税！之洞取消税厂的包揽制，各级税务官员均由官府派遣。又行三联单制，商人完税执单，税厂凭单按月报帐，革除一切苛税。之洞先后整顿肇庆、潮州、黄江、梧关等税厂一，将增加的税金收入分别用于筑台购炮、兴修堤工等事业。
对于华洋商人勾结走私，之洞也予以严查。光绪十二年（1886年），有英人勾结华商走私鸦片，之洞下令查封参与其事的洋行，并通过外交途径，驱逐英国不法商人。
开“闱姓”赌捐。”闱姓”赌博是两广地区的一种劣习。它起源于山紫村机房中人“斗彩”，以猜中闱场考试士子中式之姓的多寡赌输赢。起初以文武乡试榜中小姓为赌，赌注不过百钱，后逐渐扩大规模，开局收票。咸丰年间，广东巡抚郭嵩焘令其罚缴款项，以充军用，后又准其立案，招商承办。这无异于官府认可”闱姓”赌的合法存在，因而愈演愈烈，由乡试推广至会试，以及学政的岁、科考试②。”闱姓”赌不同于一般赌博形式，它利用科举考试来进行，给人以“正规”、“高雅”、“公平”的错觉，不仅一般平民，而且社会中上层人士也多有参加。它类似于买“彩票”，因而又不受名额、金额的限制。因此，“自缙绅士大夫以及农工商股、妇孺走卒，莫不罄其所有，各存幸心，希图一掷。”①每值试年，群情沸腾，赌票金额为数钜万。赌商因之大发其财。是，赌商甚至勾结考官作弊，以操纵科举中试，从中攫取暴利。无论从哪方面看，“闱姓”赌博都危害巨烈。因此，历任粤督都奏请严禁。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赌商们相率转移至澳门设局。缴纳巨额赌税于葡萄牙殖民当局。澳门方面坐享其利，当然乐得为其提供庇护。
之洞督粤之时，为救燃眉之急，不得已想到开“闱姓”赌捐的筹款办法。光绪十一年（1885年）四月二十日，之洞上《筹议闱姓利害暂请弛禁折》：
闱姓弊端甚多，本应严申禁令，惟须一律禁止，不使利归他族方为上策。……光绪元年申禁以后，奸民私于澳门设局，输资葡人，澳酋作护，官力遂穷，藉此巨资购船置炮，近且接济法虏，窥伺省垣。澳为粤患，中外共知，为丛驱爵，有名无实，实藉寇资盗，有损无益。现经绅商具呈，如蒙弛禁，情愿认捐巨饷。此时饷源无出，亦可籍纾目前之急。
之洞当然知道，一旦正式宣布解禁，“闱姓”赌风之炽将更为嚣张。运用这种手段来筹措资金，必然为自己的政敌提供绝好的攻击口实。但是，“据诚信堂商人张荣贵、敬忠堂商人杨世勋等呈办，以六年为限，共捐洋银四百四十万元，五个月内先缴一百五十万元”①，如此巨额的款项，对于囊中羞涩的之洞，实在太具诱惑力。为了军政大局之急需，个人毁誉也就在所不惜了。他先后从”闱姓”赌捐中抽出上百万两，分别用于修复黄浦船坞、建造巡河炮轮，订购布机，加固堤防。
在缩减开支方面，之洞于中法战争之后，立请裁军以省军费，又革除税厂例向官府交纳的“充规”、“节礼”、”季规”、“堂礼”等款项。为倡导廉洁之风，在兼署广东巡抚时，他于抚署后园，辟畦种菜，筑草亭于其中，其榜联云：“稼墙艰难君子教，菜根风味士夫知”②，一时传颂士林，流为美谈。之洞督粤五年，经手款项数千万计，均秉公从事，不染私利。光绪十九年（1893年），大理寺卿徐致祥出于宿怨，弹奏之洞于两广任内“恣意挥霍”，“亏耗国家帑项及私自勒捐者，总不下数千万两”。朝廷命继之洞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核查事实，李据实复奏：
取之于关蠹吏饕、博徒标匪，以及贪劣各员，而非抑勒于富家；用之于充饷济赈、利农恤士，以及营造各要工，而非销耗于无益。取贪诈非分之财，上资军国，下济士民，揆之理法，岂得为苛。③针对当时对之洞督粤理财的种种非议、讹传，李瀚章进一步辩释：张之洞在粤时，正值海疆有事，政烦费钜，历年辛苦经营，时势亦与今不同。倘非身至其境，留心考核，固无以知其措施之迹与传闻之误也。此系公平之论。
（二）社会治安
广东濒临外海，“粤洋向来多盗，廉琼海面以九头山为巢穴，省城六门内外海面以香港、澳门为逃薮”②。粤境多山，又为群匪出没之地。中法战后裁军，大批游勇流入社会，更增加了不安定因素。加之粤省“民情强悍”，宗族、村落之间的大规模血腥械斗更是此起彼伏，社会治安问题十分严重。之洞在《查办匪乡折》里分析：
广东莠民为害地方者约有三类：一日盗劫，一日拜会，一日械斗。盗以抢掠，会以纠党，斗以焚杀，………统名曰匪。会多则为盗，盗强则助斗，斗久则招募会盗，各匪皆入其中，习俗相沿，蘖芽日盛。③为了绥靖地方，之洞以极其严厉的手段镇压诸“匪”，这其中也包括某些对人民群众正义反抗的屠杀，如派冯子材镇压琼州陈钟明、黄清起义，但大多数仍为维护社会治安的必要措施。
广东沿海海盗出没，十分嚣张，他们装备洋枪洋炮，行动敏捷，不仅劫掠过往商船，而且公然与官军摆开阵势对垒。形势不利时，则逃往港、澳，托庇于外人。之洞令冯子材率军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直捣海盗巢穴九头山，击杀惯匪多人，重挫海盗气焰。对于各地缉拿到的盗匪，之洞下令“无论水陆，不分首从，凡有案情重大罪于斩枭斩决者，一体照土匪马贼会匪游勇章程先行惩办”，“就地正法”①。
广东的械斗，历史久远，情形惨烈。其名为两族两乡互斗，实则临时雇募土匪盐枭海盗及专习此业之游手亡命之徒，号召者或数百人或千余人，附和者或数村或数十村。所持武器，不仅有刀枪剑就，甚至装备洋枪洋炮。一旦攻入对方村落，即恣意焚杀搜抢，所烧房屋动以数百间计，所杀人口以数十命计。不少村落经一次械斗，即丧失数年乃至数十年聚集起的资产。
对此民间恶俗，之洞援引同治六年（1867年）清廷惩办天津“锅匪”成例，严厉禁绝。“四命以上绞立决，十命以上斩立决，二十命以上斩决枭示。”②对其主谋者，敛财纠斗者，受雇持械帮斗审明素行不法凶暴显著者，无论杀伤几人，均照土匪例，不分首从，一律就地正法。对于胆敢阻挠官军制止械斗者，也“立予格杀”①。
另外，之洞依据“夫杀一贼不如使民少增一贼之为功多也”②的一贯思想，在运用”铁腕”的同时，也注意采取停沙田各捐，革除税厘之弊，禁“白鸽票”赌，抑制强豪势力以及办校兴学，倡导“教化”等安抚措施，双管齐下，维护治安，取得相当成效。
（三）开发海南
海南岛为我国第二大岛。西汉时，中央政府即在此设置郡县。明代于海南设琼州府，清代改置琼崖道，辖三州十县，隶属广东省治。虽然咸丰八年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已规定海南开放通商，但这里的经济发展水平甚低。张之洞在督粤任内，对开发海南予以相当的关注，并取得一定实绩。
黎族是海南的土著居民。由于清政府的民族歧视、压迫政策，黎族同胞与官府关系十分紧张，武装抗争时有发生。之洞专门设立”抚黎局”，一方面弹压反抗，另一方面也采取筑路垦荒、设市贸易等“安抚”措施。又从黎族上层人士中任命村、峒行政首脑，“以黎治黎”，缓和矛盾。
光绪十三年（1887年）二月，之洞拟订《抚黎章程》十二条③，作为开发海南的纲领，奏请实行。《章程》规定“剿除乱黎，招抚良黎”，健全户籍制度，设置黎族土司，听任自治。保护封建地主的土地占有权，不许侵夺，违者严惩。鼓励发展经济，新开田亩三年内免征赋税，于黎族聚居区开设“义学”，延聘塾师教以汉语汉文，”渐被冠裳之化”。他还对琼州道台予以具体指导：
琼事平浅而细密者三：抚良黎筹耕具一，确议永靖土客之策二，选牧令筹津贴三。博大而繁重者三：入山恳田一，伐木通商二，详查昌化矿情形三。开路未尽事宜三：修坚固大木桥梁一，要隘速设碉卡防守二，于数十里冲要，宽平处造板房草棚数十间以棲行旅，即就其处立墟市以利民黎三。
为开发海南经济，之洞制订一系列鼓励办法。“黎地未开上腴何止数十万亩，无论商民，听其择地认垦，分清经界，报官给照，三年内免其升科。”②个人认垦千亩者，授把总职，万亩以上者授千总职，三万亩以上者从优给予奖叙。为鼓励开采森林资源，规定“凡由琼州出口木材，三年之内所有关税、厘金暂行宽免。”对于商人开采昌化县内铜矿，也给予税厘方面的优惠。
海南山多林密，交通不便。之洞令于全岛新开大路十二条，纵横连网，路宽一丈六尺，险峻处亦不得窄于八尺。“奥区荒徼，辟为坦途，人以为便。”③为加强海南防务，又铺设琼州至廉州海底电线，以速军报。光绪十三年（1887年）十二月，之洞乘兵轮亲临海口，视察军务，指示加筑炮台，添置巨炮，以杜外人觊觎。
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海南文教十分落后。之洞除于黎区广兴义学，教以汉语汉文外，又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十二月专上《请编定琼州乡会试中额折》，奏称“海南风气近朴，游学不易，以故近十年以来每科乡试大率七八百人至九百余人，往往竟无一人获隽”。为激励海南学子进取之心，之洞奏请从广东全省中式员额中，划出专门名额给海南，“每文武科乡试编为玉字号，取中三名，会试取中一名”，“愚民诗书被泽，不为异端邪说之归。”①（四）保护华侨权益
起自明代，东南沿海便有贫苦者出洋谋生。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为满足本国的劳务需求，更是不择手段，在广东、福建等地拐骗、利诱，甚至绑架中国劳工出洋。咸丰十年（1860年），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规定，“凡有华民情甘出口”，中国政府应”毫无阻禁”，华人出洋更趋普遍。他们不仅以自己的辛勤血汗，为侨居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宝贵的贡献，而且不忘故国，致力于造福桑梓。广东是华侨出洋最多的地区，侨眷遍及全省各地。注意保护华侨权益，是广东地方长官不同于其他方面大员的特殊职责。之洞对此十分关注。他说：中华人民散处外洋各埠，略分工商两途，百年以来生聚日盛，虽侨居异域而频年捐赈捐饷，不忘本源，深堪嘉尚。特以谋食地方，漫无统属，不免为他族欺虐，大约海外各国之待华人情形虽不一致，而意存畛域则一，有官申理则共庆来苏，无所控告则苛虐殊甚。①为此，他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为保护各地华侨的权益，作出极大努力。
光绪八年（1882年）以后，美国各地日渐掀起排华浪潮。原来，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数十万华工先后赴美，开采加利福尼亚金矿，修筑横贯北美大陆铁路，耕作农事，经商贸易。进入八十年代，随着经济危机发生，劳务市场紧缩，以加利福尼亚为中心，排华运动漫及全美。1882年，美国会通过排华“法案”，更助长了各地的排华浊浪。光绪十一年（1885年）以后，张之洞先后从驻美公使郑藻如、香港东华医院、旧金山华侨会馆等不同途径，了解到华侨被虐杀，商店、住宅被焚毁，资产被掠夺的悲惨处境。他意识到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美国一地以及世界各地数百万华侨的权益，而且关系到沿海侨眷聚居地的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张之洞在奏折中指出：“假如将此十余万华民尽行驱归中国，沿海各省何处容之，既属可闵，亦多隐忧。此外南洋诸埠设皆踵事效尤，何堪设想。”②他急电总理衙门，建议通过外交途径向美国方面提出停止暴行、严惩凶犯，赔偿损失，抚恤死难者等严正要求。同时，他还亲函美国公使，申明广东境内亦有美国侨民，如美方不停止排华活动，广东方面将以牙还牙，以示惩戒。
东南亚地区，华侨分布最广。为保护这一地区的华侨权益，之洞建议朝廷派出专使，巡历各国，“宣布德意，联络商董，访查情形”，与侨居地当局会商保护华侨事宜。又推荐“皆习洋务”的记名总兵王荣和、候选知府余为专使人选。朝廷采纳了这一建议。光绪十二年（1886年）七月二十七日，王、余从广州起程。他们历时一年，行程五万余里，先后巡查菲律宾、新加坡、缅甸、印尼、澳洲悉尼等二十余埠，所到之处，无不受到侨胞的热烈欢迎。他们还同当地政府就华侨问题谈判。归国后，之洞听取王、余报告各地华侨境况，又建议朝廷于华侨聚居区派驻领事。光绪十三年（1887年），王荣和出任驻菲律宾领事，临行前，之洞专购经书令其携往，“随时为华人子弟讲授，使其习闻圣人之教，中国札义彝伦之正，则聪明志气之用，得以扩充而愈开，水源木本之思，益将深固而不解。”①张之洞对远在异邦的华侨关怀体恤，并以母国传统文化相感召，显示了一种博大的襟怀和深远的眼光。
①《全集》，卷十五，奏议十五，《会筹保护华商事宜折》。
②《全集》，卷十六，奏议十六，《沥陈华侨被害粤省办理情形并请敕催惩办折》。
①《全集》，卷二十三，奏议二十三，《派员周历南洋各埠筹议保护折》。
③《全集》，卷十四，奏议十四，《请开缺回籍调理折》。
④《全集》，卷十六，奏议十六，《恳恩续假折》。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②许编《年谱》卷三。
①《全集》，卷一百三十四。
②关于广东”闱姓”赌的详情，可参阅中华书局《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载商衍鎏文《清末广东的“闱姓”赌博》。
①冼宝干：《佛山忠义乡志》，卷四，转见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06页。
②《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
①《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
②许编《年谱》卷三。
③许编《年谱》卷四。
①许编《年谱》卷四。
②《全集》，卷十四，奏议十四，《剿捕洋匪折》。
③《全集》，卷十四，奏议十四。
①《光绪朝东华录》，十二年二月，丙子。
②《全集》，卷十四，奏议十四，《请严定械斗专条折》。
①《光绪朝东华录》，十二年二月二日丙戍。
②《全集》，卷二百十二，古文一，殿试对策。
③见《光绪朝东华录》十三年闰四月。
①《全集》，卷二百三十，电牍九，致琼州朱道方道。
②《全集》，卷一百一十九，公牍三十四，《招徕商民赴琼州伐木恳田示》。
③《清史稿·地理志》，地理十九，广东琼州府。
①《全集》，卷十九，奏议十九。

第五章　“劳歌已作楚人吟”
光绪十五年（1889年）七月十二日，张之洞调补湖广总督，迈入人生旅途的重要阶段。
这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张之洞交卸两广总督篆，二十七日乘船启程，经香港、上海，于十一月二十五日抵达湖北省城武昌，次日即接篆视事。自此，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晋京人参军机，除光绪二十年（1894年）、二十八年（1902年）二度暂署两江，驻节江宁外，张之洞一直总督湖广。这在封疆大吏调动频仍的清代堪称罕见。之洞督鄂近二十年，正值五十二至七十岁之间，是成熟而又精力尚充沛的时段。他以湖北为舞台，倾其一生主要心力于此，确乎成就了一番事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适逢之洞七十大寿（虚岁），柯逊庵中丞赋诗为贺，之洞奉答二首，其一云：
不辞霜鬓与灰心，庙略坚强挽陆沉。
雄峻直辕通日月，困穷筚路启山林。
醯鸡久笑江神劣，精卫安知海水深。
方悟离乡庄舄老，劳歌已作楚人吟。①
张之洞以湖北为第二故乡，自命”楚人”，在江汉间筚路蓝缕，宵衣旰食，辛劳备至，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情状，用“精卫填海”相比拟实不谓过。
张之洞以洋务实绩垂名青史，今人念念不忘者，多在于此。而其洋务事业，抚晋不过萌其芽，督粤也只是小试其端，湖北才是收实功之地。经张之洞督鄂近二十年的惨淡经营，湖北由一个深居腹地、经济文化均处中等发达程度的省份，一跃而为晚清全国最重要的机器工业中心之一，某些门类（如钢铁工业、军火工业）在当时的东亚也占据领先地位；新式学堂的创办、游学生的派遣、洋操洋械新军的组训，也居全国各省前列。就清末洋务事业的综合发展水平而论，湖北驾乎天津而直追上海后尘。湖北的崛起，固然与清廷的总体性部署并调动全国财力支持有关，但同张之洞的上下呼吁，左右罗掘，励精图治也大有干系。正因为如此，张之洞的影响一旦削弱以至消失，湖北的近代化事业便一度低落衰颓。这种过分依赖当政者个人作为的近代化模式，必然是“人存政兴”，“人亡政熄”。而这正是凭藉政权力量、铁腕人物自上而下推动起来的、社会经济原动力并未充分启动的中国近代化历程的特点之一。张之洞洋务事业（以在湖北为主）的成败得失也恰恰系于此间。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七，诗集四。

第一节　近代机器工业的创办
张之洞督鄂十余年，倾全力于近代机器工业的兴办。他排除万难，百折不回，终于在武汉建立起包括冶金、矿业、军工、纺织等行业的门类比较齐全的近代大工业体系。尽管其中积习因循，衙门作风充斥，经营状况不尽人意，但它毕竟打破了传统的小生产方式的一统天下，奠定了民族近代工业的根基。
（一）亚洲第一家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汉阳炼铁厂张之洞督粤期间，便萌发创办民族钢铁工业之思，并已付诸实施，筹集款项，向外商订购设备。正在进行之中，奉调至鄂。此事本已中辍，但接任粤督者李瀚章为一守旧官僚，无意于续办之洞未竟之业。其弟李鸿章亦不愿乃兄多事，力主将已购设备移鄂。表面上看，李鸿章此举正遂之洞的心愿，其实背后李鸿章却隐藏着“黄鹤楼上看翻船”的心理。李鸿章深知创建钢铁工业殊非易事，凡承担者便背上一大包袱。他在给乃兄李瀚章的信中，便披露了这种深意：“香①复海署，抑扬铺张，欲结邸欢。即准拨部款，恐难交卷，终要泻底。枢廷皆知其大言无实也。”②不管别人如何算计，张之洞袍定“愚公移山，有志竟成”之意来创办中国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光绪十六年（1890年）四月，海军衙门正式允准铁厂移鄂。五月，之洞即于武昌宝武局公所设立铁政局，次年移至武昌三佛阁，委派“器端识远，心细才长，熟习洋情，曾充美国等国翻译参赞等宫”①的湖北补用道蔡锡勇（？—1896）为总办，主持其事。
创业伊始，举步维艰。厂址的选定便颇费周折。按照西洋惯例，大型钢铁企业选址，或近煤矿，或近铁矿，取材便利，经济合算。李鸿章建议近煤矿设厂，但当时鄂境内尚未勘得大型煤矿。盛宣怀建议设厂于黄石，以便就近取用大冶铁矿。之洞从便于亲自督察管理及产品销售着眼，决定煤铁两不就，令于省城武昌附近择址而建。先后勘得塘角、金鸡垸两处，均不合宜。最后于武昌对江的汉阳大别山（即龟山）麓觅得一地，之洞拍板定夺。在致海军衙门的电报中，他报告说：
今择得汉阳大别山下有地一区，长六百丈，广百丈，宽绰有余，南枕山，北滨汉，面临大江，运载极便，气局宏阔，亦无庐墓，与省城对岸，可以时常亲住督察，又近汉口，将来运销钢铁货亦便，惟须填筑地基九尺，则盛涨不淹，沿汉亦须增堤数尺耳，筑地虽贵，较之他处筑闸开河，所省尚多。②开厂所需巨额经费，更令之洞绞尽脑汁。由于经验不足，之洞原以为两百万银两便可成事，而海军衙门曾应允从铁路款项下拨出此数以供开支。殊不知这仅是一张空头支票，从未兑现。而实际建厂费用又远远超出二百万两之数。之洞无奈，只得左右腾挪，四处借贷，截留应缴部款，以敷急用。从以下奏折，可见其乞援窘象之一斑：
臣夙夜焦急，再四筹思，惟有向广东借拨之一法。……铁厂本系由粤移鄂，武营四成报效及银元余款又系臣在粤创办之举，每岁增常款数十万金，今为铁厂仅借用五十万两，开炼钢铁，筹备军实，当务之急，无逾于此。李瀚章公忠体国，轸念时艰，必能设法腾挪，迅速拨解济用，助成自强要举。①汉阳炼铁厂从创始到光绪二十二年（1869年）交商承办，共耗银五百六十八万两，这是晚清洋务企业中耗资最多的。其铢积寸累之艰辛，并不为人所理解。光绪十九年，有人参劾：“张之洞自移督湖广以来，议办炼铁，并开煤铁各矿，乞留巨款，轻信人言，浪掷正供”。②此劾虽经两江总督刘坤一禀饬查实驳回，但之洞对于讹传非议的愤愤之情，实难平复：
至于工作之繁重，外洋购料之周折，分设各厂之辽阔，华匠学制之艰难，亦皆凿凿有据之事，从来身居局外者既非身习其事，又未目击其难，往往以道路传闯之语悬揣苛求，……视为不烦巨款而办，不需多日而成。①光绪十七年（1891年）元月，汉阳炼铁厂正式破土动工。两年以后，所属炼生铁厂、炼贝色麻钢厂、炼熟铁厂、炼西门士钢厂、造铁货厂、造钢轨厂、鱼片钩钉厂陆续告竣。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高炉开炼，之洞亲临铁厂视察一周。汉阳炼铁厂的建成投产，比日本第一家近代钢铁联合企业八幡制铁所早七年。它的规模在当时的亚洲首屈一指。一个日本人写的报道，描述了炼铁厂的宏伟：
登高下瞻，使人胆裂：烟囱凸起，矗立云霄：屋脊纵横，密如鳞甲；化铁炉之雄杰，碾轨床之森列，汽声隆隆，锤声丁丁，触于眼帘、轰于耳鼓者，是为二十世纪中国之雄厂耶！
美国驻汉口领事查尔德称，“这企业是迄今日为止，中国以制造武器、钢轨、机器为目的的最进步的运动，因为这个工厂是完善无疵的，而且规模宏大，所以就是走马看花地参观一下，也要几个钟头。”③《东方杂志》也刊载了西方人士的惊呼：
汉阳铁厂之崛起于中国，大有振衣千仞一览众山之势，证诸领事之报告，吾人预知其不可量矣。中华铁市，将不胫而走各洋面，必与英美两邦，角胜于世界之商场，其关系非同毫发，英美当道，幸匆以幺幺视之。……呜呼！中国醒矣，此种种费祸，较之强兵劲旅，蹂躏老羸之军队尤可虑也。①这表明，汉阳炼铁厂的建成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而且对于振奋民族精神，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作用不可小觑。
无容讳言，由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状况及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特别是张之洞本人并非资产阶级化的企业巨头，而是比较开明的封疆大吏，其思维方式、知识构成、管理作风，均很不适应于近代大工业的基本要求，汉阳炼铁厂在从筹建到开工以及此后经营的过程中，违背客观规律和经营法则的情况屡屡出现，严重影响了建厂速度，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也无法保证。
不事先勘定足量、优质、适用的煤、铁矿资源，办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便无异搞“无米之炊”。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张之洞掉以轻心。他沉浸于“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的虚骄情绪之中，凭藉主观愿望行事，先购机，后找矿。待到英商提供的贝色麻炼钢炉运到，才发现准备投料的大冶铁矿石含磷量高达0.25％，而依据酸式炼钢法设计的贝色麻炉无法除去如此数量的磷成分，必须改用碱法马丁炼钢炉，方可炼出合于制造铁路路轨的钢材。仅此一误，便造成巨大浪费。
煤矿供应，问题更大。官办汉阳炼铁厂最后经营失败，这是致命伤所在。之洞在粤时，“虽有创办钢厂之伟画，而煤在何处，固未遑计及也。”①到湖北后，之洞聘德、比等国矿师四出巡访踏勘，足迹遍及湖北、湖南、江西、贵州、陕西数十州县。几经周折，最后选定大冶王三石、江夏马鞍山两处，投资开掘。王三石矿耗资五十万两，结果挖出大水，只得停工。马鞍山矿不仅产量有限，而且含硫磺过多，不甚适于炼焦之用。无奈之下，之洞只得舍近求远，购买开平之煤，甚至从英、比、德等国进口焦炭，以供铁厂之需。这不仅费用昂贵，而且供应无法保证。高炉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开炼，不到半年便因煤炭不足被迫停炉。此后一直开工不足。
在工厂管理方面，也弊病丛生。上上下下一派衙门作风，冗员充斥，互相推诿，“每出一差，委员必十位，八位，爵秩相等，并驾齐驱，以致事权不一，互相观望”②，这些人管理现代化工厂一窍不通，但营私舞弊却是行家里手。“厂中共用洋员四十余人，华员数倍之，无煤可用，无铁可炼，终日酣嬉，所费者又不知凡几。”有人统计，汉阳炼铁厂官办期间所耗五百六十余万两银中，真正用到实处的不过二百余万两，“其余皆系浮费之款，于公司毫无利益。”③由于以上原因，汉阳炼铁厂的经营情况十分糟糕。“如每日冶炉化出生铁一百吨，将亏本银二千两，是冶炉多煽一日，即多亏本一日”①，“炼铁仅开一炉，每年仅出铁一万五千余吨，亏折甚巨；欲添开一炉，则须增银五六十万两，无从筹措。加以所聘洋员一再更易，良工难得”②，铁厂经营实在难以为继。之洞已使出全身解数，仍无回天之力，”鄙人实无颜再向朝廷请款，亦无词可以谢谗谤之口，是死症矣。”
为了使汉阳炼铁厂得以生存下去，之洞致电蔡锡勇：“铁厂一切经费拟包与洋人。有愿包者否？每年经费若干？建询各洋匠，电复。”③但此议大受反对。湖南巡抚陈宝箴致电之洞：忽闻铁政将与洋商合办，极感怅然。我公此举原为铁路、枪炮及塞漏卮而设，诚中国第一大政，我公生平第一盛业。今需用正急，忽与外人共之，与君初意大不符合。且此端一开，将无事不趋此便易之路，彼资日增，我力难继，必至喧宾夺主，甚为中国惜之。④电文句句在理，再上之洞本意并非不愿揽华商承办，而是怀疑华商恐无此财力；而洋商出于种种考虑，也无人敢于贸然接手，在这种情况下，蔡锡勇通过湖北纺纱局总办盛春颐，向其伯父直属海关道盛宣怀（1844—1916）活动，劝其接办。前此，盛宣怀即有商办汉阳炼铁厂的念头，但当时之洞不以为然，“公谓路舰炮械非铁不成，正须官力扩充，招商非计”①。另外，当时盛与李鸿章关系十分密切，之洞亦不愿铁厂权力旁落他人之手。但是到了之洞不得不认铁厂只有“招商承办之一策”②的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情况发生变化。甲午战后，李鸿章权势显下落之态，而张之洞却声望日高，盛有心向张靠拢，并企图以承领铁厂作为揽办芦汉铁路主权的筹码。虽然他知道接办铁厂困难重重，“徘徊中夜，毫无成算”③，但还是亲赴武昌，与之洞会商。“盛道此来与之细谈，……大意谓铁路若归鄂办，则铁有销路，炼铁之本，可于铁路费内挹注。正筹议间，适闻有芦汉铁路交王夔帅（引注：直隶总督王文韶）及敝处督率商办之旨，渠甚踊跃，谓亦愿招商承办。……盛若令办铁路，则铁厂自必归其承接，如此则铁厂全盘皆活。”④由于双方各有所图，很快达成协议。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张之洞正式札委盛宣怀督办汉阳炼铁厂，由盛招集商股，官督商办。一切事宜由盛“一手经理”，“但随时择要禀报本部堂查考”⑤。双方议定承办铁厂章程，规定嗣后该厂需用资金，“无论多少，悉归商筹”，此前所用官本数百万两，“概由商局承认，陆续分年抽还”，其具体办法是：“俟铁路公司向汉阳铁厂订购钢轨之日起，即按厂中每日生铁一吨抽银一两，即将官币数百万抽足还清，以后仍行永远按吨照抽，以为该局报效之款。”为使铁厂有一个较好的经营环境，章程又规定今后无论官办商办铁路所需之钢轨及应用钢铁料件，“必要专向湖北铁厂随时定购”，并给予该厂免税十年的优惠条件。①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十一日起，汉阳炼铁厂由官办企业变成盛宣怀主持的官督商办企业。两年以后，勘得“磺轻灰少，炼焦最佳”的江西萍乡煤矿，基本解决了铁厂燃料问题。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及萍乡煤矿组成“汉冶萍公司”，盛宣怀任总经理，完全取消“督办”名义，成为纯粹的商办企业。
汉阳炼铁厂自开炉到交商承办前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月，共产生铁五千六百余吨，熟铁一百一十吨，生产贝色麻钢料九百四十余吨，马丁钢料四百五十余吨②。产量之低与巨额投资不成比例，经营可以说完全失败。但是，中国近代民族钢铁工业正是从这里起步。我们可以批评张之洞在创办汉阳炼铁厂过程中的种种失误，但绝不可因此抹煞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创之功。“当时风气锢蔽，昏庸在朝，苟无张之洞卤莽为之，恐冶铁、萍煤至今尚蕴诸岩壑，亦未可知。”③毛泽东说，研究近代中国的工业发展史，不要忘记张之洞，道理就在于此。
（二）晚清较大较先进的军工企业——湖北枪炮厂近代军工企业，始终是洋务运动的投资重点。无论外御列强，内靖民变，新式军事装备的重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这已成为晚清朝野上下的共识。中法之战，张之洞亲身体验到购枪炮于外洋，处处掣时的滋味，更坚定了“详筹时势，必须设厂自铸枪炮，方免受制于人，庶为自强持久之计”①的信念。他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七月正式具奏于广州附近筹建枪炮厂，但寻即奉调至鄂。之洞离粤，李鸿章立即插手，企图移厂至通州或天津，置于北洋控制之下。之洞则力争将其与炼铁厂一同迁往湖北。他提出三条理由，其一，枪炮厂移鄂可就煤铁之便；其二，湖北为九省通衢，所出枪炮无论接济腹地各省，转运沿海均极方便；其三，在鄂建厂可开内地闭塞风气，且于西路边防有利。②总理海军衙门的醇亲王奕惟恐淮系势力过于膨胀，尾大不掉，倾向于之洞一边。移枪炮厂于鄂，遂成定议。
湖北炮枪厂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动工，两年后落成。初与汉阳炼铁厂合署办公，亦由蔡锡勇主持，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始行分离。
张之洞建湖北枪炮厂，“器必求精求新”③，他通过驻德公使许景澄订购当时最先进的小口径枪、新式快炮及炮架、炮弹、枪弹等成套设备，不惜屡屡追加货款。该厂所能生产的七九式步枪、口径六至十二厘米的陆路快炮、过山快炮，均属当时较先进的军事装备。之洞又以大而全为建厂原则，“惟子药、铜料贵能自制，无一外购，方符本意。”④枪炮厂内，又设无烟药、罐子钢等厂，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有械无弹、无料制械局面。光绪三十九年（1904年）之洞“奏称枪炮厂内分厂林立，厂各有名，非枪炮二字所能包括，请改名为湖北兵工厂。”①枪炮厂的建设、生产，费用浩大。“计支用购买枪炮各机械价银一百七十二万一千七百两；建筑厂屋，计银四十八万八千八百两；购买材料，计银五百二十三万两”②。其始常年经费约三十六七万两，其后增至八十余万”③。更严重的是，枪炮厂全部产品均由清政府无偿调拨，不能进入市场，没有贷款收入。如此资金周转更显捉襟见肘。之洞请求朝廷谕旨各省拨款嘱鄂代造军械，但未获效果，只得从土药正税及过境税、川盐淮盐厘金、米谷厘金等地方财政中拨用。还向官绅“劝捐”，如湖北黄冈在籍提督刘维桢曾捐银二十万两，充作枪炮厂设备费用。在资金周转困难时，还动用铁厂经费及织布局股金，以救燃眉之急。甚至不惜重息向外商瑞记洋行、高林洋行借款。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兵工厂共欠汉口华洋商款五百余万，至年终竟至无可归还，由善后局设法拨出二百余万发还商款，其支绌可见一斑。”④湖北枪炮厂虽然从创建投产时间上看，要晚于上海、南京、天津等地的其他洋务军工企业，但其设备、产品之先进，明显地后来居上。它生产的步枪“汉阳造”，直到本世纪中期，依然是中国主要步兵武器。张之洞的学生吴禄贞称该厂“植中国军械专厂之初基”①，是符合史实的。继之洞总督湖广的陈夔龙（1855—1944）到任后前往工厂视察，“目睹其制度宏阔，成效昭然，窃叹为各行省所未有。”他还在奏折中报告了湖北兵工厂的生产实绩：
经升任督臣张之洞经营缔造，十有余年，逐渐扩充，规模卓著。综计自开机制造以来，共造成步、马快枪十一万余支，枪弹四千数百万颗，各种快炮七百四十余尊，前膛钢炮一百二十余尊，各种开花炮弹六十三万余颗，前膛炮弹六万余颗，枪、炮器具各种钢胚四十四万六千余磅，无烟枪、炮药二十七万余磅，硝镪水二百数十万磅。②与张之洞在鄂创办的其他官营企业一样，湖北枪炮厂在管理方面也屡出疵漏。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枪炮厂建成，一月后即发严重火灾，新建厂房、机器付之一炬，损失折银约三十万两，严重影响了中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的装备供应。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钢药厂又发生惨重的爆炸事故，在场的我国近代著名化工专家、二品衔直隶候补道徐建寅及官员、工匠共十四人，”同时轰毙，尸骸焦烂碎裂，收检不全，惨不忍睹。”
（三）华中近代纺织工业之奠基——湖北布、纱、丝、麻四局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传统产业结构，个体手工经营的棉、麻、丝纺织业历史悠久。但是近代以来，它受到倾销而至、价廉物美的洋纱、洋布的强烈冲击，市场萎缩，前途堪虞。洋务运动为挽民族权利，开办了不少近代机器纺织企业，如左宗棠办兰州机器织呢局（光绪四年）、李鸿章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光绪八年）等。但在华中地区，截至张之洞督鄂，近代纺织工业尚为一片空白。
光绪十五年（1889年）十月，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原订购的纺机亦移往湖北。他与接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商议，原作纺织厂资本的“闱姓”捐款同时全部拨调至鄂，作为粤、鄂两省合办织布官局的资本，赢利均分。后来李中途变卦，“以粤省用宏费绌，未肯全拨”，之洞提出只拨十六万两，作为广东股本投资，年息六厘。为弥补费用不足，之洞又将广东向山西善后局借款二十万两移拨至鄂，付年息九厘。同时还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十六万两。多方筹措，方凑足开厂费用。
光绪十六年（1890年）底，湖北织布官局于武昌文昌门外破上兴工，两年后建成，装英国布机一千张、纱绽三万枚，雇工两千五百人。产品有原布、斜纹布、花布、面巾等，月产两千匹，每匹十丈。投放市场，销路很好，“甚合华人之用，通行各省，购取者争先恐后，以故货不停留，利源日广。”①光绪十九年至二十七年（1893—1901年），织布官局共产原色布三十三万另九百一十六匹，斜纹布一万一千七百八十五匹①。正如织布官局大门口之洞亲题的楹联：“布衣兴国，蓝缕开疆”，华中地区的机器纱织工业从此奠基，并在一定程度实现了“略分洋利”的目的。“自湖北设织布局以来，每年汉口一口进口之洋布，已较往年少来十四万匹。”②织布官局初见成效，之洞又筹建纺纱官局。他说：“北自营口，南至镇南关，洋纱一项进口日多，较洋布行销尤广。川楚等省或有不用洋布之区，更无不销洋纱之地。开源塞漏，断以此为大宗。”③他建纺纱局的目的有二，一是抵制洋纱，堵塞漏卮；二是为其他企业积累资金，“既能辅佐布局之不逮，兼可协助铁厂之需要。”④张之洞通过驻英公使薛福成，与英商谈判，用分期付款的方法订购纺纱机。英商同意先付四分之一货款，其余三年内付清，交货后六厘起息，机器两年内交货完毕。即便如此，之洞还是拿不出所需现银，他决定招集商股，以助官办。最后集得商股三十万两，官府拨款三十万两，作为购机开厂经费。之洞原计划建南、北两个纱厂，共装纱绽九万枚。北纱厂首先兴工，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建成投产，装绽五万，是为湖北纺纱官局。投产后不久，官、商即生龃龉。商人以为官权太重，提出异议。之洞以为“但欲官助商人之赀，而不欲官问商人所办之事，似此用款无定，成见难融，是官商合办之局诸多窒碍，自不能不另筹变通办法”，原商股三十万两，退还一半，另一半作为官方借款，年息八厘。纺纱官局开工后，经营情况不错，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一年即获利约五万金①。南纱厂原定装纱绽四万，但因财力不逮，无法兴工。这批纱绽后由张謇（1853—1926）接手，建成南通大生纱厂。
湖北蚕桑业发达，但丝绸织造惯用土法，品质低劣。之洞以为“惟民间素未见机器缫丝之法，无从下手，亟应官开其端，民效其法。”②他派湖北候补道刘保林赴沪考察，并将鄂茧在沪试缫，结果十分满意。之洞遂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五日上《开设缫丝局片》，内称“（湖北）土性素亦产丝，而制造不精，销流不旺。”若仿沪、穗等地，“用机器缫丝者，较之人工所缫，其价值顿增至三倍，专售外洋，行销颇旺”。同年底，于武昌望山门外购地建厂，遴选“家道殷实，综核精明，久居上海，其家开设机器缫丝厂有年，且在汉口设有丝行，情形极为熟悉”的候选同知黄晋荃主持其事，官督商办。黄在上海筹商股两万两，官本八万两，以作开厂经费。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湖北缫丝局建成投产，“釜数二百另八，织工三百人，每日制出上等品三十斤，普通品十八九斤”③，“原料用湖北产、沔阳产最多，专用黄丝，其制品全部输于上海。”除布、纱、丝局外，之洞还于武昌平湖门外建湖北制麻局。他在奏稿中说：“查麻即系湖北土产宜可用机制之货，亟宜钦遵谕旨，在省城设立制麻专厂，官先筹款设局以为上倡，民再集股分办以为之继。”制麻局采用先进工艺，”由锅炉、引擎而去麻胶水，而纱麻为线，而织麻成布，各机层层接续”①。购德国织机，聘日本技师，“安厂安机，费时日五、六年，纳本金七十余万”②，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建成投产，雇男女工四百五十余人。产品有麻纱、粗细麻布及麻袋。湖北制麻局虽然规模不大，但“为吾国机制麻业之滥觞”。③张之洞兴建的湖北布、纱、丝、麻四局，构成比较完整的近代纺织工业体系，这在中国近代纺织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武汉之所以成为华中最大的纺织工业中心，之洞的首创之功，实不可没。前文提到，之洞建纺织厂的初衷之一是赢利以补铁厂、枪炮厂经费之短绌，“以湖北所设铁厂、枪炮厂、织布局自相挹注，此三厂联为一气，通盘筹划，……以后断不致再请部款”④。但实际情况是铁厂、枪炮厂亏蚀之巨，绝非四局赢余所能弥缝。“自相挹注”成了“自相拖累”。随着时日的迁延，特别是《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对外承担巨额赔款，对内被迫实行“新政”，民族私营企业的发展势头难以阻挡，而清廷自身也实在无力继续经营管理那么多的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在这种政治经济形势下，湖北四局不得不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结束官办历史，由粤商韦应南招股承担，每年租银十万两，租期二十年。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又由其父韦尚文接办，这便是武汉地区近代私营纺织行业的起始“应昌股分有限公司”。除以上钢铁、军工、纺织大型企业外，张之洞还兴办了一些中小型工厂，如白沙洲造纸厂、湖北针钉厂、武昌制革厂、湖北毡呢厂、湖北官砖厂。
④水野幸告：《汉口》，光绪三十四年六月。
①《张文襄公牍稿》卷十二。
②《庸庵尚书奏议》卷十。
③杨大金编：《现代中国实业志》上，第200页。
④《全集》，卷三十三，奏议三十三。
①“香”为香涛简称，指张之洞。张之洞号香涛。
②《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十二，光绪十六年正月初四日，致李瀚章。
①《全集》，卷三十五，奏议三十五，《保荐蔡锡勇片》。
②《全集》，卷二百三十五，电牍十四，致海署。
①《全集》，卷三十五，奏议三十五，《铁厂拟开两炉请饬广东借拨经费折》。
②《光绪朝东华录》十九年正月，戊申。
①《全集》，卷三十九，奏议三十九，《查覆煤铁枪炮各节并通盘筹画折》。
②《中国十大矿厂记》。
③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2页。
①《东方杂志》1901年7月，第66页。
①叶景葵：《汉冶萍产生之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抄本。
②钟天纬致盛宣怀函，见《盛宣怀档案》。
③《汉冶萍产生之历史》。
①《时务日报》1898年6月11日。
②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湖北通志馆民国三十六年版，第30页。
③抄本《张之洞电稿》。
④抄本《张之洞电稿》，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陈宝箴致张之洞。
①许编《年谱》卷六。
②《全集》，四十四，奏议四十四。
③《全集》，一百，公牍十五，附盛道复禀。
④《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第471页。
⑤《全集》，一百，公牍卷十五。
①《全集》，卷四十四，奏议四十四。
②《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796页。
③《汉冶萍产生之历史》。
①《全集》，卷二十五，奏议二十五。
②《全集》，卷一百三十四，电牍十三。
③④《全集》，卷一百三十五，电牍十四。
①张继煦：《张文襄公冶鄂记》，第25页。
②王家桢：《湖北兵工厂调查报告》，《湖南实业杂志》十一期，第30页，1913年。
③《张文襄公治鄂纪》，第26页。
③④《兵工厂经费奇绌之详纪》，《时报》1908年2月14日。
①《湖北请建专祠折》，《张文襄公荣哀录》卷一。
②陈夔龙：《庸庵尚书奏议》卷九，第18页，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廿四日，宣统三年铅印本。
③《全集》，卷五十二，奏议五十二，《为徐建寅等请卹折》。
①《申报》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三日。
①《海关贸易十年报告》（1892—1901年）上卷，第305页。
②《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
③《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940页。
④《全集》，卷三十五，奏议三十五，《增设纺纱厂折》。
①《中外日报》1900年3月3日。
②《张文襄公治鄂记》第31页。
③《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956页。

第二节　铁路事业的开拓
张之洞移督湖广，其直接原因与晚清铁路事业的开拓密切相关。清廷调之洞离粤至鄂，本意即在委他督办芦汉（芦沟桥至汉口）铁路。这背后又有许多曲折。如同其他体现近代文明的新事物一样，铁路在中国的出现，经历了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其始也阻于众咻，其继也卒排群议而次第建设之，开我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奇局”①。阻力首先来自长期封闭格局下的社会愚昧心理。光绪二年（1876年），英商怡和洋行修建了一条仅长十余公里的上海——吴淞铁路，“上海道以所辖人民注意此新奇之物，十分惊惶”②，竟出资二十八万五千两银，将其购回拆毁。光绪六年（1880年），直隶提督刘铭传（1836—1895）以铁路为自强之“机括”，建议以北京为中心修筑铁路干线，遭到顽固派群起反对，侍读学士张家骧举“生事”、“扰民”、“夺利”等“三弊”，内阁学士徐致祥更列出“糜费”、“资敌”等”八害”，结果，“廷臣谏止者多，诏罢其议。”③中法战争以后，情况有所改变。“法、越事起，以运输不便，军事几败。事平，执政者始知铁路关系军事至要”。①总理衙门将建筑铁路列入议事日程。但在具体线路方面，意见不一。李鸿章主张立即修建自天津经北京抵通州的津通铁路，但不少人以为此路一通，京师将无险可据。山西道监察御史屠仁守奏：
若通州则有万不可开者，迫近海疆，计畿甸三百里耳，宗社万年，道在磐固，皇居辰极，义重深严。自京师至直沽，方将阻之以峻垒，限之以重关，犹恐不足深恃。若置铁路其间，尽撤藩篱，洞启门户，风驰电走，朝夕可至，厝火积薪而寝其上，日无高枕之安，伏驽千钧而当其锋，时有骇机之虑，设险守国之谓何矣！②各地抚督也纷纷发表意见。台湾巡抚刘铭传奏称，无论边海内地，筑路皆不可缓；署江苏巡抚黄彭年附合修建津通线之议。正当众说纷纭之际，两广总督张之洞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三月初二上《请缓造津通铁路，改建腹省干路折》，提出自己深思熟虑的建议。之洞建议的核心是以“今日铁路之用，尤以开通土货为急”，替代奕譞等人“专主利于用兵”的偏狭认识。据此他分析了修建津通路“当审”者五，如耗资巨，利润少，且于军事方面作用不大。他提出立即修筑自芦沟桥至汉口的芦汉铁路，并陈其有七利而无一害，如不近海口，敌不可资；广开商旅之利；促进煤铁开采；方便漕饷之运；有利军队调动；等等。具体实施方案，之洞提出分四段筹款修筑，八年完工。
这一构想避开了顽固派为阻止修路而设置的种种障碍，又为京师内主持朝政、正为李鸿章势力日大而惴惴不安的醇亲王奕提供了绝好的转寰之阶，且本身规划周详，切实可行，所以很快被朝廷采纳。光绪十五年（1889年）四月初六，上谕“但冀有利于国，无损于民，定一至当不易之策，即可毅然兴办，勿庸筑室道谋。著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即就张之洞所奏各节，详细复议，奏明请旨。”①八月初六，海署复奏，同意定局开办，以免枝节横生。十月，之洞奉调就任湖广总督，以便于监修芦汉路南段（北段由直隶总督监修）。
（一）修筑芦汉铁路
之洞修筑芦汉铁路的方针是：“储铁宜急，勘路宜缓，开工宜迟，竣工宜速。前六七年积款积铁，后三四年兴工修造，两端并举，一气作成。……迟开工以免脱节，速竣工以防中变。脱节则有费无利，中变则不能再举。”②正当他紧锣密鼓筹备路工之时，沙俄加紧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对我东北地区虎视眈眈。清廷迫于形势，改变计划，“命移芦汉路款先办关东铁路”，③芦汉铁路的修筑便被搁置下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之洞再次吁请修筑芦汉铁路。关于经费，他提出成立铁路总公司，“萃四方之商力，注芦汉一路”，并向南洋华侨招股。为补不足，可息借洋款，但不许外人入股，以保铁路主权。又推荐盛宣怀为铁路督办大臣人选。十二月，总公司成立，计划招股七百万两，借洋款二千万两，官库提款一千万两，南北洋提款三百万两。但实际上，官款无着。在与外商谈判借款时，美国华兴公司提出“包造”全路，与中国平均分利。同时，比利时也积极活动，争取债权。之洞从维护铁路主权考虑，权衡比较，以比利时“究系小国”，较易对付，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与之修订《芦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借款一亿一千二百五十万法郎。但比利时方面在俄、法等国支持下，提出由比方派人“调度经理，行车生利”作为附加条件，仍然攫取了部分路权。
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1898—1902年），芦沟桥至保定，汉口至信阳段先后通车。光绪三十一年，芦汉铁路全线贯通，包括接通芦沟桥至北京一段，总长一千二百公里。清廷派张之洞与直隶总督袁世凯共同验收，并改称京汉铁路。京汉铁路是我国腹地最重要的南北交通干道，直到今天仍然是全国铁路网的主干。张之洞为它的修建多方谋划，终于完成此“他人不愿为，且不能为”①之大业，可当“铁路主办元勋”②之誉。
（二）督办粤汉铁路
芦汉铁路的开筑，刺激了全国铁路事业的拓展。粤、湘、鄂三省绅商提出由他们自行集股，修筑粤汉（广州至汉口）铁路。张之洞不反对修路，但不相信三省绅商有足够财力承担此任。他仍主张官督商办。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上谕修筑粤汉铁路，由官方主持，三省绅商通力合作，以保铁路权利。但是盛宣怀却通过驻美公使伍廷芳向美合兴公司商借洋款四百万英磅。美方在合同中强行塞入派员勘测、筑路并“照管驶车等事”的条款，规定直至五十年后中国还清债款，方可收回铁路管理之权。签约后，美方拖延执行合同，甚至私卖三分之二股份给比利时万国东方公司，擅自决定粤汉路南段由美国修筑，北段由比利时修筑。粤、湘、鄂三省绅商本来就对朝廷出卖筑路权给美国极为不满，现在更对合兴公司的违约举动义愤填膺，他们强烈要求废除合同，收回路权，由三省自办粤汉铁路。张之洞支持三省绅商的要求。美方理亏，又想出花招，提出以协丰公司收买合兴公司全部股票，另立合同，“以美接美”，或中美合办。之洞表示，“以美接美为谬谈，中美合办亦断断不可，废约坚决，一定不改”①。最后，合兴公司向中国方面勒索高价，出让路权。之洞从维护主权出发，“但期公司归我，浮价不必计较”②，以六百七十五万美元的高价赎回路权。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张之洞奉旨督办粤汉铁路。十一月，他在武昌召集三省绅商会议，决走粤、湘、鄂“各筹各款，各修各路”。但是随后张之洞以商股筹集不易为由，压制三省“商办”，并不顾各界的强烈反对，于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与德、英、法三国银行团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借款五百五十万英磅，五厘起息。为应付舆论，之洞称“由官借款”，“准商民买股”①。此事激起更大规模的反抗浪潮。不待事态平息，之洞便与世长辞。临终之际，他仍念念不忘修路之事，在遗折中写道：“此次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关系繁重，必须官为主持，俾得早日观成，并准本省商民永远附股一半，藉为利用厚生之资，此尤臣弥留之际不能不披沥上陈者也。”②张之洞未能亲眼看到钢铁巨龙奔驰于洞庭湖滨、五岭山麓，但他为修筑粤汉铁路付出的劳作，尤其是支持三省绅商收回路权的举动，在铁路史上留下重要的一笔。
曾鲲化：《中国铁路史》第51页。
③《清史稿》卷一四九，交通一。
①《张文襄公治鄂记》第3页。
②《中国铁路史》扉页。
①《全集》，卷一白九十一，电牍七十，致桂林岑制台。
②《张文襄公电稿》卷六二。
①詹文琮等编：《川汉路过去及将来》。
②《全集》，卷七十，奏议七十。
①《清史稿》卷一四九，交通一。
②曾鲲化：《中国铁路史》第27页，1923年版。
①《清史稿》卷一四九，交通一。
②《洋务运动》（六），第208页。
①《洋务运动》（六）第257页。

第三节　民营工商业的振兴
张之洞督鄂期间，除致力于官营实业的兴办外，对于民营工商业，也着意扶助提携，给于一定的优惠。他的想法是：“日后中国岂能以兵存，仍是以商存耳”③。“故公于鄂省商人一方面劝导，一方面奖进，而其要归，在期望商人破除旧习，具有世界之眼光，发挥商战之能力，俾能挽回利权，地方盖臻繁盛”④。由于他实行比较开明的工商业政策，武汉迅速成为当时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民营产业中心与商埠。
为扶植民营工业，张之洞与武汉地区的民资巨头保持密切联系。汉口巨商宋炜臣（1866—约1920），原为上海某南货店职员，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来汉创办燮昌火柴厂。之洞与宋过从甚密，亦颇赏识宋的经营才干，多方提供便利。批准燮昌火柴厂获得十年专利权，在完税厘方面也给予优惠，“完厘用专章办理，由厘局发与统捐票，每箱收钱四百文，通行本省，不用再征”①。光绪三十三年（1906年），宋炜臣又联络汉口商人王予坊，万伯（1866—1927）等十一人，集资三百万元，呈请开办汉口既济水电公司。之洞不仅立即批准，且拨官款三十万元助其股本。水电公司电厂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建成送电，装机容量一千五百千瓦，居当时全国第三，仅次于上海、广州。水厂也于次年送水，汉口因而成为全国首先使用自来水的地区。宣统元年（1909年），道员程祖福集股银三十万两，请于黄石附近台子港开办水泥厂，称三十年后机器厂物全数报效归官。之洞批示，本人意在提倡实业，畅销湖北土货，此条应勿庸议（指报效归官事）②。
由于张之洞督鄂期间的奖励工商政策，武汉地区民营工矿有了较大发展。据统计，1895至1913年，武汉地区有厂矿二十八家，仅次于上海的八十三家，而多于天津的十七家、广州的十六家；资本总额一千七百二十四万元，仅次于上海的二千三百八十七万元，而多于广州的五百七十九万元、天津的四百二十一万元，均位居全国第二。③为振兴民营商业，张之洞采取了如下措施：
开办汉口商务公所。他颁布札文：“今日阜民之道，自以通商惠工为要策，………兹拟于汉口设立商务公所，……此系仿照外洋劝工场办法，既所以兴商业，亦所以勉工艺，其应如何相机推广，筹本集股，购制运销，统由商人自筹自办，官不预闻”①。之洞此时对于市场规律已有所觉察，“官不能劝工，惟商乃能劝工耳，若此一货销路快、运商多，则业此工者日多，制此货者日精，故必商学既博则工艺自盛”②。本此而设的汉口商务公所，实质上是最早的湖北上产博览交易会。
设立汉口商务局。为启发商智，联络商情，之洞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设立汉口商务局，以候补道王秉恩、程仪洛总理其事，并选举通晓时务之商人数名为总董。所需经费，从整顿牙帖项下筹拨。此即后来汉口商务总会的前身。劝设商学商会。张之洞借鉴西方各国有商学以考察货物制法、销路，有商会以广交联络，互通信息，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饬商务局劝集商款于汉口，开设商务学堂，商会公所。又倡导出版《湖北商务报》，以促进商业的繁荣。
创办两湖劝业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之洞在兰陵街创办两湖劝业场。该场南北长二十三丈，东西阔五丈，内分三所，一日内品劝业场，陈列本省商品；二日外品商业场，陈列外省、外国各种货物、机器；三曰天产内品场，陈列两湖各种天然矿产、建筑材料，以及各种谷果麻茶竹木药材皮革等物，以备参观采买。场前后摆摊四十二处，凡入场营业者，按等完纳租金，并按定则，专售国货，标明定价，以广招徕。
设置电话。张之洞认为，“电线为方今要政，最为有益于地方民生商务之举”①。他开通湖北境内有线电报，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又在武昌、汉口开设电话。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电话局扩充，资金不足，之洞责成商人集股经营，由房产地皮商刘歆生出任商办电话公司董事，这是全国商营电话的开端。
张之洞督鄂期间，武汉三镇的商业取得长足进步。从光绪二十二年到三十一年（1896—1905年），汉口对内对外贸易额增加一倍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汉口进出口贸易占全国贸易额的12.04％，几乎接近上海的水平②。其后两三年，汉口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位于清国要港之第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使观察者艳称为东洋之芝加哥（米国第二大都会）”③。
③《全集》，卷一百七十一，电牍五十，致西安樊云门。
④《张文囊公治鄂记》第33页。
①《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1903年，汉口，第32页。
②《张文襄公治鄂记》第33页。
①《湖广督宪张饬设商务公所陈列土产货物札》，《湖北商务报》第二册。1898年。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一，书札八.复商部，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
①《全集》，卷四十五，奏以四十五，《安设蒲圻至江夏电话片》。
②《武汉市进出口商业解放前历史资料》，未刊稿。
③水野幸吉：《汉口》。

第四节　新式教育的创设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两方列强的侵入而带来的东西文化的碰撞日益激烈，传统封建教育的弊端也越发显露。不少有识之土纷纷提出改革教育的主张。同治元年（1862年），贡生黎庶昌请开绝学之科，同治九年（1870年）闽浙总督英柱等奏开算学科，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建议科考加试自然、算义，光绪十年（1884年）潘衍桐奏请开艺学科，包括制造、算学、舆图等。六、七十年代，京、津、沪等地陆续出现各种新式学堂。但此时的张之洞思想还囿于守旧的“清流”轨道，他先后于湖北办经心书院，四川办尊经书院，山西办令德书院，其宗旨仍不脱传统陈规。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他由清流党向洋务派的迅速转变，他在兴实业，练新军的过程中，时时感到通晓时务人才的极度缺乏，进而得出“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的结论，萌发了改革传统教育的想法。督粤期间，他已将这一想法付诸实施，创办了广东水陆师学堂，移督湖广以后，更是大举进行。十余年间，在湖北地区创立了比较完整的、成龙配套的近代教育体系。
张之洞督鄂期间兴办教育事业，可分为三个阶段：
1.光绪十六年至二十二年（1890—1896年）为“书院时期”，主要针对当时空疏虚妄的学风，改造经心书院，创办两湖书院，同时也兴建一批新式学堂，提倡分门研究，尚实尚精。
2.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1897—1900年）为“书院改章时期”，中西学并重，在上述书院原有的经学、史学、文学之外，又加入舆地、算学、格致、体操等新科目，同时又兴建了一批专业学堂，聘请外国人任教习。
3.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以后为“新学制时期”，兴办了一系列近代学校，包括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等门类，同时鼓励私立学堂的开设。其办学方针废除自由研究，改为计日功课，舍空泛的理论，而为有系统有阶段之学习。①张之洞在鄂创设新式教育，大要有如下数端：
（一）书院的兴办及改制书院为我国封建时代的重要办学形式，始于唐而大兴于宋。一般由宿学名儒主持，选山林名胜之地为院址，以儒学经籍为主要研习内容，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集体讲解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正值清朝学制由“书院式”向”学堂式”过渡之际，之洞创设的教育设施，也是先书院，后学堂。
1.经心书院同治八年（1869年），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创办，院址在武昌三道街文昌阁，后迁至星火堂右。学习科目为经解、史论、词赋。该书院以后多次扩建，更名为经心精舍。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张之洞令书院仿行学校办法，分设外文、天文、格致、制造四门，分年轮习。另设经史一门，讲授《四书》义理及中国历史。经心书院至此已演变为新式学堂。
2.两湖书院光绪十六年（1890年）四月，张之洞于武昌营坊口都司湖畔创建两湖书院。经费主要出自湘、鄂两省茶商捐赀，故名“两湖书院”，专取两湖士子入学肄业，每省员额两百名，另为报答茶商资助，专录商籍学生四十人。书院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六门，又开设天文、地理、测量、化学、兵法等新科目。开办之初，每月考试一次，称“月课”。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以后，改行“日课”，即按日上课听讲，类似新式学堂的班级授课制。光绪末年，两湖书院改为文高等学堂。两湖书院师资力量雄厚，著名史学家沈曾植（1850—1920）、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1839—1915）、地理学家邹代钧（1854—1908）、数学家华衡芳（1833—1902）都曾在此执教。
3.江汉书院由明代提学葛寅亮创办，院址在武昌文昌门内。清代又多次扩建。书院以中学为主。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于该院原设天文、地理、兵法、算学四门外，又添经史一门。
（二）各类新学堂的创建清末新式学堂的建立，以同治元年（1862年）京师同文馆为其肇始。洋务运动中，京、津、沪、宁、闽等地陆续开办了少量培养军事、洋务人才的学堂。但是，无论从新式学堂的数量、规模，还是从专业门类的配套，各级教育的衔接体制等方面衡量，张之洞在湖北的教育兴革，都堪称后来居上，领先全国。
1.实业学堂。张之洞在兴办洋务过程中，深感实业、外语人才的缺乏。“不讲农工商之学，则中国地虽广、民虽众，终无解于土满人满之讥矣”。①九十年代以后，他于实业教育方面注力尤多。
〈1〉湖北自强学堂光绪十九年（1893年）十一月，之洞请立自强学堂。他奏称学堂宗旨：
“洋务日繁，动关大局，造就人才，似不可缓。亟应及时创设学堂，先选两湖人士，肄业其中，讲求时务，融贯中西，研精器数，以期教育成材，上备国家任使。”①学堂设于武昌城内铁政局旁，初设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每门计划招收二十人。光绪二十二年以后，将算学门移人两湖书院，格致、商务两门因无合适教材而停开。仅留方言一门。开课语种为英、法、德、俄四科，后又增设日语。每科学额三十名。录取条件是“以华文为根底，以圣道为准绳。”入学后饭食、学习用品均由学堂供给，为促其专心致学，不准兼习时文试帖。五年毕业后，必须以所学外语才能为国效力。如借端“改习卑下之业，甚或不自爱惜，受洋行雇充翻译”，必须缴还所有学习费用。光绪二十七年以后，自强学堂改为文普通学堂。
〈2〉湖北方言学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又设立以培养外交人才为目标的方言学堂。学生来源，先于自强学堂内选拔其品端文优者，后招取普通中学毕业生。学习历史、地理、公法、交涉等课程，分习英、法、德、俄、日语。学制五年。方言学堂后发展成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武昌大学，是今天著名学府武汉大学的前身。
〈3〉湖北算学学堂光绪十七年（1891年）八月，张之洞于铁政局附近设算学学堂，附列方言、商务两门。如学生愿兼习化学、矿学，可就近往铁政局见习。
〈4〉湖北农务学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张之洞以“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奏请开办农务学堂，招募美国教习，“招集绅商士人有志讲求农学者入堂学习，研求种植畜牧之学。”①学堂先设于武昌大东门，后迁至武胜门外多宝庵，以与试验农场相邻。学堂分农桑、畜牧、森林等科，学额一百二十人，招收普通中学堂及高等小学堂毕业生。学制四年。
〈5〉湖北工艺学堂开设农务学堂的同时，又设工艺学堂于江汉书院旧址。募日本教习分授理化、机器等学。“招集绅商士人有志讲求商学者人堂学习，并派中国通晓化学制造之士人邦同教导艺徒，讲求制造各事宜。”②学额六十名，附艺徒三十名，分理化、机器、制造、纺织、建筑各门。学制与农务学堂同。
此外，还开设了矿业学堂、工业学堂、方言商务学堂、驻东铁路学堂、军医学堂等，培养各种专业人才。
2.普通学堂
二十世纪初年开始，张之洞兴学的重心转移至普通教育。在他的倡导下，湖北地区形成了初等、中等、高等学堂成龙配套的普通教育体系，开全国风气之先。〈1〉初等小学堂之洞认为“初等小学为养正始基”。③他于武昌城内分东西南北四区，设初等小学四十二所，城外设十七所。经费由学务公所支拨。另外，还大力鼓励民间自办小学教育。〈2〉高等小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年），张之洞于武昌城内分东、西、南、北、中五路，设高等小学堂五所。各定额一百名。招十一至十四岁文理粗通少年入学，科目为修身、读经、中文、算术、历史、地理、图画、体操等，四年毕业。〈3〉文普通中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之洞以原自强学堂为基础，开办丈普通中学堂，学额二百四十名。学生年龄十五至二十四岁。开设沦理、温经、中文、外语、教学、博物、理化、法制、历史、地理等十二门课目。四年毕业。〈4〉文高等学堂又名两湖大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就两湖书院改建，以培养术德兼优的”通才”为目标。学额一百二十名。初以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优等主入学。后招收文普通中学堂毕业生。设学科八门，其中中西公共学四门，即经学、中外史学、中外地理学、算术，延聘本国教习讲授。西学四门，即理化学、法律学、财政学、军事学，延聘东西洋各国教习讲授。学生入学后，先补习普通中学课程一年，再习专门之学三年，然后派往东西洋游历一年，以广见闻。
3.师范学堂
随着各类新式学堂的开办，师资问题日显突出。张之洞“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咸取材于师范学堂，故认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①他陆续开办了一批师范学堂。
〈1〉湖北师范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之洞于武昌宾阳门南开办湖北师范学堂，课程除普通中学堂所开设的诸门以外，另开师范专业必修的教育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学额一百二十名。学制两到三年。为应付师资急需，又设速成科，一年毕业。学堂以廪生陈毅、举人胡钧（1869—1944）为堂长，又聘日本师范教员一人为总教习。这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的独立完备的师范学校。
〈2〉两湖总师范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年），张之洞拨出库平银四万三千两巨资，将两湖文高等学堂（两湖书院旧址）改为两湖总师范学堂，又设初等、高等小学堂各一附属于内，作为学生实习之处。学校规模宏大，设仁、义、礼、智、信五斋，计划招生一千二百名，号“千师范”，学制五年。实际招收七百多名。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1889—1971）即为该学堂毕业生。
〈3〉湖北师范传习所实为简历师范，这是我国教师进修学校的开端，光绪三十年（1904）开办，所学课程有教育学、教学法、学校管理等。
〈4〉支郡师范学堂在张之洞的倡导下，湖北各属纷纷办起新式中、小学堂。不久，之洞发现，由于合格师资力量不足，小学教育质量不高，“其实府中学堂此时安有许多合格学生，此正如无根之条终归于萎，虽长奚为，无址之墉，立见其倾，虽高安用，徒张虚名，不求实济，始基一坏，补救无从”①，于是令各府将所设中学堂一律暂改为初级师范学堂，或先办速成师范，或先办师范讲习所。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又于省城开设六所支郡师范学堂，分府录取，为各地培养合格师资。另外，张之洞还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创办湖北敬节学堂，培养幼儿教师。创办湖北育要学堂，培养婴儿保育员。
（三）大量派遣游学生
中国学生出洋游学，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元年（1872—1875年），容闳主持，选派十至十六岁儿童一百二十人，分四批赴美游学。其后，又陆续有不少青少年学生负籍欧美、日本。张之洞督鄂期间，亦十分热衷于派遣学生出国游学。他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人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①另外，他还以出洋游学为加速培养合格新式教员的捷径：
“学堂固宜速设矣，然而非多设不足以济用，须多设，则有二难：经费钜一也；教习求师之难，尤甚于筹费。天下州县，皆立学堂，数必逾万，无论大学小学，断无许多之师，是则惟须外国游学之一法。”②在游学方向上，之洞认为，“西洋不如东洋”。一则日本路近费省，二则易于考察控制，三则相对于欧美语言，日文更便于中国学生掌握，四则日人已对西学作了选择介绍，便于学习。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他派出湖北第一名公费留日学生戢翼翚（1878—1908）。以后又陆续派出大批学生赴日学习实业、师范、法律、警察、军事。“据光绪三十三年的统计，留日学生全国各省共计5400多名，湖北所派学生即有1360余名，占了四分之一，所以湖北在当时有先进省之称”①。
③《奏定学堂章程》。
①《全集》，卷五十七，奏议五十七，《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
①《全集》，卷一百零六，公牍二十一，《札各府暂停中学先办师范讲习所》。
①《劝学篇·外篇·游学第二》。
②《张文襄公牍稿》卷三十二。
①陈青之：《中国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34页。
①《张文襄公治鄂记》第7—12页。
①《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
①《张文襄公奏稿》卷二一，《设立自强学堂片》。
①《张文襄公牍稿》卷二九，《设立农务工艺学堂暨劝工劝商公所折》。
②《张文襄公牍稿》卷二九。

第五节　新军的编练
十余年的疆吏生涯，御外侮，平内患，张之洞日益体悟到“练兵一事，鄙人身心性命之学”。②还在山西巡抚任内，他就曾萌发“筹巨款购外洋军火以练晋军”③的念头。因旋即调粤，未竟其事。总督两广期间，又编练了习洋操、配洋械的广胜军，但成效不著。
甲午中日战争以中国方面的惨败告终。以此为契机，军制改革成为朝野议论的中心，“有请改练洋操者，有请改定兵制者。④”张之洞屡陈奏章，力主仿照东西洋各国，编练装备新式火器，运用近代军事原理训练、组建的新型军队，以逐步取代绿营、防营等旧式武装。他批评”向来各省所习洋操者不过学其口号步伐，于一切阵法变化应敌攻击之方，绘图测量之学，全无考究，是买犊而还珠也”⑤。认为必须从装备、后勤、训练、指挥、军官培养，士兵选拔等方面全行仿效外洋，“试思环球各强国其练兵皆同此一法，而谓中华兵力最弱之国反能别创一器一法以取胜，此事理之所必无者也”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一月，张之洞于暂署两江总督期间，率先编练“江南自强军”。该军与胡燏芬于天津小站编练的”定武军”（后由袁世凯统领，改称“新建陆军”）同为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式陆军。
“自强军”编制为步队八营，炮队二营，马队二营，工程队一营，官兵两干六百八十名。聘请德国军官三十五人，不仅担任训练教官，且掌营、哨两级指挥实权。士兵挑选十六岁以上，二十岁以下，身体健壮且无劣迹者。自强军训练时间不长，但已表现出完全不同于旧式军队的崭新气象。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张之洞从两江返任湖广，以更大的热情，更大规模地编练湖北新军。他以从两江调回的护军营为基础，招募新兵，组建护军前营、后营及工程队一哨。又从自强军中选聘部分德国军官担任教习，但不再授于指挥实权。《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张之洞又改聘日本教习，仿日本军制训练，并且扩充新军编制，计有护军左右两旗步队八营，马队一营，炮队一营，工程队一营；武建军左右两旗步队八营；武悄军步队四营；武防军步队四营；又护军铁路营步队四营。总计九千五百余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制定新军军制，计划在全国编成新军三十六镇。湖北新军被统一编为陆军第八镇（镇统张彪）和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统计，第八镇有官七百另二员，兵一万另五百员；第二十一混成协有官二百八十八员，兵四千六百员。这是清末仅次于拱卫京师的北洋六镇的最强大新军。
在张之洞亲自督练下，湖北新军兵强马壮，训练水平与北洋新军同居全国一流。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令长江流域各省选派将弁赴武昌考察湖北新军的练兵之法，回省仿行。又命张之洞与袁世凯“互相讨论，参合中外，另订画一操法，名曰中国操典”。①张之洞督鄂十七年，兢兢业业，事必躬亲，“心血耗尽，夜睡仅五、六刻，午睡仅三、四刻，且甚艰难……每饭一瓯，仍不消化”②。其辛勤劳作终于在荆楚大地开创出一番颇为兴旺的“新政”事业，张之洞本人于此也踌躇满志。面对武汉三镇林立的工厂和南北贯穿的铁路，张之洞在黄鹤楼草拟一副楹联，其自得之意溢于言表：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先从江汉起；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欧亚遥。
张之洞将心血倾注于湖北，正所谓”劳歌已作楚人吟”；而荆楚大地也深深铭记他的名字，抱冰堂、奥略楼、张公堤、张之洞路，便是鄂人对这位劳绩卓著者的长久纪念。
②《全集》，卷一百八十八，电牍六十七，电梁盐道。
③许编《年谱》卷二。
④《清朝续文献通考》兵考十八。
⑤《全集》，卷三十八.奏议三十八。
⑥《全集》，卷三十七，奏议三十七。①许编《年谱》卷八。
②《全集》，卷一百六十五，电牍四十四，致上海李中堂、盛京堂。

第六章　暂署两江
在总督湖广的近二十年间，张之洞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至二十二年（1896年）正月、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月至十一月两度暂署两江总督。前次是因为江督刘一奉旨北上，指挥对日战争，朝廷调之洞代理两江，俟刘坤一返任，即回湖广。后次是因为刘坤一逝世，两江任缺，调之洞暂署，俟新任总督魏光焘履任，之洞又移篆返鄂。
之洞署理两江，时间不长，但亦留下政绩口碑。尤其是第一次暂署两江，正值甲午战起，之洞“自筹防迄于善后，其间无一日休息。始至之日，未受篆即奏陈军事，筹购军械，及奉旨仍回本任，于两江吏治民生，力谋整饬裨补。”①他在与友人的信函中自称：“乙未（光绪二十一年）除夕三鼓，犹在幕府治事，丙申（光绪二十二年）元旦，亦在署竞日”②，从此正可见其勉力从公之一斑。
①②许编《年谱》卷五。

第一节　甲午主战
光绪二十年（1894年）春，朝鲜南部爆发大规模的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助兵镇压。日本内阁认为这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绝好时机。当清军进驻朝鲜牙山后，日军也以保护侨民为由占领汉城，两军对峙，大战一触即发。六月二十三日，日军不宣而战，于牙山口外丰岛海面击沉中国运兵船。七月一日，两国正式宣战。1894年为旧历甲午年，这一场战争因而又被称为甲午战争。八月十五日，日军攻占平壤。两天后，中日海军于黄海大东沟海面激战，北洋水师遭受重创。九月下旬，日军分两路进攻辽东半岛，清军一触即溃，九连城、安东相继失守。
水、陆两方面作战的接连失利，使李鸿章惟系军事集团的腐朽无能暴露无遗。清政府临阵换马，于十月初调湘系军事集团的首领人物、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任钦差大臣，驻山海关，指挥对日战争。同时调张之洞接替刘坤一，署理两江总督，驻节江宁（南京）。
对于中日争端，之洞持坚定的主战立场。这既是他个人昔日清流党人“卫社稷”、“御外侮”宗旨的合理延续，又与他此时倾向于湘系军事集团，亟欲通过对日作战，在军事上取淮系而代之的派系目的密切相关。还在赴江宁之前，张之洞就调遣湖北提督吴风柱率襄阳马队七营、熊铁生马步十营、副将吴元凯炮队四营，共计一万余人，北上参战。对于取道湖北北上的其他部队，也予以饷、械援助。他给过境刘树元部银两万两，魏光焘部银两万两，余虎恩部银六万两，以助军资。又耗资四十二万两，向德、奥等国购置步枪近万枝，子弹七百万发；大炮三十尊，炮弹一万四千发以加强北上诸军人力。抵两江任后，张之洞更是不遗余力，支援前线抗敌作战。他于扬州、清江、宿迁至山海关、锦州沿线设“江南转运局”十二处，各雇大车三百辆，又购、租大量船舶，分水陆两路输送辎重。山东威海吃紧时，他主动送去自己在上海购得的快枪一千枝，子弹一百万发。
战争期间，张之洞切实加强长江沿线防务，严阵以待，准备迎击溯江而上的日军。光绪二十年（1894年）七月，他还在湖广总督任内，即令湖北按察使陈宝箴赴江宁，与刘坤一会商长江联防，同时下令湖北水陆防营进入临战状态，充实编制，加紧操练。特别加强扼江防要冲的广济田家镇炮台，参考西法，与南北两岸及中路要冲吴王庙地段分建明、暗炮台十四座①。署理两江总督后，之洞见防军精锐皆随刘一坤北上，长江下游防务空虚，急调粤军名将、中法战中威名赫赫的冯子材驻守镇江。又多方筹措巨额军费，奏加盐引米厘以应急需，劝令淮商捐助饷银一百万两，同时息借广东、江苏商款二百余万两，借洋款两百万英磅。他巡视沿江各炮台，见火炮陈旧，防务松懈，炮位、弹药库建筑多不合实战要求，立即下令改造炮台，添置新式火炮。至光绪二十一年（1859年）底，象山、焦山、狮子林、盘龙山、圌山关、幕府山、钟山、金山卫、龚家墟、清江浦等地炮台全部峻工，防务力量大为增强。
尽管刘坤一、张之洞等主战派竭力支撑，清军爱国官兵浴血奋战，仍然挽回不了战争失败的结局。清政府被迫通过英、美等国，向日本乞降。光绪二十年（1894年）底，派出驻美国大使张荫桓（1837—1900）与湖南巡抚邵友濂（？—1901）为全权大臣，赴日谈判。张之洞对此极表反对。他说：“倭寇无故开衅，妄肆要求，传闻所索数条，贪狠狂悖，实堪发指，若许之则中国不能立国矣。目前和议，断不能成。张、邵此行，恐亦无益。”①果然，此时侵略气焰正盛的日本政府急于扩大战果，对谈判根本不感兴趣，以张、邵二人资格不够，且无全权为由，拒绝与之谈判。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元月，山东刘公岛失陷，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本政府在取得更大的筹码以后，始应允谈判，但态度更为骄横，指名李鸿章为中方全权代表。谈判地点，前定旅顺，后又改日本马关，清廷一一屈从。三月二十三日，双方签订《马关新约》。根据条约，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实沦为日本殖民地），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军费库平银两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军继续占领威海、刘公岛要塞。消息传回，朝野震惊，拒约呼声，响彻全国。张之洞屡电总理衙门，逐条剖析了条约的严重危害。他说：“旅顺、威海及北洋门户，若不退还，则北洋咽喉，从此梗塞。以后虽有水师，何处停泊修理？……彼日肆要挟，稍不满欲，朝发夕至。……彼时战不及战，和不及和，守不及守，即欲暂避，亦不及避。①通商条目、赔款限期，尤堪骇异。各省口岸、城邑、商业、工艺、轮船，处处任意往来，任意制造，一网打尽，工商生路尽矣。……（赔款）分期摊还，每年亦须还本息一千数百万两，各海关洋税空矣。……民贫极则生乱，厘税去则无饷，陆师海军永不能练，中国外无自强之望，内无剿匪之力矣。②割地一事，尤不可行。自有中国未闻以重地要地割予岛国之事。……岂有卧榻之旁，供人鼾睡？”③在电奏中，张之洞怒斥李鸿章“敢于犯天下之大不韪”。“恐宋臣秦桧明臣仇鸾之奸尚未至此也”，同时也对慈禧太后的妥协态度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坐视赤县神州，自我而沦为异域，皇太后、皇上将如后世史书何？”当然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四月十四日，中日两国于烟台互换条约定本。此后张之洞所能做的，只是继续支援台湾军民抗击日军，延迟割让台湾成为既成事实。
张之洞一向重视台湾的重要战略地位，还在中日正式谈判之前，他就致电李鸿章，“窃谓台湾万不可弃，从此为倭傅翼，北自辽，南至粤，永无安枕；且中国水师运船终年受其挟制，何以再图自强？”①在致总理衙门的电奏中，他说：”查台湾极关紧要，逼近闽浙，若为敌踞，南洋永远事事掣肘，且虽在海外，实力精华，地广物著，公家进款每年二百余万，商民所人数十倍于此，未开之利更不待言。”②战争期间，台湾巡抚唐景崧、守将刘永福均为之洞旧部，但二人不合，深存芥蒂。之洞原想将刘调离，但因战局紧张未成。之洞多次调解二人关系，劝以抗战大局为重，和衷共济。为增强台湾军民抗日力量，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张之洞拨枪一千六百余支，子弹一百万发及军饷若干，一并运往台湾。
《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认为，“台民果能坚守，自有办法。台自能守，倭岂能责我？”③仍然支持唐景崧、刘永福坚守台湾，捍卫领土主权。他致电唐景崧：“此时惟战守为急，三战后尚能相持，方有办法。”④他派人迎唐母来宁，赡养备至，并电告唐景崧：”君为国尽忠，吾为若尽孝，勿以老母为虑。”⑤台湾军民更不愿沦为亡国奴，拥戴唐景崧为台湾民主国大总统，刘永福为大将军，自负抗敌之责。唐本无抗敌之志，但怯于民心，不敢径自离台。刘永福则布告民众，“合众志成城，执挺胜战”，“万死不辞！”①张之洞不顾清廷禁令，又拨银三十万两，经英国汇丰银行汇往台湾，鼓励唐景崧坚持抗战。他电示唐：
“全台地广，待倭深入，然后以兵截其归路，断其军火，彼军人不继，终必败窜也。……敝处仍可随时接济。船不便派，此外虽不易办，当相机为之。基隆早知不可守，勿以此为恨。总之，台地广，倭兵少，但存一府一县，即有生发；相持三月，各国必有出头者。仆当力筹。台北府即为倭占，仍可自存，何遽云事不可为耶？”②但是唐景崧仍以“事不可为”，几日后只身乘商轮离台。刘永福苦撑危局，致电之洞：“天下仰我公一人，乞为大局计，痛哭流血，乞速设法救授，守走死生，望公一言为定。”③张之洞继续通过种种途径接济台湾军民饷械。
张之洞一再违抗朝廷旨意援台，妥协派十分恼怒，李鸿章竟奏称“台民叛”系之洞“主使”④。清政府更唯恐开罪日本，也再三严令禁绝济台。在这种情况下，之洞万不得已，致电刘永福：“公或去或留，仍请阁下自酌，鄙人不敢与闻，至协济饷械，奏谕旨严禁，万不敢违，愧歉万分，务祈原谅。”⑤刘永福坚持至九月，弹尽粮绝，被迫撤回厦门，台湾终于完全沦陷。
①《全集》，卷三十五，奏议三十五，《筹备江防折》。
①《全集》，卷二百四十一，电牍二十，致伦敦龚钦差。
①②③《全集》，卷七十七，电奏五，致总署。
①《全集》，眷一百三十九，电牍十八，致天津李中堂。
②《全集》，卷七十七，电奏五，致总署。
③中国史学会编：《中日战争》（五）第133页，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
④中国史学会编：《中日战争》（五）第133页，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
⑤许编《年谱》卷五。
①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3卷，天津大公报社1932年版。
②《中日战争》（五）第140页。
③《全集》，卷一百四十七，电牍二十六。
④《中日战争》（五）第133页。
⑤《全集》，卷一百四十八，电牍二十七。

第二节　练军备武
甲午之战以中国方面的惨败告终。马关签约，举国震惊。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闰五月二十七日，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痛陈条约之害：
“此次和约，其割地驻兵之害，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赔款之害，如人受重伤，气血大捐；通商之害，如鸩酒止渴，毒在脏腑。”①作为“力求补救”之策，之洞提出九条应急措施，头两条便是“宜亟练陆军”、”宜亟练海军”。这反映出当时朝野上下检讨战争失利原因而得出的基本共识。
对日作战，陆、海两线全面失利，充分暴露了清朝的腐败，尤其是军制的极端落后。李鸿章的淮军从朝鲜到奉天，一溃千里。继淮军之后北上抗敌的湘军，同样不堪一战。刘坤一、吴大澂所率十余万众，几乎未与日军认真交锋，即全线崩溃。清廷的“精锐之师”淮军、湘军相继惨败于“东瀛岛夷”之手，深深刺激了包括张之洞在内的朝廷要员，“修明武备”的呼声日高。出使英俄大臣许景澄在一份奏折中说：“自辽海军兴。战守不利，中外论者，审溯兵事得失，无不以仿用西法，创练新兵为今日当务之急。”①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日后评论：“日本军队给中国上了痛苦的一课，告诉它一支东方的军队，能够在组织、训练、纪律和运用上做得多么好。”②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廷颁布诏旨：“一代有一代之兵制，一时又有一时之兵制，未可泥古剂以疗新病，居夏日而御冬裘也。”③表明了采用西法，编练新军的决心。在这一决心付诸实行的过程中，暂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创建的“江南自强军”与广西按察使胡燏芬（？—1906）刨建的“定武军”（即袁世凯“新建陆军”之前身），同开时代风气之先。
光绪二十年（1894年）冬，清政府令胡燏芬于马厂地方编练新军，后又移至天津以南七十里的小站，以淮军周盛传部营地旧址为练兵场。胡燏芬招募壮丁，编成十营”定武军”，“一切操练章程，均按西法办理”④。稍晚于胡燏芬，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下半年，开始着手筹建新军。原计划万人规模，后因经费短缺，压缩编制，从卫队、护军营中选拔精壮士兵二千六百余人，编成步队八营、炮队二营、马队二营、工程队一营，定名“江南自强军”。自强军仿德国军制，马、步、炮、工程诸兵种混合编成，以适应现代战争要求。各兵种均分营、哨两级建制，步兵每营二百五十人，分五哨；炮兵每营二百人，分四哨；马队每营一百八十人，分三哨；工程营一百人。各营均配备医官、枪匠、兽医等。
为了尽得西法练兵之真髓，张之洞以高薪聘请来春石泰等三十五名德国军官为自强军教习。他们不仅充任操演教练，而且被授于营、哨两级指挥实权。从有利中国将并尽快掌握新式练兵之法着想，张之洞“选武职中壮健有志，不染习气者为副营官，选天津广东两地武备学堂出身之学生为副哨官”①，随时学习洋弁编训整备之术。之洞还规定，“其带兵操练之权，悉以委之洋将弁，而约束惩责之权，则专归华官。”②自强军作为清末最早出现的新式陆军之一，明显表现出迥异于湘淮勇营等旧式武装的新气象。时人这样评介自强军的操练情形：
“自强军者，全军操练仅八阅月，马军乃一月有余耳。……士躯之精壮，戎衣之整洁，枪械之新练，手足之灵捷，步伐之敏肃，纪律之严谨，能令壁上西士西官西妇观者百数，咸拍手咋舌，点头赞叹，百吻一语曰：“不意支那人能如是，能如是。”③自强军训练精强，声名显著，吴淤、江阴、镇江等地旗兵勇营纷纷邀请自强军派员前往教习，使之改练洋操，提高军力。
在编练自强军的过程中，张之洞总结出“学堂出身之人，究视未学者领会较易，长进甚速，是学堂有益，确有明徽”①，遂决定于江宁仪凤门内和会街地方创办陆军学堂，择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文理通顺能知大义者入学，学额一百五十名。为适应自强军的编成要求，学堂专业分马队、步队、炮队、工程队各门，“各门约以二年为期，二年后再令专习炮法一年，又须略习德国语言文字，以便探讨图籍，大约通以三年为期”②。学堂聘请五名德国教习，讲授兵法、行阵、地利、测量、绘图、算术、营垒、桥路各种功课及马、步、炮兵种各种阵法。
①《全集》，卷三十七，奏议三十七。
①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兵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版。
②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译本，第43页。
③《清朝续文献通考》，兵二，第9517页。
④《光绪朝东华录》，第3556页。
①②《全集》，卷四十，奏议四十。
③《记自强军》，见盛康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七四，武进盛氏思补楼刊本。
①②《全集》，卷四十一，奏议四十一，《创建陆军学堂及铁路学堂折》。

第三节　兴工劝商
两江总督所辖苏、浙、沪等地，民生富庶，素称发达。张之洞在短暂的署理期间，于兴工劝商方面尤多致力，以期繁荣地方经济，富国裕民。
发展铁路、公路、航运交通，是张之洞”洋务”事业的重要内容，他在两江任内于此多有兴作。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之洞提出“由上海造铁路通苏州以达江宁，由苏州旁达杭州”③的设想，九月又募派洋弃测勘沿线地势。十一月，正式奏陈筹办江浙铁路，计划分段修筑，”官办以开其端”，先筑吴淞至上海一段，“其余筹有的款，再定办法”④。但是几天之后，之洞即接“著回湖广本任”的上谕，为使筑路事不致夭折，他在交卸篆务之前，于光绪二十一年（1896年）正月，筹定苏沪铁路官本，官商合办。指定向德国瑞记洋行借款二百万两为官本，“两年后于两淮盐务再筹一百万两，余招商股”①。张之洞暂署两江期间，虽未完成江浙铁路，但为此路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对于宁、沪等重要商埠的公路开拓，之洞也很重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他于江宁城中筑马路达于江岸，并设下关趸船淮口浮桥。八月，又筑上海十六铺至龙华马路。张之洞还以筑路为抵制列强扩展租界地域的手段。当时，“各国每于祖界外广辟马路，设巡警，路之所至，即隐然画为租界”，对此，之洞奏请“于租界外各国所修马路尽处各接修马路一段，以扼其锋”②。
江浙一带河网密布，水运条件优越。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九月，之洞于上海设立内河轮船总局，招殷商分路开办水运业务，计开上海至苏州、苏州至镇江、镇江至清江、上海至杭州湖州、上海至宁波台州、吴淞至崇明通州海门等六路，“准载客拖带货船，于上船及到岸时收厘，以行船余利之半报效充饷”③，冀收便民、裕商、利官之功。
之洞于湖广任内筹建纺纱厂，计划“招商助官”。但是，为此而向外商订购的一部分纺纱机运抵上海后，商股仍无着落。此时之洞已暂署两江，便嘱陆润庠集股承领，但陆允而复辞。之洞改嘱张謇接办，张提出作价五十万两，与盛宣怀各认其半，于上海、通州各设一厂，之洞应允。设于通州的称大生纱厂，由张謇主持。该厂几经坎坷，发展成中国近代著名的私营纺纱企业。为了促进民营制造业的发展，之洞又于上海、苏州、江宁等地息借商款二百三十一万两，“许商民领款办制造上货各厂，以机器缫丝为大宗，设厂于无锡”，“其制洋糖洋瓷洋烛洋火柴洋酒水泥针毯之类，暂设厂上海”①商民领款每厂不得超过十万两，年息六厘，分十年归还。之洞希望以此举刺激民资兴厂的积极性，但结果并不理想，“息借之款，户数零星，不愿合股，且须于领款外自筹资本，力有不逮，讫无成功”②。
暂署两江期间，之洞“于商务壹意振兴，维持尤力”③。除开设商务局、招商集股兴办各种实业之外，对于商人权益，亦多加保护。其时有御史张仲炘参奏沪商叶成忠、何瑞棠“运粮济寇”，“密旨严拿惩办”。之洞仗义执言，为其辩护，称经派员屡次详查密访，未得确证，“此等违禁济寇重情，既无确据，碍难以展转流传之词，率兴大狱，株累商民，应请毋庸置议”④。此举保全甚众，但之洞不事张扬，故沪商得兔其祸而多不知情。
③④许编《年谱》卷五。
①②③许编《年谱》卷五。
①②③④许编《年谱》卷五。

第七章　戊戍到庚子年间的权变
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旧历戊戌年）到二十六年（1900年，旧历庚子年），不过三、四载光景，其间中国政坛波谲云诡，起伏跌宕，给予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以深刻影响的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等重大事件相继发生。中外各派政治力量的彼此消长、分化、组合，呈现极为复杂的格局。在世纪之交风云变幻的舞台上，张之洞以老到的政治家的谋略和机诈，纵横捭阖，翻云覆雨，作出淋漓尽致的表演。

第一节　与维新运动的微妙关系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进一步沦入半殖民地深渊，同时也空前强烈地刺激了中华民族，使其觉醒程度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这种觉醒的主要标志，是维新运动的勃然而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初八日，康有为（1858—1927）联合在京会试的各地举人一千五百余人，集会松筠庵谏草堂，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马关条约》的严重危害，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主张，请求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上书虽被都察院以条约已签，无法挽回为借口拒绝接收，但其内容却不胫而走，广泛流传，并得到民众的热烈响应。在清统治集团内部，光绪皇帝迫于皇祚倾圯的忧患，也倾向于变陈法以固国本。维新运动遂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从指导思想的发展脉络看，维新运动与洋务运动之间存在着既相通，又相逆的复杂联系。维新派所极力倡导的仿效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生产技术，振兴中”国的工商业与洋务派几十年间“求强”、”求富”的不懈努力，宗旨并无扞格。因此维新派在很大程度上将洋务派引为同道，而洋务派也不无根据地视维新党人为洋务人才的后起之秀。但是，另一方面，维新派所歆羡不已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秩序，又与洋务派竭力补直的封建朝纲，在本质上水火不容。因此双方在交往中龃龉不断，并最终反目为仇。正是由于以上原因，作为洋务派后期巨孽，张之洞与维新运动之间，呈现出极微妙的关系，可以说，在整个维新运动中，维新派的主要合作者和主要对手都是张之洞以及他所代表的政治集团。①只有基于这样一种把握，我们才不致于对张之洞在戊戌时期的种种举动感到不可理解，或者作出简单片面、似是而非的结论。
维新运动刚刚兴起，张之洞就对之持积极赞助的态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初，康有为主使，帝党要员、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的维新派重要政治团体”强学会”在北京成立，陈炽（？—1899）、丁立钧、张孝谦、沈曾植为总董，以张孝谦主其事。张之洞的儿子仁权其时以举人身份在京供职，亦为强学会的“发始人”之一。不久，康有为离京南下，运动暂署两江的张之洞，成立上海强学会。康有为作《强学会序》，申述学会宗旨：
“天下之变，岌岌哉！夫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累合什百之群，不如累合千万之群，其成就尤速，转移尤钜也。……顷士大夫创立强学会于京师，以讲中国自强之学。风雨杂沓，朝士鳞萃，尚虑未能布衍于海内。于是江海散佚，山林耆旧，盍簪聚讲求，如汉之汝南，唐之东都，宋之洛阳，为士大夫所走集者，今为上海，乃群天下之图书器物，群天下之通人学士相与讲焉。”①对于这样一个政治改革色彩极为强烈的团体，京、沪两地的达官显贵、硕学鸿儒，一时纷纷”趋之若骛”。列名会籍，参预会务，或对之表示支持者，有杨锐、袁世凯、徐世昌、汪大燮、翁同龢、孙家鼐、李鸿藻、张荫桓、王文韶、张謇、汪康年、黄遵宪、陈三立、陈宝琛、李佳白、李提摩太等。他们当中既有中枢权要、封疆大员，又有军事将领、清流谏臣，还有外籍教士。成份如此驳杂，动机当然不可能一律。张之洞慷慨解囊，捐银五千两以助会资，有多方面的考虑。
首先，在不满现状、期待改革方面，他思想上与维新派有诸多相通之处。这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张之洞于两江总督任内上《吁请修备诸才折》，其内容除不包括设立议院外，与康有为几次上书的建策基本吻合。奏折也提出拒和、迁都、练陆海军、造铁路、开学堂、讲商务、求工政等等主张。之洞同样打出“变法”旗号：“凡我普天臣庶，遭此非常变局，忧愤同心，正可变通陈法，以图久大，不泥古而薄今，力变从前积弊，其兴勃焉。又何难雪此大耻。”①康有为认为张之洞与自己“窃附同心”，当然不会全是自作多情。
其次，张之洞含辛茹苦创办洋务，却屡屡横招物议，现在他看到维新派有帝党撑腰，势头正旺，也想利用这股新起的力量来襄助自己推行洋务事业。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老本蚀尽，特别是马关签约，国人詈咒，皆曰可杀，声名狼藉。他捐金与强学会，竟被拒之门外。张之洞素与李鸿章有隙，且又挟“湖北新政”之卓著声誉，正可借此阶梯取李而代之，登上详务巨魁之地位。梁启超曾将洋务大吏曾国藩开制造局、设方言馆、创招商局的诸种举措目为变法事业的“荜路开山”②，又称之洞为”温和改革者”③。谭嗣同也认为：“今之衮衮诸公，尤能力顾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权达度，讲求实济者，要惟张香帅一人。”①可见张之洞借助维新派以推进洋务，确有一定的现实可行性。
再次，张之洞审时度势，明白自己正处于入参中枢的极好机会。在此关键时刻，倾向鲜明地赞助得到光绪皇帝首肯的维新运动，强化自己的“言新者领袖”形象，必将有助于皇帝立下决断，启用自己主持全国新政。后来光绪帝果然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电召之洞入京陛见，“辅翊新政”。张之洞的政治表态，收到效应。
而在维新派方面，当然也十分希望借助手握实权的方面大员以壮声势，扩大影响，推行变法，尤其是对于张之洞这样时誉正盛的“朝廷柱石”，更是寄于厚望。维新泰斗康有为亲自出马游说之洞，此事本身即为明证。由于双方各有所欲，思想上也有某些共同之处，所以在整个变法运动期间，张之洞与维新派首领人物始终保持着联系。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九月，康有为亲赴江宁，盘桓二十余日，劝说张之洞“共开强学，窃图同心”。张对康优礼有加，隔日一谈，每至夜深。康请之洞出面设立上海强学会，之洞“颇以自任”，慨然应允，并捐银一千五百两作为开办经费。康有为亲撰的《上海强学会序》，之洞也同意以自己的名义刊布。这都足见其时双方关系相当融洽。但是此次会晤也暴露出双方对“变法”理论的严重分歧。之洞“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诋之。”②在与康有为的商谈中，之洞再三劝说康放弃秉承今文公羊学而来的“孔子改制”说，但康坚持己见，告以“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若使以供养而易其所学，香涛奚取焉？”上海强学会章程制定后，之洞“以论学不合背盟，电来属勿办”，康有为公然以“会章大行，不能中止”作复。强学会不久即遭杨崇伊弹劾而被封闭。康有为抱怨“江宁（指张之洞）一切不来，处处掣肘，即无杨崇伊之劾，亦必散矣。”①对于维新派中地位仅次于康有为的梁启超（1873—1929），张之洞曾予以格外的礼遇。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一月，因张的邀请，梁启超于广东返沪途中在武昌停留，谒见之洞。当梁抵达湖广总督督暑时，之洞竟准备以迎接钦差及外国使节的礼仪，开中门及暖阁鸣炮迎之。其部属以“骇听闻对”相阻，之洞这才作罢。尽管如此，张之洞还是对梁盛情款待，倾心交谈。“是夕即招饮，……谈至二更乃散。渠相招之意，欲为两湖财务院长，并在署中办事，以千二百金相待，其词甚殷勤。”②梁启超以区区一举人得到二品大员如此器重，大有受宠若惊之感，”恐惶不安，因著复称弟子。”③他极言称颂之洞：“公海内大吏，求其通达西学深见本原者，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者，尤莫吾师若。”④当然，在优礼有加的背后，之洞还另有算计。梁启超是举世公认的大才子，“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公者。”①若能将梁挽留幕府，“入我范围，以供驱使”②，借其生花妙笔为己鼓吹，岂非为虎傅翼？但是精明如梁启超者，当然不会就范。尽管他对之洞的盛待报以真诚的感激，但仍以“沪上实不能离，鄂事实无可办，故决不能就”③，似软而实硬地回绝了张之洞。梁启超内心明白，张之洞思想深处与维新派绝非志同道合，他对于维新派的种种友善举动，或多或少都包含着利用性质。十余年后，梁启超以更加率直的言词回顾戊戌时代：“其时鄙人之与文襄，殆如雇用者与资本家之关系。”④语虽刻薄，但也不违实际。
戊戌时期，梁启超亲主笔政的《时务报》，作为维新派的主要喉舌，宣传变法，介绍西学，或讥讽时政，“张目大骂，如人人意所欲云”⑤；或鞭挞专制，鼓吹“民权”，发挥了极大的战斗作用。张之洞对《时务报》既赞助、支持，又压抑、控制，个中微妙曲折，恰可视作张之洞与整个维新运动关系的缩影。
《时务报》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七月一日在上海创刊，每旬一期，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二十一日因改“官报”终刊，共出六十九期。“该报之设，多仰赖张文襄之捐助。”⑥原来，上海强学会成立时，张之洞曾捐银一千五百两以作经费。该会被封禁时，尚有余款一千二百两，其中之洞名下的占七百两，这笔款子便成为《时务报》的筹办经费。
《时务报》出刊后，张之洞称誉其“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士气。凡所采录，皆系有关宏纲，无取琐闻。……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①他专门发布《鄂督张饬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规定将《时务报》按期寄送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及各书院、学堂，所需全部报价每年一千一百五十二元，由湖北善后局统一支付。之洞还委派自己的幕僚汪康年任报馆总理，掌管财务、人事大权。汪曾论及《时务报》风行海内的原因，其中极重要的一条就是，“南皮张制军提倡于先，中外诸大吏振掖于后，各省同志复相应和”②。但是，《时务报》笔政握于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之手，其理论宗旨当然不能为张之洞所完全左右。对此之洞也心里明白，并有所提防，”其中议论，不尽出于一人，手笔杂驳，未能一致，是在阅者择善而从。”③对于《时务报》上不时出现的不合己意的议论，他毫不含糊地予以干涉。这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
第一，有关学术流派分歧方面的。
张之洞学综汉、宋，平生最恶公羊学派。梁启超在《时务报》第八册发表《变法通议》之《科学》篇，批评宋学家倭仁“误人家国”，第十册发表《变法通议》之《论学会》，又批评汉学家纪晓岚。张之洞对此大表“不平”，指示僚属函告汪康年：“此无益而有损之文，以后请加检讨也。”①对于《时务报》上出现的附合康有为依本今文公羊说而制定的“孔子改制”理论的文章，张之洞约请尚左氏而抑公羊的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为书驳难”②。有人曾向梁启超询问张之洞反对“孔子改制”说的实质，梁答曰：“学派不合，且似恐犯时忌”③，此为允当之论。
第二，有关政治主张分歧方面的。
倡言民权，反对专制，是维新派的基本政治主张。而张之洞却是坚定的封建卫道者，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④，双方观点尖锐对立。当他看到《时务报》第九册发表汪康年《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一文，立即通过梁鼎芬转告汪：“民权文字亦不佳，千万不可动笔”⑤。第二十三册《时务报》转载严复《辟韩》一文，内有“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等尖锐的反君主专制言词，之洞立即命屠仁守撰《辨〈辟韩〉书》以驳之⑥。《时务报》第四十册刊载梁启超《知耻学会叙》，文中有“国有一于此罔不亡，使易其地居殷周之地，则放巢流彘之事兴不旋踵”，“求为小朝廷以乞旦夕之命”等文句，将慈禧太后等比作夏桀和周厉王，多行不义，必遭流放厄运。张之洞看到后，立即致电湖南巡抚陈宝箴及黄遭宪，称梁文”太悖谬，阅者人人惊骇，恐招大祸”，“维时望速告湘省送报之人，此册千万勿送。湘鄂两省，皆系由官檄行，通省阅看，今报中忽有此等于名犯义之语，地方大吏亦有责焉，拟不能不速筹一补救之法。”①他还通过梁鼎芬、汪康年等人，警告梁启超“勿惑于邪说，勿误于迷途”②。
第三，有损张之洞个人声誉的。
《时务报》发表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论学校》，提及“金陵自强军所聘西人，半属彼中兵役，而攘我员弁之厚薪”，影射编练自强军的张之洞本人昏庸无能。之洞阅后“颇不怿，谓明年善后局不看此报矣”③。《知耻学会叙》中讥讽某些洋务要员“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其甚者习言语为奉承西商之地，入学堂为操练买办之才”，这些言论都有刺激张之洞之嫌，颇令其不快。
张之洞通过汪康年等人，在《时务报》内部对梁启超多方掣时。汪、梁关系恶化，梁启超不甘受其制约，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愤而离职。自第五十六册以后，《时务报》遂完全为汪康年等操纵，腔调大变。第六十五册上刊载汪撰《论将来必至之势》一文，隐然攻击康、梁“肆其鼓簧”，又极言称颂之洞“明者察几先，智者防未然，勇者耻下人，与其束手而受缚，何如奋足以图功。”据钱恂向汪康年透露：“南皮言第六五期《时务报》大著一篇，为有报以来之杰作，奉读一快。”①当时有人评论道，“新党之议论盛行，始于《时务报》，新党之人心解体，亦始于《时务报》。”②这话只说对了前一半。所谓“人心解体”，指的是粱启超与汪康年的交恶。但这实质上是梁所属的康有为维新派集团与汪所属的张之洞洋务派集团之间本已存在的思想分歧的必然结果，将其视为“新党人心解体”，实有混淆泾渭之嫌。
不过戊戌政变发生之前，张之洞与维新派的思想裂痕虽已显露，但尚未发展到反目相向的地步。这与当时的形势有关。张之洞”深窥宫廷龃龉之情与新旧水火之象”③，在大局未定，维新变法前途未卜的时候，他是绝不会在坚决反对变法、且掌有朝廷实际权力的后党和力图助借维新派力量争取执掌国柄、振刷朝纲的帝党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断然抉择的。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保持一种为双方都可接受的折中形象，将大有利于自己在仕途上更上层楼。他的这种努力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帝党认为之洞是”言新者领袖，既可弹压群伦，且能调和两宫”④；袁世凯上奏，称“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⑤甚至连日本明治维新的核心人物伊藤博文来华，也“言于总署曰：变法不从远大始，内乱外患将至。中国办事大臣，惟张香帅一人耳。”①实际上，光绪皇帝确实将张之洞列为入廷枢以主持维新的首要入选。据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记载：
“南皮张制军，久已简在帝心，自甲午权署两江，更信重之，欲召入辅政，为翁相国、孙莱山尚书所阻，……今春上决意革故图新，乃召张公来京，辅翊新政。守旧大臣，恐张异己，百计阻尼，得借沙市教案，今回两湖本任，时人多惋惜之，以为得张公入朝，其声望才德，足以制服康粱，断不至有八月之变云。”②之洞晋京辅翊新政，确因翁同龢从中作梗未果，但将此事说成“守旧大臣”“百计阻尼”，则不尽然。事实上，调之洞晋京正是由极端守旧的著名顽固派徐桐（1819—1900）保奏，并经慈禧太后同意的。此事足以证明张之洞当时确是帝、后两党同时瞩目的人物。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诏定国是，随后召见康、粱，又授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专理新政③。慈禧太后则针锋相对，于光绪帝诏定国是后的第四天，即迫令帝党核心人物翁同龢开缺回籍。同时任命荣禄（1836—1903）为直隶总督，掌握畿辅兵权，准备用武力镇压维新派。正当变法运动进人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张之洞推出“会通中西，权衡新旧”的精心之作《劝学篇》①。七月，黄体芳之子、之洞的门生、翰林院侍读学士黄绍箕（1854—1908）将《劝学篇》进呈。光绪帝“详加披览”，以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令军机处发送各省督抚各一部，要求“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又谕总理衙门排印三百部，作为钦定“维新教科书”，“挟朝廷之力以行之”。据估计，该书先后印行共达两百万册，这在当时是相当惊人的数字。
《劝学篇》洋洋数万言，全面、系统地阐发了之洞本人以“中体西用”为核心构架的理论体系。对此，本书将另辟专章加以讨论。这里仅就《劝学篇》对维新派变法理论批评的公开化、《劝学篇》推出时机的选择、以及此举产生的后果作一简析。《劝学篇》以“会通中西，权衡新旧”为宗旨，有如一柄两刃之剑，一方面批评顽固派”因噎而食废”，”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另一方面又批评维新派“歧多而羊亡”，“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这一宗旨在全书结构上便充分体现出来。“《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但十分明显，两面作战的《劝学篇》的主要锋芒所向，是维新派及其变法理论，张之洞斥其为“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他认为三纲五常是万世不易之本：“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兔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①他攻击维新派“忘亲”、“忘圣”，”其意欲举世放恣黩乱而后快，怵心骇耳，无过于斯。”对比梁启超主笔《时务报》时期，之洞对所刊维新言论的干涉多通过委婉曲折方式进行，或通过汪康年转致责难，或委托屠仁守、章太炎著文驳议，《劝学篇》公开、激烈地直接抨击，正表明张之洞对维新派态度的变化之剧。张之洞不早不晚，在维新运动的成败关键时刻作《劝学篇》，三月草撰，七月进呈，在时机选择上也颇工心计。他从来就不是与维新派一心一德，但却与之保持密切联系，显然有利用之心。而当变法进入实质性阶段，新旧两派，帝后两党即将最后摊牌的关口作《劝学篇》，公开表明自己与维新派的根本分歧，目的在“预为自保计”，“惧事不成有累于己，乃故创学说，以别于康、梁。”②正如辜鸿铭说：“呜呼，文襄之作《劝学篇》，又文襄之不得已也，绝康、梁并以谢天下耳。”③张之洞预为自保的招数果然有成效。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囚光绪帝，杀“六君子”，再次临朝“训政”，“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慈禧对维新派深恶痛绝，严令通缉首犯康、梁，必欲捕杀而后快。对于支持过维新运动的官员，也严加惩处，罢免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按察使黄遵宪，其至对已经开缺回籍的翁同龢，仍“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以为大臣居心险诈者戒。”但与维新派瓜葛颇深的张之洞，却”以先著《劝学篇》得免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劝学篇》表达的内容，均为张之洞的一贯思想，包括对于维新派的尖锐批评。这里不存在出尔反尔、朝秦暮楚等等“投机”行径。张之洞的工于心计，也仅限于公开表明自己根本政治态度、与康、梁划清界限的时机选择上。他从来就不是维新派，而是开明的、坚定的封建卫道者，其思想是自成系统，一以贯之的。《劝学篇》是其理论体系的集大成式的体现，而绝非其思想发生巨变的标志。有人认为张之洞的思想学术“初由旧而之新，复由新而返于旧者也”，“然其由新学复返于旧也，则在戊戌变政之时，其宗旨具见所为《劝学篇》。”①此说描述了张之洞思想轨迹的外观，却不尽符合张之洞思想内核的实际。
戊戌政变以后，康、梁亡命日本，之洞却保住了原有地位，并日显上升之势。双方关系终至决裂。“康党专欲与鄙人为难，……康党所开之日本清议报、新加坡天南新报、澳门知新报三种，猖厥已极，专以诋毁慈圣及鄙人为事。总之今日沿江沿海无人敢昌气声罪，撄康之锋者，昌言攻讨者独鄙人耳。”①张之洞积极参与对维新党人的迫害。他屡电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称“《清议报》系康粱诸人所作，专为诋毁中国朝政，诬谤慈圣，种种捏造，变乱事非，信口狂吠，意在煽惑人心。……中国地方固不能容其传播，中东和约，贵国亦不应准其在境内捏造是非，摇动友邦人心。”②要求日本政府查禁《清议报》，并将康梁等驱逐出境，足见张之洞此时已与康梁势成水火，不共戴天。
②《世载堂杂忆》第126页。
①《张文襄公大事记·张文襄公之学术》。
①《全集》，卷二百十七，书札四，致鹿滋轩。
②《全集》，卷一百五十八，电牍三十七。
①参见苏沛：《张之洞与戊戌变法》，《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3期。
①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四）第385—38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①孔广德辑：《普天忠愤集》序，1895年石印本。
②《戊戌变法》（二）第18页。
③《戊戌变法》（一）第276页。
①《谭嗣同全集》第158，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①《戊戌变法》（四）第135页。
②梁启超：《致汪康年孺博书》。
③王伯恭：《蜷庐随笔·潘文勤师》。
④《上南皮张尚书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①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梁启超传》。
②《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③杨复礼：《梁启超年谱》。
④《戊戌变法）（四）第254页。
⑤《戊戌变法）（一）第372页。
⑥《戊戌变法）（四）第172页。
①《戊戌变法》（四）第548页。
②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日《昌言报》第一册载汪康年跋文。
③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9页。
①《顾印愚致汪康年函》，《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
②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59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③《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74页。
④《劝学篇·内篇·正权第六》。
⑤《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897页。
⑥严复认为此文作者为张之洞本人。他在致其堂弟的信中说：“前者《时务报》有《辟韩》一篇，闻张广雅尚书见之大怒。其后自作驳论一篇，令屠墨君（仁守）出名也”（原件藏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参照张之洞自撰《抱冰堂弟子记》而托弟子之名的作法，严的推测亦有可能。
①《张文襄公电稿》卷二九。
②《汪穰卿先生传记》卷二，第17页。
③汤志钧：《戊戌变法史》第160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①《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
②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一，《政变月记》。
③《张文襄公大事记·张文襄公之学术》。
④《张文襄公大事记·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
⑤《戊戌日记》。
①许编《年谱》卷七。
②《戊戌变法》（一）第334页。
③军机四卿中，杨锐是张之洞“第一亲厚之弟子”（《戊戌变法》（四），第64页），刘光第“亦张之洞托陈宝箴荐之者也”（《戊戌变法》（一）第424页）。杨、刘入军机，无异于之洞本人间接操纵新政。林旭则为洋务派要员沈宝桢的孙婿。真正的维新党人，仅谭嗣同一人。这种构成，既证明百日维新是维新派与洋务派合作的产物，更证明张之洞对于维新运动的重大影响。
①有人认为《劝学篇》为黄绍箕起草，也有人说是杨锐起草，由张之洞删定。但据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卷六记载：“日撰一首，率以镫下为之，黎明而就，次日复改，易稿至于六七。书成镂版，风行海内。五月，袁忠节重刻于芜湖，公续有改正，此为定本。”无论何说为证，《劝学篇》集中、完整地体现了张之洞的政治观、文化观则无疑义。
①《劝学篇·内篇·明纲第三》。

第二节　主谋“东南互保”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前后，活动于山东、直隶（今河北）等地的义和拳、梅花拳、大刀会等下层民众秘密结社逐渐统一为义和团，在北方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以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为主体的义和团勇士的直接打击目标，首先指向遍及京津冀鲁的“洋教”组织及其设施。十九、二十世纪之交遍布华北大地的天主教、基督教会组织，作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文化尖兵，其政治色彩自不待言。但是，对于义和团下层民众来说，直接感受到威胁和愤恨的，首先在于教士、教民依仗特权为非作歹的种种劣迹，在于他们传播西方宗教教义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格格不入。在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的驱动之下，义和团怒不可遏地斩尽杀绝“洋毛子”，不惜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挡八国联军的枪弹炮弹，英勇悲壮，可歌可泣，但是，义和团运动又带有强烈的盲目、愚昧色彩。“掀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总而言之，凡关涉洋字之物，皆所深忌也”①。在沉重打击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同时，不分青红皂白地连同一切与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联系的事物统统加以扫荡，以期维持数千年一贯制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及其意识形态，而这正好符合封建顽固派”闭关而治，复我太平”②的愿望。慈禧集团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应允、利用义和团运动，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禧集团利用义和团，还有更深刻的政治用意。
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虽被囚禁于瀛台，失去全部权力和人生自由，但帝、后两党的矛盾仍未了结。一旦慈禧死去。必然政归光绪，这是后党最担忧的。因此慈禧及其后党紧锣密鼓，打算废黜光绪帝，另立端郡王之子溥为“大阿哥”（皇位继承人）。此事在朝野上下引起轩然大波。列强出于各自的在华利益，早已介入帝、后两党的宫廷争权，此时更直接干预废立之事。沙俄支持后党，当然支持废黜光绪，而英、美、日等国则支持帝党，与沙俄争夺在华利益，因而坚决反对另立皇储。慈禧集团对此十分恼怒，便居心叵测地利用义和团民众的民族义愤和爱国激情，“扶清灭洋”，发泄对列强的不满。
与把持中央权力的满清贵族顽固派集团不同，与列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洋务派封疆大吏们，如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等，都主张坚决镇压义和团，“赶紧剿办，以清乱萌，而杜外人借口，”①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也是主剿最力者之一。他认为义和团乃无法无天之“乱民”，“从古无国内乱民横行惨杀而可以治国者，亦未闻一国无故与六七强国一同开衅而可以自全者。”②。当他得知义和团向北京进发，并拆毁涿州至琉璃河的铁路时，电促荣禄迅速镇压，对义和团“当格杀勿论，应准官军开枪轰击。此乃借闹教而作乱，专为国家挑衅，且铁路与教堂何涉？可见实系会匪，断非良民。”湖北虽不是义和团运动的中心地区，但也受到影响。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黄陂县城内有前任平谷县令燕调纬第八子，由其父任上带回义和拳符箓咒语，立团演习，并集合数百名少年在大东门、大西门、后街、城隍街等处操练。另外，前任黄陂县教谕贺时熙由北京回鄂，也带有义和拳宣传品。张之洞得此报告后，十分紧张，严札派员查舒演拳绅户，称“北方义和拳妄演邪术，煽惑愚民，纠众横行，目无法纪，借名仇教，开衅强邻，……罪大恶极，罄竹难书。”令该县县令何庆涛将符箓咒语诸邪书全行缴出，并将首领人物“勒传到案，押解来省。”④另外，对于湖北境内利川、枣阳等地发生的群众反洋教斗争，张之洞也迅速予以镇压，并饬令各州府县，”有敢造谣生事者，立杀不迨；有教堂之处，州县牧令亲出巡查。”又令江汉关道照会英国驻汉口领事：“告以两湖地方，本部堂力任保护，当不致痞匪滋生事端；即使偶有生事猝防不及者，乌合之众，官兵威力亦可立时弹压扑灭，断断不能任其滋蔓。”①他又致电南方各省诸制、抚台、称“若北方警信传至民间，不数日必多响应者，旬月之间便成燎原。……若乱萌初见，即诛戮数人，便可无事。……中原各省不能豫防拳匪滋蔓，则流寇成矣。”
中法、中日战争中，张之洞都是坚定的主故派。但这次慈禧太后立意对列强直战，他却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为何有此不同，这要从张之洞一贯的“羁縻牵制”外交策略思想谈起③。他认为西方列强是“熊虎豺狼，名异实同，无不噬人者”④。贫弱的中国要想避免被瓜分吞噬的厄运，惟有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羁縻牵制”，以求生存。中法、中日战争，中国分别与法、日一国对抗，之洞之所以坚决主战，与他深信利用列强矛盾，借助美、英、德。俄等国的干预，必可扼敌凶焰大有关系。但此次慈禧太后同时与列强对垒，“羁縻牵制”之木无从施展，之洞便彻底丧失取胜的信心，因而坚决主和。“从前法越之战，日本之战，开衅皆止一国，军械药弹尚可设法分购密运，勉支半年。故一国尚可力战。若谓可以抗拒各国，臣等决不敢作此矜夸之语，以欺君父而误国家。”⑤他反复重申不可战之理：
“从古无一国与各强国开衅之理，况中国兵力甚弱，岂可激众怒召速祸。查拳匪乃乱民妖术，无械无纪，断不能御洋矣。董军仅五千，勇而无谋，断不能敌各国，即合各省兵力，饷缺械少，岂能抵御群强，今拳匪、董军无故乱杀，是与各国一齐开衅，危殆必矣。”①又强调“不战可以不亡”：
“京师时论云，不战必亡，战尚可不速亡，敝处见京来人语亦同此，大误也。不战何至必亡，怪极。利害看翻，大病根在此；病根不去，无药可医。……纵每战必胜，一战必伤兵数百，耗弹数十万，连战一月，兵械俱尽，各国兵械永无穷期，孤注有输有赢，此则有输无赢，并非孤注矣。此时紧要关键，须将不战可以不亡之确据说透。”②对于张之洞“公忠体国”的这一片苦心，慈禧太后并非不理解。她在给张之洞、李鸿章、刘坤一等的上谕中说得明白：
“尔各督抚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无如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三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①慈禧此言不虚。这时京津一带，义和团已成燎原之势，如强行剿办，实无把握。另一方面，列强处处紧逼，确实欺人太甚。他们以保护在京使馆为名，强行出兵，取道天津进京。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廿一日，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局势急剧变化。此刻慈禧又接到谎报，说列强将勒令她归政光绪，更激起她极度的忌恨。五月计五日，慈禧决定采纳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大学士徐桐等的意见，匆忙向列强宣战：“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②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东南督抚见劝阻朝廷宣战未果，便在各自管辖区内抵制宣战上谕，同时加强与英、美等国的联络，谋划所谓”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是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与在长江流域拥有巨大利益的英、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产物。在洋务派疆吏方面，是惟恐北方义和团运动蔓延至东南地区，从根本上动摇统治秩序；在英、美帝国主义方面，则是担忧中国人民的正义反抗会危及他们已经攫取的经济、政治特权。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华仑向国内报告：“在扬子江流域内任何事件的爆发，能够引起大的损失”，因而他准备“立刻与湖广及两江总督取得谅解”，并称“我有充分信心，假若他们能够信赖帝国政府的有效帮助，那么在他们区域内，他们将要做到他们能够做到的，来维持和平。”①英国外交大臣电复华仑，授权他通知刘坤一，“假若他采取了维持秩序的方法，也将受到帝国海军的协助。”华仑又通知英国驻汉口领事给张之洞“一个同样的保证”。张之洞立即表示”愉快的感谢”。同时，之洞又对英国军舰在长江上”莽撞的示威”表示不安，惟恐会激怒中国民众，反而给自己“保护”英、美利益造成困难。英国驻沪代理总领事对此心领神会，立即电请英国外交部向海军部转达，”建议应该向扬子江的帝国海军舰队指挥官发出指示，要避免任何示威。”②对于美国、日本方面，张之洞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目下长江沿海一带，各督抚力任保护之责，诸国洋人，均可无庸顾虑”③。
在筹划“东南互保”的全过程中，张之洞、刘坤一始终是核心人物。关于刘坤一的态度，金陵关税务司、英人韩森向总税务司赫德的报告很能说明问题。韩森这样报告他与刘坤一会见的情形：总督很激动，他极力说明他愿意在长江一带维护和平，并且迫切需要英国方面的支持。……他说同英国人打交道有四十年了，觉得英国人常常是很“公道”的。在目前的危急时期，他知道英国人除了本身的商务利益以外，还会为中国的利益着想。……总督很坦率，他屡次声明不管太后的意图如何，他决心照自己的方针行事。他甚至于这样说：如果太后现在有谕旨给我，谁敢说这不是俄国政府的指示呢？①江海关税务司安格联则说：
必须记住：由于刘坤一倾向英国，别国在长江不能做的事，英国能够做到。刘坤一采取这样的立场，目的在于不让别国进京，他情愿尽力做到这一点。所谓别国，主要是指德国、法国和俄国。此外还要记住：刘坤一对于慈禧太后是非常忠心的，对于慈禧个人的任何威胁，都会使他激动。②可以说，在与英国的关系和对待清政府及慈禧的态度上，张之洞与刘坤一具有完全的共识。这是他们共同主谋“东南互保”的思想基础。五月三十日，在张、刘的授意下，经盛宣怀穿针引线，由上海道余联沅出面，与各国驻上海领事取得“谅解”，制订《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随之，山东、广东、广两、浙江、福建等省的督、抚，也先后宣布参加“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从形式上看，直接违背了朝廷对各国”宣战”的旨意，大有地方“独立”，分庭抗礼之嫌。张之洞、刘坤一等当然于此有所顾忌。在订立《东南互保约款》的同一天，他们会衔电奏慈禧，沥陈一片苦衷：
“就目前计，北事己决裂至此，东南各省若再遭蹂躏，无一片干净土，饷源立绝，全局瓦解，不可收拾矣。惟有稳住各国，或可保存疆土。……盖长江商务，英国为重，各国觊觎已久，惧英而不敢先发，英亦虑各国干预而不敢强占，以启各国戎心。在我正可就其所忌而羁縻牵制之。若鼓动一国，势必群起而攻，大沽覆辙可深鉴也，此实委曲求全之策。……总之，能联络一日，长江以内尚可使外人无从逞志。倘各国必欲以干戈从事，派大队兵舰来江攻我营台，实逼处此，臣等受恩深重，有守土之责，自当尽力抵御，存亡与共。”①之洞还在给李鸿章等的电报中表露心曲：“此时英顾惜长江商务，我只可虚与委蛇，不宜决裂，有损无益，留东南数省尚可接济京师，安靖北五省人心，即或西幸偏安，尚有地步。东南若溃，北方束手。如将来洋人必欲全吞中国情形已露，彼时再作孤注，聊尽此心，此时万不宜也。”对于张之洞此时的思想活动，其幕僚辜鸿铭有生动记载：
“那时我在张制军幕府作西席，目睹张公公忠体国，深恐苍生重遭涂炭，国破家亡，一连数夜不寐，个别谈话垂询，团体会议磋商。当时我提出江南独立计划，暂作缓冲，避免敌人乘虚而入，……张制军连连点头称：“此策甚善！”然对独立宣言，恐致朝廷误会，重遭严谴，忐忑踌躇，迟迟不敢发出。适值两江总督刘坤一星夜前来，与张制军会商和战大计，张制军便将江南独立计划提出.并告以不敢冒昧发出的苦衷。刘制军当机立断，说：“公一人不便出名，恐遭不测；以我二人名义，发出可也。”①不管张之洞等的主观愿望如何，“东南互保”毕竟使列强避免了在广大的长江流域与中国军民对阵，从而腾出手来，倾全力在北方残酷屠杀义和团民众，“教训”胆敢不听使唤的慈禧集团。而慈禧集团本来就没有打算与列强彻底决裂，只不过是借义和团以泄其对洋主子逼迫太甚的怨气而已。所以，当她匆忙逃离北京之后，立即转变态度，下令“痛加铲除”义和团，向列强乞降，并不惜进一步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各国的“宽恕”，保住傀儡朝廷的存在。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初，慈禧由西安“回銮”返京前夕，发布《议和大纲》，竟无耻声称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有悔祸之机，宜颁自责之诏。”②随后，又屈从列强压力，严厉惩处当初主张对列强“宣战”的“首祸”、“罪魁”，将载漪、载澜定斩监候罪名，发往新疆极边永远监禁，刚毅定斩立决，因已病故，免其置仪：英年、赵舒翘、载勋令自尽；启秀、徐承煜、毓贤正法。而对于筹划“东南互保”的张之洞、刘坤一等，则大加表彰，刘坤一赏加太子太保衔，张之洞赏加太子少保衔。直至张之洞死后，清廷上谕仍褒奖他于“庚子之变，顾全大局，保障东南，厥功甚伟。”①张之洞主谋“东南互保”，直接违抗朝廷“宣战”旨意，甚至拒绝派兵北上“勤王”，按照名教纲常衡量，这颇有“大逆不道”意味。但最终结果，他非但未获罪谴，反而大受褒奖。这其中有多方面的缘由。首先，张之洞等谋划“东南互保”的本意，绝非真正脱离清政府以加速其统治的垮台，恰恰相反，是为了保住东南半壁河山，再图恢复，以免“全局瓦解，不可收拾”。这在张之洞、刘坤一的会衔上奏中说得十分明白。慈禧太后也深知此，所以才称张、刘之举为“老成谋国之道”。在竭力维护清廷统治这一点上，张之洞与慈禧完全一致，这是问题的根本。
其次，老谋深算的张之洞在谋划“东南互保”的过程中，处处预留地步。他与刘坤一煞费苦心地为“东南互保”寻找“符合”朝廷本意的“依据”。五月十四日，朝廷命各省督抚选将、练兵、筹饷，以备开战。张之洞抓住廷章中“各督抚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的字句，阐说引申，采用移花接木之术，给“东南互保”涂上”奉旨行事”的油彩。为了与朝廷“宣战”之意尽量靠拢，又在会奏末尾加上“倘各国必欲以干戈从事，派大队兵舰来江，攻我营台，实逼处此，臣等受恩深重，有守土之责，自当尽力抵御，存亡与共”的词句，以备转圜。面对如此滴水不漏的做法，慈禧也不得不承认与朝廷“意见正复相同”①。
最后，“庚子事变”是以慈禧集团向列强彻底屈服而告终，当初把持朝政”主战”的极端顽固势力土崩瓦解，清朝政府已成为对列强惟命是从的“洋人的朝廷”，在这种形势下，当然就更谈不上对与英、美等国共同策划“东南互保”的张之洞等人给予任何处罚了。这正表明清廷对地方的控制已大见衰退。
②《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45页。
①《张文襄公大事记·上谕》。
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65页。
①《天津拳匪变乱纪事》。
②中国史学会编：《义和团》（四）第1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
①《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38页。
②《全集》，卷八十，电奏八，致总署，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③《全集》，卷一百六十，电牍三十九，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四日。
④《全集》，卷一百零三，公牍十八，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①《全集》，卷一百零三，公牍十八，《札江汉关道照会各领事力任保护洋人》。
②《全集》，卷一百六十，电牍三十九。
③关于张之洞的外交思想，本书另有专章讨论，这里不作深入展开。
④《全集》，卷一百五十五，电牍三十四。
⑤故宫博物院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95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①《全集》，卷一百六十，电牍三十九，致京荣中堂。
②《全集》，卷一百六十三，电牍四十二，致上海李中堂等。
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87页。
②《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63页。
①《义和团》（三）第517页。
②《义和团》（三）第522页。
③《张文襄公电稿》卷三五，第19页。
①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编委会：《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74—75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78页。
①《全集》，卷八十，电奏八。
②《全集》，卷一百六十，电牍三十九。
①《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总108），第185页。

第三节　镇压“自立军”
新旧世纪之交的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确是多事之秋。这一年，在北方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长江流域“东南互保”紧锣密鼓的同时，鄂、湘、皖等地的“自立军”运动也在暗中滋长蔓延。
“自立军”运动是康有为“保皇派”与孙中山革命派合作的产物。
戊戌政变后，康、梁亡命日本，继续效力于归政光绪的“保皇”活动，此时的孙中山正在海外推行革命，双方在反对执掌清廷权柄的慈禧集团方面有一定的共识。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夏，孙中山筹划于广东惠州发动反清起义，其时康有为派的重要成员唐才常会见孙中山于日本横滨，共同商讨湘鄂及长江起事计划。唐与孙“订殊途同归之约”，与康有为“时通声气，共图起义”①。孙中山委派兴中会员吴禄贞、傅慈祥等协同唐才常，准备以武汉中心，于长江中游各省发动武装起事。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底，唐才常、林圭、吴禄贞、傅慈祥等高日返国，孙中山、梁启超亲自为之送行，孙还将兴中会员容星桥（容闳之侄）在汉口的地址密告唐、林，以为举事之助。
唐才常等回国后，创立”正气会”，后改“自立会”，联络“大刀会”等反清会党，又在清军中发展力量，仿会党方式建富有山堂，发行富有票及有反清勤王内容的揭贴，又于上海、汉口等地设立秘密机关，在”自立会”基础上组建“自立军”，共分前、后、中、左、右以及总会亲军、先锋营七军，选择时机，准备于鄂、湘、皖等地同时举事。唐才常选中武汉以为举事中心，是基于以下考虑：
其一，武汉为“九省通衢”，“扼大江之喉吭，控南北之枢纽，用武之地也，而商务日盛，当道者狃于形胜，防御不密，可袭而取也，举此则中原不足定矣”。②其二，武汉为长江中游要枢，而长江流域久已成为英国势力范围。英国政府出于与沙俄等争夺在华权益的考虑，一向支持帝党。此时更与张之洞、刘坤一等策划“东南互保”，企图在“扬子江流域建立特权，系求在那里不仅占领导地位，并且排除其他列强的参加”，“重建”一个完全听命于己的“中华帝国”①。唐才常以武汉为举事中心，是想托庇于英国势力的“保护”以助成功。
其三，唐才常本人曾肄业于张之洞所办两湖书院，与张有“师生之谊”，而之洞素有爱护门生弟子的时誉，其时又抗拒朝廷“宣战”之旨，与英、日等国共谋“互保”。“才常犹恃张之洞与彼有师生之谊欲以勤王大义说之”②。“通殷勤于张之洞，欲利用之”③。
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对自立军活动“固已熟闻之”，对于湖北防军官兵及部属吏员多有加入“自立会”一事，也有所察觉，“而未发觉者，则实以有风以自立军将拥已挈两湖宣言独立者也。”④早在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他便在札文中称“长江一带会匪素多，因之造为各种揭贴，公然纠众谋逆，实堪发指，亟应遵旨严禁”⑤。但是实际上，他却对之采取不加干涉的态度，只是密切监视唐才常等人的动向。“作为预防措施，他额外招募了两千人，还设置了特殊的江河巡逻。”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八国联军攻人北京，慈禧太后等仓皇西逃，唐才常认为“此时此机，绝大题目，万不可失”⑦，立即从上海赶赴汉口，准备于七月十五日指挥各路自立军于鄂、湘、皖等地同时举事，但由于康有为承诺的海外筹款迟迟不到，起事被迫一再展期。吴禄贞等未得展期通知，单独于安徽大通起义，“势孤弱，遂为刘坤一所败”。唐才常见事已泄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遂下令不等海外筹款，于七月二十九日发难，首先占领武汉，然后“由河南出兵西指，劫持西后，为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图”①。
在自立军起事迫在眉睫的最后关头，张之洞一反不予干涉的态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发制人，于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将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自立军首领一网打尽，旋即处决。康有为、孙中山两派联合，精心谋划的自立军起事就此流产。
张之洞在起事爆发前的陡然变脸，是他审时度势、权衡利害之后作出的决断。原来，张之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自立军运动持不闻不问的“超然”态度，是因为北方政局不稳，慈禧太后”开罪”洋人，地位似乎岌岌可危，而在长江流域占有庞大势力的英国政府正力图策动地方督抚脱离亲俄的慈禧集团，因此对于自立军计划拥戴张之洞出面与朝廷“独立”，并未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所能采取的最高明对策，自然是静观时势发展，相机行事。而到了自立军起事前夕的七月末，形势已基本明朗。慈禧虽逃离京师，但并未失去对中央政权的控制，列强政府从义和团运动的沉重打击中领教到中国人民不甘沦为亡国奴的坚强决心和反抗斗志。以光绪取代慈禧的地位不太现实，而彻底瓜分中国更无可能，列强因而得出维持中国形式上的独立和统一，扶持一个傀儡政府，将比自己直接出面统治中国更为有利的结论。就英国来说，策划南方“独立”的企图也因为俄、德、法诸国的强烈反对而告吹，“东南互保”已经失去意义，因而有关约款也未正式签订。在这种情况下，自立军对英国方面已完全丧失利用价值，相反只会带来麻烦。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傅磊斯说：
“即使这一运动（指自立军）是一个真正的“改良”运动，没有一个行动是针对外国人的，但如果推翻了合法当局，这三个城市所有目无法纪的暴民便会对我们放肆起来；还因为现在的当局，迄今还在这里努力维持秩序，它比起一个自命的、有着堂皇目标的、但其经验与能力令人怀疑的政府来，是更可取的。”①张之洞看准了这一切，在取得英国领事签字同意后，于七月二十八日派兵包围设于汉口英租界与华界相接地段的李慎德堂（位于汉日上海路教堂之侧）的自立军总机关，以及另一秘密据点前花楼街宝顺里四号，共捕获自立军首领唐才常以下共三十余人，仓促审讯后，于次日将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杀害于武昌紫阳湖畔。
张之洞处理自立军事件，先是不加干涉静观变化，在看清形势后，又当机立断，出手迅猛，充分体现了一个老练官僚的权谋与机诈。不过就张之洞的本意，只是将自立军起事平息于发难之先，并不情愿大动杀机。特别是自立军重要人物唐才常、傅慈祥等，皆为自己的门生①，深究起来，于己未必有利，所以唐才常等被捕后，之洞“颇欲从轻治罪”②，但湖北巡抚于荫霖力主处以极刑，之洞不得已从之，但在禀报此事的奏折中，除唐才常外，其余皆隐其名，显然是不愿张扬自立军骨干与自己的师生关系。张之洞此时的心理状态正如康有为所剖析：“既惧亡国大夫之诮，又羞蒙杀士之名，内疚神明，外惭清议”③。
关于张之洞有意开脱唐才常，说法颇多。其一云，之洞至唐才常案发赴审之时，“犹欲为烈士免，方鞠问时，顾左右曰：‘唐才常儒者，宁出此？且吾固识之，斯人不类，得毋捕者误耶？’烈士厉声曰：‘事之不成，有死而已，唐才常岂苟脱者？！’”④这种稗官野史当然不足为据，但张之洞平生一贯的作法确实不嗜杀人过滥，此后对于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他也一般以开除了事，并不予以深究。扑灭自立军，是张之洞作为封疆大吏的必然之举，然而对于谋求政治变革的人们来说，却是一大教训。在日本出版的《清议报》1901年刊发的一篇文章说：
“中国维新之机，西太后挫之于北京，张之洞戕之于汉口，义和团阻之于直省，震旦新机宜其绝，中国国命宜其死矣；然挫之戕之阻之者频仍矣，而维新之气焰不少减，反有挟浪乘风披靡中原之势。①可见，原康有为派系中人，有些已经决意走向推翻清廷的道路。这是镇压自立军起义的张之洞始料未及的后果。”
①《唐才常集》第274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②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200页，岳麓书社1983年版。
①《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78页。
②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庚子汉口之役》，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③④《自立会史料集》第251页。
⑤《戊戌变法》（二）第622页。
⑥周锡瑞：《改良与革命》，第33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⑦《唐才常集》第255页。
①《自立会史料集》第64页。
①［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19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①唐“尝肄业于两湖书院，每试未尝后人，之洞雅重之”（《自立会史料集》弟201页）；傅为湖北武备学堂学生，被张之洞挑中，首批赴日士官学校留学。
②《世载堂杂忆》第154页。
③《代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复湖广总督张之洞书》，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原有为与保皇会》，第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④《自立会史料集》第210—202页。
①赵振：《说败》，《清议报》第八十七期。

第八章“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张之洞一向推崇韩愈（768—824）的道德文章，曾将韩愈与李白（701—762）、杜甫（712—770）、白居易（772—846）、苏轼（1037—1101）等并称”诗之名家最烜赫者”①。在其《过华山》诗中，又极赞“不计艰危始见功，发狂华顶有韩公，灵降佛骨顽驯鳄，始信昌黎百世雄”。②元和十二年（818年），韩愈上书阻宪宗迎佛骨，忤怒龙颜，贬任潮州刺史，于途中留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的著名诗句：“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表白自己虽年迈力衰仕途坎坷，仍不改忠君忧国的耿耿赤心。与韩愈相比，晚年张之洞的仕途要亨通得多。经历了戊戌、庚子年间一系列重大事变之后，之洞的地位进一步上升，成为清末“新政”的核心角色，不久又人参军机，“人阁拜相”，登上朝廷权臣的极峰，然而，面对危机四伏的朝局，张之洞仍与一千年前的韩愈发出同样的感慨：“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垂垂老矣的张之洞，“知其不可而为之”，为延缓清王朝统治的最终崩塌苦苦支撑，在“国运尽矣”①的悲凉心境中走完生命的最后行程。
①《全集》，卷三百零四，輶轩语一。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五，诗集二。
①胡编《年谱》卷六。

第一节“新政”主角
从戊戌到庚子的三、四年间，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相继发生，清朝统治在一连串的严重冲击下更显朝不保夕，岌岌可危。为了平抑国内舆论，取悦帝国主义列强，挽救统治危机，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慈禧发布上谕，称“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易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大抵法积则敝，法敝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②宣布实行“新政”。
对维新变法恨之入骨的慈禧集团，刚刚以血腥手段置谭嗣同等志士于死地，缉康、梁于天涯，自己却又匆忙扯起“变法”和“新政”的旗号，实为迫不得已之举。
首先，戊戌以后，维新党人虽作鸟兽散，但他们所宣传的全新社会政治学说却不胫而走，广大民众对清朝腐败统治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与此同时，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正以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从事宣传民众、武装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慈禧集团不得不作出“新政”姿态，以图改变形象，争取舆论，延缓革命风暴的降临。
其次，庚子事变虽以清政府与列强之间达成妥协而告结束，但慈禧明白，要想取得列强的信任和支持，维护傀儡朝廷地位，还必须对锢闭陈腐之习气来一番振刷，方可避免被洋主子抛弃的厄运。“敝国现议实行新法，正期图报大国之惠于后日。”“今两宫一心，已饬议行新政，将来中外必能益加修睦，悉泯前嫌。”①再次，庚子事变以后，朝廷中枢内极端守旧的满清贵胄势力崩解，而地方汉族“洋务”疆吏的实力、声望进一步上升。为了笼络这一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清政府也不得不从总体经国方略方面作出重大调整。从清廷实行“新政”的具体内容上看，除了“仿行宪政”涉及中央政体改革以外，其余兴工、办学、通商、练军诸项，都是洋务大吏们早已施行过的，并无何新可言。正因为如此，当时就有人径呼这种“新政”为“第二次洋务运动”②。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三月初三，清政府设立“督办政务处”，具体筹划“新政”，委派庆亲王奕劻（1836—1918）、大学士李鸿章、荣禄、崑冈、上文韶、户部尚书鹿传麟为督办政务大臣（后增补尚书翟鸿），又委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遥为“参预政务大臣”（后增补山东巡抚袁世凯）。“督办政务处”在参酌中外政治、制订”新政”规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具体实施“新政”方面，主角却是“遥为参预”的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刘坤一不久死去，张、袁二人便成为清末”新政”的扛鼎人物。
在宣布实行“新政”的上谕中，慈禧曾要求各大臣、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各举所知，各抒所见”，以供“斟酌尽善，切实施行”。①遵此旨意，张之洞与刘坤一往返电商，“荟萃众说，断以己意，日撰一、二条，月余始就”，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六月联衔会奏《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以整顿中法十二条折》和《遵旨筹议变法谨以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这便是著名的“变法三疏”。在《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中，张之洞提出“惟是中国贫弱废弛之弊，或相沿百余年，或相沿二千余年，一旦欲大加兴革，必须规画周详，确有下手之处”。他认为教育改革是当务之急：“保邦致治，非人无由，谨先就育才兴学之大端，参考古今，会通文武，筹拟四条：一曰设文武学堂，二曰酌改文科，三曰停罢武科，四曰奖励游学”。他论证道：“盖非育才不能图存，非兴学不能育才，非变通文武两科不能兴学，非游学不能助学之所不足。”奏折最后恳请朝廷“决意施行”，勿为“因循迁就之说者”所动摇。
在《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中，张之洞认为”整顿中法者，所以为治之具也”，他提出：
一、崇节俭；
二、破常格；
三、停捐纳；
四、课官重禄；
五、去书吏；
六、去差役；
七、恤刑狱：
八、改选法；
九、筹八旗生计；
十、裁屯卫；
十一、裁绿营；
十二、简文法。
他指出，“必先将以上诸弊一律划除，方可冀民心永远团结，然后亲上死长，御侮捍患，可得而言矣。”
在《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中，张之洞首先申明采用西法的必要性：“方今环球各国，日新月盛，大者兼擅富强，次者亦不至贫弱。究其政体学术，大率皆累数百年之研究，经数千百人之修改。”“此如药有经验之方剂，路有熟游之图经，正可相我病证，以为服药之重轻；度我筋力，以为行程之迟速。”他具体提出十一条：
一、广派游历；
二、练外国操；
三、广军实；
四、修农政；
五、劝工艺；
六、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
七、用银元；
八、行印花税；
九、推行邮政；
十、官收洋药；
十一、多译东西各国书。
在这一奏折中，张之洞将“新政”的实质和盘托出：
“使各国见中华有发愤为雄之志，则鄙我侮我之念渐消；使天下士民知朝廷有改弦更张之心，则顽固者化其谬，望冶者效其忠，而犯上作乱之邪说可以不作。”
对“变法三疏”提出的“新政”措施，朝廷十分赞赏，上谕称“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以行西法各条，其中可行者，即著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①“变法三疏”实际上成为清末新政的实施大纲。
清廷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开始推行的“换汤不换药”的”新政”，既不能从根本上拯救封建肌体的日渐衰竭，更无力阻挡民主革命的蓬勃高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不得不承认：“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施未彰”②。“似此因循敷衍”，无法“起衰弱而救颠危”①。为了进一步平抑中外舆论，躲过革命风暴，从这一年开始，清政府表面上宣布“预备立宪”，派遣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游欧美、日本，考察宪政。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夏，五大臣先后回国，向慈禧太后密陈：“欲防革命，舍立宪无他”。他们认为实行立宪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好处，而且“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②。九月一日，慈禧正式下诏“预备立宪”，规定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同时宣称“目前规则未备，民智未开”，需“妥议立宪实行期限”，而在此之前，黎民百姓必须”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预储立宪国民之资格”③，这便露出消弭革命的马脚。
立宪政治的理论基础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契约论。名符其实的立宪政体必须包括政治程序的稳定性、官员对选民负责、国家权力机构的相互“制衡”以及政治公开性等要素。而这一切通通与君主专制政体尖锐对立。正因为如此，坚定的卫道者张之洞对于“宪政”一向不以为然。尤其是满族亲贵假借“立宪”改制之名，实质却在削弱汉族地方督抚权力，加强满贵集团的中央集权，“设一个陆军部，想夺各省的兵权；设一个度支部，要夺各省的财权；又设一个邮传部，想握全国的交通机关；另外又设一个农工商部，想骗商人的财产，又想握各省的实业权”①，这更令之洞反感。所以当端方等电询对立宪问题的意见时，张之洞复称：“立宪一事关系重大，如将来奉旨命各省议奏时，鄙人自当谒其管蠡之知，详晰上陈，此时实不敢妄参未议”。②而当“外官改制”出笼后，他更明确表示自己的反对态度：“若果行之，天下立时大乱，鄙人断断不敢附和，倡议者必欲自召乱亡”③。
张之洞认为：“立宪本意在救专制之偏，果能好恶同民，虽仍旧无害。否则仍无解于上下之膈，似宜慎重。又言司法独立不合中国情形，必致纵匪不办，州县法令不行，无从措手”④。慈禧对此十分赞赏，称其不愧“老成之见”。尽管如此，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以后，张之洞还是在行动上作出襄赞立宪的姿态。他选派湖北道员、知府四人，随钦差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令两湖新选补州县官出洋考察宪政，又指使幕僚郑孝胥（1860—1938）出任预备立宪公会会长。这一方面是因为其时“朝野上下，鉴于时局之贴危，谓救亡之方只在立宪。上则奏牍之所敷陈，下则报章之所论列，莫不以上为请。”⑤“立宪”已成一时舆论热点。另一方面，张之洞更想以此笼络其时正起劲闹腾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势力，借以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扼制朝廷内满贵集团的气焰，同时又可藉“立宪”以制止革命的发生。此时粱启超等正鼓吹“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①清廷的假“立宪”更煽起他们从戊戌时代的惨败中重振旗鼓，大显身手于政治舞台的迷幻，而张之洞正是他们所借重的对象。在此种情况下，梁启超组织政闻社，抛弃戊戌时代的夙怨，“力任婉说南皮，以得其赞成为止”②。双方在相互借用心理的驱使下，又成合作之势。
清末“新政”被辛亥革命的炮声所终止，张之洞本人未能看到这一结局。他的幕僚辜鸿铭，对其在“新政”中的所作所为，作出生动准确的评述：
“窃谓中国自咸同以来，经粤匪扰乱，内虚外感，纷至迭乘，如一丛病之躯，儿难著手，当时得一时髦郎中，湘乡曾姓者（指曾国藩——引注），拟方名曰“洋务清火汤”，服若干剂未效，至甲午，症大变，有儒医南皮张姓者（指张之洞——引注），另拟方曰“新政补元汤”，性燥烈，服之恐中变，因就原方略删减，名曰：“宪政和平调胃汤”，自服此剂后，非特未见转机，而病乃益将加剧焉。”③病入膏盲的国体之躯.绝非仅及皮毛的“新政”、“宪政”汤剂所能起死回生。张之洞“知其不可而为之”，当然只能得到历史的否定性评判。
②《义和团档案史料》。
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31页，924页。
②森藤吉郎：《清同视察复命书》，1902年。
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15页。
①《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第4771页。
②《清德宗实录》卷五四六。
①载泽：《考察政治日记》第1页。
②载泽：《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四），第282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③《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九三，《宪政》一。
①《谕立宪党》，《辛亥革命》（二），第371页。
②《全集》，卷一百九十六电牍七五，第26页。
③胡编《年谱》卷六。
④许编《年谱》卷九。
⑤故宫博物院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25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①1906年12月致康有为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手抄本《梁启超书信》。
②丁文江等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③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政体》。

第二节　抵制革命
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了温和改良在中国行不通。孙中山从此更坚定了发动民众，以武装暴动推翻清朝统治的决心。他奔走海外，在华侨、留学生中发展同志，又联络国内的会党力量，在南方各地，频繁发动武装起义，影响日益扩大。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惠州起义虽然也遭失败，但革命思潮却大大深入人心。孙中山后来回顾道：
“当初次之失败也（指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引注），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指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引注）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不成矣。”①进入二十世纪，随着清朝统治危机的急剧加深，全国形势有如布满火种的干柴，随时可能被革命派点燃为燎原大火。张之洞出于阶级的自觉，不遗余力地抵制革命，以挽救清王朝的最终溃灭。
二十世纪初年，日本是孙中山革命派的大本营。中国留日学生是革命派的骨干力量。由于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是清朝疆吏中主张游学最力者，因而革命派中又尤以两湖籍留学生为最多。这显然大有违于张之洞的初衷。正如有的辛亥革命老人回忆所说：“张之洞派青年到外国留学，本为缓和革命危机，却加速了革命的进程。”①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湖北留日学生尹援一、窦燕石等在东京创办《湖北学生界》杂志，揭露帝国主义对华侵略阴谋，鼓吹反清革命思想。张之洞看到此刊物后，十分气愤，他一面致电鄂督端方，“以后少派学生出洋”，下令将《湖北学生界》的主要撰稿者刘成禺、张继煦等电调回国，一面致电驻日公使蔡钧；“查游学生职业在安分励学，力行用功，期于学成回国致用，该生等果为爱国起见，课余有暇，尽可翻译东文政治教育等门有用之书，饷遗宗国，何得不请示本省官师，辄自擅刻报章，作此鹜补荒己之事。”要求对留日学生严加管束，“如抗不听命，应即停给学费，知会日本国校长，将违教学生撤回。”②光绪三十年（1904年），原两湖书院学生、著名革命党人、湖南籍留日学生黄兴归国从事革命活动，由上海到武昌，在两湖书院发表反清革命演说，同时散发《革命军》、《猛回头》等革命书刊数千册。张之洞闻讯将黄兴驱逐出境，同时下令严厉查禁“逆书”：“本部堂访获《警世钟》一书，系自上海传来，诬谤朝廷，搅扰和局，诋良民为奴隶，赞会匪为志士，狂吠毒蛰，凶惨万状”，“又有《猛回头》一书，词意亦极悖谬，与《警世钟》大同小异，亦系此等乱党所为”，”无论坊贾居民，概不准将《警世钟》、《猛回头》等逆书行销传送，如先径有是书者，立即送官销毁，傥敢故匿不报，或翻印传布，一经查出，定即治以应得之罪。”①张之洞还直接参与迫害革命党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他与刘坤一及江苏巡抚恩寿密谋逮捕时在苏州东吴大学任教的著名革命党人章太炎。章闻讯后，避难日本。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由倾向革新人士陈范主办的上海《苏报》成为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机关报，聘请章士钊为主笔。章太炎、蔡元培等为撰稿人，专辟“学界风潮”专栏，报道各地学生爱国运动，又转载邹容的《革命军序》以及章土钊等人撰写的赞扬《革命军》的文章。《革命军序》写道：“夫中国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章士钊的《读〈革命军〉》大声疾呼：“卓哉！邹氏之《革命军》也，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挦扯往事，根极公理，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懦之夫，目睹其事，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砍地奋身入海之状。”为反驳康有为“中国只可立宪，不可革命”的谬论，章太炎在《苏报》上发表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这些革命言论犀利无比，且极富煽动性。清政府惧恨交加，遂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逮捕章太炎，封闭《苏报》。邹容激于义愤，自动投案。章、邹二人不屈不挠，于会审公廨上继续宣传革命，并绝食以示抗议。为达到屠杀革命人士，“定国是而遏乱荫”的目的，清政府向各国驻沪领事提出“引渡”章、邹二人的要求，但被各国拒绝。这便是轰动一时的“苏报案”。
在“苏报案”中，时在北京厘定学堂章程的张之洞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建议军机处电令两江总督、南洋大臣魏光焘，对章、邹二人应“尽法惩办，勿稍疏纵”①，又向暂署湖广总督端方建议，派湖北巡警局总办金鼎赶赴上海，与各国交涉，引渡章、邹二人。
金鼎抵沪后，不惜出卖沪宁铁路利权，出巨资十万两银，作为引渡章、邹二人的交换条件。但各国租界当局为维护租界治外特权，又耽心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以“租界事，当于租界治之”为由，拒绝了清政府的要求。当谈判处于僵局之际，张之洞提出：“在中国境内，虽系祖界，其中国人民仍然归中国管辖，故遍查条约并无租界交犯章程。”②启发魏光焘、金鼎等以维护国家主权为名，敦促各国引渡章、邹。正当此时，北京发生刑部鞭毙革命党人沈荩事件，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响，在张之洞等极力活动之下曾一度动摇的各国驻京公使转而一致拒绝引渡章太炎、邹容。张之洞仍不死心，又提出用“只以监禁了事，决不办死罪”③为条件，诱使租界当局交人，但亦以失败告终。
①《孙中山选集》第199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①《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117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②《全集》，卷一百八十五，电牍六十四。①《全集》，卷一百零五，公牍二十。
①《辛亥革命》（一）第413页。
②《辛亥革命》（一）第427页。
③《辛亥革命》（一）第43Z页。

第三节　入参军机
军机处，是清朝统治集团特设的辅佐皇帝的政务机构。雍正七年（1729年），因用兵西北，设军机房。三年后，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入值者为军机大臣，无定员，最多时可达六、七人。其职责为每日晋见皇帝，承旨办理军国要务，用面奉谕旨名义对各部门、各地区发布指示。从此内阁被架空，军机处成为实际上的皇权执行机构。如此枢要之地，入选当然十分要紧。军机大臣均从大学士、尚书、侍郎中选拔，其领班者实为首相，一般称“首辅”。光绪末年行“新政”，设“政务处”，仍以军机大臣领督办事。有清一朝，入军机者人数寥寥，且多为满族亲贵，汉人人参军机者，更属凤毛麟角。
“东南互保”发生之后，慈禧太后便有意调张之洞入参军机，以为“一石三鸟”之谋。既可利用之洞卓越的行政才能以固朝纲；又可以此举调节因“庚子事变”而恶化的与列强、特别是与英国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将张之洞从其经营十数年的湖广调离，可防止其尾大不掉，与朝廷分庭抗礼，而这种现实危险于“东南互保”时已现端倪。张之洞知悉此中奥秘，力辞不就。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末“新政”进入“预备立宪”阶段，朝中办事大臣匮乏。满蒙权贵庆亲王奕劻等营私有术，治国无方。汉族枢臣李鸿章去世已六年，继任者王文韶、瞿鸿等经验、声望、能力都不能望李项背。满清贵族统治集团急需物色新的汉族官僚代表充实权力中枢，笼络人心，推行”新政”，延续统治。张之洞、袁世凯因“新政”实绩和威望，成为首要入选。
不可否认，此时慈禧太后调张之洞入京，仍包含猜忌、控制之心，但不同以往的是，之洞的实力、地位、声望都较之几年前又有长足发展，而“新政”又必须依仗张之洞为代表的汉族官僚集团势力，方有实际推行之可能，这已为中外、朝野所公认。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不再拒绝入参军机，名正言顺地进入清末权力中枢。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奕劻参劾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瞿鸿机企图推翻戊戌成案，“归政”光绪。瞿因此获咎，谴归故里，协办大学士空缺。五月十一日，张之洞补协办大学土。六月十四日，授大学士。七月二十七，补授军机大臣。八月初三日，张之洞离开他惨淡经营十数年的荆楚大地，入京履新。
张之洞以步入“古稀”之年，登上朝廷权臣极峰之位，心情可渭一言难尽。其中既有对慈禧的知遇感恩之情，又有“受命于危难之间”，挽大厦将倾，拯神州陆沉的暮年壮心，然而更多的却是对于“君臣未世自乖离”的深切焦虑，“忧时感事乃十倍于平日也”①。此外，对于权力中枢内部微妙关系的处置，之洞也不无隐忧，“大臣不和之事时有所闻，其机实起于细微，而其害驯至于倾轧”②。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心绪困扰之下，张之洞为挽救一个腐朽的王朝、一种衰败的制度而耗干自己的全部心血。
出于对时局和社会心理状况的分析，张之洞一向认为“化除满汉畛域”是推行“新政”的首要内容，不如此便难以抵制民间日益高涨的“革命排满”思想，无法平息积怨二百余年的民族矛盾，也不利于调动汉族地主阶级的庞大力量来拱卫统治秩序。还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元月，张之洞完成在京纂修学堂章程之命，返回湖广总督任前陛辞请训，便已“力请化去满汉畛域，以彰圣德、遏乱端”①，但慈禧以“朝廷本无畛域之见，乃无知妄加揣测耳”，将其驳回。此次张之洞以大学士、军机大臣身份再次犯颜直谏：“欲御外侮，先靖内乱，探源扼要，唯有请颁布告天下，化除满汉畛域。”②鉴于国内实际早已存在、且日益严重的革命排满危机，慈禧这次不得不采纳之洞的建策，于八月初二日发布上谕，一方面继续自我美化，声言开国以来对“满汉臣民，从无歧视”，指责民众“犹存戒心，自相纷扰”，另一方面不得不从事实上承认“满汉畛域”的存在，“究宜如何化除，著内外各衙门，各抒所见，将切实办法妥议具奏，即予施行。”③此后，清廷也确实作出种种姿态，如取消满汉异法，允许满汉通婚等，以图化解尖锐的民族矛盾。
但是，清末满清贵族集团早已失去其先辈开拓、进取的博大胸襟和气度，而随着其统治秩序的江河日下，他们囿于极端狭隘的集团私利的民族猜忌心理，更发展到病态的程度。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光绪、慈禧几乎同时死去。年仅三岁的爱新觉罗·溥仪即位，是为宣统皇帝。其父醇亲王载沣任摄政王，皇室乘机集权，排斥汉官。载沣自统禁卫军，代行大元帅职，其弟载涛、载洵分充训练禁卫军大臣和筹备海军大臣。对于“少年贵胄骤起以操持大事”，张之洞出于公心，“固争以为不可”①，并因此与载沣等发生激烈争论，终因“孤掌难鸣，不得已而萌退志，告病数月，竟至不起矣。②”
张之洞入廷枢后的另一重要举动，是谏阻诛戮袁世凯。
载沣、铁良、良弼等满贵集团加紧集权，目标首先针对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袁世凯提出取消军机处，设责任内阁，铁良等坚决反对，另提出设陆军部统辖全国军队，军权“集于中央”，借以削弱袁的势力。双方“舌剑唇枪，互不相下”，以至时人担忧，“恐酿大政变”③。后经慈禧决定，否决责任内阁之议，仍设军机处，并于公布各部新官制时，宣布各部尚书“满汉平等”，而实际上却是满族亲贵“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之势大绌”④，铁良出任陆军部尚书，掌握中央军权。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慈禧死去，袁世凯的地位更加岌岌可危。对此袁世凯早有预见：“朝中公正老臣都已谢世，朝政尽入贵胄之手，弟此次得跻高位者，赖有太后之宠眷耳。然而慈宫春秋已迈，犹如风中之烛，一旦冰山崩，皇上独断朝政，岂肯忘怀昔日之仇，则弟之位置必不保。”⑤袁世凯于戊戌年间出卖光绪帝，素为帝系贵胄所切齿。而光绪之死，又盛传系袁世凯毒害所致，所以光绪之弟载沣摄政，大权在手，便一心为其兄复仇，必诛袁而后快。对于宫廷内部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张之洞了然于胸。虽然袁、张之间也有隔阂，但毕竟二人同人军机，在革除朝弊、推行“新政”方面颇多共同语言，而且又因同为廷枢汉官，而受到满族亲贵集团的疑忌，因此二人又有同病相怜之感，彼此援引，“深相结纳”①。
慈禧临终之前，安排后事，由溥仪继帝位，其父载沣摄政，征求袁世凯的意见，袁“一力赞成”②。并派其子袁克定密告英国公使朱尔典，朱称“目前似无较此为佳的安排”。袁又将此话转告载沣，企图借列强之势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也含有希望载沣念其拥戴之功，抛弃夙怨之意。但是，载沣并不买帐。他摄政不久，即以袁世凯瞒着自己与美国谈判互派大使为口实，密谋杀袁。满贵集团极力怂恿：“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无人可以钳制他了，异日势力养成，削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③载沣又征求奕劻、张之洞的意见，奕劻表示反对，张之洞也说：“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他的想法是：“主上冲龄践祚，而皇太后启生杀黜陟之渐，朝廷有诛戮大臣之名，此端一开，为患不细。吾非为袁计，为朝局计也。”④载沣认为此言有理，便于宣统元年（1909年）元月二十一日发布上谕，称袁“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①袁世凯虽对此恨得牙根发痒，但也只得忍气吞声，作韬晦计，返回故乡河南，以图东山再起。
张之洞谏阻诛戮袁世凯，本意是缓和权力核心内的满汉矛盾，避免祸起萧墙。然而此举并未能挽回清王朝的颓势，却使袁世凯日后复出窃国成为可能，这又是之洞所始料未及的。
①胡编《年谱》卷六。
②胡编《年谱》卷六。
①胡编《年谱》卷五。
②胡编《年谱》卷五。
③《东方杂志》1907年第8期，上谕。
①胡编《年谱》卷六。
②《张文翼公大事记·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
③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八，第38页，1947年刊本。
④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⑤《与兄世勋书》，《袁世凯家书》第42—43页。
①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
②沈祖宪等编纂：《容庵弟子记》卷四。
③载涛：《载沣和袁世凯的矛盾》，《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324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
④胡编《年谱》卷六。
①金毓黻编：《宣统政纪》，辽海书社1934年版。

第四节　国运尽，老臣逝
张之洞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忧患国事日非的悲凉心境中度过的。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之洞由湖广任奉召人京厘定学堂章程。此时离他于光绪十年（1884年）离京赴任两广总督，已近二十载。重返京师，但见“老辈凋零，风雅歇绝，守旧者率鄙陋闭塞，言新者又多后进践躁之流，可与言者殆少。感愤之余，屡屡形诸吟咏。”②他邀约宾客往观慈仁寺双松，归来感叹：“遗此区区老秃树，岂足增壮帝京色。”远足西山，那秀媚的名胜佳境仍不足排遣他胸中的郁闷：“西山佳气自葱葱，闻见心情百不同，花院无从寻道士，都人何用看衰翁。”③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之洞以体仁阁大学士身份入军机，“天下喁喁望治”，然而此时朝政腐败已达极点，满贵集团挂羊头卖狗肉，借“新政”之名，行专权之实。慈禧死后，载沣摄政，更是变本加厉，加紧排斥异己，集权于皇室。之洞“入此非驴非马之政府，且时相龁，遂致一无展布，名实俱损。”①载沣等人虽然对张之洞不象对袁世凯那样，必欲除之而后快，表面上仍以“顾命重臣”待之，优礼有加，但实际上往往并不采纳他的政见。
宣统元年（1909年）元月，陕甘总督升允奏陈反对立宪之意，自请开缺。张之洞以为其言虽不恰当，但在满员中究属正派一流，因而不可允其辞呈。可是，庆亲王奕励素与升允有隙，乘机进言载沣，使允其所请。之洞得知此事，“意颇抑郁”。与此同时，给事中高润生参劾津浦铁路总办道员李德顺、督办大臣吕海衰营私舞弊，载沣准备以满员取代之。张之洞正为亲贵联翩进用而”忧形于色”，当即表示反对：“舆请不属，必激变”。载沣竟然蛮横地称“有兵在”，准备动用武力压制民心。之洞“退而叹曰：‘不意闻亡国之言。’咯血而出。”②几十年仕途鞍马劳顿，之洞垂垂老矣。严重的肝疾，更令他痛苦不堪。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以后，终至一病不起。八月二十一日，摄政王载沣亲临探视。张之洞以一片赤心，试图最后规劝载沣，明瞭亡国危机迫在眉睫，促其幡然醒悟，以振朝纲：
王至谓公曰“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公曰：“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王出，陈师傅（陈宝琛——引注）入，问曰：“监国之意若何？”公无他言，第叹曰：“国运尽矣！盖冀一悟而未能也。”①之洞明白自己的生命已到最后时刻。他告诫护持病榻前的子孙，“勿负国恩，勿堕家学，必明君子小人义利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又令诵读遗折：
“当此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百废待兴，朝廷方宵旰忧勤，预备立宪，但能自强不息，终可转危为安。……所有因革损益之端，务审先后缓急之序，满汉视为一体，内外必须兼筹，理财以养民为本，恪守祖宗永不加赋之规，教战以明耻为先，无忘古人不戢自焚之戒，至用人养才尤为国家根本至计，务使明于尊亲大义，则急公奉上者自然日见其多。”
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二十一日亥刻，张之洞逝世，终年七十二岁。二十三日，上谕加恩予谥文襄，晋赠太保，入祀贤良祠，翌年，灵柩归葬故乡南皮。
②许编《年谱》卷八。
③许编《年谱》卷八。另许同莘称：“抱负感触，更非前度刘郎之此”。刘郎，指唐人刘禹锡。其诗《再游玄都观绝句》云：“仲桃道士旧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表达了一种不屈不挠，对前途充满信心的情绪。而之洞此时却以“衰翁”自况，故“更非前度刘郎之比”。
①叶慕绰：《遐庵遗稿》，《文史资料选辑》第96辑。
②许编《年谱》卷十。
①许编《年谱》卷十。

第五节　著述遗世
张之洞以“儒臣”名世，以“有学”自负，终其一生，不仅励精图治，政绩斐然，而且亲治文书，勤于笔耕。他生前己有多种论著刊行，辞世后，其家人、门生及学者一再编辑遗作，出版文集。著述勤奋，兼之刊印及时，使张之洞以近五百万言垂世，成为晚清名臣中留下文字较多的一位。
张之洞生前出版的著作，影响较大者是《书目答问》、《輶轩语》、《劝学篇），此外还有《张香涛学使学究语》、《广雅碎金》、《广雅堂诗集》等。
《书目答问》（不分卷），完成于光绪元年（1875）四川学政任上，光绪二年（1876）初刻本即广为流行。光绪三年（1877）重加勘定，在京师为诸生授读。光绪五年（1879）贵阳王秉恩刊刻本增补二百多处，为较善之本。《书目答问》究竟是张之洞自撰还是由目录学家缪荃孙（1844—1919）执笔，素有争议。民初学者范希曾编《书目答问补正》，范在跋中称：“张氏《书目答问》，出缪筱珊先生手，见《艺风堂自订年谱》”①柳诒徵为《书目答问补正》作序，亦称：“文襄之书，故缪艺风帅代撰”②。这类说法的根据是缪荃孙本人，他在《艺风老人年谱》中说：“光绪元年，年三十二，八月，执贽张孝达先生门下，命撰《书目答问》四卷。”但缪氏《丰岩厂所见书目序》却别有讲论：“同治甲戊，南皮师相督四川学，有《书目答问》之编。荃孙时馆吴勤惠公（棠）督署，随同助理。”若依此说.则张为《书目答问）著者，缪为协助者。
《輶轩语》（一卷），光绪元年（1875）著于四川学政任上，翌年刊行，光绪十四年（1888）山西解州书院刻《存诸已斋格言丛书）本。民国十二年（1923）汇印光绪中沔阳庐氏刻《慎始基斋丛书》本。
《张香涛学使学究语》（一卷），蒋德钧辑，光绪中湘乡蒋氏龙安群署刻《求实斋丛书》本。
《广雅碎全》（四卷），光绪二十三年（1897）桐庐袁昶刻《渐西村舍汇刊》本。
《劝学篇》（二卷），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书成，三月有两湖书院刊本，五月有桐庐袁昶于芜湖刻《渐西村舍汇刊》本。又有同年两湖书院石印本、桂垣书局刊本、中江书院重刊本、黄州河东书院刊本、汉川诒谷堂重刊本及各省重刊本，估计总印数不下二百万册，一时风行海内。美国人渥特勃内基（SamuelWoodbridge）将其译为英文，以《中国的唯一希望》China’sonlvHope；AnAppealbytheGreatestVictoryChangChintung）作题，于1900年在纽约出版。法国传教士热罗姆·托巴尔将《劝学篇》译为法文，在《汉字杂志》第二十六期发表。《劝学篇》为张之洞手撰无疑，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七称，张于戊戌（1898）初，夜以继日著作《劝学篇》，“日撰一首，率以灯下为之，黎明而就，次日复改，易稿至于六、七。”但时人又有黄绍箕、杨锐曾襄助张之洞写作《劝学篇》之说。黄绍箕（1854—1908）是张之洞挚友黄体芳之子、三兄张之渊的女婿，又是张之洞的门生，1898年授翰林院侍读学士，戊戌变法前后与张之洞接触频繁，《劝学篇》即由其进呈皇上。杨锐（1857—1898）是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的得意门生，以后长期追随张之洞，张设两湖书院，“以锐为史学分校，之洞关于学术文章，皆资取焉。”①1898年张之洞荐杨应经济特科，又以陈宝箴荐，杨充军机章京，参与新政，继续与张之洞保持密切联系，“张爱其谨密，甚相亲信”②，“张于京师消息，一切借君（指杨锐——引者），有所考查，皆托于君。”③杨锐在京期间（也即张在武昌著《劝学篇》前后），每日必以一二密札驰递张之洞，宫闱密事、朝政动态，官吏黜吵，无不一一详告。故称黄绍箕、杨锐曾参与《劝学篇》写作过程，诚有可能，然未获直接证据。
《广雅堂诗集》（四卷），纪钜维编校，光绪间顺德龙凤镳刊刻。卷一收《连珠诗》等三十题，卷二收《海水》等三十四题，卷三收《过华山》等五十二题，卷四收《咏史》等四十题。
张之洞作古以后，编辑其遗作出文集者颇多。最先问世的是宣统二年（1910）刊印的《张文襄公诗集》，端方作序，卷一收古今体诗一百三十首，卷二收古今体诗一百零四首，卷三收古今体诗八十九首，卷四收古今体诗一百六十九首，词一阕。
张之洞亲属南皮张氏刻印《广雅堂四种》（十五卷）。
其中《广雅堂散体文》（二卷）《附录》（一卷），民国七年（1918）刊本；《广雅堂骈体文》（二卷）《补遗》（一卷），民国十年（1921）刊本；《广雅杂著》（四卷），为早年潜研经学时所缀辑，民国十一年（1922）刊本；《广雅堂论金石札》（五卷），为晚年治金石学之作，民国十一年刊本。
张之洞的十三子张仁蠡辑印《先文襄公传家遗墨》，收张之洞与家人偶书小幅十九纸。后北平琉璃厂荣宝斋、北平琉璃厂清秘阁、通县鼓楼新生工艺社以“专己守残斋”名义将此印行，名曰《张文襄公传家遗墨》，湖北省图书馆有藏。
由张之洞门人或学者所编各类集子，有民国七年（1918）刊印的许同莘编《张文襄公电稿》（三十二册，六十六卷），陈宝琛题签，辑录张之洞自光绪十年（1884）闰五月至光绪三十三年（1906）八月的电稿及对方电稿约五千余件。仅此一端，足见张氏政事之勤。
民国九年（1920）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函稿》（二册），卷一，十九首；卷二，二十九首；卷三，三十九首；卷四，二十六首；卷五，三十八首；卷六，十八首；续编，三十一首。共二百封信函。同年，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公牍稿》（十五册），陈宝琛题签，汇集张之洞光绪八年（1882）二月迄光绪三十三年（1906）八月的咨札、批读、谕示。同年，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奏稿）（二十六册，五十卷），陈宝琛题签。收录张之洞自光绪五年（1879）四月至宣统元年（1909）八月的奏折共六百十九篇，《附录》（四卷）七十八篇。
（张文襄公论书语），赵尊狱辑，全书仅八页，收张之洞答张佩纶书若干则，均论书法及时文。
旁搜远绍张之洞各类著作的集成性文本，有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全书》，民国八年至十年（1919—1921）出版；王树楠编《张文襄公全集》，北平文华斋1920年出版，1928年再版，台北1963年重印。中国书店1990年10日海王邨古籍丛刊以文华斋本为底本缩印《张文襄公全集》。
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全书》，奏议五十卷，公牍二十八卷，电牍六十六卷，书札六卷，骈体文二卷，散体文二卷，杂著四卷，金石文四卷，共一百六十二卷，为张氏全集奠定了基础。
王树楠编《张文襄公全集》是目前行世的较完备的张之洞文集，奏议七十二卷，自光绪五年四月初十日《遵旨妥议折》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谢赏加太子保衔并用此缰折》，共七百三十三件；电奏十三卷，自光绪十年闰五月三十日《致总署》至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初四日《致军机处》，共四百二十九件；公牍三十六卷，自光绪八年二月二十九日《札藩司通饬永远裁禁陋规》至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初一日《手谕停止兴修示》，共八百八十一件；电牍八十卷，自光绪十年六月初七日《致总署》至宣统元年六月二十日《致武昌高等学台存古学堂纪监督》，共六千件（含对方电牍）；劝学篇二卷；輶轩语二卷；书目答问四卷；读经札记二卷；古文二卷，收古文十八篇，附录二篇，存目阙文三篇；骈文二卷，收骈文二十一篇，存目阙文四篇；诗集四卷，收诗四百六十一首；弟子记①一卷，一百二十条；书札八卷，三百二十七件；家书一卷，十三件。全集二百二十九卷，另有卷首上、下，辑关于张之洞丧事的上谕、谕祭文、谕葬碑文、奏折、墓志铭，以及《清史稿·张之洞列传》、《大清畿辅先哲传·张文襄公传》等。
湖北人民出版社目前正以1928年北平文华斋《张文襄公全集》为底本，广为辑佚张之洞未刊奏折、试卷、书札、诗文、联语、著作、手迹、图片等，并收录“抄本张之洞督楚公牍”等件，编辑整理《张之洞全集》，分奏议（含文华斋本奏议七十二卷、电奏十三卷及未刊奏议），公牍（含文华斋本公牍三十六卷、电牍八十卷及张之洞督楚公牍、辑佚公牍），书信（含文华斋本书札八卷、家书一卷及辑佚），论著（劝学篇、輶轩语、书目答问、读经札记、古文二卷及辑佚，骈文二卷及辑佚、诗集四卷及辑佚、弟子记），手迹（含书法、题字，多为辑佚）。该全集预计1995年出齐。
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曾倡“劝刻书说”，以为“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近人刊刻、辑佚张氏文集，正是此类传先启后、利济积善之盛事，也足见张氏遗文映现着一个时代的影象而为后人所珍视。
①《书目答问补正》第3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②《书目答问补正》第2页。
①刘禺生：《世载堂杂忆》第55页，中华书局1960年12月版。
②③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杨锐传》。
①《抱冰堂弟子记》，以张之洞弟子名义撰，实为张氏自述。

●思想篇——开新兴卫道二重变奏　　第一章　儒臣能吏——张之洞的政治风格
张之洞素以“懦臣”著称。有人曾问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张文襄比曾文正何如？”辜回答道：
“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虽然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吾谓文襄为儒臣者以此。”①张之洞本人，也向以“儒臣”自居。他对此多有解说：“所谓儒者，宗法圣贤，博通古今，以之为吏，谁曰不宜？”①“弟儒家者流”②，“余性鲁钝，不足以窥圣人之大道，学术惟舆（与）儒近。儒之为道也，平实而绌于势，恳至而后于机，用中而无独至，条理明而不省事，志远而不为身谋，博爱而不伤，守正而无权，……余当官为政，一以儒术施之。”③之洞不仅以儒道为自己行事宗旨，而且希望儿孙辈也以此安身立命。他以二十字叙子孙辈行，曰：“仁厚遵家法，忠良报国恩。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④如果说依循儒家重教化、兴仁政、尚中庸之传统是张之洞政治风格的突出一面的话，那么，另一方面，张之洞又是中国官僚政治养育出来的“经世致用”的”能吏”，他于晚清国势衰微、官风疲沓、各种政治力量盘根错节的波谲云诡之中，由学政而巡抚，由巡抚而总督，最后人参军机，位极人臣，不仅官运亨达，耀人眼目，而且确实成就了一番事业，成为后期洋务运动的挂帅人物，给一片暗淡的晚清政局，增添了些许亮色。正因为如此，不仅慈禧太后屡屡对他格外青睐，而且日本明治维新的枢要人物伊藤博文来华，也于总理衙门内声言：“中国办事大臣，惟张香帅一人耳”。⑤集“儒臣”与“能吏”于一身，是张之洞政治风格的显著特征。
《全集》，卷二百十二，古文一，《殿试对策》。
②《全集》，卷二百十九，书札六，致袁慰亭。
③《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傅鲁堂诗集序。
④许编《年谱》卷一。
⑤许编《年谱》卷七。

第一节“任人者治，任法者乱”
“儒臣”的精要处，在于奉儒教为施政圭臬。张之洞便是儒家“仁政一人治”学说的力行者。
懦家政治学说以“仁政”为标帜。“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①所谓“仁政”，不过是统治者出于完善自身德性而施之于民众的一种蕴含仁爱的开明政治，反转过来，它又可以巩固统治者自身的地位，“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②孟子更将仁政的君王本位内涵阐述尽致，他把王者的“施”与“不施”作为“仁政”成立与否的关键：
“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褥；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守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③所以，以懦学为理论基础的中国传统政治，又可以“人治”二字加以概括。明君贤相秉政则神州安宁，海晏河清；昏君佞臣当道则天下离乱，民不聊生。从“人治”着眼，儒家政治学说认为治国安邦的首务不在法家所主张的“宣法明制”.而在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①。如果统治者能做到这一点，“其身正，不令而行”，否则，“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②。
先秦时期，儒家的“人治”学说与法家的“法治”学说曾进行过热烈的论战。儒学重要传人荀子并不否认法的作用，但他以为法的实际效果完全取决于立法、执法者品行、才识之忧劣，故而“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③秦统一中国，秦始皇严刑峻法，将法家学说阴惨刻毒的一面发展到极端，结果二世而亡。汉初经过短暂的“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黄老政治之后，从武帝开始，儒学独尊地位渐次形成。从此儒学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干，而“人治”政治思想，也成为历代统治者治国安邦的圭臬。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对于治国之才的道德、学识要求，选拔途径、标准以及“人治”与“法治”的关系，多有精辟论述。
东汉思想家荀悦总结出“任贤除十难”，揭示妨害仁政人治的各种表现：
惟恤十难以任贤能：一日不知；二日不进；三日不任；四曰不终；五日以小怨弃大德；六日以小过黜大功：七日以小失掩大美；八日以讦奸伤忠正；九日以邪说乱正度：十日以谗嫉废贤能。是谓十难。十难不除，则贤臣不用；用臣不贤，则国非其国也。唐太宗李世民则正面肯定了“得人”（得有德有学之人）是为政的要领所在：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宋代名臣包拯强调了“用人”的重要，以及“用人之道”的要旨：天下不患乏人，患在不用。用人之道，不必分文武之异、限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若得不次进用，则必有成效。③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提出选拔人才不应限于科举，而应多方罗掘：
天下之人，无问其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则取士之方，不恃诸生之一途而已也。夫取士以佐人主理国家，而仅出于一涂，未有不弊者也。①张之洞对于儒学“人治”学说笃信不疑，并大体汲纳了上述思想的精神，且加以力行。同治二年（1863年）四月，二十六岁的张之洞以复试一等第一名参加殿试。就在这决定科场命运的关键时刻，他直抒胸臆，在殿试对策中指陈时政之弊，并依据儒家“人治”思想，作出“任人者治，任法者乱”的理论论证。他批评“今日人材之乏，资格太拘、科目太隘致之也”，建议“多其途，优其用，严其限，重其不举之罚”，以利人才”奋迅鳞集京师”，然后，“陛下欲综核名实，则何不试其言之效不效，以为用不用之权衡哉”。其论与顾炎武异曲同工。
关于“任人”与“任法”的优劣，张之洞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先王用刑，临事酌断，不豫设详细条目’。其理由是。“若纤悉毕载刑书，布之民间，则奸民必有挺身扦法、避就、告讦诸弊，蠹吏亦有舞文鬻狱之弊。”正因为如此，“晋铸刑鼎，仲尼非之”，“而赵鞅荀寅弃被庐之法，铸范宣之刑书，则失中又失矣。”他总结道：
随时酌断，岂得无弊，但任人之弊，弊在宫；任法之弊，弊在吏。任人之弊在国家，任法之弊在奸民，两害相形取其轻，不如任人也。②立足于“人治”优于“法治”，“任人”优于“任法”的基本认识，张之洞宦海一生，不论为学政，任督抚，放外任，作京官，自始至终注意人才的培养、选拔与任用，他把这称为“治术以培植人才为本，经济以通达时务为先”①。“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此皆往代之明效，而吾先正不远之良轨也。”②惜才、“得人”，更成为他奏议、电牍、公文、信札中出现频率极高的语汇。
张之洞认为，“筹饷事理，尤在度支得人”。③“今为之计，惟有大举储粮平祟一策”，“要之此事，止在得人”④。两广总督任上，为开发海南，之洞强调，“必破格而后可言得人，必得人而后可言辟土”⑤。在各类奏稿中，张之洞一再申述“得人”的重要：“边防实效全在得人”，“得其人则皆胜算也，不得其人则尽空文也。”⑥“各属兴办学堂，全赖师范得人，课程方能合度，管理才能得宜。”⑦总之，“凡百政事，皆须得人。”⑧张之洞还总结出“得人之道”有七：
一日至诚。责大臣以荐举，不荐不止。广条目以求才，不得不休；二日秉公。务采物望，务拔幽滞，黜尸素，禁滥芋。不以喜怒为爱憎，不以异同为去取；三日虚心。不患下无才，但患上不求。朝廷以枢臣为耳目，枢臣当以公论为耳目。宜储之于夹袋，不可取办于临时；四日破格。勿计年资，勿泥成例。奇杰之才不拘文武，艰钜之任不限疏戚；五日器使。足食足兵，量能授任，南船北马，各用所长。即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驶有方，皆可供我策遣；六日节取。边才每多偏駮，健将每涉不羁。不以一眚掩大德，不以二弃干城，或取其技能.或采其议论；七日造就。有边事始有边才，颇牧卫霍，非本天生，皆有习练。疆圉孔棘之秋，正磨厉人才之具。①根据不同需要，不拘一格地及时延访、选拔、推荐人才，是张之洞的一贯作法。
同治年间，他先后出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川学政。在选拔科举人才时，他“所录专看根祗性情才识，不拘于文字格式，其不合场规文律而取录者极多”②。“平日衡文不举一格，凡有一艺之长，无不甄录，而尤注重于经史根抵之学。”③近代史上颇著声名的袁昶、许景澄、孙诒让、杨锐、宋育仁等，均为之洞所提携登进。
抚晋期间，为改变“三晋表里山河，风气未开”的闭塞局面，他亲撰《延防洋务人才启》，“分咨各省”，“延访习知西事，通达体用诸人，……但有涉于洋务，一律广募，或则众美兼备，或则一艺名家，果肯闻风而来，无不量材委用。”①光绪八年（1882年）四月，他上《胪举贤才折》，荐举京秩十四人，外官二十九人，八旗大臣六人，武职十人。一次荐举五十九人之众，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之举，“疏人，枢垣惊诧”②。另外，他还极力促成隐居故里的理财行家阎敬铭复职，出任户部尚书，以堪国用。总督两广，他于中法战争的胜负关键之机，慧眼识才，毅然启用已近古稀之年的老将冯子材，又多方回护抗法众将、“且有治众之才”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为夺取战争的胜利创造了重要的人事条件。另外，他“密陈于荫霖才堪大用”，“为粤省第一贤员”③；请调“清操卓绝，才力强毅而又能权宜因应”的山西按察使河东道黄照临来粤差委；挽留“端法公明，刚柔得中，专务力行，周悉民隐”的广州知府萧韶；特别是奏请将“志向端谨，才识精详”、“实为办理洋务不可多得之员”的候选知府蔡锡勇留粤补用，都可谓知人善任的例证。
移节两湖及暂署两江期间，之洞更是广为延揽各方名士,“以广大风雅之度，尽量招纳，以书院学堂为收容之根据，以诗文讲学为名流之冠冕。其时有罢误失意之朝士，在两广则延揽朱一新等，在两湖延揽吴兆泰、梁鼎芬、蒯光典等。又有告假出京之朝土在两湖，如周树模、周锡恩、屠寄、杨锐、郑孝胥、黄绍箕、沈曾植、曹光弼、杨承禧等。”①学通中西的“怪才”辜鸿铭（1856—1928），也被张之洞聘为幕僚，协办外交，“粤鄂相随二十余年”②。辜鸿铭十四岁即赴欧游学，十一年间辗转英、法诸国，学习文学、法学、政治学、哲学，精通英、法、德、希腊、拉丁等九种语言，获十三个博士头衔。可惜汉文却十分生疏。他本人回忆道：
我在张公幕府中，遍请那些翰林、进士老先生们教我汉文。他们的回答都是这一句话：“你是读洋毛子书的，没有资格读我们中国的经传。”我没有办法，购买了一本官话指南。那本书是日本人写的，书中搜集了中国官话，译成英文。我便把那本书作为汉文读本。苦恼的是不会查中国字典，遇到生字，还是没办法。事为张制军所知，他对我说：“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下者，吾未尝无海也。’他们不是不肯教你，是因为你无礼貌。师道严肃，未可唐突。”……从第二天起，张制军便亲自教我读《论语》，查字典。③张之洞于两湖任内大办洋务，盛极一时，对于洋务人才，更是予以格外优礼。他奏调近代著名科学家徐建寅（1845—1901）督办保安火药局。徐因试制无烟火药失事，以身殉职，张之洞痛惜“失此臂助，更惜中国少此人才”，请“敕部照军营阵亡之例，从优议”。①他还建议委任程仪洛、潘学祖二人共同主持上海制造局，并向同僚担保，“两人相济，各尽其长，如此而沪局仍无实际起色，则鄙人甘受妄言之咎可也。”②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张之洞向朝廷推荐使才，列名者有外交家黄遵宪、钱恂等。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九月、十二月，他两次保荐经济特科人才，列名者有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教育家姚晋圻、考古及文字学家罗振玉、地理学家邹代钧、经学家孙诒让等。在张之洞屡次保荐人才的奏折中，推举者还有伍廷芳、缪荃孙、汤寿潜、劳乃宣、徐世昌等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张之洞对于青年俊杰，尤其奖掖有加，寄予厚望。他督学四川，将高才生杨锐、范溶、毛席丰“召之从行读书，亲与讲论，使研经学”③。后来，杨锐因参与维新变法，身陷囹圄，之洞极力营救，终未得免，为之痛惜不己。对于才华出众，英年早逝的鄂籍经义治事学舍学生贺人驹、陈作辅、付廷浩、范昌棣，之洞感念怆怀，不能己己，乃合光禄王君咏工部八哀七歌之体，作‘四生哀’以存其名”④。张之洞爱才心切，思贤若渴，对于那些确有才能的青年学生，即使其政见与己不合，甚至有的还参加革命派组织，他也往往加以回护。“田吴炤、卢静远、吴禄贞诸人游学日本，初闻其议论激烈，商之日本，欲除学籍。及毕业归国，乃深器之，吴炤以经济特科荐，静远置诸幕下，禄贞且骎骎大用”①。吴禄贞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参加湖北新军，次年进湖北武备学堂学习。张之洞选派学堂的二十名高材生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吴为其中之一。他在日本加入兴中会，并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回国，领导自立军在安徽大通的起义，失败后复去日本留学。张之洞知道这一切。并没有严加追究，反而于吴学成归国后，委任为将弁学堂总教习、护军总教习等重要职务。后又推荐他担任陆军部练兵处骑兵监督。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吴禄贞出任延吉边务邦办，力证延吉自古为中国领土，挫败日本侵吞阴谋。其时朝中有人对吴禄贞恶意中伤，张之洞“实调护之。己酉（1909年—引者注）春，相见于都门，与南皮痛言时政，皆唏嘘不置。南皮曰：二三子皆雄才，幸少敛锋锷。”②张之洞信“人治”，重“得人”，一生中确实擢拔、任用了不少优秀人才，但也有看错人，用错人的时候。前面提到他于山西巡抚任内一次荐举五十九人，赫然名列榜首者，是他深引以为同道的翰林院侍讲张佩纶。之洞称张佩纶“内政外事皆所优为，论其志节才略，实为当代人才第一”③。但正是这个张佩纶，受命“会办福建海疆事宜”，麻痹轻敌于前，临阵脱逃于后，空言误国，致使马江惨败，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张佩纶原与李鸿章形同水火。马江一役得咎，革职充军，期满返京，无所归依，竟投附李鸿章门下为其幕僚，还人赘做了李的女婿。不惟志大才疏，而且气节人品，亦为世所诟。又如周锡恩，湖北罗田人，“之洞督鄂学所赏拔，为得意门生”。后点翰林。之洞重其才，“游宴必延锡恩为上客。”之洞五十五岁寿辰，周锡思撰文寿之洞，“典丽矞皇，渊渊乎汉魏寓骈于散之至文也”。之洞大为激赏，“名辈来，之洞必引观此屏。”后经机要文案赵凤昌看出此寿文竟大半抄袭龚自珍所作《阮元年谱》序，之洞核实，默然长吁曰：“周伯晋（锡恩字伯晋——引者注）欺我不读书，我广为延誉，使天下学人同观此文者，皆讥我不读书，伯晋负我矣，文人无行奈何，非赵竹君（凤昌字竹君——引者注），尚在五里雾中。”①自是日与周远，几至不见。
张之洞虽然终生注重“得人之道”，并为此多耗心力，然而他做封疆大吏、做中枢要员，其幕府、其麾下却并未聚集多少人才，除办交涉的辜鸿铭、主经济的蔡锡勇尚可称道外，余皆默默无闻，若与曾国藩幕府、麾下人才济济相比，则大见逊色。究其缘故，主要并不能归之于张之洞个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曾国藩属下人才之盛，张之洞却属下乏人，正表现了从咸丰、同治到光绪、宣统间，清王朝的国势及其对士人的吸引力，都在向下迅速滑落。曾国藩尚能聚集当日士大夫中的英才，武将如彭玉麟（1816—1890）、李续宾（1818—1858）、曾国荃（1824—1890）、刘长佑（1818—1887）、刘坤一（1830—1902），文士如郭嵩焘（1818—1891）、容闳（1828—1912）、薛福成（1838—1894）、徐寿（1818—18s4）、华衡芳（1833—1902）等等，皆一时之选，有的堪称历史人物。曾幕多才，是“同治中兴”的一种表征，说明其时汉族疆吏对士子精英尚有凝聚力；张幕乏人，不能招徕一时俊杰，这并非张氏缺乏魅力，也并非张氏无识人之明，乃是光、宣之际，知识界精英己别有追求，不愿受朝臣羁勒。以张之洞的眼力，何尝不识天下英雄，但天下英雄却纷纷与他分道扬镳，张之洞也莫奈其何。例如，张之洞曾企图将梁启超、章太炎、容闳、黄遵宪等一代人杰引人幕中，但与这些人一经接触，或彼此政见相左，或相互意气不投，主客间顿失和谐，甚至反目成仇。即使进入张幕之人，也并非对他依顺，而是各怀抱负，张之洞晚年曾感叹道：“所用之人皆非心悦诚服之人”①，诚可浩叹！
就追求“得人之道”的执著论，张之洞决不亚于曾国藩，而“得人”的实际情形却有天壤之别，这岂止是张氏个人的悲剧，它其实是报告了一种时代的消息：清朝未年朝廷已尽失人心，英杰离散。这应验了龚自珍早在嘉道之际所说的：清朝已进入“无才之世”。这里所谓“无才”，并非天下无才，而是朝廷无才——“京师”（指清王朝）失人，“山中”（指反判朝廷的民间）得人；“京师”如”鼠壤”，一触即溃，“山中”则“壁垒坚矣”；“京师”“寡助失亲”，“山中之民”则“一啸百吟”，“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②。如果说，龚自珍说这番话，带有预言性质，而对至清末，张之洞则实实在在地经历了这种人才背离而去的困境。这正预示着一个大变革时代的来临。
①《论语·雍也》。
②《论语·为政》。
③《孟子·梁惠王上》。
①《论语·宪问》。
②《论语，子路》。
③《荀子，君道》。
①《申鉴·政体》。涵芬楼1936年影印本。
②《贞观政要》卷七《崇懦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③《包拯集》卷一《天章阁对策》，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①《顾亭林诗文集》，《生员论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①《全集》，卷三十四，奏议三十四，《设立自强学堂片》。
②《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全集》，卷二，奏议二，《详筹边计折》。
④《全集》，卷一，奏议一，《灾象可忧储粮平粜折》。
⑤《全集》，卷十八，奏议十八，《密陈琼防人才片》。
⑥《全集》，卷二，奏议二。
⑦《张文襄公牍稿》卷二○。
⑧《全集》，卷四，奏议四，《整饬治理人才片》。
①许编《年谱》卷一。
③赵尔巽奏折，见《全集》卷首上。
①《全集》，卷八十九，公牍四，《札司局设局讲习洋务》。
②胡编《年谱》卷二。
③《全集》，卷十八，奏议十八。
①《世载堂杂忆》第81页。
②《张文襄幕府纪闻》弁言。
③兆文钧：《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第183—184页。
①《全集》，卷五十二，奏议五十二。
②《全集》，卷二百十七，书札四，致鹿滋轩。
③许编《年谱》卷一。
④《全集》，卷二百二十五，诗集二。
①许编《年谱》卷七。
②见谢炳朴辑《吴绶卿先生遗诗》所载程明超《题娱园遗诗》第四首自注。
③《全集》，卷四，奏议四。
①《世载堂杂忆》第63—64页。
①《全集》，卷二百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②见《尊隐》，《龚自珍全集》第84—85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

第二节“书生习气”
张之洞与李鸿章之间久存芥蒂，时相攻讦。庚子年间，李鸿章受命与各国议和，张之洞“会同办理”。两人在议论《辛丑条约》若干条款时，意见相左。李鸿章挖苦张之洞：”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盖局外论事易也。”①之洞闻讯大怒：“合肥谓鄙人为书生习气，诚然。但书生习气似较胜于中堂习气耳。”②双方演成意气之争，以致朝廷不得不出面调解：”彼此积疑负气，究于国事何补。……李鸿章身处其难，原多委曲，然时有不受商量之失，刘坤一、张之洞虑事固深，而发言太易，亦未免责人无已”，申谕双方“同一竭忠谋国务，各互除意见，和衷经画，挽回气数，共济艰难。”③平心而论，李鸿章批评张之洞“书生习气”，并非妄言。”
书生习气”确实伴随之洞的一生。“书生习气”，内涵丰富。清高、梗直、儒雅、迂腐、空疏……，都可视为其表现。当然，李鸿章以“书生习气”讽之洞。主要是取其不切实际，好作大言、空言的贬意立论。而“好大言原是书生本色”④，之洞也确有这种品格，他曾自命“虎豹当关卧，不能遏我言。”⑤《清史稿·列传》称之洞“以文儒致清要，遇事敢为大言”。这番评论应作两方面理解。一是说之洞性情耿介，敢于直抒己意，不事曲意阿谀；二是说其言意旨虽宏。然亦间有迂阔之弊。
光绪三年至七年（1877—1881年）.张之洞以翰林院谏官身份入党“清流”，成为其中的一员健将，与张佩纶、陈宝琛、宝廷、王懿荣等相互引援，“连同一气，封事交上，奏弹国家大政，立国本末”①，十分活跃，成为当时京师舆论一大中心。在平反东乡冤狱、改订“中俄条约”，以及重议庚辰午门案、裁抑阉宦权势等重大问题上，张之洞“不避嫌怨，不计祸福，竟以直言进”②，发挥了关键作用，赢得时誉。但是，不可否认，其时清流党人多无实际行政经验，不少建策虽然头头是道，但难以付诸实行，往往流入空谈。我们可以从之洞此时的奏疏中，信手拈来若干例证：
光绪五年（1879年）十二月，张之洞建议“责以义”，“折以约”，“怵以势”，以阻止沙俄侵吞我疆土。如不成功，则可考虑委西藏阿里地区以赐英，捐台湾以赐日，换取英、日两国出兵，夹击沙俄，解除西北边患。
③光绪六年（1880年）九月，他提出与俄议约，松花江行船一条万不能允。如对方坚持，我可以两策钤制之。一是以行水利为辞，决松花江南岸数处，放水人乌苏里河之西淀泊，“江流渐浅而轮船自阻”；二是于江水浅处沉船坠石，或仿江南沙田之法，种植挂淤之物，数年后淤积洲成，以碍船行。④如果说这些建策还仅仅是坐而论道的书生迂见，那么下面一折《请劝俄主除去苛政片》，就更显得荒唐可笑了。
光绪七年（1881年）闰七月，张之洞建议，乘俄主屡遭刺杀之机，发一国书，遣曾纪泽赴俄，“先道存问安慰之意，继申恤灾联好之谋”，“劝其除去苛政，务行宽大，轻刑薄赋，弭兵息争，亲睦四邻”。他还津津乐道：
“尝考西洋风俗，邻邦公使常有排难解纷之事，堂堂中国岂可元此举动哉！夫不乘危，大信也；除邻国之虐政，息海外之兵，大仁也；中国能定俄国之乱，使地球上下万国无不赞服，大威也；长驾远驭之略；昭德怀远之径，实在于此。孔子云怀诸侯则天下畏之。正谓是也。”①当然，随着张之洞日后身膺疆吏重任，实际担负繁杂行政事务，其清流党人的空疏之习渐次消蚀，而务实品质却日见光大。其最有说服力的例证，是他于两广总督任内，为解经费短绌的燃眉之急，竟然开“闱姓”赌，提取捐资，以敷政用。此举于败坏民风吏治、干扰国家选拔人才，为祸甚烈，之洞当然不会不知。如若发生于他人他省，依其清流气概，大概又该慷慨激昂地予以纠弹了。可是身陷捉襟见肘的窘迫之境，之洞迫于无奈，只得出此权宜之计，同时上奏辩白：“此时饷源无出，亦可藉纾目前之急”，“若非幸蒙圣恩得此巨款百余万聊济，目前粤事殆不堪设想。”②除了“敢为大言”，之洞身上的书生习气还有诸般体现。洁身清高是他一贯作风。他曾自白：
“鄙人立身立朝之道，无台无阁，无湘无淮，无和无战，其于忠于国家者敬之，蠹于国家者恶之，其事利于国家者助之，害于国家者攻之，中立而不倚，论卑而易行，当病而止而不为其太过，奉公而不为身谋，期有济而不求名，此则鄙人之学术也。……《论语》日，君子和而不同，群而不党。惟其独立，所以既和又能不同，既群又能不党，此鄙人之解经，即鄙人自处之道。”①平生有三不争，一不与俗人争利，二不与文士争名，三不与无谓争闲气。在之洞的往来电牍、信札中，每有“鄙人之不合时宜亦日甚”③，“朝廷责鄙人以固执”④，“性情不宜”⑤等语，但这些与其说是反躬自省自责，不如说是矜持的自夸自诩。而当他赋诗以言志抒怀时，这种情绪更是毫无遮拦地喷涌而出：
湛思究理乱，搤腕规匡扶。
稠人广如海，欲语气类孤。①
小人工依附，祸福不自料，……
志士贵自立，炙手耻眉奥。②
孤芳诓免菉葹累，公论终无薏苡诬，
旧德岿然资顾问，岂容挥手卧江湖。③
皓皓不受浊流滓，怀沙惜誓将毋同。
我本海滨士，独衔幽愤希高蹝。
坐对天池一长啸，枯桑械械生天风。④
处默固应浑众独，希声何用计成亏。
宦海浮沉四十年，官至正一品内阁大学士，但之洞文儒清雅的书生本色却未曾一日消褪。“性好学，至老不倦。听政之暇，率危坐读书终日。”⑥“张自命名臣，实则饱含书生气味，尤重诗文。”⑦尽管殚心国事，无暇浅酌细吟，“诗学捐弃几二十年”，然自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后，“复以理咏自娱，而识益练，气益苍，力益厚，境地亦愈高愈深。”①从艺术上看，其诗并无卓拔超群之名篇足以传世，但“心思密致，言不苟出。用字必质实，勿纤巧；造语必浑重，勿吊诡；写言不虚造，叙事无溢辞；用典必精切，不泛引，不斗凑；主意必己出，勿袭故，毋阿世；要旨真性情，称心而出”②，故亦不乏清新、隽雅之佳作，如：
少乞残杯道已孤，老官检校亦穷途。
荣名敢望李供奉，晚遇难齐高达夫。
凭仗诗篇垂宇宙，发挥忠爱在江湖。
堂堂仆射三持节，那识流传借腐儒。
又到山寒木瘦时，黄鸡白日去如驰。
诗才己为尘劳尽，霜鬓室教海内知。
送远添愁身是客，解忧无效酒亭卮。
梦争王室须惊醒，栖马依墙龁断萁。
老去忘情百不思，愁眉独为惜花时。
阑前火急张油幕，明日阴睛未可知。
故人宿草已三秋，江汉孤臣亦白头；
我有倾河注海泪，顽山无语送寒流。⑥
政事繁杂，军务倥偬，之洞于万忙之中，仍不失文人雅兴。他“性喜山水林木，登临啸咏，兴来独往，于各省程途所经，遇有名胜，虽冒雨雪必往游览。”①从他为数颇丰的纪游诗中，我们可以得知他曾登临剑阁雄关、黄鹄矶头，拜谒杜工部祠、黄陵庙宇，纵览西山流云、华岳飞瀑，领略赤壁壮景、隆中秀色。尤其对于先贤故址，之洞更必往凭吊，以寄托哀思。对于年久失修，衰败荒芜者，还下令重行修葺。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一月，张之洞致电琼州道台，令其修治闳整苏东坡祠，并表示愿捐千金以为兴工之助②。
把赏古玩，是中国文人风雅趣味之一。之洞于此亦不乏兴致。光绪九年（1883年）底，他于太原给京师的朋友王廉生去信，“附去三十金，敢恳过市时代求有风趣物事数品，以娱劳人新年，破书弃扇皆好。如价贵不足用，乞示知补寄，幸勿以一无所遇见覆也。”③
①《李文忠公全书》电稿三十，寄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②《全集》，卷一百七十，电牍四十九，致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此又见《张文襄幕府纪闻·五霸罪人》：“李文忠电奏有曰：‘毋听张之洞书生见解。’当时有人将此语传于张文襄，文翼大怒曰：‘我是书生。他是老奸巨猾。’至今文襄门下论及李文忠，往往痛加诋詈。”
③《全集》，卷八十三，电奏十一，行在军机处来电，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日。
④辜鸿铭：《张文翼幕府纪闻·书生大言》。
⑤《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送冯竹儒》。
①《世载堂杂忆》第90页。
②《全集》，卷一，奏议一。
③见《全集》，卷二，《详筹边计折》。
①《全集》，卷三，奏议三，《请劝俄主除去苛政片》。
①《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致潘伯寅。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③《全集》，卷二百十九，书札六，与樊云门。
④《全集》，卷九十二，电牍七，致东兴邓钦差等。
⑤《全集》，卷一百二十，电牍三十五，致京饯念劬。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送冯竹儒。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连珠诗。
③《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座主萧山朱尚书六十寿辰》。
④《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东海行》⑤《全集》，卷二百二十五，诗集二，《汉上秦台》。
⑥许编《年谱》卷一。
⑦《世载堂杂忆》第82页。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增祥跋语。
②张秉铎：《张之洞评传》，台湾中华书局印行，1972年版，第239页。
③《杜工部词》。
④《全集》，卷二百二十七，诗集四，《白日—首示樊山》。
⑤《全集》，卷二百二十七，诗集四，《情春》。
①许编《年谱》卷九。
②《全集》，卷一百二十二，电牍一，致琼州朱道。
③《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王廉生。

第三节“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
据辜鸿铭回忆，他于张之洞幕府中——
一日晤幕僚汪某，谓余日：“君言皆从是非上著论，故不能耸听。襄帅为人是知利害不知是非，君欲动听，必从利害上讲，始能入。”后有人将此语传文襄耳，文襄大怒，立召余入，谓余曰“是何人言余知利害不知是非？如谓余知利害，试问余今日有诺大家事否？所谓利者安在？我所讲究者乃公利，并非私利。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①明于公私之分，公而忘私，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极被推崇的美德之一。历代先贤于此既有嘉言传世，更以懿行感人。先秦哲人韩非子论道：“人臣有私心，有公义：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污行从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②宋代名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③的千古名句，将政治家公而忘私的品质升华到崇高的境界。而包拯、海瑞更以其刚直不阿、清正廉洁的政绩，赢得黎民百姓的“青天”赞誉。当然，先哲、贤臣们所谓”公心”、“公义”，非指全民利益，而是指君国的整体利益，张之洞的“公利”说也属这一范畴。
综观张之洞一生，确如他自己所言，“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在明于公私之分，公而忘私方面，严以律己，终生不渝。这在贪赃枉法，贿赂公行的晚清政坛中，尤显其难能可贵。之洞为表白心迹，曾以“广雅”为其于两广所设书院、书局命名。幕客梁鼎芬为此释曰：“广者，大也；雅者，正也。大而能正，公元愧焉。”④前文论到，之洞一贯主张“任人者治”，”凡百政事，皆须得人”。他任用属员的首要标准，是人品、气节。这也是辜鸿铭以他为“儒臣”而与曾国藩、李鸿章等“大臣”相区别的根据之一：“文忠（指李鸿章——引注）步趋文正，更不知有所谓教者，故一切行政用人，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材能而不论人品。”①之洞笃信“修己以安人”②，“其身正，不令而行”③的先儒教诲，认定“恤民必先恤官，治官必先治己”④，“官无瑕疵，四民自然畏服，不必专心致志惟务箝民之口，须当惠法兼施，尽父母斯民之道。”⑤他号召士子们，“廉正无欲，必有政绩可观”⑥，以清正廉洁之风，为下属作出表率。
同治十二年（1873年），张之洞出任四川乡试副考官，后又简放四川学政。他裁撤陋规，两袖清风，以至于“还都后窘甚，生日萧然无办，夫人典一衣为置酒”。⑦升任抚督，官居二品，亦不讲排场，不事铺张。“自居外任，所到各省，从不用门丁，不收门包，不收馈赠礼物”⑧。于广东任内过五十岁生日，为拒收寿礼，干脆紧闭辕门，不纳贺客。广州明伦堂士绅“以公兴学育材，撰文为寿，媵爆竹三万，至辕门不得入。异归明伦堂燃放，时以为趣事”⑨。光绪十五年（1889年）七月，张之洞调补湖广总督。抵任之前，他便致电江夏、汉阳两县：“十一月中旬到鄂，所有公馆及衙署供应，务从俭朴，不得华侈繁费，不准用绸缎锦绣燕莱，不准送门包、前站礼。一切使费，所有到任供张，如有公款，勿过领款之数，如无公款，用过若干，开帐照数发还，万勿故违。”①抵任后，又禁止官场赌博，演剧宴会奢侈，规定每宴客不得过五簋。
之洞书生本色，笃嗜典籍、古玩。在山西时，有人以宋本经史五种为赠，“不索值，但乞在山西听鼓当差而已”。但之洞秉公处置，“乃峻却之”②。广东德庆县东有端溪水，其地有三洞，产良砚。唐人刘禹锡称“端州石砚人间重”③。但自明嘉庆年间后，停采已久。商人何昆玉以办贡乏材，请开大西洞老坑以采石制砚，获利颇丰。此时之洞已离粤赴鄂，“商人谓督部在粤未尝求砚也，乃寄十方至鄂”。之洞予以时价每方二十金，以为“不悖于古人不携一砚之义也。”舔犊情深，人之常情。之洞对长子仁权，亦十分宠爱。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十八岁的仁权中贡士，赐同进士出身，韱分户部任职。之洞望子成才，“今洋务最为当务之急，故拟令其至海外一游，或可开扩胸襟，增益不能。”为此，他特致函广东巡抚鹿传麟，”恳赐给一公牍，派其至东洋西洋各国游历考察武备水师陆军各事宜，学校章程及工商务等事”，“庶到彼得以博览考求，不至为人所拒耳。”并请声明“该员自备资斧，不领薪水”。之洞其时任湖广总督，经手选拔官费赴海外游学的青年学子，数以百计，加入仁权一人，可以说不成问题，但他没有这样做。退一步讲，鹿传麟是之洞的姐夫，“现领南洋”，托鹿出面，委仁权一公差，出洋游历，亦绝无不成之理，但之洞仍未这样做，而只是请鹿出一公牍，以为介绍。“此举于公事毫无干涉，于他人毫无妨碍，想可行也。”①清人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八回，录有俗语对于贪官墨吏的讽刺之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号称“清廉”的从四品知府，三年任内，竟然可敛得十万纹银。那么声名狼籍者，更可想而知。相比之下，张之洞的清正廉洁、不事聚敛，更显难能可贵。他居官四十年，位及一品。按清制，一品文官岁俸一百八十两银，是为正俸，京官例支双俸。又正俸一两兼支米一斛。大学士俸米再加倍支给。即使按正常俸禄计，亦可谓家道殷实。但是实际上，之洞辞世后，“竟至囊橐萧然，无以为子孙后辈计”。连治丧所需费用，也出自门人、僚属的赙襚。辜鸿铭闻此，“回忆昔年‘公利私利’之言，为之怆然者累日。”
张之洞于钱财看得淡薄，但对于职守却兢兢业业，事必躬亲。抚晋之初，由于文案无人，“一切笔墨皆须己出，不惟章疏，即公牍亦须费心改定，甚至自创。”③之洞自幼养成秉烛夜读之习。“在翰林时，讲诵恒至夜分”④，“其后服官治文书，往往达旦。自言乃幼时夜坐读书故”⑤。个人习惯，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军国要务，不敢些许疏忽，日力不暇，乃继之以夜。之洞曾回顾自宫疆吏以来，“惟在晋两年，公事较简，此外无日不在荆天棘地之中”①，未及知天命之年，便因“劳顿过度，心血日亏，须发多白”②。在他的奏折、电牍中，我们可以翻检到许多强撑孱躯，抱病视事的记录。光绪十年（1884年）在山西，”自人二月，诸病交作，心忡气喘，舌燥咽痛，日食一餐，仍复不能运化，言语稍多，即觉舌本枯强謇涩，力疾从公，未敢请假”③。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广东，“夜寐不过数刻，罕有解带安息之事。……接晤同僚将吏、他省委员，每自平旦至于日暮，甚至夜未已。……患疮症，困顿床蓐，痛楚万状，仍力疾自作函牍，延客卧内，日与僚属筹措赈务。”④光绪十三年（1887年），”感受春寒，触动肝本旧症，郁塞作痛，医者谓病原在于用心太苦，有乖消息之宜。”⑤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湖北，“衰病日甚，心血耗尽，夜睡仅五六刻，午睡三四刻，且甚艰难，久成怔忡之症。……忽则眩晕欲倾，忽则目花无睹。自去腊起，因勉强乘马，忽得腰疾，两足软弱无力，时常酸痛，治之半年无效，已成病疾。”⑥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又患口疮，“将及一年，中医云系心劳肝火病在内，东医云系胃热牙虫病在外。……大率数日内公事顺畅、睡时较多则痛止，公事拂逆，睡时过少则痛剧。”⑦与清未官场司空见惯的文恬武嬉、尸位素餐者流相比，之洞确实担当得起身后朝廷上谕所称“公忠体国，廉正无私”的美誉。
张之洞经营荆楚之地十八年，政绩昭然，口碑在民。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六月，之洞奉旨授大学士，仍留湖广总督任。湖北各界”霍霍如失鹰师。军界醵金于宾阳门内，依山建抱冰堂。抱冰者，公晚年自署也。学界醵金于黄鹄山建风度楼。盖公道自在人心，卧辙生祠，庶几如古所云者。”①之洞闻讯，立即手谕停工：
昨阅汉口各报，见有各学堂师生及各营将佐弁兵建造屋宇以备安设本阁部堂石像铜像之事，不胜惊异。本阁部堂治楚有年，并无功德及民，且因同心难得，事机多阻，往往志有余而力不逮，所能办到者，不过意中十分之二三耳。抱疚之处，不可殚述。各学各营此举，徒增愧歉。……俟他年本阁部堂罢官去鄂以后，毁誉祝诅，一切听士民所为，若此时为之，则是以俗吏相待，不以君子相期，万万不可。该公所该处，迅即传知遵照，将一切兴作停止。点缀名胜，眺览江山，大是佳事，何必专为区区一迂儒病翁乎？②尽管张之洞本人不赞成建堂兴楼之举，然而“谦尊而光”，在各界人士热心襄助下，风度楼仍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竣工，抱冰堂也于之洞死后于蛇山东端建成①。之洞得知风度楼已成，又致电继任湖广总督陈夔龙，“此楼关系全省形势，不可以一人专之”②，建议更名“奥略楼”③，取晋书刘弘传“恢弘奥略，镇绥南海”语意，并亲笔题写奥略楼匾额。
之洞之“私利不可讲”，已如前述。而于“公利不可不讲”方面，他亦为同侪中之佼佼者。
晚清洋务大吏，无一不以编练新式武装为要务。之洞于此，亦有煌煌可观之成就。他主持编练的湖北新军，无论从数量、质量方面衡量，都堪称全国一流水准。但与其他洋务大吏相比，之洞编练新军，可以说是完全出以公心。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直到袁世凯，无不将军队据为己有。曾、左之于湘军，李之于淮军，袁之于新建陆军，都以私家武装视之。因此朝廷对这些拥兵自重的汉族疆吏，时时怀有疑虑之心，惟恐尾大不掉。之洞则不同。他在晋筹办练军，在粤建广胜军，在两江编自强军，在鄂编练湖北新军，都是人一离任，军即交权。清末“新政”，张之洞、袁世凯同为风云人物，满贵集团深存戒心，设陆军部接管全国陆军。袁世凯反应强烈，以“直境幅员辽阔，控制弹压须赖重兵”为借口，要求将二、四两镇仍由自己“统辖督练”，只肯交出一、三、五、六各镇由陆军部直接管辖。相比之下，张之洞却无动于衷。之所以有此区别，是因为袁世凯视军队为个人命根所系，须臾不可离身；而张之洞却视军队为国家干城，与己并无直接利害关系，故尔泰然处之。
之洞久为一方疆吏，但并不以邻为壑，而是“不分珍域，通筹全局”。“从来举大事者必须毅然担当，不计小利小害乃能成功”①。他曾于《到山西任谢恩折》中剖白心迹：“身为疆吏，固犹是瞻恋九重之心；职限方隅，不敢忘经营八表之略”②。这后一句曾在京师引起不大不小的波澜，夙怨政敌纷纷揪住此话大张挞伐，说之洞心存僭越，图谋不轨，若雍正、乾隆帝在世，不要他的脑袋才怪呢！但是不管旁人如何议论，之洞于国事为重，确实做到“不分畛域，通筹全局”，因而博得慈禧“张之洞办事向来实心”③的赞赏。中法战争中，广东边防吃紧，张之洞仍多方援助各地抗法军事行动，派潮军两营连同大批军火援闽；主动接济饷械与驻台刘铭传部；新组粤军赴滇抗敌，并承担全部费用。中日战争中，之洞对过鄂境北上御敌各军，无不助饷械，耗资数十万两。山东威海危急，他又主动送去快枪一千枝，子弹一百万发。山东巡抚李秉衡电谢曰：“我公统筹全面，谋国之忠，与人之厚，深钦佩！”④儒家经典《礼记·礼运》首倡“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宋儒石介论曰：“善为天下者，不视其治乱，视民而已矣。民者，国之根本也。天下虽乱，民心未离，不足忧也；天下虽治，民心离，可忧也。”⑤黄宗羲也说：“为臣者轻视斯民之水火，即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⑥出于地主阶级“公天下”的根本利益，张之洞“公利却不可不讲”的重要内涵，还包括体恤民情，以民为本。他“尝考从古帝王所以享国之长者，财力兵力权谋术数皆不足恃，惟民心为可恃。”①他曾训导后辈：“悉故乡风味，稼穑艰难，于官途世事未必无益。”②在他的诸多诗作中，也表露出忧民、恤民之情。僚属赠白瓜三枚，之洞啖之，赋诗一首：
仙枣曾传海上瓜，今尝珍蓏玉无瑕。
清凉已足还思雨，尚有农夫转水车。
光绪十七年（1881年）冬，荆楚之地三得大雪，微雪无数。之洞于除日命笔，顾念农事堤工，市廛民情：
瘦人愈饥肥愈饱，今年三白犹未了，
江上千山化白云，势欲出川薄天表。
楚国土宜兼南北，高稷下麦均得宝，
协风入律土膏释，且忍五日行泥潦，
既幸汉口粥场空，复愁南楼灯市少，
太空落落德怨集，安能委曲慰祈祷，
褊心独忧荆襄堤，誓殚人力俟天道，
蟋蟀太康民已偷，衣袽日戒神所保，
庶矜泽农止流亡，差免愚臣疚癃老，
……
当然，统治者的“天下为公”，其根本立足点并不是包括广大民众的真正“天下”人的根本利益，张之洞“公利却不可不讲”之下的体恤民情，其实质也不过是基于对“载舟之水亦能覆舟”的清醒把握而作出的一种明智选择。但这毕竟从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繁荣和民众的安居乐业，于道德情操也属上乘。
①《张文襄幕府纪闻·公利私利》。
②《韩非子·饰邪》。
③《岳阳楼记》。
①《张文襄幕府纪闻·清流党》。
②《论语·宪问》。
③《论语·子路》。
④《全集》，卷二百一十四，公牍二十九，《批司道会详裁减各署公费》。
⑤《全集》，卷二百零四，公牍二十五。
⑥《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
⑦《全集》，卷二百二十五，诗集二：《永咏》自注。
⑧《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⑨许编《年谱》卷三。
①《全集》，卷一百三十三，电牍十二，《致江夏、汉阳两县》。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③《刘梦得集》四。
④《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①《全集》，卷二百十七，书札四，致鹿滋轩。
②《张文襄幕府纪闻·公利私利》
③《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张幼樵。
④⑤许编《年谱》卷四、卷一。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②《全集》，卷八，奏议八。
③《全集》，卷八，奏议八。
④《全集》，卷十四，奏议十四。
⑤《全集》，卷二十，奏议二十。
⑥《全集》，卷一百六十五，电牍四十四。
⑦《全集》，卷八十五，电奏十三。
①《张文襄公治鄂记》第54页。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一，公牍三十六。
①抱冰堂现仍存武昌蛇山首义公园内。
②《全集》，卷二百零一，电牍八十。
③奥略楼于1957年因修建武汉长江大桥而拆除。
①《全集》，卷七，奏议七。
②《全集》，卷四，奏议四。
③《全集》，卷七十七，电奏五。总署来电。
④《全集》，卷一百四十一，电牍二十。
⑤吕祖谦编：《宋文鉴》卷一○二，江苏书局1886年刊本。
⑥《明夷待访录·原臣》，上海大中书局1932年版。
①《全集》，卷一，奏议一。
②《全集》，卷二二九，家书，致侄子密。
③《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谢周伯晋惠上海三白瓜时方苦热》。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湖北三得大雪微雪无数除日赋诗》。

第四节　纵横捭阖，进退有据
张之洞有儒者之风，注重德行修养，然而他又决非迂儒，其为官之道，颇精于谋略。
清末民初政论家刘禺生《世载堂杂忆》记载，张之洞入枢府后，一日，问幕僚高友唐，外间对自己有何议论。高回答道：“人皆曰岑西林（即岑春董——引者注）不学无术，袁项城（即袁世凯——引者注）不学有术，老师则有学无术。”之洞笑曰：“项城不但有术，且多术矣；予则不但无术，且不能自谓有学。”高对曰：“老成谋国，必有胜算，本从学问中来，房谋杜断，当以老师为归。”之洞莞然。②面对“房谋杜断”的赞誉之词，之洞莞然接受，可见他虽然口称“不但无术，且不能自谓有学”，但其内心，对自己之学与术，还是颇怀自信与自得的。临终之际，之洞对诸子总结平生，“学术行十之四五，治术行十之五六，心术则大中至正已”①，由此足见他对于学术、治术、心术，均有足够的自觉与深切的体会。关于学术、心术，本书另有专论，此处专论之洞的治术。
之洞不愧一代能臣，工于心计，精于权变，善于转圜。对于仕途坎坷、官场倾轧之种种机关，可谓尽得其钥。惟其如此，他才能驾驶人生之舟，于艰险莫测的宦海沉浮中，乘风破浪，直挂云帆。要而言之，之洞之治术，约有以下数端：
（一）慎独避嫌
张之洞早年人党清流，议论风发，锋芒毕露，已对朝中权贵，多有触怒。外放疆吏后，大事兴革，“务宏大，不问费多寡。爱才好客，名流文士争趋之。”②更难免遭夙怨物议。光绪十九年（1893年），大理寺卿徐致祥参劾张之洞于两广总督任内，“兴居无节，号令不时”，任用肖小，姿意挥霍。朝廷谕令刘坤一、李翰章确查具奏。刘、李据实禀报，为之洞辨诬，“并无懒见僚属，用人不公，兴居无节，苛罚滥用等情”。③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又有人奏劾之洞于暂署两江总督时，藉筹措军资办理捐借之名，于省城苏州“拦户编查，横搜大索”。
这次之洞为己申刷：臣虽为外吏，本系迂儒，深知固结民心乃可捍御外患，且到任未久，无德及人，纵无干誉之心。亦岂肯故为敛怨之事。若谓臣过于拘泥矜慎，不能猝筹巨款则诚有之，若谓肆意苛求，似与臣用意正为相反。原奏所云各节，何以讹传力讯至于如此之甚，臣实未解其故。①虽云“未解其故”，但之洞内心明白，谦恭谨微，慎独修行，乃是避除嫌疑，驳斥物议的最好方法。他在《连珠诗之六》中写道：
善饮者善醉，善骑者善坠，
隐祸由忽萌，高才以矜累，
……
得意忌再往，上人休自忲。
……
极讷该万辩，无争处常贵，
初患不可胜，不如味无味。
“诸葛一生唯谨慎”。之洞于此，亦时时警觉，未敢稍有差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瞿鸿因与庆亲王奕劻有隙，被遣放归里。两日后，之洞补任协办大学士。瞿“持躬清刻，以儒臣骤登政地，锐于任事”③，与之洞私谊甚笃。瞿鸿既获遣，返归故里湖南善化。途经夏口，欲渡江访之洞，之洞曰：“是实朋党之说也，必不可。”乃乘舟舶于江心，置酒话旧而别。①（二）“度德为进退，相时为行藏”
精于审时度势，以为进退之据；因时因地制宜，以为行事之规；灵活变通，立于不败，是之洞治术的过人之处。他在《连珠诗之十六》中，将此概括为“度德为进退，相对为行藏。”②戊戌变法时，他与维新派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并作《劝学篇》，预留后路。而一旦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缉捕康、梁，他又马上摆出与维新派势不两立的姿态。其他与维新派有瓜葛者均获咎，而他却安然无恙。庚子年间，他看准慈禧太后虽然对列强“宣战”，但骨子里根本不敢与各国对抗到底，所以才出面策划“东南互保”，拒绝出兵“勤王”，并对英国挑动长江流域“独立”的企图不予公开抵制，静观事态发展。而一旦他发现列强并不急于抛弃慈禧集团另立傀儡时，立即改变对慈禧的态度，派员向”移驾”西安的慈禧恭请圣安，并进方物，又调拨湖北枪炮厂生产的毛瑟快枪三千支，三生七口径大炮十六尊等大批军火。解赴陕西，以供“勤王”之需。对于“自立军”，在各方力量对比不明时，之洞表面听之任之，不作干预，而当北方局势趋于缓和，英国方面对自立军不再感兴趣之时，他立即以快刀斩乱麻之势，将“自立军”全部首脑人物一网打尽，迅即处决，以取悦朝廷。凡举种种，都显现出之洞干练老辣的治术，已达炉火纯青的水平。
（三）“不痴不聋不能为公”
之洞曾对僚属归纳，自己“所办之事皆非政府意中欲办之事，所用之钱皆非本省固有之钱，所用之人皆非心悦诚服之人，总之不外中庸勉强而行四字，然所办各事亦颇有竟睹成功者，真徼幸也。”①“真徼幸”是表面文字，内心对于治术精到的真得意，才是实际思想。“中庸”，本为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范畴之一。孔子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②《礼记》又加以发展，不仅以中庸为最高美德，而且以中庸作为处理万事万物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宋儒程颐、程颢解释：“不偏之为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③之洞可谓尽得“中庸”精髓。他有诗曰：
舌以柔而存，齿以刚而亡，
健顺贵兼济，祸福岂有常，
……
精金能屈伸，百炼仍无伤，
君子有卷舒，帝王有驰张。④
他以“中庸”行政：“事欲常行必先从暂行起，欲停办必先从缓办起，百事皆然，历之不爽”⑤。裁汰练军、勇营，不可“过骤”，“裁兵不裁官，裁散不裁整”，“百人裁五，限二十年而竣”①。办新教育，先从改旧书院始，“令守道之儒兼为识时之俊”②。他以“中庸”治吏：“水清者无鱼，人察者无徒”，“隋文好聪察，肘腋忘独孤，卫君辨白马，无救国为墟，王道如春台，亡国如秋茶，法烦乱愈生，徒快巧吏胥”③。他以“中庸”谏主：“高论不启蒙，强谏不悟主”，“既遇讳疾人，岂御药酒苦，强教欲觉迷，徒受按剑侮，知心一言善，戾时三策腐，”“躁隐两不佯，叩鸣视所舆。”④他甚至这样以“中庸”总结为臣之道：“不聪不明不能为王，不痴不聋不能为公”！⑤话说到这个份上，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四）“声名功德是本官的，余光治润是众人得耳”
张之洞为官一生，十分注意博取口碑，维护自己的廉正形象。无论抚晋、督粤、经营荆楚，还是入赞廷枢，他都颇得人望，“一时称贤”，⑥在民众心目中，大体保持了廉洁清正的声名。他在一封给侄子的信中，于谆谆告诫之间，相当自得地描述了自己的官风：
良民颂声载道，公事无瑕可指，虽有强宗、讼棍，彼何能为。至于绅士之十分狡很者，若自揣力不能锄去而降伏之，则亦不能不略用笼络驾驭之法，免致挠我政事。……既不恋缺，更可放手办事，专心为民，即使将钱漕赢余减去大半，亦不过与无缺等，尚落得口碑载道，万家尸祝也。……州县处处克己恤民，劣绅何从挟持煽动哉。侄能禀请减成征收，又能捐巨金办缉捕破重案，已是探骊得殊，闻之深为欣慰，勉力为之，必然与地方日臻浃洽，……须知声名功德是本官的，余光治润是众人得耳。①这一长篇自白，道出张之洞数十年为官治民的经验之谈，勾勒出他作为集儒臣与能吏于一身者，既重立功立言，更重立德的内心世界。对于这种心态，不可用“求虚名”一言以蔽之。诚如张之洞所言，为官清正所获得的“声名功德”固然属于为官者，而其功其德却造福于百姓，“余光治润是众人得耳”。这正是民众不会忘却古往今来真正给国家民族留下实绩功业的政治家的原因所在。
②见《世载堂杂忆》第54页。
①胡编《年谱》卷六。
②《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七，列传二百二十四，第12380页。
③许编《年谱》卷四，第78页。
①《全集》，卷三十七，奏议三十七，《江苏办理捐借并无抑勒片》。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
③《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七，列传二百二十四，第12382页。
①许编《年谱》卷九。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②《论语·雍也》。
③《二程遗书》卷七。
④《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连珠诗之十六。
⑤《全集》，卷二百二十，书札七，致张野秋。
①《清史稿》卷一三一，第3904页。
②《张文襄公奏稿》卷二十九。
③④⑤《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连珠诗之九，之十二，之二十六。
⑥《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七，第12382页。
①《全集》，卷二二九，家书，致侄子密。

第二章　恶公羊，兼汉宋，通经致用——张之洞的学术宗旨
起自先秦，“伦理一政治型”的中国文化便有“学治一体”的传统，将治学与从政看做由内而外的统一体。清代康熙皇帝甚得此中奥妙，他一语破的，打通道统与治统：”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道统在是，治统也在是也。”①早于张之洞半个世纪的清儒龚自珍也有类似论述：“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道也，学也，治也，则一而已矣”②。道、学、治三者之间，存在着客观的贯通关系是一回事，而从政、治学、求道者自觉地将三者统一起来，并在这几方面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则是颇不容易的另一回事。有清一代二百六十余年，真正集文治武功与文章学术于一身者，屈指可数。于晚清，更仅曾国藩、张之洞两人而已。
张之洞四岁发蒙，所师从者，皆一时硕学鸿儒。之洞本人于学业又十分勤勉，“非获解不辍，篝灯思索，每至夜分”①，八岁即读毕四书五经，十岁开始习作诗文。青少年时代神游学海，发愤攻读的经历，不仅铺垫了他厚实的学问根抵，而且陶冶了他文儒旷雅的性情。之洞晚年曾语亲故曰：“吾生性疏旷雅，不称为外吏，自愿常为京朝官，读书著述以终其身。”②但是，以出抚山西肇始，之洞却走上封疆大吏、朝廷首辅的人生之旅，颇悖于其书生意气。不过，终其一生，之洞于文章学术时时萦怀，未有一日懈怠。在晚清学术史上，张之洞以其宗旨宏达、思理淹通、学派性鲜明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①康熙：《四书讲义序》。
②《龚自珍全集·治学》。
①胡编《年谱》卷一。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第一节　力辟今文公羊说
可以毫不夸张他说，没有哪一门学问像经学这样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占有如此显赫的地位，对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产生如此深刻久远的影响。
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儒学逐渐凌驾于诸子学之上，一家独尊。儒家经书《诗》、《书》、《易》、《礼》、《春秋》，进而《论语》、《孟子》，成为只可注疏，不可评论；只可顶礼，不可怀疑的神圣经典。对于这些儒学经典的训解、阐释之学，便是经学③。经学既然是对儒经的训解、阐释，那么依据训解、阐释者的政治立场、学术素养、思维方式等等因素的千差万别.必然是人言言殊。不过，千差万别之中，又有大同小异者，于是形成若干经学流派。在经学兴起的汉代，这种流派主要区分为古文经学派与今文经学派。两派壁垒森严，相互攻汗。形成贯穿经学历史全过程的千年不息的大公案。
张之洞生活的晚清，经学的今、古文之争呈现出经学史上仅次于汉代的热烈场面。对经今古文之争，张之洞持坚定的古文经学立场，深恶痛绝今文经学。“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低之。”①他的《学术》诗批评八十年代以来盛行一时的今文经学：
理乱寻源学术乖，父仇子劫有由来，
刘郎不叹多葵麦，祇恨荆棒满路栽。②
张之洞于诗后自注：“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戊戌时期，张之洞与康有为等维新派在“忧愤同心”、“变通成法，以图久大，不泥古而薄今，力变从前积弊”方面，颇有共识，但对于康有为依本今文经学《春秋》公羊说而制定的托古改制变法理论，却大不以为然，曾当面规劝康有为放弃该说，但为笃奉今文经学的康有为所断然拒绝。之洞自己不便著文公开驳议，曾约请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为书驳难”，但未果。他还曾贿逼今文经学家廖平“著书自驳”①，廖居然应命，称今文是小统，古文是大统，张之洞为此颇为得意。
为了全面、准确地评价张之洞持古非今的经学立场，有必要简要回顾经学今、古之争的来龙去脉。
先秦时儒学与墨、道、法、名、兵、阴阳诸学并列，并未占据特别优越的地位。秦始皇行法家路线，焚书坑儒，使儒学遭受沉重打击。汉兴之初，行黄老政治，儒学也并不时兴。直至武帝刘彻时，董仲舒奏言：“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不使并进。”②武帝用其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实际上百家并未绝灭，但孔儒之学却逐渐取得学术止统地位，声势日张。武帝于建元五年（公元前一百三十六年）兴太学，置《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诸生。秦火之后，儒学先秦旧本多不存，五经博士讲授所据，均用两汉流行的文字隶书书写的经籍，故尔称为今文经学。西汉今文经学，最重《春秋公丰传》。《春秋公羊传》为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所撰，口授流传，“至汉景帝时（公羊）寿乃与齐人胡母子都（生）著于竹帛”③。《春秋公羊传》开篇第一句便讲“大一统”，正合武帝口味。今文经学着重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为“大一统”作学理论证，故“公羊”学成为一时之显学。
秦皇焚书，也有少量儒经或藏于空壁，或散佚民间，逃脱了毁灭的厄运。这些儒经用先秦的古籀文字书写，故称古文经。武帝时，古文经亦有少量传本，但未立博士，不列于学官，影响远逊于今文经。西汉未年，刘歆（？—23）向哀帝建议将古文经籍《春秋左氏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列立学官，遭到今文经学家的激烈反对。王莽立”新”朝，刘歆为其“国师”。玉莽要援引古文经《周礼》作为政治改革的依据，刘歆则借王莽的政治势力为后盾，提高古文经学的地位。平帝时，古文经学终于立博士，与今文经学分庭抗礼。东汉中叶以后，古文经学压倒今文经学，盛极一时。
与今文经学以开掘儒经的“微言”“大义”为宗旨不同，古文经学着意儒经的名物典章训诂，特别强调从文字训释人手，阐明经义。著名古文经学大师许慎（约58—约147）称“文学者，经义之本，王政之始。”①在这一根本区别之下，今古文经学分歧表现在诸多方面。
1、对孔子和五经的看法不同。今文学家以孔子为政治家、教育家，尊孔子为“素王”，即不在位之帝王。他们认为孔子手订经籍，寄托自己的政治思想，以为治国之道。古文学家却以孔子为史学家，尊孔子为先师。在他们看来，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五经只是他记录下的历史资料。
2、学术源流不同。今文经学讲究”师法”。“师法者，鲁丕所谓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法异者各令自说师法，博观其义是也”。①他们斥责古文家不溯学术之源，古文经均为刘歆伪造，“毁师法，令学士疑惑”②。古文经学则讲究“家法”。“家法者，范晔所谓专相传租，莫或讹杂，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是也。”③他们鄙薄今文学家抱守秦火之残缺。
3、学风不同。今文经学大讲阴阳灾异，谶纬迷信，学风流于空疏、荒诞。古文经学注重名物训诂，学风较为朴实平易，但往往夫于繁琐。4、两派都崇尚三代，但对其具体制度，解释各异。今文家认为三代封建分五服三等，王畿内封国，天子五年一巡狩，有太庙，无明堂，无世卿，有选举，三公为司徒、司空、司马……。古文家却认为三代封建分九服五等，王畿内不封国，天子十二年一巡狩，无太庙，有明堂，有世卿，无选举，三公为太师、太傅、太保……。
东汉未年，郑玄（127—200）以古文为学，兼采今文之说。综合今古文两派精华，自成一家之言，郑学蔚为大国，两汉今古文经学之争始告平息，但分歧依然存在，门户依然壁立。降及清代，今、古文经学之争于沉寂千余年后，重开战火。清代康雍乾三朝文网缜密，将士人逼人象牙之塔，文物考据之学得以长足发展，乾隆、嘉庆年间达于极盛。顾炎武（1613—1682）、阎若璩（1636—1704）、胡渭（1633—1740）、惠栋（1697—1758）、戴震（1723—1777）等大师辈出。与此相关连，古文经学也发展到空前高峰，“烂然如日中天矣。”①道光。咸丰以后，情况为之一变。太平天国风暴席卷半壁河山，西方列强的鸦片、大炮，撬开封闭的国门。清政府“积威日驰，人心已渐获解放，而当文恬武嬉之既极，稍有识者，咸知大乱之将至，追寻根原，归咎于学非所用”，“一时英拔之士，奋志事功，更不复以学问为重。”②脱离实际社会生活的古文经学未流受到严重冲击，而“喜以经学作政论”③的今文经学渐起衰势；勃然成风。
清代今文经学复兴的前驱人物是庄存与（1719—1788）。庄氏“从幼人塾，即以古人自期”，“研经求实用”，“笃志深邃，穷源人微，独有会心。”④庄存与最重要的著作《春秋正辞》专门发挥《春秋》“微言大义”，认为“《春秋》以辞成象，以象垂法，示天下后世圣心之极。”“《春秋》治乱必表其微，所谓札禁未然之前也，凡所书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无空文。”⑤庄存与的外孙刘逢禄（1776—1829），继承了外家“庄氏之学”。他认为《春秋》“垂法万世”⑥“将以禁暴除乱，而维封建于不敝”⑦。他说：“圣人之道，备乎五经”，而《春秋》则是“五经之管钥”，”拨乱反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如响。”⑧经过刘逢禄发扬光大，今文经学“常州学派”⑨卓然而立。道光、咸丰年间，龚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目睹社会危机日甚一曰，承接今文经学要旨，“以经学作政论”，力图振颓起衰，挽大厦之将倾。龚自珍自幼从外祖父段玉裁（1735—1815）学习《说文解字》。段玉裁是戴震的及门弟子，《说文解字》是古文经学大师许慎的代表作品。因此龚自珍古文经学素养颇深，但是，他并不为文字考据之学所囿，其殷忧国事，救治社会“痹痨”的襟怀抱负与今文经学的“经世”倾向十分吻合，因而“好今文，说经崇庄、刘”，“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低排专制”①，其议论之激烈，感情之痛切，深刻影响了一代忧国忧民之土。梁启超评价曰：“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然今文学派之开始，实自龚氏。”②魏源二十岁从刘逢禄学《春秋公羊传》，认为只有今文经学，才能“承七十子微言大义”。其“变易”思想，基本脱胎于今文经学“三统”（黑统、白统、赤统）“三世”（衰乱、升平、太平）说。他对乾嘉学派颇表不满，还攻击戴震有抄袭丑行。为晚清今文经学大张其军者，乃维新领袖康有为（1858—1927）。康氏早年亦酷好古文经《周礼》。曾写作宣扬古文经学的《政学通议》。后受今文经学家廖平（1852—1932）影响，乃尽弃其旧说，服膺今文经学，认为“传经只有一公羊”。③他著《新学伪经考》，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刘歆所以作伪之故，在佐王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他又作《孔子改制考》，力证《春秋》等儒经皆孔子为托古改制而作，“孔子之圣意，改制之大义，《公羊》所传微言之一第一义”。他论述由据乱、经升平、至太平之世的公羊三世说和大同理想，借孔子的旗号，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一经问世，立即于学术、思想界引起“大飓风”、”大喷火”、“大地震”，今文经学由此而声势大振。
张之洞稍晚于龚、魏，与康有为属同时代人。当龚、魏、康等人将清代今文经学推向高涨的时代学术潮流中①，他却恪守古文经学派的坚定立场，这与他早年问学经历有极大关系。张之洞早年所师从者，如韩超、丁诵孙、童云逵、洪次庚、吕文节等，文经学，这无疑给予之洞以决定性影响。之洞曾回忆道：
先师旌德吕文节教不佞日，欲用注疏工夫，先看《毛诗》，次及《三礼》，再及他经，其说至精，请申其义。盖《诗》、《礼》两端最切人事，义理较他经为显，训诂较他经为详，其中言名物学者能达与否较然易见，且四经皆是郑君元注，完全无阙。《诗》则毛传粹然为西汉经师遗文，更不易得。欲通古训，尤在于兹。（古人训诂乍读似觉不情，非于此冰释理顺，解经终是膈膜）。
张之洞秉承古文学派于五经中推重《诗》、《礼》的一贯传统。他认为治经次第，当以《诗》、《礼》为先。“《诗》、《礼》兼明，他经方可著手”。因此，”治《诗》、《礼》可不兼三经，治三经必涉《诗》、《礼》”②。对于今文经学推崇备至的《春秋公羊传》，张之洞持鲜明的否定态度。他认为“《春秋》乃圣人治世大权，微文隐义，本非同家人言语。”“学者于《春秋》，若谓事事能得圣心，谈何容易。”③对于西汉今文经学的开山董仲舒，之洞批评其“洽《公羊》多墨守后师之说，几陷大愚之诛。”④又说”公羊家师说虽多，未流颇涉傅会，何（何休——引注）注又复奥朴。”⑤对于今文经学之未流谶纬说，之洞更予以猛烈抨击：
汉兴之初，曲学阿世以冀立学，哀、平之际。造谶益纬以媚巨奸，于是非常可怪之论益多，如“文王受命”、“孔子称王”之类。此非七十子之说，乃秦汉经之说也，而说《公羊春秋》者为尤甚。……假如近儒《公羊》之说，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喜也。⑥张之洞依据古文经学《春秋左氏传》，驳斥《春秋公羊传》“大义悖谬”，“文义乖舛”。其《驳公羊大义悖谬者十四事）①曰：
一、隐元年春王正月，左于传文加周，文义自明（犹言王制之正月，周正之正月），而尊王之义大著。公羊以王为文王，乃用纬书文王改元受命之说，遂为后世俗逆悖乱之祸首。
一、公羊以卖君之祭仲为知权合道（左记祭仲事皆有讥鄙之辞，但记时人之语以智免而已）。
一、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公羊谓辄可拒父（左不取卫辄及孔俚）。
一、公羊贤鸟兽行之齐襄，坿会以为复九世之雠（左不取齐襄）。
一、朱、黑肱以滥来奔，左斥为叛，斥为贱。公羊奖妻嫂之权术以为贤者，奖叛国之黑肱，以为宜有地。
一、昭五年舍中军，鲁遂亡矣。左以为卑公室（又极言叔孙婼不欲毁，乃深恶之也），公羊以为复古。
一、昭公攻季氏，被逐，公羊记其事曰，昭公将弑季氏，又曰吾欲弑之，终弑之，怪悖可骇。齐侯唁公于野井，公羊述其应对之辞，未缀孔子日，其礼与其辞足以观矣。国君奔亡，孔子痛愤之不暇，而赏其仪节辞令乎！不惟无君，抑且诬圣（左深恶，意如闵昭公之失国而讥昭公之习仪）。
一，公羊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襄三十年，葬蔡景公，公羊说之曰，君子辞也。何休解日，恕蔡般。公羊惨激至矣，何独曲恕一弑君弑父之蔡般乎（左元传）。
一、逢丑父免君于难，左褒之，公羊非之，董仲舒又力衍其说。
一、宋襄公泓之战，愚妄沽名，丧师伤身，左极讥之，公羊以为文王之战，不是过。
一、晋人围郊（昭二十三年）乃会王师讨王子朝，公羊乃以晋为伐天子（子朝居王城在西，王居成周在东，郊在西，为子朝所得，故晋攻之。公羊不考事实，不明地理）。
成周宣榭火，左日人火之也。公羊所见经学作灾说之，日新周也。邪逆之徒遂傅会为春秋当新王之说（孔巽轩、陈东塾虽力为公羊解免，然周公时已有成周之名，何得为新。实公羊好怪妄说作诵也）。
一、吴顿胡沈蔡陈许雞父之战（昭二十三年）。公羊谓不使吴主中国，亦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亦新夷狄也。狂怪骇人，是为今日逆乱之徒所祖。
一、澶渊之会（襄三十年）为宋灾，故公羊谓卿而书人，贬卿不得忧诸侯。不思春秋卿大夫交会，忧诸侯之事甚多，未尝皆贬，胡乃于救灾贬之（左谓谋归宋财，既而无归，卿不书信也。公羊谓财愎矣）。
其《驳公羊文义最乖舛者十三事》①曰：
一、误以隐公之母君卒为周尹氏，遂误以桓公之母夫人子氏薨为隐母声子，以致仲子之薨不见于经。一突有考仲子之宫之事，二隐母称夫人，自与桓以母贵之说矛盾。
一、高偃纳北燕伯于阳，公羊臆改为公子阳生（公羊本经昭三年有北燕伯款奔齐一条，不考）。
一、桓二年，会于稷，以成宋乱成平也。公羊见下有取郜鼎之文，因读为助成之成，不以下取鼎为大恶，而以会稷为大恶，此误解字义所致。
一、甲戌已丑，陈侯鲍卒，公丰谓甲戌亡，己丑死，难遍（左谓再赴为通）。
一、邓侯吾离来朝。误以为邓灭，故名。不知其时邓未为楚灭。
一、齐仲孙湫来，讹为庆父，鲁人何为冠以齐。
一、左氏葬我小君敬赢，公羊经学以音近，讹为顷熊，遂造为娶楚女之事。
一、齐人执单伯.又执子叔姬。公羊不知其事实，见男女拉彼执，造为单伯与子叔姬道淫，可谓出辞鄙倍。
一、归于为罪未定，归之于为罪己定，不知其义。
一、赤归于曹，郭公。公丰误读为一句，谓郭公归于曹，不辞。且寓公又何得言归。
一、卫石恶与会，释之日恶人在此矣。如此说经意，真何解颐也。
一、公羊自云名从主人，乃于仲孙何忌作仲孙忌.魏曼多作魏多，不以为脱文，而以为讥二名。
一、全经王正月，公羊皆以王字绝句（公、谷两家后师说春王两字怪谬百出皆由此起）。至黜周王鲁文成致麟等类，乃公羊后师之谬说，其何劭公创造坿益者尤多，姑不具沦，此外迂曲刻深不合于理者，不可胜计，已为郑君所驳，杜征南所纠，乃后儒所不取者，亦不具论。
以上可见，之洞对今文《春秋公羊传》的批评，虽然言词极为尖刻，然从学理上考究，亦具有缜密笃实的特点。这既得力于先师的训诲，本人的攻读，也与他的性格、学风相关。辜鸿铭评骘之洞：“张文襄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①之洞对于公羊学的批评，恰证辜言之不诬。
晚清今文经学不同于西汉董、何之学及清中叶庄、刘之学的重要区别，在于龚、魏、康等人并非纯然的学问家，而是呼唤风雷的社会改革家（当然龚、魏与康又有程度不同）。因而晚清令文经学又具有大不同于董、何之学及庄、刘之学的“经世”特色。龚自珍主张“不必泥乎经史”，而要“通乎当世之务”以“救裨当世”②康有力更明白申言取公羊三世说的真用心：“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①，因而他在阐发引申经义时，“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②而之洞反对今文经学，也基本上是立足于学术本身，对于龚、魏、康等人的“经世”倾向，则并无微词，而且他本人也是学术应经世以致用的积极倡导者③。他尤不满于龚，康等人的，在于其“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④的学风⑤，这正是占文经学派“我注六经”式“朴学”风格的典型反映。有人曾向梁启超问及张之洞为何反对“孔子改制”说，梁答曰：“学派不合”⑥。梁所称“学派”，即今、古文经学派，而非维新派、洋务派之谓也。
③经学研解的对象，起初仅为《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后来经历代不断增列，由唐代九经、十二经，到宋代，衍为十二经，即《诗》、《书》、《易》、《周礼》、《仪札》、《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七、诗集四。
①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二，中华书局1954年版。
②《汉书·董仲舒传》。
③[唐]徐彦：《公羊传疏》引戴宏《序》。
①许慎：《说文解字·序》，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①③马宗霍：《中国经学史》第38页，上海书店1984年版。
②公孙禄斥刘歆语，见《汉书·王莽传》。
①②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一，二十，二十二。
④庄勇成：《少宗伯养恬兄传》.见《毗陵庄氏族谱》。
⑤庄存与：《春秋正辞·春秋要指》。
⑥《释内事例》，见《刘礼部集》卷四。
⑦《释内事例》，见《刘礼部集》卷三。
⑧《春秋公羊释例序》。
⑨庄、刘隶籍江苏常州，故得名。
①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二。
①见《全集》，卷二百十一，《读经札记》二，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①《全集》，卷二百十一，读经札记二。着重号为经引者所加。
①《张文襄幕府纪闻·翩翩佳公子》。
②《龚自珍全集》第114页。
①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第267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二。
③关于此，本章有专节讨论，此处从略。
④梁启超：《康有为传》第九章《人物及其价值》。
⑤梁启超对龚、康也有类似批评，他评龚”浅薄”.病康“武断”，语见《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二，二十三。
⑥《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

第二节“汉学，学也；宋学，亦学也”
中华学术史上，与今、古文经学之争同样影响深远的又一公案，是汉学与宋学的壁垒对峙，相互消长。
汉学，即以古文经学为代表的汉儒考据训诂之学。汉代古文经学家治学多从文字训诂人手，前推《尔雅》，后重《说文解字》，通过对字形、字音、字义的训释和名物制度的考据，求得儒学经籍之“甚解”，学风质朴无华，故又称“朴学”，但亦往往病于烦琐支离。汉学时兴于两汉，其学风流播后世，不绝于缕，成为中华学术的主要派别之一。两汉以后，历代皆有重考证、尚质朴之治学者，他们便是汉学传人。
宋学，即以理学为代表的宋儒性命义理之学。“宋儒之学、派衍支分，不可弹述。有讲术数者，有务事功者，有以礼制为主者，有兼治乐律者”①，其共同特色，则在阐释义理，兼及性命。宋学不满汉学，称“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唯知训诂章句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乎性命道德之归。”②宋学家”沟通佛、老，以治儒书，发前人之所未发，遂别成为一时代之学术。”③宋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抛弃汉儒治学传统，以理学观点注释儒家经典，重在发挥义理，而不在名物训诂上多用功夫，其学之长是精微博大，“象盖房屋那样，它们搭起来的是更细密的间架，更深邃的殿堂”④，但其流弊则在虚妄空疏。宋学在宋元明各代地位极尊，治学者翕然从风，宋学遂成学坛主潮。
降及清代，“汉学”又呈复兴态势。究其原由，则在宋学自身。宋学”尽桃汉、唐诸儒，而自以为直接孔门的心传”⑤。“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学脈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未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材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①顾炎武、胡渭、阎若璩等起而矫理学家“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病，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教学者脱宋明儒羁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经。”②但是，清统治者充分利用理学维系纲常名教的理论功能，以朱熹配享孔庙，以朱注《四书》作为科举取士的圭泉。在“汉学”复兴的强劲冲击下，宋学以其七百年间形成的传统优势，仍雄踞学坛正宗地位。综观有清一代学坛，“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底，讲学者以浅陋者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以服宋儒也。”③张之洞研习古文经学出身，于汉学自有心得。但他于宋学，也未予排斥。清代以朱注“四书”为科场试帖之本，故凡科举出身者，于宋学必然熟稔。清代古文经学大师如惠栋、戴震、段玉裁等，亦未曾偏废宋学。汉宋之学于互争雄长之中，又呈综合之势，成为清代学术有别于元、明时代的“宋学”一统天下。尤其是到张之洞生活的晚清，西方文化学术渗人，太平天国激起“名教奇变”，“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④，为了挽救纲常名教于沦丧之中，清朝统治者也要求士子兼采汉、宋。而张之洞与曾国藩，分别是汉学出身和宋学出身，二者殊途同归，走上兼采汉宋之路，实践了《四库总目》所倡导的“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怯而公理出。”①曾国藩本“一宗宋儒”②，他曾讥贬乾嘉汉学为“一种破碎之学，辨物析名，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千万言，繁称杂引.游衍而不得所归。”③但是，他于壮年以后，又转变态度，“余于道光未年，始好高邮王氏父子（清代古文经学家王念孙、王引之一引者注）”④，对汉学发生好感。他说：
“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洋，博稽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赅，源流毕贯，虽极之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
他研读汉学家江永（1681—1762），秦蕙田（1702—1764）等考证古代礼制的著作《礼经纲目》、《五礼通考》等，赞其“自天文、地理，军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综九流，细破无内，国藩私独宗之”。⑥他还训导儿子纪泽，治学务悉汉学门径：
“学问之途，自汉至唐，风气略同；自宋至明，风气略同：国朝又自成一种风气。不顾顾、阎、戴、江、钱、秦、段、王数人，而风气所扇，群彦云兴。尔有志读书，不必别标汉学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窥数君子之门径。”①曾国藩由“一宗宋儒”而“汉宋兼容”，其动因既有学术方面的，即汉、宋之学确实互有短长；更有政治方面的。面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对礼教纲常的猛烈攻击，曾国藩惊呼“此岂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痛哭于九原”②。两千年中国宗法专制政治，以“礼”为行为、道德规范。“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③，“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④孔子因此主张对黎民百姓“导之以德”的同时，还要“齐之以礼”⑤。在对“礼”的研究、考证方面，汉学家穷精竭虑，成就远在宋学家之上。因此当礼教纲常受到严重威胁之时，宏扬汉学，便成为清儒的急迫使命。正是基于此点考虑，曾国藩提出推本礼教，“以通汉、宋二家之结”。⑥同是兼综汉、宋，曾国藩是以宋学为本，张之洞则是以汉学为本。曾国藩多从政治需要着眼，而张之洞则多从学术本身考虑。张之洞将汉学视为学术之本，他说：
汉学者何，汉人注经讲经之说是也。经是汉人所传，注是汉人创作，义有师承，语有根据，去古最近，多见古书，能识古学通古语，故必须以汉学为本而推阐之，乃能有合。以后诸儒传注，其义理精粹足以补正汉人者不少。要之宋人皆熟读注疏之人，故能推阐发明。傥不知本源，即读宋儒书，亦不解也。他着意强调汉学的训诂考证在推明经典原意上的重要作用：
汉学所要者二，一音读训诂，一考据事实。音训明方知此字为何语，考据确方知此物为何物，此事为何事，此人为何人，然后知圣贤此言是何意义。不然空谈臆说，望文生义，即或有理，亦所谓郢书燕说耳，与经旨元舆也。张之洞认为，一切学问，皆以通经为根抵，而通经又必须以小学（即汉儒音韵训诂之学）为根柢，他说：
凡学之根柢，必在经史。读群书之根柢在通经。读史之根柢亦在通经。通经之根柢在通小学，此万古不废之理也。不通小学，其解经皆燕说也；不通经学，其读史不能读表、志也：不通经史，其词章之训诂多不安，事实多不审，虽富于词，必俭于理。故凡为士必知经学、小学，综此两端，其在笃嗜神悟，欲以此名家著述者，终身由之而不尽。①另一方面，之洞对于宋明义理之学，也不一概排斥，尤其对于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之学，更表崇敬之情：
四书朱注最精最显，澄怀观之，何语不憭。……世断无通经博览之人而不能解朱注者。四书一编，为群经之纲维，万理之渊海。宋儒以后理学家书，推明性理，洵发前代未发，然理无尽藏，师无定法，涯矣难穷，其高深徽眇，下学未能猝解。朱子《近思录》一书，言约而达，理深而切，有益身心，高下威宜，所宜人置一编。③如果说曾国藩于“兼综汉宋”仍有所保留，态度较为暧昧，主张“不必别标汉学之名目”，那么张之洞则公开揭橥破除门户之见，综采两家之长的标帜：
近世学者，多生门户之弊。奈何曰学术有门径，学人无党援。汉学，学也；宋学，亦学也。经济词章以下，皆学也。不必嗜甘而忌辛也。大要读书宗汉学，制行宗宋学。汉学岂无所失，然宗之则空疏蔑古之弊除矣。宋学非无所病，然宗之则可以寡过矣。至其所短，前人攻之，我心知之。学人贵通，其沦事理也，贵心安。争之而于己无益，排之而究不能胜，不如其已也。……使者于两家有所慕而无所党，不惟汉、宋两家不偏废，其余一切学术，亦不可废。
张之洞批评们于汉来之一隅者都未能探获“圣人之道”，他指出：
近代学人，大率两途。好读书者宗汉学，讲治心者宗宋学。逐未忘源，遂相诟病，大为恶习。夫圣人之道，读书治心，宜无偏废，理取相资。诋諆求胜，未为通儒。甚者或言必许、郑，或自命程、朱，夷考其行，则号为汉学者，不免为贪鄙邪刻之徒，号为宋学者，徒便其庸劣巧诈之计。是则无论汉宋，虽学何为。要之学以躬行实践为主。汉宋两门，皆期于有品有用。使行谊不修，涖官无用，楚固失矣，齐亦未为得也。若夫欺世自欺之人，为汉儒之奴隶而实不能通其义，为宋儒之佞臣而并未尝读其书，尤为大谬，无足深责者矣。①他认为合理的学术态度是兼采汉学的认真读书和宋学的深入穷理：
愚性恶闻人诋宋学，亦恶闻人诋汉学。意谓好学者即是佳士，无论真汉学未尝不穷理，真宋学亦未尝不读书。即使偏胜，要是诵法圣贤，各适其用，岂不胜于不学者。乃近人著书，入主出奴，互相丑诋，一若有大不得己者，而于不学者则绝不訾议，是诚何心，良可怪也。（近年士人既嫌汉学读书太苦，又嫌宋学律身太拘，五经几于废阁，名文亦嫌披览，但患其不学耳，何暇虑及学之流弊哉。）
张之洞兼综汉宋，从其学术根本上检讨，在于他对本原的孔门之学的全面理解。“先王设教，孔门授学，自当本末兼赅，道器竝著，岂有但详学僮仪节之文，五礼名物之制，而于身心治道绝不容一语及之者。”③他认为，“浅陋之讲章，腐败之时文，禅寂之性理，杂博之考据，浮诞之词章，非孔门之学也。”“孔门之学，博文而约礼，温故而知新，参天而尽物。孔门之政，尊尊而亲亲，先富而后教，有文而备武，因时而制宜。孔子集千圣，等百王，参天地，赞化育，岂迂陋无用之老儒，如盗跖所讥，墨翟所非者哉！”①之洞兼综汉宋，归根结柢是要将二者统一到本原的孔门之学的真正精义上来。“窃惟诸经之义其有遇曲难通纷歧莫定者，当以《论语》、《盂子》折衷之。《论》《孟》文约意显，又群经之权衡矣。”②由于之洞学术的根本立足点在本原的孔儒之学，故尔不仅能对孔儒之学内部的汉、宋学派兼容并纳，而且对于先秦诸子之学，也从补直、印证孔儒之学的意义上发掘其价值。
在学术宗旨方面，之洞出于纯正孔儒之学的立场，对于先秦诸子，包括一般人认为虽然主张礼法兼治、王霸并用，但仍不失为“八儒”之一的荀子，都持严格批评态度。他说：
《老子》尚无事则以礼为乱首，主守雌则以强为死徒，任自然则以有忠臣为乱国。《庄子》齐尧桀，黜聪明，谓凡之亡不足以为亡，楚之存不足以为存（此不得以寓言为解）。《列子·杨朱篇》惟纵嗜欲不顾毁誉。《管子》谓惠者民之仇雠，法者民之父母，其书羼杂伪托最多，故兼有道、法、名、农、阴阳、纵横之说。《墨子》除《兼爱》已见斥于《孟子》外，其《非儒》.《公孟》两篇，至为狂悍，《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乃是名家清言，虽略有算学、重学、光学之理，残不可读，无裨致用。《荀子》虽名为儒家，而非十二子，倡性恶，法后王，杀《诗》、《书》，一传之后，即为世道经籍之祸。申不害专用术，论卑行鄙，教人主以不诚。韩非用申之术，兼商之法，惨刻无理，教人主以不任人，不务德。商鞅暴横，尽废孝弟仁义，无足论矣。此外若《吕览》多存古事，大致近儒。《晏子》兼通儒墨，瑕瑜互见。《战国策》考见世变，势不能废。《孙》、《吴）、《尉镣》，兵家专门，尚不害道。尹文、慎到、鹖冠、尸佼，可采无多。至于公孙龙巧言无实，鬼谷阴贼可鄙，皆不足观。……大抵诸家纰缪易见，学者或爱其文采，或节取一义，苟非天资乖险，鲜有事事则傚实见施行者。
对于《老子》，之洞尤其深恶痛绝：
独《老子》见道颇深，功用较博，而开后世君臣苟安误国之风，致陋儒空疏废学之弊，启猾吏巧士挟诈营私软媚无耻之习，其害亦为最巨，功在西汉之初，而病发于二千年之后，是养成顽纯积弱不能自振之中华者，老氏之学为之也。
但是，从学术资料着眼，从诠释、补充儒学的需要出发，张之洞又十分强调先秦诸子之学的珍贵价值。他认为：
子有益于经者三。一证佐事实，一证补诸经伪文佚文，一兼通古训古音。然此为周秦诸子言也，汉魏亦颇有之，至其义理，虽不免偏驳，亦多有合于经义、可相发明者，宜辨其真伪，别其瑜瑕，斯可矣。唐以后子部书最杂，不可同年而语。诸子道术不同，体制各别，然读之亦有法。首在先求训诂，务使碻实可解，切不可空论其文，臆度其理。即如庄子寓言，谓其事多乌有耳，至其文字名物，仍是凿凿可解，文从字顺，岂有著书传后，故令其语在可晓不可晓之间者乎？以经学家实事求是之法读子，其益无限。大抵天地间人情物理，下至猥琐纤末之事，经史所不能尽者，子部无不有之，其趣妙处，较之经史尤易引人入胜。故不读子，不知瓦砾糠粃比无非至道，不读子，不知文章之面目变化百出，莫可端倪也。（今人学古文以为古文，唐宋巨公学诸子以为古文，此古文家秘奥。）此其益人又有在于表里经史之外者矣。
显而易见，张之洞这里所论诸子典籍的学术价值，不惟纠正了当时腐儒排拒诸子之陋见，且于后世治学者，亦有所启迪。清末诸子学的发达，正是对张之洞“读子为通经”说的阐扬和展拓。
①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第50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
②朱熹语，转引自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第179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
③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卷，第20页。
④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上卷，第20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⑤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第178页。
①《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
③《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
④曾国藩：《讨粤匪檄》，见《曾文正公全集》，上海国学整理社1948年版。
①《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
②《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十，《复颖州府夏教谕书》。
③《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一，《朱慎南遗书序》。
④《谕纪泽》，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
⑤《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三，《复夏弢甫》。
⑥《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一，《孙芝房刍议序》。
①《谕纪泽》，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一日。顾，顾炎武；阎，阎若璩；戴，戴震；江，江水；钱、钱大昕；秦、秦惠田；段，段玉裁：王、王念孙；皆清代著名汉学家。
②《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讨粤匪檄》。
③《左传》隐公十一年。
④《荀子·礼论》。
⑤《论语·为政》。
⑥《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三，《复夏弢甫》。
①《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言第二，宜讲汉学。
②《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学第二，宜讲汉学。
①《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创建尊经书院记》。
②《全集》，卷二百零五，《輶轩语》二，忌墨守高头讲章。
③《全集》，《輶轩语》一，语学第二，宋学书宜读《近思录》。
①《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创建尊经书院记》。
①《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学第二，为学忌分门户。
②《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学第二，为学忌分门户。
③《全集》，卷二百十一，读经札记二，汪拔贡述学，案语。
①《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
②《劝学篇·内篇·宗经第五》。
①《劝学篇·内篇·宗经第五》。
②《劝学篇·内篇·宗经第五》。
①《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学第二，读子为通经，读子宜求训诂看注。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第三节“经世”、“务实”学风
倡一‘实’字而盛，以不能贯彻一‘实’字而衰，自业自得，因其所矣。”①张之洞的学风，亦大受时代熏染，以经世、务实力其特色。
孔儒之学素有“经世”传统。经世，即治世。孔子一生栖栖皇皇，为的是按照周礼的模式匡救时弊，以成大治。他的全部学术活动，均服从于这一终极目的。“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②从根本上看，孔子并非深研宇宙本体的哲人，也非亟亟于名物训诂的学者，而是全身心地考察伦理一政治问题，修己以治世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广为收徒授学，号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也不是为了培养徒托空论、不切实际的学究冬烘，而是为了造就经邦治国的栋梁之材。他明确告诫弟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亦奚以为？”③儒学“经世”，又以“内圣”与“外王”的统一为其完美体现。“内圣”，是讲求主观伦理道德修养。在此基础上，达礼治，行仁政，以求天下大同，这便是“外王”。在孔子那里，“内圣”与“外王”本浑然一体。其后孟轲侧重于“内圣”之学，荀况侧重于”外王”之学，儒学“经世”走向，遂生歧义。
汉代以后，儒学取得学坛正宗地位，其“经世”功能得以充分发挥。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正是儒学“经世”传统及其社会实践的生动概括。
宋、元、明三代，正宗儒学以“理学”形态行世。理学家讲究“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传，大谈道、无极、太极、阴阳、五行、性命、善恶、诚、德、仁义礼智信、鬼神、死生、无为、无欲等等。由于“子不语怪、力、乱、神”①，孔子高足子贡所“不可得而闻”的有关“性与天道”的高深哲理，成为理学家们全力探究的中心问题。理学极大地发展了思盂学派的“内圣”之学，使之哲理化、精微化，理论形态臻于烂熟。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理学将学术重心转入对人心、人性、人欲的主观世界的探究，使儒学由孔、盂时代的伦理一政治学演变成道德哲学，从而严重削弱了原始儒学“内圣”落实于“外王”的“经世”功能，正如梁启超所论：
道学派别虽然不少，但有一共同之点，是想把儒家言建设在形而上学——即玄学的基础之上。原来儒家开宗的孔子不大喜欢说什么“性与天道”，只是想从日用行为极平实处陶养成理想的人格，但到了佛法输入以后，一半由儒家的自卫，一半由时代人心的要求，总觉得把孔门学说找补些玄学的作料才能满足。于是从“七十子后学者所记”的《礼记》里头抬出《大学》、《中庸》两篇出来，再加上含有神秘性的《易经》作为根据，来和印度思想对抗。“道学”最主要的精神，实在于此。所以在“道学”总旗帜底下，虽然有吕伯恭、朱晦庵、陈龙川各派，不专以谈玄为主，然而大势所趋，总是倾向到明心见性一路，结果自然要像陆子静、王阳明的讲法，才能彻底的成一片段。①宋学以陆（九渊）、王（守仁）心学为其终结，正是这种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绝好表征。明亡于清，士人于学术方面查寻祸根，自然归罪于宋明之学的空疏玄妄。清初学者李塨（1659—1733）指斥道学先生：
高者谈性天，撰语录，卑者疲精死神于举业，不惟圣道之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罔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中国嚼笔吮毫之一日，即外夷秣马厉兵之一日，卒之盗贼烽起，大命遂倾，而天乃以二帝三王相传之天下授之塞外。
早于李塨的顾炎武亦尖锐抨击宋明儒“清谈孔孟”：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未。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日一贯，日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实学。股肱情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以此为契机，清儒拨其乱而反之正，于学术上倡导“经世”、“务实”，开出一代新风。有清一朝，执学界牛耳的人物，无论是宗古文经学的的顾炎武、惠栋、戴震，还是宗今文经学的庄存与、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虽然其学术门户壁立，但于“经世致用”宗旨方面，却息息相通。儒学的“内圣”与“外王”两翼，经过千余年的分道扬镳，至清重归合流。顾炎武于此论道：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程晋芳亦说：
夫古人为学者以治其身心而从应天下国家之事，故处则为大儒，出则为大臣，未有剖事与心为二，剖学与行为二者也。
张之洞本宗孔儒，又生当“经世”、“务实”之风笼罩学坛之晚清，故“通经致用”被其视作圭臬。他曾反复申言：“一切学术，……要其终也，归于有用。”②通经当用韩愈“提要钩元之法”，务以“切用”为“要指”③。“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他比喻道：
书尤谷也，种获春揄，炊之成饭，住以庶羞，食之而饱，肌肤充悦，筋骸强固，此谷之效也。若终岁勤动，仆仆田间，劳劳爨下，并不一尝其味，莳谷何为。近人往往以读书明理判为两事，通经致用视为迂谈。浅者为科举，博洽者著述，取名耳，与己元舆也，于世无舆也，亦犹之获而弗食，食而弗肥也。随时读书，随时穷理，心地清明，人品自然正直，从此贯通古今，推求人事，果能平日讲求，无论才识长短，筮仕登朝，大小必有实用。《易》大畜之象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多识，畜德，事本相因。若读书者既不明理，又复无用，则不劳读书矣。④张之洞鄙薄那些“不知时务”，不切“经济”的士人为“陋儒”：
扶持世教，利国利民，正是士人分所应为。宋范文正、明孙文正，并皆身为诸生，志在天下。国家养士，岂仅望其能作文字乎。通晓经术，明于大义，博考史传，周悉利病，此为根抵。尤宜讨论本朝掌故，明悉当时事势，方为切实经济。盖不读书者为俗吏；见近不见远，不知时务者为陋儒。可言不可行，即有大言正论，皆蹈唐吏所讥高而不切之病。
为纠此之弊，张之洞倡导“读书宜读有用之书”。他解释道：
有用者何？可用以考古；可用以经世；可用以治身心三等。唐人崇上词章，多撰璅碎虚诞无理之书。宋人笔墨繁冗，公私文字多以空论衍成长篇，著书亦然。明人好作应酬文字，喜谈赏鉴清供，又好蓝本陈编，改换敷衍，便成著作，以故累车连屋，眩人耳目，耗人精神，不能专意要籍。唐以后书，除史部各有所用外，其余陈陈相因之经注，无关要道之谱录，庸猥应酬之诗文集，皆宜屏绝廓清，庶几得有日力，以读有用之书耳。
之洞认为，“孔孟之时，经籍无多，人执一业，可以成名，官习一事，可以致用，故其博易也。今日四部之书汗牛充栋，老死不能遍观而尽识”。②为避免士子于浩如烟海的典籍面前茫然无措，虚掷年华，之洞又提出研习各类学问的“易简”、“切用”之策：
一、经学贵通大义。切于治身心治天下者谓之大义。凡大义必明白平易，若荒唐险怪者乃异端，非大义也。《易》之大义，阴阳消长；《书》之大义，知人安民；《诗》之大义，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春秋》大义，明王道，诛乱贼；《礼》之大义，亲亲，尊尊，贤贤；《周礼》大义，治国治官治民三事相维。
一、史学考治乱典制。史学切用之大端有二：一事实，一典制。事实择其治乱大端有关今日鉴戒者考之，无关者置之。典制择其考见世变可资今日取法者考之，无所取者略之。
一、诸子知取舍。可以证发经义者，及别出新理而不悖经义者取之，显悖孔孟者弃之。
一、理学看学案。惟读学案可以兼考学行，甄综流派。
一、词章读有实事者。当于史传及专集总集中择其叙事述理之文读之，其他姑置不读。
一、政治书读近今者。政治以本朝为要，百年以内政事，五十年以内奏议，尤为切用。
一、地理考今日有用者。考地理必有图，以今图为主，古图备考。此为中学地理言。若地球全形，外洋诸国，亦须知其方域广狭，程途远近，都会海口，寒暖险易，贫富强弱。重在俄、法、德、英、日本、美六国，其余可缓。
一、算学各随所习之事学之。一切格致制造，莫不有算，各视所业何学即习何学之算，取足应用而止。如是则得实用而有涯涘。
一、小学但通大旨大例。惟百年以来，讲《说文》者终身钻研，汩没不反，亦是一病。要之止须通其大旨大例，即可应用大旨大例者解六书之区分，通古今韵之隔阂，识古籀篆之源委，知以声类求义类之枢纽，晓部首五百四十字之义例。至名物无关大用，说解间有难明，义例倡有抵牾，则缺之不论。①综上所述，张之洞对林林总总的各门学术有一个毫不含糊的取舍标准，这便是是否“切用”、“实用”。这里所谓的“用”，便是传统的经世致用之“用”。“取足应用而止”，是张之洞提倡学术的边界线，超越了经世致用界线的学问，则当“止”。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泰西哲学被视作“不经之论”遭到排斥，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被视作”不急之务”受到冷落。西方技术知识，因切实用，则备受青睐，然而因其与哲学基础、理论科学相割裂，并不能完整、深刻地被急于求成者所掌握。张之洞的这种以“切用”为旨趣的学术路线，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实用理性的典型表现。
从农业一宗法社会生发出来的实用观念，是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得以生成的思想根源，在近代则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提供了接纳新知（符合“经世致用”需要的新知）的可能，近代中国人正是在“经世实学”的旗帜下接受两洋技艺并迸而创立新学的；另一方面，又局限着新文化全方位的发展。现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成就，凡属突破经世致用轨范的，便遇到强劲阻力。张之洞在这两个方面都发挥了引人注目的作用。
张之洞并非专门的学问家，而是有学养并且终生关切学术的政治活动家。大凡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家往往喜作纵横谈，天文地理、古往今来无所不论。张之洞正是此类论者。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当然是他研讨的范围，因本书另辟专章，此不赘述；仅就较纯粹的学术而言，张之洞论及的方面就相当广阔，经史、诗文、词章、训诂、版本、目录诸多领域均有涉猎。就论学的范围之广而言，张之洞颇类似梁启超。这位以淹博著称的粱任公的可爱处之一，便是勇于解剖自己，他曾说：“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时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①张之洞虽然未能象梁启超那样坦率承认，而实际上，他论学也有“入焉而不深”的芜杂之弊，但其可取之处，则在务求平实，切济时用。
对于文学，张之洞在“文”与”质”的关系问题上，偏重于“质”。他认为，“文学之道，先贵诚笃。”之洞厌恶文风轻浮者，他批评“世有聪明浮薄之人，能作浅薄诗数首，略记僻冷书数语，便兀奡放荡，乖僻不情，自命为才子名士，不惟见笑大方，一染此种气习，终身不可人道。”①之洞平生“最恶六朝文字，谓南北朝乃兵戈分裂，道丧文敝之世，效之何为。凡文章本无根抵，词华而号称六朝骈体，以纤仄拗涩字句强凑成篇者，必黜之。”“谓此辈诡异险怪，欺世乱俗，习为愁惨之象，举世无宁字矣”②他在《连珠诗》中写道：
凡百文学科，积理为根核。
衷圣义乃高，广纳言乃恢。
古今归一贯，雅郑慎别裁。
左氏肇经传，千篇搜帝魁。
班生擅史法，九流综兰台。
能漱六艺润，始起八代衰。
勃如芝菌生，浩如江河来。
文笔且犹然，何况著述才。
玄言王弼谬，卖饼公羊哀。
逃虚诗喻禅，破道文类俳。
陋乃理之贼，碎乃文之灾。
吾闻南华经，风积必待培。①
张之洞强调“中国文章不可不讲”，“文以载道，此语极精。”“中国之道具于经史，经史文辞古雅，浅学不解，自然不观，若不讲文章，经史不废而自废。”②他卓有见解地提出，“多读经、子、史乃能工文，但读集不能工文也。”③他主张文章应“有意、有词，有气，有势，有声，有色”，“通乎上下，意笔为先”。④文体不同，要求亦随之而异。“古文之要曰实，骈文之要曰雅。实由于有事，雅由于有理。散文多虚字，故尤患事不足。骈文多词华，故尤患理不足，各免偏枯，斯为尽美。”⑤至于时文，则宜“清、真、雅、正”⑥。无论何种文体，均应“先求法变可观，再议神明变化。”⑦张之洞于诗亦多有论述。他认为：“有理、有情、有事，三者俱备，乃能有味。诗至有味，乃臻极品。数语虽约，颇能赅括前人众论学诗者。”⑧诗家所忌，因体而殊。“五古忌散缓垛积，七古忌空廓平直，五七律忌枝节饤饾，绝句忌剽滑。各体之通忌，曰言外无余味。”⑨对于试律诗，之洞提出“宜工（不率）、切（不泛）.庄（不佻）、雅（不腐）”四条标准。在诗学理论方面，之洞不赞成钟惺、谭元春、袁枚等人所倡导的好孤峭、主性灵之说，而认为“体制必当学古，惟在有意耳。”他批评”明钟、谭诋七子，近人主性灵，变本加厉，尤非。”①以此为据，在诗家评骘上，之洞极度推崇深沉凝重、辞警意丰的杜（甫）诗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白（居易）诗。他赞杜诗曰：
稷契寻常便许身，忽侪孔跖等埃尘。
虽高不切轻言语，论定文人有史臣。
又赞白诗曰：
海图题咏见忧思，浪搅天吴悔己迟。
亦有刑天精卫句，千秋独诵白家诗。②
另一方面，之洞又贬抑风格险怪、词句苦涩的李（贺）诗和贾（岛）诗：“李昌谷诗乃零句凑合者，见之本传，贾长江诗乃散联足成者，见之唐诗纪事。岂特去诗教太远，古来大家直无此作法，其险怪不平易、苦涩不条达，正其才短，非其格高也。”③他还批评黄庭坚：“黄诗多槎牙，吐语无平直，三反信难晓，读之鲠胸臆”④。
张之洞论史学，亦多从切济时用着眼。“读史者贵能详考事迹古人作用言论，推求盛衰之倚伏、政治之沿革、时势之轻重、风气之变迁，为其可以益人神智，遇事见诸设施耳。”“诸史中体例文笔虽有高卞，而其有益实用处，并无轻重之别。盖一朝自有一朝之事迹，一朝之典制，无可轩轾，且时代愈近者，愈切于用。”①之洞认为，”全史浩繁”，而以“《史记》、《前汉》为尤要。其要如何，语其高则证经义，通史法；语其卑则古来词章无论骈散，凡雅词丽藻，大半皆出其中，文章之美，无待于言。”②“若意在经济，莫如《文献通考》，详博综贯，尤便于用。”③对于史论之作，之洞推崇唐刘知几“《史通》最为史学枢要，必当先读”④，又品评王夫之《通鉴论》、《宋论》“识多独到，而偏好翻案”⑤。他还批评“本朝史学家搜考亦极繁细，然亦稍有贪多识小之弊”⑥。
相对而论，在诸多学术门类中，之洞于版本目录学见识为精，贡献尤大。
光绪元年（1875年），张之洞任四川学政，“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之洞因作《书目答问》“以告初学”⑦。此书于中国版本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修成。七年之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告竣。《提要》对一万另二百五十四种古代典籍分类编排，并作出简要考订和评论。至今为止，它仍是最重要的问学门径之书，但其内容繁杂，不易为初学者掌握。而且，《提要》编成以后近百年内，又有大量学术著作问世，这就迫切需要有一部“以约驭繁”，且吸收最新学术成果的版本目录学著作来充当治学者的入门向导。
《书目答问》便担负了这一任务。《书目答问》的最大特色是切于实用。张之洞在《略例》中标明著述宗旨：
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其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此编所录，其原书为修四库书时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汪本晚出者十之七八。）今为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于其中详分子目，以便类求。……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总期令初学者易买易读，不致迷罔眩惑而已。①《书目答问》的选录标准是：
经部举学有家法实事求事者，史部举义例雅饬考证详核者，子部举近古及有实用者，集部举最著者。多传本者举善本，未见精本者举通行本，未见近刻者举今日见存明本。②《书目答问》共收录典籍二千二百余种，学术精要之作。基本网罗。又于每一种书目下列举若干重要的、通行的版本，加以简要切当的比较，以为初学者指点要津。
由于《书目答问》具有简约、精要、实用的特点，素为学界所推重。梁启超回忆，他少年时代“得张南皮之《輶轩语》、《书目答问》，归而读之，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①任公此言，是当年士人的真切感受。对国粹派素持批评的鲁迅，于真正的中国学问仍深表敬意。1927年，他在抨击”整理国故”口号的同时，又告知青年：“我以为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②清末至民国间，求国学的入门之径者，莫不就教于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仅此一例，即可见张氏在中国近世学术史上的地位。
①《清代学术概论》二十。
②《庄子·天下》。
③《论语·子路》。
①《论语、述而》。
①《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行第一，讲求经济。
①《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学第二，读书宜读有用书。
②《劝学篇·内篇·守约第八》。
①《劝学篇·内篇·守约第八》。
①《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
①《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行第一，戒自居才子名士。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连珠诗》之二十二。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六，电牍五十七，致京张冶秋尚书。
③《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学第二，读书宜读有用书。
④《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学第二，宜学好墨卷，宜讲用意用笔。
⑤《全集》，卷二百零五，《輶轩语》二，语文第三。古文骈体文。
⑥《全集》，卷二百零五《輶轩语》二，语文第三，时文。
⑦《全集》，卷二百零五《輶轩语》，二，语文第三，古文骈体文。
⑧《全集》，卷二百零五《輶轩语》，二，语文第三，古文体诗。
⑨《全集》，卷二百零五《輶轩语》，二，语文第三，古文体诗。
①《全集》，卷二百零五《輶轩语》，二，语文第三，古文体诗。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七，诗集四，读史绝句二十一首。
③《全集》，卷二百零五，《輶轩语》二，语文第三，古今体诗。
④《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忆蜀游十一首之七，摩围阁。
①《全集》，卷二百○四，《輶轩语》一、语学第二，读史。
②③④《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学第二，读史。
⑤《劝学篇·内篇·守约第八》。
⑥《全集》，卷二百二十一，书札八，致宝竹坡。
⑦《全集》，卷二百零六，《书目答问》略例。
①《全集》，卷二百零六，《书目答问》略例。
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9页。
②《而已集·读书杂谈》。《鲁迅全集》第三卷，第3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第三章　洋务殿军的富国梦——张之洞的经济构想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由清廷一部份力图自强的封疆大吏与开明的中枢亲贵联手发起的洋务运动，有着政治、军事、文教、外交等多方面的内涵，但是，无论从发起者的主观努力方向或者运动的客观重心考察，它本质上首先是一场物质文化层面的运动，所以有人称洋务派为”制造派”①。八十年代中期直至二十世纪初年，张之洞以后来居上的气势和规模，在两广、两江，尤其是在湖广地区，兴办了一大批不仅领先于全国，而且独步于亚洲的实业项目，成为详务运动的“殿军”。
在近三十年的洋务实业活动中，张之洞的经济思想经历着由传统向近代的艰难蜕变，形成新旧杂揉、中西并存的特色，给后人以多方面的启迪。
①《浙江潮》第一期（1903年二月）载余一《民族主义论》有“三十年来之制造派，十年来之变法派，五年来之自由民主派”之说。

第一节　从“不敢为功利操切之计”到广兴实业，开辟利源
清末民初政论家张继煦曾追论张之洞的经济思想说：
公一生政治，主张在开利源，以救中国之贫弱。而开利源，首在发展实业。故在鄂设施，皆本一贯之政策以进行。或疑公趋重官营事业，亦进夺民利。不知公主旨在夺外人之利，以塞漏卮而裕民生。①张继煦在这里所论张之洞经济思想的“主旨”，系指张之洞转化为洋务大吏之后，而他此前的经济思想，基本不脱劝奖耕储，平粜救荒，轻徭薄赋，固本养民等传统故道。侧身清流、居官京师时期，他屡屡上书论政，言及国计民生者颇多，其主调仍呈中世纪古朴之风。他提出为政”大要”，“一曰赋敛轻，一曰刑罚平。赋轻则不至竭民财，刑平则不肯残民命”②。又说，固邦本养民生当以奖廉吏、省厘税着手，“商民愁困，祸基不浅，欲救今日之弊，不在减局卡而在禁私征”③。对于困扰朝廷的各地荒政，他援引经典之言，先贤之行，“救荒必以赈贷并举”④，“古名臣如文彦博、范仲淹、苏拭、毕仲游诸人之救荒，惟以平祟为事，其效可睹也，不费之惠无过于此”①，因而提出储粮平粜，劝富赈穷，以工代赈等救荒对策。直至出任晋抚之初，仍以“简静二字”为理政之纲，以“培养元气”为理财之道，其目标是增加户口，劝民勤业，垦辟田野，清理库赋，杜绝贪墨。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规定“州县劝垦数多者优奖，漠视荒芜者者重惩”②，又清丈田亩，免除累赋，广行社义仓法，以御灾荒。这一切均如他自己所说：“皆儒术经常之规，绝不敢为功利操切之计”③。
由抚晋转督粤疆，张之洞完成了向洋务派的转化，随之其经济思想也发生转折，由恭奉儒学大经大纶，“不敢为功利操切之计”，一变而为仿照西洋广兴实业，求强求富。其根本之旨，正如他在给翟鸿书札中所自白：“今日中国救贫之计，惟有振兴农工商实业，劝导民间仿用机器制造，以外塞漏卮，内开民智，尚是一线生机”④。为了这“一线生机”，张之洞投入后半生精力，以坚韧不拔，排除万难的决心和毅力，将洋务实业的历史续写了十余年。
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即宣告洋务运动破产。我们认为此说未必全然适当。且不说用“破产”这样的语言来描述一场给予近代中国历史以深刻影响（包括正负两方面内容）的经济运动不尽妥贴，而且它本身就不尽符合史实。甲午以后四年，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张之洞于《劝学篇》中，历述左宗棠、沈葆祯、丁宝桢等人的“洋务”建树之后感叹道：“惜时论多加吹求，继者又复无识，或废阁，或减削，无能恢张之者，其效遂以不广。”①张之洞本人，即以洋务运动的“恢张”者自任，在甲午以后的年代里。继续左宗棠等人的事业，并在某些方面将其推向更高的水平。亚洲最大的汉阳炼铁厂开炉炼铁、湖北枪炮厂扩充规模、贯通南北的芦汉铁路通车、粤汉铁路开工，这一系列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都是发生在甲午之后的数年之间，发生在张之洞的湖广任所之内。在这一意义上，张之洞堪称“洋务殿军”。
作为洋务运动的殿后主将，张之洞在经济理论、产业思想方面，也有超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之处。这既体现在有关的言论中，更体现在他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经济实践活动中。例如他综合安排工、商、交通等实业建设布局，力图使其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注意调动官、商两方面物力、财力和积极性以加速经济发展；依据中国当时积贫积弱、遭受列强欺凌的具体国情，始终将由国家政权掌握经济活动的权、利命脉列为实业建设的首要考虑因素，等等，都超出曾、左、李等人的认识水平，在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占有特别的一席之地。
张之洞经济思想的基本旨宗是：通过引入西洋各国的先进机器工业生产手段，充分发掘本国资源，广兴农、工、商、交通等实业建设，以达到塞漏卮、裕民生、固国本的目的。用他的话来讲，即“自强之本，以操权在我为先，以取用不穷为贵。”①“自强之端，首在开辟利源，杜绝外耗。”②无论是从张之洞个人的经济思想的演变，或者当时国人对于“经世济民”方略的总体把握来衡量，这一认识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①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第28页。
②③《全集》，卷一，奏议一。
④《全集》，卷一，奏议一。
①《全集》，卷一，奏议一。
②《全集》，卷四，奏议四。
③《全集》，卷四，奏议四。
④《全集》，卷二百十九，书札六，致瞿子玖。
①《劝学篇·外篇·变法第七》。
①《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
②《全集》，卷二十七，奏议二十七。

第二节　超越中古的产业结构观与产业功能观
张之洞在长期洋务实业建设中，逐渐形成一套超越中古的、完整的近代产业结构思想，并将其贯彻到自己的经济实践中去。这正是他不同于单纯的企业家和书斋中的经济思想家的卓异之处。
张之洞以系统联系的观点来看待工、农、商、交通诸业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产业结构关系。他论道：”农之利在畅地产，工之利在用机器，商之利在速行程、省运费”，“然必将农工商三事合为一气贯通讲求，始能阜民兴利”③。“农、工、商三事互相表里，互为钩贯。农瘠则病工，工钝则病商，工聋替则病农，三者交病不可为国矣”④。张之洞还十分重视交通事业、尤其是铁路在国民经济运行系统中的纽带和“气脉”作用，他说：“有一事而可以开士农工商兵五学之门者乎？曰：有。铁路是已。……农有铁路，则土苴粪壤，皆无弃物；商有铁路，则急需者应期，重滞者无阻；工有铁路，则机器无不到，矿产无不出，煤炭无不敷。”他形象地称铁路之于国民经济有如气脉之于人身，“气脉畅通而后有运动”①，交通发展而后有经济振兴。
一般地泛泛而论农、工、商、交通的系统联系，古代思想家也能做到。而具体论证以大机器工业为重心，以农业为基础，以商业、交通为纽带的近代经济产业结构关系，则是跨越中世纪的思想产物。张之洞在这方面的认识，走在时代的前列。
要而言之，张之洞跨越中古的产业结构思想，建立在对产业功能的近代认识的基础之上。他对中国古己有之的农、工、交通诸业，都得出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产业功能新认识，并以此为根据，来确定它们在国民经济运行系统中所处的不同地位。
张之洞力辟“以农为本”的传统经济观念，将大力发展近代大机器工业，作为“富民强国之本”。他在考察西洋诸强崛起的原因之后论道：“世人多谓西国之富以商，而不知西国之富实以工”②。他认为传统的“农本”思想无力扭转中国的贫弱现实，“中国生齿繁而遗利少，若仅持农业一端，断难养赡，以后日困日蹙，何所底止！故尤宜专意为之（指大兴工艺——引者），非此不能养九州数百万之游民，非此不能收每年数千万之漏卮”③。又说：“欲养穷民，查荒地不如劝百工；欲塞漏卮，拒外人不如造土货”④。
张之洞在这里鼓吹的“劝百工”，“造土货”，并非复兴传统的手工作坊式工业，而是开创全新的近代机器大工业。而以机器大工业取代手工生产，正是中世纪跨入近代社会的最显著的物质标志。从手工工场向工厂过渡，标志着技术的根本变革，随着这个技术变革而来的必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剧烈变化。中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还没有出现这种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直到洋务运动兴起，在“西方秘巧”的启迪下，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才开始热衷于近代工业，创办了一批中国最早的机器工厂，不自觉地触发了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给予中国历史以深刻而久远的影响。还在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便说：“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洋机器于耕织、印刷、陶植诸器皆能制造，有稗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①。他还说：“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商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②。这些言论代表了洋务派对机器生产的认识：既看到了机器的巨大生产力，又耽心民间掌握机器，政府便无法驾驭。于是他们力图垄断机器工业，“随时设法羁縻”。张之洞作为后起的洋务巨擘，也十分重视机器工业，将其置于发展国民经济的头等重要地位。他否定早期改良派思想家郑观应等人的”以商立国论”，批评“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③。针对郑观应等人“士农工为商助”④的观点，张之洞明确强调，“工者，农商之枢纽也。内兴农利，外增商业，皆非工不为功”①。人类近代社会的历史证明，突出大机器工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主导、重心地位，是振兴国家民族的必由之路。只有物质财富的创造达到相当的丰裕程度，流通才可能繁荣，而物质财富创造的质、量两方面的飞跃，又都必须依赖于大机器工业的充分发展。显然，“以工为本”的认识，符合人类经济运动和近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张之洞经济思想中最具近代色彩和积极意义的组成部分。而他据此认识而全力拓展的机器工业建设，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的耀眼篇章，他本人也因而成为中国重工业的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张之洞还注意到工业体系内部各部门间的关系协调、共同发展问题，他把这称为“自相挹注”。在一份奏折中，张之洞报告：“以湖北所设铁厂、枪炮厂、织布厂自相挹注，此三厂联成一气，通盘筹划，随时斟酌，互相协助，必能三事并举，各睹成功”②。他的设想是以纺织业的赢利去弥补冶金、军事工业的亏耗，“以布局与铁政局联成一气，协济铁厂经费”③。以轻工业的盈利作为发展重工业的重要资金来源，符合经济运动的自身规律，因而是近代各国工业发展的共同做法。就此而言，张之洞的“自相挹注”论，具有一定的科学成分。但是，在实际做法上，张之洞却是抽织布局的股本去应铁厂的急需，甚至在纱厂尚未开工的情况下，即运用行政力量拨调纱厂所收股票银去补贴铁厂之用，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自相挹注”的性质，资金的挹注变成了股本的挪用。这不仅未收到诸事并举，“各睹成功”的效果，反而是相互牵扯，两败俱伤。究其原因，则在张之洞的“自相挹注”论，并非建立在自觉认识近代工业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而是出于解决资金短绌之苦，“不致再请部款”的短期目的。因而一旦铁厂急需出现罅漏，便“拆东墙补西墙”，干出违反经济规律的蠢事。这正反映了张之洞经济思想的非科学的一面。
张之洞虽然不赞成“以商立国”，但他却十分重视商业在国民经济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对它的产业功能提出接近科学的看法。他分析商业与工业的关系为”相因而成”，“工有成器，然后商有贩运，是工为体，商为用也”①。首先是物质财富的创造，然后才可能有流通领域内的繁荣。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基础和前提条件，张之洞将这一思想又表述为“百工化学机器开采制造为本，商贾行销为末”②。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张之洞才反对“以商立国”的经济战略构想，而始终把优先发展大机器工业，置于压倒一切的地位。
另一方面，张之洞对于商业流通反作用于工业生产的积极能动作用，也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他认为，这种反作用的体现之一，是通过“货畅其流”来促进、刺激工业生产的规模扩大，产量提高。“货畅路快，运商多，则业此工者自多，制此货者日精。故必商学既博则工艺自盛，若无运商，无销路，则工亦安以劝哉！”他总结出一条规律：“官不能劝工，惟商乃能劝工耳”①。这是对商品经济的巨大能动作用的承认，显示了其经济思想的近代性。
张之洞认识到商业流通反作用的体现之二，是通过商业来搜集交换、流通领域内的市场信息，反馈给工业企业，以提高产品的适销对路程度和市场竞争能力。“其精于商术者，则商先谋之，工后作之。先察何器利用，何货易销，何物宜变新式，何法可轻成本，何国喜用何物，何术可与他国争胜，然后命工师思新法，创新器，以供商之取求。”张之洞据此提出，在生产应顺从市场规律的意义上，应该是“商为主，工为使也”②。
正因为张之洞认识到生产与流通的关系既有“工为体，商为用也”的一面，又有“商为主，工为使也”的另一面，“二者相益，如环无端”③，所以他在优先考虑发展机器工业的同时，也十分重视促进商业的繁荣，以期实现工商互利，共同发展。他建议新创设的商部“讲商学，定商律，开商会、恤商情”④，同时身体力行，在湖广任所内采取办商务报、开商务学堂，设商务公所、立商会等一系列措施以发展商业，”于鄂省商人一方面劝导，一方面奖进，而其要归，在期望商人破除旧习，具有世界之眼光，发挥商战能力，俾能挽回利权，地方益臻繁盛。”⑤在他的努力之下，湖北商业迅即发展，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汉口的“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也位于清国要港之第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使观察者艳称为东洋之芝加哥。”①农业是中华民族历史最悠久的传统产业之一，“农本”思想根深蒂固。直至十九世纪末，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康有为仍然鼓吹“天下百物皆出于农”，“万宝之原，皆出于土，故富国之策，咸出于农。”②张之洞虽然亦多次论及“利民之事，以农为本”，“中国养民急务无过于此”③，“窃为富国之道，不外农工商三事，而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④，但他对于农业的产业功能及其在国民经济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又有诸多富于近代色彩的新内容。
之洞认为，“田谷之外.林木果实，一切种植，畜牧养鱼，皆农属也。生齿繁，百物贵，仅树五谷，利薄不足以为养”⑤。这表达了他大力发展商品农业，以为工业提供原料，促进民富国强的新式农政思想。他批评道：“丝茶棉麻四事，皆中国农家物产之大宗也。今其利尽为人所夺，或虽有其货而不能外行，或自有其物而坐视内灌，愚懦甚矣。”⑥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积极操持引进美国优良棉种，兴办蚕桑局等事务，甚至亲自过问玉米芯加工之事，致电驻俄公使，问询所需机价及工艺方法，以期“化朽为奇”，“为民间开此风气”⑦。
为了使农业生产的水平适应方兴未艾的近代工商业发展的需要，为工业提供充足的原料，为商业拓宽广阔的市场，张之洞大力鼓吹引进西方先进的农事耕作方法和技术，他提出，传统农业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是：“大凡农家率皆谨愿愚拙，不读书识字之人。其所种之物，种植之法，止系本乡所见，故老所传，断不能考究物产，别悟新理新法。”①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近年工商皆间有进益，惟农事最疲，有退无进”②，“昔之农患惰，令之农患拙。情则人有遗力，所遗者一二；拙则地有遗利，所遗者七八”③。长此以往，地利尽遗，不仅农业凋敝，而且将严重影响工、商业的进步。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张之洞主张向农民宣传农业科学原理，“养土膏，辨谷种，储肥料，留水泽，引阳光，无一不需化学”，教会他们使用新式农具，“凡取水、杀虫，耕耘、磨砻，或用风力，或用水力，各有新法利器，可以省力而倍收，④。他又开设农务学堂，“招集绅商士人有志讲求农学者入堂学习，研求种植畜牧之学”⑤，以“各县乡绅有望者。
富室多田者，试办以为之倡，行而有效，民自从之。”⑥由于种种原因，张之洞的上述农政思想未能取得明显的成效，但提高农民文化素质，推广先进农业科技的思路，对于中国农业由传统型向近代型的艰难变革，仍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探索，留下有价值的思想资料。
物质与信息传递的飞速增长，是近代社会的最突出特征之一。交通事业的崛起，因此成为近代社会产业结构有别于中古社会的重要象征。在创办”洋务”的过程中，张之洞真切体会到发展交通的极端重要性，对于这一全新产业的特殊功能，得出超过时人的远见卓识。这在他有关铁路建设的论述中，得到最显著的体现。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清廷内部围绕修建铁路问题屡起争议。守旧势力以“资敌、扰民、失业”①力借口，反对筑路，而主张筑路的一派，意见亦多分歧。主持海军衙门的奕譞完全从军事目的着眼铁路事业，他说：“刨修铁路之本意，不在效外洋之到处皆设，而专主利于用兵。”②李鸿章请试办京津铁路，也主要从运兵考虑，而翁同和却对“铁路纵横于西苑”忧心种种，主张试筑铁路于边境地区，以利运兵。御史徐会洋又建议改修山东德州至济宁线，以利漕运。正当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之际，张之洞连上系列奏折，全面论证铁路之效用，主张于腹地修路。
张之洞认为：“铁路之设，有形之利在商，无形之利在国，有限之利在路商，无限之利在四民。运费栈租，此有形有限之利也，征兵、转饷、通商、惠工、畅土货、出矿产、增课税、省差徭、广学识、开风气、速政令，去壅蔽，此无形无限之利也。”③较之铁路仅利兵运、漕运的偏狭之见，张之洞的看法显然要全面、深刻得多。基于铁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开风气为最大的考虑，张之洞提出选择线路的标准，“必须行远旁通，两端起止皆系繁盛之区，方可输转百货，萃集行旅，增多厘税。种种利益由此而生，若两端阻滞而置铁路于其中，则商旅无从趋赴，百货无从进行，徒有造路养路之费而无其益。”①根据这一标准，他力排众议，提出首先应修筑芦沟桥至汉口的腹地干线。在致总署的电报中，张之洞进一步论证修筑此路的意义：
窃谓芦汉一路，乃中国全路之大纲。将来南抵粤海，北接吉林，中权扼要在此，生发根基亦在此。气势畅通全局自振，运载之利尤其末也。……论近效则联中国各省之气脉，论远效则通欧洲各国之转运，但患路工之不速，不患路利之不丰。②由此可见，张之洞视铁路为国民经济之“气脉”的思想，业已形成。在稍后撰成的《劝学篇》中，他又专辟“铁路”一节，将其列于“开士农工商兵五学之门”的至关重要地位，又归纳铁路交通的两大效能，一曰省日力，二日开风气。虽然他所谓的铁路一开，则“吏治不壅，民隐不遏，驿使不羁，差摇不扰，灾歉不忧，皆相因而自善”，未免过于理想化，但他视铁路为国民经济之“气脉”的认识，却符合近代社会的生产、交换、消费、分配诸领域都离不开铁路纽带联结以协调发展的基本事实，这也正是他后半生力排万难，修筑芦汉路、筹办粤汉路，直至临终之际，“尤惓惓于铁路”③的认识基础。
铁路之外，张之洞对公路建设也十分重视。他说：“查利民之方，修路即为要义，必须运载迅速，信息灵便，人货流通，则市日增，民生日富”①。他在山西任内修筑晋冀通道。移督两广，又将开通道路作为开发海南岛的前驱工程。总督湖广、两江期间，于市政马路建设尤多致力。这些都是他近代交通思想的体现。
③《全集》，卷三十五，奏议三十五。
④《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
①《劝学篇·外篇、铁路第十二》。
②《全集》，卷五十四，奏议五十四。
③《全集》，卷三十七，奏议三十七。
④《全集》，卷五十，奏议五十。
①《李文忠公全书》，卷九，奏稿卷九，第34页。
②《李文忠公全书》，卷九，奏稿卷九，第35页。
③《全集》，卷三十七，奏议三十七。
④《盛世危言》三编，卷二；第1页。
①《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
②《全集》，卷三十三，奏议三十三。
③《全集》，卷三十五，奏议三十五。
①《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
②《全集》，卷二十七，奏议二十七。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一，书札八，复商部。
②③《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
④《全集》，卷二百二十一，书札八，复商部。
⑤《张文襄公治鄂记》第33页。
①水野幸吉：《汉口》。
②《戊戌变法》（一），第143页，第250页。
③《全集》，卷五十七，奏议五十七。
④《全集》，卷四十七。奏仪四十七。
⑤⑥《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
⑦《全集》，卷一百五十，电牍二十九。
①②《全集》，卷五十四，奏议五十四。
③④⑥《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
⑤《张文襄公牍稿》卷二十九。
①②《清史稿》卷一四九，交通一，第4430页。

第三节　维护国家利权
有关经济活动利权的考虑，是张之洞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既与他本人身膺疆寄重任，必须顾及辖境之内的行政经费充裕有关，更与当时中国处于列强巧取豪夺的经济困境之中直接联系。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他的经济利权观，又大致可分为两个层面，即在中外关系方面，他全力维护中国利权，使之不受或少受列强侵渔；在官商关系方面，他立足于“官”方立场，尽力为政府方面争利权，但在特定情况下，出于长远的、通盘的考虑，也酌情给“商”方提供某些便利，从而促进了民间工商业的发展。
张之洞经济思想的基本思想是“夺外人之利，以塞漏卮而裕民生”②，因此在经济活动中，他始终注目于维护中国利权，抵制列强的盘剥和侵蚀。为此，他提出一系列主张。
其一，利用关税壁垒工具。
在对外贸易中，张之洞主张加重收洋货进口税，减征或免征土货出口税，以保护民族工商业。他说，“查东西各国，从无以出口与进口税相比例者，从未有以本国之货与外国入口之货视同一例，须外货免税土货方许免税者，同一货品，进口有税出口无税，且有加重进口税而于豁免出口税之外，又于商人有奖励金，情助金”①。他指出，欧美、日本早已免除出口税，中国亦应立即仿行。
为了提高国货与洋货竞争的能力，张之洞又提出不仅不课出口税，而且在国内运销时，亦应兔征税厘。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他在一份奏折中建议，对国产钢铁予以免税优惠：“所有湖北铁厂自造钢轨及所出各种钢、铁料，并在本省或外省自开煤矿为本厂炼铁炼钢之用，应请奏明免税十年，届时察看本厂如有优利，足可抵制洋铁，再行征税。”②对于其他国货，也应照此办理，他先后为湖北制麻局，大冶水泥厂，江西瓷器厂请免税厘。总之，“销土货敌外货为先，征税裕饷为后”③。
其二，发展民族工商业，自产自销，堵塞漏卮。
张之洞看出，“自中外通商以来，中国之财溢于外洋者，洋药而外，莫如洋布、洋纱。……今既不能禁其不来，惟有购备机器，纺纱织布，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④洋货“来源既难杜遏，惟有设法销土货以救之”⑤。他认为，中国自设厂家，仿造洋货，定可产生抵制洋货、维护国家利权的积极经济效果。“我多出一分之货，即少漏一分之财，积之日久，强弱之势必有转移于无形者”①。张之洞指出，“华商用度较俭，土产较熟”，加之中国工价远较外洋为低，本地产销，省却巨额运费，这一切都十分有利于自产商品与洋货的竞争。“果使华商本轻利稳，愈开愈多，洋商见华厂已经充轫（ren纫），利息愈分愈薄，则续开者自少”②，如此则漏卮自塞，民生自裕。
其三：防范、阻止外国资本对路、矿产业的渗入。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外国资本的输入取代商品输入，成为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首要方式。外国资本直接在华设厂开业，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力等优越条件，其增值势头更猛，对中国利权的危害亦更巨。以张之洞个人之力，当然无法阻挡外国资本的多方入侵，但他提出在铁路、矿山等关系国计民生基础的要害部门，应极力阻止外资的渗入，并在自己的权限之内付诸实施。
张之洞认为，“惟矿务为中国自有之利源，断不能与外人共之”③。因此，他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断然拒绝英、法等厂商附股合办煤、铁矿的要求，尽管这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缓解湖北炼铁厂资金短缺、面临倒闭的危机。四年以后，张之洞得知湖北兴山的强楚矿山“有洋商合股”，而“该县并不确切查明，遽出结详请试办”，立即严令禁止，并重申“湖北历办矿务，均不准有洋商入股，原所以严杜流弊④。后来，清廷与各国议定，允许中外合资办矿，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继续谋求限制洋股，在《札洋务局颁发拟订矿务章程》中规定，严禁外商独资办厂，只许与华商合资，而且“其股份只许占一半，不得逾于官股之数”，”外国矿商不能充地面业主”①，等等。
在铁路事业中，张之洞维护国家利权的态度更为坚决。铁路被张之洞视为国民经济之“气脉”，如被外洋操纵，则“铁路两条是一翦子，铁路所到，即将其国翦破矣”②。他说：“路可造，被迫而权属他人者不造”③。依其本意，芦汉铁路以招华商集股为资金来源，“各省富商如有集股在千万两以上者，准其设立公司，自行兴办”④，如此则外商无从插手，可确保利权无虞。但是，事实是招华商集股困难重重，沪、粤等地富商各相观望，踯躅不前，而官款又无此财力，迫于无奈，只得另想办法，“暂借洋债造路，陆续招股分还”⑤。张之洞特别强调，“洋债与洋股迥不相同。路归洋股则路权倒持于彼，款归借债则路权仍属于我。”他指出：“若专恃洋股，一旦有事，倘于转运兵械等事藉口刁难，是自强者不转以自困乎！”⑥他认为“借款只在章程周安，路权不失，并无流弊”⑦，“借款与路工截然两事，债权国不得干预路工章程利益”⑧。张之洞维护国家铁路利权的思想，在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问题上表露得格外鲜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铁路大臣盛宣怀经手与美合兴公司定约，由该公司承筑粤汉路，后来美方违约将公司股票的三分之一卖给比利时，此举引起鄂、湘、粤三省绅商的强烈反对，要求与美废约，收回自办，以挽利权。张之洞全力支持三省绅商，认为“此举关系国家路政，挽回主权利权，事在必成”①。他分析道：“若粤汉路北段售与比国承办，比用法款，权即属法，芦汉铁路即已如此，若湘路再归比法，法素助俄，合力侵略路权，其害不可思议”②。美方见此，又改换手法，提出以摩根公司接替合兴公司承修，但仍遭张之洞拒绝：“总以仍废齐前约，归我自办为是，以美接美固是谬误，即中美合办亦断断不可”③。盛宣怀偏袒美方，从中作梗，张之洞断然提出撇开盛宣怀，“此事断不能再令盛公督办”。他在致翟鸿的电报中说：“弟之硁硁不忍抛却者，冀为三省保此权利耳”，“总之此事敝处既已力任其难，必当妥筹结束，收回主权，但必须袒美者不与闻，免横生枝节，三省幸甚”④。在张之洞的强烈要求下，上谕“仍着责成张之洞、粱诚一手经理，盛宣怀不准干预此事，”⑤，经过艰苦谈判，终以高昂代价收回粤汉路权。
上所述，张之洞尽力维护中国利权的态度是坚决的，措施是积极的，特别是他发展民族工商业以抵制洋货的设想，昭示出落后民族振兴经济的必由之路，在实践中也确实收到“分洋商之利”的成效。以他开办的民族纺织业为例，据当时报载，湖北织布局产品行销两湖及四川等省，“购取者争先恐后”①，张之洞本人在《劝学篇》中也不无自豪他说：“洋布洋纱，为洋货人口第一大宗，岁计价四千余万两。自湖北设织布局以来，每年汉口进口之洋布，已较往年少来十四万匹”②。
当然，由于当时中国半殖民地经济形态己显雏型，张之洞个人并无力量将抵制外国资本对中国利权掠夺的斗争进行到底，“分洋商之利”的成效，相对于外国资本对中国渗入的巨大规模而言，也十分可怜。加之张之洞本人认识方面的缺限，并未将抵制外资、捍卫利权放到真正的经济科学的全盘建构中去考虑，一旦他在洋务实践中面临现实的资金短缺等困境，便又主动地将引入外资作为解脱困境的重要法宝，而这又必然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中国利权。这种半殖民地社会经济形态决定的客观现实，绝非张之洞个人的主观愿望所能改观。张之洞是以清政府方面大员的身份从事经济活动的，因此，他从来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来考虑利权问题。这就决定了他在向列强争利权的同时，也与民间工商界争权。
出于与洋商争利的目的，张之洞对于民间工商业，一般尚能采取扶植、鼓励的态度，并提供资金等方面的便利条件。他曾说：“无论何种商务，凡商人于创造营运各节遇有为难之时，必须官为保护。官、商之气久隔，又需绅为贯通”①。他的通盘考虑是合官商之力，共同御外。但是，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官、商利权往往尖锐冲突，难以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又毫不含糊地与商争权，绝不手软。他的观点是：“商能分利，不能分权”②，“盖国家所宜与商民公之者利，所不能听商民专之音权”③。他认为一般商业贸易，可放手让民间自办，不必由官方独掌，“吾闻因民之利而利，不闻夺民之利以为利也。据禀创设官市，建立廛舍，收买货物转售而又取约券权子母，是直夺商利而敛之官，甚非政体”④。他主张商会由商人自办，“不须官出经费，亦不可令商等经费交官办理，此最为商人所深忌”⑤。但是，对于铁路等国计民生命脉之所系的产业，张之洞又主张必须由政府方面牢牢把握利权，不许民间染指。他说：
查铁路一事，虽系便商之要策，生财之大宗。然与别项商业不同，实关系全国之脉络，政今之迟速，兵机之利钝，民食之盈虚，宫民知识之通塞，故筹款招股无妨借资商力，而其总持大纲，考核利弊之权，则必操之国家。⑥他明确宣称：“盖铁路为全国利权所关，不甘让利于商，更不肯让权于商。”①因此，他一方面积极支持鄂、湘、粤三省绅商收回奥汉铁路修筑权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坚决反对将此路交由绅商自办。他惟恐商办铁路会危及国家根本利益，忿忿指责“江浙粤等省办路，绅民皆争商办，气习嚣张，极为无理”②。为了避免铁路利权落于绅商之手，他不惜以借洋债筑路而排斥民间股金，“款由官借，路由官造，使铁路之利全归于官，策之上也③。当时便有人批评张之洞“以官办压商办，以外资压内资”④，违忤民意，不得人心。由于张之洞极力压制商办粤汉铁路，但又慑于民众情绪不敢将筹借洋款修路一事“轻邃上奏”，粤汉路直至之洞去世，都未及动工。
②《张文襄公治鄂记》第28页。
①《全集》，卷六十八，奏议六十八。
②《全集》，卷四十四，奏议四十四。
③《全集》，卷二十七，奏议二十七。
④转引自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07页。
⑤《全集》，卷首下，第34～35页。
①《全集》，卷二十六，奏议二十七。
②《全集》，卷四十五，奏议四十五。
③《全集》，卷四十四，奏议四十四。
④《全集》，卷一百一十八，公牍三十三，批兴山县请试办铅铁矿务。
①《全集》，卷一百零八，公牍二十三。
②《全集》，卷一百五十五，电牍三十四，致上海盛京堂。
③王彦成：《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九，第5页，北平清季外交史料编纂处，1931年版。
④⑤《全集》，卷四十四，奏议四十四，《芦汉铁路商办难成，另筹办法折》。
⑥《全集》，卷四十四，奏议四十四，《芦汉铁路商办难成，另筹办法折》。
⑦《全集》，卷十，奏议十。
⑧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二六，电报卷三，武进盛氏刊本，1939年。
①《全集》，卷一百九十，电牍六十九。
②《张之襄公电稿》卷五九，第8页。
③《全集》，卷一百九十一，电牍七十。
④《全集》，卷一百九十二，电牍七十一，致京瞿尚书。
⑤《全集》，卷一百九十三，电牍七十二，军机处来电。
①《申报》，1894年10月13日。
②《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
①《全集》，卷四十三，奏议四十三，《筹设商务局片》。
②《全集》，卷一百五十，电牍二十九。
③《全集》，卷六十八，奏议六十八。
④《全集》，卷一百一十五，公牍三十。
⑤《全集》，卷二百二十一，书札八，覆商部。
①《全集》，卷四十二，奏议四十二。
②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三册，第1195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③《全集》，卷四十四，奏议四十四。
④《东方杂志》五卷第十号《大事记》。

第四节“应办之事必须办，应用之财必须用”
无论是治理地方，还是大兴洋务，财政问题部是关键之处。张之洞政绩卓著，与他开通的财政思想大有关系。
在转化为洋务派之前，张之洞信奉的是中国传统的黜奢崇俭、量人为出的理财准则。他在殿试对策中说：“今天下大患于贫，吏贫则默，民贫则为盗，军贫则无以战，而其原自不俭始。”⑤崇尚节俭，这本身并无可非议，张之洞一生廉洁，并以此原则整肃各地吏治，端正风气，对于当时腐败骄奢的官场，多少收到一些纠弊之功。他在山西、广东等地历行革除陋规、杜绝中饱、裁撤摊派；省却浮吏，“培本根，厚风俗”①，对于扭转府库空虚、财政短细的窘况，也取得明显成效。但是，单纯地崇节俭、省浮费、革陋习，以之守成尚可维持，以之创业则无力开拓。张之洞在山西、两广经理财政的实绩，一方面显示了他的行政才干，另一方面也表明，他的理财思想此时还囿于传统经济轨范之内。
大兴洋务所需巨额用度，逼迫张之洞从传统理财思想中解放出来。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之洞在一份奏折中论道：
尝闻数十年来论理财者，大率以省啬为先，谓以备有事时之用。此省事息民之常经，闭关自守之善策，而非所论于强邻环伺之时势也。
这里所谓“尝闻”的“省啬为先”，其实正是张之洞过去所遵循的原则，因此这一段话又可视为张之洞财政思想的自我批评。“强邻环伺”之下，“省事息民之常经”不可重念，必须大兴实业，增强国力。这就必然带来财政用度的剧增，仅靠“崇俭”、节流的办法，显然无法应付，惟有广开财源，多方筹措，方能将大量资金投人生产领域，使之增值，以此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张之洞用十分简明的话表达出他对理财原则的新认识：“本欲阜财，必先费财”③，“理财以先赔钱为主义”①。
此时的张之洞，不再鼓吹“大患于贫”，”原自不俭始”的老调，而是反复申明“应省之事必须省，应办之事必须办。应用之财必须用”②。如果以“节省”为由，停办各种实业，必然使国力进一步衰竭，倍受列强欺凌盘剥，“先省数百千金，而日后多费数万金至数百万金。”“倘专务省费，则所省者少而所耗者多”③，鸦片战争失败，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八国联军攻人天津，尽掠司道局库存银六百万两而去；都是惨痛的历史教训。与其赔款于人，不如用款自强。“赔偿之款所以纾目前之祸难，自强之款所以救他日之沦胥”④。
为了筹集”自强之款”，广兴实业，增强国力，张之洞可谓绞尽脑汁，甚至不顾及个人声誉及社会恶果，开广东“闱姓”赌捐以救燃眉之急。但是，十九世纪末叶的中国，国贫民困，官款难拔，商款难筹，迫于无奈，张之洞萌发了利用外资的设想。在两广总督时期，他便提出借洋债的主张，并付诸实行，共借洋款九百万两，用于购枪炮备海防。甲午战争以后，他又在《吁请修备储才折》中陈述借用外资的必要：“今日赔款所借洋债己多，不若再多借一二。及此创巨痛深之际，一举行之，负累虽深，而国势仍有蒸蒸日上之象，此举所借之款，尚可从容筹补。果从此有自强之机，自不患无还债之法。”⑤除了直接借债之外，张之洞还主张以中外合资的形式引人外资。甲午战后，列强渗入内地，开矿兴厂。面对中国资源被大肆掠夺的局面；张之洞急欲振兴民族工业以相拮抗，但苦于“华商既无百万之巨资”，“又无数十年之矿学”.因而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莫若议与洋商合办”，“本息按股均分，但西本止可十之三四，不得过半，尤为简易无弊。较之全为西人所据，及闷佳矿而不能开者，不远胜乎？”当然，倘若洋商“非与华商合股，断不准其独自开采”①，如此则既可利用外资，又不丧失利权。
张之洞利用外资的准则是“重权轻利”②。如果外资无利可图，洋商断不会白白花钱；但如果听由洋商独专其利，又失去了利用外资以实国力、裕民生的本来意义，因此，“要之必令其有利可图而不令外人独专其利，斯为最平妥之方”③。这种认识，直到今天，仍具有其借鉴意义。
理顺财政关系，也是张之洞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他主持山西、广东、湖北等地政务，均将整顿税收作为理财的先导。其间既有裁撤摊捐，又有增设税目。另外，对于严重影响工商业发展的厘金制度，坚决主张废止。他认为厘捐”奉行既久，弊窦日滋，局卡繁密，司巡苛暴。查验则到处留难，浮费则有加无已，以致商利日薄，民生日艰。良懦者竭业而失生计，狡黠者驱之以归洋旗，徒招怨咨，无裨国有”④。他先后撤消湖北各州县厘卡三十一处，改办百货统捐，缓解“商民困累”①。在湖广总督任内，他还革新币制，铸造银、铜币；印刷纸币，一来解除钱荒，以利流通；二来杜绝民间私铸钱币，偷工减料，干扰金融，扰乱市场。这些举措，在繁荣地方经济，增加政府财力方面，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作为清末洋务运动的终结性人物，张之洞的经济活动确实曾一度声势显赫，引起中外注目，大有振衰起颓之势。但是，这一切有如昙花一现，在颇为热闹一阵之后，又归于沉寂。到二十世纪初叶，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实业”便一蹶不振。官办企业或停产倒闭，或交商承办，几乎全都中道夭折。他曾给予一定扶植的民间工商业，也在外国资本与封建势力的夹缝中苦苦挣扎，艰难度日。张之洞的富国梦，终至破灭。这种结局的出现，既由于客观大环境的背景制约，又由于主观因素的促成。就前者而言，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其整体经济运行机制处于一种半死不活的状态。传统的自然经济体系尚未崩塌，而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然已在不少行业萌生、成长，但因受到固有经济势力与经济观念的抵制，步履维艰，尤其是其中的民族资本主义力量，更是困厄重重，朝不保夕。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在湖北一地的带有近代资本主义色彩的实业建设，其资金、技术、原材料、市场诸种条件都处在十分不利的客观大环境之中，左右受掣，处处碰壁，终至走投无路。就后者而言，张之洞经济思想中的封建遗传因子，更是他富国裕民好梦难圆的内在根源。
张之洞不是本质意义上的近代企业家，也不是本质意义上的近代经济思想家，而是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和开放襟怀的行政大员。他的“洋务”经济建设事业的根本动机，乃是为摇摇欲坠的君主专制政治体制加固墙脚，支撑危梁。就具体的经济行为而论，他所选择的目标，并不是以最小投入来换取最大产出、最佳效益，而是完全服从于巩固清廷朝纲的政治目的。非经济的因素控驭了经济运动的全过程，必然导致运动的畸型发展和非乐观结局。这反映在张之洞的经济思想中，便是种种反科学原则、反客观规律的谬误认识的存在。这在他的企业管理思想方面，表现尤为显著。
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管理，本身已成为一门严格的高度艺术化的科学。但是主持湖北诸多近代企业的张之洞本人，在这方面的知识极度贫乏，对于价值规律、经济管理手段。或者仅知皮毛，或者一窍不通，全凭衙门式的训令指挥生产。如盲目订购机器，忽视原材料的供给保障、以行政手段强行干预企业资金流动走向等等，都给企业造成人为的发展障碍。更为严重的是，官场的裙带之风，贪污贿赂、糜费侵蚀，排场应酬等积弊弥漫于企业内部。汉阳铁厂“每出一差，委员必十位、八位，爵秩相等，并驾齐驱，以致事权不一，互相观望，仰窥帅（指张之洞一引者）意”①。塾师黄厚成，仅凭教过总督之子，便被委任湖北针钉厂总办，经营无方，亏空巨大。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的五百余万两银，用于基建，购置设备的不到一半，“余皆系浮费，于公司毫无利益”②。由此而论，张之洞这位洋务殿军富国梦的破灭，便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⑤《全集》，卷二百十二，古文一。
①《全集》，卷二百十二，古文一。
②③《全集》，卷五十四，奏议五十四。
①《全集》，卷二百，电牍七十九。
②《全集》.卷五十四，奏议五十四。
③《全集》.卷六十二，奏议六十二。
④《全集》，卷五十四，奏议五十四。
①《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第383～385页。
②③《全集》，卷六十三，奏议六十三。
④《全集》，卷六十五，奏议六十五。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①《盛宣怀档案》，钟天纬致盛宣怀函。
②徐珂：《清稗类钞》，第17册，第12页。

第四章“练兵一事，鄙人身心性命之学”——张之洞的军事谋略
张之洞本一文臣，但他死后，清廷溢以“文襄”。据《钦定大清会典》称：“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劳曰襄，因事有功曰襄。”咸丰三年（1853年），上谕更明令大臣武功未成者不得谥“襄”。晚清重臣中，以“文襄”谥者仅左宗棠、张之洞二人。①左氏戎马一生，以“文襄”谥，顺理成章。而之洞以一文臣而获此谥，有人曾表疑问。其实，张之洞一生，于国防军事颇多建树，在改革军制、抵御外侮、修整军备、提高军队战斗力等诸多方面实绩彰著，故以“文襄”谥，虽不足全面概括张氏，却也言之有据。
张之洞自道：“弟儒家者流，岂知兵者，特以外任十余年来，防海防江，迫于职守，不能不从多年老兵，他邦客将询防考求”①。可见他是在出任封疆大吏，而又面对外侮日迫的情势下步入研讨军事之途的。如果说在抚晋之前，他于军事尚处外行隔膜之状，那么在督粤参与对法作战之后，他为疆臣职责所迫，极力讲求军事，逐渐登堂入室。他于督粤任内的一份电报中说：“惟疆臣之职，一在用兵力以相慑制，一在结民心以固藩篱，一在考地理以资折辩”②，表明他于军事方面的初步认识。在此以后，张之洞“即以军旅之事，无一仰给于人为志”③，督鄂十七年，编练新军，自制枪炮，建成当时国内一流水准的近代陆军部队，成为全国编练新式军队的楷模。
张之洞晚年曾自白：“练兵一事，鄙人身心性命之学”④。从“岂知兵者”到潜心“身心性命之学”，张之洞由军事外行逐渐成为“知兵”大员，其军事思想相当丰富，留给后人一份可资借鉴的遗产。
①清初及清中叶谥“文襄”者，如洪承畴（1593—1665）、舒赫德（1710—1777）、福康安（？—1796）、明亮（1736—1822）、长龄（1758—1838）均有武功，文臣谥“文襄”的则有靳辅（1633—1692）、于敏中（1714—1779）。
①《全集》，卷二百十九，书札六，致袁慰庭。
②《全集》，卷一百二十八，电牍七，致东兴邓钦差等。
③《张文襄公治鄂记》第25页。
④《全集》，卷一百八十八，电牍六十七，电梁盐道。又见《张文襄公治鄂记》第65页。

第一节“兵之于国家，犹气之于人身”
张之洞生于国势衰微日甚，列强侵略日迫的多事之秋。他的军事战略思想，始终立足于守备御侮。他说：“兵之于国家，犹气之于人身也。”“人未有无气而能生者，国未有无兵而能存者。”①面临列强咄咄逼人的政治干涉、经济掠夺和军事侵略，张之洞认定，中华民族要想自存，非“力”不行，“力者，兵之谓也”。在近代国际强权政治格局之中，一味乞求和平，是决无出路的，惟有加强自身国防实力，方可收保国、保教、保种之实功。张之洞指出，作为弱国的中国高倡“弭兵”（即裁军）之议，是自欺之谈。他严厉批评“今世智计之士，睹时事之日棘，慨战守之无具，于是创议人西国弭兵会，以冀保东方太平之局，此尤无聊而召侮者也。”②严酷的现实是，“权力相等，则有公法，强弱不侔，法于何有？”所以结论只能是：“苟欲弭兵，莫如练兵。海有战舰五十艘，陆有精兵三十万，兵日雄，船日多，炮台日固，军械日富。铁路日通，则各国相视而不肯先动。”③张之洞认为，不仅在整体国防建设的方略上，必须立足于自强自卫，而且在具体对外交涉过程中，也必须有武力为后盾。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法两国于广西前线进行外交接触，法方不同意广西巡抚参与谈判，“忌其有兵也”。张之洞针锋相对，力主“制敌正当投其所忌”.下令冯子材、唐景崧等部以临战状态相威慑，但却为朝廷所阻。他致电李鸿章，陈说此举的必要性。面对强权讹诈，“岂婉商力辩所能济事，彼拥兵而禁我带队，尤不可解”④。只有以力抗力，才能取得谈判桌前的平等地位。这便是他一贯主张的：“必实有战心，实有战具，而后可以为讲之地也。”⑤出于守备御侮的考虑，张之洞不仅重视近代正规军事力量的建设，而且也注意利用民间武力。中法战争期间，他组织五千余人的民团，雇沙船、渔拖多艘，加强广州守备力量，又劝令侨商捐资购造兵船。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建议饬办东南沿海渔团，以张謇、沈云沛主其事。令其于近海港岸多挖长壕，广筑堤墙及土炮台，并暗埋水旱雷。“其紧要处所，简练团丁，分段设守，海口之可通出入者，则令渔船轮流出洋侦探”。此举大获成效，“溯自威海失陷，江南沿海各邑，风鹤频惊。勇营扼要驻防，每虑顾此失彼，幸有民渔盐场各团练，同仇偕作，踊跃从公，款则官劝民捐，事则官督民办，虽未交绥接仗而沿海数百万之居民得以安堵，不至惊窜流漓，实赖团练维持保障之力。”①作为清廷的方面大员，张之洞在“攘外”的同时，也常常动用武装力量以“安内”。如派兵缉拿各“教案”的“祸首”.镇压土匪、马贼、会匪、游勇，严厉处置，“就地正法”②。但在他一生当中，于军事谋略及行动方面，始终是以“攘外”御侮为关注重心。
①《劝学篇·内篇·非弭兵第十四》。
②③《劝学篇·外篇·非弭兵第十四》。
④《全集》，卷一百二十五，电牍四，致天津李中堂。
①《全集》，卷四十二，奏议四十三，《淮海等处团防经费开单请销折》。
②《光绪朝东华录》十二年二月，第2066页。

第二节　改革军制，裁旧练新
从出任山西巡抚开始，张之洞具体负责地方军政要务，于军事制度的革故鼎新方面，认识逐渐深化。抚晋之初，张之洞即发现传统军制弊端丛生，非兴革不敷时用。他在《筹改营制折》中论道：
绿营积弊无可挽回，勇营、饷营、章营制均胜绿兵，而其病在随将领为去留，不与地方相维系，且不习风土，亦往往有迂地弗良之时。……拟将通省绿兵减额加饷，一律改为练军，大率参制兵勇营之制而用之，取勇营之简易，参以制兵之持久，化饥为饱，化繁为简，化散为整，化板为活。①他将晋省裁改兵制应议事宜分列十二条，即改定营名、修建营房、分防移调、练习火器，出省加饷、统领公费、长夫限制、支食廉俸、分设汛弁、变通借补、改铸印信、暂留守兵。根据这一基本构想，张之洞锐意筹编山西练军，“并不独为山西一省计也。果使此军练成劲旅，不惟可以挑补晋省练军，沿边万余里，随处皆可用之。”②练军是从绿营、勇营向新式军队过渡的军制形式。由此起步，张之洞开始了他军制改革的思想与实践。经过中法战争，特别是中日战争的检验，张之洞更感到旧军改革之必要、新军编练之急迫。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他在一份奏折中总结旧军制积弊有七：
人皆乌合，来去无恒，一弊也。兵皆缺额，且充杂差，二弊也。里居不确，良莠不分，三弊也。摊派刻扣，四弊也。新式枪炮，抛弃损坏，五弊也。营垒工程，不知讲求，六弊也。营弁习尚奢华，七弊也。①张之洞提出，惟有仿行东西洋各国，裁撤旧营（包括绿营制兵，练兵防勇）.推广新式军制，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军队涣散、国防空虚的被动挨打局面。他驳斥守旧势力阻挠改革的论调：“试思环球各强国其练兵皆同此一法，而谓中华兵力最弱之国反能别创一器一法以取胜，此事理之所必无者也。”②这里强调了军事现代化的共同规律，批评那种以“特别国情”拒绝现代化的谬说。在《劝学篇》中，张之洞进一步论证这种共同规律“盖兵学之精，至今曰西国而极。……方今兵制教法，东洋西洋，大略皆同，盖由推求精善，故各国有则效而无改易之者。”③旧式军队的淘汰，难度很大，不可能一蹴而就。张之洞建议清廷分年裁撤，不分马、步、战、守，每年裁二十分之一，二十年裁完。他率先于湖北推行裁汰旧军之举。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奏请将马战守兵七千七百一十五名，分为五年递裁，以“裁散不裁整，裁兵不裁官，为人手之方法”④，稳妥地解决裁旧难题。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张之洞根据甲午战争的惨痛教训，上《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九条应急措施，并将“宜亟练陆军”，“宜亟练海军”列为第一、二条。这一年十一月，他在暂署两江任内，编练新式陆军“自强军”.计有步队八营、炮队二营、马队二营、工程队一营，共十三营。其建制为步兵每营250人，分五哨；炮兵每营200人，分四哨；马队每营180人，分三哨；工程营100人。各营还配备有医官。枪匠、兽医等后勤保障人员。这支部队，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化武装力量的一支。虽然人数不多，但在中国军制史上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次年初，张之洞从两江返任湖广，以更大规模编练新军。经过十年经营，编成陆军第八镇和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共称“湖北新军”。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统计，第八镇有官七百员，镇统张彪，兵一万五百名；第二十一混成协有官二百八十员，协统黎元洪，兵四千六百名。“湖北新军”是当时仅次于北洋六镇的第二支强大新式陆军。
张之洞编练新军的指导思想是：“额必足，人必壮，饷必裕，军火必多，技艺必娴熟，勇丁必不当杂差，将领必不能滥充。”他把这七条称为“军之体也”。“凡事其体先立，然后其用可得而立”①。张之洞认为，“必须扫除故套，参用西法，参用各国洋弁教习，讲求枪炮理法，兼司营垒测绘，始可谓之为兵”②。只有在建军制度、条令规则、训练方法、战术原则、军械装备等方面全行仿效东西洋各国，方能从根本上革除旧军队疲沓昏陋之锢疾，建立起精壮强练的近代武装。
在具体仿效对象上，张之洞认为，德国陆军之强冠于全球，因此当以德人练兵之法为楷模，自强军便是基本依照德国章程编制而成。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以后，张之洞又以日本军制为新军编制的主要参照。新军采用镇（相当于师）、协（相当于旅），标（相当于团）、营、队（相当于连），排、棚（相当于班）的梯级编成序列。镇为综合军事建制，包括步、马、炮、工、辎五大兵种，更利于诸兵种协同作战，以适当近代战争的需要。在编练方法上，张之洞认为，选募洋弁洋将，直接训练指挥中国士兵，十分有利于中国将领从中观摩学习，尽快掌握近代军事训练、作战法则，易收事半功倍、立见成效之功。
编练自强军时，张之洞聘请三十五名德国军官。他们不仅担任训练科目的教官，而且还被授于指挥营、哨两级的实职，中国军官仅任副职，“选武职中壮健有志，不染习气者为副营官，选天津广东两地武备学堂出身之学生为副哨官。其带兵操练之权，悉以委之洋将弃，而约束惩责之权，则专归华官。”①张之洞离两江返回湖广本任时，又调部份洋弁到武昌，担任湖北新军的训练工作，不过此时他对选募洋弁的看法有所改变：“中华练兵诚为第一要事，惟各国皆思干涉我兵权，亦是大患。大率用洋人为教习可，用洋人大员为将领则万万不可。”他改变授洋弃以指挥实权的做法，仅以之作顾问和教习，并且立定合同，加以约束。其合同内容主要为：洋弁之军衔不超过守备；洋弁为张之洞属员，听其节制；洋弁仅任教习；训练诸事均应与营务处道员商办。②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以后，张之洞为湖北新军聘募了不少日本教习，其使用原则.亦如上述。
在取得相当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之洞归纳出“东西各国教将练兵要旨”十二条，奏请朝廷颁饬各疆臣“切实研究”，广加推行。其内容为：
一、教士以礼，使之有耻自重；
二、调护士卒起处饮食；
三、讲明枪炮弹药质性源流之法；
四、枪炮线路取准之法；
五、掘壕筑垒避枪炮之法；
六、马步炮各队择地借势之法；
七、测量绘图之法：
八、队伍分合转变之法；
九、守卫侦探之法；
十、行军工程制造之法；
十一、筹备行军衣粮辎重之法；
十二、行军医药之法。①
由此可见，张之洞对于近代新型军队的管理操练细则。已有一个比较完备的认识，这在中国近代化武装力量的草创阶段，尤显其理论意义和实践功效。
张之洞强调军队必须有严明的纪律。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湖北新军一部调驻安庆。张之洞专电该部“务须严整肃静，均住帐棚，不可人民家。饮食柴草一切自备，街市买物务须和平，不准稍有强买争闹等事，违者必应严办。总之，万不准扰皖省一草一木，以全名誉。”②湖北新军军纪严明，为各省所称道，与张之洞的严格要求有直接关系。
于部队编训之外，张之洞对于国家军事管理、指挥系统的建设，也提出新的构想：“请仿英、法之总营务处，日本之参谋本部，于都城专设衙门，掌全国水陆兵制、饷章、地理绘图、操练法式、储备粮饷、转运舟车、外交侦探等事。平日之预筹，临时之调度，悉以此宫掌之。兼采众长，务求实用。”①这些建议对于清政府军事方面的“新政”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①《全集》.卷八，奏议八，《筹改营制折并单》。
②《全集》.卷六，奏议六，《密陈北军应练片》。
①《清史稿》志一百十四，兵十，第4129—4130页。
②《全集》，卷三十七，奏议三十七。
③《劝学篇·外篇·兵学第十》。
④《张文襄公治鄂记》第24页。
①《全集》，卷四十，奏议四十，《选募新军创练洋操折》。
②《全集》，卷四十六，《请添练精兵折》。
①《全集》，卷四十，奏议四十。
②见《全集》，卷八十，电奏八.致总署。
①《清史稿》志一百十四，兵十，第4131—4132页。
②《全集》，卷一百九十九，电牍七十八，致安庆鄂军张统制等。
①《清史稿》志一百十五，兵十，第4132页。

第三节　从“广求利器”到“自铸枪炮”
迄至十九世纪中叶，清军装备仍以刀矛箭戟等“冷兵器”为主。鸦片战争以后，列强挟坚船利炮而至，几经交手，西方大机器工业生产出的近代军备的优越性，渐次得到中国人、首先是那些直接参与战争的军事将领、封疆大吏们的承认。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上疏，言统军在江南“剿贼”，“习见西洋火器之精，乃弃习用之抬枪、鸟枪、而改为洋枪队”。②这是中国军队装备洋械的开端。
就张之洞而言，重视军备的更新改良，始于山西巡抚任内。在筹编山西练军时，他就准备一改“绿营向以弓箭为先”的传统而“首重火器”。③他在给张佩纶的信函中曾透露筹巨款以购外洋军火的计划.但不久他奉调至粤，计划未及实施。
光绪十年（1884年），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直接参与指挥对法作战。战争是极好的课堂，之洞对于改良军备的急迫性，因此而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在《筹议海防要策折》中，他分析道：
“自法人启衅以来，历考各处战事，非将帅之不力，兵勇之不多，亦非中国之力不能制胜外洋，其不免受制于敌者，实因水师之无人，枪炮之不具。”①针对中国旧式军队装备落后的病弊，张之洞说：“器械不利，与空手同；不能及远，与缺兵同，史之良规也。”为了弥补与法军在军械质量方面的差距，他“抵粤以来，首以购备军火为务，分向欧美各洲不惜重金，广求利器”②。但是，事关国防大计却时时仰给于人，总非善策。张之洞于此饱尝苦涩辛酸，他在一份奏折中报告：
“去年各省设防以来，所购军火不下数百万金。而良粗不齐；且损重费，甚至居奇抑勒，借口宣战停运截留，种种为难，令人气沮。其运脚、保险、行用等费扣至四五成不等。仰人鼻息非长策。”③为改变这种被动局面，自力更生，张之洞留心“访求粤省究心雷械之员弁工匠，凡稍有才艺心思者，皆令多方试造以冀逐渐扩充，开兹风气。”他扩建广州黄埔船坞，建造小型铁甲舰以增强海防力量。中法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1886年）。他又将广东七十年代建立的机器局和火药局合并，扩大生产规模，同时又创办一座枪弹厂。光绪十四年（1888年），张之洞开始筹建规模较大的枪炮厂，并奏称：向外洋购买枪炮，“不但耗损中国财用，漏卮难塞，且订购需时，运送遥远，办理诸多周折。设遇缓急，则洋埠禁售，敌船封口，更有无处可购，无处可运之虑。况所购之械，种式不一，精粗各别，弹码各异，仓卒尤易误事。详筹时势，必须设厂自铸枪炮，方免受制于人，庶为自强持久之计”①，这也是他日后排除万难，建立中国自己的近代军事工业的基本指导思想。
此后不久，张之洞移节湖广，该厂随迁至汉阳大别山（即今龟山）麓建设，更名“湖北枪炮厂”。截止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底，该厂共造成马步枪十万一千六百九十枝，枪弹四千三百四十三万七千九百三十一颗，各种快炮七百三十尊，前膛车炮一百三十五尊，各种开花炮弹六十三万一千七百颗，前膛炮弹六万零八百六十颗。②该厂规模、产量均居全国前茅。直至抗日战争时期，由该厂发展而成的汉阳兵工厂所制“七九式”步枪，仍因质量精良而享誉全国。在中国军械生产的近代化方面，张之洞作出了重要贡献。除了大力发展民族军事工业以装备部队以外，在军队演练、操作新式军械方面，张之洞也予以高度重视。光绪十一年（1885年），他制订海防操练章程，规定各营均须精练卧枪、枪、过山炮、洋式火箭，并掌握安放水雷，修筑炮台，架设行军电线等技术。湖北广济田家镇，地扼江防要冲。光绪二十二年（1886年），张之洞亲往察勘，于南北两岸建明暗炮台十四座，安装德制克虏伯大炮。该炮系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火炮，“其测量演练断非数月所能纯熟，不惟勇丁娴此者无多，即将弁中通晓炮法台式者亦实罕靓”。有鉴如此，张之洞下令“各台专设台官，各炮专设炮务，各有专司，勤加练习”，炮台官兵不准派当杂差，不得随意调动、更换，促其精心演练，以利守备。
对于敷衍塞责，疏于操练者，张之洞给予严肃处罚。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之洞亲临寰泰兵轮，校阅在该轮实习的水师学堂学生成绩。但见“演放火炮，手法生疏草率，拉火不响，遂不再安拉火，空手作一拉之势而已”。“令其演行船撞船诸事，则只空比手法，船身并不运动，种种直同儿戏”。之洞大为震怒，“不知该学生等所练何事，所毕何业”①，他随即奏请将该轮管驾官兼正教习何心川即行革职，并宣布此批学生不准毕业，以做效尤。
②《清史稿》志一百十五，兵十一，第4133页。
③《全集》，卷八，奏议八，《筹改营制折并单》。
①②③《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
①《全集》，卷二十五，奏议二十五。
②《清史稿》志一百十五，兵十一，第4166页。
①《全集》，卷五十九，奏议五十九，《特参管带练船参将折》。

第四节“战人较战具为尤急”
先进军械固然是近代战争取胜的重要因素，但军械终归要靠人来掌握。提高部队官兵的文化、军事素质，始终是张之洞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战人较战具为尤急”②，这一论断无疑是十分精辟的。
张之洞认为，“整军御侮，将材为先。德国陆军之所以甲于泰西者”，“其要尤在将领营哨各官无一不由学堂出身”①。他还说：“练兵必兼练将，而练将又全赖学堂。……武备事宜尤以设立学堂，教育将材为首务”②。因此，从创建新式军队的开初，张之洞就将通过正规学堂教育培训军官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因而他编练新军与开办军事学堂总是同步进行。在广东筹议大治水师，同时开设广东水陆师学堂。在江苏创建“江南自强军”，同时开设江宁陆军学堂。在湖北编练新军，又先后开办武备学堂、武普通中学堂、陆军小学堂、将弁学堂等不同程度、各有侧重的系列军事教育单位。他设想经过若干年后，达到“非学堂出身者不得充统领营哨各官”③的目标。为此，他极力扩大陆军小学堂的规模，“每年收足一千人，三年收满三千，一律按日到堂受业。三年之后，若好学者众，则分刚柔日轮班上学，可以收足六千”④，实现“六千君子共学堂”的壮举。这一设想虽未实现，但其思路却是基本正确的。
为尽快培养熟谙近代军事知识技能的指挥人材，张之洞还积极派遣军事学堂学生出国留学。在晚清留日士官生中，张之洞派出的湖北留学生占有很大比例。如第一期留日士官生共三十九人，湖北占十一人；第二期二十五人，湖北更占了十七人。吴禄贞（1880—1911）、蓝天蔚（1878—1922）等著名军官，都是张之洞从湖北派往日本留学军事的。
张之洞认为，“今日朝野皆知练兵为第一大事，然不教之于学堂，技艺不能精也；不学之于外洋，艺虽精，习不化也”①。在他创办的各类军事学堂中，均仿效东西洋各国军校体制，开设一系列适应近代战争要求的新科目。如江宁陆军学堂聘请德国军官五人任教习，讲授兵法、行阵、地利、测量、绘画、算术、营垒、桥路等课程。湖北武备学堂开设军械学、算学、各国战史等科目。学生除在讲堂研习之外，还要参加严格的实际操练。在开办陆军小学堂时，张之洞认为部章规定开设的军事课目太少，程度太浅，他上奏论辩：“开办学堂，总以学科完备为第一要义。若学科不完备，虽一切布置均守部章，亦于军政无益”②。他说到做到，在湖北陆军小学堂中增设筑城、军制、兵器、战术、卫生学、炮操、马操等课程，并附设了测绘班、军医班、海军班。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军校，由此初现规模。
在注重培训合乎近代战争要求的新式军官的同时，张之洞还十分强调提高士兵的素质。他说：“以今日战事日精，战具日巧，即一哨弁之微，亦断非粗材下品所能胜任”③。为了保证兵员质量，他在《拟编湖北常备军制折》中提出：
“募兵之法，略仿日本征兵制，寓征于募，选士农工商之家安分子弟，或素有恒产，或向有职业手艺，自足资生，并非待勇粮为生计者入伍，凡刁滑流痞之徒，一概拒收。”为了适应严格军事训练的要求，又规定新兵年龄限制在十八至二十四岁之间，并且必须经过西医严格体验，合格者方予录取。尤其体现其卓越识见的是，张之洞格外强调士兵的一般文化素质，要求多吸收“实能识字写字，并能略通文理之人”①入伍，以利其掌握近代军事技术，提高部队战斗力。
他手订湖北练兵要义，其第一条即为“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②。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湖北新军成为当时各支新军中文化素质最高的部队。如该军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湖北黄陂募兵九十六人，其中竟有廪生十二人，秀才二十四人。张之洞还独出心裁，在湖北推行“学兵制”，选派士兵入陆军特别小学堂学习，“昼则来堂，讲求学科，夜则归营”，“于练兵之中寓普及教育之意”。对这种成年士兵入“小学堂”深造的创举，当时人们戏称为“学堂特别小，学生特别老”。
另外，张之洞还又选调武备学堂优等学生教习各营，兼充哨官。“军营向例，哨官带兵而无教练之责，教习教练而无统带之权，至是合而为一”③。这些措施在全面提高士兵文化、军事素养方面都收到显著功效。为了吸引有志青年入伍，稳定军心，张之洞十分重视改善官兵的物质待遇，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他提出“恤兵之善有四”：
一、饷厚；
二、将不发饷，别有官主之，以防克扣；
三、兵不自暴，官为供备；
四、阵亡者恤其家终身④。
江南自强军士兵饷银每月给官铸银元五元，合库平银三两六钱，官弁递加，且饭食衣履费用在外。湖北新军士兵饷银又提高至每月六元，这在当时确属十分优厚的待遇。为了增强士兵的荣誉感，破除“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陈旧观念，张之洞力主仿效西洋各国，崇尚武功，使“临战之饥寒有备，战殁之家属有养，兵之死亡，君亲吊之，兵之创伤，后亲疗之，故将之尊贵，过于文臣，兵之自爱，过于齐民，强国之由，其在此矣”①。他拟定的湖北常备军制规定，入伍之兵三年期满退伍，届时考校其成绩，分头二三等，由督抚亲临该营，颁发奖励，“飨以羊酒，以花红鼓吹送出营门。返归故里，本乡绅董以鼓吹爆竹迎接”，“概免杂项差徭，非犯有实在案情，地方官不得无故差拘折辱，待以武生之礼”②。尽管这些规定未能全部落实，但其对于军队建设的积极意义，仍值得后人借鉴。
张之洞“战人较战具为尤急”的认识，是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和近代战争规律的。他采取的种种提高官兵素质的措施，也都收到明显功效。无论从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军事素质方面衡量，湖北新军都堪称全国一流。湖北新军的这些优势不仅使他们在历次秋操会练中名列前茅，享誉全国，而且也令不少官兵具备接受新的社会政治思潮的知识基础，进而最终走上革命道路。这一点，正是湖北新军大不同于“北洋六镇”的特异之处。
湖北新军与北洋六镇，同为清季首先编练而成的近代精锐之师。但北洋军是清廷的中央军，主持者袁世凯又力图将其铸成封建色彩浓厚的私家武装，这便决定了它在之后的辛亥革命中，成为镇压革命的凶恶鹰犬。而作为地方部队的湖北新军，所受清廷控制较为松弛，张之洞虽也注意防范革命势力在军队中蔓延，但为了避免朝廷指责、干预，他对于新军中革命党人的活动，一般均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往往是除名了之，不予深究，这就为革命党人在湖北新军中站稳脚跟并发展力量，提供了相对有利的条件。
张之洞的的“身心性命之学”，归根结底是通过编练新军，“执干戈以卫社稷”，用近代军事力量来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和清王朝，使之在内忧外患交迫之中不致急速崩塌。但是，如同张之洞兴实业、办教育等“洋务”事业的客观后果一样，湖北新军也最终走向了他主观愿望的反面，其中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为结束二千年专制帝制立下头功。而且，由湖北新军派赴各省“代练新军”的人员，许多都成为该省响应武昌首义的重要人物，如新疆的杨缵绪（1873—1956）、东北的蓝天蔚、贵州的赵德全（1881—1912）、陕西的李载煦、广西的吴元泽、云南的梅治逸等。张之洞组训湖北新军，意在培植清王朝及纲常名教的捍卫者，结果反倒成为清廷掘墓人，这恰如时人所论之”种豆得瓜”，而这正是历史辩证法所使然。
②《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
①《光绪朝东华录》（四），第3753页。
②《全集》，卷一百，公牍十五。
③《全集》，卷五十四，奏议五十四。
④《全集》，卷七十，奏议七十。
①《劝学篇·外篇·兵学第十》。
②《全集》，卷七十，奏议七十。
③《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114页。
①《全集》，卷六十二，奏议六十二。
②《全集》，卷五十七，奏议五十七，《筹办练兵事宜酌议营制的奉折》。
③许编《年谱》卷七。
④《劝学篇·外篇·兵学第十》。
①《劝学篇·外篇·兵学第十》。
②《全集》，卷六十二，奏议六十二，《拟编湖北常备军制折》。

第五章　维护主权之旨，羁縻牵制之术——张之洞的外交主张
鸦片战争以降，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撬开中国紧闭的大门，清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十分被动的的情势之下展开。张之洞在其政坛生涯中，虽未曾以外交为专务，但在疆吏职守内每每涉及外事，于此多有主见，同时他对朝廷外交战略亦屡屡建策，颇富创意，在外侮频仍、御外乏术的晚清堪称难能。

第一节　内政自有主权，外交须有成案
张之洞的外交思想，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但其一以贯之的基本出发点是抵御列强干涉，维护国家主权。早在“清流”时期，张之洞即高张维护主权的旗帜。光绪五年（1879年），崇厚与俄国代理外交大臣签订《里瓦几亚条约》，中国仅收回伊犁一座孤城，却要割让大片土地，赔款五百万卢布。张之洞于为此上《熟权俄约利害折》，《评筹边计折》，力陈“俄约有十不可许”，虽“必改此议不能无事”，但“不改此议不可为国”，显示了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凛然正气。出任封疆后，张之洞面对“万国盟聘，事变日多”的态势，更深切地认识到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和艰难，并形成较为完整的外交思想。他认为：
中国与各国交谊，本无歧视，然办理内政自有主权，办理外交须有成案，外人断不能凭空强为干预。……中国毫无主权，任人干涉，其将何以为国！①虽然张之洞未能对列强侵华的经济—政治动因作出深入分析，但他清醒认识到这种侵略损害中华民族利权的严重性。他认为，西方列强有如“熊虎豺狼，名异实同，无不噬人者。”②在近代世界强列政治中，“权力相等，则有公法，强弱不侔，法于何有？”③万不可寄希望于国际公法。唯有在增加国力的基础之上，实有战心，“实有战具，而后可以为讲之地也。”④张继煦概括张之洞所主持的对外交涉的特点是，“光明磊落，推诚布公，可者与之，不可者拒之，毋逆诈以资口实，毋通融以贻后患。”“与外人周旋，遇无理之要求，国体所关，及人民利益之宜保障者，开始即严加拒绝，虽百端恫喝，不为所撼。”⑤揆诸史实，确为的论。
对于李鸿章主持朝廷妥协外交，割让国家政治、经济、军事主权以苛安一时，张之洞一再表示强烈的不满。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张之洞在比较各国外交时论道：“今日五洲各国之交际，小国与大国交不同，西国与中国交又不同。即如进口税，主人为政，中国不然也。寓商受本国约束，中国不然也。各国通商，只及海口，不入内河，中国不然也。华洋商民相杀，一重一轻，交涉之案，西人会审，各国所无也。”①他认为“政府一定宗旨”当是“所有自有权利，无论系何地，皆不愿专让他人。无论何国，无论在何处，亦不应占我各项权利。”②为此，他与李鸿章之间多生扞格，以致军机处不得不出面调解，一方面称李鸿章“身处其难，原多委曲，然时有不受商量之失”，一方面责备张之洞“虑事固深，而发言太易，亦未免责人无已。”③李鸿章主持贫弱虚空之老大帝国的外交事务，“身处其难，原多委曲”，固非空言；张之洞不在其位，而谋其政，“发言太易”，亦属实情。李鸿章因此而有意引张入枢府，让他分尝当事人之苦头，但却为之洞所拒。不过，张之洞于地方疆吏职守之内，在维护国家主权，保护民众权益方面，确是毫不含糊，尽责尽力，口碑流传民间，实绩载于史册。
张之洞直接经办涉外事务，始于两广总督任内。从一开始，他就认定，主权问题，绝无退让余地。他在给广东臬台的电报中强调：“粤省洋务，不宜迁就，凡仆所坚持者，皆万不可许。”①当时广东全省常税为总税务司英人赫德控揽，之洞认为此万不妥，应力争收回税权。他一再陈说利害：“赫德揽收全粤常税，力挤监督”，其心“狡而毒，意在全纲中国利权”，“既夺全粤之税，必笼全粤之厘……将来不尽夺各省海口长江之利权不止”②，“今以洋员全夺地方官之权，挠我内政，以后粤省虎门以外纵横数百里耳目所习，将不复知有华官法度，非特利权有损，并干事权有妨”。之洞进一步说明：“广东为中华海疆第一道门户，粤防驰则沿海皆为兵冲，粤力尽则南洋更无可恃，此事关涉重要，臣等属与司道以下各官筹议，无不同切隐忧。”他表白此议绝非为广东一省争利，而在争国家主权，申明自己“断不至为粤省地方官与税司争权，况无损粤饷，更何必为粤省司局与税司争利，特以中外大防所系”，故不得不“痛陈管蠡，上达宸聪”③。对于列强势力以种种形式渗入粤省各地，之洞保持高度警惕。光绪十三年（1887年），琼州道报告，有洋医冶善基在那大地方设局行医。之洞立即电示：“此事万不可行，洋人用意甚深谲，每藉行善事购地起屋，影射侵占，招引族类愈推愈广，遂成世业，为害无穷。”命琼州道将其驱逐，“勿任久踞滋弊。”④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华人出国佣工、经商者日众。广东为出国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华裔桥民在欧美、东南亚及澳洲各地辛勤劳作，为繁荣当地经济、文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但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美国、澳大利亚先后通过“排华法案”，形成迫害、驱逐华侨的逆浪。在这种情形下，维护国家主权，保护华侨正当权益，便成为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的一大德政。他得悉旧金山等地华侨被杀害，商店、住房被烧毁的确实情况后，立即约请美国公使田贝来广州会谈，严正警告美方，如不立即停止迫害华侨，广东方面将以牙还牙，驱逐在粤的的美国侨民。他还电请总理衙门，通过外交途径，要求美方惩处凶犯，赔偿损失，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光绪十二年（1886年），张之洞专奏《会筹保护侨商事宜折》，提出政府应派员常驻华侨聚居地，与驻在国方面妥为协商，保护华侨利益，体现国家尊严。在他的推荐下，记名总兵王荣和、内阁侍读盐运使余璡二人出使东南亚及澳大利亚等地，与各地当局恰商华侨事宜，所到之处，“华民欢呼爱戴，望派领事极殷”①。后来王荣和出任驻菲律宾领事，张之洞又托他赠送中华文化典籍与侨胞，以期“聪明志气之用，得以扩充而愈开；水源木本之思，益将深固而不解。”②西方基督教自唐代即传入中国，但长期未得广泛流传。明末清初大批传教士东来，基督教始于皇室及上流社会内传播，但不久亦遭康熙、雍正二帝的禁绝。鸦片战争以后，教禁渐开。《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耶稣、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自后有传教来至中国，一体保护”。《中美望厦条约》也载明：“除了传教士能在五口传教之外，还可以建立教堂。”从此，西方教会势力迅速渗透中国各地。由于基督教义与中国传统儒教宗旨迥异，文化冲突势所难免，加上部份传教士及教民依仗列强侵略势力欺压百姓，为非作歹，所以六十年代以后，各地教案迭兴。张之洞抚晋、督粤，移节湖广，都经手处理了一批教案。光绪八年（1882年），张之洞在《设立教案局片》中论及山西各地教民冲突的起因时说：“缘奸民持其护符无理生衅，该教堂包揽袒庇，……教堂日横，民怨日深”，“详核新旧各案，皆悉教曲民直，又皆地方事体，无关传教之事”①。为了保护人民正当权益，惩处刁顽教徒，他专设教案局，于发生教案后，衡量事理，依据条约，分别准驳。对逞刁之教民，将其驱逐，对生事之教士，责令主教撤换。中法战争期间，法领事法兰亭称开战以后，广东全省教堂损失共值三十余万元，要求赔偿。张之洞“正言力拒”，驳其“荒谬实堪发指”，“此事万无许理，分文不能偿给”②。在处理九十年代湖北武穴、宜昌、长乐、利川等地教案时，张之洞一方面固然视民为“匪”，严加弹压，另一方面也从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对列强的无理蛮横要求以有力抵制。英国领事称武穴教案为“谋杀故杀，放火抢劫”，张之洞驳曰：“哄闹混殴非谋杀，多人共殴一人非故杀，失火延烧非放火故烧，攫取零物非抢劫”③，并拒绝“一一拿办”旁观者的无理要求。对于宜昌教案，之洞认为“愚民集众滋闹，固属不应，而该堂之不遵告诫，启嫌误事，亦不能辞其咎。”④在《札江汉关道照会英领事饬黄州教士回汉文》中，张之洞诘问道：
今如教士到境，民情既不愿其来，而教士又坚持而不肯去，不自责其传教之无方，而责人以保护之不力。西教之道，果如是乎？在教士有冒险之虑，在地方官有掣肘之患。教士游历，并无定在，岂能处处皆以兵力弹压，此非入内地传教也，特入内地生事耳。①对于法国领事要求派兵保护教堂并严办襄阳各案，之洞据理相争：中国军队驻扎何地，“有关机宜，惟当局者能知其扼要，岂外人所得搀预议论。”如果法国教士身家不保。自为该领事分内应办之事，若教民身亡，自有地方官申愬，不惟教士不应干预，即该领事亦不得越俎，应听地方官自行审办，此乃有关中国主权之事，不可含浑。”该领事将教民相提并论，亦属不合。”②总之，张之洞处理教案，“以保主权，守条约，卫人民为主旨”，不卑不亢，不像有些疆吏一味妥协，”惧酿重大交涉”，“多杀无辜，以谢外人”③，体现了一个正直官僚的爱国立场与守土护民的责任心。
租界，是两方列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肌体上滋生的赘疣。张之洞对于通商口岸租界之开辟深以为虑。他认为“上海旧日各租界，名为中国境内，实已与各国土地无异”④，中国主权丧失殆尽。对于各国急欲扩大租界地面，之洞更是忧心忡忡。“今日急务则莫如限制洋人于租界外占地一事为最重”，否则，“流弊无穷，不堪设想”。他针对各国占地，先筑马路，继则设捕房、挂路灯、编门牌的“蚕食”伎俩，决定“凡租界外洋人马路已到之处，即于其地接造马路一段，迎头拦截，彼自不能轶出范围”。同时严禁华人私卖土地与洋人，如有违者，严治其罪，并将该地充公，地价追缴入官，①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汉口法领事要求拓展租界至芦汉铁路所经之地面，张之洞坚决拒绝，“铁路所经，乃两旁之地，必须全归中国管理，断断不容旁落。距铁路六十里之界，断断不能逾。法领事终不能再有所要挟。”②这些举措虽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厄运，但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侵略势力的扩张，维护了国家权益。在对外交涉中，张之洞每每挺身维护中国民众权益，毫不退让，即便挂冠而去也在所不惜。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德国美最时洋行驻汉口分行欲在汉江安设趸船。张之洞认为其选中之地紧靠龙王庙码头，有碍官商民船渡江，夏秋涨水之际，趸船锚链必然对往来船只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坚持不许。德方通过外务部压之洞就范，”耸以危词，意在必得”。之洞义正辞严予以驳斥：“德使只知保护美最时一家利益，不知华民权利亦须存留，华人性命尤须保护。”“若美最时趸船果设，吾不能见湖北百姓，只有不作官耳。”③双方相持年余，以德方退让告终。张继煦曾这样总结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交涉之能事”：
“一案发生，必先从情理法三者研究其结果，即据以为交涉之主旨。任何术骗威胁，百变不离其宗，案求速结，大致议妥，然后报告于中央。久之外人知公之不可要挟，则迳向中央抗议，以冀达其目的。然往往中央允许，而公痛陈利害，仍坚持其初议。外人知无可冀，亦徐就范围。”①考其事迹，这段评论大体符合张之洞出任封疆期间惨淡经营外交事宜的实际情形，而这在晚清疆吏流行”软骨症”的时局中，尤显其凛然正气，难能可贵。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一，书札八，与梁崧生。
②《全集》，卷一百五十五，电牍三十四，致上海盛京堂。
③《劝学篇·外篇·非弭兵第十四》。
④《全集》，卷二，奏议二，详筹边计折。
⑤《张文襄公治鄂记》第46页。
①《劝学篇·外篇·非弭兵第十四》。
②《全集》，卷一百八十四，电牍六十三，致京德国钦差葛署大臣。
③《全集》，卷八十三，电奏十一，行在军机处来电。
①《全集》，卷一百三十一，电牍十，致京广东臬台王爵堂。
②《全集》，卷一百三十，电牍九，致天津李中堂。
③《全集》，卷二十，奏议二十，税局代收新香六厂货厘宜防流弊折。
④《全集》，卷一百三十，电牍九，致琼州朱道方道。
①《全集》，卷一百二十七，电牍六，致天津李中堂。
②《全集》，卷二十三，奏议二十三，《派员周历南洋各埠筹议保护折》。
①《全集》，卷六，奏议六，《设立教堂局片》。
②《全集》，卷七十五，电奏三，致总署。
③《张文襄公治鄂记》第47页。
④《张文襄公治鄂记》第47页，第48页。
①《张文襄公治鄂记》第47页，第48页。
②《张文襄公治鄂记》第48页，第46页。
③《张文襄公治鄂记》第48页，第46页。
④《全集》，卷八十五，电奏十三，致军机处外务部天津袁宫保。
①《全集》，卷四十二，奏议四十二，《限制租界严禁侵占折》。
②《张文襄公治鄂记》，第49页。
③《张文襄公治鄂记》，第49页。
①《张文襄公治鄂记》，第50页。

第二节　从“远交近攻，以夷制夷”到“利用均势，羁縻牵制”
在处理清政府与列强关系的策略思想方面，张之洞经历了由“远交近攻，以夷制夷”到”利用均势，羁縻牵制”的转变过程。大致说来，从他七十年代末跻身“清流”，参预改订《中俄条约》，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德《胶澳租界条约》签订，其外交思想的重心不脱林则徐、魏源“以夷制夷”之故道。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以后，张之洞鉴于清廷地位进一步衰落，“制夷”已不现实，列强争夺在华利益进一步加剧，转而倾向接受美国“开门通商，利益均沾”的主张，其目的在利用均势，行“羁縻”之术，以维护脆弱已极的国家独立地位、领土完整及主权。相对而言，张之洞前期外交策略思想较为积极主动，但迫于内外形势，行之不果，不得已退而求其次，以消极被动的力量、利益“平衡”策略求得局面的维持。手法迥异，但宗旨一脉相承，即利用列强矛盾，力挽主权尊严。
“以夷制夷”是中原王朝自古以来应对周边诸族的贯用策略。近代以降，西方殖民主义东侵，对于中国人来说，“夷”已不是指周边少数民族，而是指西方殖民者。在近代中国，提出“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以抗御西入侵略，首倡者为林则徐。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当西方列强的经济渗透日甚一日之时，朝廷上下“封关禁海”之论甚嚣尘上。惟独林则徐以开放眼光和主动精神，认为“不分良莠”一概禁绝与列强往来，并非万全之策。既要与外通商，又要防止失利丧权，“此中控驭之法，似可以夷制夷使其相间相睽”，“以彼此之离心各输忱而内向。”①林则徐的本意在利用矛盾，掌握主动，这当然不错。可惜“以夷制夷”的前提是自己要有足够的实力，否则不惟谈不上制夷，将反而为夷所制。如果说在林则徐的时代，“天朝上国”虽然内囊已尽上来，而架子还不曾完全倒塌，因而“以夷制夷”还有可能的话，那么到了七、八十年代洋务派主持清廷外交时，“以夷制夷”策略便更多地只是体现出在大厦将倾之际振衰起颓以挽国势的良苦用心，而实际上却很难行得通了。
张之洞早期的外交策略思想与李鸿章并无二致，也主张“以夷制夷”。他引用经传所谓“度德量力”，史策所载“远交近攻”来论证外交“须审邻国之治乱强弱，于我之远近缓急，分别应之。固无一律用武之道，亦无一概示弱之理。”①所不同的是，李鸿章是企图联俄以制日，张之洞却力主联英、日以制俄。甲午战后，李鸿章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出访俄国，临行之前宣称“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其得意之作是以租借军港、出让修路权、开矿权以换取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迫使日本退出甲午战后从中国割占的辽东半岛。张之洞的联英、日以制俄外交构想，有其理论上的依据，这便是他对于“陆权”“海权”国家的区分。
张之洞认为，中、俄同为以农为生的“陆权”国家，而英、日则为以商为生的“海权”国家。陆权国家之间矛盾不可调和，而陆权国家与海权国家之间并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另一面，日与俄相比，日弱俄强。李鸿章认为“多让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固得借俄以慑倭。”②而张之洞则认为正因为日弱，又以商为生，我可以通商为要挟手段，控制日本，联弱抗强。“日本甚贫，华市一绝，商贾立窘。……中国之兵力财力纵不能胜俄，何至不能御倭哉。”“盖商务所争在利，方今泰西诸族麇集中华，加一贫小之日本，亦复何伤，夫中国不过分西洋诸国之余沥以沾丐东洋而藉此可以联唇齿之欢，孤俄人之党，此所谓不费之惠，因时之宜。”①甲午战争期间，中日矛盾激化，张之洞一度也赞成李鸿章援俄抗日之策，同时又根据“远交近攻”之理论，主张联英以制日。他说：
英远倭近，英缓倭急，英乃强邻尚存大体，倭乃凶盗毫无天理。②但是甲午以后不久，张之洞即回复到联英、日以制俄的外交路线上来。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日本方面密遣参谋部副将神尾光臣、部员宇都宫太郎赴武昌，游说之洞，“语极殷切，意在两国联络”。之洞在给总理衙门的报告中分析其原因：“大抵倭见俄日强，德日横，法将睡起，英亦效尤，海口尽占，中国固危，倭四面皆受强邻之逼，彼亦危矣，故今日急欲联英联中，以抗俄德面图自保。”他建议“破（日本）既愿助我，落得用之。……联倭者所以联英之枢钮也。倭肯出力劝英与我联，则英不能非理要求而我可藉英之援助矣，我不与倭联，则彼将附英以窥长江矣。”③应该说这种分析还是有其道理的。
张之洞倾向联英，在相当程度上与他和李提摩太的交往有关。之洞与李氏相识于晋抚任内，当时之洞即对李氏介绍、演示的西方科技大感兴趣，对其本人也颇敬佩，延聘为顾问，采纳其建议，开办”新政”。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中日之战正酣，张之洞暂署两江，驻节江宁（南京），李提摩太其时正在上海，三次赴宁谒见，建议速和日本，结英为援，力行新政。其间李氏曾提出中国授权于英，处理外交，代管工矿铁路，英国将援助中国推行改革。①对于这个完全变中国为英国附庸的“建议”，之洞当然加以拒绝，但他并不反对中英成立期限不超过十年的互惠同盟。
张之洞倾向联日，则更多地与他的儒教文化观相关。他在致神尾光臣的电报中称：“贵国与敝国同种同教同文，同处亚洲，必宜交谊，远过它国，方能联为一气。”②在赠长冈护美的诗中，之洞写道：“尔雅东方号太平，同文宏愿盖环瀛。”“止有合纵纾急劫，故知通道胜要盟。”③同文同种当然不能保证国家之间的稳固政治结盟，但从外交策略方面考虑，它却毕竟是可资利用的重要因素。张之洞联日设想的积极意义正在于此。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二月十日，张之洞正式奏请与英日联交，建议通过总税务司赫德探询英方态度，早日促成其事。同时，他又准备派郑孝胥等率领游学生赴日，学习工商、军事、法律、教育。他还致电总署，暂缓付日战争赔款，使日军继续驻扎威海，以牵制俄、德等国在华北的行动。又倡借英之力，重建海军。“水师惟英最精，英若借巨款造战舰雷艇数十艘，船向英造，将向英借，亦派将弁学生数百人赴英学习，船造成，我将弁亦练成矣。募英将如郎威理者统之，管代用中国人，船上执事参用英人，即与英船在东方者合队操练。”列强“见我大举经营海军，气象顿为一振，自可息其狡谋。”①但是，总理衙门复电，拒绝采纳之洞的建议：“俄焰日炽，各国畏忌，日英尤切。其欲联我无非藉我为屏蔽，无资于我也。既与联，则必有密约。日英政出议院，断难久秘。一经传播，中俄之交绝，德法乘之，其祸不可思议。”“英日求联，皆游士兵官之言，该使从不稍露端倪，联之一事甚不易言。各国风俗通，政教同，相联甚便，中外事事隔阂，难为密谋。只可遣使各国，商保东方太平之局，则不联之联，不致激成东方战局。”②总署的这一纸电文，实际上是对长期以来清廷“以夷制夷”外交策略（既包括李鸿章主张的联俄抗日，又包括张之洞主张的联英、日抗俄）的否定性总结。它表明清政府终于醒悟到，脱胎于中国传统观念的“以夷制夷”，已经不能适应近代世界的强权政治秩序，尤其是在积贫积弱的中国面对列强的步步紧逼而被迫采取防守态势的外交格局之下，它更难发挥在中华历史上曾经产生过的功效。总署电文所称“只可遣使各国，商保东方太平之局，则不联之联，不致激成东方战局”，明确显露出清季外交转向“利用均势，羁縻牵制”轨道的征兆。张之洞顺应于这一转变，他在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主谋策划“东南互保”，正是这种“利用均势，羁縻牵制”外交策略的典型体现。
就张之洞个人而言，其外交思想的这一重大转变，在一定意义上讲，正是他的总体文化观从传统型向传统一近代型过渡的征象之一。“以夷制夷”，明显带有“天朝上国”乃“万邦宗主”的独尊意味，它是中华文化领先于周边诸族时代的产物。万里之外的“红毛蕃种”打上门来，不知究底、囿于传统的中国士大夫开始很自然地祭出“以夷制夷”的现成法宝。这便是林则徐等人的心态。屡经交手，才知对手远非南蛮北狄、东夷西戎可比，这才有所醒悟，知当今世界迥非往昔，中国已经失去“天下之中”的地理与心理位置，于是土大夫们又将时局比之于春秋战国。张之洞的“度德量力”、”守在四夷”、“远交近攻”、“合纵连横”之类外交构想，均出自于中华传统的理论仓库。但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外关系，与春秋战国时代的列国关系，绝无共同本质可言。春秋战国，是同一文化圈内，基于同一文明发展水准上的政治结构重组，而十九世纪的中外关系，却是不同的文化体系，在不同的文明发展阶段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碰撞、交融。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各国风俗通，政教同，相联甚便”，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的中国与近代的西方“事事隔阂”。“以夷制夷”之不能奏效，并非李鸿章、张之洞个人的失误，而是时势所使然。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半殖民地化更为加深，列强在华争夺与勾结，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三国干涉还辽，德国要求在中国得到一处海军基地作为报偿，但被清政府拒绝。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德国以两名德籍传教士在山东钜野被杀为借口，强占胶州湾，迫使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租借”胶州湾九十九年，并取得在山东修筑铁路、承办各项工程的特权。俄国随即以“保护”中国不受德国侵犯为由，迫使清政府“租借”旅顺和大连。英国也“租借”了威海卫和香港新界，并取得清政府不得将长江流域让与他国的承诺。法国则“租借”广州湾，并在两广和云南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国已面临被瓜分的危险。另一方面，列强在争夺在华利益的同时，又加强相互间的勾结。英俄、英德、英日、俄德等国之间，纷纷寻求谅解，避免争夺可能给双方带来的危害，以期共同掠夺中国。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英国向俄国提出：“我们彼此的目的并没有任何严重的矛盾；另一方面，我们都能够做出许多有害对方的事，如果我们想这么做的话。最好是我们达成一项谅解。如果我们能够认为俄国愿意同我们合作，那么，我们愿为促进俄国对（中国）北部商业目的而作很大让步。”①英俄联手瓜分中国渐成态势。
中国加速沦为半殖民地的惨痛事实，以及列强在华相互关系的的新格局，迫使清廷枢吏在外交政策方面重新抉择。基于传统观念和自主地位的“以夷制夷”已经失去效用，而近代西方政治的理论产物“均势”论开始受到他们的注意。李鸿章、张之洞都是如此。“均势”论的基本思想是：和平的维持在于阻止任何国家或者国家集团拥有足够的力量去控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光绪四年（1878年）马建忠（1845—1900）在从巴黎写给总理衙门的一封信中，第一次使用了“均势”一词。利用“均势”以保小国、弱国生存的思想，遂为中国士大夫所了解。李鸿章在致朝鲜相国李裕元的信中就说：“去岁（1878年）土耳其为俄所伐，势几岌岌，迨英奥诸国出面争论，俄始敛兵而退。向使土国孤立无援，俄人已独享其利矣。又欧洲之比利时丹马皆极小之国，自与各国立约，遂无敢妄肆侵陵者。此皆强弱相维之明证也。”①不过在甲午战争以前，清廷尚放不下虚假的“天朝上国”的老大架子，李鸿章等也不过认为，朝鲜、安南等藩属小国才用得上“均势”论以求生存，而清政府自身还可以“以夷制夷”来维系国势。甲午以后，特别是德国占领胶州湾以后，清廷国势骤衰，“瓜分豆剖，渐露机芽”，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才不得不摒弃“以夷制夷”的虚幻构想，转而采取“利用均势，羁縻牵制”的应付策略，以求在列强势力的夹缝之中，保持清王朝脆弱的、表面的“主权”地位。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北方义和团运动高涨。六月，清政府对列强宣战。八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西太后挟光绪帝逃往西安。正当此中国局势剧烈动荡之时，张之洞在南方与刘坤一等共同策划了“东南互保”，力图一方面压制民众的反抗，另一方面阻止列强对长江流域的瓜分，为清政府保全半壁河山。张之洞的设想是，就目前计，北事己决裂至此，东南各省若再遭蹂躏，无一片净土，饷源之绝，全局瓦解不可收拾矣。惟有稳住各国，或可保全疆土。他说：“长江商务英国为重，各国忌嫉已久，惧英而不敢先发。英亦虑各国干预而不敢强占，以启各国戎心。在我正可就其所忌而羁縻牵制之。……此实委曲求全之策。”②这就是说，一方面利用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势力来防御他国插足，另一方面又利用他国的干预来阻止英国对长江流域的独吞。
东南互保”局面的成立，与列强当时的态度，尤其是英、美两国的态度有关。英国最担心一旦长江地区局势动乱，其他各国势必乘机要求出兵，这样必将危及英国在此地区的既得利益，故尔十分赞同张之洞、刘坤一提出的“东南互保”，以维持南方各省的平静局面。美国是瓜分中国宴席上的迟到者。为谋求在华权益，争取中国市场对美国商品自由开放，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9月，美国向列强首次提出关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其主要内容是：（1），各国在中国“势力范围”内的投资事业或任何既得利益，他国不得干涉；（2），各国对华出口货物，均按中国现行关税率交税，税款概由中国政府征收。义和团运动兴起，美国十分担心各国乘机瓜分中国，导致“门户开放”政策夭折，所以对于“东南互保”一事力表赞同，并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发表第二次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宣言，明确声言“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以缓解列强在华利益争夺，其根本目的则是在“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的“公平”旗号之下，使美国这个“迟到者”得以攫取更多的在华利益。
对于列强来说，“门户开放”政策不失为一种协调关系、避免相互冲突的可行方案，所以各国都在事实上予以接受。而对于张之洞来说，“门户开放”政策则不仅是对其“东南互保”的有力支持，而且成为他”利用均势，羁縻牵制”外交策略的国际保证。庚子年间，列强各怀野心，相互制约，莫敢先发的微妙“均势”，促成了“东南互保”的出现，而“东南互保”的成功，更坚定了张之洞“利用均势，羁縻牵制”以挽利权的外交信心。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沙俄出兵侵占东三省。年底，中俄两国在彼得堡谈判，俄方提出条约草案十二条，名义上“将满洲全行交还中国”，实际则不仅将东三省完全置于俄国控制之下，而且掠夺中国对于蒙古、新疆地区的主权。奕劻、李鸿章等主张早日签约，避免事态扩大，但张之洞则坚决反对。他的理由是，条约一签，东北为沙俄独占，不惟列强在东北的“均势”被破坏，而且各国必将群起效尤，“英于长江，德于东，日于闽、法于滇，皆不许中国自开矿路，中国全国政治、土地、理财、行兵之权皆为人有矣。”张之洞尤其担心的是，一旦“均势”局面被打破，“羁縻”之策无从施行，瓜分局面必不可免。他在致西安行在军机处的电报中痛陈已见：且我于东北西北各省准他国人开矿造路，尚是牵制维系之策，亦不能允饿人阻断他国之请，任其垄断，待其吞噬。中国一线生机，只在各国牵制一语，岂可自行划断。①随后，张之洞又提出东三省全行开放，开门通商，引各国力量以制约沙俄侵吞东北的阴谋：“开放东三省，予实利与各国，俾藉各国之公论以展限，藉各国之商利以阻俄吞辽土，藉各国之练兵以抵俄路入关。”②简洁他说，即“留中国之兵护满洲，不如招各国之商护满洲。”这再明白不过地表明张之洞此时已对中国以武力捍卫主权丧失信心，而认为惟有凭借“均势”，力行“羁縻”，方可维持局面。他甚至提出，即使各国群起效尤，迫使内地全境开放通商，中国正可藉此永存，亦未始不可。①“东南互保”基本成功，开放东三省却因列强反映冷淡，②加之李鸿章等力加阻拦，未成现实。但是，张之洞外交思想的发展脉络已十分清晰。从“以夷制夷”到”羁縻牵制”，前者积极主动，后者消极被动，这种变化实因中外力量对比所致，而就张之洞思想本身而言，其间贯穿的一条主旨却未曾改变，即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来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这也是他在当时所能选择的最为现实的方案。
②本节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李国祁所著《张之洞的外交政策》（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①《林则徐集·奏稿》，《复奏曾望颜条陈封关禁海事宜折》。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①《全集》，卷三，奏议三，《日本商务可允球案宜缓折》。
②《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九。
①《全集》，卷三，奏议三，《日本商务可允球案宜缓折》。
②《全集》，卷七十七。
③《全集》，卷七十九，电奏七，致总署。
①参见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台北，1965年版，第49页。
②《全集》，卷一百五十四，电牍三十三，致日本参谋大佐神尾君光臣。
③《全集》，卷二百二十七，诗集四。
①《全集》，卷七十九，致总署。
②《全集》，卷七十九，总署来电。
①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中译本，第231页。
①《李文忠公遗集》卷五，《三答朝鲜相国李裕元书》。
②《全集》，卷八十，电奏八。
①《全集》，卷八二。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②《全集》，卷一百七十一，电牍四十九，致江宁刘制台等。
①《全集》，卷一百七十一，电牍四十九，致西安樊云门。
②其主要原因在英、日、德、美等国当时不愿与俄正面冲突，引起战争。

第三节“蝮蛇螫手，壮士断腕”
在近代资本主义强权政治的格局之中，老大贫弱的中国始终处于一种被欺压凌辱的地位。所谓“弱国无外交”，面对列强蛮横的政治干涉，经济盘剥，军事欺凌，清廷外交并无多少有力手段用以自卫自立。曾国藩认为“唯有委曲求全之一法。”③李鸿章则主张“未易与数强敌争较，只有隐忍徐图”，“力保和局”。④久膺外交职任的丁日昌分析：“自来中外交涉不恃理而恃力。我力强于彼，则理以有力而伸；我力弱于彼，则理以无力而诎”，所以“论目前之事势，则宜以羁縻为万全；论事后之经营，则宜以自强为根本。”①在这方面，张之洞亦有所认识，其表现于外交策略上，便有“蝮蛇螫手，壮士断腕”②的构想。
张之洞一向认为，西方列强“熊虎豺狼，名异实同，无不噬人者”③。中国与之周旋，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惟有“两害相权取其轻”，付出一定的必要代价。他把这称为“结强援岂能无厚报。果有厚报，自可立密约，何援不能结，何寇不能御。”④无论在“以夷制夷”阶段，或者““羁縻牵制”阶段，张之洞这一思想都是比较明确的。其最突出的表现，则在中日战争期间。
甲午战败，日本方面提出极为苛刻的议和条约。张之洞“不胜焦灼，痛愤倭寇狂悖至此”，认为绝对不可接受，但又无制敌良策，只好运用“以厚报结强援，御悍寇”的办法。他致电总署：“此时欲废倭约，保京城，安中国，惟有乞援强国一策。”⑤“鄙意以为今日中国甘以重利饵他国，断不可以丝毫利益与倭人，不如许英俄以商务矿务等事或他项重利，英俄肯助我，则以兵威助倭，使之速即罢兵。协和者，谓借他国之助，于倭人不赔兵费，彼所要求之事一件亦不允许，不过彼此罢兵，两不索费而已，我国体不失，大局无碍，根本不摇，尚可徐图雪耻。若我自与讲和，则倭欲太奢，设或勉允数条，必致国体大伤，将来亦难补救，悔不追矣。”①他甚至提出”既肯以地与倭，何不以僻远之地赂英、俄，于全局尚无妨碍。”②若英、俄肯助我攻倭，我不妨割新疆数城酬俄，割西藏之后藏一带酬英。张之洞的如意算盘是：“若俄英有一国相助，则兵不血刃而倭约自废，京城自安。若倭敢战，则我击其陆兵，英俄截其海道，攻其国都，倭必灭矣。”③“蝮蛇螫手，壮士断腕”，听起来似乎不无道理，但张之洞以厚报结强援、御悍寇的具体实施方案，却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正从根本上暴露出出国势衰微所囿，张之洞外交思想上的软弱无力之处。
庚子年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逼迫清政府“惩办祸首”，以为撤兵条件。为缓和北方紧张局面，早日议和，张之洞“请朝廷俟全权拟奏到后，议定重办首祸，即速再通发国书，力言真心悔过，将首祸重惩，谦逊委婉，切恳各国国主速即饬令停兵开议，以复旧好。”④为了迎合列强，“究竟英使意必欲重办何人，孰最重，孰较轻”，“似可密问英使，请其指名，即使彼欲一律从严，不肯遽从轻减，，其语气亦必略分等差，即据其语气之轻重，密奏朝廷，酌裁拟办何人。”⑤其卑微之态，令人不忍卒读。其后不久，沙俄出兵侵占东三省，威逼清廷接受允其霸占东北的十二条协定草案。张之洞惟恐激怒沙俄，主张”此时宜速为俄开转圜之路，”建议朝廷“速撰国书一道，先申感谢，切言俄主厚德极深铭感，俄国威力久知远震，无如中国力量太弱，四国劝阻，迫令应交公议，，不敢强违，至撄众怒而坏全局，恳其鉴谅中国进退为难，稍从缓议。”①屈辱之感，充塞字里行间。
综观张之洞的外交思想，既有爱国、护民、捍卫主权的一面，又有软弱、妥协、委曲求全的一面。一般说来，在涉及面较小的具体教案处理上，他较多地体现出前者，而在直接关系到清政府与列强国家利害关系的重大交涉中，他迫于国力衰败的惨痛现实，又不得不忍辱退让，以求大局不致立时溃败。其内心的矛盾痛苦，可以想见。这种悲剧的产生，很难单单归结于张之洞个人的性格、气节，在更大的程度上，它是中华民族近代的屈辱与抗争在张之洞思想中的一种反映。
③《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第48页。
④《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1，第7页。
①丁日昌：《抚吴奏稿》，卷六，第32页。
②《全集》，卷一百三十九，电牍十八，致京李尚书。
③《全集》，卷一百五十五，电牍三十四，致上海盛京堂。
④《全集》，卷一百三十五，电牍二十四，致俄京许钦差。
⑤《全集》，卷七十八，，电奏六，致总署。
①《全集》，卷一百二十一，电牍二十，致伦敦龚钦差。
②《全集》，卷一百三十四，电牍二十三，致台北唐抚台。
③《全集》，卷七十八，电奏六，致总署。
④《全集》，卷八十二，电奏十，致西安行在军机处。
⑤《全集》，卷一百七十，电牍四十九，致江于刘制台等。
①《全集》，卷八十二，电奏十，致西安行在军机处。

第六章“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张之洞的一生，可以说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早年攻经读史，熟谙科场门径，直至荣登探花。人仕以后，连续十年，出任浙江、湖北、四川三省考官、学政。身膺疆吏，抚晋、督粤，兴学育才。移督湖广、暂署两江期间，又主持创设各级各类新式学堂，改造书院，开近代教育之先河。晚年与袁世凯会奏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实际主持重订学堂章程，“博考外国各种学堂课程门目，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①，制订出中国近代第一个比较系统完备，包括普通教育与专门教育的“癸卯学制”，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础。古稀之年，又奉旨管理学部事务。张之洞不仅于职守范围内以”修明文教为先图”②，而且公务之外，亦以兴学育才为乐事。他捐资在家乡南皮兴修学堂；寄赠中小学图书仪器数十种给其父早年服官的贵州兴义府，以为助学之资。人廷枢以后，仍关怀手创之广雅书院，按季调阅诸生卷牍，他在一封信函中称，”鄙人于每年四季亦得时修旧学商量之业，案牍如山，抽空披览，相隔数千里，恍若对面讨论，诚可乐耳”①。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1847—1907）在奏请添派张之洞会商学务的奏折中，称赞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②；张之洞辞世后，四川总督赵尔巽（1844—1927）奏请为之设祠，奏折赞誉张氏业绩，特别提到教育：“其生平精神所寄，尤在振兴教育，储养人才，以备国家缓急之需，而救当世空疏之习。”③皆非溢美之辞。
关于张之洞兴革教育的行政实绩，本书上篇有关章节已作介绍，这里着重讨论他的教育目的论、教育制度论、教学论、师资论以及游学论。
①《清史稿》卷一百七，选举二，学校二，第3132页。
②赵尔巽奏折，见《全集》卷首上。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一，书札八，致广雅钙院分校马季立等。
②许编《年谱》卷八。
③赵尔巽奏折，见《全集》卷首上。

第一节　德智体“体用兼赅，先后有序”
张之洞的教育目的论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他在《劝学篇》中提出的“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④。他兴学育才数十年，目的始终如一，即培养思想立场“卫道”，知识能力“开新”的忠实干练的“经世致用”之才。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张之洞在中国教育史上较早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光绪二十八（1902年）年十月，他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中论道：考日本教育，总义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端，洵可谓体用兼赅，先后有序。礼失求野，诚足为我前事之师。虽中国地广人多，时艰帑绌，改弦更张之始，凡诸学制固不能遽求美备，而宗旨不可稍涉模棱，规模不可过从简略。
张之洞在论述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时，并不是将这三个侧面等量齐观、并行论列。他特别强调“体用兼赅，先后有序”，显然是以德育为体，以智育、体育为用；以德育领先，以智育、体育随后，这既是张氏本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体用观的表现，也直接因袭了中国的德化主义教育传统。张之洞的新贡献在于，他在强调德化主义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具有近代教育思想的意蕴。
光绪三十年（1904年），张之洞亲自撰写《学堂歌》，阐发体育—德育—智育的要旨，刊印一万五千份，颁发至各学堂。其歌唱曰：天地泰，日月光，听我唱歌赞学堂。圣天子，图自强，除去兴学别无方。教体育，第一桩，卫生先使民强壮。教德育，先蒙养，人人爱国民善良。孝父母，尊君上，更须公德联四方。教智育，开愚氓，普通知识破天荒。物理透，技艺长，方知谋生并保邦。①关于德育，张之洞将忠君爱国列为首要。光绪元年（1875年），他在四川学政任内撰《輶轩语》，书中说：“教士之道，其宏纲要领，世祖皇章卧碑八条，圣祖皇帝圣谕十六条尽之，凡属上林，恭敬遵守。”二十余年之后，他已由旧式官僚转化为洋务大吏，思想发生重大变化，但其忠君爱国的德育主张不曾改易。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在《劝学篇》中以更为急切的态度，更为明晰的语言申明：“当此时世艰虞，凡我报礼之士，戴德之民，固当各抒忠爱，人人与国为体，凡一切邪说暴行足以启犯上作乱之渐者，拒之勿听，避之若浼，恶之如鹰鹯之逐鸟雀。”②他的德育思想，“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③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903年），他主持制订的《学务纲要》仍然规定“以忠孝为敷教之本，以礼法为训俗之方。”
以上主张在今天看来，多为过时之论，不过，张之洞的德育思想在一般道德品行的培养方面，也蕴含若干有价值的内容。例如他在《輶轩语·语行》中所论列的德行谨厚（心术慈良不险刻，言行诚实不巧诈，举动安静不轻浮）、人品高峻（教书院义学不素餐，求功名不夤缘，试场不作弊）、立志远大（不以一衿而自足，不以能文而自满，立志希古，不随流俗）、砺厉气节（当言则言，当行则行，持正不阿，方可无愧为士）等等，在今天仍可参酌。
张之洞反对将学生培养成“高而不切”，“不知时务”的“陋儒”，引导学生关心天下忧乐，树立利国利民的襟怀抱负，以此作为德育的重要任务。他认为“扶持世教，利国利民，正是士人分所应为。”“国家养士，岂仅望其能作文字乎？通晓经术，明于大义，博考史传，周悉利病，此为根柢。尤宜讨论本朝掌故，明悉当时事务，方为切实经济。”①讲求“切实经济”，明于时务，正是中国教育“经世致用”传统的发挥，同时又暗合近代社会对于学校教育，人才素质的实用要求，表现出张之洞德育观的开明性。
关于智育，张之洞的思想变化轨迹十分明显，但要而论之，终不离“人才维国势”的根本宗旨。
历任浙江、湖北、四川三省考官、学政期间，张之洞的智育思想囿于传统儒学的轨范。这在他的《輶轩语·语学》中有充分显现。该篇列举“为学之道”有四：一通经，二读史，三读诸子，四读古人文集。显然，此时的张之洞头脑中的“智育”概念，完全以中国传统学术所涉及的领域为限，以其重心为重心。“通经”被列为智育的首要内容。虽然从纯粹学术研究的意义上分析，《輶轩语》所论“为学之道”不乏精彩之处，如读书宜读可以考古、可以经世，可以治身心的“有用书”；为学忌分门户，“真汉学未尝不穷理，真宋学亦未尝不读书”，等等，但若从开发青少年智力以建设近代国家而论，此时张之洞的智育思想实在过于陈旧，落后于时代的要求。
从光绪八年（1882年）外放山西巡抚起步，张之洞开始向洋务大吏转化。在兴建工厂、修筑铁路、开发商务、编练新军等一系列“求富”“求强”以振国势的洋务活动中，张之洞对于社会所急需的专门人才的知识结构、素养、技能，有了日益丰富的新认识，因而他的德育思想，也随之发生变化。他逐步意识到，传统教育传授给学生的“修齐治平”功夫，显然不敷时用，社会急迫需要的，不是泥古不化的迂儒，而是“道义兼通”，“文武兼通”，”内外兼通”的于才。要培养这样的全面之才，“智育”的内容必须扩充，结构必须调整，重心必须转换。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他在《创设储才学堂折》中说：“古者四民并重，各有相传学业，晚近来惟士有学，若农若工若商无专门之学，遂无专门之材。”他决定在储才学堂内分立交涉、农政、工艺、商务四大纲。交涉之学包括律例、赋税、舆图、繙书；农政之学包括种植、水利、畜牧、农器：工艺之学包括化学、汽机、矿务、工程；商务之学包括各国好尚，中国土货、钱币轻重，各国货物衰旺。①此时张之洞对“智育”的理解，可以《劝学篇·外篇·益智》为代表：
夫政刑兵食，国势邦交，士之智也；种宜土化，农具粪料，农之智也；机器之用，物化之学，工之智也；访新地，创新货，察人国之好恶，较各国之息耗，商之智也；船械营垒，测绘工程，兵之智也。此教养富强之实政也，非所谓奇技淫巧也。
他接着批评道：“华人于此数者，皆主其故常，不肯殚心力以求之。”对中国传统教育忽视农、工、商、兵等各门专科知识作出真切反省。对照二十余年前《輶轩语》所论“为学之道”，已大相径庭。此时他所认定的“智育”内容，远远突破经史子集、修齐治平的狭窄、陈腐范畴，而以“新旧兼学”，“政艺兼学”为标帜。所谓“新旧兼学”，是说既要学习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等“旧学”，又要学习西政、西艺、西史等”新学”。所谓“政艺兼学”，是说既要学习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等“西政”之学，又要学习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等“西艺”之学①。从所列科目的广泛、完备看，近代教育的“智育”内容，至此已基本定型。
张之洞此时的智育思想有两点应予以特别注意。
其一，他之所以大大拓展智育的范围，完全服从于“人才维国势”的根本目的，所谓“智以救亡，学以益智”。他声称：“窃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②。他之所以提出仿效西方广开“专门之学”，主要是出于开办多种“洋务”事业的急迫需要，而并非出于有意识、有目的地建构起近代教育的“智育”理论体系。
其二，正因为张之洞的“智育”服从于挽救清王朝“贫弱废弛”的“国势”的目的，所以在“开新”的同时，又留有顽固的“卫道”尾巴。其典型例证是，他在自己开办的第一所近代课堂——广东水陆师学堂中，要求学习管轮、驾驶、马步、枪炮、营造专业的学生于“每日清晨，先读四书五经数刻，以端其本。每逢洋教习歇课之日，即令讲经史，试以策论。”①这种不伦不类的课程安排，丝毫无益于学生专业知识的掌握，但它却真切的反映出张之洞智育思想的深刻的内在矛盾——旧的拖住新的，死的拖住活的。
关于体育，正如《学堂歌》所唱，张之洞将其视为教育“第一桩”。为了培养学生强健的体魄，张之洞在拟定的《学务纲要》中规定“各学堂一体练习兵式体操以肄武事，并于各高等学堂中讲授军制、战史、战术等要义。”对此，张之洞的好友、军机大臣瞿鸿机（1850—1918）表示异议。之洞致信瞿鸿机，说明“学堂兵操万不可少。……所谓兵式体操者，乃操练步法行列并演习放枪之式，若无枪械，即操法不全。……此乃环球各国办学者第一注意之事，在中国今日学堂尤为自强要端”，“似不宜删除也”②，在他主持开办的各级各类学堂中，各年级均设有体操课目。
出于“卫生先使民强壮”的考虑，张之洞一向对摧人体魄，毁人精神的鸦片烟毒深恶痛绝。早在抚晋期间，他就严禁在校诸生吸食鸦片，规定由“学臣随时董戒，冀以渐摩观感，徐收移风易俗之功。”③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制订《学务纲要》，又专立一条：“查洋药为鸠毒之尤，各省学堂均应悬而厉禁。无论官师学生及服役之人，有犯此者，立行斥退，万不可稍从宽假。”
④《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
①《全集》，卷五十七，奏议五十七。
①《全集》，卷一百零六，公牍二十一，《札学务处发学歌军歌》。
②《劝学篇·内篇·教忠第二》。
③《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
①《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语行。
①《全集》，卷四十，奏议四十。
①《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②《全集》，卷五十二，奏议五十二，《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
①《全集》，卷二十一，奏议二十一，《创办水陆师学堂折》。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书札七，致瞿子玖。
③《全集》，卷四，奏议四，《禁种罂粟片》。

第二节“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
随着张之洞“洋务”事业的展开，教育思想的变迁，他对于已经实行一千三百余年的教育制度与官僚制度的结合一一科举制度的病灶洞察日渐透彻，认为这一制度“文胜而实衰，法久而弊起。主司取便以藏拙，举子因陋以侥幸。”“近今数十年，文体日益佻薄，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经济，并所谓时文之法度文笔而俱亡之。”①必须予以改革，而代之以新式学堂，他的教育制度论因此而发。
张之洞对废止科举，广兴学堂的认识，有一个渐进过程。甲午战争以前，他虽有改革教育制度的零星设想，却并无系统。甲午惨败的刺激使他痛切感受到教育制度变革的紧迫性，并仔细研读李提摩太所著《新学八章》、《整顿学校》诸文，遂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上《吁清修备储才折》主张广设学堂，采纳了李提摩太的意见。②不过，此时张之洞尚未正面批评科举制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在《劝学篇》中已指明科举制的诸种弊端，认为“故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但尚未提出废除科举，而是主张“宜存其大体而斟酌修改之”，其具体方案是“拟将今日三场先后之序互易之，而又层递取之，大率如府县考覆试之法。”第一场试以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第二场试以时务策，第三场试以四书五经文。“大体首场先取博学，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这样改革的好处是“寒士无文羁之苦，誊录无卷多谬误之弊，主司无竭蹶草率之虞，一举三喜，人才必多。”①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张之洞在创办新式学堂方面已有众多实绩，对于科举、学堂的优劣短长，有明确比较：
“科举文字每多剽窃，学堂功课务在实修；科举只凭一日之短长，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科举但取词章，其品谊无从考见，学堂兼重行检，其心术尤可的知。彼此相衡，难易迥别，人情莫不避难就易。”②总之，“凡科举之讲习者，学堂无不优为；学堂之所兼通者，科举皆所未备。是则取材于科举不如取材于学堂彰明矣。”③“尽管如此，出于可行性方面的考虑，张之洞此时仍主张用递减员额的温和办法，逐渐使科举消亡，以缓解社会传统习惯势力对于新教育制度的顽强阻力。其具体步骤是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十年减完。他特别申明：“并非废罢科举，实乃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而已。”他还为“旧应科举之老儒”而“不能改习新学者”安排出路，使充各学堂经学科、文学科之教习，定期查其实绩，比照同文馆汉文教习例给予奖叙。①张之洞的考虑不可谓不精细入微，用心良苦。但是，传统势力的历史惰性却并不因此而稍减。新式学堂的推行，阻力重重。在这种情况之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张之洞与袁世凯联衔奏请立停科举，大兴学堂。其奏称：
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如再迟至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则风声所树，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庶几广学育仁，化民成俗，胥基于此。②清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宣布“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③科举制的终结，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古制度行将就木的文化征象。张之洞促成了它的实现，有功于历史。破与立是同一问题的两面。在改革科举的同时，张之洞于创立新的学校教育制度体系方面，也耗费心血，做了大量工作，从而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占有突出地位。
在兴办“洋务”的二十余年间，张之洞经手创办了数十所各级、各类新式学堂。与此同时，在建立一种完备、系统的新式教育制度体系方面，他也进行了总体性的思考，并最终形诸章程形式。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可磨灭。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张之洞上《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就“兴学育才之大端”提出建议，其中包括学有定程，循序不躐等，教科书官定颁发，通国一律等学制方面的构想。他还分学校为蒙学、小学、中学、高等学堂与京师大学堂五级，各级入学年龄、修业年限都有明确规定。中学以前为普通教育，高等学堂起为分科专业教育，三年期满后必须实习一年方可毕业。大学教育则是高等学校分科专业教育的深化提高。①这一学制构想未及在全国推广，但张之洞以此认识为基础，在湖北地区基本建立起成龙配套的区域新教育体系。
次年十月，张之洞将这一区域新教育体系的实施要旨、办法上奏清廷。其要旨八条：
小学为急第一，
读经温经第二，
教科书宜慎第三，
学堂规制第四，
文武相资第五，
教员不迁就第六，
求实效第七，
防流弊第八。其办法十五条，包括师范、小学、文普通中学、武普通中学、文高等学堂、武高等学堂、方言学堂、农学堂、工学堂、勤成学堂、仕学院、学堂经费、省外中小学、蒙学、学务处①。
以上可见，张之洞此时关于新式教育体制的构想，已趋完备。正因为如此，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1847—1907）认定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奏请添派之洞会商学务，参予修订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制订、但未实行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之洞奉旨入京，与张百熙等会商重订学堂章程，并制定《学务纲要》。经过数月紧张磋商，诞生了近代中国第一个经正式颁布在全国推行的新式学制，即通称的“癸卯学制”（因1903年为于支纪年癸卯年而得名）。张之洞在给瞿鸿的信中曾自述重订学堂章程的辛劳：“惟此事繁难已极，关系甚重，改定不止十次，两月来昼夜赶办此事，困惫已极，寒天病躯，十分心急，而无可如何。”②“癸卯学制”共分三段七级。
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含蒙养院四年、初等小学五年（七岁入学）、高等小学四年，共三级十三年。第二段为中等教育，含中学堂一级五年。第三段为高等教育，含高等学堂或大学预备科三年，分科大学堂三到四年，通儒院五年，共三级，十一到十二年。与以上普通教育并行的，还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系。师范教育分初级师范学堂（中等教育性质）和优级师范学堂（高级教育性质）两段，共修业八年。实业教育分初等实业学堂（程度相当于高等小学堂），中等实业学堂（中等教育性质）、高等实业学堂（高等教育性质）三段，共修业十五年。此外与普通高等学堂程度相当的，还设有译学馆，方言学堂、进士馆、仕学馆等。
关于各级各类学校的不同任务，《学务纲要》作出简要说明：蒙养院及初等小学堂，意在使全国之民，无论贫富贵贱，皆能淑性知礼，化为良善。高等小学堂及普通中学堂，意在使人此学者通晓四民皆必知之要端，仕进者有进学之阶梯，改业者有谋生之智能。高等学堂意在讲求国政民事各种专门之学，为国家蓄养任用之人才。通儒院意在研究专门精深之义蕴，俾能自悟新理，自创新法，为全国学业力求进步；并设立中国旧学专门为保存古学古书之地。实业学堂意在使全国人民具有各种谋生之才智技艺，以为富民富国之本。师范学堂，意在使全国中小学堂各有师资。①关于“癸卯学制”的指导思想，《学务纲要》开宗明义予以申述：“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从幼童人初等小学堂始，……晓之以尊亲之义，纳之于规矩之中，一切邪说诐词，严拒力斥，使学生他日成就，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均上知爱国，下足立身。”“外国学堂于智育体育外尤重德育，中外固无二理也。”②其宗旨仍在德智体三育的全面发展，而居于统率的德育，则大体沿袭传统故辙。
在新型学校管理制度的草创方面，张之洞堪称近代中国第一人。清朝旧制，为管理地方教育，每省设提学道一人，雍正年间改为提督学政，简称学政。学政是朝廷派往地方巡视科举、督察学务的“客官”，且地位与地方长官总督、巡抚平起平坐，地方无权调遣。而且其管理方式，也不符合新式学堂教育的要求。随着湖北地区新式学堂的陆续开办，张之洞逐渐认识到设立隶属地方行政首脑的专职管学机构的迫切需要。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他率先设立湖北学务处，作为统一管理全省教育行政的机构。他的这一思想也体现在“癸卯学制”中，规定各省均仿湖北成例，设立学务处。张之洞还对建立全国统一的教育管理体制提出基本构想：于京师专设总理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凡整饬各省学堂、编订学制、考察学规、审定专门普通实业教科书。任用教员、选录毕业学生、综核各学堂经费、及一切有关教育之事均属焉。”京师大学堂请另设总监督一员，“不令兼别项要差，免致分其精力。”“如是则全国之学务与首善之大学皆各有专责而成效可期矣。”①学务大臣应设属官，分长六处。专门、普通、实业三处，分别管理专门学科、普通学科、实业学科学务。审订处审订统一教科书及各种图书仪器，检察私家撰述，刊布有关学务之书籍报章。游学处管理出洋游学事宜。会计处管理学务经费。学务大臣属员应选深通教育事理的京师大学堂及各省高等学堂毕业生、游学生充任。各省学务处应按此对口设立普通、专门、实业、审订、游学、会计六科。以期上下贯通。有效运转。
张之洞的教育制度论的核心，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劝学篇》明确表示：“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凡东西洋各国，立学之法，用人之法，小异而大同，吾将以为学式。”他在致张百熙的电文中，建议派员考察各国学制，而以“日本学制尤为切用”，“师范生宜赴东学习”①。“癸卯学制”就明显带有仿照日本学制的痕迹。而且，游学教育在他的教育体制构想中，始终占有异乎寻常的突出地位。但是另一方面，“癸卯学制”及《学务纲要》又十分强调维护“中学”的至尊地位，规定”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②更有甚者，《学务纲要》竟专列一条，“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文端士风”。其间批评“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训；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冲突、运动等字，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又如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意虽可解，然并非必需此字。”他进而推论，“大凡文字务求怪异之人，必系邪僻之士。文体既坏，士风因之。……恐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矣。”③其顽固迂腐溢于言表。
当然，在”中学力体”的前提下，张之洞的教育制度论于“西学为用”方面，仍有不少开拓性贡献。如《学务纲要》明文规定“经学课程简要并不防障西学”，“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勤习洋文”，“参考西国政治法律宜看全文”，“选外国教科书实无流弊者暂应急用”，”科学相间讲授，乃各国成法，具有深意”，等等。以上分析表明，张之洞的教育制度论，乃是一新旧杂揉的拼合体，它集中凸现出晚清“洋务”教育的过渡性特征。其培养目标，正如鲁迅所针砭的：“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①尽管如此，张之洞在近代教育的学科分类、课程设置、组织管理、行政体制方面，毕竟提供了前辈所无的新东西，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本格局，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留给后人宝贵的遗产。
①《劝学篇·外篇·变科举第八》。
②李提摩太建议速增订西学课程，科举考试凡不知西学士子，一概不取。张之洞奏折之意与此略同。①《劝学篇·外篇·变科举第八》。
②③《全集》，卷六十一，奏议六十一，《请试边递减科举折》。
①《全集》，卷六十一，奏议六十一，《请试边递减科举折》。
②许编《年谱》卷九。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光绪三十一年七月。
①《全集》，卷五十二，奏议五十二。
①《全集》，卷五十七，奏议五十七，《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书札七，致瞿子玖。
①见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二册，第8—9页。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版。
②《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二册，第8页。
①《全集》，卷六十一，奏议六十一，《请专设学务大臣片》。
①《全集》，卷一百七十八.电牍五十七，致京张治秋尚书。
②《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二册，第12页。
③《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二册，第14页。
①《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09页。

第三节“学之为事，讲习与历练兼之”
张之洞并非职业教育家，但通经致用的个人阅历与兴学育才的丰富实践，使他对于教学规律形成基本认识，即“学之为事，讲习与历练兼之”②。无论是开设旧式书院，还是创办新式学堂，他的这一教学论思想始终一以贯之。
张之洞是正途科举出身，但他绝非读死书的冬烘。他一向认为，一切学术“要其终也，归于有用”③。“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非欲驱引人才尽作书蠹也”④。他毕生追求的是“经（国）济（民）之道”，而“经济之道，不必尽由学问（书本知识），然士人致力，非书无由”⑤，为了弥补这种缺陷，张之洞十分强调“讲习与历练兼之”，亦即课堂学习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他告诫诸生，“要之学以躬行实践为主”①。当然，张之洞所谓的“实践”，并不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讲的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意义上的实践，其要旨在引导青年学于关心事功，以维系晚清国势。但是他据此提出的“讲习与历练兼之”的思想，基本符合教育学规律。
基于这一思想，张之洞主张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反对死读书，读死书。他认为读书“不贵多，贵真；过目不贵猛，贵有恒；不贵涉猎，贵深思；不贵议论，贵校勘；不贵强记，贵能解”②。他反对加重学生负担，搞疲劳轰炸，“必有余力，乃可读书”③。在与梁鼎芬讨论两湖书院课程设置的信简中，张之洞写道：
“行检二百题，诚觉其多。三年学生断不能作许多题，若其作完，则与小试元异，但有交卷之功，断无读书之暇，一也。况又兼习各门精细繁重之学，学生安能人人有此敏才强力，外人必以为各门皆是敷衍，教不真教，学不真学，二也。如其真学，诸生断不堪其苦，外人必议其过于繁苛，三也。更有一要义，行检一门，所重在行，若题目过多.外人必议日此仍是考文，非考行也，四也。”④在教学法方面，张之洞认为，“山长之教法……非善诱不可”，启发学生思维，举一反三，“课一解即通一经义也，课一论即知一史案也”①。他主张诸生相互切磋，“经史繁重者，一人翻之则畏难而自废，同力检之则多得。疑义难解者，独坐冥思则窒，诘难推求，谈谐趣妙则通。此友之益亦师之亚”。②转化为洋务派以后，张之洞在创办新式学堂，培养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时，更加注意将课堂传授知识与实际演练操作结合起来。光绪十二年（1887年），他开办广东水陆师学堂，规定学生每年九个月在校学习，三个月到军舰和军营实习。如遇外洋各国作战，可“拟照西国通例前往观览，以资考镜实事”③。为了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学堂附没有机器厂一座，厂内装有各类机床十七台。另外，水师学堂还配备广甲轮一艘，作为学生练习用船。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张之洞在武昌开办湖北农务学堂。为方便学生实习，学堂专门由大东门内迁移至武昌城北武胜门外多宝庵（今湖北大学校址），以与农事实验场相毗连。
为了使“讲习与历练兼之”收到最好的效果，张之洞又区分”学之为事”为“专门著述之学”与“学堂教人之学”两类。“专门之书，求博求精，无有底止，能者为之，不必人人为之也。学堂之书，但贵举要切用，有限有程，人人能解，且限定人人必解者也”④将学堂教育内容的深度与广度确立在一个适当的范围之内，不仅符合普及教育的目的，更为学生将书本知识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理解、掌握、运用自如，提供了可能的条件。
②《全集》，卷二十一，奏议二十一，《创办水陆师学堂折》。
③《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创建尊经书院记》。
④《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⑤转引自《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晚清思想），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90～391页。
①《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②③《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创建尊经书院记》。
①②《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创建尊经书院记》。
第四节“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
新旧学制交替之际，师资问题实为当务之急。仅知“子日诗云”的塾师，显然无法胜任声光电化之教学。广兴学堂所需要的数量庞大、知识结构全新的教员从何而来，成为新学制能否全面推行的成败关键。张之洞于此有诸多论述。他多次强调：“振兴教育，必先广储师资。师资不敷，学校何以兴盛？”①”各属开办学堂，全赖师范得人，课程方能合度。管理才能得宜。”②“国民教育必自小学始，欲得小学教育，必自养成师范始。……是以兴办师范尤为小学之先务。”③由此形成他的师资论。
在湖北推行新式学堂之始，张之洞为解决学堂师资之急需，曾从经心、两湖、江汉三书院选派优等学生“赴日本习师范，以为速成师范之预备”④，但这毕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师资的大量需求，于是决定在省内创办师范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之洞在武昌城东宾阳门以南创设湖北师范学堂，以东路小学堂附属其旁，作为学生教学实习之处。课程除普通学科外，另加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科目。学额一百二十名。速成科一年毕业，正科二年或三年毕业。该校与张謇于同年开设于江苏的通州师范学校，同开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的独立、完备的师范教育之先。
张之洞高度重视师范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他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中说：“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咸取材于师范学堂，故认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①。故尔在“各学堂办法十五条”中，将师范列为第一的位置。为解各地新学大兴的燃眉之急，他极力主张先办师范速成科。在给学务大臣张百熙的信中，张之洞提出：“方今国势危急如救焚拯溺，夜以继日，犹恐不及，至师范速成科尤为紧要。若待完全师范毕业必须五年，各省小学堂将待五年后再开乎？”②他率先于湖北开办速成科，供各属学堂之急需。张之洞认为，教育的质量取决于教师的质量，而合格的教员非经正规师范训练不可。兴学之初，湖北各地出现学堂发展过猛的情况。黄州府中学堂学额定为二百四十名，荆州郧阳两府中学堂的学额也定为一百六十名。张之洞看出其中的弊端，立即札饬各府暂停中学，先办师范传习所。札文称：”小学不兴，不但普通实业各中学堂无合格学生，而国民教育亦终无普及之一日。”他批评各府盲目发展中学堂“实为懵昧可异。……其实府中学堂此时安有许多合格学生，此正如无根之条终归于萎，虽长奚为，无址之墉立见其倾，虽高安用，徒张虚名，不求实济，始基一坏，补救无从，可谓不思之甚，错谬之甚者矣。”与其办一些名不符实的中学堂，不如扎扎实实从抓合格师资入手，办好小学堂，以强固国民教育之基础。因此，“饬各该府将所设中学堂一律暂改为初级师范学堂，或先办速成师范，或先办师范传习所。”①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之洞奉旨参予重订学堂章程。他重视师范教育的思想，在“癸卯学制”及《学务纲要》中得到充分体现。《学务纲要》载明：“师范学堂，意在全国中小学各有师资，此为学堂本源，兴学人手第一义。在“癸卯学制”中，各级各类师范教育相互配套，形成独立的完整体系。初级师范与中学堂平行，相当于现在的师范专科学校，优级师范与高等学堂平行，相当于现在的师范学院或师范大学。此外，还有简易师范科，师范传习所，实业教育讲习科等。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格局，从此得以奠基。
①②③《张文襄公牍稿》卷二十，二十一。
④《张文襄公治鄂记》。
①《全集》，卷五十七，奏议五十七。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书札七，致张野秋。
①《全集》，卷一百零六，公牍二十一，《札各府暂停中学先办师范传习所》。

第五节　广派游学，收“百闻不如一见”之利
张之洞注意于派遣游学生是从九十年代任湖广总督时开始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日本驻华使臣矢野文雄函请选派中国学生二百名，陆续前往日本各学堂学习，并允支援经费，经朝廷议复同意。正在湖广总督任内的张之洞会商选择“聪颖子弟”湖北一百名，湖南五十名，前往日本学习武备、格致、农、商、工诸学。这是两湖派遣大批学生留日之始。张之洞之所以十分热衷于派遣游学生，与他急需洋务人才的愿望有关。他在《劝学篇》中曾说：
“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于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狱之说也。”①他又从办学堂需要大批新式教员的角度提出了派遣游学生的必要性。庚子国变以后，张之洞痛心疾首于冥顽不灵的旧式官僚的误国，再次呼吁：“论今日育才强国之道，自以多派士人出洋游学为第一义。”②张之洞派遣游学生的方针是“西洋不如东洋”。一则，日本路近费少；二则离华近，易考察游学生情况；三则日文近於中文，易通晓；四则日人已对西书作了删节酌改，便于学习。因此，他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叶，选派大批湖北学生留学日本，据粗略统计，达数千人之多，为留日学生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
除选派游学生出洋外，张之洞还大力提倡派遣官员出洋游历考查。中日甲午之战以后，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上奏道：洋务之兴，己数十年，而中外文武臣工，罕有洞悉中外形势，刻意讲求者，不知与不见之故也。不知外洋各国之所长，遂不知外洋各国之可患。……今欲破此沈迷，挽此积习，唯有多派文武员弁，出洋游历一策。①鉴于以前中国派员游历不诸外语，张之洞主张选才俊之士，分派游历各国，丰其经费，宽其岁月，随带翻译，以便深加考究，加工业、农业、水陆兵事、炮舰战舰、学校例律，均用心考求。张之洞派员游历东西洋，还有监视游学生的意图。令游历官员与游学生相熟悉，“灼知其品谊才识，何人为学行兼修之士，何人为乖张不逞之徒”。②为阻止留学生在国外接受新思想、走向革命，张之洞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派钱恂赴日，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九月张之洞上奏，“饬筹防范之法”，分别制订《约束游学生章程》和《奖励游学生章程》，对“妄发议论，刊布干预政治之报章”的游学生，由中国出使大臣，“剀切诫谕学生，立即停辍。如有不遵，即行退学”。对于“循理守法”的学生，则给以举人、进士出身。企图用恐赫和收买两种手段，使广大游学生就范。然而，一批又一批游学生走向革命行列，己成趋势，这是清廷所无法阻止的。
为了培养洋务人才，需要大量派遣游学生；然而，知识青年到了外国，朝廷又难以控制其政治动向，故认为“出洋学生流弊甚多”。这便是张之洞在派遣游学生问题上的矛盾心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张之洞奉诏入京，某日在朝房与军机大臣王文韶（183O—1908）遇，偶语张在湖北办教育为天下先以誉之。张自诩其重大者为派学生东渡，开办文武高等及方言学堂。王文韶冷笑，从袖中取出《湖北学生界》一册，给张之洞看。张阅数页无语。下朝后，即电嘱鄂督以后少派学生出洋，并下令将《湖北学生界》的主要撰稿者刘成禺、张继煦等电调回鄂。这件事典型地表明了张之洞在兴办教育、派遣游学生问题上的窘迫状态。
张之洞对人才问题一直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作为大力兴办洋务的封疆要员，他十分注意引荐、培养和任用通晓近代知识的人才。如在两广、湖广总督任内，他延揽蔡锡勇、辜鸿铭等“识洋文、悉西艺”的人物人幕府；在暂署两江期间，遵旨保荐人才，其中袁昶、钱恂等，都是比较开明、对外部世界有所认识的士人。另一方面，由于张之洞自身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对于真正具有新的思想风貌的人才并不能容忍。例如，近代卓越诗人、政治家黄遵宪，曾任驻日本参赞，后移任旧金山、新加坡总领事，其近代知识非张之洞属下所能比拟。黄遵宪归国后，赴江宁（南京），谒见张之洞。张原有用黄之意，但在交往中，黄遵宪“昂首加足于膝，摇头而大语”①。张之洞深为不喜，便将黄置闲散。又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夏，张之洞电召容闳，容闳兴冲冲到江宁谒见张之洞，结果却话不投机。张之洞便给容闳一个“江南交涉委员”差使，聊以敷衍其“远来之意”。二人交往即“以此处为起点，亦即以此处为终点”②。
总之，张之洞虽然号称“求贤若渴”，也确实有招才、惜才之举，然而他所需要的”贤才”不过是蔡锡勇，辜鸿铭一类思想是旧的，手段是新的，用新手段维护旧制度的人物，概言之，即是“中体西用”的人物。逾此轨范，即为张之洞所难容。这正体现了张氏教育思想中死的拖住活的，旧的束缚着新的这一矛盾状态。
①《劝学篇·外篇·游学第二》。
②《全集》，卷五十，奏议五十。
①《张文襄公牍稿》卷二四。
②《张文襄公奏稿》卷三七。
①康有为：《人境庐诗草》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②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1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七章　“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张之洞的文化观
本书传主作为一个主持诸种实务而又学脉多致的复杂人物，其政治、学术、经济、军事、外交、教育诸类思想各具风采，然而，在纷繁错综之间又有主旨可寻，这便是以体用观为核心的文化思想。
体与用，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大约可与欧洲哲学的本体与现象，印度佛教哲学的法性与法柏相类似，却又不尽等同。体与用，不仅有本体与现象的含义，还有本体与其作用、功能、属性的意蕴，作为通常用语，又有主与辅、本与末的意思。中国哲学的主潮，历来讲究体用统一，盛行“体用一源”说、“体用一贯”说、“体用不二”说，等等；“体用两橛”、“体用分离”久为人们所忌讳。这除了表现出中国哲学的辩证传统外，从文化学而论，则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一向在本体与现象关系上没有出现过尖锐矛盾。正如郑玄在《礼序》中所言：“统之于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用）”。然而，近代随着“高势位”的西方文化的涌人，中国本土文化受到空前未有的挑战，“文化重组”的任务十分紧迫地提出。在这种全新的情势下，一些思想家在概括中国文化的现状，并设计其未来走向时，不约而同地运用”体”与“用”这对范畴，以之对中西文化的关系加以界定。他们在使用体用这对范畴时，大都没有从“本体”与’‘现象”这一哲学本意上着眼，而是从“主”与“辅”、“本”与“未”这种约定俗成的日常用法上发挥。又由于近代中国文化处于“重组”、“再造”的混乱状态，反映到体用概念的运用上，多数论者往往不自觉地违背了“体用不二”的传统，陷入“体用两撅”的泥淖。张之洞正是这样展开其体用观并进而发挥其文化思想的。
张之洞的文化思想，自然有一个演变过程，而广为人知的，则是张氏晚年勉力详论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①。这一论题在中国近代更通常的表述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中国温和的开明士人的一种文化选择，”中体西用”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西文化剧烈碰撞、深刻交融的时代产物。梁启超论曰：
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②张之洞并非”中体西用”说的首倡者，却是“中体西用”说的力行实践者和理论总结者，就这两方面的结合而言，近代中国尚无出其右者，正因为如此，人们一谈起“中体西用”，首先便与张之洞联系起来。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正当戊戌维新紧锣密鼓之时，张之洞草撰《劝学篇》于湖广督署。七月，当维新、守旧两派斗争最后摊牌前夕，他又通过翰林院待读学士黄绍箕将《劝学篇》进呈御览。《劝学篇》是张之洞平生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中体西用”文化思想在其中占有核心、支柱的地位，并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在《劝学篇·序》中，张之洞声明该书的写作原委：
“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海内志士，发愤扼腕。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愈，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乃规时势，综本末，著论二十四篇，以告两湖之士。海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隐。”
这段话十分明白地宣示了《劝学篇》所力加磨砺的“中体西用”论的两面锋刃：一方面针对顽固守旧者的泥古不化，抱残守缺，不知变通之术；另一方面则针对言新者的菲薄名教，滥施斧钺，不知固本之方。张之洞所企图建造的，是一种内外有别而又兼采中西的文化结构，其终极目标则是通过外在形式的变通来保全传统文化的核心。他申言：
“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如其昏情无志，空言元用，孤陋不通，做很不改，坐使国家颠，圣教灭绝，则虽弟佗其冠，衶其辞，手注疏而口性理，天下万世皆将怨之詈之，日此尧舜孔孟之罪人而已矣。”可见，孝弟忠信之德，尊主庇民之政，是张之洞力图捍卫的文化主旨。
《劝学篇》一进呈，立即以其“会通中西，权衡新旧”②的表层公允形态和“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③的深层用心而受到最高统治者——包括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一致赞誉。光绪帝称其“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慈禧也深加称许，遂以上谕形式下令印发各省督、抚、学政人手一部，“颁行天下”，“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不仅如此，连洋人也来捧场，认为《劝学篇》标志着“长时期以来习惯于孔夫子的陈同滥调下变得死气沉沉的中国人，终于在时代的现实面前苏醒过来。”①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于纽约出版的《劝学篇》英文译本，甚至还加上《中国唯一的希望》的标题。
这一切无疑大大助长了《劝学篇》的声势，从实际效果上突出了张之洞在“中体西用”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影响。加上张之洞本人在“中体西用”说的物质实践基础——洋务运动中超越前人的建树，人们便顺理成章地将张之洞与“中体西用”说联系起来，视他为这一文化思想的集大成式的代表人物。
①《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①《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③《功学篇·内篇·同心第一》。
①《教务杂志》载伍德布里奇译《劝学篇》前言。

第一节　文化观的发展轨迹
张之洞早年所受到的，是严格、正统的儒学传统教育。直至光绪七年（1881年）底补授山西巡抚之前，他完全生活在纯粹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之中。光绪元年（1875年），他在四川学政任内修撰以指导青年学子求学修身为宗旨的《书目答问》一书，收录书目二千二百余种，除历史、地理、天算等类收录《职方外纪》、《坤舆图说》、《经天该》，《数学启蒙》等少数西方传教士著译外，其余全力“端品行、务实学”的传统典籍。结束三省学官生涯，返回京师，人围”清流”，之洞与李鸿藻、张佩纶等互为引援，“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②。此间张之洞的意气情趣，与传统土大夫别无二致。
光绪七年（1881年）底，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从有职守、无言责的清流之士，一变而为执掌一省政治、经济、军事实际事务的封疆大吏。抵任之初，他曾向张佩纶透露自己的治晋规画“皆中法非西法也”①，但是不久，错综复杂的日常问题，尤其是山西弊病丛生，积重难返的衰败现实，使他意识到，固守祖宗章法，显然不能打开局面。正当他寻找兴革之策时，接触到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遂对“西艺”、“西技”的价值有了初步了解，并急思效仿，在山两兴办一系列洋务事业，开始了由清流党人向洋务大吏的转化。
与此相应，张之洞的文化思想也发生重要变化，由专注于修、齐、治、平的儒学大经大纶，转而兼取“洋务”新知。他印发的《延访洋务人才启》称，“查中外交涉事宜，以商务为体，以兵战为用，以条约为章程，以周知各国特产、商情、疆域、政令、学术、兵械、公法律例为根抵，以通晓各国语言文字为人门。”②此时的张之洞，已经不再以谈“洋务”为耻，而是唯恐于此不摸门径，落后于时。他在给张佩纶的信中说：“鄙人僻在一隅，大事都不闻知，防海新论交议未及，大约止沿海及本省耳。如蒙朝命洋务，亦许与闻，下采荡荛，则当抒其管蠡，不致后时发议，徒为不切题之文章也。”③足见其时追求洋务新知的急切心情。如果说李提摩太的西学启蒙对于张之洞来讲还只是具有别开洞天的新鲜感觉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中法战争则给予张之洞以西方科技确实超乎中国的直观感受。
光绪十年（1884年），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参与中法战争的军事指挥、后勤保障等事务。战争实践使他对于军事科技层面中西文化的优劣高下有了真切认识。张之洞在一篇奏议中说：“夫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械不利，与空手同；不能及远，与短兵同，史之良规也。自法人启衅以来，历考各处战事，非将帅之不力，兵勇之不多，亦非中国之力不能制胜外洋，其不免受制于敌者，实因水师之无人，枪炮之不具。”①基于这种认识，张之洞在两广任内，从军事人材培养和军械装备改善入手，于洋务事业“小试其端”，建造军舰，筹治水师，开设水陆师学堂，招募“通晓火器、水雷、轮机、驾驶、台垒工程之洋弁”，“翻译西国兵书、测绘、地图，并电学、化学、重学、气学、光学等项有关兵事者”，“制造火药、电线、强水、红毛泥，各种技艺均可量能因性分门讲求。”②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大吏一样，张之洞也是从承认西方物质文化（首先是军械装备）的客观先进性起步，以强烈的实用态度，企图吸收西方科技，以增强日趋衰微的朝廷实力，并在“理”与“势”，“德”与“力”关系的认识上，区别于迂腐的陋儒。关于张之洞此时的思想转折，辜鸿铭评述道：
“夫理之用谓之德，势之用谓之力。忠信、笃敬，德也，此中国之所长也；大舰、巨炮，力也，此西洋各国之所长也。当甲申一役（指1884年发生的中法战争，该年的干支纪年为甲申——引注），清流党诸贤但知德足以胜力，以为中国有此德必可以制胜。于朝廷遂欲以忠信笃敬敌大舰巨炮。而不知忠信笃敬乃无形之物也，大舰巨炮乃有形之物也，以无形之物攻有形之物，而欲以是奏效于疆场也，有是理乎？此知有理而不知用理以制势也。甲申以后，文襄有鉴于此，遂欲舍理而言势。然舍理而言势，则入于小人之道。文襄又患之，于是踌躇满志而得一两全之法，曰：为国则舍理而言势；为人则舍势而言理。”①这段话不仅点明了张之洞文化思想转折的枢纽所在，而且还透露出转折之后张之洞文化思想的两重性：“为人则舍势而言理”，即宏扬忠信笃敬的中国传统文化之德行以正人心；“为国则舍理而言势”，即吸收大舰巨炮等西方物质文化的成果以维国势。前者蕴含“中学为体”之旨，后者实蓄“西学为用”之意。在张之洞看来，这似乎是聪明的“两全之法”，殊不知其深刻的内在矛盾，从“中体西用”说孕育于洋务运动的胎盘中时，就已经决定了它的畸形病态。
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移节湖广。他的洋务事业，进入鼎盛期。湖北枪炮厂、汉阳炼铁厂、棉纱丝麻四局相继建成投产。与旧式书院改制的同时，包括普通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在内的各类新式学堂开办起来。随着洋务活动的深入发展，张之洞对于西方文化之优长也有了进一步认识。他批评时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①他指出中华学术所缺乏的“专门之学”，恰是西洋富强的重要原因。“晚近来，惟士有学，若农、若工、若商无专门之学，遂无专门之材，转不如两洋各国之事事设学、处处设学。”②他认为中国亟应仿效西洋，大力发展“专门之学”。他还划分“专门之学”为四大门类，即交涉、农政、工艺、商务。交涉之学包括律例、赋税、舆图、译书；农政之学包括种植、水利、畜牧、农器；工艺之学包括化学、汽机、矿务、工程；商务之学包括各国好尚、中国土货、钱币轻重、各国货物衰旺。这表明，在对于“西学”优长的肯定与仿效方面，张之洞已经超过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运动前驱先路，其广度和深度均有所展拓。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以中国方面的惨败而结束，举国震动。次年三月《马关条约》签订，给中国带来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闰五月二十七日，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这是一份甲午以后张之洞继续从事各项洋务事业的总纲性文件。其间反映出他对”中体两用”关系的认识己趋成熟。在这份奏折中，张之洞痛陈条约带来的严重危害：“及今力图补救，夜以继日，犹恐失之，若再因循游移，以后大局何堪设想。”他提出九条应当急办之事，以为“中国安身立命之端”：
一曰宜亟练陆军。“非一变旧法，必不能尽除旧习”。练兵三途中，“以用洋将管带教练为最速，以出洋学习功夫为最实，益处为最广，而中国自设学堂亦可相辅而行。”
二曰宜亟治海军。“且非用洋将则积弊必不能除，操练必不能精，考核拔擢必不能公。”“须多派精壮员弁及有志子弟赴英国学之，此举尤宜从速。”
三曰宜亟造铁路。此事应聘“小国远国商人”包办，“若中国自办，则委员视为利薮，旷时糜费，十年亦难成矣。”
四曰宜分设枪炮厂。“一面雇用洋匠，一面商之洋厂，派工匠赴外洋该厂学习。”
五曰宜广开学堂。”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各省均应开设学堂，“自各国语言文字以及种植、制造、商务、水师、陆军、开矿、修路、律例各项专门名家之学，博延外洋名师教习”，同时派人员出国留学，赴德学陆军、赴英学海军，“其他工艺各徒皆就最精之国从而取法。”
六曰宜速讲商务。“尤须令出使大臣将各国商务情形随时考究，知照总署及各省督抚，以便随时悉心筹画。”
七曰宜讲求工政。“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蓰之利。”“分遣多员，率领工匠赴西洋各大厂学习，一切种植、制器、纺织、炼治、造船、造炮、修路、开矿、化学等事，皆肄习之，回华日即以充办理工政之官。”
八曰宜多派游历人员。“不知外洋各国之所长，遂不知外洋各国之可患。拘执者狃于成见，昏庸者乐于因循，以致国事陆危，几难补救。”欲破此沈迷，惟有多派文武员弁出洋游历一策。
九曰宜豫备巡幸之所。宜择腹省远水之址建设行宫，以备战时京师危急，“进退自如，控制有策。”①张之洞上此奏折，目的在说服皇上”存坚强不屈之心，励卧薪尝胆之志，广求忠直之言，博采救时之策”，以挽救“如人受重饬，气血大损”的朝政之“体”。同为开明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九十年代的张之洞大不同于三、四十年代龚自珍的“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②在张之洞开出的九味汤剂中，除最后一条“豫备巡幸之所”外，全都在中国固有之“古时丹”中寻觅不出，而是援用的洋方洋药。虽然此时他还没有明确揭橥“中体西用”的标帜，但这一思想在他头脑中己是呼之欲出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前后，张之洞开始将“中体西用”思想形诸笔墨。他在《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中提出：“两书院分习之大旨，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③稍后，他在上呈御览的《劝学篇》中，又对此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中学为体，“以正人心”，西学为用，“以开风气”。
在考察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形成时，应特别注意到他自幼形成的“经世”、“务实”学风对其文化思想转变的促成作用。承袭“通经致用”学风的张之洞一贯认为，一切学术，“要其终也，归于有用”①。“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②。从“致用”的终极目的出发，张之洞对待诸种学问，均以实用与否，为其臧否取舍的标准。即便在清流时期，他对于”洋务”、“西学”，也不像其他清流党人那样，持深恶痛绝的极端排斥态度，而认为“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驭有方，皆可供我策遣。”③与魏源辈的“师夷长技”说同论。因此，其时他对于洋务派的批评，也多集中在妥协外交，而非兴厂办学、开矿练军等实业措施。正是由于有这种“师夷长技”的认识基础，之洞才能开始日后的洋务实践，并从实用价值上，充分肯定西学的科学意义，并全力汲纳之、应用之。“经世”的宗旨，务实的学风，必然导致文化观的开放。之洞曾以诗句言及此理：井蛙不可以语海，夏虫不可以语冰。……见远儒乃尊，知时国乃兴，理非一孔尽，木非一法绳。④往代儒宗判南北，方今学派别东西，九流宗圣皆容纳，巨海稽天赖指迷。⑤从这里，我们不难窥见早年张之洞即己服膺的“通经致用”论与之壮年后形成的“中体西用”说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
②郑观应：《盛世危言》。
①《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张幼樵。
②《张文襄公牍稿》卷三。
③《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张幼樵。
①《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
②《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
①《张文襄幕府纪闻·权》。
①《全集》，卷三十七，奏议三十七，《吁请修备储才折》。
②《全集》，卷四十，奏议四十。
①《全集》，卷三十七，奏议三十七。
②《龚自珍全集》第513页。
③《张文襄公奏稿》卷二十九。
①《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创建尊经书院记》。
②《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上。
③《全集》，卷二，奏议二，《边防实效全在得人折》。
④《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连珠诗之十三。

第二节“沧海横流，外侮洊至，不讲新学则势不行”
洋务派代表了晚清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不甘沉沦，力图振刷的意愿和势力。与极端保守的顽固派相比，其文化观具有明显的“开新”特色，而这种“开新”的内容，就在于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先进科技、学术乃至于某些设施。
国藩据实承认“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①，提出“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则渐失其所恃”②。他忻慕“西人学求实济，无论力士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③“今中国欲仿其意而精通其法，当此风气既开，似宜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实力讲求。”④左宗棠赞誉泰西学术“弃虚崇实，艺重于道，官师均由艺进，性慧敏，好深思，制作精妙，日新而月有异”⑤，提出“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①李鸿章认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②“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择善而从，又何嫌乎？姑不必以赵武灵王胡服为比，即须徐核名实，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何仿开此一途？”③与曾、左、李等人相比，张之洞的文化”开新”，又有若干进展。
同诸洋务先进一样，张之洞在阐明采纳西学的迫切性时，也是着眼于新的世界大势。他在《劝学篇》中极言封闭守旧是自招灭亡，“沧海横流，外侮洊至，不讲新学则势不行”④。“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证，为之固亦不嫌，况揆之经典，的然可据者哉！”⑤在这里，张之洞以是否“有益于中国”、是否有损于“圣教”，作为取舍西政西学的标准，意在说服守旧者打消畛域之见。
较之诸洋务先进，张之洞讲求西学有拓宽领域之势。曾、左、李辈对西学主要注意于技艺层面，而张之洞则主张，不仅要汲纳西方科学技术和大工业生产方式，而且应当随之采用若干“西政”，这便是他所谓的“政艺兼学”。当然，张氏所要采纳的“西政”，非指西方近代的民主政治，而是指与近代工业社会相关的各项社会设施。张之洞对“西政”和“西艺”有一个明确界定：“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①在二十余年的“洋务”建设中，张之洞身体力行这种“政艺兼学”的方针，而系统的文字阐述，则见之《劝学篇·外篇》。在这半部书中，张之洞以改革传统教育为中心，全面列举其“开风气”的文化主张：
益智第一。“智以救亡，学以益智。”求智之法，“一日去妄，二曰去苟。固陋虚骄，妄之门也，侥幸怠惰，苟之根也，二蔽不除，甘为牛马土芥而已矣。”
游学第二。“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游学之国，尤以日本为宜，“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设学第三。广开学堂，引导学生“新旧兼学”，“政艺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学制第四。介绍外洋各国学校之制，“有专门之学，有公共之学”，是以“官无不习之事，士无无用之学。”“吾将以为学式。”
广译第五。“不通西语，不识西文，不译西文，人胜我而不信，人谋我而不闻，人规我而不纳，人吞我而不知，人残我而不见，非聋瞽而何哉？”从功近而效速着眼，“从洋师不如通洋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
阅报第六。外国报馆林立，“官报宣国是，民报达民情”，“报之益于人国者，博闻次也，知病上也。”“我国君臣上下，果能览之而动心，怵之而改作，非中国之福哉？”
变法第七。“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穷则变，变通尽利，变通趋时，损益之道，与时偕行。”明确提出法制、器械、工艺，皆当变通成法，仿效两人。斥责反对变法者力“泥古之迂儒”，“苟安之俗吏”。“苛求之谈士”。又特别强调指出，“近年仿行西法而无效者”。原因在“先后失序”，而非西法本身之病。
变科举第八。科举制度“文胜而实衰，法久而弊起”，“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经济，并所谓时文之法度文笔而俱亡之。”故宜“存其大体而斟酌修改之”，拟三场分试之法，首场先取博学，二场于博学中通才，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其取入三场者，必其通达时务，研求新学者也”。
农工商学第九。批评文人儒士鄙薄农工商学的传统观念，“荀卿称儒效，而谓儒不能知农工商之所知，此未世科目章句之儒耳，乌睹所谓效哉！”“不讲农工商学，则中国地虽广，民虽众，终无解于土满人满之讥矣。”应派员出洋考察，学习西方农艺工技及经商要诀，“工为体，商为用”，“商为主，工为使”，“二者相益，如环无端”。
兵学第十。“兵学之精，至今日西国而极”。中国兵学，素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类。“西人兵学，惟阴阳不用，余皆兼之。枪炮、雷电、铁路、炮台、濠垒、桥道，技巧也。地图、测算，形势也。至攻守谋略，中西所同，因其械精艺多，条理繁细，故权谋一端，亦较中法为密。”因此兵学必取西人之长，方为“强国之由”。
矿学第十一。矿学“兼地学、化学、工程学三者而有之，其利甚溥而其事甚难。”“大抵西法诸事，皆以先学艺后举事为要义。”“学矿师而后开矿，其始似迟，其后转速，其费亦必省。”可派员出洋学习，亦可募西人来华办矿，“矿成获利以后，我之学生及委员工匠，皆己学成，此借矿山为矿学堂之法也。”
铁路第十二。“西法富强，尤很于此。”广筑铁路，不仅可省日力，“一日可治十日之事，官不旷，民不劳，时不失”，而且可开风气，“凡从前一切颓惰之习，自然振起，迂谬耳食之论，自然消释泯绝而不作。”
会通第十三。中学“圣经之奥义”，皆可“通西法之要指。””然谓圣经皆已发其理，创其制，则是，谓圣经皆已习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同西人之法，则非。”批评一概排斥西法者为”自塞”，以西法皆为中学所已有者为“自欺”，以为中西之学无别者为“自扰”。“万世之巧，圣人不能尽泄，万世之变，圣人不能豫知”，故对于西学，“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亦应为之。
非弭兵第十四。“权力相等，则有公法，强弱不侔，法于何有？”要想立国于世，国际公法不足为恃，惟有富国强兵，方可立于不败之地。故“苟欲弭兵，莫如练兵。”
非攻教第十五。对于传入中国的西方宗教，不应“无故而诟击之”。“要在修政，不在争教”。“但当砥厉学问，激发忠义，明我中国尊亲之大义，讲我中国富强之要求。国势日强，儒效日章，则彼教不过如佛寺道观，听其自然可也，何能为害？”张之洞以前的洋务大吏以及改良派思想家，对于学习西方文化，多有论述，但在着意突出文化”开新”的意义，全面系统地阐述其内容、要点方面，张氏《劝学篇》实为集大成之作。
进入二十世纪，当清廷宣布实行”新政”以后，张之洞又进一步强调，”变中国旧法，从西法也，非泛泛改章整顿之谓也。”“故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他在致鹿传麟的电报中说：
去腊变法谕旨（指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以慈禧和光绪名义颁布的“变法诏”——引注），海内欢欣鼓舞，咸谓中国从此有不亡之望矣。人心所以鼓舞者，以谕旨中有采西法补中法及浑化中外之见之语也，并非因整顿除弊居上宽临下简必信必果等语也。嗣闻人言内意不愿多言西法，尊电亦言勿袭西法皮毛，免贻口实等语，不觉废然长叹。若果如此，变法二字尚未对题，仍是无用。明确提出，若不广采西法，“变法”则文不对题。在致袁世凯、刘坤一的电报中，之洞进而指出：
“今日人材风气，暗多明少，情多勇少，私多公少。若变新法不仿西人，不惟精意全失，恐皮毛亦不能似矣。”②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初四日.张之洞上《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申言“整顿中法者所以为治之具也，采用两法者所以为富强之谋也。”提出崇节俭、破常格，停捐纳、课官重禄、去书吏、去差役、恤刑狱、改选法、筹八旗生计、裁屯卫、裁绿营、简文法等十二条整顿中法措施。次日，再上《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内称：
今环球各国日新月盛，……究其政体学术，大率皆罗数百年之研究，经数千百人之修改，成效既彰，转相仿效，美洲则来之欧洲，东洋复采之西洋，比如药有经验之方剂，路有熟游之图径，正可相我病症以为服药之重轻，度我筋力以为行程之迟速，盖无有便于此者。
张之洞所提出的采用西法十一条为：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多译东西各国书。其基本内容类似《劝学篇·外篇》，所不同者，《劝学篇》所论以改革教育为中心，更接近于狭义文化的改革，而此折所论，多从行政立法着眼，更接近于广义文化的改革。
①《曾文正公奏稿》卷三十，第8页。
②同上，卷十四，第10页。
③《曾文正公奏稿》卷三十，第39页。
④《曾文正公奏稿》卷三十，第38页。
⑤《海国图志·序》。
①《左宗棠年谱》第125页，岳麓书社1983年版。
②《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未》，卷二十五。
③《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五，《复刘仲良中丞》。
④《劝学篇·内篇·守约第八》。
⑤《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
①《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①《全集》，卷一百七十一，电牍五十，致西安鹿尚书。

第三节“物曲虽博取，王制乃常宗”
从清流派到洋务派，张之洞的文化思想经历了由“通经致用”到“中体西用”的巨大变化。但变中又有不变，这便是张之洞对于传统的纲常名教和社会政治秩序坚定不移的“卫道”立场。他采纳“西学”、“西艺”、“西政”的选择标准，首先在不悖离他认为美轮美奂的传统纲常的“亲亲、尊尊”精神。讲求西学不过是手段，捍卫中学的核心地位才是目的，正所谓”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①他认为：文化“开新”若“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用其诗句来表达，便是：
文轨古自一，皮卉今交通，
胡婴与蕃乐，泪乱安所终，
物曲虽博取，王制乃常宗。②
文化“开新”可以涉及西学、西艺乃至西政的某些内容，但这一切统统不过是“物曲虽博取”，问题的核心仍在“王制乃常宗”。在张之洞文化思想“开新”与“卫道”的二重变奏中，“卫道”自始至终是高声部、主旋律。《劝学篇·内篇》于此有酣畅淋漓的演奏。之洞的“卫道”，不同于颟预迂腐之辈的抱残守缺、泥古不化，而是从保国、保教、保种的现实需求出发，具高屋建瓴之势，启发愤图存之思，既有一定的理论色彩，又富于感召力。《劝学篇》以“同心”启首，正表明之洞的良苦用心。他认为，保国家、保圣教、保华种，“夫三事一贯而已矣。”他进而论道：
保国、保教、保种，合为一心，是为同心。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种何以存？有智则存。智者，教之谓也。教何以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也。故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①从一般意义上看，之洞这里所论的国家（国）、民族（种）文化（教）三者之间的“安危与共之义”，确有一定道理。而当十九世纪末叶，中华民族的国、种、教同时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猛烈冲击，日见衰败之时，之洞抓住世人瞩目的时代绝大题目起例发凡，尤可见其识见之深，构思之精。
《劝学篇·内篇》以“正人心”为要旨，因而《同心》篇对于直接关乎人心正邪的“圣教”，予以极度褒扬：我圣教行于中土数千年而无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师，汉唐及明，宗尚儒术，以教为政。我朝列圣尤尊孔、孟、程、朱，屏黜异端，纂述经义，以躬行实践者教天下。故凡有血气，咸知尊亲。盖政教相维者，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
张之洞呼吁在“圣教”的感召之下，“君臣同心，四民同力”，“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这便是他“卫逍”的现实意义所在。
如果说张之洞的“保种”之说——捍卫中华民族的自尊自立地位，从抽象意义言之，无可非议的话，那么他的“保国”、“保教”之说，却颇多漏疵。
张之洞所谓“保国”，实指捍卫清王朝及其政治体制。在《教忠》篇中，之洞不厌其烦，罗列堆砌，盛赞“自汉唐以来，国家爱民之厚，未有过于我圣清者也。””二百五十余年，薄海臣民日游于高天厚地之中，长养涵濡，以有今日。试考中史二千年之内，西史五十年以前，其国政有如此之宽仁忠厚者乎？”之洞说这番话时，清廷朝政腐败己达极点，甲午一役，元气大伤，马关签约，门户洞开，中国在半殖民地化轨道上加速沦落。维新派正思改革，革命派亦开始集聚力量。正当地火运行，风暴将临之际，之洞却鼓吹“凡我报礼之士，戴德之民，固当各抒忠爱，人人与国为体，凡一切邪说暴行足以启犯上作乱之渐者，拒之勿听，避之若浼，恶之如鹰鹯之逐鸟雀。”这显然是站在时代潮流的对立面。历史已前进到十九世纪末叶，真正要想振兴国家，必须根本改革已经腐朽的专制政治体制，而这却是之洞所绝对不能接受的。何启、胡礼垣批评《教忠》篇“今欲振兴治道，而不能直探其源，立言之所以昧味也。”①正可谓击中了要害。
张之洞所谓“保教”，指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理论的主于孔儒之学的至尊地位。他称颂道：
孔门之学，博文而约礼，温故而知新，参天而尽物。孔门之政，尊尊而亲亲，先富而后教，有文而备武，因时而制宜。孔子集千圣，等百王，参天地，赞化育，岂迂陋无用之老儒，如盗跖所讥、墨翟所非者哉！①如果仅仅着眼于学术源流的考辨、继承，张之洞推崇孔儒之学，作为一家之言，亦无可非议。但之洞并不以此为满足。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流派之争，之洞更着意于阐扬汉儒发明于前、宋儒扩张于后的“王道三纲”的社会政治意义，以之作为抵制新兴的自由平等学说的盾牌：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此《白虎通》引《礼纬》之说也。董子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之义本之。……《礼记·大传》：“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把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②在这里，张之洞专制制度卫道者的坚定立场，昭然于世。他毫不含糊地以“三纲五常”为“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的命根所系，对于启蒙思想家”创废三纲之议者”，深恶痛绝，斥其”欲举世放恣黩乱而后快，怵心骇耳，无过于斯，中无此政，西无此教，所谓非驴非马，吾恐地球万国将众恶而共弃之也。”①“君为臣纲”，列“三纲”之首。张之洞于此，尤加鼎力回护②。力回护②。《劝学篇》专辟《正权》一篇，驳“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反衬君主专制为万古不移之规。之洞的根本论据有二。一是说中国无行民权之可能：“中国士民至今于固陋者尚多，环球之大势不知，国家之经制不晓，外国兴学立政练兵制器之要不闻”，“华商素鲜巨资，华民又无远志，议及大举筹饷，必皆推委默息，议与不议等耳。”二是说中国无行民权之必要：“昔法国承暴君虐政之后，举国怨愤，上下相攻，始改为民主之国。我朝深仁厚泽，朝无苛政，何苦倡此乱阶以祸其身而并涡天下哉！”他还阉割民权学说的反封建专制实质，称“外洋民权之所以由来，其意不过曰国有议院，民间可以发公论、达众情而已，但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揽其权。”以偷梁换柱之法，将维新运动中勃然而兴的民主政治思潮，纳入传统政治所能容纳的体恤民情、君为民主的轨范。他又将民权理论的基石“天赋人权”说与无政府主义混淆起来，“泰西诸国无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国必有政，政必有法”，“君民皆不得违其法”，“谓之人人无自主之权则可，安得曰人人自主哉！”
君主专制还是民主共和，是涉及国体、政体的根本分歧，在这个问题上，张之洞坚定的卫道立场，在《劝学篇》问世不久，即遭到维新派理论家的猛烈抨击。何启、胡礼垣指出：“终足以阻新政之行者，莫若《劝学篇》，尤莫若《劝学篇·正权》一首”。他们以近十倍于《劝学篇·正权》本身的篇幅，写出“《正权》篇辩”，并改变原书次序，将“《正权》篇辩”置于《〈劝学篇〉书后》的压轴地位，给予《正权》以逐句逐段的批驳，并针锋相对地揭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的旗帜：“人人有权，其国必兴；人人无权，其国必废。此理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古今不易，遐迩无殊”。“夫中国之所以不能雄强，华民之所以无业可安，朝廷之所以不能维系，愚民之所以喜，乱民所以作，纪纲所以不行，大乱所以四起，市镇所以劫掠，教堂所以焚毁，如篇内所举数者，皆惟中国之民失其权之故”。①何启、胡礼垣的批评，切中《劝学篇》的要枢。《〈劝学篇〉书后》刊行后三年，之洞于此仍耿耿于怀，诅咒该书“宗旨专助康梁，其尤力驳者《教忠》、《明纲》、《正权》、《宗经》数篇，谓鄙人《教忠》篇称述本朝十五仁政条条皆非，痛诋国家，改为十五不仁，一也。谓君臣父子三纲之说为非古，二也。谓只当有民权，不当有君权，三也。谓中国经书不当做，四也。此人此书，可谓丧心病狂无忌惮。”②张之洞的“卫道”,于政治设施方面，突出表现为极力阻止实行议会制度。这在清末，无论就政治思想还是政治实践而言，都是保守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
十九世纪中叶以降，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的商品、鸦片、坚船利炮的涌入，中国固有的社会结构开始解体，在旷古未遇的内忧外患的双重袭击下，沿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风雨飘摇，有识之士寻求变革政治制度的努力也逐渐突破固有轨范，其近代色彩日渐昭彰。如果说，鸦片战争前龚自珍的“更法”说仍然是旧制之内的“自改革”，鸦片战争后魏源、徐继畲对美国、瑞士的民主政治的评介，还只是一种对“西土桃花源”的称赏，而并无采纳、实施的意向，那么，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开始力倡设议院，以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得风气之先的郑观应1875年提出“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①。后来，郑观应又在《盛世危言》中明确主张议会制度，他说：
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故欲借公法以维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他认定议会制度可以焕发出中国巨大的潜力：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何至坐视彼族越九万里而群逞披猖……。
郑观应关于政治改革的结论是：“盖闻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之要在乎见情。”“此其说谁能行之，其惟泰西之议院。”①王韬与郑观应有类似见解，他在七十年代未倡言设立议院，实现”君民共治”，“上下相通”②。他盛赞“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之闻风向慕，则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③十九世纪下半叶，羡慕英国议会政治的，不仅有在野的思想家，当权的洋务大吏也不乏其人。曾多次出使欧洲的郭嵩焘在所著《使西纪程》中指出，学习西洋不能限于坚船利炮，更重要的是师其制度，否则，“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郭嵩焘在日记中赞扬英国议院是该国“所以持久而国势盖张者”④。曾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大臣的崔国因则是直接向清廷建议设立议院的第一人。他于光绪九年（1883）年奏称，“设议院者，所以因势利导，而为自强之关键也。”曾任两广总督，并与张之洞在广东共事的张树声，于光绪十年（1884）年10月病逝前夕，口授《遗折》，强调非变法不足以挽救国势危亡，而变法又以立宪为本。作为经办多年洋务的封疆大吏，张树声意识到，西洋列国强盛之源，并非仅仅在于坚船利炮，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
育才于学校，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张树声对洋务运动割裂体用，拒绝政治变革，只谋求器用更新的偏颇所作的批评，虽然所论不详，却已触及到问题的要害，实开严复等人抨击洋务运动的言论之先河。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设议院、倡立宪的呼声日高，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健将力倡”设议院以通下情”，认为“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戊戌变法前夕，张之洞在兴学堂、变科举等新政举措方面，与维新派颇多共识，然而，在行宪政、设议院这类问题上，却与维新派针锋相对，各不相让。张之洞在《劝学篇·内篇·正权第六》中，罗列种种原因，论证议会制不符中国国情，断不可行。足见张之洞对于民主政治的成见之深、戒备之切。如果说，张之洞是中国工业近代化、教育近代化的有力推动者，那么，在政治变革方面，他却是毫不含糊的守旧派，不仅大大落伍于郑观应、严复、康有为，而且与洋务大吏中的开明人物如郭嵩焘、张树声亦大相径庭。
时间推移至二十世纪初，迫于形势，清廷不得不打起“新政”旗号，也开始谈论设议院问题。然而，张之洞仍坚持其反对宪政的主张。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之洞针对朝廷内外“设议院”之说发表己见：“中国民智未开，外国大局茫然，中国全局、本省政事亦茫然，下议院此时断不可设。若上议院，则可仿行。”
张之洞反对设立下议院，是他抗拒民权论的表现，而所谓可以“仿行”“上议院”，也与民主政治风马牛不相及。他主张，上议院议员产生，应参考宋之“磨勘”、明之“廷推”之法。宋代寄禄官迁转，须勘验其劳绩，由吏部复查后决定迁转官阶，称“磨勘”。明代任用官员，由大臣推荐、皇帝批准的，叫“廷推”。用遴选官吏之法推举议员，真可谓“桔逾淮而北为枳”，早已变味，何议会民主之有？
张之洞的“卫道”，于学术研讨方面，一是强调存古读经，二是鄙夷泰西哲学。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科举已废。张之洞以为“中文中学向来义理精深，文词雅奥，新设学堂学生所造太浅，……不免有经籍道熄，纲沦法斁之忧。”①故于湖北设立存古学堂，以存国粹。他在《创立存古学堂折》中称：
中国之圣经贤传，阐明道德，维持世教，开启神智，尊显乡邦，固应与日月齐光，尊奉传习，即列朝子史，事理博赅，各体词章，军国资用，亦皆文化之辅翼，宇宙之精华，岂可听其衰微，渐归泯灭。②另一方面，之洞对于泰西哲学，则持根本排斥态度。他明白申言“不可讲泰西哲学”：
西国哲学流派颇多，大略与战国之名家相近，而又出入佛家经论之间。……盖西学密实已甚，故其聪明好胜之士，别出一途，探赜钩深，课虚鹜远，究其实，世俗所推为精辟之理，中国经传已多有之。近来士气浮嚣，于其精意不加研求，专取其便于已私者昌言无忌，以为煽惑人心之助，词锋所及，伦理国政，任意抨弹。假使仅尚空谈，不过无用，若偏宕不返，则大患不可胜言矣。中国圣经贤传无理不包，学堂之中岂可舍四千年之实理而鹜数万里外之空谈哉！①张之洞排斥外国哲学，但并不认为中国哲学即可全盘继承，而是有所选择。他在这里说的“中国圣经贤传无理不包”，是有特指内涵的。王国维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吾谓张尚书之意，岂独对外国哲学为然哉，其对我国之哲学未尝不有戒心焉，故周秦诸子之学皆在所摈弃，而宋儒之理学独限于其道德哲学之范围内研究之。②这就将张之洞在学术文化上坚守“儒学正宗”的卫道者的内心幽秘揭示无遗。从这种正宗儒学立场出发，他不仅排斥外国哲学，对正宗儒学之外的诸子学的哲理也是拒绝的。
①《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连珠诗之十三。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①《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
①《〈劝学篇〉书后》。
①《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
②《劝学篇·内篇·明纲第三》。
①《劝学篇·内篇·明纲第三》。
②张之洞恪守君臣之义，甚至到可笑地步。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十四日，他致电西安行在军机处，内称”各使欲乘黄轿在乾清宫前降舆，实堪骇异。公使虽待以客卿，究是人臣，若国君游历来华，又将何以待之。”建议备良马数匹，谎称为”御用之马”，前往迎迓，”总以阻其黄轿诣官为断。”见《全集》卷八十二，电奏十。
①何启、胡礼垣：《〈劝学篇〉书后·〈正权〉篇辩》。
②《全集》，卷一百七十八，电牍五十七，致保定袁制台江宁刘制台。
①《论议政》，《易言》上卷。
①《盛世危言·议院上》。
②③《弢经园文录外编·重民下》，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④《郭嵩焘日记》第三卷。
①《遗折》，《张靖达公奏议》卷八。
①②《全集》，卷六十八，奏议六十八，《创立存古学堂折》。
①《全集》，卷五十七，奏议五十七，《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
①②《全集》，卷六十八，奏议六十八，《创立存古学堂折》。
①《全集》，卷五十七，奏议五十七，《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

第四节“枢纽只在此化新旧之见”
一方面认识到“不讲新学则势不行”，另一方面又强调“王制乃常宗”，如何协调“新学”与“常宗”的关系，将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的相互联系及其转换处理得更融洽、自然一些，是张之洞时时萦怀于心的绝大题目。他于此进行的若干辩证思考，其主观目标，无非是想在“开新”与“卫道”的两难之间求得一种和谐统一。
从一般意义上，张之洞是主张弥和新旧之见、融通中西之学的。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在致刘坤一等人的电报中声称：
鄙意此时不必言新政，但言须化新旧之见而已。……总之不化新旧之见，顽固如故，虚骄如故，老团未出之说如故，和局断不能保。贪昏如故，废弛如故，蒙敝如故，康党断不能绝。官派如故，兵派如故，秀才派如故，书吏派如故，穷益加穷，弱益加弱，饷竭营截则兵愈少，债重征苛则民愈穷。游勇叛民，会匪康党合而为一，中国断不能支矣。枢纽只在此化新旧之见五字。①张之洞主张，新旧学术，应予会通。《劝学篇》专辟《会通》一篇，陈说此义，以图化解畛域之见：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为通。难为浅见，寡闻道，是为不通。今日新学旧学，互相訾謷，若不通其意，则旧学恶新学，姑以为不得已而用之；新学轻旧学，姑以为猝不能尽废而存之。终古柄凿，所谓疑行无名、疑事无功而已矣。
“旧学恶新学”，“新学轻旧学”，各有其片面性。“守旧而不知变，则为迷复之凶；喜新而不知本，则为大过灭顶之凶。”①“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②。之洞认为，为了救世道，正人心，务当承认新旧之学各有短长，“惟天算中法实不如西法，经解宋学实不如汉学。若运救世，但当破近日眩于西法之迷途，发墨守汉学之流弊方为有益。……若能通西法以得自强之术，博汉学以为明理之资，是西法正为中国所用，汉学正为宋学所用，非快事便宜事，何为反攻之乎？”③当然，张之洞主张会通中西、新旧之学，并非不分主次，等量齐观，而是始终将中学、旧学置于首要的、核心的地位，将西学、新学置于次要、辅助的地位。《劝学篇》专设《循序》一篇，阐述这种主从关系。之洞认为，治学者必“先以中学固其根底，端其识趣”，“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缺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如养生者先有谷气而后可饫庶羞，疗病者先审藏府而后可施药石，西学必先由中学，亦犹是矣。”通中学是通西学的必要基础和根本前提。“如中士而不通中学，此犹不知其姓之人，无辔之骑，无舵之舟，其西学愈深，其疾视中国亦愈甚”，“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①为了确认中学的至尊地位，同时化解“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缺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的过程中必然遭受的传统阻力，张之洞力图论证“圣经之奥义，而可以通西法之要指”。他爬梳典籍，采摘要义，与西学、西政相附会：
《中庸》讲尽物之性，是西学格致之义；
《周礼》讲饬化八材，是化学之义；
《中庸》讲山以宝藏兴，是开矿之义；
《论语》讲工利其器，是取新式机器之义；
《管子》讲处工就官府，是劝工场之义；
《大学》讲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是西人富国策之义；《论语》讲敏则有功，是工宜机器，行宜铁路之义；《周礼》讲利者使阜，是商学之义：
《论语》讲教民七年可以即戎，是武备学堂之义；《左传》讲仲尼见郯子而学，是赴外国游学之义；《吕刑》讲维貌有稽，是讼狱凭中证之义；
《尚书》讲谋及卿士及庶人，是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义；《论语》讲众好必察，众恶必察，是国君可散议院之义。①显而易见，以上罗列“圣经之奥义”与“西法之要指”的对应关系，颇多牵强，连之洞自己心里也多少有些不踏实，所以又特意声明：“然谓圣经皆已发其理，创其制，则是；谓圣经皆已习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同西人之法，则非。”
如何解释“圣经”与“西法”大义相通而具论有异，之洞以“西学中源”说作为理论依据。他援引“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之论，称“中土之学术政教，东渐西被，盖在三代之时，不待畴人分散、老子西行而已然矣。”汉代以后，“中西僧徒，水陆商贾，来往愈数，声教愈通，先化佛国，次被欧洲，次第显然，不可诬也。”②“西法”与“圣经”大义相通，盖源于中土学术政教之余光流韵泽及泰西。至于为何“西法”之具论又有超越“圣经”之优长，之洞解释道：“然而学术治理，或推而愈精，或变而失正，均所不免。且智慧既开以后，心理同而后起胜，自亦必有冥合古法之处，且必有轶过前人之处。”③之洞的结论是：既然西政西学“揆之经典，灼然可据”，那么择之补吾缺，取之起吾疾，便属天经地义，无可指摘，”开新”与“卫道”也就浑然一体，天衣无缝了。
平心而论，之洞对于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关系的思考，既有陈腐、谬误之说，亦有新鲜、精当之论。化解新旧之见，会通中西之学，不仅在当时，而且在现在和将来，都是文化进步的必由之途。“学术治理，或推而愈精，或变而失正”，亦确道出文化史的重要规律。正因为各地区、各民族间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人类文明才会千舟竞发，百舸争流，相互赶超，共同进步。中华民族在振兴民族文化，赶超先进，建设富强国家的过程中，务必克服尽弃“中学”，全盘“西化”与因循守旧，泥古不化两种错误倾向。在这方面，张之洞一百年前的思考，留给我们若干启示。当然，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和朝臣的立场，张之洞错误地将近代已经陈腐的“纲常名教”之类当成“中学”的精华来宣扬和捍卫，甚至认定“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①，并以之作为“卫道”的核心和“开新”的限度，则陷入迷误和荒诞，对此，历史已经公正地予以扬弃。
①《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正学报序例》。
②《劝学篇·序》
③《全集》，卷二百二十一，书札八，致宝竹坡。
①《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
①《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
②《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
③《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
①《劝学篇·内篇·明纲第三》。

第五节“中体西用”说的“最乐道者”
近代中国处于“古今中西大交汇”的变化剧烈时代，梁启超称其为一“过渡时代”，“而全国民族亦遂不得不经营惨淡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②。
大致归纳，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于思想文化方面“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者，有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有主张政体变革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还有主张“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旧有文化而融贯之”①的孙中山等革命派。三派活跃于近代舞台的时间略有交错，但大致呈先后递嬗的逻辑顺序。八、九十年代，在政治领域内，维新派十分活跃，革命派已崭露头角，但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仍由洋务派占据着“主流”地位，他们力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流行语”，广泛传播于各阶层、各社会集团。这是因为，“中体西用”说在相当程度上表达了传统文化氛围笼罩之下的中华民族群体，尤其是社会知识阶层对于中西文化冲突这一客观事实的一般认知程度和受制于沉重传统因袭负担而可能采取的一般文化选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比其他文化主张更能为社会所普遍接受。
“中体西用”论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是中西文化剧烈碰撞之后，统治阶层中一部分开明士人、官僚在弃旧不愿不能、图新有意有限的两难心境下作出的一种“折中”文化选择。
鸦片战争竟然使“天朝上国”惨败于“红毛蕃种”，士林震惊。林则徐、魏源“开眼看世界”，理智地承认“外夷”的坚船利炮、养兵练兵之法确乎高明，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意味着采纳“西技”的根本目的在于捍卫中华文化本体。虽然林、魏尚未作出“中体西用”的理论概括，但他们实际上充当了它的思想先导。
五十年代兴起太平天国，六十年代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君主专制之“中体”，愈加风雨飘摇。惨烈的内外战争，又进一步刺激了奕、曾国藩、李鸿章等权臣对于以先进军事工业技术为代表的“西用”的歆羡之情。以“制器练兵”、“求强求富”为宗旨的洋务运动应运而生。运动是思想孕育的温床，思想是运动操作的向导。与洋务运动的进程几乎同步，“中体西用”思想由胚胎而成型，呱呱坠地。
咸丰十一年（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是“中体西用”思想的首次明晰表达。循此思路，士林中人多有引发申张。王韬在《杞忧生易言跋》中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薛福成在《筹洋刍议·变法》中说：“取西人气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都是冯桂芳之意的延伸。进入九十年代，“中体西用”说更趋明朗。“中学”与“西学”作为对待之词被屡屡并用，而前者为体、道、本，后者为用、器、末的主从关系也形乎言辞。1893年，郑观应于《盛世危言·西学》中说：“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未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1896年四月，沈寿康在《匡时策》中明确提出：“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年八月，孙家鼐在《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详论中、西学之关系：
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①应该说，孙家鼐已将“中体西用”说的精蕴阐发无余。他不仅明确规定一般意义上的中西之学的主辅、体用关系，强调中学高于西学，大于西学，“包罗”西学，而且还特意点明“西学中源”的奥义：“西学”之种种优长，无非是“中学”固有而“失传”者，今日不过“还之”老家而已。孙氏的一番辩证，活脱脱显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对待西方近现代文明成果那种既排斥、又汲纳，既怀歆羡之情，又抱虚骄之态的矛盾状况，而这正是还没有放弃“华夏中心主义”的“中体西用”论者的共同心态。
以上史实可以证明，张之洞并非“中体西用”说的始作俑者。他的《劝学篇》撰成刊行，已在孙家鼐呈《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之后近两年，上距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问世，更有卅载之遥。用梁启超的话讲，张之洞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时代“流行语”的“最乐道”者。但为何日后人们往往将”中体西用”说首先与张之洞联系起来？最高统治者对《劝学篇》的褒扬、推广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更根本的恐怕还在于同冯桂芬、孙家鼐诸人相比，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具有若干醒目特点。
首先，对于“中学为体”的内涵诠释更精密。对于“中学”，之洞尤其强调孔儒之学的正宗地位和“经世致用”传统。他极赞“孔子集千圣，等百王”②，“盖圣人之道大而能博，因材因时，言非一端，而要归于中正。故九流之精，皆圣学之所有也，九流之病，皆圣学之所黜也。”①之洞力奉儒学“经世”之旨，特别注重宏扬孔儒之哲学的兴教化、正人心的现实政治功能。他的”中学为体”，既指以儒学维系专制政治秩序，更指以儒学强化纲常名教统率下的人际关系。之洞最担心的，并不在列强虎视鹰瞵于外，而在于“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于内，“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②《同心》被列于《劝学篇》之首要位置，正表明之洞“惟此为大”的焦虑急迫之心。
其次，归纳、总结“西学”的丰富内涵，同时严格限制它“为用”的界限。
在林则徐、魏源时代，“夷之长技”仅指坚船利炮。伴随洋务运动的展开，西方“格致”之学，声光电化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而比洋务大吏更激进的改良派思想家则将“设议院”、“通民情”等涉及政治体制方面的内容也列入应予仿效的“西学”范畴。张之洞总结前人，从广泛的意义上概括了“西学”的内容：“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③。他具体阐释“西政”、“西艺”的涵义：“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④除设立议院，张之洞将前此人们提出的中国应该仿效、采纳的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全部内容，统统纳入“西学为用”的范围。这里面既有科学技术，又有法律制度，还有行政措施。不过，张之洞坚决反对设立议院、推行民权，将民主政治排斥于“西学为用”的极限之外，其目的是为了守住“中体”的最后防线。再其次，以清晰的形式凸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两面锋刃及其中心主旨。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潮由隐而彰，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宣称“中体西用”的人，各自目的并不一致，他们对这一思想的理解角度和强调侧面更大相径庭。早期改良派鼓吹“中体西用”，是为了在陈腐、僵化的旧文化的一统天下之中，为新思想的立足打进一个楔子，为的是让“西用”得以在”中体”之中存身。洋务派以“中体西用”为理论纲领，本意是在以“西用”来捍卫“中体”，这其中既包括采用先进火炮对内镇压民众的反抗，以巩固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又包括用西艺、西技增强朝廷的力量，对列强保全“天朝上国”的虚骄面子。总之，是要在“西学”奔涌而至的形势下，通过革故鼎新之术，保全“中学”的核心地位，亦即它的政治一伦常系统。至于维新派也常言“中体西用”之说，那是他们机敏地将这一现成口号服务于自己的变法活动。近代各思想流派对于“中体西用”虽有不同理解，各有发挥的重点，但构成“中体西用”论主体的，毕竟是洋务派，他们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完成了这一文化模式，使其功过得失昭然于天下。
就洋务派而言，张之洞对于“中体西用”说的突出建树，在于从理论上为其“正名”，替这一时代“流行语”核定一个价值基准。《劝学篇》相当充分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劝学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并将“明保国保教保种为一义”的《同心》列于开篇地位，明言“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这一段话，再明白不过地申明了“中体西用”理论的主要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劝学篇》撰成、刊行的1898年春夏之交，正是维新派“托古改制”，推行变法的高潮期，维新派极力鼓吹的兴民权、开议院等“西政””西用”之说，猛烈地冲击着“中体”的最后防线。张之洞不失时机地推出《劝学篇》，直接目的就在于抵制维新“邪说”，其理论手段则是以平正公允之态，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名”。惟其如此，一度对张之洞颇怀好感的梁启超后来力诋《劝学篇》“是嗫嗫嚅嚅者何足道？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①何启，胡礼垣也指责《劝学篇》“不特无益于时，然而大累于世，……深恐似此之说出自大吏，……又害我中国十年”②。张之洞对于“中体西用”论，不惟从理论上详加阐发，他还竭力实现这一主张，使其物化为晚清社会、经济、军事、教育的现实。
较早提出“中体西用”模式的冯桂芬等人，或“坐而论道”，或仅从事某一领域的“洋务”活动（如郑观应之经营工商贸易，王韬之办报纸），因而其实际的社会影响有限；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则全力以赴从事练兵兴学、开矿设厂的具体事务，于“中体西用”理论，未及详加研讨，就学理而言无可深议之处。总之，这两类人物均未能成为”中体西用”论的虚实结合的代表者。张之洞则不同。他主张“中学为体”，不仅于《劝学篇》中具论其详，而且于宦海沉浮中始终以此为立身之本。《劝学篇》讲“新学为用”，应“政艺兼学”，他在两广、湖广总督任内所兴“洋务”，可以说涉及了“西政”（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和“西艺”（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的所有领域，并取得引人注目的实际成就。总之，张之洞不仅是“中体西用”说集大成式的“力言”者，更是这一思想学说的集大成式的“力行”者。时人与后人将“中体西用”说与张之洞紧密联系起来，言此论则议斯人，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从一般的中西文化交融的意义上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强调以固有中华传统文化为本、为主，这似乎无可指责，而提出以西学之长补中学之短，更体现出一种符合时代进步潮流的、开通的文化观，相对于那种视一切异域文化为洪水猛兽，必欲深闭固拒的极端守旧观念，是一种进步。
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年，近代思想家鼓吹“中体西用”者其用意和侧重点并非同一。由于政治分野和学脉不同，决定了他们的实质性文化主张也大异其趣，这既表现在对“西学”采纳的深度广度各不相同上，还突出地体现在对于“中学”的理解角度与强调层面的差别上。
“中学”，或曰“旧学”，本身是一个定义域十分宽泛的概念。作为文化民族性的特殊表征符号，它可以而且应该涵盖中华文化有史以来的一切理论结晶，以之与异域文化相区别。这时，“中学”的时代阶段性特征便被抽象掉了。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学派、不同社会集团中的“中体西用”论者，才会达到某种程度的共识，“中体西用”才得以成为“时代流行语”。一旦思维的运作与语义的辨析深入到“中学”的具体历史阶段与文化层面含义，“中体西用”论者的分歧便立即显现出来。
十九世纪中后期活跃于思想界的改良派新学家们所主张发扬的“中学”，其侧重点有别于洋务派。洋务大吏，从曾国藩、李鸿罩到张之洞，都以“名教”捍卫者自居，他们所力倡的“中学”，侧重点在秦汉以至明清愈演愈烈的的专制主义制度及其文化，其纲领便是“三纲”。而从冯桂芬、王韬、郑观应到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新学家，在阐扬中学时，共同特点却是菲薄“近古”之学（秦汉以降的专制主义文化），崇尚“远古”之学（尧舜—三代文化）。他们都遵循着一条“返本开新”的思维路向，所提倡的“中学”更多的是指中华文化的原创性精神，如忧患意识、变通精神，行健不息、民本思想等等。他们鼓吹设议院、呼吁民权，当然藉助于西学，同时也以五经和先秦诸子作佐证。向“文化原本”复归，从中汲取灵感，获得前进基点，并以之与西方近代政治学说相比照，成为近代新学家普遍采用的运思路线和论证方法，这也是他们对包括张之洞在内的洋务派的“中学观”的超越之处。
冯桂芬申述官制改革，引述《尚书·尧典》的“师者众”说、《论语》的“举直错诸枉则民服”说、《孟子》的“国人曰贤然后用之”说。他将这些概括为“三代上固有善取众论之法”①。
王韬在倡言君主立宪时，特别指出英国时下正在实行的这种制度与中国古意相通：“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独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①。
梁启超论证“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②，其“中体西用”之意甚明。但他提出的“中体”改革的依本，则在于“能以今日新政，证合古经者为合格”③他的《古议院考》论道：“议院之名，古虽无之，若其意则在昔哲王所恃以为均天下也。其在《易》曰‘上下交泰，上下不交否’。其在《书》曰‘询谋全国’，又曰‘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其在《周官》曰‘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万人而询焉’。”
以上可见，冯、王、梁诸人，虽然也声言“中体西用”。但他们所谓的“中体”，主要是指中华文化的原典精神，企图返回中华民族的精神故乡，以“三代之治”、”尧舜之道”，解救近古专制之弊。他们心目中的“中学”，就其历史阶段性看，重在先秦，而不在秦汉以后；就其文化内涵看，特别借重原典精神中的原始民主和民本主义，从而为其政治制度改革张本。
与近代新学家们不同，张之洞的“中学”观则另藏意蕴，他强调的是秦汉以后，特别是明清正在运作的历史内容，也即“近古”之学。这种近古之学是专制政治赖以存在的文化依据。张之洞反复论证为“天经地义”的“三纲”说，正是秦汉以降宗法一专制制度的理论概括，而与先秦的文化原典精神相去甚远。何启、胡礼垣在《〈劝学篇〉书后》中指出，张之洞在《劝学篇·内篇》一再申述的“三纲”之说，出于《礼纬》，《白虎通》引之，董仲舒论证之，朱熹发挥之，都是后儒之作，而并非儒学原教，所谓”三纲之说非孔孟之言也”。这种剖析，对张之洞以“三纲”说为核心的中学观，以及整个“中体西用”论，无异是釜底抽薪。
张之洞中学观的特点在于，有意抹煞远古（先秦）至近古（秦汉以降）中学性质的变迂。他宣称：“我圣教行中上，数千年而无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师，汉唐及明，崇尚儒术，以教为政”①。请特别注意，张之洞在这里有意在“五帝三王”与“汉唐及明”之间，略去在中华文化史上虽然短暂但却有极端重要意义的“秦”一段，大而化之地将“政教相维，古今之常经”认作“中学”古已有之的文化精髓，从而掩饰他以“近古”（秦汉以降）的政治专制、文化一统作为“中学”实质与重心的用意。在张之洞看来，“中学”或曰“旧学”的根本价值，绝非三代的远古民主遗风和百家争鸣学术空气，而在秦汉以后千年不绝的君主专制制度与儒家文化一统格局。“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不过虚文，“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②才是枢纽所在。这便是张之洞与冯桂芬、王韬、粱启超等人“中学”观的分水岭。也正是由于这道分水岭，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才得到清廷最高统治者和守旧文人的喝采，同时又理所当然地遭到进步人士的抨击和唾弃。
就政治分野来观照，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显然比梁启超等人的“中体西用”更现出历史的惰性，也更符合中华文化在清代的现实面目。在张之洞生活的年代，现实生活里的“中学”，不折不扣就是秦汉以降建立在君主专制、文化一统基地上的观念形态，而远古民主遗凤及”和而不同”的生动活泼的文化气息，早已退隐衰微。梁启超等人走“返本开新”、”托古改制”的曲径意在否定秦汉以至明清的专制制度和文化大一统，争取一种近代性的跃进，其思路与欧洲的文艺复兴倡导古希腊文化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与张之洞的中学观相比较，梁启超的中学观代表着新的时代方向。
从哲学思想而言，张之洞“中体西用”论的意旨出自《周易》关于易道包含“变易”与“不易”两义。张之洞说：“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①伦纪、圣道、心术都是不可变易的，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便是”中学为体”的理论依据；法制、器械、工艺是可以变易的，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这一层面可以“以夷变夏”，故尔应当“西学为用”。这种从“变易”与“不易”的双重理论出发的“中体西用”说，依据的是不彻底的发展变易观，触及到文化内核部分，便陷入僵化静止。
②《过渡时代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5页。三联书店1960年版。
①《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6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①《戊戌变法》（二）第426页。
②《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
①《劝学篇·内篇·宗经第五》。
②《劝学篇·序》。
③④《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7页。
②《〈劝学篇〉书后》，《新政真诠》五编，格致新报馆印。
①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公黜徙》，光绪十年江西刊本。
①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
②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1册。
③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总论》，同上。
①《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
②《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

第六节“过渡时代”的过渡型理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在近代中国的思想舞台上曾经流行过半个多世纪。就像一个历史人物所作所为的客观作用总是受到具体时代条件变迁的制约一样，一种社会思潮、一种文化观念的客观意义，也会因其所处具体时代条件的变迁而发生变化，有时甚至是根本性的转折。
鸦片战争以后，列强用武力撬开封闭的中华帝国大门。几百年相对停滞带来的落后这一严酷现实，将中国人逼上探寻“富国强兵”之途的艰难历程。在痛苦地承认失败之后，一小批开明的士人明智地选择了打败自己的敌人作为”老师”，这一举动大大触动了中华民族那根十分敏感的“夷夏之大防”的神经。为缓解一般社会舆论对于学习西方的抵触乃至仇视情绪，同时也因为开明士人自身认识所及深度的限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出，无可争辩地体现出它开通、明智的一面。从认识水平看，它是思想进步的一大突破：从社会效用看，它又是缓解矛盾，排除障碍，使“西学”得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存身立足的“安全岛”、“保护层”。可以说，在戊戌以前，“中体西用”说自有它产生的历史必要性与合理性，因而较多地体现出历史作用的积极的一面。作为“过渡时代”的一种“过渡型”文化理论，“中体西用”说的出现，证实近代工业文明诞生以后，世界范围内民族文化的交融，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证明近代新文化的价值，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中华民族的开明士人所认可，尽管这种认可附丽于种种现实的、甚或是十分保守的政治功利目的之下，从而或多或少地歪曲、篡改了近代文化的本来面目，但它到底为古老的中华文化走向近代，提供了一种初步模式，提供了一级认识阶梯。如果说种族观的“夷夏之大防”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已经动摇，那么文化观的“中西之大防”在九十年代“中体西用”说定型以后，也趋向瓦解。我们今天有充足理由来论证“中体西用”说的浅薄、机械和似是而非，但却无法否认它在戊戌以前的特定历史阶段，在沟通中西文化方面所发挥的无可替代的历史推动作用。
戊戌以后，情况发生变化。由于张之洞的苦心经营，洋务事业在湖北地区继续发展，”中体西用”的实验基地并未完全丧失。而巨，由于《劝学篇》的刊行以及朝廷的极力推崇，“中体西用”说的社会影响更加扩大。但是，由于全国范围内政治、文化形势的重大转折，作为相对成型的社会思潮的“中体西用”说，其历史作用也发生转折。戊戌维新的失败，将政治革命的紧迫性大大提前。与此相应，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内，鼓吹“民权”、“共和”，反对君主专制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历史已经前进到这样的关口：“西用”事实上的大量采纳，并不能拯救“中体”的病人膏盲，而“中体”走向更新的不可避免的结局，又要求人们从理论上予以透彻的说明。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之下，“中体西用”说对抗革命舆论、妨碍思想解放、阻挠社会进步的历史消极面便逐渐上升为其自身社会功用矛盾体系中的主导成份。戊戌以后的张之洞，便是此时“中体西用”说历史影响的人格代表，其作用恰如何启、胡礼垣在《〈劝学篇〉书后》中所下之断语：
其论则非，不特无益于时，然且大累于世。就纯理论范畴评析，“中体西用”说也有其根本缺陷。它一开始就违背了体用相关、道器一致的事物本来规律。东晋僧人僧肇（384—441）在《肇论》中提出“即体即用”，道明文化形而上的意识形态与形而下的器用制度，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浑然一体。幻想旧“体”能够与新“用”和谐相处，借后者以强化前者，这本来就是一厢情愿。“中体西用”论者割裂道器、本末、体用的有机联系，以机械的方法来处置活泼生动的文化有机体，“塔积木”式地配置中学与西学、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的相互关系，在当时就遇到来自“守旧者”和“言新者”立场迥异的两方面同基于“体用一致”原理的尖锐批评。《张文襄公治鄂记》披露了张氏所面临的两面夹击的情形：
公之初至鄂也，购机制械，提倡西艺，日不暇给，士夫之守旧者，以此病公，拟为变法之王安石。及庚子后，朝野昌言变法，异说飚起，言新者又诋公未窥西学途径。故公在鄂二十年，无日不在群疑众谤之中。①近代中国的守旧派是坚持“体用不二”的，不仅维护“中体”，而且反对“两用”。对于“西用”之于“中体”的必然“危害”。守旧派表现出本能的、直觉的恐惧。洋务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光绪元年（1875年），通政使于凌辰就担忧，制洋器，兴洋学，必然导致“礼义廉耻大本大原令人一切捐弃”的奇灾异祸，“今以重洋人机器之故，不能不以是为学问，为人才，无论教必不力、学必不精，窃恐天下皆将谓国家以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而人心因之解体。”①“形而下”的西方科技器用的普及、推广，必将对传统社会的产业结构、政治体制、文化心理都产生深刻影响，从而动摇“形而上”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道”、之“体”。“西用”与“中体”，如冰炭之不可同炉。应该承认，极端守旧派拒“西用”于”中体”之外的痛心疾首，较之“中体西用”论者捏合二者的两难努力，更显得“理直气壮”一些。守旧派是从僵化不变的立场上强调体用不二的。体用一致，对于他们来讲，只意味着旧的扼制新的、窒息新的，决非新的克服旧的，改造旧的。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学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②旧体与旧用均妙不可言，体与用均无修改更新的必要，其结论是：“何必师事夷人？”③“中体西用”论割裂“体”“用”、“道器”的谬误，更受到维新派思想斗土们的驳难。还在张之洞撰写《劝学篇》之前，谭嗣同便从学理上剖析了“中体西用”论者的“不审”：
圣人之道，果非空言而已，必有所丽而后见。……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自学者不审，误以道为体，道始迷离徜恍，若一幻物，虚悬于空漠元朕之际，而果何物也耶？于人何补。于世何济，得之何益，失之何损耶？将非所谓惑世诬民异端者耶？夫苟辨道之不离乎器，则天下之为器亦大矣。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变而仍为器，亦仍不离乎道，人自不能弃器，又何以弃道哉？
与谭嗣同的认识基本一致，但逻辑更加慎密的对于“中体西用”论的批判，来自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他在本世纪初年的一封著名书信中论道：
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鸟望言之而可行乎？
严复嘲讽“中体西用”论割裂体用的荒谬性，如同”牛体马用”。断难有成。他还联系洋务派“中体西用”的实践，批评其“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上之实弊”③，无以救中国。针对洋务运动只学习西方生产技能和军事技术，拒绝进行政治改革，终至失败的教训，严复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文化模式，取代“中体两用”，这当然也没有解决中西文化在体用关系上的矛盾性与统一性问题，不过却显示了更明朗的“向西方求真理”的决心与信心，这是张之洞等“中体西用”论者所不可比拟的。
就中国近代史而论，“中体西用”论留下的遗产是驳杂的，结局则是令人遗憾的。严复指出，洋务派体用两撅的理论“其害于吾国长进之轨，少者十年，多者数纪”①，这并非危言耸听，而可由清末以降中国近代化历程的坎坷曲折得到明证。然而。张之洞并无这种认识，直至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仍在“中体西用”的轨道上运行，费力地推行清廷那名不符实的“新政”，终于在“国运尽矣”的叹息中与世长辞。
从阐扬“中体西用”论的本来目的——维护清王朝、捍卫纲常名教而论，张之洞不是一个成功者，这一点连他自己在弥留之际也痛苦地感受到了。然而，张之洞最大限度地引进“西用”，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又起到了客观上的推动作用。张之洞辞世后两年，在他“久任疆奇”的湖北省城武昌，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首义，宣告了中国大地上存在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寿终正寝。后来人们探讨“辛亥革命曷为成功于武昌乎？”答案竟然与张之洞有关：抑知武汉所以成为重镇，实公（指张之洞——引注）二十年缔造之力也。其时工厂林立，江汉殷赈，一隅之地，足以耸动中外之视听。有官钱局、铸币厂，控制全省之金融，则起事不虞军用之缺乏。有枪炮厂可供战事之源源供给。成立新军，多富于知识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而领导革命者，又多素所培植之学生也。精神上，物质上，皆比较彼时他省为优。以是之故，能成大功。虽为公所不及料，而事机凑泊，种豆得瓜。①讲这番话的张继煦是张之洞派遣的留日学生，故其对恩师的评说多有溢美，但“种豆得瓜”之论，却也符合史实。一个叫欧阳萼的人，则对张之洞大张挞伐：追原祸始，张文襄优容新进，骄纵军人，养痈十余年，糜帑数千万，兴学练兵，设厂制造，徒资逆用，以演成今日非常之惨剧，殊堪浩叹。②上述对张之洞的褒扬与抨击，或从拥护民国的新派立场出发，或从哀惜清朝崩溃的旧派立场出发，其立论的基点泅异，然而有一点却不约而同——认定张之洞兴实业、练新军、办学堂、遣游学对辛亥革命的爆发客观上所起的推动作用。这褒贬大异的对立之论共同反映了一桩历史的真情：张之洞在“中体西用”模式的实验区——湖北武汉地区所精心构建的诸项实绩，最终都走向张之洞主观目标的反面。汉阳炼铁厂鼓风炉的轰鸣、两湖总师范学堂的琅琅读书声、黄土坡新军营房的操演呐喊，在“尽瘁清室”的张之洞听来也许是纯正悦耳的“明体达用”的旋律，其实，在这些音响里正蕴合着“西用”与“中体”间的磨擦、冲撞，传递着张之洞力图捍卫的腐朽制度行将崩溃的信息。
当然，张之洞的业绩并不能因他所竭力维护的清王朝和纲常名教的衰落崩解而一笔抹杀。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被评论者的主观意愿并不是主要尺度，他的全部实践（其理论活动也包括在内）结历史贡献了什么，才是基本准绳。以此论之，本书传主留给后人的遗产可谓多矣。颇为显赫的物化形态的实绩且不论，单以观念形态的遗产而言，就相当丰富。如果要给作为思想家的张之洞在漫长曲折的中国文化史上定位，似乎可以这样说：
在中华文化从中古走向近代，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转型阶段，本书传主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为探求转型机制作了不懈的努力。他有足够的明智，意识到原封不动地保持“中学”是无效的，全盘拒斥“西学”也是迂腐的，于是他选择了会通中西的道路。这种“会通”的特点，是以中学为本位，将作为客体的西学的技艺部分从原有文化系统中离析出来，与作为主体的中学相结合，从而给中学带来应对世变的新活力。又由于本书传主身为朝廷重臣和儒教的忠实信徒，他对中学系统内已经因时代变迂而应予扬弃的部分（如三纲之类），却固守如仪；对西学系统内的政治伦理层面则坚决加以排异。这样，当政治变革和观念启蒙已势在必行的历史关头，本书传主就成为强悍的卫道者。总其全人，本书传主自脱离清流的壮年以后，即执著地力行“中体西用”文化路线，集能吏与儒臣于一身，兼开新与卫道于一体，其功在史，其过亦在史，其理论得失、思维教训值得人们深长回味。在本评传即将结束的时候，请允许我们稍稍离开本书的内容来表明这样一个观点，即“中体西用”是处在中西文化大交汇时期部分中国思想家所提出的一个口号，这个口号说到底是不科学的。今天，在我们评论中外文化的关系时，其科学的态度是既要批判地继承我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又要批判地学习一切有科学价值的各国人民的创造性成果，以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化建设事业。再用“中体西用”的概念来讨论中外文化的关系，就大大地落后后于我们的时代了。
①《张文襄公治鄂记》第54页。
①《洋务运动》（一），第121页。
②张盛藻奏折。《洋务运动》（二），第29页。
③倭仁奏折。《洋务运动》（二），第30页。
①《谭嗣同全集》第197页。
②《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三册第558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③《严复集》第一册，第48页。
①《严复集》第3册，第66页。
①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第7页。
②《欧阳萼致哀世凯书》，《闵尔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函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