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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第1节 “中国式罗文”

现在很多人对“没有任何借口”，“把信送给加西亚”这种话题非常反感，认为这是老板为了奴役员工而采取的精神洗脑和奴性宣传,此说并非无理，有些老板确实有些过分。但是这种看法和认识绝对是对“没有任何借口”、“把信送给加西亚”精神的一种错误解读，因为你会从无数取得事业辉煌成功的企业家身上，都会发现这种十分可贵的精神品质，而恰恰是这种“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企业家精神使他们能够脱颖而出，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商业奇迹。虽然他们当时可能身处社会最底层，终日为三餐奔波忙碌，但是他们首先把自己修炼成“中国式罗文”，锻炼自己在各种条件都不成熟的情况下，圆满完成任务的本领，一旦机会来临，他们就象大鹏展翅一般，一飞冲天，震撼世界！
这里先看一个著名企业家的真实案例，看看中国式罗文是怎样完成任务的：
80年代初，一位已经有两个孩子的父亲外出打工，谋到一份再普通不过的建筑小工的工作，但是此小工非彼小工，这个粗短结实、长着一颗硕大的脑袋的家伙，把握机会的能力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在那个物资极度短缺的年代，从木材到沙石、水泥、红砖等等物资，都得通过物资局的计划指标来调配。而这些物资的短缺常常是导致工程进度拖延的主要原因，所以领导一直盘算着应该从小工中提拔一个比较能干的人来专门负责材料购买的事情。领导就对大家说：“公司决定从小工中选择一个人来当材料科长，我现在出一个题目考考小工们。”
“我的问题是，如果公司缺少木材，而只知道什么地方有木材，你们需要公司给什么条件，才能把木材弄回来？”
“那肯定需要请领导去跟物资局做工作要指标才可以，”一个小工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领导不做工作也行，但必须有东西给我们去做这个工作，否则谁能够拿到物资局的指标批文呢？”另一个小工也说出了自己的答案。
“我什么条件都不要，只要知道哪里有木材就可以了，因为其余的工作都是负责这个工作的人必须完成的，”这个小工冷静地回答。
领导见他这么干净利落，也就立即乾净利落地宣布：“好，既然你能这么痛快地完成工作，那这个科长就让你做了，从明天起你就不用做小工了，你就是我们公司的材料科长了。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给我去东阳水库边拆一个老祠堂，那个祠堂现在已经荒废很久了，有很多砖和木材都可以拿来做我们的建筑材料。你明天就出发！”
大家一听，都觉得好笑，以为这下这个小工可有好看的了。祠堂可不是一般的地方，是供奉祖宗“神主牌”的地方，虽然解放后中国人早已经破除了封建习俗，但这种地方多少还有点神秘、有点骇人的。那个祠堂原本是属於一个村子的，但因为修建水库，村子搬走了而祠堂还留在那里。从来没有人再去过问过它，但是关於它的鬼鬼怪怪传说不少。但这个小工並没有犹豫，第二天他就出发去拆祠堂了。几天后，就顺利地把砖瓦和木材都运了回来。
大家猜猜这个小工是谁呢？他就是福布斯富豪榜的老牌富豪，广厦集团的掌门人楼忠福！正是这种“中国式罗文”的精神使楼忠福能圆满完成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而不断获得更大、更高的平台来施展自己的才华，进而获得事业的辉煌成功。
因此不管你是在打工还是在创业，以楼忠福为标杆首先把自己打造成“中国式罗文”，啃下一块块硬骨头，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才能在机遇到来时从容不迫，气定神闲地把握住机会，把自己不断地推向成功的颠峰！
这个小故事选自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宝利嘉文库联袂推出的畅销书《中国力量》，此书引经据典，气势磅礴，号称企业版的《往事并不如烟》。书中以楼忠福和广厦为坐标，解读了共和国的历史起伏和中国企业及企业家的命运。除了宏大叙事，类似的楼忠福的这些小故事深深震撼了我，实际上无论你在为谁打工、还是创业，能否把自己打造成“中国式罗文”，直接决定着事业的成败！

书评第2节 楼忠福的中国功夫

楼忠福做为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福布斯富豪榜的老牌富豪，其创业的传奇经历和商业智慧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和热门话题，尤其是他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与体制共舞，吃透政策方面更是登峰造极，而这些智慧无论对于现在还是将来要创造自己事业的人都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和实用价值。近日读社科出版社《中国力量》一书，感受良多。梳理出来几条，供大家参考：
一、顺着体制的河道行船
从小作为农村“黑五类”，就被排除在体制外的楼忠福，对传统体制不但没有抵触情绪、更没有认识障碍，相反，在处理与传统体制力量的关系时，显得轻车熟路、游刃有余。这实在不能不让人感叹企业家才能是天生的，而非在学校教育出来的。
二、硬汉子偏爱软力量
在大多数人还毫无感觉的时候,这个惯用“硬功夫”的铁匠之子，不仅能够 “估量”出文化活动的“价值”，而且还深谙文化“软力量”的运用之道。他能够把与粗重的建筑业毫无瓜葛的文化活动，天衣无缝地“化入”企业经营当中，让张弛的文武之道，共化为事业之凤的双飞彩翼。
从为东阳乡亲免费放电影到在浙江电视台独家点播电视剧；从“演播静物”升级到转向“交结活人”；从举办“东阳三建杯”全国散文大奖赛到利用“文小姐”的“武功”展开舆论攻势，实施危机公关，楼忠福的“软力量”大大促进和保护了其事业的飞速、健康发展。
三、吃饭筷子可撑船
中国各地的中小企业是否能够做大、做强，发展成大企业，非常关键的一点就在於它们能否超越两座大山——“血缘人伦的条条”和“地方主义的块块”，把市场半径延伸开去。
楼忠福成为东阳三建掌门人后，很快就提出“从遊击战向阵地战转变”的战略调整，並大胆地把“吃饭的筷子”伸进浙江建筑市场最大的两张“八仙桌”——省会杭州和第二大城市宁波，但楼忠福这些浙江人在市场上让外面感觉意外的，还不止能够在国内伸长筷子吃饭，他们的筷子还可以撑着船儿漂洋过海，甚至让他们够得着异国他乡的美味。在新战略思路的指导下，东阳三建在阵地战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乡镇企业擅长的传统游击战也捷报频传。到1988年，东阳三建的“吃饭筷子”已经伸进了北京、上海、江西、安徽、湖北、陕西、青海等7个省市，在浙江省全部11个地级市中也处处开花结果。在体制的条条块块随处可遇的上世纪80年代，一个资质为“三级”的乡镇建筑企业的“吃饭筷子”能够伸得那么远的，在浙江之外的中国其他地方恐怕並不多见。
四、既有绣花功又有劈柴力
接受体制、融入体制所解决的只是外部障碍和阻力的问题，但一个乡镇企业能不能发展，更重要的因素是企业团队内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楼忠福虽然是个硬汉子，但是非常关心员工日常生活的琐事，楼忠福团聚人心，凝聚人气就是从这些润物无声的“细节”开始的。但感情的付出，不仅需要细微处的关心，更需要有大肚能容的气量。当楼忠福遭遇政府的“拉郎配”婚姻，指令性兼并另外一家建筑工程队时，楼忠福既有“先斩后奏”的劈柴力，又有“新婚”磨合期收服人心的细腻的绣花功，整个兼并过程有惊无险，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楼忠福团聚人心、凝聚士气的深厚功力。
同时楼忠福对企业内部利益激励问题也有清醒认识，要凝聚人心士气，激发团队战斗力，归根到底还得靠合理的利益激励。所以一出任经理，他就对职工说：“集体企业没有靠山，也没有铁饭碗，我们是靠自己双手拼搏吃饭，不是靠着政府吃大锅饭，所以我们的待遇一定要比国有企业好。我们要让承担经营责任风险的施工队长们首先成为万元户。”
这些与企业经营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看来是莫名其妙的，即使在以引进外资为主的“珠江模式”下的广东人看来，也觉得陌生。但是这些“二胡旋律中的太极功架”，却是完全依靠自身力量从零开始的“浙江模式”必不可少的生存之道。没有这些“中国功夫的招式”，浙江人的企业家天赋根本无用武之地，乡镇企业也无从“扩展合作秩序”，实现做大做强的发展。

前言第1节 没有中国企业家就没有中国未来

历史的教训是沉痛的，但更为可悲的是，我们往往只承受了历史的沉痛而不接受历史的教训。所以说，今天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如果能够被我们的社会更好地容纳、理解和尊重，这与其说是他们这个群体的幸运，不如说是我们的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我是一个历史感特别强烈的人，作为一个常常奔走于内地与香港地区之间的香港传媒记者，我一直感觉自己像是掉进了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时间隧道”。
作为“时间隧道”的行者，我一直用左眼看着香港，用右眼看着内地。2003年，我的左眼看到了香港政局的纷争，而右眼看到了中国内地民营经济力量从历史的后台走向时代的前台。
所以在2003年底，我的老毛病又来了。我叫自己写两本书：一本名为《香港：一个城市和一个国家的命运》，另一本是《民营企业家：一个群体和一个国家的命运》。但是这么多年来，动不动就想写书的我却像个习惯性流产的妇女一样，“怀孕”很多，但从未成功“生产”。
不过，这一次却因为很多偶然的因素改变了我的“习惯性流产”，因此便有了这本书。
2004年3月，全国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召开期间，参加会议的六位浙江民营企业家全国人大代表举行专场记者招待会。因为民营企业家和全国人大代表的双重身份所散发的新闻魅力，加上这是整个人大会议期间的首个专场记者招待会，所以两百多名中外记者蜂拥而至。其间，德国《明镜周刊》的记者向他们提问：“如果马克思到浙江，你们说他会有什么感想？”
这是一个看似无趣但却十分刁钻、严肃的问题。向来务实、习惯在无趣和无聊面前慷慨“装傻”的浙江企业家们，本想以笑声和打哈哈来消解这个看似无趣的问题，但广厦控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楼忠福却不肯因为表面的无趣而丢掉一个严肃的问题，等大家打完哈哈之后，他主动接招。
他说：“我再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想马克思如果到浙江，看到浙江经济发展得这么成功，首先肯定会很高兴。第二点，我想他老人家也会很惊讶，因为他看到我们的实践已经超越了他的理论。”
马克思仍然是一个沉甸甸的、能勾起无数往事的中国历史和现实关键词。楼忠福是在内地具有标杆意义的民营企业家之一。民营企业家群体是分量越来越沉甸甸的、能寄托很多梦想的中国未来关键词。
因此这个看似波澜不惊的简短对答，对于一个有宏大叙事毛病、常常在“时间隧道”中穿行的我，有如巨石击水，久久不能停止思索。这一幕不仅冲击着我的内心，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我写《民营企业家：一个群体和一个国家的命运》的愿望。
无巧不成书。两会归来一个月后，我的同事——《香港商报》总编助理、《香港商报》浙江记者站主任周建顺先生,正打算写一本关于楼忠福的传记，而且邀请我一起合作。于是我的写书计划再向前走了一步。
通过几个月的调查和采访，我们被楼忠福先生充满传奇的人生经历和创业经历深深吸引，被他以及其他浙江民营企业家身上健旺的企业家精神深深感动。楼忠福先生不仅个人命运曲线的起伏跟新中国的国运曲线完全吻合，而且他个人经历中的很多细节也跟国家当时的变化起伏丝丝入扣。
选择了渐进改革的中国，每一个阶段的进步，都离不开在体制边沿上创新的中国民营经济力量。而中国民营经济力量每一阶段的成长，又反过来推动了旧体制的变革。一个令世界惊诧的中国经济奇迹，一个日见其好的改革开放局面，其实就是一场体制内外力量协调的“双人舞”。
正当我们为楼忠福艰难曲折的早期人生经历、筚路蓝缕的创业经历，以及他身上所蕴涵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的伟大精神而激动不已的时候，素来对内地民企极端不友善的个别香港学者再次向内地民营企业“发炮”。其后，其剑锋直指中国主流经济学者，以及整个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一场始料未及的争论，就此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爆发并迅速蔓延。
如果见诸媒体的报道属实，那么最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是，号称给外国学生讲中共党史的个别香港学者不仅全盘否定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而且否定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甚至连整个中国改革的大方向都否定了。
与此同时，历来对改革开放政策持全盘否定态度、主张关起门来自力更生的个别北京学者也在振臂高呼——“我们不仅需要中国的普京”，而且还要“展开系统的‘秋后算账’”——言辞之激烈，大有“金猴奋起千钧棒”的气势。
如此情景，真让我们有“今夕是何年”的感慨！如果说这场争论刚开始的时候还有点探讨问题的味道的话，那么到后来，就完全是意气之争和主义之争了。
个别学者愿意过什么样的生活、喜欢什么样的明星感觉，是他们的自由和权利。但中国改革的大方向、国企改革的大方向、民营企业家的巨大作用——这些事关重大的问题，是不能含糊，也是含糊不起的。这些问题的是非对错，不是谁拍胸脯就可以给出答案的，这些答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很长时间的实践中付出了巨大试错成本之后的慎重抉择。
对这些大是大非问题的不同看法，正是某些鼓吹“需要中国普京”的学者与最早提出“转轨公平问题”的秦晖先生的最本质的区别。洞察历史的袁伟时先生曾经指出，中国的危险一方面来自于自己的历史，另一方面来自于国外的极端思潮。那些来自国外、貌似时髦的极端思潮一旦与中国历史中最腐朽的东西结合，其祸害将千百倍地甚于传统。他警告说，对于这些“少不更事”而又“喜欢利用这两类题目播弄是非”的时髦学者，“人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
所以说，中国的改革既不需要“休克疗法”，也不需要“中国戈尔巴乔夫”，更不需要“中国普京”。一个当年的苏联老大哥已经够中国人消受的了，难道今天还要任某些人耍弄，再往一个进口的火坑里跳吗？
基于这些考虑，基于我们对个别学者貌似崇高而实质荒谬的言论的担忧，我们在动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抛去了人物传记的传统写法。我们不是为了写一个人物而写一个人物，我们试图通过这本书来对这场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争论作一个实证性的解答。
所以说，这本书不仅仅是写楼忠福的个人成功史。我们是怀着求证的目的，以一种大历史的眼光，去考察一个国家的起伏、一段历史的功过和一个时代的变迁。我们表层上是在写一个人，但实质上我们在写一群人、一个国家、一段关键的历史和一个伟大的时代。
简而言之，我们写这本书的最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告诉那些高呼“不要对民企抱有幻想”、“不仅需要中国普京”和还要“展开系统的‘秋后算账’”的学者们，以及那些把他们视为“英雄”的附庸者：没有民营企业家力量，中国的变革和进步就完全不可能——过去不可能，未来也同样不可能。
这是血与泪换来的历史教训。
起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注定是一场前无古人的革命。这场前无古人的革命，如果要取得成功，注定只能是一场改革。在这场注定只能是改革的革命中，民营企业家就注定是其中最伟大的战士。而对于战士，不管是站着的还是已经倒下的，我们都应该报以敬意。
正如鲁迅先生在纪念国民革命先烈时所说的：“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去罢，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
对于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今天的民营企业家，和革命战士是同样的伟大和值得尊敬的。
尊敬他们，就是尊敬他们身上的伟大精神——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征服了西方并重塑了西方，进而征服了世界并重塑了整个世界。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公认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民族之一，可惜我们的祖先一直在蔑视它、践踏它，所以它也蔑视我们、践踏我们。因此自1840年以来，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就只能是被践踏、被重塑——这与其说是被外族和外来文明打败，不如说是我们自身的文明不曾善待过的企业家精神对我们文明的报复。
历史的教训是沉痛的，但更为可悲的是我们往往只承受历史的沉痛而不接受历史的教训。所以说，今天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如果能够被我们的社会更好地容纳、理解和尊重，这与其说是他们这个群体的幸运，不如说是我们的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社会是文化的镜子，文化是未来的镜子。宗教是文化之父，文化是制度之母。宗教与文化都是无所不在而又看不见的元规则。释迦牟尼所说的“天下事壮莫过心”和孙中山所说的“知难行易”，所指的其实都是一个东西——文化心理——深深化入了潜意识的元规则。正因为这“壮”和“难”，文化的转型比显性的经济转型和制度转型来得更艰难、更缓慢。没有文化成功而到位的转型，建基于其上的经济转型、制度转型即使勉强推行，也不具协调性、稳定性，甚至可能是被扭曲的、畸形的。
中国改革开放的20余年，既是民营企业家群体成长的20余年、经济腾飞的20余年，也是文化重新启蒙的20余年、社会破立再造的20余年。
中国改革的未来如何，仍将取决于文化和社会能否与经济改革和制度变革比翼齐飞、与时俱进。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绝不是伟大的文化。
没有伟大的文化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没有伟大的社会就不可能有伟大的企业家，更不可能有生机勃勃的经济和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路漫漫其修远兮，让我们以自强不息的姿态继续先辈们未完成的求索吧！
情之所至，百感交集，语无伦次！
谨以这些语无伦次的话语，纪念那些为中国改革开放大业摸索过河之石的勇者，纪念那些仍然站着或者已经倒下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们，同时也算是本书之序吧！
龙镇洋
甲申年冬于香港
声明：本书采用了几篇不同作者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文章作为参考附件，由于时间仓促，未能与这些作者取得联系。在此本人既表示深深感谢，也谨表深深歉意，同时希望这些尊敬的作者尽快与本人取得联系！
电子邮箱：sxlzy11@yahoo.com。

前言第2节 革故鼎新 与时俱进

中国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这种变革虽然以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为旗帜和先导，但实质上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里，中国的变革是全面的。
正如本书作者所说的，改革开放的20多年，既是中国经济腾飞和国力崛起的20多年、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茁壮成长的20多年，也是中国文化、社会和制度转型的20多年。
对于中国内地来说，市场经济是一种新事物。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过程，既是新的经济运行模式、新的社会组织形态逐渐出现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文化逐渐形成的过程。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离不开生机勃勃的企业家群体，按照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的看法，企业家不但是市场经济的主体，而且他们的创新是经济得以发展和社会得以进步的核心力量。香港经济的繁荣和富裕，很好地说明了一个地区的企业家群体与一个地区繁荣、富裕的关系。
中华文化不仅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经得起考验的文化之一，而且中华民族也是世界上公认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民族之一。后一点不但可以从港澳台地区和海外的杰出华商群体身上得到印证，也非常鲜明地体现在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身上。
从全球的角度看，本书的主人翁——浙江广厦控股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局主席楼忠福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具有鲜明个性和健旺企业家精神的杰出华商代表之一。作为内地第一代企业家，楼忠福的人生经历、创业的艰难程度和传奇色彩，可以跟香港第一代企业家中的任何一位媲美，其故事的感人程度与香港第一代企业家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本书以大历史的视角、以宏大叙事的手法，将出生于1954年的楼忠福先生的人生命运经历和创业经历放在国家和社会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下来叙述和解读。从他充满传奇的人生经历和创业经历中，读者不仅可以看到他以及很多和他一样优秀的内地企业家身上杰出的精神品质和企业家精神，还可以见证新中国每一个阶段的发展和变化。正如本书作者所说的：“这不是一个人的传记，这是一个时代的传奇。记录楼忠福，不是记录他个人的成功史，而是为了记录一个时代、一段至关重要的历史、一个社会必须容纳的群体和一个国家必须具备的一种力量。”
2004年是邓小平先生诞辰100周年、中国改革开放的25周年，同时也是内地一批著名企业家创业的20周年——楼忠福、柳传志和张瑞敏等内地著名企业家都是在1984年开始创业。回顾中国改革的过程，内地企业家群体的成长和壮大，离不开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反过来看，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创造令世界惊诧的经济奇迹、中国综合国力自1978年以来之所以能够迅猛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之所以能够稳步提升，也都离不开中国民营经济力量的蓬勃生长和壮大。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国与国之间经济实力的竞争。企业，或者说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和核心力量，因此国与国之间经济实力的竞争，最终表现为企业力量，或者说企业家力量的竞争。环顾全球，哪个国家的综合力量最强，哪个国家就必然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影响力，同时也拥有世界上最优秀和最庞大的企业家队伍。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作者把中国企业家力量看作支撑中国国力崛起、代表中国未来希望的“中国力量”，是一个富有创见的深刻看法。
不过，对于有悠久的蔑视商人（企业家）和仇视财富传统、信奉“不患寡而患不均”理念的中国文化来说，要把企业家力量看作国家力量可能仍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种观念对于实行了30多年计划经济、具有浓厚平均主义思想传统的中国内地，可以说远没有深入人心。在长期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香港，由于近年来经济整体不景气，所以仇富情绪和平均主义观念也有乘机抬头的趋势。个别本港学者还跑到内地鼓吹歧视和打压民营经济力量的偏激观念，甚至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和改革开放的大方向。
人类社会的历史已经有大量事实雄辩地证明，平均主义和仇富心态的极端思想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十分有害的，这些思想一旦付诸实施，带来的必将是灾难和社会的倒退。
所以说，对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大中华地区，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地区，认识和尊重企业家的巨大贡献和作用、营造适合企业家成长和创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仍然是一件任重道远的、意义重大的事情。
21世纪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展机遇，如果我们不想错过这个机遇，我们的社会就必须与时俱进，而我们的社会如果要与时俱进，我们的文化就必须进行必要的革故鼎新。
作为在世界华商中拥有广泛影响力的香港主流财经报纸，宣扬企业家精神的伟大贡献、营造适合企业家成长和创业的社会舆论环境和文化氛围，是我们“在商言商”的《香港商报》责无旁贷的使命。所以我们香港商报社两位记者——首席记者龙镇洋和总编助理周建顺，能够不辞劳苦地写出《中国力量》一书，也算本报为这个重大的时代使命奉献的自己的绵薄之力吧！
《香港商报》社长吴松营
甲申年冬于香港

第一部分 时间开始了第1节 时间开始了(1)

“时间开始了！”
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之后，胡风用圣经般的文字，最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当时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想表达的心情，可谓是神来之笔。
一个“坚硬”的铁匠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楼茂春——楼忠福的父亲，是个铁匠。当毛泽东在1949年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他正在锤打着一块烧得火红、软熟的铁。每一锤打下去，都有一圈的星星向四周飞溅，那场面对于没有什么娱乐的乡村，也算是一场难得的热闹观赏，特别是对于那些光着脚、光着屁股、把眼睛瞪得大大的乡村孩子。所以在附近乡村的孩子眼中，他并不是为谋生计而操劳的铁匠，而是一个能够制造热闹、满足他们好奇心和观赏欲望的表演者。
和当时中国乡村4亿多穷苦的百姓一样，对于新中国的建立，楼茂春也格外地高兴。按照他的逻辑推理，中国改朝换代了，大家不用打仗了，全社会都要搞生产建设，打铁生意也应该红火起来的。更远一点，如果积累了足够的钱之后，说不定还可以创办自己的打铁铺和机械厂呢。
尽管浙江东阳县耕读传家的风气和浙江其他地方一样浓厚，但楼茂春没有读过什么书。他13岁就出去当打铁学徒了。做学徒的日子，他每天都比师傅早起一个小时，晚睡一个小时。不管是多冷的冬天，他的床都只是两条合并在一起的长凳。不过，那年月劳苦百姓的睡眠，要比现在睡席梦思床垫的人香得多。他常常夜里从长凳上滚到地上，但是他的睡眠就跟铁打的一样经得起摔打，总是一合眼就到破晓。
1949年，楼茂春已经是有二十多年经验的老师傅了，手艺在东阳、义乌一带小有名气。常年从这个村子到那个村子地转，跟他熟悉的人也就多了。那年月，乡村农民们虽然穷苦而忙碌，但也总还有聚在一起说话休息的时候。这样的场所一般并不固定，随着时节的变化而变换。铁匠的摊档往往是这样一个会聚村民的理想场所，一来大家需要打一些农具、刀剪，二来也顺便看看火星飞溅的热闹。
改朝换代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历来是件大事，所以1949年前后，围拢在他的摊档边上说话的村民，话题基本都集中在新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而且大家基本都是兴奋的，因为大家都将不必遭受战乱了，太平日子就要开始了，只要勤奋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楼茂春是个话不多的人，但大家怎么说他是注意听的。这些话语也符合他的判断，所以心情也跟着一天比一天好，憧憬一天比一天多。想着就要好起来的生意，想着未来将有改善的生活，想着多打点铁赚够了钱就发家致富，他虽然想不出“时间开始了”的话来表达自己的心情，甚至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是手中挥动铁锤的速度、频率和力量却提高了一个级别。
然而，“时间开始了”之后，展示在他日子里的现实，并不像他所预期的那样。
没收工商业资本家财产的运动在全国展开，没收土地的活动在农村展开。接着农业合作化运动和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也展开。1951年，东阳县吴宁镇的干部来找他，叫他不要自己开店打铁了，要加入政府组建的合作社，一起干活、一起领工资。楼茂春对于自己的手艺和能力很自信，尽管干部多次来劝，他还是无动于衷。后来，干部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劝说也变成了命令并夹带着恐吓，但是脾气倔强的他还是不为所动。
然而，形势比人强 —— 全球的“大气候”，加上中国历史“季节变易”的内在逻辑，一场席卷神州的强烈“季候风”正在形成当中。
20世纪的50年代，世界是一个连空气中都透着“红色”的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革命豪情在全球风起云涌的年代。那时候，在世界最响亮的声音不是从美国白宫发出的，而是来自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那个时候，世界青年人的偶像不是披头士，不是杰士邦，也不是贝克汉姆，而是保尔·柯察金，是切·格瓦拉。现在备受中国学者关注的西方学者之一——哈耶克，那时候还没有多少人知道。他那本指出计划经济和苏联模式的极端危险性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在世界上还没有多少人感兴趣，而在中国则更是1958年才有译本，并且在很长时间内都被列为只有级别很高的人士才有资格阅读的“禁书”。
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眉样当年又入时”★的内地“新潮”知识分子，都以为自己是坐在“开往春天的地铁”上。他们不假思索地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思考，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指导一切的真理，不假思索地颂扬新世界的一切。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1950年就非常热情、积极地参加到《武训传》的批判以及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中去，几乎很少有人真正怀疑过，自己正在努力营造的可能是一艘“泰坦尼克”号，连胡风、顾准等人也不例外。
在不多的例外中，最著名的可能是故意选择了广州岭南大学的陈寅恪。1949年底，熟读变乱、历经变乱的陈寅恪就在欢腾中洞见了欲来的山雨——“名山讲席无儒士，胜地仙家有劫灰”。另一个，就是已经被人遗忘的留美农学教授、四川人董时进，他在1950年上书中央领导反对“土地改革”，直陈土地改革的弊病和祸害。将董时进这个被遗忘的人“挖掘”出来的当代学人谢泳作过这样的评价：“1949年以后，在老一代知识分子当中，人们比较熟悉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是梁漱溟和马寅初，但与他们比较起来，真正能在大问题上看出轻重的还是董时进。”
楼茂春没有文化，对一切正在酝酿的政治风云变化无从预见，也没有太多的感想。他只相信自己的铁锤不仅可以打出锋利的镰刀，还可以打出自己美好的生活。不过，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无论是秀于林的高木，还是贴着地面的小草，都一样受到波及——只是遭遇不同而已★。
陈寅恪一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是“著书唯余颂红妆”，而占当时中国5.4亿人口80%的农民则是“生产必须合作化”——被喻为土豆和散沙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终于被生硬地装入了进口的“苏联麻袋”。
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从1951年开始席卷整个中国。据东阳县志记载，1951年7月，该县吴宁镇组建了第一个铁业合作小组；同年年底，整个东阳的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增加到五个；1952年，增加到26个合作小组，一个合作社；1953年出现反复，但年底又增加到28个小组，三个合作社；到1956整个东阳的手工业合作化工作完成。
楼茂春在1952年加入了吴宁镇的铁业合作社，但是很快，他就感觉到大锅饭不好吃。一个人一天可以干完的活，在合作社内，可能要三个人三天才能干完，生产效率极其低下。13岁就拜师学艺的他，在师傅的调教下不仅学得上好的手艺，也培养了非常勤劳刻苦的职业精神，很是看不惯干活偷懒的作风。耿直的性格，加上他的手艺在东阳、义乌一带小有名气——在两县的打铁比赛中，他成了“打铁状元”，所以他找领导抱怨合作社的弊病，并要求离开合作社。合作社的领导对他的“叛逆”非常吃惊，非常严肃地批评了他的“单干”作风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并警告他不要“不识时务”。但是他还是坚决地在进入合作社半年之后的1952年底，顶着领导的责骂和恐吓离开了。
他不知道，这一年，一个后来被认为是“替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挽回一点面子”★的顾准，也在上海被“处理”了，罪名是“一贯存在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政策方针，思想上组织上与党对抗”。
新年之后的1953年，他自信地设计了自己的人生计划。他不知道，新中国的领导者这年也正在执行建设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他看不到大地将被深深犁起，看不到地上的花草树木将被新泥掩埋，看不到有人想把野草和蚂蚁也组织起来纳入苏联进口的“麻袋计划”之中。
离开合作社后，结婚已经好几年的楼茂春也与父母兄弟分了家，但他很快就组建了自己的“合作社”——他与妻子王凤珠开起了自己的打铁铺。夫妻俩在吴宁镇上租了一间平房，这间每天以一斤米租来的平房，既是他们的家，又是这个“夫妻合作社”的车间和寄托美好未来的“造梦工场”。
就像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所演唱的一样，沉醉在甜蜜夫妻生活中的楼茂春夫妇，每天也演绎着自己的“夫妻双双把铁打”的甜美爱情——“你拉风箱来，我挥锤，恩恩爱爱把铁打”！
在这期间，吴宁镇的领导和合作社的领导曾多次找这对夫妻谈话，希望他们回到合作社去，但是这个倔强而自信的铁匠并没有回头的打算。他们相信自己的勤劳，相信自己从直觉中看出来的效率差异和孰优孰劣，相信没有战争的日子定要比战乱的日子让人安全、满意，他相信自己开店打铁的自由是不需要任何人批准的权利。
但是他错了。他不知道，一场连蚂蚁也无地逃遁的暴风雨，正在逼近。
“锻造”于打铁铺里的新生命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火红的炭火，火红的铁，火热的青春，火热的血。一个火热的男子和一个温柔伶俐的娇妻的全部事业和所有生活故事，都是以这个每天一斤米房租的“造梦工场”为舞台。
日子一天天过去，快乐的“夫妻铁业合作社”，不断地给当地的乡亲锻造出上好铁器的同时，还“锻造”出自己的情爱结晶——第一个儿子——楼忠福，在1954年3月出生了。
“哇！哇！哇！哇！”
新生命的啼哭，似乎要故意超过父亲铿锵的铁锤，响亮而清脆。屋外面，正是雷雨交加。婴儿是无知的，无知则无所畏，所以在雷雨交加中，他只管用自己的铿锵啼哭宣告属于自己的“时间开始了”。
37岁得子，在传统中国的观念里，已经算是迟到了。所以这个“坚硬”的铁匠在儿子出生后陷入了百感交集之中，既感慨自己作为一个百姓穷苦的生活，也冀望新生的儿子将来能够富贵安康。他想到要给儿子起个好名字，好让儿子将来有出息。但是他没有读过什么书，所以决定让妻子王凤珠去找大舅给儿子起名字。大舅在派出所工作，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1954年，正是限制人口流动的新中国户籍制度开始实行的第一年，从这年开始中国人出生后就必须到当地派出所登记户籍。从这年开始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4年，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农村百姓，不能随便离开所在地，如果到外地去必须经过批准才是合法的，否则就可能被政府视为“非法”。
因为这个政策当时被宣传得相当严厉，所以儿子还没有满月，王凤珠就抱着孩子去找大舅了，一来是为了上户口，二来是让他起名字。
大舅感念自己的艰辛、感念这么多年来中国人在战乱和灾难中颠沛流离的命运，所以他希望自己的外甥能够顺顺当当，能够有福有禄。他给外甥起了一个非常传统而功利的名字——忠福——忠于国家、忠于党、忠于朋友，而且有福有禄。
1954年，中国农村地区的合作社数量不断增加，入社的人口也不断扩张。这时候楼茂春夫妇的“合作社”，也因为楼忠福这位“新社员”的诞生而“扩张了规模”。为了生计，楼忠福的母亲还没有坐完中国女人传统的月子，就开始为丈夫拉起风箱了。

第一部分 时间开始了第2节 时间开始了(2)

幼小的楼忠福，多数时候被放在打铁铺里面的卧室睡觉和玩耍，风箱的节拍、铁锤的声音和飞溅的火星代替了儿歌和玩具。这算很幸运的了，在当时的中国乡村地区，这已经算是新奇而先进的工业场所了。更多的孩子，只能在村前屋后玩耍泥沙石块和互相追逐。如果有打铁的匠人过来，那孩子们简直像过节一样高兴。因为他们可以听听风箱的节拍，看看铁锤砸向通红的铁块时飞溅的火星，观赏一块废铁如何在铁匠的手里变成一把锋利镰刀的整个过程。这种感受比看社戏中翻滚的艺人还要来得新奇、有趣。
风箱的节拍，就像时钟的指针，数走了无数分分秒秒和白天黑夜，“合作社”中的“新社员”也一天天长大。一岁多的时候，刚学会走路和说话的“新社员”，已经不安分于静静地坐着观看父母“表演”了。他一会儿过去与母亲抢风箱，一会儿过去跟父亲要铁锤，参与意识极强。不过到他真能拿得动一把铁锤的时候，他们家的“合作社”也已不得不关门了。
1955年毛泽东的心情似乎特别好，好些日子都是在浙江杭州度过的。自古烟柳繁华的钱塘引发了毛泽东的诗兴。这段时间，他多次登山，并作了好几首风月味道颇浓的小诗。“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这么一种平心静气的感觉，在他的诗歌中是少有的。可惜的是杭州的暖风，在让毛泽东展现温情一面的同时，并没有让他老人家与天斗、与地斗和与人斗的热情减退。
但像铁匠楼茂春这样兢兢业业地寻求三餐一宿的农村基层手工业者，就吃不消这种天马行空、战天斗地的革命豪情了。他们对很多莫名其妙的运动感到懊恼和愤怒，认为是不中用的“花架子”。在平日的闲谈中，楼茂春这年也跟朋友和熟人说了很多自己对社会的看法。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经验，指出合作社的大锅饭弊病，认为合作社只是一个养懒汉的地方。
可是底层老百姓的想法和一些实事求是的干部的建议，并没有动摇毛泽东“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魄和决心。1955年７月，毛泽东嫌农村的社会主义运动速度太慢，当年主持农村工作的农村工作部部长、副总理邓子恢被他批评为东摇西摆的“小脚女人”★。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提出“根据农业合作化速度加快的形势，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完成”。
最高指示一下达，1956年初全国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立即掀起高潮。这个时候，不管愿意不愿意，也不管合适不合适，所有的土豆和散沙都必须进入进口的“苏联麻袋”。到年底，全国百分之九十多的手工业者都被放进了合作社的“麻袋”。东阳的手工业者社会主义改造，也在1956年底宣告全部完成。
楼茂春夫妇的“合作社”别无选择地被推进社会主义大合作社的“麻袋”，因为镇领导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对房东下命令不允许把房子租给他们。看来在容不下私有财产、放不下书生书桌的年月，连一把铁锤也是没有地方摆放的。
1955年和1956年，中国又有很多事情是应该记忆的。1955年，顾准以“戴罪之身”正努力从“理想主义的泥潭”中孤独地跋涉而出，而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已经急风暴雨般地在全国展开。这年，敢于向毛泽东提出“不奉马列为宗师”的陈寅恪受到了第一次批判。年底，梁漱溟在一次扩大会议上与毛泽东争论农村工作的问题，而梁漱溟的认真执着显然触到了毛泽东的“雅量”的极限，所以梁漱溟也质问毛泽东有没有容纳异见的“雅量”。毛泽东的“领袖雅量”显然还是在的，但是在场的很多知识分子和官员却以夸张的方式，争先恐后地表达了自己对领袖的爱戴和拥护★。
1956年初毛泽东在南宁批评周恩来、陈云的“反冒进”，接着到长沙饮水、武昌食鱼，然后又于5月底6月初在武汉畅游了长江。这年的苏联揭露了斯大林时期的真相，这件事情显然是构成当年中国政治人考量中国问题的重要背景。同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宣布“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新的斗争任务主要保护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新党章去掉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是一个将中国带离偏轨的机会，可惜上足了发条的历史显然已经不受控制。
这年，顾准坚定地离开政府工作，走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他开始冷静地反思理想主义的“龙种”何以弃化为现实世界的满地“跳蚤”，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进行探源和梳理，与年轻的吴敬琏的师友关系，也从此开始。
同年，浙江温州永嘉县人民，在县委书记李桂茂的带领下“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推广”包产到户的试验——在一个“已是悬崖百丈冰”的时刻，浙江人勇敢地展示了“犹有花枝俏”的杰出精神品格★。但是这场勇敢试验的结局，是一部分人被撤职和开除党籍，一部分人受到批判，一部分人被送进监狱。
伏牛少年
传统中腐朽、丑恶的东西，有时候就像人的“香港脚”，虽然表面上不见了，但其“根”仍在，所以一旦遇上潮湿天气，真菌又开始发作。
在孙中山的辛亥革命砍断大清的“龙脉”、剪掉中国人头上的辫子之前，两种叫做“连坐”和“刺字”的中国传统刑罚，已经被晚清的修律大臣——浙江人沈家本和香港人伍庭芳，在1902年至1907年的修订法律活动中清理出《大清律例》了★。
但是半个世纪后，一种叫做“黑五类分子”的“历史脚气”，又在当时中国“潮湿”的历史气候中流行起来。“黑五类分子”的运行逻辑，兼有“连坐”和“刺字”的运行逻辑：一人被认定为“黑五类”，家属也要承担“黑五类”的“政治原罪和社会歧视”；一经认定有某种罪行，则终生脱不了“黑五类”的“刺字”。
当时的中国，有数以千万计的带有“政治刺字”的青少年，从一出生就注定不能享受与其他同龄人同等的权利，因为他们的父辈或祖辈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他们天生就没有资格和别人一样去升学、参军和就业。更可怕的是，后来不仅是歧视还有滥杀。北京郊区的大兴县、湖南省道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地，先后爆发了滥杀地富分子及其子女的狂潮，连他们襁褓中的婴儿也不能幸免★。
楼忠福的父亲是“反革命分子”，幼小的楼忠福自然必须“分享”“黑五类”的所有现实负担。因此当楼忠福上学之后，有的同学和老师常常对他另眼相看。尽管他争辩说自己比别人更忠于毛主席、忠于党中央、更恨阶级敌人，但“黑五类家属”的帽子还是无法为他赢得正常对待。很多活动他都被排除在外，很多当时的荣誉没有机会获取，吵架的时候他总是被别人指着鼻子嘲笑“小黑五类”。
然而这个在打铁铺里“锻造”出来的“小黑五类”，却像一件经得起打击的铁器，而不是一件易碎的瓷器。尽管歧视带来自尊的伤害，但是他并不因此而变得自卑、畏缩。相反，该吵的架他从不回避，该打的架他勇猛出手。个子虽然不高，但是粗短而结实的身材、张飞一般圆鼓鼓的大眼睛却是打架的好“装备”，所以他的拳头和勇猛为他的童年赢得了一个孩子应有的自尊和平等★。
当然楼忠福是幸运的，因为东阳毕竟是一个“远离帝都”的穷乡僻壤，而在中国社会的舞台上，他也不过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但当时在北京，已经是二十多岁青年人的遇罗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虽然他的《出身论》所激烈反对的出身歧视和对“黑五类”的不公平，也正是小小的楼忠福所反对的，可是他却因此而成为枪下冤魂。毗邻东阳的义乌人、胡适的学生、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就更悲惨了。他不仅自己因为“大毒草”——《海瑞骂皇帝》被批斗致死，而且妻子、女儿和弟弟、妹妹也受株连致死。
学校教育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1976年的中国，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学生升学的依据不是学习成绩，而是阶级成分和政治表现。所以读完小学，楼忠福就被迫无奈地离开了学校。
离开学校不久，以批判义乌人吴晗的《海瑞骂皇帝》为导火索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号召青少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表现的欲望长期被“黑五类家属”的“黑锅”压抑的楼忠福，自然想到北京去见见“心中的红太阳”，想成为捍卫毛主席思想的“红卫兵”，天天去搞串联、搞批斗、搞阶级斗争。但是正在他要去报名的时候，关于他的大字报已经贴出来了，他的红卫兵梦也胎死腹中。少年楼忠福的心，再次被现实深深刺痛。
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充分“组织化、军事化”的年代，任何一粒“散沙”都必须装进组织和单位的“麻袋”。所以离开学校、又被排斥在红卫兵队伍之外的楼忠福便成了生产队里的一个小劳力，任务就是替生产队放牛。这是一件比上学快乐得多的事情，因为牛不懂得什么是“黑五类”，也不知道“一句顶一万句”的真理，只要给它青草和水就很欢喜。
当中国大多数青少年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到处去串联、抄家、批斗的时候，在浙江东阳吴宁镇的田野上，有这样诗意的一幕：一个少年总是在晚霞映照的田野间，横坐在牛背上，哼着歌颂毛主席的歌曲，一摇一晃地归家。这充满诗意的一幕，不但让别的少年羡慕，还赢得一个姑娘好感的眼神。一个叫王益芳的同村姑娘，对这一幕更是看得格外入迷，楼忠福也偶尔让她骑在牛背上，自己在前面牵着。在那个空气都透着红色，连睡觉打呼噜都必须有“阶级斗争的声调”的年月，一个少年牵牛，一个少女骑牛，是多么罕见的人性化图景啊。
就这样，楼忠福在生产队里边放牛，边干一些别的农活，度过了离开学校后的最初几年。
1969年的春耕就要开始。一天，生产队长对已经十六岁的楼忠福说：“你已经十六岁，可以加工分了，也要干成人的活了，你放养过的那头水牛就交给你来驾驶，你今天就开始拉它去学耕地。”楼忠福听说自己要加工分、可以干成人一样的活，自然高兴。“驶牛”在中国农村从来都是成年男子的工作，所以让一个少年去“驶牛”，就等于让他去拿成人的“资格证书”，给他举办“成人加冕礼”。于是，他就拉着那头给他带来过不少欢乐时光的水牛去学耕地，并希望能在生产队里成为有点名堂的主劳动力。
然而，过去的“感情”并不能让这头霸王牛在套上牛轭的时候变得听话。它一点也不买那份“友谊”的旧账，一进地就乱踢乱跑，弄了半天也没有翻出一条像样的犁沟。
“你这畜生难道也要一辈子做秦始皇吗?”
盼望拿到“成人资格证书”的楼忠福愤怒了。于是，一个盛气少年与一头“特立独行”的水牛之间的较量开始了。他跑到山边折来一根拇指般粗的树枝，照着牛屁股猛打。水牛也愤怒了，腾起后蹄猛踢，然后又调过头来向他直冲。
树枝打断了，只剩半截，牛冲得更猛了，绳索也挣断了。现在是一头失缰的猛牛，和一个只有半截树枝、身高只有1.55米的少年对峙★。
牛冲了过来，楼忠福闪到左边。调头之后，牛又第二次进攻，楼忠福闪向右边。调头，牛发起第三次攻击，楼忠福没有躲闪，而是一把抓住了牛鼻子上的铁圈，然后高高擎起。半截树枝打鼓般落在牛头上，牛进他退，牛退他进，只是击打不停。
树枝断，牛还不服，楼忠福的气也还没有消。两条粗短的手臂紧紧抓住牛角，猛力一扭，水牛倒下了。
牛老实了，楼忠福的气也消了，但时间已经是下午5点。
楼忠福给牛重新套上轭，开始耕地。这回牛既不踢也不跳了，但是耕起地来还是喜欢“大跃进”，楼忠福只能一路把着犁跟着小跑。八点五分地，半个多钟头就全部犁好。
这一幕，全被骑车路过这里的吴宁镇城关修建社的队长于永炎看见。他被这个粗短少年的举动深深吸引了，所以驻足观看。
“喂，小伙子你真能干，你是铁匠楼茂春的儿子吧，叫什么名字？”
“楼忠福。”
“我是于永炎，城关修建社的队长。我认得你父亲的。我看你是一个很能干的小伙子。你别在家里耕地了，耕地是没有出息的。你跟我去做建筑工吧，我们正需要人呢。”
“到哪里去？”
“嘉兴，明天就跟我一起坐火车去。”
就这样，那个年代很多人渴望得到的一份建筑小工，馅饼一般落入本来只配做农活的“黑五类家属”楼忠福手上。
第二天，他告别了生产队，告别了父母，告别了那头“特立独行”的牛和那个骑过牛的小姑娘王益芳。开往嘉兴的火车出发了，载着他，也载着他的梦想、激情和对外面世界的憧憬。这是他第一次坐火车，也是第一次到东阳和义乌之外的世界。
他与建筑业的终生缘分，就从这份每天收入1元4角5分的小工开始。

第一部分 时间开始了第3节 走出旧约

到1976年，当时没有人能够再像胡风那样恰如其分地描述当年的中国。不过，“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的鲁迅先生已经在51年前的《野草·墓碣文》中，早为我们准备好了——
于浩歌狂热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
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我疾走，不敢反顾，生怕看见他的追随。
……
是的，在经济上和精神上都已经接近崩溃边缘的中国必须“疾走”，看见过太多血迹、听见过太多呻吟的中国人更是“生怕看见他的追随”。
1976：终结就是开始
1976年，是一个不好定义的年份★。新年刚开始，邓小平就再次被打倒。这年中国各地有太多突然而恐怖的天灾，农村地区有很多恐怖的流言在传播，百姓心里非常恐慌，不过新中国的历史总算在这一年翻开了新的一页。
曾经说“时间开始了”的胡风，这时候还侥幸活着，不过他的案子似乎还没有了结，而他仍然在服刑。在此之前，陈寅恪离开了，顾准也离开了，遇罗克和张志新也走了。
敢于说话的中国人，在这时不是去世了，就是都沉默了。沉默当然不是无言，而是无声的言说。这种言说，人是听得见的，不是“聪者听于无声”吗？这种言说，天也是听得见的。不是“天听自我民听”吗？
1976年3月18日15时，一场覆盖面积达500平方公里的陨石雨，降落在吉林省吉林市郊区。据说那是目前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陨石雨。最大的一块陨石重1770公斤，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陨石。5月29日，云南龙陵发生7.5级地震。7月28日，唐山、丰南地区发生7.8级地震。8月16日四川松潘发生7.2级地震。11月7日，四川盐源发生6.7级地震。这一年还是中国历史上气象灾害最严重的年份之一。这些天灾给当年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伤亡。
人祸加上天灾，令这时的中国经济更加雪上加霜。工农业总产值完成情况大大低于计划要求，低于5年前的水平。很多地方发生了巨大的经济困难，浙江这个第一个成为粮食上“纲要”的省份，也在这年变成需要大量吃返销粮的省份。天府四川，也由粮食调出变成调进。这年中国农民平均收入62.8元。外出乞讨的人越来越多★。
这一年，还有一个不留姓名的人在天安门广场上写了几句大白话：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太阳下山了，时间终结了。
而终结就是开始。
散沙里面有黄金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普通百姓的心情带点迷茫的激动，但是中国人的需求和思想意识都一样地单纯。吃饱饭和养家糊口是他们最大的愿望，尤其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就更是如此★。
已经是两个孩子父亲的楼忠福也不例外，外出打工无非求得自己温饱兼剩一点钱回去养活老婆孩子。不过这个粗短结实、长着一颗硕大脑袋的家伙，因为精力过剩而脑力也过剩，所以在应付一个小工工作的同时，还可以四下张望，琢磨着如何可以过上比一个小工更好的生活。
别的小工每天都在安分地干着一个小工应该做的事时，楼忠福却经常跟他的师傅蒋立天半开玩笑地说：“蒋师傅啊，我这个徒弟，你要特殊一点，不能总叫我做下手活，多分配点技术活给我，让我早点成为大工。”
但是建筑队虽然也是力气活，可跟农村生产队大不一样，小工没有四五年的时间历练，是不会有可能升大工的。楼忠福当时还没有干满一年就想做大工，自然是非分之想。不过蒋立天并没有嫌弃这个徒弟，虽然不可能满足他的要求，但觉得这家伙确实乖巧灵活、聪明好学。
精力和脑力过人的家伙总是乐观而且情绪轻松，这类人的视野和心胸都比较开阔，比较能够与人愉快地相处。因此在建筑队中，虽然大家都干着一样粗重的活，睡一样简陋的工棚地铺，吃一样的简单饭菜，但是楼忠福显然属于那种跟谁都认识，跟谁都能够相处得很融洽的一个。加上他为人大方豪爽、乖巧灵活、做事干脆利落，所以大家都愿意跟他成为朋友，公司领导、队长和师傅们对他也印象不错。
一个夏天的晚上，建筑公司的领导和辛苦了整整一天的建筑工人聚集在一起吃饭喝啤酒。夏夜的凉风，像温柔的玉手，轻轻抚摸着这群赤裸着上身的汉子健美的肌体，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说笑笑。从家乡的旧事到工地的新闻，从新近的国家大事到白天见过的某个女人，都成了这批东阳汉子们的话题。
聊着聊着，领导又把话题带回到建筑公司的事务上来了。那是一个物资极度短缺的年代，从木材到沙石、水泥、红砖等等物资，都得通过物资局的计划指标来调配。而这些物资的短缺常常是导致工程进度拖延的主要原因，所以领导一直盘算着应该从小工中提拔一个比较能干的人来专门负责材料购买的事情。虽然他心中已经暗暗感觉到楼忠福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但他还没有完全决定，所以今晚既然大家都在这里，为什么不把这个事情定下来呢？想到这里，建筑公司的领导就对大家说：“公司决定从小工中选择一个人来当材料科长，我现在出一个题目考考小工们。”大家听了领导的话，都安静下来了，很多人以为是领导在开玩笑，只是逗大家乐一乐罢了。但领导脸上认真的表情又让大家觉得不像是开玩笑，所以有一部分也很认真地思考着领导到底要出什么问题，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楼忠福。
“我的问题是，如果公司缺少木材，而只知道什么地方有木材，你们需要公司给什么条件，才能把木材弄回来？”
“那肯定需要请领导去跟物资局做工作要指标才可以。”一个小工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领导不做工作也行，但必须有东西给我们去做这个工作，否则谁能够拿到物资局的指标批文呢？”另一个小工也说出了自己的答案。
“我什么条件都不要，只要知道哪里有木材就可以了，因为其余的工作都是负责这个工作的人必须完成的。”楼忠福冷静地回答。
领导见楼忠福说得这么干净利落，也就立即干净利落地宣布：“好，既然楼忠福能这么痛快地完成工作，那这个科长就让你做了，从明天起你就不用做小工了，你就是我们公司的材料科长了。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给我去东阳水库边拆一个老祠堂，那个祠堂现在已经荒废很久了，有很多砖和木材都可以拿来做我们的建筑材料。你明天就出发！”
大家一听，都觉得好笑，以为这下楼忠福可有好看的了。祠堂可不是一般的地方，是供奉祖宗“神主牌”的地方，虽然解放后中国人早已经破除了封建习俗，但这种地方多少还有点神秘、有点骇人的。那个祠堂原本是属于一个村子的，但因为修建水库，村子搬走了而祠堂还留在那里。从来没有人再去过问过它，可关于它的鬼鬼怪怪传说不少。但楼忠福并没有犹豫，第二天他就出发去拆祠堂了。几天后，就顺利地把砖瓦和木材都运了回来。
这一段故事很类似于《致加西亚的信》★中所说的道理，但是那个年代能够翻译成中文的美国书籍还很少，更不要说这个完全属于商业社会畅销书的《致加西亚的信》了。很多东西虽然没有在中国形成文字和书本，但是这种宝贵的精神品质却仍然在中国人身上存在。童年时代给父亲送饭和青年时代追求爱情的经历，都十分明显地显示了楼忠福身上这种与生俱来的卓绝精神品质。这种卓绝的品质，在一般社会大众已经是很罕见的了。而在当时已经实行了30年计划经济、人们早已经习惯了按上级指示来行动的中国，这种天生的精神品质更是稀缺得如同漫漫黄沙中的金子。
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的中国，被宣传成英雄的人物都是一些一心想着为集体、服从领导、忠心耿耿地执行命令而不需要自己开动脑筋的人物。没有人把个人的能动性和冒险精神看作是一个人的优秀品质★。当然那时候的楼忠福，也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这种品质将是未来一个时代中国最稀缺和最宝贵的资源，但他在担任材料科长的时候确实非常出色地发挥了这种“自己创造条件把一个目标完成”的品质。
担任公司材料科长之后，这个过去经常赶着水牛耕地的东阳汉子很快就学会了开拖拉机——这种“铁牛”比他在生产队以前用过的水牛还是要时髦和先进很多的。后来，他经常骑着那头“铁牛”去购买公司用的建筑材料并运回来。
他不但能够在体力上吃苦耐劳，而且在结交社会关系上表现出过人的长远眼光、度量和耐性，为了能够顺利购买到公司所需要的材料，他和掌管物资的政府部门的人员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后来在1992年离开政府下海从商并成为广厦集团高层管理者的王加仁，当时就是东阳木材公司的经理。王加仁说，楼忠福当时不但跟他熟悉，而且跟木材公司仓库的管理员都保持了很好的关系。在那个物资极度短缺的年代，他非常明白这种良好的个人关系意味着别人买不到的物资他可以更容易地买到。
那个短缺的年代，中国各地区之间，特别是省与省之间的贸易通常都是以实物交换的形式进行的。这种比较原始的物物交换贸易方式，是在国民党末期通货膨胀特别严重的情况下经常出现的贸易方式，这个时候又经常在新中国的计划经济严重短缺的年代出现了★。
有一次，王加仁掌管的木材公司想从福建购买一批木材，但是福建方面提出不要现金而要用金华火腿来交换木材。可是金华火腿虽然主要在东阳生产，但是火腿的买卖也得按指标进行，这个指标则掌握在东阳物资局手里。王加仁首先需要从物资局拿到足够的火腿指标，才能购买到足够的火腿来换取福建的木材，否则生意就做不成。可是王加仁跟东阳物资局的人不熟悉，物资局这关恐怕过不了。正在这个时候，楼忠福来找王加仁购买木材，王加仁把他遇到的困难跟楼忠福说了。王加仁还许诺他只要能够弄到火腿做成这笔生意，换到的这批木材随便他要多少都可以。楼忠福得到王加仁的许诺后十分高兴，这种喜悦不是中国经济告别短缺之后、生活在“买方市场”年代的人能够体会的。
楼忠福立即开着他的拖拉机去弄火腿指标了。这个差事对王加仁不容易，当然对楼忠福也并不顺利，但是在他的努力下，王加仁的木材公司终于从物资局弄到了足够的火腿，然后拿到福建去换取木材了。但是福建方面的木材并不是自己送到东阳来，而是堆放在深山里还没有运出来。这时候建筑公司正等着木材用，如果按常规，等待福建林场方面的工人搬运可能两个月也未必能够全部搬出深山。而国有林场的效率就是这样，除非你有上级领导的紧急指示，否则林场工人就按部就班地磨洋工，反正干多干少每天都是拿那么多工资。
但是楼忠福没有时间去等了，他立即找到搬运队的队长商量，问清楚每个工人搬一根木头的费用是多少，然后他在这个搬运费的基础上多加了一点钱。于是，本来需要两个月才能够运出来的木材，只用了十天时间就完成了。短短的“金钱杠杆”一下子就撬动了巨大的工作效率，工人高兴，而楼忠福自己也高兴，他的建筑公司的领导更夸他能干，真是皆大欢喜的一件事情。在那个连头发的长短都按计划来执行的年代，除了像楼忠福这样游离在国有体制之外的人，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这种“金钱杠杆”撬动的“剩余价值”。计划体制下的按部就班、有困难找领导的观念已经蒙蔽了当时中国人的眼睛，也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精神。
当时的楼忠福，当然也没有自觉到他的做法，就是运用了市场经济中最普遍的“利益激励机制”。在计划经济的字典里是找不到“利益激励”这个词的，然而很多冠冕堂皇的理论虽然中国的老百姓不知道其名称，但是像楼忠福这样天生具有企业家素质的浙江人，他们在运用市场经济原理的时候可能比那些从学校出来的人更娴熟和得心应手。后来，负责深圳蛇口工业区的袁庚也利用了这个“利益激励机制”。他把司机每运一车泥土的运费提高五分钱，效果也十分显著，司机运输的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几十倍。这事情经过媒体报道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富有改革开放味道的口号便迅速走向了全国★。
观念创新和思想解放的口号叫得最响的从来都在中国主流体制内，因为政治口号言说的对象首先就是作为主体存在的他们。但是那时候真正解放了思想并在制度和机制上进行创新实践的，却是处于体制外的边沿组织和人员，这些人不仅具有最高的创新动力、最低的机会成本，而且也载负了最小的旧思想包袱★。在旧体制下，他们本来就一无所有，所以放开手脚的尝试即使有风险也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
从1978年开始，这部分人终于意识到，个人的努力最重要的方面并不在勤劳、节俭、勇敢等美德上。这些东西并不能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繁荣和生活的改善，真正能够造就繁荣、改善生活的努力，主要在于人在制度、机制创新方面的努力。这些人和楼忠福一样，开始在不同方向上进行创新和尝试，并承担自己行为的一切责任。
也正因为这样，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各方面的突破和变革都离不开民间和主流体制外的力量。这些被称为“匿名的少数”的体制外人士，在不同方向上的探索和他们的经验，替整个社会找到了“过河的石头”，找到了使改革能够突破的缺口和经验依据。
虽然这个时候的中国仍然有很多的“不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口号仍然叫得很响，但是如果用哈耶克的观点来看，此时的中国社会在本质上显然已经比较“自由”。因为自由社会的本质不在于抽象的“自由”了，而在于每个人都被允许在不同的方向上进行创新的自由，至少在经济活动上，当时的中国已经“默许”了这种创新的自由。

第一部分 时间开始了第4节 第一只变成青蛙的蝌蚪

过人的体力、精力和脑力，天生就决定了楼忠福属于极度活跃的“表演型”性格★。
由于家庭背景和特殊时代的影响，楼忠福强烈的“表演欲望”从儿童时期起就未能在正规渠道上充分舒展过。在学校的教室里不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卫兵运动中不能，在生产队里也不能。能够弥补他“表演欲望”的场合都属于非正式的场合，如在孩子们平日玩耍的时候，在生产队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在追求爱情的波折中。这些非正规渠道上的“表演”，非但未能够平息他性格中强烈的“表演”欲望，反而愈加激发了他出人头地的决心和意志。从父亲被当做“反革命”抓走的儿童时期起，楼忠福内心一直有一个声音在时时呼唤：“我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要做一点像样的事业。”这个在内心里呼喊了多年的声音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大局的启动，而越发变得响亮清晰。
任材料科长的几年时间，不但让楼忠福看到了市场中潜藏着的巨大“闲置”价值和效率空间，还让他找到了如鱼得水的自信，毕竟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一个可以施展才干的位置上展示了自己的能量。这一时期楼忠福的内心感受，可能就像跟一棵长期被压在石头下的小树苗突然迎来了将石头拱翻后的蓬勃生长季节一样痛快。
但是楼忠福并不满足于此，面对不断变得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自由的经济环境，他预感到机会应该不会太远了。如同一只在空中盘旋的雄鹰，他在注视着每一个动静背后的机会；如同一峰迎风呼吸的骆驼，他在鉴别每一团空气所包含的信息。他开始每天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一有空就坐下来看报纸。他激动着，但他也静候着，而他身边的多数人则沉醉在上世纪80年代最初的温饱喜悦之中了。
对于刚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中解脱出来的中国人来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确实是一个一日千里的年代。让人觉得新奇甚至有点不知所措的新事物每时每刻都在涌现，而大快人心又有点不可思议的政策每隔一段时间又有变化。很多事情就这样在“不提倡，不宣传，不取缔，不争论”的政策下，不断被“匿名的少数”尝试着、探索着。对于那些还留恋旧日子的人来说，整个世界似乎要颠倒过来了。
从1979年到1983年，几个具有标志性的人物逐渐从“匿名的少数”变为家喻户晓的时代英雄。第一个就是安徽的“傻子”年广久★。他在计划经济执行得最严酷的时候就从事一些小买卖，并多次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遭到打击，改革开放后，他凭买卖瓜子而迅速成为中国第一批百万富翁。第二个是浙江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如果说年广久是那时候中国个体商贩的“教父”，那么步鑫生可以成为那时候中国企业改革和企业管理的“导师”了。可以说，中国僵化的国企体制的传统命脉，是被这个身材瘦小的浙江裁缝首先剪断的。市场条件下企业家的“样板”，也是这个瘦小裁缝首先裁剪出来的。这两个人的事迹都曾经惊动中南海，并成为中南海改革决策的“过河石头”。他们不但影响了一代人，也影响了整个中国经济改革的走向。
改革开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好形势，终于催生了1984年的改革开放高潮。1984年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上，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一年。这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中国改革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转变，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单项走向整体的体制改革。
这一年，在中国GDP构成中，非国有经济（含准国有的集体经济）达到3617.4亿元，在总量上第一次超过国有经济的3553.6亿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个在当时还相当敏感的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中，基层的“社队企业”也更名为“乡镇企业”。
这一年中国实行了居民身份证制度，意味着中国公民可以更自由地移动，农民外出打工也不需要谁来批准了。当时的中国领导层横下心来决定以极度危险但社会震动相对温和的“双轨制”方式，来分步“撤换”物价计划体制的“毒瘤”，此举催生大批“官倒”和有官方背景的“倒爷”，当然也催生了第一波经商热。
这一年柳传志创办了联想公司，张瑞敏挑起青岛冰箱厂的担子，李东生则还在外资工厂TTK的车间里加班加点地工作，而顾雏军这时才刚刚从天津大学毕业。
这一年中国民间流行一句“十亿人民九亿商”★的顺口溜。
不过私人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地位还没有真正确立，很多经济行为都是在一种“不说可以也不说反对”的模糊状态下进行。在这年的一次中顾委会议上，有人主张拿“傻子”年广久开刀，但邓小平说：“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呢，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这段话后来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视察时说了一遍，并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傻子”年广久也因此名满中国。
“小平你好！”★这句口号也诞生在1984年。这年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不仅搞了一次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阅兵式，而且到深圳和珠海特区给中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加油。曾经为“打倒走资派”、“割资本主义尾巴”和“阶级斗争”而狂热的中国，此时已经变成了为发展经济和“先富起来”、“先成为万元户”而狂热。
1984年11月，楼忠福所在的浙江东阳城关建筑公司也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时刻。这年下半年，公司经理陈福根正好到了要交班的退休年龄。这是一个属于东阳县吴宁镇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企业的家当虽然不多，也不值几个钱。但是这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诞生的乡镇集体企业，对于改革开放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显然不是这些企业当时的发展状况所能够显示的。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之所以跟前苏联和东欧呈现两种不同的态势，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中国有港澳台，二是因为中国在计划年代就存在为数众多的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在计划经济年代的名称是“社队企业”，是由农村的生产队或者人民公社创办的，这种性质的企业，无论是马列的经典还是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都是找不到先例的，这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独创。说得好听点，这是“国有计划经济体制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当然这并不是当时中国高层领导人主动选择的产物，因为这种“变种”的准公有制企业也曾被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遭到扫荡和消灭。后来之所以能够再次出现并被允许存在，完全是为了在崩溃边沿进行自救。因为“一大二公”的公有体制，实在无法让中国基层农村过上温饱日子，而国家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和物力来救助他们。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准许基层农村根据自身的传统优势开办自己的社队企业和耕种自留地。
这种社队企业虽然仍然属于公有性质，也跟国有企业一样效率低下。但这些数量繁多、遍布中国各地农村的企业，毕竟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留下了众多宝贵的“壳”资源。这种“壳”资源内，不仅有相对熟练的工人、行业和市场信息，比较完善的分工，而且还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保存了企业家精神的火种、储备了可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企业家人才。从所有制性质上看，这种集体所有的企业虽然算得上准国有，但是它们毕竟规模很小、组织层次很低、技术水平很低，也不享受什么政府补贴之类，所以一旦条件成熟，这种企业便十分自然地转变为私营性质的企业。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蓬勃发展，主要得益于体制外的非公有经济的发展，这其中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又占了相对重要的比例。所以说，这种“歪打正着”的社队企业，实际上是中国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群落的伟大母亲★。
作为吴宁镇的镇属集体企业，东阳城关建筑公司的经理职位交接班本来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按照计划经济的传统做法，镇政府的领导说该交给谁就交给谁。最常见的做法就是从公司内部论资排辈地提拔一个人出任经理，反正这个企业也不是什么有油水的地方。虽然说是企业，但除了几间平房和一些简单的工具，就只有一批跟着企业找饭吃的能干粗重活的泥水工。
1984年的中国显然不是一个容易延续传统的时候，而1984年的浙江更不是一个什么传统都能够延续的地方。当一群带着尾巴游泳的蝌蚪中有一只率先蜕掉尾巴之后，这群蝌蚪中的传统就面临新的突破。1984年底，所有与东阳城关建筑公司有关的人中，楼忠福显然是“一只率先变成了青蛙的蝌蚪”——他看中了东阳城关建筑公司的平台，就像他当年看中了自己的妻子一样，所以他下决心要得到这个公司的经理职位，就像当年下决心把妻子娶回家★。
当然，那时候的楼忠福也并不清楚自己将来能靠这个公司做成多大的事业。不过他内心强烈的感觉，让他无法放弃这次“接班”的机会。他想了不少办法，也花了很大工夫来争取镇领导和公司内部员工的支持。他非常明白，有了上级领导的支持，事情未必能够办好，但是没有上级领导的支持，任何事情都是无法开展的。他找了所有有权决定这个职位的人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想法，但是他得到的回答仍然不足以让他名正言顺地成为公司的新任经理。因为他不仅年轻，而且在公司内论资排辈的话，很多人都在他之上，毕竟他只是一个材料科的科长。
不过，当时金华地委副书记郭懋阳、东阳县县长童德成等领导对楼忠福的印象不错，吴宁镇个别领导也偏向支持楼忠福。虽然他们都知道他读书不多，但是为人处世、做事情的拼搏精神和出色才干却都显示了他过人的天分。有了这几位政府领导的赏识和支持，楼忠福也就有信心了。
后来，虽然并不是所有相关的人都支持楼忠福这个材料科长出任经理，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真正强烈反对，而其他可能有意而且有资格出任这个经理职位的人选，却没有一个表现出和楼忠福一样强烈的愿望。在这种犹豫不决的情况下，志在必得的楼忠福决定快刀斩乱麻。
在部分领导的支持下，他于1984年11月12日夜晚拿到了东阳城关建筑公司经理的任命书。这个晚上他既兴奋又不安，几乎是彻夜难眠，整夜都在思索取得任命书后如何才能顺利接班的问题。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和公司内部的支持者到镇政府的主管部门处取公章。上午9点，东阳城关建筑公司召开公司大会，镇政府主管部门的干部到场宣布楼忠福的任命，公司内的很多人到这时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任命宣读完后，楼忠福取出公司的公章，然后拿起一把建筑用的瓦刀在公章上“嚓嚓嚓”砍了三下。一个代表东阳城关建筑公司的公章，立即变成了带有楼忠福个人印记的公章，前后就差这么三道刀砍的缺口。紧接着楼忠福大声宣布：“从今天开始，盖有这个印的事情我才认账，我都承担责任，没有这个印的事情一概与我无关！”
会场一片寂静。对很多人来说，这一幕来得很意外也很特别。虽然他们不知道公司在楼忠福出任经理之后会有一个怎样的未来，内心也不一定觉得楼忠福是最好的人选，但是他们从这一幕无疑看到了楼忠福的决心和魄力。
完成了“夺权”的任务后，也差不多到1984年年底了。楼忠福在一个月内迅速做了第二件事情：与吴宁镇政府签订经营承包责任合同。合同从1985年开始，为期五年，在完成了支付镇政府承包费用的情况下，公司由楼忠福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是一件并不起眼的事情，当时的中国从农村到城市都广泛流行承包责任制，但是对于实行了三十多年计划体制、人们习惯了在公有制内“吃大锅饭”来说，确实是一项伟大的制度创新。
这个简单的制度创新，对于当时的中国农业和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可谓一剂对症良药。这剂良药不仅不会触及当时高度敏感的所有权问题，而且很好地解决了公有制（集体所有制）最致命的效率低下问题。从所有权问题来看，企业虽然没有变化，但承包后的企业一下子从公有制（集体所有制）情况下的所有者缺位的“无人负责局面”，一下子变成了与个人利益直接相关的“有人负责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负责经营的人干好干坏不再是一个样了。既然企业的好坏跟个人的利益相关，在公有制中不可能发生作用的利益激励机制就立即产生效果。从企业经营者的角度看，虽然他并没有完全拥有这个企业，但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承包制已经清晰地界定了所有者和承包者之间的关系，作为所有者的政府再不能像从前那样随便干预企业的经营事务。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才可能真正得到施展的空间和条件。
承包制在1984年及随后几年在中国广泛流行起来，很多规模巨大的国有企业也都推行这种制度创新。因为承包制而轰动中国的改革风云人物马胜利，也是在1984年开始在石家庄造纸厂推行承包制，而他的改革思路和勇气也直接来自步鑫生的启发。马胜利的成功经过媒体宣传后，很快便成为那个年代的英雄。他因此被评为首届“中国优秀企业家”，罕有地赢得了两个“五一劳动奖章”，其后他的经验成为众多国有企业模仿的对象。他的名字几乎等同于改革英雄，而在短短几年内授予他的荣誉更是多达400余项，他成了中国转轨初期极富中国特色的一种新现象。
自身的经验和当时改革的大气候让楼忠福明白承包制的巨大作用，所以他不仅跟镇政府进行公司层面的承包，而且在公司内部也大力推行承包制，用自负盈亏的办法激励公司内部职工努力创业。
承包合同签订之后，已经到了元旦，楼忠福借此机会立即在东阳县电影院连放了三场免费电影。此举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效果十分显著：一是庆祝自己签订的承包合同；二是感谢各方面对自己出任经理和承包经营的支持；三是宣传一下城关建筑公司；四是为当地百姓增添点娱乐生活。
在还没有太多娱乐可言的上世纪80年代初，这一招确实很灵。楼忠福和城关建筑公司的名声一下子就在当地传开了。这个小小的文化活动，也充分表明了楼忠福十分明白个人事业和社会公众的关系、明白如何营造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外部环境、明白一些看似跟企业经营不相干的事情的价值所在★。
楼忠福后来能够完成很多别人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这种非凡的能力其实从这里已经让人隐隐感觉到——他能够清楚看到并很好地运用那些别人知道其存在但却掌握不了的东西。

第一部分 时间开始了第5节 坚硬的铁锤

战局已经看清，决心也已横下，但事情却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作为铁匠的儿子，楼忠福知道一把利剑不是一锤就能打出来的，利剑需要多次煅烧、需要多次锤锻、需要多次淬火。他明白要做点事情，不但要有胆量、魄力，还需要有耐心、韧劲。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绝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虽然有所缓解，但那时候的中国仍然是百废待兴，很多物资都极度短缺。所以各行各业的发展都非常迅速，投资和消费的需求也非常旺盛，整个经济增长也非常迅猛。到1985年，浙江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从1978年的123.72亿元增长到427.50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从1978年的331元增长到1063元，第一次突破了1000元大关。浙江的建筑业产值则从1978年的6.55亿元，增长到1985年的20.23亿元。
在这样的经济大环境下，楼忠福根据大势判断东阳三建暂时的生存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浙江的建筑业需求增长很快。那时候中国的建筑高度和难度都比较低，对建筑施工队伍的各种要求都还比较粗放，整个建筑市场还处在建筑队伍短缺的状态，而且垫资、欠资的事情都还闻所未闻，开发方的资金一般都是有了真金白银才搞建设，并且会预支一部分工程款★。因此只要有适当的市场布局，凭借公司将士们的勤奋、努力和拼搏精神，短期内业务量和利润的增长都是有保障的。
他把市场分成三大“阵地”——东阳、杭州和宁波。东阳及金华周边地区是传统领地，人脉关系熟悉、市场信息灵通，企业信誉基础比较好，这块传统领地需要巩固。浙江以外的业务，也属东阳阵地。杭州是省会，市场大、要求高、操作规范，目前虽然成绩不大，但这里潜力大，是必须扎根立足的高地。宁波在浙江是仅次于杭州的大城市，正在搞大开发、大建设，虽然陌生，但机会多，可以开拓。
各个阵地和战场都有负责人，公司职员都是东阳本地人，大家都相互熟悉，各个部门和各支队伍的协调配合也都跟过去差不多。员工对楼忠福豪爽大度、重友情、讲义气的性格也都很了解，他也充分信任公司职员。他充分尊重公司原来的人事安排和组织结构，在接手经理职务之后基本没有作公司内部的职务调整。而且内部已经实行了承包制，各自的利益都跟个人的努力相连，大家干劲十足，信心也十足。对于公司短期事务的管理，楼忠福并不用花费太多的精力，只要抓好各项工程的质量、进度和安全等关键问题，暂时的生存就基本上可以放心。
楼忠福将更多的精力花在解决发展的问题上，也即如何提升和改善这艘“木筏”，这是关系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他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知识不足，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从报刊杂志上学，向自己接触的各种朋友学，到学校去进修，到深圳特区等各大城市去参观考察。
他给自己订了《人民日报》、《浙江日报》和《中国建设报》。只要在东阳，只要每天不用工作太晚，他回家的头一件事情就是泡上一壶茶，然后就坐下来一本正经地阅读报纸★。他还做出新的“家庭约法”，在他阅报的时候，家里不许有人大声干扰。
跟他结婚十多年的太太王益芳觉得丈夫像变了个人似的，生活内容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那种“大模大样”严肃认真的阅报架势，更让她看不习惯——怎么突然变得“跟一个干部”似的。在她眼里，丈夫仍然是从前那个粗短结实、豪放大度、性格爽直、喜欢结交朋友的汉子，只是不知道自己丈夫的“精神重心”已经从她和孩子的身上转移到了自己经理的角色上了。她也未能体会到，自己的丈夫在一个一日千里的变革时代和自身巨大的角色转变过程中，对知识和信息的饥渴程度和成就一番事业的抱负与胸襟。
但对楼忠福而言，这个“坚硬铁匠”的儿子，却十分清楚“打铁需要自身硬”的道理。他跟公司内外的朋友都说：“要打造最锋利的剑，就必须先有最坚硬的锤子。一个企业的好坏主要看企业经营者的能力。我们乡镇企业不像国有企业背后有国家做靠山，我们是没有妈的孩子，死活是没有人管的，必须自己找饭吃。”
那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中，国有经济所占比例虽然呈下降的趋势，非国有经济力量（含准国有的集体经济）的比例在不断超越国有经济力量，但是国有经济仍掌握着整个中国的经济命脉，在体制中仍享受着一贯的“贵族”地位。而与国有经济相适应的旧经济体制仍然运转着，对非国有性质的国内企业的各种制度性歧视、观念性歧视仍然非常普遍。
尽管东阳城关建筑公司这顶“红帽子”能够成为他们闯荡市场的通行证，但是这张通行证在等级森严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名分”的级别还是太低了。“名分”级别低就意味着禁区更多，市场自由度和空间狭小，所以这个问题必须尽可能快地解决。
1985年中，东阳县所属的金华地区变更为金华市，地区变换为市本身就是中国政府为了适应经济改革需要而进行的调整，所以很多东西都可以跟随着一起变化。楼忠福看到了这个机会，不失时机地把东阳城关建筑公司更名为“东阳县第三建筑公司”。“名分”由镇级提升为县级，意味着自由的增加，意味着很多原来不能做的事情现在可以做。而且好处立即就得到体现——公司更名升级后，很快就把东阳另外一个乡镇建筑公司——卢宅建筑工程队兼并了进来。东阳三建也由一艘孤单的木筏，变成了两艘捆在一起的木筏。
但是楼忠福知道，两艘木筏捆不成一艘大船，他并不满足于这个“名分”的小小提升，他清楚自己经营的这个企业如果要真正在市场上站稳脚跟，还必须做到名实相符。他清楚自己公司的家底，承包的时候城关建筑公司总资产不过80万元。除了几栋两层的办公楼、几处构件工场等不动产外，就是一些比较简单的电动机械设备，如刨机、搅拌机、卷扬机等。设备数量只有十几台，无法满足工程量增加的需要，设备资产加起来也就十几万元。职工队伍倒是能够凑个一两千人，但都是些干粗重活的农民子弟和一部分有盖房经验的水工、木工，整个公司连个工程师都没有，员工最高学历也就是高中文化程度。卢宅建筑工程队被兼并后，资产稍微增加了一些，但并没有实质变化。
要在短期内改变整个公司的状况是不可能的，这不是光有想法就可以实行的，还必须有真金白银，需要专业知识和专业人才，但是承包经营才刚刚开始，哪来的资金呢？银行只是老百姓的储蓄所和国有企业的贷款机，对于他所承包的这个乡镇集体企业自然是“金口难开”的。而一个以农民为主体、有工开则聚无工开则散的乡镇建筑企业，又凭什么去招募和吸引人才呢？又一个“阵地”摆在面前，考量着这个东阳“战士”。

第一部分 时间开始了第6节 狼群里有一头狮子

人与人的不同，只有在困难挑战的试金石面前，才能分辨。正因为这个道理的支撑，“是驴是马拉出来遛遛”，才会成为南北通用、永不过时的中国俗语经典。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确实是一个能够遛出驴和马的年代和场所，因为在此之前中国人只有一个“国家雇主”，都被装在不同的公有制“麻袋”里，都没有出来遛的机会。旧有秩序中驴和马的分类，多数都不是实际竞争中遛出来的，而是被按照某种空想和强制的标准来“指驴为马”或者“指马为驴”的。在那个“水往高处流、苹果掉到天上”的时代，即使有“遛”的机会，也只是一种“反熵”或者“劣币驱逐良币”的“逆遛”。而遛出来的结果，正如一首诗中所说的那样——“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竞技场上，游戏规则、理论依据和价值观念等一切，那时候还没有设定的权威，所有参与者都只是“驴马未辨”的“匿名少数”，都在等待着现实困难的筛选。
作为“发于畎亩之中”的乡镇企业经理，楼忠福不满足于只赚几个钱。他能够看到自己和企业的短处，并努力提升自己和自己经营的企业，显然已经超越满足于温饱和求安稳的心态。不过要把东阳三建这艘“木筏”变成可抗风浪的建筑巨轮，楼忠福还必须跃过现实深阔的“檀溪”。
他知道投资设备的风险、得失和难处，但他更从实际经营中看到严峻的现实——凭公司目前简陋的设备根本承揽不到难度稍高的工程，即使能够承揽也无法按质量要求完成。所以他横下决心以贷款来为公司添置设备。设备投资意味着当年利润的减少，很多朋友都认为他这样做是损害自己的利益，但是他看到的并不是一时的得失。他跟朋友说：“一个人有多大的胸怀，就做多大的事业。不抓设备投资今天没饭吃，不抓人才培训明天没有饭吃。企业要发展，就要有积累，利润不能都分光吃光，否则谁都吃不长。”
在贷款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动用了所有办法，在1985年内筹措了160万元购买机械设备，包括货车、拖拉机、搅拌机、卷扬机。160万元在1985年的中国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当年东阳的国内生产总值才4.8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665元，机关和国营单位职工的人均年工资才1148元，集体单位职工人均年工资不到800元。那时候绝大多数上班族每月的工资都在100元以内，能够拿到100元工资的已经属凤毛麟角了。“万元户”在当时算是中国的“顶级富豪”。
这笔投资在当时浙江的建筑界堪称壮举，因为这笔投资比东阳三建在1985年的利润还多，比公司过去十年的投资总和还多。当时浙江的国有建筑企业都很少敢这么做，那些国有企业的经理都感叹楼忠福的魄力和胆量，因为一下子投入这么多钱购买设备国有企业可是要开很多会议、作很多请示才能办到的。但楼忠福说：“我是农民，你们是机关干部。我没有什么好怕的，你们头上有乌纱帽。”★
这次投资壮举的回报效果十分明显，1985年东阳三建的产值从上年的950万元增加到1691万元，利润从上年的67万元增加到139万元。
头一年经营的成功让楼忠福投资设备的决心更坚定，在接下来的三年中，他又投入了800多万元添置机械设备，使东阳三建公司的机械设备在数量上超过1000台，在数量、技术含量和种类方面，都超过同等级别企业，一下子把竞争力的差距拉开。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物资仍然非常短缺，建筑企业的生产还都相当粗放，设备也相当简单，乡镇建筑企业更是如此。如果把那时候乡镇建筑企业比喻成狼群的话，那么设备实力已经大大增强的东阳三建，此时显然正在长出更锋利有力的钢爪。按照经济学原理，资源在最稀缺的地方发挥最大的效用，东阳三建在当时建筑市场中的优势，显然不再是一种“数量型的优势”，而是一种“秩序型的优势”。这种优势，更像草原的狼群中突然“异化”出一头狮子，把原来的秩序都改变了。
当然“钢爪”只是东阳三建的硬件，要让硬件能够运转起来还需要“软件”升级——这就涉及人才和知识。楼忠福在公司大会上曾明确说过：“不抓好质量，今天就没有饭吃，不抓好智力投资和技术培训，明天就没有饭吃，企业就是短命的。”
没有专业知识就没有建筑工程的质量保证，这是个眼前的问题，而人才的培养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所以，楼忠福只有厚礼诚心地从国有企业中请“诸葛亮”了。人才短缺不是楼忠福单独遇到的问题，这是当时中国，特别是江苏浙江一带，所有乡镇和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乡镇企业从国有企业“借脑”的举动，在解决乡镇企业的发展障碍的同时，无意中又带出了中国另一幕影响深远的变化。
尽管那时候中国整体处于人才和知识都比较短缺的状况，但是平均主义和大锅饭思想仍然在国有企业中延续着，国有企业中的专家还没有体会到知识的市场价值。但正是许许多多类似东阳三建这样的乡镇企业的兴起，才逐渐改变了国有经济的这个传统，大批国有企业中的专家被乡镇企业厚礼重金请去当顾问，成了当时一道流行的景象。他们的专业知识，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稀缺资源”在乡镇企业中发挥了最大的效用。这些专家的才能虽然在国有企业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抛弃“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铁饭碗的勇气和决心，他们对乡镇企业的“体制外服务”多数在周末进行。因而“星期天工程师”作为改革开放初期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出现在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最发达的江浙一带。知识的市场价值，由此开始在中国得到体现。
楼忠福“借脑”的第一个对象是浙江省钱江建筑公司的高级建筑工程师戴达云。楼忠福在1982年的时候就认识了这位高工，在出任东阳三建公司经理后，也不时请他提供智力支援，但当楼忠福提出请他到东阳三建工作的时候，他还是拒绝了。
但楼忠福看上一个人才后是绝不会轻易放弃的，经过再三邀请，最终用诚意和魄力打动了戴达云。这位老专家在1987年退休后，很快就离开省会杭州，到东阳县城为三建工作。除了戴达云，楼忠福还重金从浙江建筑科学研究所等单位聘请了一批高级工程师当技术顾问。有了专家的把关，楼忠福很好地解决了人才短缺的发展障碍，对建筑质量和技术难题再也不用过分担心了。
另一方面，楼忠福并没有放松对公司内部的人才培养，这是一件关系长远的事情，他看得跟设备添置一样重要。那时候，日新月异的改革开放局面和经济的蓬勃发展，让所有人都感觉知识不足，各种各样的培训和教育也应运而生。楼忠福鼓励公司员工参加各种知识和技能，除了组织员工参加东阳建筑工业局的各种短期培训班和夜校外，还抽调公司各部门的骨干和文化基础好的年轻职工到杭州和上海的高校深造，对学有所成者给予奖励和重用。
为了吸纳人才，他甚至做了一件高成本的“傻事”。1987年他给新筹建的金华城乡建设学校捐资22万元，条件是对方必须保证每年输送10名毕业生给东阳三建。可是这个新建的学校要到1990年才有第一届毕业生，那时候楼忠福的承包期正好结束。这岂不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外界都认为他是个“傻瓜”。可他却觉得一点不傻，不管将来谁承包，反正培养了人才都是为社会做贡献。他对人才培养从来就是这么慷慨。
如果把设备添置、知识和技能的提升以及人才培养看作是企业的“三大内功”，那么楼忠福作为建筑公司的经理，他关注的不仅是企业的“内功”还有公司的“外形”。1986年底，他决定让东阳三建有一个更好的“外形”——盖一栋当时在东阳最气派的办公楼。
他的这个决策遭到不少同事、朋友和政府干部的反对，因为当时东阳三建的日子并不宽裕，一下子搞了这么一栋办公楼似乎没有必要。那时候，多数中国人还没有“外形包装”的市场意识，“一流产品，三流包装”的传统还在延续。但楼忠福却看到了“内功”与“外形”同样重要，不能偏废，他说：“我们是建筑企业，不是去讨饭，如果自己的办公楼都那么陈旧、矮小，客户跟你谈业务都没有信心。有了气派的办公楼，每个业务部门和每个工程队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客户到来就立即有深刻的印象，对我们也有信心了。”
三建大厦1987年动工，第二年投入使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东阳市最气派的标志性建筑。
就这样，东阳三建这艘“木筏”在“船长”楼忠福的经营下，很快变成了一艘能抗风浪的“轮船”，从内到外都得到了空前的改善和提升。

第一部分 时间开始了第7节 “合作秩序的扩展”

如果把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经济改革,看作是一场没有“标准动作”的“自助舞会”,那么这场舞会显然是没有“舞师”,也没有“乐师”。
30年的计划经济不仅把资产阶级消灭了,也把“皮上的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学说一起“剃”得“无发无天”。所以“舞会开始之后”,吴敬琏等“乐手”都深感学力不逮,年过半百也不得不漂洋过海,短衣匹马地去寻找已成绝响的“高山流水”。周其仁、汪丁丁、钱颖一等一批上世纪90年代后才成为“舞会鼓手”的学者，此时几乎都在美国当学生。
这样，改革大军中的“匿名少数”，实际上是在“二胡的悠扬旋律”中寻找“圆舞曲的节拍”，在“功夫的拳脚功架”中探索“华尔兹的舞步”。
“合作秩序的扩展”
1988年，气派的东阳三建大厦启用后，楼忠福特意在大厦一楼设立了一个在当时整个东阳城区都算很上档次的宾馆。这个宾馆既是员工平时用餐的食堂，也是好客大方、广结人缘的楼忠福招待客人、接待朋友的主要场所。
很多后来成为楼忠福下属和朋友的人，他们跟楼忠福的“情感历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浙江新闻界、文化娱乐界的很多人都记得楼忠福对他们的诚恳邀请：“到东阳来，不管公事私事，随时可以到三建大厦的宾馆来住宿、用餐。”他们并非对“免费午餐”特别在意，倒是楼忠福的大度豪爽和真诚坦率让他们印象深刻。
楼忠福对朋友的热情当然并非始自出任经理之后，而是由来已久。1981年楼忠福在当材料科科长的时候，曾经当过他师傅的蒋立天要结婚。当时物资极度短缺，蒋立天做了一个新衣橱，却买不到衣橱的大镜子。结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蒋立天跑遍很多地方仍找不到衣橱的镜子。此时他想到了当材料科长的楼忠福，就跟楼忠福说了这事。
楼忠福立即帮忙打听，可是问了一圈的朋友，得到的答复仍然是没有。蒋立天见此情形就说：“那就算了，以后再说吧。”但楼忠福却很把老师傅的事当回事，他对蒋说：“别急，我再问问看。”
当天深夜，蒋立天睡得正香，突然被一阵“砰、砰、砰”的敲门声惊醒了。他心想这么晚了，还有谁来找。开门一看，原来是满身大汗、气喘吁吁的楼忠福，他身边就竖着一面用稻草捆绑着的大镜子。还没有等蒋立天开口说话，楼忠福就扛起大镜子说：“快！快！快！把门开大一点，让我把镜子放进去。”
蒋立天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一把抱住了满身灰尘和汗水的楼忠福。原来楼忠福扛着这面大镜子，竟徒步走了40里路。
这面镜子是怎么弄到的呢？那天下午，楼忠福通过朋友打听到金华市里一个供销社有这种镜子，便立即从东阳出发赶去金华。到了那里，又通过朋友才把镜子买到手。从金华乘火车回到义乌的时候，已经快到晚上9点，最后一趟班车早就走了。当时中国的交通还很不方便，连自行车都还没有普及，更不要说机动车了，所以楼忠福只有扛着大镜子一口气走了40里。
这样的故事，在楼忠福的朋友圈中还有很多。如果说楼忠福为人大方豪爽、广交朋友的个人美德和人格魅力由此可见，那么这只是对其性格最表面的一种“通俗阅读”。楼忠福的豁达豪爽、重情重义，是认识他的人的共同印象，这种性格最关键的“效用”并不仅仅在于“个人美德”和“人格魅力”。如果用一种社会发展的理性眼光来“阅读”楼忠福的性格，那么其关键的“效用”，还让“合作秩序的扩展”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成为可能。
“合作秩序的扩展”，是哈耶克庞杂高深的思想宝库中极为重要而且锋利的一把“剃刀”，所牵涉的内容广泛而复杂。中国千头万绪的现代化进程，也完全可以借用哈耶克这把“剃刀”来“阅读”。
按照哈耶克的看法，“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满误导性的概念，被称为“资本主义”的东西的本质是“自由企业制度”或者“人类合作秩序的无限扩展”。让人痛心的是，“资本主义”经过了三人谈虎般的以讹传讹之后，被误导得最万恶不赦和误导后果最惨绝人寰的地方，却恰恰表现在尚不知道“资本主义”为何物的人群中——“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就是对“资本主义”最无知的人群在走火入魔后最歇斯底里的梦呓★。
在哈耶克看来，经济发展的过程是在越来越多的人中实现分工与合作的过程，也是“合作秩序”不断扩展的过程。“资本”在这个合作秩序扩展的过程中，虽然担负了重要的角色，但是真正不可或缺的是产权私有的社会基础和超越家族的社会分工的文化基础。这两样“合作秩序”赖以扩展的东西，前一种在中国似有非有，后一种则基本上是缺位。所以，韦伯、梁漱溟、余英时和黄仁宇都认为，中国即使再独自发展五千年也发展不出“资本主义”来。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这种情况虽然有所改善，但本质变化仍然不大。财产私有的现实存在虽然被允许，但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没有取得宪法和法律意义上的名分。党的文化、党的组织和国家主义传统，虽然没有某种程度为“合作秩序的扩展”提供了必要的媒介和支持，但亲情、家族在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核心地位仍然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替代。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存在意识，仍然有赖家庭和家族的坐标支撑，与基督教文化下超越家族的个人意识、“天职观”意识和契约精神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中国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就是在这样的精神背景和社会基础上开始的。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组织者的企业家，如果要把企业在市场中做强做大，或者说把“合作秩序”扩展开去，就必须有相应的手段在中国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把个人纳入分工体系。企业发展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在越来越多的人中实现分工与合作的过程。
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出于自觉还是出于巧合，楼忠福豪爽大度、广交朋友、广结人缘的性格确实帮了大忙。广泛的个人关系、牢固的友谊，给他提供了扩展“合作秩序”的信任基础。当然这并不是楼忠福的独辟蹊径，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早期的企业家要成长都必须依赖个人关系的路径，否则就谈不上相互信任关系，更谈不上“合作秩序”的扩展。
像《水浒》中的英雄好汉一样，为了表达交情，上世纪80年代的楼忠福常常要跟朋友大碗喝酒，在这点上他非常传统。浙江的酒文化跟中国北方省份的酒文化不太一样，浙江人在喝酒时说过的话，并不是在放下酒杯后就忘记了。楼忠福和朋友的交情也并非是靠酒杯来维系，而是靠真情、责任和事业★。
一旦成为朋友之后，楼忠福就不再是端起酒杯跟朋友说话，而是和朋友一起吃面条，一起为事业打拼。他常常跟朋友说：“做一点事业，交一世朋友。”他总能够以超出朋友预期的方式满足朋友的需要，总是以最宽松的标准来衡量和选择朋友。所以他的朋友关系像树的年轮一样，随着事业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而一圈圈地扩展，同时以他的事业为核心的“合作秩序”也一步步地扩展。
因为他豪爽大度、以诚相待、重情重义的性格，在他承包东阳三建的创业期间，公司原来两个年龄和资历都在他之上的、十分能干的“老臣”——楼正文和吴小伟都成了他最得力的左右手。这两个人在东阳三建是公认的“将相之才”。楼正文淡泊宁静、好学深思、内敛谨慎，是东阳三建德才兼具的“名节重臣”。吴小伟见多识广、干练敏捷、沉稳实干，是东阳三建开疆拓土的“征战能臣”。有此二人相助★，承包经营期间的楼忠福自然如虎添翼，公司的“朝政”自然是纲举目张，公司的经营也自然运作得平稳顺利。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楼忠福和东阳三建早期“合作秩序的扩展”所依赖的当然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批忠诚用命的“谋臣将士”。赵学飞、吕育土、杜洪寿等一大批人才，都是楼忠福创业早期朋友和战友式的同事。
赵学飞是吴宁镇的老镇长，退休的时候楼忠福正好出任经理，楼忠福聘请他当了顾问。赵学飞是个通透圆融、胸无挂碍的天生乐天派，即使是最有心机的人也能在三分钟内将他视为交心的朋友。加上他过去在东阳长期担任公社书记，人缘广、口碑好、基层政府事务熟悉，对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这是再合适不过的顾问了。
吕育土在东阳三建城关建筑公司时期就负责办公室的工作，楼忠福出任经理后，吕育土继续承担办公室工作。不知道是先天的禀赋还是后天的职业塑造，吕育土的性格可以说是细致入微、忠诚严谨、任劳任怨。他是个天生的“内务总管”，他的办事风格精准得像一个时钟。
杜洪涛是个实干经验丰富、宽厚随和的老建筑，在东阳三建还处于“修建社”的时期就是副社长了。楼忠福出任城关建筑公司经理前，杜洪寿已经是公司的副经理，作为楼忠福的老领导，他并没有心理上的架子和感情上的不适应，而是尽心尽力协助楼忠福和东阳三建的成长。
楼忠福的朋友圈并非只在公司内，而是广泛地延伸到行内、行外，本地、外地，体制内、体制外。广交朋友是楼忠福的性格喜好，但交友并非完全漫无目的，主要为了延伸信任关系和扩展“合作秩序”。像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东亚地区早期的创业者一样，楼忠福不但能够把极难量化的个人关系“估量”出“效用与价值”，而且能够从广泛的朋友中选拔最需要和最合适的人才。
凭借朋友圈的信任和合作关系，楼忠福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公司的平稳运作、业务扩展、市场开拓、贷款投资设备、聘请技术顾问、危机处理等等，都能够比较顺利地解决。作为事业发展的“合作秩序”，也因此得以扩展。

第一部分 时间开始了第8节 顺着体制的河道行船

朋友的支持显然是楼忠福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但是对于一个乡镇企业，要让“合作秩序”能够在改革中顺利扩展，更不可或缺的是传统体制力量的支持。虽然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变全能政府为有限政府，打破政府包办一切的局面，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没有体制力量的支持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成功”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中国的改革本来就是新旧力量并行的“渐进增量改革”，非国有经济力量的生长在本质上讲就是在“体制的边缘创新”。从“经济生态”的角度看，上世纪80年代到1992年，中国正处于旧的生态系统已经打破而新的生态系统还远没有形成的过渡阶段，百足之虫尚且死而不僵，何况这“虫”只是衰老而非死亡呢！
而另一方面，乡镇企业虽然处在体制神经系统的末梢位置、处于自食其力的生存状态，但在体制殿堂内仍然找得到其正式的“牌位”。所以乡镇企业这只“麻雀”虽然小，但五脏俱全，在基层政府的小体制中，也算一个“具体而微的国企”。尽管小体制具有大体制无法比拟的灵活性和实事求是精神，但是弱小的“麻雀”要高飞、要“扩展合作秩序”，就只能在大小体制的河道顺水行船，否则每时每刻都会有顶头的逆风。
让人奇怪的是，作为“坚硬铁匠”的儿子，从小就被排除在体制外的楼忠福，对传统体制不但没有抵触情绪，更没有认识上的障碍，相反，在处理与传统体制力量的关系时，显得轻车熟路、游刃有余。这实在不能不让人感叹企业家才能往往是天生的，而非在学校教育出来的。
如果将楼忠福对体制力量的理解、接受和游刃有余的处理能力，从源头上梳理，则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前的上世纪70年代。1973年，郭懋阳当城关公社（1980年恢复为“吴宁镇”）书记。他是共产党基层干部中一个比较实事求是、想干敢干而又颇有魄力的干部。就任书记后，他就到各个乡村去蹲点，了解农民生活和生产的情况。蹲点期间，他发现了当地农民在传统建筑业上的优势，结识了南门塔乡书记杨文清，也发现了楼忠福这个与众不同的“拼命三郎”。尽管当时“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还在全国各地开展，但城关修建社就是郭懋阳当书记的时候，重新组建起来的公社集体性质的社队企业。
蹲点时期的郭懋阳曾到过楼忠福家几次，也对他乐观开朗、聪明敏捷、不服输的个性有深刻印象。楼忠福对这个实事求是的“父母官”也格外有好感和信任，因此这个过去一直遭遇“体制”排斥的“黑五类家属”从郭懋阳身上第一次感觉到了“体制”的温情。他对郭懋阳格外感激和信任，跟郭懋阳的交往也从此开始。
郭懋阳在1977年升任东阳县委副书记，继续大力支持东阳农民建筑业和城关修建社的发展。1978年城关修建社更名为城关建筑社，楼忠福也在这年加入城关建筑社。1980年郭懋阳出任东阳县委书记，城关建筑社更名为城关建筑公司。1982年郭懋阳被调到东阳旁边的兰溪县任县委书记，并在那里大展拳脚抓乡镇工业发展。但郭懋阳是东阳人而不是兰溪本地人，所以尽管他有魄力、能做事情，但也因此触动了当地势力，施政上遭遇阻力、反对，甚至恐吓，情感上比较苦闷。此时的楼忠福已经是城关建筑公司的材料科科长，经常为了采购而到处走动，因而也时常顺便探访老前辈郭懋阳。
此时已经出任吴宁镇工业办主任的原南门塔乡书记杨文清，也时不时探望在兰溪的老领导和老朋友郭懋阳，这样楼忠福跟这位现任“父母官”的关系也牢固起来。作为年轻人，楼忠福在感情上是很尊重和信任这两位领导和前辈的，所以很多心里话和想法都会跟他们说，向他们请教。而这两位“体制内”的干部，也颇赏识这个年轻人，认为他虽然读书不多，但是做事风风火火、扎扎实实，为人处事大方得体、敢拼敢搏、上进心强，是一块不错的料子★。
1983年，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展开，实事求是、敢闯敢干的郭懋阳得到浙江省领导赏识，在仕途上更上一层楼，出任金华地区（金华1985年撤地设市，东阳县属金华）党委副书记，主管东阳。他再次大力鼓励东阳通过发挥传统优势，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和提高生活水平。东阳建筑业，特别是城关建筑公司——他亲手创办的集体企业，自然也格外赢得他的关注与支持。
1984年，城关建筑公司老经理陈福根任期届满，楼忠福作为公司材料科科长也在历练中成熟起来，毛遂自荐地表明要挑这副担子。郭懋阳虽然不直接管辖这个企业，但当时全国万象更新、一日千里的改革开放大气候，也确实让他觉得这个企业应该有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带头人，就算有风险也应该试试，所以他就向吴宁镇工业办主任杨文清等领导人大力举荐楼忠福。杨文清是郭懋阳的老朋友、老部下，对楼忠福的才干也熟悉、了解和赏识，但是这些还不足以让他就作出决定，他还得考虑别的因素，也得考虑其他有决策权的镇领导的意见，因为当时还有别的人选。
在这种犹豫不决的局面下，楼忠福果断地“生米煮熟饭”，上演前面的“夜取帅印”和“三刀定军心”的场面。这种非常规的接班方式，虽然是楼忠福个人胆量和魄力的展示，但如果没有郭懋阳的举荐、支持和杨文清的默认，没有“体制力量”的承认和支持，即使他拿到了“帅印”，这个经理还是落得个“名不正而言不顺”的尴尬。
出任经理职位后，楼忠福更加积极地适应和顺应体制的惯性，并主动依靠体制和融入体制，而并不是脱离体制发展。当然这些努力只是为企业赢得最好的生存条件，把阻碍前进的摩擦力减到最小的限度，而不是通过企业把自己化进体制之内★。
他在出任经理后立即着手完善公司党组织及工会建设，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也就是1985年，楼忠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公司更名为东阳三建后，11月即加入中国集体建筑企业协会。1985年东阳三建还隆重举行了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会员大会，邀请金华市、东阳县和吴宁镇的相关领导到场讲话。第一年承包经营的成功，加上楼忠福对体制的顺应、适应和融入，进一步赢得了当地政府官员的信任和支持。继卢宅工程队之后，城北工程队也在1986年并入东阳三建，东阳三建的“木筏舰队”也由两艘变为三艘。
1986年东阳三建党总支部成立，同年楼忠福被评为东阳建工系统先进工作者，1987年出任公司党支部书记，接着东阳三建公司党校成立。1987年开始，楼忠福开始依靠党委组织，采用录像、黑板报和学习班的形式来开展思想和业务教育，提升职工素质和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同年，楼忠福因为东阳三建的业绩而被评为浙江省第一届“十佳”经理和金华市优秀共产党员，他在体制的阶梯上不断攀升，在行业内名气日增。
当然，融入体制的过程，对于曾经满脚泥巴的楼忠福并不是一帆风顺。1987年他被评为金华市优秀共产党员的时候，在表彰大会上，其他的优秀共产党员绝大多数都是国有企业经理或者政府中的干部，惟独楼忠福是个“发于畎亩之中”的年轻乡镇企业经理。尽管楼忠福出任经理后非常努力地补课，并参加过一些大学进修班，但其他人并不怎么看得起他，对他这个“体制外”的优秀共产党员也不服气。
而楼忠福对于这种体制内的大雅之堂，当时也还不是很习惯，所以在表彰会上多少有点心理紧张。不过发言的时候，他非常坦率地说：“我楼忠福出身穷苦，文化程度低。作为东阳三建的经理，我个人也没有多大本事。不过我记得历史上有个刘邦，出身很低，本事也不大。他自己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不如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不如韩信’。但他却会用人，信任人，所以他打败了能力比他强的项羽。我楼忠福不敢比刘邦，但东阳三建却是人才济济，我信任他们、尊重他们，所以他们也干得很出色。我这个经理没有成绩，东阳三建的成绩都是他们干出来的。”
这番说话未完，会场内掌声雷动，大家都对这个结实粗壮、只有小学学历的乡镇经理刮目相看。此后，这些体制内的人士也不再认为楼忠福没有文化，他也很快就融入他们当中，并顺利地把这些体制内的朋友“织入”自己事业的“合作秩序”当中。
这些与企业经营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看来是莫名其妙的，即使在以引进外资为主的“珠江模式”下的广东人看来，也觉得陌生。但是这些“二胡旋律中的太极功架”，却是完全依靠自身力量从零开始的“浙江模式”必不可少的生存之道。没有这些“中国功夫的招式”，浙江人的企业家天赋根本无用武之地，乡镇企业也无从“扩展合作秩序”，实现做大做强的梦想★。
楼忠福在承包经营期间，正是凭借这些主动适应体制和积极融入体制的举措，赢得了政府官员的信任和支持，也为企业的发展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东阳三建在上世纪80年代的很多具体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当地官员的支持和关心。

第一部分 时间开始了第9节 浙江大象能跳舞

激动人心的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方生未死、新旧共存、乍暖还寒的年代，新与旧的碰撞不仅存在于整个社会，甚至在同一个人的头脑中存在。
改革开放的过程，本身就是利益格局和社会秩序的重组过程，加上渐进改革本身必有的不公平性，所以冲突和矛盾自然是无法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利益的得与失和观念的新与旧，不仅在部分人的头脑中融合成思想的迷雾，还在部分人的心头上暗结成情绪的冰雹。这样的“气候条件”是悲剧最容易上演的时候，很多在体制的边沿上创新的改革实践者，一不小心就被送上“姓资姓社”的政治审判台。1987年发生在辽宁并轰动一时的所谓“关广梅现象”大讨论，就是这种例子的典型。其实关广梅只不过是承包了几家公司，并取得了让部分人觉得不舒服的成功而已★。
在这样的时刻，作为“掌握改革探索生杀大权的判官”——地方官员，他们意识观念的指向和实际行为的表现，在这历史骨节眼上就极为关键。中国的南与北、沿海与内地以及各个不同地方后来经济发展上的差异，大致可以从这个阶段地方官员在表现上的分野看出。
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虽然是中国各地政府官员头上“共同的雨伞”，大家所面对的都是一样的旋律和节拍，但是如果把体制内的官员都比喻成大象的话，浙江的地方官员显然是一群能够跳舞的大象。
而楼忠福所遇到的一批官员，郭懋阳、童德成、吕朝昀等更是“能够跳华尔兹的大象”。楼忠福个人的成长、成熟以及东阳三建发展中很多具体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他们的引导、鼓励、支持和保护，特别是在新旧观念激烈碰撞、“姓资姓社”还相当有杀伤力的20世纪80年代。
郭懋阳可以说是楼忠福在体制内的启蒙者和领路人，是他发现了楼忠福这匹改革年代的“黑马”，也是他的赏识与支持把“黑马”送上改革的竞技场。楼忠福能够在精神意识上脱胎换骨、在体制文化中“洗脚上田”、在风高浪急时不沉入海底、在功成名就后不阴沟翻船，或多或少都得益于这位“导师”的调教。
郭懋阳是一个清醒的共产党干部，他知道“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本身就是一种不断“试错”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对一个企业、一个改革实践者责备求全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对那些乡镇企业和刚刚“洗脚上田”的农民企业家。郭懋阳是属于有点“脾气”的官员，而不是以追求“政治正确”为最高目标的干部。他坚定地认为，作为改革开放年代的地方官员，必须用开放的态度对待探索和实践，不能总以老一套观念和标准来衡量新事物，哪怕是顶着压力也必须这样。他明白，要做点事情，不可能不面对各种看法和言论。
作为金华市委书记，郭懋阳当然不可能直接过问楼忠福企业经营中的具体事务，他主要以提醒、督促、鼓励和必要的保护等方式来表达他的支持。他曾对别人说：“我对东阳三建，对楼忠福，只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一点工作。要说领导对楼忠福的帮助，主要是东阳县和吴宁镇的领导，他们真正是为东阳三建做了不少具体工作。”郭懋阳所说的领导就是东阳县（1988年撤县改市）县长童德成和吴宁镇书记吕朝昀。
1987年，宁波市一位负责发包工程的官员被查出贪污问题，宁波建委利用这次机会对外地工程队下令清退。因为东阳三建宁波工程队的一名副队长牵涉到这宗贪污案，所以东阳三建也成了被“驱逐出境”的对象。这种“一刀切”的处理办法，是中国行政中常见的手法，而在地方上，这种措施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在中国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的文化心理。
面对被赶出宁波市场的命运，楼忠福作为公司负责人除了作出相关应对外，还必须寻求体制力量的支持，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最有效、最主流的对话还是体制渠道的对话。一个外地的乡镇企业与一个市政府之间的对话习惯还没有形成，所以作为东阳县长，童德成亲自出马到宁波找相关部门协调和求情。经过各方努力，后来东阳的农民子弟们总算避免了被逐回家的命运，而东阳三建也因此保住了宁波的滩头阵地。
宁波清退风波刚过，东阳三建在杭州又因一项工程中的一个技术问题遭遇整个公司“减少一半施工面积”的处罚。童德成再次出马，风尘仆仆地去找杭州建设管理局的官员解围。几千东阳建筑民工的就业问题和一个乡镇企业的发展，再次因为县长“能跳华尔兹”而逢凶化吉。东阳三建虽然属于集体企业，但一县之长为一个企业的具体问题出面求人、四处奔走，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其他省可能并不多见。但是在浙江，在金华和东阳，这样“能跳华尔兹的大象”却不在少数。
东阳县城所在地的吴宁镇镇委书记吕朝昀也是这样一头“大象”。不过作为直接面对中国最底层民众的最底层官员，作为东阳三建的“所有者”和控制者，吕朝昀不仅会“跳华尔兹”，有时候还得“跳迪士高”。
尽管东阳历史上有活跃的手工业传统、在民国期间也经历现代工商业的文明洗礼，但是毕竟工业化并没有在东阳实现过，上世纪80年代的东阳仍然像中国绝大多数的县一样，基本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农村的传统习俗、观念以及农业文明意识，仍然普遍存在于村民百姓的头脑中。这些在历史演变中积淀而成的传统性格，虽然有很多合理和优秀的东西，但是与市场化改革和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东西也十分明显。比如大村欺负小村、大姓欺负小姓的旧俗，以及用武力械斗的方式处理矛盾和纠纷的风气依然根深蒂固，鼓励创新、包容差异的多元意识和超越血缘的契约精神仍然缺乏。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乡镇企业的“合作秩序的扩展”就难免磕磕碰碰了。
有一次东阳三建让吴宁镇一个村庄的拖拉机队（属于集体所有的运输队）拉沙石，事前双方说好一台拖拉机拉一趟的运输费是10元钱。不过双方并没有签合约，合约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农村地区尚不流行，因为双方都是本地人，不签合约本也不奇怪。但是这村庄的干部在拖拉机跑了几趟后提出要提高运费，从10元提到15元。
东阳三建施工队自然无法接受这个提价，所以让别的能够接受这个价钱的拖拉机队来干。可是这个村庄的村民却把路给堵上，把那些外村的拖拉机都包围起来，并扬言谁敢把沙石拉进来就打谁。因为工程所用的土地是从这个村庄征来的，进入工地必须经过村庄，在这种情况下，村民们意气十足，摆明要强逼楼忠福接受自己的出价，反正大家都知道你楼忠福承包东阳三建后赚了大钱。从小就敢于打架、习惯打架的楼忠福，这个时候显然没有成熟到把旧毛病都根治了的程度。他觉得这是明摆着欺负人，在知道情况后，立即火冒三丈。他跑过去把被包围的拖拉机发动起来，然后说：“没有人敢开，我来开。谁敢挡路就撞谁，大不了就赔钱。”然后就把拖拉机“哒、哒、哒、哒”地开了过去★。
如果大家都来硬的，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继续下去一场械斗就不可避免。所以楼忠福审时度势，采用软的办法，请村干部吃饭说理，可对方仍然咬着15元的价钱不放，并放出话来“要斗到底”。楼忠福把情况向镇政府汇报，镇委书记吕朝昀了解到事实真相后，出面做工作，但对方仍然不依不饶继续以阻挠施工来要挟。就这样拖了两个月，最后吕朝昀惟有动用派出所的力量来开道，并坚决表示“再无理取闹的，来一个抓一个”，事情才算了结。
除了在这一类带有基层特色的“磕磕碰碰”中维护秩序之外，吕朝昀对东阳三建和楼忠福的帮助主要是维护一个“自主经营”的发展空间。做到这点虽然只要“无为”就可以了，可是对于习惯了“无所不为”的全能观念的“婆婆”来说，能够不去干预自己可以干预的集体企业，却并非易事。这不仅需要他以身作则的清醒，还需要众多的“婆婆”不去“上山摘桃”，否则“树”还未长成就搞得满地都是“残花败柳”了。
体制内力量的“正作用”对于一个企业的成长，在上世纪80年代的环境下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始终只是一个“必要”而非“充要”的条件。就像一片树林和一个林地看守者的关系一样，看守者的看护固然重要，但树林到底能够长多高多大，只能由树木的基因决定，看守者是无法“拔树助长”的。东阳三建和楼忠福个人事业发展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还是楼忠福本人的企业家“基因”。

第一部分 时间开始了第10节 既有绣花功也有劈柴力

接受体制、融入体制所解决的只是外部障碍和阻力的问题，一个乡镇企业能不能发展，更重要的因素是企业团队内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企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是外部力量能够解决的，不然在计划体制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国有企业，就不会有人心涣散、效率低下的问题。
楼忠福1984年的上台并不十分名正言顺，甚至可以说是充满争议，而且文凭不高、资历不深，他凭什么去收服人心、凝聚士气，激发团队的战斗力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得从一些具体的细节中去寻找。
1985年，楼忠福到武汉检查在江北铸造厂的工地。听完施工队长的情况汇报后，楼忠福感觉很不错，工程进度、质量和收支情况都让人满意。他好好地表扬了一番那个施工队长，然后跟他到工地各处转转。
走着走着，突然楼忠福收住脚步，目光停在两个工人身上。那两个工人正从宿舍里抬着一块床板走出来。楼忠福觉得奇怪，就问队长是怎么回事，队长也说不知道。
这时候工人走到了他们跟前。当时是初夏，武汉的天气已经比较热了。工人的衬衫没有扣上，一阵风过来，把衬衫吹开了，楼忠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走过去接过床板，然后用力将床板往地上一顿。队长此时才发现了满地的木虱，个个都吃得饱饱的。
楼忠福撩开工人的衣服，指着满身的红斑对施工队长说：“队长，工程质量你够重视了，可是这些兄弟们的睡眠质量可一点都不关心啊！你看看，咬成这样，还能睡好觉吗？你可别忘记，工程质量出自他们手上，他们的睡眠质量有保证了，工程质量才有保证呀！”楼忠福批评了队长后，下令放假一天，让工人清理宿舍卫生。同时告诫施工队长，从今以后不但要管好工程质量，还要管好工人的生活条件，两者都是责任，都不能失职。楼忠福回到东阳后，很快就在公司管理条例中加入了一条：凡施工队长不关心职工生活条件、漠视职工困难的，职工可以直接向经理楼忠福反映★。
这件事很小，但情却很重。楼忠福收服人心、凝聚士气的工作，就是从这些润物无声的“情节”开始的。但感情的付出，不仅需要细微处的关心，更需要有大肚能容的气量。
施工队长楼为民是个年轻的老建筑，业务水平很不错，脾气也好。楼忠福上任后很信任他，让他率领队伍承建江西的一项工程。可是工程竣工后，一结算才发现亏损了20万元。楼为民自知责任重大，请求楼忠福处罚。
但楼忠福并没有气急败坏地处罚他，甚至连批评都没有。他拍拍楼为民的肩膀说：“人总有跌倒的时候，总结教训，继续前进吧。”接着他又把江西的另一项工程交给楼为民。
楼为民本想戴罪立功，回报楼忠福上次的宽大处理。可这次还是出问题，工程本来不亏，可工程有一处地方存在质量问题。对方虽然还没有提出返工的要求，但楼忠福知道后，立即下令返工，宁可损失经济利益也不能损失公司信誉。
这回楼为民受到了降职和罚款的处罚，心里难受，情绪也很低落。但楼忠福并没有对他失去希望，又给了他一个机会，并鼓励他重新爬起来。可是当楼忠福到他的工地检查时，发现他竟穿着拖鞋、抱着儿子在晃荡，一副在村头巷尾休闲的村夫模样。楼忠福很恼火。他想，虽然大家都是农民出身，有些村头巷尾的习性自然难免，可是施工队长毕竟是一个工地的头儿，如此闲散形象和随意的做派，如何管理得好一个工程？！
果然，这又是一个亏损项目。楼为民难过得掉下眼泪，楼忠福也很伤心。但楼忠福还是没有骂他，当然也没有再给他任何机会了。
体现楼忠福待人接物重感情、有气量的例子还很多，不过现实难题的复杂程度，有时候并不是感情和气量这副“滋阴降火的中药”能够奏效的。就像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一样，改革开放既然也是一场革命，很多事情就不可能是简单的是非对错了。此种局面，不仅考量一个人的情商，还得考量一个人的智商。
1985年中，城关建筑公司更名为东阳三建后，镇政府决定将另外一个乡镇企业——卢宅工程队并入东阳三建。这是那个年代一宗典型的“拉郎配”，镇政府此举的目的是要让东阳的建筑业迅速做大做强。红头文件已经发下来了，可是两支队伍并成一家，并不像两碗水倒在一起那么简单。尽管两家企业都是“政府婆婆”管得着的“媳妇”，但毕竟大家素来是两个团队，各有各的五脏六腑。
因为这是一起拉郎配的“婚姻，所以在程序上是先“结婚”然后才“谈恋爱和柴米油盐”。楼忠福充分估计到这个局面的复杂和困难，所以“结婚”之始，就把三建公司第一副经理的交椅安排给原卢宅工程队的蒋经理。原卢宅工程队其他骨干人员也都得到相应的重用，原来负责设计和技术的孔科长也被安排到三建管理委员会理事的位置上。
可是到边“谈恋爱”边“谈柴米油盐”的时候，蒋经理和原来卢宅的骨干们多少都有些不大适应，毕竟现在是“嫁入”东阳三建，很多事情都不再由自己做主了。两家公司清算家底和资产重组的计划公布后，蒋经理和原来的部下的不悦情绪更明显了。楼忠福看在眼里，但不放在心里，他依旧和颜悦色。
他平心静气地跟蒋经理说：“你现在是公司的第一副经理，公司的总体情况也应该尽快熟悉。公司正在开拓上海的市场，我想明天我们就一起去上海看看那里的工地进展情况，顺便考察考察上海的市场。你看怎样？”
蒋经理是个爽快人，楼忠福这么客气地安排差事，他也就满口答应了。两人出发去了上海后，公司的资产账目清理工作也随即开始了。但负责设计和技术的孔科长觉得不妥——为什么公司两个头儿都不在家的时候过来清理账目呢？所以等到三建公司的人员要过来接管账本的时候，孔科长自作主张地将卢宅建筑队的大门锁上了。
一边要清账，一边却大门紧锁，气氛立即紧张起来。楼忠福在上海接到电话后没有和蒋经理商量，就命令先贴一个公告出去，宣布撤了孔科长的职位。
大斧头劈柴，势如破竹，这下没有人再阻拦。大门打开了，账本也顺利移交了。
楼、蒋二人从上海回来后，这些“柴米油盐”的清理工作也结束了。蒋经理没有说什么，只为孔科长求情，楼忠福也顺水推舟，恢复了孔科长的职务。
“新婚”的磨合期总算过去，但楼忠福也跟蒋经理把话说明了：“你现在是第一副经理，有职有权，公司的事情说话也算数，但是公司的财务和工程合同还只能是我一支笔，当然我会跟大家商量的。”
就这样过了一年多，后来问题又出来了。毕竟蒋经理原来身边那批“骨干旧部”都在三建内部了，大家朝夕相处难免会把眼下的“婚姻生活”跟过去的“独身日子”相比。人都是脆弱的，牢骚的话多了，不良情绪便要“开花结果”了。
“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李煜的抑郁情绪，终于在蒋经理原本爽直单纯的内心发芽生根，然后又开花结果了。
楼忠福早觉察到了这一切，但他什么也不说。他很了解蒋经理的个性，知道他是一个专业型的人，不是一个善于在人际间周旋的人。他打算过了春节就让蒋经理去宁波，直接抓宁波工程处的工作。因为他对技术、施工等业务都很在行，波折颇多的宁波阵地当时也确实需要他这样能担大任的将才临危受命。楼忠福这样安排，也是想让他离开总部这块容易怀旧的旧地，远离那些爱唱“后庭花”的旧部。
当楼忠福正要跟他商量此事的时候，蒋经理却先找过来了。“忠福，我决定不干了。”楼忠福并没有接受他的请辞，也不拒绝。“兄弟，就要过年了，有什么打算过了年再说。”
过了大年，趁着正月新春的喜庆气氛，楼忠福从公司要了一辆车，并请了镇里的书记、镇长、副书记、副镇长四人一起，去给蒋经理拜年。这天正好下了大雪，蒋经理打开门一看，都是领导和上级，很受感动。
如此盛情厚礼，又值新春喜庆，爽直的蒋有多少不开心，也都一下烟消云散了。所以当楼忠福挽留他，并跟他商量要让他去宁波独当一面的时候，他也不好一口回绝了；加上几位领导也在一旁开解和劝说，蒋经理也就不好再“拧”了。
楼忠福看火候到了就举起酒杯说：“我相信兄弟你是个人才，三建公司需要你这样的将才。今天镇里领导都在这里，你既然给领导面子，也给我楼忠福面子，那大家就继续一起好好干。来，我们干了这杯！”
“叮”，楼、蒋二人的酒杯碰到了一起。
春节的假期过完后，蒋经理再次回到公司。相关的工作都安排好了，动身的日子也定下来了。可是快到出发的时候，他再次变卦，跟楼忠福说不去。楼忠福再次挽留，但他还是决定离开。
他去了另外一家建筑公司，仍然做第一副经理。可是这个公司却接连两年都亏损，实在撑不下去了。蒋经理只好离开，再次另谋出路。楼忠福知道了他的处境，也知道他有回头的意思，只是不好开这个口罢了。
这时候，楼忠福又主动来了。他向蒋发出邀请，说三建需要他，也欢迎他。蒋也总算放下了心理包袱，回来了。
“楼总，真不好意思。”
楼忠福一拳打在对方肩膀上。
“兄弟这么说就见外了，你这样的人才，我们什么时候都需要。过去的就过去了，一切从头开始。”★
收服人心的事情确实不容易，通过这一系列“绣花”、“劈柴”的努力后，楼忠福在公司内部的威信一步步确立起来。但改革年代的“企业政治”毕竟不同于过去的“革命政治”，“越穷越革命”的规律不适用于企业经营。在企业的蓝天下，个人威信和魅力的光芒，是无法在空气中被“光合”成“马儿的能量”的。马儿要跑，就得让马儿吃草。
对外部体制力量格外重视的楼忠福，显然也没有忽视这个问题。他对企业内部利益激励问题有清醒认识。他很明白，没有形式上的东西，就没有在外面“行船的身份证”，也无法约束和管理本来就十分松散的工人队伍，更无法铸造“铁打的营盘”。但要凝聚人心士气，激发团队战斗力，归根到底还得靠合理的利益激励。所以一出任经理，他就对职工说：“集体企业没有靠山，也没有铁饭碗，我们是靠自己双手拼搏吃饭，不是靠着政府吃大锅饭，所以我们的待遇一定要比国有企业好。我们要让承担经营责任风险的施工队长们首先成为万元户。”
这不是空头许诺，而是说到做到的。1985年底，东阳三建派张伟钢等年轻职工去杭州参加培训，上课老师是浙江一建一位姓王的工程师。他当时每个月拿78元工资，加上年终奖金和平时上课的收入，一年总收入也就在1500—1600元收入。当年轻的张伟钢告诉他的老师，自己一年也能拿这么多的时候，这位王老师都觉得不可思议。他瞠目结舌地说：“你们乡镇企业真有钱！我这个国有企业的工程师连你们一个普通职工都不如。”★
其实这还不算什么，要说收入高，东阳三建的施工队长才是最高的，他们是拿利润分红的。当然他们也承担最大的经营风险，为公司作出了最大的贡献。他们当中很快就成长出一批光荣的万元户了。
除了收入比国有企业高之外，公司每年年终都搞评选先进之类的活动，对先进者论功行赏。上世纪80年代物资短缺，热水瓶、手表、自行车等物品奖励，都能让职工高兴一阵子。
这些措施并不新鲜，但并不是每一个企业都能做到。没有两下“劈柴力”，一个体制外的乡镇企业，也不敢随便在待遇上跟国有企业比高低。

第一部分 时间开始了第11节 麻烦是最好的老师

中国人的确是很聪明的，虽然中国的圣贤说不出“我所知道的只是自己的无知”这样伟大的醒世恒言，但中国人对人的认知能力是足够清醒的，所以才有“于无字处读书”的智慧提醒。
人们获取知识和取得进步的途径，确实不只有书本和学校，而且书本和学校往往都不是效果最好的途径。“社会大学”中的“现实课程”，往往比教室内的书本来得更加深刻和有效。马克思也曾说过，社会需求比办十所大学更能够推动技术进步。
上世纪80年代的楼忠福，虽然时时为自己只有小学毕业的教育经历而感觉不安，并在出任经理后如饥似渴地看书、读报和进修。但是让他得益最大、进步最快的，可能并不是这些“有字的学习”。现实工作中的麻烦和困难，也许才是让他进步最快的老师★。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建筑文化和服饰文化都走出了过去的单调，颜色、面料和式样都在不断地丰富起来。“干部装”虽然还是比别人多个兜兜，但更为神气的西装革履显然成为更多人的选择，泳装表演在争议中出现，而各种式样豪华的洋楼也从土地上冒起。1986年东阳三建所承建的一个工程要求铺设玻璃马赛克，这是一种新的建筑装饰材料，东阳子弟们以前都没有见过也没有使用过。土八路碰见坦克车，自然是土法上马，按照过去老经验来做。可结果却是耗了工时又废了材料，搞得乱七八糟而毫无进展。那时候盖楼房是特别讲进度的，工钱尚可商量但进度却必须保证。无奈之下，楼忠福只好出高价钱到别的工程队请师傅了。
其实这次事件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麻烦，跟另一个教训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也是在1986年，东阳三建承揽了国家兵器部富阳疗养院的工程。东阳三建是以“投标”的方式取得这项工程的，但是那时候中国建筑市场还不知道投标为何物。所谓的“投标”，只不过跟农村“标”一堆猪骨头一样，在信息极不详尽的情况下凭眼力和经验估价，如果双方觉得合适就成交罢了。这个工程坐落在浙江富阳县风景秀丽的千岛湖景区内，楼忠福本以为这次是拾到宝了。可是随着施工开始，各种信息逐渐清晰和具体之后，才发现以260万承包来的工程，实际造价竟然需要400万。140万的亏损放在何时何地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在当时的中国更是一个天文数字。楼忠福和公司的同事都傻了眼，怎么办才好？是丢盔弃甲地逃跑呢，还是把问题摆出来争取对方的谅解和补偿呢？
然而，麻烦大了，有时候事情反而好办。楼忠福无奈之下，只好到北京找建设单位说明事由。对方也知道情况属实，虽然双方签有合同，但是如果只是单方面强调合同，而不考虑实际存在的问题，显然对双方都有麻烦。最后北京方面从实际出发，补充了一个协议，东阳三建继续抓紧施工，保证工程按时间、按质量完成，当然对方也要确保三建不赔钱。一个天大的麻烦，一转眼就变成了柳暗花明★。
事情并非总是如此，同年发生在宁波的另一场麻烦，可就没有这么顺当了。东阳三建是在楼忠福出任经理后才开始进入宁波的，经过一年多的开拓，1986年基本站稳脚跟，业务也开展得不错。能成此局面，宁波施工队长李昌仁功不可没。这年他负责的一个工地，由于管理上存在众多漏洞，工程还没有完成一半，资金就超过预算。可是李昌仁还没有觉察，这个情况是由公司会计发现的。根据会计的初步估计，整个工程可能要亏损50万左右。
这个消息在公司内部引起了极大震动，楼忠福立即从东阳总部派出“老建筑”杜洪寿为组长的工作小组进驻宁波工地，一方面是核查账目，另一方面是保证工程继续顺利进行。
但是工地一线民工早已成了惊弓之鸟。他们判断，整个工程亏损这么大，哪还有钱发工资，就算发得起工资也很低，赶紧走人吧！所以工作组还没有到，他们就已经卷起包裹一哄而散了。集体企业的灵活性，在这个时候成了一种“负优势”。当然这也不能怪这些农民兄弟，他们不是国有企业的“工人贵族”，有国家的大树可靠、有旱涝保收的铁饭碗保障，他们才刚刚成为脱离集体的“自由人”，风险自担、冷暖由己。
自由的和尚是可以跑的，但东阳三建的庙不能跑，楼忠福这个方丈更不能一走了之。工程还必须继续，进度还必须保证。这不仅是亏损多少的问题，更是关系到公司信誉、名声和未来发展的问题。这个烫手山芋，楼忠福和三建公司必须继续抓着。东阳工人不愿意干，就到温州、江西、安徽等地去找愿意干的人。为了稳定军心保证进度，楼忠福下令保证工人工资及时足额发放，干一天发一天的工资，干得快干得好的还有奖励。
最后，工程按时、合格完成，而整个工程亏损则是87万元。87万元正好是楼忠福1984年出任经理的时候，城关建筑公司的资产总值。这一仗自然是损失惨重了。
年来年去，冬去春来。1987年，还是在宁波，东阳三建的麻烦又来了。这年8月，《宁波日报》头版登出了一篇题为“黑手莫伸，伸必被捉”的新闻。熟悉中国政治文化的人，从题目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关于官员贪污的新闻。这标题本身就是一句20世纪50年代的毛主席语录，所言说的对象就是开国第一贪污案的主犯刘青山和张子善。
宁波这个案子中，被抓的受贿官员是一个负责工程发包的老干部，而行贿者中就有东阳三建宁波工程队的副队长。新闻公报之后不久，宁波城乡建设委员会就展开建筑市场的“治理整顿”工作，下令把那些“作风不正”的工程队驱逐出宁波建筑市场，其中东阳三建就是“被逐之客”。
“治理整顿”是中国上世纪80年代非常流行的一个政治名词，也是非常流行的一种行政手法。这种从革命运动的传统中演化过来的简单化的“一刀切”运动，常常被应用来处理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特别是民营企业参与比较多的行业，而后果往往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宁波这次因贪污案而起的建筑市场的治理整顿，就是简单化地采取“一刀切”的清退方式来治理建筑市场的不正之风。
尽管这种行政手法有诸多的不合理，但是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威是不容一个外地乡镇企业质疑的，更何况东阳三建宁波工程队确实有行贿的“硬伤”。
宁波是东阳三建市场战略布局中的三大主战场之一，楼忠福十分明白被逐出宁波市场意味着什么。所以他赶紧向东阳县建工局汇报情况，希望通过体制内对话来化解这场危机，但宁波城乡建设委员会不为所动。
楼忠福的脑子立即转到另外一个渠道上去了，他想到通过新闻舆论的力量来改变宁波建委的决定。因为这次清退行动的影响面是巨大的，不仅东阳三建，还有其他一批建筑工程队，一批工程项目的建设方的计划也被打乱了，而且这些都是宁波市的单位。
新闻记者了解到情况后仗义执言、主持公道，一连发了数篇报道和评论，分析和点评宁波建筑市场“治理整顿”措施的是非得失。这些文章一下子把一个独立的事件，提升为浙江省的一个宏观问题、一种改革开放中必须关注的现象，同时也把事件的“政治温度”迅速提升上去。
此时东阳县县长童德成觉察到了事态的进展，凭他在体制内历练多年的经验，他“嗅出”了新闻报道烧起来的“政治温度”已经到了“临界点”。他让东阳三建在言语上和新闻报道上赶紧“抽柴熄火”，否则“整锅饭就烧糊”了。
“一波还未过去，一波又来侵袭”——真像这段流行歌词所唱的那样，宁波的“波”还没过去，杭州那边的“潮”又侵袭了过来。1987年9月，东阳三建杭州第三施工队在送“试块”去杭州市建筑工程管理站检验的时候，被发现问题。所送的三块“试块”中，有一块居然是旧品。“试块”检验是建筑工程质量监督中的一个必要但并不困难的环节，具体做法，就是要求施工单位在开工前做好三块不同标号的混凝土样品，样品经过管理部门检验测试，如果合格，就可以按照样品标号开始施工，如果不合格就重新做样品再检测。这个队长之所以图方便、敢以旧当新，是因为跟管理站内一个职员比较熟悉。熟人好办事的中国文化心理，超越了规则和程序的要求，所以这家伙无视“红绿灯”的存在，可没想到这次值班的不是熟人，而是别人，结果被逮个正着。
拿旧品充当新品送来检测，明摆着是弄虚作假、蔑视监督管理，这还得了？管理站人员发现问题后，上报杭州建筑工程管理局。管理局立即对东阳三建杭州工程队作出处罚：东阳三建在杭州施工面积减少一半。那时候，一个建筑公司能够在一个城市内接多少工程，不是公司自己说了算，还需要官方管理局的“批准”，否则公司能力再大也没有用。
处罚当然不单是减去一半施工面积，整个事件还要在行业内通报，这下子损失就不仅是经济上的，还加上了整个公司和楼忠福个人的声誉。楼忠福年初刚刚被评为首届浙江十佳经理，在体制内声誉正隆。现在这个十佳经理的公司居然在质量问题上弄虚作假、妄顾质量安全，这不是天大的讽刺吗？十佳经理还有何脸面见人？
清退问题还没解决，现在又飞来一个丢人的“试块”事件，前后夹击中的楼忠福，顿时焦头烂额、气急败坏。他赶紧把杭州的问题连同宁波的问题，一并汇报给东阳县县长童德成。一个乡镇企业的生死好坏，本与一个县官的政绩前途没有多少直接关系，但此时童德成却像个“弱国大使”一样，跑完宁波跑杭州，低声下气地为东阳三建去“游说诸侯”。当然童德成并不只是一味“呵护”着东阳三建和楼忠福，作为父母官，他另一方面必须“关起门来教子”——让楼忠福和东阳三建认认真真直面自己的问题、吸取教训、提高觉悟、整顿队伍★。
经过童德成的敲打和点拨，“坚硬”的楼忠福茅塞顿开。他在诚惶诚恐中明白，田间地头、小街窄巷中的“村夫对话”，与冷峻石狮把门的高墙阔院内的“体制对话”是完全不同的。东阳三建要把“合作秩序”扩展到东阳之外，就少不了与陌生的地方政府和官员进行“体制对话”，要进行“体制对话”，就必须掌握和使用“体制语言”。楼忠福立即行动，在宁波和杭州先后展开“体制对话”，用“体制语言”说话。
在宁波，楼忠福带着公司随从跑去跟宁波城乡建委认错、致歉，同时以书面的方式检讨东阳三建的错误、汇报公司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和公司内部纪律的整顿情况，并保证日后绝不发生类似事件。然后，楼忠福在宁波召开了一次全公司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这是一次声势浩大的“整风会议”，出席者除了东阳三建全体施工队长以上干部外，还有东阳县和宁波城乡建委的一批官员。会场内挂出红色横幅标语，奏起《义勇军进行曲》，主席台上端坐着宁波和东阳的“首长们”，台下是东阳三建的“八路军干部”各就各位。一派严肃认真的“体制气氛”，与乡镇企业的农民建筑工平日吆五喝六、长呼短叫的作风完全两样。
楼忠福在会上通报了公司对宁波工程队的行贿事件的处理情况，对行贿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并强调公司今后要着重整顿“重产值轻质量、重速度轻安全”的经营作风。东阳县的官员以及东阳三建其他一些代表也在会上作了发言，围绕“整顿作风”的主题谈想法、表决心。
通过这番“体制语言”的表述，宁波城乡建委也转变了态度，不久就取消原来的“清退令”，允许东阳三建继续在宁波承建工程。
在杭州，“试块事件”的处罚虽然已经被长袖善舞的童德成县长解了围，但事情已经通报曝光，舆论影响还在。所以楼忠福在宁波“整风会议”后接着在杭州使用“体制语言”来向业界说话。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请客户揭短”，出席会议代表主要是东阳三建几年来的客户、东阳县官员、杭州和浙江省建设行业管理部门的相关官员，以及浙江部分新闻单位的记者。
楼忠福对“揭短会”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他并非只是为了“做戏”。他在会议开幕发言中诚恳地邀请各位客户朋友、领导干部毫不留情地对东阳三建“开炮”★。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就是这样可爱，当一个人真诚地邀请你向他开炮的时候，大家即使有炮要开，也立即客气、委婉起来。代表的发言几乎都是以表扬、理解为主，即使有提意见的也是欲扬先抑，相当委婉。
楼忠福趁热打铁，在会上宣布三大措施：第一对所有已建和在建工程进行一次质量大检查，不合格的坚决返工；第二组织“客户访问组”定期对已建工程进行回访；第三在东阳、宁波和杭州开通监督电话，客户发现问题随时举报。
楼忠福的这一系列动作，在上世纪80年代是很好的新闻题材，所以“揭短会”的消息，很快就成为行业内和浙江主要媒体的新闻。“试块事件”的负面影响，至此也算转化出一个正面的效果了。
当然，这些“体制语言”的使用并不仅仅为了解决临时的问题，对一个粗放的乡镇企业、对于一支刚刚从涣散的农村文明中“洗脚上田”的建筑队伍，这些动作对他们意识观念的转化也具有极大的作用。

第一部分 时间开始了第12节 吃饭筷子可撑船

韦伯、余英时和梁漱溟等大学者之所以认为中国即使再独自发展5000年也无法发展出资本主义来，其原因除了中央皇权对私有产权的侵犯和压抑外，另一个重要障碍就是儒家文化中的家族伦理观念。这种以血缘亲疏为基础的人伦关系，在地理空间上有一个对应的产物，就是地方主义。
血缘人伦和地方主义的观念，对中国各种事情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谁也无法用“数目字”说得清楚。一生都与天、地、人相斗的毛泽东，也曾感慨“条条专政”和“块块专政”的厉害。当然让毛泽东大感头痛的“条条”并不是有血缘关系的“家族藤条”，而是从中央直贯到地方的行政管理系统。不过在计划体制的大家庭内，不同行政系统倒十分类似于同祖同宗的“家族藤条”，只是“身体发肤的血缘”，换成了“行政上下关系的血缘”而已，两者在精神上仍可说是同种同源的。
总之，中国人的“精神地貌”让一个伟人都感到行走困难，尚且无法“铁马从容杀敌回”★，一个企业要在这样的背景中展开分工和合作，其难度自不待言。所以中国各地的中小企业是否能够做大、做强，发展成大企业，非常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它们能否超越两座大山——“血缘人伦的条条”和“地方主义的块块”，把市场半径延伸开去。
作为一个乡镇企业，东阳三建的“吃饭地盘”，本来就在东阳一县之内，最多也就是偶尔到邻近的县去“客串”一下，地区一级的金华市的市界绝对应该是他们市场半径的终点了。乡镇企业被称为社队企业的时候，他们这一级别的企业的活动范围，就基本是这样被政府限定的。1984年之后这个“紧箍咒”虽然被搁置起来，但是传统习俗和文化心理上的制约仍然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现实的障碍更是摆在眼前。
不过东阳三建与众多的浙江乡镇企业一样，即使在社队企业时期，他们也显然不是受“紧箍咒”制约的“悟空”，而是被压在五指山之前、能够上天下海、能够翻筋斗云的“齐天大圣”。也许是因为经历过民国时期工商业文明洗礼的缘故，东阳三建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社队企业时期，其市场半径就超出本县、本市和本省。
早在1970年，16岁的楼忠福跟着当时的城关修建社到嘉兴做建筑小工，嘉兴是浙江东北部一个地级市。其后城关修建社不仅走出东阳和金华，还走出浙江，到湖北、江西等省承接工程。1984年楼忠福出任经理前，城关修建公司在浙江的磐安、义乌、富阳、德清和江西、安徽、湖北都有业务开展，虽然业务量不大，但是涉足的地域范围却相当广泛。
楼忠福在1984年底出任经理并承包经营后，东阳三建在市场领域的拓展上更是雄心勃勃。公司过去的活动范围也不算小，但几乎都是些偏远落后的地方，而且常年都是东奔西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游击半径”挺长，但市场占有量不大。1984年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心回到城市，全国上下都在大兴土木，其形势可就完全不同了。
楼忠福上任后，很快就提出“从游击战向阵地战转变”的战略调整，并大胆地把“吃饭的筷子”伸进浙江建筑市场最大的两张“八仙桌”——省会杭州和第二大城市宁波。在新战略思路的指导下，东阳三建一方面继续巩固东阳本土及周边传统领地，一方面用重点力量攻占制高点杭州和最大的新兴市场宁波。
楼忠福在1987年被评为金华市优秀共产党员的时候，曾在发言中引刘邦的话说：“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东阳三建，如果有韩信的话，堪称韩信者则非公司副经理吴小伟莫属了。他虽然也来自农村，但出身于见过世面的家庭，从小机敏老练，见多识广。东阳三建能够立足杭州市场，最初的局面就是吴小伟一手开创的。
1985年初吴小伟领命“攻占”省会杭州，当时东阳三建在杭州一点根基都没有，几乎是一块陌生、空白的市场。惟独吴小伟1984年在那里打过“游击”，所以楼忠福继续让他来领军。这样，吴小伟带着200人的队伍扎进杭州，租了两间农民房作为据点展开战斗。他每天骑着自行车，东跑西闯，既管理工地的事情，又得去找信息、接业务、建关系。杭州是省会，建筑市场在高度、难度和质量方面的要求都要高于其他地方。一个三级乡镇建筑企业在刚开始的时候很难取得市场信任，因此通过与国营大建筑公司搞联营，逐渐锻炼队伍和建立信誉，是立足市场的不二法门。
经过一两年的苦战，吴小伟在杭州立稳了脚跟。1986年楼忠福决定成立杭州工程处，仍由吴小伟负责，当年在杭州的产值达到1400万，占公司全年产值一半的份额。
宁波市场的开拓则没有杭州这么顺利，因为宁波毕竟不是省会，而是浙江11个地级市之一，所以市场的排外性要比杭州强。东阳三建进入宁波的时候，连在当地注册成立独立公司的机会都没有，只好跟当地国有企业联营。待到跟当地政府管理部门和行业内公司的关系建立起来后，公司才解决了注册和独立经营问题。其后因为业务发展很快，引起当地国有建筑企业的不满，加上公司自身管理上不断出现漏洞，所以一度困难和波折颇多。通过调整人马，并改善与当地政府和国有建筑企业的关系后，艰难局面也逐步改善，并在市场上立稳了脚跟。到1988年，宁波也成长为东阳三建的重要阵地。
当然在阵地战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乡镇企业擅长的传统游击战也捷报频传。到1988年，东阳三建的“吃饭筷子”已经伸进了北京、上海、江西、安徽、湖北、陕西、青海等七个省市，在浙江省全部11个地级市中也处处开花结果。在体制的条条块块随处可遇的上世纪80年代，一个资质为“三级”的乡镇建筑企业的“吃饭筷子”能够伸得如此远的，在浙江之外的中国其他地方恐怕并不多见。
楼忠福这些浙江人在市场上让人感觉意外的，还不止能够在国内伸长筷子吃饭，他们的筷子还可以撑着船儿漂洋过海，让他们够得着异国他乡的美味。
1987年年底，中国建筑工程公司一局第四公司在苏联海参崴承接了几项工程，需要从国内招募一批建筑施工人员参加工程建设。因为东阳三建的施工队曾经在杭州跟第四公司有过合作，也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第四公司就向负责杭州工程处的吴小伟“抛出绣球”，吴小伟立即向楼忠福汇报。
“刘邦和韩信”经过一番运筹后决定接下“绣球”，派队伍跨过长白山，挺进海参崴。尽管这趟远征千里迢迢、人地生疏且利润不厚，但楼忠福希望通过这一次“借船出海”的远征，能够为将来的东阳三建开辟一条乡镇企业搞跨国工程承包的“国际航道”。他们在公司数千人的队伍中挑选了最精锐的工人组成“远征军”。那时候中国人出国相当困难，更不要说农民子弟了。所以公司和当地镇政府都隆重其事，搞了盛大的欢送仪式为这批即将跨过乌苏里江的农民子弟送行。
这批东阳子弟确实没有给家乡父老丢脸，在天寒地冻、生活环境完全陌生的海参崴，他们以苏联人感到吃惊的速度和质量完成了工程。那时候苏联还没有解体，70多年计划体制“大锅饭文化”的熏陶已经让苏联人对高昂的士气、吃苦耐劳的精神感到陌生。当地的《海参崴日报》用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和宣传这些来自浙江的中国工人不可思议的敬业精神。后来，其他几个海参崴的单位慕名而来，找东阳三建承建工程。
除了这次远征海参崴的尝试外，楼忠福和东阳三建的将帅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先后到中东、中国香港、新加坡和美国考察，并于1993年在美国波士顿成立了一家分公司。
尽管东阳三建对国际市场的开拓，要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才真正取得比较可喜的成绩，但是80年代末的尝试，却早已充分显示了这个浙江人在市场视野上的无远弗界。
一个企业的市场半径，决定着一个企业到底能够做到多大。浙江人在延伸市场半径方面的天赋才能，是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比拟的。改革开放一开始，浙江人这方面的天赋就立即得到充分发挥。这些面有菜色、衣衫褴褛的农民，操着满口浙江各地农村不同的乡音，带着最简单的吃饭家当从浙江的农村出发，以别人鄙视的姿态走街串巷，渗透到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他们与广东人完全不同，讲究体面和速度的广东人，只在有成熟市场的地方西装革履、油头粉面地做生意。浙江人则毫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不仅能够在有市场的地方做生意，而且能够耐心地在每一个有人而还没有市场的地方做市场——不管沿海、内地，不管富裕还是落后。
十几二十年后，当一批在市场上呼风唤雨的企业家从这些栉风沐雨者当中蝶化而出的时候，其他地方的人才恍然大悟，并瞠目结舌地惊呼——浙江人的吃饭筷子可撑船★。

第二部分 向天堂的方向快跑第1节 走后娜拉的天花

吴敬琏说：“顾准是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如果这个说法没有争议的话，那么顾准发出这个“惊天呐喊”的时间，应该是在1956年第一次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后。
可惜的是在现实世界里，真理和先知的命运，都一样曲折、艰难。顾准的“大海潮音”作为一种经济体制被中国人接纳，是在他逝世后的第十四个年头，而且还需要88岁高龄的邓小平再次作“狮子吼”一回。
从顾准第一次提出市场经济到真正实行市场经济这一步，中国人用了足足36年的时间！
走后娜拉的天花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傀儡家庭》是一部寓意非常深远的作品，因此鲁迅和顾准都一再拿剧作中的主人翁娜拉来说中国的事。“为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挽回了一点尊严”的顾准，虽然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坚决地从理想主义的“泰坦尼克”号中跳出，孤鸿一般寂寞地飞落在经验主义的冷沙洲上，可惜天妒其才，1974年底，他就像一片凌风的黄叶一样被狂飙卷走。因此，曾经问过“娜拉走后怎样”的顾准，没有机会在1978年后亲眼目睹“出走后的娜拉”。
如果把中国1978年后的改革看成“娜拉的出走”，那么在第一个十年中，“走后的娜拉”都是极为兴奋而日见其好的，但是在随后的三年中，新生的娜拉显然得了“天花”。
1989年夏天，中国大地上旱涝共见。“娜拉的天花”，就在那个闷热的夏天爆发。不管在这场“天花”中持什么样的立场，任何一个负责任的中国人都无法否认这是一个国家的痛，就像无法否认稳定压倒一切一样★。
“天花”让“娜拉”变得极其脆弱，潜藏着的“病毒”也乘虚而入，企图将“娜拉”置于死地。当时，东欧、苏联那边也是风起云涌、雷电交加，一幅前所未见的“国际政治的气象云图”正在形成。
习惯了阶级斗争和宏大想象的人物在这幅“国际政治气象云图”前，“明察”了“大地起风雷，精生白骨堆”，他们大喊“妖雾重来”，从老屋中拿出尘封已久的“千钧棒”，磨刀霍霍，准备披挂上阵去为“玉宇澄清万里埃”。
中国的舆论环境为之一变，阶级斗争的旧式“放大镜”和“显微镜”不断地聚焦在1978年后蓬勃生长起来的每一只“白猫黑猫”身上，“姓资姓社”的冰雹不断飞落在改革开放的百花园里。此时苏联的轰然解体，更让这些“孙大圣”们理直气壮起来★。
一时间，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顿失滔滔。一部分人倒是突然兴奋起来了，另一部分人则感到彷徨，但更多的中国人在沉默、在观望，这其中包括已经退休在家的邓小平。
最彷徨的是那些走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实践者。在珠三角，一度有不少港台投资者把工厂关门走人了。在温州，很多个体或者私营老板也逃往国外了。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更多的私营企业主则像四川的刘永好那样，整天都提心吊胆，并随时准备对政府官员说“把我这个企业送给集体好了”。
楼忠福并没有提心吊胆，因为他所经营的是一个基本安全的乡镇集体企业，不过在“姓资姓社沙尘暴”笼罩的改革天空下，楼忠福也难免疑惑了起来。恰在这疑云满天的风口上，一个完全意外的浪头扑了过来——他的家遭洗劫，妻子王益芳被打断七根肋骨，生命垂危。小小的东阳县，立即满城风雨，有意无意的谣言化作有意无意的箭镞，射向楼忠福这棵“秀木”。厚重的黑云一下子布满了天空，他感觉到空气的凝重，他嗅到了一丝似曾相识的味道。他内心彷徨起来，而往事却如烟般飘出，儿时的记忆再现了父亲被五花大绑的身影。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则在不断劝他急流勇退。
“算了吧，忠福！赶紧上岸了吧，现在形势这个样子，继续做下去不知道是福是祸呢。你看哪里的谁谁不是曾经很红吗，现在不是栽下来了吗？中国的事情很难说呀，政策说变就变。昨天可能还说你好好的，但明天你就可能成为批判和打击的对象了。这样的事情，这么多年来还少吗？”
这样的劝告声音，在1989年到1992年初邓小平开口说话之前，多次在楼忠福的耳边响起，当然也在很多改革前沿的实践者们的耳边响起。大家都在左右顾盼，大家都竖起耳朵，大家都显得缩手缩脚，像草原上一群察觉了危险的斑马。听力早已经不大好的邓小平，虽然每天都跟儿孙呆在家里，但这些声音他显然也“听见”了。
他也许不是亲耳听见的，而是从疲软的经济增长脚步声中“听”出来的。1989年中国GDP只增长了4.1%，1990年更低，只有3.8%，1991年有所好转，达到9.2%，但这主要是得益于国有部门的投资增长。不仅整体增长速度前所未有的慢，而且非国有经济的增长速度更慢。从1988年到1991年，国有经济的增长速度连续4年高于非国有经济的增长速度，这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这是滑坡，这样下去老百姓是不会答应的，中国要出大问题的。”本来还想继续在家里静静地逗孙子玩乐的邓小平，再也无法安静下来了，沉默了两年多的他决定开口说话了。他南下广东，一直走到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然后一路走，一路说开去。他显然有点儿愤怒、有点儿着急，但神态还是那么举重若轻，语言还是圣经般简洁浅显。
“不改革，不发展，只有死路一条……中国已经耽搁不起了……”他的声音有点儿颤抖，甚至有点儿含糊，但谁都感觉到这是历史悬崖上的狮子怒吼、大海潮音。
这个“春天的故事”随着《东方风来满眼春》的长篇通讯从深圳传遍了全国、传遍了世界之后，“姓资姓社”的沙尘暴戛然落定，彷徨疑惑的黑云悄然消散，中国的天空再次晴朗。
“娜拉的天花”至此彻底痊愈，而中国历史再次出现了“先出天花后立太子”的典故——“计划体制”的“太子地位”被废，“市场经济”的大旗第一次被中国共产党人高高举起。没有礼炮，也没有大典，但这是中华民族货真价实的开天辟地，是古老文明脱胎换骨的范式变更。“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古老中华的国运在谷底里徘徊了一个半世纪后终于迎来了决定性的转折，市场经济正伸出“看不见的巨手”，为一个古老而多灾多难的民族指示了通往天堂的方向★。
这幕“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历史剧演完后，88岁的邓小平再次回家静静地享受天伦之乐去了。而整个中国则像突然发现了无数金矿，大家都忙开去了，而各种闻所未闻的新鲜事情，也日渐多了起来。
对于一个领导人来说，这才是真正的“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第二部分 向天堂的方向快跑第2节 广厦——春天就是“准生证”

“天花时期”的楼忠福，确实在第一个五年承包期结束的时候提出过辞职，但镇政府并没有批准他离开。在那段压力重重的日子里，郭懋阳、童德成和吕朝昀等各级政府官员，仍然一如既往地在政治上支持他、保护他。所以尽管他内心犹豫，但东阳三建的发展步伐并不犹豫。
在这段黑云压城的日子，楼忠福最让东阳人难忘的举措就是加大了“软力量”的投入。他把那些本可以属于自己的利润拿来奉献给当地社会，而不是放进自己的腰包。可能是为了在那并不晴朗的日子中制造一点明媚的色彩吧，从1990年的新春开始，东阳三建一连三年都在新春期间大搞文化活动。冯巩、陈佩斯、倪萍、达式常等一批当时全国最红的演艺明星，以及浙江小百花艺术团，都曾是东阳三建大厦的座上常客★。他们为楼忠福的父老乡亲献艺助兴，与东阳三建的工人们同台联欢。此外，东阳三建还举办“东阳三建杯”全国女篮精英赛和全国散文大奖赛，让东阳三建的大名在轻松快乐的气氛中走入寻常百姓的心窝。
另一方面，东阳三建又慷慨捐助当地的社会事业，并以半卖半送的方式，为当地建造了一批学校、桥梁、道路和政府办公楼。
待到记录邓小平南方讲话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在1992年三四月间传遍了中国和世界后，楼忠福和所有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河中畅游的“鸭子”，立即感觉到春潮涌动。他仿佛回到了1984年，他似乎听到战鼓的雷动，他似乎看见了千军万马，他那个硕大的脑袋又开始高速运转起来★。
连续半个月，他天天兴奋，但却夜夜难眠，也不怎么跟别人说话，周围的人都觉得有点奇怪。半个月后，他终于开口。他已经不满足于只做单一的建筑了，不满足于在这波大潮中再驾驶一艘小轮船了。他要组建集团公司，要搞多元化经营。他把自己的想法先跟两位副经理楼正文和吴小伟商量，然后再征求吴宁镇、东阳市和金华市相关官员的意见。
他们没有觉得他的想法不好，在态度上也都表示支持，可是这事情怎么操作呢？浙江省当时有大大小小将近3500家建筑企业，比东阳三建规模大、资质高、产值多、实力雄厚的建筑企业不知道有多少，而且这些企业大多是国有的。而东阳三建不过是千余万固定资产、年产值5000多万、资质只有三级的乡镇建筑企业，这个层次的建筑企业在当时的浙江，至少是数以百计。这样一种局面，怎么可能让东阳三建来先拔头筹，成为浙江第一个建筑企业集团呢？浙江省建设厅和那么多相关管理部门能够批准吗？
楼忠福身边的智囊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具体的困难，可是他却信心十足地告诉大家：“没问题，一定可以，而时间必须快，6月份集团公司的牌就必须挂起来。”他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是4月下旬，而且整个工作都还八字没有一撇，只是他个人拍脑袋的想法。
公司的骨干们还将信将疑的时候，他却安排大家立即分头行动，并决定就在4月26日先召开一次施工队长扩大会议。他以吴宁镇建筑业管理委员会主任和东阳三建总经理两个头衔，把所有能够管得着的60多个施工队长都请来开会。他从邓小平的南方讲话讲起，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大势和机遇，然后把组建集团公司、实行多元经营的构想和好处告诉大家。
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炼，这时候的楼忠福讲话早已不用什么草稿了，而且极具感召力和煽动力★。施工队长们个个都听得面红耳热，两眼放光。尽管他们在心里多少都有点疑问——楼忠福今次所画的饼是不是太大了一点，但是这么多年来的经历，还是让大家习惯性地相信他的本事，因为这批施工队长们几乎都是跟着他发达起来的。
“我们东阳人很聪明，也特别能吃苦耐劳。我们东阳的建筑业从唐朝起，就形成一支很专业的泥水工和木工队伍，就有了自己的风格。算起来，我们从祖宗那里继承过来的职业，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这一千多年来，建筑行当在东阳风吹不散，水泼不灭。这很不容易，这也是我们东阳人的光荣和骄傲。但是，这也是我们的惭愧，因为我们的祖宗干了一千多年的事情，传到我们手上，我们仍然干得很苦很累，而且也还很不成样子。
“这当然不能完全怪我们，这里面有很多历史的原因。但现在机会来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国大建设的高潮已经来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已经讲得很明白——中国不能再耽搁了。我们东阳人也不能再耽搁了，我们必须搞规模化经营，搞多业并举的集团式经营。我们必须把祖宗传给我们的产业发扬光大、做大做强，不仅要在国内做，还要在全世界做。这既是我们的责任，当然也是我们的希望所在，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你们都有机会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我们要有这个理想，也要有这个志气和信心！‘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看我们的集团就叫广厦建筑集团好了。这事必须快，我看我们必须在一个月内把集团公司的牌挂起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下个月这一天一定得把牌子挂起来。★”
“干吧，楼总！我们听你的！”楼忠福的话音刚落，会场上的施工队长就激动得按捺不住了，大家士气很高。可是，这不光是士气就能解决的问题，涉及政府审批环节都不是他们自己能够控制的。
按照当时东阳三建的规模，成立集团肯定是不够的，楼忠福管得着的另外十家公司加在一起也都还很小。楼忠福说，这个集团下面必须有20家成员公司，要搞就搞出个样子，一方面要说服其他的建筑公司加盟进来，另一方面还得新成立一部分公司。
新成立公司倒是没有问题，但说服其他公司进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时间这么短，大家谈判、算账的时间都不够。楼忠福则提出了“核心层、紧密层和松散层”的解决办法。属于他承包经营范围内的企业就是核心层，他管得着但不属于他承包经营范围内的就属于紧密层，那些他管不着的、一时难以解决清产核资问题的企业就属于松散层。反正大家先在名义上“结婚”，成为一家人，柴米油盐的细账日后再说。这样，集团的规模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实质的问题解决后，形式上还得有个章法。可是集团公司是当时中国的新事物，对于它的“五脏六腑”怎么安排、各个部件的功能如何，楼忠福和全公司的人都不懂。很多审批环节也不是东阳市的管理部门能够说了算的，而是需要地级和省级部门才有权审批的。要知道，自己都糊里糊涂的事情，到时候拿到政府管理部门那里审批，不但过不了关，而且还要耗费大量时间。大家都感到为难的时候，楼忠福又当机立断：“这好办！干脆把所有相关的管理部门都请到公司来，按照他们的要求，一次性集中起来完成，这不就省时省力了吗？”
这是典型的楼忠福思路和风格，再复杂的问题，他都能找到最简单的解决方法★。不过，要把这么多“婆婆”请动，可不是谁都能办得到的。但楼忠福能办到，至少在金华市这一级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此时的他已经是体制内外都十分知名的改革红人，他在社会上所兼任的头衔也多了起来，他和东阳三建获得的各种荣誉也比80年代更多了。1990年底他又一次被评选为第二届“浙江十佳青年经理”，这是他第二次从浙江省委书记的手上接过这个荣誉证书了。金华市和东阳（县）市这两级的荣誉，就更是十个手指都算不完的了。
楼忠福和东阳三建头上的这些改革光环，加上楼忠福在体制内外广泛的朋友圈子和良好的人际关系，至少在金华市内是可以省很多麻烦的。但到了省一级，问题就没有那么容易了，特别是作为建筑行业主管部门的浙江省建设厅，可是最为关键的一关。
建设厅是着眼全省的，它不可能给一个乡镇企业什么特殊的照顾，要照顾也先是省一级的国有企业，凭什么让你乡镇企业第一个成为集团公司呢？再说，你东阳三建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有没有条件凑这个热闹、赶这个时髦。
楼忠福在浙江省建设厅果然碰了钉子。尽管东阳市委书记童德成和金华市建工局局长也出面陪同他去申请，但是建设厅的干部并没有给什么面子。你下面地方干部支持当地企业发展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省厅有省厅的全盘考虑。“条条”和“块块”这两个屁股在这个问题上，也坐不到一条长凳上，楼忠福惟有回到东阳另谋办法。
就这么折腾了一个月，到了5月26日，金华市这一关所需要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市政府的批文也拿到了，就等省建设厅那边松口了。虽然大家都很紧张，但见到楼忠福那副辛苦操劳的样子，也不便问什么。
5月27日，楼忠福出发去奉化，参加浙江省建筑企业协会常务理事会的一次例行会议。他是这个理事会的常务理事。身边的人都觉得奇怪，这个时候还去参加这样无关紧要的会议。
其实，他并不是真正去开会，他是奔着建设厅厅长去的。他知道厅长要参加这个会议，他想当面跟厅长谈谈。会议就一天半时间，但第一天的会议议程很密，中间根本就没有机会谈话，而第二天中午会议就要结束。如果错过这个机会，那么再找时间就困难多了。
楼忠福决定夜闯厅长的房间。厅长早知道楼忠福这个人有韧劲、能磨，事业心很强，所以对他的不请自来也不反感。楼忠福单刀直入，把自己对当前改革形式、对建筑业的发展机会、东阳三建的发展情况和自己未来的构想和盘托出。这些道理厅长自然明白，也表示认同，但厅长却反问楼忠福：“你的公司在浙江既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好，你现在搞什么建筑集团嘛，等时机成熟了再搞不可以吗？”
如果是别人，听了厅长这么说也就乖乖走了，但习惯了被拒绝的楼忠福早就练就了一身“不知趣”的本事。他笑嘻嘻地跟厅长说：“厅长您说的很有道理，我们现在跟人家比确实还比不过。但是厅长啊，小平同志可是告诉我们要敢闯、敢冒的哟！那些最大、最好的企业当然最有条件成立集团，可厅长您帮我们看看，我们是否也有申请成立集团的资格。”
“资格嘛，不是说你东阳三建就没有。可是……”厅长的话还没有说完，楼忠福就插了进来，依旧是笑嘻嘻地说：“那就谢谢厅长了。我等了这么久就等厅长你这句话啊！”厅长都被楼忠福的“滑头”逗乐了，他赶紧补充说：“谢什么，我可没有批准你。”
两人都开心地笑了起来，楼忠福又乘机给厅长递过一支烟，然后又点上火。
“厅长，我们乡镇企业可不容易啊，什么都得靠自己。但我们做得并不差，要是厅里能够更多点支持，我们一定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可一样都是您手下的兵，照样给国家纳税，手掌是肉手背也是肉嘛。”楼忠福乘胜追击，“进逼”已经有点疲乏的厅长。
“楼忠福，你这话说得没错，你的意思我也明白了，对你对事业这股劲我也体会到了。我看现在也不早了，先回去休息吧，我会把你的话放在心上的。”
就这样，楼忠福给厅长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和一大堆的烟蒂后，就去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楼忠福第一个到会场，挑了一个最前面的正中位置。楼忠福要在厅长的眼皮底下听他讲话，一来是表示对厅长的尊敬、加深他的印象，二来是要仔细听厅长讲话的内容。
果然厅长在讲话快结束的时候，提到建筑企业集团的问题。但他只是简单地说说并提醒大家，搞集团公司，有条件的可以搞，但不要一窝蜂地搞。楼忠福这时候心里有数了，因为他知道东阳三建是第一家申报的，当时浙江省别的建筑企业有意向搞集团的不少，但开始申报的还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省厅不完全支持，至少不会强烈反对。
很快就到了5月30日，楼忠福再跑建设厅，但厅里主管部门仍然没有盖章。金华市那边能够盖的公章都盖了，但有的公章还得等省厅的批文和公章。6月1日，工商局也破例地先把营业执照先发了，可是省厅主管部门还没有在“准生证”上盖章。怎么办呢？大家都很着急，却无计可施，唯有等待楼忠福的安排。楼忠福经过这一个多月的奔跑，本来粗壮的身体也变苗条了。6月1日晚他再也不忙了，他只是跟公司骨干们说：“通知大家准备好，后天就挂牌！先把孩子生下来再说，不齐的手续可以再补。我看改革的春天就是最大的‘准生证’。”★
1992年6月3日上午，一个“春天的孩子”诞生了——“浙江广厦建筑集团公司”的牌子被高高地挂在东阳三建大厦的门口。楼忠福由一个乡镇企业经理，摇身一变成了浙江第一家建筑企业集团公司的总裁，手下员工1万余人，成员企业18家，集团总资产5000多万元。
1992年中国的新鲜事很多，也是在1992年的6月，中国国家足球队迎来历史上第一位外籍教练——德国人施拉普纳。这个纯粹的巧合，为一年后楼忠福又一个漂亮行动埋下了伏笔。

第二部分 向天堂的方向快跑第3节 推开自由的大门

市场经济的大旗在1992年的改革东风中高高飘扬的时候，那些支持市场化改革的老一辈经济学者都乐得像一群孩子一样。也许是太在意于“送走瘟神”的胜利了吧，他们很多人竟然一时忘记了“宜将剩勇追穷寇”的重任。倒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及时留美“补课”的吴敬琏，在高兴之余不忘记向大家含蓄地预告“重头戏还在后头”！而年轻的樊纲则单刀直入，把铜板的另一面翻开——“单一的公有制永远搞不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然要打破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
穷寇找到了，而改革力量的追兵也立即赶到——所有制问题或者说产权问题，从1992年开始，逐渐成了中国经济改革演义中的最新剧目。其实这才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产权的明晰化和多元化不仅是企业生命力和独立性的根本保证，也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微观基础。但这个核心问题在当时还相当敏感，而且任务也很艰巨。当然，中国的改革路线注定是温和的、渐进的、非均衡的，就像面对黔驴的老虎一样，总是一点点由边缘开始试探，慢慢向中心逼进的。所有制问题的突破，也是个别地区、个别部门从不那么敏感的“准国有”企业开始试探。山东的诸城市和广东的顺德，就是在1992年悄悄地把改革的筷子伸向“产权”这只螃蟹的。这两个地方也因为先行一步的成功，而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后成为全国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榜样——“靓女先嫁”这句地道的广东话就是从顺德走向全国的。
不过向来“吃饭筷子可撑船”的浙江人，向产权问题伸手的速度并不落后，尽管浙江经济本身就没有特别严重的国企问题。小平的南巡讲话传开后，浙江省政府很快成立了股份制试点工作协调小组。这是冲着现代企业制度和股票市场去的，后来浙江成为全国上市公司最多的地方★，与浙江官员从这个时期就开始的努力不无关系。尽管中国股市从整体上来说，是一锅“煮坏了的鱼汤”，但这并不影响部分中国企业家，特别是浙江企业家从这锅“坏汤”中捞到鲜美的螃蟹。楼忠福就是这样的幸运者之一，但他成为幸运女神指尖下的“选民”的过程，却并非三言两语可以说完。
浙江省股份制试点工作协调小组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全省选择一批国有企业进行规范化股份制改造。本来不考虑非国有企业，但楼忠福敏感地嗅到了这只螃蟹的香味。所以广厦集团在1992年6月成立后，楼忠福8月就动手争取广厦集团成为这项改革的试点企业。
楼忠福此举不仅要解决企业的产权问题，更是为了解决企业的融资模式、经营机制和企业发展活力问题。他很清楚，集团公司虽然已经成立，但企业的本质没有变化——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没有变化，经营管理层与企业的风险、利益关系也没有变化。虽然在实行承包制后当地政府官员一直很支持他、信任他，但乡镇企业做大后，那些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毛病也就越来越难以避免了，如果不及时采取改革措施，企业的发展就很难有大的突破。
不过，楼忠福周围有很多人不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他们在议论，为什么集团刚刚成立，很多东西都还来不及熟悉和完善，又来这么一个动作呢？这么多年来实行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不是一直好好的吗？东阳另外的几个大企业不是没有搞这个吗？你楼忠福是不是太爱跟风赶时髦了？楼忠福跟他们说：“机遇就像准时出发的渡轮，错过了时间就永远追不上。我宁愿一只手提着裤子，一只手拉着大家跑，先上了渡轮，然后再扣紧裤腰带，再给大家解释。”★
经过一番艰苦而曲折的体制公关，楼忠福真的又一次赶上了机遇的渡轮。本来这次试点计划只是针对浙江的国有企业，但由于楼忠福的积极主动，1992年12月浙江省股份制试点工作协调小组终于破例批准将广厦集团列入试点名单。这也是当年浙江规范化股份制试点企业中唯一的一家乡镇企业。紧接着，由广厦建筑集团、浙江省信托投资公司和东阳市信用联社三家单位共同发起，按定向募集的方式设立浙江广厦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公司的总股份是1亿股，其中广厦集团以其全资子公司——东阳三建全部经营性净资产折成3003.43万股，浙江省信托投资公司和东阳信用联社以现金认购3796.57万股,内部职工认购2000万股，另外还有一部分公众股。
1993年6月，浙江广厦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这样，广厦集团不仅是浙江第一个建筑企业集团公司，现在又成了浙江第一个股份制建筑企业集团公司。经过这番运作，广厦集团立即筹集了1亿元资金，集团的成员企业也增加到28个，横跨建筑、建材、地产、影视等四大行业。集团的治理结构得到很好的规范，成立了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董事会、监事会，任命了总经理。此外还增设了证券部和内部银行，对财务部加强了管理。
这番魔术般的变化，如果从邓小平南巡讲话算起，到这个时候，不过是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那时候中国人常常说“政策就是机遇，机遇就是金钱”，这话看来一点都不假。不过很多事情虽然看起来很简单，就跟把一个鸡蛋立起来一样简单，不过在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把鸡蛋的一头打破并把鸡蛋直立起来之前，那些讥笑哥伦布的人还是不知道鸡蛋是怎么才能够立起来的。
楼忠福新一轮的魔术表演其实才开了个头。在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后，楼忠福立即申请参加法人股流通试点。1993年底，浙江省证券委员会批准广厦集团参加法人股流通试点的申请，并向中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STAQ）发去推荐函。北京标准股份制咨询公司也为广厦发了推荐函。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如果法人股无法进入法人股市场，广厦集团股份制改造还不算完成，融资问题还不算完成，产权问题也不能解决。但能否进入中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的市场，决定权在北京，不在杭州，更不在东阳。北京对于楼忠福和广厦集团来说，可是一片水深浪大的陌生海域。尽管广厦的股份制改造每一步都严格按照规范进行，但是中国的事情并不这么简单，问题的关键有时候不在规则之内，而往往在规则之外。这一关能过得去吗？
果然，事情并不顺利，1994年1月7日，楼忠福派去北京办报批的人碰了钉子，尽管楼忠福在总部遥控指挥，但事情仍无进展。1月14日，楼忠福亲自飞往北京，直接找中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的负责人磋商，也还是无功而返。怎么办呢？楼忠福身边的骨干们在看着，浙江信托投资公司和东阳信用联社也在看他。
机会终于来了，1994年3月29日，浙江省政府举办中国法人股市场现状与发展高级研讨会，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中心高级顾问、北京标准股份制咨询公司总经理刘纪鹏到论坛演讲。楼忠福立即赶去参加研讨会，并在第二天会议结束的时候找到刘纪鹏。
1月份的时候，楼忠福在北京曾经拜访过刘纪鹏，并向他详细介绍过广厦申请法人股流通的准备情况。现在刘纪鹏到了杭州，楼忠福想无论如何都要邀请他到东阳走一趟，实地考察一下广厦集团的情况，并请他提出如何进一步整改的意见。可是作为中国证券市场早期不多的知名专家，刘纪鹏却是个大忙人。从北京来杭州的时候，他就订好了返程的机票，准备论坛一结束就飞回北京，哪里还有时间在浙江逗留。
但楼忠福显然不是一般人，他就是有本事让当时很多人都想求见的刘纪鹏退了机票，然后当天下午高高兴兴地跟他到东阳去了。一番实地考察，广厦的方方面面确实给刘纪鹏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东阳毕竟是一个小县城，而有关股份制和证券市场的知识，在当时对于全中国人来说也都是“短缺品”，刘纪鹏既然以“导师”的身份来了，想必也不会辜负主人的盛情和期望，少不了要面授机宜一番。临别前他对楼忠福表示，会尽早促成广厦的法人股进入STAQ系统流通。刘纪鹏虽然不直接掌握着审批权，但是他作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影响力还是不小的，他能够这么看好广厦，事情自然会好办些。
1994年底，广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批准确认为规范化的股份有限公司，广厦的法人股随即进入了中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的流通市场。紧接着，广厦通过合理的估算，将原来归镇政府所有的资产折算为股票，然后赎买回来。
至此，广厦集团的产权关系彻底理清，当然一起被理清的还有广厦集团与当地政府的政企关系。另外，这番股份制改造工作也使广厦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管理基础。这一番脱胎换骨的变化，又让广厦集团锦上添花——在1994年12月顺利地升格为浙江省级企业集团，并被浙江省体改委确定为“浙江省100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广厦是唯一的非国有企业。
1994年底的楼忠福像一只出笼的雄鹰，露出前所未有的会心微笑，因为从这时候开始，他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在正在形成而还不够自由的中国市场上，他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在这些步骤完成之后，楼忠福向多年来一起打江山的弟兄们兴奋地宣告：“这是我们广厦集团历史性的一刻，在资本和发展的问题上，我们从此完全进入良性循环！作为一个企业，我们从此进入了自由的境界！”★
这时候的中国，不仅像楼忠福这类解决了产权问题、理清了政企关系、赢得了发展自由和空间的民营企业家们体会到自由的快意，而且整个中国都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了。因为整个中国改革开放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具备了让个人作出更多自由抉择的产权基础。
虽然国有经济在1989年到1991年期间度过了一个回光返照式的“小阳春”后，但终于在一片“砸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的声浪中，再次显露出气数已尽的疲态。到1994年，国有经济前所未有地出现了负增长，而非国有经济的增长率则达到空前绝后的23.5%。在1994年的GDP里，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变成了4∶6。在中央政府预算财政收入中，1994年也是国有经济贡献比重超过非国有经济贡献比重的最后一年，而这还是没有扣除国家财政对国有经济补贴的数字。从此之后，非国有经济不仅在各个贡献方面都超越国有经济，而且双方的盛衰变化趋势还在加速中继续。
中国经济活动的决定权，随着产权的明晰和越来越分散，从而掌握在越来越多的人手里了。再没有人可以掌握整个国家全部经济活动的控制权，并进而掌握中国人生存的命脉了。“一夫为刚，万夫为柔”的微观基础不复存在，中国人吃香喝辣的选择自由，不用再寄希望于谁的仁慈了，而更多寄希望于自己的工作和勤奋。

第二部分 向天堂的方向快跑第4节 “独食”非为霸气

1992年后的几年，是广厦集团和楼忠福捷报频传的几年，各种荣誉也一个接一个地飞来。1993年1月，东阳三建获得“中国500家最佳经济效益企业”称号，楼忠福则获得全国优秀集体建筑企业家称号。1993年11月，他第三次从浙江省委书记手中接过“浙江十佳青年经理”奖牌。1994年，他又被浙江省政府评选为浙江优秀建筑企业家。
春风得意的楼忠福，这段时间像以往那样，继续频频在东阳赞助文化活动，而且手笔越来越大。1993年4月，《浙江日报》、《钱江晚报》找到广厦商量，希望在杭州赞助一次足球邀请赛。楼忠福连价钱都不怎么谈就满口答应，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独家赞助。赞助只做独家，这是楼忠福以往一贯的风格。对方本来不愿意，但看豪气的楼忠福如此坚持也就答应了。
1993年中国足球特别受关注，因为这时是中国足球历史上第一位外籍教练在执教鞭。尽管后来中国人知道施拉普纳只是一个不入流的足球票友而已，但作为一个开路者，施拉普纳当时还是被中国球迷寄予很大希望，也极受大众追捧。
比赛开始前两个星期，“广厦杯”足球邀请赛的广告和广厦集团的广告一起被高高挂起来。杭州城内的街道、广场、车站，到处都可见到有关比赛和广厦字样的横幅标语、气球条幅。穿着印有“广厦杯足球邀请赛”T恤衫的行人，在杭州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
这个广告效应，让杭州和浙江省其他地方的企业都看得眼热起来，很多企业都想分享这个难得的宣传机会。他们找到主办的《浙江日报》和《钱江晚报》，得知广厦不同意别人来分享这次赞助机会后，他们仍不死心。他们又找到广厦集团负责这次活动的赵学飞商量，看看能不能通融一下，将球场内的26块广告牌转让出一半来。
他们出了一个让赵学飞心动的价格，1.2万一块，这在当时同类广告牌中是最高的价位。赵学飞盘算，如果转让场内一半的广告牌，并不会影响广厦的广告效应，而且还可以收回十几万。这样整个赞助活动，广厦等于不用掏钱而大赚了广告效应，这不是很合算的事情吗？况且这些企业都是浙江知名的企业，大家并不陌生。赵学飞算完这笔账后很高兴，立即请示楼忠福，把情况向他汇报。
但楼忠福还没有等赵学飞把话说完就一口回绝了：“一个也不转让。广厦不缺这个钱，26块广告牌也不多，我们有28家成员企业，一家一个都不够分。广厦要做的就是独家，任何人都不用商量。”
这次活动的效果自然是相当的好，因为杭州的报纸非常热情地爆炒了整个活动台前幕后的消息，不仅广厦在杭州大大地出了一回名，楼忠福的霸气也让部分杭州和浙江企业家好好地领教了一番。

第二部分 向天堂的方向快跑第5节 给人才的软肋补钙

总部在1995年4月搬迁到杭州后，楼忠福所做的第一件重要事情就是面向全国招聘高级管理人才。新形势下的楼忠福，显然清醒而及时地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和广厦集团高层管理人才的不足，“迁都”杭州的重要目的之一正是为此。
在1992年集团成立后，广厦曾招聘过一批人才充实到中高层管理队伍中。不过当时的招聘范围只是东阳，吸收了一批东阳的科局级政府官员和教师。很显然这些人只是见过世面、有点才能、经验和知识的能人，并不是在改革开放后接受过专业的经济、管理和投资理论训练的专业管理人才。这些能人比广厦原来从建筑队中成长起来的管理层可能素质要高，但是他们的知识结构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他们也不能填补广厦决策层的思维薄弱区。这样，整个集团的投资决策，继续依靠楼忠福一个人的大胆、敏锐来判断就跟不上形势发展了，至少会存在思维上的“盲区”。
事实上，广厦集团成立后几年，虽然解决了产权、融资和企业制度变革等非常关键的问题，但是在投资决策上，特别是多元化问题上，广厦并没有什么很成功的案例。
除了海南和北海的教训，这一时期在东阳和金华兼并或者参股的一批工业企业都乏善可陈。这些砖厂、水泥厂、门窗厂、电焊条厂、制衣厂、汽车配件厂、珠宝首饰商行等等，除了在名义上为广厦实现了多元化外，并没有给广厦带来多少利润收益，反而没有过多久就一个个成了包袱。
1992年后中国企业的多元化阶段，实际上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很多原来很成功的企业，就是在这个阶段因为多元化问题而倒下了一大批。很多原本很成功的企业家，都被一句富有诱惑性的“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口号蒙住了双眼，以致看不到隔行如隔山的陷阱。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个阶段也是正在成长的中国企业家队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第一场“资格考试”或者“能力测验”。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跟上世纪80年代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个明确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阶段，是一个鲜花与陷阱同在的阶段。这时候中国的机会更多了，市场变化的速度更快了，同时，市场的风险也更大了。在市场变得越来越复杂多变的时候，企业的每一个决策是否正确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起来，整个外部环境对企业家能力的挑战也越来越高难度了。那些仍然没有醒悟到自身的缺陷，仍然看不到大势变化，仍然想像以往一样靠胆量、眼光决策的企业家，所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了。
经过这一阶段的“市场考试”之后，不少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风光一时的企业和企业家，从此一蹶不振，或者就干脆被淘汰出局，完全销声匿迹了。
但在多元化问题上同样显得毫无章法的广厦，暂时并没有倾倒的危险。尽管有海南和北海的失误，有一批并不赚钱的工业企业，但多元化欲望强烈的楼忠福，始终没有放松过建筑业的发展，同时已经开始了房地产业的发展。建筑业和还没有成为广厦支柱产业的房地产业，在这个时期为广厦赚取了足够弥补其他方面损失的利润。这倒是验证了多元化所鼓吹的核心买点——东方不亮西方亮。
广厦早期多元化不理想，主要出自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广厦决策层，包括楼忠福的判断力；第二则是因为广厦与当地政府和社会的传统关系。这层关系让素来豪爽大度的楼忠福几乎是来者不拒，反正政府建议他兼并哪个企业，或者哪个企业请求他兼并，他几乎都爽快答应。
总部搬迁到杭州后，这两个问题就至少具备了解决的条件。因为总部不在东阳，那种感情考虑多于商业考虑的决策自然就少了，第二就是面向全国的高级管理人才招聘，可以给广厦投资决策的软肋及时补钙。广厦原有的人才在生产经营和项目经营方面是很不错的，但是在1992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形势和广厦自身的发展，都要求广厦的管理人才不仅懂得生产经营、项目经营，更要熟悉资产经营、资本运作等现代企业经营方式。
当然现实的发展，并不是直线式的一步到位，但这次人才招聘确实是及时而且关键的。
1995年夏天，广厦的招聘广告在全国性报纸上刊登后，立即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因为当时面向全国招聘高级管理人才的事情还比较罕见，何况还是个民营企业。不过中国人这时候对体制外就业已经有了足够的勇气，对民营企业也有了足够的信心。全国有近700人参加了应聘，王明和、徐征宇、梁阳等几位后来成了楼忠福智囊和广厦集团重要骨干的年轻硕士生，就是在这次招聘中进入广厦集团的。
这批人进入广厦后，首先在证券发展部（后改投资部）工作，主要为广厦研究未来发展的计划，为广厦上市做些准备工作。1996年2月，广厦集团通过的“九五”发展规划，就是这批新引进的年轻才俊和外面邀请的个别专家一起做的。这个规划是一个宏大的目标，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为广厦提出了在全国建设十大建筑市场基地的设想。
不过这一目标还没有来得及实施，楼忠福和广厦集团最为关键的一次机遇——争取主板上市，在1996年下半年到来。

第二部分 向天堂的方向快跑第6节 上市——生死时速

总部迁移到杭州后的两年，广厦继续捷报频传。首先是1995年4月楼忠福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授予“中国经营大师”称号。1995年8月，广厦双喜临门，第一喜是“浙江广厦”的股票在浙江省股权交易系统掛牌上柜交易，第二喜是广厦集团被国家建设部评选为“中国建筑企业优秀企业”。广厦核心企业东阳三建，也有两喜，第一喜是1995年9月获“全国全面质量管理金屋奖”，第二喜是1996年1月取得国家一级建筑资质。1996年广厦还被浙江省政府确定为“五个一批”骨干企业。
这些荣誉和喜讯，又让楼忠福和广厦在向“国人”和“国企”转变的道路上，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广厦集团的股份有限公司是1993年6月正式成立的，到1996年6月正好是三年。按照规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的条件之一是此前必须有三年的规范经营。广厦集团现在已经符合了这个条件，可以争取上市了。
尽管这只是必要条件之一，但楼忠福也格外高兴，因为为了等这三年，不但楼忠福不容易，连他老婆和家属都不容易。
1992年在中国重生的股票市场，对当时中国绝大多数民众来说都是新事物。广厦在1993年搞股份制改造的时候，不少勇敢的东阳人都持有广厦的原始股。这些勇敢百姓的心态是，反正大家都说股票能赚钱所以就买。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原始股票如果要变成真金白银，还要经过很多环节，还要等至少三年时间。所以到后来，他们见股票的事情还没有动静，就怀疑和责怨起楼忠福和广厦来。
一时间，各种蜚短流长的声音在小城东阳满天飞。他们甚至怀疑楼忠福把广厦总部迁到杭州，是为了骗钱逃跑。他们以各种方式去政府部门上访。楼忠福在东阳的家属，也跟着分享了这些原始股民的怀疑和责怨。甚至妻子王益芳在街上走的时候，都被人指着骂过。
众怒难犯，楼忠福知道要跟这些原始股民解释，是很难解释清楚的。对于上市的事情，他自己比股民更急、压力更大，而妻子和家属受牵连的遭遇更让他难受。按照楼忠福年轻时候的脾气，妻子被人欺负，他是要拼命的了。可是现在楼忠福面对这个情形，却连眉头都不皱一下——这个从打铁铺里“锻造”出来的东阳汉子，此时早已“化为绕指柔”了。他知道现在最要紧的事情不是解释、争辩和发愁，而是想方设法争取上市。
显而易见，对于一个民营企业，上市可不是要上就上的。中国的股市，初衷就是为了国企解困而设的，上市的指标都掌握在省政府和各个部委手里。当时整个中国股市上只有几百家公司，还有大批国有企业等待着脱困，广厦凭什么坐到这张请国企吃饭的八仙桌上？不少人都在暗地里讥笑楼忠福白日做梦。
但爱白日做梦的楼忠福对于“机遇的盛宴”，向来习惯不请自来。1996年10月，楼忠福得知国家建设部有一个上市的指标，便立即部署人马申报，同时向建设部申报的还有广州、上海、南京和长春的四家国有建筑企业集团。
广厦的申报材料很快就得到回复，建设部分管此事情的副部长在材料上有批示，大意是“这么小规模的民营企业也想上市吗?”
楼忠福挨了一记闷棍，广厦的上市之路也一下子被堵死了。他身边的人一个个都愁眉苦脸、垂头丧气。但楼忠福却跟没有事儿一样，反而笑嘻嘻地鼓励大家：“困难来了，在家里哭是没有用的，要想办法解决它。这样想，困难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楼忠福有很强的“抗击”能力，副部长的一记闷棍是打不倒他的。没过多久，他得知这位副部长正在宁波考察，就立即赶了过去。等楼忠福赶到宁波后，发现副部长已经到了杭州，出席一个建筑行业的全国性会议，因此楼忠福又立即赶回杭州。
已经说“NO”的副部长当然不想再搭理楼忠福，而且他正要开会，也没有时间。但楼忠福却像一条蛇一样，紧紧缠住他不放。
“楼忠福，你们广厦的事情等以后再说吧！就一个名额，这么多国企都不够分。你自己想想你们有资格上市吗？我现在马上就要开会！”
“部长，能不能给我5分钟，听我说说。”
副部长把手一抬，看了一下手表，离开会时间还有6分钟，就说：“好吧！就5分钟，你赶紧说！”
这5分钟内，楼忠福非常扼要地讲了三点：第一，广厦虽然只有8亿元的规模，但广厦的每一分钱都是职工们辛辛苦苦赚的，其他那几家国有企业的规模再大，也是国家给的，几十亿元也不算多；第二，建设部的上市指标和额度给民营的广厦，肯定比给那些国有企业有更好的效果，因为广厦已经明晰了产权，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而且非常规范地经营了三年；第三，广厦比那些国有企业有更强烈的上市愿望，会更加珍惜这个机会。
楼忠福的话讲完了，副部长若有所思，但仍没有表态。他看了看表正好是5分钟，然后对楼忠福说：“楼忠福，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现在要开会了，你的问题我们还是再说吧！”
副部长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听他说话前后的神情和语气的变化，足以让楼忠福感觉到希望的曲线已经触底反弹了。
又经过反复的请求、游说和公关，1996年12月，广厦终于闯过了建设部这一关，赢得了与其他几家国有建筑企业一起竞争建设部一个指标的机会。
不过，闯过这一关后，幸运女神的金手指就开始转移到楼忠福和广厦的头上了。在中国证监会这一关，其他几家国有企业，因为在过去三年曾经配股等各种问题而被刷了下去。建设部的唯一指标终于落到了广厦手上。
1997年年初，中国证监会同意广厦申报上市，广厦必须准备好上市材料，特别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上市融资后的详细投资方向和计划。但整个广厦集团没有一个人真正熟悉这些申报材料该怎么做，等到第一次申报上去的材料被发现还缺少这一块而需要补充的时候，离申报截止日期只剩下一个多月了。而这时候，广厦这一块的工作连个头绪都还没有，建设部的官员也一样没有头绪。
不过，建设部的官员当时曾建议过广厦投资建筑材料生产和安居工程，而当时建筑材料也正是中国一个热门行业，那就做建材生产吧。可这时候，到哪里去寻找建材项目呢？广厦当时负责上市工作的证券部经理何飞龙想到了杭州建材局，于是就赶紧派人去找杭州建材局商量，看看有没有什么建材厂可以兼并。但杭州建材局又让他们去找杭州建材总公司，因为企业都在建材总公司手上。同时建材局还透露了一个消息，杭州新型建筑材料研究院有一些新的科研成果正在寻找投资。
杭州建材总公司给他们推荐了在萧山的一个砖瓦厂。这是一个濒临破产等待改制的集体企业，没有什么真正的资产，但土地和破旧的厂房不少，听说广厦要来收购，这个砖瓦厂自然很高兴了。
在多方的配合下，一个建材投资项目的详细计划以及所有相关材料和手续在一个星期内就完成了。
等到何飞龙等负责证券工作的人员认为一切都准备就绪的时候，离截止日期只有两天时间了，赶紧飞向北京。可是何飞龙到了北京后，又发现投资报告书不符合规范要求。何飞龙赶紧“腾云驾雾”返回到杭州，找有经验的专业会计师事务所。
何飞龙找到了做过这种投资报告书的人后，已经是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了，对方说：“可以做，但至少要一个星期。”
何飞龙说：“一个晚上的时间行不行，明天一早我就要。”
就这样，何飞龙和广厦集团负责上市工作的团队在广厦上市的最后冲刺阶段，完全像一群飞来飞去的蛟龙。由于大家对这项烦琐复杂的工作不熟悉，常常在以为大功告成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会儿缺一个公章，一会儿又缺一个文件，一会儿是这份文件的格式不对，一会儿是那份材料有问题等让人惊出一身冷汗的枝节琐事。
整个过程就像美国大片《生死时速》一样惊险、曲折和富有戏剧性，好在最后广厦还是一路有惊无险，笑到了最后。
1997年4月1日，“浙江广厦”A股3500万股股票被批准发行。4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内，楼忠福手执木槌，轻轻地敲了一下那面装饰着大红绸缎的铜锣。
这天穿戴特别整齐的楼忠福显得特别精神，也笑得特别灿烂，只是熟人一看便知，他削瘦了许多。
这次广厦上市，是中国建设部推荐的第一家上市建筑企业，广厦融资2亿元。楼忠福和广厦又迈过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而东阳那些持有广厦原始股的人也一下子发达了，因此而成为百万富翁的东阳人据说有上千人。

第二部分 向天堂的方向快跑第7节 逃出盛情的北大荒

对于美苏两大阵营的争霸，有学者说，让苏联和东欧政权瓦解的力量，不是孜孜不倦地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美欧政府，而是从来不谈政治的美欧产业工人——这些在资本家的工厂里忙碌的产业工人，用价廉物美的产品“推翻”了苏联和东欧的政权。
这是一个有趣而富于启发的说法。
那么，让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过去同为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的转型结果，显得如此不同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从经济的角度看，这其中恐怕少不了曾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的中国民营经济力量的功劳吧！
如果没有生命力顽强的中国民营经济力量在1978年后的蓬勃生长，中国经济的血脉元气将无从及时更新，中国经济的巍巍大厦将失柱缺梁，二十多年高增长的中国奇迹更是无从想象。
逃出盛情的北大荒
砍掉建材投资，广厦及时地避开了一个陷阱，但是楼忠福和广厦对于手中的钱投向何处，仍然没有一个完全清晰的决断。
正在此时，一个熟悉的朋友关系将黑龙江北大荒的一个项目介绍给楼忠福。黑龙江官员那份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拍胸脯的承诺，果然让楼忠福心动了。
此时的楼忠福尽管已经是一字千“金”的大企业领袖，什么场合和困难也都经历过了，但是他热情、豪爽而特重感情的性格却一直没有太大的改变。他这根软肋一旦被对方击中，很多事情也就都顺着对方的方向走了。
投资北大荒的事情也不例外。这是一个农业项目，北大荒方面有大片的土地可以提供，也有一定的农业科研技术力量。黑龙江省政府官员特别重视这个项目，并建议楼忠福投资搞高科技农业和种子生产。
经过黑龙江官员轮番的盛情攻势，楼忠福在徘徊中一步步倾向于选择这个项目了。尽管吴小伟等副手当时坚决反对这个项目，但楼忠福还是接受黑龙江官员的盛情邀请，再次前往北大荒考察并准备签约了。楼忠福也确实是带着诚意过去的，口袋中除了签字笔，还有支票。
黑龙江方面以迎接国家领导般的盛情厚礼来迎接楼忠福，一出飞机就是红地毯、鲜花和排列整齐的礼仪小姐。如此阵势，楼忠福以前还没有体会过，一下子感到有点脚步飘飘。其后的考察过程，黑龙江的官员们也是寸步不离地全程陪同，就跟陪同领导考察一般。
这番攻势下，楼忠福被黑龙江的官员们前呼后拥地一步步推向签字仪式。最后一天，黑龙江方面安排了丰盛的晚宴，来款待楼忠福和广厦的考察团队，并准备在晚宴后就安排合同签字仪式。
到了这个时候，向来豪爽、果断的楼忠福倒是因为认真而犹豫了起来。他暗自琢磨，这个合同签下去可就是真金白银的投入和一挑到底的责任，这是不是太草率了一点儿呢？
他在琢磨中逐渐清醒过来，农业跟建筑可是相去十万八千里啊，北大荒跟浙江在地理和文化上也是十万八千里，一个完全不熟悉的行业加上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任何风险都会以乘数效应般扩大，实在是难以把握。
当时黑龙江正是大批国有企业倒闭和工人下岗的时候，社会氛围和治安问题的乱象，楼忠福那几天也有所觉察。作为中国计划经济最早的模范区，计划体制的文化、意识和观念已经在东北地区深入人心，官员们的思想意识和办事作风也跟南方有很大的差别。
楼忠福越来越感觉不妥，这么大的项目，这么大的投资，在签订合同之前总不能没有其他董事局成员和副手在场吧！何况吴小伟还自始至终都反对这个项目呢！他一步步地从盛情迷醉中走出，一点点地将情感的温度冷却。
但豪放、粗犷的东北主人，已经在盛情迷醉中将事情带到只差在合同和支票上签字的地步了，当晚如果不能及时抽身，往后的麻烦就大了。楼忠福在满腹疑虑中走向了“鸿门宴”。
到了酒桌前，东北人的豪爽之气不点自燃，话也特别中听，拍胸脯许诺的声音也高了八分贝。楼忠福一面招架着主人们的盛情攻势，一面急速地盘算着脱身之计。
主人端起杯子说：“楼总，为了您在北大荒的伟大事业，为了我们兄弟般的友谊，我先敬您一杯。先饮为敬，我先干了。”
楼忠福面色平静，也端起杯子说：“不好意思，请先等一等！首先非常感谢各位连日来的盛情款待，这次考察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增加了我对投资项目的信心，我相信北大荒一定是前途无量，也相信我们的友情地久天长。不过今天下午总部打来电话，集团有紧急情况需要我立即赶回去处理。我等会儿就得失陪，我们其他的人继续留下来，为了向大家表示歉意，我先自罚三碗。”
楼忠福把杯子里的酒倒进碗里，然后对服务员说：“小姐把酒拿过来！”
满满三大碗白酒喝下去，本来还想挽留的主人们也就没有什么话说了。楼忠福接着再一一敬过各位主人，然后带上一个随从人员急匆匆离开，广厦其他陪同人员则仍留下来应付场面。
楼忠福连行李都来不及收拾，直奔机场。
在飞机上，楼忠福摸摸口袋中的支票还在，微微一笑，然后合上眼睛开始睡觉了。

第二部分 向天堂的方向快跑第8节 西进重庆：“娶了共和国的长女”(1)

1997年重庆设直辖市，11月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动工。这个时候，关于开发西部的言论早已不少，不过“西部大开发”作为一项中央政策提出，还是两年之后的事。重庆升格为直辖市的战略意义，在这个时候还只是跟三峡工程联系在一起，还没有多少人把重庆看做是“带动西部崛起的龙头”。
但楼忠福在1997年下半年就坚决认定，“新晋”直辖市的重庆必将有大发展。
楼忠福看好重庆的理由有三点：第一，重庆是一个新的直辖市，既然行政级别上升，那么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也得跟着升格；第二，重庆人口多、城市老，城市人口比例不高，直辖市不能全依靠农民来建设，人口需要城市化，需要搞建设；第三，西部就重庆这么一个直辖市，整体上西部发展比较慢，但重庆总不能太差。
不过重庆的巴山蜀水，对于广厦和楼忠福来说还是一片完全陌生的领地，连一个熟悉的人都没有。
为了打好这一仗，楼忠福让广厦集团投资部经理王明和先做前期研究。在没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王明和拿着一本电话本就展开了调研工作。他和投资部的同事查询了四川、重庆的经济发展情况，翻阅了大量的资料，短短一个多星期内就基本掌握了重庆市建筑行业的发展状况。王明和把情况向楼忠福汇报后，楼忠福当即决定成立购并考察组，让王明和尽快带队飞赴重庆。
重庆作为中国六大老工业基地之一，老国有企业多，困难企业也多，企业本身的改革愿望和积极性也比较高。成立直辖市后，重庆市政府自然想有所作为，既然中央对国企改革问题这么重视，政策这么宽松，重庆当然要大胆闯闯。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对外来投资者前来寻找投资机会和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庆市政府自然是张开双臂来欢迎的。
1997年11月21日，由王明和带队的广厦集团购并企业考察组抵达重庆后，果然受到了重庆市政府的热情接待。在政府的安排下，他们先后走访了计委、建委、经济协作办公室、建筑工程管理局、体改委等政府部门。主人们热情地介绍了重庆市的投资环境、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状况，宾主双方还就建筑企业之间的合作与购并事宜进行了广泛的沟通。
稍后，王明和带领广厦考察组直奔主题，提出要找重庆建筑行业的“国有靓女”“相亲”。重庆国有建筑企业的“婆婆”是重庆市建筑工程管理局，家中有“八朵金花”。远道而来的广厦既然想“提亲”，“婆婆”自然心中高兴，很快就安排了双方的“相亲”。
作为长江边上的山城雾都，重庆的靓女在肤色与神韵方面，是中国其他地方无法相比的。但重庆建筑行业的“国有靓女”，却跟中国其他老城市中那些成长于计划经济年代的“国有老处女”一样，都有共同的“徐娘老态”——规模都不小，历史也挺长，规章制度特多，组织架构重叠，职工人多势众，士气萎靡不振。
重庆建管局的“八朵金花”，实际上已经不是什么“靓女”了，在日渐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改革年代，其“徐娘半老”的疲态已十分明显——经营状况一年不如一年，总体亏损面达60%。
侵蚀她们“青春和风韵”的原因，当然不只是时间，而是国有企业本身固有的“病理和病因”以及改革年代中出现的“市场经济不适应症”。
“八朵金花”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是包袱沉重，退休人员多。在职人员与退休人员之比为1∶1.2，除政府统筹返还退休金、医药费外，每个企业每年要支付的退休工人养老金、社会保险、医疗费等开支达600万至800万元。
第二是机制僵化，缺乏活力。企业机制没有根本性的转变，与现代建筑市场技术管理型或项目经理机制的要求相去甚远。
第三是资金紧缺，后劲不足。企业设备老化，严重影响到承建工程的施工效率与质量。同时，因资金短缺，企业没有足够能力垫付工程款，削弱了竞争力。
“相亲”之后，王明和心中有数了——这些企业的困难正是广厦的契机，对方的劣势，恰好是广厦的优势。广厦不但机制灵活，管理先进，而且资金雄厚，士气高涨，既没有离退休人员的包袱，也没有历史债务的包袱。
王明和把广厦一身“发达的肌肉”——资本实力、灵活机制和优势品牌，一一展示给对方后，好久没有体会过“雄起”快意的“八朵金花”怦然心动，对广厦顿生倾慕和好感。而王明和等人也越发感到这门“婚事”成功的机会很高。
另一方面，通过多日的考察和访问，王明和等人发现，重庆市国有建筑企业虽然困难，但重庆的建筑市场并不小。不少市场份额都被外地企业或者民营企业吃掉了。成立直辖市以来，虽然有不少新项目在建设，但重庆毕竟是个老城市，旧城改造和新区开发任务艰巨，未来市场潜力巨大。为了振兴经济，促进发展，直辖市政府正着手改善投资环境，大搞招商引资，并且已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外地企业进入重庆。
王明和判断，如果广厦和重庆的国有建筑企业能够“共结连理”，实现优势互补，必将产生一个兴旺发达的“新家庭”。这门美满的“婚事”不仅会让广厦实现扩张和进入重庆建筑市场的目的，也会给重庆的建筑企业带来一个转换机制、走出困境的转机。
12月中旬，王明和等人告别山城，回到杭州。考察组把“相亲”情况向楼忠福作了详细的汇报。楼忠福当即就下令成立企业购并领导小组，并亲任组长，王明和任副组长，重庆方面的购并工作仍由王明和负责。
几天之后，广厦向效益较好的重庆住宅建筑工程总公司和经营状况比较好的重庆一建、重庆四建抛出“谈婚论嫁”的绣球。上述三家企业收到传真函后，均在四天内作出答复，表明愿意合作的意向。
这些基础性工作都完成之后，该是双方“家长”见面、“定亲”的时候了。12月底，楼忠福亲自带队飞赴重庆，先后与住宅总公司、重庆一建、重庆四建领导班子洽谈，并与住宅总公司签订了整体合作意向书。
1998年3月初，正当王明和准备带领考察组赴重庆进行更深入的考察和谈判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住宅总公司“芳心自乱”，前度的“嫁娶期许”也暂时告吹。住宅总公司发生“情变”的原因有三：职工分离难度很大；重庆市有关部门的意见不统一，很多人不赞同将最好的建筑企业拿出去合资；职工有意见，不放心公司让广厦来控股。
广东顺德和山东诸城在国企改制中的“靓女先嫁”思想，虽然此时正成为中国主流媒体大肆宣扬的主调，但这股改革的风气似乎还没有吹进群山环抱的雾都重庆。
不过楼忠福见了“靓女”可是不会轻易放手的。这点小小的变故对他来说算得了什么？当年一穷二白、绳门纸牖的时候，为娶妻子王益芳，在那么艰难和遭遇那么强烈反对的情况下，不也是“虽千万人吾往矣”吗？
楼忠福对王明和说，既然是对广厦不放心，那与其费口舌解释不如请“亲家们”来浙江亲眼看看好了。于是，广厦发函邀请重庆住宅总公司领导班子成员来浙江走走看看，好好考察考察广厦。
百闻不如一见，一番考察后，住宅总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很受震动，也开始回心转意。他们表示要尽量争取重庆市政府和住宅总公司职工的支持，促成合作。
随后王明和带队再赴重庆，就合作所涉及的人员去留、资产评估等问题，与重庆有关部门协商，取得理解和支持。广厦与住宅总公司又签署了补充协议，并共同拟定了合作方案，提交住宅总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投票表决。
然而，住宅总公司的职工代表大会在投票表决的时候，否决了合作方案，住宅总公司的领导班子见此情况，也不愿意强扭了。一个差不多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了。
怎么办？准备离开重庆的王明和向楼忠福请示，楼忠福斩钉截铁地说：“不要紧，一家不成再谈另一家。不管有多大的困难，进军重庆的目标一定要落实。你们尽快与重庆一建领导就合作事宜继续商洽，不把重庆的“靓女”带回来，就别回来见我！”
根据楼忠福的授意，王明和带领广厦考察组再次去登门拜会重庆“亲家”——建管局局长张新祥。王明和把具体情况向他汇报，同时也表达了希望与重庆一建合作的愿望。当张新祥听到广厦与住宅总公司的“婚约”告吹的消息后，感到惊讶和惋惜。
张新祥虽然以前没有接触过广厦，但对广厦在全国建筑行业的实力和名声还是早有耳闻。而广厦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也确实已经是货真价实的“国企”了。
成为全国第一家上市的建筑企业本来就已经赢得了很大的资本实力和品牌效应了，1997年12月广厦集团又锦上添花，获得第一个鲁班奖，并被建设部批准为首批49家国家级企业集团试点单位之一。1998年7月，广厦集团的正式名称，由“浙江广厦建筑集团”更为“中国广厦建设集团”，10月，又获得建设部“一级工程总承包”的资质。
广厦以这样的实力和形象前来“求亲”，重庆市政府本来很高兴，对重庆国有建筑企业来说也是件好事情。张新祥说，如果广厦就这么空手走了，倒是重庆的国有建筑企业失去一个改革的机会。广厦既然不走，而要继续寻求与重庆一建的合作，他表示要尽力支持。
不过重庆一建的总经理张扬却很干脆地表示，除了整体合作之外，什么都可以谈，原因大致有三方面：公司干部对合作有顾虑，担心广厦进来后，原来的位置和待遇没有了；公司离退休职工和下岗人员的包袱不好处理。如果只是局部合作，重庆一建则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择，抽出一块优质资产与广厦合作，对公司震动不大，也不影响干部的待遇。
但是广厦方面认为，建筑企业不同于工业企业。工业项目完全可以实行部分合作，而建筑业实行部分合作，不能解决施工的资质问题。施工资质对于承揽建设项目是至关重要的。
楼忠福让王明和从政府和建筑管理局方面继续做工作，因为这些问题，特别是人员包袱问题，必须有政府和上级管理部门的支持和配合才能解决。
他还给王明和发出三点指示：坚持整体合作，坚持剥离不良资产，坚持分离退离休人员和下岗职工。经过争取，最后重庆一建的领导班子转变了态度，同意与广厦实行整体合作。双方随即决定成立合资改制工作组。
王明和将进展情况向楼忠福汇报，并将重庆一建与广厦合资改制总体方案传真给总部审核。楼忠福和广厦总部同意按这个方案推进工作，并全权委托王明和等人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变，做好最后阶段的工作，并特别嘱托要作好职工思想工作。

第二部分 向天堂的方向快跑第9节 西进重庆：“娶了共和国的长女”(2)

为了避免合作方案在职工代表大会这一关被否决，王明和建议吸取上次的经验教训，在表决前跟职工充分沟通。合资改制工作组经过商量后决定，方案提交职代会表决前，先做好宣传和沟通工作，并举行方案答辩大会，给职工一个释疑解惑的机会。
1998年3月30日，重庆一建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一共有160人出席，一建的领导班子成员、合资改制工作组成员、应该到会的职工代表全部到会，重庆市建管局和体改委的领导也参加了会议。
上午的议程，主要是宣读和解释方案的内容。首先由重庆一建总经理张扬宣读方案，并说明方案实施的意义。王明和代表广厦介绍了广厦的基本情况、广厦与重庆一建的合作方式，并对合资公司的发展前景作了分析与展望。重庆建管局领导也作了讲话，表示全力支持合资公司的创建与发展。
下午一点到四点，大会举行分组讨论。职工代表在讨论中提出了许多实质性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怎样保证职工的利益，二是下岗人员如何处理。
下午五点，答辩时间开始。对于上面的第一个问题，王明和回答说，广厦的优势是机制和资金，一建的优势是市场和人才。两者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合作，完全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新企业必将会创造更好的效益。
合资后，第一位受益者是一建职工，职工工资、奖金必将会大幅度提高；第二位受益者是政府，企业照章纳税，产值上去了，上交的税收也将会相应增加。第三位受益者才是股东，而股东中，职工拥有21%的股份；建管局行使国有资产管理职能，拥有28%的股份；广厦占51%的股份。
对于第二个问题，王明和说：“下岗人员问题，合资之前就存在，并不是合资造成的。合资后，随着承揽工程业务的增加，对各有关工种劳动力需求量也会增加，新企业完全可以优先录用原企业下岗人员。”
答辩一直延续到下午七点半，职工代表们对合资改制工作组的回答很满意。大会最后举行投票表决，改制方案以90%的赞成票获得通过。
然而，方案的实施又遇到了棘手的问题。重庆一建的不良资产和非生产性资产数目不小，而被分离出来的离退休职工、下岗职工和臃员更是高达3800人。
要稳妥地处理不良资产和人员的分离问题，需要6000万元。这个费用怎么安排，而庞大的分离人员队伍又怎么安置呢？重庆市有关部门开了几次协调会，还没有明确答案。
离退休人员的接管问题，重庆市社会保险局本来有这个职能和责任，但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实力接管过去。
事情就这样拖着，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仍没有进展。最后楼忠福急了，他处理事情向来风风火火，看好了，说好了，就大刀阔斧地干。他指示王明和，尽快打破僵局，推进购并工作。
为此，合资改制工作组就广厦与重庆一建合作事宜，写信给重庆市市长，报告了进展情况和遇到的难题，并提出了解决职工分离及安置分离人员资金来源的思路。
在接触和谈判的过程中，王明和了解到重庆市政府方面是很重视这次改制工作的。市政府的官员希望把广厦这条“浙江鲶鱼”引入重庆的“国有池塘”，以激活那些休眠的“国企沙丁鱼”。他们也曾经鼓励广厦能够带个头，为重庆打破国企改革的闷局。
重庆市政府果然很重视王明和的汇报，主管建设的副书记、副市长甘宇平在报告上作了明确的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尽快解决合作中遇到的问题。
工作组和重庆市建管局的领导又专门向重庆市财政局分管建设的局长汇报了广厦购并一建的过程和新公司的发展思路，共同探讨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本问题。财政局领导明确表示，尽最大努力促成此事。
与此同时，重庆市建管局经多次研究，决定接收一建分离出来的所有人员，以保证新公司更有成效地运行。
重庆市市委、市政府领导甘宇平、吴家农召集各有关部门举行两次协调会议，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大家形成了一个正式的解决文件：广厦以3060万元购买新公司51%的股份，建管局作为转让方获得这笔国有资产的出让金；不良资产和分离人员与新公司脱钩，全部由建管局接收。
分离人员的处理费用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广厦购买转让国有资产的3060万元资金；二是新公司28%国有股的收益；三是一建剥离出来的资产。上述三项来源由重庆市建管局实行封闭式管理，专项用于分离人员的所需费用。
为了确保新公司轻装上阵，楼忠福指示广厦集团财务部和审计部逐项审核原重庆一建的债权债务，与一建的财务人员一起催收以前的欠款，该核销的核销，该挂账的挂账。
清产核资告一段落后，1998年7月上旬，楼忠福又再赴重庆与建管局、一建的领导商量合资中不良资产分离的细节问题。建管局接收一建的所有非生产性资产和挂账资产。广厦、建管局、一建三方同意新公司设立的股本为6000万元，并草签了合资协议，后报重庆市有关部门批准。
购并事宜得到了重庆市政府和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合资公司有了令各方满意的良好开端：第一，原先6000人的队伍，分离后仅留下2200精兵强将；第二，剥离不良资产后，留给新公司的都是有效资产，每年可降低费用800万元；第三，新公司成立后，有广厦雄厚的资金作后盾，公司有足够的垫资能力，有利于承接新的建设项目；第四，重庆市政府给予新公司所得税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有利于企业增强发展后劲。
这些工作都完成之后，重庆建筑工程管理局也已经更名为重庆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了。
1998年8月28日，购并双方正式“订婚”——广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楼忠福与重庆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新祥，在广厦购并重庆一建的合同书签下自己的姓名。
1998年9月23日，广厦重庆一建（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浙江省副省长卢文舸、重庆市副市长李德水、建设部体改法规司司长赵晨等有关方面领导参加了成立大会。合资三方──广厦集团公司、重庆市建管局、新公司持股会签署了改制协议。新公司选出了董事会、监事会，任命了经理班子，以新的机制、新的面貌进入正常运营。
实行了48年国有制的“重庆第一建筑（集团）公司”的名字，从此被混合所有制的“广厦重庆第一建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替代了。
从表面和局部看，这只是一个企业名字的偶然变更。但在时间和国运表刻的中国历史罗盘上，这绝不仅仅是一次不经意的“花开花落”，而是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改革努力之后，出现的“海升陆沉”。
如果放在计划经济年代，重庆一建无论是“政治出身”还是“政治辈分”，其实可称得上是“皇帝的女儿”了。
重庆第一建筑（集团）公司的前身是重庆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成立于1950年，1993年组建为集团。在楼忠福还在建筑工地上为了每天一块钱的工资而挥汗如雨地做小工的时候，重庆一建就早已经是国家一级资质企业，而且是西南地区地方国有建筑企业中唯一的一家国有二级企业，技术和人才力量远非一般民营建筑企业可比。
中国人习惯把东北三省和那些与新中国同龄的国有企业称为“共和国的长子”，诞生于1950年的重庆一建比“共和国的长子”小了一岁，没机会做长子，只能做“共和国的长女”。
按年纪，这个“共和国的长女”比1954年出生的楼忠福还长了四岁。而作为“共和国的长女”，重庆一建有过不少光荣历史。20世纪50年代曾进北京参加首都十大工程建设，在计划经济年代承担了很多国家大型重点建设项目，重庆其中的一座长江大桥也是其作品，几十年来在体制内获荣誉无数。
不过这些都只是昨日风流了。改革开放进展到1998年的时候，越来越市场化、自由化的经济生活，已经让中国人习惯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中华大地上一日千里的变革与进步，倒是让穷怕了的中国人越来越努力地把目光盯着今天和明天，而不是红太阳背后的昨天。
当然中国人在淡忘了国有企业的往日荣光的同时，也一起淡忘了极端年代的“无端狂笑无端哭”。
那些关注广厦和重庆一建购并案例的人，没有人记得或知道楼忠福在五岁的时候就成了“黑五类家属”，也没有人记得或者知道广厦前身不过是浙江东阳吴宁镇的一家社队企业。更没有人会黑色幽默一番，把楼忠福任董事局主席的广厦集团兼并重庆一建，说成是“黑五类娶了共和国的长女”。
明白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中国人，现在只关心广厦购并了重庆一建后，新企业能否真正起死回生、发展壮大。
此时的中国，确实变了。不仅企业家成为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现象正在全国各地出现，甚至连中国的政治教科书也越来越迅速地与时俱进了。
由于广厦兼并重庆一建后的经营非常成功，兼并案例被编进了中国高中政治的教科书。广厦的商业个案，成了中国青少年了解中国经济改革进程、认识中国民营经济力量的一个典型个案，不过这是几年以后的事情。
广厦兼并重庆一建，确实是1998年中国经济新闻中的一件大事。不仅浙江和重庆两地的新闻媒体以很大的篇幅来报道此事，《经济日报》等国家级的大报也都详细地报道了此事。中国建设部的机关报——《中国建设报》，还将这个案例列为1998年中国建筑行业的“十大新闻”之一。
媒体、官员和学者也纷纷肯定这个个案的时代意义，认为这是中国经济改革历程中第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跨省区、跨所有制的企业兼并案例。这既是中国建筑界第一例民企购并国企的案例，也是中国第一例东部民营建筑企业收购西部国有建筑企业，同时还是重庆市第一例民营建筑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制。
素来喜欢做第一的楼忠福和广厦，一下子又创造了几个中国第一。

第二部分 向天堂的方向快跑第10节 郭向东：楼忠福的“黑马”

广厦与“共和国长女”之间的“婚事”终于一锤定音了，但是“新家庭”广厦重庆一建的精彩故事还没有真正开始。
1998年8月28日合同签定之后，楼忠福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派谁去出任董事长。
当时广厦集团内部不少人都猜测，热门人选可能是王明和吧？要论功劳，王明和在这个兼并案中居功至伟，而且具体事情从头到尾都由他负责，对整个情况都熟悉，人也能干。
王明和是个什么背景呢？他是1995年进入广厦的，是楼忠福把广厦总部迁移到杭州后第一个招聘的年轻才俊。他是货真价实的科班人才，199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硕士学历。而此前曾在他的家乡吉林省吉林市某高校当讲师，给学生讲政治经济学，后来又在一家国有企业负责投资工作，积累了不少工作经验。
他进入广厦后成了楼忠福的得力助手和智囊，主要负责寻找和论证投资项目的工作。1995年至1996年广厦制定的“九五规划”，其中就有他很大的功劳。
当时也有人猜测，楼忠福这么重感情，与广厦那些创业元老的关系这么融洽，他可能会从早期一起打江山的元老中派一人去担当这个大任吧。
但是，这些猜测全错了。楼忠福挑选了一个当时在广厦既是新人、也是年轻人的郭向东。
不用王明和的理由，并非楼忠福不相信他的才干，也不是因为他不是浙江人。楼忠福“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向来不打折扣，中国人传统的血缘纽带和乡土情结在他身上一样也不少，但是在“乡人到国人”蜕变的过程中，他早已练就了收放自如的境界，不为世俗的框框和庸见所羁绊。
不用王明和绝非关乎才干和关系的亲疏，而是关乎楼忠福进军全国的大计，因为广厦面向全国的购并计划才刚刚完成了第一仗，楼忠福还需要王明和为全国兼并战继续效力。
不用元老，也非关乎“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刘邦哲学，而是因为楼忠福对人的局限性的清醒和敏感。早在1994年的时候，还不到40岁的楼忠福就为“退出一线”做准备，并在1996年真正让出了总经理的职位，后来由于尝试结果并不理想，他才重新把总裁和总经理的两副担子一肩挑起。他并非不信任元老的能力，而是更看重年轻人的冲劲，更着眼新人的培养和集团的未来发展。
所以楼忠福出人意料地选择了郭向东来挑这个大梁。
郭向东是何许人呢？楼忠福何以如此器重这个在广厦集团内部还名不见经传的“黑马”呢？
这个过程说来话长，不过倒是很值得一提，因为其中的故事非常能够反映出楼忠福的处世和用人之道。
郭向东是东阳人，出生的时候正是“大跃进”运动在中国农村地区引发历史上最严重饥荒的时候。不过饥荒似乎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什么痕迹，他长得魁梧英俊，一表人才。他没有上过大学，父母是中学老师，而他也曾在东阳一带当过不短时间的中学语文老师。其后他踏入“仕途”，在东阳吴宁镇当了一个相当于乡书记的小干部，在中国的官场阶梯中，这是最低的一级。
显然他并不是为了当官而选择了这个最低的官场台阶，他是想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做一番事业才离开学校的。当周围的人笑话他官小的时候，他用孙中山的话回答了别人的误解——“年轻人不要立志做大官，要立志做大事”。作为语文老师，他把这句话作为自己人生的警句，并常常向他的学生们宣扬这个思想。
大概是受到邓小平南方讲话后整个改革开放形势的影响，官小、年龄也不大的郭向东果然雄心勃勃。1993年，刚过而立之年不久的他，在手中没有一分钱，而政府也没有任何资金承诺的情况下，就开始在吴宁镇白云乡谋划着一个庞大的“空中楼阁”。
郭向东的“空中楼阁”，是在东阳吴宁镇白云乡的一片荒山上构想起来的。那片荒山占地700多亩，郭向东准备以东阳的木雕、竹编等传统文化为主题，搞一个文化主题公园。1994年这个空中楼阁有了正式的名称——白云文化城，注册资金600万元。
600万元只是一个纸上写下的数字，实际上“光头司令”郭向东连一粒米都还没有。无米而为炊，“立志做大事”的郭向东也真够狂妄了。然而，正是因为这股狂妄的少年之气，当他去找当时已是浙江改革名人的楼忠福的时候，楼忠福一口就答应捐助300万元。
300万元在当时的中国不是个小数目，对于广厦更不是一个小数目，何况1994年时，广厦的日子也并不怎么好过。楼忠福素来的豪气与对家乡的情感，是他向白云文化城一诺千金的部分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英雄识英雄”的感慨，让他与郭向东“一见钟情”。
有了这“第一桶金”，郭向东的“空中楼阁”也就一天天开始落地。不过在建设的过程中，资金仍然难以为继，郭向东只好再次找到楼忠福，而楼忠福也依旧“一诺千金”，为他担保600万的贷款。
不过事情不仅仅是钱就能够解决的，1995年郭向东再次碰到麻烦。这次是政治性的麻烦。当时中央政府正在搞宏观调控、治理通胀，全国都在压缩建设项目，而规模宏大的白云文化城内又有一个巨大的木雕观音。在这个宏观调控的敏感时期，而且还牵涉到“封建迷信”，不正好是压缩和清理对象吗？当时风声很紧，浙江省政府正在全省搞治理通胀、压缩建设项目的大检查。杭州郊区小汤山的一个旅游项目，因为牵涉到和尚雕塑的问题而在大检查中被勒令炸掉了，现在东阳的白云文化城能够逃脱这个命运吗？郭向东作为共产党员、政府官员，搞这样的项目，能够保得住位置吗？
这些疑问在1995年的时候都成了郭向东头上的悬剑，随时可能直插而下。但最后他平安无事，白云文化城内的巨大木雕观音也平安无事。不过，他辛辛苦苦折腾起来的白云文化城还是有事——这个耗资7000万元的项目到1997年竣工的时候，还欠着3000多万的工程款没有着落。
这番磨炼不但让郭向东更加老练，而且还得到了提升。他不仅成了吴宁镇的党委副书记，而且还是东阳市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不过白云文化城是他一手搞起来的，工程款的问题，他不能一走了之。这次他没有跟楼忠福开口，但双方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老朋友了。
这个事情就这样在郭向东的心头上牵挂着，199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跟楼忠福开玩笑说：“你把这3000多万元的工程款帮我还了，我就跟你到广厦。”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楼忠福把这话当真了。通过这么几年的观察与交往，楼忠福认定了郭向东的“人力资本价值”远远高于3000万，所以在郭向东还把笑话当笑话的时候，楼忠福已经在运筹整个盘子的操作问题了。
1997年底，楼忠福果然帮白云文化城一次性付清了3000多万工程款，当然这不是白给的，只是借支。不过由于整个项目经营状况不好，这笔钱一时也无法还给广厦，吴宁镇政府后来干脆把整个项目都转让给了广厦。楼忠福也全盘接收，以6000多万元的价格拿了过来。如果单从生意的角度看，这个买卖并不合算，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错的买卖，因为没过几年土地的价格就上去了。
1998年，37岁的郭向东离开吴宁镇党委副书记的职位，到了广厦。9月23日，在广厦重庆一建的成立仪式上，他以董事长的身份与重庆建工（集团）方面派出的总经理潘海一起为公司挂牌。
后来，有人问楼忠福为什么选择郭向东去重庆挑大梁，楼忠福说：“一个人如果敢折腾、能折腾、善于折腾已经很了不起，但年纪轻轻的郭向东是在两手空空的情况下做到这三点的。白云文化城，不仅仅是一个钱的问题，整个项目牵涉到各方面的工作非常多、非常复杂，但他一个人就这么折腾起来了。广厦当然不是没有别的能人，但郭向东是这个位置最合适的人选。”

第二部分 向天堂的方向快跑第11节 在“国退”大潮中拾蟹

1998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之后，曾经被视为代表未来的“东南亚模式”一夜之间成了一地鸡毛。世界经济界对日本和东南亚发展道路的看法，也由原来的一片叫好和赞叹，一下子变为一片指责和批评。
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却在克林顿的带领下，创下了历史上罕见的连续高增长、低失业率奇迹。而在美国经济一枝独秀的光环下，美国的高科技产业成了全球经济最耀眼的“救世军”。那些神乎其神的财富故事，到1999年的时候几乎让整个世界都陷入了新经济的淘金热。
越来越开放的中国，也越来越表现得与世界同步了——高科技的神奇魔力在世界刮起新经济飓风的同时，也把整个中国都卷了进去。
向来不甘人后、喜欢“第一个吃螃蟹”的楼忠福，虽然与新经济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但在狂热的新经济浪潮面前，也耐不住寂寞。1999年10月，广厦控股了上海环球网络有限公司。2000年2月，广厦再次出手，控股了上海易通电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不过这些都只是试探性的投资动作而已，既不会给广厦带来方向性的变化，也不会给广厦带来很大的收益或者损害。随着美国网络科技股的泡沫破灭，全球新经济的神话也随即终结，人们的注意力重新回到传统产业，广厦和楼忠福对于陌生的新经济也很快失去了激情。
2000年2月，楼忠福和广厦应金华市政府的邀请，又作出了一次非常大胆的投资试探——收购了金华第三医院，成为全国第一家收购地市级国营医院的民营企业。
这家医院原为地区结核病专科医院，是一家具有40多年历史的市级全民所有制医院。改革开放后，在日渐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面临着规模小、设备落后、资金短缺、机制不活等问题，日子比较艰难。
金华市政府从当地实际出发，希望楼忠福能够出手相助，以广厦的机制优势、资金实力，对其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双赢的目的。而楼忠福对于为家乡政府分忧的事情，向来是有请必到的。虽然当时医疗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还是一只后“没有人尝试过的螃蟹”，但金华市政府既然有这个愿望，广厦作为从金华走出来的最著名的企业，自然会勇敢地向这只后螃蟹举起筷子。
医院经过改制后，成为一所主治肿瘤的股份制医院，并改名为金华广福医院。广厦集团拥有72%的股份，医院内部和外部自然人分别拥有23.8%和4.2%的股份。
事后证明，这又是一个十分理想的生意。这个生意不但为楼忠福和广厦赢得了经济效益，也赢得了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
2004年3月，楼忠福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参加全国两会的时候，把广厦兼并广福医院并让广福医院起死回生的改制故事，介绍给主管卫生工作的副总理吴仪。吴仪听了楼忠福的介绍后，深受启发，一边嘱咐秘书记录楼忠福介绍的内容，一边激动地抓住楼忠福的手说，“很好，很好，我将来一定要到广福医院去看看！”
这一幕让楼忠福大为感动，也深受鼓舞。
不过，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在2000年的时候，控股广福医院还不算楼忠福最得意和最豪气的投资。2000年最能够反映楼忠福的眼光、胆略和气魄的投资动作，是在杭州华侨饭店拍卖战中，以舍我其谁的气势夺得标的。
杭州华侨饭店，位于风情万种的西子湖畔，建于1957年，是杭州最早的三星级宾馆，也曾经是杭州名气最大的宾馆。该饭店正面直对“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实际用地面积9216平方米，房屋面积18356平方米，客房220间，床位402张。建筑虽然有点陈旧、老套，但地段环境确实是杭州绝版中的绝版、地王中的地王。
华侨饭店属于杭州市政府的国营企业，经营原本还勉强过得去，1994年至1999年共创利税633.1万元。不过，急速变化的中国改革开放大气候，已经决定了它“变性”的命运。
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改革思路，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也就是良性的“国退民进”——除了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外，国有经济要完全退出竞争性行业，放手让民营企业发展。
在这个大气候下，杭州市政府果断地跟进中央最新改革政策，在2000年初决定“有序地将国有资产从旅游饭店业中退出”，“为相关行业的体改提供有用的经验”。
经营近50年历史的华侨饭店，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2000年7月被推向了拍卖场。
在拍卖前的资产评估中，华侨饭店有1.248亿元净资产。拍卖广告在媒体上公开后，很多人都跃跃欲试，有21家宾馆旅游业和地产业的企业登记参加拍卖。
不过，到2000年时，也是天下闻名的西湖被破坏到历史上最严重程度的时候。西湖及周边地区大量宝贵的公共资源，已经被一些不同级别的权力部门和个人占有。西湖风景名胜区内的建设项目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1998年有108个，1999年增加到132个，2000年达到了最高峰的188个。西湖的面积在不断收缩，而周边的建筑物却平均每年新增13.8万平方米。沿湖所有单位和居民的生产生活用水直接排入西湖，污染现象严重。由于含氮量超标，西湖的水质被国家环保总局判为劣五类水体，“天堂明珠”蒙受尘垢。
这些外部因素和华侨饭店本身的陈旧外表，都掩盖了华侨饭店的真实价值。所以后来真正参加拍卖的企业，实际只有四家，而且都是地产企业。看来地产商的眼光，确实比宾馆旅游业界更能发现一个建筑的潜在价值。
在拍卖会之前，楼忠福让王明和主管的广厦投资部对华侨饭店的价值进行充分研究。王明和等人得出的结论是，华侨饭店的资产大概值1.5亿元到1.6亿元，加上账面上3000万的预用款，总的价值应该在1.8亿元。楼忠福身边的决策班子也达成初步意见，认为在1.8亿元的价位可以拿，超过这个数字就算了。
不过拍卖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任何决定都只能在当场拍板，不可能再开会决定。而楼忠福对于华侨饭店的真实价值有自己的判断，对于这次拍卖他已经抱定了志在必得、舍我其谁的决心。
2000年7月21日上午，杭州产权交易中心大厅内挤满了抱着不同目的而来的人。拍卖会在10点整开始，10点零3分，楼忠福带领的广厦团队才匆匆赶到现场。这时候，来自北京的国家注册拍卖师季涛，正在向现场介绍标的物以及拍卖规则。
楼忠福的团队坐下后，拍卖的第一次叫价立即开始了。楼忠福让王明和坐在前一排举牌应拍，他自己则坐在紧挨着的后一排督战。他在王明和耳边叮嘱说：“大胆举牌，1.8亿前是你的事，1.8亿后是我的事。”
拍价从1．08亿元叫起，很快就到1．5亿元。此后，参拍的四家企业中有两家企业相继退出，拍卖场上只剩下浙联房地产公司和广厦。
拍卖师把价格叫到1.94亿元的时候，整个拍卖场的气氛都紧张起来了。王明和的心跳在加速，也在犹豫。楼忠福的两个儿子和另一位助手马强，此时也都反对继续举牌了。但楼忠福斩钉截铁地说：“你们懂什么，拿下算数。”
“2.08亿一次！2.08亿两次！2.08亿三次！”拍卖师的叫喊没有回应。
“啪！”拍卖师手起槌落，一锤定音。广厦把牌举到最后，以2.08亿拿下了华侨饭店。这个价格比拍卖的底价高出了整整1亿元。
这次拍卖是2000年之前中国国内最大标的的国有资产拍卖案。拍卖结束后，消息立刻轰动浙江。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楼忠福是傻瓜，是花钱买名气的作秀。然而楼忠福拿下华侨饭店后不久，杭州市政府就在2000年底宣布了为期5年、耗资数百亿元的“还湖于民”的西湖综合整治工程。华侨饭店的潜在价值立即浮出了水面，此时人们才开始感叹楼忠福的远见和胆魄。

第二部分 向天堂的方向快跑第12节 “坐吃”杭州建工

2001年，广厦的资本运作能力和兼并国企的经验都到了驾轻就熟的地步。而此时，除了那些垄断性的国有企业之外，中国绝大部分的国有企业都成了“煮熟了的鸭子”——靠自己飞是飞不起来的。如果等不来民营资本的“兼并筷子”，最后的命运就只能像“阳光下的冰棍”一样慢慢地融化了。
只要是国有企业，不管是在前苏联还是匈牙利，也不管是在中国的东北、西北，还是在最具改革勇气和商业精神的浙江，它都逃不过普世的“国企病”——包袱沉重，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作为杭州市最大的国有建筑企业集团，杭州建工集团也不例外。
杭州建工集团公司成立于1950年，名称也几经变更。按辈分算，这家杭州市属的老国企如果算不上“共和国的长子”，也至少可以说是一个“共和国的长女”了。杭州建工集团跟重庆一建一样，都有不少光荣历史，曾经建造了杭州西子国宾馆、上海锦江饭店等计划经济年代的标志性建筑，而且还曾经得过两个鲁班奖。
不过这个“共和国的长女”虽然有浙江人的改革风气浸润，但“健康状况”并不见得良好。2001年之前，它的产值长期都在5亿到6亿元之间徘徊，过去“企业办社会”所留下的历史包袱让它不堪重负。相比之下，2000年前后很多迅猛后起的浙江民营建筑企业的产值都超过10亿元了，广厦的建筑业产值在2000年时也达到了33.8亿元。在浙江这样一个到处都是“鲶鱼”的水域，这条老迈的“沙丁鱼”如果不及时改革，恐怕就很难再有好的前途了。
形格势禁，引入民营资本的改革是大势所趋。杭州市政府、杭州建工集团内部对此也很明白，所以当广厦在2000年中把“绣球”抛出后，三方很快就拿出诚意商讨具体的改革方案。由于大家都在杭州，对各自的情况也都比较熟悉，所以整个操作过程并不急。经过近一年的谈判和筹措，剥离包袱、清产核资、资产重组的工作终于完成。
2001年10月16日，新组建的“杭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挂牌成立，注册资金1.6亿元。广厦出资8809万元控制新公司55.1%的股份，杭州市投资控股公司占27.5%股份，集团公司职工持股会占17.4%。
在这次兼并活动过程中，广厦方面主要还是投资部经理王明和在负责，完成兼并之后，楼忠福顺理成章地派他出任杭州建工集团的董事长。不过，楼忠福这个决定还是让部分广厦内部的人感觉意外——在那些还没有打破地域观念的广厦人看来，王明和虽然在广厦有建树，但他至少不是东阳人，也不是浙江人，而且进入广厦的时间前后也才8年。但楼忠福早已经超越了这种传统观念，尽管他感觉到这种看法的存在，但丝毫没有影响他对王明和的重用。
由于广厦在广厦重庆一建的改制过程中积累了经验，所以王明和进入杭州建工集团后，自然也显得轻车熟路。他几乎也是单枪匹马进入杭州建工集团的，除了带来一个财务总监外，其余的人都是公司原来的人马。他也相信浙江国企职工的意识观念跟得上时代，相信在杭州建工集团不会出现重庆一建那种交锋。不过，事情并不完全像他预料的那么畅顺。
从总体上看，浙江人的改革开放意识和观念是领先全国的，但是习惯了捧铁饭碗吃饭后，一旦换了个瓷饭碗始终还是有些不适应的。
王明和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科班管理人员，他与从基层干部出身的郭向东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他话语不多，不轻易表露激情，更不习惯高调的政治性说教和口号，完全是一副在商言商的职业经理人作风。不知是因为戴着眼镜的王明和长着一副并无“杀气”的书生模样，还是因为杭州建工集团的职工看不上他这个东北人，部分不安分的人以为有机可乘了。
集团下属的一家设备公司在改制之后，职工们仍然保持着一副懒洋洋的老样子，以为得过且过的日子可以继续混，公司亏了反正主要是亏了广厦的。个别不安分的职工则想浑水摸鱼，把公司的设备拿出去卖了，或者拿去出租，坏了之后则拿回公司维修。
但是真实的王明和并不像他的外表那样文弱。当他知道设备公司在2001年的年终结算中出现了100万的亏损后，便让集团的党委、工会和人力资源部门出面宣布公司关门，并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资产进行核查。过去捧惯铁饭碗、吃惯大锅饭的职工们自然闹了起来，集团管理班子也不愿意接这个“烫手的山芋”，因为大家毕竟是一起从老集团过来的。
王明和也理解这层关系，所以亲自出马处理。面对一群激动的面孔，他并不多讲大道理，只讲了三条：一是愿意留下来的都可以留下来，但岗位必须调整，思想必须转变，而且有三次机会调整岗位；二是不愿意留下的可以选择离开，集团按照改制时定下的最优惠政策给予补偿；三是对以上两种处理办法都不接受的话，可以公事公办，到劳动局仲裁。
对于把公司设备拿去变卖和私自出租的情况，在调查清楚之后，王明和则坚持当事人必须走人，案件可以不报公安局，也不记入档案。
这样的处理是无懈可击的，即使要闹也找不到理由。经过这番最初的磨合，广厦的管理理念也就逐步在杭州建工集团扎根，集团的经营也很快走上轨道。两年之后的2003年，杭州建工集团的产值也由过去的5亿到6亿元，一下子跃升到20亿元，利润由2000年的600万元增加到3600万元。

第二部分 向天堂的方向快跑第13节 二进京：大棋局摆进皇城根儿

作为城市，北京不过是中国众多城市中的一个，但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这个曾经是皇帝宫廷所在地的城市又绝不仅仅是众多城市中的一个。而事实也是如此，它和中国其他城市的关系，不是华盛顿和美国其他城市的关系，也不是东京与日本其他城市的关系。
楼忠福在1998年决定把广厦的建筑主业做大，在全国构建大地基的时候，就考虑在北京兼并大型国有建筑企业，以拓展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建筑市场。不过这个悠久的帝都虽然从来都是中国风云际会的中心，但是在中国的现代化大潮中，它从来都不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地方。在“国退民进”的改革浪潮中，北京也依然像改革开放中过往的每一波改革一样，步履蹒跚地跟在全国的最后。国企主管部门对国企产权改革的事情也迟迟放不下架子，也放不开手脚。
在这种大背景下，广厦“以资本换身份，以身份拓市场”的战略构想在北京也迟迟难有真正的进展。
不过，楼忠福在无法改变世界的时候，总是能改变自己以适应世界。在一时敲不开北京建筑市场厚厚的大红门的情况下，楼忠福找了一个小小的“偏门”——1999年10月广厦以350万元购入了北京中地建设公司49%的股权，然后再向该公司投入2000万元，控制该公司83%的股权。
这一步棋让楼忠福和广厦实现了“换取北京身份”的目的。但是北京中地建设公司在北京建筑业界，是一家知名度很低、规模很小的公司。这么一家民营资本背景的公司，在市场化程度比全国其他地方都低的北京是难以在短时间内大有起色的。所以广厦虽然换到了北京的身份，但却没有真正实现拓展北京市场的目的。
2001年7月14日，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奥运概念立即给北京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利好消息，对于北京的建筑和地产市场，这更是可以产生无限想象空间的千载机遇。在这样巨大的历史机遇面前，楼忠福历来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当全世界的各路商业英雄都在为数千亿的奥运经济大蛋糕而摩拳擦掌的时候，楼忠福和广厦也在2001年下半年展开了兼并战略的“二进京”行动。
广厦“二进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找北京市建工集团商量，希望与其下属的一家大型建筑公司合作。这个谈判过程非常艰难，因为北京建工集团下属的几家建筑企业还没有过让民营企业参与重组改制的先例。
楼忠福把广厦购并重庆一建、杭州建工集团的成功案例拿出来游说北京市政府官员和北京建工集团的领导，并把他们请到重庆参观考察改制后的重庆一建。最后北京市政府和北京建工集团同意让日子比较艰难的北京二建与广厦合作。
北京二建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呢？
按辈分，这当然又是一个曾经“万千宠爱集于一身”的“共和国的长女”。北京二建成立于1953年，获得过三个鲁班奖，曾经承建过中国第一座火箭实验厂、第一座原子能反应堆等国防科研工程以及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等计划经济年代的标志性建筑。
北京二建的家底不薄，拥有国家一级施工承包资质，有900多职工，旗下有30家专业分公司，另外还有8家合资和参股、控股公司。当然，作为皇城根儿下的“共和国的长女”，它在北京还拥有良好的政府资源、行业口碑以及大批高学历的专业人才。这些也正是楼忠福特别看重的国企资源。
不过北京二建改制前的经营状况并不好，正如楼忠福曾经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国有企业不困难是不会改革的”。
2001年，北京二建的产值是3.6亿，新签合同4.1亿元，但每天以8万元的速度亏损。在这之前的几年里，因为日子困难，北京二建不断出现拖欠职工医药费、供暖费的事情，而且拖欠民工工资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为了取得控股权，广厦作出了很大的让步，把北京二建不少包袱都接了过来，包括过往拖欠职工的500多万元的医药费。
经过艰苦的谈判，到2002年3月底4月初，改制涉及的“柴米油盐”基本谈妥。新北京二建注册资本金为6000万元，其中广厦集团以现金形式出资3360万元，占56％；北京建工集团以实物形式出资2040万元，占34％；其余为经营者群体入资600万元，占总股本的10％。
但这个时候，双方又因为新公司名称是否加入“广厦”二字的问题，陷入了“名分之争”。
楼忠福本来很希望在北京亮出广厦的牌子，这对广厦来说很有象征意义。而且广厦在新公司中占绝对控股地位，新公司牌子加入“广厦”二字也属顺理成章的事，要求一点都不过分。
然而，成长于钟灵毓秀山水间的灵活的浙江人却不了解，北京这个四平八稳的龙脉宝地，从大清帝国的康熙爷那时候起，就喜欢在面子、名分、体统等虚文上表现出惊人的不妥协性。
这种不妥协性，当年曾让气数已尽的晚清王朝就算是在割地赔款的屈辱条约上，也一定坚持用皇恩浩荡的口吻说话。而必须用蒸汽机车牵引的火车，到了北京的皇城根儿，当年也硬是因为这种不妥协，也只好改用马匹牵引。至于改革开放年代的“左右”之争、“姓资姓社”之争、“公有私有”之争，也莫不以老迈的皇城根儿为最牢固的堡垒。
“皇城根儿地性”由来已久的不妥协作风，在广厦与北京二建的“名分之争”中，同样表现得特别顽强。
北京建工集团和北京二建的管理层都特别坚决地表态说，虽然新公司是由广厦控股，但如果新公司像“广厦重庆一建”那样，改为“广厦北京二建”，他们从感情上无法接受。
对于这种说法，楼忠福和广厦方面既觉得奇怪，又觉得滑稽可笑。双方僵持了一个月之后，最后还是四平八稳的“皇城根儿地性”战胜了钟灵毓秀的“浙江地性”。楼忠福想，叫什么名称不重要，事实上它是广厦的就行。于是新公司还沿用以前的名字，还叫北京市二建。
一切“柴米油盐”和“名分体统”的细枝末节都谈妥后，“结婚”的大喜日子也立即到来。
素来善于宣传、长于造势的楼忠福，自然不会简简单单地操办这场具有重要意义的“皇城根儿上的婚礼”。他要让广厦的同事们好好感受一下“穿过北京厚厚的大红门”的感觉，他要为广厦怀胎多年的梦想——“构建以北京为中心的广厦华北基地”，搞一个体面的“分娩”庆典。
2002年5月11日，新“北京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成立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这个成立仪式真可谓高朋满座、冠盖云集。中央电视台的名嘴王小丫担任大会司仪，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布赫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孚凌为新的北京二建公司揭牌。众多与楼忠福相熟的北京官员、学者和名流都出席了这场盛大的“婚礼”。
这次广厦与北京二建的“结婚”，是北京国有建筑企业首次跨地区、跨所有制的资产重组案例，也是第一次民营企业控股北京国有建筑企业——喜欢做第一的楼忠福又一次创造了“第一”，而且这回是在中国的“首善之都”，在见证了无数中国重要历史时刻的人民大会堂。
这件事情的新闻轰动性，在传媒业非常活跃的北京自然是不必说的了，而且这也确实是北京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的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北京与中国其他城市的最大不同之一，就是在这里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那是全国都听得见、看得见的。尽管这个时候的广厦和楼忠福并不缺乏知名度，但北京众多的媒体还是非常热情地给广厦和楼忠福做了大量“免费广告”。
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国建设报》、《浙江日报》、《重庆日报》和新浪网等数十家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机构，都以大篇幅的文章报道广厦控股北京二建的新闻、介绍楼忠福和广厦的成长故事。
广厦和楼忠福的故事一下子在全中国家喻户晓，知名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从“边际效益”的角度看，在广厦众多的兼并行动中，这一次无疑是空前绝后的巅峰时刻了。
“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笑指卢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面对古老而幽深似海的北京城，有点想法的中国人总是难以平静的。上面这几句“豪言壮语”，就是“少年心事当拿云”的青年李鸿章到北京赶考的时候，发出的感慨。
1949年，“三十一年还旧国”的毛泽东带领共产党的领导层由河北进京的时候也意味深长地说了句“进京赶考”。
在商言商的楼忠福，不一定有什么政治抱负，也不是第一次进京，但是在2002年5月11日的这一天，他的心情可能也不会太平静吧！

第二部分 向天堂的方向快跑第14节 大棋局“封顶”

到2004年，国企改制和民营企业购并国有企业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了，而楼忠福和广厦集团也已经跨越了兼并战役的巅峰时刻。
不过2004年3月，盛名之下的楼忠福和广厦，还是“左牵黄右擎苍”地发了一把“少年狂”——28日和30日，广厦兼并的湖北第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和陕西省路桥总公司，先后举行新公司揭牌仪式。
湖北六建的前身是成立于1953年的中南建七师，1990年正式注册更名为湖北六建，具有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
此次购并中，广厦出资4249.62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0.71％；湖北省建筑工程总公司出资950.38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3.58％；自然人出资18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5.71％。新公司的名称由原先的湖北省建筑工程总公司第六工程公司更名为广厦湖北第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路桥工程总公司，既是陕西省最大的专业从事公路桥隧施工的国有企业，也是中国不多的著名专业路桥建设企业。陕西路桥成立于1985年，1993年由事业单位改为企业单位，是陕西省交通厅所属国有大型企业。它先后承建过陕西省内外的西安至三原、西安至临潼、西安至宝鸡、西安至铜川、勉县至宁强、西安至蓝田、榆林至靖边、西安绕城以及京珠、济青、漳厦等多条高速公路的建设。
在新陕西路桥集团公司1.3亿元的注册资本中，广厦建设集团以现金方式出资67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54%；陕西省交通厅出资6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6.15%；公司经营者则以自然人身份出资3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31%。
这两起几乎同时进行的兼并案，虽然没有商业之外的边际效益，但在广厦的建设市场大棋局中还是有“封顶性”的重要意义。武汉是九省通衢，是中国中部重要城市，广厦在此布局可以辐射广阔的华中经济圈。而西安虽然地处偏远的西北，但陕西路桥却是中国路桥建设行业的明星企业，决心要做建设行业“全能冠军”的广厦，能将其收归帐下，自然是猛虎添翼。
至此，楼忠福1995年构想的广厦建筑大棋局基本完成：华东有以杭州为大本营的强大建筑舰队，华北有以北京为中心的北京二建和中地建设，西南有以重庆为中心的广厦重庆一建，西北有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路桥，华中有以武汉为中心的广厦湖北六建。

第二部分 向天堂的方向快跑第15节 激情燃烧的地产(1)

地产行业是中国非常独特的一个行业，是众多行业中唯一不曾被效率不高的国有经济主导过、也从来不需要搞什么“国退民进”和政府补贴的行业。人们今天也许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耀眼的地产财富上，而忽略了从一个更大范围来考察这个行业对整个中国经济改革和中国社会的影响。
如果历史容许假设，而我们在这里假设地产行业像中国其他重要行业一样曾经被国有经济主导，那么今天的中国经济局面、社会局面可能就完全是另一副模样了。而这副模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从众多历史的、现实的例子中，似乎不难找到答案。
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是危险的。
从天上踏入地产
对改革开放的蓬勃态势，邓小平在1987年6月就曾经说过：“农村改革的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
不过，10年之后，当一代伟人离别我们的时候，这已经不算是什么新鲜事情了，中国经济舞台上让人意外的事已经多到让人不再感觉新鲜。假如曾经喊出“致富光荣”的邓小平能够活到2000年之后，那么面对英国小子胡润搞出来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和中国地产财富的“造山运动”，那么邓小平可能会再一次感慨地说：“没有料到房地产业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造就这么多富豪！”
当然，感觉意外的可能不只是邓小平，还有绝大多数没有敏锐地洞悉“土地是财富之母”奥秘的中国人。尽管中国人在1992年后基本告别了“主义之争”，并高高地擎起市场经济的大旗，但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兼地主威廉·配第（1623－1687年）这句“土地是财富之母”的名言，要到2000年前后才被大部分中国人所洞悉。
从时间上来说，楼忠福和广厦算是地产市场上早起的鸟儿。早在1988年他骑着单车到东阳三建上班的时候，就极具远见地成立了东阳房地产开发股份公司。
不过，此时中国土地政策的坚冰才刚刚在“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深圳，裂开了一条小小的缝隙——这年12月深圳举行了全国第一次土地使用权拍卖。中国的城市居民，此时几乎都是几代同堂地拥挤在斗室之内，苦苦地做着福利分房的噩梦。
而1992年后海南和北海的房地产热，不仅演变成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历程中的“一场游戏一场梦”，还招致中央对全国房地产行业的铁腕“速冻”。楼忠福这只本想老老实实打拼一番的“早起鸟儿”，在这两场典型的投机游戏中，不但吃不着肥虫，反而被泡沫打湿了翅膀。
此后，直到实行了几十年的福利分房政策在1998年底戛然终止，扩大内需的“第三代新政”慷慨出台，一直处于“速冻”状态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肥肉”才被一下子扔进滚烫的开水。
1997年到1998年的楼忠福大概因为一心一意扑在“做大建筑主业，构建建筑市场大基地”的战略上，也可能因为在海南和北海遗留的“殷鉴”不远，所以才对突然“速热”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并没有特别认真的反应。
直到1999年年初，因为广厦重庆一建在重庆市场上常常遭遇拖欠工程款的困扰后，楼忠福受到启发——与其单纯做工方，不如迈出一步，既做开发商，也做施工方。而此时，处于“绝对卖方市场”的中国房地产业壮美的“井喷”，也深深地打动了楼忠福。于是广厦“跳出建筑做建筑”的战略构想，在1998年底至1999年初期间，及时地融进了房地产业的内涵。
不过在这之前的1997年，广厦的“少年英雄”、楼忠福二十三四岁的小儿子楼江跃，倒是以一种“玩耍”的态度，在杭州成立了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楼忠福当时也是抱着锻炼儿子的想法，放手这个“少年光杆司令”折腾。
在中国内地城市中，杭州最早实行了“一个口子出地”的土地储备政策，所以房地产市场的门槛很快就被拉高。1998年10月，楼江跃终于在门槛很高的杭州房地产市场出手，以1亿多的价格从杭州市土地储备中心拿了两块土地，然后在1999年首先开发出广厦在杭州的第一个楼盘，而且市场效果奇好。小儿子尝试的成功，也深深触动了楼忠福。
从1999年开始，楼忠福对房地产业的激情开始急速“解冻”，并认真地把房地产作为广厦的第二主业。
1999年9月广厦重庆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开始运作广厦在重庆的第一个地产项目“广厦经典”。在杭州西湖边拿下了“西湖时代广场”的地皮。另外在上海，广厦也拿了福楼望邸的地皮，这块土地原本是抵扣工程款换来的，但广厦只到1999年才认真地去理清这块土地牵扯的历史问题。
广厦的地产棋局就这样迅速铺开，而且落子的眼界很开阔，在杭州、重庆、上海这些“兵家重地”都扎了根。
不过，这些土地只适合做中型楼盘项目，在当地城市根本无法跟已经喝了“头啖汤”的强势地产品牌较量，也很难把广厦的品牌打响。这种局面，对于“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第一”的楼忠福，是无法容忍的。
面对各大城市的黄金地段大多已经“名花有主”的局势，楼忠福和广厦开始感觉到“起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的危机，于是开始谋划赶超同行的突破口。
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后来居上的目标，楼忠福在1999年底到2000年初选择“奇兵天降”的战略——拟以“超级大盘”的重炮，轰破既成的地产格局。至此，广厦的房地产战役全面开打，广厦开始在各处大口吃进土地。
在地产市场远没有成熟的重庆，广厦挟购并重庆一建的强者气势，在九龙坡区并不起眼的荒郊，吃进了1050余亩土地，准备在未来5年内投资15亿进行房地产开发。
在门槛极高、竞争激烈、强手集中、黄金地段“名花有主”的杭州，楼忠福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术。他先控股了位于杭州余杭市星桥镇的东方科学园，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做大的想法。最后他提出搞杭州“卫星城”的设想，寻求当地政府的重视与支持，希望把项目的土地使用面积扩大。
当时余杭还是杭州下面一个县级市，在规划上没有纳入杭州市区，算是杭州一个“被遗忘的投资死角”。面对楼忠福放起的这颗“卫星”，一直在寻找发展机会的余杭市和星桥镇政府自然喜出望外。不仅余杭市政府高兴，杭州市政府也高兴，因为杭州下一步正准备将市区规划扩张到余杭。余杭“撤市设区”很快就会成为现实，现在广厦先行一步搞“卫星城”，无疑是对政府新规划的实际支持。
几方面对于“卫星城”计划一拍即合，星桥镇答应在东方科学园的基础上，再增加5000亩土地的使用权给楼忠福，让项目的用地达到6579亩。
天都城，这个后来轰动全国的“中国第一卫星城”，就这样横空出世。
在楼忠福的家乡东阳，广厦拿下占地5.3平方公里的万国建筑博览城项目。这个项目处于东阳和义乌的交界处。为了进一步扩大这个项目，广厦在2001年10月再从义乌取得了占地面积6.5平方公里的义乌市江南生态园区项目，并将这两个规划项目连为一片。这样一个13平方公里的区域，几乎都进入了广厦的名下。
在上海、南京、天津、西安和兰州，以及在安徽的合肥、蚌埠等地，广厦虽然没有“惊天”的动作，但也牢牢地在当地的地产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
从1999年底到2002年底，短短三年之内，广厦以“神兵天降”的奇谋、以“千里卷平岗”的态势，稳稳地在中国地产市场上占据了前列位置。广厦的房产集团，也在几年之内成了全国地产行业中的超级“巨无霸”，在全国拥有24家成员企业。
“天都模式”引发造城浪潮
天都城项目，不仅是广厦房地产业中最著名、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项目，也是中国房地产业中具有“模式”意义的项目。不过，在急速变化的大环境中，盛名之下的天都城也让楼忠福深刻体会了树大招风的惊险。
在2000年9月的杭州西湖博览会上，天都城项目正式签约。一个预计投资80亿元、总建筑面积近400万平方米的“造城”项目正式诞生。
作为21世纪的“卫星城”，天都城涵盖了一个城市所需要的大部分设施，预计可居住人口达10万人。其项目内容包括欢乐四季公园、天都国际度假中心、欢乐大街、天都广场、欢乐广场、天都文化体育广场、21世纪世界家居文化和建筑艺术博览会以及商业、运动、生活、娱乐、教育等相关配套。
广厦计划用6年到8年的时间打造天都城项目，并提出了“先做旅游、后做房产、总体规划、滚动开发”的发展模式。
无论是对广厦，还是对中国房地产业，这无疑都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项目。它既是中国“造城运动”的开篇之作，也是中国城市化道路上“企业经营城市”理念的最早实践和示范。以此为标志，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模式，也立即从“大盘时代”进入了“造城时代”。
“天都城模式”，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社会各界，包括地产业界、媒体、学者、官员以及市民的热捧。
2001年9月8日，“天都城”举行第一次对外公开展示，立即吸引了8000多人前往追捧。这次展示推出的一期小区1000多套房子，一天内被预订一空。而且每套房都有三个以上的买主预订，创下房地产单日参观和预订人次最多的记录。
这个火爆场面成了轰动杭州的新闻。第二天《浙江日报》、《钱江晚报》、《今日早报》、《浙江青年报》、《余杭日报》和杭州电视台，都不约而同地把这一消息作为头条新闻。
“天都城模式”在很短的时间内，传遍了全国各大城市的地产业界，地产商们闻风而动，立即跟进。围绕“造城”的话题，2001年中国各地很快就兴起“经营城市”、“经营土地”的热潮。楼忠福一时风头全国无双，不仅成了“推动中国人居革命”的“造城英雄”，更成了才智魅力倾倒全国的“传媒宠儿”。而楼忠福当时信心之足、干劲之高，确实有一种“横槊赋诗，雄视当世”的感觉。
随着商家、学者、政府官员和舆论界的加入，各种以这些概念为主题的论坛和研讨会风靡全国，经营城市、经营土地的概念在2002年被捧到了沸腾的温度。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全国的市长们都在谈论着如何以“经营城市”、“经营土地”的方式来加速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各地地产商的圈地运动也愈演愈烈。
这些显然不是头脑发热、空穴来风的炒作，围绕“造城”、“城市化”和“经营城市”、“经营土地”的话题之所以能在2001年和2002年时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实质是中国现实发展中各方面因素导致的一个“均衡结果”。

第二部分 向天堂的方向快跑第16节 激情燃烧的地产(2)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的高速发展，进入新的千年后，一路奔跑的中国人似乎突然发现自己遗忘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城市化。
虽然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第二产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0%），但是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不到40%，这个比例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落后于部分经济发展水平不如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现实，不仅严重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让腰包日渐厚实的中国人民有点接受不了。
在这个大背景下，“企业造城”、“经营城市”、“经营土地”概念的出现，难免被视为中国解决城市化难题的对症妙药和终南捷径。
这确实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宏大话题，也是一个充满想象空间的旷世机遇。别的不用说，光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一句话，就足以让人热血沸腾——他断言，21世纪有两件事对世界影响最大：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市化。
尽管中国国土资源部在2002年5月出台了《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要求从当年7月1日起，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各类经营性用地，必须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进行公开交易，但这个文件并未能够正冷却处于浩歌狂热中的“经营城市”、“经营土地”热浪。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大目标后，“造城”、“经营城市”和“经营土地”的热浪，更像火上浇油，本来已算高烧的温度一下子跃至极限。
不过，中国的事情，往往到了大家都一窝蜂地去做时，也就到了“物极必反”的时候了。加上中国的土地政策本身存在重大缺陷，在急剧发展的过程中，全国土地市场多年来存在的问题更是千夫共指，所有这些都预示着“山雨欲来”。
果然，从2002年末开始，中国政府针对土地市场、房产市场和银行信贷的文件一个接一个地出台。随后中央政府在全国开展土地市场大整顿，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外部环境，一步步快速收紧。
“造城”、“土地经营”、“城市经营”的话题，不但被急速变化的外部环境突然冷却，而且逐渐变成了一个大家都不愿意再提及的敏感话题。原先热捧过这些概念的商家、官员、学者和媒体，在2003年几乎集体“失语”。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随着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的“翻身落马”以及新一轮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温度也在2004年回到了1998年以来的最低点。而一度风靡全国的“造城”、“土地经营”、“城市经营”，不但再没有喝彩之声，反而开始成为部分学者和媒体质疑、批评的对象，矛头锋芒所向，连一度被视为“企业经营城市”典范的天都城也受到波及。
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大道上节节迈进的中国社会，确实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微妙了。当然这种复杂和微妙本身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因为在利益和话语日渐多元化的改革深水区，很多事情，都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好”或者“坏”了。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基于这个已经变化了的新形势。
“后致富光荣年代”
对于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学者张曙光作过一个赢得不少人认同的概括。他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上世纪80年代是“主义之争”，到1992年后是“方法之争”，2000年之后则是“利益之争”。
张曙光的这个分段，只是对拥有话语权的精英阶层的“话语特点”进行了概括。“话语特点”的变化，当然也隐含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从“主义之争”到“方法之争”再到“利益之争”，正好说明这个社会在不断地进化——多元化、复杂化和高级化，正如生物从单性繁殖到两性繁殖，从单细胞、无脊椎到有脊椎的变化一样。
在一个“一夫为刚，万夫为柔”的社会里，一切的“争”最终都成了“主义之争”，而神圣的“主义”又是绝不可争的，最终只有“你死我活的肉体斗争”了。
其实，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变化中，最本质的东西，并不在“精英话语”的“争”与“不争”，而在对待个人财富的态度——这才是贯起了一枚枚散乱的“历史铜钱”的“隐蔽的红绳子”。这根“隐蔽的红绳子”，不但丝丝入扣地贯穿了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历史，甚至贯穿了中华民族数百年、数千年国运兴衰的历史。
如果以这根“隐蔽的红绳子”为观察点，以邓小平所说的“致富光荣”作为一个话语符号，中国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其实可以有“之争”之外的划分方法：即“前致富光荣时期”、“致富光荣时期”和“后致富光荣时期”。
“致富光荣”作为政治口号出现之前的时期，可以叫做“前致富光荣时期”。这个时期不是强调光荣不光荣的问题，而是掉不掉脑袋、进不进牢房的问题。
“致富光荣”作为政治口号出现之后，到1999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出现之前的时期，都可以叫作“致富光荣时期”。这是在社会基础不具备、人们的意识还不到位的时候，用意识形态的“神圣光环”来为财富创造者鸣锣开道、保驾护航。这虽然是一种突破性的进步，不过这本身也就说明致富行为的脆弱。
当英国小子胡润在中国弄出一个在统计学上没有多少意义的富豪榜的时候，正是“致富”和“光荣”这两个本不相干的字汇，开始逐渐分离的时候。此时利益多元化的社会基础已基本在中国出现，中国人对待财富的态度，也开始进入了不带意识形态的“后致富光荣的年代”。富豪榜之所以被说成是“杀猪榜”和“通缉令”，正说明“致富光荣”在意识形态上的“神圣性”的终结。不过这个时候，致富行为的社会心理基础已经很牢固，而财富阶层也不再是弱不禁风了。他们不但在经济方面有极大的影响力，而且也掌握了较大的话语权，具备了很强的社会博弈能力。
中国的很多事情，讲起来都有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但在中国特殊的背景下，却总有其合理性的“妙道”。
在那个一切都是“主义”的“单细胞年代”，邓小平以那个年代特有的权威，石破天惊地喊出了“致富光荣”的口号。这句话虽然被认为是中国告别意识形态争论、走向务实发展的一个标志，但从话语逻辑来说，这实质上仍然是意识形态话语的“旧句型”表达了改革开放的新思想。“光荣”在中国现实的话语体系中，本身就是一个意识形态味道特浓的字汇。“什么什么光荣”，也是中国人熟悉的众多居高临下的“意识形态旧句型”中的一个。不过，若非如此，不足以在旧罗网中闯出一条新路子来。
“致富光荣”的口号，当然就不包括不择手段发财的意思，而英国小子胡润，更没有充当富豪杀手之意。只不过不少富豪在上榜之后便翻身落马、锒铛入狱，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至于这些“问题富豪”的“问题”，到底有多少是作奸犯科的“真问题”，又有多少是因为改革不到位导致的“伪问题”，从来就不是泛泛而论能够说得清楚的★。因为在体制的关键细节还没有到位、而“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的行政传统仍然具有巨大惯性的环境下，就算是经济学者，也都只好用寓言故事来让大家“意会”了。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就讲过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
湖北黄州府出萝卜，有农民挑了萝卜进城去卖。城门口官府贴着告示，农民想去看，但愁于看不懂。正好，旁边有个秀才也在看，农民就问他告示上写了什么。这个秀才非常讨厌旁边这个正在吃萝卜的农民。于是他就念道：“湖北黄州府不准吃萝卜。”农民就赶紧把萝卜扔了。秀才又念道：“扔了罚五十。”农民急忙捡了回来，秀才又念道：“捡回来罚一百伍。”
这是一个令人忍俊不禁哭笑不得的故事，但如果以一种“大历史”的眼光来阅读，便能读出这个古老国度的悲哀。
总之，自从有了胡润的富豪榜之后，更具民间话语色彩的“财富英雄”观念开始出现，带有意识形态神圣性的“致富光荣”开始逐渐离场。而中国学者和公众舆论审视改革开放舞台的目光，也变得越来越分化，越来越尖刻、锐利和更具有进攻性。对越来越壮大、越来越富有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中国公众舆论在羡慕的同时却失去了往日单纯而慷慨的敬意。而在更极端的例子中，“仇富”现象和声音更是偶有见、偶有所闻。
胡润搞出来的中国富豪榜，虽然从来不被认为是中国私人财富的真实反映，其中所涉及的数字更没有被中国人当真，但是富豪榜至少揭示了一个确切无误的秘密——中国房地产业是富豪最集中的行业。
地产商虽然不见得人人赚钱，地产财富更不见得就是巧取豪夺的“不义之财”，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地产财富的积累过程，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几何速度”。其整体崛起时间之短、历程之顺利，是中国其他行业从来没有过的。财富积累的快慢，向来都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财富的正当性及光荣与否，更与财富积累过程的快慢无关，但树大招风却是中国久远的传统。
中国的房地产业虽然可以从1992年算起，但是这个行业真正开始的时间是1998年，此前的市场空间极其狭小，能够成就财富的地产商在全国非常罕见。就是在1999年胡润第一次推出富豪榜的时候，榜中的地产商也只是少数，后来一年比一年多，“中国富豪榜”几乎成了“中国地产富豪榜”。
另一方面，房地产开发常常牵涉到房屋拆迁之类的问题，直接触及众多民众的利益。价格昂贵的房产所面对的销售对象，又正好是掌握不多的财富和较多话语权的城市中层社会群体。
所有这些因素，都把房地产业置于一个在民意中特别不利的敏感位置。这个不利的敏感位置，可以说是“致富光荣”的神圣光环所光照不及或者至少是光照不强的地方。而这一状况，又反过来动摇了“致富光荣”的神圣光环。这个“旧瓶新酒”组合而成的改革新传统，大有“银瓶乍破水浆迸”的惊险。
后来，因为一批富豪英雄榜上的人物翻身落马，“仇富说”和“原罪论”乘虚而出，搞得大家多少有点“似曾相识燕归来”的疑惑。
无论是“仇富说”还是“原罪论”，都不足以让江河改道、潮流逆转，不过中国舆论环境对财富态度已发生微妙变化，“后致富光荣时期”正在开始，显然是不可否认的。
在这微妙的变化中，素来视筚路蓝缕的民营经济为中国希望所在的媒体，也改变了过去一贯的敬意与好感。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标签式”的人物和企业，从来都是“媒体宠儿”的楼忠福和广厦，在一心一意地埋头运作全国瞩目的天都城项目时，也切身感受了一次“后致富光荣年代”的海雨天风。

第二部分 向天堂的方向快跑第17节 激情燃烧的地产(3)

天风海雨汇“天都”
进入新千年的楼忠福和广厦，虽然早已不需要像过去那样筚路蓝缕地艰难打拼了，不过他处世为人和经营企业的基本信念并没有任何改变。
“有多大胸怀做多大事业”、“民营企业不讲政治就没饭吃”、“遇到任何困难都不要抱怨”、“做一点事业，交一世朋友”和“用人不能求全责备”——这些伴随着他一路走来的朴素观念，在事业做大之后仍然是他坚持不懈的基本原则。
从本质上讲，楼忠福和广厦事业的成功，基本可以说他这些做人处事原则的成功。
不过世事无绝对，人间也没有永远一帆风顺的事情。
向来在交友和用人问题上不曾有过大失误的楼忠福，偏偏在视同命根的天都城项目上，“被友情撞了一下腰”。对于这些事情，信奉“有多大胸怀做多大事业”的他只是淡然一笑，便让往事随风了。他甚至从来不曾想到过用法律的途径去解决问题。
但了解事情来龙去脉的人却认为，这是能让人吐血的致命一“撞”，是赤裸裸的“要挟”和“敲诈”。楼忠福不但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更为要命的是，天都城项目最为关键的土地手续也因此被耽搁了，整个项目险些横遭腰斩。
“被友情撞了一下腰”之后，2002年底，天都实业有限公司的新任董事长郑可集临危受命。此时，郑可集才发现问题的严重——天都城的用地问题已经错过了关键时间，整个项目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土地危机。
这是怎么回事呢？
天都城项目6579亩的用地，虽然已经有了出让协议，不过真正办理了购买手续的只是其中一部分。由于项目巨大，当时是按照“分期建设，滚动发展”的模式来开发的，所以6579亩土地并不是一次性购买，而只是购买其中的部分土地，还有很大部分已经签订了出让协议的土地，没有办理购买手续。
2002年5月国土资源部出台了11号文件，叫停了中国土地市场已沿用多年的土地协议出让方式，要求从2002年7月1日起，各类经营性用地，必须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进行公开交易。
天都城本来有足够的时间在新文件生效之前完成土地买卖手续，可是却因为用人不善而被白白耽搁了。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万一用地无法解决，整个项目被腰斩，那么广厦前期在基础设施上投入的数亿元资金，只能为他人做嫁衣裳，而自己则血本无归。
郑可集走马上任的时候，正好是中国土地政策、房地产市场和整个宏观经济环境开始步步收紧的时候。随后科学发展观出台，中央开始调整过去片面强调速度的发展模式，不但一度被热捧的“经营城市”、“经营土地”概念一下子被“速冻”，杭州规划中的地铁项目也一起被“速冻”了起来。
规划中的杭州地铁本来要连接天都城的，现在被突然叫停了，对于要做杭州“卫星城”的天都城，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利空”。
由人事危机导致的土地危机还没有解决，现在外部环境又出现“过山车”式的急转弯，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郑可集可真是腹背受敌、内外交困了。
但麻烦并不到此为止，紧接着，又飞来了一场“喝倒彩”的传媒危机。2003年上半年，针对天都城的种种不利的报道一个接一个出场，曾被视为“企业经营城市”典范的天都城和“造城英雄”的楼忠福，立即被推进非议和质疑的漩涡中心。
一时间，天风海雨共汇天都城，“危城”、“惊梦”的流言乱飞，“空打算盘”之声四起。起哄者大有“杀君马而后快”的道旁儿恶作剧心态，似乎要以拱倒天都城、搞翻楼忠福为乐事。
一直是媒体宠儿的楼忠福，此时真有点“海雨天风独往来”的感慨，而广厦内部也有点人心惶惶。
具有众口铄金传统的中国，舆论的力量历来是不可小看的，何况改革开放到了新千年之后，很多问题的是非对错不是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的。以制造轰动效应为职业能事的媒体，很多时候是在喧嚣中丢失了真问题，甚至成了历史进程中“杀人骏马的道旁儿”。
多年来一直为中国民营经济力量仗义执言的张维迎，就曾多次警告“不能低估这种舆论对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危害性”。因为在信息不对称的世界里，谣言不知道来自何方，只要相信的人越来越多，这个谣言就会变成事实。所以常常出现“所有的人都给你送挽联、花圈，那你一定死定了”的可怕局面。
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中国的社会舆论容易“挥发”成易燃易爆的特殊空气，到这个时候，一旦谁再在哪条“纲线”上弄出一点火花，那么连人带生意立即就有变成“祭品”的可能。当然也有反过来的时候，比如被邓小平“钦定”不能再“动”的傻子年广久，就是这样的幸运者。但这种全国仅有的特例，不是谁都可以心怀侥幸的。
对于这些，能够存活下来的民营企业家们比谁都明白，一路拼搏过来的楼忠福自然更明白。所以，2003年的楼忠福并没有乱，而天都城的工作也没有乱。
外部环境的变化虽然造成了困难，但天都城的基础非常扎实。最关键的土地虽然存在变数，但在这个最敏感的问题上，素来强调“讲政治”的楼忠福始终没有急功近利，也没有留下民意责难的后遗症。无论是征地拆迁，还是失地农民的补偿、安置和就业问题，他都作了最妥善的处理，甚至比政府考虑得还要周到。整个天都城项目动工以来，没有出现过任何上访告状的问题，这个最大也是最根本的“政治”工作无懈可击。
在政府方面，天都城项目作为一种全新的运作模式，从一开始就得到浙江省、杭州市政府的肯定和大力支持。在中央层面，建设部从一开始也是非常支持的，并把天都城项目列为“建设部小城镇建设试点项目”。虽然现在宏观政策有变，但中国城市化的问题仍需要探索解决之道，叫停“经营城市”的政策，不等于一刀切否定所有已经开始的探索。
另一方面，信奉“回报社会是企业家天职”的楼忠福和广厦在社会公众中的口碑一直很好。无论是在东阳、金华、杭州、浙江还是全国层面，楼忠福和广厦一直非常慷慨地捐助社会公益事业。这些都是有案可查，有目共睹的。
这些“题外之事”虽然与天都城项目没有直接关系，但在天都城出现困难的时候，却都成了非常重要的有利因素。在各方面都处于急剧转型过程中的中国，这些看似跟企业经营并没有直接关系的“题外之事”，恰恰可能是每一个真正能够存活下来中国民营企业的共同秘密。
联想的柳传志曾毫不隐讳地说过，在1993年、1994年之前，他要用50%的精力来对付与企业经营无关的“题外功课”，以保护企业能够生存下来。而另一位企业家也曾感叹民营企业是“野生的孩子”，死不了的都有特别强的生命力，不是一阵风雨就能摧垮的。
柳传志是电子行业的，面对的外部环境相对来说要单纯得多。他尚且有如此沉重的感慨，那么对于从事房产、建筑和众多其他产业的楼忠福来说，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之复杂、所要做的“题外功课”之高难，自然不难想象了。也正因为楼忠福和广厦的“题外功课”向来做得扎实，所以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能够得道多助，而不至于墙倒众人推。
在天都城处于最困难、外界质疑声音最猛烈的2003年，浙江省和中央层面的政府官员和学者先后到广厦和天都城考察，并在言论上替天都城保驾护航。另外，在2003年9月的一次规格堪称“绝顶高度”的城镇化论坛上，天都城的经验更是罕有地获得一众高官和学者的肯定。
2003年9月14日，一个名为“中国特色城镇化论坛”的研讨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这个研讨会的主办单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经济日报社，协办单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室，广厦集团则是这次会议的特邀单位。
出席这次论坛的嘉宾个个都是知名人物，不妨看看这份沉甸甸的名单：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全国政协副主席郝建秀、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朱之鑫、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丘晓华、农业部副部长刘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东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李连仲、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司副司长吴海洋、中国银行浙江分行行长段永宽、《经济日报》总编辑冯并以及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楼小东。
如此高规格的论坛，自然吸引了很多新闻记者到场，包括香港的媒体。这次论坛的主题虽然是中国城镇化问题，但天都城却是讨论最热烈的一个案例。楼忠福在论坛上作了《小城镇，大文章》的演讲，向出席论坛的嘉宾介绍了天都城运作过程中的经验和思路。
那些分量沉甸甸的嘉宾，几乎都肯定天都城为中国城镇化所做的大胆探索。前来参加论坛的众多新闻单位的记者也把这些消息传播了出去。此后，围绕天都城的“危言”很快就跟着得到平息。
后来，因为国土资源部在2002年5月出台的11号文件在全国牵涉的土地问题众多，全国各地的土地市场有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需要处理，所以11号文件不得不作出适当调整。2004年3月31日，国土资源部和监察部联合下发了《关于继续开展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情况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把土地市场“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期限推迟到2004年8月31日。
天都城的“土地危机”问题也因此而顺利解决，一度天风海雨会聚的“天堂都市”再次“月见云开”。
感觉“月见云开”的当然不止广厦，这是整个中国地产界共同的巨大“利好”。如果没有这次政策调整，整个中国市场上可能因此而留下一大批问题工程，同时也顺带给本来就非常严重的中国金融问题再添一笔巨大的坏账。其实从全局的角度看，这个“利好”并不只属于地产商，也属于中国经济列车上循环着的众多链条。
国内很多媒体都把这次土地政策调整，看作是中国地产商影响中央政策的一个案例。如果这种市场经济本就应该有的灵活互动真的存在，当然是一个可喜的新趋势。这不但说明中国企业界具备了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也说明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中央决策，越来越具备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有的弹性性格。
民营力量改变中国的可能，真的值得期待！

第二部分 向天堂的方向快跑第18节 从历史的后台走向时代的前台

北京是一个浓缩了时间和历史的地方，所以有历史感的人到了北京自然是诗兴勃发的。1954年夏天，“进京赶考”还没有多久的毛泽东就写下了大气磅礴的《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
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鱼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
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在进入新的千年后，这个旷世名篇读来仍然让人觉得荡气回肠，历久弥新。
从历史的后台走向时代的前台
1999年，民营经济向来领先全国的浙江省有一件新鲜事。这年评选出来的浙江省劳动模范中，民营企业家有12位。这个数字在百多人的队伍中不算多，但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也是一个风向标。
1999年，不断让世界惊诧地发出尖叫的中国有两件新鲜事。
第一件事就是曾经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前夕预言“香港已死”的美国《财富》杂志，将这一年的“《财富》全球论坛”第一次放在中国内地的土地上召开。会议地点就放在中国内地最大的直辖市——上海。这个动作可以看作《财富》杂志第一次修正自己对香港同时也是对中国的错误看法，因为它的编辑们在1997年7月以前不相信回归后的香港可以“舞照跳，马照跑”。两年之后的2001年，《财富》第二次修正自己对香港的看法，把2001年的“《财富》全球论坛”放在香港。这些都是相关的后话了。
半个多世纪前的上海★，不仅把整个中国都当成乡下，而且把香港、新加坡和东京都视为“小家碧玉”。它曾经是中国财富最集中，远东地区最繁华、最具影响力和魅力的城市，同时也被认为是打开中国现代化之门的钥匙。美国学者罗兹·墨非就写了《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一书。可惜历史在不经意间拐了一个弯，绕过了黄浦江而一路南下，直到珠江口西面的一个小岛才收住了脚步——真正打开中国现代化之门的钥匙是香港而不是墨非所认为的上海。罗兹·墨非本人后来也不得不承认“上海是上海，中国是中国”——其实这仍然是一个需要修改的看法，至少从目前来看就是如此。
第二件事就是英国小子胡润第一次弄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这个榜只有50人，楼忠福也被排到榜上。
虽然楼忠福和所有上榜的富豪一样，并没有把这个榜看成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东西，更没有把这看作是一种荣誉，但这个榜的社会影响力却是巨大的。它不但给中国民间话语增加了一个新的关键词，更把中国民营企业家阶层整体推向社会舆论关注的中心。到后来，中国内地的媒体也不服气了——你一个英国小子能搞，我们也能搞吧，于是各种名目的富豪榜也一个接一个地出笼★。
1999年之后，楼忠福这个名字便与“中国富豪”联系在一起。关于楼忠福和广厦的报道，从此也开始带上了一个“福布斯富豪”的标签。
2000年5月1日前，楼忠福被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荣誉，在民间话语越来越活跃的中国，虽然受公众关注的程度已经远不如新鲜出炉又莫名其妙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但是这个荣誉的分量却绝对不轻。
楼忠福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全国劳动模范一起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表彰大会，并受到江泽民、李鹏等当时中国国家最高层领导人接见。
这项重大的国家荣誉，过去历来是颁给陈永贵这样能够开山劈石的农民和王进喜这样“能让地球抖三抖”的国有企业工人的。现在却颁给了富有的民营企业家楼忠福，而且还是一个刚刚上了榜的“福布斯富豪”。
这可真是“往事越千年”——跨进新千年的中国，确实是迅速地变了。就像《交锋》和《变化》的作者凌志军所说的，“一个国家，有时候会在惊心动魄的浪潮卷过之后，却好像什么也没有改变；有时候又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走出很长一段路程”★。
楼忠福和广厦集团对这个荣誉都非常看重，广厦集团的职工为此大肆庆祝了一番。庆祝晚会上，楼忠福和广厦的职工在欢乐中嬉闹成一片，喜欢“搞搞新意思”的职工还拿着香槟酒互相喷射，用花瓣打仗。场面之轻松和欢乐，就像开生日晚会一样，完全不同于过去“劳动模范”宣传片中那种刻板、沉重和不自然的气氛。
不过，在变化越来越快的中国，福布斯富豪当选全国劳动模范的新闻，很快就算不上特别新鲜的事情了，因为同样新鲜的事情正日渐多了起来。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举行的时候，有三位“福布斯富豪”成了十六大的党代表，而十六大党代表当中的民营企业家一共有五位。这一“与时俱进”的新现象，被嗅觉灵敏的媒体戏称为“董事长做客中南海”。其实个别民营企业家确实是应邀去了中南海的，因为中央领导人想预先听听他们对十六大报告初稿的意见。
楼忠福没有成为十六大的党代表，不过他与中国所有民营企业家一样关心中共十六大报告的内容。当中央电视台直播江泽民宣读十六大报告的时候，楼忠福放下所有的事情，一个人静静地躲在办公室里收看。他几乎从头到尾都在正襟危坐地盯着电视听报告。
看完报告之后，兴奋的楼忠福立即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打给广厦集团党委书记卢志信的，楼忠福跟他沟通对报告的看法和安排职工学习十六大报告的事情。第二个电话是打给老朋友、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李连仲的，楼忠福邀请他尽早来广厦给职工作关于十六大之后中国改革形势的演讲。像李连仲这样的学界朋友，楼忠福在事业做大之后交了不少，楼忠福后期的不少商业决策往往都有学界朋友的启发。
中共十六大不但被认为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又一个春天，同时也被认为是中国改革的又一个里程碑。洋洋二万八千言的十六大报告，其中的每一个字可能都经过反复斟酌，而对于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来说，他们印象最深刻的可能是下面一段：
“包括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嗅觉灵敏的中外记者，把这几十个字从厚厚的十六大报告中“打捞”了出来，新闻记者们都清楚，这正是中国民营经济力量期待已久的“定心丸”。
十六大之后，像楼忠福一样感觉“吃了定心丸”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不在少数。这个表面风光富有，但实质上十几二十年来内心一直如履薄冰的群体，似乎突然变得轻松了许多，就算在公共场合说话，也不像以往那样“字正腔圆”了。
这种巨大转变，连一向在公众面前不苟言笑、一副谦谦君子模样的联想集团的柳传志也不例外。在十六大闭幕后不久举行的一次“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柳传志就说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
“总体来说，十六大修改党章是特别好的事。咱们国家在解放后，我国共产党明明是执政党，但老按革命党的方式来做事，所以不稳定。现在提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人民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样我们大家心里就踏实了。我上学的时候，一些同学学习成绩非常好，但不能考大学。有一些同学在农村做事特别小心，做得特别好，但没人理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地主的子女。那个时候有点像元朝一样，把人分成好几类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人民的积极性都不能提高起来。所以十六大修改党章，这事本身就特别能释放民营企业的积极性。我觉得民营企业家看到定心丸了……”
事情的发展正像中外观察人士所期待的一样，2003年刚开始，十六大报告中的“定心丸”就产生了“药效”——与中国民营企业家有关的大新闻一个接一个地出现。
2003年春节刚过，楼忠福“刷新”了自己四年前当选全国劳模的“新闻纪录”，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很多杭州市民都在这个春节，看到位于杭州市玉古路的广厦总部大厦有一条巨大的横幅：热烈祝贺楼忠福同志当选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其实这个条幅应该还加上广厦重庆一建董事长郭向东的名字，因为他也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了。郭向东是在重庆当选的，他的身份也是重庆的全国人大代表。
不过这并不影响整个广厦集团拥有两名全国人大代表的事实，因为广厦重庆一建是广厦集团控股的成员企业。一个企业集团有两名全国人大代表，放在过去可算是部级国有企业才有的“政治待遇”，但现在这个事实却发生在一个民营企业集团身上了。
同样让人感到震撼的是，在浙江一个省，与楼忠福一起成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民营企业家有14位。整个浙江代表团的人大代表是89位，民营企业家比例之高，全国无双。
而在全国29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中，民营企业家更达到200位。另外，十届全国政协2238名委员中，也至少有65名来自民营企业家阶层★。
这是一个飞跃性的突破，在1998年产生的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民营企业家代表不过50人。再往前推10年，第八届全国人大时，全国2900多代表中总共只有八名民营企业家。
2003年中国还有一个突破，全国有八家民营企业首次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有三位民营企业家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在改革锐气和风头越来越劲的浙江，2003年产生的十届省人大代表中有董事长、总经理头衔的代表共有96名，占全部641名代表的15%左右。这当中绝大多数都是民营企业家。面对这些巨大的变化，也难怪中外传媒都以“一个新阶层的崛起”、“民营改变中国”、“老板从政”、“民营企业家从政元年”等文字为标题，大量报道出现在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中的最新变化。
不管民营企业家进入人大和政协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民营企业家从政之路的开始，但在十六大之后，中国上下越来越多地把中国民营力量与中国的国家力量联系在一起，并对此寄予了无限的希望——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可喜、可贵的认识。
其实，无论对于中国民营企业家，还是对于整个中国，“力量”才是一个具有真正意义的关键词★，至于企业家从政不从政，只是一个比较次要的问题。事实上，他们也不是真正的从政，至多只能说是参政。
具有久远的“学而优则仕”传统的中国社会，从来就不缺少从政的人才。中国社会所缺少的，是不戴“红顶子”而仍然能够坦然从商的社会环境和不鄙视商人（企业家）的文化。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商人群体起起伏伏的宿命，其实也是中国“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社会宿命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做官）高”的文化宿命。
中国内地年轻学者秋风在一篇《企业家之仁》的文章中，非常清晰地论证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企业家）和政治权力的关系。
他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往往本能地依靠依附权力，以金钱来购买保护。然而，依附权贵，固可“强”于一时，但时移势易，最容易被牺牲的，也正是商人。事实上，让他们丧失财产的，经常就是权力。因而，商人（企业家）不可轻易地与权力做交易——否则迟早会被权力吞噬；但企业家也不应对自己的财产权漠然置之。所幸今天，人类已经有了丰富的宪政知识，而企业家欲保护自己的财产，自当诉诸于财产权制度及与其相应的一整套宪政制度。
秋风还语重心长地提醒说：“如何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利益，到哪里寻找正当地保护自己利益的制度框架，对于企业家来说，是一个现实的挑战。”

第二部分 向天堂的方向快跑第19节 力可济国的国力(1)

2001年5月，楼忠福打破一个传统，把广厦集团的年中工作会议第一次放在浙江之外的重庆召开。
依照广厦的传统，广厦重要的工作会议都有东阳和金华的政府官员参加，而这次更是格外隆重，不仅东阳市委书记和金华市委书记出席了，重庆市委副秘书长也出席了。
这次会议更让人耳目一新的是，广厦集团260多名中层干部包了一架专机从杭州直飞重庆。包专机飞到总部之外的另一个城市开会，这在国外倒是常见的企业行为,但在中国企业界，就算是垄断性的大国有企业，也不曾有过。
不过，这只是广厦一个新传统的开始而已。其后，广厦几乎每年都把重要的工作会议放在杭州总部之外的城市召开了。2002年广厦的年中工作会议放在北京，2003年放在西安。2004年楼忠福本来想再搞一个突破，把会议放在澳洲，因为广厦国际集团在澳洲也有业务。但是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后，楼忠福最后放弃了这个决定。不过广厦还是包了专机，让整个集团的优秀职工到澳洲旅游了一趟。
在2001年的重庆工作会议上，楼忠福吹响了广厦第三次创业的号角，并开始对家大业大的广厦集团的治理问题进行一系列战略性调整，同时还聘请北大经济学院副院长刘伟和清华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魏杰为广厦集团专家董事。
在2002年5月的北京会议上，广厦战略调整的具体措施出台。楼忠福的大儿子楼明从这次会议开始，挑起了广厦总裁的担子。更多的年轻才俊跃上前台，他们在以楼明为总裁的经营班子内共同承担着广厦的“今天”，而楼忠福和创业元老则把目光盯着广厦的“明天”。
到2002年7月底，广厦的战略性大调整基本结束。这个变化，从发行近两万份的《广厦报》刊头都可以看得出来。从2002年7月22日第126期开始，《广厦报》的主办单位也由过去的“中国广厦集团”变更为“广厦控股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了。
由“集团”换成了“有限责任公司”，广厦的集体名称似乎“变小”了。但是这个“小”却有点像“小鹰”号航母的“小”，虽然带着一个小字，却没有人不知道它是世界顶级的常规动力航母。
作为名满中国的民企“航母”，新的广厦控股也一样有“小鹰”号般的硬实力。自从2001年开始进行战略调整以来，广厦便开始朝着现代企业航母的方向、朝着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全方位地进行了“升级换代”。
2002年5月之后，广厦的产权进一步明晰和集中，管理的制度化、专业化和风险的可控性大大加强，治理架构也由过去的两级变为三级：控股公司，行业集团和成员企业。广厦的决策层与经营层分离，董事局只管重大战略决策，控股公司的总裁班子成了经营决策中心，行业集团成了管理中心，成员企业成了利润中心。
广厦控股下面是七大块，即一个上市公司浙江广厦加上六大集团。六大集团包括实力最强劲的广厦建设集团和广厦房产集团，另外还有广厦投资集团、广厦旅游集团、广厦文化传媒集团、广厦国际集团。
整个广厦控股一共拥有成员企业80余家、员工5万多人。2002年公司产值突破100亿元，实现利税总额超过8亿元。在2003年的浙江百强企业中广厦控股位居第三，在浙江民企50强中则位居第一，是浙江省政府重点培育的26家大企业之一。2004年由中国工商联评估出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排行榜中，广厦控股以156.4亿元的营业额高居第六位。
一个成功的企业，对社会的贡献是巨大的、多方面的。别的不用说，单单是一个就业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就业压力举世无双的国情下，便不能不让人对那些能够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企业家肃然起敬。
在这个问题上，素来如处子般憨厚、率真的重庆力帆董事长尹明善，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的时候，就有过一段让人感动的话语。
尹明善说：“我最大的安慰就是，当我每天累得不得了，我就站在办公室窗口向外看，看见下面每天有数以百计的车拉进拉出，看见我的工人辛勤工作。我给一个人提供了工作，一个家庭就可以脱贫。我给一个工人一个月1000元左右的工资，他给家里哪怕是只汇款300元，他农村的家就不是很贫困了。现在在力帆直接就业的有5000多工人，间接拉动在配套厂就业的大概有4万人。如果我哪一天能够安排10万人就业，人活一辈子也就值了。”
这是非常平白可爱的话语，从中我们不难洞见中国众多民营企业家率真、可爱的人生态度。
其实能够取得大成功的企业家，大都有一颗可爱的平常心，具有旁人所不及的个人魅力。这甚至可以被看作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个规律。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伟就曾对楼忠福感慨地说过：“我在国内国外接触了许多企业家，我发现你们这些成功的企业家普遍有一条，就是特别具有亲和力。这种亲和力到了哪种程度呢，你刚和他接触的时候看起来一个个都傻乎乎的，不是看起来一脸的精明样，实在看不出他是一个企业家。你说他是真傻吧，肯定不傻，为什么表现出傻，其实是一种真诚、坦诚。”
广厦的元老、楼忠福早期最重要的创业伙伴之一的吴小伟对楼忠福也有过一段很深刻的评价。
他说：“从广厦整个发展过程来说，离开楼忠福就没有今天的广厦，这肯定是对的。但他的能力只是一个方面，我觉得他的责任心才是更重要的。没有对企业、对社会的责任心，是绝不会成为优秀企业家的。所以我认为，与其说是楼忠福的企业家才能造就了广厦的成功，不如说是他的责任心造就了他的才能和广厦的成功。”
“优秀的企业家都很累。中国的改革历程也很艰难，广厦是讲政治讲出来的。中国民营企业必须讲政治，讲政治就是要回避政治风险。现在企业做大了，他说中国的企业家要成为慈善家、责任家。”
广厦另一位元老、楼忠福早期另一位最重要的创业伙伴之一楼正文也说：“楼忠福的性格很外向，什么场面都能够适应，喜欢拼搏。他性格中最让我佩服的是在困难的时候沉得住气，越大的问题越稳得住。有时候碰到问题他也会很焦躁，但暴躁过了能够马上冷静下来，外面的人根本看不出来他有困难。所以大家都说‘广厦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事业做大了，在外面的人看来很风光，实质上做企业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轻松，这么多年来他其实是很苦的。有一次我们两人聊天，我问他：‘辛苦拼搏了这么多年，现在做大了还要这么辛苦，你到底图什么呢？’他苦笑了一下说：‘上得了马，下不了马。’”
正是基于对中国国情和中国企业家群体艰难成长历程的了解，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总裁顾问、美籍华人汪康懋才在2004年的争论中，怒斥郎咸平“不厚道”，因为郎咸平以偏概全，“欲陷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于不义地位”。
对中国过去的生活有深刻体会的汪康懋，以一种大历史的眼光高屋建瓴地指出，“有了创业型企业家，可以从负到正、从小到大；没了企业家，一块死的资产很快因缺了灵魂人物而垮下去。企业家的贡献是决定性的。中国一共才有几百位一线优秀企业家，所以我们不能坐视郎咸平的达摩克利斯剑悬在企业家的头上，将中国一个个优秀企业家推上审判台。要不然，中国民族产业将没有了领军人物。这一点不容含糊。”
汪康懋的“怒斥”并非一时意气，而是有实实在在的数据和事实支撑的。民营经济力量对中国的巨大贡献，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人都不会否认的。

第二部分 向天堂的方向快跑第20节 力可济国的国力(2)

这种巨大贡献，可以从众多关于民营经济的报道中窥得一斑。2004年7月27日新华社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题目是《关注非公经济：我国非公经济成为就业主渠道》。
文章说，“全国工商联的调查显示，非公经济已成为当前就业主渠道。数据显示，到2003年底，我国城镇个体、私营企业的就业人员达到8000多万人，占城镇就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特别是从1992年以后，个体、私营经济平均每年向社会新提供600万就业岗位，占城镇年均新增就业岗位的80%。”
“另外，国有企业下岗人员中的65％是靠个体、私营经济实现再就业的。2003年私营企业安置国有企业下岗职工109.9万人，其中有10万人作为投资人创办了私营企业；个体工商业安置96.6万人，其中下岗职工作为投资人的有47.1万人。”
“到2003年底，非国有乡镇企业拥有就业岗位1.36亿个，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为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做出突出贡献。”
这篇文章的唯一遗憾，是“个体”、“私营”、“非国有乡镇企业”、“非公”等“三姑六婆”的细分概念让人感觉迷惑、混乱。不过，其中的凿凿数据却非常雄辩地告诉人们，中国民营经济已成为中国人就业的主要渠道。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认为，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仅能带动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增长，而且对缓解就业压力、保持社会稳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民营经济无论质的提高还是量的增加都会对就业形势产生积极的作用。
就业不仅是民生之本、国安之策，还是富民之源、强国之基。一个社会如果能够很好地解决就业问题，很多社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而就业难的本质是创业难。
在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异常沉重的四川省，省委书记张学忠就有这样一番坦率的话语：“源泉在民力，活力在民营，希望在民间。在农村，多一个专业户就少一个贫困户；在城市，多一个个体户就少一个下岗失业户。调动亿万人求富思变的创造力，培育千百万具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形成千家万户办企业、千军万马搞生产、千方百计找市场，民营经济铺天盖地发展的局面，必然为人们的充分就业和人民的富裕、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提供坚实的基础、广阔的空间和内在的动力。”
任何鼓吹“不要对民营企业抱有幻想”、欲再打压和“清算”民营企业的“历史螳螂”，最终只能是螳臂当车——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2003年2月，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和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联合发表了“中国第五次民营企业抽样调查报告”，其中的数据也充分显示中国民营力量蓬勃生长的态势。
1988年，工商登记私营企业户数为9.06万户，雇工164万人。到2002年，登记数为243.5万户，增长近27倍，从业人数达3409.3万人；注册资本金每户平均均超过百万，达24756.2亿元；缴纳工商税收945.6亿元，是重要的国民经济收入来源，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私营企业提供当地2/3以上的财税收入。
到2003年末这股力量又跃进一步。这年11月21日，《南方周末》发表了“民（私）营企业主阶层步入历史拐点”一文。
文章说，“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显示，目前民（私）营企业主在册人数是622.8万人，而实际上，现存的188万户集体所有制企业中，80%已经完成转制，所有权归属个人，国家工商总局个体私营经济监管司兰士勇处长推测说，加上这部分，大概估算私营企业主人数在1000万以上。”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这些年的繁荣稳定、让世界惊诧的经济奇迹，正是由这些数据支撑着的。而创造了这些数据的，正是那些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发现机遇并驾驭风险的民营企业家，靠自己勤劳的双手以及市场上诚惶诚恐打拼的中国民营经济大军。
一个值得深思的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私）营经济只用了20％的国家资源，创造了60％左右的产出，而国有经济用了80％左右的国家资源，却只创造了40％左右的产出。
面对这样的数据和事实，熟悉中国国情的《交锋》作者之一、《人民日报》前评论员马立诚曾深有感触地说：“回顾20多年来民（私）营经济走过的曲折过程，你会为它顽强的生命力深深感叹。”★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私）营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张厚义,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实践表明，哪里的民（私）营企业数量多，规模大，哪里的综合经济实力就强，人民生活水平就高。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前列的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和北京，民（私）营企业户数就占全国总数的55.2%，中、西部地区之所以欠发达，重要原因之一是，那里的民（私）营企业户数只分别占全国总数的17.3%和13.8%。东部地区的今天，就是中西部地区的明天。民（私）营经济作为又一支异军，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将以不可阻挡的势头迅速占领着或开拓着新老市场的空间。”
放眼整个中国经济的大棋局，我们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哪个行业最早对民营企业开放，或者说哪个行业民营企业占主导地位，那么这个行业的发展状况就最好、与国际水平差距最小、中国消费者得到的实惠也最多，相反则结果也完全相反。
民营经济力量对于中国的影响是超越经济的，是全面的、深远的。这股生机勃勃的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存在和经济的发展，更是一种自我负责、讲求效率、优胜劣汰、平等自愿的文化和社会形态的存在和发展。
如果放宽思维的视野，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民营经济力量不仅是中国社会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一支力量，同时也是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一支力量。他们不仅在重塑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同时也在重塑着世界经济、文化和政治影响力的大棋局。
既然发达国家可以把正在转型的中国看作是世界上最大的未开发市场，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把正在自己身边成长的企业家群体，看作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支还没有完全成长的市场力量呢？难道在现代文明的世界中，中国人永远只配做一个引进者和追随者吗★？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不知道中国人是否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不过一直看好中国经济改革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早就对中国表达了美好的预期。他说：“中国是全球最有活力的经济体，我希望，通过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重塑中国的经济体制，而且能够重塑全球的经济格局。”
作为市场的主体，企业家群体永远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能够重塑中国经济体制，并重塑世界经济格局的，除了中国企业家群体，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指望。如果有指望，就是指望我们的社会和文化能够与时俱进地转型——转变为尊敬和鼓励企业家精神的社会和文化。

第二部分 向天堂的方向快跑第21节 财富与爱心一起流动

2003年初夏的一天，在浙江省电视台的直播间里，三个来自希望小学的孩子正在接受主持人的现场采访。旁边的大电视屏幕里正播放着一个资料片：
“在浙江兰溪市水亭乡，大雪纷飞的冬天，水遥和年迈的奶奶蹲在街边卖腌萝卜。不到10岁的水遥还是个孩子，可她身上单薄的衣衫和长满冻疮的双手却无声地表明：她，是一个和别人有着不一样遭遇的孩子。”
“水遥童稚的眼眸中透着与其年龄不相符的忧伤。自从父母在两年前相继病逝后，她和年仅5岁的弟弟就靠奶奶售卖腌萝卜维生。她的学费已经欠下两年了。眼看着再也不能欠下去了，学校的老师也为品学兼优的水遥面临失学而深感惋惜。然而这个小村子太穷了，老师们也爱莫能助。她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幼小的心灵因而陷入前所未有的茫然。就在水遥不得不离开学校的时候，一双温暖的手向她伸过来了。浙江省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代表楼忠福将第一笔‘忠福慈善基金’的款项送到了水遥的手上……”
看完这个资料片，直播间内没有一丝声音。水遥的眼里泛着泪水。观众席上人们的眼睛也湿润了，主持人身旁楼忠福的眼睛也湿润了。
水遥用颤抖的声音说：“感谢党和政府，感谢楼伯伯给了我们重新走进课堂的机会……”
这是浙江电视台在录制《帮助》节目时的一幕，这个节目是专门为展现“忠福慈善基金”的首批受助孤儿的学习和生活而摄制的。“忠福慈善基金”是2002年底在浙江人民大会堂由广厦控股董事局主席楼忠福宣布设立的。楼忠福为这个慈善基金捐献了1500万元，每年资助300名品学兼优的孤儿，直到他们读完高中。这是浙江省“慈善助孤”项目设立以来，民营企业最大的一笔捐款，同时也是多年来楼忠福多次出资捐助失学儿童的其中一笔。
多年来，楼忠福一直以一颗感恩的心来看待自己的事业和回报社会。他说：“我出生于东阳的一个农民家庭，生活的艰辛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记。企业的发展，我认为离不开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环境，二是自身努力，三是社会支持，三个缺一不可。积极投资、捐助社会公益事业，不仅是拓宽企业发展领域的需要，也是企业家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企业不回报社会，肯定违背了规律，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所以，我一直对员工说：‘广厦人一刻也不能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一刻也不能停止对事业的追求。回报社会是广厦人的天职！’”
多年来，楼忠福的广厦集团已向慈善机构和弱势群体捐款3120万元，而捐助和投资社会公益事业的资金累计超过8亿元。2003年，楼忠福因此被评为“中国十大公益事业之星”。
作为先富起来的群体，中国企业家群体中像楼忠福这样慷慨地回报社会的企业家不在少数。据中国工商总局统计，仅在2003年的“非典”期间，私营企业主向社会捐赠就达8个多亿。
而在中国内地民营企业家群体的财富和社会地位都尚不彰显的1994年，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发起了到老少边穷地区进行投资性扶贫的“光彩事业”，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先富帮后富”的经典案例。到2003年底，累计已有8846名内地民营企业家和港澳台同胞投身光彩事业，实施50万元以上的光彩事业项目5744个，投入资金229亿元。这个事业已帮助259万贫困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光彩事业项目从农村扶贫开发，发展到参与城市国有企业改造、下岗职工再就业、农业产业化、环境保护、国土绿化、移民安置、教育和高新技术等领域。2000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授予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特别咨询商地位，把光彩事业作为一种新型的扶贫模式向国际社会推广。
信奉“积善之家有余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中国文化，从来不缺少“积善”和“兼济天下”的情怀。中国商人（企业家）无论是太史公《货殖列传》中的财富英雄，明清的晋商、徽商，晚清的红顶商人，还是漂洋过海的近代华侨富商，不管他们身上有什么样的缺陷，在慷慨捐助、热心社会公益方面几乎都有同样良好的记录。
其实在中国的社会中，难的不是富有者的“兼济天下”，而是富有者的“独善其身”——财富安全其实才是中国社会的最大难题。
而这个由来已久的难题，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创富者及他们手中的财富的错误认识有直接关系。司马迁之后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错误地以为，商人（企业家）在捐出财富的时候才是“兼济天下”，而他们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则是一副“奸商”嘴脸。
其实在司马迁和哈耶克眼中，企业家无论是捐出财富还是赚取利润，都属于“兼济天下”。因为他们是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世界里通过纠正大多数人的判断错误、市场信息错误来获取利润的。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也可以说是“为人民服务”，因为他们的企业家行为满足了社会的需求，有利于市场的运转，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资源利用的效率，当然也就能增进每个人的福利。这正是哈耶克所说的伟大的社会伦理规范中的“社会贡献”。这大概也是为什么阿马替亚·森论证说“严重饥荒从来不发生在自由的市场经济社会”的重要原因吧。
一个人的衣食住行总是有限的，真正的守财奴毕竟是人群中极端罕见的异类。个人财富超过一定的数量之后，财富的“社会属性”就完全超出了它的“所有权属性”了。或者说，个人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自然变成了社会财富——这当然不是指“吃大户”，而是指财富实际的社会效应。这就是为什么部分中国民营企业家会说“财富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数字符号”。
据说美国的各种慈善基金总额约占GDP的９％，而在中国，即使是较早发展慈善事业的上海，这个比例也仅为千分之一。
不过，如果我们只简单地据此断定中国富有的民营企业家群体对慈善和社会公益事业的热心不如美国富人高，而不去看看美国的文化和社会环境是否比中国更适合人们创造和拥有财富，那么我们一定错了。
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艾丰先生说：“我认为中国只有造就一个不仅自己创造的财富能够安全地在这里存在，外边有钱的人也觉得你这儿安全而到你这儿来，这个国家才能富。就像土壤一样，你能把财富这个养分留下，而不是一下雨全冲走，这个土地才是肥沃的。所以一定得把群众这个观念转变过来。”
人都是需要道义承担和责任分担的，不过对于企业家来说，最首要的责任往往并不是捐钱捐物，而是首先要经营好企业、为市场提供最好的产品或者服务、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后者对于社会的贡献其实并不比前者小。

后置的前言第1节 梳理历史的长发(1)

历史是一头公有的长发
每个人都应准备一把梳子
从林则徐到吴敬琏——一条老藤，无数苦瓜
鸦片战争一役，大清能臣林则徐并未能为满人的大清帝国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中华文明打出一个海晏河清的局面。文明板块的撞击，倒是很快震裂了中华的苍穹，一块巨石从天而降，化作一个“三千年未遇之奇变”的参天问号。
斯时至今，大凡有点家国情怀、历史眼光的中国人，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只要开始迈开思维的脚步，就都无法绕过这块落自苍天的问号——“如何结束灾难，如何复兴中国”。
一百多年来，我们中华民族可以说是灾难接着灾难，屈辱连着屈辱，危机跟着危机。对亡国灭种的忧与惧，对中华文明的痛与恨，曾深深折磨着中华的仁人志士★，林则徐、魏源奇变一代如此，康梁戊戌一代如此，孙黄辛亥一代如此，陈独秀、鲁迅五四一代也依旧如此。而绝对孤独中的陈寅恪和顾准同样绕不过“娜拉走后怎样”的天忧。
“结束灾难，复兴中国”成了中国这一百多年来最基本、最核心、也最紧迫的问题★。改革开放后活跃起来的知识分子，如袁伟时、吴敬琏、茅于轼、朱学勤等，在谈起自己的学术生涯的心路历程时，也大多把对于“结束灾难，复兴中国”的追问和求解，视为自己学问研究的第一、同时也是终生的推动力。
1945年之后，亡国灭种的危机总算缓解，但是神州大地上的灾难却仍未见减少。其后，一个旧世界被砸烂了。一切“牛鬼蛇神”、“害人虫”和“资本主义尾巴”也被横扫净尽了。但是这个灾难原本就深重的民族和国家，也被推到了奄奄一息的边缘。浩歌狂热之后，面有菜色的中国人终于看见天上的深渊——与天、地、人“其乐无穷”地斗了几十年的国人突然发现，自己的口袋和脑袋也被斗得“一无所有”。
此时，一个并不算高大、也没有多少“帝王相格”和“帝王习气”的身影正从中国政治舞台的边沿向中心回归，这次真是“事情正在起变化”了——中国的国运正到了否极泰来的转折点。在后世的史家眼中，这一幕必然悲壮如摩西带领犹太人走出埃及。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一次真正是“时间开始了”，但是太多的灾难、太多的屈辱、太多的险恶、太多的绝望、太多的自相残杀和太多的“无端狂笑无端哭”，已经让这个民族清醒地体味到“结束灾难，复兴中国”的艰巨、复杂和欲速不达了。
走过1989年，走过1992年，走进新的千年，也走进了中国共产党的第四代。中国人用自己的设备遨游了太空，中国经济的起落正在左右世界的物价，中华民族的信心曲线，正攀向1840年以来的最高点。
自信从来不在举国狂呼“战天斗地”、“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出现，真正的自信总是与清醒和谦虚为伍。
所以,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我所知道的只是自己的无知”★，才会成为数千年来人类最有力的棒喝。
第四代中国领导人，是最自信也是最清醒、谦虚的一代，所以他们对人的极限是清醒的，对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的苦难、屈辱和绝望是深有感受的，对复兴中国的困难是有充分估计的。2003年温家宝总理访问美国时，对着哈佛大学的学生说：“中国要达到美国这样的水平，至少还要两百年的时间，几代十几代人的奋斗。”
时间只是一个必要条件。
参天的问号，仍然高悬天空！
容不下商人的柜台，也容不下书生的书桌
从旧中国的“士农工商”到新中国的“工农兵学商”，在中国的社会生态群落中，商人群体，除非不存在（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尾巴”都被割掉之后，知识分子就成了垫底的臭老九，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孤例。看来连商人都不能容忍的年代，瞧不起商人的“士”也是不会好过的！），只要存在则始终都是排到末尾。晚清和民国尽管专门制定了鼓励工商业的政策，但是这毕竟不是我们文明和社会自发演变的结果，而是因应危机的被动选择，所以在主流意识当中，商人的地位并没有改变，一旦时机成熟必成众矢之的。
晚清和民国都鼓励工商业，但是传统文明中蔑视商人和随意干扰经商活动的惯性，仍然让中国商人无法真正地生存，光是地方官吏的压榨就难以承受，为此很多中国商人选择了与洋人挂靠的办法，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戴“洋帽子”★。通过戴“洋帽子”确实为他们的生意免除了很多不必要的干扰和欺压，但是他们因此而获得的“洋买办”和“假洋鬼子”称号，至今还是中国话语中分量很重的蔑称。
在一个以做官为本位而且对商人歧视和不信任的社会里，“官办企业”、“国有企业”的出现自然是必然的结果了。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到民国，再到“一大二公”的苏式计划经济，其实“官有”、“官办”、“国有”思想可以说一脉相承的。中国人对“官有”、“官办”、“国有”始终有最大的热情，只是名称、推行手段和实现程度的不同而已。
总之，在中国的社会生态中，商人的地位和作用始终没有获得应有的承认。就算他们获得巨大的成功后，也要用“官与士”的油彩来涂抹自己，以便在这个蔑视商人的社会之中获得体面和安全。晋商如此，徽商如此，红顶商人胡雪岩★更是典型。
与这么一个社会生态和文明意识相对应，英雄的名分便不可能与商人有任何联系。一个因为贞洁而饿死或者自杀的妇女可以成为英雄，一个为表孝道而自残甚至是虐待和残害儿童（自己的儿女）的愚夫都可能成为官方表彰的英雄，成为见经见传的楷模。但是一个商人绝不可以，哪怕他是清白的，哪怕他做了很多慈善事业。
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传承的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实际上是做官高，因为“学而优则仕”才能兑现书中的黄金屋和颜如玉），而商人最合适的帽子还是“重利轻别离”的“奸商”和“小人”——我们的文明认定了“无奸不商”的逻辑。
这么一种文明意识和社会生态结构，加上缺少“灵魂的认真”（周国平语），就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可能有任何官方以外的社会力量存在，不可能有官本位的价值体系之外的价值体系。
所以，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社会，以官为本位的一元权力结构始终无法打破，以官为本位的一元社会体系、一元文化价值体系、一元话语体系始终难以消解。我们的国度几千年来就像一锅粥一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始终无法像欧洲一样做到“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
而这么一种文明和社会，其最大特点就是静态的封闭循环，为了追求这种稳定的封闭循环，必须不断地对自己的子民和社会肌体进行削足适履的“阉割”——“才行反时者杀无赦”★。任何有别于主流的独立思考，任何掌握财富和资源的商贾，往往就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而一个社会，如果缺乏理论和知识创新的学术力量，缺乏能够调动较大笔资本和资源的商业力量，这个社会就只能像闻一多所说的是“一沟绝望的死水”★。在这样的社会，不仅老百姓只有“做稳了奴才”和“求做奴才而不得”两种状态，只有这样，现代文明的璀璨明珠才可能在我们的家园上盛放光芒，我们的社会才能既可以与手执权柄的高位重权相处，又可跟富可敌国的巨商大贾相安，还可以跟特立独行、惊世骇俗的大哲狂儒相对，如此，我们才可以真正缔造和进入一个完善的和谐社会。要知道，容不下商人的柜台，也容不下书生的书桌。
小岗村、中国香港、浙江——邓小平的“过河石头”
为了走出埃及，摩西带领犹太人履海而行。为了走出灾难和落后，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
邓小平不喜欢在人间造神，自己也不伪装成神。他深知人造之神的险恶与阴毒，他深知中国必须走出“旧约”，必须走出人造之神的阴影。
邓小平不是神，但他的语言风格像极了圣经——简洁明了、平白如水，却有高山大海般的力量。
有人留恋高呼万岁、凭票买粮的日子，但是邓小平说：“不改革不发展，只有死路一条！”有人看不惯以前上衣的兜兜比自己少两个的人比自己过得还好，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习惯了按指示和文件办事的人不习惯新有的自由，邓小平说：“不要争论，要敢闯敢试！”每一句话都和他的身材一样短小精悍，但每一句话都像一颗子弹一样，有力地射向潜藏在那些恐惧的灵魂深处的撒旦。
过河，摸着石头过河！
回望历史，我们仿佛听得见急流的水声，看得见踏入急流的一个矮小身影。
然而，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一群被折磨得两股战战的灵魂，一群未曾真正温饱过的生灵，一切又谈何容易？
但第一块石头被摸到了。摸出这块石头的是一群农民，安徽凤阳小岗村的一批农民。那些喉舌媒体可以把这件事情说得很伟大崇高、意义重大，但是，这些农民兄弟可是提着脑袋冒死一试的。马克思把农民比喻成散乱的土豆，毛泽东也把中国农民说成是一盘散沙，必须装进结结实实的麻袋。他们看不见散沙中藏着金子和钻石，看不到单纯、粗犷的头颅中潜藏的能量和智慧。小岗村的农民是幸运的，因为在他们之前，多少中国农民因为作同样的尝试和思考，而惨遭批判，被投进监狱，甚至是断送了性命★。
小岗村的故事成了中国所有报纸的头条后，被饿死了上千万的中国农民，也开始吃饱了饭，穿暖了衣服。按级别、凭票证、排长队购买粮食的风景线和无数瘟疫般的历史滑稽剧，一起退出了中国人的日子。
几乎同时，第二块石头也摸到了。香港，这个启动了一种没落文明形态土崩瓦解的进程、标志着一个古老民族开始在烈焰里焚烧的地方，此时成了打开古老中国的现代化之门的钥匙，成为撬动了一个大国命运的支点。

后置的前言第2节 梳理历史的长发(2)

“杜鹃啼血悲天泪，精卫填海夜夜心”——中国人对于香港的情感是痛楚而复杂的。然而如果用一种放大的历史视野和胸襟来观察，这个被中国新闻业鼻祖王韬描写为“蕞尔绝岛”的弹丸之地，实际上是历史巨人的神来之笔。近代中国多少至关重要的风云变幻，实质上都发端于这个小岛，然后风卷残云、雷霆万钧地激荡于中华大地。没有香港★，满清帝国不可能遭受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的重创，不可能有康有为的戊戌变法，不可能有孙中山“驱除鞑虏”、结束数千年帝制的辛亥革命。把香港看作是陈腐、黑暗的帝制文明的终结者，一点都不为过。然而，历史赋予香港的使命不仅仅是终结，还有开创。
“1979年，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春天的故事》把一段本需用“大江东去”的气势来歌唱的历史，演绎得如此温婉动人、风情万种，着实显示了一个民族的成熟。就是这个魔戒般神奇的“圈”，点燃了一个国家拥抱世界的激情，启动了一场改变中国并正在改变世界的社会变革。
“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在改革开放遭遇停顿与挫折的时候，邓小平再次想到了这个“圈”，并再次使用了这个“圈”的神奇魔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改革的洪流如大江东去，中国人终于在市场经济的大道上坚决前行。
笔者常常对朋友推荐一个观点：在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大棋局中，有两个地方似乎是不能没有的，第一个是香港，第二个是浙江。
浙江——中国“过河”的第三块石头，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民营企业家群落最密集、最有后劲的地方。笔者在这里预言，随着时间推移，浙江将成为中国经济大棋盘中能量最大、后劲最足的地方，中国的世界级企业、世界级企业家将首先出现在浙江。
在浙江，我们所能看到的并不仅仅是改革开放中的经济发展成就，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古老民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巨大的生存和发展能力，看到了一个古老民族在市场大海的风浪中搏击、冲杀的勇气、胆量、谋略和烈焰般的精神品格。这里没有香港的地缘优势可以凭借，这里没有上海的国家支持可以依赖，更缺少国家部署的重点投资项目来带动。这里只有钟灵毓秀的山水和敢想、敢干、敢打、敢拼、敢闯天下市场的男儿。他们不是高干子弟、不是教授高工，他们全是中国最底层的农民——像孟子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所描述的一样，他们或“发于畎亩之中，举于版筑之间，举于鱼盐之中，举于海，举于市”。从楼忠福、徐文荣、鲁冠球，到南存辉、李书福、王振涛，他们全都是曾经为了三餐而苦苦挣扎的农民、铁匠、泥水工、补鞋工★。与他们同年代的中国人一样，他们吃过的苦头可能是现在大多数青年无法想象的。
但是在短短二十余年的时间内，他们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创造了一个个庞大的企业、繁荣了一方经济，还证伪了那个著名的观点——中国农民不仅仅是散乱的土豆和沙子，他们当中还有狮子和鲨鱼。
2004年3月中国“两会”期间，参加会议的浙江全国人大代表中的6位民营企业家召开专场记者招待会。德国《明镜周刊》的记者向他们提问：“如果马克思到浙江，他会有什么感想？”
这是一个看似无趣但却十分刁钻、严肃的问题。向来务实、习惯在无趣和无聊面前慷慨装傻的浙江企业家们，本想以笑声和打哈哈来消解这个看似无趣的问题。
但广厦控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楼忠福却不肯因为无趣而丢掉一个严肃的问题，所以等大家打完哈哈之后，他主动接招。他说：“我再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想马克思如果到浙江，看到浙江经济发展得这么成功，首先肯定会很高兴。第二点，我想他老人家也会很惊讶，因为他看到我们的实践已经超越了他的理论。”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新闻采访问答，更像是一场实事求是的哲学探讨。世界上的道理其实并不复杂，是那些伪装得高深莫测、伟大崇高的东西把人们的头脑搞混乱和复杂了。
这个简短的对答，让笔者记起圣经中的一段话：你看，野地里的百合花，也不种也不收，但是它花朵比所罗门的皇宫还要富丽堂皇一千倍。
从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来说，其实不外三种类型：人工栽培，快速移植，自生自灭的自然生长。中国的国有经济，就是在国家的后花园里享受着人工浇水、施肥和看护的人工培植。广东的外向型经济是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经济的延伸，是一种快速的移植。目前上海、江苏的繁荣也基本和广东模式一样，主要依靠于外来投资的“快速移植”。而浙江的民营经济，就像野地里的百合花，是在天生天养、自生自灭的环境中成长的。他们经历了从一粒藏在鸟粪中的种子，到发芽生根，到风吹雪打，到鸡爬狗踏，到郁郁葱葱，到大树参天和林海茫茫的全过程。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现在我们大可以用毛泽东《咏梅》中的诗句来描述浙江的民营经济和中国的民营经济了，这难道不是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真实写照吗？难道不能引发我们的万千感慨吗？
事实上，一直充当着浙江民营经济“辩护人和见证人”的中国著名经济学者吴敬的确是有感慨的。
2003年底，浙江民间举办“首届浙商风云人物”评选活动，吴敬琏应邀参与颁奖晚会。晚会上，一个被评选为风云人物的浙江企业家即兴表演了一个节目——为与会嘉宾演唱了《小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春风啊春风，你把我吹绿，阳光啊阳光，你把我照耀……”
歌声中，很多观众，包括笔者，都看到了吴敬琏——这位曾与亦师亦友的顾准在中国最暗淡的岁月中认真思考过中国前途、多年来一直以柔弱的书生之手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的长者——眼眶里泛着泪光。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有泪水？是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这是吴老曾经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访谈中说的一句话。行文至此，那一幕音容油然浮于眼前。
浙江确实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这块土地上养育过“卧薪尝胆”的勾践，“一生肝胆千秋恨，半壁江山万首诗”的陆游，“笔底明珠无处买，闲抛闲掷野藤中”的天才徐渭，“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的秋瑾，“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的王国维，“抉心自食，欲知其味”的鲁迅，“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邵飘萍、吴晗、马寅初等等众多中华英杰。
有史家曾家这样评价浙江：在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关键时期，必有挺身而出的浙江英杰。连毛泽东也说“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国家危亡、混乱的日子已经远去，浙江英杰为国忧忡断肠的日子也远去了。
今日之中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中国，活跃在中国大舞台上的浙江英杰，是以一群敢只身闯天下、敢包飞机、敢造汽车、敢造城市、敢组建千亿财团、敢在战火纷飞的巴尔干岛和阿富汗兜售商品的商人和企业家面目出现的。
当今之中国，无论是贫瘠的西部、疲软的中部，还是萎靡的东北，哪里有浙江人的身影，哪里就有活跃的经济、就有激动人心的财富故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以浙江为代表的中国民营经济力量的顽强、蓬勃而迅速的生长，中国国有经济的衰败就不会这么迅速，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就不可能节节突破，主张改革的学者就找不到有力的本土案例来支撑改革的理论，主张改革的官员也找不到名正言顺的理由来支持大胆的实践。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 足是 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为了国家强盛，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不拘一格搜罗天下才俊，激励天下男儿展示勇气、胆量、谋略和智慧，以驰骋天下、报效国家，可见我们汉唐胸襟、气量的博大。与汉唐相比，今日之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还远没有达到当年的水平，不过中国人的信心曲线，正节节攀升。今日中国的非常之功，是发展法治前提下的市场经济、打造世界一流企业、建设政治文明和共同富裕的小康生活，所以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正是中国今日必待的非常之物。
尽管邓小平破天荒地喊出了“致富光荣”，但千百年来我们的文化未曾歌颂过财富、未曾歌颂过商贾，我们的社会未曾正确地理解过财富并平静地长期与财富和创造财富者和平相处。所以要改变我们敌视财富、抑制商贾的文化传统，光有领导人的口号还不行，还必须有掌握话语权的知识界参与。
我们的笔触和歌喉，不但要歌颂横槊赋诗的帝王功业、醉卧沙场的将士豪气、特立独行的书生风骨、沉鱼落雁的国色天香、海枯石烂的坚贞爱情、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我们还必须歌颂巧夺天工的能工巧匠、点石成金的超人财技、漂洋过海的贩夫商旅、富可敌国的大商巨贾。
我们必须明白：一个容不下商人柜台的社会，必也容不下书生的书桌★！一个无法让个人积累财富的社会，也必定无法让个人享受自由安乐的文明之果！一个没有富人的社会，穷人也不能安生！
歌唱石头吧
中华儿女的始母女娲以石头补天。耶稣指着使徒彼得（希伯来语是“石头”之意）说：“我要把我的国建造在这磐石上。”邓小平对中国人说，要摸着石头过河。
前行的中国需要很多石头来指路，中国未来的大厦需要很多石头来构筑基础，破裂的中华苍穹需要石头填补。
小岗村的农民是石头。香港的繁荣、制度、法治和自由是石头。以楼忠福等人为代表的浙江民营企业家群体的勇气、胆量、韬略和精神品格也是石头★。
让我们歌唱这些石头吧！
龙镇洋
甲申年秋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