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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1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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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原先固化了30年的阶级阶层状况又出现了新的变动。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社会经济领域内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带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中国传统的产业工人和农民之外，出现了一个新的中产阶层，或者说出现了一个中等收入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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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中国中产阶层的历史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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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原先固化了30年的阶级阶层状况又出现了新的变动。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社会经济领域内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带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中国传统的产业工人和农民之外，出现了一个新的中产阶层，或者说出现了一个中等收入群体。这个自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就退出历史舞台的阶层，现在不但再生了，而且其生长和发展的势头极其迅猛。仅仅在10年之前，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还颇为大胆地预测，20世纪末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将达到100万人。但现实的发展却远远超出了奈斯比特的预测：在2002年完成的一项研究中，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已达到8000万人以上；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254～256页。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官员则指出，自2001年起的未来5年内，中国将有2亿人口进入中产阶层消费群；《未来五年我国中产阶级人口达两亿》，《信息时报》2001年7月21日。而原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2001年在新加坡的一次讲演中，更是大胆预测，在未来10年中，中国具有中等收入的群体将达4亿之多。《龙永图大胆预测：中国中产阶级十年内达四亿》，http://wwwchubuncom/2201/12b/gb5/page42-06htm。
尽管仍然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中国官方在正式的文本中尚未使用“中产阶级”（middleclass）的概念——使用“中等收入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再或“中间阶层”的概念是一个常见的替代，但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动，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业已出现并获得了官方的承认。2001年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第169页。虽然江泽民在讲话中重申了工人阶级在中国社会的领导地位，但显然“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这个新出现的阶层不再被视为工人阶级的对立面，甚至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这个“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一员。可以说，正是社会结构的这种急速变动和意识形态的这种“松动”，为我们研究中国中产阶层提供了可能性与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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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领：中国的中产阶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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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由于自农耕社会以来，农民一直是社会的主体，它占到全社会人口的90%以上。加之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一直承受着相当大的人口压力，可耕土地本身的有限和地权的极度不均，决定了这90%的农村人口常常处在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最下层，也使得我们的农业长期以来一直处在糊口水平。在这90%的农民和上层社会的少数皇权官宦阶层之间，有一个人数不多的乡村士绅阶层。士绅不仅是传统农村社会中一支重要的运作力量，而且士绅和农民也是传统中国农村最基本的社会构成。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第61页。在费孝通、吴晗、胡庆均、史靖（王康）和张仲礼等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尽管士绅所必须具备的条件都不限于经济方面的，同时也包括了具有功名科第、先前为官、因有学识而在乡里富有声望等条件，但占有土地甚至是相当数量的土地似乎是一个基本的前提。比如，史靖在为士绅开列的七项条件中将“有一份丰厚的财产”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并且认定“虽然所有的地主不一定都是绅士，不过绅士则一定都是地主”。史靖：《绅权的本质》，吴晗等：《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第132页。
因为士绅阶层处在封建国家的官方和普通民众之间，这一阶层具有组织协调民间社会的作用，也可以作“贫民大众和官方之间的缓冲阶层”。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第29页。具体用张仲礼的话来说，士绅阶层“作为一个居于领袖地位和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集团，也承担了若干社会责任。他们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在政府官员面前，他们代表了本地的利益。他们承担了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有时还有组织团练和征税等许多事务。他们在文化上的领袖作用包括弘扬儒学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以及这些观念的物质表现，诸如维护寺院、学校和贡院等。”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第48页。萧公权也写道：“说士绅是乡村组织的基石，其实并不夸张。村庄可以、也确曾在没有士绅的状态下存在；但没有士绅的村庄，很难有任何高度组织性的活动。”KungchuanHsiao,RuralChina:ImperialControlintheNineteenthCentury(Seattle: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1962),p317士绅阶级的上述功能或在民间社会的作用，使得一些人认为，士绅阶级就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中产阶层。我们承认，士绅阶级与西方的老式中产阶层或小资产阶级有相近之处。不过，由于这个阶级中的大多数人是脱离劳动的、具有相当的寄生性质，并且常常是封建社会暴力统治的代言人，因此他们和美国早期的自营农场主以及欧洲市民社会中的自营企业主还有所不同，充其量只是一种“准中产阶层”。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中产阶层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在20世纪上半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一阶级成员主要的来源有这样几部分：（1）原先乡村中的一部分有文化和资本的士绅及他们的子弟，进入城市从事现代民族工商业成为所谓“新士绅”；（2）1840年以后，随着外国势力进入中国，外国企业和资本即所谓“洋行”也进入中国，他们吸收了一些懂外文的青年知识分子充任文职雇员，这是中国社会第一批“外企白领”；（3）在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中也出现了第一批管理者；（4）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伴随着政府机构的日益扩展和科层化，也出现了第一批政府官员；（5）最后，伴随着现代教育和其他社会事业的发展，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教授，以及律师、作家和艺术家等自由职业者。这最后一批人虽然数量不多，但对新思想和新文化在中国社会的传递却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中国第一代中产阶层的产生过程中，作为大都市的上海是一个十分合适的孵化器。尽管开埠甚晚，但上海因为独特的殖民经历和与世界文明的直接对接之便利，在其经济获得迅猛发展的同时，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步伐也比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来得更为迅速。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社会分工的细化，带动了上海的人口增长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不仅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中小企业和零售商店越来越多，老式中产阶层应运而生；而且随着金融业、商业、运输业、新式学堂、银行、律师事务所、海关、电报、邮局、铁路系统等现代服务业以及各式洋行的出现，各行业中的职员、科层组织的管理人员、政府公务员、由教师和自由职业者组成的知识分子也不断滋生，这林林总总的社会群体构成了中产阶层的另一个主体——新中产阶层，这是一个以知识和技能谋生的阶层。由于中产阶层尤其是新中产阶层所具有的现代性、知识性、专门性以及可能获得的优厚待遇，使得中产阶层不仅成为上海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而且在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上也成为大多数上海市民效仿的榜样，引领着社会风尚与习俗的流变。不过，上海的殖民与半殖民特点，也使得其中产阶层在政治上被打上了消极自保的特点。
1949年的革命之后，中国中产阶层失去了滋生的土壤。尽管这个阶层没有遭受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那样的疾风暴雨式的革命对待，但其中大多数置身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队伍中，在经历各种政治运动（从“三反五反”、反“右”斗争直至“文化大革命”）和经济改造（如工商业改造）之后，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这样，在1949年的革命后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前，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中间阶层是由类似白领的普通干部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按有些社会学家的观点，其中还包括了国营企业中的职工。李强因此称其为“类中产阶层”，参见李强《市场转型与中国中产阶层的代际更替》，《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这些“公有制体制”的受益者，通过撒列尼和倪志伟所说的“再分配机制”获得了比广大农民和集体企业中的普通职工更多的利益。有关“再分配机制”的讨论见IvanSzelenyietal,“SocialInequalitiesinStateSocialistRedistributiveEconomies:DilemmasforSocialPolicyinContemporarySocialistSocietiesofEasternEurope”,InternationalJournalofComparativeSociology,1978,19:63～87。但是，这至多是一个“中等收入的阶级”或“中等收入阶层”，而不是所谓“中产阶层”或“中产阶层”。因为在毛泽东时代，不仅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已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包括房屋在内的私有财产都不能名正言顺地受到保护，加之这些收入处在中等水平的人群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也参差不齐，其中作为一般社会中中产阶层之中坚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其他知识分子则属于团结和改造的对象，更遑论对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生活走向发生实质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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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领：中国的中产阶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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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产阶层的重生始于邓小平1978年开始倡导的改革开放。换言之，我们接着要论述的1980年代后中国社会的转型和中产阶层的兴起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早在5年前，就有人估计，如果将人均收入在1万～10万元、户均金融资产在3万～10万元的人口和家庭都计算在内的话，估计目前进入中产阶层的人数约占全国总人数的20%～25%；肖文涛：《中国中间阶层的现状与未来发展》，《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也有人根据在全国城乡范围内的抽样统计，计算出在中国社会“职业中产”占人口比例为159%；“收入中产”为246%；“消费中产”为350%；“自我认同中产”为468%，达到上述全部指标的中产阶层人数占总人口比例仅为41%；李春玲：《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构成及比例》，《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6期。而在我们述及的本项研究中，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和武汉全国五大城市中，符合职业、教育和收入三项综合指标的中产阶层人数达到总人数的118%，而主观认同人数更是高达596%。不论具体的数据或百分比是多少，在中国当代社会，一般公认，所谓“中产阶层”的人口应该包括这样一些基本的社会构成：
（1）1978年以后新生的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这一群体是依赖市场资源和流动机会发展起来的；据统计，到2002年底，中国大陆的私人企业达到2435万户，从业人员更是高达34093万人，其中能够称之为中产阶层的投资者为6228万人。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第148页。
（2）1978年后与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同时产生的小业主、小商贩等自营业者以及其他形式的个体户，到2002年底，总户数达到23775万户，从业人员则达到47429万人；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第149页。不过，其中有些自雇经营、资本和规模都比较小的业主、商贩和个体户谋生艰难，很难称得上是我们这里讨论的中产阶层。
（3）与党和国家机构有连带关系的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及国营企业的领导人；这部分人是从前述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中间阶层或李强所说的“类中产阶层”（quasimiddleclass）中分化出来的，除了一部分国营企业的领导人经历了较大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的变动外，在党和国家机构中工作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虽然不再具有改革前的唯我独尊地位，但凭借自身的文化和素质优势以及其所在机构的权力优势，仍然保持了相当的地位优势。
（4）因外资引进而产生的“外企白领”，包括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中方管理阶层和高级员工；据统计，到2002年底，中国大陆就业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员工达36756万人，就业于港澳台商企业的员工则有35295万人，两项合计共有72051万人，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第138页。其中的管理阶层和高级员工是标准的中产阶层。
（5）大批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管理者，随着社会需求的高涨，高等学校中MBA和MPA以及法律硕士的培养数量也越来越多，这是中国中产阶层中成长最快的一个部分；其实，不但人数增长很快，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MBA、MPA，还是法律硕士，其收入在目前的中国都在标准的中产阶层行列。以《经理人》杂志所做的2004年中国大陆MBA排行为例，表0-1为2004年大陆前5名商学院MBA学员的收入状况。
表0-1中国大陆前五名商学院培养的MBA的收入*排名商学院名称学员读MBA前
收入（万元）学员毕业后首份
工作收入（万元）毕业两年后的
收入涨幅(%)收入高于20万元
的比例（%）1清华大学76714601688024402复旦大学13271900942028903北京大学57913101307010504上海交大86717001085023105中山大学9251360172404120*《2004年中国MBA商学院排名》，http://financesinacomcn/nz/MBApm/Indexshtml。
（6）因高新技术的采用和新行业的出现而产生的高收入群体，如留学回国的创业者、建筑师、律师、会计师、房地产评估师、营销人员、影视制作人、股票经营者以及其他类型的自由职业者。
在确认中国中产阶层人口的时候，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讨论：其一，我们能够注意到，中国中产阶层群体的出现基本上是1978年后的事情。在西方，中产阶层的成长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其中有相当的中产阶层家庭表现出了较高的代际间的继承性。但是，在中国，由于1949年革命后中产阶层基本上寿终正寝，因此现在中国的中产阶层基本上是第一代。尽管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也出现过撒列尼所说的“精英循环”现象，即革命前的社会精英的后代，在市场改革后又从社会下层上升为社会上层（最典型的如荣毅仁家族），但大多数中产阶层的出现和他们的父辈在革命前是否具有中产阶层背景关系不大。不过，人们注意到，1978年后出现的一部分中产阶层与他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占有的社会和经济资源有关：陆学艺的研究证实，中产阶层中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地位优势，与他们是否能够调整自己的社会位置，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结构中运用原有的社会关系资源、权力资源和知识资源有关；陆学艺,同前引书，第255页。而戴维·古德曼在山西的研究则发现，中国现在的中产阶层，无论是私营业主，还是国有企业的经理，都与国家及党的组织有着良好和密切的社会关系，这是他们获取经济资源的前提之一。DavidGoodman,“TheNewMiddleClass”,inMerleGoldman&RoderickMacFarquhar(ed),TheParadoxofChinasPostMaoReforms,London: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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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领：中国的中产阶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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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在西方，老式中产阶层的产生和新中产阶层的产生前后相距一个世纪以上，前者主要是工业化的产儿，后者是工业化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产儿。但在1978年后的中国，这两个中产阶层群体则基本上是接踵而至的。这是因为，中国的老式中产阶层如私营企业家、乡镇企业家以及小业主等，严格说并不是工业化本身的产儿（在1978年前，中国的工业化就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并建立了现代国家制度和科层制体系），而是改革开放后市场转型的结果；而改革开放则将中国社会推进到世界的舞台上去，并很快在它的工业化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包含第三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等后工业成分在内的经济体系，而这一切都是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阶层等新中产阶层在中国社会浮现的前提。老式中产阶层和新中产阶层出现的时间间隔之短，从1980年代全社会关注的“脑体倒挂”现象到1990年代很快成为“脑体正挂”中能够获得一种感性的证实。现在，中国大陆社会新老中产阶层并存发展的态势，或者说在中产阶层成长过程中体现出的鲜明的异质性，使得我们能够将其形象地称为“杂领”（multiplecollars）。
中国大陆中产阶层成长的异质性，与现代化进程稍稍领先于中国大陆的韩国、香港、新加坡和台湾，即所谓亚洲“四小龙”地区十分相似。萧新煌等人的研究发现，“在东亚四国或地区，一方面，职员、经理人员、职业和技术工人的数量同工业体力工人一样迅速增长；另一方面，小业主的规模不但没有衰减，而且随着近来的后福特主义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重构生活活动的趋势而稳定扩大。结果，在东亚出现了老中产阶层（小雇主、小资产阶级）和新中产阶层的同时增长。”Hsiao,HisnHuangMichael(ed),DiscoveringofTheMiddleClassesinEastAsia,Taipei,Taiwan:InstituteofEthnology,AcademicSinica,1993,p1看来，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亚洲“四小龙”地区，多种经济形态的并存，是使新老中产阶层能够共时态并存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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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与中产阶层的兴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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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工业化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中产阶层产生的社会背景，但在中国，工业化本身并没有对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中国社会的阶层变动发生必然的影响。我们看到，工业化的背景是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及由此引发的大规模的社会转型下发生作用的。
这样的结论基础是，尽管在1949～1978年的30年间，中国的工业化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它的年平均增长率即使去除灾难性的大跃进年代（当时最高的年度曾达到110%）也在7%左右。但是，除了遏制中产阶层滋生等政治手段外，另一些经济方面的原因，也使中国中产阶层的产生即使在经济上也是一个梦想。政治上的做法包括两个似乎对立的方面：一是在工人、农民的对立面维持了一个“符号性”的剥削阶级达30年之久。本来，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为了巩固新的基层政权和革命的成果，防止已被推翻的地主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反抗和破坏，在革命胜利后的一段时期内使用阶级身份符号体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后来这一符号体系的使用不仅延续了30年，而且被扩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连上述“阶级敌人”的子女也被打入城乡人口的另册。有关中国农村的具体论述参见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88，第159～160页。在毛泽东时代，老式中产阶层被称为“小资产阶级”，它一直是思想改造的主要对象之一；而专业人士则被称为“职员”，这同样也是一个灰色的标记。在这样的情况下，进一步的阶级分化从政治上被遏制了。二是在所谓“人民”的范围内实现平均主义的“去分层化”（destratification）策略。据美国社会学家白威廉的研究，1960～1970年代，中国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是最为平等的国家。从表0-2中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中国高收入者的收入只是低收入者的22～23倍，而基尼系数更是只有020～021。其实，去分层化的手段或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不仅包括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度（在1970年代，也就是说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还一度开展过对工人中执行的“八级工资制”的批判，称为“资产阶级法权”），还包括日常消费的配给制度（你即使有钱也无法购买高级食品或衣服）、住房的分配制度，以及对计件工资制度、奖金制度的批判和停用。
表0-2社会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十分位数比率（1970年计）基尼系数（1964年计）苏联32—波兰32026南斯拉夫—024匈牙利26021保加利亚24021捷克斯洛伐克24019罗马尼亚23—中国：劳动人口23020中国：国营单位职工22021*引自WilliamLParish,“DestratificationinChina”,inWaston,J(ed),ClassandSocialStratificationinPostRevolutionChina(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4。在表中，十分位数比率＝以工人收入顺次排出十等份，并以头份及尾份计算该比率。
经济上的因素同样是多重的，其中包括：由于受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前提的，因此与国民消费生活有关的轻工业和服务业一直严重滞后于人们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由于在农业中贯彻“以粮为纲”的原则以及人民公社本身的半军事化的管理原则，农民的社会流动受到限制，而1953年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包括粮食在内的农副业消费品也一直处在严重的短缺状态，毛泽东时代盛行的各种票证制度就是这种短缺的最好注脚；由于先后与美国、印度和苏联的军事对峙，国防开支一直占到国民收入的相当比重……这一切都使得中国普通百姓的收入在1952～1980年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增长。据《中国农业年鉴》（1980年）和《中国统计年鉴》（1981年）统计，1952年国家部门的年度平均工资实际为446元，1980年为529元，28年总增长率为186%；农村集体人均收入在集体化后的1953年为388元，在毛泽东逝世前的1975年为544元，22年的总增长率为402%。转引自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517页。
变化发生在1978年以后。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开放。这首先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然后转向城市的诸多经济领域。在此后的20余年内，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自1978起，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都在8%左右，1992～1994的三年间则达到11%～13%之间，即使在全球经济尤其是东南亚经济普遍低迷的20世纪的最后几年，仍然达到7%左右，即使在强调“宏观调控”的最近几年也保持在8%左右。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大上提出的在1980～2000年的2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也提前5年实现。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六大经济强国，而按麦迪森运用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的测算，中国更是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它的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129%。参见《中国GDP统计存在水分吗》，《扬子晚报》2002年5月4日A12版。
如果说中国经济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迅猛发展，为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奠定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的话，那么中产阶层的出现和成长还与1978年后出现的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最为直接和密切的联系。在这里，我们所说的中国社会的转型包括三个最主要的方面：其一，沿着1949～1978年间的工业化道路，继续实现从以农业为主导的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社会的转变；其二，尤为重要的是，从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其三，从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的转变。我们紧接着就会看到，正是这种社会转型及下述由这种转型带来的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变化，使中国中产阶层的出现和成长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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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与中产阶层的兴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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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之一：政治的清明和宽松，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使得市民生活在相当的程度上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分离出来，哈贝马斯所称的公共领域在一定范围内出现，这是中国中产阶层出现和成长的条件之一。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我们首先看到的一个有意义的变化，是1979年后中共中央宣布为地富子女摘帽，并结束先前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代之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变化，伴以社会生活中的其他改变尤其是职业的分化，使得中国社会的分层得以从“符号性”的阶级标准转向职业标准，而这正是中产阶层得以出现的前提之一。能够想象的是，随着国家不仅对经济生活同样对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社会生活干预的进一步弱化（农村的村民自治已经走出了第一步），市民社会的形成及与其相关的公共领域的扩大，将为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变化之二：经济的持续稳固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规模的扩大，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是中国中产阶层出现和成长的条件之一。中国经济在20多年中所取得的成就，已经成为全世界承认的不争事实，而它未来的发展也为世界所看好。而对造就中国的中产阶层来说，经济的增长是一个基础，但国民收入的提高及提高的幅度更是一个直接的因素。事实是，1980年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57%，1993年上升到71%，预计到2010年将上升到81%，肖文涛，同前引书。这意味着国家的经济成就将更多地转化为民众手中的财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其他诸多因素的变化也在改变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促进着中产阶层的出现和成长：
（1）中国产业经济结构的变化，已使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在不断地减少，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的增加比率则开始超过第二产业。据统计，自1979～2004年的改革开放25年来，中国服务业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0%，高于94%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服务业从业人员从1978年的4890万人增加到2003年的21809万人，净增16919万人，几乎是同期第二产业净增从业人员的两倍。江小涓、裴长勇主编《中国服务业发展报告No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5页。尽管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农民大量进入城市，第二产业中蓝领工人的数量会大量增长，但显然由于管理的需要和技术的进一步运用，白领管理者的数量也会有明显的增长。
（2）据专家估计，我国“十五”末期市场化的程度将达到65%～70%，2010年将达到80%以上，顾海兵：《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8月13日。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将提高进一步促进阶层的分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将造就更多的中产阶层。
（3）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但为普通农民工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提供了可能，也使其中的佼佼者和农村中原先的乡镇企业家和包工头有可能在城市中谋生，并成为中产阶层的一部分。据统计，到2003年为止，中国的城市化已经进入加速发展期，城市化率已经从1993年的28%达到2003年的405%，新华社2004年10月30日电，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10/30/content_2157326htm。并且现在仍然在以每年不低于1%（东部沿海地区则达到2%）的速度增长。
（4）在2004年3月举行的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上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将第十三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正式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其实，尽管将“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进宪法只是一年前的事情，但此前国家推行的发展私有个体经济的政策，已经从一个侧面肯定了“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并且这一政策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2002年的最新统计表明，上海的私营企业数已达1883万户，占全市的比重达到50%，户均注册资本1169万元，总资本2000亿元。而这样的令人注目的数字还排在广东和浙江之后。《上海半数企业是私营》，《新华日报》2002年5月8日C2版。而对普通城市居民来说，国家推行的房屋改革政策也在事实上使私有生活资料财产的拥有合法化。在房价为全国之最的北京和上海，仅一个房改就使那些拥有地段较好地区房屋的几十万市民成为“百万富翁”。
变化之三：文化的多样化和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也为中产阶层尤其是新中产阶层的出现和成长提供了文化和精神基础。在有关中产阶层的研究中，许多研究者都提及了文化表征对中产阶层的重要性，事实上，英文中“Class”这个词本身就既具有阶级、阶层的含义，也具有文化上的品味和格调的含义。福塞尔：《格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前言”第1～2页。布迪厄更是提出文化资本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PierreBourdieu,Distinction,ASocialCritiqueoftheJudgementofTaste,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1984,p65能够想见的是，在毛泽东时代，在文化和文艺只能为政治服务、只能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的时代，工农兵文艺和文化的唯一性和正统性，不可能赋予中产阶层（即使在经济收入上存在这样一个阶层）任何文化内涵，而这种文化的多元性和对多元文化的宽容性也恰恰是在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中获得的。另外，如米尔斯所说：“大众教育也是新兴中产阶层职业兴起的一个主要社会条件，因为这些职业需要教育系统提供的技能。”CWrightMills,WhiteCollar,TheAmericanMiddleClasses(Lond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51),p2661978年后，中国高等教育增长的成就有目共睹，中国大学就学率2003年已经超过15%，现在正在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过渡。不过，单纯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还不能必然造就中产阶层。从表0-3中我们能够看到，白威廉的研究证实，自1930～1978年间，中国民众受教育的年限逐代增加(除了1960年代后因“文革”的开始造成下降)，但他们的职业等级和收入则逐代降低。这一现象的改变发生在1980年之后，自那以后中国教育的经济回报率不断提高，到2000年已经达到6%～7%（即多受一年教育者其收入增长6%～7%），这一经济回报率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它也为中产阶层尤其是高新技术领域的新中产阶层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参见陆学艺，同前引书，第29～30页。表0-3按代际划分的平均社会经济地位*代际IIIIIIIVV年满20岁的年代1930～19391940～19491950～19591960～19661967～19781972～1978年的平均年龄5950403124平均值指数1教育年限100931351411352职业级别100939689753收入10088735743个案数（职业）84162222233294*WilliamLParish,op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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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产阶层的基本功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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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中产阶层功能的全部论述中，政治后卫与消费前卫是最为普遍的一对说辞。我们紧接着的讨论将会发现，不但在这两者之外，中产阶层还另有作为，而他们政治上的后卫姿态和消费上的前卫姿态之间也有着某种联系。
中产阶层在政治上的后卫姿态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事实上，在早期欧洲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中产阶层获得财产上的私有性、市场的自由性和政治的参与性一直是政治前卫的结果，欧洲市民社会的健康形成与中产阶层在政治上的前卫姿态不无联系。正是在由中产阶层组成的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冲突中，欧洲实现了最初的民主化。因此，严格地说，中产阶层在政治上的后卫姿态，最初是在美国塑造的。在19世纪那个广袤的国土上，用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的说法，既没有强大的邻邦，也没有统摄全国的无所不能的首都，同样没有巨额的税收、庞大的军队和伟大的将军，就不会产生将全国人民的命运交给一部分人的专制危险。加之美国的联邦性质、美国的乡镇制度以及美国司法权的独特结构，使得美国的民主共和体制不但得以形成，而且能够维持下去。AlexisdeTocqueville,DemocracyinAmerica,VolumeⅠ(NewYork:VintageBooks,1990),pp288～299因此，美国的老中产阶层没有经历过欧洲同行的政治磨砺。而就美国的新中产阶层而言，他们的政治后卫姿态或政治上的冷漠的形成原因是多重的，用米尔斯的话来说，其中包括：主流大众媒介的宣传所起的政治消解作用，大众传播及与此相关的各种文化机器使得“每个人都以一定的方式取得了相互的平等……它们是一种公分母，是预先规定大众情感的模具”；CWrightMills,opcit,p333经济社会状况的稳定使中产阶层的政治要求降低到最小的程度；而美国的经济机构无疑比政治机构对生活更为重要，政治不过是实现经济利益和保护经济活动的一种手段。
同欧洲和美国相比，东亚的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又是另一番表现。一般说来，东亚“四小龙”政治的表现是矛盾的。在东亚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了积极的甚至是强力的角色，这使得中产阶层既有与国家或政府发生冲突的可能，也有依赖国家或政府通过强力实现的社会稳定发展自己的需求。在这方面，韩国中产阶层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一方面，在韩国实现民主政治的几个重要的关头，中产阶层起到了积极的催化作用；另一方面，在政治转型期出现过度动荡的局面之时，中产阶层的反应却是保守的或者说是后卫的。HagenKoo,“TheSocialandPoliticalCharacteroftheKoreanMiddleClass”,inHisnHuangMichaelHsiao(ed),opcit,pp55～75
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也明显表现出了政治后卫的倾向，但我们接着就会分析，这种后卫倾向并不意味着中产阶层不拥护现代化进程中民主政治的推进，而是说他们一般都赞成以渐进而不是动荡的方式推进这种民主。
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后卫态度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就那些通过市场改革甚至寻租方式而获得财产的中产阶层来说，他们的政治后卫态度是由他们的经济利益与党和国家或党和国家的代理人的密切联系决定的。在我们前述古德曼有关山西的研究中，私营业主和国有企业的经理都与当地的党政领导有着良好的个人或社会关系；而在李路路的研究中，在其所调查的私营业主中，占最大比重的是社会资源丰富的原城镇国有、集体单位的干部（307%）李路路：《转型社会中的私营企业主——社会来源及企业发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第15页。。这种经济利益上的连带关系，决定了这部分中产阶层（主要是老式中产阶层企业主）对现存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不会有变革的欲望，或者说，在他们和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中产阶层的另一部分，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壮大的中国新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同样是后卫的。不过，形成这部分中产阶层后卫政治态度或追求社会稳定的原因和上述老式中产阶层有所不同。具体说来，他们是1978年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接受精英教育的人，并且因此获得了良好的教养以及体面而收入较高的“白领”工作。他们对社会稳定的追求、对社会动荡的恐惧来自内外两个方面：从其自身即所谓“自稳定性”方面来说，他们满意自己的职业和收入，并且不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靠自己的“个人奋斗”获得的，而且他们也知道可以通过继续的奋斗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境况，实现新的社会流动或跃迁；从外部社会环境来说，他们的地位是通过工作—收入的模式获得的，并因此具有较高的职业声望。在表0-4中，我们能够发现，与新中产阶层有关的职业都获得了较高的评价。同时，由于中产阶层的一部分，如大学教授、作家、新闻工作者和人文社会科学家直接从事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创造和传播工作，决定了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以及对现存社会秩序的肯定比较容易为整个社会所认同。这样一些特点必然决定了中产阶层一方面反对社会动荡，但另一方面却不会拒绝社会变革，他们希望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下实现社会的不断进步。因此，中产阶层是现代社会稳定的奠基石。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社会未来的稳定，就取决于中产阶层能够以何种速度迅速地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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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产阶层的基本功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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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0-4当代中国社会职业声望得分排序因篇幅有限，此处只取了前30名职业的职业声望排序，原文共刊登了81种职业的声望排序（参见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83～84页）。另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发展预测”课题组稍前进行的一项关于69种职业声望的调查中，有21种职业的得分在80分以上，其基本都或具有政治权威、或具有科学知识、或具有复杂的技能和较高的收入；28种在60～80分之间，也多数是所谓的“白领”阶层。这两类人组成了我们这里所说的中产阶层群体的主干（参见《200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20～22页）。排序职业得分排序职业得分排序职业得分1市人大主任901511机关科长798721电视主持72122市长898712中学教师794022工商税务71583法院院长886113中学校长781823作家71304工程师879214国企厂长780024银行出纳71285科学家864915报社记者773225机关人员71186县委书记851816律师761226飞机驾驶69467大学教授851517国务院部长759627警察69448大学教师851418集体企业厂长749528运动员68219机关局长811019电影明星734329医生670410外企经理801520政工干部724130技术员6701
中国中产阶层在政治上的后卫姿态，对中国社会稳定和谐的发展极有益处。这是因为，中间阶层在不同社会阶层或利益群体冲突中间具有明显的缓冲功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一方面我们的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有了普遍的改善和提高；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社会分化加剧、贫富差异日益加大的现象。比如，以用来描述收入分配的差距的基尼系数为例。改革开放之前，我国贫富差别不大。如前所述，1964年基尼系数仅为020～021之间，1980年也不过03左右，整体差距不大；但到了1988年，基尼系数已上升至0382；1994年为0434；现在则进一步上升到0456以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势必会严重伤害普通民众的社会情感，影响他们充分享有改革开放的成果，造成社会上层权势集团和社会下层弱势群体间的矛盾、对立与冲突。在这样的矛盾、对立与冲突中，中间阶层因为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皆处在社会的中间状态，自然应具有对上下两极分化及矛盾冲突的缓解功能。
当然，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功能的有效发挥的前提是，一个社会必须有足够数量的、扩大了的中间阶层。以美国为例，它的贫富差距也十分显著，基尼系数达到045，但是因为美国社会有着世界上最为庞大的中产阶层人口（仅白领人口的比例就占到全部人口的50%以上），所以才能够化解其上下层之间的尖锐矛盾。而在目前的中国，如果不能有效地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那么中间阶层不仅不能承担上述缓冲功能，还完全有可能在突发性的社会动荡中成为利益群体冲突的牺牲品。其实，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人口比例的目的还在于减少社会底层人口的比例。如果底层人口的比例过大，当社会发生动荡之时，常常容易发生暴力行为。这是因为对那些极少拥有实际资源（权力和金钱）和象征性资源（如声望和社会地位）的群体来说，有时暴力或非常规行为常常是他们能够动用的唯一资源。尽管这种观点具有精英主义的倾向，但确实值得人们关住。
除此以外，中间阶层的成功或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凭借的不是门第、裙带等先赋性因素，也不是投机取巧、贪赃枉法等非法手段，而是个人的勤奋努力、刻苦好学、良好教育、积累的文化资本，以及独到的眼光和捕捉市场机会的能力等自致性因素，因此他们在更为广大的人口中具有公正获得社会地位和个人成功的示范作用。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271页。中产阶层的成功或个人社会地位的改变所以能够对普通人起到示范作用，不但是因为他们的成功手段合理，不会引发人们的不平等感和“相对剥夺感”，而且还因为这种成功现实可感，便于学习。事实上，那些品行端正、依靠努力奋斗而成功的专业人才，确实常常成为普通家庭的父母激励自己子女的榜样。如果这样的榜样获得全社会的认同，我们这个社会就既能够积极进取、相互竞争，也能够互帮互助、诚信友爱，我们就能够建构一个健康的和谐社会。
与中产阶层后卫的政治姿态相比，他们在消费上则是前卫的。有关中产阶层以及中上阶层在消费上的种种前卫表现，从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理斯曼的《孤独的人群》、戈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直到福塞尔的《格调》、布迪厄的《区隔》和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100多年来一直是社会学家津津乐道的主题。如果说老式中产阶层尚存在通过积蓄资金、扩大生产规模的动机，新中产阶层通过在他人公司或国家公务机构中工作、获取薪水的工作—收入的人生模式，决定了他们的消费一般不会在生产资料领域，而只能在生活资料领域（所以，有房、有车常常是他们有“产”的重要标志）。加之他们看重社会声望，用米尔斯的话说，存在着强烈的“地位恐慌”；同时又常常是时尚性传播媒介的主要受众，因此他们同其他阶层的群体相比消费上的前卫性是十分明显的。另外，因为中产阶层多数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他们在消费方面还表现出明显地追求生活品味和格调的趋势。中产阶层这一品性的过度化和模式化，不但使得福塞尔会以凡勃伦的口吻嘲讽中产阶层的浅薄和一律（与此相似的更妙的说法是：“他们似乎只有生活方式，而没有生活。”），而且会使布迪厄和福塞尔提出人们的消费品味是区分现代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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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产阶层的基本功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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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产阶层在消费上的前卫姿态已经突显出来。在中国，1990年代初羞答答出版第一本以中产阶层消费为定位的《时尚》杂志时，大多数人的头脑中还没有消除过度及超前消费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但现在几十种时尚杂志基本的主题都是倡导中产阶层白领消费、消费、再消费，并且明确提出：“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从各种家用电器开始，中国中产阶层的消费现在已经转移到宽敞明亮的住房和家用汽车上。
在毛泽东时代，由于将住房转化成了再分配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人口的增长又远远超过了住房建设，每一个中国人都经历过几口人挤在一间屋里的年代。以上海为例，这个昔日的繁华之都的人均住房面积甚至从1949年的37平方米，降至1963年的22平方米，XiaomingChen&XiaoyuanGao,“UrbanEconomicReformandPublicHousingInvestmentinChina”,UrbanAffairsQuarterly,No1(September1993),p120即使是改革开放18年后的1996年也不过人均87平方米。在那个时代，在全国人民羡慕上海的工业用品的同时，上海人“鸽子笼”式的住宅也成为全国人民诟病的对象。但是，在1990年代后期，奇迹出现了。当住房商品化的改革伴随着上海中产阶层的增长同步而来时，购买商品房很快成为大众消费的主要项目之一。
人均GDP在5000美元的上海人，商品房个人购买比例从2000～2003连续四年超过了90%，2003年商品房竣工量、销售量和存量房交易量分别首次超过2000万平方米，到2004年上海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达到2935平米，一跃成为全国之最。陈晓平：《上海人均住房面积达2935平方米，居内地首位》，《上海青年报》2004年8月9日。而且，没有人想到的是，上海住宅的平均价格也由1998年的3026元/平米，飙升至2004年的8124元/平米。上海的房地产因为中产阶层数量的激增而红火了一把，而狂升的楼市也给大大小小的中产们徒增了几倍资产，以致2005年需要政府出面，打“组合拳”来抑制高热不退的上海楼市。李海鹏、柴会群：《上海：进退节点上的楼市》，《南方周末》2005年4月21日第1～4版。
除楼市以外，中国汽车工业近年的发展速度也令人瞠目结舌。2003年中国汽车产量超过450万辆，同比增长40%，其中乘用车达到206万辆，增长高达62%。而这206万辆乘用车中的70%为个人消费者所消费，而在前一年这一数字还仅仅是50%。用上海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陈虹的话说，日本的汽车消费量已连续9年低于600万辆，中国则很可能在2年内突破这一数字，从而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消费国；美国通用公司也预测，到2025年，中国汽车消费量将超过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陈虹：《两年内中国将成为全球汽车消费第二大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auto/2004-03/08/content_1351804htm。尽管古德曼认为，中国中产阶层在生活和消费方式上对普通民众的引导性，与他们在推动民主政治上的作为不大有关，DavidSGGoodman,“TheNewMiddleClass”,inMerleGoldman,&RoderickMacFarquhar(ed),opcit,pp240～241但西方学者都承认和先前那个“短缺经济”时代相比，中国出现了表征中产阶层出现和壮大的“消费革命”。Davis,Deborah(ed),ConsumerRevolutioninUrbanChina(Berkeley,Californi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0)
中产阶层的消费尽管有着福塞尔嘲弄的虚饰性的一面，但它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意义同样是不言而喻的。许多调查研究报告都指出，中国中产阶层不仅在消费上走在其他阶层的前列，更重要的是他们形成了相对理性和具有超前意识的现代消费观念，其中包括：具有较强的投资理财意识；消费注重个性化和文化品味；普遍接受了“分期付款”等现代消费方式；更为重视教育、旅游和文化方面的消费支出；并且比一般人更能理解大众消费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成长中的城市中等收入阶层与〈精品购物指南〉的未来发展》，1997年。中国中产阶层的这些消费特征和趋势，无疑获得了急于发展经济的中国政府的支持和提倡。2002年7月1日，财政部长项怀诚在透露国家公务员将再次加薪、而且不会太少时特别强调，他希望大家加薪以后要“大胆消费”。《项怀诚在亚行年会记者招待会上透露，7月1日起公务员将加薪》，《扬子晚报》2002年5月13日A4版。
在中国目前的12亿人口中，中产阶层的比重即使最高估计也不过20%。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中国中产阶层的作为除了稳定社会和促进消费以外，还具有对其他更广大人口的工作和生活方面的示范作用。这种示范作用，在改革开放之初、倡导“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时，邓小平就已有预见。他写道：“一部分人生活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第99页。并且，这种示范作用不仅表现在消费方面对其他阶层尤其是中产以下的低收入阶层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会在敬业精神、职业道德、商业诚信、成就动机、家庭伦理、素质提升、文化品味以及子女教育方面向整个社会尤其是低收入和低文化阶层提供一个可以学习的榜样，以促进中国良好的工作伦理、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形成。我们已经申明，由于中产阶层尤其是新中产阶层的成功多数是个人努力和奋斗的结果，同那些通过钻政策空子和收受贿赂发家致富的人相比，他们良好的生活境况一般不会引发社会的不平等感和被剥夺感，反而可以引发普通家庭及其子女的心理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在未来10～30年间，在中国社会全面实现工业化并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过程中，将具有显而易见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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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或有待突破的困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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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包括社会结构在内的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型和变化，中国的中产阶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出现和成长起来的。因为它的成长速度和它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引起了包括国际社会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我们注意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实际上都有利于培育中产阶级或国家话语体系中所说的中间阶层的成长：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不但包括农民在内的整个社会从一系列新的政策中普遍受益，前述邓小平倡导的“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政策更是培养了第一批中国的中产阶层；在其后的10余年间，股票和金融证券市场的开放和完善、从乡镇企业始推广到国营企业的大规模的股份制改造、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创立、高薪聘请海外归国留学人员的政策、公务员和教师职业的大幅度加薪，以及“房改”和房屋市场的商品化等等，使得短短20年间中产阶层的数量成十倍百倍的成长，以致连海外媒体都有人惊呼“中国已经进入中产阶层时代”。2002年春节，日本的NHK电视台的BS频道就以“中产阶层将改变国家”为题，宣扬了这种观点。参见高井洁司《中国果真已经进入中产阶层时代了吗？》，日本：《世界周报》2002年3月5日。
我们承认中国的中产阶层已经出现，并在快速成长，但是我们显然不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中产阶层社会”。在西方发达国家即所谓“后工业社会”或“中产阶层”社会，中产阶层占了总人口的80%（所以他们的代名词是“大众”），整个社会结构也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所谓“橄榄型”。但是目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比例不会超过总人口的25%，虽然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往的“金字塔型”不复存在，但社会结构目前还只是一只中间略大、底部更大的“洋葱头”。并且，无论在经济的飞速增长和财富的分配方面，还是在社会结构的转型方面，甚或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都还面临着许多严峻的考验。
对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来说，问题之一来自于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同时的财富分配问题。我们论述了中国中产阶层尤其是那些靠自己的脑力劳动吃饭的新中产阶层的收入合法性问题，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社会的上层“资本集团”及一部分中产阶层，不是来源于先前的权力中心，就是与权力中心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他们的财富有一部分是依赖不平等的竞争，或利用国家体制和政策上的漏洞获取的。更为重要的是，这部分人数虽少，但却占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财富：有人统计，目前中国的金融资产累计超过10万亿人民币，但却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晓柯：《2002年让我们一起步入中产阶层的新长征路》，http://fiannce21cnCom/news/2002-02-10/613710html。2003年北京人均GDP按常住人口计算达到3074美元，上海人均GDP更是达到6000美元以上，甚至整个长三角地区的人均GDP都已经达到4000美元，这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北京的资料参见李洋《北京人均GDP已超3000美元》,《北京现代商报》2004年9月17日；上海及长三角的资料参见《人均财力遥遥领先，上海经济领跑长三角》，《东方早报》2005年4月5日。但是，能够居住在100多平米的高级住宅中、拥有私家车、饲养宠物并不时出国旅行的仍是极少数富裕阶层。显然，如果不能遏制财富向少数富裕阶层的过度集中，不仅会增加贫富间的差距、产生底层社会与上层社会的尖锐的阶层矛盾与冲突，同样也不利于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与发育。国家应该通过健全法制和有效的税收体制以及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保护下层收入群体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使国民财富合理而有效地向中产阶层流动，同时加强对中产阶层本身的法制约束，以避免他们也使用或寻求使用“特权”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招致社会中下层阶级的批评与抵制。
对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来说，问题之二来自于如何解决庞大的农村人口对工业化的要求和压力。尽管我们已经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国各地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工业化的展开，全国出现了农民进入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农村打工的“民工潮”，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这一数量已经达到8800万人之多。而且随着中国进入WTO，农村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农村和农业受到更为严峻的挑战，预计无法在农村生活下去而进入城市的农民数量在今后的几年内仍会激增。但是，由于国家工业化的步伐仍然落后于农民流出的速度，加之国营企业的普遍不景气，以及原先发展势头良好的乡镇企业后劲不足（内地大多数地区的农村则还没有开始工业化）等原因，城市对流出土地的农民的吸纳仍然是有限的。据中央电视台报道，当石家庄市全面放开户籍控制之后，4个月内只有700多人去申请城市户口，而石家庄有外来人口数十万人。农民无法正式进入城市并像城市人一样生活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原先的城乡二元格局并没有完全被打破，城市对农民来说仍然壁垒森严。显然，即使中国的几亿农民都能够因工业化的需要顺利地进入城市，他们中的多数人能否成为中产阶级恐怕还要留待其子女即“第二代移民”去解决。因此，中国要出现西方“橄榄型”中产阶层式的社会结构目前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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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或有待突破的困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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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来说，问题之三则来自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我们知道，中国目前的国家政体仍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随着国营企业越来越多地陷入困境、产业工人的领导地位遇到挑战。我们发现，正是这种挑战使得“中产阶层”的合法性至今没有获得法律文本的肯定，大多数政府官员和政府文本对这一阶层的称呼也是“中等收入阶层”或“中间阶层”。显然，不从理论上给予中产阶层或中产阶层以应有的承认，对这一阶层在中国未来的成长是不利的。其实，仔细想来，在肯定中国目前的国家政体和中产阶层存在的现实之间，矛盾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大：（1）我们已经分析，对中国这个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产阶层还未能成为社会的主流，甚至在今后的几十年间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所谓“蓝领”工人）的增长速度仍会大大超过“中产阶层”，大批的进城民工会源源不断地补充进产业工人的队伍之中，因此，中产阶层在中国的成长不会动摇国家的基本政体。（2）邓小平提出的将知识分子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不仅有理论基础，也有现实的要求。在西方社会学界，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口视为“白领工人”是一个十分普遍的常识，因为他的职业特点和中等收入没有更改其从事“劳动”的本质。所以，我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坚持以中国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自己现阶段的奋斗目标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将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在中国的增长视为工人阶级队伍中“白领”和“蓝领”成分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如此，将知识分子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化解不同社会阶层可能出现的矛盾与冲突，是邓小平在社会分层方面的“大智慧”之一。在21世纪，我们看得到的一个变化将是，在中国的农民通过工业化不断进入城市的同时，中国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也将进一步改变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成为现在尚为数不多的“中产阶层”或中产阶层中的一员。
我们已经论证了中产阶层或中间阶层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现在需要讨论的是，在现阶段如何培育或扩大我们社会的中间阶层？这是与中产阶层在中国的成长发展休戚相关的大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写道：“理顺分配关系，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这里，从分配关系入手，深入分析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基本途径，并且将此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联系在一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说来，我们可以依据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将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或中产阶层的基本途径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切实通过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城市对农村的“反哺”，缩小城乡差别，缩小农民与市民之间的差别，为建设中间阶层占主导地位的“橄榄型”社会奠定基础。城市化速度的快慢和程度的高低，与中等收入群体或中间阶层的扩大关系密切，在当代中国更是制约中产阶层扩大的瓶颈之一。按普雷斯顿定律，工业劳动力占全体劳动力的比例每增加1%，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会增长2%。但是，我国自改革开放的1978年到2000年间，工业劳动者占群体劳动者的比例上升了282%，但我们的城镇人口比例却只上升了183%。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换言之，我们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这种滞后导致了城乡差距的进一步增大。据统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1884年为171∶1，2003年达到323∶1，考虑到城市社会福利方面的因素，这种差距更是达到6倍左右。事实上，人们已经注意到，中国基尼系数的增大，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增大有着最为直接的联系，而庞大的农村人口不减少，中产阶层或者说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就不可能，和谐社会的建构就难免遥遥无期。
（2）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降低传统产业结构尤其是第一产业即农业的比重，在进一步推动工业化的同时，积极发展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为中等收入群体尤其是新中间阶层的出现和壮大创造条件。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发生了传统产业比重下降、现代产业比重上升的急剧变化，在1978～2002年的25年间，在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从705%降至500%，第二产业从173%上升到214%，第三产业则从122%上升到286%。但是，由于前述城市化的进程较慢，且我们的第三产业发展中信息化的程度不够，不但使得农民进入城市的成本和代价过高，而且也阻碍了管理者和专业技术工作者等“白领”职业比重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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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或有待突破的困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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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职业结构的分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而职业分化又必然会导致不同职业群体的收入和声望等方面的经济与社会差异，这是产生中间阶层的重要途径。我们已经看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原有的职业结构也发生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一系列的与中等收入群体或中间阶层相关的职业应运而生，如独立执业的建筑师、律师、会计师、房地产评估师、营销人员、影视制作人、股票经营者、计算机软件设计者以及其他类型的自由职业者。下一步我们应该在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快职业结构的合理分化，并赋予其相应的经济报酬和社会地位评价，为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提供适宜的温床。
（4）尽管中等收入群体直接体现为其成员的收入水平的高低，但是所有的人都意识到扩大中产阶层的关键因素在于发展教育事业。在当今中国社会，要有效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从教育领域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要积极稳妥地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优化专业结构，使得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使得我们能够为更多的人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提供基本的教育和素质保障；其二，优化教育结构、平衡教育资源，在率先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义务教育、农村教育和职业教育，即使我们不能在短期内将大多数低素质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打造成中间阶层的后备军，我们起码应该努力使他们的第二代能够获得与他们的未来相称的教育。对教育资源的平等占有从某种程度上说比对物质资源的平等占有更为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前途和未来。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应该为每一个人的健康发展提供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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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本项研究的若干说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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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对中国中产阶层实证研究的论述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与本项研究有关的问题给予简略的说明。自2002年底起，为了对当前中国新兴的社会阶层——中产阶层能有比较全面和深入的认识，在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教学与科研奖励计划”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项目基金”的支持下，我们成立了由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教师和博士研究生组成的“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都市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课题组，课题组由周晓虹教授担任主持人，并聘请了陈友华和风笑天两位教授担任学术指导，参与者则包括了王建平、许荣、张春明、陈曙红、王奕红、连连、沈晖、杜骏飞、胡翼青、王晓燕、王咏、胡正文、周海燕等十数人。
本项研究历时近30个月，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为时12个月（2003年1月～2003年12月）的时间里，我们收集并在专题研讨会（seminar）上研读了欧美及世界各国数十种有关中产阶层研究的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编撰了《“全球中产阶层”研究集粹》。现在，这一《集粹》已经改写成《全球中产阶层报告》一书，作为本书的姊妹篇同时推出。在《全球中产阶层报告》中，我们讨论了中产阶层的理论界定、全球中产阶层发展的历史脉络、中产阶层的主要概念类型，以及全球化与中产阶层的未来；接着，通过对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北欧、日本、俄罗斯、印度、韩国、巴西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等国家或地区的研究，在展现全球中产阶层的发展历程和现代状况的同时，着力对美国、欧洲和东亚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中产阶层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全方位地探讨了“中产阶层”这一后工业语境中的全球话题。
研究的第二个阶段为时6个月（2004年1月～2004年6月），在这6个月里，通过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和武汉的抽样和电话访问系统，我们完成了3038份问卷的调查，并在上述5大城市及苏州和深圳等地先后完成了100多位中产人士及相关成员的个案访谈。
《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的调查问卷共拟定了79个问题，除了个人与家庭的社会背景以外，包含了与中国中产阶层及其发展有关的8个主要问题，这就是身份认同、消费行为、休闲方式、社会交往、教育与文化传承、文化品味、政治参与以及传媒接触等。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本题为《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的著作，其主要章节就是根据这8个方面写成的。
这3038份调查问卷通过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电话访问系统完成。具体抽样方法为：首先从上述五个城市的黄页电话号码簿中获得各城市的电话局号，然后按照各城市电话号码位数（n）与电话局号位数（m）之差（nm），由计算机自动生成0～10n-m之间的随机数，最后由局号×10n-m+随机数即组成电话号码样本。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最后完成的3038份有效样本进行简单的分析：（1）样本的性别分布：男性样本数为1503人，占有效样本的495%；女性样本数为1535人，占有效样本的505%。（2）样本的年龄分布：19岁以下的样本数为223人，占有效样本的73%；20～29岁为921人，占有效样本的303%；30～39岁为547人，占有效样本的180%；40～49岁为493人，占有效样本的162%；50～59岁为435人，占有效样本的143%；60岁及以上为404人，占有效样本的133%；此外，另有15人拒绝回答，占样本的05%。（3）样本的城市分布：北京市样本数为606人，占有效样本的199%；上海市为604人，占有效样本的199%；广州市为603人，占有效样本的198%；武汉市为608人，占有效样本的200%；最后，南京市为617人，占有效样本的203%。
在整个电话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的被访者对本次电话问卷调查非常理解，并积极给予支持与配合，从而使我们顺利地完成了这次电话问卷调查任务。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进行对比，我们发现无论从性别结构还是从年龄分布上考察，本次全国五大城市的调查结果与上述五城市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之间的一致性很高，这表明本次调查的质量比较理想，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电话问卷调查完成后，我们采用SPSS115统计分析软件对全部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同时，我们也对上百盘访谈录音进行了认真的整理。整理后的个案编码由字母和数字组成，字母为被访者所在城市的汉语拼音的首字母，数字则代表被访问者的先后顺序。如“B1”，表示北京的第1号访谈者；“S5”则表示上海的第5号被访者，以此类推。
研究的第三个阶段为时近12个月（2004年7月～2005年6月），在这12个月里，我们先后举办了多次研讨会，分析相关数据和资料，并开始按共同拟定的纲要撰写《全球中产阶层报告》和《中国中产阶层调查》两部著作。同时，为了了解1949年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状况和中国台湾地区中产阶层的历史与现状，我们还专门邀请了有历史学背景的连连博士和来自台湾的胡正文博士撰写了附录一“1949年前的上海中产阶层”和附录二“身处变迁下的台湾中产阶层”。现在我们能够看到，通过我们近30个月的共同努力，有关中国和全球中产阶层发展与现状的叙事经纬已经编织而成，尽管其中存在许多不完善和疏漏之处，但它起码为我们的解读提供了历史与现实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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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本项研究的若干说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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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中产阶层的认同及其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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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2中产阶层的认同及其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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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原来僵硬的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松动，人们的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迅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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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的认同及其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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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原来僵硬的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松动，人们的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迅速变化。肖文涛：《中国中间阶层的现状与未来发展》，《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第93页。社会的各种力量在重新分化组合之后，一个粗具规模的中产阶层崭露头角。学者们纷纷著书立说，对这一新兴社会事物给予了高度关注。但是，由于这一中产阶层出现的时间尚短，国内对它的研究还在起步阶段，关注点也仅限于中产阶层的来源、构成、规模、行为特征和发展前景等问题，张宛丽：《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层近期研究综述》，转载自《中国社会学网》，文章来源：http://wwwsociologycassnetcn/shxw/zxwz/t20040712_2272htm。作为主观意识层面的中产阶层认同研究略嫌不足。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的日益发展壮大，中产阶层自身开始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产生了朦胧的意识与身份诉求。而社会大众对这一阶层的认识却非常模糊，各种看法与意见杂味相陈。中产阶层认同存在着较多的困惑与较大的局限，这无疑将会对中产阶层在中国的健康发展带来障碍。了解当代中国中产阶层认同现状，并积极建构理性的认同，将对中产阶层的顺利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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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探讨社会分层的新视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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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社会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资源占有的不均等，由此而形成了社会分层。西方社会研究社会分层有诸多理论，而每一种理论又指导着一定的社会分层方法。比如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的三个最初来源，劳动者获得工资，资本家得到利润，地主得到地租，因此，社会上形成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三个主要阶级；德国古典社会学家韦伯认为，一个社会具有经济、政治、社会三种基本秩序，所以就产生了根据财富收入、权力和社会声望区分人群的三种基本的分层系统；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社会根据三种“市场能力”划分为三种阶级，即掌握生产资料的市场能力的上层阶级、具有教育和技能的市场能力的中产阶层、具有体力劳动的市场能力的下层阶级；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则透过不同的人群对吃、穿、住房、商店、诊所、家具、汽车以至音乐、书籍、戏剧、宠物、花、儿童玩具等的消费品味偏好，来分析和揭示这些消费品味偏好形成的社会分层结构。李培林：《话说社会分层》，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6～7页。
1949年，美国学者理山特斯开始采用主观自我阶级认定的方法，来探讨美国的社会结构。蔡淑玲：《中产阶层的分化与认同》，萧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层》，巨流图书公司，1989，第83页。他是较早采用主观认同方式来研究社会分层的学者，此后，陆续有其他学者步其后尘，从阶级意识的角度来探讨社会分层问题。在他们看来，所谓“阶级社会”，其重要特征之一就是阶级意识的存在。许多社会学家相信，阶层分化是阶级意识的运作而形成的。蔡淑玲：《中产阶层的分化与认同》，萧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层》，巨流图书公司，1989，第82～83页。而其中，认同是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
认同概念及其理解
“认同”译自英文identity。“认同”一词起源于拉丁文idem（即相同，thesame）。简金斯指出“认同”一词有两个含义：第一，同一性，即两者之间的相同或同一。第二，独特性，它表现为在时间跨度中所体现出来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因此可见，“认同”揭示了“相似”（similarity）与“差别”（difference）的关系。“同一”与“差别”是认同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人的前后同一特性或一个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似性，其实也就构成了与其他人或其他群体的差别。Jenkins,Richard,SocialIdentity（London:RoutledgePublishingGroup,1996）,pp3～4
“认同”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迄今为止并无一个统一的定义。“认同”从哲学中产生，因被心理学家艾里克森应用在青少年同一性危机的研究中而为人熟知。60年代开始，西方学者将其在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文学、人类学、民族学等诸多领域中广泛应用，“认同”在不同的学者那里享有不同的含义。
社会心理学家凯尔曼在描述态度变化理论时，给认同所下的定义是：个人因为想要同另一个人或群体建立或维系一种令人满意的关系而接受影响时发生的。简而言之，即它是指由于喜欢某人或某群体而自愿接受他人的态度，这虽然还不是自己的态度，但已接近自己的态度。心理学家里克罗夫特则将认同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原发性认同，指幼儿期的认同，由于主体几乎与客体没有区别，所以它是未定的；二是继发性认同，即自居作用，它是一种防御机制，并导致了超我的形成；三是投射认同；四是心力认同。投射认同和心力认同也是一种防御机制，其中包含了幻想，在幻想中主体投入并吸收、控制客体。认同与模仿有区别，模仿往往被认为是认同的外部形式。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阿伦森认为，认同是一种对社会影响的反击，做出这种反应，是由于个人希望自己成为与施加影响者一样的人。由于在认同过程中个体满意地确定了自己与所认同的个人或团体的关系，因而采取了一种与他人相同的行动。认同区别于依从之处在于个体能够逐渐相信自己所采取的观点和准则，但对这些观点和准则的信仰还不够坚定。如果一个人发现某个团体或个人在某一方面对自己很有吸引力和感染力，他就会由于喜欢该团体或该人而倾向于接受其影响，采取与其类似的准则或态度，从而成为与施加影响者一样的人。认同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奖赏或免受惩罚（如依从那样），而只是为了和那个人一样。美国《心理学百科全书》对认同则做了如下解释：认同是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指的是主体同化、吸收其他人或事，以构建自身人格的过程。
我国心理学界对认同也有多种解释。在费穗宇主编的《社会心理学词典》那里，认同的解释是：认同是一种情感、态度乃至认识的移入过程。费穗宇主编《社会心理学词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第45页。在朱智贤主编的《心理学大词典》中，认同是“社会化过程中个体对他人的整个人格发生全面性、持久性的模仿学习”，它是“一种防御性机制，指由于某种动机而有选择地模仿别人某些特质的行为。如模仿他所崇拜或羡慕对象的某些行为。”朱智贤主编《心理学大词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第990、535页。在顾明远主编的《教育大词典》中，认同即自居作用，是把自己亲近的人或尊重的人作为行为榜样进行模仿或内投自身的过程。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第390页。在荆其诚主编的《简明心理百科全书》中，认同即“把自己看成是所期望的对象，并表现出与对象类似的态度和行为，又称自居。这是一种将对象内投的心理机制。”荆其诚主编《简明心理百科全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第397页。张春兴认为，认同是一种社会学习的历程，人格发展的过程就是从社会认同转变为自我统合。社会认同是指个人的行为思想与社会规范或社会期待趋于一致。具体包括价值认同、工作或职业认同和角色认同。张春兴：《青年的认同与过失》，台湾东华书局、世界图书出版社，1993，第26～29页。《辞海》对认同的解释是：“认同一译‘认定’，在心理学上指认识与感情的一致性。认为经过认同，形成人的自我概念。在社会学上泛指个人与他人有共同的想法。在人们交往活动过程中，为他人的感情和经验所同化，或者自己的感情和经验足以同化他人，彼此产生内心的默契。分为有意和无意两种。”夏征农主编《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第433页。在这里，无论使别人被自己同化，还是自己被别人同化的过程，都称为认同。认同的过程有时是无意识的，如当着别人谈论某个问题时，或受到观点的影响，或受到感情的激励，自己受到同化；有时则是有意识的，如领导在决策之后，向职工宣传、动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取得职工的认同。沙莲香认为，认同是心理学中用来解释人格结合机制的概念，即人格与社会及文化之间怎样互动而维系人格的统一性和一贯性。认同是维系人格与社会及文化之间互动的内在力量，从而维系人格统一性和一贯性的内在力量，因此，这个概念又用来表示主体性、归属感。沙莲香：《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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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探讨社会分层的新视角(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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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认同有多种定义，人们从不同角度使用这一概念。有从认同的机制特征揭示认同内涵的，如个人喜欢某个人或群体、想要与另一个人或群体建立关系、希望成为与施加影响者一样的人、把自己看成是所期望的对象等；有从认同的功能方面解释认同的，把认同作为一种防御机制，或以“内化”的观点解释认同，将认同定义为情感、态度、认识的移入过程；有从认同的行为特征上给认同下定义的，把认同看成是模仿学习；有从认同的动力机制的角度界定认同的，把认同定义为认识与情感的一致性。这些定义都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认同在某一方面的特征。
尽管认同有如此多的定义，对于认同概念的丰富内涵，我们仍然可以从以下三个层次进行理解：有关认同概念三个层次的理解，参照了国际关系学院孙英春的博士论文《需要与认同：理解大众文化消费的一种系统视野》，2002年6月。
首先，认同是人们对自身角色以及与他人关系的一种定位。在这里，“角色”是人们在社会中的位置，也是想象中的自身社会形象或身份它确定了人们行为的“脚本”。龚文庠：《说服学》，人民出版社，1996，第197页。在这里，认同的“定位”遵循了一定的规范，违背规范就会有得到“污名”（stigma）的危险。如果人们缺乏这种定位，就会陷入认同的危机，会有自我否定乃至获得“污名”的危险。
第二，认同是社会互动过程的结果。认同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在复杂的社会互动过程中通过自我观照和规范的学习而形成的。只有通过社会互动，人们才能对自己以及与他人的关系有一种明确的定位，进而产生对自己的地位、形象、角色以及与他人关系的判定即认同。基于此，认同具有社会性的特点，即认同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纽带”。Woodward,Kath,QuestioningIdentity:Gender,Class,Nation(NewYork:Routledge,2000),p8
第三，认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Forns,Johan,CulturalIdentity&LateModernity(London:Sage,1995),p233认同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吉登斯认为，认同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一个动态的、没有终点的过程。Barker,Chris,Culturestudies:TheoryandPractice(London:SagePublication,2000),p166简金斯也指出：“认同事实上只能理解为过程，理解为‘成为’或‘变成’。”Jenkins,Richard,opcit,p4基于此，认同的变化既是对外部社会环境变化的反映，也是人们之间相互关系不断变动的结果。不仅如此，它不但反映了人们对自我的认同的改变，而且也体现了社会对某一个体或群体的态度的变化。
阶级及其认同
阶级的产生源于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均等。然而，由于社会成员在各种社会资源的占有上，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并非有或无的关系。整个社会由无数个连续的阶层所组成，人们很难区分出界限分明的阶层来。蔡淑玲，同前引书，第79页。因此，如何对社会进行阶级阶层的划分，完全是研究者个人主观的建构。总体来看，西方比较有影响的社会分层方法大致可以归为以下几类：（1）基于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如马克思的有关论述；（2）依据财富、身份和权力，如韦伯的《经济与社会》；（3）依据权威关系，如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的《工业社会中的阶级与冲突》；（4）依据职业地位，如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合著的《美国的职业机构》；（5）依据声望（财富、收入、职业、家庭背景等），如美国社会学家沃纳对美国的一座小城扬基城（YankeeCity）的研究；（6）依据劳动技术分工，如美国社会学家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7）依据权威和技能，如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代表人物美国社会学家怀特的《阶级论争》和《阶级计量——关于阶级分析方法的比较研究》；（8）依据人们在就业关系（劳动力市场和生产单位）中的位置，如新韦伯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社会学家高德索普的《高德索普阶级模式》；（9）依据职业、收入和财产、文化教育水平，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帕塞隆、布东、孟德拉斯等人，他们在研究社会分层时不约而同地把这三个指标作为评价标准，并把研究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结合起来。陈义平：《关于中产阶层概念的理论问题》，《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36页。
不难看出，上述各种社会分层方法一定意义上比较着重于客观分层，事实上，社会的主观分层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所谓主观分层，是指对社会成员的地位归属，采用主观自我评价和他人认定的方法所获得的分层结果；其依据主要是被调查者的主观评价（包括自己的和他人的评价、认定）。李正东：《中国中产阶层的兴起与实践》，转载自《中国社会学网》，文章来源：http://wwwsociologycassnetcn/shxw/shjgyfc/P020040628482601872939pdf。那么，被调查者的主观评价从何而来呢？笔者认为主要是基于一种阶级意识的存在。
马克思的阶级意识概念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阶级意识指的是一个阶级作为一个集体对自己的阶级地位和利益的觉悟；另一方面，阶级意识指的是一个阶级的成员所具有的相似的情感、幻想、思想方法等。刘欣：《转型期中国城市居民的阶层意识》，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同前引书，第209页。马克思认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阶级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一个阶级的成员会通过传统和教育不自觉地承袭和接受这些情感和观点。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629页。承袭和接受这些情感和观点的过程，也就是社会成员认同的形成过程。由此可见，人们的阶级认同是社会主观分层的一个重要因素。认同通过个人与社会的互动，将情感、态度、认识等不断进行“内化”，从而加强了社会群体的归属感与凝聚力，最终促进了阶级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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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探讨社会分层的新视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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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看，人们的认同是由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所构成的连续统。刘爱玉、周晖：《制度变革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化与认同差异》，转载自《中国农村研究网》，文章来源：http://wwwccrsorgcn/big/zdbggczgrjhtm。所谓自我认同，指的是“个人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的感知”。Jackman,MR,&Jackman,RW,“Aninterpretationoftherelationbetweenobjectiveandsubjectivesocialstatus”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vol38,5(October,1973),pp569～582而社会认同则是有关某个群体的共同认同。它强调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似性以及群体成员相信他们之间所具有的某些共同性和相似特征。两者是辨证的统一。自我认同融合了个体的各种社会认同成分（如性别、年龄、民族和阶级等等），是各种社会认同要素在个体身上的结合Forns,Johan,opcit,p233：一方面，任何自我认同均是在社会认同条件下的认同，离开了社会认同的自我认同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社会认同就存在于某一群具有自我认同的个体当中，社会认同并不排斥自我认同的存在。
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及其认同困境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少部分人作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而迅速致富，这部分新富的人群，有学者称之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当然，中国目前的所谓中产阶级与国外那个经过充分工业化后出现的中产阶级显然不能同日而语。社会学者刘玉能指出，中国的中产阶级（MiddleClass）又称中产阶层或中间阶级，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它并非指马克思主义就所有制关系意义上的阶级，而是指社会上具有相近的自我评价、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心理特征的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阶层。傅宏波：《正在崛起的中国中产阶级》，转引自《中国财经信息网》，文章来源：http://infonewshc360com/html/001/002/003/013/41012htm。在国人的意识里，“中产阶层”更像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社会等级的分层标准。中国新闻社：《中国新中产阶级崛起》，文章来源：http://hrcyolcom/gb/rencai/2004-05/14/content_212700htm。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意识具有能动性，它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东西方的历史实践均表明，并非“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人均收入水平”就必然导致“一定的经济社会结构、一定的社会力量对比”，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因素同样可以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所以王思睿认为：“经济发展并不会自动造成中产阶层或中等阶层的成熟壮大。如果没有宪政民主制度的政治约束与利益磨合，没有理性、宽容、合作的普遍社会心态，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每一次社会结构调整，都有可能扩大社会的两极分化乃至导致社会断裂，而不是橄榄型社会稳定结构的形成和巩固。可以这么说，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既是民族形成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也是阶级形成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王思睿：《“中产阶级”如何形成——兼与洗岩商榷》，文章来源：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24&id=10361&replyID=10361&star=3&skin=。
反观当今中国社会，由于历史的原因，“阶级”一词在年龄稍长的一些人那里是很忌讳的，似乎一谈阶级，立刻就回到了“划阶级，讲成分”的年代。因此，尽管许多人认为当前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均等是一种客观事实，但对于社会阶层的存在与否仍然语焉不详。特别是在中产阶层认同问题上，他们的反应更是茫然。人们无法对中产阶层加以具体界定，只是朦胧感觉那是“有房有车”的一族。对于他们体面的工作、精致的生活、时尚的穿着等等，年轻人很是羡慕，并成为许多人的奋斗目标。许多富有的人们，并不认为自己已经迈入中产阶层行列，他们目光投向的是那些身价百万、千万的老板，在他们的观念中，打工者是算不上中产阶层的。
总之，当前社会大众对中产阶层的认识是多样化和片面化的。所谓多样化，是说人们对中产阶层划分标准非常混乱，尚未形成一个理性的、大致的看法。所谓片面化，是说人们对中产阶层的看法集中在经济收入层面上，少部分人观察到了中产人士们生活方式的差别，对于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社会功能等诸多方面，人们几乎还没有意识到。
这种情况，对于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而言是非常不利的。中产阶层意识的滞后势必会影响中产阶层的形成与发展。由此，了解目前中国社会中产阶层的认同现状，建构中产阶层理性的认同，对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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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社会认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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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邓肯的整理，对社会分层的测量指标有：（1）经济生产变量，如财富、所得、资产等；（2）经济消费变量，如生活水准、消费形态等；（3）社会变量，如声望、荣誉，及道德性评价等因素；（3）资讯变量，如教育、知识、技术训练等；（5）文化变量，如生活方式、地位特征、语言、礼仪、心理满足度等因素；（6）与权力或权威有关的变量，如影响力或决策等因素；（7）与公民有关的因素，如法律地位、社会参与等变量；（8）上述变量之总和。蔡淑铃，同前引书，第78～79页。
2001年10月，在陆学艺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中承担的“中国中间阶层研究”的专题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对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的界定：“所谓中间阶层，是指占有一定的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资本，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社会关怀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依此定义，我们可以整理出中国中产阶层的认同指标有如下几项：（1）一定的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资本；（2）职业的工作及劳动方式；（3）职业权力；（4）收入及财富水平；（5）就业能力；（6）消费及生活方式；（7）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社会关怀。郑航生主编《中国社会结构变化趋势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157～159页。
由于社会成员在各种社会资源的占有上是连续的，人们很难区分出界限分明的阶层来。为此，许多学者建构了多元分析指标，如邓肯曾以职业声望、教育程度及薪资所得这三个变量，来建构美国的社会经济地位量表（SEI）。台湾学者蔡淑玲与瞿海源也以同样的方式，建构了一份台湾的社会经济地位量表。蔡淑铃，同前引书，第79页。一般而言，由于阶层划分的复杂性，在研究中不免会带上研究者的主观断定。参照各种社会分层指标，笔者将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认同指标区分为经济地位、职业声望、教育层次和自我认同四个单项指标。每个单项指标将分别在性别、年龄、城市这三个因素中进一步加以差异比较与分析，以期对中产阶层分层指标的社会认同状况有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
经济条件认同与差异
研究表明（见表1-1），社会大众对中产阶层所应具备的经济条件没有一个明确的看法，其中306%的人选择了“说不清”，这个比例之高足以说明现阶段社会大众对中产阶层的财富拥有量很不确定。其次，212%的人选择了“50万以上”，193%的人选择了“100万以上”。由此可见，虽然社会大众对中产阶层不甚明确，但也表现出一种认同的趋势，即他们相对比较集中地认为家庭资产在50万～100万左右的人们，应该归属于中产阶层。
表1-1社会公众认为中产阶层所应具备的经济条件单位：次，％经济条件频数百分比经济条件频数百分比30万以下24681300万以上642130万以上380125500万以上642150万以上644212说不清930306100万以上586193合计30381000200万以上12441
当我们从性别、年龄和城市三个方面进一步对中产阶层的经济认同进行考察时，发现了更加有趣的现象。
1经济条件认同的性别差异
研究表明（见表1-2），在经济地位认同上，女性比之于男性更加没有概念，345%的女性选择了“说不清”，男性只有264%选择了“说不清”。其次，男性所认定的中产阶层的经济指标要高于女性，男性主要趋向于认同“100万以上”（224%），而女性则主要趋向于认同“50万”以上（217%）。
表1-2中产阶层经济地位认同的性别差异单位：％性别30万
以下30万
以上50万
以上100万
以上200万
以上300万
以上500万
以上说不清合计男811202062245521292641000女811302171642821143451000
2经济条件认同的年龄差异
研究表明（见表1-3），对中产阶层经济指标的认同，年龄越大越没有办法衡量，60岁以上的人中间，有508%选择了“说不清”，50～59岁中间的人，亦有429%的人选择了“说不清”；19岁以下的年轻人，有282%选择了“说不清”，他们认同的确定性不及中年人，但比之于老年人，则明显要强得多。
表1-3中产阶层经济地位认同的年龄差异单位：％年龄30万
以下30万
以上50万
以上100万
以上200万
以上300万
以上500万
以上说不清合计19岁及以下115128269154261313282100020～29岁105135234205442824225100030～39岁54145226250613020213100040～49岁6895231208491527307100050～59岁59137169146231818429100060岁及以上88931501192105165081000拒绝回答1821820027300000036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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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社会认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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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个年龄段来看，认同中产阶层应具备“50万以上”经济条件的占大多数，只有“30～39岁”年龄段的人认为中产阶层应该拥有“100万以上”的财富。这说明，“30～39岁”年龄段的人正处于风华正茂、事业有成的人生辉煌时期，他们对中产阶层的期望值当然就要高于其他年龄段的成员。
3经济条件认同的城市差异
研究表明（见表1-4），北京和武汉的人们对中产阶层的经济认同不甚明确，选择“说不清的”分别占369%和361%。五大城市中，只有广州的人们认为中产阶层应该拥有“100万以上”的资产（262%），而其余四个城市都比较认同中产阶层应具备“50万以上”的家庭财产。
表1-4中产阶层经济地位认同的城市差异单位：％城市30万
以下30万
以上50万
以上100万
以上200万
以上300万
以上500万
以上说不清合计北京301032391796307103691000上海56832582097330332581000广州561061892622320263181000武汉1411611611381610103641000南京1201722141782939262231000
职业地位认同与差异
调查表明（见表1-5），人们心目中中产阶层所从事的职业，意见比较统一。排在前列的几中职业依次为：私营企业主（779%）、企业事业单位管理人员（738%）、党政机关公务员（733%）、专业技术人员（706%）。这说明社会大众对中产阶层的职业认同相对而言比较一致，集中在收入高、稳定、体面等这样一些职业类型。另在父母对子女职业期望的调查中，也充分表现出了这一点。父母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可以成为上述几种职业中的一员，这正好可以佐证当前中国城市居民对中产阶层职业地位的认同。
表1-5社会公众认为中产阶层所应具备的职业地位单位：次，％频数百分比频数百分比党政机关公务员2227733办事人员与职员1042343企业事业单位管理人员2243738个体工商户659217专业技术人员2145706企业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410135私营企业主2367779农林牧渔劳动者1204自由职业者13884571职业地位认同的性别差异
调查表明（见表1-6），社会大众对中产阶层职业地位的认同上并无性别差异，男性和女性对中产阶层职业认同都集中在党政机关公务员、企业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私营企业主等高收入的职业群体。
表1-6中产阶层职业地位认同的性别差异单位：％性别党政
机关
公务员企业事业
单位管理
人员专业
技术
人员私营
企业
主自由
职业
者办事
人员与
职员个体
工商户企业工人
/商业服
务业人员农林
牧渔
劳动者合计男172190168180132775030011000女18516917519989905636011000
2职业地位认同的年龄差异
调查表明（见表1-7），不同年龄段的人们对职业地位的认同略有差别：对党政机关公务员的认同，年龄越大认同的比例越高；对私营企业主的认同，年龄层次较小的认同程度更高；对自由职业者的认同，中间年龄层次的人比较认可。尽管如此，各个年龄段的人对中产阶层职业的分布相对是比较集中的。
表1-7中产阶层职业地位认同的年龄差异单位：％年龄党政
机关公
务员企业事业
单位管理
人员专业技
术人员私营
企业主自由
职业者办事
人员与
职员个体
工商户企业工人
/商业服
务业人员农林
牧渔
劳动者合计19岁及以下15319617620311280512900100020～29岁17918117419111882453100100030～39岁18018217118911681493200100040～49岁17317616918711284643401100050～59岁18417317118510185643503100060岁及以上187176170187100905037021000
3职业地位认同的城市差异
调查表明（见表1-8），各城市对中产阶层的职业认定比较趋同，差异很小。北京和上海两城市对党政机关公务员的认同程度略高于广州、武汉和南京。广州对私营企业主的认同程度略高于其他城市。北京对自由职业者的认同程度略高于其他城市。
表1-8中产阶层职业地位认同的城市差异单位：％城市党政
机关
公务员企业事业
单位管理
人员专业技
术人员私营
企业主自由
职业者办事人员
与职员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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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社会认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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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户企业工人
/商业服
务业人员农林牧渔
劳动者合计北京18417717318911579523100100上海18618017318711181513200100广州17417716919411083563302100武汉1741811721910886533402100南京17318317218711188513401100
教育层次认同与差异
关于中产阶层的主流人群应该具有怎样的教育层次，社会大众的意见最为集中的是本科以上（498%），其次是大专以上（256%），有157%的人认为没有学历的限制，只要有钱就是中产阶层（见表1-9）。
表1-9中产阶层的教育层次认同单位：次，%教育程度频数百分比教育程度频数百分比高中及以下12842硕士及以上14046大专778256没有限定478157本科1514498合计30381000
1教育层次认同的性别差异
调查显示（见表1-10），社会大众在中产阶层教育层次的认同上没有差异，一致认为中产阶层应该具备“大学本科”的文化层次。整体上看，女性对中产阶层的学历认同要略高于男性，例如，女性选择“大专”和“高中及以下”的比例之和为286%，而男性则为314%；女性选择“本科”和“硕士及以上”的比例之和为573%，而男性则为513%。
表1-10中产阶层教育层次认同的性别差异单位：%高中及以下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没有限定合计男48264476371751000女37249519541411000
2教育层次认同的年龄差异
研究表明（见表1-11），在认同中产阶层应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群中，“20～29岁”这一年龄段的认同程度最高，达到590%。他们出生于70、80年代，正是大学扩招的受益者，这一群体中间的大学本科比例远大于社会其他年龄群体，因此他们更加认为中产阶层必须应该接受过大学本科以上教育。
表1-11中产阶层教育层次认同的年龄差异单位：%高中及以下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没有限定合计19岁及以下6428244951154100020～29岁2421659055116100030～39岁5729146647139100040～49岁4926150045144100050～59岁2326944346219100060岁及以上62275415212281000拒绝回答9191455912731000
3教育层次认同的城市差异
调查表明（见表1-12），在认为中产阶层主流人群至少应该接受过大学本科教育的人群中，上海市民的认同程度最高，达到586%，南京和北京的认同程度也超过了半数，广州市的认同比例最低，只有404%。这说明了，北京、上海和南京的市民文化教育水平相对要高于广州。尤其是，近年来北京、上海的工资水平与其他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众多青年才俊和纷纷流向北京、上海，这就使得整个城市的市民受教育程度得到快速提高。
表1-12中产阶层教育层次认同的城市差异单位：%城市高中及以下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没有限定合计北京50223508501691000上海40222586171361000广州70262404402251000武汉26252482791611000南京2632051145971000
从以上中产阶层的社会认同的分析来看，我们发现在经济、职业和教育三个指标中，人们对经济条件的认同最为模糊不清，许多人感觉这个标准很难界定。一是因为，经济指标是连续值，区分月收入5000元和4999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能说月收入5000元的就是中产阶层，而4999元就不是中产阶层。二是因为，因为各城市人们的收入标准不一样，有的甚至差别很大，比如上海、北京城市中高薪的人员比较多，以月收入5000元为标准，肯定算是偏低的，而在南京、武汉这样的城市，居民的工资收入高薪的很少，一般3000元就被认为是比较好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简单以一个数据标准很难适用于不同的城市居民。三是因为，一个家庭的生活方式是以夫妻两人的总体收入来支持的，因此不能说妻子的工资收入低，就不能享受有高薪收入的丈夫而带来的生活享受，或者说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如此，那么低收入的妻子算不算中产阶层呢？诸如此类困惑，让社会大众在回答问卷时，感到难以取舍，最终只好以一种笼统的感觉而来做选择。
与此相反，人们对中产阶层的职业认同和教育认同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几乎没有产生太多的疑义。由此可见，当前中国社会大众对中产阶层的职业身份和文化教育层次是有较为固定的印象。这说明了当前社会流动的主要机制还是“学而优则仕”，通过教育来筛选社会精英，使之从普通大众中凸显出来，向更高级别的社会阶层流动。一个成熟的社会，都有着较为规范的社会流动机制，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与长治久安。
当前中国中产阶层规模与分布
前面，我们从经济、职业、教育三个单项指标考察了中产阶层的社会认同，那么如果将这三个指标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同时满足经济条件、职业条件和教育层次的人是本研究所认定的中产阶层。那么这个中产阶层的规模是多大呢？这里我们设定的条件是：（1）经济上月收入5000元；由于经济指标的确定有诸多困难，本研究选取的“月收入5000元”标准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它是为了研究需要而由研究者主观确定的标准，大家不能简单认为中产阶层的经济标准就是月收入5000元。（2）职业为事业单位管理或技术专业人员、党政机关公务员、企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3）接受过大学本科及以上教育。统计结果显示（见表1-13），当代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的有效百分比是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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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社会认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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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3中国中产阶层规模单位：人，％频数百分比频数百分比中产331109缺失数值25985非中产2448806合计30381000
1中产阶层分布的性别差异
中产阶层在性别分布上，很明显男性中产阶层的比例要高于女性。在男性中，中产阶层比例是141%，而女性中的中产阶层比例只有99%（见表1-14）。这说明，男性依然是社会精英的主流，男女平等的真正实现还有着漫长的道路。
表1-14中产阶层分布的性别差异单位：％中产非中产合计中产非中产合计男1418591000女999011000
2中产阶层分布的年龄差异
中产阶层在年龄分布上，比较集中在20～49岁之间。其中“30～39”岁的人中间，有211%的人属于中产阶层，而“40～49”岁和“20～29”岁的人中间，中产阶层的比例分别为145%和140%（见表1-15）。这说明，中国新兴中产阶层的年龄大都比较年轻，它们正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社会精英。
表1-15中产阶层分布的年龄差异单位：％中产非中产合计中产非中产合计19岁及以下04996100050～59岁76924100020～29岁140860100060岁及以上38962100030～39岁2117891000拒绝回答001000100040～49岁14585510003中产阶层分布的城市差异
中产阶层在不同的城市分布也是不同的，相对而言，中产阶层分布比例比较高的三个城市依次是北京（166%）、广州（151%）和上海（144%）。南京和武汉的中产阶层比例明显要低于北京、广州和上海，它们分别是88%、50%（见表1-16）。广州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北京和上海是改革力度比较大的城市，这三个城市都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它们中间的中产阶层比例高于其他城市，是理所当然。而作为上海辐射区内的南京和位居内地的武汉，由于经济水平发展远不如北京、广州和上海，因此而产生的中产阶层比例相对就要少些。
表1-16中产阶层分布的城市差异单位：％中产非中产合计中产非中产合计北京1668341000武汉509501000上海1448561000南京889121000广州1518491000
在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上，有着几种不同的声音。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于2002年5～7月在河北、天津、山东、江苏、广东、四川、甘肃、辽宁等8个省（直辖市）进行调查，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目前拥有3000万人左右的中产阶层是一个较为可靠的数字。他们划分中产阶层依赖的标准是：在经济上，人均年收入达到1～5万美元。他们同时认为，中国中产阶层目前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及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少部分城市。参见《中国有多少中产阶级》，转载自《中国经济网》，文章来源：http://wwwcecn/ztpd/tszt/hgjj/2004/zgzcjj/zlk/200408/26/t20040826_1606521shtml。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春玲以职业、收入、消费和主观认同四个指标共同界定中产阶层，即某一个人既是职业中产（白领职业），又是收入中产（收入水平在中等以上），同时也是消费中产和主观认同中产（家庭消费达到小康并认为自己处于中等或更高的社会地位），才被归类为中产阶层，得出的中产阶层的比例大大下降，仅为41%。如果加上老中产阶层（收入在中等以上水平、家庭消费达到小康并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处于中等或以上的个体工商户），那么中产阶层的比例达到7%。李春玲：《中产阶层：中国社会值得关注的人群(节选)》，转载自《中国网》，文章来源：http://wwwchinaelectionsorg/readnewsasp?newsid=%7B5372AEA5-810E-45D4-977B-D5F21C71EA6A%7D。
这说明，目前学界对中国到底有多少中产阶层的看法并不一致。中国中产阶层规模难以确定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中产阶层的标准难以确定。这正好反映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的阶级与阶层都还在形成之中，各种社会力量还将进一步分化与重组。中国中产阶层将走向何处，仍然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关注的一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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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认同与定位偏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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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会有自己的社会分层或社会区分观念，它得自于他们自身的生活体验，得自于对周围世界的观察分析。这些社会区分观念反映出每个人对于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的想象和理解，基于这些理解与想象，他们给自己和他人在结构中定位。李春玲：《当前中国人的社会分层想象》，转载自《学说连线》、《中国社会学网》，文章来源：http://wwwxslxcom/htm/zlsh/shrw/2004-02-11-16019htm。阶级的自我认同，就是指对自己属于哪个阶级的定位，这是一个主观层面的问题。
中产阶层自我认同现状
李春玲曾经进行过中产阶层自我认同的问卷调查，她得出的结论是，有468%的人自我认同为中产阶层。李春玲，同前引书，《中产阶层：中国社会值得关注的人群(节选)》。而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有855%的城市居民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见表1-17）。其中，自认为属于中上层的占140%，自认为属于中中层的占431%，自认为属于中下层的占284%。由此可见，中产阶层的自我认同比例远远高于根据经济、职业和教育三合一指标所划分的中产阶层。这说明，当代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心态比较稳定，自我感觉为“中层意识”的占了社会的大多数。
表1-17中产阶层的自我阶层定位单位：人，％频数百分比频数百分比下层300099上层18006中下层8620284说不清124041中中层13100431合计303801000中上层4240140
1中产阶层自我认同的性别差异
男女两性在社会阶层的自我认定方面差别不大，比例比较接近（见表1-18）。只在属于中中层的比例上略有差别，女性认为自己属于中中层的比例是465%，而男性认为自己属于中中层的比例是395%。这或许说明了女性的思想较男性保守，她们有着更加明显的“中层意识”。
表1-18中产阶层自我认同的性别差异单位：％下层中下层中中层中上层上层说不清合计男9531239514406481000女10225846513506341000
2中产阶层自我认同的年龄差异
从表1-19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年龄段的人们对社会阶层的自我认定存在着较大差异。一个最为明显的差异就是，年龄偏小的人群中，自我认定的社会阶层相对较高；而年龄偏大的人群中，自我认定的社会阶层反而较低。这说明，在经济收入上，年龄轻的人可能要多于年纪大的；在职业身份上，年龄轻的人应该外企打工的机会要多于年龄大的；在社会心态上，年龄轻的人也要比年龄大的人开放些。
表1-19中产阶层自我认同的年龄差异单位：％下层中下层中中层中上层上层说不清合计19岁及以下26905772310077100020～29岁662794591440448100030～39岁682674861421424100040～49岁1213113791520434100050～59岁192347329910932100060岁及以上11930640412400471000拒绝回答9100545182001821000
3中产阶层自我认同的城市间差异
从中产阶层自我认同的城市分布来看（见表1-20），自认为属于社会中中层的人们，在北京有528%，这个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四个城市。奇怪的是，广州自认为是社会中中层的人们比例只有387%，这个比例竟然低于武汉（413%）和南京（405%）。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认为，在这五大城市中间，广州的贫富差距最为明显，这显然影响了人们对自我阶层归属的判断。在贫富差距不太明显的武汉和南京，尽管人们从经济的绝对值上，可能比广州要少，但当人们发现自己周围的人们也与自己差不多时，心理也就平衡了，他们普遍存在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自我认同。但是在广州，作为改革最前沿的阵地，有钱的人很多，他们的生活方式及消费能力让普通大众感觉“自惭形秽”。因此，广州的中产阶层自我认同比例低于武汉和南京的中产阶层自我认同比例，也就得到了解释。
表1-20中产阶层自我认同的城市差异单位：％下层中下层中中层中上层上层说不清Total北京5324652813600371000上海7626542419213301000广州10930138715207431000武汉1612924139503361000南京9431440512306581000
差异：基于当前中国中产阶层认同的讨论
奥索基在其著名的《社会意识中的阶级结构》一书中指出：不同社会类型或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于社会结构的感知、想象和解释是不同的。Ossowski,Stanislaw,ClassStructureintheSocialConsciousness(London:Routledge,1998),pp6～7李春玲认为，与社会区分相关的一系列的想象会发展成为对社会结构的一套系统的阐释，它与实际存在着的社会结构是高度关联的。李春玲，同前引书，《当前中国人的社会分层想象》。因此，通过对中产阶层的认同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考查当前的社会分层系统及其机制运作。
在以上对中产阶层认同的研究分析中，我们发现了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人们的主观自我定位与客观分层之间的不一致；二是人们的自我阶层认同有向下倾斜的趋势；三是处于社会中下层人员的相对剥夺感。下面我们将一一对它们进行讨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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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认同与定位偏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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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假性阶级意识
有的学者把人们的主观自我定位与客观分层之间的不一致现象称之为假性阶级意识。蔡淑铃，同前引书，第87页。在本研究中，自我主观认定为中产阶层的占855%，如果将自认为属于社会中下层的284%去掉，那么自我认同为中产阶层也有571%，这个数据相对来说是比较保险的。中国人有“中庸”意识以及“爱面子”的心态，即便经济条件很差的人，也宁愿把自己归为“中下层”，而不愿归属为“下层”。所以笔者认为，如果把自己归为“中下层”的比例拿掉，自我认同为社会中层的比例就是应该是比较没有水分的。而根据研究设立的社会分层指标得到的客观中产阶层认定只有119%。这种巨大的偏差反映出，当前人们对社会经济差异的体验和认识并不深刻，他们尚未形成群体或阶层（阶级）的归属意识或地位的认同感，这同时也反映出这些人的社会区分意识并不强烈。李春玲在其文《当前中国人的社会分层想象》中提到：如果具有相同经济特征的人把自己都归为同一类人或相似的社会经济（等级）位置，即表明他们有群体或阶层（阶级）的归属意识或地位的认同感，这意味着这些人具有强烈的社会区分意识。反之，如果人们难以给自身明确定位，或者主观定位与其客观的社会经济状况缺乏一致性，即意味着他们对社会经济差异的体验和认识并不深刻。
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日本人的实际阶层分布与“阶层归属意识”一直有着明显的差距。按照“上、中上、中中、中下、下”五分法，中层按均态分布应该占人口的60%；但在抽样调查的人群中，认为自己是中层的占到77%；如果加入政治、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的综合考虑，具有“中流”意识的日本人占到90%以上。因此王思睿认为，“中流”意识与“分化”、“断裂”意识哪一个占上风，对于中产阶层的形成具有截然不同的影响，绝不是无关紧要的事。王思睿，同前引书。
中产阶层的自我认同比例已经超过半数，可以想象当前中国“中层意识”占据了社会主流。我们可以认为，当代中国人的社会心态是稳定的。尽管存在着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等，但这种不均等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改革开放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尽管改革开放也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但人们对此表现出了较为宽容的态度。
2阶层自我认同偏下
在本研究中，自认为属于社会中上层与中中层的比例合计为571%，认为属于社会中下层和下层的人们在城市中的比例分别占到284%和99%。从这个数据来看，我国城市公众的自我阶层认同有向下偏移趋势。这不仅仅体现出当前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阶层结构，更反映出潜藏在社会公众内心深处的心理活动变化。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宏观经济发展与社会公众生活质量改善方面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改革开放前的居民生活水平相比，城市公众的总体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物质极度匮乏的短缺经济时代已成为历史记忆。与占我国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相比，城市公众无疑是更大的受惠者。一般而言，城市公众所享受到的经济发展成果远多于农村公众，他们的生活水平与经济实力的年增长率远高于农民。无论是与过去相比还是与农村公众相比，城市公众的社会地位都应该是“升”而非“降”。
问题的关键在于：城市公众既没有拿现在的生活与过去的生活相比，也没有拿自己的生活与农民的生活相比。事实表明，公众不会“向下”或“向后”寻找“参照物”，而只会“向上”或“向内”选择比较目标。参见《改革大局面临重大风险公众认同阶层偏下》，转载自《中国网》，文章来源：http://infonewshc360com/html/001/002/003/013/52668htm。
多数的城市公众以拥有大部分社会财富的豪富阶层作为参照物。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或依靠诚实劳动、或依靠合法经营、或依靠艰苦创业、或依靠巧取豪夺、或依靠权钱交易……一支人数少却手握巨大社会财富的“特殊获益者”登上了金字塔的顶端。仰望那些身居金字塔顶端的豪富，大多数城市公众只能自惭形秽，将自己归入社会“中下层”。
多数城市公众以内心期待的生活为参照物。不断增加的经济增长数字、频繁更新的经济发展目标，促使他们为自己未来的生活状态勾画出一幅幅美好图景。然而，当他们将内心曾经期待的生活状态与现实中时刻体验到的生存情况相对照时，他们发现许多颇为沉重的生活成本原本都在自己的预料之外：一路攀升的房价、居高不下的药价、脆弱的社会保障、沉重的就业压力……现实远不如自己预想的那样美妙。于是，承受着梦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大多数城市公众选择将自己归入社会“中下层”。
错误参照物的选择，导致了社会公众非理性的自我认同。这种非理性的自我认同的极端就是由于无法调和现实与理想的差距，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产生。这是我们值得关注与思考的问题。
3相对剥夺感
在中国新兴中产阶层崛起之前，中国存在着一个中间阶层，他们就是所谓的“公家人”，主要是指领“皇粮”、拿工资、享受社会保障的国营（及大集体）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他们主要分布在城市中。改革开放以来，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感召下，社会上迅速崛起了少数富裕群体。这就让原先处于社会中间层的“公家人”有明显的“相对剥夺感”。他们感觉自己被历史无情地抛弃，开始向社会中下层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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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认同与定位偏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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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在社会经济差异不断扩大的时期，人们体验到的不公平感与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紧密相关，这在绝大多数社会中都是如此。然而，在当前中国社会中，除了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外，还有一个特殊因素对人们的不公平感产生强烈影响，这就是体制分割或者也可以称之为部门分割。李春玲，同前引书，《当前中国人的社会分层想象》。
根据工作单位的所有制类型，处于就业状态的受访人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是体制内就业者，他们从业于公有制单位（如党政机关和国营、集体企业）；另一类是体制外就业者，他们从业于非公有制单位（如私营、个体、三资等）。一般认为，体制外收入差距较大，人们的不公平感可能要强一些；而体制内收入差距较为平均，人们体验到的不公平感要弱一些。但实际情况是，在体制外就业的人虽然收入差距很大，但收入较少的人并不认为老板或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收入高是不公平的，不合理的，人们认为这种收入差距是一种激励机制，只要勤奋努力、业绩好，谁都有望提高收入。但在体制内，人们对分配不公平的抱怨则非常强烈。首先，对不同单位、不同部门的收入差距有很大意见，同样行政级别、做同样工作的人在不同的部门收入差距极大；其次，对本单位内部的经济分配也怨言极多——包括那些收入水平高的“好单位”的就业者，对于谁提升了谁没提升、谁加工资谁没加工资、谁分了房谁没分房有很多的抱怨。这就说明，当前社会不公平感的产生根源是原有的计划体制，而不是市场机制。李春玲，同上引书。
中国已经由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引起社会不安的国家。差距过大的贫富分化、有失公平的利益分配过程，这些都是使“相对剥夺感”发酵的酵母。相对剥夺感的存在，终归是社会稳定的隐患。如果人们觉得自己“被剥夺”得超过了承受力，他们难免会采取极端行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又是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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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认同的建构与重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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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观层面的认同并非生而有之，它是在自我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被不断建构而形成的，人们对中产阶层的认同自然也脱离不了这个建构的过程。在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作为社会存在的人们不断地对它进行感知，在感知的过程中又不断调整着自己的观念、看法。认同始终是一个过程，它没有终点。基于此，我们想象中产阶层的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是可以被重新塑造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中国中产阶层认同的形成机制。
中国中产阶层认同的形成机制
考察中产阶层认同是如何形成的，是我们进行中产阶层理性认同建构的前提条件。阶层认同的形成机制可以从社会机制和心理机制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其中社会机制包括制度安排、价值准则、分层机制等方面，心理机制包括思想趋同、行为趋同、体验整合等过程。下面我们结合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过程，来分析一下中产阶层认同形成的社会机制和心理机制。
1中产阶层认同形成的社会机制
首先，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有着其独特的制度背景。众所周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高考制度、一系列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都为中产阶层的崛起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政治上，政治的清明、宽松以及透明政府的打造，国家对公民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在内的社会生活干预的进一步弱化，使得市民生活在相当的程度上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分离出来，这是中国中产阶层出现和成长的条件之一。市民社会的形成及与其相关的公共领域的扩大，将为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经济上，改革开放后，党的工作重心已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近20年的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已被世界各国所认同。有世界经济专家甚至指出，21世纪是属于中国的。这句话有无夸大之嫌我们暂且不去争论。对中国中产阶层来说，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是值得放心的，而国民收入逐年提高则是一个直接因素。据统计，1980年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57%，1993年上升到71%，预计到2010年将上升到81%，这就意味着国家的经济成就将更多地转化为民众手中的财富。事实胜于雄辩，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中国社会的分层，社会分层的加剧也促使中产阶层尽快成长起来。这是毋庸置疑的。目前，我国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增加比例已经赶超第一、二产业，市场化程度提高非常快。当初提出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其实造就了更多的中产阶层。而更让私营企业主欢欣鼓舞的是，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第二十一条第十一条第二款（“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修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这等于是让私营企业主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文化教育上，恢复高考制度以后，我国的文化多样性渐渐显露出来，传统的精英教育也渐渐向大众教育转变，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充，办学形式进一步多样化，也导致知识分子阶层的进一步扩大。这为中产阶层的出现和成长提供了文化上和精神上的基础。1978年后，中国高等教育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目前中国大学就学率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教育的经济回报率不断提高（即多受一年教育者其收入增长6%～7%），为高新技术领域中产生中产阶层提供了条件，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目前活跃在IT行业的部分精英，仅从收入上来说，他们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白领”。
其次，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需要一定的价值准则为支持。人们的价值态度往往决定社会分层机制是否存在以及存在的时间长短。也就是说，一种社会分层体制是否是合理的，是否是适度的，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取决于人们对它的价值判断。由于当前人们主要是以收入水平来进行社会分层，因此本研究考查的是人们对收入差距的主观态度，以此来透视人们对于当前正在等级分化的社会结构的价值判断。
针对目前社会上的收入差距问题，多数人是能够接受的。他们认为市场机制的公平性就在于根据人的能力、才干来分配财富。因此那些高收入的外企职员，人们更多表现出的是羡慕、赞叹而不是愤愤不平。当然对收入差距和社会等级分化的认可程度受到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一般来说，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人、改革中获利较多的人更可能认为收入差距是合理的，尤其是一些年轻人；社会经济状况不太好的人、改革中利益受损的群体，比如低收入的离退休人员、下岗人员等，更倾向于对收入差距表示不满，他们体验到较强烈的相对剥夺感。李春玲，同前引书，《当前中国人的社会分层想象》。
人们对于导致收入差异的不同机制有不同的价值态度。他们认为，有知识、有技术、有本事的人获得高收入是合理的，应该鼓励的。但是，他们对因权力而获得高收入的现象则普遍认为是不合理的。然而，尽管人们对以权力获取高收入持否定态度，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又倾向于通过各种方式获取权力、分享权力、接近权力以期获得经济回报。这种行为与价值的背离，也是中国社会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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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认同的建构与重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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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当前社会经济分层现象的价值判断，主要是基于三种不同的有关社会秩序的伦理理念。第一种是传统的地位等级观念，认为人与人之间的高低等级、富贵贫贱之分是天经地义的，甚至认为是命里注定的。第二种是“共产主义”的平等观念，认为人和人之间有社会分工的不同，但不应该有高低贵贱之分。持这种观念的人一般对当前的社会等级分化持否定态度，但是否定的程度各不相同。第三种是自由主义市场观念，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持这种观念的人是市场导向改革——比如私有化、股份化、国企改革、减少政府干预、充分的自由竞争等等——的积极支持者和推进者，他们对于当前的社会经济等级分化趋势予以积极肯定。同上引书。
尽管上述三种有关社会秩序的伦理观念，就目前来看并无高下之分。但就社会影响力来说，自由主义市场观念在当前最居优势。由于持有这种观念的人往往是政治界、经济界、知识界的青年精英分子，这种观念对各级政府的政策实施和传媒及出版物的舆论导向都可能产生实际的影响。
最后，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离不开分层机制的作用。李亚雄认为，当前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分层机制是“权力—市场混合机制”，李亚雄：《转型期的社会分层机制与工人阶层的地位变迁》，转载自《中国农村研究网》，文章来源：http://wwwccrsorgcn/big/zxqdshfcjzhtm。作用机制非常复杂，它的不同形态与组合形式对中产阶层产生不同的影响。
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传统体制下的社会分层机制是国家通过政治与行政的手段建立起来的。它规定了社会结构中不同位置上的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与社会资源的关系，从而规定了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形成了新的身份等级制。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了针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体制改革。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已经使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国家权力的运用更加透明、公开与规范，社会的法治化水平提高，社会更加开放。并且，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带来一系列次级制度的变化。过去以国家权力为决定作用的社会分层机制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这主要表现在市场化因素对人们地位的影响在不断扩大。许多研究都发现，原来评价与衡量一个人的地位的身份标准越来越不重要了，经济收入与财富的标准在人们心目中的认同度越来越高。
然而，中国的改革遵循的是渐进式改革的道路，传统体制中的某些制度与做法尚未被真正触动。在这个特定的阶段，社会分层机制也带有转型期社会的基本特征：双元性与混合性。也就是说，在社会转型期，权力型的社会分层机制与市场化的社会分层机制二者并存，并且相互影响与渗透。据此，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机制是“权力—市场混合机制”。李亚雄，同前引书。
由此可见，中产阶层的产生既不是单纯的权力因素，也不是单纯的市场因素，而是“权力—市场混合机制”的作用。在转型期，尽管引入了市场改革，但是这种市场改革并不彻底，并不能一步到位，因此，权力因素和市场因素共同作用于中产阶层的地位形成。一方面，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配资源，使得人们活动的自由度大大提升。有能力的人很快就凭借自己的才干、精明与努力，为自己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另一方面，在权力机制的作用下，新富的人们仍旧要听命于当地政府，企业不免也会受到政府的行政干预。因此，新兴的中产阶层成员，如果想要使自己向上流社会继续迈进，无不会考虑与政府搞好关系。这也是导致政府官员腐败滋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2中产阶层认同形成的心理机制
认同在本质上是一种趋同的过程，中产阶层认同是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趋同，这是一种思想上和行为上的趋同。认同在结构上有赖于两个子系统的建构，即认同的动机系统与行为系统的建构。所谓动机系统就是思想趋同，思想趋同是认知与情感的一致与共鸣。思想趋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城市中产阶层对他们是否属于中产阶层群体，他们的阶层归宿感的认识，这是一种意义沟通；二是城市中产阶层在意义沟通的基础上消除情感障碍，赋予这种认识以情感，取得情感沟通。所谓行为系统就是行为趋同。个体通过学习，获得与认识和情感相一致的行为方式，从而建构行为的执行机制。同时，个体又是一个能动的主体，个体还要在积极回收反馈信息的基础上不断调整自身的行为，并将认识、情感和行为整合成一体，形成统一的一体化的认同结构，这一过程便是体验整合。
由此可见，认同形成的心理机制分为思想趋同、行为趋同和体验整合三个环节，对应着认同行为的启动机制、执行机制与反馈机制，从而建立认同的形成机制。这一过程可用图1-1来表示。参见中国人民大学何汇江博士论文《城市贫困人口的认同研究》，2003年5月。
图1-1认同形成的心理机制
认同的启动机制是通过“意义沟通”和“情感沟通”来完成的。“意义沟通”是与原有认识经验的沟通，消除意义障碍，建立新的认识。“意义沟通”需要借助于同化和顺应的过程。认知心理学家皮亚杰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发生认识论”中指出，同化和顺应是个体认知结构形成和发展的心理机制。同化是指个体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把新的经验吸收到个体事先存在的认知结构中，以建构新的认知结构。在同化过程的同时，还存在着顺应的过程，顺应是指个体改善旧有的认知结构以适应环境的新变化。“意义沟通”的同时会出现“情感沟通”。个体总是带着一定的情感倾向去与新事物发生作用，当新事物与原有情感体验不一致时，原有情感会成为个体接受新经验的障碍。只有通过情感学习，使个体消除情感障碍，产生情感沟通，才能接受新经验，建构新的经验体系。传统上心理学家一直把情绪学习看成是在直接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个人对愉快或痛苦刺激的亲身体验而产生的。班杜拉则认为情绪学习也可以在替代经验的基础上，即通过对他人情绪体验的观察而产生。而情绪反应一旦深刻、持久、稳定，便能消除原有的不一致的情感障碍，实现情感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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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认同的建构与重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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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的执行机制是通过行为趋同来实现的。行为方式往往是通过具体的榜样，即一定的范式来体现的。个体在“意义沟通”和“情感沟通”的基础上，逐步获得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并以与一定的具体情境相适应的行为方式体现出来。
认同的反馈机制是通过体验整合来建构的。体验是心理活动的一种带有独特色调的知觉和意识，是心理的一种主观成分。所谓体验整合，是指个体通过接受反馈信息，进一步消除意义和情感障碍，实现新旧经验和知、情、行的一体化过程。
通过对认同形成的心理机制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认同的心理过程其实就是个体对于外界赋予的各种信息的感受、选择、吸纳的过程。这就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个体对于“谁是中产阶层？”和“我是中产阶层吗？”的判断，首先是基于自身的一种主观感受，同时，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互动的过程中以及与外界信息的交流过程中，个体不断地在分析与调整着自己对中产阶层的看法与观念。最后，经过自己的情感体验，整合出一套有系统的看法，形成自己的观点，于是便形成了中产阶层的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
中国中产阶层的认同局限与重构
作为意识层面的认同，对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的中产阶层是否可以健康顺利地发展下去，是否可以担当起历史赋予的重任，有赖于在社会大众中形成一种中产阶层意识，这样才能使一个阶层真正具有凝聚力，也才会让中产阶层群体形成认同感和归属感。
然而，就目前城市中产阶层的认同现状来看，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
首先，在对“中产阶层”这个概念的理解上，就存在着很大分歧。一个极端是，部分人把“中产阶层”等同于社会上为数不多的有钱人，由于这些有钱人大多通过不法手段获取财富，因此“中产阶层”不免被蒙上了一层贬义色彩，有人甚至明确地说“中国没有中产阶层，只有腐败分子”。另一个极端是，部分人把“中产阶层”等同于生活温饱的一族，认为“现在都是中产阶层了”，原因是：“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有吃有穿。”而更多的人对“中产阶层”的认识是雷同的，几乎就是媒体宣传的翻版。由此，笔者认为，当前中国人对“中产阶层”的理解主要是外界信息的输入，很少有人在真正思考“中产阶层”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次，在“中产阶层应具备的条件”这个问题上，人们的看法也显得非常肤浅。人们除了认识到中产阶层应该“有房有车”之外，便就是他们精致的生活品味和考究的穿着打扮了，少有人会想到其他。事实上，作为充当社会缓冲层的中产阶层，除了经济上的特征之外，至少人们还应该具有这样的认同：他们具有力求上进的心理状态和良好的敬业精神，他们具有现代的个人主体价值意识和社会道德责任感，他们具有渐进的社会改良意愿，等等。而在自我认同方面，则表现出了一定的非理性色彩。这种非理性表现在：自我阶层认同偏低、错误的参照群体、假性的阶级意识等。不管是社会认同上的局限还是自我认同上的非理性，都会对中国中产阶层健康发展的带来不良后果。其结果，不是将中产阶层的发展引入误区，让人们一味追究经济收入，讲求生活的奢靡，就是引发社会冲突，带来不可料想的局面。
由此，我们必须审慎地对待中产阶层的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首先，不能让人们认为“中产阶层”只是意味着经济上的富有。而是在富有之后，更多地回报社会，考虑自己对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其次，中产阶层也应该是社会普通一员。他们不应该认为自己有比别人更多的权利，但也绝不应该放弃自己拥有的平等权利。他们应该主动维护社会秩序，平时参与公共生活和社区建设，比如打义工、为各种民间事业捐款等。说白了，他们有一种大家平等地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一个社会这样的人多了，当然就稳定。因为他们觉得社会是自己参与建设的，一旦出了事，就觉得自己有责任，不会一味依赖政府。不像一些缺乏中产阶层的社会，一有风吹草动，老百姓就觉得政府骗了自己，一起起来造反。如果我们只以金钱来衡量中产阶层，不讲公民的权利、品格、责任，那么我们培养的，就只能是个唯利是图的中产阶层。
面对目前中国中产阶层认同的现状，我们没有理由不焦灼，因为本次调查明显地表明，当前的中国人尚未有对中产阶层的正确认识与理性认同。我们认为，重新建构中国中产阶层认同，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那么，我们又如何来建构中国中产阶层的认同呢？由于中产阶层的认同是伴随着中产阶层的形成而发生的，因此我们仍旧需要回到中产阶层的形成机制中去进一步挖掘。
笔者认为，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还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从制度安排上去控制并杜绝政府人员的腐败行为；要扩大市场的调节范围，让权力逐渐淡出社会分层机制。在意识领域，倡导积极向上、勤勉爱国的精神风貌与高尚、诚信的社会道德。强调中产阶层负有不可推卸的促进社会公正、民主和进步的责任，引导他们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积极参政、议政。同时，社会舆论和广告媒体不可过度宣扬其经济财富和生活方式，以免将人们对中产阶层的认识引向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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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认同的建构与重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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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中产阶层必将伴随着全面的、理性的认同，否则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非但不能带来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相反，可能因为它的分化而带来社会的两极分化，这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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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3中产阶层的消费及其社会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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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的消费行为向来是人们关注的中心，他们被认为是有品味、有格调、有消费激情的消费“前卫”。作为消费观念上的享乐主义者、社会阶梯上的地位追求者、生活方式上的品位制造者，他们总是会以其独有的消费激情和为人瞩目的前卫角色，在社会发展与时尚兴替中执着地寻求自我表现与社会认同的空间，他们是不折不扣的竞赛者和表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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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的消费及其社会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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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的消费行为向来是人们关注的中心，他们被认为是有品味、有格调、有消费激情的消费“前卫”。作为消费观念上的享乐主义者、社会阶梯上的地位追求者、生活方式上的品位制造者，他们总是会以其独有的消费激情和为人瞩目的前卫角色，在社会发展与时尚兴替中执着地寻求自我表现与社会认同的空间，他们是不折不扣的竞赛者和表演者。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甚至就是因此而存在的“消费阶级”。在社会大众的眼里，中产阶层是一群有钱、有闲、有情调的优雅人士。他们生活无忧、衣食考究、紧追潮流、出手大方、不计价格，低劣商品与他们无缘，讨价还价也不是他们的作风，他们是时尚与格调的代名词。他们是高档专卖店的常客，各种名牌商品的爱好者与推广者，甚至还是各种休闲场所与俱乐部的会员。锦衣玉食、香车宝马、时尚住宅、豪华家具、手提电脑等一系列与生活品位相关的高档消费品使得中产阶层成为物质享受与幸福生活的表征，成为消费社会的英雄和大众的梦想。
但种种迹象表明，这些为大众媒介所热衷宣扬的、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为人们所接受和认可的中产阶层的消费镜像并不是中产阶层生活的全部。在光鲜亮丽的外表和优雅闲适的举止背后，中产阶层同样有着并不轻松的一面。特别是当我们注意到有关中产阶层消费的研究与炒作大多是基于对西方发达国家业已成熟的中产阶层的机械翻版的话，那么对于我国当代新生的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就不应该简单地沿用类似的理解方式。中国当代城市中产阶层是正在形成与发展中的第一代，他们许多人可能刚刚从艰难与困顿中走出来，中产阶层的消费行为是否也秉承了这种理想模式或者说因为具体的成长环境不同而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呢？他们是否具有经济学家所期望的“消费激情”呢？他们是否形成了明显的阶层消费行为并与其他阶层形成明显的对比？通过此次对于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五大城市中产阶层消费行为与消费观念的调查，我们发现，目前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行为与传统的有关中产阶层的消费论述有了一定的出入，而且具有了新的时代与社会特征。
从阶层消费的视角，我们对中产与非中产的消费结构、消费取向、房车消费、人际交往消费、休闲消费等方面进行了比较与分析。对于阶层消费之间的消费异同，通常会出现两种极端，一种是片面夸大阶层消费之间的差异，认为不同阶层之间的消费大相径庭，日常生活中报刊媒介在不断宣扬这种差异所导致的鸿沟。理论界，以福塞尔的《格调》与布迪厄的《区隔》为典型，把阶层之间的消费分化描述到细致入微，以至于消费者的行为甚至可以作为阶层的标志；另一种，由于不同阶层之间消费的共通性，人们有时常常会忽略阶层消费的差异，这一点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大众消费”，认为现代大众消费带来了自由与民主，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自己喜欢的商品与服务。事实上，通过我们的调查可以发现，就我国社会目前的现实来看，这两种看法多少都有些偏颇。中产与非中产消费方面的比较显示：一方面，阶层之间的消费分化已经足够明显，以致在很多方面形成显著性差异；但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城市的社会阶层分化还正在进行中，这种分化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彻底，以至于没有任何关联。即我们看到的是分化中的关联与关联中的分化，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会脱离具体现实。在比较阶层之间的差异时我们使用的是一种统计学上的抽象，这是一种基于整体的分析，这样的比较反映的是一种分化趋势，但并没有否认个体差异与关联的存在。自然也会出现中产中的非中产消费个体或者非中产中的中产消费个体，但这样的个体总是不能代表整体的。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因素很多，如年龄、性别、婚姻、城市等等，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或者左右着消费者行为，他们同阶层一样是消费分化的影响因素。在比较研究中，虽然没有涉及这些因素，但并不等于否认这些因素的存在；同样把收入、职业、教育等构成新中产阶层的主要影响因素抽象出来，也不是否认这些因素的关联。就本研究而言，年龄、性别、婚姻等自然也对消费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些影响相对于与阶层相关的收入、职业、教育而言对消费的影响相对要小一些，而且本研究的旨趣也不在于此。因此对阶层消费或者阶层对消费的影响的突显与这些因素的存在并不构成矛盾。
本研究中选择的主要方法及相关资料如下：其一，问卷调查法。所用资料源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产阶层研究小组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五大城市进行的问卷调查，主要取自调查的第一部分尤其是有关消费行为的部分调查。其二，个案法。运用这一解剖麻雀的方法，笔者深入考察了深圳市和广州市的两个中产阶层社区——Y村与J花园，前者是位于深圳福田区中心的以深圳市事业单位公职人员为主的“文化社区”，后者是距离广州市中心——天河不远的时尚小区，业主以所谓的企业白领居多。这是两个以我们的标准无论如何都可以当之无愧的中产阶层社区。其三，参与观察与访谈法。主要基于2003年1月～2004年1月在两地展开的一系列田野工作。其中包括初次资料搜集、实地访谈与回访。作者尽可能地参与和观察了中产阶层生活，除随机、偶然的访谈外，作者进行的正式安排的正规面谈达30多次。详实的考察内容包括参加中产阶层喜爱的购物、休闲活动，深入中产阶层工作和经常出入的场所，对中产阶层日常生活的细致观察等。参与观察与访谈主要是在广州与深圳两地进行。广州、深圳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较早和较快的城市，其中产阶层群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另外研究中还使用了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产阶层研究小组其他成员在北京、上海、武汉、南京等四个城市的相关合作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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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与理性之间:中产阶层消费特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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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城市中产阶层是与中国经济改革相伴而生的，而我们研究所关注的新中产阶层的产生还要更晚一些，这种特征决定了他们是正在形成与发展中的阶层，而且承载了更多的社会转型时期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构成了新中产阶层消费的背景因素。通过中产阶层消费的差异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产阶层消费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与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消费革命密切相关。中产阶层消费与二十多年来的消费变迁一样具有时代与社会的特征，同时他们的消费也必然折射出消费的未来发展趋势。
消费结构转型：生存必需性消费的“非必需化”
在有关消费转变的研究中，关于消费结构的变化是一个重要且有效的方面。在目前消费的变化中，最主要的是整个消费结构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这在不同阶层的消费中表现出来。在日常各类主要消费项目中，中产阶层家庭的消费按重要性排列分别是：饮食：62%；服饰：34%；子女教育：31%；购房：28%；文化娱乐：20%；医疗保健：13%；社交应酬：4%；购车：6%；个人继续教育：1%。而其他非中产阶层的家庭消费主要项目的顺序依次是：饮食：72%；子女教育：29%；服饰：24%；购房：13%；文化娱乐：12%；医疗保健：12%；个人继续教育：4%；购车：3%；社交应酬：2%。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就消费的不同方面而言，中产阶层家庭消费结构虽然在某些方面仍然与非中产家庭一致，但也表现出了很大的不同。从表现上看，数据没有很大的不同。比如饮食、服饰、子女教育、购房无论是在中产还是非中产阶层的家庭消费中都占着重要地位，但我们还是发现其中的顺序已经有了不同，而且重要性也不尽一致。在对中产与非中产的各类消费进行方差分析后，我们发现，在饮食、服饰、文化娱乐、购房、购车方面，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表现了显著的差异。即饮食方面的消费在非中产阶层家庭的重要性远远大于中产阶层家庭，而中产阶层家庭中，服饰、文化娱乐、购房、购车等方面的开支都要多于非中产阶层。这表明，就目前来看，同非中产阶层家庭相比，中产阶层家庭的享受性消费、发展性消费方面的支出已经有了明显差别。也可以说，同非中产阶层家庭仍旧以生存必需性消费为主的情况相比，中产阶层家庭的享受性消费、发展性消费明显增加，这表明，中产阶层家庭的消费结构正从传统的以衣食为主的单一消费结构不断趋于多元化；相似的一点是中产阶层家庭与非中产阶层家庭在子女发展与教育上的消费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差异，这一点与我国的传统与具体现实也相符合，即不同阶层、不同生活水平的家庭都很重视对子女教育上的投入。而对于自身的发展性教育投资消费即继续教育方面，中产阶层家庭并没有表现出与非中产阶层家庭显著的差别，这点并没有检验原有的预设（见表2-1）。表2-1中产与非中产家庭消费结构的差异单位：次消费内容频数平均数标准差F检验显著性饮食中产17206204982680004非中产1200072045合计1372071045服饰中产17203404877400005非中产1200024043合计1372026044文化娱乐／旅游中产17202004091920002非中产1200012032合计1372013033医疗、保健中产17201303300700791非中产1200012033合计1372012033购房中产17202804529840000非中产1200013033合计1372015036购车中产17200602548980027非中产1200003017合计1372003018子女教育中产17203104602860593非中产1200029045合计1372029045个人继续教育中产17200101129130088非中产1200004019合计1372003018社交应酬中产17200402032640071非中产1200002014合计1372002015其他中产17200402002350628非中产1200005022合计1372005021样本数＝1372，自由度=(11370)。
对五城市中产阶层消费的调查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变化与发展的趋势。在对中产阶层家庭消费结构的调查中，可看到，虽然饮食方面的消费在中产阶层家庭还占有一定的位置，但其重要性正在不断下降，特别其他消费内容如交往、休闲、轿车、住房等不断增加，家庭基本消费如衣食住行方面已经与原来简单的生存必需型消费拉开了距离。因此，可以断定，即便在家庭的基本消费方面，中产阶层的“生存必需型”消费也越来越摆脱了生存必需的限制，即衣食住行这些基本消费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如果不看到这一点，仍然只局限于恩格尔系数或者是消费结构的比较，那么对这种消费上的变化就可能会导致误读。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虽然家庭基本消费对于每个家庭来说是必需的，但这种消费的水平与内容显然已经大相径庭。从我们对住房与轿车的调查中可以看出，住、行方面的变化在中产阶层家庭表现得更为突出与明显。自然，服饰方面的变化也从选择衣服的标准中看出，而关于饮食方面在随后的访谈中会对其特征进行进一步的说明，这种差异的重要性也绝不比其他方面弱。
原初意义上的消费是指为了满足生存的必需而消耗物质、产品的过程，这种较为简单的消费模式曾是我国计划经济与资源短缺时期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基本消费形式，但伴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消费革命已经在短短的20多年内为我们的消费生活注入了越来越多的现代消费的内容，其直接表现就是：消费已经越来越多地与生存必需拉开距离。城市中产阶层较为稳定的工作与收入使得他们能够在这方面走在前列。所谓的衣食住行等基本消费在中产阶层的日常生活中不断表现出与原来简单的消费层次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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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与理性之间:中产阶层消费特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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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系列消费革命所引发的消费转变后，中产阶层家庭的消费与非中产家庭的消费内容发生了很大的不同。如果说以前的消费结构主要是温饱型的，那么，目前中产阶层家庭早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而达到了以享受型、发展型为主的多元消费结构。这种消费结构上变化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中产阶层家庭在消费上具有了更多的空间与自由，从而在生活方式的选择上也有了趋于多样化的可能性。
享受性消费的理性化：有限的选择与节制
从凡勃伦提出“炫耀性消费”开始，中产阶层消费的享受与奢侈的一面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对资本主义发生的另一种逻辑——奢侈的追溯中，桑巴特指出了中产阶层对于宫廷奢侈生活的模仿导致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资本主义的产生。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在对宫廷社会的研究中，埃利亚斯也指出这一问题，分析了宫廷社会的消费、礼仪以及中产阶层对于上流社会的渴慕所导致的消费变革在自上而下的文明进程中的作用。Elias,Norbert，TheCourtSociety,translatedbyEdmundJephcott,BasilBlackwell,1983而在其后的一系列研究中，布迪厄与费瑟斯通则将这种观点发展到极致，认为新兴的中产阶层是传统节俭消费文化的背叛者，是消费中的享乐主义至上者，这点则在坎贝尔的《浪漫伦理与消费主义精神》中表现得更为强烈，他们的浪漫伦理是现代享乐主义的主要来源。事实上，只要我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这种理论的传承是随着中产阶层发展而不断强化的。
对于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状况的调查也发现了这种享受性消费的增加势态。实际上，如同前面所说的，生活必需性消费的扩张是与这种享受性消费的增加相伴的。基本的生活必需性消费如住房、家用轿车、家庭耐用品的更新，都是享受性消费的表现，同时也可以看到，随着消费内容的不断扩大，中产阶层的享受性消费也不断延伸，娱乐消费、休闲消费的内容也不断加大，这一点与非中产也形成显明的对比。他们的娱乐、休闲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与其说是一种享受，还不如说是对单调与紧张生活的调节。但需要注意的是，城市中产阶层的享受性消费是有限的、或者说是有节制的，一来虽然与非中产相比，他们的收入不菲但显然还不足以支持他们的欲求；二来城市中产阶层本身是一个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群体，他们对于以标识经济、财富的符号消费并不很认同，也就是他们的生活目标有可能使他们与无节制的纯粹物质享受拉开距离。而且，作为职业阶层，他们的工作压力与时间也使得享受性消费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所以，目前中产阶层享受性消费本身是有一定的选择与节制的，这还远不能与西方国家中产阶层的享乐主义相提并论。
投资性消费的增多
从消费支出分布情况来看，很明显存在着不少区别。城市中产阶层已逐步摆脱低收入阶层的消费特征。从“吃、穿、住”等最基本的消费项目占其消费支出的比重来看，中产阶层的收入已完全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并有更多的剩余资金可用于满足发展需求的其他消费项目或投资。从这种情况来看，中产阶层的消费已经不断具有未来取向的性质，这与非中产的现实取向大为不同。比如就中产阶层对子女教育的消费来说，虽然由于中国特定的传统文化影响，人们都很重视子女投资，但较之非中产来说，中产阶层显然有更多的经济收入和更高更长远的投资要求。对于自身发展而言，新中产阶层本身大多是由于教育而获益的社会阶层，因而他们对自身能力的不断提高以增加竞争力也有较为强烈的要求。比如我国近年来方兴未艾的MBA、MPA、法律硕士班等对于中产阶层无疑有更大的吸引力。至于像轿车消费，由于本身是与自己的工作、事业需要相关的，所以要求也相对要高，车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它已经成为个人的形象代言，所以中产阶层的轿车消费大多瞄准的是中档轿车，而不是仅仅能够代步的工具。另外，在人际交往方面的消费，中产阶层的消费圈不仅大于非中产，而且他们的社交场合也多集中在消费场所，这一点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一种积累社会资本的过程，当然也可以看作是发展的延伸。
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来看，这种发展性消费的不断增加，是人们在消费中对于满足低级需要如生理性需要、安全性需要的基础之上产生的对较高级的需要如自尊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求知与求美的需要乃至最高层次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的一种自然延伸，但这种对高级需要的追求首先是从衣食无忧的中产阶层开始成为气候的。齐美尔认为，由于中产阶层出于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要求会积极投身于时尚消费，米尔斯也指出白领阶层由于对地位的恐慌而导致“地位消费”，因此处于社会中间层的中产阶层对于社会流行时尚有更为强烈的愿望，而消费在此也自然成为他们可以加以运用的一种手段。
休闲消费：时间与精力的掣肘
虽然休闲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并非现代社会所独有的，但无疑休闲真正从贵族化走向大众化只是人类步入现代社会后的晚近现象。特别是将休闲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并真正开始重视，更是近期的事，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对于休闲的认识经历了不同时期的变化。以前的休闲是贵族的专利，一方面休闲被认为是一种与劳作相对的奢侈，另一方面休闲的内容也仅仅局限于在工作之外的休息。但休闲在现代社会越来越紧张的生活中开始扮演积极的角色。杰弗瑞·戈比认为以前的有关休闲的看法现在看来多少有些消极，他认为：“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方式，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到的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动，并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第14页。而且，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象是，“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在休闲时所从事的活动总是要与花钱联在一起，或者花钱成为休闲的必要条件。或者花钱本身就是休闲的表达方式。”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第169页。应该说，同其他任何一种时尚与消费的出现一样，休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走向社会也是与中产阶层密不可分的。当休闲越来越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可有可无的工作的补充时，休闲的作用会日渐突出，而且在现代社会，休闲也越来越与消费联系在一起，于是一种新的消费形式——休闲消费——的出现也就自然而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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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与理性之间:中产阶层消费特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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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长期以来的现实与习惯、工作以外的时间极其有限，因此休闲的时间和形式都极其有限，而且休闲基本上与消费关系并不大。但随着新的生活方式的出现，城市生活的紧张与繁忙，使得休闲不仅成为必需，而且在休闲上的花费也日渐成为消费的内容之一。旅游作为一种休闲方式目前已经成为个人生活甚至是社会经济中的必要成分。在对于中产阶层的一些形象描述中，旅游总是他们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标志”，一种对生活品味的追求象征。
在谈到美国新中产阶层的生活时，米尔斯写道：“工作和闲暇的分离以及闲暇在现代人的奋斗意识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这两件事贯穿于20世纪美国的全部历史当中，它影响了人们对工作意义的感受，并树立了世俗的目标和梦想。”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第211页。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中断言“在后工业文化中，自主性将出现在娱乐、闲暇而不是工作中”，倡导“一个接受闲暇、同情心和富裕的新潜力的社会观”，认为“只有到了社会和政治活动共同反对工作与闲暇割裂的历史阶段，我们寻找闲暇的意义才会最终出现”。大卫·里斯曼：《孤独的人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我们在对城市中产阶层的调查中也发现，就休闲消费而言，中产阶层较之非中产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即在休闲的方式、场所以及消费内容上中产阶层越来越显现出与非中产的差别。应该说，休闲消费的出现与不断增加的趋势是城市中产阶层追求生活质量的主要表现之一，很显然，这种变化与他们的收入、职业和教育水平都有很大关系。目前我国的“五一”黄金周、“十一”黄金周的旅游消费中，中产阶层无疑是其中的主要力量。但在调查中也发现，由于中产阶层的职业性质、工作时间等，他们的平均工作时间要多于非中产，而睡眠时间则相对要少于非中产，这一现象说明了中产阶层的生活本身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轻松，他们的出游一方面是消费、享受，但同时又是对繁忙工作的一种暂时逃离，是紧张的工作压力与都市生活后的一种短暂的放松。可以预见，随着生活与工作压力和人们追求生活质量的要求的增加，休闲将会在城市中产阶层家庭消费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生活的多样化需要的不仅仅是经济基础，同时需要时间和精力。对于中产阶层家庭而言，目前限制他们更广泛的旅游消费的已不仅仅是或者说不主要是经济问题了，时间与精力才是最主要的方面。调查中在对于休闲生活不满意的因素的回答中，中产家庭的主要回答是“工作忙没时间”。同时，随着近年来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在特定时间内，很多旅游地点已经人满为患，这对于本着放松与休闲为目的的中产阶层人士来说，也成为影响他们出游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然，旅游只是目前中产阶层休闲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我们的调查可以发现，他们的休闲生活正趋多样化，保健、运动等项目的重要性也开始不断显现出来。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对于中产阶层而言，休闲已经越来越多地与消费联结在一起，一方面随着他们生活空间的扩展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休闲消费在他们的日常开支中越来越多地占据更大的比重，成为他们追求适意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方面，更多的消费活动也越来越具有了休闲色彩，如逛街购物、外出就餐等已经开始超出简单的消费。这样的发展趋势一方面对正在兴起与扩大的服务业提供了机会，但同时中产阶层家庭对休闲与消费的态度与要求也成为决定休闲产业与消费场所未来发展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个性化与阶层性消费趋同正在形成
随着目前商品与服务市场的不断成熟，消费中的可选择性不断增加，同时由于城市中产阶层收入的稳定增加，他们的消费选择性较非中产更强。而且，如前所述，中产阶层的消费是对传统的生存必需性消费为主的消费模式的超越，他们的消费内容与消费空间更大。这样，现代消费作为张扬自我个性与认同的成分也随之增强。消费在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时，同时也成为展现个人的社会身份、地位的手段，这样消费品与服务更多地越来越具有波德利亚所说的“符号”特征。一旦消费品具有了符号特征，对于消费品的选择中，自我特征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对于商品的选择中，中产阶层表现出更多的对符号性商品如轿车、住房以及耐用品的消费倾向，同时对不同商品与服务的符号性如消费环境、服务态度、品牌、时尚等因素的重视，也是个性化的表现。另外，不同的消费形式、时间、空间等，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也就是，在同样的收入、消费上，消费的方式与取向将会大为不同。
但个性化的不同只是阶层消费内的不同，随着不断发展，中产阶层的阶层内消费观念、消费水平正在趋于一致，并形成一个潜在的消费群体，他们在选择标准上将会表现出一定的阶层特征，我们对于中产与非中产的消费行为、消费观念的比较中中产与非中产的差别已经说明这一事实，同时，我们相信，这种阶层分化还远未结束。
这两种并存的发展趋势不是截然对立的，个性化是具有阶层消费特征上的个性化，而阶层化在作为一种整体特征时并没有也不会导致以前的那种统一模式下的“大众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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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与理性之间:中产阶层消费特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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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前、理性的消费观念
对城市中产阶层家庭消费观念的调查比较显示出中产阶层的消费观念已经初步具有现代消费观念。这种观念与中国传统消费观念是相悖的。中国传统消费观念基本上是源于农村文化的平民化消费观念，即以低收入者的消费观念为主导，以实用、耐用为主，讲求解决生活必需，是多积累少消费，先积累后消费，消费维持在基本需求水准上,存钱防老防病、留给子孙等等。这种消费观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相适应。而中产阶层基本已经接受了超前消费的观念，主张能挣会花、开源重于节流，同时对于品位也有了一定的追求。因此，中产阶层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与现代消费更加接近，追求自我表现、独特风格的个性化消费与获得愉悦、彰显地位身份的炫耀性消费也在这一群体之中率先产生出来。
同中产阶层具体的消费选择相比，他们的消费观念更值得关注。在对“国外的东西比国内的好”的看法上，选不太符合与不符合的中产阶层分别达355%和308%，而选符合与比较符合者仅占76%和169%；非中产阶层相应的数值是：417%、272%、98%、93%。两者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对“高消费是成功人士的象征”一题的回答上，中产阶层中选择不太符合与不符合的分别占366%和250%，而选择符合与较符合的仅仅占到174%和140%；非中产阶层相对应的数值是：339%、227%、168%、161%。中产阶层和非中产阶层也不具有显著的差别。这说明不论是在对待国外商品还是高消费的态度上，中产阶层都比较温和与理性，这一点与人们认识中的“崇洋媚外、高消费”的中产阶层形象是不尽一致的（见表2-2）。
表2-2中产与非中产对待国外商品的态度单位：次，%“国外的东西比国内的好”符合较符合一般不太符合不符合合计中产13029016610530172076169933553081000非中产117011101460500032601200098931224172721000合计1300140016205610379013720951021184092761000
在对待超前消费的态度上，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认识不尽相同。对“超前消费是很有必要的”的回答来看，中产阶层选择符合、较符合、一般、不太符合、不符合的比例依次为：203%、227%、163%、227%、180%，选择符合与较符合的总共占到430%。这表明中产阶层对于超前消费持基本肯定的态度，这与目前城市中产阶层居民按揭购房、购车的实际情况相对一致。非中产阶层的选择依次是：符合：132%；较符合：158%；一般：158%；不太符合：289%；不符合：264%，其中选择不太符合与不符合的达553%。就目前而言，买房按揭已经成为城市中产阶层的一种主要方式，因为中产阶层的职业性质与收入决定了他们一次性付清有困难，同时中产阶层的消费观念更为现代，他们不愿等到积累够了以后再消费、享受，另外他们稳定的工作也使得生活与收入有一定的保障。这样，超前消费首先在城市中产阶层队伍中有了很大的市场并非是偶然性的，而是一种消费发展的必然，也是中产阶层现实生活状况的具体体现（见表2-3）。
表2-3中产与非中产对待超前消费的态度单位：次，%“超前消费是很有必要的”符合较符合一般不太符合不符合合计中产35039028039031017202032271632271801000非中产15801890189034703170120001321581582892641000合计19302280217038603480137201411661582812541000
对于俭与侈的看法是影响人们消费的主要观念之一，而调查发现在对待节俭的看法上也出现了不同阶层的差异。对“与其勤俭节约，不如能挣会花”的回答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中产阶层的回答依次是：符合：349%；较符合：256%；一般：110%；不太符合：122%；不符合：163%。其中符合与较符合的人数达到605%。这说明对于传统的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念中产阶层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能挣会花本身虽然并不是对勤俭节约的彻底否定，但至少从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新的消费理念。这一点上，非中产阶层与中产阶层差别很明显，他们的选择分别是：符合：243%；较符合：192%；一般：153%；不太符合：220%；不符合：192%，差异具有显著性。这种差异一方面与经济基础有关，但同时与消费观念也有很大的关系。单就这一点而言，无疑中产阶层更接近现代社会的消费观念，而非中产阶层相对要更为传统一些（见表2-4）。从对消费观念的调查来看，我国城市中产阶层消费观念有激进、积极、富有激情的一面，如对超前消费的态度、对开源与节流的认识、追求品位等，这些方面已经与非中产阶层形成了很大的差别，但同时，他们又是理性的、现实的，比如对国外商品和高消费的认识。这种消费观念的特点正是我国消费转型与消费革命的结果。处于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城市中产阶层更为敏感地接受了这种变化，但他们显然并没有与传统的消费观念截然断裂。
表2-4中产与非中产对待勤俭节约的态度单位：次，%“与其勤俭节约，不如能挣会花”符合较符合一般不太符合不符合合计中产60044019021028017203492561101221631000非中产29202300184026402300120002431921532201921000合计3520274020302850258013720257200148208188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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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与理性之间:中产阶层消费特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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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消费观念的调查从另一面给我们展现出中产阶层消费中理性的一面，这点与里斯曼的“他人导向”不同，即他们并不是纯粹的被动消费者。中产阶层的消费观念也主张合理消费，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超前消费，不是为了后代赚钱,而是为了自己赚钱(当然，对后代在未成人前尽抚养和教育之责)。他们为了自己的体面、身份，要求一定水平的独立住房、品牌相当的汽车，甚至于度假、旅游、娱乐等，他们的消费世界更为广阔。他们往往向银行贷款购房、购车，但这是以他们的经济基础能够偿还作为基础的。总之,中产阶层最大限度地追求现实幸福，最大限度地享受生活。但他们的消费观念又不同于高收入的上层，他们会精打细算,绝不挥霍,讲求实效，也并不像媒介宣传的那样过分讲究、出手阔绰，对于国外商品也没有以前那样的盲目崇拜。联系到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中国正在进行中的消费革命，可以发现中产阶层的消费观念是这场消费革命的结果与产物，但同时又必将促发与引领更进一步的消费革命。但同任何革命一样，消费观念的变迁总归是传承与变革、延续与超越的统一，因此，中产阶层的消费观念并没有与传统消费观念诀别，考虑到我国中产阶层是正在形成中的第一代，这些人可能刚刚进入中产行列，甚至还生活在“多阶层”家庭之中，所以他们同西方中产阶层的消费观念有很多方面的不同。
很明显，中产阶层业已表现出的消费热情与消费力量已经并将在以后引领我国城市的消费市场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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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消费的社会效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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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物到符号，现代消费的不断延伸为中产阶层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社会舞台。事实上，从凡勃伦所说的炫耀性消费，到齐美尔对时尚的深刻论述，到波德得亚的符号消费的提出，一直到布迪厄对文化消费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消费不断嵌入于现代社会并发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过程其实与中产阶层的兴起、发展、演变、壮大的过程是互相依赖的。现代消费为中产阶层的地位区隔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舞台，而现代消费也在中产阶层的参与下不断普遍与深入，从而成为现代社会不断分化的又一道景观。
品牌消费：偏好与符号消费的起点
“符号消费”是指在消费过程中，消费者除消费产品本身以外，还消费这些产品所象征和代表的意义、心情、美感、档次、情调和气氛，即对这些符号所代表的“意义”或“内涵”的消费。如果说消费的符号指的是通过消费来表达某种意义或信息的话，那么，符号消费是将消费品作为符号表达的内涵和意义本身作为消费的对象。它包含下面几个层次：首先，作为消费品外观上的示差符号(物的第一层次符号)，如造型、色彩、图案、包装等等，传达了产品本身的格调、档次和美感，已经成为消费的对象，成为消费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次,消费品的地位象征符号(物的第二层次符号)，如消费品所代表的社会地位、身份和品位(即社会含义)，以及与之相连的自鸣得意等心理体验，也是消费的对象和内容；第三,消费品的消费环境，作为消费的空间符号，同样是消费的一个内容。例如,在豪华的酒店进餐,不但食品是消费的对象,而且酒店的氛围和气派也是消费的内容；第四,消费的仪式，如服务程式，作为一种符号，也可以是消费的一个内容。例如,餐厅服务小姐的服务，不但构成劳务消费品的一部分，而且构成饮食的附加消费仪式(即代表档次和身份的符号)，而成为消费的对象。也就是说，我们“不但消费物,而且消费物作为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包括情调、趣味、美感、身份、地位、氛围、气派和心情”。王宁：《消费社会学——一个分析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203～204页。人们对商品的消费不仅消费的是其使用价值,而且还消费他们的形象,从形象中获取各种各样的情感体验——快乐、梦想、欲望及其离奇幻想。
在这种符号消费中，品牌消费就是它的集中体现。不同的品牌由于其附加值的不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也不同。也就是说，作为商品，品牌之间的区别可能并不很大，但作为符号，品牌则有着价值上的高下之别，其差别甚至非常悬殊。品牌价值是产品质量、消费者的心理感受及各种社会因素如价值观、文化传统等的综合反映。定位于高档次的品牌，传达了产品及服务的高品质信息，同时也体现了消费者对它的认同。品牌具备了实物之外的价值，如给消费者带来自尊和优越感。品牌还是一种文化，这种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品牌本身就是一种将艺术、文化与商业行为结合在一起的综合体。品牌除了物有所值外，它的一个巨大的附加值就是对拥有者的社会地位的宣示和确定，比如劳力士表、劳斯莱斯轿车等就是财富、成功与尊贵的符号象征。因此，品牌本身作为一个符号，也具有了社会示差的功能。
通过品牌的选择、认知与认同，消费者已经开始了符号消费，也就是说，品牌消费是符号消费的起点。那么城市中产阶层的品牌消费中所表现的符号消费具有什么特点？他们是怎么达成社会分化与区隔的呢？
从三个较有特色的个案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对品牌的要求与热衷程度不同，但对品牌的要求已经成为城市中产阶层购物的基本诉求。G12的年龄较大，经历复杂，虽然赚钱不少，但对品牌的要求并不是很高，他说：“买衣服时，一般都是在一些比较有名的品牌店、专卖店里，那里的东西质量有保证，而且服务质量也好。如果你在一个路边店随随便便地买，可能很多就是花冤枉钱，买来了根本就不能用，你要想去换，反而会惹得很不愉快。不过我不是说非要名牌，我觉得一般的牌子款式、质量过得去就行了，一般的一条裤子我限制在一百多块钱，皮鞋也就是二三百块，这方面我不是很讲究，不是说非要什么皮尔·卡丹、鳄鱼呀什么的，就是一些中国的品牌，我觉得好就够了。”G7是软件公司的部门经理，年轻加上薪酬优厚的工作使他成为标准的白领。他对品牌要求很挑剔，几乎是非名牌不买。他认为，雅戈尔衬衣、鳄鱼T恤、老人头皮鞋、飞利浦剃须刀等自己中意的品牌虽然价格不菲，但也物有所值，并没有白白讲究。因为“我相信一份价钱一份货，名牌的质量一般都比较好。而且男人的衣服就那么一点，有时一件西装就可能穿几年，所以还是应该要好的。现在我买西装一千块以下的绝对不会看的。衣服要穿得出去。我们经常与客户打交道，所以很在意自己的形象。”Z2不仅自己身着名牌时装，而且对各种品牌如数家珍，她对品牌的看法是物有所值，当然这价值本身也包含了符号价值。因此，她可能为了节俭而宁愿去等打折，打时间差。“如果是同样一件衣服，款式、质地差不多，一个是没有什么名气的，一个是名牌，那我肯定会买名牌的，甚至自己挑的时候专门找名牌。当然了，名牌的东西肯定是比较贵的，但这是物有所值。当然我在买名牌的时候，也不是说非常大方的。买东西要会选时间，名牌的衣服也会打折，但可能只是价格在打折，质量不会差，最多就是有时候款式可能稍微过时了一点，但基本还是可以的。”她的话其实也表明了与她相类似的并不很富裕但对品牌有着特殊要求的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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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消费的社会效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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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品牌消费，虽然程度有所不同，但三个个案均显示出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然而这种对品牌的爱好与单纯的符号消费不同，具有一定的过渡性与双重性。一般意义上，我们所强调的符号消费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在物与符号这种商品的双重特质上，符号消费更看重符号，而不是商品本身。如果说商品的物的方面是实的，而符号方面是虚的，那么，这种符号消费是务虚的。在极端情况下，正如弗洛姆所说的：“对物品，我们根本没有使用它们的要求。我们获得物品就是为了占有它们。我们满足于无使用价值的占有。”埃利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第133页。虽然我们也在使用商品，“但这并没有改变这一事实，在人们对占有使用物品感到的愉快中，由财富而感到的显赫的满足仍是第一位的。汽车、电冰箱和电视机有实际的使用价值，但它们也是显示阔气的摆设。它们标明了所有者的社会地位。”埃利希·弗洛姆，同上。第二，在这种符号消费的情境下，消费往往是不自主的，是受一些对于商品品牌、符号的宣传所引领和左右的，而且是与自我的选择没有多大关系的被动性行为。“我们吃一个无滋味无营养价值的面包，只是因为它又白又‘新鲜’而引起我们对财富和地位的幻想。事实上，我们在‘吃’一个幻想而与我们所吃的真实物品没有关系。我们在‘喝’商标。因为广告上有漂亮的青年男女在喝可口可乐的照片，我们也就喝上一瓶，我们是在喝那副照片。我们是在喝‘停一下，提提精神’的广告标语。我们在喝美国的习惯，我们所喝的东西不取决于我们的口味，当广告竞相杜撰出‘健康’肥皂和能治牙病的牙膏之类的东西，并且支配着物品的消费时，这些情形就愈趋严重。”埃利希·弗洛姆，同上。波德里亚认为，在一个为符号所控制的世界里，消费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些“需要”的满足不再有任何的干系。需要的观念来自于主体和客体之间虚假的分离，需要的观念就是为了连接它们而被创造出来的。第三，这种消费可能在更多情况下是非理性的。“因为消费不再是为了使用或享受买来的消费物品，所以购买的消费的行为成了强迫性的和非理性的目的。”埃利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第136页。
很显然，我们看到在以上个案对于品牌偏好的符号消费中已经具备了这样的符号特征，但它更多地具有自己的特点。其一，它具有明显的双重性：即一方面这种消费本身已经开始注重商品的符号价值，但另一方面对于品牌的消费仍然看重这种符号所代表的可靠、安全、耐用等基于物的方面的因素。这一点在三个个案都有显示，不过G12显然更看重物的方面，而G7、Z2在符号方面的成分更多一些。这一点可能与年龄以及基于此因素之上的消费观念有关。但就总体而言，这种对于物及其附着于其上的符号的双重诉求本身是基于虚与实之间，或者是虚实兼具。其二，这样一来，这种消费行为本身仍然是理性的，因为它涉及对于成本与受益的算计。在采访中，我们发现很多中产阶层女性以他们的消费“技术”将这种理性表现得非常合理。由于品牌特别是名牌本身的质量与价格一般是成正比的，因此对于价格不菲的品牌，她们采取一些变通手段：一种是反季节购买，这样能够以较低的价钱买到心仪的品牌；另一种是在各种品牌店、专卖店打折的时候买，当然由于商品打折的时间多，也许不可能在最低点买到，但都要稍微便宜一些；还有一种就是长期在固定地点买固定品牌，这样能够得到一些优惠卡之类，得到更多的优惠。其三，我们很难说这是一种简单的、被驱动的、缺乏自主性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毋宁说这是一种共谋行为，一方面这是由于品牌的符号特征所驱使的，但同时又有一种个人的主动性与选择性在内。
可能正如访谈中许多人所说，他们没有充足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到只论品牌不讲价格的程度，在对符号的看重与现有的经济基础下出现了这种变通性的符号消费。在一定意义上，这种符号消费也具有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的目的，但与之又不尽相同。凡勃伦认为，以有意脱离生产活动来表现自己所拥有的财富和权力的有闲阶级的消费就是炫耀性消费。他把炫耀性消费定义为这样一种类型的社会行为，即通过消费让他人了解消费者的金钱力量、权力和身份（消费者的社会经济地位），从而使消费者博得荣誉，获得自我满足的消费行为。消费在此的意义已不是单纯的个人为了满足生理需要而对消费品的耗费，它包括了个人为博取荣誉所进行的非生产性支付，如以个人名义举行盛大舞会的花费等等。因此炫耀性消费的一个明显特点是用奢侈的、非必要物的耗费来增进消费。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1997，第53～75页。同经济上的“有闲阶级”相比，在通过消费显示身份、地位达到社会区分方面可能是一致的，但方式与内容显然有别。新中产阶层欲图“炫耀”的更多的是职业、身份以及文化方面的优越性，而不是一种经济、财富、金钱方面；而且由于经济方面的掣肘，他们也不可能将这种区分演化到极端。
事实上，在符号消费的实用性与炫耀性方面，中产阶层显然是想二者兼顾。而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那种只注重品牌的“炫耀性”功能的可能更多是那些经济上的“新贵”，而不是这些刚刚走上理想生活的新中产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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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消费的社会效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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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中产阶层的符号消费进行了研究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符号消费已经作为一种消费偏好（当然可能尚没有形成品味）产生了消费区隔。一方面，对于很多仍然生活在温饱水平的中国人来说，追求符号消费目前还是比较奢侈的事情；另一方面，就对符号消费的态度与符号消费的程度来讲，这也是一个区分的重要方面。可能一个并不富裕的人也会买自己满意的品牌，但这可能只是一种特定情况下的特殊行为，而不是一种可以长期一如既往的习惯；他可能也会偶尔“奢侈”一次，但与中产阶层符号消费的普遍性与长期性相比都有明显的区别。当然就目前而言，在这种符号背后展现的物与符号、虚与实、主动与被动、理性与非理性交织的逻辑却是与真正意义的符号消费不尽一致。这可能也是转型期的一种特征，也是第一代中产阶层的特征。
消费空间的区隔：社会空间的分化与再生产
在消费的分化中，消费空间的分化是一个最为直接也最为明显的方面，不同经济水平、社会地位、消费观念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不同的消费中心。同时，由于不同的消费场所、消费环境给人的感觉不同，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消费环境、消费空间也成为现代消费中人们消费的部分内容。也就是说，消费空间本身也成为商品的一种附加符号，甚至有时消费空间本身就是一个消费符号，这样就出现了“在什么地方消费”有甚于“消费什么”的情况。当消费空间本身成为附加符号或者本身已经成为一个符号后，消费空间本身就更加显现出分类的功能。其实，从根本上来说，不同的消费场所本身从一开始就具有社会区隔与空间分化的功能，所谓消费场所的出入自由、平等本身只是消费社会的神话之一。齐美尔早就指出，现代城市“并不是一个充满社会学意义的空间实体，而是一个在空间上形成的社会学实体”。成伯清：《现代西方社会学有关大众消费的理论》，《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这就是说，空间本身从一开始就具有社会意义。但这种认识却到了很多年后才真正为人们所重视。正如福柯所注意到的，在西方思想史上，空间长期以来一直被看成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静止的，空间成为与时间及其所代表的丰裕性、辩证性、富饶性、生命活力等相对立的观众。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序第9页。应该说，是列斐伏尔真正将空间原初的社会学丰富内涵揭示了出来。他认为，空间不仅仅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的“容器”或“平台”，我们所面对的社会空间是处于流变之中的多元空间。因此，“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无限的多样性或不可胜数的许多社会空间……在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空间会消费。”同上，序第8页。而且他进一步指出了社会空间的内容：“它牵涉到再生产的社会关系”，“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被社会关系所生产。”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见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第48页。在列斐伏尔的空间分析理论中，他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关系的两个特殊层面：首先，他将空间看作是社会行为的发源地，空间既是一种先决条件，又是媒介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生成物。这样，空间的生产表现为它对相关行为强加上某种时空秩序，具有束缚主体自由的功能。其次，社会空间是空间等级或规模的支架。
从消费空间的社会发生来看，消费空间发生了三次明显的分化：第一次是消费空间与生产空间的分化，即生产空间从原始的作为唯一消费空间的家庭空间中分离出来；第二次是城市空间的分化，即随着城市的消费化和后工业化，城市成为消费、服务与市场中心；第三次是消费空间与居住区域的分化，即非日常消费空间（即旅游地点）从日常消费和生活空间的分离。王宁，同前引书，第243～244页。由此可见，这种分化的趋势本身也是消费空间社会意义再生成的过程，同时，这种分化本身也是社会关系作用的结果。
如果空间的这种社会意义是其本身就有的属性，那么这种特征如列斐伏尔所讲则更多地反映了生产中的不平等与社会矛盾。而在当代，我们看到，随着消费在社会中的重要性的不断增强，消费本身就成为形塑社会空间的另一种重要力量。可以说，消费赋予了空间更多的社会意义，并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生产与整合着新的社会空间。
同性别、年龄、家庭等因素相比，社会阶层是消费空间中更具社会意义的社会关系。因此，社会阶层分化的异质性与不平等也在消费空间中得到更为明显的体现。如果说，在中国消费革命之前，整个社会的消费空间本身就更具同质性，大众化趋同性消费中没有或者很少表现出阶层分化的现象，那么在20多年后，在消费空间不断拓展并趋于分化的情况下，这种分化开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和突出。同其他分化的逻辑一样，消费空间的分化首先将社会大众由原来的同一空间分散出来，同时通过进一步的整合将同质的亚群体区隔于不同的空间。这种区隔开始可能是自然的、市场的，当获得人们的认同与接纳后，进一步成为一种人为的、有意识的社会分化，并导致最终的社会区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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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消费的社会效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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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消费空间的阶层化本身并不是刚刚出现的，只不过由于消费社会的出现，它更加明显地展现在日常消费实践中。在经过一定时期的分化后，基于不同的收入、职业、教育之上的社会阶层开始形成并认同特定的消费空间。这一点，在我们的调查中，较为明显的感受与体验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受一定的经济水平、消费观念等因素的影响，消费空间已经出现较为鲜明的阶层区分趋势，城市中产阶层群体已经开始进入这种分化的空间；其二，对于空间的分化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认知，并具有了一定的自我认同，这样消费空间的整合将进一步加速并展现其聚合作用。自然，这种分化与区隔全面表现在不同的、具有等级分化的消费空间上。
消费空间可以分为私人消费空间（即家庭）与公共消费空间，购物空间便是一种特殊的公共消费空间。公共空间的特征、内涵、结构及其分化与整合的逻辑是与社会过程、社会关系分不开的。虽然消费的内涵经过不断的演变后，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的购物行为，但在日常生活中，购物仍然是人们日常消费中的重要环节。影响购物空间的因素主要是市场和政府，而市场是消费空间产生、存在与发展的关键。不同的购物空间，必然是与不同的消费群体相联结的。阶层是消费群体的一个主要社会特征之一，不同阶层群体的消费选择必然影响消费空间的发展变化，同时特定目标定位的消费空间一定程度上也规范与影响着消费群体的社会行为。
我们从消费市场与消费空间的分化已经能够感觉到购物空间的分化，那么，这种分化是按照什么样的逻辑来进行的？不同社会群体的人是如何理解的？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空间有什么样的特征？这种特征是否已经表现出社会区隔的功能？阶层群体对这种分化的主观认同又如何呢？G12本人经历了不同的时代，虽然时过境迁，但对于消费的变化仍很有感慨。他认为自己的学生时代与现在相比，不仅是花钱的多少变了，最主要的是选择取向与消费场所的不同：“像我们以前上学时喜欢在夜市上买衣服、鞋子，买回来一看，有些很糟糕甚至根本不能穿，那样的地方现在我们肯定不会去了，因为它除了便宜外，没有什么好的信誉、质量。你看现在的专卖店，不仅环境好、服务态度好，而且买的东西有保证，这样多花一些钱还是值得的。你不用浪费时间讨价还钱，也不用担心质量问题。这样也省了好多事情。”由于生意上的往来与应酬，他经常出入于各种场合，对于目前消费场所的分化也认识得很深刻：“买衣服、吃饭都是一样，什么样的人去什么样的地方。没钱的人可能就只是图便宜，但可能并没有真正享受到物有所值的服务。可以说，什么样的人住五星级酒店，什么样的人住四星、三星的，什么样的人住路边店，这现在都很明显的。当然这中间有经济因素，但不全是经济因素，还有其他的问题在内。”可以说，G12这里讲的其实是将目前城市消费空间已经出现并正在加剧的分化与区隔更为具体化、形象化了，在其他许多城市，这种分化也已经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的消费生活常识。G4是一个酷爱逛街、购物的女性，对于不同的消费场所与消费群体的认识更为全面，虽然她也经常逛各种各样的消费场所，但她购物的地方大多在与自己经济实力接近的天河城，因为“我们经常出去逛街的就很清楚，在广州，友谊百货、时代广场、广州百货商场都是属于高档消费场合，我们偶尔也会去那里，但买的很少，除非是遇到了一些打折的东西，我们的经济水平是不能在那里经常消费的。其他的还有一些商场，像火车站那里就有什么黑马、白马等几个批发中心，但那里的东西都是供外地来的批发商回内地零售的，价格很便宜，款式也很好看也比较时髦，但质量可能就难保证了，那里不太适合我们。”
以上两个个案反映出目前城市消费空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而且城市中产阶层对这种分化也有了较为明显的认识，这种消费中的选择使各种公共消费空间开始表现出阶层间社会区隔的态势。它集中表现在：第一，从日常购物的消费空间看，由于中产阶层家庭消费对名牌、符号消费的重视，因此各种各样的品牌店、专卖店成为他们经常光顾的购物场所。这些场所一般装修比较好、环境好、服务态度较好，而且商品质量也有保证，符合讲求效率与便利的中产阶层消费者的口味。在这一点上G12、G4基本没有差异。第二，在不同层次的城市消费空间中，中产阶层的定位处于中高档。他们经常光顾那些在自己经济水平承受范围内的消费场合，当然这不排除偶尔去一些高档场合，然而正如G4所说的，在那里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体验，而不是消费行为。但有一点，出于对自己的地位、身份的认同，他们表现出对那些环境较差、质量不可靠的消费场所的一致排斥，如G4所说：“那都是低档次的东西，有时高兴捡个便宜回来了，但可能根本就不会穿出去。”而且他对那些自己认为差的消费空间感觉很不好。第三，经济基础是造成这种消费空间区隔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它显然不是全部因素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在这里，中产阶层消费者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知是非常重要的，如G12所说的：“过去我们去的一些地方，现在都不去了。现在你去买东西，你就知道你应该去什么样的地方，谁也不会为了贪图便宜而去那些让人感觉不舒服的地方。”其中隐含的社会意味就是：你认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到什么样的地方去消费。这是建立在中产阶层消费者本身对于自己的社会地位、社会身份的较为明确的认识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他们对消费空间的感知本身是与自己的社会群体认同相一致的。第四，从我们的个案来看，对于这种公共消费空间的分化，他们有基本上一致的社会认同，并对自己的消费有了较为清楚的认知与认可。如G4说：“我们与朋友、同事逛街基本上就是去天河城，那里的东西在价格上、质量上、风格上都比较适合我们。”这样，这种消费认同本身又成为进一步的消费分化的基础。就这两个个案来看，这种消费空间的分化与人们的具体认同是相一致的。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消费空间的定位与理想的消费者群体本身有一定的出入，但在市场的作用下这种消费空间的分化最终或早或晚会达成消费空间与消费群体的一致，这涉及社会群体认同与消费空间的市场定向的调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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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消费的社会效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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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要真正分出是先有消费空间的分化还是先有阶层消费群体的分化，或者说搞清楚是不同的消费空间形成了消费群体的分化，还是由于群体的不同选择导致了消费空间在定位、目标群体上有了调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本身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二者本身就是互相作用的。消费空间对不同的群体进行市场分类，同时，群体分化也引领着消费空间变化与发展的趋势。认同可能成为消费空间进一步分化的起点，进行消费空间的再生产。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不同的消费空间已经初步具有了社会标签的功能。阶层消费本身的出现，使消费空间中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区隔，这点看来是比较明显的。
就最终的发展与变化趋势而言，消费空间的布局是与人们的消费行为与消费选择不可分离的。由于城市中产阶层本身具有较强的购买力，同时又有着一定的消费欲望，因此他们必然对于未来城市的消费空间布局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们的消费观念、消费模式、消费偏好直接决定着消费空间的未来变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中产阶层的消费行为本身也是城市消费空间再生产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事实上，公共消费空间的形态多样，除过我们上述的两个个案中所表现的购物空间——商场以外，还包括餐馆、酒吧、旅游地等许多场所，在此我们无法全部涉及。虽然，这种由于消费行为所导致的消费区隔会在这些不同的空间上表现出这样那样的特殊性，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城市中产阶层消费空间区分上的特征与逻辑有一定的共通性。以惯常的购物空间来展现这种分隔的态势与逻辑是因为空间区隔在这里更为明显也更为集中。在消费空间的区隔中，可明显地感觉到在城市已经出现了中产阶层喜爱与聚集的消费空间，如很多城市不断宣传推出的“白领俱乐部”、“车友俱乐部”以及一些相应的会员制准入制度限制的一些消费场所，开始成为中产阶层聚集的地方。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消费空间的分化，而且这种分化还正在持续，其结果是在未来，我们在中产阶层喜欢并经常出现的场合寻找出理想的研究对象，将不再是难事。
在未来的城市消费空间布局中，城市中产阶层是一个重要的、而且影响力不断增加的群体，这一群体的未来发展与消费选择可能成为决定城市消费空间分布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消费场合不断提升中产阶层的消费需求时，中产阶层的消费本身也在不断建构新的消费空间——一个区隔的空间。
社会关系的分与合：亲密关系的建构
在观察到中产阶层在消费的具体对象——商品或服务以及消费空间——消费场所上的区隔之后，一个伴随其中的问题就突显出来，即消费当中的关系问题，这也是消费区隔的一个重要问题之一，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与谁一起消费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一定程度上包含了较为复杂的社会问题。一般情况下，关系本身是消费的基础，即人们总是和与其关系较为亲密的人一起出去逛街购物或者与关系较好的人一起消费娱乐，这固然是消费建立的前提，但同样也是消费本身所带来的一种结果。如果以前的消费更多体现的是前者，那么现在的消费则更大程度上体现了后者，即消费本身也越来越作为一种整合社会关系的力量——一种无形的力量开始在不经意之间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在消费上的人际关系之间的分与合就体现了这个改变人们之间关系的“另一支看不见的手”。
在传统社会中，甚至就在我们还保存着社会记忆的计划经济和物质资源短缺时期，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如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即社会关系更多地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人们在生产当中的地位成为彼此间社会关系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基本上是由职业所决定的社会处境所决定的。比如单位制时期，不同单位、干部与工人身份、单位所有制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是影响人们距离远近的重要因素，生活中所结成的亲密关系是以生产中的互动为前提的。在生产主导着整个社会的情况下，这种由生产关系决定的社会关系一直是区分不同群体的一个主要因素。
但消费介入生活后，这种情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如波德利亚所说，是消费而不是生产越来越重要地控制着我们的生活，他甚至认为，是消费主宰着我们的生活。暂且不论他的这种观点有多大的适应范围、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是成立的，波德利亚对现代社会消费的重要性的认识却是不容置疑的。在消费成为满足我们的需求与欲望的同时，消费本身也作为一种能动性的社会行为开始进入我们的社会生活，它开始作为一种建构力量对我们的社会关系进行一定的分化与整合。
事实上，消费本身从一开始就不是被动的，就不只是人们生存活动中的一种摆设或者是生活意义的附属。它从一开始就是生活意义的一部分。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认为，即使是人类早期的较简单的消费活动，其本身也是有意义的，我们应该把物品视为体现人类创造力的非语言媒介。消费运动是消费同仁联合建立价值体系的过程。这样，消费本身就成为消费者本人与其同仁展开的仪式性活动，消费成为一个积极有效的过程，人们的社会范畴包括社会关系在消费过程中重新定义。玛丽·道格拉斯等：《物品的用途》，罗钢等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60～66页。不论是被人类学家作为研究样板的“夸富宴”（potlatch）或者是后来成为研究中心的“礼物”问题，最终反映了一个问题，即消费是人们建构其社会关系的有效方式之一。“夸富宴”不等于穷奢极欲的奢侈，礼物的流动中也有人情与人际关系的因素在内。至于在现代社会消费更为丰富的社会内涵中，消费在建构人们的社会关系中所表现的作用在规模与方式上都更为多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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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消费的社会效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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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来说，中产阶层的消费本身已经兼具这方面的意义。我们的问题是：消费是否已经开始影响中产阶层的日常生活关系？消费是如何作用于他们的人际关系之中或者说建构他们的人际关系？消费的这种作用过程是否也同样体现了消费的社会区分的逻辑呢？“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这种分化原则是如何体现在中产阶层的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呢？我们从调查中观察到的具体个案着手进行分析。
由于联系和接触较多，G6是我在田野调查中重点观察与了解的典型，她是一个无论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都很现代的中产女性。与她常相伴逛街的是同一办公室跟她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刘，一开始两人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来往，只是出去逛街的机会多了，主要是两人的消费能力、消费观念基本没有什么差别，所以现在只要一上街，她们会相约一同前去。时间长了，两人联系就比较多，时常打打电话，互相介绍一些信息，交流一些看法。她说，这样的朋友是生活型的，与工作中的那些同事朋友不一样，跟她在一起，心情总是放松的。开始可能就只是谈谈哪个地方有了什么新款式、新品牌，哪个店里又开始打折了等等这样一些消费信息，时间长了，关系也自然而然地近了很多，谈的话就多了，有关孩子问题、家庭问题、与老人的关系问题等等。G6说，她现在的很多朋友就是因为经常出去逛街购物，所以一起互相联系的比较多，至于其他一些朋友，由于因为消费观念的问题多少会有些疏远。她说，现在除了工作，就是生活，就是出去，可现在出去举手抬脚都要花钱的。在与G6接触的日子里，发生了一件看似寻常但耐人寻味的事。有一次，她与办公室的一位同事一起去市里做头发，去的是一个比较有名的美容连锁店“新之肤”，拉直加上染色以及护理每个人花了大概有五百块左右。回家时，正好遇到了住宅楼下的理发店的老板，老板问她花了多少钱。她说五百，老板说她们是钱多了烧的，在他那只是一百多。她说，再便宜我也不会去他那里做头，看一看环境就让人感觉不舒服。再说了，他那里是一个自己开的店，好了罢了，不好了怎么办？而且他那里的环境、条件、服务不怎么样，经常路过，有时会去洗洗头，但正规的做头发基本上去的人很少。而“新之肤”就不一样了，它是一个连锁店，市里面总共有十几家，这给人的印象是非常专业、可靠，环境好，而且感觉就是上档次，你就会对它很信任。在那样一个土头土脑的地方做头发，感觉很不好，别人一问你是哪里做的，你说是那个破店，别人可能嘴上不说，心里就是笑你了，“一个不上档次的人”。
从G6的情况看，我们无法推断出消费购物是她的社会关系的唯一因素，但可以看出，消费在她自己的生活中成为组织人际往来的一个重要方面，一定程度上，甚至于比生产活动——工作还重要。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消费与生产在建构人际关系上存在一些基本的不同：其一，生产活动中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前定的，而不是自由选择的，或者说只能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选择，这种关系中个体的自主性与自由程度都不如消费活动。其二，消费活动本身建构社会关系的基本方面固然与经济基础、职业性质等因素有关，但最重要的是消费观念方面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是内在的，因而其建立的关系可能更加持久；而生产活动中的关系建立本身包含了很多的个体外的因素，这种关系很可能随着职业变动、部门转变等因素而发生变化。其三，消费活动中结成的关系本身已经成为个体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成为职业、工作结成的生活圈的有效补充。而且，重要的是，消费作为关系整合的力量在其生活中已经开始表现出来，“理发风波”则是直接体现。如果说她对“新之肤”的选择表现了我们前面所述的消费空间的区隔的话，那么消费中社会关系的区分表现得更为明显：一方面，与G6一同前去的伙伴也是她经常外出逛街的同伴，如她所说，二人的关系主要集中在消费之中，虽然是同事，但工作中的联系很一般，二人的关系主要是在消费中形成的；G6与其楼下理发店的冲突反映了不同阶层消费观念的区别，这种区别成为不同阶层差异的主要方面,也对社会关系的亲疏远近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新之肤”同其他任何俱乐部形式的消费场所一样，在那个社区附近，它的顾客多为中产阶层家庭妇女，这样的场合本身就是一种区隔，这是一种对不同收入、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的区隔。这样的区隔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反映，这种区隔空间成为同一阶层人们的活动空间，成为他们建立社会关系的整合空间。
G6的“理发风波”其实只是我们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故事之一，前文对于消费空间区隔的结果表明，区隔或者说消费空间的阶层趋同性正在形成并加大。但这种消费空间也只是人们展开其社会关系的空间，在这种空间区隔的背后起作用的必然是消费观念所造成的关系分合的区隔。G6与同事刘的关系其实正是很好的说明，可以说她们的交往始于消费，基础是共同的消费观念，而这种关系进而延伸到她们生活中的其他方面。G6所谈到的有关她美容的问题，其实也是这样一种关系整合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理发风波”中表现出的更多的是消费对于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关系区隔：通过消费，不同阶层的群体之间保持并拉开距离，形成关系上的远近之别；而G6与刘的交往及美容消费则表现了由于消费观念不同所导致的同一阶层内的关系分化，认识到这一点在目前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也就是说，由于目前我国城市中产阶层在消费观念上并没有达成一致，这种关系区隔也会在阶层内形成区隔，而这种区隔显然是在阶层间的分化的基础之上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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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消费的社会效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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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6的生活中所表现出的消费对于社会关系的聚合情况在另外的访谈中也得到进一步的反映，且更加明显。Z11和Z12是一同接受访谈的同事，她们两人的消费水平相近，在消费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上她们持相似的看法。在选择购物的同伴时，Z11的看法是：“应该是跟自己的品味、格调差不多的人吧。是跟自己的消费能力、选择观念一致的。好像我们这些人(同事)基本上还都比较接近。”Z12的看法是：“肯定是有相同的消费能力，否则，如果我在买她又不买，或者她在拼命买，而我又买不起，肯定会影响购物情绪的。”
从对此二人的访谈中可以明显感觉到，消费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将品味、格调、消费能力、选择观念相似的人聚合在一起，如果消费能力不同的话，人际关系可能会受到影响。Z11和Z12对于自己、对于自己的朋友的消费能力基本上都有一个大概的认知，这是她们判断、选择消费同伴的因素之一。但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即她们的消费同伴除个人喜好上的相近外，职业、收入、社会地位等基本上相近，这其实是她们消费的基础与前提。Z11也曾谈到她的朋友虽然与她经济收入上差别较大，但购物的次数也较多，二人趣味相近。但访谈中我了解到，Z11的丈夫收入不菲，而最主要的是她自己的社会地位并不比其朋友低。
在有关国外的中产阶层家庭消费研究中，家庭消费的性别差异问题表现得比较突出：或者中产阶层家庭的专职妇女成为凡勃伦式的“代理消费”的典型，或者基本上由他们完成家庭的消费活动。西莉亚·卢瑞：《消费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134～148页。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这种差别，即中产阶层家庭大多数具体的消费是由女性完成的。所以，购物作为关系整合的手段在她们的生活中表现更为突出。对于中产阶层家庭的男性而言，这种消费对社会关系的影响表现如何呢？
由于调查时的住所离G1家不远，因此他成为我能够就近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的个案。G1的消费层次较高，有车有房，出手大方，交往面很宽，人际往来较多，从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从G1的例子中不难发现中产阶层家庭中男女的消费区隔方面的差异：如果说中产阶层女性将消费作为建构其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她们是在消费中交往，那么对于中产阶层男性而言，他们是在交往中消费，也就是说他们是基于关系之上或者企图建立关系的消费，在这里显然消费的重要性大为不同。但共同的一点是，这种消费区隔的逻辑与性质是相同的。在G1谈到买车问题时，这种逻辑表现出来。他认为买车使得他自己的人际空间加大，即“交往的圈子也大了，出去的场合也多了”。而且从他们单位在一次寒假组织的车队出游可以看出，在这种活动中，车其实成为一种联系与交往的工具，自然，也成为关系分隔的一种工具。从G1的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出，消费在他建立自己社会网络中的关系的地位：其一，正如G1所说的，这些人能够在一起玩乐主要是脾气相投，关系好，但隐含在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消费观念较为一致，否则这种交往可能会中断，即所谓“人以群分”，如果以前人们主要是以职业、工作等聚合在一起的话，那么现在消费成为又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在生活中并不鲜见。其二，在目前，越来越多的社交场合是与消费场合叠加在一起的。在消费中交往，在交往中消费，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消费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样，消费成为与人们交往相伴的、有时甚至是决定亲密关系分与合的重要因素。其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追求的不仅仅是消费的快感，如G1所说的，有时不想去也得去，在这时消费显然成为一种联络感情、沟通关系、增进交流的手段，是积累与获得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消费在社会交往的作用并不仅仅局限于中产阶层，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色，但应该承认，就社交与消费的关联而言，很明显，中产阶层要大的多，这一点在前面的调查中也表现得很突出。如果以前说起“酒肉朋友”还多少有些贬义的话，那么在今天，要找出不与消费相联结的社会活动，恐怕太难了，茶馆、酒吧、餐厅等等是消费场所，也同时是社会交往场所。而且，不可忽视的是，随着人们自由选择的空间越来越多，那些在消费上经济能力接近、消费观念相近的人更多地走到一起，而不是相反。这样一来，中产阶层的消费活动建构起来的可能是越来越同质性的圈子，因为社会交往本身更多转向消费场合在一定程度上就会产生一种社会排斥：那些消费观念、消费能力差别较大的将可能会趋于疏离。
这些个案的具体情况反映了一定的生活真实，但要反映全部代表所有的方面，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两个个案反映出：消费作为一种形塑社会关系的力量已经开始发生作用，这种作用的结果，不外乎通过排斥与趋近达到社会关系的整合，这样建构的社会关系同原来那种跨阶层式的社会关系相比，可能社会跨度开始变小，而且同质性更强，如此一来自然封闭性可能也更强了。因为当社会交往更多地与消费或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与生活方式的选择相联系时，这其实同时也是对社会网络的一种筛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社会关系更多地由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甚至生活方式来决定，本身就是另一种分合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不断结合起来的社会关系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消费方式或者生活方式一致性中所隐匿的社会阶层等级关系。因此，城市中产阶层本身也正是在这种消费与社会关系的关联中进行另一种社会区隔，通过这种社会区隔，形成他们自己的人际互动圈，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圈子更多地属于中产阶层的圈子，它可能会与其他阶层有所关联，但这种可能性会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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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消费的社会效应(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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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观念的分化：由传统走向现代
中国城市消费革命的结果不仅使得消费品市场与城市居民的消费生活都有很大的飞跃与提升，更重要的是这场消费革命带来人们的消费方式、消费观念、价值观念乃至于生活方式上的变化，这样一种革命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中，同时体现在对于人们的精神世界与生活理念的影响。看不到这种影响，就看到消费革命所带来的本质变化即人的变化、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的变化。在这种由生产到消费、由传统向时尚、由单一到多元、由节流到开源、由保守向前卫等等的一系列变化中，消费观念的变化是最为直接的体现。正如齐美尔所说，同保守的上流社会相比，中产阶层总是激进的，同并不富裕的社会下层相比，中产阶层有一定的经济力量的支持。因此，他们总是天生求新、求变的，而在时尚与消费中，中产阶层的这种社会能量得到了更大的释放与激发。奥尔格·齐美尔：《时尚的哲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第72～93页。在我国城市消费革命中，城市中产阶层家庭无疑成为其中的主要力量。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样，消费革命的进程其实也是由传统消费观念不断迈向现代消费观念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表现最为积极的是城市中产阶层，受影响较大的也是中产阶层。如果说，中国城市的消费革命主要是由中产阶层推动的，那么中产阶层参与并推动的这场消费革命本身也是他们自我的一种洗礼与蜕变过程，他们是革命者，同时也是被革命者。在这场他们发起的、表面看来主要是物质消费革命但背后实则是精神革命的过程中，中产阶层的内心世界所承受的冲击与震动、他们所经历的冲突与适应都远远大于其他社会群体，也就是说，他们推动的这场革命改变最大的是他们自身。
正如我们不断强调的，中产阶层在中国是第一代，他们是嵌入于中国特定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在这样继往开来的历史时期，一切的行为都带有传统的旧迹，同时也有现代增加的新痕。尽管摆脱过去可能一度是人们最为强烈的愿望，但也只能是愿望，因为只要有了过去，就不可能完全摆脱；虽然也无限憧憬、崇尚现代，但现代却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走进的。因此，在前面的五城市调查已经我们看到，中产阶层的消费观念本身只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的纠结。对于处于消费转型时期的中产阶层而言，他们首先是向往并追求现代并在一定程度上不断与传统告别，但他们是也只能是处于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生存的消费者。这一点，不仅仅是基于转型时期的一种理论搬用，更多的是基于对感性调查的理性思考。
在较为理想的理论研究中，为了描述这种消费观念的转变，习惯上我们确立了各种维度，如传统是节俭的、算计的、保守的、重积累的、以后代消费为主的，而现代是奢侈的、激情的、超前消费的、以自我消费为主的等等。事实上，对于身处变革社会的每一个人来说，这种划分都是牵强的，因为这种二元交织的传统与现代纠结的两面性，是现代社会或者说是中国正在经历的转型社会的共同特征。但无疑中产阶层身上更多、更强烈地展现出了这种二元性，在消费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变革过程中，中产阶层是走在前列的，他们更多地感受了这种时代的症候。
消费现代性的增加与传统性的削减
我们已经说过，在现阶段消费上的变化主要是由传统到现代的变化，由于身处变迁社会中，所以绝对的现代与纯粹的传统都很小很少，更多的是传统中的现代与现代中的传统。就城市中产阶层而言，他们对于现代消费的理解可能较之其他社会阶层要更深刻一些，他们的参与也可能更积极一些，因为这一对社会变迁较为敏感的阶层，处于新旧交替的中心，而对于消费方面的变化，他们也要感受得更为强烈一些，同时引起的反应也更为积极一些。
从G9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城市中产阶层对于消费由传统到现代所发生的变化更为敏感，同时他们也是现代消费的积极参与者。在谈到传统与现代消费的不同时，G9认为：“以前我们国家穷，大家经济状况比较差，所以消费很少，而且有限的消费仅仅局限于一些生活的基本必需品的消费，是为了生存而消费，主要面对的是生活压力。而且那时基本上没有什么选择，属于一种大众性的消费，比如说一阵流行什么颜色、什么面料，大家就会一拥而上。”而现代消费已经有了新的内涵与意义，“现在的消费目的不同了，大家都是通过消费来达到自己的理想生活，已经不存在什么生存压力了。还有谁是在为了温饱问题而消费呢？现在吃饭不仅要吃好吃饱，最主要的是还是要有营养、有气氛；买衣服也是这样，不仅仅是能够穿就行，还要讲究面料、质地、做工和品牌等等。消费成为个人自我表现的一个场合与机会，通过消费，你不仅展现的是你的经济实力，而且还有你自己的职业类型、社会地位、性格特征、个人爱好、审美观点等等，也可以说现在的消费更加注重生活质量，能够有自己更多的主观感受，现在我们通过消费追求的是一种‘人性化的生活’。这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以前是为了能够活下去，现在是为了能够生活得有滋有味，有个人的追求，这可能说是对个人的一种解放吧。”按照G9的理解，以前的消费主要是为了生活下去，是生活压力所迫的被动消费，而现在的消费则更多的是为了基本需求满足之上的理想的、人性化的生活；以前的消费是大众化的、统一化的，而现代的消费是多元化的；而且消费本身是对人的一种解放，越来越多的消费品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将人从原来繁杂的生活家务中解脱出来，是走向自由与舒适的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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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消费的社会效应(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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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外的访谈中，G9的这种看法也得到了不谋而合的回应。在接受访谈时，G8也认为：“消费在以前就是买东西，不过现在它的含义好像增加了好多，范围也大了许多。现在很多是掏钱买服务。比如说雇个保姆，这叫消费吧。叫人帮你搬家运东西，也是消费吧？应该说所有你出钱的方面都是消费。以前的消费面很窄，就那么一点点东西，没得选择，现在好了，什么东西，什么样的消费都有，你可以选择，这就是消费带来的自由。”G7则认为，同样是消费，但对于生活的意义已经有所不同：“以前大家的消费大概差不多，现在不一样了，有些人还只是基本的需要，有些人的消费则很现代。以前我们只是要求这个东西要便宜、物美价廉，还要耐用，现在不一样了，要美观，要精致。现在人们的享受越来越多了，消费成了提高生活质量的一个手段。当然不是说你消费越高，生活质量就越高，但是你没有什么消费，生活质量又怎么会高呢？”这两个人对消费转型的理解与G9基本上差不多，他们同时指出了现代消费重美观、精致与传统求便宜、耐用等消费选择不同的地方，他们认为消费是提高生活质量的一个手段，这点与G9也有相似之处。
G9、G8和G7的看法，就个人层次面而言，讲述的是个人消费观念与行为的转变，就宏观层面的意义来说，则表明了消费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逻辑。可以看出，目前城市中产阶层对于现代消费的理解本身已经较为深刻，而且他们基本上对现代消费持接纳与认可的积极态度。如果说，现代消费如坎贝尔所说的是讲求享乐的浪漫伦理的结果，那么，在我国，是城市中产阶层首先接受并认可这种消费观念的。当然，坎贝尔的浪漫伦理是资本主义发展中不断演化的结果，虽然我们看到城市中产阶层基本认可现代消费，但他们更多出于理性考虑，而不是纯粹地追求物质享受式的“浪漫伦理”。因为，在传统与现代两极上，求变的中产阶层总是立足于传统之中而积极向往现代的，虽然他们在追求现代消费时仍然可能有传统的一些观念，但就消费由传统到现代这一过程而言，他们无疑是走在其他阶层的前面。
对超前消费的理解
现代消费或者说大众消费的兴起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如丹尼尔·贝尔所说的：分期付款的广泛采用。Bell，Daniel，TheCulturalContradictionofCapitalismNewYork:basic,1976,p76分期付款的推出，使得现代消费在更广泛的空间延伸开来，以前还是宫廷贵族的奢侈品，也在很短时间内走入寻常百姓家中。但是，分期付款无疑是对传统的“先积累后消费”的消费模式的一种颠覆与反动。在西方，中产阶层成为这种分期付款的最热情的支持者，分期付款使他们的提前享受成为可能，以至于在美国贷款买车成为衡量中产阶层的主要标志，因为这是经济不很宽裕的表现，同时也是现代消费观念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超前消费是中产阶层的消费前卫形象的主要内容之一。
在我国，传统的观念是重视节俭与积累，贷款则是不被人所接受的，这只是一些家庭在重大困难面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这种观念是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储蓄存款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针对城市家庭买房、买车的分期付款政策的推出也只是90年代中后期的事，与人们的预料相反，这一举措在不长时间内就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按揭购房、车已经成为城市居民乐于接受的一种消费方式。我们在前面的调查中也发现，中产阶层较非中产更支持超前消费，但对于其中的原因则不大明了。通过访谈，我们的理解更为具体、形象和深刻。
G12是属于那种“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敏感而大胆的先行致富者，十多年前研究生毕业后就南下，现在已拥有自己的不大不小的公司。他是最早接受按揭消费的那批人之一，当然这种消费不乏个人因素。“没有钱也可以按揭消费，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借别人的钱花会让人觉得怪。过去借贷只是局限在投资上，现在不一样了，按揭方便。我的房子也是按揭的，因为当时手头钱不多，就是一下子能有这些钱，那也不能全买房子，因为其他方面还要用。按说当时我是能够不用按揭就买房子了，但我还是按揭了大概有30万。这样我就可以有一些自己可以支配的资金用在其他方面上了，把钱全放在房子上不划算。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去贷款很可能就根本贷不到，而且利息比较高。所以房子按揭还是比较好的，这对我们就是比较好的。”G12的按揭行为除公司的发展以外，还有家庭消费，这种按揭是出于个人流动发展资金等原因，而不是由于经济压力。
与G12的情况不同，G7对于超前消费的理解可以代表目前工薪阶层中的城市中产对于超前消费的态度。他认为：“超前消费就是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我非常赞同这种做法。按揭不就是在超前消费吗？我不一定非要等到钱攒够了才能买一个东西，只要我自己有能力，有自信，我就可能超前消费。你想想，现在买房子要几十万，如果把钱攒够再买可能就住不了多长时间。实际上，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超前消费都不是盲目的，他为什么敢超前消费，这是因为他对自己的未来有信心，他有能力还清按揭。”也就是说，在他看来，超前消费本身是对经济能力不够的一种补偿，但这种消费是基于自己的实际能力之上，从而是相对超前的和理性的，而且他还认为：“超前消费虽然有必要，对于我们来说是好的，但我觉得一定要适可而止。对于很多人来说，它提供了一个消费选择的自由，它可以提前改善我们的生活。”这一点足以表明，城市中产阶层对于超前消费的态度本身并不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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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消费的社会效应(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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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G12与G7的情况不尽相同，前者的情况更多反映了城市中产阶层家庭所理解的超前消费，即按揭消费，这主要是用于购买家庭商品住房、私家车。G7其实尚没有进入这种按揭消费，他所说的只是一种意愿，而且他对超前消费的理解还有更深一层意思，就是“先于别人消费”。但显然，二者的共同点更多，即他们对超前消费表示出积极的态度。这一方面与他们的消费观念有关，即他们都认为这种超前消费是提前享受生活的一种好方式。同时也与他们的实际情况相连，即他们有稳定的工作与收入，对未来与自己的还贷能力都比较自信，另外如G12所说，中产阶层家庭的消费内容多，因此按揭可以缓冲他们一时的经济紧张，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留有一定的资金用于个人与家庭的发展。
如同前两人的理解一样，我们在访谈中感受到，城市中产阶层家庭这种对超前消费（主要是按揭消费）的态度是热情的，但行为是理性的，即他们大多是根据自己家庭的承受能力决定按揭的方式、数量、还贷时间的，也就是说，他们基本是理性的。我们在调查中也普遍了解到，城市中产阶层家庭按揭消费的商品基本上局限于住房，也有少数按揭购车（大都出于资金周转的考虑）。按揭供房成为目前我国大多数城市中产阶层在房价不菲的情况下的一种理性选择。尽管不同的家庭供房的情况不同，但这基本上不影响他们家庭的基本正常生活。
我们从按揭消费的情况可以看到中产阶层家庭对超前消费的态度及具体消费行为上的前卫，但与此同时，还应该看到这种超前消费的理性与限度。事实上，目前城市中产阶层家庭按揭消费的项目很有限，基本上局限于住房。这与消费理论家们所担心的“消费主义”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这种对待超前消费的理性、谨慎的态度是中产阶层家庭的共同特征，同时，在这一点上，他们与缺少偿还能力的社会群体和经济宽裕不用按揭的群体都明显有别，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中产阶层的消费观念更趋于现代。
变化与适应：节俭与奢侈观的发展
有关消费的道德判断问题是自古以来就颇具争议的问题，但基于传统社会的资源短缺，节俭长期以来作为整个社会的一种价值观念，对消费无形中形成了一种压抑，崇俭黜奢也是我国长期以来的价值导向。传统意义上的“节俭”主要体现在省吃俭用，甚至在有可能满足的情况下，尽量压抑自己的一些哪怕是合理的、正当的需求，以达到资源和财富的节省与积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正是这种节俭观的写照。与倡导节俭相应，奢侈总是被传统文化加以反对的。奢侈一般用于指超出生活必需之外的消费，常常与浪费相联系。但随着人们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节俭与奢侈的看法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中产阶层本身处于这个变化的前列，他们的消费更能反映出这种变化的趋势。
对于消费观念中传统与现代、节俭与奢侈的问题，G10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相对的问题，她自称节俭，但这种节俭显然与传统意义上的节俭大为不同。“当然我们现在也不能说就不要勤俭了，我们也在享受，但我认为自己还是勤俭的，为什么呢？首先，我们在拼命工作，而我们在买东西时也会算计，还没有像有些人那样根本不计较价钱，我们在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和自己的承受能力去消费，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我们是过了点，但我们自己知道，这是必需的，这是自己生活中应该有的东西。买车、买个好一些、大一点的房子有什么不可以呢？我认为这也不是奢侈。奢侈应该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不仅与不同的时代有关，与你自己的经济能力也有关，你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范围去消费，这可能很低的东西就是消费品，而如果你自己的经济状况允许，那么可能就不是奢侈了。”她认为的节俭有几层含义：第一，在自己的经济状况和承受能力内消费；第二，不奢侈、不浪费；第三，努力工作，广开财路；第四，要算计，而不是不计价钱。事实上，G10的情况按传统的观点不能算节俭，但显然也很难说是奢侈。正如她所说，社会的发展，生活的变化使节俭、奢侈这两个相对性的概念都发生了变化。按G10的观点，奢侈是一个与自己的经济状况相对应的概念，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范围的消费即使是价格很低的东西也是奢侈，而如果自己负担得起，那么就是好一点的也不能算作奢侈。
G11对奢侈与节俭的看法与G10基本接近，但稍有不同。他认为：“父母辈的人就是讲究勤俭持家、省吃俭用，这个可能在当时是有必要的，因为那时你没有什么资本去消费。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如果还要求我们像以前那样生活，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以前那样是不得已的，现在我们还那样，就是自己折磨自己，你有钱不花留下来干什么？现代的消费观念其实也是由于我们目前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化产生的，它是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我们现在更讲究的是要有挣钱能力，而不是说通过攒钱致富，事实上，现实如果不想办法赚钱，再节俭也没用，节俭能省下房子吗？不能。所以过分的节俭没必要，只要不奢侈、不浪费，把钱花到自己认为该花的地方就对了。”G11更强调挣钱的能力，即“开源”问题，他认为节俭所能发生的作用与以前不同了，因此过分的节俭没必要，只要不浪费、不奢侈就行了。最重要的是，自己的消费、生活应该跟自己的经济情况相适应。G10认为自己还是节俭的，不奢侈，而G11显然对于节俭已经没有太大的关注，他注重的是与自己经济相称的生活。至于叫奢侈还是节俭他倒不是很在乎。Z10的看法与G11基本相似，他认为消费应该根据各人的具体情况出发，虽然他并不认为节俭有什么不好，但认为自己的消费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而没有必要一味节俭。在谈到与父亲消费观念的冲突时，他认为：“我出去跟同学吃饭，花了几百块钱，他可能就说贵了，他认为一顿饭就是三四十块钱，这是在广州呀。所以我有我自己的看法，我虽然花钱多，可能一个月就会花掉别人好几个月的钱，可是我觉得这是必须花的，这就不叫奢侈。你说我们现在在公司里，几十块钱的衣服还能穿出去吗？各人有各人的经济状况，他对奢侈的定义是从他自己的生活出发的。”从这三个个案中，我们看到，不论是原来的节俭概念还是奢侈概念，都随着家庭生活与经济状况的发展有了相应的变化。如果说传统中的节俭是一种美德，那么在这两个个案上，他们认为节俭本身也应该变化，固守着原来的标准显然是不能适应现代消费的，同样按照这样的标准，也不能理解现代消费。这样的理解显然与传统的对于节俭与奢侈的定义相去很远，但仍然能够给我们现在的生活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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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消费的社会效应(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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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访谈得来的具体材料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消费符号（消费什么）、消费空间（去哪消费）、消费中的社会关系（和谁一起消费）、消费观念（为何消费）等一系列消费行为上，中产阶层的消费本身已经开始形成了基于社会区分逻辑——树异求同——之上的社会区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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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阶层”：名实之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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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注意到了阶层消费中的分化，同时观察到这种消费分化本身已经并正在形成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区隔，那么这种区隔的结果会是什么？它与有关中产阶层消费中的区隔现象一致吗？如果按照近年来社会分层研究的最新趋势，这种区隔最终形成的是以“品位”或“格调”为特征的阶层间差异，我们发现的区隔是否呈现一致的逻辑呢？
福塞尔早年对于美国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分化与区隔问题表明：生活品味与格调已经成为美国社会阶层的最好标识。这种阶层的区隔表现如此鲜明，以致一个人的阶层可以通过生活的各个细节，尤其是消费如去哪里吃饭、喝什么酒、参加什么派对、如何度周末、如何旅游等等表现出来，按他的意思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即品位，中产阶层有自己独特的品位，正是这一点将中产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清楚地区分开来。保罗·福塞尔：《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甘斯认为，现代美国社会可以分为不同种类的亚群体或“品味公众”：高雅文化、中上等文化、中低等文化、低俗文化和准民间文化。不同的阶层分别具有自己的品味文化。也就是文化或品味成为阶层的分化指南，他认为，中产阶层特别是正处于地位上升时期的群体或阶级对于高雅品味更感兴趣，也就是说，中产阶层本身的品味是趋向于高雅品味的。Gans,Herbert，PopularCultureandHighCulture:AnAnalysisandEvaluationofTasteNewYork:BasicBooks,1974,p81
对布迪厄来说，凝聚并体现在文化商品消费中的品味无疑是一种阶级标志。在《区隔》一书中，他试图勾勒出不同品位的社会场域，包括合法的高雅文化实践如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读书，以及生活方式与消费偏好包括食物、饮酒、衣物、汽车、小说、杂志、假日、嗜好、运动休闲追求等。因此，在相同的社会空间，“高雅”意义上的文化与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都有同样的轮廓。然而，以群体所拥有的（经济或文化的）资本构成与数量为基础性结构原则，形成了阶级的或职业的结构图示。当生活方式空间被置于其上时，品味的对立及相关的决定性关系就变得清楚了。那些具有巨额经济资本的人（工业企业家、商业雇主）以商务宴请、外国汽车、拍卖会、高级别墅、网球、滑水、巴黎右岸的商业走廊作为自己的特殊品味。那些拥有很多文化资本的人（高等教育的教师、美术创作者、中学教师）却以左岸的艺术走廊、前卫派的节日、现代节奏、外语、国际象棋、跳蚤市场、巴赫、群山秀峰作为自己的品味。那些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都很少的人（半熟练、熟练、不熟练工人）则以足球、土豆、普通红酒、观看体育比赛、公共舞会为自己的品味。Bourdieu,Pierre,Distinction:asocialcritiqueofthejudgmentoftaste，publishedby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84,pp128～129
在《区隔》一书中，布迪厄还分析了提供符号产品与服务的新型小资产者：文化媒介人。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注意到了这个阶级在社会空间中的上升轨迹。与农民、农场主群体相比，新型小资产阶级不是由于劳动分工的变化而人数急剧减少，对世界也并不抱有悲观与怀旧的态度，而是相反，他们的人数在急剧增加，所以他们对世界也抱有积极进取的态度。Bourdieu,同前引书，第359页。布迪厄把小资产阶级定义为“一个小到能使自己成为资产者的无产者”。典型地说，他们是文化与教育资本方面的投资者，新型小资产者在追求富于表意性的、自由的生活方式时，流露出对最为淳朴的贵族式的品质（风格、别出心裁、教养）的神往，这使他们与旧式的小资产阶级、劳工阶级划清了界限。
布迪厄认为法国中产阶层的区隔特征充分体现了中产阶层对精英文化的崇尚。他的研究主要采用这样一些有关文化消费的问题：你欣赏什么样的文学、艺术作品？你是否每年参观几次艺术展览、听几回音乐会而不是歌星演唱会？你能否领略画家的艺术感染力？对古典音乐的作者你了解多少？对你喜欢的电影，你是否只知道它的导演与明星而不清楚它的作者？你读不读哲学论文？你喜欢什么样的运动？你希望拥有什么样的身体？你的服装风格、家庭装潢风格、饮食偏好、旅游目的地与方式如何？而且，他认为一旦这些方面的区隔非常清楚，可以很明显地区分品味不同的阶层。
费瑟斯通认为：“新中产阶层分子是妄想者，得陇望蜀，认为生活就是一种投资……因此，新型小中产阶层在生活中采取了学习的模式；他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品位、风格和生活方式。”西莉亚·卢瑞，同前引书，第94页。即他认为中产阶层的品位是一种习得的品位，这一点与布迪厄所表达的中产阶层总是以合法的品位为标准或者反叛而建立新的品位有些相同。
费瑟斯通的研究是基于理论上的说明但缺乏经验研究的支持。1992年萨维奇等人研究分析了英国中产阶层的情况。该研究调查了中产阶层调动三种资产——组织、财产和文化资产的能力的变化规律。这个调查使用英国国家市场研究部的目标指数对24000名成年人进行了一年一度的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被要求给出各种消费习惯的细节，萨维奇认为高收入、获得良好教育的机会和保养身体的新文化密切联系。在研究的三种中产阶层中，第一组主要是在政府资助的企业内任职，表现出一种严肃的风格，他们利用空闲时间锻炼身体，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和追求高雅文化；第二组经理以及国有企业的官员并不引人注目，没有什么特别的业余活动或追求使他们与众不同；第三组私营企业的专业人员和专家们采取了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自相矛盾的，它把明显对立的活动和兴趣放在一起，倡导这种生活方式的人不仅表现出对健康、运动、体育和保健活动的兴趣，而且向往美好生活，这表现在他们喜爱香槟酒和美味佳肴。同上引书，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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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阶层”：名实之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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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给我们展现的一个共同结果就是：新中产阶层是一个有自己独特品位的阶层（不管这品味是天然的还是模仿的），正是这种阶层的品位将他们与其他阶层的边界鲜明地勾勒出来。而且我们不难从这些研究中发现，品味一词本身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他更多地具有了丰富的社会学意味。
首先，单从审美或者欣赏的角度，品味是一种个人特征，而从社会学角度看，品味是共同的或者相似的消费观念、选择标准的一种集合，这种集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这一共同体的独有的特征。其次，品位主要是一种阶层界线与标识。它是阶层之间生活方式的表现，在更深层次上，它反映的是不同阶层的生活状况。第三，品位是一种话语权力的体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品味本身并不是浑然天成的，它是一种话语权力与阶层关系的反映。即什么是有品位，什么是没有品味，什么是高雅的或者是低俗的品位等等这一切都包含了一种话语权力的参加。这点正是布迪厄在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时所关注的。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无论如何，我国目前城市中产阶层都难以称之为“品位阶层”。因为，其一，前面我们所观察到的由消费所致的社会区隔基本上是基于自身经济状况、职业身份、社会地位等所做出的一种消费选择，它本身并不是一种如布迪厄所说的长期积累的“惯习”，这种区隔不是基于相同的消费观念或者生活方式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这个刚刚开始出现的阶层本身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与消费习惯，而他们以前所有的惯习与这个阶层的现有地位并不适应，这是第一代新生中产阶层所必然面临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布迪厄等人所说的区隔是一种真正的基于阶层品味的区隔的话，那么我们发现的区隔显然与此意义不同。这种不同是不同时期与不同成长背景的中产阶层的不同。其二，由于中产阶层本身甚至整个社会缺乏一种统一的“品味”，所以目前而言，品味或者生活方式并不能作为阶层区别的标识（我们在随后的分析会谈到中产阶层内部的不同情况）。第三，品味本身在目前，在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的成长中，还没有经历与西方同样的话语问题。正如郑也夫所言，由于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虽可以说有贵族，而无贵族文化，这样，在一定时期内中国中产阶层形成中没有那种为其他阶层“立法”的“高雅品味”的存在，同样这一时期由于消除了中产阶层，因此，中产阶层的文化也不复存在。郑也夫：《白领文化之功能》，见《忘却的纪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16页。这样品味已经不复为一个社会阶层间的话语，只是到了近些年，随着中产阶层的兴起，它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大众文化话语。
因此，我们在谈到由于消费所导致的社会区隔时，将面临一个与布迪厄等人所不同的问题，即一个本身没有或者说至今尚未形成自己独特品味的阶层如何通过消费进行社会区隔的问题。正如我们所说的，这种区隔是通过相似的经济能力、社会地位、职业特征、教育水平等因素对消费的影响所导致的。如果说，布迪厄所说的品味区隔是如法国那样的成熟中产阶层所面对的文化区隔，那么中国城市中产阶层显然还远未走到那一步，这只能是未来发展的一种可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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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家庭子女的消费效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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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勃伦在谈到有闲阶级时提到，那些经济上的暴发户为了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竭力模仿上层贵族优雅的生活礼仪、消费习惯，进行“炫耀性消费”、“炫耀性休闲”，但他认为，这些突然致富的新贵们的模仿是很不自然的，由于他们长期的生活习惯的影响，想要一下子改变过去的生活习性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的消费、礼仪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做作的成分。在谈到惯习对于个人行为的持久影响时，布迪厄也认为，品味的形成需要时间积累的过程。也就是说，品味或者一定阶层的消费习惯与生活方式不可能随着其生活境遇的改善而发生迅猛的改变，这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对于中产阶层家庭的消费研究也发现，那些住房在现代化的高尚社区、使用现代的商品和服务的城市中产阶层，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观念与习惯并没有像他们的住房、交通工具等消费品那样迅速地改变。这一点其实并不是中国的特有情况。在对韩国中产阶层的研究中，莱特就发现那些住在西化的高层建筑中的中产阶层家庭，其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甚至与一般韩国人并无二致，他们为了维持符合中产阶层生活和地位的消费，可能会依靠各种非劳动性收入，但他们的习惯还是原来的、过去的，而并没有随着他们生活境况的改善而改变。Lett,Potrzeba，Inpursuitofstatus:themakingofSouthKoreas“new”urbanmiddleclassHarvardUniversityAsiacenter,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London,1998,pp66～72也就是说，消费观念、生活方式的改变很显然与阶层的跃迁是不同步的，明显滞后的，这可能需要一种代际间的积累。
但我们可以看出，同他们的上一辈相比，中国城市中产阶层家庭子女的消费观念、消费行为则明显更为前卫、现代。可以想象，这些即将步入社会的青年很可能成为未来的“白领”或者“中产阶层”，很显然，虽然他们的经济基础与收入水平还有限，但其成长环境已经使他们的消费习惯、消费观念具备了同他们父辈的传统消费行为甚至同年龄的其他生活环境中的同辈相异的“中产阶层惯习”（我们在此无意品评这种消费行为的伦理问题）。从四个不同年龄的中产阶层家庭子女消费可看出，这种现代或者前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他们与过去的传统方式的决裂更为彻底，不像其父母难以摆脱过去的影响；第二，同传统的节俭消费观相比，他们更主张开源节流式的现代消费；第三，他们与时尚、品牌有一种天然的、自然的关系；第四，他们的消费档次较高，或者说“品位较高”；第五，他们的现代消费方式如AA制、对西方消费文化的趋慕本身是全球化背景的反映，还与所接受的教育相关，这与早期对西方的盲目崇拜又不完全相同。由于成长环境的不同、所受教育的不同，加之中国特殊的子女政策所导致的中产阶层家庭子女的消费投入，这一切都成为他们新的消费行为、消费观念生成的重要因素。由此，可以推测，城市中产阶层家庭的子女如果能够如愿以偿地进入未来中产阶层行列，那么他们可能会成为一个在消费行为、消费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更为接近的“品味阶层”。相比于他们的上一辈，这些中产阶层家庭子女，没有过去的生活体验，没有对多阶层家庭的社会记忆，他们的消费行为与消费理念可能更为一致，同时与其他阶层的社会区隔也将更为鲜明。
通过对四个家庭不同年龄段子女消费的深入了解，可以发现，由于中产阶层家庭子女的代理消费以及家庭教育投资等方面的优越条件，中产阶层家庭的子女的消费方式、理念与他们的父辈们——第一代中产阶层——形成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体现在：其一，如果如布迪厄所说，消费习惯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惯习在很大程度上受童年的生活环境影响，那么第一代城市中产阶层，尽管其童年生活环境不尽相同，但其消费习惯都或多或少会打上物品短缺时代或者计划经济时代的痕迹，受到我国传统的消费观念的影响。当经济条件与生活环境发生改变时，他们也自然与时俱进，在消费观念、消费行为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归根结底，这种变化不能彻底摆脱已有消费习惯的影响。其二，如此一来，如同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一样，城市中产阶层也正处于社会流动所形成的阶层转型中。传统的消费习惯尚未远去，现代的消费观念已经扑面而来，他们注定是一个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生存的阶层。他们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同时他们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现在。这种消费行为与消费观念的两面性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下一代，由于生活在优越的中产阶层家庭，因此，他们没有或者说更少他们的父辈们传统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从消费观念与消费行为来看，他们是真正现代的，而他们的父辈——当代城市中产阶层充其量只是正在走向现代。他们是相对单一的，没有或者很少有过去的传统习性，而当代城市中产阶层则是比较复杂的，是双重取向的，这从他们对子女教育的态度也可以看出。其三，目前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行为、消费取向由于传统与现代的聚合而没有形成一种一致性的阶层消费行为或者消费观念，他们因此而不能由消费或者生活方式而整合为一个清晰可辨的品味阶层，然而在未来的中产阶级——即使不完全但将有很大部分是他们的子女——的成长中，我们将很可能看到具有相似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中产阶层。第四，如前所说，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了消费中的阶层分化，并发现中产阶层的消费行为及消费观念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区隔，但很明显这种社会区隔不像布迪厄所研究的法国社会那样泾渭分明，判若水火。但在中产阶层家庭的子女消费中，这种社会区隔正在不断深入，其分化的结果将会使得社会分化不仅潜藏于财富、权力、地位等社会资源中，也外显为由消费行为、消费观念所致的生活方式上。阶层的界线不仅会越来越明显，而且会越来越外露，这种阶层分化的外部界线正是由消费对社会生活的建构——分化与整合所形成的。第五，当代城市中产阶层消费分化所导致的区隔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经济水平、职业状况、社会地位等的原因所促成的，而在他们的子女身上将更多地显示出消费观念、消费文化、生产方式方面的区隔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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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家庭子女的消费效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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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以前财富、权力、声望成为阶层分界的标志还多少只是隐约可见的话，那么经由消费的阶层分化与整合所形成的社会区隔则很可能成为清晰可见的界标，而且最终由生活方式所形成的社会区隔将会更为彻底，阶级阶层差别的隔膜可能会越来越深，而这种从童年就已经开始的阶级区隔（为子女寻找好学校）会把不同阶层的人隔开得更为完全、彻底。正是在此意义上，未来社会可能将会是一种由消费及主要在其基础上形成的生活方式的分与合所形成的“区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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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诉求：前卫镜像的背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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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中产阶层之间多少还有一些相似之处的话，那就是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相同。在社会分层的两个维度上，中产阶层处于互相冲突的位置。在经济方面，他们与无产阶级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作为工薪人员，他们与生产的关系相同；而就社会地位而言，他们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群体。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中产阶层的这种地位总是尴尬的、暧昧的，让人不置可否。在社会等级结构中，中产阶层是最为敏感的群体；在社会变迁中，它又往往是最为脆弱的群体，这一切都成为中产阶层的不安全感、不确定性和对社会地位的焦虑之源。通过对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行为的管窥，我们可以发现，中产阶层对地位的敏感以及由此而致的焦虑在当代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活动当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那么，这种主要基于地位诉求之上的符号消费会给中产阶层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同其他国家的中产阶层相比，其处境有何独特之处呢？为了能够得出对这些问题的前瞻性回答，我们有必要将其置于跨文化的比较视野中。
在谈及美国的新中产阶层——白领时，米尔斯曾形象地描述了那些白领雇员们的“地位恐慌”，指出地位对他们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根据一个方面的情况虽然不足以划定一个阶层，白领雇员成功地赢得的社会尊敬却是他们重要的阶层特征之一。”米尔斯，同前引书，第270页。伦斯基认为：“在中间阶级的成员为了控制权力、特权以及传统上属于精英阶层的其他资源而进行的努力中，可明显看出对权力和特权的第四类反作用”，中产阶层“有着一种自然的愿望，要获得对一些资源的控制，以使他们摆脱这一依赖。这不仅有希望为将来获得更大的保障，同时也保证了在当前具有更大的权力和特权。”格尔哈斯·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3页。因此，可以认为对地位、权力的追求是中产阶层区别于其他阶层的主要特征之一。这种对地位的热衷与他们的社会处境有关，正如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对德国早期中产阶层知识分子的分析一样，“与民众相比，他们可谓精英。但在那些宫廷贵族的眼中，他们仍属于下等人。”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79页。而芭芭拉·艾伦里奇在《坠落的恐惧——中产阶级的内心生活》一书中也是基于同样的看法，并且认为中产阶层的内心生活就是缘此而生发出来的。Ehrenreich,Barbara，Fearoffalling:theinnerlifeofthemiddleclasspublishedintheUnitedStatesbyPantheonBooks,1989,p15因此，埃利亚斯认为：“没有比这一段话更能说明中等阶层意识的特征了。通往下层的大门应该紧紧关闭，通往上层的大门敞开。和每个中等阶层知识分子一样，市民阶层也有自己的烦恼，他们不敢设想摧毁阻碍他们向上的围墙，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与下层人民之间的那堵墙也会在这场风暴中一起倒下。”诺贝特·埃利亚斯，同前引书，第79页。综观已有的诸多研究,中产阶层的根本特征大多都是围绕地位——矛盾的阶级位置——而展开的，但这种看法充其量只能算是西方文化背景下中产阶层的社会表现的反映。
当我们把中产阶层置于历史发展与文化差异的宏观比较时，可以发现这种对地位的诉求虽然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却具有了另外一种意义与可能性，中产阶层对于地位的追求以及在地位诉求下的生活与处境显现出一种两重性。20世纪下半叶开始兴起的韩国中产阶层无论如何都能称为是中产阶层的东方典型。韩国中产阶层对地位的过度关注与追求不仅有其历史文化渊源，而且在现代化背景中也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莱特在其名为《追求地位：韩国城市中产阶层的形成》一书中，多次表达“理解韩国当代中产阶层及其发展的关键是了解韩国人追求地位的根本驱动力”。Lett,opcit,p41由于韩国长期的、根深蒂固的儒教传统，韩国中产阶层效仿的是上等阶级的“品味”，因而这场阶级区隔游戏的规则是由上等阶级制定的，也就是说，中产阶层参与的是由他人制定规则的“阶级游戏”。这样，就不难理解韩国中产阶层总是表现出上层阶级的特征，“所谓的中产阶层表现出了贵族精英们习惯上表现出来的特征。按布迪厄的说法，这个阶层表现出统治阶级的特征；中产阶层家庭表现出工业化社会上层家庭的特征。……把这些上层特征联系在一起的是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追求地位的特征”。Lett,opcit,p224由于中产阶层的资本数量和类型总是远远比不上上层阶级，所以这将是一场难以看到结局的竞争。为了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韩国中产阶层必须不断积累更多的资本，而在阶级“品味”的竞争中他们又必须消耗大量的资本。在这样一个没有赢家而且难以看到尽头的阶级竞争中，中产阶层付出的代价无疑是最大的，同时也是最为辛苦和疲惫的，而他们似乎并没有好的退路和选择。这就是中产阶层在“阶级区隔游戏”中所不得不面对的两难处境。
中产阶层的中庸性注定他们难以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这一点不论是从早期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中，还是在米尔斯稍带悲观的观点都不存在太大争议。在剧烈的社会变革面前，他们总是小心谨慎，但中产阶层经常成为社会变迁中的易感人群。在他们上面，是养尊处优的社会上层——经济政治精英，这对于他们是一种无休止的诱惑与吸引，常常会激起他们的雄心与抱负；而在他们下面，是他们刚刚脱离、再也不想回归的为生计所苦的社会底层（Underclass），这对于他们可能还是尚未远去的记忆或者不堪回首的伤痛。因此，不论从哪一个方面看，中产阶层都是社会阶梯（Socialladder）上最积极、也最卖力的攀援者。就其对于中产阶层存在的必要性而言，地位追求至少满足了这一阶层的社会需求。其一，地位追求成为中产阶层社会流动的动力，这种动力提供了中产阶层表现的社会舞台。正是在这种阶级区分的过程中，中产阶层寻求一种自我实现与群体认同的社会空间，同时也使得社会生活有了中产阶层参与的印记。正是这样，所以“历史地看，生活中的真正变化其实是由中产阶层造成的，所以，社会和文化运动自从第三阶级获取主导权以来已经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步调。这就是为什么时尚，也就是生活形式本身的变化与对照，从那时起变得更加广阔、更加充满活力。”齐美尔,同前引书，第88页。也就是说，地位追求释放了中产阶层社会表现的能量。其二，地位追求将形成中产阶层的“品味”或者“格调”，这可能成为他们阶层认同的方式与标志。这种品味或者格调是中产阶层热衷于时尚的结果，而社会时尚本身就具有双重作用，“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并且像其他一些形式特别是荣誉一样，有着使既定的社会各界和谐相处，又使他们相互分离的双重作用”。同上引书，第88页。在地位追求的过程中，中产阶层一方面求同于人（上层阶级），另一方面又树异于人（社会下层），这种两重性心理机制使得在求得阶层内部的一致性时也突显了与不同阶层的差异性，这是异质性很强甚至也缺少共同利益的中产阶层阶层认同的主要方式。因此，地位追求成为中产阶层尤其是新兴中产阶层社会诉求中的现实理性选择，同时就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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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诉求：前卫镜像的背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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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地位是获得更多社会资本的竞争过程，但这一过程却要以付出与消耗现有资本为代价。这对于资本还相对有限的中产阶层来说，有时可能会是一个勉为其难甚至力不从心的事，因此这种地位追求便具有明显的负面效应。其一，在这种没有休止的地位竞争过程中，资本的大量消耗可能会使本身就不稳定的中产阶层失去保障，从而更加脆弱甚至陷入生活困境。美国中产阶层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经体验到了这种无奈与脆弱。由于经济发展受阻，中产阶层收入减少，中产阶层正过着越来越危险的生活。不断增加的脆弱性使很多中产阶层家庭申请破产。Sullivan，ATeresa，TheFragileMiddleClass，YaleUniversityPress，2000,pp198～218这固然与美国许多中产阶层家庭的超前消费等背景有关，但这也是中产阶层地位追求可能带来的结果。其二，比脆弱性增加更让人不安的是，在可能愈演愈烈的地位竞争中出现的人格异化，导致一种变调的异己生活。这一点米尔斯在对美国新中产阶层——白领的描述中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他指出：“异化意味着一个人牺牲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去挣‘活下去’的钱。异化意味着厌烦，意味着潜在的创造性努力和品格在生产上的挫折。”“他们必须严肃和始终如一地对待对他们来说毫无价值的东西，而且还要在他们生命中最好的时光中这样做。”米尔斯，同前引书，第271页。如此一来，所有的追求可能将会失去应有的目的和价值。正是在此意义上，米尔斯对于新中产阶层生活和未来所发出的警示是发人深省的。
正如齐美尔所言：“相对于最低阶层麻木不仁地生活在惯例里、相比于最高阶层有意识地维护惯例，中产阶层就特别显得与生俱来地易变、不安分，对于当某种因素一占上风就要衰败的生活形式来说，它总体上处于合适的位置。要求不断变化的阶级与个人——因为他们的迅速发展使他们比别人更进步——在时尚中发现了可能使他们跟随自己内在冲动的东西。”齐美尔，同前引书，第88页。中产阶层的消费热情、对社会时尚的热衷固然有更为复杂的因素和背景，但对地位的敏感却是中产阶层的“天性”——这是由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正是这种“天性”导引着他们积极同时又无奈地投身于阶级区隔的竞争之中。
对于中国目前正在兴起与发展的新中产阶层而言，面临的处境与韩国中产阶层更为相似，尽管我们目前尚难以准确断言中产阶层的前途，但从新中产阶层对于其自身的职业、身份、教育等地位的标志因素的重视以及在消费中的重点投入来看，中产阶层未来的发展不会不受这种“地位驱动”式消费的影响，不管这一消费诉求的内在逻辑如何，无疑这不是完全主动与自由的。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的“去阶层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去贵族化，去中产阶层化，其结果是整个社会在消费上的平民化或者大众化。这样，中国城市中产阶层实际上并没有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在形成初期所追求的上层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中产阶层的消费文化将会是完全自主的，是遵从自己的内心意愿的。与西方国家中产阶层不同的是，中国中产阶层基本是与中国（当然也是一种全球化的表现）的“消费社会”“媒介时代”同步的。如此一来，他们不得不面对这个本身充满矛盾与悖论的时代。他们可能不会被上层文化所导引，但却不能避免消费社会无孔不入的广告、媒介的渗透与控制。也就是说，从消费处境来看，影响中产阶层未来发展的绝不仅仅是他们自身，还有我们这个时代的消费文化导向。一方面，中产阶层在消费当中，积极表达与展现自我，但同时，他们可能也会被消费文化所导引或设计。而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中国新中产阶层在未来仍将会面临中产阶层曾经和正在经历的两难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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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4地位标签与闲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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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西方中产阶层来说，休闲生活是标识自身阶层地位的一道醒目的标签。在经历了早期现代化浪潮的美国小镇米德尔敦，相当于中产阶层的“经营阶级中，每个夏天都享受两个星期的带薪假期的做法已经越来越普遍，但是在工人中间还不多见……在新的公民俱乐部中，有米德尔敦的经营阶级男性在闲暇时间喜欢的打高尔夫球、打桥牌和驾车出游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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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标签与闲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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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西方中产阶层来说，休闲生活是标识自身阶层地位的一道醒目的标签。在经历了早期现代化浪潮的美国小镇米德尔敦，相当于中产阶层的“经营阶级中，每个夏天都享受两个星期的带薪假期的做法已经越来越普遍，但是在工人中间还不多见……在新的公民俱乐部中，有米德尔敦的经营阶级男性在闲暇时间喜欢的打高尔夫球、打桥牌和驾车出游等活动。”罗伯特·S林德、海伦·梅里尔·林德：《米德尔敦：当代美国文化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第290、338页。以美国白人工人阶级为研究对象的《沉默的大多数》的作者也明确指出：“我结识的职业中产阶层家庭各方面都有更活跃的休闲生活。他们做得更多，走得更多，读得更多，有更多朋友，看更多人。”莉莲·B露宾：《沉默的大多数——美国工人阶级家庭生活》，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第206页。福塞尔则调侃地写道：“中产阶层就生活在这个小小的胡桃壳里。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中产阶层进餐馆根本不是冲着食物去的，他们去那儿是因为餐馆里的装潢‘艺术’或者管弦乐队而不是大厨的手艺。”保罗·福塞尔：《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146页。正因为中产阶层生活风格的显著标志性，福塞尔发现，绝大部分美国人宁愿成为中上层阶级，也不愿成为上层阶级或“看不见的顶层”，“对于中上层阶级而言，一切都是游戏（实为‘生活的游戏’），难怪他们天生就对高尔夫球、网球和游艇等无聊的活动兴致勃勃。”同上引书，第33～36页。
这种休闲的“标签”说在当代社会学家的理论研究中得到了明确的阐述。“休闲并非对时间的自由支配，那只是它的一个标签。其基本规定性就是区别于劳动时间的束缚……在其一切符号之中、在其一切姿态之中、在其一切实践之中及在其一切话语之中，休闲靠着对这样的自我、对这种持续的炫耀、对这个标志、对这张标签的这种展示和过度展示而存在。”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178页。
那么，西方中产阶层的这种休闲标签是西方社会的独有产物还是一种普适性的存在？中国中产阶层的休闲生活当中是否也存在类似的地位标签？
中国大众传媒中的中产阶层呈现出贵族、小资与布波族杂糅的艺术化的形象：“我们的中产，已远远不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了。它是一种时尚、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财经理念，这群人就在商家和社会调查者的搅和之下，变得身份暧昧、面目模糊。”许海峰编《你中产了吗？》，团结出版社，2003，第87页。时尚杂志、娱乐晚报的渲染自不待言，在一些堪称客观的调查著作中也不乏对“优雅”、“时髦”、“高贵”的中产生活方式的报道：“几十年来，高尔夫球昂贵的消费一般百姓难以玩得起，它只是中产者的运动……像马利权一样定期来北京京城高尔夫俱乐部打球的人不少，他们大多是在商界崛起的成功人士、演艺圈的名人和外国驻京使馆人员，甚至还有不少从全国的某个地方，甚至国外的某个地方乘飞机赶来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贵族俱乐部就是中国经济生活上的一个晴雨表，每个周末上演着流行中国的‘新闻联播’。”陈冠任、易杨：《中国中产者调查》，团结出版社，2004，第263页。诸如马利权这般“贵族中产”们带着些许奢靡色彩的潇洒休闲是否便可代表当今中国中产阶层闲暇生活的典型形态？答案却无法肯定，就在同一本书中，我们也看到了对中产阶层休闲生活的另外一种描述：“工作压力大，紧张的工作不断掏空他们的智慧和体力，淘汰的压力与发展的压力使他们感到危机四伏……他们的身心高度紧张，患得患失，工作的余暇获得的不像是幸福更像偷来的快乐。”同上引书，第356～357页。那么，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闲暇生活境况是否果真如此了无生气？中国的中产阶层是一个没有标签的“无特征的阶层”吗？同上引书，第110页。是根本不存在标签，还是表达的方式不同？那些在收入、职业、教育等方面属于中间阶层的人们是否空有着闲暇生活的资源和能力，实际上却过着与低消费层等非中产阶层一样的闲暇生活？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尽管二者所要描述的是同一对象。中国中产阶层的闲暇生活状况究竟如何，还有待于我们更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也构成了本文论述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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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中产阶层的休闲逻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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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中国的中产阶层休闲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在社会学的整体视野中对相关问题的理论脉络进行一番梳理。首先需要明确的便是，属于生活方式一部分的休闲生活何以成为西方中产阶层的地位标签？在西方中产阶层理论中，这种休闲标签如何产生、发展，如今正面临怎样的变迁？
中产阶层理论的变迁与生活方式视角的凸显
虽然中产阶层性质的基本规制要素仍不可避免地取决于生产关系，但生活方式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韦伯提出了“生活机会”的影响概念，主要视点从马克思偏重的生产领域转入市场，认为成员的身份是建构阶级的重要手段。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2004，第338～339页。及至帕森斯时代，随着市场体制和组织体制的进一步分化，以职业为主导的分层模式十分流行。米尔斯在科层制兴起、白领阶层壮大的背景下考察了没有财产的“新中产阶层”的状况，他将美国的老中产阶层纯粹以财产命名，对当时的新中产阶层则以职业来划分。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层》，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布迪厄则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论述文化资本的传承对中产阶层地位获得的作用，提出了综合主观与客观标准的多维模型。阿尔文·古尔德纳关注后工业语境中专家知识分子的兴起，认为：“一种新的阶级系统正在慢慢地形成……在这个理论中，新阶级的‘人的资本’（humancapital）与旧阶级的财富资本（moneyedcapital）将作为特殊的实例。”阿尔文·古尔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第6页。
考察以上一些分类方式我们可以发现，中产阶层界定并无统一的、既定的标准，随着社会结构的分化，呈现出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从工作方式向闲暇生活方式、从有形财产占有向各种抽象资源占有的过渡。
在此基础之上，各国关于中产阶层研究的具体实践同样证明了中产阶层内涵与各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同步关系，同时，生活方式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分类标志。在美国，福塞尔没有继承米尔斯的职业分类标准，而是将格调作为衡量中产阶层资格的重要尺度。福塞尔，同前引书，1998。日本的新中产阶层（工薪阶层）起初基本由职业界定，指伴随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起来的政府部门及企业、公司的白领雇员大河内一男：《日本の中産階級》，文芸春秋新社，1960。；但伴随大众消费社会的来临，中产阶层的内涵演变成了“新中间大众”村上泰亮：《新中間大肖螘r代》，东京：中央公論社，1987。；而随着泡沫经济崩溃后贫富分化的加剧，又诞生了一批以高新科技、跨国资本等为依托的中产阶层消费新贵。橘木俊詔：《日本の経済格差——所得と資産から考える》，岩波書店，1998。在韩国，地位意识是中产阶层自我识别并影响社会的基本概念，“生活方式的原则”成为韩国中产阶层赖以确立的根本组织原则。DenisePotrzebaLeet,Inpursuitofstatus:themakingofSouthKorea’s“new”urbanmiddlecl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London,1998芬兰学者考察欧洲的新兴中产阶层时，同样认为它是“社会快速变迁的结果”，并将文化气质、道德取向等作为界定的重要标准。PekkaSulkunen,TheEuropeanNewMiddleClass:IndividualityandTribalisminMassSociety,AshgatePublishingCompany,1992而在中国的台湾，“骤兴的中产阶层”也“更倾向以消费与生活方式来界定自己的社会属性”。叶启政：《台湾“中产阶层”的文化迷思》，萧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巨流图书公司，1990，第116页。
标签与中产阶层
如上所述，中产阶层理论的传统使得我们的视角进一步集中到中产阶层生活方式上。实际上，在中产阶层与作为标签的休闲生活方式之间，本身就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联系。
1标签的形成：有闲阶级的逻辑
一个阶层的生活方式具有其独特的潜在逻辑，美国近代经济学家凡勃伦通过对贵族阶层的考察极为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凡勃伦看来，“明显有闲”、“明显消费”等金钱竞赛手段是那些拥有足够的财产与地位的贵族阶层生活方式的精髓，其内在的逻辑就是要借助这种“炫耀性”消费来维护自己的身份和阶层地位：“在明显浪费定律的淘汰性监视之下，产生了一种公认的消费准则，它的作用是使消费者在对物品的消费上，在时间与精力的使用上，能够保持高价与浪费的一定标准。”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2002，第85页。
在强调贵族有闲阶级为维护自己的特权身份而进行求新努力的同时，凡勃伦敏锐地捕捉到了生活方式变迁背后的经济因素以及与这种变迁联系得最为紧密的阶层类型：“对于改造已有的生活方式具有最活跃动机的，最容易被说服去接受新标准的，就是处于必须改变生活习惯这种地位的个人。”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2002，第142～143页。凡勃伦以此预示了中产阶层对标签的注重。当时，所谓的中产阶层还处于经济上尚未完全摆脱穷困、政治上颇显羸弱的地位，远未形成日后强大的阶层力量，但其模仿、攀比上层生活方式的积极性在凡勃伦的描述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凡勃伦认为，“每个阶级所羡慕的、所要争取列入的总是刚好比它高一级的那个阶级”，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2002，第77页。中产阶层总是把他们上一阶层流行的生活方式作为他们礼仪上的典型，一方面全力争取达到这个理想的标准，一方面又会使用种种方法和手段来伪装某些实用事物的适用性，也就是追求“金钱美感下的伪适用性的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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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中产阶层的休闲逻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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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凡勃伦为我们提供了从休闲、消费的选择角度区分与度量阶层的有效手段：“关于消费方面一些正规的方式方法，与时下公认的礼仪细节究竟符合到什么程度，其间是存在着可以衡量的种种等级的。可以按照礼貌和修养方面的累进尺度，相当准确而有效地将他们分等分级。”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2002，第41页。
2标签的编码：消费社会的来临
可以说，20世纪末波德里亚颇具颠覆性的理论与19世纪凡勃伦的前瞻性洞察紧密相连。凡勃伦的“明显有闲”等概念深刻揭示了消费与休闲的符号区分功能，波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解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分析，只是他走得更远，周怡在《文化社会学发展之争辩：概念、关系及思考》（《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5期，第67～79页）中，认为波德里亚的论述“有许多敏锐的发现，也不乏夸大之处”。借助结构主义的编码系统，波德里亚不仅将消费的影响扩大到整个社会的区分认同上，而且甚至主宰了全社会的生产结构——“揭示了大型技术统治组织是怎样引起无法克制的欲望，而且又是怎样创建了用以取代旧的不同阶级区分的新的社会等级。”让·波德里亚，同前引书，2001，第6页。。波德里亚认为：“（生产范畴与消费范畴）这二者都靠符号而且在符号的遮蔽之下存在。当今社会愈来愈多的根本方面属于意义逻辑范畴，属于象征规则和体系范畴”；让·波德里亚，同前引书，2001，第11页。而“消费既不是一种物质实践，也不是一种富裕现象学，它既不是依据我们的食物、服饰及驾驶的汽车来界定的，也不是依据形象与信息的视觉与声音实体来界定的，而是通过把所有这些东西组成意义实体（substance）来界定的。消费是在具有某种程度连贯性的话语中所呈现的所有物品和信息的真实总体性。因此，有意义的消费乃是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为。”波德里亚：《物的体系》，马克·波斯特编《让-波德里亚文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1，第25页。转引自罗钢、王中忱，2003，第27页。这恰如拉什所言：“文化符号不再是表现现实，而是直接成为现实。”转引自周怡，2004，第75页。
消费社会的来临及其理论革新从本质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布局及生产理念，也自然加大了中产阶层休闲生活方式研究的权重。波德里亚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消费社会里休闲的本质特征：“休闲并非就意味着一种享受自由时间、满足和功能性休息的功能。它的定义是对非生产性时间的一种消费……是一种价值生产时间——区分的价值、身份地位的价值、名誉的价值。”转引自周怡，2004，第176页。因此，对西方中产阶层而言，休闲的标签色彩愈加浓重。
3标签的演进：时尚、趣味与中产阶层
凡勃伦的论述反映出中产阶层对自我表现的媒介物所具备的敏感的辨别能力，齐美尔则从形式社会学的角度揭示了中产阶层与时尚变迁的深层关联，甚至衍生出现代文化研究中颇具奠基意义的“凡勃伦—齐美尔”（VeblenSimmel）模式柯林·坎贝尔：《求新的渴望——其在诸种时尚理论和现代消费主义当中表现出的特性和社会定位》，《消费技术》（London:Routledge,1992），第48～64页。转引自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266～284页。。齐美尔分析了时尚追求中潜在的模仿与区分动机，认为：“凭借时尚总是具有等级性这样一个事实，社会较高阶层的时尚把他们自己和较低阶层区分开来，而当较低阶层开始模仿较高阶层的时尚时，较高阶层就会抛弃这种时尚，重新制造另外的时尚。”齐美尔：《时尚的哲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第72页。与此同时，他指明了时尚集分化与同化于一体的独特作用机制，让我们认识到时尚潜在的整合功能。更重要的是，齐美尔分析了善于捕捉时尚的中产阶层对时尚的推动作用：“历史地看，生活中的真正变化其实是由中产阶层造成的，所以，社会和文化运动自从第三等级获取主导权以来已经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步调。这就是为什么时尚，也就是生活形式本身的变化与对照，从那时起已经变得更加广阔、更加充满活力。相比于最低阶层有意识地维护惯例，中产阶层就特别显得与生俱来地易变、不安分，对于当某种因素一占上风就要衰败的生活形式来说，它总体上处于合适的位置。要求不断变化的阶级与个人——因为他们的迅速发展使他们比别人更进步——在时尚中发现了可以使他们跟随自己内在冲动的东西。”齐美尔：《时尚的哲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第88～89页。齐美尔敏锐地抓住了问题的核心，那就是，借助时尚波澜壮阔的演变，中产阶层为自身的发展潜力找到了合适的表达语言，在这里，苦于表征渠道的中产阶层群体旺盛的创造力，以及时尚富于变幻的表现力，都给我们留下了鲜明的印象。而休闲生活无疑是时尚推演的最佳展示地，自然也成为中产阶层自我表征的关键场域。
4标签的传递：再生产的惯习
与齐美尔侧重形式化分析不同，出身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布迪厄虽然同样“把文化符号分析和社会等级（阶级）分析结合在一起”，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40页。但他更侧重的是实际社会当中阶级生发与传递的真实的运作机制。布迪厄以法国中产阶层为个案，从休闲文化生活的角度具体深化了标签的区分逻辑。他借助社会“实践”和“惯习”的概念，对阶级、阶层等客观结构与休闲、消费等个体行动之间的运行逻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布迪厄认为：“与某一特定阶级的存在条件相关的制约因素产生了惯习，即持久的系统、可转换的性情倾向、预置的被结构的结构作为结构中的结构起作用，也就是作为生成和组织实践以及再现的规律起作用……惯习客观上是‘被规范的’和‘符合规则’的，而不必作为遵循规则的产物，它们可以不用成为一个指挥家的组织行为的结果，而被集体地演奏。”皮埃尔·布迪厄：《实践的逻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0，第53页。这种类似于结构的“惯习”使得抽象的阶级概念得到了具体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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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中产阶层的休闲逻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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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迪厄的理论中，实践的策略保障了行动者主体的能动地位。“韦伯视为具有特殊生活方式的地位群体的那种东西，在布迪厄眼中绘制出了以阶级为基础的格位，在这里发展的条件是由统治阶级支配的，而人们（个人和群体）使用了所谓‘区隔策略’去获得他人对自己价值的承认。”约翰·霍尔等：《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商务印书馆，2000，第186页。这种区隔的象征性逻辑自然为那些占有广泛文化资本的人提供了“对其物质利润和象征利润的庇护”，即在阶级分层社会当中的有“保障的利润份额”。包亚明主编《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196页。通过布迪厄的研究我们发现，休闲生活不仅是中产阶层外在的标签，它还隐含着中产阶层发展的组织机制。
5标签的结构化：“定位实践”与制度
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理论虽然并非纯粹的休闲或阶级理论，但将其引入休闲研究不失为一项有意义的尝试。该理论克服了传统休闲社会学理论参见约翰·凯利《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王雅林、董鸿扬：《闲暇社会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李仲广、卢昌崇：《基础休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加藤秀俊：《余暇社会学》（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吉恩-巴梅尔、雷-锶-伯勒斯巴梅尔：《休闲与人类行为》（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一番ヶ瀬康子ら：《余暇生活論》（東京：有斐閣，2003）等书。中社会阶级结构与个人休闲行为之间缺乏统合的不足，提醒我们以融合的、组织的视角来看待个体的休闲行动。对此，斯托科夫斯基（PatriciaAStokowski）的结构性休闲社会学理论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认为就个人行动与社会结构的相互影响而言，“休闲活动、关系和目的不仅会重复社会结构且有可能因他们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出现而改变社会结构。同样地，社会结构也会在数方面影响行动……广大的社会社区、市场、组织和国家藉着增强条件、规则、可接受的休闲行为和选择的界限而有助于休闲的制度化。休闲的社会重要性在于所有层级的常例和组织间关系的型态化，和在整个组合层级和其间的互动。”帕特里夏·斯托科夫斯基：《休闲社会学》，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6，第195～196页。
与布迪厄的再生产理论相似，在结构二重性理论中，社会系统的部分结构性特征被看作重复实践活动时空伸延的组织体系，概括为“定位实践”的关系。行动者的位置代表着某种社会身份，“一种社会定位需要在某个社会关系网中指定一个人的确切‘身份’，这一身份成了某种‘类别’，伴有一系列特定的规范约束。”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8，第161页。共同在场的社会特征以身体的空间性为基础，同时面向他人及经验中的自我，颇似戈夫曼角色理论中作为“‘集体表象’和独立事实”的“前台”。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第27页。社会总体再生产中包含的最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特征称作“结构性原则”；而时空伸延程度最大的那些实践活动称作“制度”。安东尼·吉登斯，同前引书，第80页。它标示的不是静态的社会组织的形式，而是指由某一个团体的绝大多数成员进行或认可的处于动态之中的实践活动（参见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第298页）。
休闲行动是个体行动流的一部分，从而带有不同时间向度序列特征的“流”构成了制度化趋势及社会系统再生产中的结构化特征：作为日常重复性的生活实践活动，它构成了日常接触的例行性特征，并通过不断的重复逐渐形成休闲行动的区域化特征；而从“生存时段”这个时间流角度来说，个体的休闲选择得以与各自的生命历程筹划及地位角色定位相联结；将时间的内涵进一步拓展开去，伸延到结构化的虚拟性秩序层次，即从制度性时间的角度，我们便可以捕捉到群体休闲行动的选择取向在社会总体发展脉络中的结构化特征。因此，这一理论对我们超越传统的客观社会结构划分，从阶级发展趋势的角度把握中产阶层休闲问题大有裨益。
生活政治的兴起与“新中间分众”
今天，西方的消费社会被视为一个没有固定身份团体的社会，个人的休闲选择也超越了传统语境中的空闲、休整概念，而演变为自我证明的生命体验。不仅如此，“政府和社团的介入将使休闲活动上升为一种改变人类本性的途径”，杰弗瑞·戈比：《21世纪的休闲与休闲服务》，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第71页。吉登斯的关注人类自我实现的“生活政治”概念也与此相通。参见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鲍曼同样认为，社会身份的确定性已被现代性以强制和必需的自决权所取代，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即他的社会定义，已不再是拥有状态，而是成了存在状态。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不再是外来的礼物。（正如让-保罗·萨特的著名评断：生来就是一个中产阶层的人是不够的——必须一生都是一个中产阶层的人。）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三联书店，2002，第182页。休闲因此成为“追求感觉的人”的“自我有组织的策略”，同上引书，第310、257页。开始取代涂尔干时代社会分工基础上的功能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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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中产阶层的休闲逻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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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会学家今田高俊则从“地位政见”向“质量政见”转变的角度论述了后现代社会阶层属性的变迁。他运用日本的实例，分析了中产阶层内涵的演变，并创造出“新中间分众”概念。所谓“中间分众”，是指那些在拥有层面上具有大众取向，而在存在层面上却排斥大众取向的中间阶级，今田高俊编《ポストモダン時代の社会階層》，《日本の階層システム5　社会階層のポストモダン》，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第26页。这是一个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期的“新中间大众”相对的概念。“新中间大众”的提出者村上泰亮用以指代已经实现基本富裕的日本社会里在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方面趋于同质的广大阶层群体；村上泰亮：《新中間大肖螘r代》，中央公論社，1987。今田的“中间分众”的意思则是：“中间大众分解了，细化为从社会参与、志愿活动中寻找生存方式的人、将休闲作为生活意义所在的人、从消费中寻求自我认同的人等等，无法再保持均一的生活方式。”今田高俊，同前引书，2000，第32页。今田认为，后现代社会重在消费而不是重在生产，人们为差别动机（distinctionmotive）或差异动机（differencemotive）所驱使，旨在追求更有意义的生活。高坂健次主编《当代日本社会分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26～27页。这种注重生活质量的“差异”动机成为我们理解今日阶层问题的关键。现代大众消费社会中，这种“差异”动机的日益普遍化，使得阶级阶层的传统定义标准发生改变，除收入、职业等客观界定指标，休闲生活方式亦成为重要的评判标准。对于原本就视休闲为地位标签的中产阶层而言，休闲生活的区分意识愈加得到强化，与此同时，传统的中产阶层结构边界逐渐模糊，中产阶层的自我认同也越来越难以依赖某种特定的职业身份或收入标准，而泛化成某种价值标准化的象征性媒介，某种生活意识上的共享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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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的崛起与休闲话语的流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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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对西方中产阶层休闲生活理论特征的回顾，为我们解读今日中国的中产阶层闲暇生活提供了参照。从中产阶层的产生渊源、发展历程与休闲生活的关系来看，中产阶层与休闲标签之间似乎存在着结构性的深层关联。但是，我们可否直接借助西方中产阶层休闲理论来建构中国的个案，剖析中国目前形成当中的中产阶层闲暇生活图景？中国中产阶层休闲行为的特征与中国社会的总体系统有何关联？在休闲生活选择中，中产阶层的成员如何实行自身的“社会定位”、又如何在此过程中展开“策略行为”并进一步将“区域化”的情境行动伸延到更广袤的社会时空？在回答问题之前，我们应先了解中国中产阶层产生与发展的特殊背景，厘清“休闲”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真实含义。
历史与转型
对中国社会来说，“中产阶级”、“中产阶层”的字样几乎一直阙如。虽然对于处于王权与平民中介的力量，如“庶族地主”等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地主阶级、与传统社会政治结构需要相适应的“士阶层”等等，学术界已广有注目与研究，参见陈建远主编《中国社会——原型与演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第143～150页。认为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少数官吏与处于农业社会底层的众多农民之间的“中间阶层”，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该书导言撰写者魏廉·洛艾·华纳（WLloydWarner）之语。但“中产阶层”这个产生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概念，从其诞生伊始，关注的内容似乎只是西方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变迁。即便是40年代接受了纯粹西方社会人类学的训练、从“士绅”角度考察中国社会阶层与流动状况的周荣德，尽管对士绅在国家与社会空间中的功能及其流动的机制做出了细腻翔实的分析，并且也写下了视士绅为“老百姓与政府之间的媒介”的语句，但他显然并未奢望这一阶层有朝一日会涵盖社会的主体人群，成为普通民众奋斗的目标。在周荣德眼中，士绅们还是带着些许克里斯玛魅力的精英，在研究著作的开篇，他就明确指出：“士绅是一种统治阶级。”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第1页。
因此某种角度说来，现在中国的中产阶层基本上是第一代。中产阶层的出现和成长与1978年后出现的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最为直接和密切的联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导向，产业经济结构的变化，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私有生活资料财产权的合法化，多元文化标准的确立等等体现了转型的具体内容，周晓虹：《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成为此后中国社会结构性变化基本特征的经济转轨与市场转型，这是中国中产阶层产生的最根本的前提。因此，对财富、资本等经济地位和市场机会的追求自然成为中国中产阶层的立身之本。
国家语境下的登场
虽然中产阶层乃“后工业语境中的一个世界性话题”，但在中产阶层的生发方面，东亚的个案和西方世界有所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国家或政府力量的强有力干预对于东亚地区阶级结构塑造和重塑方面的巨大作用。周晓虹：《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对此，研究者们已有很多论述。具体参见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三联书店，2002；张宛丽：《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层近期研究综述》，http://wwwsociologycassnetcn/shxw/zxwz/t20040712_2272htm等。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文件中明确提出了“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小康社会”发展目标，政府的主观引导为全社会营造出了打造中产的氛围。在这样一种“国家主导的渐进改良式转型”下，“决定社会分层模式变化的因素不仅包含市场机制的因素，还包含有其他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其中，既存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利益会给予社会分层模式的变化以极大的影响。”李路路：《再生产的延续——制度转型与城市社会分层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216页。如此一来，不仅中产阶层的构成中存在部分依赖“权力授予关系与行政性进入”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278～280页。的群体，而且社会总体的中产阶层话语也无可避免地带上了某种意识形态特征。中产阶层成为时尚的话题，但被强调的似乎多是它的社会稳定功能和经济消费能力，作为阶级存在的真正内涵却显得模糊暧昧，而且缺乏价值观方面的考察，难以体现其作为文化领导层的“中产阶层美德”。村上泰亮，同前引书，1987，第187页。因此，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有待于国家与社会的集体培育，其未来的性质与功能也依赖于二者的积极引导。
“休闲经济”的兴起
米尔斯曾经论述道，工作对于美国的新中产阶层来说，已经失去了老中产阶层心目中的神圣地位而演变为“不得不遭受的痛苦”，而随着“工作偶像的衰落”，闲暇偶像开始升起，闲暇道德取代了老式中产阶层的工作道德，闲暇生活以及在现代意义上组织起来的那些娱乐机器变成了认同模型中影响性格形成过程的核心因素。米尔斯，同前引书，1987，第271～273页。米尔斯置身的是从“工作主义”向闲暇、消费主义社会转变的时代，而对中国当代的中产阶层来说，他们诞生时便面临着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消费社会的时代，“带有浓重的渴望与梦想成分的建立在闲暇基础上的假日形象”米尔斯，同前引书，1987，第272页。已经成为大众传媒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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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的崛起与休闲话语的流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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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公民已享有法定假日114天。现实告诉我们，中国人的1/3时间是在休闲中度过。这一国家行为表明了我国已融入国际休闲社会的背景中，这从政府正在出台的政策以及新的产业布局的调整中，看到促进休闲、休闲产业、休闲经济、休闲文化发展的社会条件支持系统正在建立的趋势。这一国家行为提出了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休闲作为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现象正快速地向我们走来。”王文章：《加强休闲文化研究促进社会全面发展》，《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19卷第2期，第74页。该文作者反复强调的“国家行为”和“国际休闲社会”可谓中国社会休闲问题的两个关键词，在中国“中产阶层热”涌动的同时，“休闲热”也同样在国家积极的推动下日趋兴起。2006年，首届世界休闲博览会的举办权被授予中国的杭州市，第九届世界休闲大会也将在杭州举行。与此同时，关注休闲、注重闲暇生活质量亦成为人们的共识，对西方休闲理论的译介、对中国休闲传统的回溯等有关休闲的书籍频频问世，休闲日益成为人们瞩目的话题。政府对休闲经济的着力推进无疑提高了全民的休闲生活意识，但无形中也加重了休闲的消费主义倾向，强化了休闲的悖论色彩。参见胡大平《崇高的暧昧——作为现代生活方式的休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陈昕：《救赎与消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这一切，都构成我们讨论中国中产阶层休闲问题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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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闲暇生活素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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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中产阶层产生的特殊语境，以及国家主流意识当中的休闲话语使得我们更加注目中国中产阶层闲暇生活的特征。那么，西方中产阶层的休闲标签说是否适用于中国？换言之，中国的中产阶层与闲暇生活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对于当代中国的中产阶层来说，休闲是否也同样意味着某种“区别于劳动时间束缚”的标签展示？这一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比较意义，也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今日中国中产阶层的生存现实。
迄今，关于中国阶层生活方式方面的研究已有一定的积累。如王雅林（1992；2003）；王淇延（2000）；沈康荣（2000）；吕大乐（2002）；卢汉龙（2004）等。鉴于当代中国中产阶层正处于形成当中，其来源与现实状况难以确定，具体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也处于相对不足的状态，尚待摸索与建构，因此，本研究以描述性研究为主，着重于中国中产阶层闲暇生活的基本状况考察及特征描述。在前文的理论回顾和对中国中产阶层休闲问题背景的分析基础上，我们试图说明，在闲暇生活方面，中国中产阶层总体上是否与其他阶层形成了显著的区分。
之所以对新老中产阶层、体制内外的中产阶层不加区分，是因为我们认为，他们都属于中国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特定发展阶段的现实存在，将这些人群纳入我们的研究体系，符合扩大“中等收入者阶层”这一目标导向；并且了解不同资源特征对各自闲暇生活的影响，对我们把握中国中产阶层闲暇生活的总体状况，建构合理的中国中产阶层闲暇生活逻辑，亦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闲暇”与“休闲”两个概念，虽然内涵有相通之处，但前者更多指代客观的空闲时间和状态，后者则更多含有能动的享受之义。本文中虽难免对二者的混用之处，但有意区分二者，旨在突出现代休闲概念的认知特征与能动特征。关于闲暇生活的度量，我们将具体分为生活时间安排及闲暇时间占有量；闲暇生活方式的选择与活动概况；对待闲暇生活的态度和主观满意度等若干方面进行论述。
五大城市中产阶层生活时间的基本状况描述
电话调查结果显示，中产阶层在工作上投入巨大，其工作时间显著多于非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一般工作日（最近一年）的平均工作时间（含上下班路途）普遍高于非中产阶层。样本总体的人均工作时间均值为679小时，而“收入中产”平均工作时间804小时，“]职业中产”758小时，“学历中产”727小时，“消费中产”794小时。进入收入、职业、学历三重意义上的标准中产阶层，日均工作时间则高达851小时，比非中产的平均646小时高出205小时，中产们的辛苦程度可见一斑。工作时间的城市差异也很明显，如“收入中产”，人均工作时间最长的是上海841小时，其次是广州806小时，南京795小时，北京759小时，最短的是武汉706小时；而“职业中产”人均工作时间最长的则是广州822小时，最短的南京722小时；“学历中产”，人均工作时间最长的是广州752小时，最短的是武汉687小时。
图3-1五大城市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每日工作时间比较曲线图
还有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那就是，中产阶层的自我认同与他们的工作时间似乎正成正比，自认为属于中下层、中中层、中上层的人均工作时间分别是656小时、690小时、724小时，依次增加。这只是一个偶然的巧合，抑或反映了中国当前中产阶层的工作状况与阶层心理认同上的深层关联？该数据的可信度及其背后隐含的深层机制虽然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讨，但至少，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中产阶层所面临的巨大的工作压力。
图3-2五大城市中产阶层自我认同与工作时间变化曲线图与工作时间长相应的是中产阶层睡眠时间的相对稀缺。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睡眠时间的差异没有工作时间的差异那么悬殊，大多不超过1小时，但中产阶层的睡眠时间普遍少于非中产阶层，收入、职业、学历三重标准的中产阶层平均睡眠时间725小时，低于样本的总体均值747小时，更低于非中产的均值751小时。
相对于工作时间与睡眠时间上中产与非中产之间差异化现象的一致性，闲暇时间的拥有量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总体而言，虽然由于工作繁忙等原因导致中产阶层的平均闲暇时间467小时尚低于平均水平的485小时，但差距值较低，且各变量之间差异较大，高于非中产阶层的例外比比皆是。例如，“学历中产”中，上海、广州两地的中产阶层闲暇时间高于非中产阶层，“收入中产”中，广州中产高于非中产，按职业划分的“职业中产”的闲暇时间更加富裕，出现了唯独武汉的中产低于非中产、其余皆为中产高的现象。
图3-3五大城市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每日空闲时间比较图
由此，在中国中产阶层闲暇生活时间方面，与“非中产”层相比，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特征：
（1）中国中产阶层的工作时间偏长，工作繁忙度较高；
（2）中国中产阶层的睡眠时间相对较短；
（3）中国中产阶层的闲暇时间实际上与平均水平的差距并不明显，且在部分数值上超过了非中产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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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闲暇生活素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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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调查的结果说明，中国的中产阶层大多工作繁忙，时间资源稀缺。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一个新的现象，那就是：中产阶层虽然工作时间偏长，工作更为繁忙，但他们的休闲时间却并未普遍地相应减少，至少与非中产阶层的差异不明显。
对此，我们首先可以从家务劳动等生活负担压力度方面给予一定的解释。囿于调查篇幅的限制，此次电话调查中没有直接询问调查对象的家务劳动时间，但我们可以根据相关的理论与研究实践做出相应的说明。在王雅林的《城市休闲》第五章中，对不同群体的闲暇生活质量进行了比较，其中一项便是关于家务劳动时间的比较。研究者关于在业与非在业两类城市居民生活时间的比较研究结果证实，非在业者的家务劳动时间远远高于在业者，即便双休日里在职在岗者的家务劳动量显著增加，仍少于非在业者。研究者认为其中决定性的影响因素是家庭经济收入。紧接着，研究者进一步就在业群体内部的家务劳动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将在业者进一步分为在职在岗劳动者、下岗再就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三类，研究发现，下岗再就业者平均一周的家务劳动时间明显高于在职在岗从业者。研究者同样从家庭经济状况对此结果进行了解释，认为家庭经济收入的多寡直接影响到了家庭成员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收入高，则用于家务的时间相对减少。王雅林主编《城市休闲——上海、天津、哈尔滨城市居民时间分配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98～104页。
在另一项关于上海市民时间分配的研究中，同上引书，第174～176页。研究者总结出上海市民家务劳动时间的特征为：文化程度的高低与家务劳动时间的支出成反比，学历越高，家务劳动时间越短。研究者运用经济学的边际效用原理对此做出了解释，认为人力资本的高低对有酬劳动与无酬劳动的选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时代，个人在决定自己人力资源的投入与产出时也有着边际效用的考虑，既然家务劳动是一种“无酬”劳动，那么高学历者丰富的个体资源自然趋向于投入市场，这样可以得到更高的产出。另外，研究者认为，从机会选择的角度看，高学历者所从事的大多是知识、技术性工作，因而承担社会有酬劳动、把时间配置在市场部门的机会自然更多，如此一来，大多数人自然会选择雇佣钟点工等替代手段来处理家务。
在设定本研究中的“中产”与“非中产”的职业区分标准时，“职业中产”很明显多属于在职在岗者，且多为职业稳定、并具有一定职业威望的工作者，而“职业非中产”中非在业群体显然较多，且即便是在业群体，职业地位也相对较低。因此，根据前述家务劳动时间上不同就业群体的差异情况，我们可以认定，“职业中产”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少于非中产。同样，根据前述收入、教育水平与家务劳动时间的反比关系，我们可以引证此项研究中“收入中产”、“学历中产”与家务劳动时间的反比关系。另外，针对调查中“您对休闲状况不满意的原因有哪些”的问题，对“家务负担重”一栏的选项，“三合一中产”与非中产的均值分别为006与012，中产阶层显著低于非中产。
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无论从单项指标，还是综合收入、职业和学历三重指标，中产阶层投入家务劳动的时间显然都低于非中产阶层，因此，对中产阶层而言，家务劳动等生活负担方面的压力程度显然都比非中产阶层要低。如前所述，这一判断具备相应的理论合理性，并得到实际调查研究的佐证，与此同时，它也符合我们对当前中国城市家庭现状的认识。聘请保姆、钟点工已不再仅仅为了照顾刚出生的婴儿，找个钟点工烧饭或是打扫卫生已经成为城市中产阶层家庭十分普遍的风景。
五大城市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闲暇活动方式比较
关于休闲活动方式的选择，我们有几个问题：（1）空闲时，您通常会作哪些活动安排？（2）最近两年来，您是否经常外出旅游？（3）最近一年来你去过哪里旅游？（4）您经常去体育场馆健身吗？（5）您平时有哪些兴趣爱好（或喜欢做哪些事情）？（6）您个人认为最理想的休闲方式有哪些？通过分析统计相关问题的选择结果，我们发现，与闲暇生活时间方面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近似相比，在闲暇生活方式的选择上，二者的差别堪称显著。调查结果表明，在休闲活动选项中，“出外看电影、比赛等”、“运动健身”、“旅游”、“交往活动”等活动型项目上，中产阶层的选择比例普遍较高；而“在家看电视、书报”、“补充睡眠”、“陪伴家人”等非活动型休闲项目上，选择比例偏少。
图3-4五大城市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休闲活动方式比较图
1“在家看电视”与“出外看比赛”
在闲暇活动安排中，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在“（在家）看电视、书报”与“出外看电影、比赛等”两项的选择上，呈现出完全相反的趋势。“看电视、书报”一项上，中产的均值为054，非中产的均值为060，中产低于非中产；但“出外看电影、比赛等”的选择中，二者的均值则分别为008和004，中产高于非中产，虽然其差异程度尚不具显著性，但仍体现出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在闲暇娱乐方式上的差异。其中具有显著性差异的统计结果也有很多，如“收入中产”方面，广州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均值分别为039和058（df=1，P＝0008P值小于或等于005，便具有显著性；小于或等于001，则显著性颇高。）；武汉分别为052和070（df=1，P＝0041）；“职业中产”与非中产，北京分别为049与054；广州分别为045与060（df=1，P＝0026）；武汉分别为063与068。就“学历中产”与非中产来看，“看电视、书报”一项，北京均值分别为046和061（df=1，P＝0009）；武汉均值分别为058和075（df=1，P＝0001），均具有极高的显著度。而“出外看电影、比赛等”的方面，除南京外，其他四大城市均为中产高于非中产，其中武汉均值分别为013和003，其差异具有显著性（df=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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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闲暇生活素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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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旅游的理想与现实
闲暇活动中的旅游方面，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显示出显著不同的选择结果（见表3-1）。针对“最近两年来，您是否经常外出旅游”的问题，中产阶层回答“是”的比例高达605%，显著高于非中产阶层的363%，回答“否”的比例则恰恰颠倒了过来。
表3-1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旅游情况差异单位：个，％最近两年来，您是否经常外出旅游是否合计中产104068017206053951000非中产43607640120003636371000合计54008320137203946061000（df=1，P＝0000）
中产与非中产不仅在旅游与否上差异显著，而且在具体旅游圈的范围上也具有明显的差异，旅游的区域距离越远（国内本省→国内外省→港澳台地区→国外），与非中产阶层间的差距越大，在“港澳台地区”与“国外”两项上中产阶层明显多于非中产阶层，其差异呈现出显著性（检验结果的P值均为0001）。
图3-5五大城市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不同地点旅游情况比较曲线图
图3-6五大城市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场馆健身情况比较图
3场馆健身
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休闲活动的不同在健身方面也有明显的体现。如图3-6所示，中产阶层对“您经常去体育场馆健身吗”的问题回答“经常去”、“偶尔去”的比例分别为279%和430%，均远远超过非中产阶层，而且统计表明这种差异具有显著性（检验结果的P值均为0000）。4交往
交往方面，中产与非中产的差别格外明显，中产阶层的交往更为活跃。
首先，针对“您的主要社交场所通常在哪里”的问题，更多的中产阶层回答“茶馆、酒吧、咖啡馆”（P=0000）和“酒店、饭店”（P=0000）。
在看待社会交往的目的上，中产与非中产似乎也有着显著的差异。在“认识新朋友”、“了解信息”、“应酬”、“事业进步”等选项上，中产阶层的回答率均明显高于非中产阶层，而在“没帮助”这一项上则恰恰低于非中产（df=1，P=0021）；另一方面，在“增进友谊”、“娱乐休闲”这些传统交往目的选项上，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回答却并未体现出大的差异。这样的统计结果令人深思，中产阶层的交往具有明显的以增加社会资本为目的的工具性取向。
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交往圈的数量也大相径庭。针对问题“根据您的估算，您经常参加几个社交圈的活动”，选项分别为：（1）1～2个；（2）3～4个；（3）5～8个；（4）8个以上；（5）没有，其中中产阶层的选择率分别为459%、95%、52%、35%、58%；而非中产阶层的选择则分别为515%、212%、39%、12%、223%，其中相差最为明显的是“3～4个”和“没有”两项，普通中产阶层对前者的选择几乎为非中产的两倍，而后者的选择则几乎为非中产阶层的五分之一！除此之外，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在交往上的区别还表现在他们不同的影响能力上。对“在您主要的社交圈中，您的影响力如何”的调查结果发现，中产阶层选择“很强”（49%）和“比较强”（432%）的比例都相对高于非中产阶层的“很强”（41%）和“比较强”（291%）的比例。
5上网
对“您平时上网吗”这个问题，中产与非中产的差异非常大。中产阶层选择“是”的占779%，而非中产阶层只有452%；反之，选择“否”的中产人数只占221%，而非中产却高达548%，已超过半数（df=1，P＝0000）。鉴于中产阶层在教育、职业、经济条件等方面的优势地位，这样的结果可谓顺理成章。
以上呈现的，是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在闲暇生活方式上的具体选择差异，这种差异在二者看待理想休闲方式的态度上也进一步体现出来。在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心目中，甚至连“最理想的休闲方式”也都是“旅游”与“运动健身”、“交往”等内容，还有相当多的调查对象在“个人兴趣爱好”选项中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它们；而相比而言，“看电视”、“什么也不干”等方面，中产阶层的选择则显著减少。同样，在另一个“兴趣爱好方面”的问题中，中产阶层在游泳、球类、娱乐、旅游等方面的选择比例也高于非中产阶层，而广播/看电视一项上则低于非中产阶层。
对不同的闲暇活动方式，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分类：
（1）室内活动与室外活动；
（2）积极参与型活动与被动接受型活动；
（3）商业消费型活动与非商业型活动；
（4）消遣娱乐性活动与发展提高型活动。
根据以上对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闲暇活动方式的考察，我们发现，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选择方式存在明显不同，具体说来，中产阶层的闲暇生活相对而言多集中在室外型、积极参与型、商业消费型、发展提高型活动方式上，而与此相对，非中产阶层则较多集中在室内型、被动接受型、非商业型、消遣娱乐型闲暇活动方式上。中产阶层的闲暇生活呈现出向户外、旅游地、健身地、网络等区域集中的趋势。
休闲品味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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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闲暇生活素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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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在闲暇活动方式的选择上有很大不同，但二者的休闲品味却并未体现出显著的差异。我们的问卷中涉及一些阅读趣味、生活品味方面的问题，调查结果发现，某些方面二者确实存在一定不同，如中产阶层在文化娱乐方面的投资要高于非中产阶层，他们阅读专业类、知识博览类、文学类书籍的比例也稍高，但是数据之间差距不大，不具有显著性。因此，在闲暇生活品味方面，二者存在一定的阶层差异，但程度不太明显。
休闲消费状况
相比而言，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在休闲消费上差异显著。如前所述，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不仅在旅游等“非日常消费空间”王宁：《消费社会学——一个分析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244页。的消费上具有较大的差异，中产阶层在文化娱乐方面的开支也要多于非中产阶层。
另外，通过对“超前消费是很有必要的”的回答，我们可以了解人们对待超前消费的态度（见表3-2）。结果表明，中产阶层对于超前消费持基本肯定的态度，与非中产阶层有着显著的差异（卡方检验结果的P值为0003）。
表3-2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对待超前消费的态度差异单位：个，%超前消费是很有必要的符合较符合一般不太符合不符合合计中产35039028039031017202032271632271801000非中产15801890189034703170120001321581582892641000合计19302280217038603480137201411661582812541000（df=4,P=0003）
李培林、张翼的研究曾经发现：“在当前消费市场上，低消费阶层（最贫困阶层和贫困阶层）由于收入过低而空有着消费的欲望；庞大的中等消费阶层（中下阶层、中间阶层和中上阶层）可能具有消费能力，但却没有消费欲望。”该文依据1999年的调查结果进一步说明：“现在的消费不足，主要由庞大的中等消费阶层（约占各消费阶层家庭的60％）的‘无消费欲望’所导致。”李培林、张翼：《中国的消费分层：启动经济的一个重要观点》，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240、241页。我们发现，或许因为基础经济状况的改善导致了中产阶层消费心态的变化，与1999年中产阶层的“没有消费愿望”相比，今天的中国中产阶层已经成长为具有明显超前消费意识的阶层群体。
休闲态度：工作与休闲
对休闲的理解与主观认知情况是我们考察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我们主要从看待工作与休闲的态度角度进行了提问。调查结果表明，在将“工作”与“休闲”并置时，超过半数的中产阶层成员充分强调休闲的独立性与重要性，没有让闲暇生活湮没在工作的世界里。针对“您是否认为工作最重要，休闲是从属的”的提问，中产阶层回答“是”与“否”的比例分别为“448%”和“552%”，而非中产阶层的回答比例则差不多正好相反，回答“是”的要多于“否”。由此可见，尽管访问到具体的中产阶层对象时，他们可能会因为工作的忙碌而无暇顾及休闲，但从根本的态度取向上，比之于非中产阶层，中产阶层整体而言更加充分地认识到了休闲的重要性。
休闲满意度
对工作一元论的低认同度体现出中国当代中产阶层充分肯定休闲生活的重要性、不愿被工作左右全部身心的真实心态。坚持工作与休闲的区分、维护休闲生活的独立性提高了中产阶层对自身闲暇生活状况的满意度，在“您对自己的休闲生活状况是否满意”中，选择“满意或较满意”的中产阶层占628%，高于非中产阶层的583%，选择“不太满意或不满意”的只有192%，亦低于非中产阶层的比例。因此，从闲暇生活的质量和整体认同度而言，中产阶层群体都要高于非中产阶层。
休闲的诞生
通过以上对电话调查结果的分析，我们大致了解了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闲暇生活的概况，中产阶层闲暇生活方式的轮廓特点也逐渐浮现在我们面前。调查结果表明，就样本当中五大城市的中产阶层成员而言，他们重视休闲，也积极投入休闲，尽管工作忙是妨碍该阶层闲暇生活的主要因素，导致休闲时间的紧缺，但该阶层总体拥有较为活跃的休闲生活，对闲暇生活的主观满意度也更高。据此，我们可以判断认为，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在闲暇生活上已展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如果说普通的休憩、放松时间只能称作“闲暇”，那么中国中产阶层颇为积极、活跃的闲暇生活则可称之为一种休闲的诞生。
社会学家科塞曾把美国看作天生爱好活动的国家，认为美国人对闲着不干事总感到不舒服，很多人不工作的时候，就把空闲的时间消磨在有益的活动中——跑步锻炼身体、制定新的活动项目等。他分析说，美国人这种爱好活动的倾向是有其历史原因的，美国人一直在经历着不停的变革，同时也享有广泛的机遇。此外，征服广袤的荒野要求有巨大的体力，而这种巨大的体力又常常给人们带来大量的土地和其他物质资源作为报酬。还有，美国清教徒的传统一向认为勤奋工作是一种美德，会得到成功。最后一个原因是，美国原来的移民中大多数是来自欧洲的劳动阶级。除了南部和新英格兰的少数地方以外，没有任何贵族愿意逃避商业贸易或者体力劳动，也不认为悠闲自在的生活可以提高威望。刘易斯·科塞：《社会学导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第87～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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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闲暇生活素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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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却是一个自古崇尚清静无为的国度，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是自然闲适的境界，鲜见刻意“休”闲的传统。因而，中产阶层闲暇生活的休闲型风格以及较高水平的闲暇生活质量成为当今中国中产阶层区别于非中产阶层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于个人的收入多寡、职位高低等内在因素之外，在外在的生活方式上形成了中产阶层标志性的群体特征。换言之，休闲，也已成为表征中国中产阶层的标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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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的休闲特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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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调查的结果证明，中国中产阶层整体而言已在闲暇生活方面与非中产阶层形成了显著的区分。不过，量化调查为我们勾画的只是二者闲暇生活状况的粗浅概貌，要了解中国中产阶层闲暇生活的具体性质，把握其深层逻辑，就有必要深入到中产阶层个体当中，考察他们对休闲意义的理解，对实际休闲活动的选择，并在此过程当中，思考中国中产阶层身份与闲暇生活之间的具体关联。
中产阶层的若干休闲形态
对休闲意义的理解多种多样，这是一个关涉个人价值观和哲学观的基本命题。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休闲是走向真实的行动，是一种解放，在《资本论》中，闲暇时间常常与“自由时间”的概念通用。董瑞华：《马克思的闲暇时间理论与休闲经济》，《当代经济研究》2002年第1期，第60页。但这样一种颇为理想的休闲境界却非现实休闲意义的全部。
1消遣放松型休闲
对当前中产阶层群体中的许多人来说，休闲或许仅仅意味着某种放松和休息。尽管如前所述，他们的休闲方式可能更为积极活跃，但其中不无消遣、发泄的成分。我们的访谈对象G4周末与朋友的聚会就带有这种性质：“现在大家彼此都很忙，要是聚在一起还真不容易，所以每次我们真玩得很疯，工作压力大，平常都很紧张，也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而大部分中产上班族普通工作日的休闲可能就像S2一样，是一种简单的休息、调整：“普通日（指工作日）回到家都9、10点钟了，几乎没有什么闲暇生活，就是看看电视，休息，放松一下。然后，睡觉前听听音乐。”对S11来说，每天的休闲同样很简单：“有时候上班很累，回到家里，有时又正好没什么好的DVD碟子可看，到网上看新闻一会儿就看好了，没什么，那就随便找个小说，完全消遣性质的，有玄幻的，武侠的，社会的，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有。好像有点兴趣看下去，就看看。”这种作为工作补偿的休闲在我们的经验资料中占据了很大比重。
2功用型休闲
前面的电话调查部分曾经显示，中产阶层的休闲交往含有更多的实用性成分，部分中产阶层个体积极参与休闲是为了增加他们的社会资本。这在我们的访谈中也有所体现。律师S8在谈及休闲时坦言道：“哪有时间看电视呢。律师职业不是单一化的，跟别人聊天、吃饭也是一种业务。跟很多老总去游泳、打球，这个收获最多。打羽毛球，打完球游泳，放在一起，休闲嘛。”他虽然平时忙得连看电视的时间都紧张，逢到节假日却总是积极地出去玩，可玩并不是为了自己或带家人散心，主要还是为了“拉关系”，甚至还包括带上“小孩的老师”：“也不是因为共同的爱好，因为我有车嘛，方便。邀老师一方面是为拉关系，但更主要是想让孩子克服对老师的胆怯心理，让孩子感到老师也是人，不是神。小孩比较内向。”为了孩子而积极参与休闲活动，这在我们的访谈中屡见不鲜，G5告诉我们：“比如说我们去过香港、澳门，这是带孩子去玩的，我们小孩子情况不好，见的不多，现在条件允许了，就要带他多走走，见识见识。还去过桂林，那里的景色很不错。孩子很高兴出去，一般我们出去都会带孩子一起去。”
还有部分中产阶层成员利用休闲来改善工作气氛，担任项目管理工作的S5先生深谙此道：“做项目管理嘛，平时要求他们要达到，完成后为了缓和一下紧张气氛，会组织打打球，羽毛球，乒乓球，或者会组织一日游。团队管理嘛，相互之间进行交流、沟通，把关系处理好，了解各人特点，挖掘各人特长，在工作中体现他们的价值，使大家的想法达到一致。”休闲在此成了一种点缀和手段。在日常生活的休闲中，这名年轻的项目经理同样具有较为明确的工具理性，“周末会会朋友，扩大一下交往圈子”是他休闲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
不过，这种情形与职业种类等中产阶层个体的发展境况有关，那些事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中产阶层大都尽力避免将实用性痕迹带入休闲生活中，甚至忌讳二者的相连。在某省级旅游主管部门担任要职的N7虽然年轻时起就从事旅游工作，带着旅行团跑遍了大江南北，可他还是特别喜欢跟着自驾游俱乐部的一帮同好出去玩。伙伴们个个事业有成，彼此间的交往也十分密切，有机会就聚在一起，可交谈的话题却十分简单：“大家就是出于爱好嘛，在一起就是玩。比如商量下次（自驾游）去哪里啦，怎么走啦。把个人的心得交流交流。一般不谈工作，说实话，好多人就知道个名字，也都互相叫‘王总’、‘李总’，不过到底做什么的也不去打听。就是纯粹的休闲关系嘛，何必搞得那么复杂。喝酒也喝啊，那次在新疆好多人还喝醉了，那也没什么。”由此可见，功用型休闲更多地体现在急需相应资本的中产阶层个体身上。
3标签型休闲与时尚追随者们
在量化调查中我们发现，虽然中产阶层整体上相对于非中产阶层而言拥有较为活跃的休闲生活，但这种区分更多地体现在休闲消费上，在文化品味、社会公益意识等方面二者尚未体现出显著性差异。但是，这一结果并不意味着中产阶层的休闲生活品位等同于非中产阶层，通过访谈我们发现，区分已经成为部分中产阶层休闲规则中一个重要的表意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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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的休闲特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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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产阶层对吃喝的环境特别讲究。在我们的访谈中，S2明确地说：“对，吃饭比较讲究，一般差的饭店我们不进去的。那种小饭店我们肯定不去的。一般朋友来了，肯定去饭店，去口味比较好、装修也比较好的饭店。公款消费更不用说了。”G1同样强调环境的重要性：“像我们这个楼上，在二楼，就有西餐厅，现在的生意也不错，我们谈生意很多就在那里，有时吃饭不是很重要的，主要是要一个好的环境，现在你能够吃多少呢？有时去了，就为一个放松，听听音乐。”他的表述与福塞尔的描写如出一辙，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中产阶层对休闲的标签功能的垂青。
同样的观点还表现在中产阶层的旅游休闲活动中。北京的B8对团队旅行不屑一顾，她态度坚决地说：“绝对不跟（旅游团）！跟过一次，不好，它跟你说的和你想的不一样，当然它会安排星级酒店。比如一次到香港，它安排一个生产绿色蔬菜的地方，开三个小时的车，到那个地儿，吃老百姓的那种菜，这绝对不是我想去的地方。”
由此可见，比起休闲对生理功能性需求的满足，中产阶层更为青睐的是其符号性的表意功能，所以他们才会远离“麦当劳化的团队旅游”。乔治·里茨尔：《社会的麦当劳化——对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生活特征的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第157～159页。中国中产阶层的标签便在这种区分的“规则”中得以体现，而潜在的道德、文化意识等则进一步构成部分中产阶层成员休闲生活中的合法性规范要素。B8女士为我们举了一个高尔夫球场上的例子。“你不能老想着，你这儿打着（高尔夫）球，人家又谈成多少生意了。（问：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有，多的是。在球场高声打电话，争一两个球，为个球杆打架的，什么人都有！人家都以为这是一个绅士场合，不是的！有一次，一男的，他确实打得特别好，人也特别好，就有一新加坡人，不服气，拿着那好杆儿不让，他就特生气，就拿着那杆儿打人。人就得劝架啊，多危险，那是铁头杆儿啊。（问：高尔夫也会有这样的事儿啊？）那人就好长时间不好意思再来……人也是那种特好的人，平时他也不那样儿……”
按照人们的常识，上例访谈中这个“男的”原本铁定属于中产阶层体系，可他却因为在偶尔的休闲活动中违反了圈里的规范，而失去了继续活动的合法性，行动者本人也因此自惭形秽。可以说，这也是休闲行动中的一个“意外结果”。根据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在某一基本框架中已被赋予意义的某种活动，借助‘调子’，便可以在另一个派生框架中获得新的意义……在‘讲规矩’的过程中，规矩体现为某种控制手段，这种体现过程构成其实际运作过程本身的一部分。”吉登斯，同前引书，1998，第167～168页。因此，纯粹的运动场上的休闲交往也为中产阶层合法性意义上的结构边界的形成提供了实践场所，“日常接触的发生过程标志并确定了某种明确的社会‘色彩’或‘氛围’，将纷繁复杂的活动片断逐一归入不同的‘类型’中去……对身体、手势、定位过程的反思性监控一般总是被用来创造某种‘合乎习俗的参与界限’。”吉登斯，同上，第150～151页。这样一种类似语言学转换规则的符码结构正是中国中产阶层休闲再生产的建构基础，体现出中产阶层群体的价值取向和地位诉求特征。G1提及广州的休闲氛围时就愤愤不平：“广州的人，现在许多有钱了就知道吃喝嫖赌呀，也不知道买点书看，买张票去音乐会。这些人富有了，但是没有什么文化品味，不会去欣赏，他愿意一吃就是几百几千，也不愿意去买张二三百块钱的音乐会的门票，以前是没钱，可现在有钱了，只知道物质享受，没有一些精神的东西。所以有人说广州是文化的沙漠，就是说这些人不知道文化追求。”
相比而言，对时尚的演绎在中国中产阶层的休闲生活中表现得并不明显，他们中的多数人类似于理斯曼的“他人导向型”，大卫·理斯曼等：《孤独的人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是对新奇事物的追逐与尝试者，而非积极的营造者。中产阶层对保龄球的热衷与舍弃就是一个极为形象的例子。
“以前还常去打保龄，现在很少去了。可能是一阵风吧，有一阵子，大家都去，现在不去了。有时不上班的时候常常打一打网球，就在天河体育中心里的场子，这个有时很贵的，一小时要几十块钱。我自己也是刚刚学的。现在还比较有兴趣，有时间，就会约上几个同事一起去。”“以前是保龄，现在不了，现在主要是羽毛球。大概是1998、1999年的时候，保龄球很热，大家都会去，现在都不太去了。”
前段话出自广州的一名中产男士G7，后面一段则出自深圳的女教师Z11。二人对保龄球的追随与舍弃如出一辙，自然令我们深思。
4自由型休闲
正是通过一系列的反思性监控，中产阶层结构群体才能逐步确立意义的合法性边界，追求真正意义的休闲。北京的B8女士否定了为休闲而休闲的形式主义，强调真心热爱休闲的态度：“我认识的一些人就是一大早，六点钟就去（打球），然后十点钟到办公室，好像还挺忙。（还有的人）像休个假，出去十天半月的，我觉得那不叫休闲，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它特别难说。我觉得就是个态度问题。得是我喜欢做的事，不是说工作特别累，调剂一下。我过去在报社，有人就是下班以后到CBD的草地上走走，二十分钟，我说你还不够吸那废气的。周末是不能打高尔夫的，人特多，就跟塞车一样。本来三个小时就可以打完的，得五六个小时，这很烦的，因为它本身的运动量就不大，你就坐在那儿等，这很烦的。所以周末是没办法打球的。”对B8女士来说，这种“不是调剂，是我喜欢做的事”才算得上真正的休闲。G10也从看似自讨苦吃的个性化旅游中体验到了这种自由：“一般情况下，我每年差不多至少会去两次，远的地方至少一次。我不会跟团旅游的，跟团去没意思，去什么地方，呆多长时间都是固定的，没有一点自由。只是给人一个感觉自己去过什么地方，其实基本没有达到旅游的效果。我认为旅游是给人提供一个休闲放松的方式，同时也给一个人增长见识开阔眼界的机会，可以让人见识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风俗文化，让你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个真正的了解与反省。所以我一般都约上朋友一起去的。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去的时候要准备好多东西，比如摄影器材、吃的东西、还有住的简单帐篷等等。这样下来往往花费很大，而且很辛苦。但我们自己喜欢，也就不觉得了，这是自己选择的，我喜欢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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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的休闲特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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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与休闲
作为西方中产阶层生活方式定位基础的消费在中国中产阶层休闲生活当中意义如何，自然也是我们关注的核心。如前所述，电话调查结果表明，休闲消费高是中国中产阶层闲暇生活的重要特征，那么，这种高消费所蕴含的具体意义就有待于我们的考证。
1财富与自由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对于当今中国的中产阶层来说，配置性资源的积累与改变是影响中产阶层成员们休闲行动与定位实践的重要因素，消费能力也因此成为中产阶层身份认同当中基础性的条件。Z11来自外地，近年来家庭收入增长很快，她深深感受到消费能力的提高所带来的闲暇生活质量的变化：“我们现在的消费，业余的生活会比较丰富多彩一些。一大群朋友一块出去，到海边啦，或者组织一些爬山活动啦。有时还会去看电影，去玩，不会像以前那样单调。现在追求的更多的是质量。有时还会有个人的享受，要求舒适了等等。”
私家车对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来说或许只是普通交通工具的概念，可对中国那些刚刚步入或者渴望步入中产阶层阵营的人们来说，它更是一道门槛，是一种身份的象征。G9女士就对此深有感触：
“买了车当然感觉不一样了，有了车，你的空间就大了，也更自由了，以前看到别人开着车出出进进的，感觉自己过得不好。现在自己也有了，多少总有一种比较优越的感觉吧。而且在买了车以后，我们的交往面就更大了。以前与那些有车的人来往，感觉好像不是一个道上的，现在有了，跟别人一起出去，感觉就是不一样。当然了，最主要的还是生活方便了很多，家里来个人或者是送朋友等等就很方便。我先生当初买时说的很有意思，他说公司里有时出去活动，以前他经常是骑摩托去，别人老是问他为什么不买车，人家就觉得他应该买了，他只好说我是骑士嘛，当然就要骑摩托，后来不久他就下了决心。当时刚买下时，我们特别兴奋，总是喜欢开车出去，有时候上街买点菜也开车去，后来慢慢就习惯了，感觉出没有什么。”从自嘲为“骑士”，自卑自己“过得不好”到如今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轿车带来的巨大的满足感完全改变了该家庭的生活面貌。
因此，经济资本的雄厚与否直接影响到中产阶层个体的闲暇生活质量，那些刚刚跨入中产阶层行列的部分人群，在有限的富裕与相对的拮据间不由自主地显露出了尴尬之色。“不行，我觉得自己还算不上中产阶层。比如开个车出去玩，人在紫金山，心里还在惦记，我会想，糟了，停车费又要收多少钱了。我想中产阶层应该可供自己自由支配的钱比较多。”说这话的N8家里刚买车不久，兴奋自然兴奋，可言语间还是流露出捉襟见肘的感觉。她很熟悉南京的停车场，告诉新街口有家商场，只要购物满一百元，就可以免费泊车一个小时。
武汉的W5医生同样毫不讳言财富的重要性：“你是不是成功，财富还是很重要的。中产阶层这个不好讲。比方夫妻都是大学教师，自己感觉比较好，是高层次的人，但是社会上的人一看你骑一辆破自行车。到了大酒店你就像个乡巴佬，第一次去的时候，你肯定很紧张，这样就显示不出你是一个高层次的人来。”
因而，那些具有一定财富基础的个体往往在休闲生活上拥有更大的自由。前面曾提到的南京从事旅游工作的N7先生，为了自驾游去西藏，专门换了辆高级吉普，同一车友俱乐部中的几名老友也在纷纷考虑准备换车。S12酷爱户外运动，但40岁的他自认为与年轻人的所谓喜欢不一样，因为自己不会“凑合着去做”：“真正的户外运动投入很大，资金的投入，时间的投入，比如对鞋有很高的要求，要保护脚。年轻人一般就凑合着去做，像我们当初年轻时喜欢运动，也不讲究这些，现在想想有很多后患，扭伤啊，后遗症啊，当初要有双合脚的鞋，很可能就可以避免了。户外的品牌非常的贵，什么耐克呀，阿迪达斯呀。（笑）像我买那双鞋，就是1600多元，X（指他妻子）现在老说我，一整理鞋子，十几双运动鞋。现在除了网球鞋，主要就是户外鞋。也分单纯徒步的，海拔高度低一点的，高一点的，去不同的地方穿不同的……利用率是不太高……但我觉得价值不在利用率上，是保障率、安全率这个概念了，一次出问题就……”
由此可见，消费为中国中产阶层的休闲生活提供了基础性的认同条件，同时也在不愿“凑合着去做”这类不经意的表达中体现出对个体的中产阶层身份的细微肯定。我们也发现，中国中产阶层的休闲消费更多出于实用性目的，出于生活资料的满足，消费的水平可能较高，但仍属基本生活品的内容之内，很难算作满足炫耀功能的奢侈品。而且，中产阶层的健康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尤其强烈，上例中S12先生的户外鞋就是一个典型的反映。类似的想法在中产阶层群体中十分普遍，W10谈到健身时说：“其实钱不在多，关键在于观念。其实我拿的钱并不多，但是我办张卡几千块钱，我身体又好，能保持一年。一年中我每次去，从早上一直跳到晚上他也不管，其实我觉得主要是一种观念——可以使你更快乐，更健康。其实你买的一些补药的钱可能都比这个还要多。”B8在我们眼中是位热爱自由休闲的时尚女士，但谈及旅游的出行方式时则似乎显得有些保守：“（出去玩）飞过去。我不喜欢非正常方式。有飞机为什么要开车啊，至少还有火车呢！什么时候有最先进的交通工具你就应该用最先进的交通工具，然后到当地你要住最好的饭店，这是最起码的保护。从1990年开始我就是这个原则，一个是保护，还有也卫生啊。”她在单位的那顿午饭除非订在星级的大饭店，否则她总是宁可从家里带泡饭，也不去附近的小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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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的休闲特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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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消费的彰显
由于中国经济水平的迅速发展和西方消费文化的影响，享乐型休闲、对新奇事物的体验型休闲成为众多中国中产阶层个体追求的目标。Z1的休闲中，“吃饭”和“洗脚”是两项重要的内容：“我一般去得多的，比如说每周，几个朋友去爬山。爬山之后就去吃饭，吃饭之后就去洗脚。”G3更是对“吃”情有独钟：“我比较喜欢吃，以前一个人的时候，一发工资，心情高兴了，就带着钱出去吃，什么没吃过就吃什么，出去在天河城逛，累了，就在澳门一条街吃，那里差不多的东西我都吃过了。像什么比萨、香格里拉等等，我都很喜欢吃，每次可能要吃掉50～100元。结婚以后，还是爱吃，虽然与公公婆婆住在一起，但与老公也会经常单独出去吃饭，什么时间觉得想出去了，就会出去吃，所以可能我们比别人花在吃上的钱都要多……”
享乐消费因此是中产阶层休闲的一个重要内容。除此之外，一些原本与消费无关的简单的户外运动，在中产阶层身上也变得昂贵起来。比如Z11，她的健身方式是打羽毛球，但“打球去球馆。周末去羽毛球场打一打，一小时35元。朋友一块去。”
如此一来，中国中产阶层的休闲当中消费的影响自然加重，休闲的区域化特征也随之逐步形成，并呈现延续和扩展的趋势。如电话调查的结果所示，中产阶层的闲暇生活区域日趋集中，旅游地、健身场馆、网络、娱乐消费场所等逐渐成为中产阶层固定化的休闲活动区域，为休闲行动的制度化提供了基础的稳定性：“这些区域化方式引导着一个社区或社会的成员在其日常活动中遵循的时空路径，反过来，这些时空路径也形塑了这些区域化方式。”稍加留心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区域大多是一些随着时间与空间商品化的加剧而诞生的消费型“人造环境”，而非公益活动、自然消闲等情境。关涉中产阶层休闲制度再生产的这种区域特征，无疑令我们更深切地意识到中国中产阶层休闲系统中“消费”的举足轻重地位。
工作与休闲
对于中国中产阶层群体来说，工作既是他们创造财富的手段，又可以说是制约他们休闲生活的最大障碍。工作与休闲的矛盾自古存在，但在今天的中国中产阶层身上体现得似乎尤为明显。
1工作的桎梏
在许多被访对象眼中，休闲似乎还是个奢侈的词汇，与报刊里高昂自得的中产形象相比，这些被访者辛辛苦苦勉力打拼的身影黯淡得令人难以置信。在部分中产阶层成员的“话语”当中，“休闲”甚至处于一种几近阙如的状态。当问及对方的闲暇生活状况时，接受我们访谈的对象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便是：“工作忙，没时间。”我们的访谈对象S8说：“好多朋友邀我们去玩，可哪有时间，礼拜一到礼拜五要为当事人服务，礼拜六、礼拜天要为小孩服务，是很可悲的。我接触外地来上海的，好多商人，很少有星期六星期天去玩的，只有当地的工薪阶层、白领玩的多，他们玩不是因为生活没压力，而是因为要放松，再放松。”W5说自己“很少出去玩”，因为“虽然没有人来管我们，而且我们也有假期，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做的话，工作还是在那里，不可能因为你休假就可以不做。事情总是还在那里。”W7同样常常为了工作牺牲自己的闲暇时间：“我是自己愿意来加班的，平时客户来来往往，接待他们时没有时间写东西，结的案子做一些后续工作，只有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平时也没有闲暇，工作之后回家就被孩子缠着，一天下来就得有个人陪他玩，讲故事啊，这啊那啊的……我几乎没有闲暇时间，非常少。有的话，最多的就是星期六星期天带孩子出去玩。”
G7的话很有代表性，他说：“现在赚钱倒是不少，就是没有自由。我们的加班比较多，有时有了任务，就天天都加，晚上要到十点钟，虽然公司会给加班费，但感觉很累，想出去但没有时间。”S2深有同感：“平时很忙。企业中的压力大。单位里面是每天的压力比较大，每天的任务是饱满的，实实在在的，必须完成的，加班也多……休闲对我来讲不是很大的一块。我对休闲好像没有太大的要求。”G2也说：“对呀，现在大家都在忙着生活，忙着自己的事业，没有多少时间还专门想到要出去。”可见，工作的压力不仅束缚了部分中产阶层的休闲时间，甚至也桎梏了他们的休闲意识。
在中产阶层当中，年轻人的奋斗意识更加强烈，28岁的G1自己经营着一家公司，他认为“现在这年头，闲人没有好日子过了”，所以在全心全力地“打拼”：“现在出去的很少，因为我现在是创业阶段，一切都很辛苦，所以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现在谈休闲还是很奢侈的。只能等事业搞出点名堂才能真正放下心来出去玩，现在就是出去了，心里也总是有点放不下，因为你得百分之百的投入。都是这样，刚刚开始的时候比较苦一些。现在大家都在忙，现在这年头，闲人没有好日子过了，不管什么地方，都要去打拼。”
有些职业看似清闲，可那些中产阶层个体并没有无忧无虑地享受，其最大原因仍在于工作的影响。上海一中学的女校长S1感觉自己“工作的强度蛮大的，压力也蛮大的。以前我在很远的地方上班，每天的脚步真的是很匆忙的，看电视，看香港、日本的电视，他们走路很忙的，后来发现自己也是这样，真的是很忙的。”学校的假期虽多，可对她来说却并不意味着空闲：“休息的时间啊？像我们教师还有寒暑假，双休有两天的时间，放假也蛮正常的。但我们休息的时间是不正常的，因为双休日我肯定有一天时间是要到学校来的。要处理一些事情啊，或者什么的，总归好像有很多事情要做，总要过来看一看。学校也蛮多人在的，像英语学校在开，也有很多学生在学校里，星期六在的。还有些各种检查总归是很多的，平时也做不完，总归双休日要过来看看的。像暑假什么，反正我自己现在也没什么概念的了，真的我觉得我好像两年的暑假都没有过，都一直在学校的，因为这两年都在装修，学校都在装修，那么我肯定要来的。尽管有总务主任，但总是有些事情，因为像几百万的事情，你总归还要拍板，要决策的。我觉得是没有什么休闲的，我刚刚讲到双休日的事，还有一天在家里，在家里总归还有些家里的事情，平时管孩子已经管得很少了，家务也基本上不做，到了双休日，稍微要管一管的。”N9同样“闲”时不闲：“虽然我们不用坐班，可在家呆着也还是忙着看书写东西。真羡慕那些工人，回到家就能无忧无虑地看电视了。我要是连着几天看电视，没好好看书，就会有种犯罪感。”这种近似宗教意识的自我苛责流露出中国中产阶层的职业精神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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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的休闲特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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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被访者的情况可知，闲暇生活易受工作束缚的多属依靠文化资本实现自身地位提升的“新中产阶层”群体，他们受制于严格的现代管理组织的成分较大，相比而言，那些拥有独立产业的私营业主阶层在休闲时间的选择上往往更加自由。江苏某车友俱乐部的管理人员在谈及俱乐部活动的参与情况时，不无感慨地说：“每次活动参加的也大都是那些人（指私营业主），热情很高。对，几乎每次都来。要不然哪有时间啊，像我们。”
2权威性资源与休闲
工作与休闲的关系部分依赖于中产阶层个体占有的权威性资源。与配置性资源相比，权威性资源的表现似乎更加隐秘一些，那些资源占有者会因此增加强烈的满足感，并以此作为区分的条件；而稀缺者却往往只从“竞争激烈”、“工作忙”的角度为此寻找解释。S2就有亲身体会：“休闲啊，怎么说呢？我觉得真的当了头以后，他就有时间了。我今年就要好一点，以前我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去加班。现在因为我这边人也多了，可以把任务分掉一点。”那位为自驾游西藏特意换新车的N7先生对自己能够自由参加休闲充满自豪，并以此区分于那些有钱但无闲的高级白领：“我们（经常参加自驾游活动的）这拨人要么自己当老板的，要不在单位里也是中高层，怎么说呢，就是有一定的地位吧，能自由支配时间，要玩就玩，把工作安排给下面人就行了，要不然像我们开车去新疆，去西藏，一去就是20天，哪能说走就走？那些打工的，比如珠江路那些高级白领，可能收入高得很，有的大概比我们还有钱吧，他们就不行，好不容易凑两三天假，还要老板同意。”S3就属于N7先生描述的这种白领：“我最喜欢的是旅游，但旅游最麻烦的是占时间，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不管是男女，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假期有问题，去远的地方，起码四天到五天，休息一下还要三天，小公司问题就比较大，大公司可能还好一点。我在上班前旅游比较多的，到了这个公司后就很少了。”
如前所述，因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所有制类型、单位性质等对于配置性资源的影响非常大，也直接影响到个体的休闲状况。S2的潇洒休闲就部分建筑在“公费”的基础上：“像去年的国庆，我是最后两天找同学开车到江西去玩的。基本上都是公费，吃喝拉撒全是公家报销，车也是公家车。”前面提到的B8现在是香港一家高档时尚杂志的国内分社主编，以前她就职的是国家报社，所以感到休闲生活改变很大：“时间不够。这种工作就是没完没了，你永远有事儿干……以前我是财经记者，而且是国内体制，自由度很大，只要安排好，我就每个礼拜会去打两次高尔夫，天天要打羽毛球。在国内，你要说休闲，我觉得这是个管理的问题。”
由此可见，享受的配置性资源不同，对休闲本质的理解自然也不一样。资源的多寡直接影响到中产阶层休闲结构的构筑，影响到中产阶层个体的地位认同。从中，我们也更深刻地领会到吉登斯关于权力的论述：“权力关系通常是以极为深入的方式，根植于被那些遵循它们的人视为理所当然的行为模式之中，尤其是根植于例行化行为之中。”吉登斯，同前引书，1998，第279页。
3认知能力与休闲
在某些中产阶层个体眼中，休闲似乎还只是件可有可无的事情，他们无视休闲的稀缺状况，甚至主动向往以更多的闲暇时间来换取其他资源。S13就说：“我选择（工作）的时候一般考虑薪水、福利待遇等，忙不忙事先也不知道的，而且我也不太嫌弃忙的。薪水和福利待遇觉得满意的话，多忙一点也是可以的，反而是有空的时候觉得不自在。这两天快不工作了嘛，很空，觉得不自在。在家呆着，两天、三天行的，到第四天肯定不行的。”在她的言语背后，仍潜藏着那种“如今闲人没有好日子过了”的共识，它真实地反映出中国中产阶层初步兴起阶段所面临的现实。
但是，已有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个体开始逐步萌发出注重休闲的生活意识。上述B8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她说：“我觉得（休闲）就是个态度问题……他真的有钱以后，钱确实是没有用，你想啊，钱到了一定水平后，人的精力、身体也到了一定水平了，生活的需求就那么点儿，那些钱怎么办呢？”访谈对象S7对自己的研究工作十分痴迷，但“现在的工作、休闲态度与以前有点变化，现在常常发现想做的与实际能做到的还是有距离的，所以现在感到计划要定得现实一点，比如相对能做多少，就少做一点，做得认真一点，要留下一点时间enjoythelife。今年忙得到书店都不要去了。自己有种ambition，想做啊做啊。自己要想不做的话，我想也是可以的。这可能就是种职业病，很多人做business，赚钱要多，其实多得对他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丝毫不影响他，可他还是要多。发现这个问题感到很有意思。”
中产阶层参与休闲实践更多地建立在理性化思维的基础上，因此闲暇生活的质量与个体的认知能力密切相关。认知能力的基础是包含着规则和策略的实践意识，具体包括4项因素：
（1）行动者凭借自己的社会定位所拥有的获得知识的方式；
（2）组织并表达知识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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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的休闲特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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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被视为“知识”的信念主张的有效性相关的情况；
（4）与可资利用的知识的传递方式有关的因素。吉登斯，同前引书，1998，第170页。
通过“传播革命”，“知识分子可获得的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如今日益可以从远方的人，从地理、文化和历史上遥远的群体，甚至从死者那里获得。并且，他们也许因此与自身所处的当地环境产生巨大的分歧。他们也许会把地方精英对社会现实的解释与其他地区和时代所作的解释进行招人不满的对比。”阿尔文·古尔德纳，同前引书，2002，第4页。同样，在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方面都占有优势的中国中产阶层无疑也具备更高的认知能力，他们往往通过互联网、跨国企业等渠道，将西方中产阶层或富裕阶层设置为自己的参照群体。如此一来，这些人视野中的中产阶层形象便带上了一定的理想化痕迹，从而与实际生活的感受拉开了距离。S13曾在国外留学，所以感觉上海的夜生活不够丰富，“没什么节目让你选择”：“其实上海我觉得晚上没什么好玩的，没什么大的、好的娱乐活动。要大家凑到一起很难，而且现在外面这种服务设施也不是很好，比如说就没什么节目的，不像在国外，节目很多，国内没什么节目让你选择的。而且到了晚上10点钟，外面都黑乎乎的，大家都回去了。”S2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出国，对西方国家的休闲状况有直接的感受：“我在美国时住在希尔顿，看到很多老外，都是美国人。我想怎么美国人住饭店，不是住外国人么？分行的同事告诉我说，你不知道，人家老外星期天就是要出来玩。”B8积极肯定海归派对休闲方式和理念的影响：“海归派对休闲方式的影响也比较大，新的休闲方式，比如什么飞机啊，滑翔，骑马啊，赛车，北京挺流行赛车的，北京最近吉普车卖得特别好，160多万的悍马卖得很好。我刚参加工作时主要是为生活状态考虑。现在如果让我在工作之外还能去打球的话，我就很满意了。”
话语矛盾与角色距离
综合电话调查和访谈的资料，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尽管中产阶层闲暇生活的总体图景呈现出积极活跃的局面，可面对我们的访谈，许多中产阶层个体对自己闲暇生活的反思与表述却显得十分消极，即表达出对于休闲的某种距离。“尽管说具有资格能力的行动者几乎总是可以用话语的形式，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给出自己的意图和理由，但他们并不总是能够说清楚动机。行动者就其所行之事以话语形式给出的理由，可能不同于真正体现在这些行动者行为流中的行动的理性化”，吉登斯，同前引书，1998，第64页。因此，我们应该透过表面的话语形式，探究其背后地位与角色之间的深层逻辑。
在戈夫曼看来，每个个体都是根据被赋予的地位的要求来进行表演的“角色表演”者，当“任职者”进入他的地位时，必须承担相应角色所包含的全部行为。在扮演某一角色的过程中，个体必须努力使他在情境中传达出来的印象与实际赋予他的同角色相称的个人素质相一致，“任何一个进入特定地位的人所能获得的自我形象，都能在情感和认知上对他产生吸引力，使他渴望并期待用角色扮演以及从这种扮演中产生出来的自我认同来看待自己。”戈夫曼：《日常接触》，华夏出版社，1990，第75页。而当存在着一个为特定角色而设置的规范性框架时，个体往往就会通过解释、辩解、开玩笑等方式“积极地调整情境而在表面上退出了这种形象”。同上引书，第93～95页。戈夫曼将这种悖论般的表现称作“角色距离”：“角色距离一词不是指所有不能对某一特定角色的核心任务作出直接贡献的行为，而仅仅是指那些被某位在场者视为同评价表演者对其特定角色的依附程度相关、并能暗示出表演者对角色可能有某些不满或抵触情绪的行为。”同上引书，第95～96页。
中国中产阶层的个体也面临着深刻的“角色冲突”。首先从劳动力再生产的角度上看，那些刚刚步入或者正在努力步入中产阶层的个体大都背负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因为置身于社会结构相对开放的转型时期，他们需要捕捉更多的机会，依靠自身努力流动到更高的位置，从而无形中增添了自己的成就压力。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的加深，WTO全球体系的融入，愈加要求加强规范化的管理，而中国大陆高研发、高技术的产业偏少，更多的是生产密集型、基础加工型的生产企业，实行的多是严格的泰勒制管理，因而加剧了中产阶层个体的忙碌感和压力感。不仅如此，中国中产阶层的“角色丛”中，除这种艰苦奋斗的劳动力再生产的角色之外，还有一种角色也至关重要，那就是，他们还是另一种生产即地位和身份的积极生产者，是休闲标签的营造者。“关注健康与生活质量，不仅仅生存，还要学会享受生活，这已成为中产阶层的大多数生活方式的基本原则。”卢汉龙：《中国的中产阶层和他们的消费文化》,学说连线网http://wwwxslxcom,2004-12-07。在休闲的情景定位上，具备先进认知能力的中产阶层清醒地意识到休闲的重要性，明确自身的社会定位同这种国家主导的社会表征体系间的逻辑关联，又转而将这种认知能力转换成了理性化的实践意识，体现在他们策略化的休闲活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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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的休闲特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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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作为“双重生产者”的个体自然愈加不堪重负，对于不同的角色规范，他们既会表现出一定的依附和承诺，也会通过某些防御性的分离行为表达出某种角色距离，因而，话语意识下的表白有时只是一种“反认同”，对流行的休闲话语的不屑或无奈，其实是他们处于国家权力整合之下的一种角色距离感的体现。这样，我们或许就能够理解中国中产阶层关于闲暇生活的话语表达与实际休闲行动的乖违之处了。
连接意义与社会中集团利益合法性的各类支配形式是意识形态的实质性内容，符号秩序则是意识形态的基本制度形式。包亚明，同前引书，2003，第299页。在“中等收入者阶层”和“休闲经济”以一种国家主导话语的形式积极导入的中国，休闲正在被构筑为一种自我标识的中产阶层符号制度。我们发现，西方中产阶层休闲理论的牵引作用，事实上也存在于中国中产阶层闲暇生活当中，中国的中产阶层在忙碌地生产财富之余，也同样是区隔、身份等意义秩序的生产者。他们低调地、但却是切切实实地追求着更活跃的闲暇生活，也拥有着更高的闲暇生活质量，从中我们见到的，不是西方式的“游戏的”冲动，而是努力追逐的热情。对休闲的源于实践意识的理解，伴随相应的资源水平与规则意识，促进了该阶层个体的社会定位，从而逐步形成了区域化的休闲情境特征；这种区域化经历时空伸延，正在象征性的社会系统中逐步制度化。
与此同时，转型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也使得中国的中产阶层闲暇生活体现出其独特性。以消费活动为主的“人造环境”特征突出了中产阶层以享乐与区分作为意义核心的闲暇生活机制，休闲交往中突出的功用型特征则体现出成长期的中国中产阶层对资本的迫切需求，这一切，无疑影响了中产阶层对真正的休闲意义的追寻，使得休闲的涵义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暧昧特征。
事实证明，中国中产阶层的“双重生产者”身份满足了该阶层休闲话语系统的意识形态功能，成为整合中国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存在，但与此同时，“双重生产者”的角色冲突使得中产阶层个体对自己的休闲角色呈现出一定的角色距离，并在其话语意识上体现出显著的背离特征。米尔斯曾经说：“工作和闲暇的分离以及闲暇在现代人的奋斗意识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这两件事贯穿于20世纪美国的全部历史当中，它影响了人们对工作意义的感受，并树立了世俗的目标和梦想。”米尔斯，同前引书，1987，第271页。理斯曼则在《孤独的人群》中倡导“一个接受闲暇、同情心和富裕的新潜力的社会观”，认为：“只有到了社会和政治活动共同反对工作与闲暇割裂的历史阶段，我们寻找闲暇的意义才会最终出现。”大卫·理斯曼，同前引书，2002，序言第33页。而在当前的中国，身为“双重生产者”的辛勤的中产阶层正以一种新的形式创造出工作与闲暇得以融合的契机，从他们身上，并透过他们，我们可以捕捉到未来中国中产阶层——而不仅仅是一部分中等收入者——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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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5社会交往：边界与区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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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研究某一社会阶层有各种不同的视角和方法。从社会交往或者交流出发或以其为核心，对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是其中较为独特而且硕果累累的一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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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交往：边界与区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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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研究某一社会阶层有各种不同的视角和方法。从社会交往或者交流出发或以其为核心，对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是其中较为独特而且硕果累累的一种视角。该方法的定型也许应当感谢米德，因为他在《心灵、自我与社会》一书的开篇，开宗明义地指出：“我想提出一种研究方法，其要点在于从社会的观点、至少从社会秩序所必需的交流的观点出发研究经验。”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第1页。在这种方法的指引下，符号互动论研究范式蔚为大观。可惜的是，这种研究视角由于过于拘泥于两个或少数主体间的交往行动，因此研究成果比较多地集中于个体的和微观的层面。而且，这一视角对于社会交往概念的界定也过于泛泛，因为在这种理论看来，一切非个人的行为都具有交往的性质。在符号互动论之后，许多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理论比如社会交换理论也对以交往为中心的社会学研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但它们大多仍然停留在微观研究的层面，没有摆脱个体主义的特点。近年来，随着社会网络研究的兴起，布迪厄、科尔曼、普特南和福山等当代著名社会学者又以社会交往、人际网络为核心，发展出一套经验与理论、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社会资本理论。正是从这个逻辑架构出发，社会资本研究将以社会交往活动为中心的社会学研究引向了宏观社会研究，使以交往为中心的社会学研究真正成为可能。
尽管以交往为中心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硕果累累，但纵观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史，还很少有学者从社会交往的角度研究一个阶级的特征。然而，从社会交往，尤其是社会资本的角度进行中产阶层特征的研究，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很有意义的。作为一种行为方式，它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社会阶层的边界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本章的研究思路，就是根据中国五城市中产阶层电话调查与深度访谈的经验资料，从社会资本论的研究视角出发，从社会交往方面分析当代中国中产阶层所处的社会历史方位，描述其行为与心理特征，研究其阶级区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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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的研究视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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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理论渊源的角度来看,社会资本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社会学研究的创始者如托克维尔、迪尔凯姆或者马克思那里，但关于社会资本的系统研究还是始于布迪厄。波茨认为：“在那些把社会资本概念引入当代社会学话语的学者中间，布迪厄的分析在理论上最为精炼。”亚历山德罗·波茨：《社会资本：在现代社会学中的缘起和应用》，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121页。然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他的研究被学界尤其是美国的社会学界所忽视。
布迪厄将资本划为三种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202页。布迪厄对社会资本的描述体现在上述这段话中的两个关键词上：一是网络；二是体制化。在布迪厄那里，社会资本就是一种社会网络，他指出：“特定行动者占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量，依赖于行动者可以有效加以运用的联系网络的规模的大小，依赖于和他有联系的每个人以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经济的、文化的、象征的）资本数量的多少。”布迪厄，同前引书，第202页。而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必须被转化成体制性的关系，才能真正成为社会资本。因此，他又说，人们在生产社会资本时，要把诸如邻里、工作和亲属等客观存在的关系“转变成既必需又有选择性的关系，转变成从主观上感到有必要长久维持其存在（如感激的心情、尊敬、友谊等等）的关系，转变成在体制上得到保障的（权利）关系”。布迪厄，同前引书，第203页。
在确定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以后，布迪厄重点研究了不同资本形式之间的转换。他认为一切的资本都会被简化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也最终会被简化为经济资本，但这一转化过程并不简单。因为，社会资本有自身独特的动力机制。正如布劳区分了社会交换与经济交换的区别，布迪厄也区分了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的不同。尽管社会资本最终有可能以经济资本的方式表现出来，但它的运作方式与经济交换不同。后者明确规定了交换的权利与义务，而前者则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
科尔曼的研究显然是社会资本研究上的另一个里程碑。科尔曼坚信，社会资本产生于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的形成是资源交换的结果：“行动者为了实现各自利益，相互进行各种交换，甚至单方转让对资源的控制，其结果，形成了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351页。在综合了政治学者、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在社会资本方面的相关研究后，科尔曼指出：“社会资本的定义由其功能而来，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詹姆斯·S科尔曼，同上引书，第354页。符合这一定义的实体有义务和期望、信息渠道和社会规范等三种不同的形式。科尔曼认为，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具有生产性。与其他的资本不同的是，社会资本的产生并不总是有目的的。“在一般情况下，社会资本是人们因别的目的从事活动的副产品。”只有在特定情况下，“社会资本是行动者投资的直接产物，这些行动者期望取得投资效果”。詹姆斯·S科尔曼，同上引书，第366页。
科尔曼的理论被看作是社会资本理论的主导性解释模型。普特南在社会资本的基本概念上较为认同科尔曼的观点，并且对这一概念又作了自己的发挥。他认为社会资本意味着社会组织的特征，甚至是一种公民精神的体现。建立在科尔曼的基础上，普特南进一步分析了社会资本的功能与意义。他认为，社会资本会在各个方面影响个人的回报和社会的发展。普特南指出：“由于各种原因，在一个拥有大量社会资本存量的共同体中，生活是比较顺心的。……公民参与的网络孕育了一般性交流的牢固准则，促进了社会信任的产生。这种网络有利于协调和交流，扩大声誉，因而也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罗伯特·D普特南：《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李惠斌、杨雪冬主编，同前引书，第167～168页。“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社会资本逐渐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罗伯特·D普特南：《繁荣的社群——社会资本与公共生活》，同上引书，第156、160页。在普特南看来，宏观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可能会出现下降的情况。他认为当前美国的社会资本正在不断下降，人们参与社团活动的积极性正在不断下降，从而威胁到了社会的自由与繁荣。普特南的观点引起了众多的争论，在这场有关社会资本的争论的推动下，社会资本被看作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社会学课题引起了跨学科研究的广泛兴趣。自此，社会资本与公民社会、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等重大课题一起被看作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最具有时代意义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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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的研究视角(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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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资本研究者的不断增加，关于社会资本到底是什么的争议越来越多。大家普遍认为，科尔曼和普特南对社会资本的定义过于宽泛，所以各自提出了对这个概念的不同理解。比如有人认为社会资本即社会网络关系，有人认为社会资本是网络社会结构，还有人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网络资源。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研讨会论文（29），2003年11月14日，第2～3页。而波茨干脆就把三者全面地结合在一起，指出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获取（社会资本）的能力不是个人所固有的，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所包含的一种资产。”托马斯·福特·布朗：《社会资本理论综述》，李惠斌、杨雪冬主编，同前引书，第83页。
在从事社会资本实证研究的阵营中，林南和边燕杰主张社会资本可以用社会网络即人的非正式组织关系这个指标来加以测量。在1999年一次中国五城市社会网络的调查中，边燕杰采用这个指标进行了社会资本问题的调查研究，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阶级阶层地位限制了人们自由地拓展社会网络，积累社会资本……阶级阶层地位优势，将转化成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优势……一经有了这种优势，它将给社会资本拥有者产生主客观的效应。客观上，社会资本将带来收入回报；主观上，社会资本将提高自我社会经济地位的评估。”边燕杰，同前引文，第13页。这种观点是否能概括社会资本的全部内涵还有待探讨，起码仍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它确实有利于社会资本的测量，因此本章所采用的社会资本概念倾向于采用林南与边燕杰的定义。
当然，关于社会资本的讨论也并不都是分歧，学者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还是获得了不少共识。首先，学者们不约而同地把社会资本看作是建立于社会网络结构基础之上的。其次，他们认为社会网络结构越大，或者该社会网络结构所能调动的资源越多，社会资本的量就越大。正是基于这些共同点，本章将从两个不同社会网络结构——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的角度来研究中产阶层阶层区隔与社会资本的问题。在现实社会的社会网络结构中，社会资本问题被转化成以下几个指标加以测量：一是社交圈的数量，该指标用以分析社会网络规模的多少与阶级地位的关系；二是社交的对象、方式、场所及其品位，该指标用以分析社会网络的质量与阶级地位的关系；三是社交圈中的影响力，该指标用以分析个人社会资本的多少与社交能力的关系；四是社交的目的，该指标用以分析在生产社会资本的目的性方面存在的阶层差别。在虚拟社会的社会网络结构中所要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网络社会关系是否与现实中的社会地位也呈现正相关关系，网络上的社会关系是否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社会资本，网络交往行为的差异是否也构成中产阶层阶层特性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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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活动的多维视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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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中产阶层的比例还相当小（几次调查的结果均为城市居民的10%左右），因此即使在大城市中，要了解中产阶层社会交往活动，也必须先从了解市民的一般社交情况入手。通过电话调查，课题组对调查对象的社交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下文将主要从面对面的人际交往与网络交往两个方面作一简单的阐述。
人际交往与社交圈
调查发现，大多数调查对象都意识到自己有社交圈，但是数量很少超过3～4个（具体数据见表4-1）。大多数调查对象（507%）只经常参加1～2个社交圈的活动，而只有17%的调查对象声称他们经常活动的社交圈多达8个以上，另外，有194%的调查对象声称自己不参加任何社交圈的经常性活动。也就是说，调查对象的社会网络总体上比较简单。
表4-1居民经常参加活动的社交圈数量单位：％没有1～2个3～4个5～8个8个以上总计1945072404117100
透过社交圈的分析，本次调查主要想了解调查对象社会网络的规模是否与其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紧密相关。结果发现，社交圈的数量与个人的家庭收入、支出和学历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也与调查者个人对自身社会地位的主观评价呈正相关关系（具体数据见表4-2）。也就是说，在一定范围内，人的社会地位与社会交往范围（在时间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社会地位越高的人往往社交范围越广，而社交范围越广，就越有可能提升个人的社会地位。这一结果与边燕杰教授1999年调查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表4-2社交圈数量与个人特征的相关性分析您经常参加几个
社交圈的活动？家庭上月
收入家庭上月
支出学历您认为自己在当地处于
社会哪一阶层？相关性系数0174018401170076相关程度0000000000000002频数92391212241178
从社交活动的场所来看，多数调查对象社交活动的主要地点依然是在自己或朋友的家中，另外茶馆、酒吧、酒店、饭店等也是社交活动的主要场所，在其他地点进行社交活动的市民并不多（具体数据见表4-3）。许多研究表明，社会交往的主要场所能够较为明显地体现出阶级阶层的区隔和社交圈成员社会地位的高低，因此，本次调查也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来考察。
表4-3居民主要的社交场所单位：％社交场所百分比社交场所百分比茶馆、酒吧、咖啡馆37朋友家或自己家中45酒店、饭店35工作地点16体育场馆11网上7会议场馆2其他13从个人在社交圈中的影响力来看，多数调查对象认为自己在所在社交圈中的影响力一般或者较强，很少有调查对象认为自己的社交能力很强或者不强。具体数据请见表4-4。
表4-4居民在社交圈中的影响力单位：％在社交圈中的影响力百分比在社交圈中的影响力百分比很强42不强87比较强315说不清51一般504总计1000
从相关性分析的角度来看，除了与职业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以外，社交的影响力与其他人口的特征均有显著的相关性，与个人对自身的阶层认同也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具体数据见表4-5）。那些认为自己在社交圈中较有影响力的调查对象通常也是收入和支出较高、学历较高以及自认为处于较高社会阶层的人。相反，那些认为自己在社交圈中缺乏影响力的调查对象则更多的是一些收入支出较少、学历较低、认为自身社会经济地位不高的人。
表4-5社交影响力与个人特征的相关性分析在您主要的社交圈中，
您的影响力如何？家庭上月
支出职业家庭上
月收入学历您认为自己在当地
处于社会哪一阶层？相关性系数-01260048-0121-0097-0140相关程度00000055000000000000频数877101788811611123
由此看来，对社交影响力的自我评估与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也是互相促进或者说互为因果的变量。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对自己在社交圈中的活动就越是自信，社交能力越强；而社交能力越强就意味着有更多的资源可以用来提升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促进自身的事业取得更大的进展。
在调查中发现，调查对象的主要社交圈较多地由同学、同事构成，而较少由会员、“发烧友”、社区邻里、网友等构成。调查对象经常参加的社交活动主要是同学聚会和同事聚会，只有少数调查对象经常参加其他类型的社交活动（具体数据见表4-6）。
表4-6居民经常参加的社交活动单位：％经常参加的社交活动百分比经常参加的社交活动百分比家庭所在社区的活动13业余爱好者的聚会19工作单位举行的集体活动33网友聚会3同学聚会52以上都不参加10下班以后的同事聚会47
对于社交活动带来的帮助，半数调查对象认为主要是了解信息和增进友谊，很少有人认为社交活动的目的是规划人生或者促进事业进步，也很少有人把社交活动看作是一种社会资源的交换。这说明调查对象认为自身社会交往的动机还是比较单纯的，或者说他们中的多数人并没有把社会交往看作是一种可以利用的资源交换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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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活动的多维视角(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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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社交活动给居民带来的帮助单位：％社交活动带来的帮助百分比社交活动带来的帮助百分比增进友谊49思考和规划人生4认识新朋友28事业进步15了解信息50其他5娱乐休闲26没帮助10应酬8
网络交往
由于互联网的兴起，讨论社会交往问题已经不能局限于面对面的社会交往，因此本次调查还专门研究了调查对象的网络交往问题。
在调查中发现，调查对象中有515%的人平时上网，其中529%的人在网上与人交往。在这529%的人中，有72%的人用QQ的方式与人交往，还分别有22%和21%的人通过聊天室和MSN的方式与人交往。像BBS、博客和个人主页这样的方式很少被人所采用，几乎完全没有市场（具体数据见表4-8）。由此可见，网聊是调查对象在网上与人交往的最主要手段。当然，由于博客在当时还是一项没有广泛普及的网络技术，因此不排除使用比例上升的可能性。即使如此，网聊依然是最重要的网络交往手段之一。
表4-8调查对象网络交往的主要方式单位：％网络交往方式百分比网络交往方式百分比QQ72MSN21聊天室22博客1电子邮件49个人主页1BBS14其他6
调查还表明，在网络交往中，调查对象们的话题比较广泛，通常没有固定的主题，而且无话不谈（具体数据见表4-9）。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有目的的面对面的社会交往活动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也就是说，一方面，网络社会交往的目的性更不明确，更不具有功利性；而另一方面，网络交往比面对面的社交活动更有私密性。相信这与网络技术所带来的虚拟交往特征有着很重要的关联。由于网络创造的是一个匿名的社交环境，网络上的信息通常因传播者特定身份的缺失而缺乏可信度，因此很少有人通过网络进行目的性和实用性很强的交往活动。但是，网络交往也有自己独特的优点，由于交往的匿名性，人经常在扮演一个不同于生活“前台”也不同于生活“后台”的新角色，因此网友间往往可以无话不谈，可以将自己的某些秘密拿出来与一个不相识的人所共享，从而起到休闲和发泄的作用，减轻个人的压力。按照戈夫曼的拟剧理论，面对面的社交如果可以被看作是交往活动的前台，而个人的隐私可以被看作是交往活动的后台，那么网络交往就可以被看作是交往活动的“中台”。在面对面的社交中，与同事、同学或者朋友不能谈的话题，可以与网友谈。所以，才有近三成的调查对象与网友无话不谈或者干脆讨论生活情感方面的问题。
表4-9调查对象网络交往的主要话题单位：％网络交往的主要话题百分比网络交往的主要话题百分比时事新闻39无主题321专业、技术话题99无话不谈304生活情感237总计1000
调查还专门研究了调查对象对网络交往的态度，尽管有超过60%的经常进行网络交往的调查对象认为网络交往是有价值的或很有价值的，但也有不少调查对象一边进行网络交往，一边认为网上与人交往没有价值或说不清有没有价值（具体数据见表4-10）。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一部分人尽管在认知层面仍然对网络这种交往形式的价值表示怀疑，但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情感上或行动上的依赖感。
表4-10调查对象对网络交往价值的态度单位：％网络交往的价值百分比网络交往的价值百分比很有价值68说不清140有价值599总计1000没有价值193
从相关性分析的角度来看，除了学历以外，对网络交往价值的看法与人的主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其实没有什么明显的相关性（具体数据见表4-11）。这也就是说，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在接受网络交往这种交往方式上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网络交往并没有成为阶层区隔的一种手段。
表4-11对网络交往价值的看法与个人特征的相关性分析您觉得，在网上与人
交往是否很有价值？家庭上月
支出职业家庭上
月收入学历您认为自己在当地
处于社会哪一阶层？相关性系数-0048-00570075-0086-0038相关程度01890166008600350221频数249233316356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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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的建构：基于社会资本的探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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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一章所述，本次调查的定量研究从客观指标入手，将调查对象划分成四对二元对立的关系：收入中产与非中产；消费中产与非中产；职业中产与非中产；学历中产与非中产。本章将力图从这四对关系的对比分析中探讨中产阶层的社交情况与社会资本情况。另外，根据本项研究的需要，本书也把中产身份认同与社会交往问题进行了交叉分析，以便在主观指标上进一步深入分析中国中产阶层的社会交往行动。
从数据显示和深度访谈的情况来看，中产阶层的社交行为确实有自身的独特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下四个方面：
数量可观的社会圈与社会资本
各类中产阶层的社交圈数量都比相应的非中产（主要指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社会阶层）要多一些，这与上文所讨论的两者的相关性关系是一致的。这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证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社会网络关系越多，社会资本量越大，个人获得的社会回报也就相应较多。
中产阶层的社交圈数量多与其学业和职业发展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由于职业的性质，频繁与客户打交道是中产的特点，而这些客户常常会构成中产的社交圈。武汉的访谈对象W12在接受访谈时说：“跟客户有的交往一段时间之后，大家也会成为朋友，特别是对方的兴趣爱好跟自己相似的时候。”由于有较长和较复杂的求学经历，因此各类同学扩展了中产的社交圈。有许多中产在接受访谈时表示，社交圈比较多是正常的，因为读了那么多年书，光同学可能就有四五个圈子。北京的访谈对象B5则是靠进一步深造扩大了自己的社交网络，由于在北影读在职研究生，因此她结交了许多新同学，并被带入他们的圈子，给自己的精神生活和工作都带来了许多帮助。她说：“在我帮助朋友们的同时，朋友们也会常常帮助我。他们会帮我约稿，帮我干这个那个的杂事，甚至会帮我买自行车。”另外，由于中产的职业通常具有较高的竞争压力，因此许多中产不得不借助各种社会资源的力量来赢得竞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强迫中产扩大自己的社交圈。上海的访谈对象S8在接受访谈时说：“大学毕业后，我在国营企业做了7年技术工作，3年销售工作。1993年辞职去广东，做销售经理兼法律顾问。1996～1999年，回淮南做了3年代理商，卖油漆，做得不错。1999年到合肥经商时安徽省司法厅招律师，我就考上了。后来以安徽事务所的名义到了上海。”他说，外地律师来上海很不容易生存，他之所以能生存下来，“接的大都是朋友的案子”。由于以前经商时的朋友很多，使他很快在上海某律师事务所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现在他还经常陪这些老总们打球，他认为这样的社交“收获最多”。
在本次访谈仔细研究的某一个案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社交圈是如何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而发展变化，并且如何反作用于社会地位本身的。南京的自由职业者N6，原是一家国营企业的工人，其社交圈仅限于她自己的同学、同事和邻居。这些朋友没有钱，也没有高学历，几乎都是青工，属于较低的社会阶层。后来，她的丈夫在生意上获得成功，家庭变得非常富有，其社交圈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先是她觉得原有社交圈中的很多人让她看着不顺眼了——她认为他们变得很“庸俗”，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于是就基本上断了来往。后来随着陪同丈夫的应酬多了，认识了许多生意人的太太，于是就经常与这些人一起玩。玩熟了以后，这些太太们又分别把她介绍给自己的社交圈，于是她就认识了一些名校的教师、医院的医生和媒体的记者。现在她起码有了八个以上的社交圈，而且这些朋友不是很有钱就是很有社会地位。有了这些朋友，在外人看来，她作为中产阶层一员的身份就被确定了，很少有人知道她曾经在一个国营企业干过几年体力活，完全没有高等教育的背景。
电话调查显示的数据表明，在所有中产阶层中，消费非中产与消费中产之间在社交圈数量上的差距最大，而职业中产与职业非中产之间的差距最小（具体数据见表4-12）。这说明两点：其一，社交行为与人的消费行为有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其二，消费中产——人们习惯意义上讲的“小资”与职业中产——人们习惯意义上讲的“白领”在社会交往方面尽管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别。在访谈中我们发现，某些被看作是典型的中产职业，尤其是一些专业性很强的职业，其边界的封闭性特别明显，因此其社交圈也并不十分广泛。武汉的访谈对象W4就说，他们家平时很少出去，与领导、同事之间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主要的圈子就是老同学，而且来往得也很少。另一位武汉的访谈对象W5则干脆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像别人那么有空闲，除了工作还有科研任务，连老同学都沟通很少，只要有时间就与家人呆在一起。”看来，近乎异化的繁忙劳动一方面可能刺激了社交圈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抑制了社交圈的发展。这可能就是职业中产与非中产调查数据相近的重要原因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产与非中产在社交圈上有一定的差别，但总的来说本次调查得到的两者的数值都不高。多数调查对象没有社交圈或只有一两个社交圈的数据说明，受调查地区目前的社会资本水平还是比较低的。这与当前中产阶层多从非中产的地位奋斗而来有密切的关系，从这一点也可以折射出，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相信随着社会中层比例的增加，个人社交网络的复杂化将成为今后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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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的建构：基于社会资本的探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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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中产与非中产的社交圈数量对比单位：％没有1～2个3～4个5～8个8个以上共计收入中产964643346639100非中产2405221963309100消费中产803454716934100非中产2065242193813100职业非中产2165342004307100职业中产1215003134224100学历非中产3095001444008100学历中产1085123134324100
通过数据的交叉分析发现，那些社交圈较多的调查对象通常对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的评价也比较高。从下层到中上层，社交圈数量不断增加（具体数据见表4-13）。那些认为自己是社会中上层的调查对象，其社交圈的数量远高于那些认为自己只是社会下层的调查对象。在本次调查中，社会上层的社交圈数量不如中上层多，这可能与样本个体数量不多有很大关系。但也可能与上层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他们并不喜欢中产阶层那种广泛的社交生活，他们也无须通过这种方式证明自己的社会名望或增加自己的各种回报。社会上层的社会资本不应当用社交圈的数量而应以其社交圈的质量来加以衡量。
表4-13身份认同与社交情况的交叉分析单位：％没有1～2个3～4个5～8个8个以上总计1下层37344714727071002中下层20951723026191003中中层16952523849181004中上层9948134957141005上层1116671110111100
特有的社交圈区隔
当然，中产阶层的社交圈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对社交圈人员组成、活动地点以及活动方式都有自身独特的要求。
从交往对象的角度来看，中产阶层对于自己社交圈的组成结构也有较高的要求。一般说来，他们并不乐意与阶层较低的社会成员来往。访谈对象B5在访谈时谈到了她选择社交对象的标准：“选择知心朋友首先要互相喜欢。但同时也非常在意其社会地位，如家庭、教育、收入。朋友之间除非是特别优秀的人，否则他的家庭和教育如果特别不好，他在有些问题上的见识会非常短，也不可能谈到一起去。”北京的访谈对象B3说：“那些在社交圈中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比如收入较少的同学，当然，这些收入少的同学与收入多的同学相差也不是太悬殊）通常会回避较为频繁的社交活动。其中，那些性格比较外向的人还是会被圈子所接纳，那些性格较为内向的人通常比较拘谨。他们很少会主动组织或者积极参与聚会，他们更多地会表现得较为消极，经常在一边听大家聊天。他们的自尊心比较容易受到伤害，不能随意为他们支付钱。有的哥们儿下岗了，聚会时也没有什么心情，情绪低落，渐渐地就不会在一块聚了。”深圳的访谈对象Z8说他平时逛街喜欢与同事一起逛。原因是大家爱好都差不多。他说：“我们大概都是在花强北逛逛，大家经济上、观念上也都差不多。如果两个人的收入差很多，那可能会出去几次后，就感觉没什么意思了。差异太大就不行，同样的钱，两个人对钱理解就不一样。两个人花钱的感觉差不多的时候才会一起去逛街。”也就是说，某些中产阶层在选择社交圈时不但特别注意性格和兴趣上的默契，他们也很注重而且不得不（不以他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注重对方的社会地位，一般不与比自己知识水平和经济收入差的人密切交往。
在访谈中还发现，受访的中产阶层与社会上层有一定的交往，但这种交往比较多地停留在应酬的层面。他们的多数真正的朋友，也就是最亲密的社交圈，往往跟他们是一个阶层的。武汉的访谈对象W10在谈到最知心的朋友时指出：“这些朋友主要是一些可以谈精神性的、政治的、人际关系的问题的人。这样的朋友主要是大学的同学。”上海的访谈对象S7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友。他说，上海有个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友会，几乎每个月都有活动，把通知发给他们。去年他去过一次，吃顿饭，每个人交250块钱。香港同学去得很多，有五六十个，都在上海做生意。开始有大陆的学生去，后来就越来越少，他自己去过一次就不去了。他之所以不去参加聚会，根据他的观点是因为圈子不同，没有什么共同话题。“学校里的事叙叙旧就行了，老叙就没意思了。主要是行业不同，他们收入比较高，经常在上海图书馆附近的网球场打网球，都要自己付费，有时请大家打高尔夫球。他们在这种场合交流信息，像西方的商人阶层一样。我们和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一类人，没有什么共同话题，所以后来就不大去了。”
中产阶层常常知道培养优秀社交圈的重要性。他们希望通过继续深造等方式提高自身社交圈的质量。有许多受访者都指出他们要通过读MBA、EMBA的方式，一方面提高自身的学历，另一方面是获得社会资源的一种好的方法。在北大读EMBA的访谈对象B11是这样评价他所在的学习平台的：“它是个非常好的平台，确实非常好的平台，并且整个这个团体，我认为是中国的精英团体，至少除了我以外。确实我能从那个团体里体会到很多东西。至少，我能琢磨出点东西来，能开阔眼界，拓展你的视野。你看问题的角度啊，你处理一些事情的方式啊，都会有一些你平时悟不出来的东西。”
中产阶层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这就决定了其社会资本构成的复杂性，其社会资本很少以首属群体交往所形成的资源为主。在访谈中，很少有受访的中产阶层提及家庭或家族的资源对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对自己帮助最大的社会关系往往是大学同学、客户、经过多种关系认识的朋友。社会资本结构的复杂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与对其他社会阶层的某些实地研究就有所不同。刘林平对深圳市平江村实地研究指出，当地以汽车运输业为主的居民（属于蓝领阶层）是以家庭和家庭网络为首要与重要社会资本的。以个体的核心小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借助于家庭亲族网络的力量而求生存与发展，是平江人的基本生存之道。即使要拓展家庭亲族的社会资本，也通常是通过同乡（包括小学和中学同学）和邻居来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讲，平江的社会资本基本上是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的，社会资本的来源比较单一。刘林平：《关系、社会资本与社会转型——深圳“平江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316～328页。由上述对比可以明显看出中产与非中产在这个问题上的阶层区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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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的建构：基于社会资本的探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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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交活动的场所来看，中国中产阶层比非中产阶层更多倾向于在茶馆、酒吧、咖啡馆、酒店、饭店以及体育场馆等职业行为的“后台”开展社交活动。尽管中产阶层中的不少人也会在家中或朋友家中进行人际交往，但其比例不如非中产高（具体数据见表4-14）。也就是说，中产阶层的社交更倾向于在娱乐和休闲的场所而不是家庭。这在某种程度上符合米尔斯对于中产阶层生活的描述：“随着家庭作为心理生活中心地位的下降，以及工作时间的缩短，闲暇与娱乐生活却逐步把家庭的职能接替了过去。”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第273页。
表4-14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社交场所的对比单位：％社交场所收入中产非中产消费中产非中产职业中产非中产学历中产非中产茶馆、酒吧、咖啡馆5033503742334327酒店、饭店4529553242323730体育场馆14913121310138会议场馆32522231朋友家或自己家中4049414843484054工作地点171771719131812网上77565894
不仅如此，对于社交场所的品位，中产阶层也有自己独特的爱好。懂得在品位上把自己与别人区隔开来。上海的访谈对象S4就指出：“酒吧分两种，一种是比较吵闹的，一种是安静的。我喜欢去的都是些有现场乐队的酒吧，喜欢去听他们演唱。安静的酒吧会放些柔和的音乐，这个比较适合学生或谈朋友什么的，这个我一般去的比较少。”在访谈中，许多中产阶层都对本城市的著名茶馆和酒吧了如指掌，说起来如数家珍，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中产阶层对社交场所的态度。地点的选择廓清了中产阶层社会交往的空间边界，并为其社交圈的纯净性提供了保证。也正是在这样的空间中，其结构复杂的社会资本才能得到良好的运作。
调查显示：从网络交往来看，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态度几乎没有差别，关于这个问题，本书还将在下文进一步讨论；另外，在会议场馆和工作地点的社会交往，两者也没有明显的差别。很显然，无论是中产还是非中产，他们并没有把社交看作是自己职业角色在“前台”的一项重要活动，而将其定位于“后台”的行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多数调查对象对社会资本可能产生的效益不够重视。
从身份认同与社交场所的角度来看，认为自己是社会下层的调查对象在茶馆、酒店、体育场馆等休闲娱乐场所进行社交的比例最低，在工作地点也很少社交，他们在家中社交的比例与中层相近。在自认为是中层的人群中，从中下层到中上层，在茶馆、酒店的社交比例依次增加（具体数据见表4-15）。由此可见，主观与客观两种指标的分析结果还是大抵吻合的。
表4-15身份认同与社交场所的交叉分析单位：％茶馆酒店体育场馆家中工作地点1下层2424645122中下层37291248173中中层38381243154中上层45401048175上层3850131338
一般认为，社交方式可以划定不同阶级阶层的边界。由表4-16的数据可以反复说明，中产阶层较之非中产，更乐意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但有三种情况例外，其一是家庭所在社区的活动；其二是业余爱好者的聚会；其三是网友聚会。分析个中原因，与下文所述的中产阶层的社交目的有一定的关联。在所有中产中，学历中产更重视同学聚会；职业中产则更重视与同事在一起的各种社交活动；而消费中产似乎更喜欢独处，他们不参加社会交往活动的比例是所有中产类型中最高，甚至比非消费中产还要高，对网友聚会更是不屑一顾。
表4-16中产与非中产的社交方式单位：％收入中产非中产消费中产非中产职业中产非中产学历中产非中产家庭所在社区的活动1415101513111217工作单位举行的集体活动3932403443243627同学聚会5946614852556137下班后的同事聚会5645504958384844业余爱好者的聚会1918241817201621网友聚会23032323以上都不参加613119712617与同事的聚会，无论是正式的（单位举行的正式活动）还是非正式的（下班后的私下沟通），都直接与自身的职业、威望和地位相关。因为，中国的基本社会结构就是单位。与同学聚会，看似缺乏功利目的，实则也能给人带来很多重要的资源，达到社会交换的目的，同样可以影响到个体的事业、名望和社会地位。特别注重地位（按米尔斯的话说，这甚至是一种地位恐慌症）和名望的中产阶层当然非常注意这些活动，希望积极参与。相反，社区在中国社会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单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中产阶层看来：社区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其功能非常有限。网络的虚拟交往更无法直接影响人的事业、名望和地位。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这些社交活动孰重孰轻，简直一目了然。在深度访谈中，这种情况也表现得非常明显。有许多中产阶层根本不认识自己所居住的大楼中的任何一个人，也几乎从不与社区工作者发生任何关系，他们根本不知道社区组织过什么社交活动。在他们眼中，邻居在了解信息、促进事业进步等方面对自己没有太大的帮助，与邻居或社区成员相交过密，会同时剥夺双方的私人空间，而且浪费时间。北京的访谈对象B3在谈到自己与邻居的交往时说：“平时早出晚归，不会与邻居交流，怕影响人家的生活。分析其中原因，有需求才有交往，自己都忙不过来，自然不会去过问别人的事。现在也没有什么事要邻居帮忙，邻居的事自己也帮不上忙，邻里互助的情况早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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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的建构：基于社会资本的探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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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身份认同的角度分析还发现，从下层到上层，认为自己社会地位越高的调查对象，就越倾向于参加各种社交活动，而且差别非常明显。认为自己是上层的调查对象没有人不参加社交活动。从下层到中上层，认为自己社会地位越高的调查对象，越热衷于与同事和同学进行聚会（具体数据见表4-17）。而
表4-17身份认同与社交方式的交叉分析单位：％同学聚会同事聚会都不参加1下层3439262中下层4943113中中层544984中上层645255上层38250自认为社会上层的调查对象，对同事聚会、同学聚会的热情就不如社会中层那么高。看来，他们更多地会参加一些俱乐部或者高级社团组织的社会活动。
需要强调的是，中产阶层并不热心参与社区的交际活动在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国家还缺乏成熟的中产阶层社区，中产阶层与社区其他成员的关系以区隔为主，沟通为辅；二是社区的软硬件建设还相对比较落后，没有让中产阶层参与的活动平台。其实，社区的交往并不见得如当前中产阶层想象的那样是一种缺乏实用价值的交往。从西方国家的情况来看，在中产阶层社区所进行的社交往往也是中产阶层社会资本的一种重要来源。
在访谈和问卷调查中，很少有中产阶层谈论非政治社团的活动或俱乐部的活动。很显然，积极参与社团的社交活动这一社交方式还没有广泛地成为中国中产阶层的交往方式。虽然从西方的情况来看，中产阶层通常是某个社团或俱乐部的会员，这种社交方式甚至在美国已经出现了由盛而衰的情况，具体情形可参阅罗伯特·D普特南的《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一文。但对于中国的中产阶层而言，目前这种社会活动方式还远不具有普遍意义，尽管今后中国中产阶层的社会交往可能会向这个方向发展。
在圈内有较强的影响力
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资本的多少与个体并非无关。有学者认为：“社会资本是由个体的人格特征创造的。”保罗·F怀特利：《社会资本的起源》，李惠斌、杨雪冬主编，同前引书，第53页。因此，本次研究也试图大致讨论一下个人在圈子内的影响力是否与社会资本的多少有所关联。
在调查中发现，相比于相应的非中产，无论哪一类中产都倾向于认为自己在所在社交圈中有更大的影响。数据的交叉分析显示，收入中产相对于其他中产在这个问题上更为自信；而职业中产与非职业中产在这个方面的差别相对来说是最小的（具体数据见表4-18）。这一结果与上文的相关性分析也是吻合的。在访谈中，这个问题同样有所体现。多数中产认为自己是所在社交圈各种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对自己在圈内的影响力和社交能力十分自信。
表4-18中产与非中产在社交圈中的影响力比较单位：％很强比较强一般不强说不清总计收入中产4738747753371000非中产40279523119391000消费中产7532547563631000非中产4230951895361000职业中产5233347186571000非中产3530853188381000学历中产4334747783511000非中产4226155193531000
从身份认同的主观指标来看，情况也是相同的。从下层到中上层，社交影响力呈现依次递增的规律（具体数据见表4-19）。这一规律在访谈中也有访谈对象谈及：北京的访谈对象B4通过自己的观察发现，在老同学的社交圈活动中，往往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喜欢高谈阔论，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则喜欢选择沉默，前者显然在圈子里更具有影响力，所获得的社会资本也显然比后者更多。
表4-19身份认同与社交影响力的交叉分析单位：％很强比较强一般不强说不清总计1下层32170660746410002中下层382845231173810003中中层35324513834610004中上层73435393425810005上层12525050001251000
从这些数据所表达的意义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个人的社交能力与个人社会资本的质量与数量有着密切的关系。通常那些在社交中更有技巧，更为自信的社会成员，他们能获得的社会资源也相对比较多一些。
社交是中产阶层事业与工作的延伸
从对社交作用的观点来看，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也有着较大的不同（具体数据见表4-20）。首先，他们更倾向于把社交活动看作是对自己生活尤其是事业很有帮助的一种手段。在各种类型的中产中，很少有人认为社交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作用（不超过5%），而非中产中则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了“社交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帮助（不低于11%）”的选项。
表4-20中产与非中产对社交作用的看法单位：％收入中产非中产消费中产非中产职业中产非中产学历中产非中产增进友谊5247494950515542认识新朋友3723412630283222了解信息6245524956475741娱乐休闲2327212726272725应酬13717813596思考和规划人生53644452事业进步2012311317131711没帮助414211512418
其次，像米尔斯所说的那样，把社交活动当作休闲娱乐，当作是一种对工作压力的发泄，这种情况在中产调查对象中并不普遍，甚至不如非中产调查对象那么普遍。在访谈中，只有访谈对象W12认为社交可以缓解压力：“你要去找到客户，要去说服他，感觉有压力。因为要使他接受你的产品，接受你的订单。缓解压力的办法就是跟朋友去聚会。”与之相对应，中产阶层并不仅仅把社交看作是交友或是休闲的一种方式，而是更倾向于将社交的本质看作是事业的组成部分，是促进事业进步获得更多利益的一种方式，一种资源交换的方式。许多中产阶层在访谈中明显地区分了社交与交友的区别。他们认为，有时为了功利目的而进行的社交指的是应酬，而社交包括应酬与交友。上海的访谈对象S4就认为：“经常在一起的肯定是大家兴趣、性格比较相和，应酬方面很少有成为我很好的朋友的。”但是从事业的角度来说，尽管不喜欢应酬，但应酬很重要，它被看作是事业和工作延伸。北京的访谈对象B4指出：“平时应酬很多，是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职业和工作的延伸。一旦减少这种交往，已经不适应了。多的时候每天都有，特别多的时候会感到烦，因此会推。跟我差不多的人大多数业余时间都用在这种事情上。许多工作上的协调问题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来解决的。”在B4看来，应酬与开会没有什么区别，他说：“应酬实际上就是个小型会议，比较累，你要尽量学会适应对方，对应酬的内容要策划一下，比如请谁，陪同人员，比如礼品，什么时间请，如何表现自己的诚意，还有要准备的材料。这就比较复杂了。”这说明中产阶层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社会交往与社会资本对个人发展可能起到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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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的建构：基于社会资本的探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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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因为能看到预期的回报，因此许多中产阶层愿意为社会交往活动付出一定的代价。广州的访谈对象G1在谈到应酬方面的消费时指出：“这方面的消费很大。有时要跟客户见面，还有时要跟朋友出去玩，这个一个月的花费怎么也得一千多块吧。”北京的受访对象B2的观点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她认为关系越多对事业帮助越大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尽管她并不强求她的社会关系立即给予回报，但她坚信他们会在某个关键时刻给予回报。因此她每月收入的30%用于与朋友和客户的人际交往，而且即使她每周几乎每天都要晚上八点以后才下班，她还是尽量抽出时间和精力去陪客户和朋友。她认为朋友在她生活中的重要性要占60%以上。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在某种意义上讲，中产阶层比社会的其他阶层更多地将社交看作是一种“资源交换”行为，并更加懂得如何运用社会交往获得社会资本。
我们认为，对于中产阶层而言，他们已经有意无意地体会到社会资本的作用。正如科尔曼所说：“社会组织构成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为人们实现特定目标提供便利。如果没有社会资本，目标难以实现或必得付出极高的代价。”詹姆斯·S科尔曼，同前引书，第356页。从访谈对象的表述中，他们所意识到的社会资本的功用主要体现在如下的三个方面：
其一，由于社会网络传递比较充分的信息，因此有用的信息是社会资本的第一种重要作用。科尔曼就认为“存在于社会关系内部的信息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一种重要的形式，“利用业已存在的社会关系是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詹姆斯·S科尔曼，同前引书，第363页。在这个问题上，中产阶层的感受更加明显，选择了解信息为社交重要作用的中产一般比非中产要高10%。北京的访谈对象B3是北京本地人，他的社交圈中有三个圈子由同学组成：初中同学、高中同学和大学同学。他较为频繁地穿梭于同学聚会，并不惜为之付出大量的金钱和时间，甚至出面组织那些社会地位较高的同学来参加活动，原因用他的话来说只有一点：能从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同学那里获得很多有用的信息。他说：“在朋友漫无边际的谈话中通常能筛选出重要的信息；在中国没有熟人的情况下，你就无法得到全面的信息。”当然消费信息的获取也往往来自朋友而不是广告。广州的访谈对象G1谈到他的消费信息来源时说到：“大部分就是朋友介绍。比如说出去吃饭，他会说，哪个地方好一些，哪些地方不行，你别去，那就最好不要去了。买车也是一样，朋友推荐的一般都不会错的。我在报纸上、电视上也看到广告，但我一般不大会相信它们，很多是骗人的。”
其二，由于社会网络沟通资源相异、权力不等的个人，因此能产生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性交换，而这种资源交换是社会资本的又一重要作用。这种交换不同于明码标价的经济交换，“社会交换带来未作具体规定的义务”，彼德·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华夏出版社，1988，第109页。其间渗透着情感的交流。按照科尔曼的说法，这是一张信用卡：“如果A为B做了事并且相信B在将来会回报他，这就要A身上建立起了期望而在B这一方面建立起了义务。这种义务可以被想象为一张A所持有的要求B兑现的信用卡。”保罗·F怀特利，同前引文，第49页。在访谈中，北京的受访者B4说，他经常会与以前或现在的同事、领导和部下聚会，这种聚会让他的工作变得更加得心应手。就在几年前，由于这种频繁的与上级领导的聚会，使时任医院领导的B4从老领导那里得到了计划外的几千万元的拨款，盖起了一栋大楼，取得相当出色的政绩。北京的访谈对象B3则形象地说：“在中国，人际关系是第一生产力。”他说：“朋友会提供各种帮助，是日常工作的催化剂，使你多一些优势，加一点砝码。”相比之下，非中产阶层在这方面的意识就要差一些。中产阶层更善于利用社会交换为自己获得利益，所以他们更多地参与应酬，更多地认为交往能够促进自己事业的进步。
其三，社会网络有利于形成个人的声望，“就像一个人的文凭和证书一样，是一种资本”。以上内容参见边燕杰，同前引文，第2～3页。米尔斯曾经说过，社交是为白领提高自己的社会名望服务的，“白领人士向各种高级因素借用名望的倾向非常突出。一切社会交往和办公地点的特点都可被用于此目的”。C赖特·米尔斯，同前引书，第278页其实这一点对于中产阶层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尤其重要。正如彼德·布劳所说：“人们在他们的交往中所寻求的一种基本报酬是社会赞同，而自私地漠视他人则使他们不可能得到这种重要的报酬。”在访谈中，尽管中产阶层没有明确提到这一点，但他们不愿意与比自己社会地位低的社会阶层交往，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因为，“上层人士的褒奖在表面价值上比下层人物的赞扬更有可能受到承认”，以上两处引文见彼德·布劳，同前引书，第19、78页。得到自己同阶层或更高阶层的认同对中产阶层的名望和地位意义突出。北京的访谈对象B4发现，通过朋友可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社会关系，比如介绍一个朋友给另一个朋友帮忙，自己做一个中转站。但他很乐意干这件事，因为这样他在朋友圈子中有了更好的口碑和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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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的建构：基于社会资本的探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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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项研究再次证明社会网络规模的多少与阶级地位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二是社会网络的质量与阶级地位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三是个人社交圈中的影响力与个人的阶级地位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四是社交是否有明确的交换目的，与阶级差别有明显的联系。
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中产阶层的社会交往行为与社会其他阶层相比是相当独特的，从中可以折射出很多中产阶层固有的阶层特点。这些特点帮助中产阶层通过社会交往这一途径为本阶层建构了一条边界，这种边界既是地理和空间意义的——如社交场所的选取，也是行动和习惯意义的——如社交活动的方式，又是心理和精神意义的——如对社交功用的认识。当然，由于中国的中产阶层依然处于起步阶段，因此这一边界远未到达清晰的景观，但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不断发展，这一边界将越发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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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交往：新的阶层边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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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交往行为对于社会交往研究来说是一个较为新鲜的话题。在中国，网络的起步时间与当代中产阶层的起步时间几乎是同时的。可以这样说，在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背景中，网络的发展与普及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与之对应，研究网络交往行为应当成为研究中国中产阶层社会交往活动和社会资本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者感兴趣的是，从社会交往方式和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网络交往是否能构成中产阶层的另一种边界。
阶层差别与数码沟
要考察中国中产阶层网络交往行为的特征，首先必须分析不同社会阶层的上网比例及由此带来的“数码沟”问题。根据本项研究的假设，相比于非中产阶层，具有一定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优势的中产阶层应当有着较高的上网比例，中产阶层在获取知识的技术层面上要比非中产阶层更有优势。也就是说，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之间存在着“数码沟”。“数码沟”源于“知识沟”的理论，后者指的是“大众传播实际上可能会扩大不同社会阶层成员之间的知识差距”。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第273页。该假说认为，社会经济状况好的社会阶层成员将有机会获得更多信息。随着网络社会的来临及由此产生的数码革命，对于“知识沟”的讨论变成了对“数码沟”的讨论，后者更关心网络的使用所带来的知识差距。1994年以来美国商业部所属统计局公布的四次调查结果表明：“数码沟”现象在美国社会已经较为明显。在另一项研究中，祝建华发现，中国目前也开始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数码沟”现象，这一差距与人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等指标密切相关。祝建华：《数码沟指数之操作定义和初步检验》，吴信训主编《21世纪新闻传播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1，第204页。
调查的结果基本证明了研究的初始假设，与上述几次调查的结论也比较相似。在调查对象中，各类中产阶层的上网比例都比非中产要高（具体数据参见表4-21）。不过调查也发现，不同中产与非中产间的“数码沟”差距是不一样的。在这个问题上，以职业为维度的阶层划分方法不能有效地区别中产与非中产的界限，因为在上网比例上，从事什么职业似乎不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不禁让人怀疑在网络时代，职业与阶层的关系是否还如米尔斯时代那么密切。而且，对于“数码沟”来说，与经济收入相比，教育似乎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在学历层面上的中产与非中产似乎沟距最大，这也再次证明了蒂奇诺等人的研究方法——将受教育作为社会经济地位的一项有效指标——是正确的。蒂奇诺等：《大众媒介信息流通与知识增长差异》，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第563～564页。这也再次强调了一个问题：受教育程度是阶级之间尤其是区分中产与非中产的最有效尺度之一。
表4-21中产与非中产上网情况比较单位：％上网不上网共计上网不上网共计收入中产702298100职业中产599401100非中产383617100非中产486514100消费中产724276100学历中产699301100非中产445555100非中产271729100
从身份认同的角度来看，上网的比例同样与社会阶层认同呈现正相关关系（具体数据见表4-22）。那些自认为社会阶层较高的调查对象，使用网络的比例也相对较高。
在深度访谈中，很多中产表明他们使用网络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取最快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往往是传统大众传媒很少提供的。比如北京的访谈对象B2喜欢在新浪网站上浏览新闻，她说：“我有个习惯，上班以后首先打开新浪网页，它的主页上有个新闻网页，通常我认为当天最重要的新闻都在上面了，那对我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栏目。”搜索资料往往是中产阶层对网络的另一主要使用方式。深圳的访谈对象Z9说：“我们一般是上学校网，是内部系统的，看看有没有什么通知，然后就是查一查资料。”因此通常网络对于中产阶层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工具而不是娱乐工具。
表4-22身份认同与社交影响力的交叉分析单位：％上网不上网共计上网不上网共计1下层30769310004中上层66833210002中下层42257810005上层77822210003中中层5574431000
阶层差别与网络交往
在关于网络的研究中，研究者关心的另一个话题是：网络交往或者说网络关系是否也正在成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
结果发现，网络交往虽然也是一种社会网络关系、社会网络结构或者社会网络资源，但目前它尚未明显表现出普特南等学者所描述的社会资本的特征，也就是提高物质或资金投入的收益。另外，尽管调查对象中的中产阶层上网比例更高，网络交往的比例却往往不如相应的非中产阶层（具体数据参见表4-23）。尤其是职业中产，其社会交往的比例比非职业中产要少20个百分点以上。这说明，职业中产与非职业中产在网络的使用问题上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别，而且网络交往与个人的社会及经济地位呈负相关关系。
表4-23中产与非中产网络交往情况的比较单位：％网络交往不交往共计网络交往不交往共计收入中产502498100职业中产421579100非中产532468100非中产645355100消费中产413587100学历中产532468100非中产511489100非中产52048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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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交往：新的阶层边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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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访谈中可以看出，中产阶层在网上不喜欢与人尤其是陌生人交往。比如访谈对象S8，他上网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第一时间阅读时事新闻，他说：“我从来不在网上与人聊天。”武汉的访谈对象W7就说：“网络我们接触，聊天很少，没有时间聊天。”北京的访谈对象B2就说：“她从不进行网络聊天，根本没有MSN和QQ号。”北京的访谈对象B4自认为自己是同龄人中上网较多的，他说：“每天上网看新闻，家里一人一台电脑，上电子邮箱查信或者投稿。讨论聊天一概不参加。”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很多中产的时间资源非常宝贵，没有工夫与人在网上聊天。北京的访谈对象B11说：“我在网上的滞留时间很少。我上的主要是公司的内部网。每天我一定要看看论坛，大伙有什么意见啊，做些交流什么的。这是我必须做的事，是工作的要求。再有一个就是E-mail，就是电子邮件，必须得回，对我来说，这是个好工具。”
即使是通过MSN或QQ的方式进行网络交往的中产阶层成员，也往往不愿意在网上与陌生人交流。访谈对象B1会使用OICQ、QQ、MSN，但他说他在MSN上的五位交流对象都是自己熟悉的人，在QQ上的绝大多数对话者也都是自己的熟人。广州的访谈对象G6谈到了她的网络交往行为：“聊天有，但我们都是用hotmail，都是跟自己认识的人，关于工作上的聊天，因为可以省长途电话费。但QQ那种我是绝对不会去的，我觉得很无聊。”北京的访谈对象B3认为，网上的东西太虚，对网络的交往没有兴趣。因此他说他自己：“平时不刻意聊天，在网上只跟熟人聊天，从不与不认识的人聊天。”所以，网络的交往行为对于多数中产阶层而言，只是用于维系日常交往所形成的社会资本，它本身很少创造出什么新的社会资本。
在所有中产中，只有学历中产在这个方面是个例外，但考虑到学历中产中的不少人在大学中养成了网络社会交往的习惯，因此总的来说，学历中产的数据不能说明中产比非中产更热衷于网络交往行为。
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也与中产阶层对于社会交往的基本看法有关联。与非中产的观点相比，中产阶层并没有更多地倾向于认为网络交往有价值（具体数据见表4-24）。正如上文所述，中产阶层更倾向于把社会交往作为了解信息或促进事业进步的手段，有相当明确的实用性目的，而不仅仅是为了增进友谊或娱乐休闲。网络交往作为一种虚拟交往的形式，从目前看，其功用主要集中于交流感情、增进友谊或者休闲娱乐，由于虚拟交往中存在的匿名性及相应的诚信问题以及这种交往所需要的大量时间成本，其作为社会资本的实用性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从前文列举的布迪厄和科尔曼对社会资本所下的定义中可以看出，社会资本是一种体制化的持久联系的社会网络，它还包括规范、义务和信任等方面的内容。从严格意义上说，网络交
表4-24中产与非中产对网络交往价值看法的比较单位：％很有价值有价值没价值说不清总计收入中产1036151621201000非中产785991981261000消费中产38692231381000非中产1015841891261000职业中产875931671531000非中产506102061331000学历中产626181801401000非中产875332391411000
往不能成为社会资本的一部分。因此，对社会交往带有强烈目的性的中产阶层不可能将网络交往作为其交往的重要方式，其社会交往的主要形式只可能是以现有的社交圈为基础的面对面的交往。
当然，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网络交往也能作为一种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那就是通过网友见面建立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关系。不过，这种网络交往成为社会资本的前提还是必须从虚拟世界回到现实世界。而且从上章第三部分的数据可以看出，对于网友聚会，多数中产阶层是缺乏兴趣的。由于纯粹的网络交往方式对于少数特殊的中产职业来说是特别有帮助的，比如报纸杂志编辑，他可以利用网友交往解决稿源问题。但对于多数中产阶层而言，这种交往没有投资的价值。
从调查的基本情况来看，较多的中产阶层主要使用网络获取信息而不是互动交友，这就导致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在“数码沟”的沟距上不断地扩大。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人对网络的使用方式比受教育程度等特征对“数码沟”的影响更大。
网络交往的方式与话题
从调查的假设来看，研究者预测中产与非中产在网络交往的方式（指技术的使用）以及交往话题方面可能有所差别。然而，调查的结果表明，在网络交往方式方面，调查对象中的中产与非中产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总的说来，从聊天的方式来看，中产阶层更喜欢使用MSN，而非中产更喜欢使用QQ。然而这似乎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这一点也不可构成阶级的区隔。在调查的预设中，本来以为中产阶层可能对BBS这样具有讨论性的网络公共空间更有兴趣，因为他们能在上面比较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阅读到与主流媒体所不同的一些观点。结果证明这一点并不成立。调查的预设还认为，中产阶层可能会比较喜欢率先使用新的网络媒体，如当时还属于新技术的博客，结果证明这一点也不成立。令人吃惊的是，许多中产阶层虽然上网，但他们不属于新技术的消费者，对于博客等新的网络技术，他们比非中产更加陌生，他们所使用的往往是网络的最简单的功能。另外，尽管非中产中的一部分人由于文化水平的局限无法制作个人主页，但由于职业的压力和时间的缺乏，因此中产阶层中有自己个人主页的人也并不多（具体数据见表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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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交往：新的阶层边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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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5中产与非中产网络媒体使用情况比较单位：％收入中产非中产消费中产非中产职业中产非中产学历中产非中产QQ7266696864797176聊天室2622382326192124电子邮件5946464852465240BBS13152313917159MSN261935232520249博客21023010个人主页21201121
从表4-26中可以看出，中产与非中产在网络交往的话题方面没有根本的差别，只要是进行网聊、网恋，几乎所有阶层的人的话题都是相似的。在网络话题方面，似乎也看不到阶层区隔的影子。
表4-26中产与非中产网络交往话题比较单位：％时事新闻专业技术生活情感无主题无话不谈收入中产6085282248325非中产42138228305287消费中产11538269269308非中产46126239290298职业中产60120253293273非中产1883239326335学历中产31109220332307非中产6565293283293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就中产阶层的网络交往行为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首先，网络的使用与社会经济地位呈现正相关关系。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阶层网络普及率越高。
其次，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网络交往内容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资本范畴。网络交往的回报常常受虚拟交往方式中缺乏诚信等因素的影响。调查的结果不能支持网络交往的规模、质量与社会成员社会经济地位无正相关关系。相反，调查的结果显示，中产阶层反而比非中产更不喜欢花时间进行网络交往。上网比例高，更多地使用网络的信息获知功能而不是娱乐或交往功能，使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之间的“数码沟”越来越明显。这样一来，在网络的世界中，就出现了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阶层边界。
最后，网络交往行为的方式和话题在很大程度上与阶层归属无关。中产阶层的网络交往行为远不如其社交行为那样带有明显的阶层边界，相反，在网络交往的空间里，没有中产阶层的阶层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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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6传媒效用：寂静与喧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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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鲍尔等主编出版了《媒介、受众与社会结构》一书，该书认为，媒介系统与社会结构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媒介系统深深地熔铸于社会其他系统之中，既影响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一切其他系统，又反过来受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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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效用：寂静与喧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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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鲍尔等主编出版了《媒介、受众与社会结构》一书，该书认为，媒介系统与社会结构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媒介系统深深地熔铸于社会其他系统之中，既影响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一切其他系统，又反过来受它的影响。张国良、黄芝晓主编《全球信息化时代的华人传播研究：力量汇聚与学术创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81页。
作为中国社会变革晴雨表的传媒，其运动和变化与中国中产阶层的产生和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假定，在中产阶层的表现形态与大众传媒之间，能通过以下通道产生交互影响：从经济上看，中产阶层群体的经济观念较为先进，不仅是市场经济的拥护者，而且是传媒产业潜在的投资人，他们对于传媒的市场化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从文化上看，中产阶层对文化、教育的投入稳定，对信息的需求强烈，是传媒产业的主流消费者；从政治、法律上看，中产阶层大多具有良好的政治参与意识，是建设民主与法制社会的推动力量，当传媒充当公共空间的缔造者时，这个人群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深度卷入的参与者。因此，在一个大众传播高度发达的时代，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在更为抽象的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发展，都深刻地影响着国家传播政策的调整、大众传播理念的变革，以及媒介产业的成长；而在另一方面，媒介的变革也为中产阶层的崛起提供了隐蔽的社会平台、交流舞台，促进着阶层意识和身份认同的产生。
本章着重介绍“中国中产阶层调查”成果中涉及中产阶层人群传媒接触行为的几个研究发现，包括：阅读危机问题；电视疏离现象；网络依赖现象；流言敏感人群问题等。有关后一议题，论述中使用了“五大城市SARS流行的公众反应与社会后果”的有关舆情民意的跨学科调查（2003，周晓虹教授主持,以下简称“五大城市非典调查”）成果。作为辅助论证，本文亦使用了一系列相关的次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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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危机与中产阶层的知识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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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知识沟”(Knowledgegap)，一般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系统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群体或个人之间所形成的知识差距。美国传播学者蒂奇诺、多诺霍和奥利恩最早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知识沟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他们指出：“当一个社会体系中的信息流量增长时，那些受过较好教育、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们比教育较少、地位较低的人们更好地吸收信息。这样，信息增长导致了‘知识沟’的扩大而不是缩小。”丹尼斯·麦克尔、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第96页。
知识沟与中产阶层身份
蒂奇诺在调查了美国儿童启蒙教育片《芝麻街》的播放及反馈情况后发现：利用普及率已经很高的电视媒介来缓和儿童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这一意图在实际播放后其结果是失败的，尽管它对贫富儿童都产生了好的教育效果，但对节目接触和利用最多的还是富裕儿童，也就是说，《芝麻街》的播放加剧了原本存在的接触和利用媒介机会上的不均衡现象。“知识沟”理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在获取和利用信息方面要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享有更大优越性。换言之，“信息流的增长往往产生负效果，即在某些群体知识的增长远远超过其他群体；‘信息沟’将会出现并扩大一个社会群体与另一个社会群体之间在某一特定问题上的知识距离。”丹尼斯·麦克尔、斯文·温德尔，同上引书，第95页。
在研究中国中产阶层的主题时，知识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核心问题。“中国中产阶层调查”对有关中产阶层与知识沟的形成给予了富有当下中国特色的更深刻的注解，并且，还赋予我们某些新的发现：与想象中不同，当下中国中产阶层在传媒接触上与非中产阶层的（在数据上的）最显著差异，不是在电视，不是在报纸，甚至也不是在网络，而是在书刊的媒介接触行为上。简而言之，中产阶层比非中产阶层更多地接触图书(一种更冗长和更具有知识容量的信息载体)，与此相类似的则是，他们也比非中产阶层更多地接触刊物。
这里所说的更多，是指在几乎所有可检验的书刊阅读频度对比结果中，中产阶层都比非中产阶层多。这也许是一个极其意味深长的结论；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极其意味深长的问题：是书刊的阅读导致了中产阶层人群的成长，还是身为中产阶层导致了书刊阅读的增加？至少有两点是肯定的：
①从调查研究的观点看，较为大量的阅读书刊这个传媒接触特征，可以使得中产阶层的阶层身份更容易被识别出来。
②而与这一马太效应相适应的,则是在中国社会各层级之间知识沟的不断加深与扩大。
收入中产阶层的图书阅读
收入中产阶层在阅读方面显示明晰的阶层属性。他们经常阅读文学艺术题材图书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层30%；经常阅读经济管理题材图书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层160%；经常阅读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图书的频度超出了非中产阶层33%。
表5-1收入中产阶层的图书阅读（文学/艺术）单位：次，%经常偶尔从不合计收入非中产频数228297346871百分比262%341%397%1000%收入中产频数10412175300百分比347%403%250%1000%合计频数3324184211171百分比284%357%360%1000%N=1171，X2(2)=21599，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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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危机与中产阶层的知识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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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中产阶层的图书阅读
学历中产阶层经常阅读文学/艺术题材图书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层14%(偶尔阅读文学/艺术题材图书的频度甚至超出非中产阶层48%)；经常阅读经济管理题材图书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层278%；经常阅读军事题材图书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层230%；经常阅读政治图书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层1130%；经常阅读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图书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层318%；经常阅读医药/保健图书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层87%；经常阅读其他自然科学/科普图书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层254%。这是一系列极其悬殊的数据关系。
有趣的是，与职业中产阶层的量度不同，在人生指导/心理辅导图书阅读方面，学历中产阶层经常阅读其他人生指导/心理辅导图书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层29%。这也许可以有两个解释：
①当学历作为量度标准时，相当多的中产阶层由于尚未在职业上获得满足——随之而来的是自信力的不足和对职业生涯的更大向往，因此需要更多的人生指导/心理辅导，由此产生了经常阅读。
②假设当学历中产阶层同时也满足了职业志向，那么，同样的职业人群中，当学历较高时，成就动机更大，事业的压力也更大，由此需要更多的人生指导/心理辅导。
这两个相反相成的判断或许可以给我们更明确的启示：在当下阶层流动剧烈的转型期时代，中产阶层的心理图式可能具有非常复杂化和多元化的内涵。
表5-11学历中产阶层的图书阅读（文学/艺术）单位：次，%经常偶尔从不合计学历非中产频数343552121百分比281%289%430%1000%学历中产频数598045184百分比321%435%245%1000%合计频数9311597305百分比305%377%318%1000%N=305，X2(2)=12348，P=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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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危机与中产阶层的知识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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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证二：从通过检验的统计指标项目来看，学历中产阶层在阅读文摘、知识博览以及专业题材杂志的频度超出非中产阶层。
表5-20学历中产阶层的期刊阅读（多选）单位：％人数选项百分比文摘类收入非中产121021收入中产184034合计305029知识博览类收入非中产121002收入中产184009合计305006专业类收入非中产121006收入中产184014合计305010P
以上两组数据，阐明了以下两个问题：
①当收入特征接近中产阶层时，人们的阅读趣味更趋向于阅读的两级：休闲与艺术享受（经常阅读时尚、文学杂志）；职业追求（经常阅读专业、经济、管理、外刊杂志）。我们对此的解释是：由于收入中产阶层在经济上的水准较高，因此可以更有能力注重休闲与艺术享受；由于该人群普遍面对较高的工作待遇，有很强的上进心，因此更需要注重专业进修。
②当学历特征接近中产阶层时，人们的阅读趣味更趋向于阅读的信息量和文化趣味（经常阅读文摘和知识博览杂志），同时，职业追求的特征则与收入中产阶层类似。我们对此的解释是：由于收入中产阶层在学历上的水准较高，因此可以更有能力吸取更为深刻和更为密集的信息。该人群普遍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他们比起其他人群来，或许更能够关注与自身利益不直接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
中产阶层的属性与知识沟的主因
是收入、职业还是其学历属性是建构知识沟的主要动因？或者是什么因素对于当下中国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知识沟的形成更具有推动力？我们在此要就一个较为清晰的主题（公众科学素养），利用次级研究来做一个逻辑推演。
前述提供了中产阶层经常阅读其他自然科学/科普图书的频度的分析。在数据中，按照职业中产的划分，中产阶层的经常阅读频度与非中产阶层持平；而按照知识中产的划分，中产阶层经常阅读其他自然科学/科普图书的频度却超出非中产阶层254%。同样是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对比分析，为什么在数据上有如此大的差别？
一个最可能的假设是：知识中产阶层由于有着更好的知识基础，所以更注重、也更善于提升自己的科学素养；而如果仅仅是按照职业中产来划分，却未必如此。换言之，在当下中国的发展水平，知识属性是建构知识沟的主要动因，而职业属性（也许还包括收入水平）不是建构知识沟的主要动因。
所谓“知识改变命运”的寄语，其意义正在于：知识带来知识，形成知识阶层的马太效应。
这一假设是否成立？为什么会出现“知识带来知识”的效应？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根据2002年浙江省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结果以下相关调查数据引自黄华新、李磊、俞国女《科学传播与公众科学素养——2002年浙江省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结果的分析》，《中国传媒报告》（ChinaMediaReports）2003年第1期。作一个次级分析：
调查表明，浙江省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21%，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2001年全国的达标率为14%）。但根据国际上通用的评价公众科学素养的“米勒标准”，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理想标准是国民总数的十分之一，显然中国包括浙江省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都还远远达不到国际标准。
另一方面，调查发现，浙江省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支持率却是相当高的，但这也是全国的普遍情况。
其间的结论之间的矛盾只有一个可能的解释：中国公众在感性上对科技是重视的，但是相当比例的人群却无力改进自身的科学素养状况，由此造成了总体实际水平的低下。事实上，根据调查分析显示，浙江省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众在性别、职业、年龄和城乡的分布上均存在较大差异。
从本文的研究兴趣来观察有关数据：
①不同职业群体科学素养状况是不同的：知识分子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最高，为89%；管理者次之，为72%；排在第三的是商业服务人员，为14%；然后依次为其他（13%），工人（07%），农民（03%）。
②不同户籍公众科学素养状况：城镇人口中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37%；非城镇人口中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06%。城镇人口的达标率是非城镇人口的6倍多。
换言之，那些无力改进自身的科学素养状况的人群最可能是下层民众：知识层面越高、生活水平越多（一般而言，城镇人口的生活水平比非城镇人口要高），越可能具备改善群体科学素养的能力。
逻辑推导的结果是：中国中产阶层（以及超越这个阶层的上层阶级）已经轻而易举的构筑起有关科学素养的知识沟；至于其他知识领域的知识沟，亦当在意料之中。
那么，这个知识沟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调查所使用的混合分类方法排出的次序显示：知识分子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最高（高于任何按照职业水平差异所划分的人群），是知识的高低决定了这一建构的能力。从调查中有关“公众获取科学技术信息的渠道”的分析可以看到：浙江公众获取科学技术信息的主要活动形式有：观看电视中的科学节目、收听广播电台的科学节目、阅读报纸的科普专栏、阅读科普杂志图书、浏览科普网站等。其中，活动频率最高的是观看电视中的科学节目，经常观看的有484%，偶尔观看的有376%，没有的仅为140%；最低的是浏览科普网站，经常浏览的只有28%，偶尔浏览的有87%，没有的占885%。调查报告没有说明这些媒介传播渠道在不同阶层中的占有比例，但根据我们对电视和互联网传播的人群偏倚属性分析（参见本章下节）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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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危机与中产阶层的知识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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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般意义上的大众广泛接触的媒体是电视等电子媒体，但是，由于电视以及电视受众共同日渐显明的娱乐属性，依靠电视获取科学技术信息的效率不可能很高；
②阅读图书、浏览网站等越是趋向于中产阶层模式的媒介接触行为，其人数比例越是稀少。
我们对于这个调查报告的分析，可以用来阐释这样一个命题：无差别人群中的知识素养的偏低，是由于阶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知识鸿沟，这种鸿沟从统计数据上稀释了整体人群的知识素养，同时意味着中产阶层的知识水平在芸芸众生中的一枝独秀；这一巨大的知识鸿沟是依据人群自身的知识水平的高低划定的，媒介接触行为的不同偏倚，导致了他们之间学习效率的差异。
结论是：从次级研究分析可见，对于当下中国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来说，“知识属性是建构知识沟的主要动因，而职业属性（也许还包括收入水平）不是建构知识沟的主要动因”这一假设是成立的；同时，“知识带来知识”的原因很可能是来自媒介接触行为的偏好（及其各自获取知识的效率的差异）。
显然，前者是本文研究的一个发现，而后者则验证了有关知识沟的经典理论。
阅读危机与阶层的命运
今天,一个关于读书的常见观点是：一方面，媒体的多元化,形成了众多新兴媒体对传统纸质媒体市场的分割，使得作为传统阅读对象的书刊等纸质媒体的阅读率下降；另一方面，社会的变革促使人们越来越忙碌于实际生活，同时远离书本。
中国出版科研所主持的“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在三次追踪调查中的结果似乎也在佐证以上观点。该调查表明，五年来全国国民的读书率持续走低。2003年，在识字者中只有517％的被调查者每月至少读1本书，这一体现国民阅读概貌的读书率比1999年下降了87％，其中城镇居民下降了78％，农村居民下降了96％。读刊率也从1999年的57％、2001年的498％下滑到2003年的464％。只有5％左右的国民拥有“读书习惯”。
图书媒体的危机是显而易见的。而“中国中产阶层调查”数字显示，当下的中国中产阶层远比非中产阶层更喜欢书刊阅读。
这一研究发现显然背离了“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所显示的无差别人群调查结论。换言之，它有可能是在阐明以下结论：
①在一片图书阅读危机之中,最有危机的是非中产阶层人群的媒介接触行为。他们因为各种原因(最可能的原因是:成就动机不足；文化程度低；电视媒介的吸引力大),远远低于中产阶层人群的阅读量。
②值得宽慰的是，即将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主导人群的中产阶层,从普遍意义上看,他们大多没有放弃图书,至少相对于非中产阶层人群而言,他们确实如此。
③书刊阅读已经成为中产阶层媒介行为的突出标志。这也许意味着,它同时也是中产阶层的最重要的上升通道之一。
“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结果还显示，不仅国人的读书率、读刊率一路下滑，在受文化程度限制而有阅读困难的人数比例较1999年下降87%的背景下,基本不读书的人群中有506%表示是因为“没时间读书”。按照这个分析，受文化程度限制而有阅读困难的人数越来越少，说明了能够读书的人群越来越多，只是由于忙碌而限制了读书的数量。那么，这些“没时间读书”的忙碌人群的存在是否暗示了更加忙碌的中产阶层在远离书本？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中国中产阶层调查”表明，尽管绝对数量不很高，但是相对而言，中产阶层比起任何非中产阶层都更具有阅读偏好。这就是说，“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所显示的“没时间读书”的忙碌人群恰恰可能是为生存而奔忙的下层阶级！
另一方面，“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还显现出新型媒介对传统纸质媒体的冲击是导致阅读率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1999年，只有38%的被访者有过网上阅读经历，而2003年则上升为187%。在公众对媒体的接触率方面，与2001年的调查结果相比，电视、报纸和图书仍居前三位，而网络则从最后一位跃升于杂志和广播之前，排名第四。138％的网民有每天早晨通过互联网浏览新闻的习惯。同时，对公众“读书目的”和图书消费情况的统计显示，5年来，我国国民读书的功利性、实用性增强，以接受知识为目的的阅读减弱，追求消遣和娱乐的倾向越来越明显。那么，这些“因为上网而影响读书”的人群的存在是否就意味着上网的中产阶层在远离书本？
我们认为，答案也是否定的。
如果在“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结果与该调查之间寻求一个理论的平衡点，那么，以下的解释或许更有说服力：中产阶层在上网的同时仍然有相当部分可以继续保持阅读偏好，而非中产阶层的网民则未必了。
书刊尤其是书本阅读是迄今为止人类传递信息、传承文明的最重要的手段。尽管面临各种媒体的挑战，但是，书本仍然是学习能力的最突出的标志。这是由书本阅读的特性所决定的：一方面，书本较为精粹地集聚了专门知识（并且经过了在各类媒体中最为严格的信息把关）；另一方面，因为通过阅读接受信息最能体现接受者的主体性——接受者可以有效控制阅读速度和内容，因此通过阅读书本接受信息的过程通常正是思想的形成过程。对于个人来说，不读书，就意味着接受信息常常是被动的、从众的、缺乏思考的。对于一个阶层来说，不读书，这个阶层的文化属性和创造力则会趋向贫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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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危机与中产阶层的知识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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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知识的增长而言，媒介本身承担了相当一部分教育的职责，这里所述的教育是广义的，不单指学校教育，还指社会教育、媒介教育、经验教育等多方面。近来逐渐为学界注意的媒介素养(medialiteracy)问题，其核心意义在于准确地、有批判能力地培养个人在媒介系统呈现的庞大的信息库中，搜集整理信息，并转化为自身的知识储备的能力包括识别能力、信息的加工处理能力、吸取和转化能力。而在媒介素养教育中，学校与课堂、书刊与课本又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书本的意义在于它所提供的信息,更加接近“知识”（knowledge），而非一般意义上由新闻媒体所提供的信息（information）,更不是大众媒介主流所追逐的娱乐。由于书本在人发展中能力培养上的重要性,因此,本研究所谈及的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书刊媒介接触频度的差别,就更加具有解释能力——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在义务教育基本成为制度，各类知识信息层出不穷，而且媒介信息如此普及的今天,知识沟的差距却日渐增加？
原因只有一个:对于某些阶层来说，读书是终生的媒介接触行为,而对于另一个阶层却不是。
在研究中国中产阶层的书刊阅读主题时，我们所发现的知识沟问题的价值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对当下中国阶层形成和流动的解释力量，在于它指出了一个本来应该显而易见、但事实上却极为隐蔽的趋势：是知识本身，在改变阶层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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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疏离与网络依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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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疏离与网络依赖：中产阶层的媒介特征
改革前的中国只有一家电视台；而据《中国广播电视年鉴（2002年）》统计，截至2001年底，全国共有电视台357座，承载着2194套节目的制作和播出。其中国家级电视台有中央电视台和中国教育电视台，每个省、自治区或直辖市、每个地级或以上城市基本都有至少一座电视台。除此之外，在全国2083个县（县级市）中还有1262座广播电视台，即60％的县有一个广播电视台（其中绝大多数为转播或差转台，只承担播出功能，没有自办频道的许可和能力）。在上星电视方面，除了中央台的12套节目和中国教育电视台的2套节目上星外，我国大陆所有的省、自治区或直辖市都有一套节目上星，内蒙古、西藏和新疆的上星节目还不止一套。谢耘耕、周红丰：《中国电视新闻竞争报告》，《视听界》2005年第1期。而据《2002年电视收视情况调查》，截至2002年9月，我国4岁以上电视观众为1115亿，占全国4岁以上人口的939％。每天人均看电视174分钟，577％观众通过有线电视网络收看，全国平均可看16套节目，城镇24套，农村11套。袁方:《透视2005年电视媒体格局》，央视国际网站（wwwcctvcom）,2004年9月28日10:42。
按照通常的观点，电视是中国受众最为欢迎、同时也是接触最为密切的媒体。
然而，从“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的结果来看，就中产阶层人群而言，他们对于电视的态度远比非中产阶层显得疏离。更意味深长的一个结论是：电视尽管也是中产阶层密切接触的媒体，但是却可能不是他们所依赖的媒体。
无差别人群获知新闻的渠道
关于平常获知新闻的主要渠道，通过统计分析看出，在无差别的受调查人群中，通过电视、报纸、网络获得信息的人最多，分别占到4204%、3718%和1289%。
电视和报纸的比例相当，两项合计占到80%以上，成为受众媒介依赖的主要力量。
网络虽然是蓬勃发展的新兴媒体，但是在无差别的调查中，这里并没有显示其特殊的统计意义（其数据仅仅相当于全国网民统计指标）。
表5-21无差别人群获知新闻的渠道（最多选三项）单位：次，%获得新闻的渠道人次百分比（%）获得新闻的渠道人次百分比（%）报纸11313718广播143470刊物40131面谈11036电视12794204通知、宣传品、布告、广告牌等4013网络3921289其他20066手机短信18060合计（人次）3042100电话4013合计（人数）1519
中国出版科研所主持的“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是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中国出版研究所组织实施的调查工程，其目的在于通过持续的抽样调查，了解我国国民阅读的发展趋势和文化消费现状。此前，该调查最初于1999年和2001年开展过两次。2003年底进行的第三次调查由专业调查机构执行，在全国20个地区的城市和农村，以入户调查的方式进行，获得了6000多个样本和300万组数据，并对北京、上海、沈阳、武汉、广州、成都、西安、福州、郑州和昆明等十大城市的读者阅读与购买行为做了专题研究。本文相关数据引自邢宇皓《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调查显示——公众阅读率持续走低》，《光明日报》2004年12月4日。也显示，追踪调查的5年期间（1998～2003年），高居中国民众媒体接触率前两位的一直是电视和报纸。
表5-222003年我国国民对各类媒体的平均接触率及其排序（N=8330）单位：％媒介名称接触率排序媒介名称接触率排序电视9311广播3236报纸5862上网1907图书4213CD1778VCD(DVD)4114录像机1769杂志3945
不同属性中产阶层的渠道偏好
当我们在做中产阶层和非中产阶层的对比分析时，以下的研究主题的意义立即显示无遗:中产者和非中产者在获得新闻的渠道上存在显著差异。
表5-23说明了某种深藏于表象后的特征:基于职业属性的不同，尽管大众各个阶层对电视的依赖较为相当(在其他信息来源上，职业中产阶层和非中产阶层间也存在一致性)，但是职业中产阶层在获得新闻的渠道方面，对网络的依赖明显超过职业非中产阶层，其指标相差将近50%，且能够通过检验。在电视方面，职业中产阶层和非中产阶层对电视的依赖则较为接近。
表5-23职业中产获知新闻的渠道（最多选三项）单位：次，%获得新闻的渠道职业非中产职业中产获得新闻的渠道职业非中产职业中产报纸频数659431百分比727768电话频数22百分比0204刊物频数2416百分比2629广播频数8555百分比9498电视频数762470百分比841838面谈频数74百分比0807网络频数193188百分比213335通知、宣传品、布告、广告牌等频数3百分比03手机短信频数89百分比0916其他频数155百分比1709合计频数659431百分比727768P＝0020（电视），0000（网络），0001（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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