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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勾一个影子

在中国，文人向来与惊天动地的奇迹少有渊源。
张爱玲，这个有着“恶俗不堪”的中国女人名字的中国女人，却曾创造了战乱纷纭的中国，20世纪40年代文坛的奇迹。可也有人说：“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张爱玲的结尾算不算是好收场，真的谁都不能轻易作答。她创造了一个奇异的末世世界，里面有关于家族与民族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是错综复杂不讲理的过去。家传的首饰，出嫁时的花袄，言说着沧海桑田、浮生若梦的历史谶语；在阴阳交界的边缘上，感受着历史隧道里古墓式的清凉，嘘眯着眼睛看着阳光，却走不进这光芒里去。华丽而苍凉的感觉，华丽而衰败的布景，这是挽歌里的末世。
她描绘了一派奇异的日常风情，虽出身官至九鼎的显赫世家，最钟情却是最平民、最世俗的苦乐人生。从官宦转到市民，就像洋人用看京戏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一切，也不失为一桩有意味的事。她感兴趣的是这些庸常的普通人生；头上搭着的竹竿上晾着小孩的开裆裤；柜台上的玻璃缸中盛着“参须露酒”；这一家的扩音机里唱着梅兰芳而那一家的无线电里卖着癞疥疮药；走到“太白遗风”的招牌底下打点料酒——这就是爱玲明〖FJF〗?〖FJJ〗而热爱的中国的日月，纷纭、刺眼、神秘而滑稽的中国的人生，幽古中国与现代中国和谐的掺杂。她把女性化的眼光堂皇地介绍进文学世界。她在新旧中国的阴阳边界上，在新旧中国混影的屏幕背景上为我们活现了一群女奴的群像。有人言：“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一个伟大的‘寻求者’。”她寻求的是女奴时代谢幕以后女性角色的归宿所在，她以对过往深深否定的方式表达着她对明天深深的渴望。在她笔下的女人，整日担忧着最后一些资本——20岁到30岁的青春——怎样一次次转账以增值，这样充满了死气的骨子里的贫血，爱玲为之疲乏、厌倦。她充满渴望地揭开未来历史幽暗的一角，揭幕所见有难抑的失望，又有不调和中的调和。谢幕后的女奴们，新旧交替中失措的女人们，何处是归程，爱玲温情而苛刻地期待着。
……言不尽言。
总而言之，张爱玲是文艺园地里一棵枝繁叶茂、摇曳多姿的树，她把枝叶大大地撑开，尽力伸向不可知的远方。
可是，谁曾明知：张爱玲的根永远扎在生长她的园地土壤中?正如她自己所言：文人是园里的一棵树，不管她如何茁壮地节节生长，也不管周遭的气候土壤，随日月风化而变幻迁移，她依旧、她愿意，永远是那园子里的一棵树，根深蒂固地牢牢稳稳地在那里。这个园子，就是上海。
她，即便后来化作了一颗种子，播送到远方，经过了宽广的大陆与深邃的海洋，在黑土绿水之上，在这颗种子的内核里孕育的，依旧是来自上海的不变的滋养、风情与灵息之气。
张爱玲离我们是近的，在喜欢她的人心中，她永远是新鲜活跃的。她说：中国人说话，但凡有一句适当的成语可用，中国人是不肯直接说话的。〖ZW(〗《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张爱玲文集》4卷，P.22。〖ZW)〗可是，现在有时候也真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人说话找不到贴切的词时，宁愿借用张爱玲的言语，引一句，用上去，稳稳的，妥贴的，再合适不过。因为所引的话正是切中了人生底蕴中最关切的地方。
这个天才奇女的诞生已是70多年前的事了，整整一轮生命的时差就让人有不堪重负的沉重，可张爱玲之于世纪末的读者们，是切身无距离的。越是变，越是一样。她的传奇，她的人物的传奇，在骨子里与我们今天依旧神似，仿佛一切时代中人们以同样方式活着，活着为了同样的内容。古今人们都相似，但我们又都是孤独的。终究，在弹指之间屈指算来，已是70载的光景，生命周期的生息繁衍可以几个始终。1920年的上海，是繁华的十里洋场，灯红酒绿、觥筹交错。在这里，有最传统的中国土著的生活方式，有从大洋彼岸吹来的欧风美雨的新气象，也有在古今中外文化气息冲撞中破壳而出的一些新苗。这一切是和谐的，和谐地融合在这里，呈现着一派热闹的丰富景象，这种丰富性不仅指数量之多，更可奇怪的是可贵的共存，不同质地的各派相安无事地平行在一起，不仅无歧视，反倒因彼此的陌生好奇而滋生出十分的尊敬与恭敬。危机蕴育在宁静中，这一隅的宁静也渐渐变成是表面的装饰了，奇异的复杂性中将裂变着接踵而来的时代之大变动。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大时代的破坏与更动中，巨大的列车轰鸣而来，把每一种别样的声音都融成它自己的声音，这任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张爱玲就出生在这中国大时代的激流洪滔中。她的家族都处在大时代的激流洪滔中。她的祖父、外曾祖父都曾是大中国激流中在浪尖上掌舵的勇敢男子。可是，流水无情，纵然落花多情，历史的洪流顺风送走一代代豪杰，又迎来一批批枭雄。于此，人无法选择。

灰绿：成长的底色（1920-1930）灰绿：成长的底色(1)

1920年的上海，阴历九月三十日。张爱玲，这个一生与月亮共进退的人，选择在一个下弦月的日子，来到这嘈杂而又可爱的人世。九月底，微雨初凉，一个大时代中的小日子。张爱玲出生的日子，就像她一生的文章，轰动背景衬托下的平常平淡人生。父母为她取乳名：小?。
张爱玲40年代初在上海崛起的时候，她的文章撼动了在战火的威胁中迷惘无策的人们，人们惊异，在这样的艰难岁月中居然还有人花心思这样追忆这些奢华的过去：家传的首饰，出嫁时的花袄，雕花的家具，漂亮的衣料，整桌的宴席，礼节繁缛的迎来送往，男人与女人之间进进退退的感情演绎……答案并不突兀奇怪，人们很快就明白这样的奇迹自有其出现的足够理由：张爱玲是清末著名的“清流派”代表张佩纶的孙女，前清中堂大人李鸿章的重外孙女，官宦世家，高门望族，她就是见证繁华辉煌、体验家道中落的亲历者，她所经历的家庭生活的一幕一角都映现着时代、国家、社会、革命等一切重大题目的辉煌衰败、沧桑变幻。人们不再诧异她缘何这样年轻就可以写出这样气势、这样透彻的文章。试想，当曾朴力图用《孽海花》挽留住中国晚清一朝从庙堂到江湖流散的底影时，她的外曾祖父李鸿章、她的祖父张佩纶无可推托地都成为书中的主要人物；他们更曾是历史浪尖上的大人物，在那个世纪两种制度的交接口上，历史风云的沧海桑田中都曾留下他们禄禄亲躬的真实身影。爱玲经历的世界于她自己的文章是贴身的，她家族的经历于中国人世纪之交这几十年的经历是贴身的，读她的文章，会在人生地位的伟大与普通、上层与下层、庙堂与民间种种现象的比较中，发现一种普通人生的快乐——荣华富贵、功名利禄、繁华喧闹，不过仅是只争朝夕的事；在这发现中，不由得感叹人生如此普遍相似而对当下生活陡生几分贴心与亲近，花落水流，临风流泪，对月长叹，毕竟“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公寓生活记趣》，《张爱玲文集》第4卷，P.40。
古今成大业的人往往是克己的，无论今人对作古之人作怎样的千秋评断，毫无疑问，在他周遭的一群人中，李鸿章确实是拔萃的，且勿论他事业上的励精图志，亲历亲为，道德上的律己也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他所有的思考仿佛无不与国家的命运变迁结为一体，努力的效果好也罢，坏也罢，意图总是如此大处着眼的。他本人没什么私生活，不漂亮的太太也还不是自己作主的，妻取德，妾取色，他有一个惟一的姨太太，可是也是丑的，二子二女也都是太太生的。这在当时是颇令人诧异的事情，或许娶姨太太也只是免人诧异的一记虚招而已。爱玲的祖母是他的大女儿，她还有一个妹妹，在大族中排行第六，爱玲叫她六姨奶奶。李鸿章对女儿们很宠爱，为了留在身边代看公文等等，所以大女儿——爱玲的祖母23岁出阁，小女儿22岁出阁，照当时的标准，离一般的出嫁年龄也已长出一截了。而且两人嫁得也都离奇，大小姐嫁给一个长她20来岁、死过两个太太、曾革职充军的年长老头。尽管如此，还是比妹妹要好一些，虽然留给他们共度的时间不长，但总算生活安稳，在南京盖了大花园偕隐，过起诗酒风流、悠然林下的生活。那六姨奶奶比姐姐更不如意，父亲把她嫁给一个他十分器重的伍姓小知县，不但门弟地位屈就，就连年龄也差异得离谱，她22岁出阁的时候，那位伍姓公子才16岁，他一辈子都嫌她老，他一辈子都靠着她那份丰厚的嫁奁过活，也正因为吃的是她的嫁奁，所以老要憋着情绪跟她对着干，以显示他在精神上是独立的。这个六姨奶奶生得是美丽的，而且知书识礼，她的美丽与修养仅仅成了照耀这个没落小官家庭的一盏白炽灯，明亮却刺眼。她自己，在这白炽灯的芯子里是忧郁愁结，不快乐的。她常常拿自己和姐姐相比，觉得也不见得不如她，她嫁了做填房，虽然夫妻间很好，可男人年纪大她许多，而且又是宦途潦倒的。爱玲的祖母想起妹妹的婚姻，相比之下自己倒也有些安慰，夫婿虽非志满意得的青年才俊，但总算曾有过踌躇满志青年才俊的昨天，而且他是这样的爱自己，虽然是不甚如意，可生活中也不时有小小的快乐，意外和知足可以安慰、冲淡诸多不如意，况且，还有这么多可以回忆的过往把他们连在一起。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是清朝末年的大名士，生于1848年，卒于1903年，字幼樵，22岁上即举同治辛未科进士，授编修，光绪元年朝廷大考，考得一等第一名，授翰林院侍讲，又晋升为日讲起居注官，兼有言官的职权，伴随光绪皇帝左右。这位大才子本是穷乡僻壤的贫苦出身，他来自河北的一个荒村七家坨，比三家村只多四家的小乡村，张家世代耕读，成为大族是从张佩纶光耀门楣之后开始的。这位来自民间的才子抱有满腹诗书经纶，立下坚定报国效忠之志。他虽作着翰林院侍讲，却仍是一穷京官，十分清廉，稀粥白饭度日，因而，对那些轻裘肥马、锦衣玉食、华屋高堂、挟姬拥妾的达官贵人，不管职位大小、声誉高低，只要一有劣迹落在他手，一本参奏直递皇爷。本是参奏大臣，又是新试才子，奏折下笔快，语言犀利，条分缕析，言语中肯，参一个倒一个，抚督藩司，六部九卿，半年时间，一支利笔弹掉朝廷多少红翎顶戴!弄得满朝侧目。张佩纶虽然得罪了一大批人，可年少金榜题名青云直上的自信，加上负一世之誉、抱治国雄心的坦白胸怀，再有持相同政见者李鸿藻、张之洞、陈宝箴等京官名流的鼎力支持，真正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他们对当时主持国事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治国定邦之道颇为不满，常常非议朝政，称为“清流派”。张佩纶是其中的主力，据说他对后来成为他岳父的李鸿章也参过一本，《孽海花》里描述李鸿章曾被“褫去黄马褂，拔去三眼花翎”。小说有一定描述性的夸张，是参成了因念其有功被皇帝赦免了呢?还是情况不属实没有参成?现今已无从核实，但当时张李二人反正是持不同政见者，张弹颏参奏的意图是确凿属实的。

灰绿：成长的底色（1920-1930）灰绿：成长的底色(2)

书生大言，张佩纶成就在他激扬文字的大言里，可受挫也正在他的书生大言里。1884年法国把入侵越南作为它攻打中国的前奏，企图把越南作为入侵我南疆的基地，张佩纶对李鸿章一派在前几次中外之战中均以割地赔款而告终早就愤慨异常，因此力主抵抗，连向光绪皇帝上十数次奏疏，献抗法策略，不仅赢得朝中义愤之士的清誉，也正合当时颇有励精图治之志的光绪皇帝的心意。同年，在总理衙门任职的张佩纶被钦差福建办海防事宜。青春的大梦终难成，书生的一派大言、一片雄心在台湾福建的海防线上被击得支离破碎，漂零南海。一夜之间，中国军队被法军统领孤拔打个大败，身为主帅的张佩纶眼看在军用地图上的谋划已全无用处，在大雨之中头上顶着一只破铜盆仓皇逃走。主帅临阵脱逃，这个罪名不小，当时中外战争中中国军队吃败仗已屡见不鲜，找一些客观原因搪塞搪塞，主帅逃过罪责大家已习以为常，可张佩纶当年曾拔了那么多人的红翎顶戴，终于轮到他了。于是革职充军，流放东北，一去几年。
张佩纶确实是有才的，这是他当年充军关外行至居庸关时所写的一首诗，题目就叫《居庸》。他不但诗文做得好，八股也好。当后来别人对爱玲说起他祖父时，就用张佩纶来印证“八股也有好的。”可是，有什么用呢?一个没落王朝的及第才子，已经没有他试身手的舞台了。中法战争的失败一大半不是他的错，后世谁都知道清朝的水师去打法国兵船根本是以孵击石。至今“中国海军”还是英文辞汇中的一个老笑话，极言其低劣无用的比喻。就是李鸿章、曾国藩又何曾不想安邦兴国、中兴国家呢?他们的书生意气在现实缜密的分析面前无奈地隐匿了，他们是政治家，而张佩纶尚是一个书生。在心底，不能不说李鸿章是对这个后来狼狈受挫的弹劾者怀着知遇之情的，不然何以会出现这样戏剧性的转折呢?
1888年，谪官张佩纶在东北军营里度过四个年头之后，终于回到京师。他已40出头，当年倜傥才子的自命雄才已成昨日一个黯淡的青春梦了。夫人新逝，正赋悼亡，噩运接踵而来，何处是归程?事情出现无法预料的转机，在他革职东北时屡次接济他的朝中权臣李鸿章再次提携他，招致幕下作记室——今天我们后人以何等平静的心态去远观这历史风云的曲折性!我们又怎能想象情节中人喜出望外的惊异程度?中堂大人不计前嫌，充满怜才之心与知遇之感，把这个已不年轻的昔日政敌招为西席，事隔无多，他居然又将其招为东床，李鸿章把自己23岁、青春貌美的女儿慨然许配给了这位落魄谪官。尽管自己的太太大吵大闹，不肯把女儿嫁给一个比她大20来岁的囚犯，然事已至此，夫人的哭闹已无用了。
曾朴在《孽海花》中的描述使这一段结缘的现实故事成为美妙的文字传说，从《孽》中，我们可见，这两位在政治风云的惊涛骇浪里搏击过的官场中人，依旧不脱及第才子的慧敏与含蓄，是那样充满了生活的情趣与诗书的雅趣。书说，有一天，张佩纶在签押房里惊鸿一瞥看见了东家如花似玉的女儿，此后又无意中看到她作的一首七律，题目《基隆》，虽写他败北疆场，但笔墨之间又含有为才子辩护之意：
基隆南望泪潸潸，闻道无戎匹马还。
一战岂容轻大计，四边从此失边关。
焚车我自宽户盧，乘障谁教使狄心。
宵旰甘泉犹望捷，群公何以慰龙颜?
这首诗既有责备他书生意气的一面，更多的是充满了怜才之心，是说他兵败疆场但才气尚存的赞誉之词，张佩纶看后，深谙内心，颇为感动。李鸿章有意许女，便假托张为她相夫。
书说：威毅伯(即李鸿章)笑道：“只是小女儿有点子小聪明，就要高着眼孔。这结亲一事，老夫倒着实为难，托贤弟替老夫留意留意。”仑樵(即张佩纶)道：“相女配夫，真是天下第一件难事!何况女公子这样的才貌呢!门生倒要请教老师，要如何格式，才肯给呢?”威毅伯哈哈笑道：“只要和贤弟一样，老夫就心满意足。”〖ZW()曾朴《孽海花》14回。〖ZW〗〗
张佩纶愣怔之后悟出中堂大人的意思，回去托人求婚。于是，中堂大人清秀端庄、青春貌美的女儿李菊耦在23岁时嫁给了这位已40出头、死过两位太太的贬谪穷京官作填房。差距无疑是大的，门弟、相貌、年龄，论哪一样都十分不般配，连后来的儿女们也都觉得父亲太配不上母亲。况且，有才有志的张佩纶后半生是落寞守成、隐居无为的，太没有这个大家族威风的延续。张佩纶与李菊耦结婚后，曾一度得到李鸿章的重用，辅佐其政治改革。1900年，义和团起义时，经李鸿章推荐，张佩纶从他和李菊耦婚后定居的天津复出北京，任翰林院编修。但是后来，当他在协助李鸿章与八国联军各代表谈判时，在对俄态度上与岳父意见不合，但那时李已是岳父，总不便顶撞，于是只好称病不出，离开北京，携少夫人在南京盖了大花园偕隐，不问政事是无奈的选择，晚年是不得意的，生活费也是靠妻子的嫁奁。孩子们印象中这位年老的父亲面目模糊，他们都不大喜欢这位不得意地跟着母亲吃嫁奁的父亲，姑姑曾对已是第三代的爱玲替她母亲不平：“我想奶奶是不愿意的。”“这老爷爷也真是——!两个女儿一个嫁给比她大20来岁的做填房，一个嫁给比她小6岁的，一辈子嫌她老。”爱玲还在念中学，惊奇地发现爷爷原来也有名字，于是刨根问底地向姑姑探究家族史上的爷爷，姑姑断然地摇了摇头。“爷爷一点都不记得了。”(“爷爷”是姑姑跟着爱玲的称谓)。被官场中人和文人墨客编得有声有色的这段佳话到了子女们的眼中已蜕去了绚丽的光环，剩下的只有和普通的平民婚嫁一样的取舍标准了：是女的配不上男的，还是男的配不上女的。世俗的物质的标准是没有罗蔓蒂克的，罗蔓蒂克的少年爱玲接受不了，可是好听的、好看的，不一定就中用，世上有用的往往是俗人。如果论起生活，不管怎样璀璨炫目的人士也只能从柴米油盐、肥皂、水、太阳每天的升起降落中寻找实际的人生。
三
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1896—1953)，基本上延续了父亲后半生的落寞守成、碌碌无为。与在史书上留名的李鸿章、张佩纶的辉煌生涯形成强烈反差，他的名字，只因女儿、父亲、外祖父而为世人所知。张廷重因为父母老夫少妇的婚姻关系，7岁便失去了父亲，母亲李菊耦严守诗书世家的传统，这个年轻寡居的世家小姐立志：要把早亡的、有才的，未及施展平生抱负的丈夫的遗志及早传给儿子，于是望子成龙，督促儿子背书，背不出书就打、罚跪。厚重成功的家庭背景成为张廷重一生稳妥的靠山，也成为他难以摆脱的巨大绳索，绑缚着他的生活、思想、婚姻、情感与事业，他走不出这道槛。早在1905年，中国已正式废除了科举制度，祖父辈、父辈的那条老路早已无法走通了，可是强大的惯性使这个家族的子嗣一下子刹不住车，于是只好冲进了无法回头、没有前途的死胡同。在爱玲的记忆里，父亲一辈子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未了拖长腔，一唱三叹地作结，沉默着走了没一两丈远，又开始背另一篇。听不出是古文、时文还是奏折，但是似乎没有重复的。别人听着也觉心酸，因为毫无用处。作为讲求洋务最早的世家，张廷重也经受了西洋现代文明的熏陶，家里曾给张廷重请过英文家庭教师，张能处理英文文件、信函，能说英语，能用一个手指在打字机上打英文字。可是，就像他们那很多住在租界里的亲戚们一样，他们是在夹缝中偷生的人，总之是尴尬：做生意外行，蚀不起，不像做官一本万利；政界当然不行，投敌的名声是败坏不起的，于是闲在家里做遗少是最适当的选择。不光是时代的转折使他尴尬，他自身性格的形成也早已埋下了尴尬的因子。母亲李菊耦一方面因为孤儿寡母望儿子光耀门楣而对其严加管束，另一方面或许因为她自己婚姻不怎么如意，给儿子女儿各自的自由是失衡的。为了防着儿子跟着子弟们学坏了，她给他穿颜色娇嫩的过时的衣履，老女仆何干回忆说：“老太太总是给三爷穿得花红柳绿的，满帮花的花鞋——那时候不兴这些了，穿不出去了。三爷走到二门上，偷偷地脱了鞋换上袖子里塞着的一双。我们在走马楼窗子里看见了，都笑，又不敢笑，怕老太太知道了问。”《对照记》，P.42。她宁可他见不得人，羞缩躇，一副女儿家的腼腆相，也得小心地预防着他别把干净辉煌的家声弄坏了。可对女儿，倒给她穿男装，称“毛少爷”，不叫“毛姐”，李家的小辈也都称这姑姑“表叔”，不叫“表姑”，爱玲的祖母后来在亲戚间有孤僻的名声，阴阳颠倒的怪癖使她的两个子女发展得不比寻常：女儿飘洋过海，独立自主；儿子一辈子守在家里，靠着她从她父亲手里接过来的家业度过一生。张爱玲的父亲和她的母亲黄素琼22岁结婚时是人人称羡的金童玉女，门当户对，才貌般配。黄素琼(后来改名逸梵)是清末南京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黄宗炎的女儿。黄素琼虽然出身传统官宦世家，思想上却因为清末明初民主自由气氛的熏染而极为开化，是那个时代的新女性，不甘于深闺宅院里传统妇女的生存方式，渴望能与一个志同道合、民主新潮的伴侣共同营建完全不同于祖辈的新世界。可是，她失望了，她所嫁的这个门当户对、诸样般配的丈夫在思想精神上与她是格格不入的，在这个接受了新式教育、聪慧漂亮、洋溢着时代朝气的妻子的映衬下，张廷重从旧家庭中带出来的老气横秋的遗少气息和恶习重重的公子脾气更加昭然可见。

灰绿：成长的底色（1920-1930）灰绿：成长的底色(3)

张廷重身上虽然带着没落贵族的陈腐味，但出身洋务世家的他并非不懂新思想、新观念、新的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他看白话文的平民化的小报，在别的上头不讲究却很注重购买国外产的名牌汽车，他看西洋小说，欣赏他们的自由自主，没有羁绊，购买大套的《胡适文存》看他对旧制度旧文化的大力批判而自认是同道同人。爱玲后来爱看小报也是得自父亲的习惯，屋里乱摊着的大叠小报让她有种回家的感觉。在天津的时候，父亲购买西洋新被翻译的小说，有一本萧伯纳的书叫《心碎的屋》，是他当时买的，空白上还留有他的英文题识：
“天津，华北。一九二六。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提摩太·C.张。”
题识的语法浸润着西洋语言的深深影响，他对西洋文明思想，和他妻子一样，是谙熟而欣赏的。可要到接受的程度，他不能和她一样，那样会直接威胁和破坏到他自己，他不可能是这种文化的局中人，他只能是个旁观者，培养和塑造他的那种方式和这种气息在相当程度上是直接对抗的。他只能懂得，他不能接受。吸大烟、纳妾、嫖妓、赌博，这些旧式男人的生活内容他一样不拉，全都拥有，如果叫他放弃这些，他的生活可就没有别的填塞内容了。儿子后来回忆说：“我父亲虽也以新派人物自居，观念上还是传统的成份多。这就和我母亲有了矛盾和对立。”《永远的张爱玲·我的姐姐》，张子静。女儿爱玲看得更透：“他们(指父亲、母亲和姑姑)在思想都受五四的影响，就连我父亲的保守性也是有选择性的，以维护他个人最切身的权益为限。”《对照记》，P.32。
母亲黄素琼是个美丽敏感的女人，她长得清秀高挑，有点像外国人，头发不太黑，皮肤也不白，深目高鼻，有点像拉丁民族，黄家是明朝时从广东搬到湖南来的，可能有南洋混合血统。她更多地承袭了湖南人的勇敢，她自己也总是说湖南人最勇敢。黄素琼的母亲是农家女，嫁给她父亲作妾——他是将门之子，湘军水师的儿子，所以爱玲的母亲实际上更是湖南长沙农家女的女儿，她不但有湖南人的勇敢，更有来自乡野的、未被诗书拖累的勇气。丈夫如此与她不合谐，她憎恨这为了门弟葬送她幸福与梦想的婚姻。传统的旧式妇女对丈夫的行为只有容忍不置一辞，可是她要抗争，她劝戒，她干预，都没有用，于是她消极抵抗。住在上海的时候，因为人多，闹别扭要避人耳目，便三天两头回南京娘家，现在住到天津以后，对于丈夫蓄妾抽鸦片等种种恶习无力劝戒以后，便不关心家里的事，另外寻找一番她自己向往的天地，花心思学钢琴、读外语、裁衣服，打扮自己。与丈夫话不投机，便尽量沉默不言，自叹遇人不淑，整日闷闷不乐。好在家中还有一个她的同盟者，小姑子也看不惯哥哥的腐朽作风，姑嫂两人意气相投，形影相随，为这个家增添着一点新鲜活泼的气息。可见旧习惯也有它的一丁点道理，自古姑嫂多难容，亲上做亲比较易相处。黄素琼是李鸿章的远房外孙女，她的表姐妹也是张廷重的远房表姐妹，所以两人的婚姻也是“亲上做亲”的，在孩子们的印象里，母亲和姑姑好，父亲却常到舅舅家去走动，是很自然的事，除了志趣相投的原因外，似乎也不能不归功于旧时代亲上做亲的一点好处，否则夫妇感情不合，一方总要本能地排斥、怨恨另一方的亲属的，亲上做亲倒仿佛可以避免这点偏见。
黄素琼消极地过着不痛快的婚姻生活，心里时时地盼望着能有机会寻找自己梦想和憧憬的自由天地。1924年，张廷重的妹妹张茂渊要出国留学，黄素琼借口小姑出国留学需要监护便偕同出洋，那一年她已31岁，两个孩子一个4岁，一个3岁。终于有机会离开这个浮华奢迷却死气沉沉的家，她异常地果敢坚决，虽然以她这样的身份出国被当时的社会视为异端，思想保守的人说她不安份，思想开明的人则赞扬她是“进步女性”，黄素琼带着对两个幼子女的牵挂出洋去。爱玲看着母亲临别那天上船前还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裙上亮闪闪的装饰小片在她身上颤颤地发光，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时候了，她像没听到，佣人把小?推上去，叫她说：“婶婶，时候不早了。”(爱玲在名义上是过继给族伯父志潜的，所以唤父母叔叔婶婶。)母亲只是哭，趴在那里，绿衣绿裙上抽搐发光的小亮片仿佛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里有海洋无穷尽的颠簸悲恸。佣人没有教给她别的话，小?站在母亲的竹床前看她哭得如此伤心，她手足无措，她却没有哭。母亲终于出洋去了，她为自己改名黄逸梵，她成为中国的第一代娜拉。
母亲去了之后，父亲早已蓄养在外的姨奶奶住了进来。从此家里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叫条子做戏。姨奶奶原来是个妓女，名唤老八，比小?子的父亲年纪还大一点，苍白的瓜子脸，垂着长长的前刘海。这位姨奶奶试图通过歧视这个家庭男继承人的地位而抬高自己的身份，因此不怎么喜欢弟弟而一味抬举?子，她来了以后，小?跟着她倒看了不少以前没见过的风景。姨奶奶每天晚上带爱玲到起士林去看跳舞，小?坐在桌子边，桌上摆的蛋糕上的白奶油与她眉毛一般齐，她把她的那一块全吃了，在那微红的黄昏里渐渐盹着，照例到三四点钟由佣人背在背上回家。
姨奶奶住在楼下一间阴暗杂乱的大房里，爱玲难得进去，进去就立在父亲烟炕前背书。姨奶奶终究是一个风月场中见惯繁华的人，来到这个沉闷规矩的家中，还要照应两个年幼的孩子，终于不耐烦起来，脾气越来越坏，她自己的一个侄儿因为背书经常被她打得眼睛都睁不开，最后她把爱玲的父亲也打了，用痰盂砸破他的头。于是族里有人出面说话，逼着她走路，她带着满满两榻车银器家生离开了他们家，仆人们都说：“这下子好了。”好也好不了，姨奶奶被逼着走路没多久，她父亲也被逼着走路了。他在津浦铁路局那个英文秘书的职位虽然是个闲差，总算是通过堂房兄长张志潭的推荐并在他的辖下工作，他不去上班也就罢了，还吸鸦片、嫖妓、与姨太太打架，弄得在外声名狼籍，影响张志潭的官誉，只好把他的职位撤销了。张志沂失去了这个小小官差，觉得颜面失尽，赶走姨太太一大部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写信求妻子回国，答应戒毒，为了摆脱以前不愉快的阴影，决定再搬回上海——因为舅舅一家都住在上海，他和黄逸梵是胞生兄妹，张廷重和这个舅子因为相同的爱好——吸鸦片和相同的地位——遗少而颇合道。1928年，张廷重带着一家人坐船回到上海，等妻子妹妹回来。爱玲很高兴地坐船经过黑水洋绿水洋，仿佛的确是黑的漆黑，绿的碧绿，虽然这个早慧的孩子从来没在书里看到过海的礼赞，看到真实翻涌的大海也有一种由衷的开心，于是睡在船舱里读着早已读过多次的《西游记》，发现《西游记》里原来只有高山与红热的尘沙，没有水。到上海，坐在马车上，她是侉气而快乐的，粉红底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蓝蝴蝶，他们刚搬回上海的时候，母亲和姑姑尚未回国，就暂住在成定路一条里弄里的一所小小的石库门房子里，红细板壁，虽无法和天津的花园洋房相比，对于爱玲，却有一种紧紧的朱红的快乐。女佣告诉她应当高兴，母亲要回来了。母亲回来的那天她吵着要穿上自己认为最俏皮的小红袄，可是母亲看见小?的第一句话就说：“怎么给她穿这样小的衣服?”不久就给她做了新衣，一切都不同了。父亲痛改前非，被送到医院里去。他们从石库门房子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籍华美的新朋友。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爱玲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那时母亲32岁，穿着从欧洲带回来的洋装，看起来多么美丽啊!姐弟俩一起看着母亲唱歌、弹琴，姐姐偶尔侧过头来看看弟弟，俏皮地笑一笑，眨眨眼睛，意思似乎是说：“你看多好!妈妈回来了!”
这一段生活是爱玲童年生活中最和美、最安宁、颜色最丰富、声音最热闹、心情最畅快的一段，一切都到了美和快乐的极至。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爱玲喜欢，连带的也喜欢母亲去过的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令她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纠正小?的错位印象：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没有用。爱玲写信给天津的一个玩伴，描写她的新居室，新生活，写了三张信纸，还画了图样。没得到回信——那样的粗俗的夸耀，任是谁也要讨厌罢?母亲告诉她画图的背景最得避忌红色，背景看上去应当有相当的距离，红的背景总觉得近在眼前。但是姐弟俩的卧室墙壁就是那没有距离的橙红色，是小?自己的选择，而且她画小人也喜欢给画上红的墙，温暖而亲近。画图之外爱玲还弹钢琴，学英文，大约生平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风度的。此外还充满了优裕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母亲说起它的历史，竟掉下泪来。母亲对弟弟说：“你看姐姐不是为了吃不到糖哭的!”被夸奖着，一高兴，爱玲很不好意思地笑了。当时《小说月报》上正登着老舍的《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因为她到过英国，共有二马父子因为文化差异闹滑稽的切身感受，爱玲听母亲读，靠在门框上笑。一直到成人，老舍的作品中爱玲还是最喜欢《二马》，虽然老舍后来的《离婚》《火车》全比《二马》好得多，一看到这篇小说就想起那暖融融的母女同乐的日常生活场景，它联结着她以后再怎样努力寻找也找不回来的亲情感。
父亲张廷重把病治好以后，因为担心妻子再次离开他，便使出手腕，反悔以前的诺言，不拿出生活费，要妻子贴钱，想把她的钱逼光了，那时她要走也走不掉了。另一方面，黄逸梵的出国游学更拉大了他们在思想上的差异，观点立场的截然不同使他们根本无法达成共识。在子女教育的问题上，母亲受西洋教育观念的影响，认为学校的群体教育才是健康、多元的教育，坚持要把孩子送进学校受新式教育，回国后，为这个问题夫妇俩多次争吵，但父亲就是不同意母亲的要求。爱玲10岁的时候，母亲主张把她送进学校，父亲一再大闹着不依，最后母亲像拐卖人口一般硬把她送去了，因为已经有相当基础，所以进黄氏小学四年级插班就读。在填写入学证的时候，因为“张?”这两个字嗡嗡地不响亮，她想给重取一个名字，一时踌躇着不知道填什么名字好，支着头想了一会，说“暂且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罢”，这个英文词描述她当时的心情：ailing，意为烦恼。张爱玲这个普通的名字只是母亲烦恼心情随意的表达，后来却响彻了整个文坛。母亲一直打算替她改而没有改，再后来，爱玲不愿意改，也没必要改了。母亲这时的心情非常矛盾痛苦，很多事情凭她微弱的力量也拗不过丈夫固执的偏见，女儿送进了学校，儿子的事情她已管不了了。她从来没去干涉儿子的教育，以为一个独子，总不会不给他受教育，不料只在家中延师就读，一直读到四书五经读到“书经”都背完了才进学校。所幸母亲那时强行把爱玲送入学校，可就是因为类似的诸多事情上的殊见，夫妇之间时刻潜伏着争吵的危机。

灰绿：成长的底色（1920-1930）灰绿：成长的底色(4)

快乐平静的上海家园生活持续没多久，争吵又开始了。争吵很快有了结果，父母终于协议离婚。黄逸梵回国时确实是抱着挽救婚姻的愿望回来的，既然他答应戒除鸦片，不再纳妾，她还想把这婚姻维持下去，一双幼小的儿女也让她十分牵挂。可是，愿望和现实之间有距离，诺言和行动之间也脱了节。在不如意的争吵中，张廷重又开始吸鸦片，黄逸梵因为在英国游历了四年，亲身体验了西洋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对这些腐朽没落的恶习更难以忍受了，所以闹着要离婚。两人离婚完全是黄素琼采取主动，张廷重是不想离婚的，但他当初要妻子回国曾答应两个条件：赶走姨太太和戒除鸦片，“戒除鸦片”这一条没有做到，自知理亏，无可奈何。黄逸梵请的是一个外国律师，办手续的时候，丈夫绕室徘徊，犹豫不绝，几次拿起笔来要签字，长叹一声又把笔放回桌上。律师看着他那个样子，就问黄是否要改变心意，黄逸梵答说：“我的心意已经像一块木头!”
张廷重听了这话后，明白事已至此，无可挽回，方才无奈地在离婚书上签了字。在离婚协议中规定，姐弟两个都归父亲监护和抚养，但爱玲日后的教育问题——要进什么学校——都需先征求母亲的同意；教育费用则仍由父亲负担。离婚之后，母亲搬走了，姑姑张茂渊和哥哥一向也是意见不合的，因此和嫂子一起搬走了，爱玲、弟弟跟着父亲移家到和舅舅家一起的一所巷堂房子里。父母离婚的时候，早慧的爱玲已经很懂事了，虽然父母没有征求她的意见，可她想，要是征求她的意见，她是赞成的。幸而离错协议上写明了她可以常去看母亲，在她公寓里第一次见到生在地上的瓷砖浴盆和煤气炉子，爱玲非常高兴，觉得可以安慰了，对于她，精神上的善与物质上的善，向来是打成一片的，不像当时一般大家庭中的青年所想的那样灵肉对立，时时要起冲突，需要痛苦的牺牲。爱玲很干脆地像拜火教的波斯人那样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爱玲的判断臧否中，既然母亲那边是好的，父亲这一边的自然都属于不好的。虽然有时候也因为和它们混和着一起长大而喜欢：喜欢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的大叠小报是随意居家的感觉，看着小报，听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然而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没有希望的下午，越来越接近黑暗的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爱玲曾说：“最可厌的人，如果你细加研究，结果总发现他不过是个可怜的人。”〖ZW()《永远的张爱玲·张爱玲语录》，宋淇，P.215。〖ZW〗〗 张爱玲的父亲在孩子们和别人的印象中是个可厌的人，身上种种恶习，靠着祖上遗产碌碌度日，没有本事的遗少，社会的食利者，被妻子看轻，为孩子憎恶。其实，在内心里他是可怜的，可厌只是社会的变化加诸给他不得已的头衔。他不是坏人，不过就是个少爷。如果他娶的太太能够跟着他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的少奶奶，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然而背后的社会制度的崩坏，暴露了他的不负责、不进取。他不能靠自己的本领养家，可自尊心又限制着他，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独个儿生气勃勃地往前走去，宁可大家都没有进步，也得拖在一起守在老旧的巢窝里。妻子又不是他可以左右的妻子，她感染了五四自由民主独立的新空气，她不能忍受和他一起囚死。张廷重知道妻子不满意他，不满意这个包办的婚姻，可是他是爱她的，爱这个美丽敏感独立的女人，不幸的是他抓不住她，她不是绣在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小鸟，她是被关在笼子里一只时时想要飞上蓝天的勇敢的鸟。虽然被关着，可只要稍一疏忽开点笼门，她就要飞出去的。在每时每刻的担心与威胁中，他焦急、暴躁、担忧，最后完全是本能的、自卫的对抗。爱与恨之间，本仅一步之遥。
爱玲的母亲黄逸梵虽然勇敢地和丈夫离了婚，但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虽然已现新思想的曙光，但在一般人世俗的眼中还是不能接受的，在中国，一个离了婚的少奶奶要保持个性与人格,谋取自己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权利是不容易的事，而且，她也向往国外自由的生活方式，为此，她决定再次赴法国读书。踏着她那双三寸金莲她横跨两个时代，来往于不同的国度，她是勇敢的，她更是自尊的，以后在异国他乡，她飞来飞去无枝可依，或折翼难飞，即便再怎样不幸艰难，对于她，没有比自由与尊严更重要的了。喜欢母亲的爱玲更崇拜母亲，她一直用一种罗蔓蒂克的爱来爱着她母亲。她的性格中有很多无意识中承袭来的母亲的影子。母亲走了，姑姑搬到较小的公寓，姑姑的家中仍然留有母亲的空气，纤灵的七巧板桌子、轻柔的颜色，还有些她所不大明白的可爱的人来来去去。爱玲也在这里来来去去，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感受着新鲜与快乐。父母虽然离了婚，可她并没有感到比以前不幸。许多年以后，张爱玲对一个因插足别人家庭而担心让男方离婚会伤害他孩子的同学说：“……我自己就是离婚的人的小孩子，我可以告诉你，我小时候并不比别的小孩特别地不快乐。而且你即使样样都顾虑到小孩的快乐，他长大的时候或许也有许多别的缘故使他不快乐的。”《殷宝滟送花楼会》，《张爱玲文集》第1卷。可是，张爱玲，她自己，或许并没有意识到，父母之间爱爱恨恨，分分合合的纠葛乃至最后的离婚虽然没有直接让她感到锐利的痛苦，毕竟，她的性格、她的观点，她对待世事的态度就在这样的成长历程中逐渐成形了。长大以后的痛苦虽然也有外来的，但更多的，则是由她自己感受到的，因为懂得，所以感觉往往纤毫必损。感受到的痛苦便是痛苦，感受不到何言痛苦?
四
爱玲是个古怪的女孩，从小便被目为天才，如果再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会被誉为神童。在这个诗书官宦之家成长起来的第一个孩子，自然特别娇贵，而且她是这样伶俐聪慧的天才，所以从小便被特加照顾，除了发展她的天才之外别无生存的目标。
父母的感情一直不好，从幼儿时代起，张爱玲便在父母对立的夹缝中成长，父亲和母亲惟一的共同点是对文学的爱好，文学成为张爱玲生命中惟一肯定的、一贯的、持续的存在，成为她一生惟一的支柱、快乐的源泉、父母共同赞同的行动。爱玲3岁便能背唐诗，摇摇晃晃地立在满清遗老张人骏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融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亲戚们都知道张家的这一个孩子有诗书天赋，因此一力地逗她引她，爱玲在此确切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所以更加喜欢舞文弄墨。7岁的时候她写了第一部小说，遇到笔画复杂的字，便常常跑去问厨子怎么写。这是一个无题的家庭伦理悲剧，关于一个小康之家，姓云，娶了个媳妇名叫月娥，小姑叫凤娥。哥哥出门经商去了，于是凤娥便乘机定下计策来谋害嫂嫂。写到这里便搁下了，没有续下去。另起炉灶写一篇历史小说，开头是：“话说隋末唐初时候。”因为大多跟着父亲翻阅一些小报和章回小说，她便直觉地喜欢那个时代，那仿佛是一个兴兴轰轰橙红色的时代。这一篇是在一个旧账簿的空页上起的稿，簿子宽而短，分成上下两截，淡黄的竹纸上印着红条子，用墨笔写满了一张，有名亲戚说：“喝，写起《隋唐演义》来了。”爱玲非常得意，可是那时她肚子里的丘壑还太少，始终只写了这么一张，没有魄力硬挺下去。那时爱玲仅有的课外读物只有《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8岁那年坐船从天津到上海来的时候，第一次见到海，爱玲便把谙熟的《西游记》又翻了一大遍，里面只有高山与红热的尘沙，没有海。但是，她的思想并没有因这少量的读物而受到限制，一旦有触动，她的兴趣、灵感与想象力便蓬勃地生长起来。8岁那年，爱玲尝试写了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好战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赋税，并予自治权。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爱玲特地将半打练习簿缝在一起，预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就对这伟大的题材失去了兴趣，为这部小说所绘的多帧插图倒保留了下来，插图仔细地介绍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务、建筑、室内装修，包括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的一座凉亭，不记得那里有没有电影院与社会主义——虽然缺少这两样文明产物，他们似乎也过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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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绿：成长的底色（1920-1930）灰绿：成长的底色(5)

回想起来，仿佛很多事情是有一点征兆的。“抓周”这风俗遍及中国大部分地方，寄予了中国父母对儿女从小开始绵亘不断的期望寄托。小?周岁的时候，循例在一只漆盘里挑选一种东西，以卜将来志向所趋，在众多的备选物中，爱玲拿起的是一个小金镑，也有一个女佣坚持说她拿的是笔，但爱玲似乎从小就很喜欢钱，她自己也更乐于承认这一点：我喜欢钱。喜欢钱，因为没吃过钱的苦——小苦虽然经验到一些，和别人真吃过苦的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对于她，小时候见过太多繁华奢侈的东西，到渐渐大了的时候，家里已经没有这样的程度了，她要切切地留住往日生活的回忆，所以钱对于她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所要的东西。小的时候，衣食无忧，学费、医药费、娱乐费，全用不着操心，可是自己手里从来没有钱，怕小孩买零嘴吃，压岁钱总是放在枕头底下过了年便缴还给父亲的；等到大了，想要自己花钱的时候，发现不但自己手里没钱，父母手里也十分拘紧了，所以格外在意。后来母亲非常诧异地发现这一层，一来就摇头道：“他们这一代的人……”爱玲的母亲出身名门，是个清高的人，有钱的时候固然绝口不提钱，即至后来为钱逼迫得很厉害的时候也还把钱看得很轻。这种一尘不染的态度很引起爱玲的反感，儿时所见的一切仿佛还历历在目，她渴望的一切她还没有亲历，她只能走到这“一尘不染”的对立面去。爱玲后来说：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个名词，她就坚持自己是拜金主义者。
小时候听见的一切是一生难以抹去的回忆。最初的回忆之一：是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翡翠胸针。因为嫁了不如意的人要找一点别的消遣，也因为本身特别喜欢装扮自己，爱玲很小的时候便记得母亲经常和姑姑一起上街买了漂亮衣料回来，在镜子前比划试样子，有时候还自己裁衣做合自己心意的漂亮衣裳，为此她父亲曾经咕噜过：“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可是，爱玲喜欢，她多憧憬可以像母亲这样美呀!她在镜子旁边仰脸看着试衣服的母亲，心里急急地想：8岁我要梳爱司头，10岁我要穿高跟鞋，16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急急地盼望长大，为了漂亮的衣服；为了漂亮的衣服可以穿得更长久一些，她又宁可日子过得再慢一点。日子过得太快，突然长高了一大截子，新做的外国衣服便要穿不下了，有一件葱绿织锦的衣服一次也没有上身，已经不能穿了，以后一想到那件衣服便伤心，认为是终身的遗憾。她太爱漂亮的衣服了，有时甚至为此做错了事。5岁的时候，在天津，那时母亲不在中国，父亲的姨太太名唤老八的，替她做了顶时髦的雪青丝绒的短袄长裙，对她说：“看我待你多好!你母亲给你们做衣服，总是拿旧的东拼西改，哪儿舍得用整幅的丝绒?你喜欢我还是喜欢你母亲?”爱玲说：“喜欢你。”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说谎，所以想起来更觉耿耿于怀，觉得有点对不起母亲，感情太容易被物质俘虏了。儿时的耳濡目染使她对着衣有相当敏感性，以后在《更衣记》中细细地描述她从生活中得来的一点点的观察，“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子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更衣记》，《文集》第四卷，P.34。这样精妙透彻的警句是从小到大逐渐积累的成果，是从母亲、姑姑一大家族里众多的女人们乃至她自己切身体悟的结晶，所以能一言以蔽之，干净利落。
儿时值得追忆的生活内容之二：是许多美食——穿是女人的天性，可对吃，她也很喜欢，很在意，凡是属于生活的内容，她自小便懂得如何去细细领会其中的妙处。很喜欢吃云片糕，小时候常常梦见吃云片糕，吃着吃着，薄薄的糕变成了纸，除了涩，还感到一种难堪的惆怅；一直喜欢吃牛奶的泡沫，喝牛奶的时候设法先把碗边的小白珠子吞下去。爱玲看到，《红楼梦》上，贾母问薛宝钗爱听何戏，爱吃何物，宝钗深知老年人喜看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物，便都拣贾母喜欢的说了。她倒惊奇地发现自己喜欢吃的和老年人一样，爱吃甜的烂的。一切脆薄爽口的，如腌菜，酱萝卜，蛤蟆酥，都不喜欢，瓜子也不会嗑，细致些的菜如鱼虾完全不会吃，是一个最安份的“肉食者”。
在北方吃的还有腰子汤，一副腰子与里脊肉小萝卜同煮。里脊肉女佣们又称“腰梅肉”，大概是南京话，爱玲一直不懂为什么叫“腰梅肉”，又不是霉干菜炖肉，多年后才恍然悟出是“腰眉肉”。腰上两边，打伤了最致命的一小块地方叫腰眼，腰眼上面一寸左右就是“腰眉”了，百姓生活里这语言上的神来之笔令爱玲深深震撼，吃食中也可长不少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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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美食，仿佛回忆合家团坐在饭桌边时咀嚼声中的宁静，平和得难以觉察的亲情。八九岁的时候，那时已经住在上海了，有一次吃鸡汤，爱玲吃了一口，道：“有药味，怪味道。”家里人都说没有什么。母亲不放心，叫人去问厨子一声，厨子回说这只鸡是两三天前买来养在院子里的，看它垂头丧气的仿佛有病，所以给它吃了“二天油”，是像万金油玉树神油一类的油膏。母亲虽没说什么，可爱玲知道母亲对她的诧异与注意。她心里那个得意呀，得意得飘飘欲仙，是有生以来最大的光荣。
童年的生活是活跃恣肆的，她是这个家庭里娇贵的小姐，虽然有弟弟，可弟弟没法跟她比，弟弟惟一胜过她的地方是长得很美。从小家里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脸上，简直是白糟踏了。长辈就爱问他：“你把眼睫毛借给我好不好?明天就还你。”然而他总是一口回绝了。有一次，大家说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他问道：“有我好看么?”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虚荣心。他是个漂亮而羸弱的小孩，而姐姐却胖嘟嘟的，身体和思想都比他发展得好。他妒忌姐姐的画，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大了的时候爱玲体会到小时候弟弟心理上感受的压迫，她仅比他大一岁，却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她能吃的他不能吃，她能做的他不能做。弟弟虽然是这个家庭里惟一的男孩，可实在不争气，因为多病，必须扣着吃，因此非常的馋，看见人嘴里动着便叫人张开嘴让他看看嘴里有什么。病在床上，闹着要吃松子糖——松子仁舂成粉，搀入冰糖屑——人们把糖里加了黄连汁，喂给他，使他断念，他大哭，把只拳头完全塞到嘴里去，仍然要，松子糖装在金耳的小花瓷罐里，旁边有黄红的蟠桃式瓷缸，里面是痱子粉，下午的阳光照到那磨白了的梳妆台上弟弟在哭。于是他们又在拳头上搽了黄连汁，他吮着拳头，哭得更惨了。姐弟俩在一起玩，出主意的总是老练早慧的姐姐。俩人自我想象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姐姐叫月红，他叫杏红，姐姐使一口宝剑，他使两只铜锤，还有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仆人金大妈在公众的厨房里咚咚切菜，大家饱餐战饭，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路上偶尔杀两头老虎，劫得老虎蛋，那是巴斗大的锦毛?，剖开来像白煮鸡蛋，不像鸡蛋黄是圆的。弟弟常常不听姐姐的调派，因而争吵起来，他是“既不能命，又不受令”的，然而他实在秀美可爱，有时候也让他编个故事：一个旅行的人为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的跑，后头呜呜赶着……没等他说完，爱玲已经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意。众多亲戚的孩子们在一起玩的时候，爱玲也往往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的“头”。有一次家里请客，有舅舅黄定柱家的好多女孩，还有一个贵宾亲戚带了三个儿子来，最小的儿子生肖属狗，小名叫“哈巴”，长得逗人喜欢，爱玲和表姐妹们商量之后，突然别出心裁地把“哈巴”关到楼上的一个房间里，楼下的男孩子——小魁、哈巴的两个哥哥，舅舅家的表哥几次冲上楼去救“哈巴”都败下阵来，虽然还有好几个表姐比爱玲大很多，却是爱玲站在楼梯上发号施令，指挥若定，几个男孩子都不敌娘子军的威力。表面上是这样活辣恣肆，可内心里，这个早熟的女孩是敏感脆弱的。旧式的家庭里，男孩子的地位无与伦比，虽然弟弟别的地方不如她，可他是男孩，且又长得这样招人喜欢而她一点也不，所以，别人稍有点区别对待，她就绝对能感觉到，往往还要夸大地感觉着。在爱玲的想法里，领弟弟的女佣“张干”老是占先，她裹着小脚，伶俐要强，领她的女佣“何干”因为带的是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爱玲不能忍受张干重男轻女的论调，常常和她争起来，她就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她能够从抓筷子的手指的位置上预卜一个女孩将来的命运，说：“筷子抓得近，嫁得远。”爱玲连忙把手指移到筷子的上端去，说：“抓得远呢?”她道：“抓得远当然嫁得远。”小小的爱玲气得说不出话来，佣人的表现使她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要锐意图强，胜过弟弟。心里的想法使这个小孩表现出同龄人少有的清醒决绝，对张干总是耿耿的，或许这个年老的佣人也只是随口开开玩笑而已，如果她当时知道这个小姐心里的想法肯定会大吃一惊的。有一次张干买了个柿子放在抽屉里，因为太生了，先收在那里，爱玲很注意，隔两天就去开抽屉看看，渐渐疑心张干是否忘了它的存在。然而爱玲想：我不能问她。出于一种奇异的自尊心，她始终没有问她，日子久了，柿子烂成一泡水，小?十分惋惜，直到大了也还清晰地记得，这奇异的自尊心却滴水不漏地保存了下来。从小爱玲就是会画画爱文艺的，八九岁的时候，母亲和姑姑从英国回来为她带来了与音乐接触的机会。姑姑每天练习钢琴，伸出很小的手，手腕上紧匝着绒线衫的窄袖子，大红绒线里绞着细银丝。琴上的玻璃瓶里常常有花开着。她想，琴上弹出来的，另有一个世界，可是并不是另一个世界，不过是墙上挂着的一面大镜子，使这房间看上去更大一点，然而还同是斯文雅致的、装着热水汀的一个房间。有时候母亲也立在姑姑背后，手按在她肩上，“啦啦啦啦”吊嗓子。母亲学唱，纯粹因为肺弱，医生告诉她唱歌于肺有益。无论什么调子，黄逸梵唱出来都有点像吟诗(她常常用拖长了的湖南腔背诵唐诗)；她的发音总是上来就比钢琴低半个音阶，接着她总是抱歉地笑起来，有许多娇媚的解释；她的衣服是秋天的落叶的淡赭，肩上垂着淡赭的花球，永远有飘坠的姿势。爱玲总在旁边听，感动地说：“真羡慕呀!我要弹得这么好就好了!”于是大人们以为她是罕有的懂音乐的小孩，不能埋没了她的天才，立即送她去学琴，其实她明白自己喜欢的并不是钢琴而是那空气，那种有家庭亲情气息的空气。音乐是如此清雅，带着她体验到的温情气息，她爱；绘画，她也爱，从小就画。对于色彩、音符、字眼，她都极为敏感。弹琴的时候，小?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极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学写文章时，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珠灰”“黄昏”“婉妙”，学了英文，爱用“splendour”华丽，辉煌。、“melancholy”忧郁，抑郁。，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到后来，也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她仍爱看《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

灰绿：成长的底色（1920-1930）灰绿：成长的底色(6)

这么多可爱的行业，到底应当选择哪一样作终身的事业呢?9岁的小?，为此大大犯踌躇。最后，帮她做选择的还是物质条件的对比差异：她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母亲说：“既然是一生一世的事，第一要知道怎样爱惜你的琴。”琴键一个个雪白，没洗过手不能碰，每天用一块鹦哥绿绒布亲自揩去上面的灰尘。教琴的先生是俄国女人，宽大的面颊上生着茸茸的金汗毛，时常夸奖她，容易激动的蓝色大眼睛里充满了眼泪，抱着爱玲的头吻着，爱玲懂得要客气地微笑着，然而总记着她吻在什么地方，隔了一会要用手绢子去擦擦。到她家去总是何干领着，小?还不会英文，可也不知怎么地和她话说得很多，连老女佣也常常参加谈话，客厅的墙壁上挂满了暗沉沉的棕色旧地毯，安着绿漆纱门，每次进出都是她丈夫极有礼貌地开门。爱玲很矜持地，从不向她丈夫看，因此几年来始终不知道他长得是什么样子，脑中只有模糊的概念：似乎是不见天日的阴白的脸。十来岁的小?，比哪个小孩都懂得礼貌和矜持，懂得感情的节制，连对父母的爱也是这样，就像母亲小时候对他们孩子一样，爱玲的情感也是这样：心里有多近，行动上就有多远。
在父母甚不融洽的感情中成长着，爱玲有时觉得依偎物质要比投靠感情更稳妥，在个性上她是理智胜过感情的。在父母离婚当真成了现实的时候，她心里虽然非常惆怅失落，但当她在母亲的房间里见到生在地上的瓷砖浴盆和煤气煤子时，就觉得可以安慰了，多奇怪的可安慰的条件!
不久，母亲动身到法国去，那时她住读在学校里，母亲到学校来看她，她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母亲也像是很安然。事情难道可以这样光滑无迹地溜过，一点为亲情而感伤的痕迹也没有?爱玲知道，母亲一定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母女互相都怀着无限怜惜与牵挂，可谁都不会先流泪!这没道理的不争气的遗传!一直等母亲出了铁门，爱玲还是一个人站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风中的夕阳把她高瘦的影子越拖越长，可还是漠然，很久了，渐渐地觉得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
回不来了，一切易变的主题中只有一样亘古：逝者如斯。爱玲心中最渴望的母爱渐被时间带走，一辈子都回不到原来的状态了。家庭的变故使爱玲从深闺仓皇流落人群，东张西望于街头，为了一方安稳的现世生活，更为了摆脱深埋心中被离弃的凄苦，她一生在奔波，也一生逃离。她的母亲又何尝不是这样?
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对照记》，P.45。
其实，爱玲爱她家中的每一个人，她的爱是清醒坚贞的。所以，对于她，同样爱有多深，距离就有多远。张爱玲在文艺的园地里坚贞孤独地长成了她自己，童年的一切都给了她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这个作家最需要的，她一辈子摆脱不了也不想摆脱的需要，是她的长处，也有人说，是她的短处。
时代列车轰然向前不会回头，张爱玲的心却往往不在这列车上，她的心总那么迟迟地，生活在她人不在的地方，生活在童年那古典与现代交界地带的中国生活里。这生活，一边是幽暗的迟暮的古典，是懒洋洋灰扑扑的灰色；而另一边是耀眼的活跃的现代，是孕育着作家希望与力量的绿色摇篮。这驳杂的灰绿是张爱玲成长的背景，是能在此基调上产生一切变化、变动与变易的不变的底色。

雪青；少女旧事堪凄凉（1931-1939）少女旧事堪凄凉(1)

(1931-1939)
童年的故事就这样匆匆结束了。在爱玲的心中，所有关于童年的记忆，便是父母一阵争吵后，父亲躺在烟榻上袅袅升起的烟圈和母亲含恨远游欧洲时默默离去的背影……
这时候，一片新的天地展现在她的面前。爱玲从黄氏小学毕业后，进入了著名的圣玛丽亚女校。这是一所有着50年历史的美国教会女中。学校中成绩优异的毕业生可以有机会到英美的名牌大学去深造。
与其它教会学校一样，圣校也是培养有中国特色的西洋淑女的贵族学校。因为毕业生出去后，会成为政界、商界要员的太太，会成为交际场上的明星，会远涉重洋去进一步接受洋式的教育。

爱玲穿的衣服是灰暗的，破旧的。后来，爱玲的继母曾带来两箱旧衣服给她。继母说自己的衣服“料子都是很好的”，但事实上连领口都磨破了。爱玲永远都不会忘记一件暗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在这个时髦欧化的学校里，在一群花枝招展的女孩子中间，爱玲感到了一种与年龄极不相称的悲哀与落寞。年纪轻轻的她，反而有了一种垂垂老矣的感叹：“青春如流水一般的长逝之后，数十载风雨绵绵的灰色生活又将怎样度过?”张爱玲：《迟暮》，《张爱玲文集》第4卷，P.1。
然而，爱玲在中文写作方面的才华却显露出来了。这一切都得益于学校新来的国文部主任汪宏声先生。爱玲自己也说过：“中学时代的先生我最喜欢的一个是汪宏声先生，教授法新颖，人又是非常好的。”张爱玲：《我最喜欢的先生》，《语林》1卷2期，1945年1月25日出版。
汪先生任事后，除了将课程大加改订外，更在图书馆添置了大量中国书报杂志，奖励课外阅读，一方面努力为学生争取用本国语言文字发表的机会与活动。在第一期作文课上，汪先生就在黑板上用潇洒的粉笔字写下两个题目：《学艺叙》、《幕前人语》。
下面的学生一阵窃窃私语，也许，做惯了“准八股文”的她们，于此是感到特别新鲜的。
“诸位都在学习钢琴与唱歌，‘学艺叙’就是叫你们把习琴习唱的经过与感想写下来；‘幕前人语’即是影评，请把你们看电影后的感受写出来。当然，你们如自己另有愿意发表的思想，尽不妨自由命题，应用任何体裁。”
汪先生这种新颖的命题法显然令大家大开眼界。接下来，每人不免一番皱眉苦吟，一副“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样子。下课铃响，作文簿一本本交上来。批阅的结果，大部分是短短二三百字，似通非通，成绩果然如汪先生预料中的糟糕。他发现，这些女学生行文最大症结在于只知道作文乃是在数十分钟内将三数百字联将起来交卷完事，而不知思想为何物，更不知思想应如何发挥。突然，犹如眼前一亮，一本文卷却引起了汪先生的注意，他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开了，这是仅有的自己命名的文卷，题目《看云》。虽说夹了几个别字，却写得神情潇洒，词藻瑰丽。题下的署名便是张爱玲。
张爱玲由此便引起了汪先生的特别注意。可不知这个“张爱玲”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时候，汪先生上课还不到两星期，点名册上的姓名十之八九还不能与面貌联系起来，所以也不知张爱玲是瘦是胖是俊是俏。
发还文卷的那一天，汪先生挨卷唱名，学生依次上讲台领卷。
“张爱玲!”汪先生格外留意。
教室最后一排最末一个座位上站起一位瘦骨嶙峋的少女来，不像绝大多数女生那样烫发，衣饰也并不入时——那时风行窄袖旗袍，而她穿的则是宽袖——走上讲台来的时候，表情颇为板滞。
汪先生向全班同学朗读了一遍，并竭力赞美她文章写得好。
汪先生对爱玲《看云》一文的那番指示性的话，收到了颇为良好的效果。学生自己命题的作文渐渐多了，内容与形式都渐渐丰富起来了。交上来的文卷没有准八股了。除了小品文外，也有小说、诗歌，甚至于剧本。可是爱玲却仍旧保持着她一贯沉默的态度，文章虽然还是绚烂瑰丽的文章，却总是缺少热情。
在此之前，爱玲已在圣玛丽亚女校年刊《凤藻》上发表过几篇文章，包括用英文撰写的两篇小品文《牧羊者素描》和《心愿》。这些可算是张爱玲写作生涯中最早期的一部分作品。其中短篇小说《不幸的她》刊于1932年《凤藻》总第12期，编者特地说明作者还是初中一年级学生。《不幸的她》写年轻、孤傲而爱自由的“她”为追寻独立自主的生活四处飘泊；而“她”对童年生活的怀念，对纯真友情的依恋，更是写得如泣如诉，忧郁缠绵的笔调中透露出少女张爱玲的早慧和敏感。此处研究成果参阅陈子善：《天才的起步——略谈张家玲的处女作〈不幸的她〉》，《作别张爱玲》，P.2，文汇出版社。
散文《迟暮》发表在1933年刊上。
灯光绿黯黯的，更显出夜半的苍凉。在暗室的一隅，发出一声声凄切凝重的磬声，和着轻轻的喃喃的模模糊糊的诵经声，‘黄卷青灯，美人迟暮，千古一辙。’她心里千回百转地想，接着，一滴冷的泪珠流到冷的嘴唇上，封住了想说话又说不出的颤动着的口。”张爱玲《迟暮》，《张爱玲文集》第4卷，P.2。
这样的文字出自一个12岁的女孩子之手，情感的苍桑，文笔的涩重，多少显得有些让人吃惊。在我看来，这个“迟暮美人”当是指爱玲的母亲。母亲在爱玲小小的心中，一直带着一种美丽眩目的浪漫主义色彩。作为女儿，聪慧的爱玲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母亲“海外壮游”、“长啸高谈”的豪情背后，那丝丝缕缕的无奈与孤独，以及年华老去，美人迟暮的万般无奈。清夜闻钟，红楼一梦，岁月匆匆，回首已然是一生。她在《凤藻》1936年刊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叫《秋雨》。
“雨静悄悄地下着，只有一点细细的淅沥沥的声音。桔红色的房屋，像披着鲜艳的袈裟的老僧，垂头合目，受着雨底洗礼。那潮湿的红砖，发出有刺激性的猪血的颜色和墙下绿油油的桂叶成为强烈的对照。灰色的癞蛤蟆，在湿烂发霉的泥地里跳跃着；在秋雨的沉闷的网底，只有它是惟一的充满愉快的生气的东西。它背上灰黄斑驳的花纹，跟沉闷的天空遥遥相应，造成和谐的色调。它噗通噗通地跳着，从草窠里，跳到泥里，溅出深绿的水花。雨，像银灰色黏濡的蛛丝，织成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
张爱玲：《秋雨》，《张爱玲文集》，第4卷，P.3-P.4。
在张爱玲的眼底，世界是肮脏的，沉闷的，充溢着一种腐朽的气息。也许，这就像是她那个梦魇般的“家”。
在1937年的《凤藻》上，她发表的是一篇《论卡通画之前途》。
卡通的价值决不在电影之下。如果电影是文学的小妹妹，那么卡通便是二十世纪女神新赐予文艺的另一个玉雪可爱的小妹妹了。我们应当用全力去培植她，给人类的艺术发达史上再添上灿烂光明的一页。张爱玲：《论卡通画之前途》，《张爱玲文集》第4卷，P.9-P.10。

雪青；少女旧事堪凄凉（1931-1939）少女旧事堪凄凉(2)

爱玲的预言真是准确。难道她想象得到世纪末影坛上卡通片《花木兰》、《大闹天宫》所引起的轰动，以及孩子们乃至大人们对“卡通”的痴迷吗?为了进一步增强学生中文写作的热情，提高写作水平，汪宏声先生利用一个课外活动名叫国光会的组织，发动出版一种32开的小型刊物，题名曰《国光》。理想中的编者当然应该是张爱玲，可是她对这些活动似乎没有多大的兴趣，只答应给刊物投稿。张爱玲在《国光》上发表的作品主要是两篇小说：《牛》和《霸王别姬》。《牛》是一篇农村题材的作品。她写的是一对普通贫穷的禄兴夫妇是怎样逐渐失去了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先是他们家的“一头壮牛”活活给牵走了，再是禄兴娘子的“亮晶晶的银簪子”被卖掉了，接着禄兴为了借牛又卖掉了娘子“忍冻忍饿省下钱来买的”两只小鸡，最后禄兴自己也被牛抵死了。小说最后，失去了一切珍贵东西的禄兴娘子“哭得打噎——她觉得她一生中遇到的可恋的东西都长了翅膀在凉润的晚风中渐渐地飞去……展开在禄兴娘子前面的生命就是一个漫漫的长夜——缺少了吱吱咯咯的鸡声和禄兴的高大的在灯前晃来晃去的影子的晚上，该是多么寂寞的晚上呵!”张爱玲：《牛》，《张爱玲》第1卷，P.4-P.5。
张爱玲其实并没有农村底层生活的经验，但这篇文章却写得悲哀动人，让我们为文中主人公的命运而深深叹息。也许“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爱玲是在以其城市“底层人”的遭遇去揣测农村人的遭遇，不由得入木三分。另一篇小说是《霸王别姬》。大概是汪先生在课上介绍历史小品之后根据《项羽本纪》写的，其行文技巧之成熟，使全校师生为之吃惊。汪先生上课时大加赞赏，说爱玲的《霸王别姬》与郭沫若的《楚霸王之死》相比较，简直可以说一声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好好珍惜，继续努力，将来的前途，是未可限量的。《霸王别姬》有一点现代心理分析小说的味道。其中的虞姬是一个有现代觉醒女性意识的人。虽然虞姬对项羽而言，“十余年来，她以他的壮志为她的壮志，她以他的胜利为她的胜利，他的痛苦为她的痛苦。”“她仅仅是他的高吭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声，渐渐轻下去，终于死寂了。”然而，虞姬已经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命运。不管项王是否成功，她都不可避免地成为“附属品”。
她想象着： “——啊，假如他成功了的话，她得到些什么呢?她将得到一个‘贵人’的封号，她将得到一个终身监禁的处分。她将穿上宫妆，整日关在昭华殿的阴沉古黯的房子里，领略窗子外面的月色、花香，和窗子里面的寂寞。她要老了，于是他厌倦了她，于是其他的数不清的灿烂的流星飞进他和她享有的天宇，隔绝了她十余年来沐浴着的阳光。她不再反射他照在她身上的光辉，她成了一个被蚀的明月，阴暗、忧愁、郁结，发狂。当她结束了她这为了他而活着的生命的时候，他们会送给她一个‘端淑贵妃’或‘贤穆贵妃’的谥号，一只锦绣装裹的沉香木棺椁，和三四个殉葬的奴隶。这就是她的生命的冠冕。”张爱玲：《霸王别姬》，《张爱玲文集》第1卷，P.8-P.9。
但是，虞姬最终却做了一件自己决定做的事，虽然她为此负出了生命的代价。
“虞姬微笑。她很迅速地把小刀抽出了鞘，只一刺，就深深地刺进了她的胸膛。项羽冲过去托住她的腰，她的手还紧紧抓着那镶金的刀柄，项羽俯下他的含泪的火一般光明的大眼睛紧紧瞅着她。她张开她的眼，然后，仿佛受不住这样强烈的阳光似的，她又合上了它们。项羽把耳朵凑到她的颤动的唇边，他听见她在说一句他所不懂的话：‘我比较喜欢那样的收梢。’”张爱玲：《霸王别姬》，《张爱玲文集》第1卷，P.12。
是的，这一句话是项王所不懂的。也许，在传统的中国京剧舞台上，我们会更多的把虞姬的死看作是有些“殉情”的悲壮色彩。然而，在张爱玲的笔下，虞姬的死更多的是为了体现“实现自己的价值”的理性色彩。这是一个清醒、自尊的女性形象。而这种独立、自主的女性性格也正是爱玲一生所追求的。
可是张爱玲不因了汪先生的鼓励而有所奋勉。她一贯地懒惰，还是什么都“我忘了”!有一次张爱玲欠交了一期作文，汪先生催她，她说“我——”，汪先生不等她说下去，便接着说“——忘啦!”爱玲笑了笑，隔不多久，她交来一篇。原来就是这《霸王别姬》的上半篇。她还要把一篇充作两期作文。在汪先生的努力下，不到一年，圣校就产生了浓厚的文艺空气。国文不再被学生们轻视。那时上海的话剧运动开始蓬勃起来，汪先生还率领学生在卡尔登参观了几次中旅的公演，并在校内组织了剧团，举行了数度盛大的公演。《国光》杂志还是继续出版，爱玲的投稿很少，虽然汪先生常加鼓励，爱玲都是以“我忘啦”了之。可是，有一件事却显示了爱玲的幽默才能。有一回，汪先生收到两首不署真实姓名的打油诗。
其一
橙黄眼镜翠蓝袍，步步摆来步步摇，
师母裁来衣料省，领头只有一分高。
其二
夫子善催眼，嘘嘘莫闹喧，
手袖当堂坐，白眼望青天。
汪先生知道投稿者是张爱玲，诗讽刺的是两位男老师。足可见爱玲性格中的那种反叛精神。汪先生认为圣校校规严肃，空气沉闷，用少许风趣来调剂一下，至少是无害的，于是毅然地准许刊登出来。第一首诗嘲讽的对象是姜适君先生。姜先生一向为人随和，认为小诗谑而不虐，无伤大雅，因此一笑置之。第二首诗也许写得稍许刻薄了一些，这位先生不大以为然，他气愤地向美国校长告发，校长便请汪先生和编者谢振同学前去问话，并且定夺了三个办法：其一，由汪先生和编者向该先生书面道歉；其二，《国光》停办；其三，张爱玲不准毕业。汪先生为息事宁人起见，采取了第一个办法。该先生也自知太认真，有伤和气，遂以“算啦，算啦”了事。在当时的圣玛丽亚女校，钢琴与唱歌，是作为重要的功课来学的。
然而，爱玲进了圣玛丽亚女校后，却慢慢对钢琴和音乐失去了兴趣。圣校的教琴先生经常生气，把琴谱往地上一掼，一掌打在手背上，把她的手横扫到钢琴盖上去，砸得骨节震痛。越打就越是偷懒，爱玲逐渐对钢琴失去兴趣，应当练琴的时候，也就坐在琴背后的地板上看小说。教琴先生结婚之后，脾气好了许多。而且，她搽的粉不是涂在脸上——离着脸总有一寸远。松松的包着一层白粉，有时候她还主动跟爱玲打招呼：“你早!”但是，爱玲还是觉得害怕，每次上课之前立在琴房门口等着铃响，总是浑身发抖。钢琴课对她来说，不再如童年时那样充满温馨浪漫的色彩，而是成了一种“酷刑”，一种“炼狱”。
爱玲却一直保持着对绘画的兴趣。这也许是受了母亲的遗传吧。她对颜色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她欣赏古人对颜色的参差对照：宝蓝配苹果绿，松花色配大红，葱绿配桃红。刚上中学的时候，她的一张漫画被《大美晚报》发表了，得到5元钱的稿费，这也是她得到的第一笔稿酬。她马上用它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母亲怪她没有把这张钞票留着作个纪念。她写的《论卡通画之前途》一文，颇有见地，也许那时候，爱玲还在梦想着当一位卡通设计师呢!在那些个上课的日子里，爱玲总是坐在教室角落的位置里。她总是心不在焉地随手画着画。有时候，是上课老师的素描，有时候是她见到过的另一些人和事。她就常常用这种方法来打发上课的时光。那时候，教室里挂着一张《蒙娜·丽莎》的画，爱玲上课有时走神，就瞅着这幅画发呆。先生曾经告诉她们：“注意那女人脸上的奇异的微笑。”那的确是使人疑惑不解的美丽恍惚的笑，你是一刻也留它不住的，即使在人们努力注意之际也滑了开去。使人无缘无故觉得失望。爱玲并不相信先生对“蒙娜·丽莎”微笑的解释。而且自己想象着：“也许她想起她的小孩今天早晨说的那句聪明的话——真是什么都懂得呢——到八月里才满四岁——就这样笑了起来，但又矜持着，因为画师在替她画像，贵妇人的笑是不作兴露牙齿的。”在张爱玲的想象里，这位佛罗伦萨贵妇人是一位温柔可亲的母亲。她的想象倒确实是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人为本”的艺术精神。
爱玲上中学后，就很少回家。只是偶尔，她会去姑姑那里，有一个凉爽的夏夜，在小阳台上，姑姑把爱玲父亲又要结婚的消息告诉了她。爱玲的心猛得抽紧了。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凄凉与惶恐。看过了那么多关于“后母”的小说，爱玲没有想到，有一天，这种命运竟会应在自己身上。爱玲无力而茫然地靠在阳台的栏杆上，下面是繁华大上海的夜，霓虹灯璀璨如白昼。爱玲心里只有一个迫切的愿望：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她恨不得那个女人就在眼前，她一定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然而，不管她是多么不愿意，继母还是在1934年进了张家。后母是前北洋政府总理孙宝琦的女儿。这位“大家闺秀”可没有一点儿的闺秀气，倒有着人们想象中一般后母所共有的阴险狠毒。据说，孙宝琦在北洋政府里“官声”不好。他膝下有8男16女。妻女全都染上了“阿芙蓉癖”。她继母还是陆小曼的好友，两人都是吞云吐雾的芙蓉仙子。婚后，继母的床头就挂着陆小曼画的油画瓶花。
父亲再婚之后，爱玲一家就搬回到麦根路别墅去了。爱玲就是在那里出生的。那是一所民初式样的老洋房，本来就是张家的产业。爱玲很少回家，见到后母，也就打声招呼，偶尔也会说一两句家常话。爱玲是痛恨这种冷漠的母女关系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心与心之间的鸿沟是很难填平的。是的，她不喜欢呆在那个家里。在那一砖一瓦之间，有着这个曾经荣光、显赫的家族太多的回忆，就像那重重叠叠复印的老照片。整个的空气也是模模糊糊的，让人无端地产生一种虚无感。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着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暗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
1937年夏，张爱玲从圣玛丽亚女校毕业。再隔一年，圣校假座贝当路美国礼拜堂举行毕业典礼。爱玲的中学时代就这样结束了。她自己说：“中学时代是不愉快的。”

雪青；少女旧事堪凄凉（1931-1939）少女旧事堪凄凉(3)

二
张爱玲中学毕业的那年，母亲回国来了。中年的母亲风韵犹存，美人迟暮，又经了多年欧风美雨的熏陶，更显出一种动人的风致。那一次，母亲还带了美国男友同行。他是个生意人，40多岁，长得英俊潇洒。母亲回国是为了爱玲出国留学的事。她曾托人约爱玲的父亲谈判该事，张廷重却避而不见。
在年轻的爱玲心中，中学毕业是一件开心的事。不愉快的备受压抑的中学时代终于结束了。她感觉到自己的羽毛渐渐丰满了。是的，她要飞了，她要飞离这个弥漫着沉腐气息的家。她要飞赴她那阳光灿烂的前程。爱玲觉得她的整个少年时代就像是处于一种“蛹”的状态，马上，她就会翩然成蝶，可以挣脱一切羁绊，自由地飞了。那时候她的想法是：“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这个家的死气沉沉，父亲的喜怒无常，后母的残暴凶狠已使她无法忍受。她怕自己有一天也会被这种环境所同化，就像她的弟弟那样麻木和不争气。
有一次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父亲打了弟弟一个嘴巴子。爱玲大大地一震，用饭碗挡住了脸，眼泪直往下淌。当时后母莫名其妙地看了爱玲一眼，没好气地说：“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爱玲丢下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去，闩上了门，无声地抽噎着。她立在镜子面前，看着眼泪滔滔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她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一定要报仇。”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啪的一声，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弹回去了，那是弟弟正在兴高采烈地玩皮球。而几分钟之前发生的事情，他已经忘得一干二净。这一类的事，他是习惯了的。爱玲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那是复仇的烈焰在敏感的心里熊熊燃烧之后的一种平静。但是，平静的背后潜伏着更为可怕的岩浆喷发式的仇恨。
终于，爱玲觉得再也不能拖延下去了。她决定把自己的“远大计划”向父亲和盘托出。
那是一个“春日迟迟”的午后。父亲和后母又对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一种浓郁的焦香味在有着雕花窗棂格子的房间里飘着。留声机里正播放着“金嗓子”周璇在《天涯歌女》中的那首成名作“小妹妹找哥泪花流”，那种哀伤的调子让人有一种切入骨髓的心寒。
爱玲小心翼翼地鼓足勇气走到他们跟前。
“爸，我想跟您说件事情。这件事，我已经想了很久了。不管你是不是同意，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我想要去留学……”
爱玲一口气说了很多话，就像是在演讲。其实这些话在她心里已经翻腾过许多遍了。只是，她一直都不敢说。由于紧张，口中不免吃吃艾艾，说得是很糟糕的。她偷眼看父亲，发现他开始是半闭着眼睛，漠不关心的样子，接着脸色是越来越坏。爱玲觉得该说的都说完了，便煞住了话。父亲的脸色变成了青灰色，还是一言不发。沉默，死一般的沉默。惟有那口老自鸣钟，发出单调的声音，在这让人感到颓废的春日的午后。
忽然，父亲从榻上跳了起来，把那管玉制的烟枪“啪”地一声摔在地上。顷刻间，一瓣瓣的玉石碎片在地上绽开。
他指着爱玲的鼻子说：“好啊!这些年来，我供你吃，供你穿，又让你读书。你现在翅膀硬了，想飞走了!你一定是受了别人的挑唆，你说，你说，是不是?!”
后母在一旁则是一脸惋惜的样子，那神情好像是看到一个好好的姑娘正要往火炕里跳。她充满鄙夷地又愤愤然地说：“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甚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张廷重不了解爱玲，把她想出国留学的想法一味怪罪于黄逸梵。张廷重是最讨厌女人出国读书的。在他内心深处，对黄逸梵是有感情的，他总觉得是“出国留学”毁了他们的婚姻。虽然，这仅仅是表面原因而已。他清楚地看到了两个曾经是与自己亲密的“留学”回来的女人对自己的态度。妹妹张茂渊早已与自己分家，独立门户，而且兄妹俩很少有来往。妻子黄逸梵则决然与自己离婚。如今，女儿也要走上这条路，走上背叛自己的道路了。这些年来，一直是他花钱抚养着爱玲长大。而她最终还是走上她母亲的路。在张廷重看来，也就是走到与自己相敌对的阵营里去了。因为他的坚决反对，爱玲留学的事就暂且搁下来了。之后不久，“八一三”沪战爆发，人心惶惶，人群为了躲避日军的炮火，不断从闸北涌向租界。他们的房子邻近苏州河，夜里还听到炮声隆隆，实在让人无法安眠。于是，爱玲在征得父亲同意后到母亲处住了两个礼拜。回来的那一天，爱玲觉得有些心烦，她怕后母又找事端。故意小心翼翼地、蹑手蹑脚地穿过黑沉沉的堂屋，她在客厅外面侧耳听了一下，听到里面有洗麻将牌的声音。这下她放心了，后母一定是邀了人在打牌。爱玲扶着朱漆楼梯的扶手，想赶快上楼到自己房间里去。她想，也许后母只顾着自己找乐，根本没有在意她这些天到哪里去了。
谁知她头一抬，发现后母正端着一盏小茶杯在楼梯口上站着。她阴着脸说：“你怎么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说一声?”
爱玲回答已经向父亲说过了。
她冷冷地笑着说：“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里还有我这个做娘的?!我今天要让你尝尝我的厉害。”说罢，就刷地打了爱玲一个嘴巴。
爱玲的脸上火辣辣的。她心想：这下糟了!她知道后母对她前次提出想留学的事情已经记恨在心，更何况这次她偷偷去的又是母亲那儿。爱玲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于是，她本能地要还手，却被两个老妈子赶过来拉住了。后母却来了个“恶人先告状”，一路尖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爱玲呆呆地站在那儿，嘴唇颤抖着，她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她觉得就在那一刹那，屋里的一切都变得非常明晰，下着百叶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饭已经开上桌了，没有金鱼的金鱼缸，白瓷缸上细细描出橙红的鱼藻。楼道上传来木拖鞋拍打地面的“啪达啪达”的声音。那是父亲下来了。爱玲感到窒息，她预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父亲凶神恶煞地从楼上冲了下来，一把揪住爱玲，拳脚相交，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真是无法无天了!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对于张廷重来说，这也许仅仅是一种发泄。他把对前妻的恨都加在无辜的爱玲身上。
爱玲的头被打得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她被打得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但父亲还揪住她的头发一阵踢。家人们站在一旁怎么都插不上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两人给拉开了。虽然被打得有点神志不清，但爱玲心里一直是很清楚的。她觉得有一种流淌在血液里的，与生俱来的叫“亲情”的东西正在离她越来越远。她想起母亲叮嘱过她的话：“万一他打你，不要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于是，爱玲也没有预备想抵抗。父亲骂骂咧咧地上楼去了，后面跟着幸灾乐祸的后母。爱玲强忍着疼痛，走到浴室里照镜子。她看到身上遍体鳞伤，脸上还有红指印，已经浮肿起来了，一碰就是钻心的疼。一种复仇的火焰开始在她心底燃烧，她想要去报告巡捕房。她要让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在这幢看似漂亮平静的大宅子里掩藏着多少丑陋、残暴与虚伪。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繁华都市上海，还有一个父亲用这样一种法西斯的手段对待未成年的亲生女儿!爱玲艰难地、慢慢地走到大门口，却被看门的巡警拦住了：“门锁着呢，钥匙在老爷那儿。”爱玲试着撒泼，叫着闹着踢门，企图引起铁门外岗警的注意。然而，她把喉咙都喊破了，力气也用尽了，还是无济于事。回到房里后，父亲知道她想去报警，更是气炸了。他随手把一只青瓷大花瓶朝爱玲头上掷来。爱玲一下子吓呆了。好在花瓶稍微歪了一点，飞了一房的碎瓷。父亲走后，从小把爱玲养大的仆人何干心疼地看着伤痕累累的爱玲，哭着对她说：“你怎么会弄到这样的呢?”

雪青；少女旧事堪凄凉（1931-1939）少女旧事堪凄凉(4)

第二天，姑姑得知消息来替她说情。后母白了她一眼说：“是来捉鸦片的么?”没等她开口，张廷重就从烟铺上跳起来劈头打去。姑姑也被打伤了，进了医院。但是，姑姑也没有去巡捕房。她虽然是受过新式教育的人，却也觉得如果把家事传出去，沸沸扬扬的，太丢张家的面子了。
在这个空旷的，如同坟墓一般死寂的屋子里，爱玲被关了半年。一个年仅17岁的女孩子，在她还需要父母的爱护时，却被关在这样一个空旷的房子里。在那些个寂静的夜晚，月光从窗外的斑驳的树影缝里漏泄进来，在地上构成各种诡异的图案。风轻轻吹动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爱玲感到一种寒意，来自地底。
短短几个星期里，她仿佛经历了万劫百难的人生，觉得自己苍老了许多。她说：“等我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她把手紧紧地捏着阳台上的木栏杆，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头上是湛蓝湛蓝的天空，那时候的天空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她希望有个炸弹掉在她们家里。她希望与这个家一起在烈火中烧死。
爱玲在那空房里也没闲着，偷偷地为她的逃走作准备。每天清晨起来后，她就在落地长窗外的走廊上做健身操，锻炼身体。
真是祸不单行。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她得了痢疾。她父亲不请医生，也没有药。爱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差一点死掉。那些痛苦难熬的日子里，她每天沉沉地躺在那儿，浑身是滚烫的。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乏力和虚脱。她预感到她将死了。只是从未想到会在这样阴冷寂寞的环境中走向生命的终点。有时候，她也躺在床上睁开眼看看秋冬的淡青的天。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也不知道现在是哪一朝、哪一代。她忽然想起小时候跟私塾里花白胡子的老先生读过的《桃花源记》。她是多么羡慕那些“乃不知有汉，更无论魏晋”的桃源中人。在那里，丰衣足食，尊老爱幼，其乐融融……有好几次，她梦到了桃花源。深夜梦回，唇边还留着浅浅的淡淡的笑。一阵初冬的凉风从窗缝里吹进来，爱玲浑身一哆嗦，打了一个寒噤。她忽然觉得跟这个房子挺有缘的。朦胧地生在这所房子里，也朦胧地死在这里么?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
然而，即便在这样垂死的情况下，爱玲还是没有打消“逃走”的念头。她还禁不住高兴地想：也许，因为我病在了床上，他们会疏了防；也许，我真会有机会逃出去。她倾全力听着大门每一次的开关，巡警咕滋咖滋抽出锈涩的门闩，然后呛啷啷一声巨响，打开了铁门，即便是睡里梦里也听得见这声音，还有通大门的一条煤屑路，脚步下沙子的吱吱叫声。何干见爱玲的病一日比一日严重，心有所不忍，又惟恐她发生什么意外，她要连带负责任。她躲过后母的注意，偷偷地告诉了张廷重。也许，张廷重也觉得此事因他而起，如果仍撒手不管，万一出了事，他就要背上“恶父”害死女儿的坏名声，传扬出去，他面上不好看。于是他选择了消炎的抗生素剂，趁后母不注意的时候到楼下去为爱玲注射。几次以后，爱玲的病情控制住了。在老保母何干的细心照料和饮食调养下，爱玲的身体终于恢复了健康。这一次可算是大难不死。爱玲忽然有了一种“天不该绝我”的信念。她似乎看到了一种新希望的曙光。一等到她可以扶墙摸壁行走，她又开始计划着要“逃”。她先向何干套口气打听了两个巡警换班的时间。隆冬的晚上，她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了黑路上没有人。她就挨着墙一步一步摸到铁门边，拔出门闩，打开了门，把望远镜扔在牛奶箱上，闪身出去。——她没有想到，策划了半年之久的出逃计划就这样轻松实现了。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当她当真立在人行道上时，她还真疑心是在梦中。没有风，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爱玲想着，在这样凄寒的冬夜里，别人一定都是一家子围在温暖的火炉边，欢乐地吃着合家宴。虽然这个世界冷得像个大冰窑，但对她而言，这已经是相当的可亲了。她独行于苍茫天地之间，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她遇到一个黄包车夫，便和他讲起价钱来。爱玲觉得挺高兴，自己还没有忘记怎样还价。毕竟这让她重新感受到一种“在人间”的生活。但是，她的心里还是如同有小鹿般砰砰跳。太危险啦!如果被发现，她随时可能被重新抓进去。
不久之后，爱玲就把她被软禁的经过用英文写成文章，投到《大美晚报》(Eveningpost)。这是一份美国人办的报纸，张廷重就一直订阅它。编辑先生还给文章定了一个很动人的标题：“What a life,that a girl's life!”张廷重是最怕家丑外扬的，看到之后，自然是大动肝火。但脾气发完后也无可奈何，到底文章已经发表了!1944年，张爱玲在《天地》月刊第10期发表散文《私语》，把被关的前因后果做了详细生动的描述。那时候，张爱玲已是上海最红的作家。不知道张廷重看到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也许是深深惋惜，也许是扼腕长叹，也许是老泪纵横……
于是，在此后的近两年时间里，张爱玲一直与姑姑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她的生活与教育的费用都由母亲承担。爱玲跟母亲的关系不像一般的母女那样是非常亲密而无话不谈的。自出生以后，爱玲一直没有很长时间跟母亲住在一起，也没有与她走得很近。母亲在她心中，是一种令人心仪的生活风范的象征，是一种她所倾慕的榜样，是被神化了的。而此时，突然间走得那么近，近到长期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爱玲也看到了母亲平凡的一面。她雍容、大度，可是，也为手头拮拘所困扰。
她记得有一次和表姐一起去逛霞飞路。20年代中期，上海已有了东方巴黎的美誉，时装业的兴旺可想而知。一家家门面装修漂亮的时装店，成为上海街头引人入胜的景观。霞飞路在爱玲眼里就像是一个漂亮的巨大的时装展览馆。那里不光有带着浓郁古中国情调的旗袍，而且有来自欧洲各国的式样最新最时髦的各式洋装。她们常常可以逛上大半天。有一次，逛着逛着，天上下起了毛毛细雨。爱玲走到一家流光溢彩的服装店门廊下避雨。隔着透明的大玻璃，她痴迷地望着里面模特儿身上那一套粉红色的缀着花边和彩线的晚礼服。她离玻璃隔得那么近，呵出的热气，在大玻璃上结成白色的水雾。她离漂亮的晚礼服却又那么远，她想都不敢想可以得到它。绫罗绸缎的家族辉煌，早已没入了历史，衣敝蕴袍的成长历程却嵌入了身体。
。母亲的这次回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爱玲升学。母亲却发现爱玲在许多方面有着惊人的愚笨和与外界环境的不协调：她发现爱玲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才学会补袜子。她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她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她电铃在哪儿她还茫然。她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生活里，她等于一个废物。
母亲发现了这些，在惊讶之余便是深深的失望。但是，她下定决心，要尽一个做母亲的责任。于是，他花了两年时间教爱玲学习适应环境。教她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
所有这一切，爱玲都在努力地适应着，努力地学着。可是，在待人接物的这些常识方面，她显露出了惊人的愚笨。事实上，一切证明母亲这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母亲的那些沉痛的警告没有给她任何的影响。有一次，母亲逼急了说：“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也不愿看你活着使自己处处受痛苦。”作为新时代的女性，黄逸梵欣赏的是一种蓬勃向上的人生观，爱玲的这种状态显然是不能让她满意的。母亲甚至怀疑是不是值得为这个女儿做出那么大的牺牲。
随着日子的流逝，黄逸梵原本就没有多少积蓄，此时手头也越来越紧了。爱玲觉得每次向她要钱，对自己而言，都是一种折磨。母亲虽然每一次都满足了她，但爱玲自己总觉得心理上十分的难受。而母亲显然也开始讨厌这样一种困顿的生活了。
爱玲觉得，这些琐屑的难堪，正在一步步地销毁着母亲对她的爱。如果说，与父亲的冲突是以激烈的形式表现的；那么，与母亲的冲突则是缓慢的，不易觉察的。但那却是在心灵上能一点一滴感受到的。“这时候，母亲的家亦不复是柔和的了。”
爱玲常常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她觉得自己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她不喜欢人与人交接的场合，她喜欢自己一个人呆着。每当这时候，她就是充满灵性的。她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
这时候，爱玲最大的梦想仍是到英国去留学。“英格兰”这三个音节让她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是浴室里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虽然游历过欧洲的母亲告诉她，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爱玲还是更愿意想像着明媚的英格兰的天空，伦敦大教堂的悠远的钟声，古朴的大街上缓缓走过的英国绅士，以及泛着微波的莱茵河的碧水……为了这个美丽的异国之梦，她就潜下心来好好复习了。母亲为了爱玲要考伦敦大学，特意为她请了一位犹太裔的英国老师，专门替她补习数学，报酬是每小时5美元。那些心怀梦想，期待未来的日子是美妙的。爱玲这一次终于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在日本、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地区的许多考生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伦敦大学入学考试的远东地区第一名。但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结果未能成行。1939年，她以同样的成绩单转去香港大学求读。
另一个崭新的精彩世界将要展现在她面前。
回忆这一段中学时期，爱玲后来对爱人说：“中学时代是不愉快的。”就像继母曾给她用雪青丝绒做了长袄裙，她便说：“喜欢你。”每每回想都是不甘，美丽的年龄，尴尬的生活。

葱绿；学生天才梦（1939-1949）学生天才梦(1)

(1939—1941)
1939年的夏天，爱玲离开上海去香港大学读书。她第一次看到香港海的时候，那蓝得令人吃惊的浓而阴郁的海，令她联想到明信片上一抹色的死蓝的海。爱玲的心情也未必是十分畅快的。毕竟，入港大本非她的第一志愿。美丽的英格兰之梦破灭了。然而，必竟离开了伤心地的上海，希望就在前方。
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她母亲与姑姑托了在英国认识的老友工程师李开第先生作她的监护人。这个人后来还成了爱玲的姑父。
爱玲的同学中，大多是东南亚各国有钱华侨的子女，也有本埠和上海的学生，家里也是富裕的。爱玲当然没法跟他们比。但是，她暗暗下决心，要好好用功，用优异的成绩来获得奖学金，这样就可以减轻母亲的负担。而且港大优秀的学生毕业后还可以送到英国去留学。爱玲希望能够获得这个机会。这样，她就可以实现自己残缺的英格兰之梦了。
而此刻，外面的世界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从30年代起，中国大地上遍燃战火，香港却因为各种因素未受战火之扰。在时代的造就之下，香港变成了离乱的中国文学的洞天福地了。1939年3月26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在香港成立，由许地山担任主持工作。同时，许先生还在港大担任教授。七七事变后，大批知名作家抵港，茅盾、夏衍、于伶、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戴望舒、郭沫若、叶灵凤等都活跃在香港，或办报纸刊物，或从事创作，香港新文学呈现空前繁荣，成为中国抗战前期的文化中心之一。大量文艺刊物遍布香港，如《文艺阵地》、《立报·音林》、《星岛日报·星座》、《华商报·灯塔》、《大公报·文艺》、《大风》、《时代文学》、《时代批评》等。那时候，后来在爱玲一生中留下深刻印记的第一任丈夫胡兰成就在香港。他以“流沙”的笔名在大名鼎鼎的《南华日报》担任主笔。但是，他们那时并不认识。
那段时间，爱玲几乎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为着实现自己的理想，她沉浸在“象牙塔”的小天地里。教西方文学的是位绅士气很浓的先生。他最爱讲莎士比亚。讲着讲着，他就会顺手掏出雪茄烟来燃上，当烟圈袅袅上升的时候，他就会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陶然欲醉。教古典文学的是一位长须飘冉的老先生，总爱穿一袭长袍，颇有些仙风道骨的味道。爱玲总爱听他念楚辞，“长太息以掩泣兮……”而听他念“唐诗宋词”时，从他的眼里读得出长安风情，汴梁遗韵……爱玲还喜欢一位叫佛郎士的历史教授。他有孩子似的肉红脸，瓷蓝眼睛，伸出来的圆下巴，头发已经稀了，颈上系一块黯败的蓝绸作为领带。上课的时候他抽烟抽得像烟囱。一团黑柱，青烟直冒。尽管说话，嘴唇上永远险伶伶地吊着一支香烟，跷板似的一上一下，可是虽险，却怎么也不会落下来。烟蒂子他顺手向窗外一甩，从女生蓬松的鬈发上飞过，很有着火的危险。不过，幸好，每次都是有惊无险。
爱玲常常流连在图书馆里。她犹如一个欣喜的孩子，扑向一片广阔的海洋。那乌木长台，那沉沉的书架子，淡淡的书香味，那些精装书的厚厚书脊，摸在手上有一种冰凉的感觉。几间旧书库里显然是许久许久没有人来了。那些象牙签，锦套子里装着的清代礼服五色图版，大臣们的奏章……她甚至还找出马卡德耐爵士出使中国谒见乾隆的记载。那种欣喜的心情，真是不亚于当年哥仑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她爱旧书库里那略微有些阴冷的空气。她爱这些因长年不见天日，而略微有些霉味的书。轻轻翻动它们，犹如握到了古人瘦骨嶙峋的手，触摸到了古中国一脉滚滚流动的血源。她觉得这脉血缘将永远流在她的血管里，一生一世。当时，爱玲的同学们是来自各地的。爱玲自己虽不善言辞，但她喜欢听她们讲述各自有趣的故事，学她们说家乡话，跳家乡舞蹈。小小斗室，总是盈满了欢声笑语。
在香港大学，爱玲认识了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炎樱。炎樱姓摩希甸，父亲是阿拉伯裔锡兰人(今斯里兰卡)，信回教，在上海开摩希甸珠宝店。母亲是天津人，为了与青年印侨结婚跟家里决裂，多年不来往。炎樱的大姨妈住在南京，在爱玲眼里，那是个典型的守旧的北方人家。
炎樱是个漂亮的、活泼可爱的女孩子，而且常常语出惊人。炎樱个子生得小而丰满，时时有发胖的危险，然而她从不为这担忧，还达观地说：“两个满怀较胜于不满怀。”(这是爱玲根据“软玉温香抱满怀”勉强解释的。炎樱的原话是：“Two armfuls is better than on armfwl.”)炎樱在报摊上翻阅画报，统统翻遍之后，一本也没买。报贩讽刺地说：“谢谢你!”炎樱答道：“不要客气。”
炎樱买东西，付账的时候总要抹掉一些零头，甚至于后来在上海，在虹口犹太人的商店里，她也这样做。她把皮包里的内容兜底掏出来，说：“你看，没有了，真的，全在这儿了。还多下二十块钱，我们还要吃茶去呢。专为吃茶来的，原没有想到要买东西的，后来看见你们这儿的货色实在好……”
犹太女人微弱地抗议了一下：“二十块钱也不够你吃茶的……”
可是店老板为炎樱的孩子气所感动——也许他有过这样的一个棕黄皮肤的初恋，或是早夭的姐妹。他凄惨地微笑，让步了。“就这样吧。不然是不行的，但是为了吃茶的缘故……”他还告诉她附近哪一家茶室的蛋糕最好。
爱玲以一种欣赏的眼光看待着炎樱。炎樱也确实是一个有趣而聪明的人。炎樱说过一些很有趣的话，爱玲把它们记下来，这就是后来那篇妙趣横生的《炎樱语录》，其中，有一些诸如：
我的朋友炎樱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关于加拿大的一胎五孩，炎樱说：“一加一等于二，但是在加拿大，一加一等于五。”炎樱说：“月亮叫喊着，叫出生命的喜悦；一颗小星是它的羞涩的回声。”
……
炎樱的这些妙语可谓秀气灵动，韵味十足。也许，炎樱与爱玲正好形成一种性格上的互补，因此才会如此互相吸引，彼此相悦许多年。

在港大，为了实现中学时代的理想——有一天能像林语堂那样用英文写小说成名，爱玲苦练英文，停止了中文写作，给家人写信也用英文。她还读了大量英文小说的原著，像萧伯纳、劳伦斯、毛姆、赫胥黎等人的作品。从这些作品中，她比较系统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那时候，她最开心的便是收到姑姑的回信，姑姑多年游学海外，英文写得地道而流畅。那娟秀流畅的淑女化的蓝色字细细写在极薄的粉红拷贝纸上，还伴着一缕淡淡幽香。信里有一种无聊的情趣，总像是春夏的晴天。渐渐地，爱玲的英文水平大增，逐渐娴熟如母语。即便是随手拿来一本自然科学方面的书，也能毫无障碍地读下来。
惟一一次用中文写作，便是创作她的散文名篇《天才梦》。《西风》杂志创刊三周年举行征文比赛。要的题目是“我的……。”首奖奖金达500元。爱玲心中一动，她希望能获得一笔奖金来弥补学校的日常开支。而且，《西风》杂志在30年代走红一时，它以“译述西洋杂志精华，介绍欧美人生社会”为办刊宗旨，是爱玲颇喜欢的。
爱玲的应征稿是一篇有点自传性质的散文——《天才梦》。虽已有许久没用中文写作，但这篇文章文笔的老练，思想的圆熟，颇有“一鸣惊人”的效果。那是以一个富有灵气的“天才少女”的自叙展开的。她描述了自己种种超乎寻常年龄的孩子的“天才”：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
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遇到笔画复杂的字，我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我母亲批评说：如果她要自杀，她决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身溺。可是我因为西湖诗意的背景，终于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
我仅有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但我的思想并不为它们所束缚。八岁那年，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好战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赋税，并予自治权。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
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为我终身的事业。……
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爱玲的笔锋一转，写到自己“在现实的社会里，等于一个废物。”并且，列举出种种事例来证明：
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
这些在常人看起来非常平常的事，在张爱玲那儿却成了难事。也许，大智若愚。这只能算是“天才的乖僻缺点。”文章在最后得出结论：
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葱绿；学生天才梦（1939-1949）学生天才梦(2)

在这篇散文里，我们聆听的是一个天才少女的心灵独白。我们读得出那流露在字里行间的自信，甚至有那么一点儿的自负。爱玲是一个有才华，而又勇于向众人展现自己才华的女孩子。后来，胡兰成曾称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他把爱玲比作古希腊那位有“自恋”情结的美少年。炎樱也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喜欢自己作品的人。”也许，这篇散文可作为几年后，爱玲在上海文坛横空出世的一种先兆。天赋、早慧、怪僻、自恋，还有着一种天成的忧郁情调。这些心理情感的潜质，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因为征文启示中规定字数。爱玲只好把这篇长文一缩再缩，颇有些“千古文章未尽才”的遗憾。此次征文共有685名应征者参加，其中有13人得奖，照启示原来规定，获奖者应是10人，因投稿踊跃，难以割舍，组织者又增加了三个名誉奖。张爱玲的佳作仅名列荣誉奖的最末位。获得第一名的是一篇悼亡之作《断了的琴弦——我的亡妻》，文笔内容俱一般，且字数是超过规定的。而且，在而后出版的获奖作品集所用的书名也叫《天才梦》。爱玲显然是对这次评奖结果愤然的。这次获奖给她带来的名誉，与她日后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的。然而，这次征文激发了她的创作欲望，也让我们看到了早年张爱玲的一些秩事。《天才梦》成为了爱玲早年时代的“压卷之作”。几年之后，当我们再次读到她的中文作品时，爱玲已是上海文坛上横空出世的才女，已是一个公认的“天才”了。
然而，毕竟是乱世中人。1942年12月，日本人进攻香港，中断了爱玲埋首书本的寒窗生活。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港大的学生大都乐得欢蹦欢跳，因为12月8日正是大考的第一天，平白地免考是千载难逢的盛事。无论如何，学生总是对考试存有着一种畏惧的心理。对待战争，同学们各有各的态度。爱玲宿舍里的一个女同学居然还发起急来，说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她是有钱的华侨，对于社交上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行头。从水上跳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但却没预料准备好打仗的行头。后来她借到了一件宽大的黑色棉袍，对于头上营营飞绕的空军大约是没有多少吸引力的。还有一个叫苏雷伽的女孩子。她是马来半岛一个偏僻小镇的西施。瘦小，略黑皮肤，有着睡沉沉的眼睛与微微外露的白牙。爱玲觉得她“天真得可耻”。关于她的笑话在学校里早出了名，苏雷伽曾经顾虑到这一层：她选了医科，医科要解剖人体，被解剖的尸体穿衣服不穿?苏雷伽对衣服也是情有独衷。一个炸弹掉在宿舍的隔壁，舍监不得不督促大家避下山去。在急难中苏雷伽并没有忘记把她最显焕的衣服整理出来，虽然许多有见识的人苦口婆心地劝阻，她还是在炮火下将那只累赘的大皮箱设法搬运下山。苏雷伽加入防御工作，在红十字会分所充当临时看护，穿着赤铜底绿寿字的织锦缎棉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虽觉可惜，也还是值得的。那一身伶俐的装束给了她空前的自信心，不然，她不会同那些男护士混得那么好。同他们一起吃苦，担风险，开玩笑，她渐渐惯了，话也多了，人也干练了。战争对她是很难得的教育。可是，即使在生死关头，她还是不忘她的衣服。可见，女人之于衣服，可能有着一种天生的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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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多数人对于战争所抱的态度，爱玲曾打了个譬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盹，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
是的，八十多个死里逃生的青年人聚集在一起，因为死里逃生，更是充满了一种生气：有的吃，有的住，没有外界的娱乐使他们分心；没有教授，可是有许多书可看，诸子百家、《诗经》、《圣经》、莎士比亚——正是大学教育最理想的环境。可是，在那样的情况下，谁还会真正有心思看书呢?同学们只拿它当做一个沉闷的过渡时期——过去是战争的苦恼，未来是坐在母亲膝上哭诉战争的苦恼，把憋了许久的眼泪出清一下。在百般的聊赖中，在阵阵的炮火中，爱玲读完了《官场现形记》。也许，“谴责小说”的魅力，就在于让你在笑声与谐趣中品尝苦涩与辛酸。爱玲不禁为古小说的魅力所倾倒。爱玲一边翻着，一边又担心能不能在炸弹下来之前把它看完。字印得极小，灯光又是昏昏的，但是，爱玲想着，如果一个炸弹下来，还要眼睛做什么呢?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也许，在战争中，人的本性表现得更为彻底。战争中人们去掉了一切浮华，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两千年前的孔老夫子就说“食色性也”。虽然，人类文明的教化，其终极的目的是为了跳出远古兽性生活的圈子。可是，一旦陷入生死存亡的困境，人的精神就会失去依托，陷于极度的虚空。事实正是如此。香港的外埠学生困在那里没事做，成天就只买菜、烧菜、调情——不是普通的学生式的调情，温和而带一点感伤气息的。
与此相随的是，在战乱中，人们承受着无牵无挂的虚空与绝望。人们受不了这个，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了。看看香港报上挨挨挤挤的结婚广告便知道了。学生中结婚的人也有。“一般的学生对于人们的真性情素鲜认识，一旦有机会刮去一点浮皮，看见底下的畏缩，怕痒，可怜又可笑的男人或女人，多半就会爱上他们最初的发现。”爱玲也觉得他们过早结婚的悲剧在于“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这对于求知欲、交友欲最旺盛的年轻人而言，当然是无益的。爱玲清楚地记得，在“围城”的日子里，有一对男女去她们办公室向防空处长借汽车去领结婚证书。男的是医生，爱玲揣测他“平日也许并不是一个‘善眉善眼’的人”，但是他不时地望着他的新娘子，眼里只有近乎悲哀的恋恋的神情。新娘是看护，矮小美丽，红颧骨，喜气洋洋，弄不到结婚礼服，只穿着一件淡绿绸夹袍，镶着墨绿花边。他们来了几次，一等等上几个钟头，默默对坐，对看，熬不住满脸的微笑，招得那些年轻的学生们都笑了。也许，在那样提心吊胆、朝不保夕的生活里，爱玲觉得“实在应当谢谢他们给带来无端的快乐。”
除了情爱，还有一大主题便是“饮食”。宿舍里的男女同学整天讲的无非是吃。爱玲说：“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分的注意，在情感的强烈的照射下，竟变成下流的，反常的。”爱玲和炎樱也被这种气氛所感染。香港陷落后，她们曾经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她们疯狂地撞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是否有冰淇淋。只有一家答应说明天下午或许有。于是她们第二天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叫到一盘昂贵的冰淇淋，里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因为没有汽油，汽车行全改成了吃食店，没有一家绸缎铺或药房不兼卖糕饼。在战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个衣冠楚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炉上炸一种铁硬的小黄饼。渐渐又有试验性质的甜面包、三角饼、形迹可疑的椰子蛋糕。所有的学校教员、店伙、律师帮办，全都改行做了饼师。人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却对尺来远之外的脚底下就躺着的穷人青紫的尸首却熟视无睹。没有一点怜爱，没有一点同情心。也许看得太多了，自身都难保，还管得了那么多吗?香港从来没有这样馋嘴过。那些从天上缠绵飘下来的雨丝，是香港流的“口水”吗?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还知道会怎么样呢?

葱绿；学生天才梦（1939-1949）学生天才梦(3)

在百般的空虚与无聊中，爱玲重操旧业，画了许多的画。她仿佛又回到了在圣玛丽亚女校时的中学时代，当时她就常在课堂上躲在下面画画。对线条与色彩的敏感，对她后来的写作也是很有帮助的。爱玲觉得，在战争这段时间是她绘画上的黄金时代，以后再也休想画出那样的图来。即使以一生的精心为那些杂乱重叠的人头写注解式的传记，也是值得的。譬如说，那暴躁的二房东太太，斗鸡眼突出像两只自来水龙头；那少奶奶整个的头与颈便是理发店的电气吹风管；像狮子又像狗的，蹲踞着的有传染病的妓女，衣裳底下露出红丝袜的尽头与吊袜带。无论是爱玲的画还是文字，总是那么的犀利，有一针见血的功力。爱玲后来正如她所愿的，确实从事了“为那些杂乱重叠的人头写注解式的传记”的工作，只不过，不是用画笔，而是用文字，但两者有着某些异曲同工之妙。爱玲与炎樱则不愧是高山流水遇知音。爱玲特别喜欢炎樱有一幅画用的颜色，全是不同的蓝与绿，使人联想到“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两句诗的温馨意境。回到上海后，爱玲多次拿出战时画的画来欣赏。“自己看了自己的作品欢喜赞叹，似乎太不像话。”爱玲想着要重新照着样子再画一遍，但是再也画不出来了。也许正如李商隐诗中所说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香港对爱玲而言，确实是一个有点“宿命”色彩的城市。爱玲是爱香港的，这里有她年轻的美丽的梦。她可能不会想到，十年后，她再次离开这里时，将是永别祖国，开始四十余年异国飘泊的生涯……1942年初，爱玲与炎樱搭上了回上海的轮船。香港海依旧蔚蓝如昔。可是，该死的战争，摧毁了香港大学爱玲门门优秀的成绩单，也摧毁了一个女孩子美丽的“英格兰之梦”。别了，香港!别了，英格兰之梦!
船过浅水湾，爱玲当时也许并不知道，浅水湾坟地的海边，刚刚添了一座新坟。一位才华横溢的天才女作家萧红孤独地长眠在那里。落红萧萧几人知?!1942年1月19日，病重的萧红在医院中已不能说话，惟在纸上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脸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22日，萧红含恨离开了世间，年仅31岁。从遥远的黑龙江呼兰县到青岛，从上海到东京，再到香港，从《王阿嫂的死》到《生死场》，从《呼兰河传》到《小城三月》，从与萧军的一见钟情到最后的黯然分手，萧红的人生道路是坎坷而曲折的。短短一生，她渴望能够照彻生命的煦阳，却屡遭凄风苦雨；企图飞出宿命的苑囿，却如小鸟过早地折断了羽翅。自古才女多磨难，一代情事痴后人。爱玲是在回到上海后才知道萧红的故事的。扼腕之余，倒颇有一种“心有戚戚焉”之感。船向前行驶着，和活泼的炎樱在一起，爱玲倒也没有多少伤感。毕竟，上海是一个留下她童年和少年时代足迹的地方。虽然回忆并不愉快，但“毕竟是上海人”啊!那一份亲切的故园情是挥之不去的。船身摇晃着，爱玲却觉得好像坐在火车里，她感觉得到时光的流逝：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有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

孔雀莉；横空出世（1943-1949）孔雀蓝：横空出世(1)

一
1942年的春天，爱玲回到了上海。爱玲是深深喜欢着上海的。她认为：“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母亲又出国去了。父亲的家是回不去的。爱玲便住到了赫德路的爱丁顿公寓，这里是姑姑租来的公寓，自从从父亲处逃到母亲处，她的那个家已经结束了，爱玲把姑姑家当成了自己在上海的家。“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然而我对于姑姑的家却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张爱玲：《私语》姑姑同爱玲母亲一样，是一个有独立意识的新女性。与哥哥分家后，就在外面租了房子，做起了自食其力的职业妇女，充分实现了现代女性自力更生的观念。房子很大，有一大客厅，客厅里有壁炉，姑姑还自己设计了家具和地毯。
好友炎樱进了上海的英国学校，任prefect，即校方指派的学生长，除品学兼优外，还要人缘好，能服众。她后来进了圣约翰大学，读到毕业。而爱玲参加圣约翰大学的考试，结果却是国文不及格，要求进入一个国文辅习班。这倒是一件顶希奇古怪的事情。一个注定成为天才作家的人，国文竟会不合格。当然，爱玲不上大学的更重要原因，是为经济所迫，仅靠姑姑一人，显然是入不敷出且相差过远，无奈之中，爱玲只好辍学，走上了卖文为生的道路。事实上，这也是爱玲后半生一直赖以为生的职业。这位迟早要以文学来证明自身存在价值的少女，在不久的将来即要放射出令人夺目的灿烂光华!
爱玲最初投的是英文稿，她把搞件投向了英文月刊《二十世纪》(The 20th Century)。这是一份综合性的刊物，内容有时事报道、小品、风光旅游、书评影评之类，其阅读对象主要是那些在亚洲的西方人，主编克劳斯·梅涅特是一位德国人，曾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曾在莫斯科做过驻苏记者，对中国也很了解。爱玲在该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此文长8页，近万字，且附张爱玲所绘的12幅发型及服饰插图。爱玲虽未出过洋，但文字流畅雅丽，略带一点维多利亚末期的文风，因此，主编梅涅特在编者按中称赞她为“如此有前途的青年天才”。紧接着，爱玲一鼓作气，一年间就在该刊发表文章达9篇之多，其中包括有6篇影评，爱玲的这些影评，对于这段时期的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很具有参考价值。为什么爱玲的英文文章刊出后会受如此欢迎呢?梅涅特的话颇有道理：张爱玲“与她不少中国同胞差异之处，在于她从不将中国的事物视为理所当然；正由于她对自己的民族有深邃的好奇，使她有能力向外国人诠释中国人”。后来，不少英文作品被爱玲翻译成中文，收入了散文集《流言》之中。英文写作初获成功，这使爱玲的自信心大增。事实上，更大的成功还在不远处等待着她，一颗新星将要大放光芒于上海文坛。

孔雀莉；横空出世（1943-1949）孔雀蓝：横空出世(2)

二
1943年的一个春寒料峭的下午。在上海的公共租界里。一间古色古香的书房，线装书盈架，紫檀桌椅，飘香茶具，案头的宣德炉中正烧着的一支紫罗兰香正袅起一缕青烟。“父亲，下面有位张女士来访。”一位小姑娘蹦蹦跳跳地上楼来，递给书房中的中年男人一个挺大的信封。那男人衣袍飘冉，气度颇佳，只是看上去神色有些萧索。他是赫赫有名的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被称为“哀情巨子”的周瘦鹃先生。他拆开信封，原来是与周先生有共同园艺之好的黄岳渊老人介绍来的一位女作家张爱玲。周先生忙不迭地赶下楼去，只见客座中站起一位穿着鹅黄缎半臂旗袍的长身玉立的小姐。爱玲大方地向他鞠躬。一老一少便坐着聊了起来，颇为投机。爱玲告诉他，自己现从事于卖文生活，可卖的是“西”文。中文除一篇散文《天才梦》之外，没有动过笔，最近却做了两个中篇小说，演述两段香港的故事，请周先生看行不行。说着，爱玲把一个纸包打开来，递给周瘦鹃两个稿簿。周瘦鹃接过来浏览了一下，看到标题叫做《沉香屑》，第一篇标明《第一炉香》，第二篇标明《第二炉香》。周瘦鹃当时就觉得挺别致，挺有意味，就请爱玲把稿本留下，容他细细拜读。周瘦鹃把《紫罗兰》杂志将要复活的消息告诉了爱玲。爱玲说：“我母亲和姑姑都是十多前年《半月》、《紫罗兰》、《紫罗花片》的读者。当时，母亲正留法学画归国，读了您的哀情小说，落了不少眼泪，还写过信劝您不要再写了。”周瘦鹃饶有兴味地听着，可惜他已经记不得这一回事了。可能是当年周瘦鹃红透上海，给他写信的读者太多，他也无从记起了。是夜，还是在飘溢着清香的紫罗兰庵里。周瘦鹃捧读着爱玲的《沉香屑》，初时并不是很经意，后来越读越吃惊。他诧异于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竟有如此老到凝炼的文笔，如此洞察人情的深刻。一边读着，一边忍不住击节称好。此时，正是周瘦鹃想复刊《紫罗兰》之际，能够遇上这样一位“天降奇才”，怎能不让他振奋呢?!一星期后，爱玲又来到了周家。周瘦鹃指着稿本，连声称好，并问她是否喜爱毛姆的作品，并且熟读《红楼梦》?爱玲微笑着，点头称是，不禁在心里赞叹周先生的过人眼力。“你愿意把这两篇大作拿给《紫罗兰》发表吗?”周瘦鹃征求她的意见，爱玲一口答应了。“好!待创刊号出来，我一定亲自登门。”周瘦鹃向爱玲许诺。到了晚上，爱玲又匆匆赶来，请周先生夫妇届时同去，参与她的一个小小茶会。《紫罗兰》出版的那天，因周夫人有事，周先生就独自一人带了样本到爱玲姑姑的公寓去。爱玲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介绍了姑姑。在那间精巧别致的小客室里，三人分别落座。茶是牛酪红茶，点心是甜咸具备的西点，十分精美。就连那茶杯和点碟也都是十分有家居风情。爱玲又热情地拿出两张照片，告诉周瘦鹃，这位风韵独具的太太就是她的母亲，一向住在新加坡，前年12月8日以后，杳无消息，最近有人传言，说已到了印度。说到了母亲，爱玲的脸上不禁浮显出深切的思念之情。
临走前，爱玲把自己在《二十世纪》上发表的那篇《中国的生活和时装》送给周瘦鹃。
周瘦鹃下得楼来，禁不住回望了一眼那幢普通的公寓楼。他知道，在这幢平常的小楼里，将要诞生一位不平凡的女人。果然，爱玲的小说在《紫罗兰》上发表后，受到了大众的欢迎，读者开始关注起这个陌生的名字。他们纷纷猜测着，“张爱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不久后的一天，上海福州路画锦里附近的一个小弄堂里。一座双开间石库门住宅，楼下是店堂，《万象》编辑室设在楼上厢房里，隔着一道门，就是老板平襟亚夫妇的卧室。编辑室里，柯灵先生正握着《紫罗兰》杂志出神，他被其中所载的《沉香屑》两炉香的魅力所吸引了。他的目光轻轻扫过作者“张爱玲”的名字，要是能请这位女士为《万象》写点作品该多好。以编剧本和写杂文著名的柯灵先生还是一位著名的编辑，先后编过《文汇报》副刊《世纪风》，《大美晚报》副刊《浅草》，《正言报》副刊《草原》等。上海沦陷后，柯灵先生意欲在文化废墟中为新文学保留一块园地。在他接管之前，《万象》是和《紫罗兰》类似的，主要发表鸳鸯蝴蝶派风花雪月的软性文字的刊物，柯灵任主编后，力求把它办成新文学杂志，一些进步作家纷纷为其撰稿，如师陀、唐、郑文定、王元化、傅雷等。
正当柯灵先生为如何向张爱玲约稿而犯愁之际，爱玲竟不期而至了。伴着轻轻的敲门声，爱玲婷婷玉立地站在门外。她穿着丝质碎花旗袍，色泽淡雅，是当时上海小姐的普通装束。她的肋下夹着一个报纸包，说是有一篇文章要请他指正，那就是后来发表在《万象》1943年8月号上的描写父女恋的小说《心经》，还附有她手绘的插图。柯灵先生形容当时的心情是“喜出望外”，会见和谈话很简短，却很愉快。柯先生诚恳地希望爱玲经常为《万象》写稿，在此后一段时间内，爱玲果然为《万象》写了一些小说，其中包括《琉璃瓦》和《连环套》。
《万象》上曾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作者署名“迅雨”，这是著名翻译家、文学评论家傅雷先生的笔名。他对爱玲的艺术技巧进行了高度评价，肯定了《金锁记》一文，认为它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称它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同时，傅雷对《连环套》一文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承认“没有《金锁记》，本文作者决不在下文把《连环套》批评得那么严厉，而且根本也不会写这篇文字”。作者对爱玲的创作，从《倾城之恋》直到《连环套》从选材到主题到文风，都进行不同程度的批判。在文末，作者写道：“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女士身上!’”作为前辈文化人，傅雷先生的殷切期望溢于言表。然而，此文在《万象》上发表后，竟还引起了一桩“公案”。原来，傅雷的议论还有个更高的立足点，那就是从张爱玲所长，见一般新文学作品所短，指出“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一扬一抑，有一段还涉及巴金的作品，柯灵先生以为未必公允恰当，利用编辑的权力，把原稿擅自删掉这一段。傅雷为人处事一向一丝不苟，发现后，非要柯灵在报刊上公开向他道歉，后经一些朋友说情，最后才作罢。柯灵先生在多年后所写的《怀傅雷》一文中曾提及此事。当然，真正使爱玲出名的刊物是《杂志》，《杂志》的背景相当复杂，它隶属于以日本领事馆为后台的《新中国报》系统。它与一般的消闲杂志不同之处在于其态度严肃，虽然表面看是“日伪”派的刊物，但实际上却一直声称要走纯文艺的道路。在沦陷区的上海，它周围聚集了一批有才华的作者，加之其特殊的背景，所以它的实力是其它刊物所无法比的。爱玲素来是远离政治的，加之成名心切，所以她并不在意《杂志》的背景如何。爱玲小说的成名作绝大部分都首次发表于《杂志》上，其中包括《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小说名篇，还有一系列精彩的散文。短短两年间，爱玲如天女散花般把自己生花妙笔写就的文章，抛向各种有影响的杂志，抛向读者们中间。一颗明星正冉冉升起。人们惊讶着，赞叹着，欣赏着……

孔雀莉；横空出世（1943-1949）孔雀蓝：横空出世(3)

三
1944年的上海，爱玲的传奇家世已被披露了，人们诧异于她身上还流着李鸿章、张佩纶的血脉。是的，整个上海都在议论着张爱玲，她的第一本小说集《传奇》由上海《杂志》社出版发行后，四天便一销而空，一时洛阳纸贵，轰动文坛。
《传奇》，共收张爱玲1943年4月到1944年2月之间写作的小说十篇，其中包括《沉香屑》两炉香、《心经》、《茉莉香片》、《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当然还包括洞测世间男女纠缠离合关系的《倾城之恋》，和被夏志清誉为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的《金锁记》。《传奇》是张爱玲的第一本小说集，也是她的集大成集。她是她那类起点即是顶点的作家，此集子虽只是收集了她两三年间的作品，然而她一生中最经典最绝色的作品也差不多都在这里了。
《传奇》第一版的封面是湖绿色的——爱玲母亲最青春最本色的盛年也最爱湖绿色。
用张爱玲的话来说，“那是她的湖绿色时期”——那时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爱玲和她的母亲不同，她的蓝绿色时期没有任何牵绊，她不会让时代对她有任何牵绊，也试图不让自己对自己有任何牵绊，她把积了22年的青春力量，和蕴藏了近百年的家族体验，毫无顾忌地释放在她的辉煌青春里。她圆了她母亲不能圆的梦，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可能她自己也不知道。《传奇》是一个宣言，至此，张爱玲——这30年代上海文坛或许还是30年代中国文坛、最旖旎最绮丽的一枝奇葩，已傲然开放。这朵奇葩，它是蓝绿色的——是她母亲最钟爱的颜色，爱玲选择的时候一点也没有有意这样做，事后才突然惊讶地发现了这一点。
《传奇》里满是她、她的家庭、和她的家族，在岁月年轮里，心灵绞结的心痕和生命辗转的旅痕。
爱玲是主张“趁热打铁”的。她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痛快淋漓的感觉。少年时魂牵梦萦的天才梦，终于在这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变成了让人艳羡的事实。在《传奇》的序言中，爱玲就明确表达了这种“迫不及待”的心情：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了疯似地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见到。就现在已经没那么容易兴奋了。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由于出色的文学才能，爱玲成了上海社交界的名人。而张爱玲的“奇装异服”更是引人注目。她为出版《传奇》，到印刷所去校稿样，穿着奇装异服，使整个印刷所的工人停了工。她着西装，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18世纪的少妇，她穿旗袍，会把自己打扮得像我们的祖母或太祖母，脸是年轻人的脸，服装是老古董的服装……她穿着奇装异服到好友苏青家里去，整条巷子为之轰动，她走在前面，后面就追满了看热闹的小孩子，一面追，一面叫。某次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她穿一套前清老样子的绣花袄裤去道喜，满座宾朋惊奇不已，可也有人侧目。张爱玲说：“我既不是美女，又没有什么特点，不用这些来招摇，怎么引得起别人的注意?”她还说：“我小时候没有好衣服穿，后来有一阵拼命穿得鲜艳，以致博得‘奇装异服’的‘美名’。”张爱玲把小说《倾城之恋》改编为舞台剧本。承柯灵先生帮忙，爱玲与大中剧团主持人周剑云在一家餐馆里见面。当时爱玲已经成为上海滩的新闻人物，她自己设计服装，表现出她惊世骇俗的勇气。那天穿的，就是一袭拟古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夹袍短外套，罩在旗袍外面。《流言》里附刊的相片之一，就是这种款式。相片的题词：“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作为战前明星影片公司三巨头之一，周剑云在交际场上也算见多识广，那天的态度却显得有些拘谨，张爱玲显赫的文名和惊世骇俗的装饰，大概给他留下了震惊的效果。《倾城之恋》后来在新光大戏院上演了。导演是朱端钧，是当年上海的四大导演之一，饰流苏的罗兰，饰范柳原的舒适，都是名重一时的演员。事后柯灵先生因此得到了爱玲馈赠的礼物：一段宝蓝色的绸袍料，柯先生拿它做了皮袍面子，穿在身上很显眼，导演桑弧见了，用上海话称赞说：“赤刮剌新的来。”由此可见，爱玲对服装的偏好。爱玲走红之际，频频参加《杂志》社举行的社交活动，不像其他识时务的作家那样知道避政治嫌疑。11月份，朝鲜著名女舞蹈家崔承喜来上海访问，爱玲作为知名人士受邀与崔承喜座谈。日本投降前夕，还以张爱玲和“满洲国”电影明星李香兰为主宾，举办了纳凉晚会，我们今尚能看到两人清晰的合影。

孔雀莉；横空出世（1943-1949）孔雀蓝：横空出世(4)

四
《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是张爱玲的成名作，看中它们的是当时通俗小说和通俗出版业的泰斗周瘦鹃，它们发表在周瘦鹃主持的刊物《紫罗兰》上，《紫罗兰》是鸳鸯蝴蝶派的出版重镇，而鸳鸯蝴蝶派又是30年代通俗文艺的重要流派。鸳鸯蝴蝶派的办刊宗旨是“宁可不讨小老婆，不可不看礼拜六”，《礼拜六》是鸳派的另一重要刊物。可见，张爱玲最初是作为通俗小说家而出场的。这也决非事出偶然，爱玲的喜欢都是市井庶民的喜欢，随意摊在地摊上的小报，时装杂志，和只有悖时的老太太才喜欢的蹦蹦戏，她最喜欢的作家是张恨水，
连最不喜欢的父亲的家也因为在烟雾腾腾中乱摊着的小报而使她有一种归家的感觉。
《沉香屑·第一炉香》的背景是香港。在点“第一炉香”的时候，爱玲常常梦回香港，那里有她真正初识的愁滋味。“第一炉香”是爱玲因为战事从香港回到上海的第一篇小说，还保留着很多对香港战前战后声色犬马的记忆。她常常回想起在香港的那一段时光，在香港所见的各色人各种事，战事带给她的恐慌当然不容置疑，回到上海，每每自来水管訇訇的响声也使她魂飞魄散，仿佛是港战的飞机飞至上海。寒心的主要倒不是战争中慌乱的背景，更难忘却的是独在异乡时所体验到的人情冷暖，面对的是不同种族毫无关系的人，这种孤独是毫无屏障的孤独。在上海的时候，虽然也没有非常贴切亲昵的感情慰藉，但总有一份亲属的感情是呆在那里的，知道它在那里，即便不用它，潜意识里也有一份可以向它靠过去的宽心。香港之行让爱玲真正体验到了异乡孤人的滋味。清晰地记得一个梦，梦见的是她深夜坐船抵港，天下着大雨，她狼狈地拎着箱子上山，又不敢惊动管理宿舍的天主教僧尼，只得在漆黑的门洞里过夜，风向一变，冷雨大点大点地扫进来，她把一双脚直缩直缩，还是没处躲。忽听见汽车喇叭响，来了阔客，一个施主太太带了女儿，才考进大学，送女儿来住读的。汽车夫砰砰拍门，宿舍里顿时灯火辉煌，爱玲趁乱往里一钻，看见了舍监，就像见了晚娘继母一样，陪笑上前叫了一声“sister”。舍监淡淡地点了点头，说：“你也来了。”她也没再多寒暄，径自上楼，去寻找自己的房间……梦到这她醒来了。细想，她其实也没有受到过这样可怜的苛待。可感觉中，好像香港求学的经历是她吃过的大苦一般。她把自己的冷梦告诉姑姑，一面说，渐渐涨红了脸，满含眼泪，后来在电话上又告诉了朋友，又哭了，在一封信里提到这样的梦，写着信忍不住还要落泪。长大后她是很少落泪的。
从贵族落入平民，在自己的刻苦里委屈地讨生活，自己要为自己创造被别人看得起的理由，爱玲最刻骨铭心的难受大概就在这里吧。簪缨之族的自足已经过去，她就像一个有着一长串贵族的头衔却不名一文的爱尔兰姑娘一样，独自站在繁华都市的街角，只有脖子上挂着的一枚图案古怪的勋章告诉她自己的出处。爱玲在香港大抵也是这样的感觉吧，难受的不是苦难本身，而是从高处突然坠向低处时难以适应的失重感。
所以，关于香港的回忆是冷雨。
《沉香屑·第一炉香》就是这样冷的，在表面的热闹下掩藏着人情的荒凉，姑侄也罢，情人也罢。主人公葛薇龙是个来自上海的女中学生，故事从她站在香港山高级住宅走廊上的场面开始。她是八·一三后随家人一起到香港避难，因无法承受飞涨的物价，父亲决定回上海。在这转折关头，薇龙为了能留在香港而采取了她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独立行动：她背着父亲，来寻求从未见过面的姑母的经济援助。姑母是父亲的亲姐姐，年轻时自愿嫁给一个比她大得多的香港商人为妾，父亲认为她辱没了家门，大怒，并与她断绝了关系。现在，姑母是一个继承了巨额财产的寡妇。姑母的官邸可以说是香港的缩影，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硬生生地给掺揉在一起，它的外观像一座摩登的电影院，白色的墙，仿古的碧色琉璃瓦，与具有美国南部早期建筑风格的柱子揉合为一体。客厅布置是西式风格的，却装饰着中国摆设——华人本就是殖民地所特有的东方色彩的一部分，当然房子也多少要体现一些这种色彩。爱玲调侃说：“英国人老远的来看看中国，不能不给点中国给他们瞧瞧。这里的中国是面目全非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凉、精巧而滑稽。”
姑母答应了薇龙的请求。初次见到姑母，薇龙有这样的印象：姑母是个有本领的女人，一手挽住了时代的巨轮，在她自己的小天地里，留住了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确实如此，薇龙成为姑母的一个诱饵，成为她勾住那些对她不再感兴趣的男人的色饵，她逐渐囿为姑母小天地里的俘虏，在清醒的自我批判中，变成了俘虏。开始，是为姑母的物质款待所俘虏，到后来，便在“假作真时假亦真，真作假时真亦假”的游戏氛围中，为一个在殖民环境里八面玲珑的华侨花花公子乔其所俘虏了。然而，乔其对她说：“我不能答应和你结婚，我也不能答应你爱，我只能答应你快乐。”寻找爱的薇龙听到这样的话，几乎一连向后猛跌了十来丈远，人有些晕眩。对于一个接受了开化教育，增强了自我意识的女性来说，这是怎样一种残酷到令人晕眩的诱惑啊。这是爱吗？
薇龙抓住了他外衣的翻领，抬着头，哀恳似地注视着他的脸。她竭力在他的黑眼镜里寻找他的眼睛，可是她只看见眼镜里反映的她自己的影子，缩小的，而且惨白的。她呆瞪瞪的看了半晌，突然垂下了头。乔其伸出手去揽住她的肩膀，她就把额角抵在他胸前，他觉得她颤抖得厉害，连牙齿也震震作声，便柔声问到：“薇龙，你怕什么，你怕我么？”薇龙断断续续地答道：“我……我怕的是我自己！我大约是疯了！”说到这里，她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乔其轻轻地摇着她，但是她依旧那么猛烈地发着抖，使他抱不牢她。对于年轻的，美丽的，受过高等教育的薇龙而言，供她选择的路当然不止一条：其一，留在修道院里当小学教师，每月领着仅有的五六十元薪水，在香港东方之血与西方之血不平等的种族关系里，只能尽受外国尼姑的气，是没意思又没面子的道路；其二，当然可以到社会上去找事做，但那也不见得是她这样美丽而没有特殊技能的女孩子适当的出路，在男人当道的圈子里，花朵一旦蔫了昔日的色彩，这花瓶就该放到储存室去了，那余下的道路怎么走？在职业女性的预测里看不到出路和希望的薇龙，剩下的道路，当然只有做“女结婚家”，做所有女性都可成同行的事业，但她的心底始终认为结婚的先决条件应该是爱。面对玩世不恭的乔其，她只能退后一步，自欺欺人地将希望寄托在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可以改变浪子的幻想上，为了这，她宁可让新生的肌肉深深地嵌进生活的栅栏。抱着这个幻想，在梁太太别有用心的引导下，薇龙与乔其结了婚。
但是，被改变的不是乔其，而是薇龙自己。从此以后薇龙这个人就等于卖了给梁太太和乔其，整天忙着，不是替乔其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她变成了家庭里的高级交际花，甚至自嘲是娼妓，区别只在于：彼是被迫，此为自愿。
辜鸿铭说，太太与丈夫如果无爱，便与娼妓无异，只不过娼妓是零售，而职业太太则将肉体一次性而且长期性地卖给了同一个男人。张爱玲的观点也是如此。而且，她更悲观，她将这种悲观的原因更多地在女人人性深处寻找，而不是随便将罪名推在社会原因那里了事。薇龙大概与陈白露属同类，时代背景类似，教育背景类似，对生活曾有的梦想也类似，薇龙的行为打破了我们多少人关于拯救“陈白露”的社会设想？陈白露这样的女子是可以拯救的吗？熟悉薇龙的读者不禁疑问，难道五四知识分子所要拯救所要创造的玉洁冰清的女人，心里想的却是那么琐屑无聊的问题：衣服上的花边、毕业后的工资、嫁什么样的人、如何找女佣……白露、薇龙的堕落是缘于社会制度的罪恶，是由于主人公一时的道德错误，还是基于某种更普遍的人性弱点？由此说来，即使社会制度天翻地覆，白露与薇龙的故事仍会延续？！或者暗暗地在意识里延续？！只待春来，便如罂粟般疯长!?

孔雀莉；横空出世（1943-1949）孔雀蓝：横空出世(5)

五
两炉香之后，爱玲便一夜成名于大街小巷，大批慧眼的文艺界人士从各个角落都看好这位上海滩上时髦而有奇才的女郎。张爱玲的小说发表的刊物可谓是缤纷复杂、性质迥异，这种状况和30年代上海的社会性质是相一致的，她在共产党地下的开明领导人物柯灵主办的《万象》上发表小说，在与日本人十分亲近的苏青主办的《天地》上发表了大量小说，也曾在汉奸派人物胡兰成主办的《苦竹》上发表小说和散文。她是一个天生没有政治观念的人，这是性格使然。同时，客观上说，也只有这样乱的社会能成就张爱玲，就像柯灵的回忆说：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容不下她。换句话说，也只有这样的时代能容下她，在无人管辖得到的边缘地带能容下她，也算是妙手乱中出错吧。以下再撷其作品之一二零碎，在文字清晰的波光中，模糊见爱玲荡漾的心影。
以上，19岁的上海姑娘——《第一炉香》的女主角葛薇龙的身上无疑叠印着作者自己的影子、和一个年轻女子对女性人生命运思考的影子；以下，17岁的上海男孩——《茉莉香片》男主角聂传庆基本上是爱玲弟弟的剪影，聂传庆几乎就是从爱玲式的不和谐的家庭环境里成长起来的。这是一个寻找父亲的故事。
聂传庆的生母在他四岁时就死了。
他的父亲娶了后母，父亲与后母都抽大烟，对他粗暴，他的耳朵就是父亲给打聋的。
他怕见他们，他性格孤僻、懦弱，生着一张女性美的脸，沉默而畏畏缩缩。与葛薇龙一样，聂传庆也是在上海事变后，与家人来到香港避难的，在学校里他没有一个朋友，从学校到家里，家是一栋阴沉沉的大宅，父亲和继母的房中飘着雾腾腾的鸦片烟香，传庆常常一个人坐在有着淡淡的太阳与灰尘的客厅里，把脸搁在桌子上沉默不语，红木方桌的大理石桌面冰凉的，就像这个终日飘着鸦片烟味而如冰窟的家。
在冰凉凉的家里，惟一关心传庆的，只有母亲出嫁时从娘家带来的女佣刘妈。但是传庆却讨厌她。按他自己的想法：寒天里，人冻得木木的，倒也罢了，间歇的一点点的微温，更使他觉得冷得彻骨酸心。他宁愿瑟缩地在一角，不为人知地自生自灭。
在这样完全不正常的环境里，传庆形成了不正常的性别意识。他的性别意识逆向发展。
他不爱看女孩子，尤其是健康美丽的女孩子，因为她们对他不满意，而对于他来说，她们的健康和美丽会将自己发育不良的单薄的身体反衬得更为令人不快。他讨厌自己，更为难以摆脱的厌恶还在于，他讨厌制造他生命的人——他的父亲，有一个梦魇始终缠着他：他如此酷似他的父亲。他有好些地方酷肖他父亲，不但是面部轮廓与五官四肢，连步行的姿态与种种小动作都像。他深恶痛绝那存在于自身血液内的聂介臣——他的父亲。他有方法可以躲避他父亲，但是他自己是永远寸步不离地跟在自己身边的。他如何摆脱得了自己？
聂传庆对父亲的憎恨，源于父亲对他的憎恨。
父亲对儿子的憎恨，源于对妻子的挚爱。
然而，母亲不爱父亲，父亲对母亲的爱求而不得，传庆的母亲生前从没有爱过她的父亲。追根寻源，恨，来自爱，来自求而不得的爱。就为了这个，他父亲恨她。她死了，就迁怒到她丢下的孩子身上。要不然，虽说有后母挑拨着，他父亲对他不会这么刻薄。传庆一直在下意识里为自己寻找着父亲。
传庆从母亲冯碧落的遗物中发现了母亲的秘密。过去，母亲有个恋人，这恋人现在是传庆所在大学的国语老师言子夜。当初，言家向冯家求婚，冯家以言家是商人，与官宦之家的冯家门不当户不对为由拒绝了。言子夜向冯碧落提出一起出走到国外去，可她没有勇气这样做，结果，依照父母之言，嫁到了聂家，从此，她成了聂家笼子里的金丝鸟，不，不是笼子里的鸟，如果是鸟，开了笼，她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抑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日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聂传庆就是她遗留在屏风上的一只小白鸟，他没有选择的自由。
发现了母亲当年的爱，把所有零星的传闻与揣测聚集在一起，拼凑起一段关于母亲的故事，给绝望的传庆带来了空想：二十多年前，他还没有出世的时候，他有脱逃的希望，他母亲有嫁给言子夜的可能性，差一点，他就是言子夜的孩子、言丹朱的哥哥；也许他就是言丹朱，有了他，当然就不会有她。为这，他在心底无言地谴责他母亲，如果她不是那么瞻前顾后，她替她未来的子女设想过么？如果他是子夜与碧落的孩子，一个有爱情的家庭里面的孩子，不论生活如何的不安定，仍旧是富于自信心与同情心、积极、进取而勇敢的孩子吧。一言概他之愤怒：她害了她的孩子，使他成为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的产物。他真希望他母亲当初略微任性、自私一点，和言子夜诀别的最后一分钟，在情感的支配下，她或者会改变初衷，做了出格的事情，那么，他就是言子夜的孩子了，他就能彻底摆脱掉他所厌恶的父亲的影子了，彻底的。希望只是希望，他知道她的母亲断不会有这样的勇气，她只会把一把绝望的刀子放在心里，再把这把刀子传给他，二十年了，刀子生了锈了，然而还是刀，在他的心里绞动。
日渐长大，传庆当然不会不知道他对于他母亲的谴责是不公正的。她那时候到底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有那么坚定的道德观念，己经是很难得了。任何人遇到难解决的问题，也只能够“行其心之所安”罢了。他能怪他的母亲么？
他不能怪他的母亲，他只能把所有的不合理都归之于自己，他只能在厌恶自己的日子中继续生活，在别人看不见的臆想中把言子夜当成他的父亲。正因为如此，当他父亲骂他为“猪、狗”，再骂得厉害些也不打紧，因为他根本看不起他父亲；可是，一次中国文学史课上，因为传庆走神回答不出言子夜的问题，言子夜骂他：“中国的青年都像了你，中国早该亡了！”这一句话就使他痛心疾首，难过得死也不能忘记。在无法说出的难受中，传庆迁怒于夺去了自己父亲的言丹朱——言子夜的女儿，丹朱一直不理解传庆扭曲的心理，出于殖民地中对同胞的关心，一直跟在他后面关心他劝慰他。在无人的山道上，面对丹朱的关心，他忽然想他不要报复，只要一点爱——尤其是言家的人的爱，既然言家和他没有血统关系，那么，就是婚姻也行，无论如何，他要和言家有一点联系。在这样想着的一瞬间，希望闪现了，无助的传庆向丹朱求爱：丹朱，如果你同别人相爱，对于他，你不过是一个爱人，可是对于我，你不但是一个爱人，你是一个创造者，一个父亲、母亲，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天地。你是过去与未来，你是神。
丹珠被吓坏了。
他当然被丹朱拒绝了。传庆拼命发出的爱的呼声，没有得到回应，呼声在山谷中消散了。终于，20年来沉积在心中的怨恨、耻辱和愤怒总爆发了，传庆向着夺去了自己“真正父亲”的敌人——丹朱，咬牙切齿地喊叫道：“告诉你，我要你死！有了你，就没有我。有了我，就没有你。”在无人的山道中，他用一只手臂紧紧按住她的双肩，另一只手就将她的头拼命向下按，似乎要她的头缩回到腔子里去。她根本不该生到这世上来，他要她回去。
丹朱当然没有死。隔两天开学了，他还得在学校里见到她。他跑不了。他跑不开他父亲，跑不开言子夜，跑不开言丹朱，更跑不开他自己。
《茉莉香片》讲述的是关于父子冲突的问题，连接着父子关系的是没有出场的母亲。父子冲突是五四以来中国作家热衷的主题，在《茉莉香片》中，却有着别开生面的剖析。爱玲并不是把父与子的纠葛关系表现为单纯的力量关系，也不是单纯表现为新旧观念的冲突，而是突出了形成父子关系的纽带——母亲的作用。传庆对两个父亲的感情，是母亲对两个男人感情的延续。对爱绝望，伤心而死的母亲的悲剧，又宿命般地在儿子身上继续了，然而儿子的悲剧比母亲更深刻——母亲在两种道路中理智地选择了其中一条，虽然违心，也算她自己的选择；儿子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母亲不爱的人的血，在儿子身上流淌，成为他自身的一部分，即使厌恶仍然无法逃脱，即使憎恨仍然寸步不离！传庆变得有暴力倾向起来，他不是本来就这样的，他的暴力，是因为得不到爱而进行的报复，和他生父的暴力，本质上是一样的。
父亲爱母亲，母亲不爱父亲，吞云吐雾的父亲与继母，一个有着女性美的男孩在母亲的余温里生活，父亲对儿子不好，因为妻子不爱他……这些场景，这些纠葛，这些似是而非的缠绵，差不多就是爱玲家庭生活的纪实。回忆了近一点的香港生活，产物是沉香屑里的两炉香；向上追溯得远一些，到自己的家庭，父母的婚姻纠葛，姐弟两个的生长背景，便是《茉莉香片》。
从文学成就上说，由于张爱玲父母生长于五四新鲜的自由空气中，他们当时也都是富家子弟中的新潮人物，因此，爱玲以自己家庭为背景的小说《茉莉香片》暗合了新文学作家对父子关系的反叛主题。但是，她的主题要比他们悲哀得多，就像传庆，他反抗的不是某种可以反抗的旧观念旧思想，他如果要反抗，只能反抗自己，因为他的血管里流着的就是一个他母亲所不爱、而她的家族要求她嫁给他的男人的血。这怎能挣脱？

孔雀莉；横空出世（1943-1949）孔雀蓝：横空出世(6)

六
离开《茉莉香片》，张爱玲暂时离开家庭阴影的回忆，将目光投向都市中成年男女的微妙关系。首先是《封锁》。背景是封锁中的上海。
封锁了，人们被栅栏拦起来静静地等着，整个城市静了下来，这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重重地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口水顺着人们的衣服缓缓流下去，不能想象的巨大重量压住了每一个人。上海似乎从来没有这样静过。一个乞丐趁着鸦雀无声的时候，提高喉咙唱将起来：“阿有老爷太太先生小姐做做好事救我可怜人哇？阿有老爷太太……”然而他不久就停了下来，被这不经见的沉寂吓噤住了。一个山东乞丐浑圆嘹亮地叫“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悠久的歌从一个世纪唱到下一个世纪。拉了警报的街上，一辆空电车停在街心，电车外面，淡淡的太阳，电车里面，也是太阳——单只这电车便有一种原始的荒凉。因为封锁而被滞留的电车里，文明被斩断，电车里的舞台上，充满了一种原始的荒凉感，在那里，一切文明社会的面具都被摘下了，乘客在陷入可怕的空虚的同时，又感到一种莫名的可喜的解脱。
电车里有一个25岁的女孩子吴翠远。她是一个单纯的女人，在家里她是一个好女儿，在学校里她是一个好学生，大学毕业后她又顺理成地成为她现在这个学校里的英语助教，不出色，但也没有人指责她不称职。从小到大，她从来没有让别人操过心，可惜的是，她也从来没有让别人瞩目过、注意过，包括男人。她给人的印象，就像她那雪白的肤色，白倒是白的，像挤出来的牙膏，她的整个人就像挤出来的牙膏一样白而没有款式。
电车里除了女人还有男人，除了吴翠远还有一个35岁的都市体面男人吕宗桢。平时，他是会计师，他是孩子的父亲，他是家长，他是一个女人的丈夫，他是车上的搭客，他是店里的主顾，他是守规矩的市民，反正，他很少单纯是一个男人。可是，在这里，在这时空割断的电车里，他单纯是一个男子，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有哪些身份。
翠远原属吕宗桢素不怎么喜欢的那种女人，她是那种美得有点模棱两可的女人，不鲜艳，不招摇，脸上的表情永远淡得惟恐唤起公众注意，很难引起男人由衷的向往。电车里，他为了躲避他老婆的一个他所讨厌的亲戚，偶尔和翠远交谈了几句，便突然觉得和她交谈很愉快，他看着她，她红了脸，让他看见了，他显然很愉快于她的脸红，她的脸就越发红了。在这大家都不知道底细的空间和时间里，男人让女人觉得她是女人，女人让男人觉得他是男人，大家都重新发现了在文明社会里久违的快乐。她那原本不为他所喜欢的特点恰恰又成为了他喜欢她的理由，看着她低眉浅笑的样子，宗桢断定翠远是个可爱的女人——白，稀薄，温热，像冬天里你自己嘴里呵出来的一口气……她是你自己的一部分，她什么都懂，什么都宽宥你。
他们在车里恋爱了，恋爱着的男子向来喜欢说，恋爱着的女人向来喜欢听，恋爱着的女人破例地不大爱说话，因为下意识里她知道：男人彻底地懂得了一个女人之后，是不会爱她的。好在初识在车里，她也不需要说太多的话。他们愉快地恋爱着，为了她，宗桢打算重新结婚，翠远也想背叛家里那些一尘不染的好人，要这个不很诚实、不很聪明——但却是一个真的人。毕竟真人难遇，这世上好人要比真人多。
他就是个真人吗？或许在车上短短的几分钟里，他确乎是个真人吧。但是，不行啊，他还得回到那个要求好人的社会里去。他不能让她继续快乐下去了，他又恢复成好人的面貌，他用苦楚的声音向她说：他不能让她为了他牺牲了她的前程。令人惊愕的突转，是因为封锁快结束了。
封锁结束了，叮玲玲玲的摇铃声中，电车又当当当地往前开了，宗桢突然站起身来，挤到人群里，他并没有下车，遥遥地坐在他原先的位子上，可对于翠远来说，他等于死了。对于吕宗桢来说，到他在餐桌上阅读女儿成绩报告单的时候，翠远仅仅成了一个模糊的面影。也不怪他——那本来就是一张天生使人忘记的脸。然而，那张脸也曾使他觉得像一朵淡淡几笔的白描牡丹花，额角上两三根吹乱的短发便是风中的花蕊。只奈何瞬息间万变。
掩饰着的痛苦当然有，当他看到灯光中趴在地毯中间装死的乌壳虫的时候，他的手心汗潮，浑身一滴滴沁出汗来，为何？是不是想到了自己？然当他回想起自己遥远的慷慨激昂的声音：“我不能让你牺牲了你的前程！”他还是为自己自豪。文明社会中体面的中产阶级男人，是个好人，在他人目的注视下。
还有《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在压抑的生活里放纵自己做最荒唐的事情，可是，不管怎样，一次又一次，旧日的善良的空气一点一点偷着走近，包围他，无数的烦忧与责任，像蚊子嗡嗡飞绕着叮他吮吸他。多少次，振保在第二天起床的时候决心改过自新，又成了好人。
爱玲说过，很多坏人，仔细分析起来，不过是个可怜人。可怜人，佟振保是，吕宗桢是，即便如《倾城之恋》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英国华侨范柳原也是。《倾城之恋》里，张爱玲又把笔触返回一点到清朝遗臣的阴暗的走马楼里，有一缕新鲜的阳光透过阴暗的窗棂照进来。
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10点钟是人家的11点。他们唱歌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了。这是一个清王朝遗臣的家，在他们的主人崩溃了30年之后，还不能忘记过去的一切。白家家族三代20多口人，靠遗产生活在一起，为了一点点的财产，一大家子兄弟姐妹瞪大了乌鸡眼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主人公白流苏离婚后回到这杂乱纷繁的娘家，他哥哥花完了她的钱，口口声声“天理人情”，想的却是如何把妹妹从家里赶出去。流苏虽感到这个家不能住了，但她既不能如职业妇女那样靠知识挣钱，又不能如劳动妇女那样靠体力挣钱，靠自己的能力无法养活自己，又不想失去大家闺秀的身份，流苏离开家的惟一道路就是与有钱的男人结婚。
偶然的机会，白流苏认识了从英国回来的青年实业家范柳原。范柳原的父亲是中国人，很有钱，当年和在伦敦认识的华侨交际花秘密地结了婚，生下范柳原，范柳原在英国长大，他是一个私生子。他的父亲在中国有妻子，因此范柳原的母亲一辈子也没能回到中国。范柳原没有法定的中国身份，他母亲死后，他孤身一人流落伦敦，很吃了些苦，直到他父亲死了，他是他父亲惟一的儿子，才终于得到继承权。身在异国，找不到他人认可的范柳原，人生最大的情结便是对父母故土的情结——中国情结。一向把女人看成他脚下的泥的范柳原，被有着离婚史的、28岁的白流苏善于低头的中国风韵所吸引，自是那一低颈的温柔，有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便以为从她身上找到了真正的中国女性美。他对流苏说：“你看上去不像这世界上的人，你有许多小动作，有一种罗曼蒂克的气氛，很像唱京戏。”他就为她的这一点而吸引。于是，范柳原策划将白流苏引到香港，他们两人在香港的浅水湾饭店、浅水湾海滩等背景下展开了意味深长的恋爱游戏。
他们是一对自私的男女，各自打着各自的算盘。说到底，在流苏的思维里，只剩下再婚，整个过程中她用尽心思与范柳原捉迷藏，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范柳原娶她，得到一纸婚书的承诺。她的本钱是即将消逝的青春，她的仍然诱人的身体。30岁的她还不怎么老，她的那一类的娇小的身躯是最不显老的一种，永远是纤瘦的腰，孩子似的萌芽的乳。
她的脸，从前是白得像瓷，现在由白瓷变为玉——半透明的轻青的玉，下颌起初是圆的，近来渐渐尖了，越显得那小小的脸，小的可爱，脸庞原是相当的窄，可是眉心很宽，一双娇滴滴、滴滴娇的清水眼。她不是不知道这个世故精刮的男人是靠不住的，但她在镜子里自己残存的容颜中找到了最后一丝勇气，她出走了，跟着范柳原，用她30岁最后一抹娇弱的风采做赌注：“如果她输了，她声名扫地，没有资格做五个孩子的后母。如果赌赢了，她可以得到众人虎视眈眈的猎物范柳原，出净她胸中这一口恶气。”
流苏是十分功利的自私，范柳原是十分浪漫的自私。他之钟意流苏，可能是因为流苏身上有旧式大家闺秀的神秘，又有少妇的成熟，再加一点破落户的沧桑，引起了他无限的想象，与他在风月场上见到的直白的、一览无余的女子全然不同。所以他想得到她，做他的情妇，他喜欢流苏，想把她从上海带到香港去，甚至想把她从香港带到马来亚的原始森林中去，就是不想被捕捉到流苏的婚笼里去。他是一个潇洒、机智、伶俐而狡猾的男人，他当然知道流苏的心思，他不想戳穿她，是因为在她的身上，可以最大限度地展现他在恋爱中给女人以美妙刺激的本领。一个人有一项绝技，放着不用自己也觉得可惜。他设了圈套，要流苏就范，他和其他女人亲热，来激她，使她吃醋，有意当着众人面给她造成范太太的声名，他要让她势成骑虎，回不得家乡，见不得爹娘，除了做他的情妇以外，没有第二条路。她猜透他的恶毒，所以她始终与他敷衍不肯轻易委身于他。
这一对男女即便自私也未尝不想得到对方的真心，但是，大家都防着。流苏认为像范柳原这样油滑的男人是不可能对一个女人有真心的，所以她宁可先得到经济上的保障，正因为如此，范柳原对她说：“我不至于那么糊涂。我犯不着花了钱娶一个对我毫无感情的人来管束我。那太不公平了。对于你，那也不公平。也许你不在乎，根本你以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在世俗的文明游戏中，他们之间隔着一堵“墙”。
柳原看着流苏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塌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执子之手，与子携老，死生契阔，与子相悦，信誓旦旦的，仿佛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太难了啊。范柳原把白流苏留在香港，让她带着他给她蓄意造成的范太太的空名，住进他给她准备的新房子里，他自己准备回伦敦去了。谁都做不了主，自己的主也做不了，眼看着流苏就要落到她最不愿意的生活里去了。
正当白流苏在为如何消磨岁月发愁时，战炮打响了，战争开始了，范柳原的船没能开出海港，他又回到了流苏的身边。一切原有的秩序都打乱了，就像柳原后来说：“这一炸，炸断了多少故事的尾巴。”
战争隔断了范柳原去英国的路，这个倾城大祸，让两个人在一起逃难，那炸弹轰天震地一声响，整个的世界黑了下来，像一只硕大无比的箱子，啪地关上了盖。数不清的罗愁绮恨，全关在里面了。战争让人发现了自己的渺小，人之将死，其鸣也哀，善良和悲哀一起来了。两人互相担心安危，流苏一个人的时候希望柳原能跟她一起度劫难，现在反而懊悔有柳原在身旁：一个人仿佛有两个身体，也就蒙了双重危险，一颗子弹打不中她，或许打中他；他若是死了，若是残废了，她的处境更是不堪设想；她若是受了伤，为了怕拖累他，也只有横了心求死；就是死了，也没有孤身一个人死的干净爽利。她料着柳原也是这般想。别的她不知道，在这一刹那，她只有他，他只有她，只有两人可以体恤。两人一起经历了这场浩劫，在随时随地的死亡威胁中，某种温馨的依恋的感情升腾在两人之间。过去的游戏、猜忌和勾心斗角都消失了。
在外面隆隆的炮声中，流苏拥被坐着，听着那悲哀的风。她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灰砖砌的那一面墙，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风停了下来，像三条灰色的龙，蟠在墙头，月光中闪着银鳞，她仿佛做梦似的，又来到墙根下，迎面来了柳原。她终于遇见了柳原。……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爬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
战争成就了一对平凡的夫妻，两人很快地在报上登了结婚启事，流苏带着胜利者的姿态回到了上海。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
张爱玲在这篇小说里表现了广阔的历史感，在她的作品中向来唱主角的男女私情仅仅缩成了战争中人的一段故事。表面上看来，是香港的陷落成全了流苏，使她成为了范柳原名正言顺的妻。但是爱玲说：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地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传奇里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
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真有这么圆满的下场。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作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然而，谁保得定，现在“床前明月光”的流苏不会变成柳原衣服上一颗拈不掉的饭米粒呢？谁保得定？流苏还是有点惆怅。生活的悲哀也就在此吧，汲汲得来的东西到手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在万盏灯的夜晚，生命的胡琴咿呀咿呀地拉着，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
在尖辣的讽刺中，爱玲掩不住她软弱的同情。同道之人，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孔雀莉；横空出世（1943-1949）孔雀蓝：横空出世(7)

八
张爱玲的笔调一方面让我们感到时间过于短促，另一方面却又感到时间过于漫长，年复一年，不断地，演着老一套的戏。就像国人讲故事，一个相同的故事，《西厢》啦，《梁祝》啦，由京戏，到昆曲，到绍兴戏，话剧，一个调子重复又重复，平心静气地咀嚼，一遍又一遍，定要维持着一派表面和眼前的热闹。如她姑姑说到一个年老唠叨的朋友：生命太短了，费那么些时间和那样的人在一起是太可惜——可是，和她在一起，又使人觉得生命太长了。爱玲说，中国人与众不同的地方是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的感觉，却又总像有个新发现，并且就停留在这阶段，一个中国人看见花落水流，于是临风洒泪，对月长叹，感到生命之短暂，因此中国的文学里弥漫着巨大的悲哀，一切人生的感受都统统指向虚无。但是，中国人的悲哀就到这里为止，不再往前想了。我们是个乐观、喜剧的民族，悲剧只是为了增加过程的曲折。
可爱玲不。
爱玲不是一个肯敷衍的人。她不肯把笔停留在眼前的热闹上，她总是把笔触伸到人的灵魂深处，把隐含在内心的欲望赤裸裸地挖出来，她的笔锋如钱钟书那样犀利，如鲁迅那样冷峻，她很佩服鲁迅，觉得他最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女作家当中如冰心、白薇，爱玲是不愿意和她们被读者放在一起的，宁和泼辣勇敢的苏青引为同道。爱玲从女人的眼光和心理出发，善意地嘲讽，更多了一些细腻的生活感，真正的悲哀和喜悦，高尚和渺小，残酷和善良，悲剧和喜剧，都是日常性的。读爱玲的作品，令人觉得张爱玲说的好像就是她自己，娓娓道来中又触目惊心：人淹没在日常的细节中。她永远在讲她自己看到的生活细节。很多令读者难忘的短篇尤其如此。
《心经》讲的是一个女孩的恋父故事，是一篇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小说，恋父好像与爱玲相去甚远，但对于年长者的爱是爱玲始终的情结。无论是小寒对父亲的爱恋、还是绫卿在没有父爱环境中的畸形感情都凝聚着爱玲自己的体验。小寒对她父亲说：“男人对于女人的怜悯，也许是近于爱。一个女人决不会爱上一个她认为楚楚可怜的男人。女人对于男人的爱，总得带点崇拜性。”爱玲如小寒，她在和苏青对谈时也曾说：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她在散文《造人》一文劈头就说：我一向是对于年纪大一点的人感到亲切，对于和自己差不多岁数的人稍微有点看不起，对于小孩则是尊重与恐惧，完全敬而远之。”后来她嫁给了比自已年长15岁的胡兰成，事情在这里已经有一些苗头了吧。
另一个女孩子的命运比小寒更寒冷，那就是《花凋》中的川嫦，川嫦的原型是张爱玲小时候很好的玩伴，爱玲舅舅的三女儿黄家漪。
写完《花凋》，爱玲就算为她簪缨家族的虚礼假情写完了墓志铭，写完墓志铭，张爱玲就算清算了从出生到青春期与“家”中一切的纠葛。爱玲从来不怕别人说她是冷漠的人，她看多了表面不冷漠的人，知道一切底细，她不惮做一个冷漠的人。
旧式大家庭的亲情如此，爱情也如此，其实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白孔的，就比如《留情》里敦凤与米晶尧这对再婚夫妇也不出此例。敦凤和米先生原本不是原配夫妻，敦凤出身有底细的人家，上海数一数二的大商家，16岁出嫁，23岁上死了丈夫，守了十多年的寡才嫁了米晶尧——一个留过洋事业有成儿女成双的中年男人，米晶尧和感情多年不和睦的太太分开了才和她走到一起，虽说比她大了20多岁，敦凤觉得多年的等待没有白费。现在很快乐，可也不过分张狂，因为总是经过那一番了，不像年轻时候的张狂和仓皇。也说不清他们两人是有感情还是没感情，米先生为找到这样的第二任太太而庆幸，温柔的，上等的，早两年也是个美人，他庆幸这一次他没有冒冒失失地冲到婚姻里去，却是预先打听好，计划好，晚年可以享一点清福，抵补以往的不顺心。敦凤也觉得庆幸，经过了婚姻的冒险和风霜，又回到了可靠人的手中，仿佛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对为她缔造了幸福的亲戚们，她不能流露出她的幸福感，只能淡笑着说：我的事，大家还有不知道的？
我是完全为了生活。
对米先生好一点，便急急地要给大家一点暗示，以洗清自己的感情：我还不是为了钱？
我照应他，也是为我自己打算——反正我们大家心里明白。亲戚们对她表面羡慕暗里嘲弄，这世界上好人永远比真人多。

孔雀莉；横空出世（1943-1949）孔雀蓝：横空出世(8)

九
《金锁记》是张爱玲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一部作品，二十几年后，她又将它改写为长篇小说《怨女》，由此可见爱玲本人对它的偏爱。傅雷虽然严厉地批评过张爱玲的小说，但对《金锁记》却是高度的无保留地赞美，在40年代说它是我们文坛最丰美的收获。美国人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它的评价就更高得吓人：“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所以，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给张爱玲的篇幅最多，而在对张爱玲的论述中，给《金锁记》的篇幅又最多。《金锁记》是一篇写女人的小说，写女人的小说何其多啊，但几乎从未见过一个中国作家，能够将一种女性的心理渲染到如此令人战栗的程度。这就是《金锁记》。
小说用的是回忆性的调子，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千年的月亮静默如初。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小说从曹七巧结婚五年后开始讲起。
曹七巧原是乡下开麻油店的小户人家的女儿，他的哥嫂贪图荣华富贵想攀高枝，把她嫁到上海富室姜家，做了姜家的二奶奶。时间：辛亥革命已经好几年了，满清覆灭，汉人光复统治，满清遗老四散；地点：上海租界姜公馆里。姜老太爷曾为清朝高官，现已去世，公馆里住着姜老太太和三个儿子全家及佣人们，一大家子全靠遗产生活。二儿子是个患骨痨的残废人，终生卧床，曹七巧嫁给残疾人，这桩婚事断送了她一生的幸福。虽然起初她还生了一儿一女，但是她丈夫完全瘫在床上病入膏肓，她没有正常人的生活，守着活寡，为了满足金钱的欲望，她忍受下来，戴上了黄金的枷锁。正常的情欲得不到发泄，她变态了。
自己不幸，就迁怒于人，七巧恨透了丈夫，恨透了姜家，更恨透了自己势利的哥哥嫂嫂，恨透了一切生活正常幸福的人。她撺掇婆婆赶快嫁出小姑子，等丈夫死后好分一笔财产。她正年轻，需要肉体的爱，她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小叔子姜季泽是惟一有望满足她情欲的人，她千方百计靠近刚刚娶妻的小叔子——一个不务正业寻花问柳的阔少，勾引季泽，七巧颤声对季泽道：“一个人，身子第一要紧。你瞧你二哥弄得那样儿，还成人吗，还能拿他当个人看？”她在季泽身边坐下，伸手贴着季泽的腿：“天哪，你没挨着他的肉，你不知道没病的身子是多好的……多好的……”季泽虽也和她开着轻佻的玩笑，也常走马章台征声逐色，但不敢招惹自家的兄嫂，犯不着这样，尤其像曹七巧这样口没遮拦、脾气怪躁的女人，他立刻起身走开了。七巧苦恼，七巧的苦恼谁也解答不了：
“我就不懂，我有什么地方不如人？我有什么地方不好？……难不成我跟了个残废的人，就过上了残废的气，沾都沾不得？她睁着眼直勾勾朝前望着，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这幅画像是古中国禁锢在深宅大院里所有女人的定格像。
终于熬出头了，小姑子嫁了，婆婆和丈夫都死了，姜家分了家。财产，这是她嫁给姜家，戴着金锁，用一辈子幸福换来的惟一的东西，惟一的希望，然而她们孤儿寡母还是被欺负了，虽然她也分到了一笔不小的财产。
她搬了家，自立门户，担当起男主人的角色，就在她几乎忘了自己是个女人的时候，季泽突然来到嫂嫂家，向曹七巧述说起对她的感情，七巧陷入了沉思：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可不是，这半辈子己经完了——花一般的年纪已经过去了。人生就是这样的错综复杂，不讲理。当初她为什么嫁到姜家来？为了钱么？不是的，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
她微微抬起脸来，季泽立在她跟前，两手合在她扇子上，面颊贴在她扇子上。他也老了十年了，然而人究竟还是那个人呵！意想不到的幸福，使七巧一时迷惑，如陷梦境，看着季泽的眼睛，七巧的头脑中紧张地斗争起来：他难道是哄她么？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仅仅这一转念便使她暴怒起来。就算她错怪了他，他为她吃的苦抵得过她为他吃的苦么？好容易她死了心了，他又来撩拨她。她恨他。他还在看她。他的眼睛——虽然隔了十年，人还是那个人呵！就算他是骗她的，迟一点儿发现不好么？即使明知是骗人的，他是太会演戏了，也跟真的差不多罢？
十年前拒绝了自己的季泽，十年后来向自己求爱，什么原因引起这奇迹般的逆转呢？多年的明争暗斗教会了七巧自我保护。七巧很清楚，十年前的自己与现在的自己不同就在于如今她终于拿到了钱。无疑，七巧爱着这个男人，问题是，这男人爱自己么？
他果真是来求爱的么？还是以爱为武器来骗钱的呢？他究竟是爱人呢？还是敌人？确实七巧感情难以自持，但对于她来说，金钱代表了她生命的斤两，她不能毁在这上面：不行！她不能有把柄落在这厮手里，姜家的人是厉害的，她的钱只怕保不住，她先得证明他是真心不是。黄金欲使她拿出审慎的机智试探着，果然看出季泽是想哄走她的那几个钱的，这使她大怒，她破口大骂，把手中的扇子向季泽头上掷去，打翻了桌上一杯酸梅汤。
季泽走了，“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像迟迟的夜漏——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真长，这寂寂的一刹那。”她刹那间悔悟过来，急忙提着裙子到楼上，从窗户里再看季泽一
眼：〖HTF〗〖GK2!〗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恋。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今天完全是她的错。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她为什么要戳穿他？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回事？归根究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HK〗〖HTSS〗她的一生被黄金给葬送了，这惟一一次实现情欲的机会也为黄金所破坏，再也不会有了。
她成为一个彻底的牺牲品，开始还是别人的错，到现在她自愿地将错误进行到底了。从此，她也看不得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幸福，她要破坏儿女的幸福，她要儿女为她殉葬。
儿子长白新娶了妻子，她偏当面羞辱儿媳，阻碍儿子与媳妇同床，探听儿子和儿媳的隐私，把儿媳说成是荡妇。她让儿子彻夜地在烟钵前为她烧烟装烟，让儿子把毯子铺在烟榻旁过夜，她眯缝着眼望他，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横竖钱都是他的。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一个人还抵不了半个……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
七巧把一只脚搁在他肩膀上，不住地轻轻踢着他的脖子，低声道：“我打你这不孝的奴才！打几时起变得这么不孝了？”
……“你若还是我从前的白哥儿，你今天替我烧一夜的烟。”
在疯狂变态的家庭环境里，儿媳死了，后娶的姨太太吞鸦片自杀了，他的儿子从正常人的生活回到他母亲为他安置的黑暗角落里，在别人看不见的墙角一隅苍白至死。
女儿长安的一生，比哥哥长白更有起伏变化，七巧和女儿长安的纠葛是小说后篇的重点。
长安的一生，是为了难言的自尊而不断放弃的一生。
因为七巧的疑惧，她放弃了少年的欢乐。小时候，记得有一天，表兄妹们在一块儿玩时，长安
登上高处不慎摔下，被暂住在家里的表兄——七巧的侄子接住，正巧被七巧看见，七巧将他痛骂一顿，赶出家门，然后教育长安，“天下的男子都是一样混帐。男人……碰都碰不得！谁不想你的钱？你娘这几个钱不是容易得来的，也不容易守住。教你以后提防些……”长安打小便成了个拘谨的姑娘。
因为七巧的心血来潮，她在13岁时被裹脚，一年后放松，再也不能恢复原状。
长安的人生有过两次短暂的快乐时光。
第一次是住进寄宿学校的半年。因为姜家大房三房里的儿女都进了洋学堂读书，七巧为了跟他们较劲，便也把长安送进了沪港女中。学校的集体生活激活了她的少女本性，不上半年，脸色也红润了，胳膊腿腕也粗了一圈。然而，因为丢了几件衣物，七巧闹着要到学校去找校长说话。想到母亲会在同学面前丢脸，她感到无边的恐惧，为了保住自尊，她决定不再上学。她划了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便结束了她短暂的学校生活。
然后，是沉沦。
虽然时时与母亲怄气，但她的言谈举止越来越像她母亲了。她渐渐放弃了一切上进的思想，安分守己起来。七巧为了不要女儿见坏男人，教女儿抽大烟，未出阁的小姐，没有其它的消遣，一心一意的抽烟，抽得倒比长白还要多。眼看就要成死灰。
然后，在死灰中有了一次复燃的快乐。
近30岁的时候，堂妹给长安介绍了大她几岁、在德国留学八年刚刚归国的童世舫，童世肪对长安那传统闺阁小姐楚楚可怜的韵致很满意，不久，两人就订了婚。她重新认识到了人生可以自主的快乐，像换了个人似的。她拼命戒烟，想把快乐留下来。这是长安人生中第二段愉快的时光。
晒着秋天的太阳，两人并肩在公园里走着，很少说话，眼角里带着一点对方的衣服与移动着的脚，女子的粉香，男子的淡巴菰气，这单纯而可爱的印象便是他们身边的栏杆，栏杆把他们与众人隔开了。空旷的绿草地上，许多人跑着，笑着，谈着，可是他们走的是寂寂的绮丽的回廊——走不完的寂寂的回廊。不说话，长安并不感到任何缺陷，她以为新式的男女间的交际也就“尽于此矣”。童世舫呢，因为过去曾有的被新潮女性抛弃的痛苦经验，对于思想的交换已抱着怀疑的态度，有个人在身边，他也就满足了。
有时在公园里遇着了雨，长安撑起了伞，世舫为她擎着。隔着半透明的蓝绸伞，千万粒雨珠闪着光，像一天的星，一天的星到处跟着他们，在水珠银栏的车窗上，汽车驰过了红灯，绿灯，窗子外营营飞着一窠红的星，又是一窠绿的星。
然而，有她母亲在，快乐长不了。
看着女儿的快乐，七巧冷言冷语道：“这些年来，多多怠慢了姑娘，不怪姑娘难得开个笑脸。这下子跳出姜家的门，趁了心愿了，再快活些，可别这么摆在脸上呀——叫人寒心！”她变态的心中容不得女儿幸福，当面羞辱女儿，骂女儿不要脸。她约童世舫到家里来吃饭，寥寥几句话就毁了女儿一生一世的前途，当着童世舫的面，七巧道：“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世舫一惊，睁眼望着她，七巧用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解释道：“这孩子苦在先天不足，下地就得给她喷烟。后来也是为了病，抽上了这东西。小姐家，够多不方便呢。也不是没戒过，身子又娇，又由着性儿惯了，说丢哪儿就丢得掉呀？戒戒抽抽，这也有十年了。”童世舫从花梨炕上坐了起来，双手托着头，感到难堪的落寞：这就是他所怀念着的古中国……他的幽娴贞静的中国闺秀是抽鸦片的！
童世舫看着这个瘦小的中国老太太走上楼梯，一级一级走向没有光的所在，只留下一个背光的背影。长安静静地送童世舫到庭院里，脸上带着稀有的柔和，她的藏青旗袍上有浅黄的雏菊，她就是这无力的雏菊，她早知道她的母亲是这样的，会这样做，她没有能力干涉，关于她和他，没有话——不多的一点回忆，将来是要装在水晶瓶里双手捧着看的——她的最初也是最后的爱。
七巧，她不幸福，她也要毁了儿女的幸福，要儿女为她殉葬。曹七巧用这种变态的手段来报复命运对自己的不公，但是，在这阴惨的胜利之后，她又得到了什么？
30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娘家的人恨她。夜深人静睡下的时候，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轻的时候有过浑圆的胳膊，就连出了嫁之后几年，镯子里也只能塞得进一条洋绉手帕。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兄弟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喜欢她，也许只是喜欢跟她开开玩笑，然而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没有如果。七巧一个人躺着，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小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了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也懒得去揩拭，由它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橙红；倾城之恋（1944-1947）一、封锁中相遇(1)

张爱玲崛起于1942年，仅仅一两年的光景，张爱玲就以她无可比肩的才情与气度征服了在战争浮世中无以聊生的中国人，尤其是被隔绝于一方天地的上海人。到1942年，张爱玲一生中大部分最优秀的作品均告完成，发表在《天地》《万象》《杂志》等性质不同却同样知名的刊物上，其中有关于她自己预言式的《倾城之恋》与《封锁》。至此，8岁以前就已期盼的“比林语堂还出风头”的日子终于降临，她的衣不惊人死不休的时装照被用作上海滩最洋派最知名刊物的封面，大街小巷的书店、书摊上炫目地闪耀着她那普通的名字，从华丽的客厅、粗陋的弄堂到平常人家纳凉的天台上，许许多多相识不相识的人在谈论着她的作品及她本人。童年时代悠长而浑沌的日子，少女时代破碎而拘谨的心境，开始慢慢拨云见日。女人一生中最放恣蓬勃的生命之花在张爱玲心中慢慢绽开。时代虽然在大破坏中，也自有它的大更新。新鲜的生命与情感照生不误，而且来得更迅捷，更热烈。等待这位年轻而有才情的世家小姐的，也将是一场由乱世促成的倾城之恋。在封锁中，太多浮游的情感与仓促的生命，抓得住的只有现在……现在……封锁的短暂中不奢谈永世。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封锁了。摇铃了。“叮铃铃铃铃铃，”每一个“铃”字是冷冷的一点，一点一点连成了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
《封锁》，《张爱玲文集》第1卷，安徽文艺出版社。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倾城之恋》，《张爱玲文集》第2卷，安徽文艺出版社。
爱玲的作品于人生是贴切的，贴切得如此不可思议，地点由香港换成上海，张爱玲自己就成了剧中人。“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张爱玲文集》。真的吗?有时候文字与现实还是隔着距离，张爱玲也总算年轻轻就能够透过纷乱的现世生活去看它底子的人了，可是，事到临头，又有谁有力量挽住这翻腾大时代的激流和奔腾人性的激流?在乱世中，想做一对平凡的夫妻也非那么容易，不光是乱世中的生死威胁，更大的威胁是这烽火硝烟也难以掩盖和压抑住的人性之奔腾。当日本侵略军踏上睡狮的脊背时，他首先扼住了上海的咽喉，上海沦陷了，成了一座与母亲断脐的孤岛。街上渐渐地也安静下来，并不是绝对的寂静，但是人声逐渐渺茫，像睡梦里所听到的芦花枕头里的。
这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重重地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口涎顺着人们的衣服缓缓流下去，不能想象的巨大的重量压住了每一个人。上海似乎从来没有这么静过——大白天里。这一个个异常寂静的大白天不是单独的，他们衬在一个郁郁苍苍、悲凉热闹的背景里。在一个阔大的时空交叠的背景里，在没有衬托的天地中，光秃秃走来两个人。张爱玲，登上了她在文字的流丽中虚拟了百转千回的爱之舞台。她遇上了一个人：胡兰成。
胡兰成，浙江嵊县人，出身寒门，却是个才子，有满腹经世之才与入仕之志。寒门出身，人生起步伊始的基石是无法自择的。他没有张爱玲盛大气势的资本，可以倨傲地说：所有辉煌的祖宗只在她“死的时候在她的血液中再死一次”，他无权这样说，他的祖先不过是在荒村野外某一处不可知的地下找一安身地，或许连丘冢也找不到了。所有的一切都从零开始。低微的起点与远大的抱负在胡兰成身上，在所有类似胡兰成这样的男人身上成了一种参差和对立，两者差距所形成的力量，在时代风云中决定了他的人生道路。贫寒的门扉终难完成大开大阖，必须另辟天地，他只能自择而又无法自择地走上背叛、出卖的不归路，踽踽孤行在民族同仇敌忾的群体之外。
自从上海沦陷以后，上海——偌大的城市，所有的正剧都谢了幕，门阖着，幕也合上了，整个如空城一般。大批正直有骨气的文人不甘心在沦陷区做汉奸，纷纷逃离；未走成的人，也隐姓埋名，韬光养晦，民族责任感与荣誉感如一柄利剑悬于每个正义者的心头，使他们噤声，保全着文人的清节。人声、言论是一种背景，失去了背景，天地是如此苍寥而寂寞，以致如有人发出声去，仿佛清晨睡醒后的说话声，陌生得不知道究竟是自己的声音还是别人发出的呓语。乱世中有太多离奇的故事，离奇地，在没有人声回应的空旷冷寂中，无声地上演一幕幕闹剧，一批批泼辣有力但转瞬即逝的小丑轮番登台，装点寂寞的门面。
胡兰成，有满腹的才华与学问，写一手漂亮的文章，又有着年轻人挥斥天地方遒的锐利与机警，自恃于雄才与大略，常在报上发表对时局的评论，1936年，他在《柳州日报》一篇政论惹下麻烦，被桂系第四某团军的司令部监禁了33天，却因此引起了社会广泛的注意。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胡兰成亲日的言论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当时同志者甚少的汪精卫的目光，从而由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一举升迁为汪精卫的机要秘书，走上了士人成功征程惯常的第一步：御用。胡在汪精卫的喉舌报《中华日报》社论委员会任总主笔，大肆展开卖国求荣的舆论功势和思想侵略，当时这份亲日派最重要的报纸上洋洋洒洒的社论皆出自这位才子之手。然而不久之后，不知事出何因，也许是伪政府内部人事倾轧，也许是因为胡兰成直接搭上了日本主子而犯了越级之罪，惹怒了中国主子汪精卫而被关押起来了。胡兰成和苏青早就认识，在他这一次人生的低谷中，张爱玲因为从苏青那里久闻他的才名，对他的境遇动了惜才之心，便陪同苏青一起到汪精卫的另一同道者周佛海家，为胡说情。说情虽未奏大效，但在张爱玲年轻的女人心里，第一次为一个男子的生死牵挂了一回。而此时，胡兰成尚不知这世上有个张爱玲。人生是高高低低、曲曲折折的弧线，回眸胡与张的人生线，在这一时间的定点上，张在高，胡在低，这是他们第一次没有相遇的联系。
胡兰成有名士派的逍遥，他是个极不稳定的人，有放恣充溢的情感，却无法聚拢来固定地寄放于一物一事一人一处，他的情感是恣肆的，无法驻脚，没有驿站。大而言之，是对祖国民族大众，小而言之，是对婚姻家庭情人，甚至对他自己也是这样。在汪精卫处的吃瘪，反而使他投靠上了更大的主子，直接与日本军政要人建立了亲密的联系，大主子出面周旋，傀儡哪敢有二言?于是，胡兰成不久就被放出，暂时在南京的居室中赋闲养病。一天，在南京石婆婆巷20号家中的院子草地上，就着冬日昏昏的太阳，胡兰成悠闲地躺在一把藤椅上，看苏青从上海给他寄来的《天地》月刊，上面有张爱玲的一篇小说：《封锁》。冥冥中一切仿佛都有定数。

橙红；倾城之恋（1944-1947）一、封锁中相遇(2)

封锁了。人们被栅栏拦起来静静地等着，阳光枕着寂静的城市睡着了，重量压在人们的心上，使他们想活动，想呼喊，想找点事情做做填补这空白与空虚。于是，一个男子与一个女子抛弃了一切背景与衬托，重返太初的单纯。家庭状况、工作职业、教育程度，甚至貌美与否，都成了无关大碍的身外之物。在太初的简单里，男人使女人发现了她自己平日少有人发现的女人气息，女人使男人发现了他自己平日少有人发现的男人气息。封锁开放了。摇晃的解禁铃切乱了时间，也隔远了空间。男人消失在人群中，对于她，他已经死了，虽然他还在曾一同患过生死的避难港中，却看不见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这就是《封锁》。胡兰成为《封锁》干练细腻的笔调所震惊，旋即又和作者不可思议的世事洞明深深共鸣。他仔细地一读再读，“张爱玲”三个简单的中国字组成的最简单的中国女人的名字，因为不俗套的故事与不俗套的人生领悟而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之后，他又在苏青寄给他的另一期《天地》上看到了张的一篇散文和附着的一张爱玲自己也很满意的照片，仿佛获得了实证似的，一位如此年轻美丽的小姐!这位名士派的御用文人在如此美丽的文字与如此绚烂的生命面前，不觉变得单纯起来了。这种单纯是千百年的历史继承不变的男人原始的简单!他不禁要怀疑起世间造物的神奇，意外到不敢相信在这样的气候里有如此奇迹，他想，这需要更多的证据，这样美好如此气魄的人与文会是真的?
1944年2月，胡兰成结束在南京的赋闲隐居生活，复出，回到上海。他一下火车，不回自己在上海妻室的家中，径直去找苏青，关于他刚获知的这个文艺上的意外，他想自己发现个究竟。苏青告诉他爱玲是不见人的，但难抑求见之心，他还是向苏青要张爱玲的地址，迟疑中，苏青还是把爱玲与姑姑同住的静安寺路赫德路口的地址给了他。第二天，胡兰成便去看这位令他几乎怀疑其真实性的年轻女作家。张爱玲是西洋作风的，隔着公寓的门扉，她知道门外站着胡兰成，不知是遵循她严肃的欧式交际观念，而将这位没有预约的不速之客拒之门外，还是要用门扉掩住她那颗惴惴而踊跃的心灵。总之，这位没有带名片的兰成先生只得可怜地入境随俗，从门洞里塞进一张写着自己地址及电话号码的纸条，怀着无法实证奇人奇事的失落与心中无数的等待，怏怏而返。这是他们第二次没有相逢的联系。
其实，或许爱玲也早有心见一见这位只在报章字墨的犀利挥斥中见识过其才情的才子，也或许仅出于礼节性的回访礼貌，也或许是青年女作家初识被人崇拜的喜悦……反正，事情没有让胡兰成太失望，等待也不是太长久，时隔一日，午饭后张爱玲便来了电话，说她到他家里来看他。那时他上海的家是在大西路美丽园，家中有他的太太胡氏，离爱玲的家并不远。守时的她很快便到了，23岁的张爱玲走进了胡兰成的客厅，一坐就是五个小时。所有的结局都已包含在最初的那一刹那。四目相交的那一刻，张爱玲大约即已明白了将要来临的那些恩恩怨怨。可她又收不住她的冲击力，她以无言的力量冲击着这位38岁、富于社会阅历、情感阅历的中年男子，冲击着他囿于定型的思维与审美。
“我一直想着，男子的年龄应当大十岁或是十岁以上，我总觉得女人应当天真一点，男人应当有经验一点。”爱玲的想法是这样。现实竟和想法一样，又是定数?
仿佛唐璜，也仿佛名士柳永甚或府官白居易，才子总是多情。胡兰成外形修长潇洒，健谈，有过人的才学与智慧，随便什么话题都能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更有落拓不羁的名士风度，总是破坏着规矩与方圆。爱情与恋人，他是虔诚的追逐者，却从没有长久的停留与专注，在他，众多的恋人是不矛盾的。也许是他一贯的作风使然，爱玲与他相遇在他上海的家中，这里有他的妻室，而此时他在外面尚有艳遇几多。
胡兰成是见识过美人的，况且张爱玲也不是美人。但是，当胡兰成初见爱玲，虽然感觉眼前所见的与脑中所想的全然不对，可是张爱玲那连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的独特性，完完全全地破坏了胡兰成对于美的定型看法，只感觉一旦遇到了真事，把他常时以为很懂的“惊艳”全破坏了，只感觉惊亦不是那种惊法，艳亦不是那种艳法。
张爱玲实质是瘦且高的，可坐在那里，仿佛人很大，坐在胡家的客厅里，使客厅都显得不合适了；可是，又使人不知所以地觉得她一副幼稚可怜相，待要说她是个女学生而已，
又好像连女学生的成熟也没有。张爱玲的文章是一派富贵气象，可人们看了她的人之后，不觉地要感慨战时文化人原来很苦，她那么瘦，且缩缩的，转尔一想，她仿佛又不能使人当她是个作家，仿佛一个新到世上的人，对于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还没有适应过来，瑟缩得很。
张爱玲极讲究服饰，可漂亮的紧身衣服穿在她的身上，又全不是原来的样子。仿佛她是个新到世上的人，世人各种有身份有价值的衣料，对于她，都还无法按上相应的品级；又如十七八岁成长中的小女孩，衣服与身体很不配合地彼此叛逆着。张爱玲的文章洞见世事人生，显出非常的练达人情，想来该是个处事圆熟的人了。现实中又全非如此，她的神情，仿佛小女孩放学回家，路上一个人独行，肚里在想甚么心事，遇见小同学叫她，她故意不理地显出一副正经样子。
一个23岁的年轻女子，没有很强的生命力；也不是人们惯见的那种美人，本没有很大的魅惑力，然而，她却使胡兰成大大地“惊艳”了。总算确信这是个奇迹。傅雷在评论张的文章时忆及一位旅外华侨的闲谈，说：“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仿佛是征兆。千金小姐沦落民间，与普通的小女子一样，爱情——沉醉中几分惘然，快乐中几分喟叹。她说：恋爱着的男子向来喜欢说，恋爱着的女人向来喜欢听，恋爱着的女人破例地不大爱说话，因为下意识地她知道：男人彻底地懂得了一个女人之后，是不会爱她的。
有人说，其实张胡的相识完全是一篇俗套的言情小说的开头，老掉牙的、千篇一律的男女把戏。但活在世上的我们，谁又能够真正脱离俗套?我们只不过用了一些动听的言语来粉饰我们贫乏单调的生活，使一些平凡的事情仿佛沾染上了点点浪漫而已。活着就注定要同时接纳美丽与恶浊。也有人说，乱世中的一段姻缘，既没有浪漫，也没有传奇。一个少女与一个男人，因为某种牵引、某种需要，无意中走在一起，然后又在历史的烟云中渐渐淡去，以至于无……就像弄堂里偶然走过的一对男女那么简单。
但活在世上的我们，谁又能真正脱离原始的简单?活着就注定要同时接纳辉煌与简单。而况虽然看来一样简单，但在心灵中掀起的波澜却因人而天差地别。
何况，胡兰成有他“可爱”的一面，如他的才气，懂女人，他的善解人意，他的才情与道德分离的力量，自有一种男人风情。胡兰成是一个很懂女人的男人。张爱玲说：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他们无疑符合快乐组合。爱玲又说：爱是热，被爱是光。胡兰成，人事沧桑，才情横溢，情趣别致，赤子野心，所有如此的丰富性，散发出巨大的热力，照亮了这个只有在不与人交接的场合才充满生命快乐的、敏感纤弱的女人。
在胡家的客厅里，胡兰成高谈阔论，细声柔语，张爱玲的放恣才华在胡兰成的口若悬河中归于沉默，张爱玲的锐察利见在胡兰成的纵横捭阖中归于宁静。无论胡兰成纵横时事，谈及古今，还是对她生活的切察体贴，爱玲都只是静静地坐着，听着。甚至像她这样的作风与性情，竟也毫不介意一个几近陌生的男子问她这样一位初次见面的年轻小姐每月写稿能有多少收入。又有哪个女子能拒绝一个有好感的男子对她哪怕是过分的亲热呢?两个人一个侃侃地谈，一个静静地听，从午饭后一直到天降夜幕，五个小时的长谈而无倦意。
张爱玲曾为狱中的胡兰成求情无法得见，胡兰成曾登门造访张爱玲而未许见，经过两次单方努力的磨合之后，他们终于愉快地相遇了。几乎第一次见面就不自觉恋爱了，因为胡兰成的一句话：“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如果不恋爱，如果不是恋人，有什么不可以?此时两人并肩走在张爱玲归途中的一条弄堂里，张爱玲看看身边这个久闻大名初次谋面的男人，对于如此亲腻的话，几近诧异，几乎反感，但两人走得是这样的近，她的心不由自主因温柔而拉近了。一句话便避免了躲躲闪闪冗长的过程，他们都不是俗人。
张爱玲给胡兰成带来的新鲜惊喜使他不再囿于定型的判断。不遇的才华源自这样一位年轻静默的女子，只有“好人好事”能形容这种感觉，“好”包容了一切喜怒哀乐，仿佛人临仙境，初识珍禽异卉，多不识其名，说得出的只有“好”字。而在张爱玲这边，因为一向对于年纪大一点的人感到亲切，胡兰成或刻意或本能的才华尽现，使她仿佛进入了现实生活以外的另一重天地，在这想象的天地里，仅是单纯而纯粹的男子与女子，于天地间相遇，只需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第二天，胡兰成又去回访张爱玲，张爱玲穿着宝蓝色的绸袄裤，戴着嫩黄边框的眼镜迎接他。她的大大的脸像月光一样柔和，阳台外，全上海在天际云影月色里，底下电车当当的来去。她房中的摆设令这位见惯豪华场面的伪政府官员感觉到一种刘备到孙夫人房中的兵气，家具与陈设本极简单，亦不见得值钱，却带着一种属于现代的新鲜明亮的刺激性。正如张爱玲，张也是个静默无言的人，也有一种莫名的刺激性。胡兰成由此悟到：好的东西原本是使人感到稍稍不安，并不能使人安之泰然的。爱玲后来告诉他：这房间还是她母亲出国前布置的，如果她自己来布置的话，她更爱刺激的颜色，像赵匡胤形容初升旭日的“欲出不出光辣达，千山万山如火发”那样火红刺激的颜色，就像小时候画画时候爱用橙色作背景，虽是不合道理的，却自有一种暖和亲近的感觉。
自然，依旧是一个谈的多，一个听的多，可谈话中微微地有着舞斗的成份，男欢女悦，一个似舞，一个似斗，薛平贵与代战公主阵前相遇，亦舞亦斗，苏小妹三难秦少游也是这样的意味，这是爱情海滩边的戏水，戏噱而已。
胡兰成对张爱玲说起她祖父张佩纶和李鸿章小姐李菊耦以诗为谋的佳话，为的是讨爱玲的欢心。爱玲很高兴，把两首诗抄给他看，可她又随意又肯定地说：祖母并不怎么会写诗，这两首诗都是祖父的改作。张爱玲随随意意地破坏着佳话，也随随意意地摧毁着自己家门贵族的背景。她曾亲眼目睹了浮华世家悲凉的迁徙，因而她更渴望更尊重平稳真实的人生。这种渴望与尊敬给了她哪吒般的盛气，刳肉还母，剔骨还父，像哪吒般用荷叶藕重做自己的莲花身。这样的破坏使胡兰成诧异，更使他泰然，因为这样的态度与气度也同样能破坏掉他贫寒的出身，贫寒的出身一直是他心灵的窘迫。好在这是乱世，是孤地，是封锁中的时空，只有人，忽略背景。
胡兰成当晚回家难抑激情，写了一首新诗和一封信给张爱玲，评她的人与文，两人惺惺相惜，故颇道中爱玲的心事。
爱玲的回信是：“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看一个女子的心，看她选的恋人是再合适不过了。隔着近一个世纪的距离，我们来看她的这个恋人：他不过是一个深藏着自卑情结的乡村才子，不过是一个已有过两次婚姻的已婚男子，不过是一个已年届38岁、喜欢追声逐色的中年男人，更不过是一个为侵略者服务的变节者，一个热心于政治勾当的投机分子。可正是这样一个人，成为张爱玲千万年之前、千万人之中等待着的那一个。他不是体面的正道中人，可他又是中国千百年来一直存在的一种才子类型：道德与才情分离的才子类型，这种类型素有他们独到的风情。爱玲对于人生尘世是理智、机警、聪明、玲珑不过的，可所有这些都战胜不了一颗渴望与另一颗心深深际会的女儿心。变的是时空，不变的是人心与人性。而况这是封锁中的相逢，太仓促的生命太浮游的情感太急迫的威胁，他走在怎样的路上，已不那么重要；两个人是不是走在同样的路上也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颗心总是热的，两颗心总是近的。

橙红；倾城之恋（1944-1947）二、闺阁中执手(1)

再寻常的女子一旦恋爱，往往就变得不寻常起来，恋爱就是这样让人直见真性情。另一方面，再不寻常的女子一旦恋爱起来，她的开心与烦恼也都往往与寻常女子毫无区别。自从胡兰成与张爱玲有了那一封信一首诗一句话的言语往来之后，心扉豁然开朗，关系日近，他每隔一天便去看她，俩人在房中坐谈共好的文艺。胡兰成如此去看了她三四回之后，有一天爱玲忽然很烦恼，很凄凉，表现出一副待理不理的样子，并且在他走了之后，给他送去一张纸条，叫他以后不要再去看她。胡兰成是何等灵敏之人，他当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一个女子除非真正爱上了一个男子，否则她是断不会有这样的烦恼的。自信绝不会因为去看望她而冲犯了她，他料中这仅仅是恋爱中必须越过的一级常见的台阶而已，于是，胡兰成在她送纸条的当天又去看她，情状果不出他所料，一个多有主见的女孩忽然这样前后矛盾，待兰成去了之后，她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兴地接待他。过了这一槛，两人以后便天天见面，对方的心都变成透明的，再也不必凭借任何托辞来遮遮掩掩了。
胡兰成此时尚在南京伪政府供职，但每月总要回上海住上八九天。每次回上海，不回美丽园妻室的家，总先去看爱玲，一进门仿佛丈夫回家对妻子自然地说：“我回来了。”
只要在上海，胡兰成便晨出夜归地去看爱玲，男的废了耕，女的废了织，连同道出去游玩也都不想了，只是有说不完的话。其实，无论是年龄、经历、观念、审美观，乃至整个为人处事的方式，爱玲都与胡兰成截然不同，这样两个完全迥异的人碰在一起，倒格外新鲜诧异。张是冷淡、自私、不喜关注外界，恰与胡兰成的多情、热闹、雄心壮志两峰对峙。可在双峰对峙之间又有热流暗涌：两人的交谈欢悦，轮回轮换，日月风云，由历史到戏文，由艺术到起居，呈万花筒般在两人对话里旋转。这对于他们都是第一次，爱玲是第一次恋爱，胡兰成是第一次与一个集大雅大俗于一身的独特女人恋爱，新鲜诧异中流动的是欢愉的气息。张爱玲情窦全开，她是率直天真的，率直天真地坦露她人格中真实的矛盾性：她将小女孩成长中幼稚的玩物和思想中令大人害怕的老人样的成熟全搬到了胡兰成面前。在他看来，幼稚与老道，琐屑与庄重，物质与精神，一切形而下的与形而上的，到了她身上都和谐地融成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好处。
胡兰成提起他在《天地》上第一次看到的张爱玲的那张相片，第二天她便特意取出，给他背后题上了字：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这是她的爱之告白，她接纳了胡兰成的爱。从尘埃里开出的花是爱玲全盘托付的心。每每当胡兰成暂离上海去南京供职，爱玲便充满了离愁别绪，一个不易动感情的人一旦动起感情来简直如飞蛾扑火般热情。她对胡兰成说：“你说没有离愁，我想我也是的。可是上回你去南京，我竟要感伤了。”独特的女子自有她的不寻常处，爱玲不是一般女子没有收梢的缠绵悱恻，她自有她的辛辣新奇。爱玲有种种使胡兰成不习惯的思维。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他觉得她是自私的，可又觉得她的自私不是一般的小气，她的自私是一个人在佳节良辰上了大场面，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她的心狠手辣是因她一点委屈也受不得，仿佛小时候宁可看着张干的柿子在抽屉里白白烂了也不肯去告诉她，出于奇异的自尊心，拳拳地要保护自己。可她又是顺从的，虽然她的才华不在他之下，爱玲一直信奉爱一个男人的前提是必须崇拜他，所以对爱玲而言，胡兰成无疑什么都是好的，即便不是好的，这不好终究也是属于她的，所以顺从在她是心甘情愿的喜悦。比如兰成和爱玲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渴望表现一个名士不绝万缕的才思，可在语言感觉这么敏捷准确的爱玲面前，又觉得说什么都像生手拉胡琴，辛苦吃力却始终调不到正音，丝竹之音往往变成金石之声。看着他改了又悔，悔了又改的懊恼烦乱样，爱玲俏皮地说他仿佛山西梆子似的把脑髓都要砸出来了，说着这样贬损的话，心里是刺激的快乐。其实只要是他在对她说话，不管说的是什么，都是“攀条摘香花，言是欢气息”。
无论对文学还是对生活的态度上，爱玲往往以她大破坏的气魄，冲击着兰成几十年阅历积淀下的囿于定型，他震惊诧异，细思量，往往觉得正是他潜意识想破而不敢破的所在。
对于父母，对于与父母紧密联系的童年，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应该心存感激，尤其是像胡兰成这样用乡野柴扉中的乳汁哺育大的农村孩子，可在爱玲看来却没有这样的应当，她不认为童年与学生时代有父母赐予的幸福。童年时代浑沌悠长的日子，少女时代不安而不快的心境，永远地沉淀成生命的缺憾，不可弥补。所有这些回忆的背后、前面或当中，有父母多少理不清的纠葛?她不在意父母，一个人住在外面，惟一的弟弟偶而来看她，她也一概无情。中国人在人伦道德中已习惯的规则被她破坏掉，这种破坏的勇气也感染了兰成，冥冥中也为他自己游离于民众的行径找到支撑的理由与力量。爱玲出身名门，末世千金小姐铅华落定的回归给了她真正平等的眼光，即使对方是日神，她亦能在小地方把他看得清清楚楚。她分析评论判断世事，既不姑息君子，也不姑息小人，在一般人看来，好人与君子即使作成了悲剧，总有可以被原宥的理由。可爱玲认为，不可原谅的还是不应当原谅，她对好人好东西非常苛刻，而对小人与普通东西，亦不过是这点严厉。这种能平视王侯的真正平等，对于虽有鸿鹄之志却又想保持名士派头的胡兰成而言，无疑大开眼界，大为受益。
爱玲和胡兰成在一起的时候，另有一些可爱处，是单纯的女子令男子亲近心动的地方，仿佛世间任何一最平凡的女子在恋人面前爱娇的表现。她喝浓茶，吃油腻烂熟之物，她不常买东西，可总不亏待自己的嘴巴。在饭菜上头绝不悭吝，每天必吃点心，她调养自己像只红嘴绿鹦哥。有余钱她买衣料与胭脂花粉，打扮给爱悦自己的男人看。她对他谈起她母亲对她淑女化教育的理想，那是一次无功而返的彻底失败，她说着，带着女孩子捣小乱后由衷的开心，因为捣乱对于女孩子是不经常不容易的事。她母亲是清末南京黄军门的千金小姐，这个西洋化的漂亮妇人从女儿小的时候就有心要训练她做个淑女，教她如何巧笑，如何在镜子里寻找自己最美丽的表情，告诉她没有幽默天才就不要乱说话，可她到底令她母亲灰了心。她道：“我母亲教我淑女行走的姿势，但我走路总是冲冲跌跌，在房里也会三天两天撞着桌椅角，腿上不是磕破皮肤便是於青，我就用红药水擦了一大搭，姑姑每次见了一惊，以为伤重流血如此。”这样说着，又开心地笑了。胡兰成看着爱玲咧着嘴对他大笑，或者单把喜孜孜的表情挂在脸上、自己忘了笑下去的傻里傻气的样子，这个多情而又滥情的、有勃勃野心的、在政治圈子里经验老道的中年男人，他的心也不自觉地变得温软潮湿起来，他觉得她于他是这样可亲可近。可这情感能驻留多久，他倒不由得为自己的易变忧虑起来?
胡兰成终究是一个不讲究专情的男人，即便在与爱玲最两情相悦的日子里，他有的也只是名士艳遇后自我肯定与自我膨胀的快乐，而不是要把自己的情感盛注起来变成对对方郑重的承诺。他告诉爱玲，虽然他身处南京不在上海却并没有相思，每次小别，他亦并无离愁，就像刚过了热闹放纵的灯节，对于新来的平常日子倒发现另有新意。对于女人，爱情就该朝朝又暮暮，所以银河分离是泪水满河，可对于这个放情的男人而言，朝朝暮暮的爱情太麻烦，这样别离三两天的异地而居倒更有新鲜感。他还颇有感悟地叹曰：“只说银河是泪水，原来银河轻浅却是形容喜悦。”听着他这样颠倒逻辑的慨叹，爱玲默然，出于一已的自尊，也不敢有太多的表白，却又因为无以言说的相思之故经常写信给他。他捧信在手，感觉到一颗托付之心的份量，可这沉甸甸的感觉依旧不是责任感，虽有爱悦，也不是默存心底的无限牵挂，而总想把被爱盛得满满的心时时倾倒出来。有一次在上海的时候，他晚上从爱玲那里出来，顺道到朋友熊剑东家，剑东夫妇和朋友在打牌，他坐立不安地在牌桌边呆了一会，想要啸歌，想要说话，想要把心底连电灯儿都要笑的狂喜喊出来，于是他又一路啸歌地回去了。这些洒脱、狂放与无以比拟的名士派头，深深地迷醉了不谙世事的爱玲。他虽不是全好的，可他的可爱是她的，他的洒脱是她的，他的或好或坏的地方都是她的，这让她感觉到从小到大情感天地从未有过的安稳与充实。生活又有小波折的别趣。爱玲有一次跟炎樱谈起，两个女性朋友之间会因为各自丈夫而存在难言的微妙关系。

橙红；倾城之恋（1944-1947）二、闺阁中执手(2)

貘(即炎樱)：妒忌这样东西真是……譬如说，我同你是好朋友。假如我有丈夫，在他面前提起你的时候，我总是说你的好处，那么他当然，只知道你的好处，所以非常喜欢你。那我又不情愿了……如果是你呢?张：我也要妒忌的。《双声》，《张爱玲文集》第4卷。
生活里真有这样微妙的心情出现。爱玲与兰成在一起经常要说起他们共同的朋友苏青。即便是在上海这样风气开化的地方，像苏青这样原本是大户人家的少奶奶，和丈夫离了婚，独白带着孩子办事业，在男人堆里争地盘的女人，还是多受非议的。爱玲很喜欢这个女同行——她们是双重同行，同为女性，又同为作家，她真心实意地表达她对苏青的喜好：“苏青的美是一个俊字。有人说她俗，其实她俊俏。她的世俗也好，她的脸好像喜事人家新蒸的雪白馒头，上面点有胭脂。”
《我看苏青》，《张爱玲文集》第4卷。胡兰成本是个少世俗戒律的人，觉得爱玲的评论很对，颇有同感，而且他认识苏青在爱玲之前，现在又有了爱玲好友这一层关系，于是更经常和苏青聚聚，到她家坐坐，谈谈对时局的看法，聊聊近况。有一次爱玲闲着无事去了一趟苏青家，恰巧胡兰成也在坐，三人对这不期而遇的相遇都显得十分尴尬，再作开化状的中国人也摆脱不了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因子。爱玲自然明白胡兰成在这里的原因，况且苏青又是这样磊落大方的人，她也喜欢看他在众人面前与跟她单独在一起不一样的样子。可是，在这一系列清醒的认识之外，她又感到心底有一丝莫名的嫉妒与委屈，虽然理智告诉她这一点她没有什么，但一个全心奉献的女子看到她牵挂的男子与另一个女子在一起，虽然明知道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社交，但心里酸酸的委屈却不是理智可以控制的。究到底，她不过是个恋爱着的寻常女子!爱玲说：“恋爱的定义之一，我想是夸张一个异性与其他一切异性的分别。”《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第4卷。
在胡张二人相得甚欢的日子里，兰成眼中的爱玲也未免不是被他夸张了的、与其他一切异性相区别的一个爱玲，她虽然绝对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但至少是这个世界上与别人不同的一个，同时由于对方的爱意，激起了她众多在众人面前无法展现的聪明机警与呆头呆脑，他愈发觉得她是这样的别致别趣。
在胡兰成的眼中，张爱玲是一个女孩子，她无论做什么事都是一副很专心，沉思的样子，连走路、拈一枚针或开一瓶罐头，她都一本正经，显得十分吃力，又不肯因不易而有一点迁就。可她这样稚气的女孩子居然接洽写稿的事两不吃亏，连用钱也预算得好好的。她处理事情有自己的条理，也有她的果断。张爱玲说一次路遇瘪三抢她的手提包，争夺了好一会儿没有被夺去，又一次瘪三抢她手里的小馒头，一半被抢落地，一半她仍然紧攥着。张爱玲把自己爱财的特点喜孜孜地当作大优点告诉爱人：她在钱财上总是两讫，凡事像刀截的分别，总不拖泥带水，她与姑姑分房同居，两人锱铢必较。自己也知道爱财在中国即使不算恶德、反正与美德也沾不上边，可她还是笑着，开心地对胡兰成说：“我姑姑说我财迷。”又告及兰成，她与炎樱难得一同上街去咖啡店吃点心，亦必先言明谁付账。炎樱与她有真正的同志之谊，在咖啡店喝咖啡，她有本领说得那犹太人店主亦软了心肠，少算她的钱，爱玲高兴地跟着她占便宜。爱玲觉得和炎樱在一起是真正同道中人：既有精神收益，又有物质收获。爱玲的爱钱如命，令胡兰成想起小时候正月初一用红头绳编起一串压岁钱，都是康熙道光的白亮铜钱，有一种家常生活喜气洋洋的感觉。
爱玲的种种新奇方法使胡兰成每每有大人发现小孩新学会一样本领的意外喜悦。俩人在共好的诗文上头是心会默契、深深沟通的，可俩人用的又绝不是同一样方法：爱玲看书，用的是小孩子直觉好恶的读书法，有时纯粹为了其中的好玩，她的点滴直觉往往恰能击中兰成用严整的逻辑军队攻克下来的一点推理，或者恰恰地完全吻合。比如爱玲对中国古典小说是极熟悉的，她喜欢《红楼梦》、《金瓶梅》、《海上花列传》，这些与琐屑平凡的生活靠得很近的书，往往会因生活的痕迹在这里找到投影的快乐。她甚至连《金瓶梅》里宋蕙莲穿衣搭配都清楚地记得，胡兰成问她里面秽亵的地方是否觉得刺激，她说没有感觉，她更喜欢其中诸如吃穿，人的一颦一笑、一言一举这些人情世故的日常细节。她还爱看小报，许多恶浊装腔的句子，和小报上常见的妙语——往往是不得意时的可怜语，爱玲一边笑骂，一边看，再开心地转述给胡兰成听。兰成觉得爱玲的性格中充满了令他诧异的转折：既然她与尘世中的恶浊这么自然地两分离，对待事物的眼光如小孩子般纯洁清净，可是她又不喜欢小孩，一般女孩爱亲近的小狗小猫她不近，连对小天使她亦没有好感。爱玲如此大俗，兰成也就不害怕自己一些离经叛道的想法会忤着她，于是胆敢说出《红楼梦》《西游记》胜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歌德的《浮士德》，爱玲却平然答道：当然是《红》、《西》好，当下两人都骇然，骇然不经意间能如此相通地语出惊人。
子夜歌里称恋人为“欢”，实在妥贴不过，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无论说什么平常的话，做什么平常的事、空气里都是欢乐的气息，内心充盈的也是这样欢乐的空气。爱玲与兰成两人执手相望，不说话也有万千情愫在流动。她喜孜孜地看着他，掩抑不住由衷的爱悦与欣慕，说：“你怎这样聪明，上海话是敲敲头顶，脚底板亦会响。”如此欢喜之下，又有幸福不胜把握的诧异与疑惑：“你的人是真的么?你和我这样在一起是真的么?”这种爱的痴问还必得要他回答，又有一种尴尬的喜悦。一次兰成听爱玲说旧小说里有“欲仙欲死”的句子，惊喜之下连声赞好，问她出在哪一部旧小说，她却奇怪地说：“这是常见的呀!”胡兰成却认为是她每每欢喜得飘飘欲坠，所以，糊涂到以为这样的形容是早有的现成语。
他们都没错，他们都糊涂了，幸福光环的投影使他们分不清了，历史?现世?现实?幻影?乱世中的相逢，太多浮游的情感，太仓促的生命，太急促的威胁，现在，“执子之手”，可是，能多久呢?苍茫的历史烟云中，多少有情人祈愿，又有几人能如愿?而况死生契阔，人世间由我们自己把握的事情又有多少?生死是太沉重的思考，不去想它，可眼前的这个人的承诺与相守又能比生死大关长久吗?“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一个太廖远苍白的梦啊!既然是个太寥远苍白的梦，就只好暂且撂开不管了，于是她写信给胡兰成，说：“我想过，你将来就只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她是想到婚姻上头，但胡兰成是这样一个有妻室，没有定性的人，她不知如何是好，也就只好退而求权宜之计了，依爱玲的性格，虽然说的是这样一句安静平稳无风浪的话语，在她内心的世界里，又怎可想见有怎样的惊涛骇浪风起云涌。张爱玲的文章惯会描画恻恻轻怨，脉脉情思，静静泪痕，就像她对兰成说的这一句忧怨百结的话。而她本人一贯的性格却全不是这样的哀怨悱恻，她是宁可像晴天落白雨。爱玲从来不牵愁惹恨，要么就是大哭一场，在这次恋爱以前，她一共只哭过两回。一回是她十岁前后，为一个男人，不知是讨厌他或喜欢他而失意，就大哭起来；又一回是在香港大学读书时，一年放暑假，仿佛是因炎樱没有等她就独自回上海了，她平时原不想家，那次却倒在床上大哭大喊得不可开交。生命里也就这样两次酣畅漓淋的落泪，现在人也大了，人又不是会缠绵悱恻的人，心里再多的愁怨遗恨，也硬是要用清峻淡漠的话把自己的情感给压回去，藏起来。她没有料到会遇见他，更没有料到遇到他时，已是使君有妇，但是既然遇上了，她是不会因为这些原因放手的，至于将来的政治风云变幻会不会牵连到她，她更是根本没有在意地思考过，就连是他已有妻室，她也没有想到要他离了她专归了她自己。在她，爱的境界就是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吗?”在他，一个美好的清俊的女孩子，就好像他倾慕欣赏的一句中国诗句、或一幅日本版画、或一尊朝鲜的瓷器，要是要的，可也就是在那里就是了，怎样的要舍了自己去融在一起，是名士派不可理喻的自我放逐，于是，他有妻室，有许多女友，乃至挟妓游玩。爱玲不吃醋，一派慷慨大方表现，在他更是两相宜，喜欢得了得，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儿女私情，高山大海，他两全了。
他没有想到要和爱玲结婚，爱玲也不会主动要求他和她结婚，可是人生的道路往往不依循个人意愿延伸的。因为他公然抛开家室在外别恋，他的夫人英娣大闹着与他离了婚，在他，这也是不情愿的，终究也只能这样了。离婚那天，胡兰成到张爱玲处告诉她，这个多情人不觉流下泪来，可爱玲并不同情他，她不是被人哄了陪人歌哭的人，她感情的清纯即是理性的决定：这个人是她的，他该和她在一起，至于其它形式的纠纷和她没有太大的关系。在这样的生活之流中，胡兰成与张爱玲无法逆流而上，惟有顺流而下，于是，水到渠成，1944年8月间，他们结了婚，是年他38岁，她23岁，差距是15岁。胡兰成考虑到时局多变，他个人前景叵测，为不致连累她，没有举行仪式，只写婚书为定，文曰：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上两句是爱玲撰的，一个女人对男人的终身托付；后两句是胡兰成撰的，一个男人对女人的盟言承诺，旁写炎樱为媒证。他们虽然结了婚，其实只是一纸承诺而已，他们都不是俗人，现实的诸种芥蒂对他们往往无大效力，他们各自依旧沿着旧日的轨道延伸，互相注意着不致因自己而使对方有不情愿的改变。爱流动在两人之间，尽管表面看来十分闲淡不在意。不管恋爱婚姻是怎样的模式类型，爱一个人到要和他(她)结婚的程度，终究是再严峻不过的考验。从此，两人同住同修，同缘同相，同见同知，生死契阔难料，惟有这一刻的“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是可以依恃的。
这一刻。静好。安稳。

橙红；倾城之恋（1944-1947）三、乱世中结缘(1)

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以后，外面的时局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日双方力量和气势的对比正发生着质的变化，从1941年开始的上海时钟的停滞又渐渐慢慢出现拨云见日的征兆。可是，对于爱玲这样政治意识极其淡薄，关注一己天地甚于关注外界风云的人而言，并没有感觉到这样的变化对她将是怎样的意味。“一个知己就好像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天性中最优美的部分来。”宋淇，《张爱玲语录》，载《永远的张爱玲》，学林出版社。〖ZW〗〗胡兰成算得上是张爱玲23年生命之旅中的第一个异性知己，以前虽也有炎樱、苏青这样相交颇欢的同性朋友，乃至像姑姑这样在观念作风背景诸方面都同辙的长辈，可那样的相知相守毕竟是不同的。一个你爱和爱你的异性发自肺腑的欣赏、理解与喜爱，有其它情感无法企及的强度，也有其它情感无法企及的深度，“一个人在恋爱时最能表现出天性中崇高的品质。这就是为什么爱情小说永远受人欢迎——不论古今中外都一样。”〖ZW()宋淇，《张爱玲语录》载《永远的张爱玲》，学林出版社。一个人在恋爱时所表现出的不一定是天性中崇高的品质，但必定是最真实的，来自思想和生命深处的念头举动，所以其新鲜活泼的生命力其它无法企及。和胡兰成在一起的爱玲，绝不是那个奇装异服包裹下不那么美丽、面无表情的冷漠下不那么可爱的才女，她挥洒个性中最自然的成分，和胡兰成在他们婚姻的天地里“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
爱玲极艳，但她的艳是壮阔的，寻常的事物到了她的手上都有石破天惊的威胁。她的人完全是理性的，但她的感觉又极其敏锐无限。对于事物观感的描述，胡兰成觉得自己是从爱玲处才得到校正，否则可以说不准确的地方是夸张，准确的地方又贫薄不足，人说夫妇如调琴瑟，而胡兰成是由于张爱玲才得调弦正音。两人谈音乐，胡兰成告诉爱玲他在香港的时候买了贝多芬的唱片来听，听了觉得不喜欢，因为贝多芬有乐圣的盛誉，就只好怀疑起自己来，于是就天天克己地刻苦放来听，努力要使自己懂得它为止，兰成说这话一方面是告诉爱玲自己对于音乐的努力追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知道爱玲是9岁起学钢琴到15岁，想必她对钢琴是有着很深的怀念与理性的，不料她却说她不喜欢钢琴，这一句话使胡兰成若有所失，可是又爽然畅快，仿佛解了心头的一个大疑惑。同时对于他从中学以来就不屑的京戏绍兴戏流行歌等民间艺术样式，又因为爱玲的指点而明白了它们的好处。《大学》里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兰成觉得在爱玲处才有了真正的自己，这个自己不一定是成功伟大完美的，却是“诚其意不自欺”的真实本体。他们在对方的瞳孔里发现了自己。
他们谈的最多，最有共鸣的还是他们同好的文艺，在胡兰成爱的眼睛里，爱玲对于文学的领悟更加贴近那一刻的生活，玲珑剔透，鲜活伶俐，壮阔无私，两人并坐同看一本书，那书里的字句便像街上的行人只和爱玲一个人打招呼，可是，兰成还是很高兴和她坐在一起谈经论诗，乐趣得很生活化。读《诗经·大雅》，爱玲这样的人未必很喜欢《大雅》，可她还是叹服其文字的优雅简洁，有一篇只念了开头两句：“倬彼云汉，昭回于天”，爱玲一惊，说：“啊，真真的是大旱年岁。”又《古诗十九首》念到：“燕赵有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她诧异道：“真是贞洁，那是妓女呀!”又同看了《夜歌》：“欢从何处来，端然有忧色。”她叹息道：“这端然真好，而她亦真是爱他。”因为爱玲，胡兰成才明白以前有很多地方并没有真正看懂这些流芳千古的笔墨文字终究好在何处，所以怀着更大的兴趣和她一起探究这些文字，中国文字是感性而直见性命的，所以与爱玲这样领悟生活的人无隔。两人看《诗经》，这里也是“既见君子”，那里也是“邂逅相见”，她很高兴，说，“怎么这样容易就见着了!”于是又联想到庚信的赋：树里闻歌，枝中见舞，恰对妆台，诸窗并开，遥看已识，试唤便来。
读着这样的诗赋，想想两人不期而遇的“既见君子”，推而广之，看看窗外，整个上海在云影天际里也是这样的相望相识，即便和中国传统文明泾渭分明的现代西洋文明，只要像他们这样通过谙熟人情世路去揣摩之，这种熟悉与理性也是“试唤便来”的。和爱玲在一起谈的文学，这文学都是在生活里可以寻觅到的。汉乐府里描写有个流荡在他县的人，逆旅主妇给他洗补衣裳，“夫婿从门来，斜倚西北眄”，两人念到这里，她就笑起来道：“是上海话眼睛描发描发。”再看底下时却是：“语卿且勿眄”，爱玲诧异起来：“啊!这样困苦还能滑稽，怎么能够!”两人把它读完：“语卿且勿眄，水落石自见，石见何磊磊，远行不如归。”对困苦撒娇生气，是一贯的汉民族滑稽而非幽默的秉赋，爱玲与之相通，故能读懂它的灵气。
爱玲于生活的细微处探寻着人生的真义，这种思路冲击着胡兰成，往往于微言处看大义的思路，令他叹为观止，认为自己以前的认识不如爱玲，其实这正如泾渭两河各有其流向，并无确定的对错之分。爱玲这样的思路也是由她自己的家族背景和人生际路决定的，她看惯了繁华，也经历了苍凉，所以她依偎物质世界的实在形态；她追逐人情世故的细枝末节，她关注心灵变迁的细微感受，男欢女爱，社会小相，家庭衣食中的心情与哲理，这些是千百年历史千百代人物不变的经历，她觉得这些是可靠的依据。她看到了钟鸣鼎食簪缨之族的无奈落没，使她更在意她去注意比繁华和绚烂更持久可依恃的细节。繁华和绚烂是会过去的，平静踏实的人生却历久不息，正是在这样的人生基点上，她选择了她渴望的情感与人生，细节虽然琐碎而不稳定，可是除此以外，也别无所恃。爱玲对自己的贵族家世怀着一份难言的依恋与割舍不断的情愫，可能因为身历其境，她又并不觉得那有多好，人生伊始的经历反而给了她虚无化的指向。但是，寒门出身的胡兰成对她的贵族门弟却颇以为傲，再加上才子式的狂放和对爱玲本人的爱悦，他把爱玲细细看护，真仿佛是高门深闺的千金一样，轻易不让她与人见面。一般的朋友他是不让他们见爱玲的，比如他的宇垣君朋友想见爱玲，他答曰不可以招致，往见亦还先要问过她；和他很要好的朋友熊剑东几次宴请张爱玲，要他陪同去见她，都被拒绝了；惟有一个他的日本上司池田见过爱玲，可是对于他们的见面，他在旁边也是如承大事。池田后来告诉胡兰成他的感觉：炎樱可作他妹妹，而张爱玲可作他姐姐，比他更是大人。张爱玲是个对种种禁忌界限没有太多社会化感受的人，只是凭着生活的触觉感悟人性与人生。她说池田人是好的，而又直言说日本的流行歌很悲哀，仿佛有日本将亡的悲凉。这些话是对胡兰成说的，胡兰成与池田交情甚笃，所以极有可能被池田知道，但爱玲是不在意的。倒是胡兰成十分小心，没敢把这些话告诉池田。爱玲不会因为民族国家的见隙而阻碍自己去感受一个真实的人，可以说她极端感性，另一方面也极端理性。兰成觉得，日本人池田也并没有从她那里受到否定性影响，也没有得到肯定性鼓励。就是人与人最常见的交际而已。独特的人定是独立的。胡兰成与张爱玲在一起论古道今，谈天说地，作为女人，她因崇拜而快乐，对兰成服从依顺；可在思想上并不会轻易投降，并不会因崇拜的缘故而改变自己的主意。胡兰成时时信口开河地发一通议论，随又想想不对，便与她说：“照你自己的样子就好，请不要受我的影响。”她笑道：“你放心，我不依的还是不依，虽然不依，但我还是爱听。”她这个人是天道无亲，可是又正因为没有偏心的天道无亲又产生另一种亲切。她的亲切，就在类似以下这样细微的感受中——一日清晨，两人步行同去美丽园，大西路上树影车声、商店行人、爱玲心理喜悦，对胡兰成说：“现代的东西纵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们的，于我们亲。”这种对生活亲近的态度给了她创作的不竭流泉，看爱玲的文章，只觉得她甚么都晓得，其实她真世事经历得很少，好像是这个时代的一切自会来与她交涉，好像：“花来衫里，影落池中”，所以兰成称爱玲为“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
两人都是独立不依的人，也正因为独立，不谋而合的共通倒更弥足珍贵。两人同看日本的版画，浮世绘，朝鲜的瓷器及古印度的壁画集，在爱玲片言只语的指点中，胡兰成心领神会。爱玲的文章里描写民间小调里的鼓楼打更，有一统江山的安定；用全写衣裳不写时代环境的笔法写历史流程中的人们，使传统文明与当下生活照胆照心。胡兰成是能看懂爱玲的用意的，他说：爱玲自己便是爱描写民国世界小奸小坏的市民，她的《倾城之恋》里的男女，漂亮机警，惯会风里言、风里语，做张做致，再带几分玩世不恭，益发幻美轻巧了，背后可是有着对人生的坚执，也竟如火如荼，虽像白日里的火山，不见焰，只见是灰白的烟雾。他们想要奇特，结局只平淡地成了家室，但是也有着对于人生的真实的如泣如诉。兰成对张爱玲的诸多小说都有一己的见解，可谓知音，也不枉爱玲初相识时的一句赠言：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是一首悲哀的诗，在爱玲关于爱情经典式诠释的《倾城之恋》中，得到了最真实的人生注解——“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的。”胡兰成给爱玲带来的最大的快乐，也就莫过于做平凡夫妻的快乐。
一日午后好天气，两人同去附近马路上走走。爱玲穿一件桃红单旗袍，兰成夸她好看，她道：“桃红的颜色闻得见香气。”他爱看她穿一双鞋头鞋帮绣有双凤的绣花鞋子，是在静安寺庙会上买的，穿在她的脚上，线条非常柔和。女为悦己者容，她知道他喜欢，所以他每从南京回来，在房里她总穿这双鞋。平凡的夫妻难免俗气的，这世上踏实有用的是俗人，要做平凡夫妻，俗气也是一种快乐。爱玲的书销路很好，稿费比别人高，不靠兰成养她，可又很高兴他给了她一点钱，当即去做了一件自行设计的皮袄，式样很宽大，她心里欢喜，因为世人都是丈夫给妻子钱用，她也要，如果对照她在《童言无忌·钱》里的话：能够爱一个人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童言无忌》，《张爱玲文集》第4卷。也可见她对丈夫胡兰成爱的深度。这样一个独特的女人，虽然在思想上是独特的，可是做平凡女人的举动，她也都要。两人同去看著名朝鲜舞蹈家崔承禧的舞，回来时下雨，从戏院门口叫了一辆黄包车回来，她像恋爱中的小女孩般坐在他的身上，在雨篷中的小天地中，他抱着她长大的身体，虽觉得诸般不适，难忘的是做夫妻的实在感觉。

橙红；倾城之恋（1944-1947）三、乱世中结缘(2)

在相爱的人眼中，爱人不仅是现实，她(他)更是梦幻寄予的地方，夸大她(他)的好处是爱情重要的一部分。胡兰成与张爱玲结婚以后，在近距离处益发清晰地看到了爱玲的可爱。有时晚饭后灯下两人好玩，挨得很近，脸对脸看着。她的脸好像一朵开得满满的花，又好像一轮圆得满满的月亮。爱玲做不来微笑，要么就是完全无保留的开心，眼睛里都是满满的笑意。他当然亦满心里欢喜，认为她是这样的美，抚着她的脸，说道：“你的脸好大，像平原缅邈，山河浩荡。”她开着情人间的玩笑：“像平原是大而平坦，这样的脸好不怕人。”于是她对他说《水浒》里描写宋江见玄女，他央她念，她念道是：“天然妙目，正大仙容”八个字，翌日，他与她说：“你就是正大仙容。”因为上句他未记住，央她又念了一遍，多普通的情人间百玩不厌的夸张游戏。还有一次，他想要形容爱玲行坐走路，总口齿艰涩，她就代他说道：“《金瓶梅》里写孟玉楼，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他觉得“淹然”两字真是好，要爱玲说来听听，爱玲道：“有人虽见怎样的好东西亦水滴不入，有人却像丝绵蘸着了胭脂，即刻渗开得一塌糊涂。”他又问她两人在一起时如何，她媚然答道：“你像一只小鹿在溪里吃水。”她对他也是这样，她喜欢在房门外悄悄窥看他在房里，并写下：他一人坐在沙发上，房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外面风雨琳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连他的姓也是好的。她说：姓崔好，我母亲姓黄亦好，《红楼梦》里有黄金莺，非常好的名字。张字没有颜色气味，亦还不算坏。比如姓牛就很难听，胡姓很好。兰成告诉她：胡姓来自陇西，称安定胡。上代也许是羌，羌与羯氏鲜卑等是五胡。爱玲道：“羌好。羯很恶，面孔黑黑的。氐有股气味。鲜卑黄胡须。羌字像只小山羊走路，头上两只角。”真是欲美之，何患无辞。现实中，爱玲因为时时疑心自己对兰成的爱是不是太强烈了，所以总力图在历史文学典藉中寻找痴情女子的佐证，就好像看见自己的影子一样放心而快乐。对《步非烟传》里与情人“生及相亲，死得无恨”的姑娘，《会真记》里的崔莺莺，《长恨歌》中的杨玉环，《飞燕外传》里的赵飞燕，都一洒同情之泪。和兰成坐在一起，爱玲只是一刻不停地缠绵地看着他，用手指抚着胡兰成的脸，说：“你的眉毛。”抚到眼，说：“啊，你的眼睛。”抚到嘴，说：“你的嘴，你嘴这里的涡我喜欢。”轻声叫着：“兰成，兰成。”胡兰成从不当她面喊“爱玲”，都喊她全名。张爱玲偏要他当面亲切地叫她的名字，胡兰成无奈，只得唤一声：“爱玲”，她又惊又喜地答应：“啊?!”
不仅是做平凡夫妻的感觉是实实在在的，动荡时局惘惘的威胁也是同样实实在在。走在叛国离民的路上，胡兰成时时感到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大限越逼越近。夏天一个傍晚，两人在阳台眺望红尘霭霭的上海，西边天上余辉未尽，在云烟遥远的映衬下，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联想到许多人包括他们自己的命运，觉得谈平安是太奢侈的事情，“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平安。”可是这就近的平安已在破坏中，两人都有些伤感，说起汉乐府里的诗句：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喜欢。
爱玲听了兰成的忧虑大感震动：温情再脉脉也逃不开这残酷的现实。她说：“这口燥唇干好像是你对他们说了又说，他们总还不懂，叫我真是心疼你。”又道：“你这个人嗄，我恨不得把你包包起，像个香袋儿，密密的针线缝了好，放在衣箱藏了好。”天真的爱玲，时至当时，她还是对胡兰成一腔柔情，如果爱人罹祸，她就只是疼惜，也不去管究竟为何要受苦受罚，理智的评判在情感的天地里是如此的软弱。兰成又安慰她：“我必逃得过，惟头两年里要改名换姓，将来与你虽隔了银河亦必定找得见。”爱玲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爱玲这时还是很放心地以为，既相爱，海角天涯有何干?随即她进房里给他倒茶，她拿茶出来走到房门边，他迎上去接荼，她腰身一侧，喜气洋洋地看着他的脸，眼睛里都是笑。兰成说：“啊，你这一下姿势真是艳!”她道：“你是人家有好处容易得你感激，但难得你满足。”真是一语道破兰成心机，可她是无心的，她的心中只有爱悦。她等在他旁边等他吃完茶，又收杯进去，心里依旧喜之不尽。对于爱玲，这一句话仅是爱娇的情语，但不幸恰恰道中了事实的症结：天下男人“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者难有几何!易得感激，难得满足!让他们连平凡夫妻也做不成的原因不全是动荡时局的惘惘威胁，而更在于爱玲无意中道出的，这个男人，或许是天下大多男人，人性中的阴影。
太阳底下无新事。因为：变的是时事，而人性亘古。

橙红；倾城之恋（1944-1947）四、天地间放生(1)

其实，在张爱玲与胡兰成于1944年结婚的时候，明智的人一眼就可看出婚书上的“现世安稳”已成了一纸空文，中日之战最后的结局，已如晴天东方的红色霞光，趋势分明。胡兰成是个聪明人，可是他的政治野心冲淡了他聪明的思维，虽然明知命运不保，他还是继续行进在离国叛民的羊肠小道上。1944年11月汪精卫的死亡使汪伪政府这靠不住的冰山彻底碎为冰屑，胡兰成在上海和南京也已没有立足之地了，在他的日本主子池田的斡旋活动下，胡兰成离开上海去了武汉，主持《大楚报》事宜，实际上是让他在这块日本人残剩的控制地盘上掌握实权，他梦想着在日本军事武力翼护下创立“大楚国”。他爱江山，他也爱美人，暂时离开张爱玲的他，在武汉的汉阳医院，很快地又迷上了一个年轻貌美的护士周训德小姐。这个只有17岁的少女，论才华论地位，都不可能与张爱玲相比，可是年轻和貌美这两项对于胡兰成这样的性情中人而言，就足以构成所有理由。在武汉，他与周小姐厮混在一起，要讨女人的欢心对于他是易事，爱玲这样慧眼的人尚且如此，更别提一个年轻涉世未深的少女。在武汉的那一个温柔乡中，他偶尔也想过有些对不起张爱玲，“憬然思省”，可是人性深处的贪欲太大了，难得满足，就算把外界的诱惑除掉，实际上在意念上他也无法把自己拉回头，于是只好找一些借口，以搪塞爱人，更欺骗自己。
1945年3月，胡兰成回到上海与张爱玲住了一个多月，把他在武汉的这件事情告诉了张爱玲，爱玲内心是伤心而嫉妒的，但她保持住了表面的平静，她仍相信丈夫对她的感情，对她许下的诺言依旧是真的，在这样的自信下，她没有急迫地要求胡兰成离开周训德，而是要求丈夫能在自己与周小姐之间做出选择。有多少昨日的欢声与笑语，又有多少谈经论道的默契微笑，一切历历在目，她当然认为丈夫的选择肯定是她。可是在感情的领域里，可以说爱玲是极其幼稚的，她没有看清胡兰成的为人，不能说胡兰成不爱张爱玲，可是对于一个放浪的才子，这样的推理是不存在的：他爱张爱玲，他就不能再爱别人。回到武汉后，他依旧和周训德在一起，选择的事情他完全没有考虑。胡兰成为了说明自己的爱情观，曾举了一个少年时代的例子：“记得十一二岁时我住在娘舅家，傍晚父亲从三界镇弯过来看我，带有金橘，都分给娘舅家的小孩，惟我无份。我心里稍觉不然，但也晓得要大方。及后跟父亲上楼，他却取一只红艳艳的大福橘，原来是专为留给我的，这可拿来比方我待爱玲。”爱玲也不是不明白这一点，可是她能忍受漫长的等待，等待兰成对她爱的最后赐与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无条件投降，中国光复了。“满洲国”、南京“国民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等傀儡政权统统解散。武汉的胡兰成无路可走，在日本主子的幕后指使下铤而走险，策划所谓的“武汉独立”，13天后即告失败，落荒而逃，他成为国民政府通缉的要犯。他逃回上海在张爱玲处住了一宿，便仓皇逃难，开始了他后半生持续至终的流亡生涯。胡兰成的身边总少不了女人，在逃亡于杭州一带时，他化名张嘉仪，与一个斯姓大户人家的姨太太范秀美以夫妻名义逃到温州同居，躲过别人的注意。张爱玲身在上海，心却一直牵挂着落难他方、生死未知的胡兰成，从胡兰成的一个密友那里了解到他的去向后，她单身一人，于1946年2月从上海到温州去找他。抗战中的时局，虽然是派系林立，政系纷争的局面，说起为日本人效命的汉奸，正气之人都是不齿的，如今抗战彻底胜利了，这些人就更明确地成为全民族的叛徒与敌人，爱玲从上海到温州，走着陌生的路，看着陌生的人，心中的担忧、担当的风险也就可想而知了。
胡兰成没有想到爱玲会来找他，更没有想到她能找到他。夫妻患难相从，千里迢迢只为一聚，真情实感的平凡夫妻理当如此，然而胡兰成觉得他与爱玲不宜如此世俗做法，他眼中的爱玲依旧是流着贵族血统的小姐，他与她只宜在没有背景的封锁中相聚。时过境迁，人已非昨日之人，情也已非昨日之情了。他还是怜惜爱玲的，不欲拖累她，他觉得不敢受她如此厚意，可男子的盛气又使他不肯示弱，于是佯装发怒，粗声粗气地骂她：“你来做甚么?还不快回去!”他安排她住在公园旁一家旅馆里，因怕警察要来查夜，他不敢在旅馆里过宿，只在白天去陪她。两人结婚虽也两年，但聚少离多，平常恋人般的耳鬓厮磨是不多的，因为现在无法到外面多走，只能整日闺房相守。爱玲心中对兰成小周之事尚有不满，兰成心中担忧未来，也担忧如何将这范秀美的事情向爱玲交待，两人各怀心事，亲热里便有些生分，如同宾客相待，贫贱夫妻打骂也是爱，像他们是做不到的。担忧、间隙，不满与危机都被深深地隐蔽起来，只把笑容挂在脸上。两人并枕躺在床上说话，脸对脸四目相视，她眼睛里都是笑，面庞像大朵牡丹花开得满满的，一点没有保留，忽闻窗外牛叫，两人听见了，像两个小孩面面相觑，诧异发笑。两人也说了一些别后的事情，两人相聚相守本没有太多功利目的，所以那些有关朝代变迁，身家性命，命运前途的事情反倒不那么重要了，爱玲想，只要她爱的兰成还是爱她的，这个世界就是妥贴的，可是她的错误就在于她爱的胡兰成并非是这样专一深情的。爱玲住着的那个旅馆后面是个小公园，有树有草，有牛叫，也有乌鸦叫，胡兰成笑对爱玲说：“我在逃难路上总遇见乌鸦当头叫，但新近看到书上说唐朝的人以乌啼为吉，主赦。”爱玲道：“今晨你尚未来，我一人在房里，来了只乌鸦停在窗口，我心里念诵，你只管停着，我是不迷信的，但后来见它飞走了，我又很开心。”她说着又笑起来。因为爱玲不喜欢公园，所以他们一起去逛逛小街。小街里一家作坊用机器锯木，发出非常大的响声；另一家木匠店里两个木匠拉锯，一拉一送，门前日色悠悠，好像与邻坊的机器锯板各不相联，亦彼此无碍，于是想起这几天两人一直一起研读《圣经·旧约》里的《士师记》，兰成说：“这倒像《士师记》里的各人任意而行，也拜上帝，也拜偶像”，爱玲亦觉得滑稽好笑。红尘男女的愉悦就在这不经意的心会，爱玲对此无限依恋，她对兰成说：“我从诸暨丽水来，路上想着这里是你走过的。及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你就在那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宝珠在放光。”如此深情的表白中，这个不专情的男人只有默而不答，白蛇娘娘要报许仙的恩尚且报之不尽，男儿受红粉之恩，又何以为报?报答尚且搁之不论，选择的事却就迫在眼前。又有一次两人在曲折的小巷里游逛的时候，爱玲提出心中一直存有隐患的小周之事，要他作出选择，兰成推托不肯，他对她说：“我待你，天上地下，无有得比较，若选择，不但于你是委屈，亦对不起小周。人生迢迢如岁月，但是无嫌猜，按不上取舍的话。而昔人说修边幅，人生的烂漫而庄严，实在是连修边幅这样的余事末节，亦一般如天命不可移易。”后半句话语意含糊，就像他含糊不清的情感，大体是说他要兼爱，不能取舍。爱玲明白他的意思，如果是同性，他们可以做知己，可是他们不但是异性，还结了情缘，如果不排她，那么除非是没有感情了。她怀着委屈爱人的怜惜柔声道：“你说最好的东西是不可选择的我完全懂得。但这件事还是要请你选择，说我无理也罢。”对他的答案她已没有太大的信心了，她只好第一次作了这样的诘问，这是违背她一贯为人处事的常理的：“你与我结婚时，婚贴上写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兰成搪塞说：世景荒荒，其实我与小周有没有再见之日都不可知，你不问也罢了。爱玲道：“不，我相信你有这样的本领。”其实并不在于日后会如何，这谁也难以预料，外因的变迁只是表象，内心的意愿是没有界限可以阻拦的，爱玲深深地明白这一点，胡兰成不肯作选择，不肯给答案已经说明了一切，她叹了一口气，道：“你是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尽管如此，也不能全然否定胡兰成的为人，如果真是轻薄之徒，逢场作戏，他完全可以随口答应一声，小周又不在场，将来的事更难期料，但他有才子的狂放，也有君子的守礼：他对周小姐也是信誓旦旦要给她安稳，君子之交，死生不贰，焉能如此轻薄?况且他心中自认为对爱玲的爱是绝对的，不可比较的，就像十一二岁的时候父亲单给他红艳艳的大福橘。情至深，伤至痛，爱玲是不会在人前垂泪的，可是再强的女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不流泪吗?不单是周小姐的障碍，还有眼前的这个范秀美，开始的时候，张爱玲想都没敢想她是胡兰成新交的情人，可是渐渐也看出了端倪。

橙红；倾城之恋（1944-1947）四、天地间放生(2)

一日清晨在旅馆里，胡兰成倚在床上与爱玲说话良久，隐隐腹痛却自忍着，后来范秀美来了，他就向范诉说身上的不适，分明秀美是他的亲人，而这个千里迢迢冒着风险来看他的妻子倒是被生分在外了。爱玲以胡兰成妹妹的身份到胡兰成与范秀美同居的地方去，在柴间一样的房里，三人说话儿，爱玲看看那房，看看秀美与胡兰成，心中的隐痛只有自己知道，谈至深夜，她还是一个人住到那旅馆里去。在她住的旅馆里，爱玲给范秀美画像，她很大方地对胡兰成说：“范先生真是生得美的，她的脸好像中亚西亚人的脸，是汉民族西来的本色的美。”范秀美坐着让她画，胡兰成立在一边看，她勾了脸庞儿，画出眉眼鼻子，正待画嘴角，胡兰成为三人的安稳与平衡高兴得正要赞扬她的神来之笔，她却忽然停笔不画了。秀美去后，爱玲向兰成诉苦衷：“我画着画着，只觉她的眉眼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不惊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你还只管问我为何画不下去?”言下不胜委屈。爱玲一向是一副独立的大人样，所以胡兰成也没有想到要去安慰她，对于她愁怨的言容，他总是诧异多于爱怜，此乃是清醒聪慧独立女子的吃亏处。张爱玲在温州和胡兰成，还有他的情人范秀美一起呆了20天。胡兰成说他的感觉好像《红楼梦》里睛雯被撵至外头，见宝玉竟来看她，只恐亵渎闪失了，宁愿催她早日回上海。其实是他见事情穿帮自觉有违爱玲一片赤诚之心，所以十分尴尬难处而宁愿爱玲早早离开。爱玲却一股真心地留恋，她本来还想多住些日子可是等下去没有盼头，她的宝哥哥永远不可能对她说：“妹妹，你放心，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他不肯，他要兼得兼爱。经过这么多缠绕纠葛，爱玲总算明白了这一点。临行时，张爱玲对胡兰成说了寥寥几句伤心的话： “倘使我不得不离开你，不会去寻短见，也不会爱别人，我将只是自我萎谢了。”
怀着一颗失落孤独的心，爱玲回到上海，而后，给胡兰成去信一封：“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撑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涕泣久之。”知道他在温州生活的艰苦，她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钱来随信寄去，并叫他不要忧念挂记她。
从1947年2月间开始，以张爱玲的姓化名在外的胡兰成境遇有所好转，他给爱玲的信中逐渐又显露出他从前张扬的个性来，可他已伤透了爱玲的心，从前吸引她迷醉她的地方如今正成了令她伤心嫌憎的地方，她回信道：“我觉得要渐渐地不认识你了。”5月份的时候，胡兰成又去信告诉爱玲他的近况，他新近结识了刘景晨先生，在温州大约可以站稳脚跟，且又与梁漱溟先生通信得到他的赏识，将来定有机缘再出中原，虽然因怕邮信被检查叙事用的是隐语，看着这样的信，想着一年多前在温州时的所见所闻所语，不禁悲从中来，所幸他已脱险境，别亦无所求了。
于是1947年6月10日，胡兰成收到了张爱玲寄给他的最后一封信。兰成这样率性的人当然没有预料到自己的言行给爱玲带来的伤害，更没有预料到爱他的爱玲会作出这样坚决迅捷的反应，他看到这绝交信的第一句，即刻好像青天白日里一声响雷，但他内心宁静清楚，他知道这一切是因为什么。爱玲写道：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信里所说的小吉，是小劫的隐语，这些地方可见患难夫妻的真情。如今亮烈决绝的绝交信，又有谁知这背后浸润了爱玲怎样流泪的眼与破碎的心?信中她还附了30万元给他，是新近写的电影剧本《不了情》《太太万岁》的稿酬，胡兰成流亡在外近两年，爱玲寄钱给他维持生活，从未间断接济，最后一次也是如此。要尽一个妻子的责任是次要的，爱玲不是一个责任感如此强烈的人。归根结底，是她爱他，怜惜他，可他不惊悔，不肯专一地托付于她。为了不使自己落到雾数不清的地步，她只好自卫了。
这是张爱玲第一次要主动抓捏一点人生中可依靠的什么，可她抓不牢，于是她只好聪明地先撒手了。
胡兰成对于爱玲与他绝交，当然是不情愿的，他知道她的好，对于好的东西，他都要兼有的。以前他们一起在温州小巷里游逛时看到旧式床柜上美丽的雕刻，胡兰成就想用钱即刻把它买下来，朝晚连睡觉吃饭是也摆在眼前，而爱玲却一点也不想要，只要想看的时候能看到就可以了。胡兰成不愿爱玲离开他，但他理解她思想的清贞坚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是无法左右她的，只有接受这个事实，可他心里是痛楚的，像他从丽水到温州时上滩下滩的船，只觉得船肚下轧，砾砾擦着人生的河床，这种苦楚是分明锐利得几乎要使人迟钝的，爱玲与他分手的痛楚使他更加发奋地写《山河岁月》，他依旧得感激她。
胡兰成知道爱玲一语既出的认真，而且他也没有资格去找她，他永远都不可能对她要求的选择作出答案。他没有奔走去寻爱玲，夫妻分手，总有一方要作挽留，为了不自异于众，过了两天他写了一封信给她的女友炎樱。信里说：“爱玲是美貌佳人红灯坐，而你如映在她窗纸上的梅花，我今惟托梅花以陈辞。佛经里有阿修罗，采四天下花，于海酿酒不成，我有时亦如此惊怅自失。又聊斋里香玉泫然曰：妾昔花之神，故凝，今是花之魂，故虚，君日以一杯水溉其根株，妾当得活，明年此时报君恩。年来我变得不像经常，亦惟冀爱玲以一杯水溉其根株耳，然又如何可言耶?”牵强附会的词赋，已掩盖不了事实残酷的本来面目，炎樱当然没有回信，兰成也知道她是不会回信的，这封没有回音的信，仅像电影结束时银幕上那个清晰眩目的“完”字，没有实质内容，仅是一个宣告而已，宣告一切悲与喜，乐与忧，繁华与素朴都已成了过去，被凝成了岁月长河中的一颗不起眼的水滴。对于两个剧中人而言，这颗水滴曾经，曾经让他们看到了整个喧哗的世界。
胡兰成后来说：爱玲是我的，不是我的，也都一样，有她在世上就好。才子事后的狂言原也不太足信。
可爱玲确是这样的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中国成语里概括得太深邃的悲剧性格。
天地中的万物生灵有多少被囚禁，被羁笼，他们可以属于你，可当他们身心分裂而为你拥有时，你实际上并没有拥有。放生吧，相信离去的那个人仍爱着自己，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幸福，是放生的幸福。
放生，也被放生。
被放生，而使自尊得以存活，一个表面冷淡内心热情的忘情了的女人最后一点可怜可叹的自尊。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切实地想抓住生命中可把握的一些东西，可还是得放弃。回头来看张爱玲的一生，她的一生只是在放弃，一生为求自尊而放弃会伤害的事物，放弃了父亲的家，放弃了最初的爱恋，最后，连生命的欢愉也统统放弃了。
放弃的过程是凄惨而黯淡的，可在放弃之前也曾是热烈而眩目的得到与拥有。与胡兰成的这一段爱恋，是爱玲暗色生命中难得的一点反衬，是刺激而眩目的，就像小时候自己给姐弟俩的卧室墙壁所画的橙红色背景。虽然妈妈告诉她画图的背景最避忌红色，因为背景看上去应当有相当的距离，而红的背景总觉得近在眼前，于绘画是不那么适宜的，可爱玲还是愿意选择这不甚适宜的橙红背景，连画小人也喜欢给它画上红的墙，是为了温暖而亲近的感觉。
这次恋爱与婚姻，就像儿时房间那不适宜的墙，橙红色的，刺激眩目热烈，虽不那么恰当，可它是仓促苍白的生命中少有的温暖与亲近，抗拒不了的温暖与亲近，太难抓牢的温暖与亲近。

深赭；无奈的作别（1949-1952）深赭：无奈的作别(1)

(1949—1952)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上海，这个全国最大最繁华的城市；这个欧美在中国最后的盘踞地；这个多少官僚名流云集经营的华丽水晶宫，面临着一场巨大的变革，人们在薰香温室中已呆得太久了，露出脸来，几多茫然无措。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即将到来，人们都这样想；该怎么办呢?却谁都不知道!最光明畅达的道路在哪里?走一条路，但不是任意哪一条，在这纷纭的历史场景中，每个人都选择他(她)自己认为最正确的一条路走。可是真正确吗?别人怀疑着，自己也怀疑着。
那些曾在上海遮云挡月、不可一世的国民党的官员们仓皇不可终日，纷纷出渡，在台湾，他们作张作致，梦想着重新营造昔日的欢乐洋场；未能出渡的人们感受着生命无着落的强烈担忧，他们茫茫然，也惶惶然，恐惧迎接自己的不知将是怎样的命运；一般的小市民也在揣测中等待命运的宣判，是福?是祸?不管是福还是祸，不是大福便临大祸，时代的冲击力如此巨大，倾巢之下，安有完卵?不担心是不可能的，时代如轰鸣的五四列车，浩浩荡荡地冲了过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成了它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是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只感到模糊的恐怖。在模糊的恐怖中，人们默然，茫然，只有等待，等待时间给他们揭开这生命变化的答案。张爱玲也在等待中，虽然等待是这样无着落的烦心，虽然不是没有离开这烦心地的机会，但是，她是这样喜欢中国脏乱喧闹中可爱的月夜；她是这样亲近上海圆滑世故中踏实安稳的人生，她更愿意留在这里，上海，这个与她生命最熨贴的地方。
上海解放了，解放——从禁锢到解禁的过程，最大最难的解放在精神。生活的各个角落，每个毛孔都必须承受这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先的是非曲折必须完全倒个，完全更替，更迭浪潮中的人们照例茫然失神，惴惴不安地度过一个白天与黑夜。所幸，这样情绪低落的气氛持续时间并不长，历史很快翻开新的一页。共和国百废待兴，上海，这个开埠历史悠久，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城市是全国建设棋盘上一颗顶重要的棋子，共产党把这颗棋下得又快又精彩，人们很快就发现了新时代的新答案：每个人都有一试身手的舞台。旧社会生活在底层的人民百姓真正翻了身，和以前的主人一起平等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甚而成为他们的“主人”，人们空前兴奋，到处是宣写欢乐的红旗标语，到处是歌唱喜悦的敲锣打鼓扭秧歌。
在窗外热火朝天的生活中，屋内的张爱玲依旧保持着生活的平静安宁。前几年所遭遇的政治风波依然让她心存一丝隐忧，但她又想：我是一个靠写作为生的作家，没有担任什么社会职务，职业文人以写作为生，以读者为上帝，在职业道德上心怀坦荡，理直气壮。依恃这最后的心理屏障，她依旧坦然地和姑姑住在一起，同时也用新奇的眼光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变化着的世界，思量着如何将之形诸笔墨。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当时在上海一家电影公司任职，爱玲写作之余，经常和姑姑一起到电影院看电影，见了熟人点头微笑，不多喧嚣应酬，性格、生活一如从前。有时姑侄俩人到书店淘淘旧书，回家翻阅，她们淘到一本《大卫·科伯菲尔》的英文原版书，在几个朋友间相互传阅。外面的天地已发生了翻山倒海的变化，但她们一贯的舒适惬意还没有沧海成桑田。在这样宽松自如的环境中，爱玲心中的一丝隐忧逐渐被拨开了，作家的本能，她想拿起笔来写一点东西，人们现在真的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吗?她想记录下自己眼中的历史真实。
人们在政治上不可思议的狂热，左翼作家对民生疾苦模式化的揭露写作，爱玲心里是诧异而不敢苟同的。张爱玲对政治不感兴趣，也天生没有政治头脑，总觉得那是太大的事情，跟她眼中的百姓生存之间隔着层楼高阁，隔着千山万水。而且，政治使人发烧、狂热、失去理智，爱玲是一个坚贞决绝、理性为上的人，她爱清静和冷静，不喜热闹和狂热，尤其是政治上的。从小浸渍其中的家庭历程给了她潜意识中对待政治的态度：她那浓墨重彩的家族不正是在与政治多年的牵牵绊绊之中，戴着绚目辉煌的光环走过来的么?最后有什么呢?只有颓唐的后裔，无尽的苍凉。父亲、母亲、弟弟，儿时的玩伴，家族里德高望重的长辈，这些都是她爱的人啊!可是，他们身上始终笼罩着的那层悲剧的阴影，就是一直压在爱玲心头无形的墓碑，她害怕，她反感，她只有逃避，她不想与政治这没有形状却有无穷力量的敌手交锋。
在文艺观上，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学简直可以视作张爱玲文艺观的反面教材。她总觉得他们是在毫无艺术感地图解人生，缺乏对人生透彻的体悟空谈主义。1948年因为《太太万岁》等影片还遭到了左翼作家猛烈的抨击，空气如此紧张，有一些很欣赏影片的左翼文艺家也不能正常地表现自己的好恶。爱玲以前曾说：别人的评论不管说得有无道理，只要说她好她就喜欢，说她不好她就反感。可对于这些左翼的抨击，爱玲打心底里感到不是同道中人，她不喜欢他们的评论，没有说好话倒在其次，更极端反感他们不解艺术之道，不配谈文艺。当历史的书页翻至今日的时候，我们才有爱玲式的清醒：那时左翼作家们虽然在笔墨中充溢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知识分子的救世之心，但在艺术上，是相当粗糙非常拙劣的。爱玲认为，作家要迎合读者的心理，方法不外这两条：(一)说人家所要说的；(二)说人家所要听的。《论写作》。
进步作家写的作品都是代表人民群众讲话，为百姓诉苦诉冤，是人民大众的文艺，这自然能引起普遍的同情，受一般读者的欢迎，这本就犯了取悦读者之嫌；作家一定程度上取悦读者并没有错，但最紧要处，左翼作家对于他们为百姓愤愤然揭露的社会苦难，往往“诊脉不开方”，找不到根治人民不幸的药方，如果非要这些作家开方，最终不外总归到阶级斗争上去。可在战争中得益的真是百姓吗?谁为战争流血?回溯不远的历史，爱玲清楚她知道是该肯定还是该否定这热情而幼稚的药方。
“现在的知识分子谈意识形态，如同某一时期士大夫谈禅一般，不一定懂，可是人人会说，说得多而且精彩。”《论写作》。爱玲说，这是历代男人的习惯，显示着男人救天下百姓的雄心壮志，“达者兼济天下”是男人永远的梦想，“穷者独善其身”只是梦想达不到时一个酸溜溜的借口罢了。而自己，一个女人，只爱独善其身，只愿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去看这个世界，仔仔细细，或许还嗦嗦地评说一番这个世界，男人这些狂妄盲目的毛病犯不着去犯。“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认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真的革命与革命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该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自己的文章》。爱玲一直对“男女间的事情”这一题材无厌倦之心。可是，既然男女之间的小事情可以“一滴水见世界，一朵花见天国”，作家为什么常常要感到改变写作方向的需要呢?这是因为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为避重复，只能以同样的手法适用于不同的题材上。爱玲认为：“其实这一切的顾虑都是多余的吧?只要题材不太专门性，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如果有一天说这样的题材已经没的可写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没的可写了。即使找到了崭新的题材，照样的也能够写出滥调来。”《写什么》，《张爱玲文集》，第4卷，P.134。抱着这样的写作理念，新时代新气象对爱玲的触动也就在于：让她从一个不同的境遇来写她所熟悉的日常生活世界，恋爱结婚、生老病死，不管怎样活着，都必须以一种方式完成一个人生历程。而这种方式，方式中的细节，方式本身，在爱玲眼中，就是这个时代最真的面貌。
矛盾真太多，困惑也太多，迷惘何其多!爱玲就挣扎在这些矛盾、困惑与迷惘中。她想提笔，提笔，用自己的方式写这个时代最真的面貌，但心中一片茫茫然：翻身的人庆解放，自己是什么呢?自己以前也不是最底层的百姓，现在也无所谓翻身，不值得这样狂喜与激动；自己的经历并不丰富多彩，前几年所写的都是自己所熟悉的环境中的人物，贵族之家从繁华到衰败的剧变她是熟悉的，其中角色的转折心态她也是亲切的，可是现在这一批生活在阴影中的人们已彻底烟消云散了，他们被重新安置在社会建设的各个角落里，那个借以倚托的潮湿阴暗而又带着末世华丽的背景也已不复存在了。工厂、农村、偏远的农场这些地方与张爱玲，一个从旧的大家庭里走出伊始的小姐作家，两者之间隔着一片宽阔的中间地带。她能走过去吗?即使能在新的天地中找到自己熟识的旧人物，这些旧人物能在新时代露面吗?沦陷区特殊的氛围成全了她的一举成名，在这两个政权都管不到的中间地带，她可以谈性论食写她的世界，现在，全国都解放了，人们的精神空前地高涨，在人们欢乐的期待视野中，社会制度的解放——后面紧跟着的就是个人生活的幸福前景。幸福已指日可待，她如一再演绎家庭伦理、心理悲剧，会不会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末世挽歌?但是，爱玲啊，除了你曾生存于其间的那种大家族的各色人等，除了那些在回忆与现实之间没落、尴尬、骚动、苦闷、小奸小坏着的嘴脸，你又能写什么呢?
爱玲在写、不写、写什么之间尴尬着。以前有朋友曾问她：“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她想了一会儿，说：“不会。要末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从旁人那里打听到，这些旧家庭的老妈子们并不算是无产阶级，她也就不打算写“无产阶级”的事了。
《写什么》，《张爱玲文集》，第4卷。
她的头脑里对“无产阶级”这一类政治概念是模糊的，对现实中“无产阶级”的面目印象也是模糊的，要真论无产，大概只有身无分文的穷光蛋流浪汉才真够格(与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相比较，无法不感慨智者之间的相通之处)。本来这些风行的社会理论她是一窍不通的，还是胡兰成于1946年6月因为“左派”批评日盛的趋势在《天地》上化名胡览乘写了一篇文章《张爱玲与左派》为张辩护，文中说，“革命要使无产阶级归于人的生活，小资产阶级与农民归于人的生活，资产阶级归于人的生活，不是要归于无产阶级。是人类审判无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审判人类。”胡兰成不愧为张爱玲难遇的知音，爱玲心中反感的，或许正是社会剧变时无产阶级这“审判人类”的盛气，令她有一种对不平等的本能抗拒，她渴望的是人与人之间无施舍亦无盛气的平等。
在尴尬、疑惑、矛盾、不安中，张爱玲还是提笔写了，社会上喜气洋洋的气氛感染到她。
在新中国生气勃勃的童年，一个崭新的社会充满了崭新的希望，那时，爱玲身边的朋友都对未来的社会图景充满了斗志与信心，他们带动着她一起行动。著名编剧桑弧在黎明曙光到来的前夕即与爱玲有过合作，他与她切磋，自编自导的《哀乐中年》搬上了银幕。全国解放以后，桑弧又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到新中国的文艺事业，拍了鲁迅的《祝福》等片。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夏衍随陈毅进驻上海，接管上海市文化工作，重新组织上海文艺界人士办刊物报纸。1949年5月，曾与张爱玲两度亲密合作的出版人龚之方与唐大郎，又兴兴头头地办了一张通俗性的小报《亦报》。《亦报》还是《大家》的旧人，这些老朋友又来催她写稿，张爱玲被这些朋友的热情感动，同时写作也是她最喜欢的事情，激情与理性、困惑与清醒、茫然与坚贞的综综交错中，爱玲拿起搁了一年的笔，重新走进她在门外徘徊良久的文学世界。会有不同吗?

深赭；无奈的作别（1949-1952）深赭：无奈的作别(2)

二
张爱玲一生只用过一个笔名，这个笔名就是她在《亦报》上连载《十八春》时所用的笔名：梁京。《十八春》于1950年3月25日至1951年2月11日在《亦报》上连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爱玲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颇有投石探路的意味。
爱玲，是女作家小学入学时，母亲因为心境不好为她随手拈过一个英文单词ailing而得的音译，在英文里它的意思是烦恼，在中文里这是个俗名，是一个中国女人最普通的名字，但是，因为是母亲取的，爱玲爱屋及乌地对她怀有不胜的爱母之情，再俗她也一直保留着，即便发表再绚烂脱俗的文章她也一直用着这俗气的名字。事总随人愿吗?到了爱玲写《十八春》的时候，情境实在另当别论了。况爱玲向来是个为求生活一己的安稳而识时务者，上海沦陷的时候她太出风头了，与苏青、胡兰成的亲密关系又使她在声名上与汉奸文人挂了钩，这是当时社会舆论最忌讳的一个污点，再大胆泼辣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得不小心谨慎，更何况张爱玲这样敏感小心的人呢?于是取“梁京”为笔名，她只是把“张爱玲”的“张”与“玲”的声母韵母互相反切而已，用“玲”的声母切“张”的韵母为“梁”，再用“张”的声母(古音)切“玲”的韵母为“京”，并无特别深刻的含义，与人们所揣测的政治顾虑也无牵挂。从中，我们不难看到，爱玲对于母亲给她的这个简单清晰有余而高雅渊洁不足的名字永远怀着难舍的浓浓情愫。
《十八春》所述的生活范围基本上还是爱玲所熟悉的城市中上层的旧家庭，主人公命运中决定性的事件也几乎都发生在旧时代，结尾时，主人公迈着看似轻快简单的步伐跨进新时代的门槛，在对过去的唏嘘怀念和对未来茫然憧憬的矛盾中告别了读者。《十八春》的主线依旧是恋爱婚姻，是爱玲看来最素朴最放恣地体现人性的题材，从表面看来，它和爱玲以前的作品一贯的主题并无不同。
小说的主人公顾曼桢是一个纯洁善良独立的女孩，念完书以后在厂里做事，和同事沈世钧相爱。本来是最简单的两个年轻人相爱的故事。不简单在于：养育曼桢的不甚明白的旧家庭，这维系着她的过去。曼桢幼年丧父，母亲祖母还有一大群弟弟妹妹无以生存，是姐姐曼璐牺牲了自己的青春与幸福做舞女供养一家大小十来口人。曼桢出来做事以后，年老色衰的曼璐嫁给一个无固定职业，靠做投机生意发财的人物祝鸿才。祝鸿才对曼桢存心不良，用离婚来刁难曼璐，对曼璐来说，这是一个客观的威胁，但还不足以促使她跨出实际的步伐。促使她下定决心把妹妹拉入深渊的，是一个女人受伤后不可理喻的心：曼璐当初因为养家而放弃的初恋情人张慕瑾出乎意料而又情理之中地移情于自己的妹妹曼桢，对于曼璐而言，这是作为一个女人最难以忍受的伤痛，相信无法厮守的那个人依旧爱着自己，是她梦想与情感惟一的寄托。在现实逼迫与精神失落的双重磨难中，对妹妹有恩的姐姐成为妹妹一生的罪人，她和丈夫设了圈套，让曼桢上当，又让沈世钧对曼桢误会，于是一对有情人被成功地拆散了。曼桢被禁闭，为祝鸿才生了一个儿子，曼桢逃出，曼璐死掉，曼桢为了孩子将错就错地与祝鸿才结婚……中间经过了那么多的是非磨难，等18年后他们再相聚的时候，时代已是全然不同的50年代了，18年来的一切恍如旧梦一场，人生的韶华已在这难以自控的磨难中悄然远逝了，“一切都回不来了，”包括当年热烈澎湃的情感，今日回首，也只能化作凄然的一笑。曼桢和祝鸿才离了婚，带着孩子生活；张慕瑾和太太倒是很恩爱，可太太生孩子死了；在一起过着看似美满生活的夫妻谁能说他们就是有情人?沈世钧和石翠芝从小一起长大彼此再了解不过，因为了解，他们互相不喜欢，因为了解，他们成了婚，在一起生儿育女，可他们的心永远难拢到一起，石翠芝心中的人是丈夫的好友叔惠，而世钧心中永远存着曼桢……《十八春》讲述的是时间的故事，开篇说：“他和曼桢认识，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算起来倒已经有18年了——真吓人一跳，马上使他连带地觉得自己老了许多。日子过得真快——尤其对于中年以后的人，十年八年都好像是指缝间的事。可是对于年轻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在故事的前因后果中，充满了那么多难料而又合理的人生偶然，无论是剧中人还是旁观者都始料不及。明白的只有爱玲自己，她静静地，不动声色地驾驭着这一切，她深深地，不形于色地参透了这人世间的生活，所有的人都是时代的沉重的负荷者，太多的负荷，谁都当不成英雄，只能在命运预设的轨道中运行，即便前面就是悬崖或者陷阱，你也只能沉下去，沉下去……所有的人物，毋论世钧、曼桢、叔惠、翠芝这样的生活感情天地中的伤心人，即便是曼璐、祝鸿才这样扼杀了别人幸福的人，其实都难自主，前后左右规定着它，它只有这样，它只能这样。“所有可恨的人，细细探他的内心，终究不过是可怜人。”宋淇，《张爱玲语录》，《永远的张爱玲》，P.215。
这是20年以后爱玲在香港时对宋淇说的话，勘透人心。
《十八春》走进文学大世界的时候，当时的背景中多的是类似揭露社会弊病的作品，一个大作家参透人心与人生的功力绝非人人可企及。曼桢的悲剧深深地牵动着读者的感情，引起了许多连爱玲也始料不及的轶闻。当连载到曼桢被祝鸿才奸污，一位胖太太忍不住了，把报纸愤然摔到桌上，大叫“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声称要找梁京，“恨不得两个耳刮子打到梁京脸上!”当着别人的面，这位胖太太愤慨地说：“梁京不应该把这样悲惨、残酷、丑恶的事体来博得读者的感动。”她说她不知道曼桢以后怎样活下去，说着说着，呜呜地大哭起来。
陈子善，《〈亦报〉载评张爱玲文章辑录小引》。
另有一个女青年从报社打听到化名梁京的张爱玲的地址，找到她住的长江公寓，倚在她门前痛哭，说她就是小说里的曼桢，想来见见她。张爱玲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只得由她姑姑出来劝说。《亦报》报社也接到无数读者的来信，为曼桢共洒同情之泪，有的呼吁张爱玲非要把祝鸿才与顾曼璐这对狗男女枪毙不可，也请求作者对曼桢行行好，“笔下超生”。陈子善，《〈亦报〉载评张爱玲文章辑录小引》。
时代精神对作家的影响在这部小说里非常昭然，与张爱玲往常优秀的小说不同，《十八春》在黎明前最艰难的黑暗中迎来了新时代的曙光，虽然牵强，倒可见时代之影子，亦可见张爱玲在时代更迭中曲折的心路历程。她曾与叔红(桑弧)谈起她的感想，说，如果读者读到曼桢被辱的一章有一种突兀或不尽人情的感觉，那是她写作技术上的失败。但是，曼璐这一典型并不是她凭空虚构的鬼怪。与其说曼璐居心可诛，毋宁说她也是旧社会的一个牺牲者。正如当世钧家中知道了曼桢的家庭背景，知道了世钧父亲与曼璐过去曾有的关系以后，曼桢对世钧说：“我觉得我姐姐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她没有错，是这个不合理的社会逼得她这样的。要说不道德，我不知道嫖客跟妓女是谁更不道德?”我们来看，是姐姐害了妹妹，可又是谁害了姐姐?此时写此文的爱玲，除了她一贯注重的人生无常偶然性，心里微妙的阴差阳错、主观意愿与客观效果之间的无奈错位等思考以外，已经开始对个人命运的社会根源进行探究了。曼璐所走的，是一个风尘女子不得不走过的蜕变历程。直至最后完全成了鬼，大家还要唾弃她。曼璐陷害曼桢，当然有足够的理由可从社会的和经济的根源上去找，读者在理智上可以去推演悲剧演化的社会导因，可以去诅咒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正是这样的社会制度蕴藏着培育曼璐恶性的诸种条件。然而，在爱玲的笔下，并不是说曼璐作为一个人的行为，她造成的恶是有理由可以被宽恕的。同为寻求社会制度对个人命运的作用，张爱玲不同于左翼作家的地方，就在于，她笔下的人物不那么全然可用理性去分析，他们有不可捉摸的“小性子”，在故事一层层的进展中，往往一瞬间微妙的心理成了所有悲剧的导因。比如曼璐，她原本对这个妹妹是如此爱护，这个她用青春的屈辱养大的妹妹，代表着她那纯洁无邪的过往，她像怀恋自己的青春与美貌那样爱护这个妹妹，可是为何突然之间充满了恶意!太大太突然的转变!除了家庭与经济等等求生的本能以外，直接也最恳切的原因是来自人性与心理，她们忽然之间成了同行——都是女人。曼璐心中一直有个淡紫色的初恋幻影，可它将被青春纯洁的妹妹击破，那是在种种的屈辱痛苦中惟一可以自慰的美丽过往。
可是，现在，慕瑾喜欢上了妹妹，这是太不能忍受的挑战——天下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同行之间怎能没有竞争?竞争不成也要破坏。正是因为有了类似的心理暗示和人性挖掘，人物的丰满程度就绝非单纯的社会问题小说可比；之所以有这，又因为爱玲参透了人性，并爽直明了而迂回曲折地把它表达出来。就像在现实中自立切实的心境，炎樱和她是一生不舍的知己，她们关于嫉妒曾有过一段极富意味的“双声”，讲的是假如自己的丈夫喜欢自己的朋友，嘴上说不出来，心里还是妒忌的。
可见，女人之间的心是深谙彼此，张爱玲将这彻悟之心化到作品中，增添了社会问题小说在人性深度上的感染力。
凭借着他人难以比肩的功力积累，张爱玲的《十八春》赢得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在《亦报》的连载刚结束，就有读者给编辑去信，问“梁京先生”有没有新作继续在《亦报》刊载?此前，唐大郎就曾对张爱玲说：“你写这么好的小说，别说读者们不放松你不写下去，就是《亦报》同人，也不放松你不发这个稿子呀!”张爱玲不能拂别人的好意，说：“写还是要写的，就是写得太慢，要等《十八春》杀青后，再构思下一篇小说的内容。《十八春》登完的第二天，唐大郎又去看了张爱玲，等着她的稿子。这时张爱玲正在补《十八春》里的漏洞。因为这篇小说一边在报上登载，一边写，写到后来，明明发现前面有个漏洞，却无法修改，于是心里老是有个疙瘩，只好花一段时间来弥补小说的缺陷，准备再写新作时，非要全部写完再拿出来不可。《十八春》修改完后，交给《亦报》社出版了单行本。接下来是新中国里张爱玲的第二部小说《小艾》，亦是她在成名地上海的收梢之作。

深赭；无奈的作别（1949-1952）深赭：无奈的作别(3)

三
历史翻页转瞬之间，侵略粉碎，张爱玲也美丽成苍凉，她预感到生命沧海将成桑田的恐怖。 “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爱玲预感。张爱玲是敏感的，她的预言弹指间成为现实。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战火依然弥漫神州大地，的确是“更大的破坏”，但破坏不等于毁灭。古老中国和她的儿女，都在经受水深火热的考验——张爱玲也在经受考验——内外交困的精神综合症，感情上的悲剧，创作的繁荣陡地萎缩，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现，就像放电影断了片。
炎樱曾经为她设计了《传奇增订本》的封面，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是个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的现代人。当时，这种新与旧之间窥视与被窥视的不安感正是爱玲希望造成的气氛。当时，她就是一个窥视着古中国闺房最幽暗一角的现代女子，骄傲盛气地居住在大都会亮堂的公寓房子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位置剧变，曾几何时起，她蓦地成了在古中国跑马楼一厢房黯然坐着回忆过去的没落小姐，而窗外又有更年轻更盛气更跋扈的现代人孜孜窥视着她。
她憎恶这种被打量被评价被审判的悲剧人生，她一生都竭力摆脱旧家族没落的梦魇。故而，爱玲一直努力靠近最日常的百姓感情，她一直渴望书写和生活最近距离靠在一起的大众的哀乐人生。于是，和着大众命运的节律，在新中国黎明的前夕她写了预示光明的《十八春》，又在新中国的诞生啼声中写了证明光明的《小艾》。
光明是确然存在的，对于1949年前后这场全国沸腾的社会革命，连美国学者费正清也在剑桥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这样论道前赴后继的中国精英为解决从满清时代遗留下来的国内问题和回答工业西方一个世纪之久的挑战所作的努力，在1949年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央政府这时已经获得了中国大陆的全部控制权，由此而取得了渴望已久的国家统一。而且，它第一次提出了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现代化。随之而来的几十年的历史是有史以来在社会工程方面的最大规模的实验。
对于人生，谁都是个一知半解的外行吧?什么时候成了内行，人生的故事也就快完了；或者到故事快完了，还是成不了内行?张爱玲曾是个自信的外行。可她也只能在揣摩中选择自己的路。1950年7、8月间，张爱玲听从夏衍的安排，随上海文艺代表团下乡到苏北农村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两个多月，从此时起到离国赴港的两年间，是她和中国大众形迹最相似的一段历程。
那个时候发配给布，张爱玲发到一段湖色土布，一段雪青洋纱，就做了一件喇叭袖唐装单衫，一条裤子。去排队登记户口的时候，就穿着这套家常衫裤，街边人行道上撂着一张巷堂小学课室里的黄漆小书桌，有个穿草黄制服的大汉伛偻着伏在桌上写字，西北口音，大概是老八路提干。轮到爱玲，他一抬头见是个老乡妇女，便道：“认识字吗?”她笑着咕哝了一声：“认识。”心里惊喜交集，不像个知识分子!这倒是爱玲希冀的面目。惊喜不像个知识分子，倒不是因为趋时惧祸，成功地冒充了工农所以很高兴；也不是因为反知识分子，她一直都是个知识信仰者。她惊喜的是成功地脱去了知识分子望之俨然的面具，达到了一定程度的举重若轻，百姓对她亲近，她很开心，因为都是中国自己人。她曾在1947年写有一首《中国的日夜》：我的路走在我自己的国土。乱纷纷都是自己人，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补丁的彩云的人民。我的人民，我的青春，我真高兴晒着太阳去买回来，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谯楼初鼓定天下，安民心，嘈嘈的烦冤的人声下沉。沉到底。……中国，到底。
现在，真的沉到了中国的底。她曾快意于这种沉落。记得买菜回来的路上，拿着个网袋，里面瓶瓶罐罐，两只洋瓷盖碗里的豆腐与甜面酱都不能够让它倾倒，一大棵黄芽菜又得侧着点，不给它压碎了底下的鸡蛋；扶着搀着，虽很吃力，倒很开心；把卖菜老头衔在嘴里过的网袋绳子提在手里，不觉得什么，倒有一种落魄公子浪漫的味道；冬天的阳光虽微弱，可正当正午，而且路走得多了，晒得久了，在像黄蜂一样营营扰扰的日光里竟痒刺刺地出了汗。爱玲是快乐的，因为走在中国的太阳底下，连手与脚都觉得是年轻有力的。因为快乐着，所以无线电的声音，街上的颜色，仿佛都有自己的一份；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总之，到底是中国。时代在变，中国在变，中国的底也在变。真的与之靠近，它倒又面目模糊起来了。以前的弄堂里多繁杂多热闹，头上搭了竹竿，晾着小孩子的开裆裤；柜台上的玻璃缸中盛着“参须露酒”；这一家的扩音机里唱着梅兰芳；那一家的无线电里卖着癞疥疮药；走到“太白遗风”的招牌底下打点料酒。在公寓房子里住着，看不到田园里的茄子，到菜场上去看照样能十分如愿——那么复杂的、油润的紫色；新绿的豌豆，热艳的辣椒、金黄的面筋，像太阳里的肥皂泡。把菠菜洗过了，倒在油锅里，每每有一两片碎叶子粘在篾篓底上，抖也抖不下来；迎着亮、翠生生的枝叶在竹片编成的方格子上招展着，使人联想到篱上的扁豆花。其实，篾篓子本身就够美的。在爱玲眼中，这就是中国，这就是她走在中国的太阳底下就快乐的原因，纷纭、刺眼、神秘、滑稽、成熟了也生气勃勃，任何一点的生活细节都透着中国人奇异的智慧与作风。张爱玲曾慨叹，多数的年轻人爱中国而不知道他们所爱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对于她，无疑这些最最日常的东西就是她对中国的最爱。可在革命与战争的翻山倒海之中，这些日常的底子也随着飞扬的时代而渐渐被置换了内容。斗争是动人的，因为它是强大的，但它同时又是令人酸楚的。因为现存的丰富与和谐时时遭到破坏，虽然目的是为了寻求更大更广的丰富与和谐，但对于爱玲这样关注日常乐趣甚于关注时代风云的人而言，在烽烟中被破坏的任何一点凡人小趣总是令她心酸欷。现在，小弄堂里，霞飞路上，黄浦江边，单纯得太单调了。
时代在变，生命中有一些欢乐再不能畅快地来到她这里。
比如她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摆出的衣不惊人死不休的执拗姿态。对于张爱玲而言，衣服恐怕永远不只是人体轮廓的烘云托月而已，衣服的深情款意，有颠沛沦落的寄托，也有生命状态的寄寓，张爱玲之于衣服的牵牵挂挂，非一往情深一句了得。还是她自己的概括最精僻：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或者说：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在40年代的上海背景中，张爱玲这个“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确实可算是位奇装异服的奇女子。在上海漫画家文亭所绘的“上海女作家三画像”中，给苏青和潘柳黛的定义分别为“辑务繁忙的苏青”和“弄蛇者潘柳黛”，而张爱玲的特征则为“奇装炫人”。
时代变，一切皆变，在衣物上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本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制造它，固然需要艺术与时间，欣赏它也是烦难的事。在动荡时期，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更没有闲暇改良他们的贴身环境——衣服。建国初期，全国最时髦的装束是男女一律的蓝布或灰布中山装，顶多有爱美的姑娘在领子上翻出小碎花的衬衣或红毛衣的领子，后来因此在西方博得“蓝蚂蚁”的称号。张爱玲在这样的环境为求和谐也只好衣着平淡一点，从前那些费尽心思设计出来的衣服也没有亮相的舞台了。衣着的变化随时代转换是如此壁垒分明，一位和张爱玲差不多同时代的、家世比爱玲富有得多的豪门小姐这样区分她那些已全然记不起拍摄年代的照片：穿旗袍的，是1949年以前的；穿长裤的，是1949年以后的；然后，蓝罩衣，小小的平翻领、齐耳短发、紧系着第一粒扣子的，是被抄走了所有衣物的50年代末期。爱玲没有等到50年代末期，1952年她就走了，中国诸如衣食这些生活底子里，由热闹到单调的失落或许也是爱玲忍痛离开祖国的原因之一，因为她一到香港以后，马上又旗袍短袄、红绸黑镶，极度放恣地穿戴起来。
衣食是时代变迁的缩影。选择离开，衣食上的困挠也是原因之一，这本是她生命里最有兴趣的驻留地。也是她生活哲学与创作哲学的重要寄寓——不单单是因为安于生活，留恋华丽，怀念惬意。其实有些华丽和舒适在哪里也不为她所有，但看着它们被毁坏还是令人伤心酸楚的事，她根本就是这样的人：喜欢安稳，不喜欢毁坏。这是她的哲学。在那些相信不破不立，有破有立的时代革命家眼中，张爱玲的人生哲学是胆小懦怯的妇人之见而已。但是，在亲历亲闻了两代亲人两个家族没落历程的爱玲眼中，还有什么比毁坏倾颓破坏更令人悲伤的事情?爱玲在抗日战争的民族硝烟中曾记述了这样一段体验，是在一次较紧张的可又没有逃难能力的空袭中：我又是一个人坐在黑房里，没有电，瓷缸里点了一只白蜡烛，黄瓷缸上凸出绿的小云龙，静静含着圆光不吐。全上海死寂，只听见房间里一只钟滴嗒滴嗒走。蜡烛……恍如隔世。今天的一份小报还是照常送来的，拿在手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是亲切、伤恸。就着烛光，吃力地读着，什么郎什么翁，用我们熟悉的语调说着俏皮话，关于大饼、白报纸、暴发户，慨叹着回忆到从前，三块钱叫堂差的黄金时代。这一切，在着的时候也不会为我们所有，可是眼看它毁坏，还是难过的——对于千千万万的城里人，别的也没有什么呀。

深赭；无奈的作别（1949-1952）深赭：无奈的作别(4)

爱玲说：现代纵有千般不是，到底是我们的，于我们亲。所以她不忍见它们被毁坏，文明的进程是缓慢而悠长的，人们像搭建自己的小屋一样层层垒起了它，可转眼又要用烽火枪炮打破它，这样的日夜是蛮荒的。从乱世归于和平，就如同夜晚投宿到荒村忽然听见钟摆的滴嗒，那一定又惊又喜——文明的节拍!可现在整个气氛是四处起着无声的烽烟，一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兆，爱玲有惊恐更有心痛。要为一个人制造整个的社会气氛不是难的事，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可越在乱世，个性越是突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越大。实在不和谐，总不能期望社会为个人而改变，那只好选择离开。
不忍见破坏，所以离开，离开闹烘烘的集体，还能和自己靠得更近。让生命的欢乐畅快地来到自己这里，爱玲觉得，在她和中国大众形迹最相似的一段日子里，是她离自己最远的一段日子。说到底，她始终也只是个旁观者，取着审美的态度，对腌的生活觉得可爱只能是在“道路以目”的距离中。穿着一样的配给布，吃着一样的配给粮，肚子里装着一样的配给粮身上穿着一样的配给衣排队去登记户口或去等待分配工作，在爱玲看来是荒谬的事，即便不觉得荒谬，也是她做不到的事。
这是一个没有私人生活的时代，对多少人来说，民族的事业就是私人生活的全部，人们的头脑被政治热潮冲击着，最后完全淹没了。在崇高的名义下，人类的爱管闲事的天性极大地得到了满足，日常生活的秘密必须日日夜夜地暴露在集体的视野中，常年地向彼此的私生活里看着，看的人渐渐很少觉得欢愉，被看者也渐渐麻木到不觉得有多大损失。爱玲融不到这样的集体里去，她是个绝对的个人主义者。
精神上，她始终是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现实里，张爱玲始终徘徊在新中国的门槛外。政府一直没有给她安排工作。但是，上海文艺界的第一号领导人物夏衍一直关注着她，安排她参加上海市第一届文代会，安排她随文代团下乡参加土改工作，也一直在力图排除左倾派的干扰给张爱玲安排一个能展现才华的位置。从30年代初期开始，夏衍就一直领导着上海电影公司包括艺华公司、联华公司和明星公司的编剧队伍，他是中国电影事业的开路先锋；抗战胜利到上海后，他看了柯灵推荐的张爱玲的作品，又看了张爱玲编剧的影片《不了情》、《太太万岁》，大为欣赏；上海解放后，夏衍在上海成立了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他本人亲自任所长，柯灵被委任为副手，夏公告诉柯灵，他要邀请张爱玲当编辑，但眼前还有人反对，只有稍待一时。柯灵一直把这话放在心上，想寻合适的机会告诉张爱玲。与此同时，文华电影公司的龚之方、桑弧一直与张爱玲有着正面接触。张爱玲为文华写的第一个电影剧本《不了情》产生了轰动效应之后，桑弧又动念想再请张爱玲写个剧本，于是把一个喜剧腹稿的框架告诉爱玲参考，爱玲在写作过程中没有和桑弧商量就把剧本写好了，这就是张爱玲为文华编剧的第二个成功的剧本《太太万岁》。他们的合作是愉快而成功的。龚之方也受到夏公的委托，在和爱玲有事接触之时，曾顺便问过她今后的打算和她是否留在上海?张爱玲笑了笑没给答案，似乎她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也似乎是默然婉拒，龚之方都向夏衍作了汇报。不光是夏衍，文华影片公司老板吴性栽和唐大郎也非常希望张爱玲能留下，所以他们一力撮合张爱玲和桑弧的婚事。桑弧师从导演大家朱石麟，对电影艺术颇有造诣，而张爱玲又是无师自通的电影行家，两人男未婚女独身，不正好是天生一对吗?于是，桑孤的朋友起劲地“起哄”，上海的小报更是兴风作浪，一时仿佛真有此事，流言四起。其实张爱玲的心中一直牵挂着与胡兰成的恋情，对胡兰成说的话言犹在耳：“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心中牵挂着一个人，她的心中也不可能盛得下另一个人。再说桑孤性格内向而拘谨，和张爱玲只谈公事，即便有爱慕之心也绝无胆表示。所以当龚之方受文华公司的委托婉转地向她提起与桑弧一事，同时劝她留在上海时，她的回答依旧是默然良久，只是摇头、再摇头、三摇头，最后说了一句：“恐怕这两件事都不大可能了。”她已决意离开上海，这个与她生命最慰贴的地方。
张爱玲离开上海最直接的动因，是她在抗战期间辉煌的声名，这是她心里最大的隐忧，在1946年出版的《〈传奇〉增订本》的“序言”里她这样为自己表白：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是一年来常常被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未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家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中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用不着向大家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同时我也实在耗费时间与精神去打笔墨官司，徒然搅乱心思，耽误了正当的工作。但一直这样沉默着，始终没有阐明我的地位，给社会上一个错误的印象，对不起关心我的前途的人。……反正只要读者知道了就是了……。
辩白归辩白，事实总是在的，在激愤的民族情感这是难以被原宥的错误。而且当时全国的政治气氛又是那样浓烈而紧张。连夏衍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当夏衍知道张爱玲离开上海，一片惋惜之情，但他未置一词。这个温情的左翼领导人一直喜欢张爱玲的作品，调到北京当文化部副部长以后还嘱托柯灵在上海书店的书库里购了《传奇》和《流言》寄给他。爱玲到香港以后，夏衍又曾托人带信给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希望爱玲能为《大公报》、《文汇报》写点文章，可是姑姑说，爱玲离开上海前，两人曾约好互不通信，所以无从通知起。
1952年，张爱玲赴港，理由是继续因战事而中断的学业。她永远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之人，从赴港时她对新政府的态度中也可见一斑，她曾有这样一段临行絮事：离开上海的前夕，检查行李的青年干部是北方人，但是似乎是新来的，来自华中一带开办的干部训练班，爱玲惟一的金饰是五六岁的时候戴的一副包金小藤镯，有浅色纹路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他用小刀刮金属雕刻的光滑的背面，偏偏从前的包金特别厚，刮来刮去还是金，不是银。刮了半天，终于有一小块泛白色。他瞥见爱玲脸上有点心痛的神气，便道：“这位同志的脸相很诚实，她说是包金就是包金。”她从来没听见过这等夸语。自问确是脂粉不施，穿着件素净的花布旗袍，两三个月前到派出所去申请出境，也是这身打扮，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脸来，仿佛案情严重，就待调查定罪了。爱玲说：幸而调查得很不彻底，不知道我是个写作为生的作家，不然也许没这么容易放行。一旦批准出境，那青年马上和颜悦色起来，因为已经是外人了，地位仅次于国际友人，像年底送灶王爷一样，要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代为宣扬中共人民政府的亲切的体贴。
话语的讽喻性是有目共睹的。但还不刻骨，因为有对中国大众理解后的善意，就像她说她的好友苏青“她的讽刺并不彻底，因为她对于人生有着太基本的爱好，她不能发展到刻骨的讽刺。”她深谙每一颗可笑的心背后的可怜，所以，“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懂得太透，是没有罗曼蒂克的。对于什么都是一样的道理。只好，她选择离开，离开这片她深爱的土地。上海已经呆不下去，而台湾也非理想之地，五六十年代台湾那种严峻的政治气氛恐怕同样不适合张爱玲这样的人。因而，她选择了香港，那里有她很多的回忆。后来，她连香港也放弃了，去了大洋彼岸——一个没有中国政治影响但比谁都更关注中国的地方。
她走了，在她后来43年的生命里，她去了很多地方，可再也没有回到过这里。
她在异国的漂流中永远心怀着上海的地图，怀着对上海无言的亲近。上海是一座堪称奇怪的城市，它可以让一个外来的孩子在此生活20年对它视而不见或鄙视它的一身俗骨，又可以让这个人把几十年的海外旅居生活都用在对它的探索，在纸上草草记下的句子大多是对它的追忆与疑问。她去一个又一个城市，可她的心永远留在她离开43年的那个城市；她去一个又一个城市，可只在此中一再发现了它的影子，就像一个性格易变的情人一次又一次萌生对同一个旧情人更深的爱意，那样不甘可又无可奈何。她始终没能超越这一方土地，没能超越这一方土地里拖着沉重背影的末世人物，作为作家，这是个缺陷，后人这样淡漠地评说着。
张爱玲的才情是纯中国式的，只有自己人——中国人才能揣摩她的话里有话；她的传奇只有在中国才能成就，不幸成就于乱世。但适逢乱世，又是她的幸运，因为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容不下她。所以她的背景是荒凉，不管前台多么热闹绚烂；她急急地赶路，孜孜地忙碌，就是因为思想里一直有这惘惘的威胁。出名的时候，她曾与苏青惺惺相惜。
苏青：“你想，将来到底是不是要有一个理想的国家呢?”爱玲：“我想是有的。可是最快也要许多年。即使我们看得见的话，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苏青叹息，说：“那有什么好呢?到那时候已经老了。在太平的世界里，我们变得寄人篱下了吗?”这就是她们的理由。彼此心知肚明。一言以蔽之：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平安。是的，平安是就近的，谁能看穿未知的将来?我们后人看到了爱玲走后的历史，只能愧怍，无言以对。乱世之后的将来即便是平安的，韶华易逝，他们也已不复是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时代精英，而是寄人篱下的垂垂老者了，这是她们最不愿意的。历史把一些人推向前台，又把一些人推向幕后，是这样无情而又多情的公正。多年以后爱玲在美国得遇胡适，更验证了她关于时代的威胁感。一位是中国现代文化界的领袖人物，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一位是满清贵族的后裔，40年代上海滩的当红女作家。如果在国内，如果1949年的胡适，革命没有发生，那么，他们俩人可能永远不会相遇。而当年，胡适之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曾经喧嚣一时，像张爱玲的姑姑、母亲等受着胡适之的影响而走出家门，它又使得许多传统的文化人成为遗老遗少，遭到时人的唾弃。没想到30年后，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化如火如荼，挟政权的威势席卷全中国，胡适们被视为资产阶级，从而被扫进了历史的暗角。当爱玲看到在异国落寞度着晚年的胡适，无疑感到了时代之残酷性，又看到了自己的某些影子。一代又一代后人为前人哀悼，势必如此，无可逆转，如果不想可怜地寄在后人的篱下，只有放逐自己，随风到远方去。就像大树永远推陈出新绿，而落叶飘零下坠，在泥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姿态从容。
落叶的爱
大的黄叶子朝下掉；慢慢的，它经过风，经过淡青的天，经过天的刀光，黄灰楼房的尘梦。
下来到半路上，看得出它是要，去吻它的影子，迎上来迎上来，又像是往斜里飘。叶子尽着慢着，装出中年的漠然，但是，一到地，金焦的手掌，小心覆着个小黑影，如同捉蟋蟀——“唔，在这儿了!”秋阳里的，水门汀地上，静静睡在一起，它和它的爱。《中国的日夜》里的一首诗，写于1943年)褐赭色的落叶，是成熟的颜色。越黄得深，越可从上联想到它在热烈的夏季里曾有过怎样青翠逼眼的绿色与勃勃的生命。张爱玲就是一片深赭的落叶。她的生命曾绚烂得让人觉得不安。
可当她从枝头掉落，没能妥贴地归于大地，甚至隔着水门汀也没有，没能像那片幸福的落叶，和它的爱，一起静静地睡在秋阳里的大地上，隔着上海亲切的水门汀。
她得不到这样安宁单纯的快乐。
她是一片焦黄轻灵、随风而逝的落叶。从枝头飘落，她的根，再也捉不住她去的方向。

银白；执子之手（1995-1967）执子之手(1)

(1955—1967)
1955年的一个深秋的黄昏，张爱玲乘上“克利夫兰总统号”离港赴美。送别她的只有宋淇夫妇。她的心情与上次离港时是截然不同的。那时候，她正年轻，对未来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回去的又将是她所熟悉的上海。而这一次，爱玲是以“难民”的身份远走异国他乡。新大陆，陌生的环境，没有亲人，前途未卜。“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去国千万里，何日是归期?!
凄冷的秋风，吹起了爱玲深黑色旗袍外的深黑色的长丝巾。她强忍着泪水，与宋淇夫妻挥手互道：“再见!珍重!”彼时情境，正如中国古诗中所谓“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望着越来越远的维多利亚海湾，望着越来越远的故国，爱玲的心头不禁一片黯然。小小客舱啊，“载不动，许多愁!”船到日本，她在给宋淇夫妇的六页长信中写道：“别后我一路哭回房中，和上次离开香港的快乐刚巧相反，现在写到这里也还是眼泪汪汪起来。”作为爱玲好友的宋淇夫妇读罢此信，感念故人天涯，也不禁伤怀。爱玲在信中还说，她之所以要赶紧写信，告诉旅途中的一切，是因为“有许多小事，一搁下来就觉得不值一说了，趁有空的时候便快写下来。”此后，爱玲对宋淇夫妇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而且，总是事无巨细地向他们“絮絮诉说不休”。她的信长短不一，语调也随着环境和心情不同而变化，可是每封信都发自于她的内心。爱玲认为世事千变万化，什么都靠不住，惟一可以信任的是极少数的几个人，因此，她再三嘱咐宋淇夫妇：“一有空就写信来……但一年半载不写信我也不会不放心的。惦记是反正一天到晚惦记着的。”世人皆谓爱玲冷漠。其实，这位天性内倾，不喜与人交游的才女，一旦和朋友缔结了深交，就会毫无保留地付出她真挚的友情。她与宋淇夫妇二十年如一日的莫逆之交，她与炎樱的一世情缘，都可以看出爱玲的款款深情。宋淇先生说：“廿几年过去了，她的旧信已积成一大堆，我们偶尔翻阅，读到那些富于‘张爱玲笔触’的字句，又像在斗室中晤对清谈了。”以上根据宋淇《在香港》，《永远的张爱玲》，P.211。从以上张的自述可以看出，她当时的心情是颇为凄苦和漂泊无依的。
船是在美国旧金山入境的。审核她文件的是一个矮小的日裔青年。爱玲的身高本是五尺六寸半，而他却写成了六尺六寸半。爱玲称之为“弗洛伊德式的错误”。她后来解释说：“心理分析宗师弗洛伊德认为世上没有笔误或是偶尔说错一个字的事，都是本来心里就是这样想，无意中透露的，我瘦，看着特别高。”爱玲直到晚年，一直都记着这件事。也许是因为它有趣，也许是一种绝妙的暗示。爱玲从踏上美利坚土地的第一天起，就发生着一些阴差阳错的事。可是，其中的因缘，这又有谁说得清呢?
入境之后，爱玲乘轮船驶向旧金山的50号码头。停留不久，她就马上乘火车到纽约去，好友炎樱在那儿等她。纽约到了。纽约是美国的门户，也是一个橱窗，通过它可以看到整个美国生活。摩天大楼，繁荣的港口，宽阔的街道……这一切，无不昭示着一种鲜明的美利坚文化的特色。但是，对张爱玲来说，颇有一种“这一切都是别人的，与我无关”的感觉。
风雨故人来。遇到炎樱，在这初到异国的寒夜里，多少让爱玲觉得有些欣尉。“他乡遇故知”本来就是中国人所谓的人生大幸事之一。爱玲和炎樱还是携着手一起去逛街，吃东西，就像昔日在上海和香港时一样。
在纽约，爱玲有一个非常想见的人，那就是胡适。早在1954年在香港时，爱玲就把《秧歌》寄给胡适，另外附有一封短信，大致是说希望这本书有点像他评《海上花》的“平淡而近自然”。在胡适的全盛时代，投书求教者不计其数，许多青年视其为“精神之导师”。胡适还不得不在每周中专门抽出一段时间来见那些想见他的人。以致于胡适百年后，人们还争相竞说：“我的朋友胡适之。”
素昧平生，爱玲投书胡适，只想求得他的一点指教。不久之后，她收到了胡适的亲笔回信。信是用细毛笔写在一张小笺上的。书名左侧加一行，后来通用引括号。适之先生用了引语号，后来又忘了，仍用一行曲线。这些都似乎镂刻着五四时代的深深痕迹，令人“不胜低回”。字体是潇洒灵动的，让人不禁想像着当年年轻的留美博士胡适之教授在北京大学讲台上的潇洒风神。信中说：……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写的真好，真有“平谈而近自然”的细致工夫。……以上说的话，是一个不曾做文艺创作的人的胡说，请你不要见笑。我读了你十月的信上说的“很久以前我读你写的《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不少益处。”——我读了这几句话，又读了你的小说，我真很感觉高兴!如果我提倡这两部小说的效果单止产生了你这一本《秧歌》，我也应该十分满意了。……信中，胡适还具体针对一些章节，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和点评。
三年后，爱玲申请到南加州亨亭顿·哈特福基金会去，还写信请胡先生作保。胡适答应了，顺便把那本《秧歌》寄还给爱玲。此书经他通篇圈点过，又在扉页上题字。爱玲看了，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不久后的一个下午，爱玲和炎樱一起去看胡适。那条街上一排白色水泥方块房子，门洞里现出楼梯，完全是港式公寓房子。初冬午后的阳光里，让人有种恍惚的感觉，仿佛还是在香港。上了楼，室内的陈设也是中国式的，看起来非常熟悉亲切。适之先生忙着招呼他们。他穿着灰色的长袍子，飘飘然地站在雕花的窗边。深受西洋文化熏陶的胡适，此刻，站在她们面前，更像是一个谦和儒雅的中国文人。胡适的夫人江冬秀端出新沏的茶来招待她们。青瓷的小茶杯，柔滑细腻，爱玲轻轻端起来，把玩于掌心，轻轻地念出那上面刻着的字：“寒夜客来茶当酒!”胡太太态度有点儿生涩，两手交握着站在当地。也许，她有些地方永远是胡适的学生。炎樱天性活泼，也不怯生，热情的用国语和胡适夫妇说着话，可惜她离开上海久了，国语不大会说了。他们俩却很喜欢炎樱，和她说笑着，一点都没有陌生感。爱玲不善言辞，她静静地坐着，玻璃杯里的绿茶幽香阵阵。眼着这个和蔼可亲的老人就是胡适!爱玲总觉得像是在梦中。胡适是一个曾让她“敬如神明”的人物，是一个高高大大的历史化了人物。而此刻，他就这样真实地坐在爱玲面前，温和、亲切。甚至，还有着那么一种淡淡的落寞。爱玲努力按捺住自己激动的心情，这一切都是真的!她忽然觉得有一种时空交叠的感觉，仿佛回到了从前：她是坐在父亲的书桌旁看完《胡适文存》的。《海上花》则是她父亲看了胡适的考证去买来的。《醒世姻缘》则是她自己破例要了四块钱去买的。买回来后弟弟拿着舍不得放手，她忽然一慷慨，给他先看了一二本，自己从第三本看起，因为读了考证，大致已经有点知道了。详读《醒世姻缘》则是那年在战争中在港大的时候。爱玲当时当了防空员，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在一堆故书堆里发现了《醒世姻缘》。惊喜之极，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房顶上装着高射炮，成为轰炸目标，一颗颗炸弹轰然落下来，越落越近。当时爱玲只傻傻地想着：至少等我看完了吧。记得母亲和姑姑也是非常欣赏胡先生的，她们曾经同胡先生同桌打过牌，并且一直以此为骄傲。姑姑有个时期向父亲借书看，后来兄妹闹翻后，父亲一直牢记着姑姑还欠他一本书。有一次，父亲忸怩地笑着咕噜了一声：“你姑姑有两本书还没有还我。”姑姑也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这本《胡适文存》还是他的。”可见，他们俩都挺喜欢这本书的。抗战后报上登着胡适回国的照片。笑容满面，笑得像个孩子，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姑姑当时看着看着就笑了起来说：“胡适之这样年轻!”爱玲也看了那照片，有些模糊，可是“胡适”的名字却一直深深地刻在她脑海里了。而现在，胡适就这样近地坐在她的面前。虽然，他们之间隔着那么遥远的记忆长河。
感恩节那天，爱玲跟炎樱到一个美国女人家里吃烤鸭子，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深蓝色的街道特别干净，灯火橱窗，新寒暴冷，霓虹灯晶莹可爱。爱玲喝了一点葡萄酒，人已微醉。走在街上，她仿佛又回到了上海。当年，跟表姐在沪上霞飞路逛的情景，历历在目。情景是多么相似啊!转眼人已在天涯。忆及旧时光景，爱玲觉得很快乐。夜来风寒，也许是受了凉，爱玲回去就呕吐了。刚巧胡适先生打电话来，约她去吃中国馆子。爱玲告诉他刚吃了回来吐了。胡适告诉她要保重身体。搁下电话，爱玲的心里一阵暖流，眼眶湿润了。一定是胡先生怕她过节寂寞，特意来邀请她的，爱玲感到了一种久违了的被关怀的温暖。
这之后，爱玲再也没有见过适之先生。后来便听说了胡适先生返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消息。又隔了好些时，在报上看到噩耗，爱玲感到惘惘然的。也许，在她心中，胡适已经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胡先生是在一次宴会上演讲后突然逝世的。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无疾而终。以适之先生谦和宽容的性格，他应该有这样的死法。只是此后，爱玲每每翻开那本先生圈点过的《秧歌》，总会想起先生的微笑……
1956年2月，转眼间爱玲来美国已经四个月了。但是，她的生活还是没有多大起色。她的英文小说《秧歌》销路平平，没有再版，并未给她带来多少经济收益。她又没有什么新作出版。作为一个职业文人，这无疑会给她带来经济上的窘迫。于是，爱玲不得不另谋出路。她向位于新罕布什尔州彼得堡的麦克道威尔文艺营提出了居住的申请，爱玲请她的代理人玛莉·勒德尔(Marie Rodell)作保，又找了司克利卜纳出版社的主编哈利·布莱格和著名小说作家马昆德做她的保证人。不久，她的申请就被通过了。

银白；执子之手（1995-1967）执子之手(2)

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创建于1907年，由著名作曲家爱德华·麦克道威尔的遗孀——玛琳·麦克道威尔夫人创建。创建文艺营的设想是让许多有才华的艺术家得以摆脱世俗生活的干扰，而在文艺营提供的安静条件下从事创作。
3月中旬，爱玲离开纽约，先乘火车到波士顿，再转长途巴士到新罕布什尔州。到了彼得堡市区，又雇了一辆计程车，到市中心外数英里的麦克道威尔。直可谓是“长途跨涉，舟车劳顿”。彼得堡的冬天，天晴得早。前几天这儿刚下过一场大雪。爱玲坐在计程车里，衣衫单薄，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寒冷。离市区越来越远了，外面是漆黑黑的一片，什么都看不清楚。忽然，爱玲看到前面有一座灯火通明的大厅和几十所透着灯光的小房子。远远望去，那样子就像是欧洲中世纪的小城堡。灯光柔柔，乐音袅袅，恍如世外仙境。“这是中国的桃花源吗?”爱玲想着便笑了。车越开越近了，可以看到门前车道两旁耸立着的参天大树。地上残雪未消，踏上去“簇簇”有声。爱玲忽然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就在眼前了。人的一生逃不掉一个“缘”字。爱玲也许没有想到，她将在这里再次遇见一个改变她命运的男人。她死灰般的心里将再次燃起熊熊的激情之火。
站在门外，爱玲听得到里面觥筹交错的声音，听得到里面的欢笑声。她默默地在心里说：“你好，麦克道威尔!我来了!”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坐落在新罕布什尔群山之中，确实景色宜人。文艺营是由四十多所房舍构成的建筑群，其中包括28所大小不一、彼此分开的艺术家工作室，一所图书馆，十来所宿舍和一所文艺营大厅(作大型社交中心和管理中心之用)。这些房舍有的建在草坪上，有的是建在一片中等规模的森林中。
文艺营的日常生活安排也是完全站在艺术家们的立场上，为他们考虑的。早晨集中在一起共进早餐。餐毕，回到自己的工作室各抒其才，埋头工作。为了避免干扰他们创作构思的连续性，管理中心将午餐篮子放在工作室入口处，任他们随时取用。下午4点钟前不允许集会，4点后，艺术家们又重新相聚，或娱乐，或谈话，或喝鸡尾酒。晚餐又是集中在文艺营大厅中享用。张爱玲到来文艺营后，安置在女子宿舍，分配给她一间环境幽静的自己单独的工作室。这几年饱经动荡飘泊，爱玲终于短暂有了这么一个“洞天福地”般的写作环境，当然是备感欣慰的。她希望能在这里写出她继《秧歌》后的第二本英文小说。她打算写的是小说《金锁记》的展开本，暂定名为《粉泪》(Pink Tears)。她希望能借此书的出版发行，在美国文坛占有一席之地。
爱玲把全身心都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去，很少参加社交活动。
那一天，该是3月13日吧，爱玲第一次在大厅里遇到了赖雅。文艺营的大厅是艺术家们快乐的大聚会。有各种艺术门类，各种风格的艺术家们在此相与论道。那一刻，赖雅正与一群艺术家们在愉快地举杯喝酒。爱玲初来乍到，没有什么熟人。而且，这儿东方人是极少的，更显出她的与众不同。爱玲随便挑了一本文学杂志，在沙发的角落上翻看了起来。其实，爱玲已经注意到赖雅，那个风度翩翩的老人，他是整个大厅里最活跃的人物。显然，赖雅也注意到了爱玲。一个显得有些落落寡欢的东方女人。
“小姐，我以前好像没有见到过你!”赖雅微笑着举着酒杯来到爱玲面前。“我从中国来!”爱玲也极有礼貌地回答。赖雅被眼前这位既庄重大方又和蔼可亲的女人吸引了。四目相对之时，爱玲的心中有一种强烈的触动，但又说不清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这正如她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不知道，爱玲当时的感觉，是不是也是“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喜呢?这时候，赖雅正想继续和爱玲聊下去，那边有几个人在大声叫他。“对不起，我们明天有机会再谈好吗?”赖雅礼貌地对她说。
那一晚，回到工作室，爱玲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赖雅的全名叫甫德南·赖雅，1891年出生在美国费城一个德国移民家庭。他的童年，是在完全按照德国生活习惯的家庭中长大的。从小便会讲流利的德语。5岁时，随父亲横穿大西洋去德国探亲。早在孩提时代，赖雅常常能在喜庆的场合按照优良的德国传统即兴赋诗，显示出他的文学天赋。1908年，17岁的赖雅进入宾西法尼亚大学攻读文学专业。20岁以前，他就创作了不少诗，以及一部名为《莎乐美》的诗剧，成为颇有知名度的青年作家。1912年，他进入哈佛大学攻读文艺学硕士学位。1914年，他凭借一部《青春欲舞》(Youth Wish Dawce)的剧本，被乔治·贝克教援(Professor George Baker)吸收到著名的戏剧研究组去。这部戏剧人选彼得堡召开的麦克道威尔戏剧节(Mac Dowell Colong)。同年夏天，他获得哈佛大学文艺硕士学位。随后，由于著名的伊丽莎白时代的学者威廉·尼尔逊教授(Professor William Neilson)的推荐，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开始教英文。然而，赖雅的性格是活泼好动的，他不喜欢过一成不变的生活。这时候，他迷上了棒球和摄影。1914年，他离开大学，成为《波士顿邮报》驻欧洲的战地记者，报导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到美国后，他住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并开始过一种自由撰稿人的变幻不定的生活。在那里，他以其颇有魅力的个性结识了许多好友，其中包括华莱士·史蒂文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士以及其他美国著名文人。
1917年，赖雅曾以一夜功夫完成一则短篇，并被当时颇有声望的《星期六晚报》杂志刊登。同年7月他与吕蓓卡·郝威琪(Rebecca Hourwich)结婚。她是一个活跃的女权主义者。16岁便加入华盛顿为争取妇女投票权而进行的示威游行，还曾参加反对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游行。他们两人的性格似乎都不适合于过家庭生活。赖雅结婚时，父亲曾送他一笔钱作为贺礼，希望他能把新房好好装修一下。而他却到纽约最豪华的饭店去花了个精光。父母要来看他时，他不得不事先把其他东西典当来租家具。因此，两人婚后是各干各自的事情，聚少散多。1916年至1920年，赖雅写过各种类型的文章发表在诸如《新共和国》(The New Republic)、《哈泼氏》(Harper′s)等杂志，及《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上，内容从英国诗人济慈到外国烹饪，无所不包。他有一个理想化的见解，他确信美国中西部是美国文化的中心地，必将产生出伟大的作家来，同时又不忽视着制度上的缺陷，放眼于这个国家的过去和未来。
1920年，他在《麦克劳氏杂志》
上连载了一篇名为《人、虎、蛇》(The Man the Tiger and the Snake)的中篇小说，获得2000美元的稿酬。他是一个喜欢“把握当前生活”的人。他去了欧洲，先后旅居在巴黎、柏林、英国及土耳其，并有机会访问了更多的文学界重要人物，例如庞德、福特、康德拉等人。女儿霏丝的出生曾一度使他很着迷。他试图和妻子商定过一种较为正常的夫妻生活。因此，他们在缅因(Maine)的罗宾汉(Robinhood)一起生活了一年多。然而，琐碎的家庭生活更加使两人的差异无法调和。1926年在吕蓓卡的要求下两人以离婚结束了这种名存实亡的夫妻生活。离婚后，他的时间主要分成两部分。一块是住在纽约布鲁克林(Brooklyn)的公寓；另一块是和以前一样周游世界各地。什么时候缺钱了，他就把文章出售给诸如《女士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和《红皮书》(Red Book)等刊物。这些文章从某种意义上是为了维持生活而出售的一种商品，因此，也不可能是经过反复艺术推敲的严肃的能为他赢得声誉的文学作品。
1927年客居柏林时，赖雅结识了德国剧作家贝托脱·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自此成为莫逆之交。30年代在美国，赖雅的知名度比布莱希特大得多。赖雅为宣传布莱希特的作品，一直不遗余力。
1931年8月，赖雅应朋友电影导演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之约去好莱坞当编剧。赖雅在南加州一住就是12年，赖雅启程之时，他的朋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辛克莱·刘易士预言他会一夜成名。然而，他的预言不幸而落空。赖雅的横溢才华虽备受制片人和导演的欣赏，但好莱坞的高薪(每周起码500美元薪水)，使他沉浸于“梦幻工厂”的逸乐之中。加之，赖雅又是一个生性热情的人，他总是热心地为朋友修改稿子，把许多金钱和时间贡献给朋友。他曾为捷克记者和德国舞台导演移民到美国做保人。30年代的好莱坞是左翼思潮的大本营，在那里，赖雅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此后，他始终是以一个激进的左翼作家的形象著称于世。但他并没有加入美国共产党，只是亲密的同路人。1933年初，德国的纳粹势力猖蹶，布莱希特从德国逃亡出来。赖雅热情地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设法将他的家眷弄到美国，并在加州的圣太莫尼卡(Santa Monica)定居。赖雅是布莱希特在美国本地少数几个作家朋友中知心的一个。赖雅与布莱希特合作过两部电影剧本，协助布莱希特好几部戏剧的修改和演出，又是《伽利略传》的主要英译者。布莱希特经常给赖雅讲一些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基本知识，更坚定了赖雅的政治立场。1949年布莱希特离开美国后，赖雅是他所有作品的正式代理人。后来。布莱希特成立著名的“柏林剧团”时，赖雅是惟一被正式邀请赴德成为永久团员的美国人。

银白；执子之手（1995-1967）执子之手(3)

40年代，由于反法西斯战争，好莱坞拍摄了一些正面描绘苏联社会的电影。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的好男儿》即出自赖雅的手笔。1950年左右，赖雅应布莱希特之邀到德国去，希望能再次联手大干一场。作为左翼作家，布莱希特的名声在40年代扶摇直上，具有了世界的知名度。然而，他对赖雅的态度却前后判若两人。虽身为共产党人，但布莱希特为人自私，常常善于利用别人。渐渐，赖雅感觉到了布莱希特邀请他是一种虚情假意，而他整天被手下那帮人包围着，沾沾自喜。性情爽直的赖雅对他这种令人敬而远之的态度非常不满。过不了多久，他就不辞而别，回到了美国。一个对待朋友充满“古道侠肠”的热情的人，遭遇到这样阴险的欺骗，当然是感觉非常沮丧的。布莱希特为了挽回友谊，写了几封并不诚恳的信给他。当然，赖雅没有给他回复。但是，赖雅不会因为布莱希特的人品而轻视他的作品。他依然热情地向大众介绍布莱希特的作品。1943年，赖雅不幸摔断腿还轻度中风。此后，身体状况每况愈下，1954年，又一次因中风而住院。年华老去，创作精力也日减。赖雅年轻时颇有“千金散尽”的侠士之风，故虽曾富有，但到晚年已几乎没有什么积蓄。1956年冬，他申请到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居住机会。他希望能抓住最后不多的机会重振雄风，东山再起。也许，“麦克道威尔”对他而言会意味着好运，就像42年前，他以《青春欲舞》一剧入选“麦克道威尔”戏剧节那样。而这一次，他遇到了张爱玲。一个将和他走完余生的东方女性。
第二天晚上，在大厅里，不知为什么，爱玲的心里老是想着那位赖雅先生。她的目光不禁偷偷地滑过大厅里每一个人的脸。可是，没有他。爱玲心里浮起淡淡的失望。
“爱玲小姐，晚上好!”爱玲回头一看，赖雅正站在她背后呢，朝着她微笑。
“你好!赖雅先生!”
“叫我甫德吧，朋友们都这么叫我。你的英语说得很地道，你来美国很久了吗?”赖雅诚恳地问。
“不，我来美国才半年。我一直都呆在纽约。”
“是吗?!”赖雅颇感惊讶，凭着爱玲熟练的英语，他以为她已经来美国很久了。
两天后，一年之中最猛烈的暴风雪袭击了这一地区。一夜之间，千树万树梨花开。整个文艺营广袤的大地披上了银装。天寒地冻，冷冽彻骨，爱玲还从没有经过这么寒冷的冬天。艺术家们都挤缩在温暖的大厅中。爱玲和赖雅则趁机聊天，谈话内容也渐渐深入，颇有“酒逢知己千杯少”之感。在听完彼此的“传奇”后，都不禁感叹“生命的无常与人生的美丽”。两颗心越走越近了。
他们的感情继续向前快速发展着。3月底，他们开始到对方的工作室里作客。4月1日，他们在大厅里共享复活节的正餐。爱玲把她的《秧歌》给赖雅，并且希望得到他的指正。
雪后初霁的日子。赖雅轻轻敲开了爱玲工作室的门。
山舞银蛇，好一派冰雪风光。赖雅与爱玲在雪地上走着，簌簌有声。赖雅取出了那本《秧歌》。“甫德，你不喜欢，是吗?”爱玲小心翼翼地问。
不，爱玲。没想到，你的文章写得那么漂亮。文笔又是如此优美。”赖雅认真地说。
“可是……”爱玲似乎有些不信。“可是政治观点和艺术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爱玲从他的眼里读到的是真诚。他们在道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坐了下来。赖雅开始给爱玲讲他人生中的一些奇闻异事和早年的一些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故事。爱玲听得津津有味，浑然不觉夜暮降临。归来的路上，天寒路滑，赖雅轻轻地握着爱玲的手，怕她滑倒。爱玲觉得有一股暖流流过心间。她觉得干涸的心田正被一种春的甘露滋润着。
雪地上，留下两串深深浅浅的脚印，一直伸向远方。……到了4月，天气渐渐转暖。爱玲与赖雅之间的关系也开始越来越亲密。因为赖雅的风趣幽默，赖雅的宽厚仁慈，爱玲心头那种苦旅天涯的愁苦情结也开始越来越淡了。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了。他们常常在晚饭后携手去散步。谈话的主题转向中国的书法艺术、中国政治著作，包括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他们并不想以说服对方为最终目的。只是把对方看成是最值得信赖的人。赖雅也常到爱玲的工作室对她的新作《粉泪》给以建议和指导。到了5月，他们的关系已非常亲密，也有了实质性的变化。赖雅在5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去房中有同房之好。”(Went to the Shach and Shacked up.)可惜，陷于热恋中的他们，不得不面临分别。文艺家在文艺营的逗留时间是有期限的，冬季为4个月，夏季则更短。赖雅的期限为5月14日，他将转到纽约州北部的耶多(Yaddo)文艺营去。
爱玲坚持要去送他。自从跟胡兰成分手后，爱玲自认为已心如死灰。没想到，在异国他乡，她心内的爱情之火，又被另一个男人点燃。可是，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她却不得不跟所爱的人分开。“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火车还没有来，小站里只有稀稀几个人。爱玲跟赖雅谈到了一些很现实的问题，比如她的代理人、出版商、美国市场以及她经济上存在的问题。尽管她手头比较拮据，还是拿出一些现款送给赖雅。赖雅再三推辞。他被爱玲的一片赤诚之心感动了。赖雅曾多次去国离乡，但这一次分别，却感到从未有过的牵挂。这时候，火车的汽笛已经鸣响了。
“再见，别忘了来信!”赖雅望着车窗外爱玲孤独的身影，不禁再三嘱咐。轰隆隆的车轮一声声巨响，碾过离人的心头。两个人的车站，夕阳照得见她的忧伤。
赖雅在耶多文艺营的期限只有六个星期。期满后，他搬到萨拉托卡泉镇(Saratoga Springs,NY)的罗素旅馆(Kussell Hotel)中去住。7月5日，他收到爱玲的信，却让他大吃一惊。信中说：爱玲已怀上了他们的孩子。虽然，赖雅在心里深爱着爱玲，也渴望跟她在一起，但谈到婚姻，总还是觉得顾虑重重。以前，有几次，他也想对爱玲说出这个要求。但最终都是理智战胜了情感。他自己年轻时就讨厌过安稳的家庭生活。现在，他已离婚30年了，独来独往惯了，他怕伤害爱玲。再说，他已今非昔比。身体不好，创作力减弱，又没有固定收入，朝不保夕。这能让自己所爱的女人幸福吗?思考再三，赖雅觉得自己应该负起责任来。他觉得自己应该努力去开创今后的共同生活。赖雅写下了一封激情洋溢的求爱信。写完后，尽管外面下着倾盆大雨，赖雅还是开心地冒雨到邮局去寄出这封信。他已经等不及了。那时候，爱玲也已结束了在文艺营的期限(6月30日)，并获准在10月可以重返营地。这时，她暂租在纽约市W第99街一位营友罗丝·安德逊(Ruth Anderson)的公寓里。
两天后，爱玲亲自来到了萨拉托卡泉镇。她还没有收到信，但她必须来与赖雅会面。走在小镇的街头，古色古香的街灯发出幽暗朦胧的光。爱玲与赖雅聊了很久，很久。赖雅再次向她求婚。但是，赖雅坚决不要孩子，他称孩子为“东西(The Thing)”。爱玲最终是听从了赖雅的要求。爱玲在年轻时并不特别喜欢孩子和动物。但这次必竟是亲骨肉。我们无法推断“不要孩子”究竟是不是出自于爱玲的本心，还是因为现实的无可奈何。当时爱玲已36岁，再要有孩子的机会已经不多了。但当时，他们的生活颠簸动荡，居无定所，没有固定收入，赖雅身体又不好。爱玲在作出决定前，肯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这之后，她曾有一段时间病得相当重。这可能与人工流产有关。后来，她在英文小说《赤地》中增加了女主角被共产党干部当情妇遗弃后，做人工流产的情节。对临床体验的冷静描写，以及从字里行间透露出的痛苦之情，更可作为其有亲身体验的证明。
1956年8月14日，赖雅与爱玲在纽约举行婚礼。马莉·勒德尔和炎樱均在座。炎樱也是惟一一个爱玲两次婚姻的见证人。婚后，他们一起畅游了纽约。在这“蜜月旅行”里，爱玲终于有了一种“归家”的感觉。尽管这个家只是暂时租来的。但是，对于从小缺少家庭温暖，又在外飘泊多年的爱玲来说，这一天她盼望得已经太久太久。
对他们两人而言，这一次的结合，都不能不归结为缘份。当时，赖雅65岁，爱玲才36岁，与他女儿的年纪相当。而且，两人在政治立场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赖雅是著名的左翼作家，对苏联和马克思主义都怀着崇高的信仰。但张爱玲却是《秧歌》和《赤地之恋》等反共题材小说的作者，两人的政治立场可以说是对立的。而且，他们在性格上也存在着诸多差异。赖雅开朗外向，而爱玲则内向孤僻。然而，尽管有着这么多的不同之处。他们俩还是走到一起来了，并且走得那么近。对爱玲而言，在陌生的异国他乡，她实在需要一个宁静的避风港湾。漂泊太久的心灵，需要一个可以憩息的岸。因此，她珍视这份可遇而不可求的姻缘。
10月，他们又重新回到麦克道威尔创作营。时候已然是深秋，他们庆幸又回到这田园牧歌般的美丽乡村。这也是一个滋生了他们爱情的地方。然而，不久之后，赖雅又一次中风。这次疾病使他变得非常虚弱。不能正常写作，连几十年保留下来的记日记的习惯也不得不一度放弃，或是写得很短。在这段时间里，爱玲的身心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爱玲都把赖雅看成是在美国值得依赖的人。可以想见，在赖雅刚病倒之时，爱玲的心情是多么沮丧，又是多么的孤独无助。爱玲常常整夜整夜守候在他的病榻前，默默地祈祷着：“甫德，你要好起来!你要好起来!”
夜阑梦回的时候，赖雅从昏睡中醒来，看到爱玲还靠在他的床边。
苍天不负苦心人。几个星期后，赖雅的身体终于慢慢康复起来了。午后或黄昏，爱玲常常扶着赖雅出去散步。由于拖着病体，赖雅走得很慢。爱玲却觉得很幸福，很满足了。
夕阳渐渐沉下山去。晚秋的风，吹得落叶飘飘而下。爱玲接住一片落叶，轻轻地抚摸着它干枯的茎脉。“甫德，我真害怕，有一天你会离我而去。你不知道，你病倒在床上那些天，我的心里有多么恐惧。”爱玲说。
“爱玲，相信我，我会坚持住的。为了我们的将来，我决不会离开你的。”赖雅说着说着，不禁悲从中来，老泪纵横。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天边，夕阳沉醉。

银白；执子之手（1995-1967）执子之手(4)

到了10月底，赖雅的病已康复得差不多了。但是，到了12月19日，病又一次复发，赖雅因脸部麻痹送回医院，几乎失音。爱玲的心又悬了起来。几天后，便是西方最盛大的节日——圣诞节。那天早晨下了大雪。爱玲一早便出去采购了一些物品回来。赖雅也挣扎着起来要帮爱玲做点事情。丰盛的晚筵摆上来了，有爱玲最拿手的几道中国菜。灯下相对而坐，爱玲许下了自己新年最大的愿望：期望来年甫德身体康健。说完了，她又禁不住转过身去拭眼泪。在爱玲的精心照顾下，赖雅的身体又开始好起来。到了1957年1月20日，赖雅已经能够出远门到波士顿去探望他的兄弟爱恩斯脱、哈勃许塔脱，还可以到波士顿最大的费伦百货公司(Filene′s)去购物。1月23日，他和爱玲一起乘长途巴士返回文艺营。接下来，爱玲继续把她的中文小说《赤地之恋》翻译成英文。3月13日，她把完成的打字稿寄往纽约。在当时爱玲的心中，赖雅的病情一直是令她最担心的。她总是担心着在某一天，赖雅又会突然病倒。除此之外，便是经济上的沉重压力。文艺营虽提供免费的食宿，但却是没有报酬的。赖雅虽有庞大的写作计划，包括一部传记、两部戏剧和两部小说，但因为身体原因，除传记外，都没有完成。而爱玲的几部小说，除《秧歌》外，投寄出去都犹如石沉大海。她跟赖雅曾找戴尔(Dell)出版公司面谈过。戴尔公司认为，出版爱玲的作品对公司而言，意味着一种新的风险，因此赖雅夫妇不能很快决定，并希望能够等一段时间。当赖雅夫妇得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打算将爱玲的《秧歌》改写成剧本，并可获酬1440美元时，他们真是非常开心。然而，杯水车薪，他们还是被沉重的经济重担压着。可以说，爱玲的后半辈子，都是处于一种不宽裕的情况之下的。
他们此次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期限到4月份结束了。在此之前，他们曾想方设法申请延期或到别的文艺营去。不幸的是，都遭到了拒绝。因此，他们不得不考虑暂时找一处歇身之所。不久，赖雅在彼得堡松树街(Pine Street)25号找到一处带家具出租的公寓。这是一幢三层楼公寓，他们住在第三层。不过，这幢楼座落在一条狭窄的坡形的街上，只需向左转两个弯，不到十分钟便可到达镇上购买东西，交通倒是十分方便。但是，61美元的月租金对他们来说，还是略显昂贵了一些。事实上，除了家具之外，他们还需要添置许多东西，诸如床单、窗帘，及其它家庭必备用品。赖雅有时到附近的庭院摊(Yand Sales)上去寻觅一些必需品，他常常兴奋地带回一些面包烘炉、三夹板桌子、木制小床等。爱玲有时跟他一起去“捞宝”。有一次，她仅用3元7毛5分就买到了四件漂亮的绒衫和一件浴袍。而且，回家试穿，都非常合适。他们都觉得很高兴。所谓“贫贱夫妻百日恩”，也许，生活的乐趣就在于此。
爱玲来美国三年，结婚半年，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心里当然也是非常的开心。虽然地方不大，家徒四壁，但爱玲还是深深地喜欢着这个“家”。为了节省开支，她还亲自担当了油漆工，她把两个人的房间都漆成了蓝色。她喜欢这种大海和蓝天的颜色。她觉得，生活在这样浪漫主义的“蓝色小屋”里，她更能感受到风雨同舟的快感。每当赖雅从外面购物回来，看到爱玲一手拎着大漆桶，一手拿着刷子，汗流浃背的样子，不免感到心痛。可爱玲总说，干这样的活，她觉得很开心。也许，这其中有着一种“春燕筑巢”般的融融暖意。
由于他们租的是旧房子，公寓里常常能发现蚂蚁。这令爱玲大为懊恼。她常常拿着杀蚁剂喷洒。因此，赖雅还专门开玩笑给她取了一个绰号叫 “杀蚁刺客”。小镇的生活是宁静而温馨的。赖雅跟爱玲的生活习惯有所不同。爱玲喜欢晚上工作。而赖雅则习惯于早起。为了让爱玲专心工作，赖雅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工作，还包括购物、去银行、去邮局等。有时候，他们也常合作着做一些简单的菜。餐桌上常见的菜有汉堡牛排、鸡肉馅饼、炖牛肉、小羊肉，以及一些蔬菜。当然，赖雅不会忘记鱼，那可是爱玲爱吃的菜。吃饭前，他们还会喝一点香槟或红葡萄酒。不管窗外是多么大的狂风暴雨。小屋里却永远是温暖的春天。赖雅第一次发现，原来平凡的家庭生活也是如此的幸福。可是，他以前却从来没有觉得。闲暇的时候，他们都喜欢阅读。他们常常是好书共赏，佳作相与析，其乐融融。中国古人说“红袖添香夜读书”。不知道，赖雅先生是否感受到这种福气呢?好书、佳人、红烛，构成令人神往的意境。
由于他们两人都曾写过剧本，因此看电影是他们的一项共同爱好。镇上有家小小的电影院，他们便是常客。在那儿，他们看了许多或精典或新潮的电影，这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乐趣。那时候，爱玲的《秧歌》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中播出。可惜，电视剧制作得非常糟糕，这令爱玲非常失望。
5月中旬，爱玲获悉，司克利卡纳公司不准备选用她的第二部小说《粉泪》。这件事对爱玲的打击是相当大的。《粉泪》的原型《金锁记》是她当年在上海的成名作之一。她对这部小说是寄予厚望的。爱玲对自己的作品向来是自信的，这一次的打击，无疑是对她的自信造成严重影响。她终于病倒了，卧床不起。这期间，多亏了赖雅的悉心宽慰，她才找回了失去的信心，开始动手新作品《上海游闲人》(The Shanghai Loafer)的写作。为了维持生计，她还不断地给老友宋淇所在的香港电懋影业公司写剧本。先后写出的有《情场如战场》、《人财两得》、《六月新娘》、《桃花运》、《小儿女》、《南北和》等。其中一些剧本属搞笑之作，它们的写作也非出自爱玲的本心。由于宋淇的热心推荐，她的稿酬高达每篇800至1000美元，成为她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主要经济收入。
7月间，他们夫妻曾有一次波士顿之行。从偏远小镇来到大都市。爱玲爱上了都市的繁华。她希望有一天能搬到大都市去。
8月中旬，一封加急电报从伦敦发到爱玲手中，说她的母亲病得很重，必须做手术。爱玲的手在微微颤动。母亲的影像又依稀浮现在她的脑海中，那么美丽，那么高贵。母亲长年旅居国外。1936年在马来西亚买了一铁箱绿色的蛇皮，预备做皮包皮鞋；珍珠港事件后逃难到过印度，曾经做过尼赫鲁两个姐姐的秘书；1948年在马来亚侨校还教过半年书。母亲最后定居在伦敦。1951年在英国，她还下工厂做女工制皮包。然而，她的一切努力，似乎都没有特别好的结果。她的主要收入来源还是靠变卖她从中国带出来的几只衣箱中的古董。爱玲相信坚强的母亲能够挺过这一关，因此，她写了一封信并附上100美元的支票寄往英国。可惜，手术后不久，母亲便永远离世了。母亲留给了爱玲一只装满古董的箱子。睹物思人，爱玲抚摸着这些古董，犹如看到母亲正朝她走来，年轻美丽一如昔日。可是，这箱古董对于经济上捉襟见肘的他们夫妻来说，无异是发了一笔“横财”。这些古董后来被逐个变卖以补贴他们收入的不足。可是，每卖掉一件，爱玲心里都会有一阵剧痛。毕竟，这是母亲留给她的惟一的东西。
时光如流水。不知不觉间，1958年的春天来了。春来万物欣欣向荣。爱玲也开始为他们未来的生活设计着新的蓝图。爱玲正当盛年，厌倦了小镇枯燥单调的生活，希望能到较大的城市去生活。赖雅已是风烛残年，早年放荡不羁的传奇经历已使他厌倦了都市的繁华与喧嚣。但是，爱玲总觉得是由于她所在地理位置上的偏僻，影响了她作品的发表与出版。
有一天，一早醒来，爱玲了哭了起来。她泪流满面地告诉赖雅，她梦见一位杰出的中国作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虽然这个人她并不认识，但相比之下，她觉得很丢人。爱玲的心情，赖雅是能够切身体会得到的。爱玲二十几岁就在上海文坛横空出世。然而，来美国三年，连连遭到退稿的命运，不得不靠写一些电影剧本谋生，其心理的落差会有多大啊!这一刻，赖雅痛下决心，他要带爱玲搬到大城市去。于是，他们一起向南加州的亨亭顿·哈特福基金会(Huntington Hartford Foundation)提出申请。
不久，都获得了批准。此后不久，赖雅做了一次体格检查，结果显示他的心脏功能良好，其他器官也正常。烈日炎炎的日子里，他们的情绪也是高涨的。一种新的生活又将在他们眼前展开。
而这时，随着时光的推移，他们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了。在赖雅的面前，爱玲更多地显示出了作为东方女性的温柔娴雅。每到赖雅的病痛发作时，爱玲就替他按摩以减肌肉
的紧张程度。她还常常给赖雅做一些他喜欢吃的中国菜。她感激着赖雅对自己的深深理解和有力支持。赖雅也越来越离不开爱玲了。有一天，他对爱玲说：“娶到你，是我今生最大的福份。”这时候，不顾爱玲的反对，赖雅执意要立下遗嘱，把他的全部财产都留给爱玲。他称这都是一些无用之物。可事实上，在这些“无用之物”中，收集着他与华莱士·史蒂文斯和贝托尔脱·布莱希特的大量通信。这是有关这次两位文学大师信件最大的收藏，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赖雅总是弄不清爱玲的生日究竟是哪一天。因为爱玲和很多中国人一样，生日习惯以中国农历为准。这样，以西方阳历计算的话，每年的生日就都不相同。这一年，赖雅早早弄清了爱玲1958年的生日应该是10月1日。因此，他特意在日记中记下这个日子来提醒自己。他希望能给爱玲一个快乐的生日。
这一天早晨，初秋的绵绵阴雨下个不停。上午，有一个联邦调查局的人员来访，他是来查核有关赖雅所欠债务问题。那人坐在沙发上，絮絮叨叨说个不停。赖雅一边应付着他，一边在心里巴望着他快些走。快到中午时分，那人终于起身告辞。赖雅这才长长松了一口气。吃中饭后，赖雅拿出前一天准备好的生日蛋糕和一束红玫瑰送给她。
“亲爱的，祝你生日快乐!祝我们的爱情天天美丽!”
爱玲愣了一下，随即便反应过来了。爱玲从小就缺少家庭的温暖，生日更是无人问津，连她自己都淡忘了。这几年来，生活动荡，颠沛操劳，更是无暇顾及自己的生日。可是，赖雅却算得那么准确，记得那么清楚。这能不让爱玲感动吗?下午，天空放晴朗了。赖雅与爱玲一起到邮局去寄了几封他写给远方好友的信。雨后的秋空，天高气爽，让人心旷神怡。棕色、红色、赤褐色的落叶，纷纷从树上飘落。他们踏着满是落叶的小径。静静地谛听着大自然季候变迁的神秘旋律，感受着这一份静谧与安详的时光。回到了家，小睡片刻后，他们用了点肉饼、青豆和饭。这都是赖雅亲手做的。爱玲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挽着赖雅的手，一起到电影院去看傍晚一场《刻不容缓》(No Time for Sergeants)的电影，由艾迪·格里菲丝(Andy Griffith)主演。他们看得很开心，爱玲都笑出了眼泪。夜雨秋灯，迎着冷瑟瑟的秋风步行回家，夜风吹起了赖雅长长的黑色的风衣。由于受了寒，爱玲微微颤抖了一下。赖雅忙脱下外衣，替她轻轻披上。此情此境，仅用“感激”两字是无法说清的。回到家里，他们感到肚子有点饿，就开怀把饭菜畅快地吃了个精光。临睡前，爱玲告诉赖雅，这是她38年来最快乐、也是最令人难忘的一个生日!10月中旬，他们来到了位于南加州的亨亭顿·哈特福基金会报到。在基金会提供的宽敞漂亮的花园般的大房子里，他们呆了半年多时间。从那儿，可以俯瞰整个浩瀚的太平洋。

银白；执子之手（1995-1967）执子之手(5)

好莱坞影视城就座落在洛杉矶的比佛利山上。好莱坞是一个留下赖雅年轻时风流的地方。遥想昔日，赖雅以才华横溢的青年剧作家的身份，成为诸多名导演的座上宾。好莱坞也曾留下他千金散尽，疏财仗义的好名声。可是，好莱坞也是一个纸醉金迷，缺乏感情，容易遗忘，让人伤怀的地方。如今，故地重游，许多赖雅曾一手提携过的人，都对他以冷漠相待。
他们到一些时髦的公司里去，由于囊中羞涩，不能随意花钱，因此也遭来一些售货员的轻视。赖雅颇有一些“悔不当初”之感。同时，他也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世态炎凉。亨亭顿·哈佛特文艺营的气氛比麦克道威尔文艺营要更加轻松活跃一些。赖雅还是和以前一样喜欢社交，热情好客。吃饭后，他喜欢在大厅中和营友们聊聊天，玩玩小赌注的扑克牌游戏，以消磨掉一段轻松的时光，爱玲还是和以往一样，不喜欢交际。她常躲在房间里写文章或者看看电视。有一天晚上，赖雅走进爱玲的书房，故意神秘地说：“爱玲，外面来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你出来见一下吧。”爱玲坚决推辞。争执良久，赖雅才对她说：“你知道吗?那位朋友是头‘山羊’。”爱玲快乐地跑到客厅里，轻轻抚摸着小山羊的头，就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赖雅总觉得她这种对外人的防御心理有些让人无法理解，但又拿她有什么办法呢?
1959年2月，在文艺营期满后，他们把家安到了旧金山。旧金山是一个美丽的滨海城市。渔人码头热闹非凡，唐人街的夜晚则是灯火通宵辉煌。以致于一些外国人曾这样评价：“美国所有地方都千篇一律，只有旧金山例外。”比较再三后，他们把公寓选在了布什(Bush)街645号，月租金70美元。赖雅在几条街区外的鲍斯脱街(Post Street)为自己找到了一间小小的办公室，这时候，赖雅正在为他的计划《克利丝汀》(Kristen)和一部戏剧剧本工作。同时，还帮助马克·休勒(Mark Schorer)写关于辛克莱·刘易士的传记。而爱玲则在把《荻中笨伯》改写成中英文两个版本的电影剧本。同时，由于宋淇夫妻的热情推荐，她还在美国新闻处找了一些翻译工作。因此，他们的生活是紧张而有序的。尽管，他们的生活习惯是如此的不同。赖雅通常在早晨8点起来，早餐后，步行到工作室去伏案写作。爱玲一般晚上要工作到二三点，因此赖雅总是中午回来后才把她叫醒。然后，两人一起共进午餐。下午分头去工作或外出购物。晚上，他们通常呆在家里，赖雅喜欢以阅读或看电视来打发晚上时光。爱玲则喜欢夜间写东西，常常工作直至深夜。他们也越来越爱上了四季如春、整洁干净的旧金山。
渐渐地，他们在这座城市里都有了各自的好朋友。赖雅常与一位叫约·培根(Yoe Bacon)的画家在一起，游遍了旧金山城的街头巷尾。有几条街建在陡峭的小山上，赖雅偶尔在斜坡上滑倒，幸而并不妨事。培根每星期开汽车来一次，把赖雅带去购买一周所需的日常用品。爱玲则与一位研究艺术的极友善的美国女子爱丽斯·琵瑟尔成了好友。从少女时代开始，爱玲就非常喜欢美术，对各种颜色有一种特别的敏感。因此，爱玲常常饶有兴趣地欣赏爱丽斯的画作。
落日的余晖里，她们常常一起携手到唐人街和意大利区(Italy Town)交界处的华盛顿广场公园里小坐。公园很小，两街长，一街宽。草坪上零落地散布着几棵大树。公园旁的大教堂庄严巨大的影子投在草地上。清风携带着淡淡的花香飘来。她们在草坪上坐着，每每这时候，爱玲总会向爱丽斯讲述童年往事。“很久很久以前，在遥远的东方，在中国的上海，有一个古怪精灵的女孩子，她每天每天都在做着她的‘天才梦’……”爱玲的眼睛遥望着遥远东方的天宇，犹如一本尘封的厚厚的老相册在她面前悄然打开。那上面的黑白照片，古老、陈旧，带着古老中国的文化芬芳……爱丽斯总是出神地听着她讲。对她而言，这一切是那么神秘、悠远，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
爱玲一生喜独处，而不喜群居，知交只有少数几个，爱丽斯便是其中之一。爱玲曾把自己写的英文小说签了名送给她，还用中文写了菜谱送给她。虽然，爱丽斯不懂中文，但她一直都好好保存着。君子之交，其淡如水。爱玲在她心中，是一位值得永远怀念的好友。她感觉与爱玲的交往，犹如咀嚼一枚青橄榄，历久弥新，让人回味无穷。12月中旬，炎樱给爱玲来信，对《北地胭脂》(原名《粉泪》)，当时未能被出版商接受出版深表同情。而这一点，正是触到了爱玲心灵的痛处。爱玲一向对自己的作品充满自信，然而，来美国后不断遭到退稿，不免有些灰心。正如唐人韩愈所言：“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1960年初，炎樱在来信中宣布已结婚，去日本途中经过旧金山，将会来拜访。然而，约定的日子，炎樱并未如期而来。爱玲不免失望。1960年7月，爱玲通过入籍手续的重重麻烦，由赖雅和培根两人作为见证人，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爱玲旅美五年后成为了法律意义上的美国人。不知道，她当时是喜，抑或是忧呢?也许，此中的滋味，惟有她自己心知肚明。
这一年，在爱玲的提心吊胆中，赖雅的健康状况还能维持过去。每当他觉得腿和脚痛时，爱玲就会悉心地帮他揉摩。有一次，赖雅又发作时，爱玲长时间地跪在地上为他按摩。爱玲生日那天，赖雅答应陪她一起去看脱衣舞。爱玲是第一次看，看得津津有味，全然顾不上在一旁的赖雅感觉味同嚼蜡。也许，丰富的生活是小说创作的生命源泉。爱玲总是不遗余力地去寻求扩大视野的场所。多年前在上海，她就曾到梆梆戏院里看戏，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俗不可耐的。体面的小姐、太太们一般是不会光顾这些场所的。
1961年的3月下旬，爱玲又接到了炎樱的通知，告之她将在从日本返回的路上来拜访他们。爱玲自然是欣喜万分。可是，左等右等都没有来。正当她坐立不安，焦虑万分，担心她是不是又和上次一样改变了计划时，门铃响了，炎樱快乐地跑进来。爱玲戏称她是“从天而降”。炎樱的幽默快乐一如昔日，连她说话时手舞足蹈的样子，也和过去一模一样。爱玲总觉得，炎樱无论是在何时何地，都像是一眼轻快活泼的流泉。炎樱也一直保持着她那特有的、俏皮可爱的说话方式，诸如“月亮叫喊着，叫出生命的喜悦，一颗小星是它的羞涩的回声”。〖ZW()张爱玲：《炎樱语录》，《张爱玲文集》第4卷，P.139。
很久以来，爱玲一直在酝酿着一个计划。当然，在没有成熟之前，她是不会对任何人讲的，包括赖雅。早在两年前，她就曾跑到英国海外航空公司(British Overseas Airway Corp)打听去香港的费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爱玲还是决定向赖雅提出她“东方之行”的计划。爱玲来美国多年，作品的销路一直不好。她的英文小说在美国和英国都未找到出版商，仅《北地胭指》例外。可想而知，每一封退稿信对爱玲的打击。当时，宋淇所在的电影公司约请她去写剧本。而她目前正在计划的新英文小说《少帅》也需要收集资料。而且，当时他们的生活正陷于窘迫之中。固定收入只有两人数目甚小的版税费和赖雅的一点社会保险金，其收入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爱玲觉得，重返香港，说不定能扩大财路。
“爱玲，我决不能让你走!我离不开你的。”赖雅企求她。此刻，他正大病初愈。
爱玲的心在颤抖。她确实放心不下赖雅。但是，她要对自己负责，对这个家庭的未来负责。她说服自己要铁下心来。
那天，爱玲用了整整一个晚上时间来说服赖雅。她把自己的想法对赖雅和盘托出，推心置腹。最后，赖雅不得不同意了。
爱玲走后，赖雅怎么办。爱玲曾提仪他跟他们在旧金山的好友约·培根和爱丽斯·琵瑟尔在一起，但赖雅怕连累他们而拒绝了。同时，赖雅向亨亭顿·哈特福文艺营提出申请，但是遭到了回绝。他又给女儿霏丝写信，希望能到她身边去。赖雅曾把这封信让爱玲看，其言辞的恳切，让人动容。赖雅似乎觉得，整个世界都在抛弃他，不禁悲从中来。他又是大病一场，腿上的疼痛扩散到了背部，整个身体都觉得刺痛。爱玲知道，这都是由于她的原因，她的要求给了赖雅太大的精神上的刺激。几天后，霏丝回信说，他可以住到华盛顿她家附近。这多少给了赖雅一丝安慰。
接下来的日子，他们都在忙碌着，为着各自的旅行作准备。然而他们的心情各不相同，对爱玲而言，前途是充满了信心的；对赖雅而言，则不免是英雄老去，黯然神伤。
爱玲走的那一天，赖雅去机场送她。望着飞机越来越远，消失在天际云间。赖雅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他忽然有一种预感，觉得爱玲可能不会再回来了。“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
1961年的秋天，张爱玲悄悄来到了台湾。她一来是为剧本看外景，同时为她计划中的《少帅》收集一些资料，“西安事变”之后，少帅张学良就长期被蒋介石软禁在台湾。
张爱玲到台北后，将住在台北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加锡的家里。那是一幢在阳明山公园附近巷子里的大别墅，从仆如云。
麦加锡知道有许多大学生喜爱张爱玲的作品，特意安排了台湾大学的几位文学青年欢迎张爱玲，其中有白先勇、欧阳子、王父兴、王祯和、陈若曦等。张爱玲与麦加锡夫妇尚未抵达餐厅前，席间一位太太猜测说：“我们大家都没有见过张爱玲，大家来想想她是什么样子。我曾经问过麦加锡先生，他说张爱玲很胖很邋遢。究竟有多胖多邋遢?”张爱玲在台湾的经历根据当事人王祯和先生的回忆。详见《在台湾的日子》(王祯和、丘彦明)《永远的张爱玲》，P.243。一听之后，大家都觉得有点失望。就在这时，张爱玲出现了，大家眼睛一亮，哪里邋遢?干干净净的，高高瘦瘦的；而且一点都不胖，虽然不是顶漂亮，却是“可看性”很高。于是大家后来戏称麦加锡先生是“效率专家”，因为他的“手法”，使他们觉得张爱玲是加倍的美。当事人曾这样回忆张爱玲“她很少说话，说话很轻。讲英语，语调是慢慢的。”王祯和当时是台湾大学外文系二年级的学生。当时他的同学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等人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爱玲在花莲，就住在王祯和家里。
王祯和带爱玲逛了花莲的许多地方，花莲本是台湾的一个小县，它较之台北等大都市的繁华气息，更有台湾本土的乡土文化色彩。他们走街串巷，一连跑了好几天。爱玲显得对这一切都很感兴趣，她一边走，一边做着笔记。

银白；执子之手（1995-1967）执子之手(6)

爱玲还与王祯和去了花莲的“红灯区”妓女户。当时因为是旅行，爱玲穿的衣服很轻便，都是很舒服的衬衫。这在美国也许只能算是最普通的服饰，但在60年代还很闭塞的花莲已是显得很时髦。在妓院里，妓女们纷纷向她投去好奇的目光。又听说她是从遥远的美国来的，妓女对她比对嫖客有兴趣。她看妓女，妓女坐在嫖客腿上看她，互相观察，各有所得，一片喜欢。随后，又去参观酒家。酒客对爱玲也是比对酒女更感兴趣，还邀她入座共饮。
在爱玲将要离开前夕的10月15日，爱玲和王祯和及母亲一起去拍照留念。当时相机还不普遍，那天照相师很认真地替他们拍了很久。那是爱玲花莲之行与王家惟一合拍的照片。
我们今天仍有机会看到这张老照片，虽然它已经泛黄而模糊。照片上的张爱玲穿着花的低领衬衫，皮肤白嫩，显得年轻而漂亮。难怪后来作家水晶的女同事们看到这照片，说张爱玲看起来像三十多岁。但在王祯和与水晶眼中，张爱玲像是二十多岁的年轻姑娘。按照原来的计划，爱玲准备从花莲去台东、屏东，参观当地独有的“矮人节”，然后取道高雄回台北。然而，他们刚到台东时，火车站站长就告诉她，说是台北的麦加锡先生要求转告她，说她先生病重，要她赶快回台北。
听完站长的话，爱玲觉得心在猛地往下沉。天地似乎都旋转了起来。多年以来，她一直在为赖雅的身体状况担忧。时时都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危机感。但是，没有想到，这一次她刚离开，赖雅就病倒了。没有她在身边，谁来照顾他呢?为了赶时间，他们乘巴士从屏东到高雄，再换夜间火车开往台北。一路上，爱玲望着窗外匆匆而过的景物，不免忧心忡忡。她恨不得长上翅膀，一下子就飞到美国，飞到赖雅身边。到了台北，她才弄清楚赖雅发病的过程：赖雅在她动身后一星期起程去华盛顿。在巴士经过宾夕法尼亚的比佛瀑布市(Beaver Falls)时，他突然严重中风，在当地一家医院中昏迷过去。霏丝得知后赶到比佛瀑布市，然后把他接回到华盛顿她家附近的医院中。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呢?!”爱玲心急如焚。麦加锡先生遗憾地告诉她，自从霏丝打来电话后，就再也没有赖雅的消息。爱玲的心在剧烈地跳动着。她仿佛看到了烟波浩淼的太平洋彼岸病榻上赖雅企盼她归去的目光。然而，她还不能回去，她身边的钱只够买到加州的机票。何况，她此行到香港写剧本的目的还没有达到。是的，她还不能回去。坐在从台北飞往香港的飞机上，爱玲望着窗外片片浮云飘过。“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她在心中默默企盼：亲爱的甫德，祝你健康!我会尽快地飞回到你的身边!香港，依然是熟悉的香港。这曾经留下她少女时代的欢笑，中年时代的离泪的地方。旧时的景物都还是在的，可是她已没有了昔日的少年情怀。“老大冒”招牌下的面包店里，已没有当年上海滩的味道；青岛咖啡馆里已无法体会到当年的优雅情调。正所谓：“景如旧，人皆老，如今不比旧风流。”
并且，爱玲的这次香港之行多少也带着一丝无奈。她本来是应宋淇夫妇之邀而来，为电懋公司写《红楼梦》上下集的电影剧本，稿酬可在1600至2000美元。她希望能利用这个机会多赚一些钱，多少可以缓解一下她们在美国生活的经济困窘程度。
为了能及早完成任务，张爱玲在宋淇家附近租了一个小房间，拼命地干了起来。这段时间的写作是相当艰苦的。她常常从早上10点，一直工作到凌晨1点。由于疲劳过度，又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爱玲的眼睛患了溃疡并且出血，不得不经常找医生打针。而且，她还经常要伏案工作，眼睛得不到适时的休息。而且，她的双腿因乘飞机时座位狭窄而肿胀，很长时间都没有消退。站起来就觉得很疼。但是，她又没有钱买一双大点松软点的鞋子，只好等到年底大减价时再做打算。另外，她还需要添置一件冬装，一件夏装，一件家常长袍以及一副眼镜，总共需70美元。可是，爱玲还是舍不得买。她得先把返程机票的钱存起来。
在爱玲的艰苦努力下，《红楼梦》上下集终于提前完成了。然而，最后的评审权还是掌握在公司上司的手里。这时候，宋淇又建议爱玲写另外一个剧本，稿酬800美元，爱玲心里一计算，她和赖雅以前在旧金山的开支是每月200美元，那么这笔稿酬可以供他们生活4个月。爱玲爽快地答应了。可见，她当时的生活压力。
这段时间，赖雅不断有信写给她。说他的病情已经有所好转，希望她不要再牵挂了。同时告诉她，他已在女儿家附近找了一间环境不错的公寓，希望她能够早点回去。爱玲轻轻地抚摸着赖雅寄来的公寓的蓝本，其实，她又何尝不想回家呢?这时候，香港的小报上传得沸沸扬扬，说是电懋公司的老对手邵氏公司将抢先拍《红楼梦》这就意味着爱玲的心血将要白费。
爱玲当时心情的绝望是可想而知的。多年来在英语世界创作的失败，使她对母语世界存在着一丝希望。可是，这次被她寄予希望的东方之行被残酷地证明是失败的。爱玲再也找不到昔日的辉煌了。她感到了一种更深层意义上的、刻骨铭心的被放逐。
正月十五元宵节的前夜，爱玲独自站在公寓顶站的黑暗中。天上有一轮满月，静静辉照人间。远处九龙远远近近的公寓万家灯火辉煌……爱玲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落寞。清泪潸然，滴上襟袖。天涯何处才是家园呢?中国古诗中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可是，除了远在天边的赖雅之外，还有谁会惦念着她呢?何况，她的许多心事和痛苦，赖雅也是理解不了的。
爱玲走回卧室，撕开了赖雅刚刚寄给她的信。赖雅还是在催爱玲早些回去。他希望他们能像结婚后在美国度过的快乐时光，因此建议他们一起去纽约玩几天。爱玲知道，赖雅只要让她快乐，从不吝惜多花钱。但她还是写信表示，应该尽量节约开支。她建议赖雅陪她观光华盛顿。
香港之行，让爱玲觉得精疲力尽，身心交瘁。她终于下定决心回去了。1962年3月16日，张爱玲搭上了飞往美国的班机。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里，爱玲再也没有踏上过这块曾经那么熟悉的土地。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地挥一挥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再见，香港!再见，中国!爱玲终于要回美国了，最兴奋的当然是赖雅。从3月16日起，赖雅就在日记中写下了“爱玲离港之日”的字样，期待着她的早日归来。
按照原计划，爱玲该在18日到达，可是赖雅17日就一个人跑到了候机大厅，从朝阳初升一直等到日落黄昏。真的，他多么盼望奇迹能够出现。他一天都不愿意再等待了。

银白；执子之手（1995-1967）执子之手(7)

第二天，他与霏丝一起去机场接爱玲。当爱玲迤迤然地从飞机上下来时，赖雅使劲地朝她挥手。默默相望，他们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万语千言，化成为一句话：“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那一天，风很大，但是他们走在街上，却觉得彼此心里都暖融融的。他们一起畅游了国会大厦和国会图书馆。爱玲不禁对这些建筑的富丽堂皇叹为观止。
回到家，赖雅已经准备了咖啡和麦片粥。爱玲又为自己炒了蛋，一时，香气溢满了整个小屋。爱玲觉得有些倦了，就斜倚在沙发上，看着赖雅在认认真真地做汉堡包及色拉。就在饭菜端上桌的那一瞬间，爱玲觉得有一种幸福溢上心头。有“家”真好。家是一个最温暖的避风港湾。只要扑在“家”的怀抱里，所有的委屈、辛酸、都是可以消解的。爱玲兴致勃勃地向赖雅讲述着“东方之行”的种种际遇。当然，她巧妙地隐去了那些失意，心酸与不快。
那时候，他们租的“皇家庭院”(Regal Court)离霏丝家挺近。爱玲与霏丝年龄相近，但在关系上总觉得有些微妙，似乎亲近不起来。爱玲从小就是最痛恨后母的，没想到，现在自己居然也成了“后母”。生活多少带有一点幽默讽刺的色彩。因此，霏丝夫妇尽管经常邀请他们用餐，但通常是赖雅一个人去的。即使是感恩节、复活节等节日也不例外，这多少让赖雅觉得有些不快。爱玲还是更愿意一个人呆在家里弄点东西吃。
赖雅在国会图书馆申请了一个桌位，每天从早开始在那儿办公。爱玲申请到的桌位离赖雅的很近，她便在那儿查找一些写作《少帅》所需要的书。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她还是更加习惯于在家里写作。
冬天在不知不觉中来临了。这一年，华盛顿的冬天特别的寒冷。12月份的一天，大雪盖地，赖雅在步行去图书馆的途中，冷得发抖，膝盖几次几乎扭伤。回来之后，冷得在床上直打哆嗦。他不能像往常一样出去杂货店购物了。爱玲穿上大衣，围上厚围巾代赖雅出去了。
“路上小心，地很滑!”赖雅再三叮嘱她。
夜暮渐渐降临了。赖雅左等右等，爱玲都没有出现。赖雅呆呆地坐在床上，望着窗外幽暗寒冷的天空。“不会出什么事情吧?!”他心头闪过一丝不祥的预感。“亲爱的，我回来了!”爱玲像一阵风一样飘了进来。她的身上落下了一层薄薄的雪花。她的手里提着日用杂货，胸口还抱着一个大纸包。
“瞧!这是什么?送给你的!”爱玲的眼里有一种飞扬的神彩。
原来是一床粉红色的羊毛毯子。赖雅轻轻地抚摸着，觉得真是又软又温暖。
大概是由于跑了好些地方，爱玲有些饿了。所以，那晚的饭她吃得特别香。赖雅倚在床上看了几本杂志，就挟着新毛毯沉沉睡去了。爱玲轻轻地替他关上台灯。他一定睡得很舒服，梦里还在微笑。
窗外，雪落无痕!1964年6月20日，一架飞机在台湾中部坠毁。这件事却直接波及影响到了远在美国的张爱玲的生活。因为，在遇难者中有香港电懋电影公司的老板。此人是新加坡一个集团的首脑。虽然电懋从来都不是他公司获利的中心，但由于他本人对电影制作很热心，所以他一直支持着电懋。如今，电影公司失去了这一大靠山，就被迫面临着瓦解的困境。爱玲为电懋写的最后一个本子是根据艾米莉·勃朗特所写的《魂归离恨天》而改成的中文本。那么现在也就没有了拍摄成电影的可能性。更糟糕的是，这些年来，为电懋写剧本一直是爱玲的一个主要经济来源。那多亏了作为制作人的宋淇的周旋。电懋的解散，意味着从今往后，爱玲的“财路”的中断。怎么办呢?以当时他们的生活情况而言，应该是算相当困窘的。除了爱玲和赖雅各有一笔数目很小的版税费和赖雅每月52美元的社会福利金外，他们没有任务外来的固定收入。可是，这一切尚不够他们维持最低的生活需要。怎么办呢?爱玲只好想尽一切办法节约开支。她先是把家从皇家庭院的简朴公寓搬到黑人区中的肯德基院(Kentucky Court)，那里是属于政府廉价公寓所在地。另一方面，爱玲想尽办法多增加收入。那时，麦加锡已从台北调回美国，供职于“美国之音”。由于他的帮助，爱玲得到一些写广播剧本的机会。她写出的第一个广播剧本是陈纪莹的《荻村传》。在此后，她还改写了几部西方小说，其中包括莫泊桑、亨利、詹姆斯以及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小说。这些改编工作，当然是不能让爱玲感到愉快的。充其量，这只能算是在别人作品基础上的“二手活”。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创造力的展现无疑是最重要的。对爱玲而言，这只不过是一种“养家糊口”的工具而已。她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创作自己的作品。那部她曾经寄予厚望的，并且花过大量的心血的《少帅》也终于不知所终。此时，爱玲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祸不单行。赖雅的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糟糕。早在1962年，他就出血(bred blood)并有小中风，但两个月后便康复了。此后不久，他又为做疝气手术而住院。这一天，赖雅在从国会图书馆出来的街上摔了一跤，跌断了股骨，使他的活动能力大大减弱，几乎是在同时，他又多次中风，最后导致瘫痪。每次赖雅发病，爱玲都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她自己没有车子，每次都打电话给霏丝，让她开车送他们去医院。每次，两个女人都弄得手忙脚乱。
赖雅的病越来越重了。他瘫痪了，又大小便失禁。他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深居简出。这无疑给爱玲增添了很大的压力。她除了每天辛勤笔耕，以换取一定的经济报酬外，还要承担起一个看护的责任。她自己就睡在起居室中的行军床上，悉心地照顾着赖雅。虽然她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总觉得做得很差劲，有些力不从心。公寓中失去了往昔的快乐与温馨。一种阴郁与沉闷的气氛笼罩着小屋。爱玲忙得不可开交，赖雅也觉得苦不堪言。他感到深深的内疚，是他给心爱的女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1965年的圣诞节快到时，霏丝的三个儿女及捷乐米的女友安琪都来探视赖雅。还给他带来了鲜花和礼物。沉寂很久了的小屋，重新又回荡起了笑声。病榻上的赖雅已经不能动了。但他看着成长着的，充满活力的儿孙们，眼角露出了笑意。敏感的安琪深深地被这种忧郁无助的氛围所感染。临走时，禁不住暗暗抽泣。
也许是为了改变一下这种情况。爱玲申请了迈阿密大学(Miami University in Oxford Ohio)的驻校作家。该校于10月份出版的《迈阿密校友会》(Miami Alumni)上关于张爱玲到来的消息时称她是“最优秀的在世当代作1家之一”。爱玲在这年的9月来到了大学所在地的俄亥俄州牛津市。在此之前，最让她放心不下的便是赖雅的照顾问题。她本来是想说服让霏丝好好照顾父亲。但霏丝有两个十多岁的儿子，她本人又要上班。后来，爱玲只好请了两个相邻的黑女人来照看。由于那时赖雅已经瘫痪，且大小便失禁，黑女人们不够耐心，也无法把房间保持干净。因此，爱玲在到牛津之后不久，就把赖雅接了过去。由于又要写作，又要照顾赖雅，因此学校里的活动她很少参加。八个月后，她发现自己的创作仍然没有进展。她又要夏志清先生帮忙写推荐信到哈佛大学雷德克里芙女子学院(Radcliffe Institute for Independent Sfudy)去做驻校作家。在那里，她接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支助翻译晚清小说《海上花传奇》。
1967年4月，爱玲带着赖雅悄悄离开了迈阿密大学，前往雷德克里芙女子学院所在地的麻州康桥。
那段时间里，赖雅已经病入膏肓了。这个曾经快乐坚强的男人，现在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他整日里恹恹地躺在那里，一动也不能动。也许，他的思绪已回到那些壮怀激烈的、笑傲江湖的岁月中去。可是，如今，他就像是一只折伤了翅膀的鹰，哪儿都去不了的。他每天看着爱玲匆匆忙忙地跑进跑出，喂他吃药，帮他擦身子。他的心里是存着深深的内疚之情的。此生，他已欠她太多太多。赖雅的表亲哈勃许塔脱曾来探望他。但是，赖雅见到他时，把头转向墙壁，并要求他离开。赖雅一向是一个乐观好客的人。
可是，他实在是不愿意让亲人朋友看到他这个样子而为他伤心。赖雅一生都希望带给朋友的是快乐与温暖。一直到死，他都是这样的。赖雅心中的苦楚，爱玲无疑是最清楚的。多少个寂静的暗夜里，爱玲企求着上苍的恩典，让赖雅多一天活在世上。许多的时候，爱玲坐在赖雅的病床边，“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然而，人世间最诚挚的爱也改变不了生死轮回的自然规律。赖雅终于还是永远地离开了爱玲，离开了这个他曾经是那么眷恋过的人世间。那是1967年10月8日，窗外，有秋叶飘然而落。赖雅的遗体火化后没有举行葬礼。他的骨灰转交给霏丝后由她安葬。从此，爱玲真正变成无牵无挂了。她在顷刻间失去了在美国惟一亲近的人。在此后漫长的30年人生长河中，她都是一个人走过的。爱玲至死都是以赖雅为自己的姓，以赖雅夫人的身份自居。是的，她珍视这一份异国之恋。她珍视那些与赖雅一起走过的甜蜜而温馨的时光。许多年前，爱玲就借她小说中的主人公说出这样的话：诗经上最悲哀的一首诗是：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悲哀，肯定，忠情，像银白的月光，清爽可又有几多凄切。

青灰；天涯孤旅（1967-1995）青灰：天涯孤旅(1)

(1967—1995)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张爱玲·《金锁记》
张爱玲孤独地行走在异国的天空下。
1969年7月，柏克莱(Berkeley)的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持人陈世骧教授深知张爱玲的才华，邀请她担任该中心高级研究员的职位。于是，爱玲从波士顿搬来了柏克莱，从此开始了她晚年在加州26年的漫长岁月。
然而，爱玲在柏克莱的日子并不是很舒心的。在工作方面，她的任务是对中国共产党专用词汇的研究。然而，这对于擅长创作的爱玲而言，不禁有些免为其难。并且偏偏在1970年这方面没有提出很多的新术语，所以张爱玲提交的工作报告里所集的字汇很少，这不免让陈世骧先生感到极大失望。在生活方面，由于柏克莱的天气比较湿冷，爱玲也觉得有许多不适应。在给朋友的信中，她不时地提到感冒、积食不消化、眼镜找不到、皮肤病、搬家、书籍丢失、胃受了寒气等等琐细的烦恼。
可是，在与美国一洋之隔的台湾，却在短时间里掀起了“张爱玲热”。其实这是一个早该出现，却一直没有出现的现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张爱玲的作品。1966年4月，《怨女》由皇冠出版社出版。此后，张爱玲的其他著作《秧歌》、《流言》、《张爱玲小说集》、《半生缘》也在1968年前后由皇冠出版社重印。事情真是非常凑巧，“皇冠”的老板平鑫涛竟是当年中央书局平襟亚的侄子。
1944年，爱玲没有同意让中央书局来出版她的文集，想不到，20年后，还是由平家的人来出版她的作品。张爱玲作品的问世，吸引了大量的读者，洛阳纸贵，风行一时。平鑫涛的妻子，著名作家琼瑶女士就称爱玲是她写作上的“老师”。其实，爱玲作品的再度风行，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因为她的作品确实是一流的。尽管在美国的写作境况不佳，爱玲仍是对她的作品抱有信心，坚信自己的作品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好的作品总是能够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的。其次是当时台湾的局势所致。国民党政府禁止20年代至40年代的左翼文学。那么，这一段时间在出版上几乎成了真空。所以，作为40年代上海著名作家的张爱玲的作品一出现，自然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这段时期，爱玲的创作势头似乎又有了一些回升，1967年，她的英文小说《北地胭脂》由英国的凯塞尔(Cassell)出版社出版。然而，销路并不好，一些评论也不是很友好。爱玲不禁对自己曾经雄心勃勃的英文写作失去了信心，后来，她将这本书译成中文，名为《怨女》。与《怨女》一书的遭遇相比，从《十八春》删改成《半生缘》是相对成功而轻松的。其中一个最为主要的改动便是让世钧与曼桢、叔惠与翠芝重逢，留给读者一个对世事人生产生无限感怀的背影。曼桢道：“世钧。”她的声音也在颤抖。世钧没作声，等着她说下去，自己根本哽住了没法开口。曼桢半晌方道：“世钧，我们回不去了。”他知道这是真话，听见了也还是一样震动。她的头已经在他肩膀上。他抱着她。
也许人生就是由一段段的错误与因缘连缀而成。在时光之旅的长河中，错过了一站，就永远都回不来了。在长长的一生中，走得最急最美的都是时光。其实，这一声意味深长的“回不去了”，又何尝不是爱玲的心声呢?!在陈世骧先生主持的中国研究中心里，张爱玲的作息时间是与众不同时，她总是在下午四五点钟才来到办公室，一直工作到午夜。她也不参加什么社交活动。因此，同事们都难得见她一面。爱玲变得越来越深居简出了。
大隐隐于市，爱玲对水晶先生的一次长时间访谈可谓是一次例外。水晶先生后来把这段弥足珍贵的经历写成详细的文章，刊载于台湾的《中国时报》。水晶是一位爱玲作品的热衷者与爱好者，并且写下了一系列关于张氏作品的评论。他于1973年出版的《张爱玲的小说艺术》，被誉为是这一体裁中最好的一本。
通过水晶细致的笔触，我们看到当时爱玲的房间是这样的：她的起居室犹如雪洞一般，墙上没有一丝装饰和照片，迎面一排满地玻璃长窗。她起身拉开白纱幔，参天的法国梧桐，在路灯下，使随着扶摇的新绿，耀眼而来。远处，眺望得到旧金山的整幅夜景。隔着苍茫的金山湾海山，急遽变动的灯火，像《金锁记》里的句子：“营营飞着一窠红的星，又是一窠绿的星。”
爱玲当时的形象是这样的：她当然很瘦——这瘦很多人写过，尤其瘦的是两条胳臂，如果借用杜老的诗来形容，是“清晖玉臂寒”。像是她生命中所有的力量和血液，统统流进她稿纸的格子里去了。她的脸庞却很大，保持了胡兰成所写的“白描的牡丹花”的底子。眼睛也大，“清炯炯的，满溢着颤抖的灵魂，像是《魂归离恨天》的作者艾米莉·勃朗蒂”——这自然是她自己的句子了。她微扬着脸，穿着高领圈青莲色旗袍，斜欠身子坐在沙发上，逸兴遄飞，笑容可掬。
头发是“五凤翻飞”式的，像是雪莱《西风歌》里，迎着天籁怒张着黑发的Meanad女神。我们应当羡慕水晶先生的。在那个晚上，他们交谈了整整七个小时。其间，谈到了许多作品，如《半生缘》、《怨女》、《歇浦潮》、《海上花》、《倾城之恋》、《第一炉香》、《金瓶梅》等等。谈到五四以来的作家，张爱玲说说非常喜欢阅读沈从文的作品，当然还有张恨水。她还谈到了一些台湾作家，她认为台湾作家聚会太多，是不好的。作家还是分散一点的好，避免彼此受到妨碍。
水晶是这样形容席间张爱玲的笑声的：她的笑声听来有点腻搭搭，发痴嘀嗒，是十岁左右小女孩的那种笑声，令人完全不敢相信，她已经活过了半个世纪。
水晶先生形容爱玲有一个绝妙的比喻：“我想张爱玲很像一只蝉，薄薄的纱翼虽然脆弱，身体的纤维质素却很坚实，潜伏的力量也大，而且，一飞便藏到柳荫深处。”可是，躲在深处的张爱玲却是经常“一鸣惊人”的。我们都躲不过那“震得人发聋”的巨大的声响。虽然，我们常常辨不清这声音源自何方?
1971年5月，陈世骧先生病故。一个月后，张爱玲也被解聘了。不过对于爱玲而言，也许是因祸得福。她一向就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不喜受约束。最为重要的是，她当时已从皇冠出版社那儿有了较稳定的收入。由于她知名度的提高，偶尔在港台报刊上发表的作品，也都能得到比较高的报酬。经过多年的奋斗，爱玲终于等到了可以“随心所欲”的这一天。她把居住的地点选择在了洛杉矶。
爱玲请了庄信正先生帮她寻找合适的住处。庄先生是爱玲1966年去印地安那大学参加中西文学关系研讨会上认识的。庄先生那时是该大学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生，他的博士论文就是有关《红楼梦》的。他与爱玲一谈之下，就觉得很合得来。因此，爱玲对庄是很信任的，而且敢于把自己的一些私事托付给他。庄信正帮爱玲找到的一处公寓是在好莱坞区。
在爱玲几十年的隐居生活中，做的两件最主要的事是翻译《海上花》和对《红楼梦》的研究。《海上花列传》是清末韩子云写的一部专门描写上海妓院生活的长篇小说。鲁迅认为此书是“狭邪小说”中之上品，在《中国小说史略》里称其他书“大都巧为罗织，故作已甚之辞，冀震耸世间耳目，终未有如《海上花列传》之平谈而近自然者。”胡适、刘半农就曾经重印此书，并给予极高的评价，称其为“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爱玲自称“十三四岁第一次看《海上花》”， “许多年来无原书可温习，但也还记得很清楚。”爱玲当初在给胡适的信中就明确指出：“我一直有一个志愿，希望将来能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缘》译成英文。”然而，《海上花》全书的对白都用苏州话写成，对于不懂方言的读者来说，可为“天书”。因此，即使是译成国语版，也得细心咀嚼，那么译成英文需要多少时间和心血也就不言自明。

青灰；天涯孤旅（1967-1995）青灰：天涯孤旅(2)

单单以书名而论，原来爱玲暂定为Flowers of the sea，可当时刊载译文的杂志《通俗小说专号》接下去的一篇就是《孽海花》，又是“海”和“花”，书名中两个字犯重，恐怕会使英语读者觉得中国小说千篇一律，连书名都变不出花样。爱玲的好友宋淇先生认为，“海上”即指上海，译名中应该将两字点出。有一天他忽然想起：何不用The Belles of Shanyhai?例如《乱世佳人》里的郝思嘉即南国佳人(Southern belle)。当年十里洋场中出来外面走走的女性，以长三堂子的红倌人居多，就连后来的“花国总统”，地位也不在“名女人”之下。他征求同仁的意见，大家觉得很浑成，可以说响亮而切题。但是写信给张爱玲，她却坚决反对。她认为belle只指良家美女，例如说某某女士是舞会中的一朵花(the belle of the bull)，而《海上花》中的人物包括上、中、下三类妓女，如果统称为上海佳人，未免失真。后来宋淇又建议用The Shang hai Sing-Song Girls，索性点明身分，虽然有人认为Sing-Song Girls是洋泾浜英文，不登大雅之堂。结果爱玲复信说这并不是洋泾浜英文，因为上海长三堂子称小姐为“先生”，外国人因音近似而用，同时出堂差时每人必歌一曲，故有此称。可是她建议书名改为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读起来顺口，而且暗含着Streetwalkers of London(伦敦的马路天使)之类的说法，这会令许多人叹服爱玲这方面的学问和对文字的敏感，从此定名。小小一个书名的确立，尚且经过一波三折，全书之成，真不知曾经呕尽译者多少心血。
关于人名的翻译，爱玲也是煞费苦心。某年她试写一个长篇，其中人名都用韦翟氏拼法，姓是一个音，名是两个音，中间加连字号。随后试向出版社接洽，每处都表示没有兴趣，因为连名字都读不出，怎么能体会这样一个爱情故事?外国读者受不了中国姓名的“三字经”，可是道地中国人又不能随便“约翰、彼得、玛丽、安娜”一番，真伤脑筋。所以这次译《海上花》，她把赵朴斋起名为Simplycity，洪善卿起名为Benevolence，至少容易使英语读者接受。霍克思译《红楼梦》。也把丫环名字这样译法：平儿是
Patience，紫鹃是Nightingale，否则读者看了拼音之后，名字叫不出来不算，说不定连性别都分辨不出。如果爱玲将赵朴斋译为Chao P'u-Chai，洪善卿译为Hang Shan-Ch'ing等一连串“三字经”，英语读者恐怕只好望书兴叹了。
《海上花》由爱玲先后译为国语版和英文版，填补了这方面多年来的一个空缺。张爱玲完成的另一项艰苦工作是对《红楼梦》的考据。爱玲自小就熟读《红楼梦》，并且非常喜欢这部中国古典名著。她十二三岁读石印本，看到“四美钓游鱼”，便觉“突然白色无光，百样无味起来。”由于深受《红楼梦》的影响，爱玲14岁时就模仿《红楼梦》的笔法，写出了《摩登红楼梦》。这是一部典型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是爱玲读《红楼梦》、《秋海棠》、《啼笑姻缘》等通俗小说的结晶。小说写了满满的上下两册，水准也相当高。当时，她父亲张廷重看了大喜过望，还亲自为爱玲的这部章回小说拟了回目，共六回：“沧桑变幻宝黛住层楼，鸡犬升天贾琏膺景命”；“弭讼端覆雨翻云，赛时装嗔莺叱燕”；“收放心浪子别闺闱，假虔诚请郎参教典”；“萍梗天涯有情成眷属，凄凉泉路同命作鸳鸯”；“青问浮沉良朋空洒泪，波光骀荡情侣共嬉春”；“陷阱设康衢娇娃蹈险，骊歌惊别梦游子伤怀。”14岁的张爱玲在这部小说中才华尽显。她充分调遣了这个时代所能消化了的全部中西文化、古今文粹，使其显示了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行文运词唱和如出自“红楼”一家，神韵极其相似，二是内容情节荒唐而又逼真，将摩登上海滩的今事搬至红楼人物之中，又丝丝入扣，充分显示了她的聪慧、幽默、成熟和非凡的才华。爱玲总认为《红楼梦》的续四十回不及前半部分精彩。她在《红楼梦未完》中写道：“有人说过‘三大恨事’是‘一恨鲥鱼刺多，二恨海棠无香’，第三件记不得了，也许因为我下意识的觉得应当是‘三恨《红楼梦》未完。’早在60年代末，爱玲就寄了些考据《红楼梦》的大纲给宋淇看，有些内容看上去很奇特。宋淇戏称为Nightmare in the Red Chamber(红楼梦魇)，隔些时他就会在信上问爱玲：“你的红楼梦魇做得怎么样了?”
张爱玲对《红楼梦》的研究，历时十年，1977年，24万余字的《红楼梦魇》由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其中包括《红楼梦未完》、《红楼梦插曲之一》和初详至五详《红楼梦》，共7篇论文，并自序一篇。她果真采用了《红楼梦魇》这个书名。这正是很好地表达出了她研究《红楼梦》时的一种心态：那是一种疯狂。在书中，她分别论述后40回的形成、高鹗与袭人的本事、全抄本、甲戌本与庚辰本的年份，《红楼梦》是创作而不是自传、改写与遗稿、旧时真本等七个问题。张爱玲是从一个小说家的眼光去重新审视《红楼梦》的，所以颇多耐人寻味的新见。但《红楼梦》堪称是千古奇书，即便花费再大的努力，恐怕也难以了悟其中的奥秘。诚如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先生早在20年代就曾经感叹过的：“《红楼梦》在中国文坛上是一个梦魇，你越研究便越糊涂。”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十年的朝云暮雨，十年的春花秋月。我们可以想，在异国寒夜的灯窗下，一个细详《红楼梦》的中国女人。庄信正先生有一篇写爱玲的文章，题目就是：“旧事凄凉不可听。”《旧事凄凉不可听》，庄信正，《永远的张爱玲》，P.402。庄先生认为：事实上整部《红楼梦》就是旧事凄不可听。张爱玲写道：“散场是时间的悲剧，少年时代一过，就被逐出伊甸园。家中发生变故，已经发生在庸俗黯淡的成人的世界里。而那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仕途竟不堪一击，这样靠不住。看穿了之后宝玉终于出家，履行以前对黛玉的看似靠不住的誓言。”也许，十年深居简出，皓首穷经地研究《红楼梦》，正符合爱玲彼时的心境。大家族的败落，繁华落尽后的凄凉，爱玲的一生，可谓尝尽了“百味人生”的种种状味。她自己就曾拟过这样的回目：张爱玲五详《红楼梦》看官们三弃《海上花》爱玲的生活越来越趋向于“个人化”，她向乎很少与外界来往。当时，她的作品在海峡彼岸掀起的波澜与她在美国离群索居的“隐居”生活，形成了强烈鲜明的对比。爱玲把一切东西都看成是身外之物。这几年陆陆续续搬了好几次家，许多东西也都扔掉了。唯有这本脱了线的旧影集，一直陪伴着她。
爱玲坐到桌子前，开始了她最后一本书《对照集》的写作。她要公开这些私人照片，让世人看到一个真正的张爱玲。
在这本书里，有母亲、姑姑、炎樱的影像，也有不少她风华正茂时代的照片。然而，独独缺少的是男性形象。仅有的她父亲的形象，也是在一张集体照里一个不显眼的角落，看不十分真切。在她一生中均留下刻骨铭心印象的两男性：胡兰成和赖雅都没有出现。也许，爱玲觉得自己的一生是缺少爱情的。如果说，与胡兰成的情缘如同“水月镜花”，那与赖雅的恋情则不免让人感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张爱玲的最后一张照片，是她在获得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特别成就奖”时拍的，这也是她留给世人的最后影像。我们看到，张爱玲已经非常的苍老，而且有一种出奇的病态的瘦。她手中握着的一卷报纸上，竟赫然印着“主席金日成昨猝逝”的黑体大字。看罢令人有一种心惊的感觉。她究竟要传达出一种什么意思呢?也许，这会让人感觉到一种森森然可怖的“死亡”的气息。她是在向读者们隐隐然地透露着一个讯息：她将不久于人世了。她的那篇“得奖感言”也写得极为平实，语调则是冷峻的。在文中，她追忆了半个世纪前关于《天才梦》一文的不甚公平的获奖经历后，进而在文末写道：五十多年后，有关人物大概只有我还在，由得我一个人自说自话，片面之间即使可信，也嫌小器，这些年了还记恨?当然事过境迁早已淡忘了，不过十几岁的人感情最剧烈，得奖这件事成了一只神经死了的蛀牙，所以现在得奖也一点感觉都没有。隔了半世纪还剥夺我应有的喜悦，难免怨愤。现在此地的文艺将这样公开评审，我说了出来也让与赛者有个比较。
在《对照记》的结尾，爱玲写道：“然后时间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哀弦，急景凋年倒已经遥遥在望。一连患的蒙太奇，下接淡出。”……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张爱玲轻轻合上了老相册。她累了，她想休息了。也许，她没有想到自己要睡多久。也许很短，也许很长，也许是永远。一行清泪，从她的眼角流出。淌过她的面颊，慢慢地渗入暗红色的地毯中。那种地毯的红是深沉的，带点褐色的，是那种经过风雨洗礼的红……

青灰；天涯孤旅（1967-1995）青灰：天涯孤旅(3)

1995年9月8日，邻居发现已有好多天没有见到这位瘦削的中国老太太了。洛杉矶警署的官员打开了张爱玲公寓的门，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幅无法形容的凄凉的画面：一位瘦小、穿着赭红色旗袍的中国老太太，十分安详地躺在空旷大厅中的精美地毯上。桌子上，有一叠铺开的稿纸，有一支未合上的笔。那个时候，距离她死亡已经过了六七天了。张爱玲走了。永远离开了这个对她而言，近乎“苍凉”的世界。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正如她在作品中写的：“人生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
她早为自己写下了遗嘱：
一、所有私人物品留给香港的宋淇夫妇；二、不举行任何丧礼，将遗体火化，骨灰撒到任何空旷的荒野。爱玲离去的方式最显她一贯的举重若轻的风格，她永远不贩卖自己。自生自灭原来就是生命的真谛，又有几个人能像张爱玲那样把它还原!
9月19日清晨，张爱玲的遗体在洛杉矶惠捷尔市的玫瑰岗墓园火化。她的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先生完全遵照她的遗愿，没有举行任何仪式，火化时也没有亲人在场。9月30日是张爱玲的生日，林式同偕同诸文友，将她的骨灰撒在太平洋中。也许，太平洋亦可称得上是人世间最荒凉的处所了，人们把一捧捧深红或纯白的玫瑰花瓣相继撒入水中。花落水流红，但愿海水有情，终有一天会把她的骨灰送回她魂牵梦萦的上海。张爱玲1952年离开上海，此番魂魄归来，已时隔43年。真是“生也漂泊，死也漂泊!”
张爱玲离去的那一天，正是旧历中国的中秋节。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那天，太平洋上的月亮一定特别圆，特别亮。它默默地照着一个“天才”女作家矛盾的一生——热闹与寂寞，浮华与苍凉……这个一生与月亮共进退的人。

青灰；天涯孤旅（1967-1995）余言(临水照花人：解读张爱玲)

“在很久以前，在遥远的东方，在中国的上海，有一个女孩子，她每一天每一天都在做着她的天才梦……”
厚厚的猩红色帷幕缓缓拉开了，雾失楼台，烟锁重楼中隐现出一位东方少女的倩影。她时而穿着清朝式样的绣花棉袍，时而穿着欧式的洋裙。她蓦然回首，一双慧目横扫过多少人间风情：她嫣然一笑，一个远年的上海风韵犹存。在西方人眼里，她犹如一个朦胧的东方神话；在中国人眼里，她犹如隔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亦真亦幻……我一直深爱着张爱玲。四年前的一个平静的秋日午后，我被告知了张爱玲的死讯。记得当时我是惊呆了。多年来，读着张爱玲的作品，总感觉她生活在遥远的年代。没想到，她竟在大洋彼岸一直孤独地生活着，直至，孤独地死去。张爱玲死的那一天，正是农历的中秋节。那一晚的月亮比朵云轩信笺上的泪珠大多了。然而，隔着七十多年人世的浮浪，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点凄凉。冷冷清辉，如同半个多世纪以前上海滩的月亮，淡淡地照着这位旷世才女恣情的一生——热闹与寂寞，浮华与苍凉，大喜与大悲……
这是一个古怪精灵的女孩子。她的外曾祖父李鸿章官至文华殿大学士，祖父张佩纶则是著名的清朝御史。在她诞生的时候，祖上的荣光早已是一去不复返。雕梁画栋，宝马香车，妻妾成群，这些都留在了这个女孩子童年时代惊鸿一瞥似的记忆之中。而祖上那一脉温热的血缘，则骄傲地在血管里静静流淌着。“当我死的时候，他们会在我的血管里重新死一次。”
这实在是一个天才的女孩子。她3岁时能背诵唐诗；7岁时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8岁那年，她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14岁写出了一部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摩登红楼梦》……这个女孩子仿佛就是为了写出美丽的文字而生的。她的敏感，她的真诚，包括她的女人味实足的尖刻。早在那所有着漂亮的花园般房子的圣玛利亚女校读书时，爱玲就是公认的用中文写作的“女才子”。13岁的时候，她就写出了《迟暮》，“黄卷青灯，美人迟暮，千古一辙。”稍后，她写出了《霸王别姬》。那是英雄末路的哀哀挽歌；那是女性意识的早期萌动。你也许很难想到，一个如此年少的女孩子，竟有着如此练达的文笔和成熟的思想。而且，更让人吃惊的是那流露在字里行间的沧桑感。哪一个青春年少的花季少女，会发出如此的沉暮之言呢?留在她童年和少年时代记忆中的是什么?是父母一阵争吵后，母亲默默去国远游的身影，父亲则枯坐在烟榻上，一声不吭地抽着烟……家是一潭沉闷的死水，“有太阳的地方，让人昏睡”。父母终于离婚了，结束了无休无止的争吵，而爱玲不愉快的少年时光依然延续着。不管爱玲是多么地不愿意，继母终于还是进门了。这个与父亲一样有着“阿芙蓉癖”的女人，更是给这个家庭增添了一份冷漠。爱玲永远都不会忘记，中学毕业的那一年，父亲不同意她出洋留学。爱玲未通知继母而独自去了一趟母亲那儿，回来后，父亲竟把她在楼下小屋里关了整整有半年时光。在那段时间里，她得了痢疾，差一点死掉。在那个有月亮的晚上，在那个孤寂的小屋里，月光轻柔地照在爱玲的脸上，你可以想象她是怎样熬过那一个个寂寞的漫漫长夜的。爱玲觉得，有一种叫做“亲情”的东西，正在她身上慢慢消失。
她好不容易逃到了母亲那里，理智的母亲给她两条路选择：“要么嫁人，用钱打扮自己；要么用钱来读书。”爱玲选择了后者。母亲的经济状况一直不甚好。生活中点点滴滴不愉快的小事，不断销毁着母女之间的感情。如果说，与父亲的冲突，是以激烈的形式出现的；那么，与母亲之间的冲突，则是缓慢的，不易察觉的，但那却是在心灵上能一点一滴感受到的。“这时候，母亲的家亦不复是柔和的人了。”
在爱玲的努力下，终于以远东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伦敦大学。后来，因为欧洲战事，不得不进入香港大学。从轮船驶向蔚蓝色大海的那一刻起，爱玲的心中不由得一阵激动，泪光迷失了她的双眼。别了，这充满了忧患的少年时代。童年与少年时代的忧患遭遇，似乎奠定了爱玲一些作品的悲剧底色。爱玲曾经对她的人生际遇与情爱际遇下过“苍凉”哲学，像她说的，“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是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无怪乎张爱玲笔下的人生，总是觉得如此悲哀与苍凉。
港大的三年，于爱玲而言，是相对稳定的愉快的。第一个学期下来，她一人独得了港大文科所有的奖学金。它不光为爱玲找到了一生中最好的女友炎樱，还为进一步创作奠定了基础，而且还练就了极好的英文表达。在这儿，爱玲看到了战争的真实面目。她后来还以港战为背景，写下了《倾城之恋》等小说。爱玲在小说中这样写到：“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
残酷的战争终止了爱玲留学“英格兰”的梦想。她又回到了上海。这时候，便开始了她人生中最为光华灿烂的篇章。她迅速上升为上海文坛上横空出世的一代才女。她犹如握住了缪斯女神的五彩之笔。她像天女散花似的把一篇篇精彩的文章抛向各种有影响力的杂志。《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金锁记》、《红玫瑰和白玫瑰》……她说：“成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张爱玲成了上海文坛上的一则确确实实的传奇。她为出版《传奇》，到印刷厂去校稿样，穿着奇装异服，使整个印刷所的工人停了工。她着西装，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18世纪的少妇，她穿旗袍，会把自己打扮得像我们的祖母或太祖母，脸是年轻人的脸，服装是老古董的服装……张爱玲曾经自己解释道：“我既不是美女，又没有什么特点，不用这些来招摇，怎么引得起别人的注意?”
从1941年到1948年，那是张爱玲一生创作的“黄金时间”。自那以后，无论是漂泊在香港，还是羁旅美国半个世纪，那段时光都成了张爱玲心头永远美好的回忆。
张爱玲是一个描写爱情的高手。描摹人情世故，无不细致入微。然而，可叹爱玲一枝笔，写尽了人世间的离合悲欢，却写不出一段属于自己的圆满爱情。“江南才子”胡兰成与她相逢于茫茫人海中。“千万年之久，千万人之众，在茫茫人海中，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偏偏遇上了，然后说一声：‘呵，你也在这里。’”红尘中的牵手，靠的是缘分。然而，胡兰成终于也不是可以牵手的人。胡的婚外情变，曾使爱玲千里寻夫，伤心欲绝。人世间的风刀霜剑，何以如此残忍，碾碎她柔软的心。多年以后，胡兰成把他与张爱玲的这段“乱世爱情”写成了回忆录《今生今世》。胡兰成说：“张爱玲是民国时代的临水照花人……放恣的才华与爱悦自己，作成了一种贵族气氛。”
张爱玲离国去美的那一年才35岁。余下来的整整半个世纪岁月，他都是在新大陆的四处漂泊中度过的。在这儿，她遇到了第二任丈夫赖雅。与赖雅的相遇，是在美国北部的麦克道威尔文艺营。一场北美罕见的漫天大雪中，她开始了今生的又一次“倾城之恋”。少了年轻时代的激情和冲动，却多了霜冷长河的中年感伤。赖雅曾经是个才华横溢的剧作家，可惜当时年事已高，创作力枯竭。两人不免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之感。当时，赖雅已有六十几岁，比爱玲大出了三十年。赖雅晚年多病，爱玲悉心地照顾着他，尽到了为人妻的责任，直到赖雅去世。在此后漫长的三十年人生长路中，她都是一个人走过的。爱玲至死都是以赖雅为自己的姓，以赖雅夫人的身份自居。
许多年前，爱玲就借她小说中的主人公之口说出这样的话：诗经上最悲哀的一首诗是“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我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
故事说到这儿，该停一停了。朋友，你看窗外，月亮的脸又圆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月亮圆了又缺了，缺了又圆了。可是，张爱玲的故事，却怎么也说不完……完不了。
张爱玲的作品，也永远会有后人从故纸堆中找出来，在里面找自己的影子——一代又一代……
1999年夏——冬于浙江大学西溪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