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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缘起（1）

我坐在飞机上。这是一架波音757飞机。蓝天，白云。我的雇员们在我的后面，整整齐齐的一排。他们交头接耳，在整理工作记录及计划。西装革履，意气风发。
我们由北京飞往深圳。
刚刚参加完电视连续剧《武则天》的开机典礼，又去深圳举办“晓庆”牌化妆品及我其他产品的新闻发布会。
飞机正在使你毫无感觉地以每小时九百八十公里的速度飞行。
我坐在最前面。无阻挡地眺望窗外，一片阳光灿烂。骤然间，一种异样的感觉升腾，升腾，弥漫我的全身：我不再是一个电影明星了；至少不单单是，不纯粹是一个电影明星了。
在刚刚结束的钓鱼台国宾馆里举办的《武则天》开机典礼上，几年来又一次仅仅以电影演员形象出现大众面前的我，已有了几分的不自在。坐在一大群中央领导人中间，前面有制片人、导演，后面有摄影师、化装师……又回到不用自己首当其冲、左右张罗的环境里，这种感觉使我轻松然而却又陌生。
九年来，我完成了不同领域两种截然不同角色的蜕变：洗去铅华，薄施粉黛，成为一个生意人；从艺术创作集体烘托的包装中挣脱出来，成了颇具规模的企业领导者、决策者。
圆桌会议厅被缭绕购烟雾所包围，置身于清一色男人世界的生意场中，自己是那样的柔弱、渺小而年轻。时常担心自己坐木稳椅子或是没有足够洪亮的嗓音谈判的同时，又惊讶地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着过去想也从未想过的庞大事业！
生命对于我们来这样地偶然：这一个爷爷和那一个奶奶在一个特定的瞬间相爱才会有你爸爸；那一位姥姥和这一位姥爷在另一个特定的时刻在一起才会有你妈妈；而要你妈妈和你爸爸相结合，恰恰是时候才会有你。况且，不知有多少生命得不到出生！
感受着天地涅槃的伟大，沐浴在生命的浩森之中，我秉行着新的座右铭——想做就去做。
我是一个幸运者。至少在这一点上可以这样讲。在过去，抱着近乎感激的心情我淋漓尽致地挥洒了十好几年的青春。奋斗，成功，焦虑，恐惧，充斥了我全部的时间和空间，直到一天惊回首，已过去了三十多个岁月。想想自己的年华去了哪里？最灿烂的二十岁到三十岁干了些什么？想不出来。模糊中觉得大概都是在纷乱的拍摄现场，黑暗而憋闷的摄影棚录音棚里消磨掉了。剩下的是什么？是那空洞、抽象，看起来光芒四射实质却残酷冷漠的四个字：“电影明星”。
从小到大，冥冥之中总是有一种力量在指挥我、指点我。也许是一种特殊的直觉吧。
每到一个关键时刻，每到一个三岔路口，仿佛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走哪条路，有一双无形的手推我去一个地方。
而这些路和这些地方最终都引导我走向一个又一个的成功。虽然有些路在当时泥泞难行，使我濒临绝境，可最后都能“柳暗花明又一村”，并还得到意外收获。
这些感觉使我心里存在着一把无形的尺子：用尺子一量我就能预知到自己是否适合作这件事并且是否成功。通过这把尺子的事做起来虽然艰难但是感觉舒服并且得心应手，不通过这把尺子的事根本就不做并且毫无兴趣。所以，我无为而治。我做我喜欢做的有兴趣的事，并且努力把它做好；我完成了从强迫自己到逐渐不强迫自己再到绝不强迫自己做不喜欢的事情的全部过程。
一直以来，我认为电影演员只是一种生涯而不是一桩事业。虽然我热爱电影为它付出了最光彩的年华并且得到巨大的回报。我得了六次电影“百花奖”、“金鸡奖”，还有所有官选民选最佳女演员第一名；无论是我写的书我做的事我唱的歌我拍的电影还是我谈的恋爱我打的官司，都热闹非凡并且轰动一时；据说有人为了见我一面肯出一百万美元，还有人为了看我一眼付出宝贵的生命，有人为了和我说一句话被人群挤踩得血肉横飞，虽然我觉得这一眼未免太昂贵，并且认为牺牲生命血肉横飞实在罪孽，可信程度也大打折扣，可是我想演什么角色就能演什么角色，想找到最好的合作者就能有最好的合作者，从而心想事成游戈在艺术的自由王国，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也许是物极必反吧？烦恼和恐惧一直在我胸中，并且逐渐成为主流。
几年以前？至少在十年之前，有一个声音就在不停地告诉我：“够了！足够了！去做新的事！到时候了！……”这种声音越来越强大，越来越频繁，以至于时常把我从梦中唤醒。
做新的事？做什么事？茫然。
每个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做新的事是我从来的需求：学音乐够了就去拍电影，拍电影够了就去写书，写书后又录磁带唱歌，不满足再去做制片人，再不然出国办影展，开演唱会，和香港合拍了再与台湾合拍，演了正剧演喜剧，演完喜剧再演武打片，女皇演过了，垃圾婆演过了，温柔的、性感的、年轻的、年老的都演过了，剩下的只有演神经病、老处女了。
这几类角色又如何能充实我突然之间觉得漫长的一生？新的事？还有什么？
还在较早的时候，刚刚把《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拍完，我来到《芙蓉镇》剧组。
由于马不停蹄的拍摄而感到身心疲惫的我简直不能掩饰对电影的厌倦，我时常对周围摄制组朋友志得意满地多次重复说：“不想拍了。这部戏以后我不想再拍电影了。无敌最寂寞。”当我像祥林嫂一样自言自语地大概说了八次，还是九次？十次？突然有人对我说：“你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你还早得很。现在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了。”这是姜文。当时他只有二十二岁。
犹如在背后击一猛掌，我从此开始了与姜文激烈而长久的辩论以至争吵。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捕捉反面信息就是我的特长。
我们无数次在拍摄现场为了“话剧好，还是电影好”闹得不可开交无法继续拍摄。导演谢晋及全组成员只有停下来等我们吵完平心静气以后才能再开始工作。
可是我确实不想拍了。真的不想拍了。面对众多的剧本及导演热忱的邀请我兴味索然。电影对喜新厌旧的我来说已经毫无新鲜感也没有刺激性。我不想做同一件事做那么久。拍电影的时间太长了，我的个性不允许我再往下做。如同再美味的东西吃多了也会腻一样，电影这道佳肴我是“吃伤了胃口”了。
我讨厌电影明星的一切：访问、拍照，参加各种会议，应酬。我开始不见记者，同他们吵架，从不参加三个人以上的集会或活动，只要看见有摄影机或是照相机对着我便条件反射神经质地大喊：“不！”
而同时我贫穷。徒有显赫的声名却不具备哪怕是起码的物质生活。我没有房子住，也没有“拜客衫”，还有那么多的官司及数不清的麻烦：偷税啦，离婚啦，和记者吵架啦，打观众啦，桃色新闻啦”……一切都随着电影明星这个头衔成几何级数地膨胀，而我的工资却不能增多。我可怜的每个月五十元人民币的报酬和我一起同强大的社会作长期、持久、艰苦卓绝的斗争，成为荒唐可笑的螳臂挡车。

序缘起（2）

当巨大的社会车轮风驰电掣般开过并轻而易举淹没了我声嘶力竭的呐喊之后，我突然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了深深的沮丧。去你妈的电影明星。真他妈的没劲透了。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十几年的青春换来这一大堆的乱七八糟。我不是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观众吗？要是每个观众给我寄一分钱，不，哪怕是一半的观众每人给我一分钱，再不，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哪怕是八分之一八十分之一八百分之一的观众每人给我一分钱，那是什么成色？肯定是另一番景象。
可是没有人给我寄钱。没有任何人给过我一分钱。只有个别的观众寄钱给我替他买书什么的，我一看钱不够还得倒贴，就根本没收原封不动给退回去了。
我在愤怒与悲哀之中翻滚、挣扎。
我一个人，孤零零地。
然后我沉默。不是在沉默中灭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我当然不愿意灭亡。终于有一天我爆发了。一爆发之下我去了法国。远离了电影明星。此一去整整九个月。
九个月之后我回到了北京。洗净铅华，摇身一变，我成了一个商人。一切对我来说已是别有洞天，换了人间了。
虽然我参加拍摄电视连续剧《风华绝代》，可一切对我已有了新的意义。我面临着另一种挑战，生命的第二次冲刺，我进入崭新的人生。
在数不清的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得相当多的问题是：“做生意和做演员有什么不同？能否为我们谈谈你做生意的甘苦？”
“甘苦”？几年来的生死沉浮，怎“甘苦”二字了得？而做生意与做演员有那么多的截然不同，无异于在几年之内拔苗助长地上了十几所大学。
普天下的报纸如雪片般飞来，再次掀起“刘晓庆现象”的狂潮：“刘晓庆在××市购地二百亩，建一座明星城”，“刘晓庆在××市投资××亿，修建豪华区”，“刘晓庆在××市……”，‘晓庆’牌系列化妆品席卷京城……”，“‘晓庆’牌饮料……”，“‘晓庆’牌美容加湿器……”虚虚实实，真真假假。
在此之后的新闻则是：“刘晓庆哪有这么多钱？”于是报界、新闻界又抛开我这个当事人，围绕我的钱包开展讨论，众说纷纭。
找我支持、捐款、赞助的信件堆积如山。仿佛我这里每天都会从天上洒下“钱雨”，而恰恰是掉到我这个小小的地方。
许多人都断定我挖到了金矿，理直气壮地到公司来要钱，我不在或是给不了就臭骂我一顿，就像这里是他家的银行。
办任何事，买任何东西，只要看见我公司的名片，就狮子张大嘴劈头盖脸咬一口，根本置报纸上认为我其实没有什么钱的言论于不顾，取他们所需。借钱的、找我投资的络绎不绝，每天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形形色色各类人等使公司职员应接不暇，忙乱不堪。
公司成员一再增多，经营范围总是在扩大，仍然跟不上社会的需要。
我又重新陷入舆论的重重包围之中。无论我自己本人的意愿如何，人们就是要关心你，管管你。虽然我当了老板目的是退隐幕后，可大家还是当你在前台，仍然把你作为假想对象指手划脚议论一个溜够。
这当中最多的问题则是：“你如何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翁？”
每个人都想发财。每个人都想了解并且借鉴别人的生财之道。
问得多了，自然就又开始烦了。索性横下一条心，还是自己把自己拎出来得了。这就是我最早想写本书的起源。
囫囵地把从明星——生意人的过程回忆一遍，路途中竟充满了惊险，于是我最初在心里把这本书的名字定为《我的六次危机》。当然模糊中觉得可能不止六次危机，因为是草草想来大约重大危机是这么多。其实脑海里觉得这本书的标题应该是《我的×次危机》，而最后的定稿只有看写出多少次危机再填空填上了。
整天走马灯似地来回忙碌、写书的事也就一再搁置下来。直到一天深圳有一位叫王星的先生来访，讲到即将在深圳的一次文稿拍卖：
王：我们想在深圳举行一次文稿公开竞价活动，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我：文稿竞价？搞得成吗？
王：我们想通过这次活动提高文化的地位，从而使文化与经济结合起来。我们想搞一次文稿拍卖。希望你能参与、支持这一个活动。
我：哦。那肯定我的书价格最高喽！（笑）
王：（笑）所以我们想得到你的一本书。
我：我没有书。只有一个标题。给你们一个标题吧。可以吗？
王：标题也可以。什么标题？
我：“我的六次危机”。（突发奇想）不，“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翁”。
（我拿出纸来，在纸上写下“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翁”。）
我：（又一想）不对，富翁是男的，应该是：“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婆”。
王：“富婆”太老了，叫“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吧。
我：（开心地大笑）好啊！“富姐”不好念，叫“姐儿”吧。
大家开怀大笑，我叉掉“富翁”的“翁”字，写上“姐儿”。于是就成了今天这本书的副标题：“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
事过之后，我很快就把这事给忘了。在我的潜意识里，这个文稿拍卖的新生事物恐怕是搞不成的，尤其是在深圳——人们称为“文化沙漠”的地方。中间，王星曾几次与我联络，大约是两三次吧，要求我写什么委托书之类，我匆匆写了之后传真过去，也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
几个月后，突然一天翻阅报纸，看到一个大字标题：“刘晓庆的《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拍卖了十七万”。十七万！和我几年前牵扯到的一个偷税官司数字一样。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又听到消息说变成了五十万、八十万，又过了一个月，组委会请我去了深圳。
在深圳，又一声拍卖的槌声敲落，我的书拍卖了一百零八万。说是我的书，准确地说其实只是一个标题，因为我还只字未写。
就像是鸭子上了架，这下子非写不可了。

第一章第1节 歪打正着（1）

铺开纸张，坐在桌前。脑海中奔腾汹涌，一时间难以平息。和写《我的路》时一片空白相比，十年来增加了太多的内容。想起那会儿小小年纪居然感叹“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单身的名女人难乎其难。”实在是幼稚可笑得很。无病呻吟得很。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岁月倥偬，转眼间我从一个小女子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女人。我拥有了一切：金钱、声名、地位、成功、美貌、健康，同时我还拥有温馨的家庭、理想的爱情。
可这是怎么回事？就像月亮，表面看上去皎洁、光明，高挂在天上，而在月球的背面，凹凸不平，坑坑洼洼，充满了凄清和悲凉。
记得一九九一年初，香港卫星电视中文台为我拍摄了一个《中国影后刘晓庆特辑》，并且安排了我与台湾记者越洋对话。其中有一个记者问我：“你这一生中最幸运的事情是什么？”我回答说：“成为一个电影演员。”记者又问：“那么你认为最不幸、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我说：“成为一个电影明星。
究竟是什么时候我成了电影明星？哪一天？哪一时？我记不清了。我是明星吗？
事实摆在面前：这么多炫目的光环，这么多的污泥浊水、重重苦难。哦，电影是一门多么残酷的事业啊！
我承认，我曾经有过十分飘飘然的时刻，在我的少女时代。当我拍完了第一部电影《南海长城》，人们一见我便叫我“甜女”的时候，在我拍了《小花》、《婚礼》、《瞧这一家子》，一出门满大街人叫“刘晓庆”的时候，当第一次看到人们蜂拥而至，只是为了得到我的签名的时候，当我的照片第一次登上中国最有权威的电影杂志《大众电影》封面的时候，云里雾里的感觉遍布我的全身。
时常看任何电影杂志，观赏任何歌舞表演，或是坐在放映间里，我都为自己是一个电影演员，从事电影这个艺术王冠上的明珠这一事业而感到无比自豪。“无比自豪”这四个字的深刻含义也是在那些时刻才真正深切领会到的。哦，当时的我是多么陶醉而怡然自得啊。
我想，每一个成功者都经历过我当时的过程。
从影近二十年，看到银河星空无数璀璨的明星殒落，有些只划过一道闪电便瞬息即逝，才为我当时所处的环境而后背直出冷汗。
失败的考验固然严峻，经得起成功考验的人更少。能够从跌倒处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再继续前进的比经得起成功的概率要高，甚至高得多。
年纪轻轻由于过早成功，背上了包袱或是被社会定了型或是固步自封不思进取或是很难再超越以前或是觉得已经足够而“范进中举”的大有人在。从一定意义上说，成功是对成功者的一种扼杀。
尤其在电影行业，绝大部分成功者在成功之前都是不能随自己的心愿选择剧本的。有一个拍片机会已十分难得，根本不能也不敢提出异议。也许第一部戏的角色并不是他（或她）的所长，只是勉为其难而已。稀里糊涂地努着劲拍完了第一部戏，凑巧由于导、摄、美等各方面配搭十分出色在精致的包装下得到了成功，于是各种赞赏、各种荣誉便迅雷不及掩耳地滚滚而来。刚开始还怀疑自己是否真如大家所赞誉的那样高与天齐，可日子久了，时间长了，泡在一大堆逢迎动人的词藻当中，就成了“三人威虎”的故事了。
知道“三人成虎”的故事吗？
某甲从街上跑来，告诉某乙说大街上有一只老虎。某乙大笑，根本不信。又跑过来某丙，告诉某乙大街上有一只老虎，并且色泽斑斓。某乙将信将疑。又跑过来某丁，说大街上有一只老虎，张牙舞爪要吃人。某乙大惊失色，扔下背包行囊屁滚尿流地逃走了。
三人尚且就能成虎，那么百人呢？千人呢？上万人上百万人呢？岂不是飞沙走石、山走路水倒流？
那些成功者都是涉世之初，还不具备辨别能力当然也没有抵抗力，于是自己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一个伟人了。甚至比大家认为的还要出色，还要不得了，也就把第一部也许不是最适合自己的角色当成了自己的所长，背上了成功的包袱。他（她）们不敢超越自己，不能否定过去，深怕砸锅，唯恐失败，只有接二连三地重复，直到观众狠狠地将他《她》抛弃。而实际上，可能他们真正的才华还没有发挥，真正成功的时刻还未来到便彻底完蛋了。
还有的成功者，侥幸在一部戏里得到了大家的肯定，于是社会及电影界便蜂拥而上，抢先将他（她）定了型，只允许他（她）演同一类角色，不认可他（她）的创新，于是也将一些真正的天才扼杀。
一九八○年，第三届中国电影“百花奖”开始在全国颁发选票。
当时的中国电影与现在的形势截然不同。
在那时，电影是中国老百姓唯一的一项文娱活动。没有电视，没有卡拉OK，没有舞会，没有生意从而也没有钱赚，在此之前甚至都没有电影，“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电影整整停止了十年。
作为“文化大革命”后新一代的电影演员，我们都来自四面八方，绝大部分都没有经过专业表演训练，纯属“在野党”。可是电影，作为艺术王冠上的明珠在中国独霸天下。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这一代的电影人，在当时实实在在地拥有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观众。
几乎没有一个人不看电影、不喜欢电影，我们的作品占据了中国老百姓相当部分的时间，影响他们的生活，甚至对他们人生的一个时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第三届“百花奖”评选活动的影响力是可想而知的。
在此之前，“百花奖”只举行过两届，“文化大革命”停止十年之后，第一次恢复“百花奖”的活动，而“金鸡奖”还没有诞生，作为中国电影唯一当然也就最有权威的电影奖评选覆盖了中国大地每一个角落。
印有选票的那一期《大众电影》被抢购一空，《大众电影》编辑部专门重印了几次也仍然不能满足需要。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专门就他们手中仅有的几张，甚至是一张大众电影“百花奖”选票展开几天到一周的讨论，第三届“百花奖”评选成了举国上下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
而我当时拍完了《小花》、《婚礼》、《瞧这一家子》三部影片，并且已在电影圈及全国范围内放映过了。
根据“百花奖”规定，凡是本年度在国内公映过的影片都具备评选的资格。这么说，我有三部影片，也就是有三个角色可以参加竞争了。
有消息说，我是本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的热门人选。而我的几部影片从各方面反馈回来的信息都是众口一词，赞誉之声不绝于耳。

第一章第2节 歪打正着（2）

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收发室，每天观众给我的信件、邮包堆积如山，我不得不用麻袋去装。天天到北影来找我签名的、找我要照片的、向我表示崇拜的、爱慕我的、想跟我谈恋爱的、抱着被子蚊帐来跟我结婚的等等，络绎不绝，使传达室的大爷烦躁不堪。
而我只要在北影厂区内行走，处处都看得到以汪洋厂长为首爱才如命的北影人给我的春风般的笑脸，他们不管跟我熟不熟是否跟我见过面，都会停下来对我说；“你演得很好。”“你将来前途无可限量。”
我自己本身呢，正是处在腾云驾雾的时刻。虽然我还未调到北影，我与丈夫的家庭关系不算和睦。
可想而知，我对第三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怀着极大的憧憬及向往，并且在内心深处，下意识地存着捕风捉影的希望。
我天天向《大众电影》的一位摄影师——我认她为我的内线，打听选票的情况，我得知她们为拆选票，编辑部的员工加班加点，熬更守夜，辛苦备尝。
她告诉我，我的选票与另一位演员不相上下，编辑部的人都说我们俩之间谁没有得奖都怪可惜的。我提议她选十张票作抽样调查，拜托她第二天将结果告诉我。
第二天等不及我打了电话给她，她告诉我已抽样过了，在这十张当中我的选票要多一张，我欣慰了一些。在煎熬之中又过了几天再打电话给她，她兴高采烈地告诉说我的得票遥遥领先。
那时，我已结了婚。我和丈夫住在平安里的一个又黑、又暗，没有自来水也没厕所的阴暗平房里。丈夫的父母住在和平里中央乐团宿舍，两位长辈都是中国音乐界卓有成就的音乐家。平时我们在小黑窝里住，只礼拜六晚回他父母家。
在离他父母家不远，《中国电影周报》的总编李文斌（当时他在文化部电影局工作）住在那里。我还未调到北京，既没有亲人也没有几个朋友，李文斌一直关心我，他的家离我公公、婆婆家又近，于是我就成了他家的常客。
自然“百花奖”是我们唯一的话题。他和他夫人一起替我分析形势、预测结果。我每次都提供一些新消息，然后再车轱辘似地重复我的问题、担忧及信心。我们预测的结果有喜有优，而喜通常占了多数。
当我三步并作两步跨上八楼，横冲直撞闯进他家告诉我得票遥遥领先的消息时，他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喜出望外，而只是平静地说：“那就好。不过你得不了最佳女演员奖也没有关系，你的《瞧这一家子》还可以得最佳配角奖嘛！”
什么话！我当然要得就得最佳女主角奖，因为《小花》、《婚礼》我都演得好。《瞧这一家子》虽然也参加评选，可是我在里面饰演的张岚全片一共只有二十八个镜头，根本没有得奖的可能。再说当时“百花奖”也不分男女配角，配角奖只有一个，不像最佳男女主角至少名额多一个，得奖概率太低了。
我对他的话置若罔闻，心中继续对最佳女主角的追求。
我的丈夫及他的全家比我还要操心。尤其是丈夫的父母，疼我、关怀我甚至超过他们的儿子。
我和我的丈夫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在那个年代，虽然时兴自由恋爱，但我不想找电影界的同行，于是一位朋友给我介绍了王立。刚见面他吓了一跳，说我的脸比桌面还要黑，因我头一天才从第一部影片《南海长城》的外景地回来，后来耐着性子与我相处，竟发现我是上帝专门为他创造的。于是有一天打电话给他的父母，交待了我们交往的情况，当然把我大加赞誉了一通。他的母亲接了电话，听完儿子唾沫星子乱溅的报告，停顿了几分钟后问：“儿子，你打算去四川吗？”因我当时还在四川成都军区战旗话剧团，根本没有任何迹象调到北京。儿子也停了片刻说：“您还是先见见再说吧！”
几经说服，终于在一天我去了他父母家。心中并没有怀着“非他不嫁”的信念，我自然、青春、活泼，谈吐之间也许透着几分才华并且还有点儿横溢？
总之我山南海北侃天侃地神聊了一通，约一小时后，大大方方告辞了他的父母，回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招待所。（《南海长城》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
“刘晓庆，电话！”远远地有人在喊。
我走出房门，绕进过道，抓起那仿佛在世界另一端的公用电话。
“你知道我父母对你怎么评价吗？”听筒里传来他激动的声音。他是学钢琴专业的，时时处处都十分激情。
“我不知道。”我说。尽管心里一边想着我是嫁给你又不是嫁给你父母，一边出于虚荣再加上好奇我仍然竖起耳朵听。
“他们说你是五分！你听见吗？”
……听见了。”半天我说。
“我刚回去，我妈电话就打过来了，第一句话就说：‘儿子，听着，你找了一个五分！’你懂吗？五分就是满分！我父母对你满意极了。”
“我懂。”压抑着心里那份得意之情我说。“那我不能调到北京怎么办？”我问他。
“我父母说了，‘不用担心，她自己完全有能力到北京来工作的！’”
那以后，几乎每周我都去他父母家。《南海长城》放映了，我更成了他父母以及全家的骄傲。知道我每个礼拜六都会去他父母处，时常有他父母的同事等在那里要“参观”我。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周六，中央乐团宿舍停电，有几位叔叔阿姨已等了好半天了。由于又去李文斌处讨论“百花奖”的事，我到的时候天已全黑。摸着黑走进屋内，刚刚与他父母打了招呼，就有人手忙脚乱地找蜡烛。几根蜡烛全都点亮，大家把它们放在一起向我靠拢，所有的视线集中在我的脸上，只听见全体发出惊叹之声：“喷喷、太漂亮了！”“跟她婆婆当年一个样！”
丈夫的妈妈是著名的钢琴演奏家，同时更著名的是公认的美女，我瞟了婆母一眼，心中不敢受之当然。选演员时就是觉得我形象不过关才左试镜右试镜，都下汕头体验生活一个月了北京还在选演员，化装室里化装师评论我额头高、一只眼大一只眼小等等缺陷的声音从来不绝于耳，内心里实在是觉得不可能比婆母更漂亮的。
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赞美，两位父母高兴得合不拢嘴，他们一边听一边插话，夸我的话来得比大家还多许多。以前未结婚时总听别人说婆媳不和，婆婆虐待媳妇、打骂媳妇什么的，结婚以后发现才不是那么回事。
可以这么说，两位老人是天下最善良、最优秀、最有教养的长辈之一，直到如今我仍然十分想念他们。
那时候文艺界时常放映“参考片”。所谓“参考片”，其实就是外国影片，不许公开放映但允许文艺界内部观摩学习。
中央乐团也时常有票。
只要一有“参考一票，他父母一定给我们，假如只有一张，肯定是给我。每次都是丈夫陪我去，我进电影院看电影，他坐在门口一边吃冰棍一边等我看完了出来。

第一章第3节 歪打正着（3）

和丈夫离婚之前，我到他父母家去哭诉，一边泪流满面一边添油加醋带渲染地数落丈夫的种种不是，说完了我的委屈后，他父亲对他母亲说：“听听，这就是你的好儿子！”
此次“百花奖”的评选，他的父母比我还要关心十倍。他们理解我正处于上升时期、奋斗时期，这次“百花奖”评选对我来说无异于是“鲤鱼跳龙门”，是我艺术道路上关键性的转折点，同时也是我调进北京的开门钥匙。
“百花奖”颁奖大会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我得奖的呼声越高，我越忐忑不安，我的心里开始“倒计时读秒”。
许多重大的时刻往往都从毫不起眼、平凡普通的环节开始。
这一天，我在北影放映室看我正在拍摄的电影《神秘的大佛》样片。这是“文革”后拍摄的第一部武打片，而我、葛存壮等演员们都从没有拍过此类影片，争强好胜的我为拍武打动作摔得遍体鳞伤。几天前练习武术，我从站在地上的教练头上鱼跃过去再翻滚一周，跳了两次都成功了，第三次为了动作更漂亮更潇洒我过早弯了膝盖，结果在翻滚时膝头擦到左脸，左眼周围立刻出现一大片淤血，成了一个“乌眼青”。
“乌眼青”和摄制组的导、摄、美、演员们一起坐在放映间里，全身每一个关节都疼。银幕上正放着样片，没有音乐，没有台词，只有画面，放映间里鸦雀无声。只有我过几分钟不得不换一种姿势，椅子随着我缓慢而迟钝的动作嘎嘎作响，我身边坐着《大众电影》的总编崔博泉。
崔博泉是电影界的元老之一，一生都从事电影宣传事业。他热爱电影，对我们呵护备至，我们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崔妈妈”。
他虽然年纪不算老，却是中国电影界的资深前辈，从默片时期的老明星如阮玲玉、胡蝶到后来的白杨、张瑞芳，然后是王晓棠、田华、谢芳直到我们这些新苗，都与他有过交往，他亲眼目睹明星们的兴衰存亡，是电影界后浪推前浪，一代又一代继往开来的中国电影史的活见证。
时至我写书的今日，崔博泉已白发苍苍，尽管他精神矍铄，我仍然开玩笑地称他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当时的崔博泉正当壮年，他是本届“百花奖”的主办人、负责人。那天凑巧他在北影公干，于是被导演邀请进来看我们的样片。银幕上无声无息地变动着画面，我仍然浑身酸痛在椅子上翻过来调过去。
“这次百花奖最佳女演员是陈冲。”他突然说。我扭头看他，眼前有许多小星星在飞。“你是最佳配角奖获得者。”他继续说。
“哦。”我回头看着银幕，什么也看不见。
恍惚中听见老崔的声音远远地：“本来这次‘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和配角奖都是你一个人的，但因为你有两部影片参赛，一部《婚礼》、一部《小花》，两个角色选票号码不同，有人喜欢这个，有人喜欢那个，票数分散了。”
我猛地又扭头过去，像一个拨浪鼓。
我瞪圆了眼睛盯着他看，充满了恼怒，就像一个一点火就会着的装满了汽油的汽油桶。
我什么话也没有说。我无话可说。我也说不出话来。
几天以后，第三届“百花奖”获奖名单公布了。情况完全没有朝我预期的方向发展，我不仅没有得到最佳女演员奖，人们也没有如我想象的那样拍案而起大声疾呼为我鸣不平，而是纷纷向我祝贺：祝贺我获得了最佳配角奖！
天知道我根本就不想得这个臭配角奖。我是主角，凭什么得配角奖？本来主角奖和配角奖都是我的，为什么不公平？假使本届奖公平了，两项殊荣都被我一人获得，那是什么成色？
没有人理我这个茬。无论我怎么觉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地球照样转，太阳照样高挂在天上，花草禾苗照样茁壮成长，世界万物仍然按部就班地各得其所。
只有零星几个朋友安慰我。人数少得可怜，一二个吧。就连这一二个帐的人数里也没有一个是立场坚定分子，他们不约而同都觉得我够幸运的了：《瞧这一家子》只有二十八个镜头却获得了配角奖；《小花》、《婚礼》我演的角色分别获得最佳女演员奖的第二名第三名；其中《小花》的角色我还获得了上海《文汇报》“文汇电影奖”最佳配角奖，同时我还获得文化部颁发的“青年创作奖”。我昏头昏脑地参加了“百花奖”及各种奖项的颁奖仪式。
懵懵懂懂地上台，踏着棉花下台，领完了这个奖领那个奖，文化部的“优秀创作奖”我根本就没有打算去领，赖在外景地不去北京，结果是张金玲帮我领了奖。
那些程序是怎么过来的我简直不能记忆，心中只充满了委屈与不平。也不敢与人多说话，只怕一触动伤心事便会当众“泪飞顿作倾盆雨”。
几年以后偶尔一次翻看过去的报刊杂志，突然看到一张我在那届“百花奖”为大家表演打扬琴的照片，还有慰问部队战士与陈强一起表演《瞧这一家子》张岚打电话片断的照片，真为我当时的毅力感到吃惊，没想到我处在如此巨大的失望之中还能有头脑清醒的余地策划出表演的节目，尤其是还能演奏那速度节奏极快难度又高的扬琴独奏曲《欢乐的草原》！
我有没有打错许多音符？只有天晓得。
奋发图强，“愤”发图强。自那以后，我拍每一部影片都为创作精品而拍，都为显示我的实力而拍，内心深处希望人们能为自己的错误后悔。
扪心自问，其实只是为了得奖而拍。这个角色没有得奖，换一种角色来演，这种类型、风格的影片拍过了，就换不同类型、风格的影片去拍。反正一年里接的剧本多得很，最多的一次同时有三十个剧本在等我去演。挑选的余地大着哩。
一个、两个……几个角色过去了；一部、两部……好几部影片拍完了；一年、两年、三年……一下子又是几个年头了……

第一章第4节 歪打正着（4）

我没有得奖。我一直得不到奖。
后来，“金鸡奖”诞生了。我还是没有得奖。
李秀明、张瑜、方舒、岳红、龚雪、斯琴高娃、潘虹、李羚……差不多所有的中国电影女演员都“轮流坐庄”，获得了这样或那样的奖项，而我却总是与奖无缘。
虽然每一次民意测验我都是最喜爱的女演员第一名，可是，却总是与“百花奖”、“金鸡奖”失之交臂。
差不多每年都有事故发生：《神秘的大佛》虽然作为中国“文革”后第一部武打片票房为全国第一，可是不能参加评奖；《原野》没有获得通过，不能在国内公映自然不能参加评奖；《潜网》由于描写多角恋爱引起争论也不能参加评奖；《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因为是与香港合拍片也不参加评奖；我独立制片并主演主唱的电影《无情的情人》由于牵涉到某些民俗风情问题被停映，当然也不可能参加评奖……
不能参加评奖肯定就得不了奖。我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在影片的拍摄和自己的表演上越来越严格，同时我也越来越失望了。
在沮丧的同时我惊奇地发现我的观众面越来越广，对我赞赏的人越来越多，我的形象逐渐深人人心。
也许是由于人们对我的抱屈心理？也许我为了得奖而一部影片换一种风格、一个角色换一个形象恰恰符合了人们喜新厌旧的个性？
同时我也心惊胆颤地看到许多得奖的明星和没有得奖的明星开始殒落或是已经殒落了！年纪轻轻还没有开花开朵便永远失去了发挥自己的天地了！
人们不允许他们修正自己的错误，不给他们悔过自新的机会，唇亡齿寒，物伤其类，这些前车之鉴使我开始考虑我的人生设计。
我甚至感谢并且开始庆幸当年我没有获得第三届“百花奖”最佳女主角了。正因为如此使我清醒，使我没有昏昏然；正因为如此使我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从而没有背上成功的包袱；正因为如此我对自己的要求近乎苛刻，努力在艺术上追求完美；正因为如此我不停地变换形象，从一类角色跳到另一类角色；正因为如此使我保持了观众，使人们认为我的努力及才华超过我的所得，产生不平心理从而认为那些得奖的演员们不贵我……
我的影响渗透了全中国。虽然我从没有得过奖，可我上台为得奖的演员颁奖，在观众心目中，我是无冕皇后。我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轩然大波，《大众电影》破天荒发行专辑讨论“刘晓庆现象”。
我开始仔细分析许多明星转瞬即逝的原因，并对自己的成功进行深刻的思考。我仔细观看明星们的作品及他（她）们的做事为人，一点一滴地回想我走过的道路。我想起了《大众电影》。又是《大众电影》！
不久前，《大众电影》有史以来第一次为一个年轻的女演员举办专题讨论会，会议的主题是“刘晓庆现象”。编辑部去了工厂，去了大学，收集了各方面的意见，用了极大的篇幅对我进行了全面的报道。
可是我对这种千载难逢的特别待遇竟不以为然！殊不知在那个时代除了中央领导人再不就是去世的老艺术家在特别的纪念日（比如说一百周年诞辰什么的）以外，根本就不可能有别人能享受到这份殊荣！
恩将仇报，我跳起脚与老崔大吵了一顿。《大众电影》编辑部有一位编辑平日与我相熟，我打电话去把他骂了一个狗血喷头。我根本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恩”，本来一直不能得奖就是我的心病，现在他们又来集体扼杀一个天才的真正的表演艺术家！
“战争”爆发的原因是在关于“刘晓庆现象”的讨论里，几乎每个人都对我本人的色彩、个性比对我的表演更感兴趣。那位编辑作为相熟的哥们，居然也趋炎附势，人云亦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肯定这种说法，简直岂有此理。更有甚者，一位叫王××的文章对我大加攻击，把我批驳得一无是处！只有一位女士写了几句话使我略微感到有些欣慰，好像她是姓邱，文章大意是说：“晓庆，我的孩子，我一直在关注着你……”
当然这篇小文章于事无补。我为他们没有充分肯定我的表演而痛心疾首。
十几年后的今天，当我作为一个社会人，以我的个性、思想、观点、行为，再加上我的电影、我的企业、我的书、我的演唱会、我的音乐夯不郎混为一体，从而奠定了在中国现时代地位的时候，“刘晓庆”三个字的含义也就早已超越了我自己肉体、灵魂的本身。
而当年的那本《大众电影》正是对后来几足鼎立的自己的启蒙和提醒。
我的人生就像是打台球。而我是一个球艺不高的球员。我的全部证明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哲学道理。时常发生的情况是：本来我想打这只球，吃不下睡不着去研究打它的战术，眯缝了眼睛屏住了气息全力以赴打出一球，结果球根本没有朝我希望的道路前进，它横冲直撞自由散漫地去了另一个地方，把别的我从未想过的球打进了洞里。而我还是得了分。尽管不是我事先安排好的结果，但我仍然是赢家，常常是那个别的球得分反而比我预想的高。
突然我的后脊梁出了一背的冷汗。我一着急后背就会出汗。我好比一头黄牛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脚底下遍是坑坑洼洼，想绕开就是绕不开，只能一边踏着泥泞向前，一边怨天尤人地埋怨命运的不公平，等以为快到目的地了站起身来喘口气，结果发现只有这条艰难曲折的小径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自己已站在比目的地更远的地方。
我越想越后怕。假如当时第三届“百花奖”我同时得了“最佳女主角奖”、“最佳配角奖”，我是否能经受得起成功的考验呢？我是否能承受得起众望所归，满足人们对我的高标准严要求呢？人们也会由于我一下得奖太多而失去对我的新鲜感而将希望与同情寄到别的演员身上，我纵然有回天之力也无法扭转这种历史潮流，于是我年纪轻轻还没有反应过来艺术生命就结束了。
那么，观众也就看不到我演的花金子、胡玉音、慈禧太后、春桃等形象了。一句话，我也没有今天了。
我的历史证明，许多事都被我歪打正着。因为要辩诬而写了《我的路》，结果引起全国大小报纸的批判却被人们大加赞扬并因此加入了作家协会；我与丈夫离婚自己痛苦万分却闹了一个举国上下的大新闻；《原野》影片虽然八年不能上映却该看的人都看过并且评价相当高……真可谓“败也萧何，成也萧何”。
虽然歪打正着，我却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牺牲。

第一章第5节 深深的烙印（1）

我离过两次婚。尽管在艺术上声名鹊起，却穷困潦倒，数次濒临破产边缘。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中学校长，由于父母是川东地下党员，对革命有过贡献，解放后经济上有着比别人更优厚的待遇。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的家乡四川成都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好几次和妈妈在街上、在公共汽车站旁都看见过饿死的人的尸体。我还看到一个人刚拿着一个饼在吃另一个人跑来夺走，边吃边跑一眨眼就无影无踪。一次我们全家在饭店吃饭，突然有人往我的碗里吐了口唾沫，我觉得不能下咽，他泰然自若地将我的饭拿过去，公然吃了下去。
除了看见这些情景以外，我自己本身并没有太感觉到自然灾害的危害。据说在那三年期间，农村颗粒无收。
由于父母级别较高，我们总是有补助。记得最清楚的是有高知专用票，时常发给我们黄豆吃。我们还每隔一定时期可以凭票在饭店改善伙食，饱餐一顿。
小时候我家的经济状况与周围相比是宽裕的。况且我家人口又少，只有我和妹妹两姐妹，加上爸爸妈妈，后来接来了外婆，一共只有五口人。母亲手脚大方乐于助人，这方面对我后来很有影响。
父亲精通中国历史并酷爱中国古典文学，我受父亲的影响很深。
父亲与我脑海中男子汉的形象相去甚远：个子又矮又小，头发又少又秃，像冬天荒芜的草地。他是川东地下党员，又出生于地主家庭，“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地主”。在牛棚里他宁死不屈，坚决不肯供出他的“同党（因为事实上没有什么同党），造反派打断了他的双腿，从此他永远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走路，只能坐在轮椅里上街了。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个典型的书呆子。成天“之乎者也”，崇拜孔老二，时常因为自己姓“冉”而自诩是孔子第四十几位得意门生冉什么的后代。他是成都体育学院保健系的教授，在体育学院工作多年。有一天晚饭后散步时他突然问妈妈：“怎么那些跑步的学生鞋子上有钉子呢？”“书呆子”的父亲居然连钉鞋也不知道。
我的父亲是我的继父。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与亲生父亲离了婚并且各自都有了新的家庭也有了新的儿女，于是我一个人成了单个分子。父亲姓冉，母亲姓刘，我和妹妹一人跟着母亲姓一人跟着父亲姓。
我们家里是典型的“严母慈父”。母亲性急，望女成龙，时常对我打骂，而我又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硬脾气，每次与母亲吵架过后。决不会我先与她和好。记得一次母亲打得我鼻子出血，我就故意埋头对着地，眼看着血流了好大一片，母亲百般哄我才肯下台。
而我妹妹则与我大不相同。第一她挨打很少，因为她比我小，身体又比我不好，再者我的鬼点子总是比她多，更主要的是她比我会拐弯。如果她挨了打骂或是罚站，我们大可不必理她，让她站在那里好了。如果她站累了或是看见我们开始吃饭觉得饿了，就会突然干笑一声，把自己接下台后没事人似地解放手脚或是若无其事地坐到桌旁吃饭。我时常骂她是“软骨头”。后来看小说《红岩》，更是一边看一边对照她的表现，认定她一旦被特务抓去肯定要当“叛徒’。
我们姐妹俩几乎没有什么地方相似：长相、秉性、高矮、胖瘦，全是出于两个不同的版本。她羡慕我有灿烂的成就，我羡慕她那完整的生活。
妹妹父母双全，家实际是她的家，我其实是外来户。妹妹自己还拥有一个温暖的小家：活泼聪明的儿子及能干并且热爱家庭有责任心的丈夫。他们的小单元融合在我们全家的大单元之中，与妹妹相比我所有的是残缺不全的人生。
我不仅是外来户并且没有老公也没有儿子。我们家就像是童话里写的那样：一群鸭子，其中一只鸭子带来一只大蛋，所有的鸭子都当成是自己的蛋拚命孵它，拚命养它，结果从壳里跳出来一只丑小鸭，最后成了一只天鹅，只不过天鹅没有飞走，它恋恋不舍心甘情愿成了这个鸭家庭的一员。
在申请入团的时候，班主任觉得我与父母、妹妹都长得不像，于是让我回去问个究竟，母亲怕我入不了团只好告诉了我还有一个离了婚的父亲的真相。当我听到此事时没有什么震惊，只是为我的亲生父亲并不像班主任所猜测的那样是大干部或是什么显赫人物而感到有些遗憾。
在此之后家庭的航线仍然如常进行。全家都知道这件事并且也知道我知道这件事，有时还议论，但丝毫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亲情。我明白“阶级情”绝对可以重于骨肉情就是从我与父亲这件事上深刻体会出来的。
父亲成天给我们讲成语故事，许多成语故事尤其是“二十四孝”影响了我一生。“卧冰求鱼”、“老菜子”等主人公成为我孝顺父母的楷模。孝顺、孝顺，不顺就不为孝。在我长大成人后，几乎从没有与父母红过脸、吵过架。在我心目中，父母永远是对的，在父母面前子女没有什么道理好讲。孝顺是无条件的。
我一直没有去国外工作或在外国定居，很大的一部分理由是因为父母、外婆健在，我遵循一个信条：父母在，不远游。
小时候我是父母的孩子。长大后我是全家的阿姨。没有什么语言能够描绘我对他们的牵肠挂肚。
我的外婆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是她老人家把我带大。我们一家五口人是三世同堂。后来妹妹的孩子出生就变成了四世同堂。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懂得尊重老人。孝顺父母，尊老爱幼是我的原则。
成都虽然处在天府之国四川盆地的中心，可是阴雨连绵、气候潮湿，冬天没有暖气，屋里比屋外还冷。我小小年纪便会在临睡前为父母外婆灌好热水袋放在他们的被子里暖被窝，每天在父母外婆午睡起来时一杯热茶送到他们的面前。每到星期天全家的衣服、被子都是我洗，只要我在老人身边就绝不会让他们干一点体力活。
妹妹在孩子出生以后就去法国念书，小侄子四十天就由专人陪同，一个小不点睡一张软卧到了北京。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他带大，好几次给他换尿片，他小鸡鸡一翘尿就洒到我的锛儿头上。
业余时间我就和他“打架”，他开枪我演死，只要他嘴里“叭”的一声我就变换各种姿势倒下，比我演电影还逼真。再不就是演习隐蔽，他从那个柜子后面钻进去，我从这间床下爬出来，匍伏前进、卧倒、剪铁丝网，嘴咬一下导火线扔手榴弹，从来不会忘了音响“轰”！
他不爱吃饭我就教他唱歌，他刚一张嘴我一勺饭就到了他的嘴里。在他的眼里，我是最漂亮的，只要电视机里出现一个美丽的女人大特写或是在杂志上看到一张动人的封面，他就会指着说：“姨妈。”
后来我有了条件把父母外婆都接到北京，外婆及侄子一老一小至少每个星期一次的“大扫除”是我的“包活”：洗头、洗澡、剪头发、剪手指甲、剪脚趾甲，忙忙碌碌，并且以此为乐。我的亲人们因为我这个不安分的“弄潮儿”而遭受了许多动荡，当然这是后话。直到现在我仍然和父母、妹妹妹夫、小侄子住在一起，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式大家庭。我们和睦相处，相濡以沫，家庭生活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了无穷的快乐，我们全体都崇仰这句话：“家庭幸福是最大的财富。”
“孝心感动天和地”，这是外婆给我的评语。在我去法国期间，我的外婆去世了，她享年九十三岁。
外婆一生悲惨凄凉，晚年才稍微享了一点点“清福”。外公是一家大地主的儿子，从小游手好闲，与外婆结婚不久，由于抽鸦片烟将家里所有东西典卖个精光，扔下外婆及四个孩子一命呜呼。
外婆二十三岁就守寡，一个人把四个孩子拉扯大。她是小学教师，靠微薄的工资养活一家，她自己没有再结婚也没有过情人，辛苦了一辈子，我长大明白事理后每想起这一点简直觉得不可思议。

第一章第6节 深深的烙印（2）

由于我是外婆带大的，更由于以上这些原因，我和外婆的感情格外深。小时候我是外婆的外孙女，长大以后外婆是我的“娃娃”。我对她的关心无微不至。每次出门都千叮咛万嘱咐，要外婆保重，听我的话，“乖一些”。
外婆从没有出过四川，后来我将她接到北京，专门让她坐飞机，时年她已九十岁。开始我担心外婆不习惯飞机起落，怕她身体吃不消，结果她上了飞机竟毫无感觉。等飞机已停在北京机场，她问我们：“飞机飞了吗？”
外婆出生在清朝，而我是现代派，我们总有些小小的“摩擦”：跳猴皮筋她说我“年纪轻轻女娃子家别把腿跷那么高”：洗衣服只要看见有泡沫她就说我太浪费；我喜欢明亮她习惯节约，经常是我在前面开灯她跟在后面关灯，而过一会儿妹妹又去把灯打开。
在北京住了一年多，由于我离婚全家坐火车南迁，又一年多以后外婆在深圳无疾而终。
我时常感到我爱我的亲人远胜过爱自己。但是爱心可以获得成功这一点我已在后来多次认识到。我因为爱父母结果作起了房地产，我由于安葬外婆想起了建公墓，我由于……这一切我会详细在下文一一加以描述。
可是我的婚姻却经历了两次变革。
在成名之后，一次与一群即将要考电影学院的女孩子聊天，她们问我：“作一个好的女演员首先要具备什么？”我说：“是一位好女人。”我自认是一位好女人，这一点历史已经有了验证。
虽然我两次离异，但在对方心中我是“五分”。当我第二次离婚时在法庭上，法官劝解对方说到我不是一个好媳妇时，对方立即站起来反驳说：“您错了。刘晓庆是天底下最好的媳妇。”
尽管由于报刊的渲染或是人们的误解，在大家印象中我反叛、不规范、不循规蹈矩，可我实际上在骨子里受封建礼教、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很深。
无论是成名前还是成名后，成群结队的男人总是围绕在我的身边。有人说我的眼睛转盼流光，背地里叫我“小情种”。在音乐学院附中读书时，大学本科的大哥哥们总是来找我聊天。有的人是帮我打饭，有的人是替我抄乐谱，我什么事也不用干。十三四岁时我已接触了“恋爱”，只不过那时我头脑里谈恋爱的概念就是无论吃橘子吃苹果都分给他一半而已。
在学校里我总是鼻孔朝天。男同学们都说：“刘晓庆？不敢想。”临近毕业去成都一个工厂辅导业余宣传队，那是一家很大的钢管厂，全厂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男工。人们叫它“光棍厂”。我在工厂除了教他们唱歌跳舞外，另外还体验工人的生活，开了八个月的车床，工人们封我为本厂的“钢花”。我当然不会忘了在厂里穿行时工人们看我的眼光，那眼光就像是饿了的猫看到了一块好吃的蛋糕。
然后我被分配去了农村，安排在一个玉米园种场。全大队都是男工，只有我和另外一个美术学院附中毕业的小姑娘。我们受到了冷落。除了河对面的男知青对我们关怀备至以外，我们没有被重视从而也没有得到任何特殊待遇。农场工人们和农民们对我们的青春美丽视而不见，也从不评选什么“场花”、“林花”或是“玉米花”之类，他们重视的是劳动。像我这样外表好看却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姐对他们来说只是累赘，因为我拿一份工资（我是带薪劳动）却干半个人的活，分了他们的口粮，增加了他们的负担，他们认为我是“绣花枕头一包草”，“漂亮的脸蛋又不能长大米”。就像《红楼梦》里的焦大，没有人爱上我这个林妹妹。
当我干不出队里派给我的活苦不堪言的时候，我曾经想过，假如有一位农民，当然是男的，他每天来帮我锄草替我施肥，我一定会嫁给他。可是这个人一直没有出现，幸好他没有出现，不然我的历史就会改写了。
我时常感叹命运的神奇。人生真是变幻莫测，此一时彼一时。
前次我去北海，在北海市政府为我们举行的盛大欢迎晚宴上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开始我没有回头。成名之后处处都有影迷叫我的名宇，对此我已司空见惯，何况在北海并没有熟人。那声音连续叫了几声，我习惯性地回头看了一眼，没有发现认识的面孔，于是又置之不理。有人走到我的面前，一个声音在说：“刘晓庆，我是谢婆。”
谢婆！是我在音乐学院附中一位同班同学的外号。我猛然抬头看到一张陌生的脸，那张脸上写满了沧桑。我简直认不出他来了。
我记得在学校他学二胡专业，鬈发，长睫毛也鬈鬈的，虽然是男生却漂亮可爱得像个女孩子，他姓谢，于是我们给他取了“谢婆”的外号。毕业后他分配到四川阿坝州藏族自治区文工团，听说娶了一位藏族姑娘作妻子。可现在他已面目全非，看上去可以当我的大叔。
“认不出我了吧？”他说。
我一边请他坐下，一边不得已地承认着。
在聊天当中我得知他和他的藏族太太有了两个孩子，由于老婆的原因他一直在阿坝。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为什么不离婚？”片刻之后我问。
“她人很好，我们很和睦。”接着他邀请我去四川某单位参加一个活动，我告诉他我从不随便参加任何活动。他说如果我能去，那个单位的领导可以将他全家调到成都，并请求我答应他的要求，一股东西突然堵塞了我的咽喉，我赶紧点头答应了他。
深圳有个豆花庄，老板是我的四川老乡，与我相熟。早先她在北京开饭庄，后来去了深圳发展，每次去深圳我都去她那里吃饭。一次我们吃得高兴，听到在旁边表演的唢呐独奏吹得不错，吩咐我的秘书给他小费一百元。秘书把钱给了他，他站起来大声说：“刘小姐，谢谢。”老板赶紧介绍说他也是来自四川，是音乐学院我们大学本科的同学。我马上抬眼仔细一看，模糊记忆中有些轮廓：在学校他是高年级的学生，成绩又好，一直是我们小班同学崇拜的偶像。过去在学校我仰望着他，没想到十几年以后，我们已是天壤之别。
最使我震动的，是我的同学们那安于现状的表情。也许对他们来说，能够从四川出来，到深圳或是北海工作已是鹤立鸡群，很不得了的事情了。
假如我当初与一个农民结婚，假如我在农村安家，生儿育女，肯定我还远不如他们。幸运的是当初没有农民愿意娶我也就没有人追求我，也许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追我，我已调离农场了。
一九六九年底，我费尽心机参了军。虽然是一九六九年底入伍，算的是一九七○年的兵。参军的第二天便野营拉练，在徒步行军一千多公里后把我分配到了电影队。有电影时放电影，不放电影时负责宣传队工作。
穿上军装，别提我有多神气：漂亮、俊俏，婀娜多姿，挺胸昂首，绝对是“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标准楷模。我清楚地感觉到我吸引了所有的眼光，又变成了一块好吃的蛋糕，而且是涂满了奶油的蛋糕。
我所在的部队是地方部队，只有几个女兵。到了解放军这所大学校我如沐春风，看到军官觉得是伯伯叔叔，看到战士觉得是哥哥弟弟，唯独忘记了他们都是——男人。

第一章第7节 深深的烙印（3）

俗话说，“当兵当三年，老母猪变貂蝉”。这句话刚开始听到我并不理解，后来在实践中发现这句话着实再准确不过。许多战士都是长年在哨卡、在荒山，突然来了我这只双眼皮大眼睛的小母猪，岂不是看到了天上的仙女下凡？
在机关，我受到了上上下下军官和战士的欢迎。我属于政治部，政治部首长是我的上司。由于我吹、拉、弹、唱几般武艺都会，又是唯一的一个毕业于专业文艺学校的高材生，军区对我异常重视。刚参军时，我和其他十几个文艺兵经常被叫去为一个或几个首长表演。我们像在舞台上那样，面对咫尺之遥比我们人数还少的观众又跳又唱，还使出浑身解数演奏我的扬琴独奏。
后来，演员的队伍开始减少了。从十几个人到四五个人，四五个人又减成两三个人，最后变成我一个人的事了。我经常在午睡时或是上操上课时被叫到首长的办公室，由其他战士替我把扬琴支好退出后，我独自一人孤零零地给首长演唱。
首长们开始为我写诗。写的是词牌，什么“钗头凤”之类的，我不大懂，但感觉得出来好像写得不错。总是收到首长及军官们给我的诗和信，表演时往观众席偷偷扫上一眼，看到的全是对我怜爱备至的眼神，心里暖融融的，觉得在部队里真是不错，和农场大不一样。
我在部队里茁壮成长，出落成一个越来越英姿飒爽的女兵。“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年轻的战士们和军官们开始追求我。可是，我是一个战士。根据规定，在部队里战士是不许谈恋爱的。
何况我还在争取入党。在争取入党期间无论党考验你的时间有多长都是不能出任何差错的，有男女关系或是作风问题还了得？再说我是从宣汉县农场入的伍，部队上转业复员都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一旦我转业或是退伍又回到农村，我也就再也回不了成都，回不了家了。
性命攸关，根本不能寻思这方面的事情。我从来都很乖，听党的话。
我不知道我的命运和前途是什么，我只知道我不想再回农村。我可输不起。恐惧之中，我写信告诉了表哥。他是我亲舅舅的孩子，与我年纪相仿，也在部队当兵，由于有共同的经历我们一直有书信往来。表哥给我回了信。可是信又被宣传队一位战士拆了。因为他一直喜欢我而我没有反应，他怀疑我在外面有男朋友于是私拆了我的信。铁青着脸他找到我，要拿枪“崩了那些狗日的”！我百般哄劝流泪哀求也没有用。
那天晚上，我们在军区礼堂演出。礼堂里同往常一样，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人。开演前战士们此起彼伏地喊口号，各连队气宇轩昂地互相拉歌。大厅里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由于惊惧，我一直在后台手脚发颤。
我是宣传队的红人。宣传队在我的负责下已成为全成都军区的样板、最有名的“乌兰牧骑”式宣传队。我们的队伍短小精悍，每个队员都一专多能，节目精彩活泼，很受战士们的欢迎。就拿我来说，全台一共十一个节目，九个节目都有我，是货真价实的“台柱”。可是今天演出我心乱如麻，一边演出一边挤命控制住那眼看就要夺眶而出的泪水，好不容易支持着到了晚会的终场。
很快人已散尽，舞台上只有我在收拾琴谱、服装及其他道具。
远远地有人从灯架上走下来，是那位喜欢我的男战士。他在等我。我不敢理他。
匆匆做完手上的事情，关了礼堂的最后一盏灯就往外走。没想到我刚关了灯他就扑过来，抱着我贴在墙上：“那些首长对你干了些什么？”
我拚命挣扎。一边挣扎一边压低声音恶狠狠地说：“关你什么事？”
他气喘吁吁，狂怒得像一头野兽，“说，那些首长究竟对你干了些什么？”
“没干什么。”
“你不说也没关系，反正我要杀了他们！”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你去杀吧！有本事你就去杀吧！你才会死无葬身之地！”我用尽全身力气推开他，他倒在一大群谱架上，发出惊天动地的一堆响声。
“是谁在那儿？”礼堂里突然灯光大亮，领导我们的陈干事站在门口，正大步向台上走来，慌急中拉开后台小门，我狂奔出去了。
这一下全完了。我感到世界末日已经来临。现在就是浑身都长了嘴也说不清楚了。入党、复员、回成都，全都成了泡影。坐在宿舍的床上，脑子里漆黑一片。
熄灯号吹了好久了。我躺在被窝里辗转反侧，根本不能入眠。
“刘晓庆！”宛如一声炸雷，“腾”地一下我从床上跳下来。“×干事让你去一趟。”一个声音在说。到了办公室，一眼看见那个男战士在场，犟头犟脑地，但老实得多了。我坐下来。
我们一起详细向领导交代了当黑灯以后在礼堂舞台上的具体动作，哪怕是一点一滴的行为。这个交待的本身令我们无地自容。
一天、两天、几天过去了。我惶惶不可终日，就像一个死刑犯在刑场上等着那致命的一枪。枪声一直没有响。我在受煎熬。

第一章第8节 深深的烙印（4）

分区有许多随军家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处处遭到她们的白眼。也许是由于那位男战士的原因？也许是由于我“勾引”了她们的丈夫？在她们的眼里我已是一只“狐狸精”，专干偷鸡摸狗的勾当。可是我当时还根本不懂男女之间是怎么回事儿。
去小卖部买东西，总是给脸子瞧，把找的钱和东西狠狠地一摔。睡不着觉去医务室，刚拿了两颗安眠药就听见有人说：“别给她药，成天五迷三道的，当然睡不着觉喽！”
天也昏昏，地也黑黑。突然我想到了死。这么活着还不如死了痛快。可是怎么个死法好呢？
这一天，机会来了。
分区机关举行手榴弹实弹演习。按规定，手榴弹的实弹演习必须要能扔出五米远才可以参加。我没有扔过，心想大概扔不出两三米。但是我头一个报了名。反正也没有人查。于是在旭日东升的时候，我们来到了演习场。
教官给我们详细讲了要领。大意是先拉弦，后扔弹，扔出后卧倒之类的话。这一套在练习扔木头做的教练弹时已听过无数遍，我根本没听。
大义凛然地看着远处的群山，脑海中浮现出黄继光、邱少云、许云峰、成岗等烈士视死如归的高大形象，心中充满了英雄主义的气魄。我一点也不痛苦，心里宁静、明朗，想到当我死后人们脸上的各种表情，会由于认识到是他们制造了冤假错案而悔恨不已，会承认我的清白无辜，觉得自己已是胜利者。
“轰……”教官先作了一个示范，然后实弹演习开始。
一排、二排、三排，干部战士们蹲下，拉弦，扔出去，再卧倒，一群群的手榴弹连珠炮般地炸响，土块、泥块满天飞扬。
同志们个个兴高采烈，议论纷纷。我们也走上自己的位置。
擦掉溅到脸上的尘土，我拿起属于自己的那颗手榴弹。
教练的口令声远远地传来，我们一起蹲下、拉弦，扔出去、卧倒……我突然站了起来。手榴弹扔在离我不到两米的地方！
从身后扑上来一个战士，我们一起摔倒在地上，连拽带滚，我们滑到了山坡下面！
“轰轰轰轰轰……”
手榴弹全部炸响了。我冲着那位战士又踢又打，像一个疯子。
事后，那位战士受到了口头表扬。因为他没有受伤，于是口头表扬。如果是重伤，肯定会受到嘉奖。
这一天，上级军区来了人，要我去接待。抱着带罪立功的心理，我圆满、周到地完成着我的任务，凭着聪明伶俐很为我们分区长了脸面。原来是成都军区战旗话剧团听说我们宣传队有许多人才，于是到这里来物色青年演员。
偶然出于必然，他们看中了我。于是调我及另一位女战士去重庆复试。复试之后又回军分区等待消息。在等待之中，我与那位男战士的问题暂时不作处理。
只剩下调动这一棵救命稻草了。我的心情可想而知。等待时间是那么久，我已奄奄一息。
在回房间的楼梯上，看见与我同去重庆考试的小蒋卷着一床凉席，背着一个被盖卷，哼着歌儿走下来。心里一震我伸手拦住她的去路：“你去哪儿？”
“没有通知你呀？”小蒋诧异地问。
“没有呀！通知我什么？”我气都出不过来了。
“调到成都军区战旗话剧团。有我，还有你。”
“真的——呀！”我俩抱在一起，又哭又笑，活像一对神经病。
几天以后，我们到了成都。在战旗话剧团三个月后，我去了八一电影制片厂试镜头。拍完《南海长城》后又回了一次成都军区，然后就没有再回部队。我的艺术生活从此走上了正途。
在军分区的经历给我的少女时代刻上了深深的烙印，这一切直到现在我都难以忘怀，它影响了我的婚姻从而也变革了我的一生。

第二章第9节 离家出走（1）

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南海长城》的时候，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王立。后来他成了我的丈夫。
当时我在成都军区话剧团，他在解放军总政治部歌剧团。我是四川音乐学院附中毕业生，他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毕业生，我学民族乐器扬琴，他主修西洋乐器钢琴。我在四川，他在北京。每个条件他都比我高一截。
刚见面时他嫌我比桌面还黑我觉得他条件还不错，后来他觉得我是五分我又嫌他戴眼镜不够男子气。不管我们互相嫌这嫌那，我们仍然抽时间约会，努力争取走到一起。
由于是朋友介绍我们相识，见面时大家都目的清楚，任务明确。虽然说有些“拔苗助长”但禾苗不一定都活不了。就像一棵树虽然只有树干没有枝叶，看上去秃拉巴几不伦不类既可笑还愚蠢，但树干毕竟是最主要的不是？窗户纸先捅破，树叶慢慢再长也行。
这也是我本人的意愿。我不愿意找电影演员，也不愿意和搞电影专业的人生活在一起。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不自信？也许是怕对方花心？当然这只是那时的想法。后来的历史证明，我一直在文艺界的窝里转，总出不了这个圈。
相互之间生诧诧地约会了几次，我参加拍摄的电影《四渡赤水》下马停拍，我就回四川去了。当我初涉银海，在电影的深水里扑腾了几下又回到战旗话剧团的时候，我已经提了干，是一个年轻的军官，也是一个有六年军龄的“老兵”了。
我具备了谈恋爱的资格。领导、同志们都关心起我来。没几天，总政歌剧团的调查函件就发到了我们团的收发室。在部队里，每个人谈恋爱都是要汇报的。并不是说你已经谈上了恋爱才汇报，而是思想上一动了这根筋就要向领导汇报。领导会为你考虑，为你调查，了解对方的家庭出身，主要是政治表现等等，等批准了以后你们才可以谈恋爱。在这些过程当中，哪怕是被蒙在鼓里的对方也会清醒，等领导一批准那天，基本上生米就已经煮成了熟饭了。
总政歌剧团的调查函揭露了我本来不是秘密的秘密。因为觉得与王立只是相识，根本谈不上是恋爱，况且自己也还没有萌发“爱情”，根本就没有想过向组织上汇报请组织上调查的问题。离京时少嘱咐了一句，对方的函件这么快就来了。
来自总政治部的函件当然不会置之不理。我们团迅速回了信，在回信的同时也发了一封调查王立的函件。这一来二往，我和王立的恋爱就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了。而我这个当事人还没有想好。
在我还没有认真想当然也就没有结果的时候，团里领导通知我，我们的恋爱被批准了。并且我被问到是打算在成都结婚还是在北京结婚？我的人生大事等于就这样被确定，因为那个时候在部队里只要公开了恋爱就得结婚，不然绝对是道德败坏，十恶不赦，在大家眼里会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于是我开始在心目中把王立当成丈夫给他写信。反正我不能再有别的选择横竖就是他了。差不多每天我都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热情洋溢的信。看着这些信我努力陶醉并且给自己下任务每周二、三必须回信，还绞尽脑汁使我的信纸布满甜蜜动人的辞藻，我给他织毛衣还给他织毛裤，由于相隔太远分开太久他在我脑海中越来越淡漠，凭着他的来信我的去信编织我们的未来，并且把他塑造成了另一个心目中理想的人。
可我还是不想结婚。同志们都催促我，父母更是心切。我简直不觉得结婚有什么好。有什么意思？我甚至不知道什么叫思念。我不思念任何人。书上写的那些关于爱情的话语太肉麻了。
我只是沿着不知是谁为我安排的轨道在前进着。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轨道。大家如此，我只有如此。跟着走就是了。
而令我心急如焚、日夜焦虑的是我不能再拍电影。许多电影厂来借调我，团里不知是出于什么动机就是不放。尽管我只是在《霓虹灯下的哨兵》里演舞女演工人跑龙套，再不就是京剧《杜鹃山》改编成话剧只演第三场，我演B角根本没有上台实践的机会，可团里还是不放。
我恨死了团里的领导。心里暗暗发誓一旦得逞绝不轻饶他们。可我首先必须“得逞”。我又如何能得逞呢？
第一次我自己想到了婚姻。我可以提出结婚！结婚我就可以去北京，他们不能阻拦！到北京结不结婚还不是由我。总之一切到时候再说！
简直没想到婚姻还能作跳板，此时对男友不嫌我远在四川没和我吹灯满怀着感激。
想好了就开始进行。一切顺利极了。手续简单，一点都不复杂。团里开了一封介绍信，大意是“特介绍我团×××前往北京与你团××结婚”之类。然后我写了一封信给王立，告诉他我很快会去北京，让他到车站去接我，此时我已万事俱备，只等火车票了。
火车票拿到手，马上到邮局给北京发了个电报。告诉我到北京的准确车次、时间，免得错过。
王立书生气十足，几次从北京托火车列车员给我带东西，总是怕我接不到，想出许多花样来。一次把我和他的合影从中撕成两半，让列车员拿着他头像那一半，另一半寄给我，到了火车上两张照片一对，暗号接上，东西就可以取走了。几年之后我们闹离婚时我曾经想到过这个细节，莫不是当初他把我们的合影一分为二，预示了今天的不和？
发了电报回来收拾行装，队长告诉我军区宣传部已同意把我借调到珠江电影制片厂拍电影《同志，感谢你》了。没有什么反应，我只是鼻子里哼了一声。同意也得走，不同意也得走，现在说，晚了！我再不会回来了！
穿隧道，过铁桥，撞上“詹天佑挂钩”，火车朝着首都北京风驰电掣般行进。心里没有恋爱，没有婚姻，只有电影，只有珠江电影制片厂。
十次特快〖ZW（〗在《我的路）中为了简便曾写到去北京是坐飞机，实际是火车，以本书为准。〖ZW）〗喘着粗气，缓缓地进入北京车站。从读了不知多少遍的《同志，感谢你》剧本上抬起头来，一眼就看到了窗户上兴奋的王立的脸。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瞬间的感觉。就是那个感觉决定了我们的悲剧。我发现我简直错了。
他和我想象中的那个人完全是两码事。他没有什么不好。可是，我的男朋友不是他！仿佛从半空中被摔到地上，我好疼。
我心里没有爱，只有陌生。我真的错了。可是，我兜里揣着婚姻介绍信。我是来和他结婚的。我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了。尽管我们并没有入洞房，可是没有什么不同。没有退路。退回去比现在还糟糕。

第二章第10节 离家出走（2）

当天晚上，我们就结婚了。看来他作了不少准备。我没有什么感觉。没有换衣服也没有化妆，我没有亲人更没有好友在旁边，匆匆忙忙，公事公办地掀开了我人生崭新而重要的篇章。
我不能掩饰自己对男女之间亲昵的厌恶。在少女时代刻下的烙印像电影镜头在我们之间叠现，我反感婚姻生活，我讨厌男人。
结婚刚两天，我一定要走。尽管心里有对王立的歉疚。第四天早上，我这个没有新婚感觉的新媳妇就离开新婚丈夫走了。
当我重回北京再见到王立的时候，已是一年以后。其时在我心里，离婚的序曲已经开始奏响了。
我们的婚姻是我过去经历的牺牲品。蒙在鼓里的王立莫名其妙。对我的反常行为他以为只是我累、烦、压力太大，他希望改进我们的家庭生活。
除了以上这些原因以外，我正在拍摄《小花》、《婚礼》、《瞧这一家子》三部影片。这三部影片对未成名、在北京还谈不到立足的我来说是背水一战。我倾注了全部的心力。
我和王立的要求越来越有距离。在分别一年，饱尝了相思之苦后，他要的是一个媳妇和一个温暖的家，而我要的是奋斗，要的是成功。没有经过表演学校训练的我如牛负重，举步维艰。
我简直身心都腾不出一点空来去顾及王立。全总政歌剧团都知道我们相聚的难得：只要我有哪一天不拍戏在家休息，王立就会在宿舍走廊里大喊一声：“你们谁也别到我家来，刘晓庆回来了！”于是我们不会受到任何打扰。
我们房间里没有自来水，假如要出去打水或是买菜，王立会小心地把我锁在屋里。
他告诉我，说我不在家的时候他最讨厌墙上那滴答作响的时钟，一次他实在忍不住了，把那时钟给扔了出去！过了一会儿觉得心疼又捡了回来，钟还未坏还在走，只是钟面上有了丝丝裂纹。
他还说，在我去珠影拍戏的一年里，每次他碰到我的朋友，也就是那位介绍人，介绍人都躲躲闪闪十分难为情，觉得非常非常地对不住他，给他介绍了这么一个不着家的老婆。
他的这些话我当时完全不能理解。随着岁月的磨炼开始懂得人情冷暖才发现当初自己是多么混蛋。记得我时常看着他讲话的脸想我的台词，经常我们正在吃饭我停下筷子琢磨要拍的戏。
我早出晚归，半夜里时常爬起来写笔记，根本忘记了他的存在；我虽然身在家里，在他的旁边，可我的心不在这里，灵魂不在这里，心与灵魂在摄影棚里，在电影上面。
王立痛苦万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我，希望我能回心转意。可是我已陷在电影里不能自拔。每天傍晚他往摄影棚打电话问我还有几个镜头，虽然不会做饭，他亲手为我烧菜然后坐在桌旁静静地等我回来。他不了解电影是多么的随意，多么的没有时间概念，有时一个镜头只要二十分钟，有时一个镜头需要七个小时。当我总是在他过了忍耐极限的时候回家，他一见我就忍不住把桌子凳子一摔，然后大发雷霆。而刚进门仍然沉浸在戏里的我，看到这样的情景心惊胆战，但又莫名其妙。
我努力使他满意，却总是十分拙劣。他对我说每次他去听音乐会，看到别人都是成双成对衣冠楚楚，而每个人都向他问起我在什么地方，他总是回答他们我在外地，人们都当着他的面叹息。我马上说只要有机会只要不拍戏我们一定一起去听音乐会。于是有一天，我的生日，摄制组专门放我的假，我做好了一桌菜，点好了蜡烛，没有告诉他，想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谁知他拿了两张音乐会的票兴冲冲进门来要我立即跟他出发。我要过生日，他要去音乐会，相持不下最终又发生一场争吵，吵累了我软下来，吹灭蜡烛穿好衣服陪他去听音乐会。音乐会是梅纽因还是卡拉扬演奏的，是什么乐章谁的作品我已完全忘记了，由于拍戏由于争吵由于没有吃饭，我又渴又饿又困竟然在音乐厅呼呼大睡，丢尽了他这位出身于音乐世家的脸面。
我们的隔阂越来越深。我越来越不想回家了。每天总是找人替我向王立请假晚回家。家庭对我来说太局限了，远不如我自己一个人来得自由自在。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总是吵架，总是吵架。
直到有一天，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本来就有心理障碍的我此时更不能接受夫妻间的亲热，王立的满腔热情遭到我前所未有的抗拒。经过长时间的搏斗，他终于恼羞成怒，打了我一记耳光。
第二天天蒙蒙亮，我离家出走了。
我的出走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
下午，总政歌剧团的领导带着王立到北影剧团来检讨认错，请求我回去，北影剧团领导把他们批评了一通。
我没有回去。
全厂的人都同情我，只有我心里同情王立。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母亲问过我许多次，“他为什么打你？”我从不正面回答。我不想说这些事情。家庭之间的是非有时是永远讲不清楚的。我既已出走就不想再回去了。长痛不如短痛。好马不吃回头草。
所有的东西全在家里。我什么都不想要。身上只有三元七角钱。连牙膏、牙刷也没有，唯一的安慰是每个月五十元的工资。可是现在离发工资的时间还早。我认识到又面临一次新的冲刺。
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尝到桔据的滋味。当然我也从来没有富裕过，可没有现在这样情况具体。下农村时我是月工资二十九元五角，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发工资的那天我上街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作为自己第一次挣钱的纪念。后来参军入伍，津贴是每月六元。由于是女兵，有卫生费，每月实发六元七角五分。后来提了干工资是五十六元，转业后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工资是五十元。
出走的时候我已是一个电影明星。我已得过奖，上过报纸，赫赫有名。我只是还没有调到北京。
可是我没有钱。甚至没有钱吃饭。我开始不吃早饭。中饭、晚饭都去别人家蹭饭吃。王立到处打电话找我，大概是想给我送点钱或是衣物来，我让他找不着。

第二章第11节 水深火热（1）

我离婚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人们都津津乐道地争相议论着。“文革”以后中国电影恢复以来，还没有一个电影明显像我这样公开离婚。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许多情形我已在我写的第一本自传《我的路》中描述过，现在就不再重复。不过在当时，经济上的困难相对来说还是容易克服的，何况我这个人吃苦也吃惯了。只是有时想起过去的事觉得现在脸上还发烧：最令人难忘的是在日本东京参加影片《天平之甍》的开幕式上。
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在去日本时，我还是现役军人。除了军装以外，一件其他的衣服也没有，而我几个月的工资加起来还不见得可以买一套像样的服装。
从接到通知的瞬间到出国前的最后一分钟，我一直在为出访的服装忙碌。为了应付这突如其来的出国任务，又不丢国家的脸，我每天奔忙于北影服装车间借服装，忙得天昏地暗。
尽管我已为此次的出国之行尽了大量的努力去准备，但在日本，还是为我的衣服伤透了脑筋。
参加开幕式是我们代表团此行最主要的活动，《天平之甍》又是日本在“文革”以后第一部到中国拍摄外景的影片，也是第一次剪彩邀请中国电影界成员出席，因此日本方面格外隆重。所有的日本女宾都穿和服，那么相应对等，我作为唯一的中国女演员应该穿旗袍。可是我只有一件从北影服装间借来的呢子旗袍。而在这以前，我还从来没有穿过旗袍。那件北影旗袍由于年代久远，已经破旧不堪，胸间被虫子蛀了一个洞，下摆还有另一个洞，旗袍开叉的地方撕裂了，服装师傅用线在那里挽了一个大疙瘩，背后的呢子绒毛已经脱落，显露出麻袋片似的底。
在开幕式前，代表团召集开会，为我的旗袍出谋划策。没有人想得出妥当的主意来。后来，还是我绞尽脑汁弄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胸前的洞用一朵红花缀在上面挡住，开叉的地方呢，提上皮包就看不见了，背后的麻袋片只有听天由命，寄托在希望到会的日本人都是近视眼，侥幸不往那个方向注意，而下摆那个洞……我可以紧紧地跟在代表团员身后走，尽量笑容可掬地对所有人，吸引他们看我的脸而忽略我的衣着！
唉，那一次去日本，难堪的事情层出不穷。穿的全是借的衣服，从上到下千疮百孔，只有脚上的丝袜是自己买的。
我一共只有两双丝袜，来回倒着穿。丝袜在日本是穿一次只要破了就扔掉，而我每天在东京白天应酬回来在临睡前支撑着沉重的眼皮还得在灯下缝补丝袜。缝好后再洗好、晾干，第二天早晨再穿。丝袜是最不经用的东西，每天破，每天补。在日本十几天丝袜已伤痕累累，真不知道我那左一个疙瘩右一个疙瘩就像静脉曲张的双腿在唯美主义的日本人眼中看来作何感想？
我们每天的日程排得非常满，女演员要上午一套衣服，中午一套衣服，晚上一套衣服。每天走马灯似地把仅有的几件衣服来回倒腾，弄得我精疲力竭。
最紧张的还是晚宴，在日本，每个餐馆的门口都有服务生为你脱大衣。当我每次风度翩翩地把大衣往服务生手上一交，大衣上赫然印着的大字“北影服装”立刻跳入眼帘，而不少日本人是认识这几个中国字的，何况款待我们的日本人大多数都是中国通。我只有立刻挤出最动人、最灿烂的笑容来掩饰我的一头冷汗！
当然，我所有的服装都是借用北影服装仓库的。有一次，我穿着北影的某一套服装，怡然自得地和我们的日本陪同聊天。她给我看前一次来日本的中国电影代表团照片，我一眼看见了照片上的张金玲，她竟然和我穿的是一样的服装！原来我们借了北影同一套衣服访问日本！一时间我瞠目结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我想转移那位陪同的注意力，可是晚了。她已经发现了。她对我说：“看，张小姐也是同你一样的衣服，你们都喜欢这套服装，是吗？”
前一阵子翻看照片，看到日本电影代表团访问中国。有栗原小卷、吉永小百合、中野良子等等。许多合影我们在一起，日本女演员个个花枝招展、服装考究，我们中国女演员穿得都土里土气，艰苦朴素过了头。我在当中尤其扎眼。不是我的漂亮使人扎眼，而是因为我穿的是一件自己亲手缝的相当于一些小女孩用两块大手帕前一块后一片拼起来的实际上是穿着睡觉的汗衫！
那时候，我们同海外团体交往也罢，出国也罢，都不许收对方的礼物。如果对方非要送我们礼物。价值五块钱以上的都要上交。而我们回送给对方的礼物呢，哪怕价值五百元国家都不会补贴给你。

第二章第12节 水深火热（2）

在日本电影代表团访问中国期间，日本演员栗原小卷送给我一串玻璃仿制的钻石项链，我用月工资的五分之一，即十元钱买了一个骨头雕刻的镯子回报她。日本电影代表团前脚刚离开北京，后脚上面的通知就来了：“把那串项链交上来！”我当然马上交了上去。这次我去日本，厂长亲自指示：“把那串项链发给她戴！”于是又发给我戴。而我从日本回到北京呢，又收到了另一份通知：“把那串项链交上来！”于是我又交了上去。
后来，我主演的《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在香港放映，我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前往参加首映式。香港南方影业公司的老板许敦乐委托中国电影代表团带给我一架照相机。可是照相机没有到，有关部门的通知到了，要求我把那架照相机交上去，而我知道许先生送照相机这一信息也是从通知上得来的。于是，这架送给我的照相机我连面也没有见着就不知到哪里去了。
在那个时候，出国访问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个包袱。甚至可以说是一场灾难。
我第一次去香港，是参加《原野》在香港的首映式。我当然还是借衣服穿，只不过这次借的是香港长城电影公司仓库的服装。我们代表团的成员个个都穷得要命。在香港这挥金如土的世界里我们无金可挥，我身上更是一文不名，无论是人民币还是港币，我什么币也没有，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
每当有观众送花到我们住的酒店，或是有行李服务生帮我送上来，站在那里等我给小费时，我只有假装不懂，仰着脖子哼哼着小调看天花板。
每次有朋友陪我上街，出租车一停我就拚命地朝窗外眺望，“测览市容”，好让他去付车钱。在商店里我装模作样地东挑西捡，其实我一件也买不起。
在临回国的前一天，发给我们每人一百港元。我拿着钱立刻到香港最便宜、最低档、有身份的人绝不会来的“女人街”，想买件应酬穿的体面一点的衣服。当我正在小贩的麻袋里浑身臭汗地来回翻腾，头发、眉毛上沾满了棉花絮正同摊主寸土不让地讨价还价时，居然有许多香港观众来请我为他们签名。
尽管我时常窘态百出，但所有人都知道我“穷大方”。朋友说我是“五十元钱的工资，五千元钱的风度”！
有一件事充分证明这一点。
有一天，我拍外景回到厂里，听人家告诉我，由于我的辛苦劳动，以及在三部影片里的突出表现，厂领导一致推荐我当厂里的先进生产者。我高兴得蹦了起来，因为我从来没有当过先进生产者。
我马上问：“发什么纪念品？”回答说有八十元奖金。八十元！这可是一笔巨款。“请客！”反正是飞来之财，为图吉利我毫不吝啬。
我借了八十元，请朋友们去全聚德吃烤鸭。朋友问：“请多少？”我说：“八十元吧。”朋友说：“七十元吧，给你省十元。
我们尽情地挥霍我的“成功”，美美地打了一次“牙祭”，在饱餐了一顿之后，我又出外景去了。
当我再一次回到北影，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去领我的先进生产者的奖金。
兴致勃勃地走进工会办公室，他们却告诉我，我已经被撸下来了，理由是我的表现不好，自由散漫，正在离婚，所有到会者都不举手，领导的那几票根本不管用。
我马上变成了负债累累的杨白劳。为还这笔巨款我白白地辛苦了多少个月！其悲惨情景活像莫泊桑小说《项链》里的女主人公。
唉！当年露的这类“拙”真不知有多少，我都不能再去想它了！
而更使我难以承受的，还是成为电影明星后带来的一切。

第二章第13节 我行我素

突然一天，全中国都知道了我的名字并熟悉了我的脸。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行动从不自由变得完全没有自由，我开始出席这种场合那种场合接待外国电影代表团与他们合影谈话，我与他们的谈话被他们的记者或是我们的记者登在报纸上，我的言行必须对祖国负责任。
就像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只因为是一个爱跳爱唱的小女孩的缘故，于是去拍了电影。拍电影由于喜欢也有天赋结果拍得很好，成了一个电影明星，开始出席各种重大场合，代表国家讲话。小女孩仍然是小女孩，和一年前没拍电影时那个小黄毛丫头没有什么不同，拍电影只使她的演技熟练并且了解电影，但不会使她在外交、政治方面有什么大的锻炼，可是社会和人们对她的要求变了。人们再也不允许她表现不好，举止不得体，不允许她脆弱，在公众场合不高兴，使性子，吵架，哭泣，不管她本人愿不愿意或者实际上她是不是，在社会上公众印象中她成了一个“女强人”。
其实这是一个十分悲惨的故事。像这样悲惨的故事在历史上在电影界不知有多少！
电影明星加上离婚，使我陷入舆论的重重包围之中。
刚刚出道的我还是一只雏鸡，毕竟过去我从没有当过明星。
时常在报纸上看到写我的文章气得个半死。在报刊杂志上的各种渲染已把我变成了另一个连我自己都不认识的人。对此我已早就举手投降，甘作败将。我无可奈何。为扮演《武则天》、《西太后》、《赛金花》去研究中国历史，才明白其实千秋功罪谁又能准确评说？别说我一个小小的演员，就是那些政治家，什么又是他们本来的面目？
我曾悲哀地无数次想：也许到死的一天，社会以及我的观众们都不知道我实际上是什么样子。
我的全副精力都纠缠在徒劳无益的辩解、生气之中。我就像一只小虫子，被困在一张巨网里面，挣扎、呼喊，只会使那张网越缠越紧。
人们并不关心虫子是否窒息，是否喘不过气来，只是津津乐道地欣赏并参与加厚这层层增多的桎梏。
许多情况是，假如我不嚣张，不咄咄逼人，不霸道，不口出狂言，就不是刘晓庆，大家就不认可。于是乎在拍《武则天》时，特别能理解当武则天老年退位时上官婉儿问她百年之后碑文上写些什么？武则天摇摇头说：“什么也不写，就让它无字吧！”
千秋功罪，本来就不能评说。
我终于奋起反抗了。我提笔写了我的第一本自传《我的路》。我像一只血气方刚的梅花鹿，哪怕就是被人养在圈里你也无法抓到我，我会横冲直撞将自己弄得头破血流，再不就是在去目的地的路上活活气死。
我奋笔疾书。抱着扑灯蛾一般的牺牲精神，我不顾一切。我写出我所有的悲愤，我用我的全部身心蘸着我的血泪写下“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单身的名女人难乎其难”的悲号，我豁出去一吐为快、哪怕是写完这部书就去死也在所不惜。
很快，《我的路》发表了。除了在《文汇月刊》上一次刊完以外还在《文汇报》上有删节地连载。《文汇报》发行一百多万份，当时发行不到十万份的《文汇月刊》再版两次，因此一跃而上猛增到几十万份，仿佛全中国只要识字的人都在看这本书。同时，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先后用十四种版本在全世界发行。
我收到的读者（现在我有“读者”了）来信犹如下冰雹。鼓励、支持、赞赏的话语使我热血沸腾，燃烧得我不想吃饭、睡觉。
而同时，中国大报小报用醒目标题对我展开了全面批判。
我呕心沥血、掏心掏肺对大家说的话被用为批判我的题目：“这是一面什么镜子？”因为我曾在文章的结尾酸楚而真诚地问过大家：“你们从我这面镜子中得到什么？这是我的心及我的手，让我们成为朋友吧！”
在我的脑海中出现这样的画面：我百口难辩，无法表白心境，于是伸手到自己胸中，挖出那颗血淋淋跳动的心脏，没有任何遮拦，没有任何防备，我战战兢兢颤抖着双手捧着那颗红彤彤的心送到大家的面前，却被人随手接过，两手一松，轻而易举地让它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那以后，我从出国名单上消失了。虽然我曾去美国和法国办过影展，但都是属于对方执意邀请并且每次都有人陪同。到今天为止，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中国电影代表团出访外国。也就是说，官方没有把我派出去过。
我的心受到的伤害是无法用文字表达的。我是内伤，这种重创很难平复。陡然间我仿佛长大了十岁。
藏起真挚与纯洁，用谎言和虚伪做先导。我再也不瞻前顾后，唯唯诺诺了。
三把两把揪下自己身上要作乖孩子的遮羞布，我变成了一个我行我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成熟妇人。
经过这次《我的路》炼狱的磨难，我由生铁变成了钢。面对公众及媒介，我不再轻信，不再约束，不再循规蹈矩从而也不再悲伤，不再哭泣了。
我开始不惧怕任何困难。我不再向人袒露胸怀也就受不到致命的伤害了。
我知道了我是一个电影明星并且开始懂得做电影明星。我为自己定下了新的法则：不要浪费自己的青春，每一分钟都要用来挣名或是挣利。
同时，我的事业正如日中天。虽然我没有得奖，但谁也否认不了我的辉煌。我作为中国一代影星的佼佼者自成一体，我已进入艺术创作的自由王国。无论个别人口头上承认与否，我在中国电影界的地位已经奠定了。
我也已经挣脱了婚姻的枷锁。现在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
十几年以后我碰到许多才华横溢的同代人，他们已成为中国的栋梁，他们都告诉我说是我的读者，是看《我的路》和我的电影长大的。每个人都不约而同说是《我的路》的奋斗精神鼓舞了他们，激励了他们，影响了他们的一生。这些人目前已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乃至每一个角落，都成为大大小小各个企业、各个单位的核心领导者，就像日本一家杂志对我的介绍里说：“刘晓庆虽然是一个著名的电影演员，她写的自传体小说《我的路》体现出来的思想影响了中国的一代青年。”

第三章第14节 我的亲人（1）

从小到大，一直有人夸我“孝顺”。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几乎所有的明星都孝顺？
我曾几次给我妹妹晓红说过：“在这个世界上，你只能相信自己的亲人。”
在我经历的无数风浪当中，一直没有背叛我的是我的全家。
他们并不在乎我在天上还是地上，也不在乎我年老或是年轻，无论我胖瘦美丑有钱没钱当劳模进监狱他们都仍然是我的亲人。
他们组合成我的避风港、安乐窝，使我伤痕累累有一个地方可以包扎伤口，是我唯一可以卸下虚伪和谎言的沉重盔甲天然而没有任何掩饰能得到歇息的去处。
社会是这样的荒凉。电影是这样的无情、残酷。明星们大多都孝顺父母，我想也是出于与我相同的心境吧。
细细想来，我的人生其实是一个孤单的人生，我特别怕孤独。
我无数次感激父母为我生了一个妹妹，不至于我一个人在世界上太寂寞，从而心里话有地方去诉说。
我爱我的全家甚过于爱自己。
比方说，我从来就报喜不报忧；比方说，我总是勒紧裤带打肿脸充胖子往家里寄钱；比方说，四川困难时期我在北京拍电影一有时间就买猪肉自己动手炼成油有人去成都就往家带；比方说，由于想念父母我两次参加春节晚会唱的都是四川民歌；比方说，除了那两次春节晚会外无论在天涯海角无论我在做什么除夕之夜我一定会在父母身边……比方说的事太多了。
到北京工作以后，我也设想了无数个“比方说”，可是我没有能力做到。我没有房子，没有钱，连养活自己都够呛。
其时在中国，已悄悄兴起了一种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行为：就是名演员到全国各地演出并得到金钱的报酬。
这种现象在后来的十年中迅速发展蔓延成了一个“运动”——我把它称之为运动。人们把这项运动叫做“走穴”。
“走穴”二字从何而来？我不得而知。也许“走穴”是“走学”的谐音——就是走着学习的意思吧？或者是为了挣钱成天巧立名目东躲西藏感觉不正大光明而称它是“走穴”？“穴”就是洞穴，“走穴”是不是意味着钻山洞钻空子？
算了，不去研究。总而言之，我自己是从不自觉到自觉到带动大家到成了“穴头”还得了外号叫“大猫”，最后惹起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偷税风波，整个卷入了这场运动当中。
我从“走穴”才开始知道“钱”是怎么回事。
“走穴”也为我带来了我人生最艰难、最危险、最坎坷曲折、最麻烦的一段黑暗时期。
可以这么说，除了工资以外，我一生的第一笔钱就是“走穴”得来，只不过那时“走穴”这个名字还没有诞生，我们还是叫它“演出”而已。
那是我正在拍摄电影《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写《我的路》的时候。
不光是我，整个中国文化界的艺术工作者都处在贫困之中。
由于没有房子住，我住在摄制组房间的地上，由于没有足够的钱吃饭我和演东太后的陈烨只有去撕演咸丰皇帝的香港演员梁家辉的饭票，他经常吃不完把饭票扔在马桶里冲掉。我们几个大陆的演员虽然是这两部大制作影片的主演可是没有一分钱的片酬。
在拍摄现场，我们大陆的演员和工作人员，每顿发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个馒头、一根粉肠、一块黑咸菜。而为香港工作人员推来的餐车上大鱼大肉、香喷喷的白米饭应有尽有。两分钟前都还一起演戏，两分钟后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我是四川人，吃不惯馒头，时常在拍摄现场饿得头发昏。
有一天，我实在饿得要命，一边拍摄，一边吵吵饿，李翰祥导演看吵得厉害，提前收工让大家吃饭。
我们又是馒头、粉肠和咸菜，我一看见就没有食欲。再看看香港工作人员的餐车，有好多好多的白米饭。于是我走了过去，向他们要饭吃。
管饭的是大陆这边的剧务，给了我一碗白米饭。我看见那边有许多炒得香喷喷的肉，我便找他要肉。我喜欢吃肉，可是他不给。说是给外宾的，外宾都不够了。
本来要饭要菜就已经丢尽了脸面，再遭到拒绝，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香港的照明师和摄影助理拚命为我说情，我更羞更气更恼，把饭碗一扔，跑到旁边大哭起来。大家都来哄我。
制片主任手忙脚乱问我要吃什么？我说要吃饭吃肉。制片主任说好好好别哭别哭我马上去买，我说我一个人吃不行，要大陆所有工作人员都吃。
结果当然是我一个人吃了肉、吃了饭，而大陆的同仁仍然是“老三样”——馒头、粉肠和咸菜。
为了加强营养，我用妈妈给我寄的粮票去换了两斤鸡蛋。当我充满食欲地煮好它们，把蛋壳敲碎剥开正要塞进嘴里，突然看见鸡蛋里一双双眼睛在盯着我！原来，我换的鸡蛋里已经没有蛋清和蛋黄了，全是一些已成形的小鸡！只好把它们全扔掉了。
那时正值北京盛夏，气候炎热。
我们成天在故宫拍摄，照明师傅们还要在灯下烤，好几位师傅都中暑了。于是他们要求在开水桶里放些茶叶，免得酷暑喝白水会呕吐。
可是他们要求了一个星期，还是没有茶叶，因为茶叶没有地方出帐，制片主任没有办法。

第三章第15节 我的亲人（2）

照明师傅们火了，同制片主任吵了起来，双方越吵越凶，照明组说：“如果再没有茶叶，我们就不干了！”制片主任正在火头上：“不干就不干，请！”没想到照明组说话算话，在二十分钟内风卷残云，把所有的照明器材收拾个一干二净。
这一下拍不成戏了。大家全傻眼了。
台湾来的导演李翰样急了，一边问“什么事？什么事？”一边召集大家开会。
于是在故宫的养心殿外，我们坐下开会。会议进行了两个小时，茶叶问题由李翰祥掏钱解决。
令李导演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茶叶一天只要几块钱，而租故宫一天要几千块钱，为什么要为几块钱的事停拍而浪费几千块钱？
我告诉他说，李导演，这你就不明白了，茶叶是福利，哪怕几分钱也没有地方出帐，而租故宫是公款，一天几万块也可以报帐，这件事你们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弄不懂吧？
大家都知道，《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两部影片我是绝对主角。这两部影片在海内外曾轰动一时。直到今天，香港人也不相信我说的没有报酬。记得在组里有一位从香港来的演员，他在我们影片里扮一位很小的配角。有一天他问我：“拍这部影片你拿多少钱？”我说：“没钱。”他不相信，睁大眼睛问我：“你这么大的明星会不拿钱？”我说：“是没有钱嘛。”他摇头叹息，也不知道是不相信还是可怜我。
每天我顶着几十斤重的头饰拍戏，手上鞋上缀满了珠宝，因为扮演的是慈禧太后，穿服装时左一件饰物右一片挂件琳琅满目。
我留着长长的指甲，手上戴满了戒指。戒指是从别处借来的道具，几乎每一个都不合我的手指，时常在拍戏之中掉下来。那时我的耳朵也没有扎耳朵眼，所有的耳环也只有夹在上面，夹紧了疼，夹松了容易掉，我经常掉戒指掉耳环，全组都爬在地上帮我找，找到了再继续开拍。于是下决心为了拍戏方便不麻烦大家一狠心去扎了耳朵眼，那是后来的事了。
这一天，别人给了我一袋鲜枣，我把它带到现场，在拍摄间隙我大饱口福。一边吃一边把枣核扔进一堆来信的信封里。
正吃得津津有味，那边制片喊拍戏了，于是匆匆忙忙站起身跑到镜头前。因为全是拍的脸部特写一直没有注意到手，直到收工卸装时才发现有一枚戒指丢了。
由于每天戴的戒指太多我甚至不记得丢的那只戒指的长相，只模糊记得好像是一只玉的戒指。化装室里炸了锅。
大家都吓坏了。据说那只戒指值五百块钱。
所有的人都去拍摄现场找，黑灯瞎火点着打火机照着手电筒爬在地上到处乱摸。弄了个通宵还是没有找着。理所当然，这枚戒指我要赔。
我头都大了。每个月五十元的工资，成天挤死拚活地干，还得自己掏饭钱，现在丢了戒指还要我赔五百元！我上哪儿去找这五百元钱？
我绝不赔。再说我根本不可能赔得起。虽然想是这么想，可是头上就像悬着一把剑，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只要想起戒指看见戒指就会心里一沉。
这件事一直到外景拍完了准备回北京才弄了个水落石出。
回北京的前一天大家都忙着收抬东西。我想把那一大堆的信件给处理了，于是点了火到外面去烧。一封一封扔进火里，突然感到有一个信封疙疙瘩瘩的，凹凸不平。心想又是观众寄来的什么小玩意儿，肯定是不喜欢才没有拿出来。
不知道动了哪根筋我倒空了信封：原来是一堆枣核。只是在枣核中间一道绿光一闪，出现了我丢失的那枚戒指！一定是我那天吃枣扔枣核时由于信封窄手伸进去困难，于是戒指就掉进信封里了！
至此，这场戒指的风波才告平息。
那个时候，我尝尽了没有钱的窘困。我在国内国外电影交流认识了不少朋友，当他们到北京与我联系时我绝不可能请他们吃饭；假如他们请我吃饭我也不敢轻易答应，因为我没有钱坐出租汽车，但我由于有名大家会围观也不能坐公共汽车。
我看到过意大利影星索菲亚•罗兰的一张照片。那是在她自己的住所。在我眼中她的住所简直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豪华、气派。索菲亚•罗兰站在大厅正中，拿着一只酒杯……
我看到这张照片时犹如灰姑娘看到了公主，觉得那是我们这辈子不可望也不可即也许人世间根本就没有的生活！当时的我简直无法想象这一切。
就像是我们平日所讲的一个故事：一个乞丐又冷又饿在寒风刺骨的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心里想着：“要是我现在是皇帝就好了，我可以坐在温暖的炕头上，吃宫女们端来的热稀饭。”
可是我不是乞丐。我是中国的大明星。毫不夸张地说，我已是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国家的不是数一就是数二的大明星。可是我的情况跟乞丐也“大哥别说二哥，彼此都差不多”。
记得那时我特别想吃鸡。可是我买不起鸡吃。导演李翰祥的太太烧得一手好菜时常叫我和陈烨去吃，可是我们不敢。
他们是香港人，与他们接触多了会有人向上级打小报告。不能为了吃鸡惹出政治上的麻烦。
尽管我贫困交加，但我仍然红得发紫。在我所到之处总是受到老百姓自发性地大规模欢迎，每天为了拍戏不得不动用许许多多的警察……同时，无数的应酬、活动在邀请我。
在这当中，有许多邀请是请我去参加演出。
除了拍戏所有的应酬活动我一律拒绝。演出也不例外。没有时间，没有心境，何况……也没有衣服穿。
每次参加活动还不够我累的，总是东拼西借，花上半天时间打扮，再不就费尽心思在仅有的几件衣服里配出花样来。等收拾得差不多了也就快累死了。而且每次都提心吊胆生怕“漏馅”，不仅自己狼狈，周围的陪同人士也替我出汗。难怪李秀明有一次对我说：“我再也不想应酬，也不想出国了，太难堪了。”
演出也是一样。我也没有演出服。再说，我是电影演员没什么可演的。不去不去不去。全部电话一概不接。
可是，全国各地邀请我演出的电话、电报仍然络绎不绝。

第三章第16节 初次“走穴”（1）

一天，摄制组所在的西苑宾馆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他们是来请我去演出的，地点是河北邯郸。我生硬地告诉他们不去，态度十分恶劣。他们没有冒火。仿佛我的反应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他们说这台晚会请了当今中国的所有名演员，接到的任务是一定要我出场。我坚决、果断地频频摇头。
他们对视了一眼，然后其中一人突然说邯郸演出可以一场给我报酬五十元。五十元！这可是一笔大数目。
“并且四天演二十五场。”那人继续说。二十五场，每场五十元！我脑子里虽然一时转不过弯来，但心里已明白这是巨额财富。
最近文艺界正风闻有演出团私下拿报酬，每个演员每场二元，刚听到这个消息时觉得二元已经太多，没想到现在给我的价钱是每场五十元。
五十元是不少，已经是我一个月的工资了。可是我演什么呢？又没有衣服穿，还不够丢人现眼的？再说我正在拍戏，还是大主角，摄制组肯定不会放，就是我点头答应也白搭。
“不去。算了。”我又摇了摇头。然后站起身送客。那个时候，金钱的诱惑力对我来说还没有那么巨大。“我们明天再来。”他们两人走了。
我照样拍戏。照样烦躁。照样贫困。照样想吃鸡却没有鸡吃。照样打我的地铺。
他们第二天没有来。第三天来了。一见他们，我又摆出冷若冰霜的样子。前天的谈判我已忘了。心里最初的一丝悸动已荡然无存。任性的我什么事只能趁热打铁，几天之后黄花菜全凉了。
他们继续顽强地说服我。累断了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我仍旧摇头、摇头，头晃得像一只拨浪鼓。晃得我自己的头都晕了。他们没有停歇，快速而坚定地告诉我说当地可以给我每场一百五十元，只要我同意去。我停顿了两秒钟。
在重赏之下没有人能保持沉默。我立刻点头答应了。
然后我们坐下来讨论细节。怎么去？更重要的是钱怎么发。由于每个演员都是五十元，就我一个人一百五十元，保密工作要严而又严。最后，唯一的问题是我的假期了。哪一天可以去演出？加上来回路途一共要六天的时间。我告诉他们听我的通知。
他们走后，我躺在床上假寐了一会儿。脑子里兴奋莫名，心跳得一塌糊涂。从没有做过这种事。
这算不算是不义之财？我该不该拿呢？
可是不管怎么说，钱也好，这件事本身也好，对我都充满了刺激性。我跳下床，去找副导演。
副导演是电影学院的老师，平时我们私交很深。我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告诉了他，最后着重强调说是“有——钱——的”，让他务必帮忙把我的时间排开。我知道这让他十分为难，可是我非去不可。在我死乞白赖的纠缠下他终于勉强答应了。
火车向前开。轰隆！轰隆！与每一次坐火车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参加演出的演员们，挤在一个个的软卧包厢里，促膝谈天，兴高采烈。许多伟大的开端都是平凡而普通的。
十几年后的今天，想起那次的邯郸之行，总觉得其实那列火车是载着我们奔向阿里巴巴装满宝藏的山洞，在邯郸的演出中我们齐声唱出的是那打开宝库的咒语：“芝麻，开门吧！”
车厢里，王洁实、谢莉斯、姜昆、李文华、唐杰忠、苏小明、吕文科……全部当时最红、最火的名演员，都在一起。
与大家打了个招呼，彼此心照不宣，多少有些不好意思。
平日在文艺界以骄傲、清高出名的我，此时在演员们的眼里也不过是凡夫俗子，也为五斗米折腰，心里真是羞愧难当。
一反往常张牙舞爪的个性，文文静静地找到我的铺位坐下，半天才回过神来。对面坐着的是谢莉斯。
谢莉斯是我的老乡，也是四川人。她与王洁实的二重唱那时正红遍大江南北。
“我演什么？”我问她。
“……你报幕好了。”想了半天，她回答说。
反正是挣钱，又不是拍电影。我心里自己给自己说。
可是报幕已经有人了。出发之前已经告诉过我。“你唱歌吧。”谢莉斯热情地提出主张。
“有你们那么多的歌唱家我还唱歌？”我喊起来。谢莉斯赶紧安慰我：“不一样嘛。大家喜欢听你唱。”
到了邯郸，已是中午。下了火车直奔剧场，离开演时间已经不远了。演员们刷牙，洗脸，梳头，化装，一通忙乱。我还得四处寻找乐队负责人跟他商量在车上想好要唱的曲目。幸好我是音乐学院附中的高材生，此时全派上了用场。找来几张纸，腿踏在凳子上，一边哼一边写乐谱，写完后再抄写几张，五个人的乐队至少得三张。刚把乐谱发给乐队，观众已经进场了。
演员们群情激奋，斗志昂扬，一个跟着一个上台。剧场里热闹非凡。那种阵势使我在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时干劲恐怕就是这样的冲天吧？
大家目的明确，知道为什么而干。
该我上场了。剧场里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在邯郸连电影演员也看得到，观众们喜出望外。
我行了一个礼，开始唱歌。我的歌唱生涯也就从那时刻开始。此后我的歌唱水平日臻成熟，录了五盒歌唱磁带，其中《刘晓庆的歌》还获得了太平洋影音公司颁发的“云雀奖”。
我的歌声有点像鸡脖子被踩着了，在过门时赶紧咳嗽几声，再唱时只看见钞票在乱飞。一百五十元！一首歌一共不到十五句，一句十元钱！钱太容易挣了。
唱完歌，我又行了个礼，拐脚拐爪地在稀稀拉拉的掌声中下场。虽然觉得有些丢人但立刻原谅自己说我是电影演员不是歌唱家接着很快被已挣到一百五十元的兴奋所替代。
大家都喜气洋洋。每个人心里都明白是为什么。因为感受是共同的。
一场，二场，三场……第一天就演了四场。没有人喊累。
第二天开始演五场，连续演三天。
我每天写新的乐谱，唱新的歌。我节目获得的掌声远远没有报我的名字时热烈，我直埋怨是歌选得不好。
一台演出全是唱歌，除了两对相声外，连我这个电影演员也唱歌。乐队拉手风琴的手都拉肿了，手背上起了一个大包。可是没有人打退堂鼓。更没有人临阵脱逃。大家还都要求加场。
我们几个在后半场演出的演员更是不一般。演完后立即小车接送回宾馆休息下一次快到我们上场时再来，免得换场时被观众围观，我们都像吃了兴奋剂。
很快，最后一天到来了。

第三章第17节 初次“走穴”（2）

从第一场起，大家都变得比往常严肃，不苟言笑。我们都在等着那重要的时刻。当然，就是那发钱的时刻。
下午，这个时刻开始了。前台仍然走马灯似地表演着节目，后台演员们轮流走进地下层的剧场办公室。
我是最后一个被单独叫到办公室的演员。我这个阿里巴巴还没有说“芝麻，开门吧！”那厚厚的一摞人民币就到了我的手中。有生以来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钱，就是见也没有见到过。自那以后在生意场上不知有多少钱从我的手中流过，却从没有任何钱像当年那一摞钱一样令我觉得是——钱。
就像是叫化子捡了金子，不知道把钱放在何处，从毛衣的领子里放进去，走了还没有两步就漏出来掉在地上，心慌意乱地拾起来，拍打两下绑在我的裤腰中间。
我带着我的钱演完了最后一场。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腰部，深怕没演完我的宝贝就掉到台上。挺直腰板上场，挺直腰板下场，腰上鼓鼓囊囊的一团，还以为是我的衬衣在毛衣里面没有扎好。
当天晚上连夜赶回北京，已是凌晨四时。三步并作两步赶到我的朋友家，心跳得如同刚刚作过案的小偷。
朋友老伊平时总是出差，看我没有地方便把他的房子借给我住，一有时间我就来此处休息。
打开房门，立刻把门锁好。快走到床前再返回去拉拉门闩，检查门是否确实关严。当确定门已经锁死后，从腰间摸出那牛皮纸信封住下一倒，一大堆花花绿绿的纸就洒了一地。全是几毛钱、几块钱的小票。先在心里算一遍，再拿纸笔来列算式算一遍。二十四场，一百五十元一场，我的妈呀，三千六百元！我简直倒不过气来。
我开始数它们。十元钱的放一堆，五元钱的放一堆，五角钱的放一堆，一元的，一角的，五分的各放一堆。三千六百元钱布满了小小房间的各个角落。先数了一遍，少了四十元钱，再数一遍，又多了十元钱。再数一遍，又多出二十元钱，再数，再数，再数……怎么从来就没有对的时候？数人民币的双手已经脏黑，此时天已大亮了。蓬头垢面地下楼去给小蒋打了个电话，问她能不能立即到我这里来一趟。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赶紧回到屋里把自己扔回床上。
一夜没有睡浑身筋骨酸痛。眺望窗外觉得是那样的心旷神怡。心中不停地策划着这笔“巨款”的用途：冰箱，床，衣服……暗暗下决心有机会还要去挣钱。只要挣到一万块就收手不干了。好像还是不那么正大光明，总是偷偷摸摸的。
一万块我把它存在银行里，每个月利息是多少？好像是十几块钱，那么，我可以每个月取出来用，听说有一种存款方式就是可以每个月取钱的，叫做——存本取息。对，是叫存本取息。这样，我每个月的工资就不是五十元，而是六十几元了。
不过，要是存五万元就好了，我的月收入就可以上百元。上百元太够了。花不完了。下决心挣它五万！
可是取利息存钱都不能我自己去，我太有名了，招眼。每个月都去取利息，这么有钱！还不被人暗杀、绑架了才怪。传出去那还得了？
让我妈妈去？不好，我妈在四川，到北京没有房子住。总不能每个月为了取利息来一趟北京吧？路费也受不了。
大表哥？他们太远，也不方便。何况他们太正统，我怕挨他们的批判……还是小蒋吧。
小蒋是我从小的战友，我们一起调到成都军区话剧团，后来又先后调到北京，她人可靠又够姐们。可是五万元得挣一阵呢。什么时候才能挣到呢？……
有人敲门，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
“谁？瞩沙哑着嗓子我充满警惕性地问。
“是我。”是小蒋来了。
我把小蒋拉进屋里，又不厌其烦地去锁上门，把我去演出得了报酬是多少钱请她帮我存钱连珠炮似地说了一遍。小蒋震得半天也说不出话来。我把钱塞给她，她打开要数。我说别数了。数也数不清楚。我数了八九遍还没数好呢。还是让银行数好了。
“那银行问我哪里来的这么多钱怎么办呢？”
“你就说别人送的。不，你就说是卖冰棍卖的。算了，你就胡编一个理由就是了。银行不能随便问你吧？”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情况，我不自信地说。
“好吧。”小蒋走了。
好像是十年过去了，小蒋回来了。告诉我说钱存进去了。银行数了半天还详细盘问钱的来源把她吓了个半死。作贼心虚她壮着胆子把银行吼了一顿，银行也就没再问了。
存进去的第二天我又派小蒋去把钱取了出来买一个冰箱。从此我拥有了自己的存折，自己的帐号，自己的冰箱。哇——有钱太好啦！
好景不长。我们的邯郸之行很快败露了。据说是文化部下了文件点名要我们交代演出的场次、地点和收入，要写检讨并且钱要没收。
北影剧团再三追问我总是避而不见。可是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团长书记几次找我谈话。
每次我都吞吞吐吐顾左右而言他，可这一切伎俩都逃不过眼明心亮的剧团领导的眼睛。我被命令写检查并且写清楚演出的地点、场次和收入。
写检讨倒不要紧，等于写了一张收钱的发票，把脸揣在兜里在报纸上抄了一段对挣钱演出的批判文章（报纸正大肆展开对后来称之为“走穴”的挣钱演出的批判）交上去就过了关。只是这场次和收入不能说。说假话怕和剧团去邯郸调查的情况对不上。
说真话我的冰箱怎么办？总不成把冰箱搬来交给国家吧？那怎么舍得？
飞快给邯郸剧场的王经理打了电话，问他可不可以开一张介绍信来。他说怎么开？我说一天二场，一场二十元。他说好。于是他亲手写了介绍信，盖上公章（这一盖章使我们成了朋友直到现在）派人把它送到北京。
拿着介绍信我再到团里去哭穷，说我们怎么被人骗了，说好是每场五十元结果是二十元，真他妈的不像话。王经理忙活了半天还让我给骂了一通当了替罪羊。
一席话赢得了团领导的同情，领导看我挣的钱太少也就没有罚我的钱。连蒙带唬，算是过了这一关。
几天不在摄制组拍戏，我的突然失踪使摄制组的导演暴跳如雷。所有的过错都在副导演一人身上。李翰祥导演每每问起副导演我去了什么地方，副导演都像《红岩》里的革命志士成岗那样一言不发。再不就宁死不屈地说：“不知道。”弄得导演无可奈何，跺着脚大喊：“你要是不知道灯一灭我就死！”
洗漱完毕，整理停当，精神抖擞的我出现在拍摄现场。“西太后”终于回来了。
那天是拍故宫里的少女慈禧，就是玉兰看老石匠刻石雕的那一场。由于心情舒畅加上有歉疚心理，打扮成十六岁兰儿的我分外乖巧，拍起戏来千娇百媚，收放自如，每个镜头基本上都是一条就过，导演、制片急也急不得，恼也恼不得，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第三章第18节 “走穴”十年（1）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走穴”这个名称开始出现，并且随着报纸连篇累牍持续不断地对它的批判而扩散开来。尝到了“走穴”的甜头，我开始变本加厉，为五万元而奋斗。我的“每一分钟都要用来不是挣名就是挣利”的新座右铭就是在那个时候正式提出来的。不光自己做还一有机会就给周围的演员们上课，没有任何一个人觉得我说的不在理上。
我不仅自己要先富起来，还带动跟我“走穴”的演员们也富起来。在那几年里，光是跟我一起演出，参加我的“穴队”成为万元户的演员不计其数。因为我的“穴队”是当时中国演出地点最广，场次最多，质量最好，票价最高从而影响也最大的代表。
每个跟我的演员都能赚到一大笔钱。我从来不亏待他们。经常仅仅是为了大家我不顾身体疲劳而加演。有时钱不够分我就拿出自己的酬劳平摊给大家。
我在长期而频繁的“走穴”演出中，挖掘出来了过去在军分区领导“乌兰牧骑”式样板宣传队的潜力，在台上吹、拉、弹、唱十八般武艺都能使出来，节目日见精湛。
我的人品、上座率、节目质量、演出态度得到了演员们乃至“走穴”界的一致公认，演员们给我取了个外号叫“大猫”。
“大猫”就是扑克牌里的大鬼小鬼的大鬼，也有叫大王八的，就是最大的王牌。北京人也叫“大猫小猫”，因为大鬼大王八都不好听，于是所有人都叫我“大猫”。演员们都以跟我“走穴”为荣。
我们实际上已是一个职业演出团，对专业水平的要求相当严格，我们的“穴队”不断地吸收新鲜血液以培养新的万元户。但一切都以节目质量为准绳。如果哪位演员的节目水平不够高或是台风不正那么下一次“走穴”就自然不请他了。中途被我开回北京不受我们“穴队”欢迎的也大有人在。我们每次下去演出最初都是由于名声大后来则是由于节目好总是一再加场，每次外出“走穴”都是因为我要拍戏而不得不停止才告一段落。
我们有一次一天演了八场，清晨六点开演第一场，晚上半夜二点开演最后一场。演员们在后台一个个睡眼惺松，可是观众已神采奕奕地坐满了礼堂。
我总是告诫我的演员们要认真演好每一场，尤其是早场及晚场的观众更要认真对待。如果不是抱着极大的热情，没有人会这么早和这么晚来看我们的演出，老百姓掏这些钱来买票是不容易的。
想想我们过去的穷日子，将心比心，我们没有理由对不起观众。如果疲劳就少演几场，既然要加演就要保质保量。
我给大家多次讲到过最早参加“走穴”的一个故事。那时我们在河北某小城市演出。
请我们演出的“穴头”没有经验，把我们的演出安排在三个不同的剧场，一天演三场，每个剧场一场。
本来演出三场倒没有什么，我们都愿意多演，出来一趟不容易，演得多挣钱也多，演员们的工作态度都好得要命。可是在时间安排上出了问题。
三场的时间分别是晚上的七点、七点一刻、七点半，就是说七点在一个剧场演，七点一刻在另一个剧场演，七点半在第三个剧场演。三场演出间隔都只有一刻钟，这本来是办不到的，但已经没有纠正的可能了，因为所有的演出票在我们到来之前已被抢购一空。于是我们开始跑场。实际上等于三个剧场同时开演却是一套人马。
我们紧张得不得了。每次在台上演出，后台都没有接我们的节目。
记得那次是我和张连文联合演出电影片断。我们俩在台上表演，后台空无一人。演员们全在别的两个剧场，我们只能顶住直到下一个演员的到来。
张连文看着后台口，我看着他的眼睛。只要他稍微点一下头，那就是后面节目的演员已经到达，我们就可以下场了，再赶去新的剧院。
我们在台上站了好久，事先准备好的节目早就演完了，无奈只有在台上编台词。台词也编完了，张连文还是没有冲我点头，我们只好给观众胡诌，讲日本电影《生死恋》的故事。
我们心里十分难受觉得对不起观众，同时大汗淋漓地企盼着救援。这件事以后十几年每当做恶梦时常做到，可见当时情况是多么紧急。
终于张连文点了一下头，忍不住回头一看，几位演员和乐队正冲进后台口，头发凌乱，领带歪在一边，气喘吁吁。我们赶紧谢幕走下场，刚一进侧幕就被人拖着拽着押上汽车，警车开道，红灯闪闪，冲向下一个演出地点。
这件事告一段落后张连文对我说：“以后再也不能这么干了。实在太对不起观众。做人得凭良心。”我十分赞同他的说法。
这个故事给了我十分深刻的教训。直到现在我写这本书时那些观众企盼的眼睛仍然在我的眼前。
每当想起这些眼睛我就更努力地演出，我恨不得重新去那个城市，重新为那些观众再演出一次。
自那以后，每次以我自己带头演出的“穴”我总是出场两次，每次出场均不少于二十分钟。这些节目成了我后来在美国洛杉矶和旧金山开个人演唱会的精华。
就连那次创了中国最高记录的“走穴”，我们每天至少六场、七场，甚至八场，一共演了四十七天，我也坚持每场出场两次，等于一个演员每天演十二场、十四场、十六场，连续演了那么长时间！
走马灯似地演出，演员们不可避免地疲惫不堪。我不许演员们在台上表现出困乏。尤其是乐队，处在舞台上的黑暗之中，时常忍不住悄悄打一个阿欠。
只要被我看见就罚十元钱，并且威胁他们说如果太累了就少演一场或是撤回北京，这是大家最怕的处罚。
演出一场紧接一场，演员们连上厕所的工夫都没有，无论是谁因为上厕所或是因为抽烟或是因为接电话不管因为什么原因误了场，哪怕是晚上场一秒钟（在舞台上一秒钟显得比平时要长得多），我都要罚钱，罚来钱后去买瓜子、买水果慰劳大家。尽管又劳累，又艰苦，又被罚钱，大家仍然充满了愉快。
后来实在顶不住了，我们干脆实行一个制度：在后台搭了好几张床，早、中、晚饭都送到后台，谁下台谁先吃，吃完了可以在床上休息，保存体力。演员们轮流值班，下场后叫醒隔一个节目上场的演员，依次类推。
这个制度实行起来十分有效，大家都得到了休息并且还误不了场。只是有一次我们差点出了大错：当好不容易把最后一场演完我们收拾完东西正准备离开，突然在门口碰到许多观众进来，原来我们演昏了记错了场次，以为已经演完了，结果还有一场没有开演！大家赶紧偃旗息鼓，不敢出声地打道回后台，继续我们未完成的演出。
吸取了这次教训我们再不敢大意，每天将要演的场次倒着按顺序写好贴在墙上，演完一场撕掉一场，直到撕完为止，从此再没有错过。

第三章第19节 “走穴”十年（2）

回想起来，这种“走穴”在初期很像是解放前戏班子的“跑码头”。
我们“走穴”除了辛苦、劳累以外，时常被“穴头”或是当地的组织者坑骗。
几乎每个演员都有过这样的教训。
我们经常被通知去一个地方，稀里糊涂地演了好多场，在回北京的火车上“穴头”才给我们一个信封，里面只有二十元钱。
还有的演员自己买火车票飞机票去“穴头”通知的演出场地，结果由于出票情况不好取消演出，“穴头”逃之夭夭，演员们只有自己再掏钱买票回北京。
我就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我和陈烨以及《垂帘听政》的三位演员一起到一个单位演出，去之前说好除了我以外每个演员每场八十元。演出时人山人海，黑市票价直线上升，连续演了好几场。我们要赶回北京，“穴头”照例给我一个信封，让我发给大家。由于是当众给我，也不敢拆开看，我们只好都上了车。等车开动后把信封打开，差点没有气晕过去：信封里除了一封厚厚的感谢信外只有十元钱！连我们在车上的饭费都不够。
在那个年代许多“穴头”是很黑的。他们掌握了演员们大部分是悄悄来“走穴”，没有通过单位领导同意的心理，欺侮演员，敲诈他们的血汗钱。
许多演员担惊受怕，吃苦受累，到最后领钱时还得低三下四，看“穴头”的脸色，受“穴头”的侮辱。如果走漏了风声，回单位去写检查上交演出费还要罚款，这些都是常有的事。
所以，演员们挣的钱可以说完全是辛苦钱、血汗钱。他们又没有去偷、去抢，只是卖票演出。有观众要看，他们就演，买票是观众自发的，是市场需求。
我们出去一天演八场也是因为有那么多观众要看，说明我们受观众的欢迎。假设我们骗他们、坑他们，那么最多凭知名度能演上一二场，后面的观众就会喊退票了！
演员实在是很可怜的。前边有“穴头”坑，后头有单位逼，好不容易挣了几十元，检讨书就写了一摞。
“穴头”往往是不演出的，他们只是联络，然后每场拿钱，经常拿得比我们最有名的演员还要多。
比方说，在每个演员两元钱一场的时候，“穴头”就可以拿到每场两百元，但演员们只要碰到某一个“穴头”说话算话最后拿得到钱不至于白跑一趟，这个“穴头”就算是好“穴头”了。
每当我们大汗淋漓，嗓音嘶哑，筋疲力尽地从台上下来，看到“穴头”坐在电扇前面风凉，喝着饮料的时候，心里就涌起了对“穴头”剥削我们劳动的愤恨。
我自己当“穴头”为演员谋福利的想法也就油然而生。
真正好的演出组织者、领导者应该产生于演员阶层。于是，我们自己开始培养，并且我自己也尝试着学习当“穴头”。
在当“穴头”期间，我经济公开，从来不误演员的钱，并且自己身先士卒，登台的时间比所有演员都多，以此严格要求大家，真正在实践中训练出来了一支“打不烂、拖不垮、响当当的”基本“走穴”队伍。
我的“穴队”里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跟着大猫，钞票摞得高；跟着老佛爷，天天在过节；跟着大锛头，吃得嘴流油。”
在山西某地，第一次我们演员自己当“穴头”就被骗了。由于票价低，我们与剧场三七分成。就是说，演出收入剧场得百分之三十，我们得百分之七十。
演出时我们每次查票场场爆满。大伙儿都憋足了劲要在山西打个“开门红”。
那一次的伙食是我所见过和吃过的全世界最差的饭食：每天的菜里几乎一半都是苍蝇！
因为当地苍蝇实在太多，在炒菜时围着锅成群结队嗡嗡乱飞，当水一开油一滚再一揭锅盖一股热气冲上来，那些苍蝇一个个“英勇就义”被烫昏栽进了锅里。于是我们的菜就成了“苍蝇炒辣椒”或是“苍蝇烧茄子”。
尽管吃得不好睡得不足，我们仍然干劲冲天地一共演了十六场。到最后结帐时，剧场经理竟告诉我们票没有卖出去，没有钱给我们！并且算盘珠子打得山响：说我们吃了多少钱，住了多少钱，还拿出整整的几大本演出票（当然他可以印）来证明每天票都卖不出去，还回答我们说我们看见的满满的观众是他放进来的。他话还未说完我们当中的一位新“穴头”（他也是演员刚提拔上来的）当场就昏倒了。
我们与他大吵一场仍然不给钱。无奈，我及另外两个新“穴头”只有掏出自己的钱分给大家，尽管大家不要，我们还是坚持。我们必须这样做。这是我理想的“穴头”形象。
从那以后，我们再不与剧场分帐而是一律采取包场。不管你卖多卖少卖什么票价，哪怕是只卖了一张票，我们演出了你就得给钱。
我们牢记一条，在最后一场还未开演时去结帐，再不然就是不给钱不离开当地。我们时常威胁说不给钱就不开演最后一场。
其实他们并不怕我们的威胁，因为如果不演或是不准时开演，观众痛恨的还是我们。我们更多运用的是大队出发去下一个地方，而我留守不动，派另外一个“穴头”及几位能吵架的“鱼雷快艇”去要帐。
我们基本上都成功。再也没有上过大当。
在那个时候，挣钱被认为是一种不光彩的事情。每个人都需要钱并且深知钱的重要，就是不敢开诚布公地承认并且正大光明地去获取它。
我时常“教育”大家挣钱是一件好事。在现代社会，金钱和富有是一个人能力的证明。
我们不要躺在国家身上当包袱，要自己奋斗，用双手去获得财富，只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坑人、骗人，那么我们得到的钱就是天经地义的，是应该得到的。
我的收入越来越多了。突破了当初为自己定的五万元大关。
我确实像我原先计划的那样在银行里存本取息，并且每个月想办法去取出利息来支付我的日常费用。
工资对我来说已经很不重要了。我也没有时间去领。我委托给剧团的一位姐们代劳，然后我三个月或是五个月最长的一次是一年，才到她那里去拿一次。更多的时候是有机会她给我带来。
一次我半夜回家，正在数钱母亲就醒了。这时父母已与我一起住。看到一桌子的钞票母亲的瞌睡一下子吓到了九霄云外，她以为我抢了银行。有生以来她从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钞票。钞票是不少，不过都是一角、一元的小票，因为是票房拿来的现金。

第三章第20节 “走穴”十年（3）

母亲的表情使我想起还在成都军区话剧团的时候。有一次全团装订剧本，我负责数剧本的页数，数了一下午头昏脑胀手指甲都快翻了，于是一边数一边开玩笑地说：“唉！要是数钞票也数得这么累就好了。”当然话一说完全体一起干笑一场，没有任何人当回事。因为每个人都明白那只是天方夜谭。
时至今日我果然数钞票数得比当年数剧本还要累，一边数钱一边想起这句话，不由得从心底笑出好几声。
记得一次“走穴”我们赶场，头天在山西演完第二天晚场在陕西，于是大客车连夜载着我们转战两省。
还有一次要横跨更远的地方，新的地方票已卖出我们怎么也赶不到，急中生智竟包了一架飞机，当乘务员上飞机时大家都不约而同捂住自己的皮箱生怕检查，因为里面都装满了钱。为了赶场，演员在小汽车上化装一到剧场就冲上台唱也是常有的事。
最玄的一次演出是在大连，我先演出了两天就赶回北京办事，然后第三天再回来接着演出。我们仍然是每天四场、五场连续轰炸。当我第三天坐上飞机时大连的那场演出已经开锣，好在飞机是准点起飞而空中飞行只有一个小时，为了赶时间我只有在飞机上化装，在卫生间换好演出服，飞机一停稳我拖着大裙子跳上停在舷梯下接我的警车，警笛一路呼啸着直接开到剧场的后台！
我们的“走穴”在所到之处都成为当地的大事件。我相信看过我们演出的人都会留下深刻印象并成为他（她）一生记忆当中重要的一环。
有个城市的市长对我说：“你这次来演出的轰动程度在我们市的历史上只发生过两次，一次是你，一次是京剧大师梅兰芳当年来演出。”
这种话我们听到过不止一次。我们当然还去过许多梅兰芳没有去过的地方。我们的轰动效应从几个故事可见一斑：
经常发生的事是剧场外人山人海，我根本进不了剧场。一次我进不去演出不了，只有找到公安局，穿着警察服混在一队男警察里面，进到老百姓家，打开他家连接剧场的天窗，从窗户里跳到剧场后台的男厕所，然后由男厕所出来再走到台上。
还有一次，演出完了，人群围在剧场外面，等到深夜一两点钟也没有散开的迹象，我只有搭上梯子从剧场的高墙翻上去，再把梯子甩到墙外从上面爬下来，才得以逃之夭夭。
我们还时常施行真假“刘晓庆”掉包计：一位女演员打扮成我，从大门进出，招摇过市，吸引观众，而我穿着男装，乔装打扮从小门进场。一次被观众信以为真，人群一层一层拥上来差点把那位女演员踩死。
还有一次在湖北演出，到了火车站前刚下汽车，观众就拿着笔记本铺天盖地而来，黑夜中抢走我的帽子撕破我的衣服，乐队一帮人挥舞着乐器一通乱砍毫不起作用，我被挤在软卧候车室门外，候车室小姐见了这情景不敢开门，于是我已经无路可逃。又急又怕又惊又恐，再加上长期劳累，当小姐终于看清是我，紧急之中放我们进去，而一扑进门口我就昏倒在候车室的地上。
我经常对我培养出来的新“穴头”说：“我只要活着回北京，不要钱都可以。不能为这几个钱把小命丢了吧！”
“走穴”由于是新事物不被大家理解，误会时有发生。
“走穴”运动刚开始不久，我去湖南长沙演出。地点是在长沙体育馆，许多名演员都参加。
北影剧团去了不少人，谢芳、葛存壮等都去了，还加上了我这个生力军。当时这么大规模的演出在长沙还是第一次，引起的轰动可想而知。演出一共三天，我只能演两天。由于有许多资深前辈及名演员参加，我悠哉游哉倒没有什么压力。
我演出的是“日本舞”。我的节目是倒数第二个，每场演出一个舞蹈然后就走，也没有什么不妥的现象发生。
在我离开长沙的前一天，“穴头”让我在台上讲几句我第二天要离开长沙表示对不住观众的话，我请报幕员替我说了。
报幕之后我开始跳日本舞，日本舞名字是“樱花”，时间长达五分钟。
演完了我走下台，照例身后传来雷鸣般的掌声。因为是第二天一大早的飞机，于是我立即回宾馆收拾东西。
我卸了装，东西收拾了一半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是舞台总监来接我。他说自我走后观众们就一直不停地鼓掌要我再来一个，报幕员上去几次要解释人们根本不听。最后一个节目根本上不去，于是来接我要我无论如何上台与观众再见一面不然今晚要出事。
我披头散发脸色苍白二话没说跟着他到了体育馆，体育馆里尖叫声、口号声、掌声响成一片。
我赶紧走到台上，观众发出吼声，我开口说话，观众又开始起哄。重复几次都被大家哄了回来，愤怒的观众不听我的解释。无奈何我请来乐队，因为没有准备只唱一个简单的“康定情歌”。当我不顾一切刚张嘴唱，震耳欲聋的吼声再起。我只有硬着头皮在吼声中继续唱下去。
在舞台的强烈灯光下看到有无数的冰雹向我飞来，它们打在我头上、身上，掉到地上才看清原来是一分、二分、五分的硬币，硬币越飞越多，越飞越有力，打在我身上越来越疼，混乱中我听见有人在喊：“你不是要钱吗？给你！臭不要脸的！”
我含着泪水，在“钱雨”中终于摇摇欲坠地唱完了最后一句，然后一溜烟跑回休息室。
那天晚上，体育馆人群不散直到清晨四点钟。
我被围困在里面，实在怕飞机要飞了才借了葛存壮的帽子、眼镜，鱼目混珠冲出“重围”。在我走后，这件事成了长沙的一大“丑闻”。据说在台上扫起来的“钢镚”有五百元之多！

第三章第21节 “走穴”十年（4）

其实恰恰那一次我不是“走穴”，是北影剧团给我下达的演出任务，可是我已百口难辩，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十年以后，当我又去湖南长沙“走穴”时，宽厚的人们已忘记了我的过去。人们对钱的观念，尤其是对演员挣钱的看法已和十年前大不相同。
在去演出之前我一直在拍摄台湾电视剧《风华绝代》，由于是长达四十集，由于我是绝对主角，由于我为了角色减肥不吃饭，由于我还给上海《新民晚报》写专栏，由于每天还要讨论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剧本，我的身体抵抗力大大减低。
出发前我已患了感冒，我并没有太在意。凭我的经验，只要自己小心不用管它，过一个星期自然会好。可是下去以后一直没有好。这次演出行程也长，先是去小地方，最后一站是省会长沙。
为了怕嗓子哑我开始吃药，结果毫无作用。感冒越来越严重，我开始打青霉素，打了几天把嗓子打好了，但感冒的症状一点也没有减轻，成天我蔫蔫的打不起精神。
这一天，台上已经开演，磨蹭了半天快到我的节目只好懒懒地挣扎起来化装。头昏昏地在演出包里摸我的眉笔，结果摸到了刀片上。削眉笔的刀片不知为何没有放好。
中指还是食指？我已经忘了，总之它冒出血来，没有药更没有医生也没有卫生棉球，那天连卫生纸也没有，于是我撕下后台窗户上的报纸往伤口上一按，仍然继续我的工作。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也忘了。我全身骨头都疼，并且周身发冷。
我们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每天都要行车。挣扎着到了目的地找出体温表一量，39．8℃。找了医生来看，打了一针退烧，又上台接着演出，救场如救火，票已全部售出我不能不演。
一天一天下去我的病越来越严重，每天39．8℃、39．9℃持续高烧不退，我被烧得奄奄一息。
在后台迷迷糊糊地躺在沙发上，浑身如同放在熊熊烈火上的大锅里煎烤，昏昏沉沉中仿佛自己在要求别人拿枪对准我的胸口开一枪，并且现在还记得当时一再强调说在左胸，要对准，不要打歪了。
浑身滚烫的我来到了湖南长沙。第一天就演了两场，怎么上去的怎么下来的我全都不记得了。
只记得由于高烧我吃不下饭，怕演出不动于是队里找来医生为我打点滴补充些营养，医生建议我到医院去打，条件比较好。
没想到进医院不久医生就告诉我不能再出院了，说我的病不是感冒要彻底检查。几天以来由于太难受，我也怀疑过是否有其他的病，肝炎肾炎甚至爱滋病，我全都想过。记得当时最不能忍受的是在未查明病因前，只能在身上抹酒精退烧，我永不会忘记，当冰凉的酒精擦在滚烫的身体上，我总是立即跳起来不由得大喊出声时那种犹如在中美合作所受酷刑的感觉。
第二天医生告诉我得的是败血症，还有病毒性心肌炎。这个病好像听说过，想了一下我问，是不是白求恩那种病？医生回答说是。想起白求恩死于败血症，我马上问我会不会死？医生说有我们在你就不会死。紧接着我问会不会有后遗症？我还说如果有后遗症就请不要救我了，只要活着就要健康。我就是现在死也没有什么遗憾。
医生说只要你配合治疗就不会有后遗症。
我去过世界上一些地方，不幸也去过不少医院。可是真的，没有一家医院比得上为我治疗败血症的湖南长沙医学院。也没有哪一位医生比得上为我治病的欧阳颙教授、杨家芬教授、谢建萍大夫、汪玲大夫，还有那些每晚轮流看护我的可爱的小护士们。对中国医学的信任以及坚信“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医生”的看法，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紧接着我们展开了当晚是否演出的争论。医生坚决不同意我去演出，而我执意不肯。
十年前长沙体育馆“扔钢镚”事件仍历历在目，这次演出又是我一个人挂名，如果不上场岂不是“钢镚”会扔到我的病床上？那我该会臭遍长沙了。
我知道有一次程琳随东方歌舞团去四川演出，同去的有许多名演员不是她一个人带闭，结果开演之前程琳病了，不能上台，可是观众不干一直起哄。东方歌舞团怎么解释也没有用，最后无可奈何只有把她放到担架上从医院抬到台上，程琳在担架上哭了起来，拿着话筒被医务人员扶着唱了一首歌才算了事。
不演出？借给我五个胆子也不敢。我和医生争来吵去，直到最后医生说：“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如果今晚去演出你再也不会有一颗好心脏！”于是我终于鸦雀无声了。
可是不上台今天晚上的演出怎么办呢？我问。“穴队”队长说全体演员都表示了愿意义务演出，演出后观众仍然可以在售票口退票还钱。
我点点头说事已至此只好这样了。谢谢你们。多谢了。谢谢大家。
那天晚上，全队的人紧张万分。
剧场经理作好了一切准备，请来了众多的警察，怕观众砸椅子砸玻璃什么的。座无虚席的大厅在台上人员的眼里看来像爆发前的火山。
开演了。带队的队长走到台前，把我生病的情况讲了一遍，并且再三致歉。另外告诉观众全队的人免费演出一场，看完演出后演出票仍然可以在售票口退钱云云。观众席出现了一片嗡嗡的声音。
队长话音刚落，不管三七二十一乐队开始奏乐。也不管大家看不看还是哄不哄，演我们的。结果怎么着？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观众们静静地从头看到尾有秩序地退了场。而且，没有一个人去退票。
我生病的消息传遍了整个长沙。每天来看望我的人络绎不绝。没有任何人对我产生误解。我心里感动万分。世道变了。天地变了。真是换了人间。我也一天天好了起来。由于身体恢复每天与医生护士谈笑风生。
在我出院的时候，病房外围满了人群。人群自动散开，我在医生的搀扶下缓缓走着。我向大家点头示意，人们默送我。没有“钢镚”、没有谩骂、没有我担心的“活该！谁让你赚钱？”的话语，也没有人冲上来与我合影或是找我签名，只有友谊与同情。
也许是突然发觉这个世界假如没有我还是少了一些热闹吧，我心里有一股东西在翻滚，汹涌，上升，它弥漫了我的眼睛……
“走穴”，到现在已有了十几年的历史。
我断断续续地参加“走穴”也有十年了。
“走穴”为我们——文艺界的一批演员们带来了财富。
过去没有钱我们一直佝偻着活着，现在有了钱我们开始舒展了筋骨。看着一大堆钱我甚至在想：“我怎么用得完它们呢？”

第四章第22节 我与陈国军故事的开始（1）

离婚以后，我一直没有过自己的爱人。
尽管追求我的男人更加成群结队：高干子弟、海外富豪、中国文艺界乃至社会各界的佼佼者，还有许许多多的男性观众……
当时的我，年轻、美貌，随着《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两部影片的拍摄和放映，我声名鹊起，成了海外唯一认识的大陆女演员。这两部影片在香港放映时，影院门口排起长队。台湾观众专门坐飞机到美国、到香港、到日本去看这两部电影，因为当局不允许在台湾放映这两部在大陆拍摄由大陆演员主演的影片。
在日本，《火》、《垂》二片被剪为一集，取名为《西太后》，更是轰动了日本的大街小巷。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妇女，一遍又一遍地排队观看，我扮演的西太后形象一时布满了世界的许多角落。
我一下子变得更加热闹非凡。
有人带信给我，他的在美国的朋友请他联络，只要能与我见一面可以出一百万美元；
美国、法国的大学给我奖学金，请我去美国、法国读书；
有朋友鼓励我去海外定居；
有人提出条件，只要我能名义上是他的女朋友，每个月陪他吃几次饭，一年给我一千万港元；
我的朋友劝我时常去海外走走，只要随便走动一下富豪们会纷纷送钱给我，出去一次收几十万美金是闭着眼睛的事；
我总是收到从国外寄来的礼物：衣服、化妆品、首饰之类……
香港有报纸开玩笑说：“看来刘晓庆不能随便开口说话，只要一说话就会收到她要的东西……”这是指有一次香港记者去北京访问我，问我现在怎么样？我说还好。只是很苦恼不能上街，有人围观。在屋里呆着没有电视，很寂寞。这篇讲话被登在报纸上。过不了多久，一台二十英寸的电视机就从香港寄到了北京。后来又有一次香港记者访问我，问我平时打不打麻将？我说正在学，兴趣很浓。几天后，收发室通知我去取包裹，打开一看是一副精致的麻将牌……
对这一切我全部都是一笑了之。东西收到也不言谢，打开用就是了。我目前存在的问题是钱和礼物不能解决的。
全国的报纸都在对《我的路》进行批判，我仍然在受到误解和攻击，除了生活作风问题外又成了“个人奋斗”的典型。
最苦恼的是，我没有房子住，成天东晃西逛我已经烦透了。总不能再说一句话登在报纸上，从香港给我寄栋房子来吧？钱也买不到房子。那时候没听说过房子还可以买。
北影厂曾给我分过房子。本来由于我对电影事业的贡献，要分给我一套房子，可全厂的人都提意见，说我就一个人，一个户口，厂里许多职工几代同堂……于是给我分了一间旧的屋子，和另一家人合住一个单元，共用一个厕所和厨房，理由是这样好有人“看着我”，防止我干环事。
就这间可以“看着我”使我“改邪归正”的房子，由于我去出外景没有及时搬进去，回来时就已经被人撬开锁住进去了。住我房子的那家人我至今没有与他们见过面，只听说是三代同堂的北影老工人。本来厂里说可以把他们赶出去，我一想起自己没有房子流离失所的苦衷就说算了吧。一个人毕竟好办，人家一家几口不能到外面去喝西北风。
讨论来讨论去，厂里决定把一套一直争执不下悬而未决的房子借给我住几个月。厂领导一再向我强调说只是“借”。我说：“哎。”“先暂时住几个月，等你结了婚再说。”厂领导接着安慰我。“行，结了婚再说。”我答应着。
结了婚再说？什么时候结婚？到哪里去结婚？跟谁结婚呢？
在离婚前，原以为反正追求我的人排成队，离了婚想结婚随便挑一个就是，谁知道等离了婚打起灯笼一看，才不是那么回事。
首先，整个社会离婚率太低。离婚率低得根本谈不到选择。在那个时候，像我这样敢于离婚的简直凤毛麟角。没有结过婚的男人都是些楞头青。想要有男朋友只有在结了婚的男人中间找。
开始时我并不在乎，世界上每个人都有爱和被爱的权利，不管对方结婚没结婚总之我们公平竞争。反正我不喜欢婚姻，也不想再结婚了。既然不想结婚我也不要对方离婚，在一起开心就很好。
报纸上又在开展批判家庭里第三者插足，报纸总是这么忙碌，不停地批判这批判那。赶快检查一遍自己，觉得严格说来还不算是第三者，我又不想要别人的老公。
日子一长，问题来了。我总得偷偷摸摸，在人面前要假装正派，纯洁，就像没有那回事一样，很累。另外，一到过年过节或是生病什么的重要日子，对方一定不在你的身边，而是与他的老婆孩子在一起，这根本违背了我的凡事光明磊落、我行我素的个性。我心里开始不平衡。
于是向对方提出要他们离婚的问题。
你猜怎么着？别看他们爱我爱得好像如醉如痴，含在嘴里怕化了，握在掌心里怕飞了，为了我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哪怕是赴汤蹈火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惜，可他们就是不敢为我离婚。
没有人为我去离婚。尽管我如花似玉、柔情万种，尽管我聪慧、善解人意、年轻美貌并且有名。没有用。离婚太复杂了。他们害怕并且也会在这相当于死一条命的离婚大战中间失去声誉，失去前途，失去一切，然后再失去我。
其实我并不想结婚。我只是要他们离婚。我要一个正大光明的恋爱，要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男人。
可是我没有要到。我简直想不到我——会要不到。
男人是这样的脆弱，社会是那样的强大，一切就像是一张巨大而坚实的网，我们都被困在网中间。在那个时候我拍的电影《潜网》，正是我当时心情和经历的写照。只不过我身边没有一个像影片中的那位理想的男主人公出现而已。
我狠狠地受到了打击。从来自由自在、落拓不羁、独往独来的我，开始羡慕起了平常人家男耕女织的生活。我最羡慕像我妹妹那样的家庭，妹夫挣钱，妹妹管钱，所有的钱都在我妹妹手里攥着。需要的时候发给妹夫用，妹妹一副颐指气使的样子，妹夫则“气管炎”式的俯首贴耳。
我开始觉得其实女人最大的幸福是当丈夫回家的时候，给他打好洗脸水，打好洗脚水，端上来一桌热腾腾的饭菜，然后坐在桌边静静地看着他吃。这个情景在我演的电影《芙蓉镇》里的一场戏中实现了。
我逐渐怕过节日。我不敢去别人家，受不了朋友夫妻间哪怕是一闪即逝会意的眼神，我受不了朋友两口子打情骂俏的动作，哪怕是他们吵架也令我羡慕：至少有一个自己的人可以吵。最怕的是去朋友的卧室，简直不能看那双人床上并排放在一起的一对枕头……

第四章第23节 我与陈国军故事的开始（2）

我的内心非常寂寞。岂止是寂寞？还空虚。还无聊。尽管我有男朋友，但他不是我的。虽然我在等他离婚，可是我已经明白那只是一张“空头支票”，我对他的虚伪及懦弱开始厌恶。
这时，我来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常彦经过耐心而艰苦的请求，终于把我这个电影界称之为北影厂厂长汪洋的宝贝请到了他所领导的故事片《心灵深处》摄制组。
《心灵深处》这部影片描写一个女志愿军战士在战后担负起哺养战友遗孤的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我演那位女志愿军欧阳兰。是影片的第一号女主角。还有两位男演员和我搭档。到长春的第二天，例行公事与导演及组里的主要创作人员见面。常彦一个个把他们介绍给我，我也一一认识他们。
其中，导演介绍了一位男演员，说他叫陈国军，在影片里扮演我的第二个男朋友张森。“哦。”我答应着，伸出手去。他握了我的手，说了一句话：“将来你肯定知道我是对你最好的人！”这句话有些奇怪。我顺便看了看他。很平凡，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我万万不可能想到，就是这个人，会掀起我们之间的惊涛骇浪！
拍摄工作正常进行着。长影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了我。我与组里的同志们相处得都好。就是遇到一些小小困难我自己全能克服。
比方说，伙食不好。我会自己想办法在走廊里偷几棵食堂贮存在那里的大白菜，关上房门点上电炉给自己熬汤吃。
总是拍我和两个小孩的戏，或是拍欧阳兰与第一个男朋友的戏。听说扮演张森的陈国军为了拍好这部戏减肥，每天坚持跑步二十五里。二十五里！太玩命了，我的脑袋匆匆一想。
终于拍到我与陈国军的对手戏。陈国军告诉我他有些紧张。“没关系。”我和蔼可亲地说。我坚信我的笑容能消除我们之间的生疏。我有这个本事和特长。
日子一天天过去，天天都是欧阳兰和张森的戏，我发现他演得很好，眉宇之间有一股强烈的气质。他很能吃苦，可以说非常能吃苦，甚至到了自虐的程度。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可是他遇到了障碍。这一天拍两个小孩见到张森的戏。剧情规定是孩子们见到了张森，在此之前欧阳兰一直拒绝张森的爱情，可是孩子泄露了秘密，他们叫着“爸爸”一路扑喊过去。此时需要一个张森满含着泪水的特写。可是这个特写就是拍不成功。张森没有泪水，演员要求点眼药水，导演不同意。于是大家一起等着。眼看着金色的夕阳一点点落山，张森还是没有哭。导演一声令下：“撤！”全组打道回府。
在车上我注视着陈国军的侧面。我相信他心里负担一定非常沉重。作为演员此时有了一种深切的同命相怜的感觉。想起我在拍第一部影片《南海长城》的时候，幸好我的角色甜女没有哭的镜头。
可是演我姐姐阿螺的陈祖荣有好些哭的镜头。根据当时电影界的习惯，能不能哭是判别演员好坏的重要标准。哭得出来就是好演员，哭不出来就是讲演员，每个演员一旦第二天要拍哭的镜头，无一不是紧张万分。
陈祖荣从早晨化装起就开始想她的伤心事，眼泪不停地湿润了眼眶，化装师赶紧劝她：“别哭了，一会儿到现场哭不出来了。”她点点头可还是控制不了自己。
到了现场先拍我们打打闹闹的戏，她不敢说也不敢动，一直坐在旁边保持悲哀。好不容易拍她了，先拍不哭的镜头，她已经泪光闪闪，终于该拍她哭的特写了，灯光也打好了，位置也走好了，机器的焦距也调好了，导演说：“预备——”大家都静静地等着。
可是此时，陈祖荣的眼泪全部不翼而飞了。导演说：“开始——停！”然后我们都上前去看她的眼睛，一星泪水也没有。于是又重来。如此这般反复几次，什么情绪也没有了，最后只有点上眼药水，在灯光师的一声轻蔑而恼怒的“关灯！”声中结束了当日的拍摄。事后这事被大家踩乎了好几天。
类似这样的情景我也亲身经历过。刚拍第二部影片《同志，感谢你》时，作为新演员的我演技还不成熟，根本就不会哭。从看到分镜头剧本那天起，一直在为我需要哭的镜头发愁。曾私下里练习过许多次都不行。集中精力想伤心事也不管用。也悄悄试过用清凉油、甘油抹眼睛，不好。虽然泪如泉涌可是双眼红红地睁不开无法表情，摄制组的人看得出来，一旦发现了这是作弊，更丢人。还没想出万全之策拍哭的镜头已经临近，急得夜不能寐。
拍哭的那一天来到了。我一起床就没敢说话。回忆各种各样的悲惨遭遇，心想假如此时流眼泪让人看见到现场哭不出来自己也有个退路，至少可以说我没有控制好提前把眼泪流干了。可就是没有眼泪出来。
拍别的镜头时杂念多极了，脑子里除了眼泪还是眼泪，心思根本就没有放在戏上。开拍前曾假装开玩笑似地问过导演：“我哭不出来就点眼药水吧？”导演说：“那哪行啊！”我不敢再吱声，心里负担更加重了。
哭的镜头开始拍了。打光、走位置、打板，周围一通忙碌，我脑子里乱七八糟，嗡嗡乱响，只听见心脏的跳动在加速、加重，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仿佛要从嘴里跃出来。这时候导演一声“开拍”！我的思考突然停止了。全是一片空白。我努力作出哭的表情，发出哭的声音，可是没有眼泪，连湿润也没有。“停！重来！”导演指挥道。全场鸦雀无声。我只听到我的心跳。“不要着急啊，慢慢来，慢慢来……”导演突然和风细雨地安慰我。他越安慰我趁着急。“预备——”我又开始预备，心里拚使劲，脚趾头都抓紧了。我试图想一件伤心事，可是没有。它们突然无影无踪。“开——始——”导演轻轻地、慢慢地喊。大家都屏住气。导演用低沉的声音开始给我讲那我已经知道了千百遍的本片的剧情，并且声情并茂地朗诵我这个人物此时的内心独白：“妹妹！你不能这样！你怎么能轻视清洁工这个工作呢？这是一个崇高的工作！想想我们的父辈，想想革命先烈……”导演泣不成声了。听着导演的解说，我把拍戏的事全忘了。等到导演一哭，我才发现自己原来在拍戏，而且是在拍哭的戏，赶紧开始作哭状，重新拉紧全身的肌肉，可是已经晚了。导演已经声泪俱下地喊了“停——”
在现场的效果就是我这个演员实在是太笨了，真不中用。导演都哭了她都没有哭。事实也是如此。
在摄影机停止转动以后我和导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导演泪流满面，还不断地抽泣，擤鼻涕，而我站在那里无动于衷，眼睛里干巴巴的，连一丝丝哭的意思都没有。

第四章第24节 我与陈国军故事的开始（3）

由于有过这样切身的体会我觉得演员真的是很可怜，其实会不会哭绝不是判别一个演员好坏的唯一标准。可以说根本不是标准。难道说演员拍上墙就得真上墙，拍死就得真死吗？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只要银幕上出来效果逼真就行了。
可是尽管我这样想，还是帮不了陈国军的忙，导演一定要他自己哭出来。于是我们每天去现场，每天架好灯等他，每天没有哭，我们再灰溜溜地回来。为了一个镜头的眼泪，我们连续去了现场四天。
我去找他，把我的体会讲给他听，并且大谈特谈我对哭的镜头的看法。在这个时候我对他没有歧视使他深受感动，我们的距离拉近了。
陈国军的苦难历程最终还是以在眼睛里点了眼药水而告结束。虽然在影片放映时没有任何观众看出眼泪和药水的区别，但是这个镜头的拍摄仍然成了陈国军的“耻辱柱”。全组都觉得他很糟糕，手艺很臭，时常把我拿出来和他对比。因为这时我已会哭了，并且知道能不能哭对我在长影的声望很重要，于是认认真真地表演了几次，凡是需要我哭的镜头均把大家震得心服口服。
其实他演得不错。那个哭的镜头说明不了什么，舆论不大公平。
我们一起出外景，天天在一起。我发现他看过许多书，并且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可是长影并不把他当回事。和所有电影厂一样，长影也存在着严重的远香近臭心理。
“外来和尚会念经”，撂置身边众多素质优良、富有卓越才华的长影演员在一旁，千里迢迢、费尽心思把我请了来。这种现象在当时电影界是很普遍的。
在这一点上，常彦导演是特别的。当时在厂里只有我们摄制组长影演员担任了好几个重要角色。张森就是一例。
物伤其类，“今后绝不能作电影演员一辈子”，“电影演员只是一种生涯，不能算是一项事业”等诸多想法和决定在脑海里从那时候开始逐渐成型。
我了解到陈国军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孩子，妻子也是长影演员，我看过她主演的影片，印象中非常漂亮动人。他的孩子是一个儿子，听说是两家父母的心肝宝贝。他当然知道我已离了婚，目前好像还没有什么公开的男朋友。他告诉我他在与妻子结婚以前曾和一位女明星热恋，后来女明星跟了别人，于是他与妻子闪电般结了婚。结婚后由于大家都在拍戏常常分开，一年里聚少离多，现在他的妻子又出外景好几个月了。
我表示叹息。我告诉他自己也很孤独。我们俩一个孤男，一个怨女，一个干柴，一个烈火，一拍即合，稀里糊涂地不知怎么就好上了。当然，这在摄制组是司空见惯的事。
几乎没有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的摄制组。一切都是出于偶然又出于必然。摄制组都是自由组合，见面之前大家彼此已有好感更多的是已经互相倾慕，走到一起天天耳儒目染，尤其是演夫妻演情人又有剧情要求及表演的真实推波助澜，再加上三四个月四五个月甚至半年一年不能回家，可不是得有许多故事发生？
和陈国军的故事开始以后，我并没有当回事。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前途，电影拍完故事也就结束，也许电影还没有拍完故事就结束了。再说他是有妇之夫，又是长春户口。没门没门没门。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可这并没有妨碍我们之间的热情交往。我们的情绪随着剧情互相感染，日渐高涨。不久，全组都知道了我们的秘密。我们都不太在乎，尽管心里很不舒服，只要没有让人当场抓住，我们就掩耳盗铃地只当没事，照样厚脸皮地该干什么干什么。
那时我们在丹东出外景。
这天晚上，丹东市电影公司请我们摄制组的主要创作人员吃饭。地点在丹东市中心的一家饭店二楼，那是一顿我一生也不会忘记的晚饭。
桌上的饭菜丰盛之极。全部是海鲜。活鱼、活虾还有蛤蜊，吃得我们一个个脑满肠肥。一边吃饭一边聊天，不觉之中已到天黑。酒足饭饱起身告辞，无意中向窗外一看，大家不由得目瞪口呆：原来在吃饭之时我们来到的消息已悄悄走漏了出去，一传十十传百楼下已围满了里三层外三层看不到边的人群！
没有保卫，没有警察，无奈何大家只好硬着头皮往外走，一群人呼拉一下子拥上来，情形突然变得有些恐怖。
人群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把我挤在中间。他们筑成人为的铜墙铁壁，我们全体人员使出吃奶的力气左冲右撞根本甭想突出重围。我只听见周围在喊我的名宇，同时无数双手向我抓来……
出于本能我东躲西藏，慌忙中四下找寻，发现组里的人一个都不见了。天越来越黑，后面的人群因为看不见我仍然在向前挤，我及我周围的人开始感到窒息。我也不知道自己处在饭店门前的什么地方，只听见人群里发出一声高过一声的尖叫和大吼，在吼声之中我听见一大堆自行车倒地的声音和更加恐怖的集体惊呼，随着我也不由自主地摔倒在地上。我只感觉人群已乱成一团，他们像橄榄球队员一个个都摞在我身上，还有一些脚从我头上踩过去，我试着往前爬，抓住的全是自行车的链条，一瞬间我闭上了眼睛，我想我要完了。
这时突然一只手把我从地上拉起，连拖带拽着向前跑。跑了不知多少距离，在震耳欲聋的喊声中我被扔进小汽车，只听见小汽车马达轰鸣车轮转动却不能前进一步，原来小汽车已被泛滥的人群抬了起来！
黑暗中突然有一只手温和地拍了拍我的头，三魂吓掉了七魄我不由得大叫一声回头一看，身边坐着的是陈国军。
几经波折当然最终我们还是平安地回到了住所。我弄清楚了陈国军是这个惊险故事的男主角。这个英雄救美人的行为在当时我的心中引起了参天的波澜。
陈国军没有受到任何赞扬，不过他也不需要任何赞扬，有我一个人的衷心感激对他来说已经足够。

第四章第25节 别人的丈夫

岁月匆匆，《心灵深处》影片的拍摄工作结束了。
我回到北京。
尽管与陈国军告别时柔情缱绻，但毕竟长春离我越来越远了。
紧接着我参加了《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的拍摄。在长影的一时风流逐渐在记忆中淡出。
只隐约听说陈国军在离婚，好像动静闹得不小。我开始接二连三地收到他的信。
后来信件越来越频繁绝对是每天一封甚至是两封，信里尽管许多错别字，但字里行间的情真意切自不必说。
我也给他回信。我把他的信改正错别字寄回去再附上新的一封信。在他的信中了解到他已开始离婚并已经与他妻子摊牌。
收到他的信我非常感动。说实话心里暖融融的。我深知在那个年代离婚的艰难，尤其是在长春也就更不容易。能够坦诚地告诉他妻子我们的关系充分证明他做人的光明磊落，敢于摊牌去离婚单凭这一桩行为就足以说明他对我不惜牺牲一切的爱的真挚。
长时间看多了人世间的各种嘴脸，觉得最伟大却又最难得的只有——真情。我心里重又燃烧起感动的熊熊烈火。这时候我又接到他的信，他告诉我不久要来看我。
我正在承德“避暑山庄”拍摄外景。收到他的信给他发了个电报，我连夜赶回北京。记得过去陈国军曾经告诉过我：“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你需要我，给我发一个电报，我会立即到你的身边。”于是我按事先约定的暗号发了电报后，到北京的约定地点等着他的到来。
我要立刻向他表示我的感激。我要鼓励他，赞赏他，坚定他的信心。
我从没有这样忍受过等待的煎熬！后来也不再有！
我只记得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数着那墙上的时钟，每分每秒都竖起耳朵听那随时会响起的门铃。
可是门铃一直没有响。我接连等了三天，不吃不喝。我在希望和失望中挣扎，数遍了那来来回回的脚步声。
直到我要回外景地的那一刻也没有等到他来！又是一个骗子！原来信上写的全都是骗人的鬼话！一种被人愚弄的感觉贯穿全身。
我冒火极了，像一头愤怒的狮子。飞快地给他留下了一封充满恶毒谩骂的信，灰溜溜地回承德去了。
第二天照常拍戏。避暑山庄里人山人海。由于导演李翰祥是台湾的资深导演，我们的影片又是第一部中国电影合拍公司与香港合拍的电影，文化部给予了很多特殊的待遇。
我们拍摄全都是在实景拍。故宫，颐和园，慈禧当年垂帘听政的养心殿，还有西太后的陵墓东陵……全都为我们开放。
我手上拿的扇子，我屁股下的座位，脚踩的凤在上龙在下的丹墀，全都是价值连城的真品。由于是祖国的文物，制片主任时时提醒大家要分外小心。
一次我拍一个慈禧大怒拍案而起的镜头，我自己设计的动作是先拍案再说台词：“我要八百里廷寄押他回京！”然后站起，走出画面。开拍前试了几次没什么问题，定位置走得准是我向来的优势。
正式开拍了。按往常的惯例，打板，导演喊：“开始！”我等机器空跑两秒钟稳定转速，然后集中精力，拍案，讲话，站起，走出画……突然全场一齐大喊，我不由得站住四处乱瞧，随着我头的转动大家又一起乱叫。我吓得赶紧不动，僵立在原地。
原来是我头上的簪子挂住了宫灯的红穗子，宫灯已经摇摇欲坠，灰尘已经纷纷下落，只要我一动，那有几百年历史的国宝就会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我站在那里，把脖子冻结。手顺着头饰一点一点地往上摸，这时跑上来场记，才帮我把那纠缠不清的红穗子解了下来，我已大汗淋漓。
现在我们在避暑山庄拍戏，仍然是同样的情况。我坐的椅子，御榻，用的扇子，茶几，全是当年皇帝们用的真品。再加上是我演慈禧，避暑山庄里每天围观的人成群结队，维持现场秩序的安定是摄制组最头疼的事情。在每个镜头开拍之前我们必须全体大喊：“安静！安静！安静！”还得派出固定的人员把走进镜头范围内的人赶开，在混乱中抢拍。
这一天是个星期天。人群特别拥挤。像往常一样，组里每个人都在喊着：“别说话！安静！请协助一下！”剧务们心烦意乱地赶着不停地往前拥的人群。喊了、赶了好长时间没有什么效果，要拍的镜头一直拍不成。
我努力在乱中求静，保持自己良好的心境。因为拍的是少女慈禧勾引皇上的一段戏，我必须旁若无人，把眼前的一棵树——现在也看不见树，只看得见笑嘻嘻盯着我看的眼睛，我必须把眼前的一个人当成皇帝的脸并且对他转盼流光，表演出万种风情。
灯光已打亮快十分钟，人群仍然不能散开，平均每几秒钟会冲进一两个人来站在面前、像看动物园里的猴子那样看上我一阵，再哈哈大笑着回到人群里。
我的血开始往上涌，我感到我马上要失去拍戏的心情，于是恼羞成怒地回头大喊一声：“安静！”我愤怒的叫喊不仅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引起人群的哄堂大笑。在我气得头昏眼花的同时，晃过一个熟悉的身影，赶紧回头一看：是陈国军！他正帮着维持秩序，同时冲着我一笑。
在赶快拍完这几个镜头后我到了他的身边。当然没忘了假惺惺地把他介绍给大家：“这是长影演员，我们合作过《心灵深处》，现在他拍戏路过这里，顺便来看看，马上就要走的。”接着我们立即攀谈起来。
原来是他接到电报后立即去请假，可是剧团领导由于风闻他与我的关系又在离婚对他已有了怀疑。当他终于请到假赶来时，我已经离开北京了。我问他以什么理由请的假？他说母亲病危。他父母在佳木斯，倒是一个好的借口，不过说母亲病危不大吉利，但此时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下午他假装离开我们去了别处。晚上在夜深人静时悄悄来到我的房间。在部队他是侦察兵，在这方面有特殊的才华。这个才华，在我后来与他离婚时充分地发挥了出来。
在约定时间他会在窗户外面吹口哨，吹的是一首我们都熟悉的歌《大坂城的姑娘》，这首歌在长影拍戏时他常常唱，尤其是其中“要是你要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这句歌词，每当看到我时总是一再重复。他在窗下吹口哨也吹的是这一句。于是我把左边窗户打开表示屋里没人，过十分钟他就可以进来了。
第二天早晨我先去化装，等我们出发以后他再想办法离开。然后在拍摄现场他假装从外面再赶来，站在那里一直陪我拍戏到天黑。
两三天过去了。在现场我们之间一颦一笑的交流已让摄制组的人看穿了秘密。顺藤摸瓜当然他们开始想到其实那个每天陪我拍戏的“小胡子”（因他留着胡子，大家都叫他“小胡子”）每晚是住在我的房间。
本来我是戏里的绝对主角，又是女演员，又是单身，已分外招眼，这种事又没有不透风的墙本来就惹人议论，并且人们议论起来乐此不疲还正好点缀了摄制组单调的生活。
我的房间开始不停地有人来。有时要拿东西有时与我聊天找各种借口进来看看。经常在我这里上厕所看看有没有人藏在里面，来来去去人次多了，索性我把厕所门打开让他们一览无遗。
不过我心里还是紧张。不是紧张别的，而是紧张陈国军还是别人的丈夫和另一个女人的儿子的父亲。
为了事情的进展顺利绝对不能公开我们的事。一旦传出去传回长影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这只是掩耳盗铃欲盖弥彰，但我们还是费尽了心机，陈国军为此也吃尽了苦头。几次他正在房间里就响起了敲门声，陈国军只有立即藏起来只不过不是藏在卫生间而是藏在大衣橱里。记得有一次制片主任进来东看西看，我一直为柜子里不时发出的轻微嘎嘎声汗如雨下，我看得出主任明显感觉到柜子有问题，只不过不好意思当我面打开，只好悻悻而去。
好不容易等他走后我们立即改变方针，下一次来了人我故意把柜橱打开拿衣服，而实际上人是爬在墙上小窗口里修理下水道的梯子上。
我们开始探讨他离婚的策略及可能性。我了解到最大的困难是他的儿子。

第四章第26节 深深的歉疚

陈国军是东北人。东北人的重男轻女全国闻名。他们讨厌女儿，不要女儿，“一个闺女半个贼”这句话就是东北的俗语。而东北的女儿们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出嫁前出嫁后在思想里都以夫家为家，一心向着婆婆，时常将娘家的东西搬到夫家确实也是常有的事。所以我说东北有全世界最好的媳妇就是根据我的实践经验得来的。
过去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一个节目叫“双回门”，是写夫妻在春节大年初一双双回门的风俗，我一直看不懂。后来才弄清楚东北的闺女出嫁以后按规矩大年三十不许回去，只有初一才可以回娘家。恐怕是图个吉利，怕女儿离婚吧。
在东北的家庭里，假如一个母亲生了几个儿子那这个母亲就十分自豪，单凭这一点足可以立于左邻右舍之林面趾高气扬。假如生的全是女儿则不好意思抬头，见人矮三分。产妇生产，生了儿子放鞭炮告知大家，贺喜的、讨红蛋吃的门庭若市。要是生的是女儿则堰旗息鼓，不敢声张，婆婆公公给脸子瞧，产妇要哭也不能哭出声。
有一次在火车上我就亲眼见过一桩事：一个东北农村的媳妇，因为头胎生了女儿，在公婆丈夫的压力及自己的强烈意愿下怀了第二胎，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只许生一个不许生第二个，怕公社不让生，于是偷偷回娘家石家庄去生。
那一天是冬季，窗外大雪纷飞，媳妇由婆婆陪着，上车时已大腹便便。为了省钱，坐的是硬座，婆媳俩都挺着。
车快到石家庄突然阵痛发作，孩子已经等不及生了出来。产妇抱着孩子，脐带还在肚子里硬从四车厢走到有广播室的十一车厢，红腥腥的鲜血流了一路。列车员一边广播、一边采取措施，等医生到来剪断了脐带简单作了处理，列车上再为她们安排了一个卧铺。
我看见那位媳妇脸色苍白眼含泪水躺在卧铺上，由于生的还是女儿那位婆婆铁青着脸。不多时到了石家庄车站，婆媳俩冒着大雪抱着新生儿走出了大门……
这个故事直到我现在写这件事时仍然激动得心里发颤。也就是它使我当初深深理解了陈国军的儿子在他父母心目中的分量。
陈国军的母亲生了五个儿子，几个媳妇生的都是女儿，只有老大生了一个儿子。后来陈国军有了儿子，父母亲及全家欣喜若狂，于是这个儿子从满月起就由爷爷奶奶亲手带大，是两位老人的命根子。母以子贵，陈国军的爱人赵雅珉受到全家的爱戴，一离婚赵雅珉作为母亲当然要孩子，那就等于要了陈国军父母的半条命。过去在长春如果赵雅珉出外景，儿子就去爷爷奶奶家，赵雅珉回来，爷爷奶奶哥哥嫂嫂便集体将儿子送过来，并陪吃陪住带孙子直到赵雅珉再外出。两位老人家实际上是为这个孙子活着。现在听说要离婚有可能失去孙子，已经天天哭得死去活来了。
我虽然没有孩子，但我完全能体会到陈国军父母的心情。陈国军是个孝子，这也是我对他的钦佩之处。“不孝顺的人不可交”，这是我与人往来的信条。我开始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赵雅珉本人也不愿意离婚。再加上长影全厂的反对，当时正值严打第三者、重惩陈世美的运动，报纸上一再发表这些批判文章甚至社论，严重的还要判刑，这门那门全都占全了，还正好在风口浪尖上。先不说我，陈国军面临的前景是一条死路。
算了吧。我不甘愿地劝他说。越有压力我反叛的心理越强，这是我的个性。可这主要是他的事情，我只好压抑住自己劝他。
“你别管了，好好拍你的戏吧。”他说。
我也只好就杆下地撒手不管。我也管不了。我根本就不能出面，我越出面越麻烦。本来就够乱的了。
陈国军回去了。他回到了“战场”。他从此陷入了不是与妻子，而是与单位领导及周围人群的艰苦卓绝的持久战中。
每一个人都去管他。尽管当事人——赵雅珉一言未发。
陈国军把所有的钱都用来给我打电话，或是想方设法请假到北京来看我。我那时也一文不名，不可能资助他。
除了每次给我打电话必须偷偷摸摸外，每次要来看我也是一场斗争：先告诉赵雅珉要去北京——他从来不瞒她。然后去请假，照例又是母亲病危或是送儿子回佳木斯之类，接着再打电话给父母统一口径，或是先送儿子回佳木斯再从佳木斯到北京。
陈国军的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是罕见的。一般来说男人刚而易脆，像陈国军那样有毅力的男人真的不多。没有钱买卧铺就全部坐硬座，车太拥挤就站着，差不多每次他都是不吃不喝站到北京！
组织上专门成立了调查组调查他的行为，左查右查没有结果，就从赵雅珉身上找突破口，正经受深切苦痛的赵雅珉自始至终对此事不说一个字。
赵雅珉，是我一生在这个世界上最敬重、最佩服的女人之一。不管周围怎么对她寄予同情循循善诱，逼急了她会说一句：“这是我们两口子自己的事，你们甭管了！”须知在那个年代，一个心灵受到创伤的妻子对伸出双手帮助她、拯救她的“组织”说出这样的话来，是需要多么大的胸怀和多么高尚的情操。
后来，全中国报纸都登载了陈国军离婚与我相好的消息，甚至再往后我们结婚又离婚时记者无数次访问过她，她也从未说过任何一句话。
如果在陈国军离婚的当时赵雅珉开口说话并提供“炮弹”，那么情况就一定会和现在大不相同。我不敢说他们还能维持他们的婚姻，但是陈国军和我其中有一个进监狱或是上法院是完全可能的。
组织上开始召开陈国军的“斗争会”。大会小会开了足足有三十几次之多！会议内容是解决他与赵雅珉的婚姻问题，同时要查清陈国军不在长影时去了什么地方。
由于去北京次数太多时间过长不能总说回佳木斯，同时组织也调查到陈国军的母亲神采奕奕根本没有“病危”，陈国军只有改口说去了北京朋友陈征的家里，因为陈征在帮忙为他联系上一部电影的事，由于电影还没有谈成所以不想告诉别人。
陈征是我在部队的一位战友，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小蒋的丈夫，他们两人是我从小的至交，我和陈国军的事当时只有他们知道。
每次“斗争会”开完以后陈国军总要立即打电话给陈征，让他牢记一个时间表，如果长春来调查让他照这个时间表答复。陈征接到电话后便赶紧背诵：“十月一日在北京三天，见×××导演，十一月×日在北京×天，见×××编剧……”
那些导演和编剧都要是熟人，最好是名不见经传，这样不好查也查不到。如果有他们可能知道的编剧、导演也找我们要好的朋友，也让他们背诵一个时间表以便查询，至于为什么不许问，我们也守口如瓶。
常常是一个时间表没有背好电话又来了——又换了新的时间表。于是陈征又赶紧照陈国军在长春“斗争会”上重新交待的情况再背一遍。我还时不时打电话过去嘱咐他千万别背错了！既不能背错了还不能太熟练，免得演得不像。好在陈征是个好演员，能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但长春的电话也一直没有打来过。
此时在陈国军的家中，一场争夺儿子孙子的战争序幕已经拉开。为防备爷爷奶奶不放孙子，赵雅珉带儿子去自己父母家，在火车站交接时的场景实在是惨不忍睹：全家人送孙子到车厢门口，火车汽笛己鸣响车轮已起动，爷爷奶奶抱着孩子死不松手，无奈何抢过儿子往车厢门口一站，孙子大声哭叫“爷爷，奶奶”的声音与两位老人撕心揪肺的喊声融成一片，火车徐徐向前，在全家的搀扶下爷爷奶奶跌跌撞撞地跟着车跑，直到筋疲力尽，直到火车无影无踪，老人嗓子哭哑了再也走不动路才瘫软在地上。
失去了孙子的爷爷奶奶从此每天茶不思饭不想失魂落魄。在后来我与陈国军离婚的两年中两位老人相继去世，母亲五十岁父亲五十六岁。虽然母亲是死于肝癌，父亲是死于心脏病，可我心里非常清楚是与陈国军离婚失去孙子有关。对此我心里怀有深深的歉疚。尽管我不是直接犯罪，但我自认是间接犯罪，我不是主犯但我知道是从犯。也许我就是主犯。
我一直有机会就为他们祈祷。祈祷他们的在天之灵平安。在写本书的此时，我停下笔。再一次为他们的灵魂祈祷。两位老人家安息吧。

第五章第27节 热锅上的蚂蚁（1）

身在外地拍摄影片《北国红豆》看起来是局外人的我，如同热锅上的蚂蚁。长春的情况天天传来，使我处在各种情绪交织的漩涡之中。
我失去了一切是非。我不能判断任何事物。我苦恼之极。我谢绝一切追求者，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好，也没有人照料。
《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在香港的首映式，电影局根本就没有让我去参加，每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满肚子的心事不敢也不能找人去诉说，顾虑重重压力重重苦恼重重，突然一天，在老乡家里吃饭我虚脱在地……
醒来时看见的是满屋子的人。我看见了在戏里演我婆婆的北京军区话剧团政委林韦。林韦阿姨是北影厂厂长汪洋的夫人，正因为她是政委又是厂长的夫人，我最怕她。
听说过她慈祥、宽厚从不插手丈夫的事，我还是将信将疑从不敢放松我的警惕。一直是她与我同住一屋，我什么也不敢说，把我憋得够呛，今天她在我的床边端茶倒水摸我额头，像我的母亲来到了身边。
在大家都走了以后，她坐在我床头一面为我掖被子，一面轻轻地说：“孩子，你的心思太重了。这样不好……”如同打开了闸门，我的眼泪不断线地滚落下来，我放声大哭。
她接着说：“我什么都知道。你这么憋着要憋环的。”这时候我的心里话像决了堤的洪水，终于忍不住一古脑儿全都倒给了她。
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林韦阿姨竟然会是在好朋友陈征、小蒋之后第一个理解我这些大逆不道行为的人。
她，那么高的职位！那么德高望重！她只说了一句话：“你太感情用事了。唉，人是感情动物嘛。”她从来没有批评过我！并且一直为我保守着秘密。连汪洋厂长在内！
那一年的春节前，我们《北国红豆》摄制组回到了北京。把话都说出来，而且是说给了林韦阿姨，等于告诉了汪洋厂长，直到现在也没有受到批评，我的心里轻松了许多。这个时候又收到妹妹的信说，她今年春节要到北京旅行结婚。
终于有一件喜事临门，我不由得精神格外爽。就像是哪本外国书里写的一句话？哦，是苏联的一本书。在其中一章的“章首”里这么写着：“在炎热的日子里，哪怕是浮云一朵，也会给人们带来喜悦。”
这句话正是我当时的心情写照。况且这件事岂止是浮云一朵，是一大片的云！满天的云！
我只有一个妹妹，当然只有一个妹夫。她一辈子只结一次婚。总不能还没有结婚就咒她像我这个不争气的姐姐那样离婚吧？
我们姐妹俩一直感情特别好。好得就像“同性恋”。
可以说，是妈妈把她生下来，是我把她带大。考大学、读大学、让她学扬琴，到后来送她去法国念书，都是我的主意，就连她谈的这个恋爱，也是通过我的同学认识，最后由我拍板才决定的。
妹妹的人生路线基本上是由我描画。她对我言听计从。到今天的一切证明我决策的英明。
我一边拍《北国红豆》的内景，一边打扫房间，抓紧时间筹备一下。比方说床啦、碗筷什么的。每天都不忘了偷点拍戏的道具，例如挂在墙上当装饰的大蒜、干辣椒之类的回家存起来，道具组的师傅由于跟我关系好看见了只是对我一笑。
好在我每回偷的也不算多，他的道具仓库里也还有存货。一次拍一场戏我专门设计了一个一边吵架一边斩鸡的动作，拍完这场戏我就向道具要了这只鸡回家，放在我“走穴”挣来的冰箱里。
那时我刚买了冰箱，离我的“走穴”目标还远。
妹妹、妹夫来了，陈国军也到了北京。我仍然继续从摄影棚偷能吃的东西，妹妹、妹夫上街办东西准备过年，像三只老鼠贮备粮食准备过冬。陈国军是“地下党”不能出门，于是整天在家打杂。
妹夫拍胸脯说他烧得一手好菜，我们于是把大年三十做年夜饭的光荣任务交给了他，还请了我一位朋友小郭与她的父亲作客，因为她的母亲出差去外地，剩下他俩太冷清，我便热情万丈地邀请他们说不如跟我们一起过年算了。
大年三十吃了午饭我们就开始忙碌，有的摘菜有的洗菜像几个来回乱转的“绿头苍蝇”。过不了多久小郭和她的父亲也一起来到，屋子里更加热闹非凡。
突然来了几个人要找”靖军”。靖军是我妹夫的名字。
真是稀罕，在北京会有人找靖军。“靖军——”我喊，“有人找！”
靖军系着围裙，脸上带着面粉，手上全是油污，一边问：“有人找我？”一边从厨房出来。
一看，不认识。“请你出来一趟。”靖军愣了一下。“我洗洗手。”他进厨房去洗手。
解了围裙出来，跟他们到了门外。妹妹一看来客人了，也跟他们去了门外。
我们没当回事，照样忙我们的。过了一会，有三个人回来了，靖军和妹妹没有回来，那三个人说，他们是公安局的，要找靖军问话，今晚他不能回来了，你妹妹也一起去，你们先吃吧。
我赶上去问：“为什么？明天再问不行吗？”他们不回答，一个人走了出去，两个人坐了下来，开始盘问陈国军。
“你姓什么？”
“我，我姓张。”陈国军作贼心虚。
“你和他们是什么关系？”公安局的人问。
“我们是亲戚。”一提到“关系”这个敏感问题陈国军开始乱编。其实我们家根本没有姓张的。
陈国军接着画蛇添足地说他是今天刚到北京，坐的是成都到北京的×次火车等等，越说越让公安局觉得可疑，公安局不耐烦地打断他：“走，跟我们去一趟。”
我们全傻了。

第五章第28节 热锅上的蚂蚁（2）

眼睁睁看着公安局把他带走我们在一旁干着急，也不能解释说他叫陈国军，是长影演员，也不敢说他姓张是我的亲戚，只有什么都不说。最后公安局留下一个人在我的屋里当不受欢迎、不请自来的“客人”。
我问他这是为什么。那个公安局的什么都不回答。正好这时来了一位女朋友，她是外国籍，刚从国外回来，本来我们约好吃了饭去马克西姆餐厅玩，我气冲冲地告诉她我不能去了，因为我的妹夫被抓没有心思，我没有说被带走的还有陈国军。那位朋友立刻站在我一边破口大骂公安局，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应该不应该告诉她我身旁的这一位黑脸冻嘴的男人就是公安局留在这里的“坐探”。
那位女朋友继续骂公安局无能，乱抓好人，并且拍着胸脯说：“是谁抓的？我们想办法救他！嗨，中国反正没有法律，人快枪毙了都救得出来！”看我一直不搭话，我也不敢搭话，她只好站起身花枝招展地走了。
只剩下我和小郭、小郭父亲三个人凄凄惨惨冷冷清清地吃年夜饭，过节的喜悦消失得无影无踪。小郭的父亲说：“真倒霉。”我内疚地看看他，说不出什么话来。一年一度好不容易就这么一个春节让这件事给搅了。小郭的父亲也跟着我们不走运，真是太对不起人家了。
我们三人沉默着。没有多余的话说，他们也不好意思离开。我又没有电话，无法与人联络。就是有电话也不知怎么联络。突然响起了敲门声。连滚带爬地扑过去，打开门一看，是北影剧团的书记于素琴。
于素琴是我们剧团里威信颇高的一位领导，为人正直又和蔼可亲。一见面她就告诉我已知道这里出了事，公安局在来我家之前已和北影保卫科打过招呼，并且汪洋厂长也知道。现在她代表汪洋来看我，汪洋厂长在十分钟前打过电话给她，让我安心，好好过节。我问这是件什么事，她说是件大案，与持枪潜逃有联系。我吓了一跳，赶紧问详情谁清楚？她说可能只有保卫科清楚。我立即奔出门去找保卫科。
保卫科科长和我熟识，是一位忠于职守，兢兢业业的好人。找不到他家具体在哪一间屋，急得我不顾三七二十一放声大叫。我已管不了别人家都在吃团圆饭，人一着急就变得自私。突然看到一扇门打开，在洒出来的灯光中出现了保卫科长的人影。我冲上去连珠炮似地一通乱问，他慢条斯理地为我解答。
原来是成都铁路公安局有一个警员劫了枪打死了人，畏罪潜逃了。在那个人的宿舍里找到了他的通讯簿，在簿上有靖军的名字，成都公安局委托北京公安局追捕靖军，一方面怀疑靖军是那个人的同伙，另外看看是不是劫枪犯要暗杀中央领导逃到北京找靖军来了。“要不要紧啊？”听完后我马上问。“不知道。”保卫科长说。然后安慰了我半天，我只好怏怏地回去了。
回到屋里，妹妹和陈国军都回来了，小郭和她父亲已经走了。公安局的人也不在了。想必也已经走了，或是守在楼下也未可知？不管他在楼上或是楼下，我们已是犯人家属，先不考虑这个，立刻问情况。
妹妹说不知道去的是什么地方，一进门就被隔离审问。她被问了好多问题，比如说什么时候认识靖军的，靖军平日出不出门等等。妹妹回答说最讨厌的就是他怕冷，从不出门。问到最后公安局的人要她提高警惕，保护好姐姐，不要出其他的事。妹妹问是什么事？公安局说不能说，持枪潜逃的“二王”你知道吧？妹妹说知道。正好此时等到陈国军出来，他们一起就回来了。
陈国军和靖军则一进门便听见周围子弹上膛的声音。同样也开始单独审问。由于屁股上有屎陈国军顾左右而言他，前言不搭后语，公安局的人越看他越像坏人。还是后来陈国军自己定了定神，发现公安局其实对“生活作风”问题根本不感兴趣，才开始正式地、老实地交待了本来的情况。
“那公安局知道你是长影的陈国军了？”我问他。
“全知道了，我一切都说了。不说我出不来。”
“那怎么办呢？”我急得直跺脚，“公安局把你从我家押出去，长影立刻就会知道，说不定公安局还会通知长影呢，这一下全都露馅了！”
“那怎么办？总不能当劫枪犯同伙吧！”陈国军说。
正在纠缠不休，妹妹又在旁边哭起来了，我又赶紧去劝她，我简直是一支救火队。妹妹哭得很伤心。定神一想，可不是嘛，刚结婚就遇到这样的事，谁不心烦呢？万一靖军真是有事那怎么办？万一靖军有事妹妹又怀孕了怎么办？我都不敢往下想。
“不行就离婚算了。”只听陈国军说。
“狗屁！”我马上义正词严地指责他，“是不是你离婚离上瘾了？一个人离婚还不够吗？靖军现在生死不明，这样想是不是太不够意思了？”我像连珠炮似地把话一古脑地甩过去，新怨旧怨，长痛短痛一起发泄出来。
我们谁也没睡觉。有消息说，北影厂已闹翻天了。大家都奔走相告：“刘晓庆的妹夫被抓起来了！”“听说是反革命！”更有甚者说：“陈国军和她妹夫都是从刘晓庆的床上被抓起来的！”……
又有人敲门。公安局的人又来了。是拿靖军的牙刷、换洗衣服之类，说今晚不能回来了，我冲着他们歇斯底里大喊一通，他们根本不理我的茬，拿上东西，走了！
我赶快打发陈国军第二天一早就回东北。免得别人再发现他，事态又扩大。接着安排妹妹也赶快回成都去陪妈妈。母亲是最争强好胜的人，有这件事，在成都肯定会立即传遍，她老人家还活得了！

第五章第29节 不愿意记忆

又剩下我一个人了。真可谓“孤灯挑尽未成眠”。
胡思乱想了好几天，整个春节都让这件事给糟踏了。天天去保卫科打听，说是靖军已押送回成都了。
想想妹妹，想想靖军，想想陈国军，想想自己，突然开始怀疑起“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来，像我这样等着别人离婚是不是不道德？陈国军究竟离不离得了婚？我是需要他还是爱他？我是不是一定跟他结婚呢？会不会到他离婚的那一天我已经老了，一切都失去意义了？……
突然之间心灰意冷，觉得自己这条路是走错了。原以为世界是公平竞争，自由选择，扯蛋！根本谈不到。每个人都在管你，处处都是束缚，结婚只能靠“蒙”，好的坏的都得撞大运，撞到什么是什么。也许认命还好一些，不认命吧？就像我这样，弄个遍体鳞伤还没结果，就是有结果了也没劲了。
想到几年来自己过的寒冷孤独凄清的日子实在是不堪回首。我感到自己的承受力已到极限，我不想再继续下去了。
穿过人们的指指点点，走在北影厂内，我开始玩世不恭。不想对任何人负责任，只企望任何人也别跟我太认真。
我开始与别的男性交往，可是我不想结婚。我发现中国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男人都是有妇之夫，至少百分之九十的家庭是“维持会”。他们只是因为这个那个不得已的原因不能离婚或是不敢离婚，我对这个社会在道貌岸然的面纱下的虚伪、肮脏感到厌恶。
你可以有第三者，你可以有婚外恋，可是你不可以正大光明地离婚。你偷偷摸摸人们管不着，只要你离婚全体都要来制约你。
我有一位朋友，他与妻子感情不好，几十年来一直在打离婚，后来终于双方同意了，在办离婚手续的时候妇联出来干涉，她们不同意。
还有好多两口子，经过长时间的马拉松谈判终于达成协议，双方都要离婚，可是单位领导不同意，不给开离婚介绍信。结果最终也没有离成，痛苦一辈子。
我给陈国军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谢谢他的真心，只是我觉得这件事太难了，况且我们也不合适之类，让他别再来找我，千万别再离婚了，我们的事情就到此为止。把信发出去以后，就好像已经把陈国军这一页翻过去了，心里倒确实是轻松了好多。
接到信第二天陈国军就到了北京。我们又去约好的地点谈话，他表现得很平静。我把我的观点、想法全都谈了出来，我坚决地告诉他别再费劲了，尽管我们有过历尽坎坷现在仍然不失美好的过去。陈国军问我是不是有了别的男朋友？我说没有。不是我撒谎，而是我确实不算有男朋友，我根本不想结婚，我也不想告诉他再惹别的风波。更主要的是，我不是为他和陈国军断绝来往的。
陈国军走了。眼看着他的身影一步步消失在视野之外，说不出是什么感觉。只是对他的平静我很惊讶。原本以为他会大闹一场，没想到如此顺利，那就好那就好。真是谢天谢地。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在当天晚上“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那天深夜，我和我的新男友正在屋里说话。突然听见门钥匙响，随着一只皮靴将二道门踢开，狂怒的陈国军拿着皮带走进了屋子。
我一生绝不能忘怀那令我丧魂失魄的一瞬，我到现在都能清晰地听到门钥匙的响声、踢门的声音，还有那惊天动地的皮带抽在桌上同时伴随的一声断喝：“起来！”
再不会有比那天更恐怖的夜晚了。陈国军一脚踢在新男友的额角，额角立刻肿了起来，紧接着他命令他爬出去，于是他当着我的面爬出门外。
陈国军的脸孔扭曲，没有丝毫的血色，从厨房搬来了煤气罐，放在我和他的中间。他用皮带指着我的脸声泪俱下地控诉我没有良心，背信弃义等等一系列的罪行，像我这样的人根本不配活在世上，反正他也不想活，不如跟我同归于尽……说完后他点着了火柴，开始打开煤气罐的开关……
突然之间我对生命有了无限的眷恋，想到自己这么成功这么年轻这么花容月貌就要死去是多么地遗憾，为一些谈情说爱的小事居然要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真不值得，在千万般的后悔之中我不由自主地跪了下来，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恳求他不要杀我，我错了。我跟你好。再也不变心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再不能记忆。我不能，也不愿意记忆。那是一个最恶的恶梦。在这场恶梦当中我心胆俱裂。只记得这场恶梦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怎么度过我经历了些什么我绝不想说。只记得第二天晚上陈国军带我去了景山，就是当年崇祯皇帝上吊自杀的地方，他百般温存地把已没有丝毫力气的我背上山顶的一间小亭子，坐在亭子的栏杆上我对皎洁的月亮发了誓不变心后他原谅了我。
如同刚从杀场回来，我一直筛糠不止。我感谢他对我的谅解，想到他居然那么心宽证明他拥有多么博大的胸怀。同时我也再不需要陈国军对我说怎么爱我了，一个人能为你牺牲生命还能有什么怀疑？
当然我从心底也知道，除了陈国军以外我不可能再有别的选择了。我已明白生命原来竟是那样的脆弱。
不过我也不会有别的选择，我感激他还来不及哩。
时间一天天过去，第四个年头又到来了。我的妹夫靖军在被抓走的第十五天平安回家，公安局登门口头道歉承认抓错了，是一场误会。
原来是为了过春节找到那位在铁路局工作的劫枪犯的朋友给我往北京带蔬菜才惹出的这场风波。我要求带的“窝笋十五斤，豌豆角两斤”被怀疑是子弹两千发、枪十五支，为此调查了靖军好长时间。
幸亏这个案子很快破了，劫枪犯已经被捉拿归案，要是真凶继续在逃，靖军还不知道要关在里面多长时间？
当公安局口头道歉时靖军自始至终一声不吭。他不接受口头的道歉，要一份书面的通知。公安局说没有。他问这十几天怎么跟单位交待？公安局说算是出差好了。
靖军出来后好长时间没有去单位上班，不知道怎么跟单位说。单位也没有催他。后来终于忍不住去单位报到，单位上居然放鞭炮向他表示欢迎，坚持了一段时间靖军调往深圳工作，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而陈国军仍然在与单位组织上作殊死的斗争。

第五章第30节 陈国军的离婚大战

单位组织对陈国军的调查日益抓紧，大有将他送上法庭之势。上级已完全停止了陈国军的工作，外边也没戏找他演。我四处为他奔波，但是一无所获。每天他的工作就是离婚。
在这种形势下拿陈国军的话来说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每次开他的“斗争会”他都拿一个本子，大家一边说他一边作记录。长时期战火的考验他已变成了“沙场老将”，对这些情况熟视无睹，习以为常。而我看过那些记录后怒火万丈，而再、再而三的压力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反抗心理。我偏要和他好，看你们怎么样？
在此期间赵雅珉到北京找过我一次。我们之间令人惊讶地进行了亲切而友好的交谈。当我打开门看到她时，觉得她实在是很漂亮，而且相当年轻。我们相互都坦诚，开门见山。“陈国军对我说过他很爱你。”赵雅珉说。避开她的问题，我问她：“是不是陈国军这个人很风流？”她说：“不。正因为他很正派，我才重视这个问题。”
赵雅珉在我那里住了两天。就是在那两天之中，我亲眼看到了一个女性的伟大。“他们把陈国军整得太惨了。”她说。她还问到我会不会真心对陈国军好？她希望不要离婚。为了他们的儿子。
我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题，我不可能说得清楚我的苦衷。最后，我答应劝说陈国军回心转意，尽我的能力作工作。
赵雅珉走了之后，我立即坐下来给陈国军写信。我写了对赵雅珉的印象，我惊讶有这么好的妻子为什么还会与她离婚。接下来我写到不过我认为闹到现在已没有什么前途，如果再回到赵雅珉身边整个事件会变成一个滑稽剧。社会怎么看你，赵雅珉怎么看你，你们双方又怎么消除得了我的痕迹？剧团把你弄得这么惨你又怎么能甘心？本来我想劝陈国军放弃离婚，不知怎么搞的话题又转到了相反的立场上来。一边这样写信我一边觉得对不起赵雅珉，出尔反尔未免有些不大仗义。于是在信尾我反复叮嘱这封信千万不可给赵雅珉看见，要立即销毁云云。
怕什么偏就来什么，这封信正好落在赵雅珉的手中。赵雅珉在看完了之后静静地把信还给了在一旁吓得目瞪口呆的陈国军（假如这封信交到单位再交到法院后果将不堪设想）。“她说得对。”赵雅珉说。
这一天，单位仍然召开批判陈国军的大会。像往常一样，陈国军拿着笔记本走进会场，在角落里悄悄坐下。大会在继续，仍然是纠缠那些没完没了其实纯粹是属于陈国军和赵雅珉两个人的“家庭问题”。
一位同事来晚了只好坐到陈国军的旁边，应酬似地向他打招呼：“怎么样了？你和赵雅珉？”
“离婚了。”陈国军平静地说。
“离婚了？什么时候？办完了吗？”那位同事不由得提高了嗓音。人们纷纷回过头来。
“办完了。前天上午办完的。”
两天前，赵雅珉主动向法院提出了离婚，只要求儿子由她抚养。法院很快批准了赵雅珉的请求。
自此，陈国军长达四年的离婚战争终告结束。
奇怪的是，几年来陈国军一直在与组织、领导、周围的人作斗争，而没有当事人什么事。社会不给当事人作主的权利，不考虑当事人自己的意愿，强行给陈国军施加各种压力甚至形成了迫害，反而帮了陈国军的大忙。
在长期的外在压力之中，我们当事人三方不知不觉间结成了统一战线。不想让别人干涉我们的事。不想给别人当枪使。不想让其他局外人得逞。
说实话，这种艰苦卓绝的马拉松式离婚大战真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社会的强大，舆论的厉害，我们已经深深地亲身领会到。尽管这一次离婚不管多么坎坷曲折总之还是以陈国军的胜利宣告了结束。
可是人们并没有原谅他。
几年后社会和舆论反扑过来一举摧毁了陈国军用心血换来的第二次婚姻——也就是与我的婚姻。

第六章第31节 独立制片人（1）

刚认识陈国军的时候，我没有一分钱。陈国军离婚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钱。给陈国军儿子的抚养费使我囊空如洗并且负债累累。
为找一个房子住我吃尽了千辛万苦。厂里借给我的房子突然有一天分给了北影的一位导演，那位导演的儿子天天赶我走并扬言再不搬就封我的门。
可是我到哪里去住？为什么偌大的一个中国竟不能有我一张可以歇息的小床和一张安静的书桌？
我一边抵抗着不搬家，一边联系过渡的房子，一边给陈国军找工作，调动户口。
离婚以后，陈国军在单位已无法再呆下去。
他已为离婚丧失了一切：家庭、儿子、工作、名誉、前途、父母亲的健康……
他本来没有钱，现在就更没有钱了。他在长春已臭不可闻。
没有什么人理他。人们都把他当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与此相反，赵雅珉在单位里获得最崇高的敬重，尽管她从来没有说过话，人们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她怎么想。
陈国军整天无所事事，在一个男人最好的年华。他那时只有二十九岁。在陈国军离婚的四年中，我仍然是新闻的中心。除了各种难听之极的议论以外我忍受了无数的凄清、孤独和寂寞，抵御了来自各方面的诱惑。我本来可以嫁钱，只要嫁一个有钱的老公我就可以不愁吃喝，享用不尽；我还可以嫁权，在我没有房子住的时候只要是嫁一个高干子弟马上就有大而舒适的房子，还不会再受批判；我可以嫁一个没有结婚的，没有那么麻烦的家庭问题的，没有孩子的，最少最少我可以嫁一个北京户口的……
四年的日日月月不是一瞬即逝，在那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一天等于二十年。
不是领袖有一句诗词：“长夜难明赤县天”？在四年里这句话几乎天天浮现在我的脑海，我想再没有人比我更能体会其中的深刻含义。
我没有结婚，我是自由的。
我随时可以改变我的前途、我的选择。
我曾经动摇过很多次，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坚持了下来。
最重要的，是社会和舆论的压力总是在我动摇的时候推波助澜，从另一个方向鼓舞我、激励我，它们使我产生了强烈的把事情进行到底的决心，而事情本身的质量如何，是否出于自己的要求愿望，已经抛到九霄云外，一点都不重要了。
可以说在那个时候我对任何男人都视而不见。不管他们多么优秀，不管他们多么温情脉脉，在我的脑袋里只有长春。
在陈国军离婚以后，我们的关系逐渐在电影圈内部公开，一直以为我只是由于生活作风不正派与陈国军玩闹一场的人
们接受不了我们开始认真在一起的这个事实。
我对陈国军为我敢于抛弃一切的真情抱有极大的感恩心理。
要还给他一切成了我生活的全部。
事隔多年以后我反应过来，其实那些年里，我只是为社会和舆论活着，可是我当时想不到这些。
陈国军离婚只是我们和社会斗争胜利的一个起点。只有还给他一切，让他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这个圈才能画圆。所有的舆论对我们在一起这件事都不认可。对我为什么会找他众说纷纭，至今不能使我忘记的是人们最后盖棺论定的一句话：“因为陈国军的床上功夫尤其出色。”
我根本没有任何判断力。在我有主张、叛逆的后面实际上是舆沦的俘虏。
我天天收集、了解、捕捉、记忆这些舆论，并且针对它们反其道而行之。
我向社会宣战。我为这些而生存。
首先要解决住房的问题，然后调动陈国军的工作，接着再调他的户口，户口一定要在北京，以后他的儿子户口也可以一起到北京。
还有，他一定要拍一部最棒最棒的戏。
刚离婚时的喜悦早已过去，整天游手好闲使陈国军焦躁不安。
我们仍然不能在一起。他到北京还得跟单位请假，单位仍然不准假。情况除了“斗争会”停止免去我们进监狱之忧外，其余没有任何变化。
我成大东跑西窜，动用一切社会关系想办法。可是不灵。只要听说是陈国军的事，这些关系就变得不管用。无论我把他吹得天花乱坠，人家也不听。没有单位肯出面借调他。
无奈何只好找到我一个朋友，他刚刚成立了一个什么“影视中心”，说清楚他给出借调函我们自己掏借调费，他终于答应，我赶紧点头哈腰再三感谢。
一个单位借调另一个单位的人员要付给单位劳务费，这是历来的规矩。一般最低金额是被借调人员工资的百分之四百。
这就是说，为了陈国军能到北京，我自己每个月要掏四倍陈国军工资的钱付给长影剧团。幸好那时由于“走穴”我已有了小小的积蓄，尽管舍不得，觉得不公平，也只有这样做。
一定要跨出长春。这是第一步。
借调函有了。钱也解决了。还得找一个人扮演影视中心的工作人员，去长影办借调手续。
陈国军由于离婚属于内控分子，一般的戏来找都不外借，必须有人去，得是知根知底的人。还要找一个大的幌子，比方说这是中央××单位拍的××重点片等等，不然肯定借不出来。
找谁去呢？谁这么够哥们肯去长春一趟，同时还具备能说会道再加上出色的表演天赋呢？
把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想了一遍。同时也找了几个人，有的确实没有时间，有的找借口婉言拒绝了。
最后想到北影的一位青年导演，他一直与我关系甚好，人也仗义，够哥们，也兼备能说会道及表演多种才华。最理想的人选！早就应该去找他！
我把我的想法及真实情况和盘托出跟他一说，果真我没有看错人，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而且他也正好有时间。我们坐下来具体商量此次去长春之行的方针、政策及可能发生的和不可预计的情况，讨论了好长时间。
我把我了解的情况尽可能细地介绍给他，并且千叮咛万嘱咐切切不可泄露与我的关系或是我知道这个事情，尤其是见到陈国军千万不可打招呼要装作不认识，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我们还说好在长春期间不可与我通话，假如实在要通电话必须到街上远离陈国军单位的电话局去打，并且务必看清身边的人，记住切不可说出我的名字。

第六章第32节 独立制片人（2）

两天以后，朋友出发。我在北京坐镇，一面关心长春的情况，一面继续跑房子的问题。
陈国军就像是一个武林高手被人点穴武功尽失，只有坐等我的救援，他只是离了一下婚就到了这个地步。
这时候，天无绝人之路，我突然得到了一套房子。北京流量计厂的厂长在一次我为他们厂的演出中得知我的情况，实在看不过去，伸出了同情之手。
后来这位厂长成为我们全家的朋友直到现今。他不管我和陈国军之间相不相配，也不管陈国军是否刚离婚，只知道我对电影事业有过贡献，只知道我是人，就应该有个安身之所。
他派车并且亲自陪我去给陈国军跑北京户口，尽管没有跑成。与他在一起我想起北影一位演员对我说过的话：“我的朋友都是工人。与他们相交放心，比跟文艺界来往好得多。”
好人还是有。世界毕竟还是有光明。北影剧团的团长陈强，在我与他聊天时谈到陈国军还在长春及我与他的关系时干脆地说：“把他调到北影来。我们总是要把女婿娶进来，不能把我们的闺女嫁出去。”我不会忘记这件事。
北影也突然通知我在一个旧楼有一套小房子，可以分给我住。
过去总是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原来福也会双至。
长春方面的朋友来电话说，目前一切进展顺利，如果不出意外情况，陈国军不日可到北京。
在陈国军还未到北京之前，他的母亲连同哥哥弟弟先到了我家，因为他母亲病重需要到北京治疗。
汪洋厂长又一次出来对我进行了关键性的关怀，由北影专车每天接送他母亲去医院检查。
于是我一面打扫新房子，一面收拾旧房子，一边陪陈国军的妈妈去看病，一边拍戏，每天按东北习惯给大家做饭，老人家又有肝炎又有糖尿病，既不能吃甜的又要吃好的，使不会做饭的我费尽了心思，还忙陈国军的调动，忙自己的杂七杂八，忙得不亦乐乎。
诊断的结果他母亲已患了晚期肝癌，医生当面告诉她最多活不过十年。眼看着老人家泪水汩汩流出，我的脚后跟都软了，赶紧忙着安慰她，一边联系住院治疗。肝癌病人已是晚期没有医院肯收，跑断了双腿，磨破了嘴皮，才开后门住进了海军总医院。
几经周折陈国军终于到了北京。每天拍完戏我和陈国军出门去医院看望他母亲成为北影院里的一“景”。不想受人们的指指点点我们从来分开走路，一个先走一个后走免得太招眼。
由于陈国军母亲病重，他的父亲及另外几个兄弟都来到我处，又拍戏又做饭我终于病倒了。可是即便是病倒了也不敢与人去说，因为北影厂知道他们来，个别人看到我做饭，传出去已群情激奋为我“不平”。大家摩拳擦掌气愤填膺，各种话听得太多不能说完全对我没有影响。
两个月后，陈国军母亲的病稍许有些稳定。于是我们又忙着送他母亲回家，忙着从借住的已分给某导演的房子搬到属于自己的小屋。
屈指一算。我到北京工作已经有七八个年头。在这么多的岁月里我特别特别想父母亲，特别特别地想家。最特别尤其特别想把他们接到北京来。过去我没有条件，想也是白想。现在有一点可能了，于是乎我天天想。
天天想天天念天天筹划，终于这一天他们来到了我的身边。
在我头脑中一直有一个观念，没有老人没有孩子的家不成其为家。现在，我终于有一个家了。唉！多么多么地不容易啊！
日历一张张翻过，陈国军开始变得烦躁起来。
一个大男人成天无所事事受人家的白眼让人看不起，使他肚子里窝火。他变得易怒、敏感、不自信。
一种潜意识使我从来不在任何场合公开承认与他的关系，借口是怕失去观众，担心爱我的观众会觉得我再没有吸引力。这个道理也说得通，况且我许多海外的电影演员朋友也这样做。
我也从不与他一起出现在任何公众场合。我自己也不明白出于什么动机。
我每天拍戏，要不就出去“走穴”，来回奔忙对陈国军的刺激越来越大。他的心理逐渐失去平衡。
我们之间时常因为一些莫须有的小事发生口角以至争吵，这种争吵日益升级，使父母和我们双方都苦恼万分。我仿佛觉得过去认识的那个勤奋、朝气蓬勃、充满活力与温存的陈国军死了，不见了，身边的这个是我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我四处为他活动上片子找事干，可实在是不容易。无奈何我找到《垂帘听政》的导演李翰祥，求求他能否让陈国军在我与他合作拍摄的影片《西太后》（后来改名为《一代妖后》）摄制组里作副导演。
李导演立刻拒绝了我。并且让我坐下来安静一些，他整整教育了我四十分钟。
他劝我不要结婚，千万不能结婚，不要把男人大当一回事。你现在一叶障目，觉得他就是你的天地，过一段时间不好了，再回过去一看，就会懊悔，发觉那人其实不值一提，心想：“咳！我当初怎么会跟他！”
李导演从来没有单独跟我说过那么多的话，像一个慈祥的叔叔，并且我相信他说的是肺腑之言。
我眨着眼睛尽力去想他话里的道理。我知道他在这方面见多识广，可是我想不出什么名堂来。我只是在想着一个问题：陈国军怎么办？
心里实在是为陈国军叫屈。他真的是一个很聪明、很能干、有才华并且有抱负的人。可是没有人了解他。
他看过很多书。可以说是博览群书。我也看过一些书。可是我看过一些书却人人皆知，他看过许多书却没有人相信。
我认为他做演员太屈才并且也不能发挥，我觉得他应该做导演。

第六章第33节 独立制片人（3）

我跟朋友说陈国军这辈子到死做演员最多是个三流演员，每个人都同意，可是我说如果他做导演会成为一个好导演却没有人理我的茬，我的话根本没有说服力。为此时常与人翻脸磨破了我的口舌。
我跟每个人说，如果你们想对我好就去帮助陈国军，这比帮助我更有用，我会感谢你们的。可是一点作用都不起。在人们的心目中早已三人成虎，把他盖棺论定了。
我带他出去“走穴”，我让他当“穴头”，并且跟我一起二重唱。在台上他比我唱得好，并且显示出他的管理才华，可是这对电影界丝毫没有影响。
“走穴”界是另一个天地，是社会的暗流。电影界仍然对他不承认甚至抱有敌视，准确地说是蔑视。
人们听了我对陈国军的评语莫不一撇嘴唇，觉得我言过其实。他们的态度掩饰不住当然也没有掩饰，清清楚楚写在脸上。这就是陈国军的悲剧。这就是社会的悲剧。
在我和他相处的日子里，自始至终，社会和舆论没有忘记他。更没有原谅他。他为他的离婚，准确地说是为了爱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这一天我突然想到，何不现在就做导演？
对，拍一个好电影让大家看看！我把这个主意给陈国军一说，他马上就同意了，长时期窝在屋里他早已没有了自己的主张。我知道他能作导演，他也相信自己能作导演，这一点没有什么疑问。我马上提出我喜欢的一个剧本《无情的情人》，建议我们就拍这部影片作为开头。
我来主演。肯定有票房！
我马上去找钱。陈国军立即着手准备，新的马拉松又开始了。当然，我自己还有一大堆事要干。不管它，先把所有的事放在一边，只为这一件事努力。
我碰到人就说这件事，碰到人就说投资的事，所有的话都重复了上百遍，倾注了我全部的热情。在香港、在上海、在广州、在深圳、在新加坡……
那时，我作为第一个被海外观众所认识并接受的大陆演员，在大陆以外的地区十分红火。我的朋友说我是“墙内开花墙外香”。
只要我出外访问总是受到最隆重的接待，我可以在前面买东西后面有的是人为我付帐，我出去时两手空空，回来时二十几个大皮箱。
于是我时常出现一个怪现象：身上穿着名牌时装，貂皮大衣，挎着名贵手袋，却囊空如洗，兜里甚至没有“打的”的钱。
从来不趋炎附势不惧权贵的我，开始一看见谁像是有钱人，就马上笑容可掬地问他愿不愿意为我的影片投资，条件是陈国军作导演。我的条件和我一根筋似地执著，不知吓退了多少对我有爱慕之心的人。
时常是那些追求者开着车陪我逛马路，为我付钱买东西，送我到我要去的地方，我却在车上大谈特谈陈国军以及陈国军要拍的电影，为陈国军买东西让那些追求者付帐，伤透了他们的心。
直到最后我碰到了蛇口招商局董事长袁庚。在香港新华社举行的一个酒会上，有人把我介绍给他。
他个子很高，像一座山。我仰脸看着他，脖子有些发酸。见面的第一句话我就问他愿不愿意为我的影片投资？他第一句话就说：“可以，在五百万以内。”我一下子跳了起来：“我只要一百五十万！”踮起脚尖举起手我与他拉了勾，表示这件事已一言为定。
我不敢松懈，继续联络。我联络了香港南方影业公司的总经理许敦乐，珠江电影制片公司的总经理孙长城，还有深圳蛇口都乐影视公司的董事长、我所敬重的电影界老前辈黄宗英。他们都表示要支持我。一个月后，我作独立制片人拍摄影片《无情的情人》的合约书，在深圳蛇口签定。这件事初战告捷。
十年以后有朋友说：“哇，晓庆，原来解放后第一个做独立制片人的是你！”我马上制止他，我根本不想当什么独立制片人，甚至我都不想主演这部影片。我只是为了做成这件事。只是为了陈国军作导演。别说做这么点小事，我当时的心情简直恨不得哪怕是用我过去所有的辉煌来换取陈国军的成功都是愿意的！

第六章第34节 《无情的情人》（1）

可以这么说，《无情的情人》这部影片是我一生所拍影片中最艰苦的一部。它的艰苦程度超过我拍所有其他影片的总和。
也可以这么说，做《无情的情人》的制片人，使我在经营、管理、与人相处、协调各个不同部门，保证拍摄正常运转，独立承受资金风险及保证投资的回收等各方面得到了极大的锻炼，是日后我办企业当老板的第一所也是最有效的实践大学。
但在当时，我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这些。在这次的台球桌上，我要打的是另一只球。一个人假设他经历了一桩重大的事件，克服了一个巨大的困难，他就会在心理上思想上成熟许多。
《无情的情人》影片从开始设想到最后枪毙不让放映，我自己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我好比是当年孙悟空被太上老君扔进炼丹炉，多酷烤一天便多凝炼一层，直到最后成了钢筋铁骨，火眼金睛。
我曾经很爱掉眼泪。在小的时候屁大一点事情便眼泪汪汪。待积少成多后再眯缝着眼睛一眨，大颗大颗的泪珠就像珍珠断了线滚落下来，惹得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怜爱不已。
后来大了一些偶尔掉眼泪，在恰当的时候恰当的场合也能起到惊人的效果。
再后来随着环境的改变，眼泪只得越来越“内向”，越来越吝啬，不说眼泪往肚里流，至少已是“女儿有泪不轻弹了”。
现在一天之内我由被人宠惯了的明星摇身一变为独立制片人，成了大家的阿姨、领导、中心、决策者，可以说再也没有掉眼泪的资格了。
不是说你不能掉眼泪，法律也没有禁止你，可是掉眼泪没有一点用处这是肯定的。相反会让别人笑话，使周围的人对跟你干事、受你领导没有信心。你得在任何情况下保持乐观主义的风格去鼓动别人、激励周围。
《无情的情人》是徐怀中在一九五七年创作的剧本。一九五九年发表在北影刊物《电影创作》上，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许多导演都想拍摄它。
十年以前，北影导演李文化曾组织过摄制组要拍摄这部影片，由我和张连文担纲主演，分镜头剧本都写好了，又不知为了什么下马了。正是那时使我得以知道这个剧本，并且喜欢上了这个剧本。
这个剧本是个敏感的题材，回想起来，当初选这个剧本作为陈国军导演的第一部影片是有些轻率、盲动了。
在热血冲昏了头脑的当时，我们想不到这么多，年轻的我仍然存在着几分纯真的心理。艺术至上的观点一直占了主流，我相信人定胜天，事在人为。
我不可能认识到在中国做任何事都不能脱离政治，你想远离它，它会来找你，这是我后来得知的血的教训，可是一切已经晚了。我已经交付了昂贵的学费。
不过，我还是明白事情得悄悄地进行。如果还没拍好就闹得满城风雨，那么这部影片就肯定拍不成了。首先得让它成活。我们找到了剧本的编剧徐怀中，很顺利地得到了他的支持。
然后开始改编剧本。改掉原剧本中敏感的部分，使它变成一个简单的、家族复仇的题材。这当然非常非常可惜，可是没有办法。
陈国军开始发挥他的才华。他把剧本改得很精彩并且惊心动魄。我忙着组建摄制组，做好后勤工作。
摄制组的班子来自五湖四海，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北影厂各个车间。在当时的中国电影厂中北影是当然的“老大”，厂里的职工都是全国各地抽来的精华。谁都知道，在北影当导演是最不容易的。
别说是第一部上戏的小导演，就是凌子风、谢铁骊、张水华这样的大导演，对摄影、美术、道具、服装各部门都得客客气气、商商量量，绝不能颐指气使。据说，北影一位女导演第一次拍戏，师傅们都不听她的，动不动就给她脸子瞧使拍摄困难重重，最后这位女导演当众大哭，一边哭一边说：“我干什么要来当这个导演！”
陈国军当导演就更不消说。他来自长影，又是年轻人，可以说没有丝毫的基础，虽然大家看在我的面子上与他在一起合作，可是骨子里不可能服气。组里的进展及安定团结全靠我一个人来维持。
只要陈国军讲话有一丁点不准确就有人当场顶撞他，每到此时总是我堆满了笑容藏起我的“骄娇”二气出来打圆场。差不多每次总是以陈国军的忍让为结束，我开始体会到作导演其实很可怜。
为了联络感情我用宝贵的“日理万机”时间来陪师傅们打麻将，连撒娇带哄十八般武艺用上拖着摄制组转动。
往日心高气做、咄咄逼人的刘晓庆无影无踪。不消说我从心里感谢大家能够来帮陈国军的忙。在电影界多年我从来没有因为电影拿到过一分钱的报酬，由于对这一点深恶痛绝，我决定改革，在组里实行片酬制。
我自行拟定合同，条款全是自己心想而成。合同里写上报酬多少，补助多少，工作多少天以及惩罚条例等等。我知道这种做法在中国电影界还是第一次，于是在合同里写上要严格保密，并要求每人签字，我签字，盖上摄制组的章，再妥善保存。
可是事实证明我这样做似乎早了些。我没有想到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环境、气候、土壤，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电影人还没有这样做的心理准备。
我们的外景地是在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区。那是一个边远的少数民族集居地。我在音乐学院的同班同学有许多都分配在这里的州文工团。
这里是高原，开水只能到六十度，米饭也煮不熟，高山反应是很厉害的。在我们刚翻过雀儿山进入阿坝州时，停车下来活动活动双腿，当场就有好几个人由于缺氧昏倒了。
平日在其他摄制组里发生这样的事，最多我只是看看热闹问候一下以示关心就可以了，现在发生这些事情全得我一个人忙前忙后来回张罗。我只有一边张着大嘴哈气，一边下达命令，像一条挣扎在河滩上干渴的鱼。
过去是一切事情别人都替我安排好，现在是一切事情我替别人安排好，全部的秩序都倒过来了。
第一次拍电影给酬劳使大家觉得有了摇钱树。有钱赚不赚白不赚，当然是多多益善。过去是由国家控制反正没钱，现在是由我个人管理不能让钱都进了我自己的腰包。人们完全不能理解我恨不得掏出自己的钱来拍片的心清。事实上我从头到尾没有拿过一分钱酬劳，可是没有人相信。私欲和贪婪像决了堤的洪水开始泛滥。

第六章第35节 《无情的情人》（2）

组里三天两头罢工。不是说饮食不好，就是要求增加误餐补助。无奈何只有安排每隔三天全组大吃一顿，每天除了合同规定的酬劳外夜餐再加钱。
就这样还是不行，于是每月再增发奖金五十元。
过几天又喊奖金太少。每天组里又发罐头。
罐头从每人一听增加到每人三听，仍然有人叫“这种饮食只是维持生命而已”。
情急之下我个人花钱拉了一头羊来，剥了皮烧好了请大家吃烤全羊。吃过之后仍然快快懒懒地不想干活，每天拍着大家哄着大家惨淡尽了我的花容。
这一天拍夜景。从下午起我就开始化装。头上的一百多根小辫子费去三个化装师足足四个小时，化装完后立即站起身叫大家出发，请大家出发。颠颠簸簸到了外景场地，刚刚顶着寒风拍了两三个镜头突然全部停电关灯。
“怎么啦？”从戏的情景里跳出来，我问。“不知道。据说是今天晚饭吃得不好。”有人回答。“怎么不好？”没有人应声。只好黑灯瞎火全组往回撤，我感到太阳穴有一颗心在“嗵嗵”地跳，全身所有的血都聚集在头顶上。我终于忍无可忍了。
第二天，我给一批人员算了帐，硬着心肠打发他们回家。一下子组里安静了好多。
好景不长。过了几天，故伎又开始重演。又三天两头地不舒服，磨洋工。我又开始涨工资，求着大家拍。刚好了一段，又开始罢工，从小罢工到大罢工，最后是男主演带着大家罢工。
拍摄工作根本无法顺利进行，我不知道怎么才能使大家舒服。拍摄已失去了艺术创作的全部意义。
我的坚强个性开始抬头。没有人能使我屈服。他们不大了解我从来就是个吃软不吃硬的家伙。
我又第二次大动干戈。我换了男主演以及摄影师还有大大小小七个主要创作人员。这意味着我们已经拍摄的一百多个镜头要全部作废，也意味着全组人员近两个月的辛劳付之东流。可是当时我连“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心都有。
我打发他们回家，我们所住的院子里乱成一团。要走的几个人在外面大声叫骂，我屏息静气坐在屋子当中。全组的人都发现我原来如此地“心狠手辣”，有人背后骂我是“暴君”，是“西太后”，说我“走马灯似地换人叫大家寒心”，可是我不再在乎。我开始真正理解西太后当年杀八大臣杀端王杀肃顺是那么迫不得已，如果我现在再演慈禧肯定会“入木三分”。
我不再跟大家嬉皮笑脸。我开始变成一个铁女人。这件事以后，大家噤若寒蝉。
全组静静地蹲在海拔三千多公尺的青藏高原，等着我们重新选演员，重新组班子，等着新班子到来的一天再重整旗鼓另开张。
此时我们送到香港去洗印的第一批样片几经周折历时将近一月到了珠影厂。在我们发去长长的实际上是一篇文章的电报到达珠影时，老板们对样片的意见也被邮递员送到了我们手中。争先恐后传阅电报的我们，犹如万丈冰水从头泼到脚。全篇电报都是样片的不足：焦点虚，曝光不准确，人物不突出……
这个重重的打击使我站立不稳，摇摇晃晃，我觉得快要倒下了。撑起自己的躯壳，我春风满面地对大家说：“没关系！主演、摄影我们都换了！我们重新开始！新的主演、摄影马上就来了！”
新的主演、摄影在哪里呢？根本八字还没有一撇。我们每天在几乎与世隔绝的阿坝邮电局的电话间里扯着喉咙大喊大叫，终于在近一个月后的一天，把新的主演和新的摄影喊叫到了阿坝州。
陈国军整天埋头于创作。跑牧区，去藏民家，选外景，体验生活。强烈的高原紫外线使他成了一个纯粹的“煤球”。我承认我曾为他铺平道路，可是我从没有参与过艺术创作。我根本没有精力，也完全没有时间去管艺术，杂七杂八的烦心事已大大超过我的负荷了。
可是几个月后在北京影协放映间，在看完影片后的座谈会上，人们就是不相信这一切。大家硬说这是我的作品，把好的归功于我，把坏的归咎于陈国军，完全彻底地和我们拍这部影片的初衷背道而驰。
陈国军继续面临着严重的挑战。组里的人不相信他的能力，也不相信我的介绍，在现场常常不服从他的指挥。而我们现在毕竟还看不到完成片，镜头毕竟是一个一个地拍出来的，无法感觉到导演的才华。
摄制组根本不存在什么“导演中心论”。每一个人都是中心，时常在现场吵得一塌糊涂。烦躁不堪的陈国军找不着人出气，只有把我大骂一通。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为了维护他的威信，我一直隐着，忍着。可是这种当众对我大发雷霆逐渐频繁，逐步升级，以至于有一天为了请求他不要再当众发脾气，我整整哭了七个小时。我一生当中只有两次这样长时间地哭过：一次是在阿坝，还有一次是我与陈国军离婚。我唯愿在今后再不会有这样的哭泣。
在哭过七小时之后的第二天，双眼肿得像水蜜桃，用热毛巾狠狠敷了一阵，然后继续拍戏，可是陈国军没过十分钟又为一件小事当着全组对我破口大骂，伤透了我的心。尽管我一再告诉自己，要原谅他处境不顺利，心情不好，不对我发脾气还能对谁发脾气？尽管在后来全组都了解了他的才华，也开始对他信服了，可是我们之间已经有了深深的、不能弥补的裂痕。
摄制进度不管怎么说在阿坝州拖着拽着倒是一直在向前爬行。阿坝州气候一天十八变，弄得我们速度是慢得不能再慢了。看着蓝天白云，宽阔的草原开满了野花，我们架好了机器，打好了灯光，突然来一场瓢泼大雨。瓢泼大雨过后又是雷电交加，雷电交加之后往往天空出现彩虹。眼看着彩虹一节一节地消失，再接着下冰雹。天气变化之迅速无穷使我觉得最难的工作就是阿坝州的气象员。
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世界上最难的工作是我正在做的工作。
摄制组刚刚有一点走入正轨，香港方面突然停止了给我们的投资。大概是看我们总是出故障，锣齐鼓不齐，一夜之间对影片丧失了信心。摄制组困在藏族地区的高山上弹尽粮绝。没有钱借钱，再不就欠钱，每天向香港要钱，打电话把电话机都快打烂了。电报发得之多之长足以装订成一本小说。尽管拍摄进度每天似蜗牛，但凡事总有尽头，磨来蹭去我们终于到了停机的一天。
但是，我们在当地负债累累，根本就不敢离开阿坝，全组在等着香港方面寄钱来。
所有的人都在煎熬。这种煎熬是最难以忍受的。就像小时候游泳，计划要游到对岸，匀着力气向前游，估摸着到岸了，于是手往前一伸，等扑了个空时再抬头一看，离岸还远着呢，突然之间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再也游不动了，我们的情形就是这样。

第六章第36节 《无情的情人》（3）

没有钱吃停机饭，我根本没脸好意思与大家庆祝我们外景拍摄工作的结束。我每天躲躲藏藏夹着尾巴做人，我内外交困。
好像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是哪一天？真是记不清了。管它哪一天，总而言之我们终于得到了答复，几位老板从其他地方调了款给我们，电报收到了，可是钱还在路上。我决定大队立即出发，把制片主任留下来当人质。所有人立即风卷残云收拾行李，一个个跳上车，如同国民党军队撤退，虽然匆忙杂乱，但仍然浩浩荡荡地离开了阿坝藏族自治区。
紧接着又是拍内景，同时后期制作剪辑、混录，由于倾心投入，着急上火，陈国军的眼睛开始出血。
如同再深重的苦难也会有结果一样，影片终告全部完成。
在珠江电影制片公司试映的那一天，全厂座无虚席，影片放完后全场震动不已。珠影人人都欢腾鼓舞，我们更是欣喜若狂。公司副总经理王进说：“明年的‘百花奖’最佳故事片肯定是咱们的了！”
风尘仆仆赶到北京，将影片送交上级部门审查。那种心情无异于一群老农民，披星戴月，餐风宿露，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辛苦备尝地种出了一个大南瓜，喜不自胜却又提心吊胆地给不种南瓜专门吃南瓜的人品尝评价。
我简直不能在放映间里陪同看影片到最后。那种情形太像囚犯等待宣判。我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就系于这两个小时之间，我已缓不过气仿佛要虚脱。勉强看看陈国军和摄影师李月斌，跟我差不多。陈国军看我一眼强自镇定，李月斌脸色苍白，他的妻子一直握住他的手在安慰他。
影片结束。放映间里立刻灯火通明。宣判的时刻到来了。为此想到我一定能演好一个囚犯，因为我自认已经历过这种时刻。
“影片不错。”领导慢吞吞地说。我们不敢松气，等着下文。
“外国人会喜欢。”领导接着说，“可是外国人喜欢不一定是好事。
我的头开始眩晕，他的声音开始变远。
“这部影片国外就不要放了。在国内放一放吧。”判决结果出来了。
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回到家里，我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等缓过神来后一想，国外不放就不放吧，先在国内打响了也好。于是振作精神赶紧一边印拷贝，一边去各单位放影片答谢，再请专家看，提意见。
专家们对这部影片反映不错，说了许多赞誉之词。可是差不多每个人都冲着我说，好像我是影片的导演，尽管陈国军在场并且坐在当中。这一点令我很不舒服。
忍不住只有亲自杀出来，我开始介绍导演的刻苦以及他怎么创作等等，可是不大管用。人们改变了方式，在谈话的开头对着他，可是说着说着又冲着我。我看出来，在他们心目中已经认定这部影片是我的作品，陈国军只是傀儡。
我十分沮丧。没想到我帮忙帮忙帮了倒忙。这个时候，我得到电影局的通知，夏衍要跟我谈话。
夏衍是电影界的元老，是资格最老、成就最大的艺术家，对我来说，是我的老老前辈了。他以爱才出名，一直关心我扶持我。他看完影片《原野》后说：“刘晓庆演得很好，‘金鸡奖’评选我首先要投她一票！”可是不久《原野》这部影片就禁演了。《我的路》发表后，全国上下众说纷坛，夏老说：“中国作家协会又要有一个新会员了。”几年以后，我因为《我的路》、《我这八年》两本书成了中国作家协会的新会员。再后来我要拍摄影片《红楼梦》时，已经九旬高龄的夏老专门找我谈话，可以说，我是电影界夏老最关心、最特别扶持的演员。
此次夏老找我，有什么事？我立即赶到电影局。
那一天大雪纷飞。
夏老这么大冷天还出来，真是不好意思。正在想着夏老被人扶着已经进了门口。
“《无情的情人》这部影片拍得不错。”夏老一坐下就说。我心里泛起一阵喜悦。得到老老前辈的夸奖，我知道是很不容易的。“可是这部影片不能放映了。”夏老说。
“为什么？”我不顾体统，立刻从椅上跳了起来。
“坐下坐下。影片牵涉到少数民族的某些民情风俗问题。有关部门专门请我来做做工作。我在大雪天出门找你，就是怕你想不通。
我当然想不通。我不可能想得通。我绝对不会明白一部电影怎么会对一个国家有那么重大的影响。我开始喋喋不休地对夏老说，您知道吗现在电影院场场爆满。您知道吗观众反映是多么强烈。您知道不知道这是自《农奴》以后第一部描写藏族同时又拍得那么美叫观众喜欢认可的片子……
可是一切已成定局。全国各地的电影公司都收到了通知，《无情的情人》即日停映，拷贝全部回收。
将近二百个《无情的情人》影片拷贝直到我写本书的这一分钟还静静地躺在仓库里，一百五十万人民币就这样被泡了汤。
《无情的情人》这部影片就像一个新生儿，母亲十月怀胎又碰到难产九死一生刚来到这个世界，活蹦乱跳充满了生命力，可是还没有等人看清楚它长得什么模样就夭折了。
我是一个倒霉蛋。在我的电影生涯中，倒霉的事情层出不穷，实在可以称为是电影界之“最”。
我参加拍摄并主演的电影枪毙过的就有三部，无数的影片不能参加评奖于是也就没有得奖的资格：
《原野》被禁演了八年；
《无情的情人》被枪毙了；
《芙蓉镇》在拍完一年之后才公映；
与台湾合作的电视剧《风华绝代》也被台湾新闻局判了死刑……
就连我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南海长城》也只是在当时全国为数甚少的电视机里面放映过一次。
另外，我主演的影片《神秘的大佛》不能参加评奖；
《潜网》不能参加评奖；
《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不能参加评奖；
《一代妖后》不能参加评奖；
《大太监李莲英》不能参加评奖……
还有，我写的《我的路》受批判；
连我主持的电视节目《世界电影之林》也受批判……
只有一个妹妹就结一次婚，大年三十新郎官还被错抓到公安局……
就连北影剧团一次去工厂慰问，前后的节目都好好的，演到我的节目就停电，有人说我是“喝凉水都塞牙”。

第六章第37节 饱含辛酸

《无情的情人》夭折以后，我们像霜打了的庄稼，成天蔫蔫地抬不起头来。好在影片已经卖给中影公司，在投资成本回笼之后还赚了一点钱，总算对得起投资方。只是我们一年的辛苦全白费了。一切又回到原处。《无情的情人》这部影片从开始拍摄到最后夭折，就像是一潭死水扔进了一颗石子，尽管泛起过层层涟漪甚至还有过小小浪花，可是当一切过后又风平浪静，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也就像那黑沉沉的天空划过了一道闪电，尽管它曾照亮过一瞬，可是转眼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天空仍然是原来的天空。
陈国军仍然无所事事。我照旧片约不断。
时不时地有人来检查我是否与陈国军同居。我母亲从未经历过这些事，一直暗地里为我担心，总是催我结婚。可是我不想结婚。我当然不能告诉母亲我们之间已有了裂痕。
此时上影厂谢晋导演在筹拍上下集影片《芙蓉镇》，北影厂导演谢铁骊在筹拍六部八集影片《红楼梦》。谢晋和谢铁骊都是卓有成就的大导演，一个在南一个在北雄踞中国影坛，电影圈里称他们为“南谢北谢”。
这一年“南谢北谢”同时请我。谢晋邀请我扮演《芙蓉镇》的女主角胡玉音，谢铁骊邀请我演大观园里的二奶奶王熙凤。两位都是好导演，这一点不用多说，两个角色从内心来讲我喜欢胡玉音。
《芙蓉镇》这部影片过去广西厂长影厂包括北影厂都曾经要拍，几个导演“英雄所见略同”，全是请我扮演女主角。这一次谢晋导演也来请我，我心里早已认定这个角色非我莫属，越看小说越觉得这个角色就是为我而写的。
王熙凤过去已有别人演过，刚刚拍完的长篇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也即将放映，并且他们都演得不错，再演一次我没有什么新鲜感了。这个人物既难演又不讨好，三年的时间花在《红楼梦》当中，太长太长了，不值得。
连续拒绝了几次，北影动用了老厂长汪洋。
此时，汪洋厂长已因为中央“一刀切”的政策而离休，厂里已换了新的厂长。
了解我为人重感情的个性，北影请汪洋厂长出山来说服我。
几次亲临我家仍然没有回音，汪洋厂长急得高血压都犯了。心一软我灵机一动，提出除非把陈国军调到北京作为交换条件才肯扮演王熙凤。
第二天厂领导就同意了我的条件，于是我也立即去《红楼梦》组报了到，同时北影也同意把我出借给上影主演《芙蓉镇》，我也开始了拍摄前的案头工作。
我很高兴。陈国军的调动总算解决有望了。
一年多以来，陈国军一直没有回过长春。回去也没法呆。能调到北影当然是喜出望外。尤其是当我向厂领导提出希望陈国军调到导演室也得到同意的时候，第一次像大热天吃了冰棍那样舒服。
几天以后，人事部门来了电话，要了解我与陈国军的关系。我厚着脸皮说是夫妻关系。电话挂了。过了几天又来了电话，说是要看我们的结婚证，让我尽快把结婚证送到人事处。
这下子卡了壳了。一直以来陈国军都在向我提出结婚的问题，我推三推四没有正面答复，父母亲暗地里催过多次我也迟迟不表态。现在厂里要看结婚证，如果没有结婚证他们肯定不调陈国军到北影，此事叫我费尽了踌躇。
全家都给我施加压力。我的思想在激烈地斗争。我不想结婚。结过一次婚，离过一次婚，心已经伤透了。婚姻只是一张纸，它说明不了什么。
可是面临到陈国军的调动问题……这是他一生中的大事。想起他为了离婚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为了爱我不惜牺牲一切……难道我连这点事都不能回报他么？
抬起头来，我开玩笑地说：“结婚可以。但有三个条件。”
陈国军说：“你说吧！”
“第一，不要跟我发脾气。”
“可以。”
“第二，如果有一天我提出离婚你要同意，不要设置障碍。”我接着说。
“当然可以。”陈国军答应着。
“第三，谁挣的钱归谁所有，离婚时不能为钱发生争执。”
“我都同意。”陈国军十分爽快。
还没有结婚便谈离婚，未免有些不吉利。况且谈的全是钱什么的事，虽然是开玩笑，我心里觉得自己似乎有些卑鄙，多多少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尤其是陈国军毫不迟疑地满口答应更对比得我心地太肮脏、太不纯洁了。尽管在两年以后我为当时没有把这些协定写下来而懊悔不已，尽管一切均被我开玩笑却不幸而言中，可在当时，我刚刚说完这些话后便脸红耳赤，同时感到深深的内疚。
虽然离婚需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结婚却只需要十分钟。
当天下午，不到十分钟我们便领出了结婚证，晚上在一个小饭庄请了不到五个亲朋好友，一辈子的大事就这样了结了。无论我心里怎么想，事实上形式上我都已经是陈国军的老婆了。
我当然不会想到为了解除这个不到十分钟就缔结的婚约花了整整四年多的时间。我当然更不会预料到为了两张薄薄的纸片会掀起惊涛骇浪。人要是能预计到将来就好了。可是生活不会倒转。我又一次为自己的仓促、草率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表面上舆论上我和陈国军仍是朋友。我们说好结婚这件事秘而不宣。把结婚证交给了人事处后我就去了上影拍摄《芙蓉镇》。
在陈国军的调动工作中我结识了广电部人事处的张满堂。他把陈国军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效率之高之快绝对是迅雷不及掩耳，看见他我仿佛看到了雷锋再生。
在“再生雷锋”的帮助下陈国军的户口很快到了北京，并且分配在北影导演室，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这个章节有了句号。新的章节开始酝酿。
只是具有特别意味的是：我为了调陈国军而去拍的六部八集巨片《红楼梦》历经我们结婚、陈国军调动并且调成功、陈国军还拍了另一部戏、我们又开始离婚，这部影片才拍完。
直到现在我都不能也不敢看，也没有看这部影片。只因为在那些精美绝伦的画面背后，一页页记录着的是我第二次婚姻的兴亡，在王熙凤嬉笑怒骂的心底，饱含着表演者所有的辛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