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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参透管理的玄机

管理是一门很奇妙的学问。说它是艺术吧，但它并不乏科学规律可循，而且今天的管理已经越来越倚重科学；说它是科学吧，你却找不出任何一条管理上的公式或定律能对全人类普遍适用。这使得很多中外管理者相当困惑：不管管理的手段多么高明，多么创新,总有一些场合和环境不相适宜,也总有人会不吃你那一套。什么原因呢?其实，管理的这种特殊性归根到底跟管理对象的独特性有关。
管理的对象是人，这根本不同于自然科学。无论是天文地理也好，物理化学也罢，它们的研究对象最多无非是整个自然界而已。自然界万物的繁衍生息，是有客观规律可循的，一条自然科学定律，通常放之四海而皆准。
然而，“人”就没那么好应付了，人是最复杂的生物。这种复杂性不仅指组成全球文明环境的人种、民族、区域或文化各有不同,而且每个人的心理、行为等方面也是大相径庭的。更要命的是,人的心理和行为，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从而成为世界上最难琢磨的事情。当代的心理学研究已经很发达，于是有人认为，运用心理学的研究手段和成果，总能找到人类活动的客观规律吧，因此管理一定有方法。然而要知道，人的思维和行动要受经历、背景、环境乃至遗传的影响；不同国家、地区和不同种族的人群，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差异极大，怎么可能存在对所有人都普遍适用的管理规律和原则呢？例如在西方已经很成熟的行为科学和组织理论，拿到中国来就未必管用。长期以来中国的管理者照搬西方的管理模式，未见得有多大成效。看来身为中国人，还是得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道路。
针对中国市场上管理者的实际需求,以及系统的中国式管理模式的缺失，长期以来一直服务于国内经理人,并致力于探索开发本土化管理模式和经营策略的宝利嘉顾问团队，在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深入发掘研究，并融会贯通中西方管理特色的基础上，推出了这套《中国人管理系列》图书。本套图书将从中国人的习俗文化、价值取向、行为偏好、处世风格、沟通特色、思维方式、谋略智慧等诸多方面分析探讨中国人管理的无穷奥妙；自始至终着眼于“管理”二字，以期能为中国的管理者提供有价值的管理之道。
《中国人的管理能耐》就是本套书中的一本。中国人形容一个人有本事，往往会说，这个人真有能耐。这里所谓的能耐，就是指人在特定的环境中通过后天的学习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能力和本事。管理能耐，其实也就是管理方面的本事、本领，而中国人一向是不缺乏管理能耐的。早在两千多年前，法家就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管理理念,其中的“术”，可以理解为控制局面、驾驭人的技巧，按照现在的观点来看，就是“管理能耐”。
人的能耐有大有小，能耐的养成也有先天后天之分,很难说它会有什么固定的原则或模式可以遵循。面对动荡的局势或复杂的环境能够从容应付，遇事能够摆平，即为“能耐”的体现。那么，对于能耐到底该如何界定呢？哪些行为和表现算是一个人的能耐，哪些又不能算作能耐呢？
通俗一点讲,能耐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把事情搞定的能力。这是一种狭义的说法。从广义上来讲，能耐，就是泛指人的本领、本事和能力。面对同样一件事情，有人就能处理得四平八稳、滴水不漏，轻轻松松完成；而有人应付起来，却显得焦头烂额、捉襟见肘，甚至还费力不讨好。那是什么原因使得事情的结局产生如此大的差异呢？说到底，终究是因为个人的能耐不同使然。
中国人的能耐，客观地说也是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中形成的，和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以及民族心理息息相关。每一个炎黄子孙或多或少都继承了这样的一些本领，并将其贯彻在日常的行为规范或处世原则之中。企业的管理行为亦不例外。在长期的管理实践中，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锻炼出了一套典型的中国式的管理能耐。
中国人的能耐是怎么来的？首先，得益于先哲的教诲和祖辈的传承；其次，跟中国人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人们头脑中的思维方式也不无关系。因此在本书中，我们将从诸子百家的微言大义入手，通过中国人管理能耐的具体表现，一步步引导读者全面认知中国人的管理能耐。在认知和学习各种能耐的基础上,我们希望每位读者都能大幅度提升实际的管理水平和素养,不断参透管理本身的玄机。
当然，中国人的能耐，也是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在我们这本书里，都作了全面的剖析和细致的区分。中国人的管理能耐，包含着经数千年中华文化积淀而形成的智慧和风格，其中诚然既有精华亦有糟粕。本书经过深入发掘与合理取舍，提炼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略，相信一定能帮助中国管理者有效提升管理能耐。
宝利嘉管理研发中心《宝利嘉文库》编辑部陈克祥
2003年9月于北京大慧寺

第一部分  中国人的能耐溯源第1节 中国传统的儒家智慧(1)

人的能耐，并非与生俱来。一个人能耐的大小，首先跟他所经受的历练有关系，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其所处环境的影响。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无论他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其所具有的能耐理所当然地具有中国式特征。面对同样的问题，中国人往往有中国人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解决思路。有时候，中国人解决问题的能耐和手段让外国人都觉得匪夷所思。那么，我们的这些能耐究竟从何而来呢，它最初是如何形成，并一代代得以传承下来的呢？对这个问题，恐怕我们要到老祖宗那里寻找答案了。
中国人能耐的肇端一直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其时正值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仍,时局动荡。在那个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年代里，无论是个人还是一个国家，要想苟全于乱世，乃至谋求更大的发展，实在需要超群的胆略和卓绝的智慧。于是在当时的中国，涌现了一大批见识出众的时代精英，创立了各种各样的学派。精英们在各个诸侯国之间进行游说，希望君王们能采纳他们的学说，用以治国安邦、匡扶社稷。这些学派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儒、道、墨、法、名、纵横、阴阳家等等，当时各种思潮竞相登场，堪称是我国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黄金时期。这些学派的思想之所以能流行，其目的诚然是为了国君巩固自身的统治、进而成就治国平天下之大业；但在客观上，他们对后世中国人的思想行为以及管理实践，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只要是中国人，无不从各家学说中汲取了丰富的人生智慧。可以说，中国人的能耐，跟我们祖先的思想启蒙是分不开的。
诸子百家中,影响较大的有儒、道、墨、名、法、兵诸家。其中,儒家源出于文士,墨家源出于小手工业者,道家源自于隐者,名家源自于辩者,法家多为贵胄之士,兵家多为行伍出身。各家学派的代表人物竞相开馆授徒,传授他们的专门才能或技艺,形成学派林立,各种思潮喧嚷纷呈的景象。
由于诸家的来路不同,各自的价值取向自然也不尽相同。道家多偏重村社自治体利益,崇尚“绝圣弃智”、“清净无为”、“小国寡民”,主张“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法家服务于王权利益,主张以武力平天下,以威权弹压民众,以法治国;墨家的主张是“强本节用”、“兼爱”、“非攻”,代表着贩夫走卒、劳苦大众的利益;儒家强调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来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
秦汉以降,墨家的影响渐趋衰微,此后盛行于中华大地的,便多是儒、道、法三家的主张。中国人的能耐,也多源出于此三家的思想。因此在讨论正题之前,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古圣先贤到底教会了中国人哪些管理能耐吧。
中国传统的儒家智慧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也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基石。可以说，今天中国人的为人处世，基本上遵循的是儒家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中国人判断事物的价值标准、说话做事的原则，所参照的基本上都是儒家的教条。儒家思想对中国人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归根结底可以概括为下面几点：礼义教化、仁和观念、忠恕之道、德治仁政。
儒家的“仁和”思想
传统中国人的基本道德规范,就是儒家的规范。其中讨论最多、解释也最多的是“仁”，这个“仁”其实就是对人的态度。除孔子外,孟子的价值观在于“善”(以仁义为本),《孝经》则在于“孝”,《礼记》强调的是“礼”与“诚”。事实上,它们的来源都是孔子的“仁”,只是各自所强调的重点稍有差异。可以说，只有“仁”才是这一切德行的根本。
孔子作为儒家文化的主要代表。“仁”是孔子人生哲学的核心，也是其管理思想的理论基础。所谓“仁”，孔子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我们一般把它理解为对人的同情心、友爱心。为了在人类社会普及“仁”的标准，孔子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从管理角度看，就是要把天下治理好，从而要求使国家、家庭与每个人联系起来，将仁德观念布于四海。为了实现这一理想，需要人人从自身做起，身体力行地发扬“仁”的宗旨。
就“仁”的价值取向而言,它是鼓砾人们去建立一种和谐的、谦让的和诚实的人际关系,并没有要求人去突破旧有藩篱以创造新规范,所以经常在重要关卡把人往老路上拉,对人的心灵造成很多束缚,如“见利必须思义”,“无恻隐之心就不是人”等等,几乎就是个人无法反抗的道德准则。这多少体现出一定的保守性,使得一些对社会有远见的人也往往裹足不前,只得在旧有的规范中因循下去。另外,这种强大的道德约束也使得个人的性格受到世俗上更大的压力,因为忠或不忠,孝或不孝把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区分得非常明显,似乎非此即彼,毫无其他的选择余地。于是,个人只得屈服于既存的社会规范,对常规和俗套表现出更大的谨慎与顺从。
孟子是孔子之后最大的儒学者，他发展了孔子以“仁”为核心的管理思想，其管理思想体现在《孟子》这本书中。孟子从他的政治、伦理主张出发，提出要把仁心“推己及人”，要保持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以达到群体的安定协调。由此看来，先哲们的思想与西方的“团队”意识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一部分  中国人的能耐溯源第2节 中国传统的儒家智慧(2)

礼义为本的伦理观
中国自古以来都被称为“礼仪之邦”，可见中国人无论是在人际交往还是在治国安邦等方面，都十分重视礼义教化的作用，也常用伦理制度来约束和规范人的行为。中国人常说，“礼多人不怪”，所以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总是显得彬彬有礼，无论是因公还是因私的往来，总之礼数是要尽到的。在中国，有很多规范的礼仪习俗指导着人们的行为，它们从孔子时代就开始为国人所遵循，其精神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果跟人打交道不懂得礼貌，往往会被视作没有教养,而遭受大众的贬斥。
因此，如果跟中国人打起交道来，就一定要懂得礼数。中国人爱讲礼，因此规矩也多，稍有不慎就容易犯忌讳。而且，中国人很崇尚“礼尚往来”，也就是说，“来而不往非礼也”。这一点让许多初来乍到的外国人很难适应。其实在中国呆久了你会发现，很多通过正常途径难以解决的问题，却能在私下里通过私人关系解决。中国人谈生意，更多的是在酒局饭桌上，而非谈判桌前。大约他们认为，觥筹交错的气氛才算融洽、友好，而在谈判桌前的唇枪舌剑，多少有些不礼貌吧。
有人认为,正因为中国的礼仪制度太规范、太完善，而且它依托的是数千年以来的门第观念和等级制度，所以难免让人觉得有诸多的繁文缛节，几乎成了一些束缚人们行动自由的陈规陋习，很难有可取之处。其实这种看法有失偏颇，毕竟中华礼仪的形式是一直在变的，而且变到如今，早已面目全非了。现在我们在大街上，早就见不到打躬作揖、稽首施礼的场面了吧。但是，中国礼仪的内涵和精神却一直为国人所传承至今，留存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里。
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亲情为纽带而形成的一个注重人伦、崇尚道义的有序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等级森严、秩序井然。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是相当浓厚的，这一点要远甚于西方,家庭的和睦可以促成社会的团结和稳定，同时也形成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文关怀，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中，提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就是要求父母善待子女、子女孝顺父母，兄长要爱护弟妹、当弟弟的自然要尊敬兄长；此外，夫妻之间如果能做到“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也会被认为是一种了不起的美德。正是这样的伦理道德观念，促进了传统中国家庭的和谐与美满，使得整个中国社会稳定而有序。
当然，有时候过分的人伦纲常与亲疏之别也常常产生副作用，最容易导致裙带之风的盛行，以及为了小团体的私利而置大局于不顾。因为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和乡土观念过于浓厚，一个人一旦有了出息（例如做了官），很自然的就要为亲友或是乡亲捞点好处，所以对中国人来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屡见不鲜，这恐怕也是很多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之一。
此外，中国人的地域认同感也特别强烈，同乡之间往往会彼此照顾、相互提携，尤其是当他们在外地发展的时候。这种现象的产生，恐怕也是基于国人浓厚的乡土观念和对故乡的眷顾与依恋的情怀。在美国，我们就很少听说仅仅因为是老乡关系而成为朋友的。诚然,同乡之间的照顾提携有其合理之处,但在企业经营中，如何对因同乡关系而形成的非正式组织进行管理，却是很令管理者头疼的事情。
义利观
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义”和“利”是一对永恒的主题，二者的矛盾冲突也最多,而国人长期以来都把它们视为对立面，多耻于言利。义利之争的起因，乃在于孔子的一句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样一来，几乎无人敢轻易言利，人人都为这种道貌岸然、冠冕堂皇的理念所束缚。不信你去问任何人愿意做“君子”还是“小人”,答案都会无一例外:“当然是君子”。
中国传统的义利观无疑是与现代商业理念和原则相悖的，重义轻利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数千年来的文化都是一种“官文化”而非“商文化”，唯有“仕途经济”，才是人生的正途。所以说，中国传统的土壤，确实不是诞生企业家的土壤。像孔乙己那样典型的中国人，穷困潦倒之际也不肯放下读书人的面子，实在是孔孟之道大大的受害者。难道面子就那么重要么？就算是不折不扣的“君子”，难道就可以不食人间烟火么？孔子提倡“君子固穷”,要求君子能“安贫乐道”,要求他们“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虽然这是一种很高尚的理想,却无时无刻不在束缚着人的心灵。
不过如今的中国人，已经很少有这种顾虑了。他们所标榜的，正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甚至是不义之财，只要有利可图，也照样会趋之若鹜。但是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讲，更习惯于“藏富”而不是“露富”，更不用说“斗富”了。因此对于他们的财产，哪怕是正当取得的收益，也不喜欢让人家看到，而是千方百计地进行掩饰。一方面是避免背上“贪财鬼”、“吝啬鬼”或者“守财奴”的恶名，另一方面也免得树大招风,引发他人的觊觎之心。
其实,有些中国人口头上虽然视金钱如粪土,但是在内心深处还是把钱财看得很重的,正可谓是“道义摆口边,利字在心间”。这样的人,明显有些心口不一,多少让人觉得比较虚伪。从古到今,公开标榜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追逐财富,并且以炫耀财富为荣的中国人,毕竟不多。况且中国人大都崇尚节俭,如果有钱了就大肆挥霍,就会被人斥责为“暴发户”心态。
所以多数中国人就是有了钱也不愿意声张,安安稳稳过日子是他们最大的理想。在多数中国人看来,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还不如用它为社会公益事业做点贡献。至于“为富不仁”,那更为中国人所不齿。但有时也难免会有例外。西晋的时候,就有石崇和王恺斗富的故事,听来令人咋舌;不过这两个臭名昭著的人物也都没有善终,落得遗臭万年的结局。我国解放后很长一段时期,人们对“发财”“致富”这样的字眼是讳莫如深、噤若寒蝉的。改革开放以后,确实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而且社会再也不提倡“贫穷即光荣”,压抑许久的人性开始爆发,结果一度走向另一个极端。近十年前一些“大款”挥金如土,动不动就“斗富”,人们甚至产生“笑贫不笑娼”的心态,引发社会拜金主义思潮严重,不过这股风头在今天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国民的心态基本上恢复正常了。
但是若要问当今的中国人，在“义”和“利”之间会如何取舍，那就很难说了。估计他们多数都会选择后者，但一定要为自己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对于这样棘手的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尽量不要让“义”和“利”对立起来。要让人们明白，“守义必有利，趋利须怀义”。那么对于管理者来说，如何通过两者的权衡与拿捏以达到最佳的激励效果，自然要费一番考量。

第一部分  中国人的能耐溯源第3节 中国传统的儒家智慧(3)

忠恕之道
儒家的道德规范，说穿了不外乎“忠”、“恕”二字。“忠”，就是要求待人诚恳、不欺诈、不瞒骗，受人之托，就要忠人之事；而“恕”则要求能够宽厚待人，凡事多体谅他人,多多进行反躬自省。
正是由于两千多年来，忠恕大行其道，所以形成了国人谦恭卑谨、温良敦厚的性格。一个“忠”字，就是要求我们老老实实做人，正直无私。它堪称是中国人最原始的“诚信”原则，值得人人遵守。时下社会各界都在大声疾呼“诚信回归”,看来传统的道德规范如今似乎真的有所缺失,而它在现代社会也必能彰显新的价值。
“忠”的内涵很广泛,并不单纯指臣子对君主忠心不二、尽职尽责。其实对普通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必要用“忠”来调节。就是说,对人要一心一意,尽心尽力,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孔子曾强调“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这里所谓的“忠”,也就是诚恳、率直、光明正大、磊落坦荡的意思。
至于“恕道”，孔子的教导就更多了。毕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对每一件小事都斤斤计较，抓住别人的一点点小过失不放，得理不饶人，那可不是谦谦君子的风度和作派。因此在儒家看来，对待别人的过失要尽量宽容一些，有理最好也能让三分，这样才能达到和衷共济、日臻善境的效果。所以说，为人应能容忍他人的过失，不要求全责备。《左传》中有一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堪称至理名言。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如果考察他人的标准过于苛刻，那世上就没有你信得过的人了。
怎样才能做到“恕”呢？其实很简单，就八个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原则极其为孔子所称道，在《论语》中曾多次提到。它的意思是说，连自己都不喜欢的，就不要强加给别人了。看起来这标准很简单，但要身体力行起来却不容易。
据说,在基督教的教义中有这么一条：“己所欲，施于人”。《圣经》中马太福音(七•十二)也有记载:“你愿意他人如何待你,你就应该如何对待他人。”这句话曾被许多西方企业奉为黄金准则。初看起来,似乎至理至真，这不是一种“推己及人”、“立己达人”的博大胸襟和高尚情怀么？但是须知，己之所欲难道就一定是他人所欲么？如果片面地以己度人，难免会一厢情愿地将许多他人并不乐意接受的东西
强加给别人；一旦这种思想太极端，甚至会导致高压和暴力方式。如果一个国家也奉行这样的政策，无疑会给国际社会带来更大的动荡和不安，影响世界的稳定。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就在世界各地推销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甚至包括它的民主制度，理所当然地会被看成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行径。这种思维逻辑和孔夫子的忠恕之道相比，高下立判。
当然，孔子的忠恕之道，也并不是要人们对任何事情都一味地包容、退避、忍让，毕竟万事都是有限度的。孔子的弟子有一次问孔子，“以怨报德当然是老师所不提倡的，那么,我们如果以德报怨的话，应该没错了吧？”孔子回答说，“如果以德来报怨的话，那又该拿什么来报答德呢？我看不妨‘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样才比较好。”作为中国人，我们实在佩服孔夫子的智慧。“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简简单单八个字，可以看作是忠恕之道的最好注解。
道德的力量
儒家学说的创立是为当时的统治者服务的，阐述的多为经世治民的政治理想。事实上，管理工作大都是相通的，大到治理一个国家，中到管理企业或组织，小到管理一个家庭,总的原则和标准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当时能够把一个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的人，想必放在今天也一定是个不错的企业家。所以对今天的管理者来说，借鉴一下孔子的政治学说和管理思想，还是很有必要的。
儒家的管理思想，主要包括实行“德治”和“仁政”，树立“以民为本”的观念。孔子不主张通过刑罚使人产生畏惧心理，从而达到管理的效果；而是主张通过礼乐教化来感化人民，使他们自觉自主地认识到哪些行为好而哪些行为不好。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就是说，用刑罚等法治手段来惩罚不道德的人或事，人们虽犯法而受到惩罚，可心里却未必有悔改之意；如果施行德政，以“礼”的精神来教化引导民众，那么人人都不敢做坏事、错事，心里时时有危惧惊悚之感，要是这样，社会也就可以达到稳定了。因此在孔子看来，“法治”并不能完全消除人们心理上、思想上、道德上的邪恶，而“礼治”却能以柔和缓进、通过以理服人的方式使人们懂得何者当为，何者不当为，正是道德的力量促使他们走上正道而耻于做坏事。
今天的中国，在“依法治国”的同时，我们正在普遍提倡“以德治国”的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又何尝不是在实践孔子的政治理想呢。对企业组织的管理者而言，其实也不妨采取“道德与法制”相结合的管理模式。虽然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制度缺失，“人治”观念远甚于“法治”观念,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制度建设和法治观念的普及诚然是好事，但也毋须矫枉过正。因为中国人打心眼里崇尚的是“以理服人”，而并非“以势压人”或“以法唬人”。老子就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同样地，对某些人来说，他也“不畏法，奈何以法惧之？”只有坚持“两手抓”的方针,在谆谆告诫的同时循循善诱,才能收到良好的教育结果。所以说，道德与法律不可偏废，才是有效管理的根本。

第一部分  中国人的能耐溯源第4节 中国传统的儒家智慧(4)

儒家的学习型组织观念
儒家学派的开山鼻祖孔子，既是一位思想家，又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仅亲自调教了诸多贤能的弟子，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学习方法和教育思想，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孔子关于“教”与“学”的一些思路和主张，对于当今企业的员工培训和教育，以及在企业中建设学习型组织(当今的时髦语)，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一直倡导终生学习、互动学习的先进观念，这和现代的知识共享与组织学习理念实在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孔子学无常师，一生虚心好学。他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在择师方面，孔子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也就是说，无论尊卑贵贱，任何人都可以作为自己的老师，每一个人都有他自身的长处，可以供我师法。因此对于学习的态度，孔子提倡“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即使对自己的学生，孔子也常常虚心向他们求教，并无禁忌。这也就是，“当仁，不让于师”。
孔子以前，人们受教育的权利受到极大限制，只有贵族才能成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孔子创办私塾，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先进主张，打破了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他的学生来自11个诸侯国，有各种出身的人，孔子对他们都一视同仁。此外，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则根据各人的背景、志趣、经历、资质、性格和学业上的特点，做到“因才施教”。他循循善诱，注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强调“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孔子提倡奋发学习，讲求学习方法。在知识的形成积累上，强调被动接受与主动探索相结合的重要性,因此他要求弟子“发奋忘食”，“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孔子还强调学与见闻结合，学与思结合。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既要求把思考分析建立在学习探求的基础上，又要求把学到、听到和见到的东西加以分析研究，变成自己的知识，丰富提高自己。
孔子一方面强调“师道尊严”，形成了中国上千年以来的“尊师重教”的传统；一方面又刻意为自己的学生营造宽松和睦的学习气氛，力争促成“教学相长”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因此，弟子们在孔子面前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孔子的领导下，整个组织内充满了自主学习的氛围。孔子的众多弟子中，也涌现了不少贤德之人。在现代企业组织中，要大兴学习之风，还真得借鉴借鉴孔夫子的主张。
的确,下属有自主、自发、自动学习的热情,固然可喜。不过管理者的当务之急,应该是为他们营造共享、互动、自我学习的氛围和平台,这才是“学习型组织”的真谛。
儒家管理实践精要
儒家学派的思想体系博大庞杂，蔚为大观，其中不乏可以用于指导现代管理的金科玉律。综合全部儒家学派的观念，它要求管理者必须以身作则，用自己的榜样去带动受教者。具体来说，管理者要达到这个目的，应该做到如下几个方面：
(1)为员工提供一份富于挑战性的工作。主要目标是将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岗位上；在此基础上，管理者要像孔老夫子那样诲人不倦，不断指导员工在工作中成长，为他们提供学习新技能的机会。员工有所提高后，再将其安排到更合适更具挑战性的岗位上，以此循环往复，推动员工不断进步,并藉此提升企业竞争力。
(2)确保员工得到相应的工作条件和出色完成工作的信息。在任何公司工作，员工都需要拥有充足的信息，才能围绕企业发展目标更好地奉献自身的才华。拥有本行业最先进的工作条件，员工则会引以为豪，如果所有员工都能自豪地夸耀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这种夸耀和创造性本身就蕴藏着巨大的推进作用。当被管理者出色完成任务时，管理者应该当面公开地表彰员工，引起更多员工的关注和赞许。这种表彰要及时，要说得具体，以使被管理者“不隐其能”，为企业目标的实现多做贡献。
(3)制定一整套内部奖惩员工的标准,并以工作业绩为主适时晋升员工。孔子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孟子也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把正直能干的人提拔到不正直的人之上，人们就会服从；把不正直的人提拔到正直的人之上，人们就不会服从。若仅凭资历而不以事功对员工进行提拔，不但不能鼓励员工争创佳绩，反而会养成他们坐等观望的态度。员工一般来说在事业上都会有很多想做并能够做到的事，关键是要给他创造条件。如果企业能适时晋升正直（能视企业目标为自身目标）、能干（能为实现企业目标努力拼搏多做贡献）的人，那么其他的员工才能服气，并以之为榜样，进而形成人人奋发向上，企业生气蓬勃的生动局面。
(4)“推己及人，察己知人”，公司应了解员工的实际困难与个人需求并设法满足。要尽量让员工分享企业发展的利益，承诺员工与企业荣辱与共，强调工作保障问题最终取决于他们自己，公司总是愿意长期聘用愿与企业共图发展的员工。对于被管理者的劳动报酬问题，管理者亦应“推己及人，察己知人”。首先，应该确保员工的薪水竞争性,即依据员工的价值来定报酬；其次,福利方面也应当做得尽量地好，如对员工家属小孩的照顾等；再次，不妨在可能的情况下针对员工采用弹性作息制，努力使公司四处洋溢着积极的气氛等等。这些无疑都会大大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第一部分  中国人的能耐溯源第5节 道家哲学的启迪(1)

儒家思想诚然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但总体来看,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多元的，一种儒道互补型的文化，因此我们也决不能忽视道家的影响。道家创始人是老子，他的代表作是《老子》,俗称《道德经》，洋洋五千言，堪称字字珠玑。老子的思想体系中，其最高范畴是“道”。“道”本义指道路，后来引申为法则、规律的意思。“无为”是《道德经》的宇宙法则。作为老子管理思想最高原则的“无为”，对今天的企业管理活动极富指导意义。它是一个普遍适用于任何管理过程的原则，绝不是要人们什么都不干，而是指人的行动及其指导思想必须顺应自然，必须符合自然的要求，而不是主观随意地蛮干和胡为。作为管理方法，“无为”就是要求管理者要善于抓大事，把具体的工作分配给具体的机构和人员去做，毋须事必躬亲。今天,西方所谓的“领导艺术”和“祛除管理”等思想正试图回归到此种境界。
避免管理走向反面
道家认为，管理并不总是给社会带来利益，有时甚至会带来危害。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无论管理手段多么严密细致,法令规章多么冷酷无情，总不可能永远消除一切不法行为，有时还往往适得其反。老子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法令滋彰，而盗贼多有”的时代。管理者把法令制定得明确具体、不胜其繁，而社会上的犯罪行为反而越来越多。这一现象直到今天仍然屡见不鲜。面对这样的尴尬局面，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如果法令制定太多，就会扰民不断；而有些人如果不接受这些规矩，他们就会铤而走险，走向对抗。
所以按照道家的观点，管理措施越是发达，对人性的摧残就越是厉害。今天的许多管理方法就像是给马和牛带上缰绳，使这些驯服的动物也感觉羁绊无穷。对人而言,其遗憾更甚。要知道,现代企业的竞争力越来越依赖“以人为本”——人的创造力、想像力和主动性,如果管理过度,必定劳民伤财,如果制度太多,员工就会不堪其扰,长此以往,管理就会走向其反面,还谈何创新变革和发挥潜力呢?正因为道家的创立者看到了上面这些弊端，便渐渐产生了“无为而治”的思想。
“将欲废之，必固兴之”
道家管理的策略，实际上是反其道而行之的策略。通俗地讲,就是一种柔弱胜刚强的管理和以退为进的策略。它们都建立在对事物发展规律把握的基础之上。一切事物都体现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原则,而且事物的好坏也随时可以转化,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因此在管理中不能单向思维，要有多向思维，不能简单地一味求进、以取求取，有时要以弃求取。
他们认为，事物的发展必然要走向反面，正所谓“物极必反”。是什么力量使它们这样呢？是天地,即宇宙间的规律使然。作为管理者来说，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任何事情都应从正反两方面衡量和思考。就像要达到一个目标，有时不妨背道而驰一下,兴许你会发现两点之间的距离,往往并非直线为最短。在这里，老子的大智慧无疑值得我们激赏：“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春秋时代，郑国的国君郑庄公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君主。他的弟弟共叔段却十分桀骜不驯，既不听从兄长的号令，也不把君主放在眼里，并且时常有谋逆之心。庄公的臣僚们都劝说郑庄公及早除掉共叔段，免得将来迟早成为祸患。庄公非但不听，反而更加优抚自己的弟弟，更加纵容共叔段的恣意妄为。直到后来共叔段以为有机可乘，终于起兵谋反了，庄公才名正言顺地兴师问罪，在“鄢”这个地方，一举荡平了共叔段的势力。其实，庄公不是不想除掉段，而是一直在等待时机。最初共叔段虽然怙恶不悛，但他的作为并没有坏到该死的地步，如果当时就杀他，难免师出无名。因此不妨先纵容他一下，等他更多的恶行暴露出来以后，再收拾不迟，那时他也就无话可说了。可见，这一招杀手锏，体现了典型的传统思维和冷峻的智慧。
把这种欲抑先扬、反其道而行之的策略用在当今商界,同样是首屈一指的大智慧,中国古代就不乏成功的先例。战国时的白圭,就是一位商界奇才。他白手起家,短短几年就身家巨万。秘诀何在?其实很简单,就在于他的八字箴言:“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别人都不屑一顾的,我趁机大肆囤积,等到市场上需求旺季到来,自己就奇货可居了。相反,大家都趋之若鹜的行情,白圭却连正眼都不看一下。正是这种看似不合潮流、有悖常理的举动,帮白圭聚敛了大量财富。后世人不得不佩服白圭眼光独到、算度准确。今日股市上风云激荡,众炒家奉行“买跌不买涨”,恐怕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无为”与“有为”
在道家看来，理想的社会应该奉行无为而治，这才是最好的管理状态。因此，管理应当不断减少对人的管制和束缚，使人返朴归真。对管理者而言，制定政策时不能政出频繁，更不能朝令夕改,应该“政简刑轻”才对。
在这里，道家哲学强调的是“君人南面之术”，即要有一点领导方法。管理应该是指挥下属而不是替代下属，高明的管理者从来不代替下属做事，不会越俎代庖。
管理者当然要有所作为，只有这样才能于己有利,同时对社会有益。然而道家也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即管理也可能走向它的反面。长期以来人们都有一个误区，总是认为只有有所作为才是有效的，因此管理者为了体现自己的奋发有为，总是喜欢发号施令，时常对下属飞扬跋扈、颐指气使，生怕旁人会忽视他的存在。但是他们这样做往往会适得其反，不要忘了，在很多时候“无为”状态往往是更有效的。正所谓“一动不如一静”。
中国的俗语里，有“一朝天子一朝臣”、“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样的说法，这就是因管理者的变动而导致制度更迭的真实写照。一旦领导层发生变动，为了体现“新官上任三把火”，新任领导者总要把前任的既定措施都推倒重来，使得政策严重缺乏延续性；更有甚者，许多领导者仅凭自己一时心血来潮，拿制度当儿戏，朝令夕改，使下属无所适从，这些都是管理者应当避免的。
我国汉朝的时候有“萧规曹随”的佳话，足以使力图“奋发有为”的管理者引以为鉴。汉朝的第一位丞相萧何奉行道家的黄老之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萧何死后，他的继任者曹参几乎全盘沿袭了萧何在世时推行的所有政策,未加任何变动，他这个丞相当得倒也清闲。这样的举动很快招来不少同僚的非议，但曹参说，“论才干我比不上萧相国，他的那一套办法既然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况且时局也未曾变动，这些法令规章我沿袭照用就是了，何必一定要为了彰显个人的政绩而大动干戈呢。”看来一代名相曹参的气度和风范，值得后世管理者学习仿效。
很多人只要一朝权柄在手,就开始恣意妄为,生怕“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这样的人若当上领导,为了显示自己“有为”,肯定会以折腾下属为乐事。他们处处作威作福,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的政绩。这样的管理,看似“有为”,实则“有害”,望读者诸君引以为戒。
管理的最高境界
其实，管理是崇尚简约的。什么时候,如果事情是越管越少而不是越管越多，那才算步入了管理的良性循环和最高境界。有一句名言说道，“最好的管理就是没有管理”。如果一切都能按部就班自然运转，每一位下属都能恪尽职守、发挥专长，那管理者还要为鸡毛蒜皮的事操什么心呢？所以按照《老子》的看法，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的管理者未必是好的管理者，真正优秀的管理者，下属未必能体会到他的存在。例如大家耳熟能详的诸葛亮，诚然我们可以认为他是智慧的化身，是一个出色的谋略家，但却未必是一个卓越的管理者。原因就在于诸葛亮在知人善任方面有所欠缺，不能有效分权。在他的治理下，蜀中虽然呈现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但人才凋敝却是不争的事实。其根源在于他在位期间，无论军事政事、大事小事，一律事必躬亲，对下属多持不信任态度，例如对魏延这样有主见、有能力但多少有些桀骜不驯的将领，常常采取压制政策甚至必欲除之而后快；偶尔对下属信任一次，还错用了马谡，导致失了街亭。像孔明这样鞠躬尽瘁、事必躬亲，不累死才怪。而他死后,由于其生前并没有注重人才梯队的建设,蜀国再无可倚重的将佐之才,居然形成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的难堪局面,最终导致覆亡。

第一部分  中国人的能耐溯源第6节 道家哲学的启迪(2)

《山海经》里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讲的是远古的中国，在尧帝的统治下，百姓安居乐业，一派祥和景象。这天尧帝出巡来到一个村落，只见两位老人在玩“击壤”之戏（古代一种类似于今天“保龄球”的游戏）。当时恰逢农闲季节，围观者还真不少，不时爆发出欢快的笑声。这时人群中有人感慨道，“尧的功德真是伟大，在他的治理下，人们都能过上如此富足而悠闲的生活”。谁知这话被其中一位正在玩游戏的老者听到了，于是老人唱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尧听了以后，就默默地走开了。这首歌就是著名的《击壤歌》。
难道尧真的一点作用也没有吗？其实在我们看来，这正是尧作为领导者的高明之处：他从不居高临下擅作威福，也从不对百姓的日常生活横加干预，他的管理风格如同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几乎让人民感受不到他的存在。我们说，这才是管理的最高境界。在《老子》里有这么一句名言，“太上，民知有之，其下，亲而誉之，其下，惧之，其下，侮之。”就是说，最高明的统治者，人民仅仅知道他的存在罢了（甚至有可能还不知道）;次一等的，下属会尊敬他、赞誉他；再次，会使人民因慑于他的威势而畏惧他；最差的，毫无威信可言，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只能使得下属瞧不起他、轻侮他。可见，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要让被管理者几乎察觉不到管理的存在，让他们感觉到现在的一切，似乎都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几乎没有管理者的功劳。不过,这种“太上”的境界，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治大国若烹小鲜
身为管理者，不能事事面面俱到、越具体越好，也不是力求管理的规章制度越精细越好，而应注意一切都要留有余地。但同时也要懂得细微之处,这样凡事才能掌握好恰当的火候，做到不温不火。
所以，《老子》里面有一句话说得相当精妙：“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条名言，曾被美国前总统里根在他当年的国情咨文中引用过。它的意思是，治理国家就像煎一条小鱼一样，一定要谨慎小心,切忌大肆炒作,政纲也不要频繁更迭。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在煎鱼的时候，不要随便翻动，如果翻得太勤，鱼就容易碎；当然如果一动也不动，则难免把鱼煎糊。因此，只能将调料、火候掌握得适中，文火烹煮，不急切，不燥动；这样煮出的东西，才会色鲜味美；如果火候不对、调味不对，加之心烦气燥，下锅后急于翻动，东一下，西一下（看似“有为”），最后煮出的东西“一团糟”，色、香、味什么都没有了，肉也碎了(却没有绩效)。
“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寓意深刻而又简明扼要地向我们揭示出为政的关键之所在。要保证一个社会的平安和繁荣，治理者必须小心谨慎，认真严肃，要清净无为，不扰害百姓;否则，灾祸就要降临。如果为政者以个人的主观意愿，随心所欲地改变社会，朝令夕改，忽东忽西，老百姓就会无所适从，接着就是人心大乱,社会大乱。相反，如果为政者制定的政策法令能够一如既往得到坚定不移、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的话，就会收到国富民强之效，这样连外敌也会忌惮三分。结果就是达到了“无不为”和“无不治”。
管理企业亦是如此。对企业来说，宗旨性的规章制度和大原则不能变，只能因时间推移、市场演变和大小、软硬环境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完善”。企业只要抓住了大的原则，制定了大的、基本的规章制度，使企业有了一个正确的、基本的运行轨道，在通常情况下，就应当坚持“以不变应万变”。只要基本的东西是正确的、大体完善的，就不要轻易去“翻弄”它。这有点像今日企业所谓的“使命声明”(mission statement)或“目标宗旨”,有扼守不变之说。
所以，统治者治理国家，企业管理者管理企业，道理跟烹煮小鱼一样，不要常常翻弄。因为，一个企业几十人至上万人，国家十数亿人，如果制度反复无常，老百姓就无法适应，大家的行为无所适从，不知该做什么才好；最终使人步调不一,思想混乱。如果制度稳定，大家就会心情稳定，就会专心于工作，出大成果。
朴素的辩证观和原始的“相对论”
《老子》这本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堪称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渊薮。老子在他的五千妙言中,以自己独特的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力,探寻着宇宙和人生的奥妙,处处体现着深邃的哲理。我们甚至可以说,《老子》就是一部哲学著作,这一点是儒、法、墨等各家学派均未达到的高度。
老子看待问题,总是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在他的著作中,时时都体现着“一分为二”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老子具有非凡的智慧,他通过观察身边的事物,发现它们总是具有对立的两个方面,而且可以相互转化。例如,寒暑、阴晴、树木的荣枯、海潮的涨落,都是自然界中阴阳互变的现象。由此再联想到人类社会,老子的感触就更多了。人的生老病死、祸福、贫富,社会的治乱,国家的兴衰存废,无一不充满着矛盾,而这些矛盾又不断消解、转化、融合,然后再制造出新的矛盾。正是目睹了太多的世事变迁和人世悲欢,老子摒弃掉了以前那种看待问题时静止、孤立的眼光,逐渐产生了联系、发展、辩证的思想观念。
老子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相反相成的,物极必反。每一事物,它本身就蕴含着一对甚至多对矛盾。任何生命诞生以后,虽然处于成长的过程,但成长也就意味着衰老,生命一天天成长,也就是在一天天走向死亡。所以说,任何事物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我们不能光看到其中一面而忽略另一面。任何人都不能指望事物只会朝好的方向发展,因此必须同时作坏的打算。而且,事物也是有比较才有鉴别,如果没有“坏”的一面作陪衬,怎么能显出“好”的一面呢?所以人们应该全面看待事物,理智对待其优劣和短长。《老子》中说,“有无相生,难易相存,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就充满着这种辩证的智慧。
在老子的思想观念中,没有“绝对化”的概念,他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相对的,都具有可以相互转化的对立面,简直就是一种原始的“相对论”。把老子的这套思想拿来启迪人生,就是“福兮祸之所,祸兮福之所伏”。就是说,人生的祸福也是无常的,好事也许会变成坏事,坏事中没准也蕴含着好事,因此老子用这两句话告诫我们,顺利的时候不能骄傲自满,要时刻居安思危、防备灾祸的到来;当灾祸降临的时候,也不要灰心气馁,要想办法调动一切积极的力量,争取逢凶化吉。不过在实际生活中,还真的有这样的例子,那就是著名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失马的掌故,想必中国人都已耳熟能详,不再赘述,但它确实留给了我们很多启迪。
虽然事物都有它的对立面,可以相互转化,坏事可能带来好事,但我们却不能消极地等待,坐等“否极泰来”。道家虽然主张“无为”,但并不是要我们消极保守,碌碌无为。什么才是积极的态度呢?庄子说得好,“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也就是要注重平时点滴的积累,从细微的小事做起,久而久之,便能从量变到质变。因此要想让事物朝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就应该坚持不懈地努力,不放过一点点细微之处。在这里,睿智的老子又教给中国人一条格言:“合抱之木,步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其中深意,值得每个中国人,尤其是管理者深深记取。

第一部分  中国人的能耐溯源第7节 法家管理手段

和儒家的“仁义怀柔”思想、道家的“无为而治”境界不同，法家的管理思想就远没有那么温情脉脉了。法家的思想，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法家的一套主张，似乎很符合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中对人性的“X”理论假设。
“法治”管理思想的主要代表是韩非。韩非博采众长，形成了以专制主义为特色的管理思想体系。他坚持法治、抨击人治。这些主张对于今天国内的企业而言当然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对现代管理的启示在于，今天的企业一定要加强制度建设，混乱的家族制和僵化的长官制都不可能适应未来的竞争环境。
法家的管理是强制性管理，它认为人们都有其自私自利的一面，有着趋利避害的心理。人们之间不存在道德关系，只存在经济关系，即利益关系。因此法家的理论不指望人自觉，不要指望人不变坏，但是可以采取种种措施防止人变坏。法家主张用严厉的法律制裁人的不法行为。人总是骄于爱、听于威，严厉是唯一的选择。
说得通俗一点，也就是管理需要用高压政策。同时在此基础上，要做到“信赏必罚”，赏罚分明。基于强大的法律加上丰厚的利益驱使，人民就好管多了。
从春秋时的商鞅开始,一直到后来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都一贯主张领导者应以严刑峻法统治人民，只有树立法律制度的权威，才能使人民敬畏，这样才便于领导者推行其措施。因此一般而言，法家学派的观点是比较重视制度的作用的，而且强调令行禁止，领导者先要立威、立信，才能服众。此外，法家思想过于带有功利性，认为人们为了达到自身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这一套理念难免给后世那些醉心于权术的统治者以口实。
法家学派的主要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调法律的作用。法律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所有权一旦确定，就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法律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在那个年代里,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战争的胜利。
(2)“好利恶害”的人性论。法家认为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3)“不法古，不循今”的变革观。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观点。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4)“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则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并防止犯上作乱的行为，维护君主地位。
虽然法家思想并非中国文化的主流，但它的影响却不小，而且历来为很多人所尊奉。例如大家熟悉的诸葛亮，他不但是一位运筹帷幄的军事家，同时在政治上也是一位法家思想身体力行的实践者，这一点我们从《三国演义》中可不一定了解得到。事实上作为蜀国的丞相，诸葛亮在治国上也很有一套办法。他在治理蜀中的时候，就一再运用严刑重典，甚至不惜矫枉过正，这一点就让当时的一些官员很不理解。诸葛亮的重要助手法正就曾经问他，当前大局初定、人心思稳，而且国家连年征战、民生凋敝，正需要施以轻徭薄役、宽减刑罚的怀柔政策以休养生息，也就是说本来应该效法汉初的“无为而治”的政策才对，为什么还要采取如此苛严的政策呢？诸葛亮笑答：“当年刘璋治蜀的时候，暗弱庸碌，使得巴蜀的百姓日益骄纵狂放，民风刁蛮，视法律条文如同儿戏；面对这样的人民如果还一味纵容，无疑只会使他们更加顽劣，于国事无补。所以我偏偏要加重刑罚，以图扭转蜀中长期不治的混乱局面”。一番话说得法正心服口服，从此下属再无异议。几年之后，蜀中果然民风大变，人人变得务实勤奋、遵纪守法,国家渐入正轨。
由此可见，在对待具体的问题上，一定要审时度势具体分析，一味地“以人为本、与人为善”并不一定就是理想的状态，相反往往可能还会因为对下属的姑息迁就而误了大事。而诸葛亮在审时度势的基础上采取的严厉措施无疑是很为后人称道的。后来有人给孔明先生题了一副对联，至今悬挂在成都的武侯祠里，它是这么写的：“能攻心则反恻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无疑是对诸葛亮一生是非相当中肯的评价了。如何能够像诸葛亮那样把管理的效用发挥到极致,确实值得后世的管理者深思。

第一部分  中国人的能耐溯源第8节 兵家的斗争手法和能耐(1)

一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盛衰兴亡,起伏更替，一治一乱,分分合合；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动荡、分裂与割据，团结、统一与融合，是中国历史前进中的两大永恒主题。“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势，确实是前人对中国历史高度鲜明的概括。那么在这些变乱与纷争的背后，是什么力量在左右着历史前进的步伐呢？是战争。正是因为这大大小小的战争，改变着世界的版图，磨砺了人类的斗争经验。战争是具有破坏性的，但它何尝又不具有建设性呢？可以说，战争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同时也丰富了人类的智慧。在当今社会，战争的威胁虽然已经渐渐远去，但是古往今来运用于战争中的谋略，又何尝不能运用在管理上呢？在日本和西方，管理学者们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探讨。
中华民族虽然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但中国历史上并不乏战争；可以说一部中国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争史。无论是内战也好，外战也罢，中国人在其中都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和应对战争的策略。古人通过总结他们的战争实践，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兵书战策，可谓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例如一部《孙子兵法》，区区十三篇，不过数万字，却蕴含了丰富的兵家斗争哲学，囊括了军事斗争的各个层面，几乎代表着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最高成就。然而如今，人们已经远不止把它当成一本兵书看，而是将孙子的智慧运用到了政治、经济、乃至企业的经营管理等各个层面。直到现在，关于《孙子兵法》如何与现代管理相结合的研究仍然方兴未艾，堪称“显学”。
在本节中，我们来看看，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和斗争艺术，给了现代管理哪些有益的启迪。当然在这些思想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孙子兵法》。我们将结合《孙子兵法》的微言大义，来看看它在管理中有哪些值得人们思考和借鉴的地方。
未战庙算，知己知彼
中国古代作战前，要在庙堂举行谋划会议，称为“庙算”。庙算的目的不仅在于准确地分析敌情，还在于如实地了解自己一方的战斗力和其他主客观条件，做到成竹在胸，未战而先胜。中国古语所说的“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所强调的就是庙算的意义。
庙算的目的，是要做到知己知彼。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才能在决策的时候立于不败之地。管理决策和军事决策一样，同样需要了解自身实力地位、掌握市场动态、分析竞争对手策略，在这些信息俱已齐备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决策。无论是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也好，还是现代企业的管理者也罢，他们到底要掌握哪些情报，才算是“知己知彼”呢？
孙子认为，兵家的制胜之道分为“五事”、“七计”。“五事”即道、天、地、将、法。“七计”即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也就是说，决定军事组织效能的因素有：首先是政治背景，人心所向，战略方针；然后要看将帅是否具有智、信、仁、勇、严等素质；此外，取决于环境，条件，天时，地利；另外军法制度，职责划分等方面也不能忽视。己方的情报倒是好办，敌方的有关情报如何获取呢?孙子认为，可以通过“直接观察敌情”、“通过小规模部队和敌人直接较量”、“派遣间谍实施侦察”等方法来获取情报，从而稳操胜券。
上兵伐谋，出奇制胜
孙子十分重视谋略在战争中的关键作用，认为“兵者，诡道也”，说的是兵不厌诈，要极尽诱敌、惑敌之能事。所以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只要战略对头，即使情势一时于己不利，也终将能够出奇制胜、化险为夷。诸葛亮就是一位具有大智慧的谋略家，未出茅庐便知天下三分，通过一番隆中对策，使得当时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刘皇叔茅塞顿开,尤其是赤壁之战前的一番筹划，最终奠定了鼎足三分的局面。
而具体到战术层面，中国的兵家就很讲究“出奇制胜”。可以说，中国谋略的关键在于一个“奇”字，用兵要奇正结合。孙武说：“战事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老子也说：“以正（光明正大的无为的方法）治国，以奇用兵”，“奇”字典型地反映了炎黄子孙重计谋的特点。“兵以诈立”是奇，出敌意外是奇，变幻莫测是奇，将计就计也是奇。当然,在实际作战中，“奇兵”要建立在合情合理的预测的基础上，不可一味出奇，否则，会被敌识破和利用。所以，正兵与奇兵要结合，它们之间相辅相成，互相转化。
在中国古代的军事斗争实践中，不乏利用诡诈之术瞒天过海、出奇制胜的战例。大家经常听到的如“声东击西”、“围魏救赵”之类的成语，便是出自这样的典故。例如韩信当年就使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迷惑了项羽在西川布下的耳目，终于兵出蜀道，与楚霸王争锋，揭开了楚汉战争的序幕；战国之时孙庞斗智，孙膑在佯装撤退以诱敌深入的时候，故意施行“减灶增兵”之计，使在后面穷追不舍的庞涓误以为齐国军心涣散、兵士逃亡，结果骄纵起来、轻率冒进，导致在马陵道被齐军全歼。这些都是“出奇制胜”的效果。

第一部分  中国人的能耐溯源第9节 兵家的斗争手法和能耐(2)

因敌制胜，求之于势
孙子认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应当“因敌而制胜”。所以真正有经验、有能耐的将帅，非常善于顺时应变、因地制宜、权衡大局、因势利导，从不墨守陈规、死抠教条。像赵括那种只会纸上谈兵的书呆子带兵指挥打仗，只能传为千古笑柄。
在实际的作战中，理想的随机应变和用势之策应当考虑下面几点：
(1)组织好自己的队伍。队伍的编制要严密，指挥要统一，但在关键时刻又要授权部下，随机处置，灵活作战。孙子要求军队成为“实”的团体，步调整齐，军纪严明，遇乱不乱，遇敌不散，这样兵势才能操在统帅手里。
(2)鼓足士气。俗话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可见士气的重要性。一个优秀的军事统帅，必须想方设法笼络人心，鼓舞士气，使士兵“可以为之生，可以为之死”。为了达到鼓舞士气的目的，将帅们不妨采取一些非常手段。楚汉相争之际，项羽的“破釜沉舟”，韩信的“背水一战”，就是典型的激励士气的方法。兵书云，“置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便是这个道理。然而三国时，那个志大才疏的蜀将马谡，在街亭要地也运用了这一军事指导方针，屯兵山顶绝地，而且还振振有词，谓之“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结果自绝粮道，兵败如山倒。这些经验和教训，既生动也深刻。
(3)杂于利害。因敌制胜，应当考虑正反两个方面的因素综合决断，以免失之偏颇，反为敌人所迷惑。孙子说：“先知迂直之计者胜”，也就是说，要能从迂中见直，直中见迂，不利中见利，利中见不利，并且善于化弊为利。
攻守兼备，争取主动
打仗跟下棋是一个道理，都要争取主动。无论是下象棋还是围棋，先手往往会占有一定优势，因此在两军较量的时候，抢占先机格外重要。俗话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就是要求人们牢牢把握先发优势。
然而中国人在斗争中崇尚争先的同时，也主张攻守转化；也就是说，既讲究先发制人、先声夺人，又讲究后发制人、以柔克刚。这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大智慧，很多西方人却不曾有这样的观念。因为中国人很讲究以退为进，很善于迂回出击，杀回马枪更是拿手好戏。三国时关羽诛文丑,徐晃破关平,用的就是回马枪,俗称“拖刀计”。而在两军对垒时,更不会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往往通过预先示弱以诱敌深入，然后再出其不意地后发制人。春秋时期晋楚争霸，晋军就故意在楚军面前退避三舍，引得楚军大肆轻率冒进，最终在城濮受到晋军主力的攻击，大败而归。晋楚城濮之战，就是典型的后发制人的战例。
往往在敌强我弱的时候，采取这种作战方式最为有效。例如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游击战，就是后发制人、出其不意争取主动的经典。“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十六字方针，处处牵着敌人的鼻子走，看似隐忍退让，却无时无刻不在争取着主动。其实不仅仅是军事斗争，我们在社会生活的很多领域，都能看到这种战术的影子。哪怕是在绿茵场上，当弱旅碰到强队时，不就常常祭起“防守反击”的法宝吗？
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
只要战端一开，就意味着破坏，动辄生灵涂炭，遍地焦土。这绝不是战争的目的。因此对明智的军事统帅而言，“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如何能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在尽量减少流血牺牲的情况下征服敌人，才是战争中“善之善者也”。
其实在战争中大量地杀伤敌人，恐怕并非好事，毕竟“杀人一万，自损三千”；战争是残酷的，其结果往往两败俱伤。杜甫的诗中说，“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如果在还未出征之时就能使敌人臣服，或者能迫使敌人全师归降，那无疑是战争最理想的结果，比全歼敌人的意义大得多。但是如何才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呢，这就需要运用威慑的力量，采取“攻心之战”。心理战的主要作用，在于动摇敌人的决心，瓦解敌人的斗志。当然首先要有实力作后盾，要具有足够的威慑力，而浩大的宣传攻势自然也是少不了的。
当年诸葛亮出师南征，平定南蛮王孟获，就是用的典型的攻心之战。出征前，他采纳了参军马谡的建议，采取“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指导方针，并没有简单地把孟获部众荡平了事，而是争取收服孟获的心，使他能心悦诚服。因此诸葛亮不惜七擒七纵，最终使得孟获诚心归降，再无反志。
在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中，“攻心战”也随处可见。首先，管理者要笼络住下属的心，通过种种激励手段，使大家齐心协力，劲往一处使，做到人尽其力、人尽其才，共同把企业治理好。此外，很多企业为了树立自身的品牌形象，不惜花大价钱大作广告，其实也是重要的“攻心”措施，其目的在于赢得消费者的心，同时打压竞争对手。

第二部分 中国人能耐面面观第10节 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1)

诚然，人们个体之间有着能耐大小的差异。但是就整体而言，特别是就全体中国人来说，他们针对具体的事情所表现出的能耐还是有一定的共性的。毕竟中华民族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浓郁的民族精神，使每一个中国人在这样的环境中，都会培养和锻炼出一定的能耐，有些几乎就是中国人的本能。加之中国人格外重视通过言传身教，进行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所以中国人的能耐，很容易定型并得以传承久远。
我们说,中国人的能耐主要来自祖辈智慧的传承以及生存环境的磨砺。环境决定着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决定着中国人的认识规律。中国人在了解世界,接近自然,认知自己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思维方式、性格禀赋,乃至于世界观和人生观。而所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能耐。
中国人所具有的能耐，首先跟他们的思维方式、是非观念、行为习惯、成长环境有关。中国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又影响着中国人对事物的判断、对价值观的把握，对理想、信仰、人生的态度。自然，中国人的能耐，也是由他们自身的思维方式决定的。在本章中，我们先分析一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是非观念是什么样的，然后再看看中国人的能耐表现出哪些方面的特色。
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是人们认知、把握、评价客观事物的程序和方法，是人们观察、理解客体，并确定客体对于主体的价值、意义，从而使主体、也就是人自身确立正确目标的根本出发点。每个人的行为都要受他的思想所控制，因此我们遇事所体现出的能耐，同样也跟自己的思维方式有关。一般来说人的行为总是受其动机支配的，他有什么样的想法，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身为中国人，处在中国这样一种社会人文环境中，他的思想和行为免不了打上中国人的痕迹，使得他的行为和能耐处处都体现出中国特色。
严格说来，人的思维方式具有多样性，这正是由历史发展的多样性所决定的。在多样的思维方式中，又必然有其最基本、最能体现民族特征的思维方式，通过种种途径表现出来。中国人的行为特征和能耐体现，其实也正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集中反映。
既然中国人的行为和能耐受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这么大，那么我们还是来看看，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什么样的富有民族特征的思维方式，而这些思维方式又有哪些特点和局限吧。
中国式思维方式的特色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概括地说，可以归纳为这么几个方面：偏向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有时思维简单化;但中国人同时具有辩证的思维方式，重联系、重整体，强调矛盾和谐，强调事物的辩证统一。
中国人的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方式,导致中国人的思维有时不免简单化。这种简单化思维往往表现为以偏概全,或者把大概率的事件当作全概率的事件,即完全事件，从而对很多不常发生的事物表示不理解。例如对于平时一贯表现优秀的乖孩子为什么会突然走上犯罪道路，就让绝大多数中国人感到不可思议。总之,很少发生的事在一些中国人眼里就是一个奇迹。正常与不正常的区分就是大概率与小概率的问题。大概率的、经常发生的谓之正常；小概率的、很少发生的谓之不正常。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独身者、同性恋者、丁克(DINK)家庭是少数，所以通常被国人看作是不正常；而只有按常规结婚、生子、为人父母才算是正常的人生。
有时候,一些中国人喜欢以先入为主的观念审视人和事物,对事物的认识以我们所见的表象作为判断标准,通过一些外部特征或局部表现对一个人或一件事情的整体做出判断,其结果难免有失偏颇。以一个集体中的一份子的表现去评价这个集体,仅以一个人的经历或者年龄或者学识去综合地评价这个人的才能、品行和兴趣,因为一点错误而彻底地否定一个人或者因为一点成绩而全面地肯定一个人……这些都是简单思维的体现。
此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还表现出重联系、重整体、重辩证统一的特点。它们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那样的巨大和深远,以至于我们随时随地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就拿中国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包括吃饭、饮茶，以及中医的问诊特点来说，无一不体现了类似的思维特点。
吃饭饮茶是人的基本需求，功利性最强。中国的烹调无疑是一门变化万千、举世莫匹的艺术,强调色、香、味的三位一体,强调多种原料的有机配合。一根普通的萝卜或一棵白菜可以做成一道十分精美的名菜,但这里萝卜或白菜本身已经消失,消失在十几种或几十种原料所组成的整体之中。饮茶也是如此,不仅讲究茶的种类、粗细、时间,而且讲究水质,讲究茶炉、茶壶、茶杯的配备,甚至还讲究饮茶者的学识修养、气质风度、心态情绪、环境氛围，几乎处处都蕴含有科学的方法，极尽细致之能事。可以说，从中国人的“烹调之道”和“茶道”中，处处都体现着中国人注重整体协调、合理搭配的思维模式。

第二部分 中国人能耐面面观第11节 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2)

再来看中医的例子。本来医学是最严肃、最具体、最不带伦理色彩和模糊色彩的一门科学,但中医治病时照样把察言观色、望闻问切当成重要手段。传统的中医理论认为,在研究人体的生理病理机制时,不须费力去弄清人体每一器官的具体形状、结构,而是要强调人体及其生理机能与天地间的对应关系,揭示心、脾、肺、肾、肝等脏器生理功能反馈调节的模糊化模型。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医学更接近于形象化的辩证思维,它使用的不是病名诊断而是直接疗法诊断,即根据身体外部表现的病症进行诊断而不去了解成为病因的局部状态。所以中医决不是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治标不治本的医术。外国人对此往往就不明白，难道只需要在后背上扎几根银针，就能治头疼？明明是肺部出了毛病，中医却偏要在脚上下功夫，进行“足疗”,真是匪夷所思。
除了上面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从中国人的很多日常习俗中领悟到中国式思维习惯的妙处。例如，中国人传统的姓氏排列,先是宗姓、辈份,然后才是自己的名字,突出的是民族整体。在时间、地址的书写表达顺序上,时间以年、月、日、时、分、秒为序,地址以国、省、县、乡、村为序,突出的是个体对群体的隶属关系。而西方人则不然，通常先突出的是自己，然后再一步一步向外延伸。中国人写文章，在章法上讲究起承转合、结构完整；描写人物,注重整体刻画,动辄采用类似“羞花闭月,沉鱼落雁”、“艳若桃李,倾城倾国”的字眼,而不具体描绘人家美在哪里；叙述故事,讲究来龙去脉,有始有终；就连描写爱情,也多注重作者主观的整体感受,缺少细致的心理分析。尤其是绘画讲究气韵生动,重气轻形,那些刻意模仿自然物象原色原貌的工笔画,常被人贬斥为“匠气”十足,不够高雅。至于中国的诗歌，也多以抒情为主,讲究意在言外、情景交融,因此像荷马史诗那样的煌煌巨篇很少产生。
就中国人思维的外在表现形式来看，它不仅简洁，而且推崇无言、默契。老子言：“道可道，非常道”——真理（道）往往是不能说（道）出来的。的确，中国人关注比较多的是人间的风云变幻，很少像西方人那样去探究有规律可循的大自然。人间的事有没有逻辑性，是很难用语言说清的。
中国人思维还有一个特点是惯用比喻、暗示，喜欢以外物间接地隐喻内心。这在成语、俗语中相当多，如“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易涨易落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等等。但实际上，“山”、“马”、“水”与“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无穷的暗示一方面使得中国思维韵味无穷，另一方面又显得过于含蓄，这一点常使外国人觉得中国人的思维过于简单，只会在人与动植物之间进行简单类比。
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的不足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诚然独具特色，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总体来看，它过分强调矛盾和谐,而回避矛盾斗争,忽视了对社会与自然的改造,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其次，模糊综合与整体直观妨碍了思维的精确化,影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了对宇宙奥秘的探索,但遗憾的是中国古代却没有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天文学；中国的四大发明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却没有改变中国科技落后的历史。应该说这种局面的形成都与这种思维方式有关。此外,玄妙的直观顿悟也影响了中国人思维的理性化。中国哲学很早就放出了奇光异彩，却从没出现过康德、黑格尔式的辉煌巨著；中国的文化艺术在世界艺术殿堂里熠熠生辉,却没有出现达芬奇式的艺术理论大师。中国文化呈现出非常明显的诗化特征,这些现象同样也都与思维方式的这些特性是分不开的。
中国人擅长直觉、悟性、感性思维，而理性思维能力比较弱。我们崇尚的是对大自然、社会、人生的体验、感受和顿悟，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境。
正因为感性思维的妨碍，中国人对大自然的理性认识始终是欠缺的、原始的、模模糊糊的，一直没有能够形成明确的自然科学体系。如中国史籍虽记载了哈雷彗星出现31次，拥有全世界最早最完整的记录，但发现其平均周期的却是英国人哈雷；中医以及针灸技术有西医望尘莫及的疗效，但其理论基础——经脉学说，至今仍然说不清、道不明。
不少中国人往往只注意一些现象，却不想透过事物的表象去抓住背后隐藏着的本质，也就是说，很少有纯精神层面的冲动，对现实之外的东西都不感兴趣，它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理论的肤浅和不成体系，更进一步的后果就是技术的落后。当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由于缺乏理论的指导而陷入停滞。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而近代却落后挨打，难道不是这种思维模式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吗？
大部分中国人的思维崇尚简洁无言。中国人的诗词、文章都写得言简意赅。中国哲学关注的是人生、社会，是教导普通老百姓如何做人，因此它也写得简练而不繁琐，唯有这样才能普及、推广。《论语》、《道德经》等书全是由上下没有什么逻辑联系的警句格言式的东西组成的,这也算是中国古籍的一大特色。由此可见,一般中国人对问题总是大而化之，缺乏精密性和严整的逻辑连贯性。
总之，中国人的思维方法虽然有自己的长处，如辩证、整体思维为当代智者所称道，但我们思维的短处也是致命的，它成为中国近代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到如今，我们应当虚心学习现代思维方法，改造民族性中的缺陷，借鉴西方人的思维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只有这样才能“坐集众人之智”，创造出辉煌的现代中华文明。

第二部分 中国人能耐面面观第12节 中国人判断是非的能耐

中国人以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来判断事物，人皆有是非之心。可以说，中国人是具有很强的是非观念的群体。然而要绝对分清事情的是非却是很困难的，是非为什么难以分辨?主要是“时空”在作祟。任何事情，总离不开时间和空间。只要时空一改变，是非的准绳就会随之而变化。中国人最了解这种关系，所以任何问题，中国人大多都觉得“很难讲”。
“很难讲”的确是事实，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听起来又似乎“怎么说都有理”。中国人喜欢说:“话都是你说的。”意思是“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都有道理”。
聪明灵活的中国人
中国人做事崇尚堂堂正正、讲求“名正言顺”，因此凡事总喜欢争辩一个是非曲直。面对同一桩事情，人们往往分成截然相反的两方，而且双方偏偏都还理直气壮，甚至让局外人都觉得难以决断：这件事到底孰是孰非呢？原来，中国人最会为自己的立场找理由，而且都喜欢找理由。再加上我们头脑灵活，随手一抓，就有一大堆理由，怎么找都找得到，怎么抓都抓不完。不管是歪理也好，正理也罢，反正正反两方都能各执一理、振振有词。试问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判断是非?
面对这种情况，就需要我们具有判断是非的能耐。在这方面,中国人的能耐还是很厉害的,他不仅能分清是非，还能求得圆满。原来，中国人的方法，是“站在很难讲的立场来讲”，而且在“两选一”之外，出奇制胜地来个“二合一”，使人有意想不到的感觉。中国人的脑子一向都很灵活,所以我们的头脑中绝不是只有一根筋,不会转不过弯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是非的判断,当然也不会那么拘泥、呆板、固执。我们可以充分运用辩证的观念,把原来“相反”的东西“相成”起来，获得相当圆满的是非判断。由此看来,中国人不是分不清是非,而是从不就是非问题轻易下结论,显得头脑很活络、会拐弯。有些人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样做圆滑透顶、不足为训。有这种想法的人，实在是头脑僵化的表现。其实，中国人脑筋会拐弯儿，绝对不是时时刻刻都要七弯八绕的，因为万一弯得过分了，便会在脑筋中拧成一股乱麻，永远也纠缠不清、转不过来。当然，转动的方向，有正必有反，我们深切盼望，大家的脑筋尽量向正道去转。实际上,正道、反道有时也很难分辨，因此才产生了“合理化”的难题。中国人当然想“一切求合理”，问题是“合理”的标准却很难评判。你看合理，我看不合理，究竟谁合理?
在变动中求得合理
中国人的脑筋灵活变通,是一种变动性的表现。倘若变动得不合理，中国人当然不接受；但如果变动得合理，人们就自然能够接受了。俗话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究竟孰是孰非?其实判断起来很简单：无论孰是孰非，只要合理便好。
既然是非是经常变动的，而且变动的目的是为求合理，因此难免产生一些“不合谐”,使得“一致化”现象不易被接受。
如果人的“一致性”相当浓厚的话,那一定会使团队精神高昂但多少也抹煞了人的个性。中国人也强调“一致性”,不过它往往站在“变动性”的基础上，有时一致性很高，有时却不然。例如企业中,常有高层领导深入基层巡视，员工便提高警觉性，步调一致，合作无间。中层领导率领众人表示欢迎，也是整齐划一而且铿锵有力，表现得士气很旺盛。但如每每如此，大家很可能会越来越觉得乏味，到后来无非是应付应付而已，甚至转化为不满或厌恶。
强求一致性往往要求个人有一定的牺牲,很难为众人普遍接受。不过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要求大家行动和观念一致,那倒也无可厚非。然而如果任何时刻都希望大家记取一致性，大家就很难想得通了。我们要求员工团结一致，必须考虑某些心理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老板的理念,究竟公不公、诚不诚、正不正。
变动得合理，才是中国人心目中真正的合理。如果不变，大家就会质疑“为什么不求新求变?”但如果乱变，大家又骂“为什么胡乱变”?所以说，应该变才变，不应该变千万不要变，这才是我们变动中的一致性。
判断是非的规则和裁判
在这种变动性是非的环境中，制度似乎是最倒霉的东西。有制度不知变通，大家不以为然；而制度若因时、因地、因人、因事稍作变通，大家就痛责“根本没有制度”。不变不行，一变往往就打乱了制度，中国人的制度时常因此背黑锅，被众人当做借口，屡加责骂。
制度就是所谓的“游戏规则”。今天我们喜欢谈“游戏规则”，总认为中国社会缺乏游戏规则；而且以为如果有了游戏规则，中国人就可以循规蹈矩。事实上我国历代以来，无不致力于建立游戏规则。只是我们的游戏规则，与西方实在是大相径庭。因此千万不要用西方的游戏规则来衡量我们自己；也不要以为任何事中国人都可以遵循西方的游戏规则；更不要仅仅因为游戏规则的东西方差异，就轻率地否定我们的游戏规则。
事实上，我们今天所缺乏的，与其说是游戏规则，倒不如说是“裁判水准”。如果球场上裁判水准低下，经常乱吹，就算有整套的游戏规则，又有何用?
中国人绝对有是非
所以说，中国人绝对有是非，我们最讨厌没有是非的人。然而，中国人对判断是非的要求比较高，不仅仅是单纯地分出孰是孰非,而是应该在圆满中分清是非，分得大家都有面子。诚然这些要求是困难了些，但是值得我们努力去达成。
是非的判断，乃是管理的基础。缺乏是非，根本无法管理。中国人不可以不明是非，否则管理的基础不可能扎实。中国人也不可以不分青红皂白，胡乱判断是非，不然的话，颠倒是非的后果更加可怕。慎断是非，才是中国人应该坚持的正道。
有些人的思维，却一向十分圆熟。表面上拿制度来大做文章，实质上却暗含着在针对某人，这才叫做“合情合理”，既顾及情面，又力求合理。这种方式，给管理者极大的弹性，可以进退自如，也可以左右逢源。处置得妥善与否，关键全在管理者。这也就是中国式管理倡导“正己正人”，强调“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道理。

第二部分 中国人能耐面面观第13节 中国人能耐的消极面

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台湾出了一位著名的学者，名叫柏杨，他写了一本很有影响的书，名曰《丑陋的中国人》，轰动一时。在这本书里，他提到了“劣根性”这一概念，认为中国人受封建传统影响的积习太深，中国文化几乎就是一种“酱缸文化”，在中国这个大酱缸里泡大的中国人，难免会带有很多陋习。这一观点虽有些偏颇，但确有使人振聋发聩之功。其实平心而论，但凡中国人，多多少少都会带有一些祖辈遗传下来的毛病，这一点无需讳言。这些缺陷如果表现在管理中，无疑会给管理活动带来消极的影响。因此，中国人能耐中消极的一面，绝对是值得管理者警惕的。我们姑且将其归纳为四大特性，即派性、奴性、妒性和盲从性。
派性
不少中国人喜欢拉帮结派，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中国有着“君子不党”的古训，而且孔子也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训诫，但中国历史上，仍然是党争不断。从东汉时期开始，就有了著名的“党锢之祸”，此后历朝历代，党争之祸愈演愈烈，未入朝堂往往要先认
山头。明朝的东林党，清代的维新党，就是在政治斗争中失利一方典型的例子。直到民国时期，蒋介石的麾下还分为“黄埔系”、“政学系”、“CC系”等若干派别，相互倾轧,明争
暗斗，使得民国政局一片混乱。解放以后，这种现象被斥为“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经过数次整肃,已然很难明目张胆形成气候。但是“山头”和“宗派”在我国远未绝迹,在各种组织中都会存在,而且更多的则转入了地下活动。其主要表现为,在大团体内部搞小团体，然后再把小群体的利益凌驾于整个集体之上；轻则闹闹独立性，重则走上分裂道路，使整个组织土崩瓦解。这就是派性的危害。然而在有些中国人的群体中，派别林立、互不买帐。组织和单位里面，有时好几个派别同时存在，组织的最高领导者也往往拿它们没辙。
其实，如果是一帮志趣相投、观念接近、目标一致的人聚集在一起，进行一些工作、生活乃至思想上的交流，互相促进、彼此激励、共同提高，当然是好事。这在西方管理行为学中，称为“非正式组织”，不见得能有什么危害，反而是正式组织的有益补充。然而有些中国的小团体与西方的非正式组织有很大不同。因为这些小团体总是会为了小圈子的利益，而不惜损害整体利益，对于圈子以外的人视同寇仇,这些无一不是派性在作怪。
奴性
鲁迅先生的文风相当犀利尖刻，他就这样评价过中国人：中国人无外乎有两种，一种是做稳了奴隶的人，一种是做奴隶而不得的人。有的中国人身上存在奴性。在中国历史上，为抵御外侮而铁骨铮铮、正气凛然的英雄人物诚然不少，但是那些卑躬屈膝、奴颜媚骨的汉奸，也不乏其人。难道这是因为这些中国人都贪生怕死吗？不尽然。当年慈禧太后在忙不迭地割地赔款的时候，就说过一句名言：“宁与洋人，勿与家奴”，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有些人甘做奴才的嘴脸。五代时的石敬瑭，心甘情愿向契丹称臣，并自名为“儿皇帝”，实在是无耻到家了。所以在中国这样的国度，一度汉奸辈出,实在令国人汗颜。
奴性还反映在甘受命运的摆布，总是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这一点上。他们面对一些不公平的事，很少自主自觉地奋起抗争，而总是希冀能有什么“救世主”出现，好拯救万民于水火。这一点从很多在百姓当中流传广泛的故事、戏文中就可以看出来。中国的清官戏特别多，诸如有关包公、海瑞的剧目就久演不衰，似乎中国的老百姓总是把自己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一两个清官身上，或者干脆指望上苍能赐予他们一个体恤民情、辨察忠奸的好皇帝，这样人们就能过上好日子了。《水浒传》就是一部反映这一主题的典型作品。一百单八条好汉在水泊梁山扯起“替天行道”大旗的时候多么风光，可是最终却全伙接受了朝廷的招安，最后落得分崩离析的下场。说到底，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还是在于一些中国人骨子里面深深的“奴性”。
某些中国人具有奴性，也许对管理者而言倒是一件好事,听话的总比不听话的要好吧。哪个管理者不想自己手下有一帮唯唯诺诺、唯命是从的人呢，这样的人管理起来，省心多了。所以在组织内部安插几个这样的人物，应该是很有必要的。
妒性
不少中国人有很强的嫉妒心，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红眼病。只要看到比自己能力强，或者过得比自己好的人，心里就不舒服，总得想方设法把对手比下来。于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很多人就开始不择手段，使各种阴招、损招。到头来往往落得个损人不利己，对自己、对他人、于国家、于社会都没什么好处，仅仅求了一个自己的心态平衡而已。这种事都做得出来的人，难道他自己就能心安理得吗？
有时候，一些中国人的心理也挺怪。如果自己在某处遭了殃，他一定要看到别人也在同样的地方遭一回殃，这样自己的心里才会好受。作为一个理性的人，肯定要在那个倒霉的地方做上记号，避免后来者重蹈覆辙，可是我们一部分人就偏不。记得曾有一个笑话，说三个把兄弟出游，途遇一堵墙，甲某先探路，翻过去掉落在粪坑里，乙某丙某问甲某墙后为何地？甲某竟声称到了一个好去处。接着乙某翻过墙也落入粪池刚要叫喊，甲一把捂住他的嘴，乙某明白甲想让丙某也遭殃,结果三人同浴龌龊。由此可见，这种人天性就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所以在有这种人存在的圈子里想出人头地特难，背后跟你作对的人远远超过帮助你的人。
其实对人来说，有点嫉妒心是很正常的。看到别人的成功，恰好也给自己树立了一个榜样，于是自己也不甘落后，奋起直追。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可以带动所有人共同进步。毕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大家都有点嫉妒心理，正好可以在组织内部形成竞争的压力和氛围，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如果看到比自己强的人一点触动都没有，一点所谓的嫉妒都没有，那才是真正的“哀莫大于心死”呢。不过，如何将嫉妒心转化为上进心并加以正确引导，就要看领导者如何把握分寸了。不过对中国人来说,有一种心态是要不得的,那就是“武大郎开店——比我高的别进来”。其实武大郎本是老实忠厚、安分守己的人,把嫉贤妒能的罪名安在他身上,实在冤哉枉也,但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矮人,也只好让他来背这个黑锅了。
盲从性
很多中国人奉行“中庸”之道，遇事不爱出头，也不敢为天下先,更宁愿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所以有些中国人是没有自己的主见的，常常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缺乏一种独立的精神。因为他们坚信，多数人的意见和主张是不会错的，即使真的错了，反正大家都和自己一样，也没什么好抱怨的，所以我也能心安理得。而且，中国人一般也很听领导的话，上面让干什么，那咱们就干什么，所以群众的觉悟就是高，很容易发动并组织起来，做什么事情都容易一窝蜂。加之中国人口众多,什么事情一旦形成风潮,那真是声势浩大,完全让外人觉得“中国人真有凝聚力”。
20世纪80年代后期，曾出现过席卷全国的“抢购风”，至今好多人想起来都心有余悸；等到经商的热潮一来，就开始“全民经商”，据说是“十亿人民九亿商”；过了不久又出现了“文凭热”，于是大大小小的“学位速成班”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出，制假售假的文凭贩子也蠢蠢欲动、大发其财；时下又开始流行开了“出国热”，于是一些少不更事的少男少女纷纷被他们的父母遣送出国。更可笑的是，哪怕是拍个电视剧，也往往题材扎堆、情节撞车、内容雷同，要么是清一色的大辫子清宫戏，要么就是齐刷刷荷枪实弹的警察充斥荧屏，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可见国人的盲从心理，由来也非一日。既然短时期内这种心态无法改变，那么在管理上，就得好好加以利用了。管理者应当注意在员工中多培养一些骨干分子，让他们充当“意见领袖”的角色。如有重大决策，先让他们在员工中造舆论、造声势、造影响，那么事情就会好办得多。只要把风煽起来了，自然就会有跟风的人。

第二部分 中国人能耐面面观第14节 中国人的三大典型

虽然说每个人各有各的能耐，但是对中国人这个群体而言，还是有很多方面的能耐可以得到集中体现。在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国人身上，或多或少能够看出中国人的一些特性。中国有很多极富教育意义的寓言故事，这些寓言的主人公，尽管大都是虚构的，但是在他们身上，却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处世能耐。剖析一下这些典型中国人的形象，对于全面认识中国人，无疑是有帮助的。在这里我们归纳出三种典型的中国人，他们确实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这三类人，分别来自于三个著名的寓言或神话故事，同时也是三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成语——愚公移山、杞人忧天、叶公好龙。
愚公（精卫）——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
愚公移山来自于一个神话传说，在中国人心目中知名度极高。愚公虽然仅仅只是一个神话形象，但数千年来一直受到中国人的褒扬和赞颂，愚公精神，更是历来受中国人的尊崇和弘扬。因为愚公所代表的，乃是中国人锲而不舍、坚忍不拔的毅力和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很难说愚公有什么了不起的能耐，但是他有一种强大的意志和精神。面对门前两座大山，愚公发誓要把它们移走。他用的虽然是最原始的方法，但愚公坚信，“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哪怕搭上子孙后代，也一定能完成自己未尽的事业。愚公的这种精神最终连上天都感动了，能说他不伟大吗？
当然，愚公精神近来也颇受到了一些质疑，不少人提出了“移山不如搬家论”，似乎也很有道理。很多人认为愚公很“傻”，头脑固执、行为偏激、热情有余而理智不足，等等。其实这就是一个寓言而已，何必跟愚公较真儿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一定要学愚公做事的方法，但是这种愚公精神却是中国人不可或缺的。
跟愚公类似的神话人物，还有一个“精卫”。传说精卫本是炎帝之女，一天她在东海里游泳，不幸溺水而死。于是她怀着对东海的深深怨恨，死后化为一只鸟，每天从远山衔来树枝和石块扔进东海里，发誓要把东海填平。这只鸟就是精卫。当然，精卫填海的动机并不可取，只是为了发泄私愤而已，还免不了殃及海里的鱼儿，跟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愚公不可同日而语。但精卫的这种精神无疑是可歌可泣的。
愚公和精卫，一个移山一个填海，倒也算是珠联璧合、交相辉映。他们所代表的，都是典型的中国人的精神，也就是一种奋发图强、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奋斗精神。
杞人——忧患意识和危机观念
跟愚公比起来，杞人的行为就可笑多了。那个杞人，我们连他姓甚名谁都不曾知晓，只知道他是春秋时的杞国人。杞国本来是在河南一带的蕞尔小国，如果不是因为那个杞人的话，恐怕根本就没多少中国人知道我国历史上还有这么一个国家的存在。
杞人很会异想天开，眼光也比常人远大。当别人都还在为自己的生计犯愁的时候，杞人就已经开始为人类的前途和未来担忧了。大约他平时科幻小说看得太多，一直对共工怒触不周山,天崩地陷，导致女娲补天的传说心有余悸,于是杞人整日仰望青天、忧心忡忡。因为他拿不准自己头顶上的这块天是不是足够结实，没准哪天会突然掉下来。别人拿他实在没办法，只好编造一堆谎言来安慰他，总算打消了他这个荒诞的念头。
杞人已经逝去了好几千年，可是他的轶事却流传至今，成为后世中国人的笑柄。人们总是讥讽他天真幼稚、不识时务、妄想臆测，没来由地瞎操心。可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呢，你不觉得杞人也挺可爱的吗？夸张点说，杞人可谓是中国古代具有宇宙意识的第一人，而且有比较强的探索欲，这正是人类科技进步的动力。再说，像杞人这种具有强烈忧患意识和危机观念的人物，没准哪一天还真的能拯救人类呢。
从杞人身上，我们又可以发现中国人能耐中的两大特色：忧患意识和探索精神。当然如果客观地分析，杞人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他的想法很是荒唐可笑,行为也很荒诞不经，但并非没有可取之处。中国人一方面需要有杞人的那种忧患意识，时时刻刻注意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树立危机管理的意识和机制；但另一方面也不能片面夸大潜在危险,过于谨小慎微，凡事都怕这怕那，瞻前顾后,畏首畏尾，这样的话恐怕什么也干不成。
叶公——挂羊头卖狗肉的表面文章
我们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愚公是一个正面的、英雄式的人物形象。杞人虽是一个很可笑的反面教材，但他身上并不乏可取之处。而下面我们要谈到的这个叶公呢，估计是没什么人会对他有好感的。
这个叶公看起来是个道貌岸然的忠厚长者，他比前两个人强一点，有名有姓。据记载，此公姓叶名子高，一代名士，还在楚国当着大官，受封于叶地。叶公并无不良嗜好，似乎还深得属下的爱戴。不过叶公也是个附庸风雅之人，他在繁忙的政事之余，也有一点自己的消遣。叶公所好的，倒不是什么金钱美色，而是传说中来无影去无踪、见首不见尾的“龙”。
真正的龙是个什么样子呢？没人见过，叶公也没见过，但他偏偏喜欢跟带龙的事物打交道。于是在叶公居所，到处都刻着龙、绣着龙。无论是桌子椅子台子凳子，还是茶杯茶碗茶壶茶盖，都雕满了龙。叶公没事爱摆龙门阵,喝茶要喝龙井茶,就连吃水果，也偏爱龙眼。反正他的生活中无一处离开龙，就差穿龙袍、坐龙床了。正因为叶公对龙如此顶礼膜拜，结果真的把天上的龙给感动了，于是那条龙就挑了一个黄道吉日，兴云驾雾，专程前来拜会叶公。叶公可没这个思想准备，一见到真龙在大堂上露面，差点吓个半死，从此再也不盲目进行对龙的图腾崇拜了。真可谓是“一朝被龙找，十年怕井绳”啊。
叶公的行为，当然落得个贻笑千古。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类似叶公的人还是很不少的。这些人往往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表面文章倒是做得很足，但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躲得远远的。这就是典型的平时喜欢唱高调，事到临头却溜之乎也的中国人。他们奉行的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哲学，实则装腔作势、口是心非。对管理者来说，就是要提防这样的人。也许，叶公的行为本身也是不自觉的，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也没有意识到自己为什么会喜欢龙。总之，像叶公这样的滑稽人物，今天还大有人在。
愚公、杞人、叶公这三个中国古代寓言中的人物形象，生动、鲜活地刻画出了典型的中国人的特征，三个角色一正一中一反，倒也相映成趣。直到今天，这三种类型的人在中国人中还是很有市场的。对管理者来说，只有充分把握了中国人的这些心理状态和行动特征，才能更好地发挥出自身的管理能耐。

第三部分 中国人管理的基本能耐第15节 遇事要能忍的能耐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一向都很欣赏一个“忍”字。认为凡事不可太争意气，很多时候“忍三分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因此当忍则忍、能忍则忍。大家都知道淮阴侯韩信，他在秦末楚汉纷争之际统帅千军万马，可谓战必胜攻必取，何等的威风！谁曾想到当年他也曾穷困潦倒,一文不名,在闹市街头，竟然忍受过市井无赖的胯下之辱。正因为韩信能够忍辱负重，所以最终才能登坛拜将、成其大事。正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中国人一向深明此道，几乎个个都是“忍者”。
长期以来，中国人为人处世多少也秉承了“忍为高”这一传统，遇事喜欢隐忍不发,而等到秋后算帐。中国有句很有名的俗语，叫做“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也就是要求人们不要一时冲动、意气用事，而应该耐心地忍一忍，蛰伏下来以等待时机。中国有出著名的悲剧《赵氏孤儿》，其中的那些忠勇之士为替冤死的赵盾报仇，苦等了16年，直到其子赵武长大成人才得以报仇雪恨，那是何等的坚忍。此外京剧里面还有一出名剧《红鬃烈马》，第一折就是名段《武家坡》，叙述的是唐朝名将薛平贵和王宝钏的悲欢离合。王宝钏为了等候出征在外的丈夫凯旋，在一座破窑中竟然苦候了18年，何等的辛酸困苦！大家想想看，还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人比中国人更能忍的呢？
说到最能忍的中国人,恐怕当数春秋末期的越王勾践。当年吴越争霸,越国吃了败仗,国家差点都被灭了,这时勾践听从范蠡和文种的建议,自贬身家到吴国,充作吴王夫差的奴仆,干尽了很多下贱的差事。勾践在获得了夫差的信任后逃回越国,开始了他的复仇计划,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一举灭掉了吴国,尽雪前耻。算下来,勾践前前后后忍了30年。
“忍耐”一词，具有三个截然不同的含义：它是一种能够长期等待而不抱怨，不生气，一切随它去的行为或品质；它又是一种默默而镇定自若地忍受一切苦难的能力或行为；此外它还是“坚忍”这个词的同义词。那么中国人为什么又特别善于忍耐呢？这恐怕也跟中国人长期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有关。中国社会长期以来都是高度集权的政治管理体制，在社会管理形式上是典型的层级制官僚体系，上级对下级具有无上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下级对上级只能是无条件服从，甚至是逆来顺受。
中国政治上的这一特点同样也反映在家庭的组织形式上。在传统的家庭乃至一个家族中，家长或族长拥有最高权威，可以说一不二，晚辈们只能乖乖服从，就算有所不满也不敢表现出来，因为忤逆不孝乃是中国人观念中莫大的罪过，于是一切都只能忍着。而传统的中国家庭又是很大的，动辄四五代同堂，人一多，就难免会有纷争，一个大家庭内部如果成天吵吵嚷嚷的，那就什么事也干不成。因此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中国人，都会把脾气练得特好，只有脾气好才能忍耐得下去。在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大家庭中，通常是子忍其父、弟忍其兄、妹忍其姊、侄忍其叔、妇忍其姑、妯娌忍其妯娌，于是形成五代同堂的团圆局面。唐朝有位名相张公艺，家中虽然九代同堂却和睦融洽。唐高宗问他持家有何诀窍，张公艺却在纸上连写一百个“忍”字。于是，“忍”就被当作齐家甚至是治国的法宝，一辈辈传承了下来。
“忍”这一传统不仅在中国源远流长，而且其影响也波及到了我们的东邻日本。日本人将中国传统的“忍术”发扬光大，形成了独特的“忍者文化”。日本的忍术，堪称独树一帜,简直令人匪夷所思。它是对人身体潜能的极限开发和对人精神意志的极度考验。在传统的日本社会里，要练就一个名副其实的“忍者”，要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磨难，要经历九死一生的魔鬼式训练。忍者具有超强的柔韧性、适应性、应变力和极其过硬的心理素质，能忍受常人难以承受的苦楚、能在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环境中生存。
当然，日本人所强调的“忍”，跟中国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忍”还是有差别的。日本历史上有三个最著名的人物：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他们性格迥异。在日本有个传说，如果鸟儿不叫，怎么使它开口呢？织田以武力强迫它叫，丰臣想办法逗它叫，德川坐在一旁耐心地等它叫。日本人最推崇的，是德川的本领，也就是所谓的“忍人之所不能忍”。其实德川的忍术本质上来源于中国，但已经具有了显著的日本特色。比较一下中日两国,忍术的特征,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异。日本人的“忍”更多来自于对上级的听命和服从,是“忠道”,中国人的忍则主要体现在对他人的体谅和宽容,是“恕道”。
关于中国人的耐性，古代还有一个“唾面自干”的典故，听来让人咋舌。它说的是，唐朝宰相娄师德的弟弟被任命为代州刺史，将要上任前，娄师德特别对他说：“我没有多大才干，已当上了宰相，你现在又当上代州刺史，我们所得和占据的位置已经过份了，这是让人嫉妒的事。如果万一有人向我们挑衅，我们该如何保全自己呢？”娄师德的弟弟立即回答道：“从今以后，就是有人把口水吐在我的脸上，我也不敢有所怨言，只是把口水默默地擦掉也就算了，我会这样强制忍耐，以免大哥为我担忧。”娄师德说：“你所说的，正是我所担忧的啊！人家朝你吐口水，即是对你发怒，如果你把口水擦掉，就是表示你厌恶他、对抗他、顶撞他，这无异是火上加油呀！不如不擦掉它，让口水自己干掉，用笑来承受这一切。”
恐怕我们实在想不到，中国人的耐性和涵养竟能好到这个地步，无怪乎常言道，“宰相肚里可撑船”了。其实，西方的《圣经》里面不是也提倡“如果有人打了你的左脸，那么请把右脸也给人家打”吗？
当然，唾面自干的做法实在过分，大可不必学它。但是无数先例表明，在人生旅途中，逆境、困苦、艰辛总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人们学会忍耐，就会变不利为有利，从而实现个人的宏愿。可以说，中国人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具有格外坚强的忍耐力，这恐怕也是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续到今天的原因之一。但是正如俗话所言，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一味忍让退缩，那就成了软弱可欺了。不过今天的中国人，在这一点上似乎已经变了很多,血气方刚、好勇斗狠的年轻人在大街上比比皆是。

第三部分 中国人管理的基本能耐第16节 中国人维护面子的能耐

面子差不多算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东西。英文中并没有确切的“面子”一词，有人把“面子”翻译成英文的“face”(脸面),但在外国人看来,“脸面”就是“脸面”,并不涉及其他。也有人将面子译成“reputation”(名声、名誉),但好像也不到位,因为欧美人往往把“名声、名誉”理解为由于个人的杰出才能和伟大贡献所赢得的荣誉。而中国人所谓的“面子”与“名声、名誉”是有极大不同的，下面不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中国人的“面子”的概念。
比如A介绍B到C公司工作，C公司因B本身的才干而录用了B，这本来与介绍人A并没有什么关系，但中国人会说：“C公司是看A的面子录用了B。”反之,如果C公司将B辞退，本来与介绍人A也没有什么关系，但中国人会说：“C公司不给A面子”。所以中国人的面子概念对外国人而言是比较难于理解的。
在中国人看来，不仅个人有个人的面子，而且一个家庭、企业乃至国家，也有自身的面子。如果家里的晚辈不争气，长辈就会教训他，“真是丢了家里的面子”。可见，中国人是一个对“面子”非常介意的民族,经常会为了维护“面子”而坚持错误，也会不惜牺牲实际利益来换取形式上的面子。自古以来中国在外交方面一直是搞“面子”外交，而不是利益外交。只要外国人派个使者到中国来“朝拜”一下，满足中国人面子上的需要，中国就可以“下赐”给外国人许多物质上的利益。当然，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确实满足了统治者的虚荣心，使他感受到统治一个天朝大国的无上荣光。
外交场合上的争斗事关国体，当然要极力维护自身的面子，至少要保持一个和大国地位比较相称的形象。至于中国的家庭呢，也一样看重面子。中国人历来提倡“孝道”，而“孝”的终极目的无非是“光宗耀祖”，即为父母、长辈争面子。如果一个人表现好，从小处说，那是“光耀门楣”；从大处说，那就成了“为国争光”了。总之中国人做事，都肩负着很重大的意义。
此外，越是辈份高、地位高的中国人，就越得讲面子，因为我们向来有“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一般来说，晚辈不应当当面指出长辈的错误，否则就是不给长辈面子，那将是极大的不孝。晚辈即使发现长辈犯了或正在犯错误，也要考虑到长辈的面子问题，不能直接指出长辈的错误，顶多转弯抹角的提一提。同样下级对上级也要出于面子的考虑，不便或不能提出直接的批评。因为要顾忌别人的面子，所以中国人的忌讳也特别多，说起话来也往往言不由衷，这使得外国人总认为中国人多少有些虚伪。
既然面子这么重要，那么自然要千方百计地维护它，不能让自己的面子受到任何损害。因此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不管出了什么问题，保全面子是最重要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部门或者企业一旦出了问题，最优先、最重要的是考虑如何保全面子，而不是找出问题的原因和改进的对策。于是这些问题最多“内部”处理一下，外人根本无从知晓，以图把影响控制在尽量小的范围内。中国人常说，“家丑不可外扬”，这就是一种中国式的“面子至上”的思维模式。但此种情况,由于逃避了外界的监督，使得人们很难吸取教训。
既然面子问题是个大问题，那么中国人当然要千方百计维护自己的脸面。一般来说，当他春风得意、引得他人艳羡的时候，肯定是很有面子。那什么时候才用得着维护面子呢？自然是当他犯了错误、有可能使面子受损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不能使面子受损,为保全面子计，有些中国人不肯轻易承认自己的错误，推诿、抵赖、搪塞、转移视线，甚至栽赃，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由于面子意味着人的威信、尊严乃至价值，所以一般是不容国人轻易丧失的，为此不少人都具有文过饰非的能耐。例如三国时的曹操，就往往被人们看作是一个奸诈、多疑、从不肯自动认错的人。曹操很聪明，但也很自负。年轻的时候，明明错杀了好友吕伯奢，却整出一套“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歪理,直教天下人齿寒；赤壁战前明明中了周郎妙计,错斩了蔡瑁、张允，却被他轻描淡写、一带而过；因为杨修比曹操更聪明，好几次让他没面子，所以曹操也不能相容，终于找个借口给除掉了。其实曹操的心理，正是一些中国人的心理，所以也难怪在历史上曹操的言行能赢得如此多的共鸣了。
不过曹操毕竟雄才大略、才识超群，他的行事都有自己的道理，并没有胡作非为。但是有的国人并不具备曹操的才干，却有着曹操那样的心理。这样一来，难免使得这些人本身刚愎自用,却又极好面子。这样的人如果多了，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其实中国的先哲们提出过好多于我们非常有教益的训诫，如“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等等。这就是要求大家对错误能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和认识。哪个人不会犯点错误呢，如果认为犯了错误就等于没面子，就抬不起头来，那也未免太小家子气了。
此外，有的人还有一种手段用以维护自己的面子，那就是“打肿脸充胖子”。无论人的内在已经如何孱弱不堪，但他在外表上还得维持得很光鲜、很体面。国人操办任何仪式，都喜欢风风光光地，大肆铺张、讲排场。场面越热闹，就表明自己越有面子，也不管自己是否能够承担得了。因此,这也难免造成场面上的诸多繁文缛节，热闹是热闹了，但个中甘苦只有自己知道。在中国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朋友之间聚会，比如吃个饭什么的，酒足饭饱之后，大家肯定都抢着付帐，甚至常常乱作一团，倒叫店家为难。其实这里面有几个人是真心实意的呢，多数人未必不是假惺惺地故作姿态。这实际上都是国人爱面子的心态使然，说到底正是一种虚荣心在作怪;这样一来,倒是便宜了那些只讲实惠、把面子不当一回事的人。与其这样争来争去,还不如干脆实行在国外通用的“AA制”,这样可以保证大家谁都不会没面子。
所以对管理者来说，也不妨利用中国人爱面子的心态，采取必要的激励手段，从正反两方面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只要能让员工觉得，他的工作是光荣的、有面子的，就肯定比单纯的物质激励管用得多。

第三部分 中国人管理的基本能耐第17节 助人成功的五大能耐(1)

能耐可不是凭空说有就有的，如果没有机会展示的话，谁知道一个人有没有能耐！中国人痛恨的就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因此对中国人来说,他人的本事要眼见为实。在旧中国，时常可以见到擂台赛，擂台上比的就是人们的能耐。
等到上了台，大家的能耐孰高孰低顷刻便见分晓。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可见，一个人有没有能耐，拉出去遛遛就知道了。可惜社会上多的是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的人。
那么，中国人的能耐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当然也要结合具体的事来看。其实中国人一向信奉的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只要是他想干的事，就一定要想办法干成，而且要干好。为了把事情办得圆满，中国人自有一套主张。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是哪些方面的能耐，使得中国人具有了成功的底气。
坚忍不拔，锲而不舍
中华民族是有着顽强斗志和坚忍意志的民族，中国人民勤劳朴实、不畏艰险。“愚公移山”虽然只是一个神话故事，但愚公精神却代表着大批中国人的精神，也就是一种锲而不舍、坚忍不拔的顽强精神。而一度颇为甚嚣尘上的所谓“移山不如搬家”论，其实是很荒唐可笑的，因为这一论调没能领会到这则寓言的内在寓意和深刻内涵。其实故事里的“山”，有一种内在的象征意义，它并不是什么自然界的普通山脉，而是象征着困难；困难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你不搬走它，它照旧存在。如果愚公选择“搬家”的话，倒也轻快，绕着困难走，不费吹灰之力，但终究只能是一事无成。
困难总是客观存在的，做任何事情不可能不会遇到困难。困难就是这样，你不去征服它，它就会征服你；要想绕开它？办不到。如果在困难面前两眼一闭，自然眼不见心不烦，但那岂不成了自欺欺人的“掩耳盗铃”式的行为了么。一味在困难面前回避、忍让，迟早会使自己四处碰壁、一筹莫展。当年毛泽东主席借用“愚公移山”的故事，号召大家“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用以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人因袭传统、并在战争年代铸就的这种精神，直到今天仍然是值得发扬的。凡事贵在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水滴尚能石穿，更何况人的恒心和毅力呢？
当然事情也不要太过分，如果愚公精神发扬过了头，恐怕未必是好事，那就成了刻板固执的钻牛角尖式的行为了。中国人不赞成一条道走到黑，也很鄙夷那些“在一棵树上吊死”的人。中国人欣赏的是“苦干加巧干”，而不是一味的蛮干。
顺时应势，通权变达
既然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那么当“此路不通”的时候，自然就得另寻别途了。中国人做事情，从来就不死心眼；一旦发现情况不对劲，赶紧掉头。当然,中国人为了达到目标，还往往喜欢走捷径。正因为没有循着前人的老路前进，结果常常收到曲
径通幽的效果。这一切，都是因为国人具有灵活权变、求真务实的精神所致。
我们说，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就对人的日常行为提出过“权变”的思想。而在这一点上，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走得更远。他认为管理之道是要随时间的推移而经常变化的，“时移则事易，事易则备变”。唯有不断变法，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当然，先哲们的这些大而化之的道理，且不必过多深究。还是来看看具体的管理问题吧。管理学跟自然科学不一样，总会碰到层出不穷的新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凭的不是现成的方法，也不是书本上的教条，更不能通过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得出结论来，它靠的是什么？是人的经验与智慧。一方面靠人们从过去的实例中归纳提炼，另一方面也要动用自己的头脑，对局势进行判断，然后决定如何应对，并能选择合适的时机。在这种时候，千万固执不得。
所以说，中国人有一大特色，就是“不固执”。本来“固执”有一个同义词，叫“执着”，这是一个褒义词，表示一个人坚定、顽强，不达目的不罢休。本来为人执着一点未尝不是好事，但是如果执着得过份，那就成了“顽固”了。“顽固派”一般来说，是比较让人讨厌的。中国人经常说，“识时务者为俊杰”，顽固派不能顺应时势，自然也就是不识时务，难免会被历史所抛弃。
对中国人来讲，不墨守成规、不拘泥定法，一切因时而移、因事而异，在变中图存、在变中求进。这才是我们应当秉持的通权变达精神。在中国人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的时代对这种精神作了更精辟的总结，那就是四个字——与时俱进。
居安思危，有备无患
我们说，中国人一般还是比较有忧患意识的，譬如那个老是担心天会塌下来的杞人，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当然，杞人只是个别极端的特例，不足为训；不过就普通中国人来说，他们为人处世也总是很谨慎小心的。
中国人不喜欢冒风险，他们多数都是“风险厌恶者”。对此我们可以打一个形象的比方：如果一个人面临两种投资选择：一种是他有百分之百的机会赢得100元，另一种则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赢得300元，却有百分之五十的几率会损失100元。面对这样的赌局，我们该如何选择呢？相信对多数中国人来说，肯定会作出第一种选择。即使第二种选择更诱人，但只要它有风险存在，我们权衡再三以后，还是会选择相对稳妥的一条路，哪怕在收益上打点折扣。虽然说为数不少的人都会有赌徒心理，但那往往是在未来完全无法预期的情况下，人们才容易孤注一掷、放手一搏；如果未来收益的概率能够确定，人们肯定选择风险更小的获益方式。

第三部分 中国人管理的基本能耐第18节 助人成功的五大能耐(2)

正因为未来总是不确定的，没准什么时候就会有灾祸降临到自己头上，所以传统上中国人一般都保持着警惕的心态，时刻准备应付危机。中国有“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古训，因此万事早作打算，是不会有错的。有一些中国人很有意思,他们出门时总要抬头看天，哪怕天上阳光灿烂，也不忘带把雨伞预备着，毕竟“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嘛，还是未雨绸缪保险。而传统的中国人在生活中一贯有俭省、储蓄的倾向，就是为了防备将来的不时之需，因为传统的中国人的生活态度总是倾向于“常将有日思无日，莫把无时当有时”。所以传统的中国人对于美国式的“借贷消费”以及信用卡透支行为，是很难认同的。这样我们也不难理解，传统的中国人自古以来根深蒂固的“养儿防老”思想观念的根源了。
中国人在享福的时候不忘过去困苦的时候，常常“饮水思源”、“忆苦思甜”；在和平的时候也时刻警惕战争的威胁，所以中国人的生命力格外顽强。俗话说，“念念有如临敌日，心心常似过桥时”，这便是中国人的人生经验和生活态度。
中国人这种居安思危的心态在管理上也带来了诸多的好处。有道是，“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在危机没有到来的时候就要时刻强调危机意识，提前建立妥善的危机预警机制和应对预案，这样才能保证随时应付突发情况，确保一切都能井然有序、万无一失。
以和为贵，和气生财
在中国人传统观念里面，和谐是非常强调的一个层面。君子以和为贵，和气方能生财。可以说，“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思想范畴，它的立足点在于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并直接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法与处世观念。
在中国古代的经典论述中，“和”的基本涵义是和谐，古人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更特别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就是以和睦、和平、和谐，以及社会的秩序与平衡为价值目标。因此，中国人把“和为贵”作为待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极力追求人际之间的和睦、和平与和谐。“和”既是人际行为的价值尺度，又是人际交往的目标所在。以诚信、宽厚、仁爱待人是为了“和”；各守本分互不干涉、“井水不犯河水”也是为了“和”；“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谋求对立面的和睦共处同样也是一种“和”。
和谐，还有着另外一个层面的意思，那就是要求人们能够倾力合作、精诚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只要上下戮力同心，事业自然就会兴旺发达。所谓“人心齐，泰山移”，便是此理。一些中国人虽然有“窝里斗”的毛病，但一旦遇到外部的严重危机，在大节上还是能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的。这正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需要的是整体的、全面的团结，而不是局部的、小团体或小圈子内部的团结。那样的话，不仅不是团结，反而意味着分裂。“君子和而不同”，不像小人那样，为了自己的私利暂时“团结”在一起，形成所谓的“朋党”，蝇营狗苟，贻祸无穷。
总的来看，“贵和”能有效地避免过激或对抗行为，减少人际摩擦与社会内耗，使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带有浓重的人情味，较为稳固持久，对社会具有良性功能。
中国人喜欢和谐，用“和谐的途径”来“解决问题”，才能够“圆满”，和谐而非讨好，是中国人的重要特性，体现在管理上就成了一种“能耐”。
明察秋毫,防微杜渐
中国人向来都是很敏感、很谨慎的,任何事物的一点细小微渺的征兆都不会轻易放过,粗枝大叶者往往让人瞧不起。而且中国人觉得,在很多小事情上足以折射出一个人的大节。东汉的陈蕃,是清流的领袖,在朝野名声很大。不过他年轻的时候,生活却比较随意,个人卫生习惯也不怎么好,几乎可以用“邋遢”来形容。他居住的斗室,才巴掌大的地方,不要说每天三次消毒,就连打扫,恐怕也得半年一次。不过陈蕃的舅舅却挺讲卫生,有一次戴着口罩去看他,刚进门就看到几只破袜子七零八落地粘在地板上,墙角还横七竖八地摆着几个空酒瓶,瓶盖扔得满地都是,室内看不到天花板,抬头只见一大片蜘蛛网,几只蜘蛛正在那儿呲牙咧嘴、旁若无人地上网。他舅舅看到这里,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皱着眉头捏着鼻子责问陈蕃道:“这么多蜘蛛网还不快打扫打扫,我看你这儿都快成网吧了。”没想到陈蕃却振振有词:“大丈夫当扫除天下,何事一屋尔!”他舅舅也急了,反驳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终于轮到陈蕃没词了。
至于陈蕃的毛病改了没有,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个故事却告诫我们:小处不可随便。虽然很多中国人一再标榜“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但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他还是很难得到众人的谅解的。中国人习惯于见微知著,从再小的事物中也能看出大道理。正所谓“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就是说中国人从来不肯忽视细节,而且能够以小见大、体察入微。
中国人的洞察力也是很强的,有句成语叫“一叶知秋”,看见树上掉下一片叶子,于是那些感情细腻的人就知道,秋天要到了。秋天总是要来的,他比别人知道得早些,自然就能早作打算。对管理者来说,时时处处也都要占这样的先机,我们说,高明的管理者一方面要站在战略的高度总揽全局、把握主流,但同时也不能放过一些细枝末节的微小变化。一点小瑕疵可能带来致命危害,大名鼎鼎的“协和”式客机失事,据说起因仅在于一个小小的螺帽,可见斗筲之物往往干系重大,岂能掉以轻心。
因此管理者一定要能洞悉微小的事物,并准确地判断其发展趋势,加以适时引导。长江、黄河这样的大江大河,其源头照样不过是涓涓细流,浅得只能浮起小酒杯而已,俗称“滥觞”。所以说,当事物尚处于微小之时,要处置它简单得很,可一旦它成长壮大或羽翼丰满了,再想变易就难了。管理工作中的情形也是如此,任何流弊,必须在它刚露出苗头的时候就予以扼杀,否则若是等到积重难返、尾大不掉,那就一切都晚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是何等深刻的教训!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求管理者做到明察秋毫,并且能以身作则,防微杜渐,而不是事到临头了再临阵磨枪。如果见到兔子才撒鹰,羊儿丢了再补牢,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那可不是管理者该干的事。

第三部分 中国人管理的基本能耐第19节 中国人管理能耐的三大特色

对于不了解中国人的管理者来说，他们都觉得中国人难于管理。因为中国人并不是那么直来直去，你很难根据他的语言和行为来判断他的内心。也就是说，表面上看，中国人实在难以捉摸，有着太多的圆滑机巧。中国人经常说一套做一套，他的言行似乎没什么固定的章法，却总是无懈可击；仔细琢磨一下，他这样做也自有他的道理，谁也拿他没辙。
这就是中国人，表面上循规蹈矩，但心里却心明如镜，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操守和原则，只是外人一般不易发觉。世事洞明却深藏不露，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人的能耐。下面，我们就把中国人在这方面的特色作一个深入的剖析，看看它对管理能产生哪些影响。具体来说，中国人的管理能耐体现在这么三个方面，就是“看开而不看破”、“圆通而非圆滑”、“尊重而不盲从”。
看开而不看破
不要以为中国人凡事都喜欢斤斤计较，其实中国人还是很看得开的;他们最瞧不起的，就是那种锱铢必较、鼠肚鸡肠的人。只要事情能看得开，自然就会心平气和，人世间也就能少了不少无谓的争执。在古人看来，宇宙无限，人生有涯，人的一生，有的轰轰烈烈，有的寂寂无闻，但是拿茫茫宇宙来衡量芸芸众生，每个人不过仅如沧海之一粟而已。人生苦短，何苦为了一丝蝇头小利而争斗不休呢？著名诗人白居易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认为人世间的所谓争斗，不过是“蜗牛角上争是非”而已。看似争抢得头破血流、你死我活，到头来争得的不过只是蜗牛角般大小的利益罢了，岂不可笑。所以中国人还是很看得开的，凡事都能退一步想，这样也得以能保全自己。自古以来的高寿者，几乎都是万事能看得开的通达之人。
不过，中国人虽然讲求要能看得开，但并不是说这样就要求大家都消极避让、与世无争。这就是“看开”与“看破”的区别。佛家就有“看破红尘”一说，人一旦把红尘都看破了，就会消极而退缩，认为世间一切都是空的、假的，也就没有了是非的界限。这样的话，那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呢？恐怕就只有皈依佛门这一条路了。
中国人长期受“中庸之道”的熏陶，分寸感把握得很好。对事情能看得开，但又不看得过分的“开”，不至于看开到“看破”的地步。其实很多事情中国人内心里是相当明白的，但就是不点破。在未破之前，仍旧兢兢业业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即使对现实有所不满，但也不会肆意发泄，仍然恪尽自己的职守。这也就是中国人通常所主张的“尽人事以听天命”。我只管尽自己的力，至于成功不成功，并不计较。禅语云，“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正是这些中国人的生动写照。所以中国人说话办事，总是先来一句“我尽力而为”，虽然并非拒绝帮忙，但还是留了十足的余地；不过这样的回答总让人觉得不是一句准话，难免有些不放心。所以，这类的“尽力主义”也时常为人所诟病，好像它就是一句托辞似的。 其实很多时候，中国人也知道，事情的进展并非是自己所能把握和控制的，自己只能尽力而为，当然也希望对方能看得开。这样说话的人，才是真正客观的人，总比吹牛说大话的人强吧。所以说，这也正是中国人务实的表现，算不上是圆滑的作风。
圆通而非圆滑
说到圆滑，很多人都会有同感。凡是吃过这方面亏的人，他们总是异口同声地谴责中国人如何如何的圆滑，似乎中国人都跟伪君子似的。那种圆滑之人，天生就没有什么个性，极善于察言观色、巴结奉迎、随波逐流，如同墙头草，风吹两边倒。这样的人倒也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辈，但如果你身边也出现这么一位的话，多少会让你感到不痛快。那种感觉，简直就像如鲠在喉、如芒刺背。你明知道他很讨厌，却又抓不住什么把柄。难道说，中国人全是这样的吗？
老实说，真正圆滑的中国人毕竟是少数。那种成天巧言令色、搬弄是非，遇到问题不敢承担责任、见到好处就巧取豪夺的人，是最让中国人反感的。中国人也并不乏机巧和变通，但那更多的是“圆通”，而非“圆滑”。圆通本是佛门用语，意思就是浑圆通达，凡事不必太计较，不用太认真，也无须拘泥于常规和定法。圆通的人，对事情看得透、想得开，心中自然不会有烦恼；而圆滑之人，成天精于算计，总有不可告人的勾当，自然没那么旷达、平和。
一般人分不清“圆通”和“圆滑”的异同，以致把圆通当作圆滑，滋生出对中国人众多的不满和厌恨，殊为遗憾。“圆通”和“圆滑”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大区别，但从结果来看，却完全不一样。采用“圆通”的方式处理事情，往往是另辟蹊径、不拘常规，却总能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甚至比采用正常途径时取得的效果更好；圆滑的人就不一样了，遇事能推就推，能拖就拖，要不就拉别人为自己垫背，到最后什么事也干不成。
中国人提倡“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这就是圆通的境界。
尊重而不盲从
在中国，不少当领导的一向喜欢听话的人。只要下属对自己惟命是从，就自然满心欢喜，越是听话的人就越容易受到提拔。在学校里，老师大多也喜欢听话的学生，对于天赋不差却个性太强的学生，总是采取打压政策。在家中，父母也更喜欢听话的孩子，哪怕是两面三刀、阳奉阴违，但只要在长辈面前表现好，就能获得称赞。
于是大家就觉得，似乎只要做“乖孩子”，只要一味顺从，就会有前途。传统的中国人一是服从领袖，二是相信权威。两者都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孔子有名言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在这里，“大人”就是长官，“圣人”就是权威，于是在这两者面前，人们就只好乖乖地服从了。国人对领袖和权威的崇拜，一度达到过“相信到迷信、服从到盲从”的地步，真不知道这是人的幸抑或不幸。
在封建社会，统治者高高在上，谁敢不服？除非他想造反。所以人们对统治者的指令，只能是无条件服从。然而在新旧交替的历史阶段，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已经起了很大变化，人们对权威不再俯首帖耳、惟命是从。这些恐怕也得部分归因于那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政治浩劫。所以人还是要有自己的判断的,一定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实际上,理智的中国人并不会欣赏完全听话的人，甚至鄙夷地把他们称为“奴才”。而中国人最重视的，是“有所听有所不听”的人，亦即“尊重他人的意见”,却“不会盲目服从”。在领导者看来，最理想的下属应该能够主动替领导想到他自己都不曾想到，或者领导虽然想到、却不便授意的问题。当然，对领导的吩咐也没必要完全不折不扣地执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根据具体情况稍作变通，也是可以理解的。
有的中国人长期以来都有一种依赖性,缺乏独立思考和判断的精神。结果造成下级绝对服从上级,晚辈无条件听从长辈,学生对老师的言论更加不敢丝毫怀疑。时至今日,这些流弊也应该革除了。我们提倡的,乃是“尊重而不盲从”!
尊重不一定就意味着会服从，当然就更谈不上“盲从”了。它代表“你对我好，我没有理由不对你好”，以及“你尊重我，我当然也尊重你”的“交互”心态。中国人相信“敬人者人恒敬之”，便是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