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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人对世界的初始认识“万物有灵”观（图）

在人类进化的几百万年的漫长岁月中，生理和心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类性心理的进化是人类心理进化的一个方面。人类心理的发展归根结底就是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思考和认识，例如对一些自然现象、人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人的许多生理反应及行为等，都逐渐产生了“Why”和“How”的两个问题，即“为什么是这样”和“怎样做才能对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有利”。从最基本的意义上来说，这构成了人类文化的本质方面。　　这些意识在人类的童年时期是十分幼稚、十分蒙昧的，但是它却是人类文化的起步，在人类历史上亮起了文明的曙光。对原始人类来说，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最初的认识，就是“万物有灵”观。　　一、“万物有灵”观　　原始初民们知道，那光芒四射的太阳把光和热施给了他们，但是黑夜却使他们寒冷；天朗气清使他们感到快乐，而风雨雷电又使他们感到害怕；植物生长了而又枯萎了；滔滔的海洋把那可怕的波浪冲向岸边；伟大的天地产生着并保护着一切生物……这一切，是什么原因呢？原始初民们无法解释，只能归结于这一切都因有神灵存在。　　原始初民们还认为在自己的身上也有神灵存在。他们无法解释生和死的现象，不能理解为什么在妇女腹中会钻出一个新生命来，就认为这是一种神灵的力量；同时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亲属或伙伴死了，在梦中还会见到他们，于是就认为人有灵魂，灵魂能独立于躯体而存在，死人的灵魂能保佑他们，也可能伤害他们。　　原始初民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饥饿、寒冷和野兽的袭击经常折磨着他们，他们只是为了生存而苦苦地与大自然作斗争，所有能使他们感到快乐的，除了在饥饿以后获得了食物，有了一顿饱饱的美餐，还有就是性交，所以，最原始的快乐来源于最原始、最本能的需要（“饮食”和“男女”）的满足。特别是性交，原始人不明白为什么做这种事会产生那么强烈的如痴如醉、欲仙欲死的神奇感觉，于是也认为是神灵存在。　　因此，在原始人看来，整个世界都充满着灵物，是神灵使万物活跃起来的，这就是所谓“人死为鬼，树久有灵”，神灵可以影响并控制物质世界和人的今生来世。神灵和人又是相通的，人可能引起神灵的高兴和不快。神灵高兴了，就赐人以幸福，神灵不快了，就降人以灾祸，所以人们必须崇拜它们、祭祀它们、讨好它们，因此“万物有灵”的思想又必然会发展成为对它们的崇拜。　　19世纪后期英国杰出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爱德华·泰勒指出[1]：第一，灵物是人就其自身所拥有的灵魂的最初概念模拟出来的；第二，以人的原始幼稚的哲学观点来解释自然现象，而“有灵性的自然”之理论的名称是完全适合这种哲学的。假如像诗人说的那样，“谁能认识事物的动因，谁就是幸福的”，则原始人的蒙昧就占有这种幸福的源泉：他们能够以自己十分满意的方式来为自己解释所有现象的动因。对于他们来说，灵物——自然精灵和地神、精灵和死人的阴魂、恶魔和神——构成了世界生活的个体动因。神秘主义者雅各布·标姆说：“对于原始人来说，一切都是清清楚楚的，自然的秘密，就像对于我们一样，对于他们也不那么隐秘。”　　原始人崇拜的对象十分庞杂，大致可分为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和性崇拜。当时还没有文字，从一些岩画、神话传说和目前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来了解，有些民族的发展虽然早已脱离了原始社会，但是由于自然环境和传统习惯等原因，仍旧保留着许多原始的信仰崇拜方式，这些都是现代人研究那久远的原始社会的“活化石”。原始人的崇拜方式和世界性的三大宗教相比，有许多不同的特点，显得粗糙、幼稚、盲目、没有理论色彩，但正因为如此，它也就显示了早期人类的朴实情感。

第一部分：人对世界的初始认识自然崇拜（图）

自然崇拜是人们对那些与自己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自然力的崇拜，具体包括天体崇拜、山崇拜和石崇拜、水崇拜和火崇拜、土地崇拜等等。日月星辰、风云雷电等，对原始初民来说，都是神秘莫测的；山和石的异常形状也使他们感到神秘，山中又隐藏着许多动物、植物，岩石则是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这都使他们认为其中有神力存在；水和火对人类有很大用途，但水火又是无情的。洪水泛滥和熊熊火灾使原始人感到恐怖，于是向水火顶礼膜拜；大地孳生万物，养育着人类千秋万代，所以他们以大地为神，甚至连大地上生长的一切东西都被认为有神灵的力量。　　以上的这些崇拜流传久远，在中国的古籍中对此也有论述。例如《左传·昭公元年》曰：“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之。”《殷契粹编·粹编考释》记载：“殷人于日之出入均有祭……盖朝夕神拜之。”《礼记·祭法》中有：“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埋少牢于泰昭，祭时也。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坛，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　　在以上这些形形色色的自然崇拜中，对太阳的崇拜是最突出的。把太阳作为至高权威的象征，今人把对人的最高崇拜对象称之为“红太阳”，似有此遗风。许多原始岩画，都有这方面的表现。在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皇帝都要举行盛大的祭天仪式；到了农历八月十五，民众普遍地都要祭月；盖房子时，要先祭地神，才能动土；收获时，要祭谷神；出海捕鱼前，要祭海神；从史书上关于“西门豹治邺”的记载看来，在战国时期还存在以活人祭河神的风俗；电影《红高粱》表明，在20世纪前期，人们酿酒还要祭酒神。这样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　　从现代的少数民族来看，这种信仰状况更为突出。例如，我国西南的藏族支系纳木依人和柏木依人，认为天神主管天下万事万物，每年正月初一黎明时各家要在房檐下以酒肉饭菜举行祭祀天神的仪式，祭罢将祭品抛向天空。鄂伦春人认为月亮是帮助他们夜间狩猎的神灵，每年正月十五和二月十五都要向月亮叩拜。阿昌族则将太阳神和月亮神供奉在住房围墙的墙洞里，内放一个花瓶、一只竹杯，经常烧香敬奉。贵州的一些苗族发现天上流星的坠落方向是自己所在的村落，便认为将有火灾降临，于是全村凑钱买一条狗，由巫师主持退火仪式，然后杀狗祭献。台江一带的苗族凡要开荒，必须先到地神像前烧三次香，然后才能动土。

第一部分：人对世界的初始认识祖先崇拜（图）

原始初民不仅相信自己祖先的亡灵存在着，而且相信它们具有保护自己的超自然能力，因而加以崇拜，这种崇拜是在有了灵魂不死观念和血亲敬仰观念以后，两者结合而发展起来的。由于人类最先出现母系氏族社会，所以最先获得崇拜的是女性祖先，后来才是男性祖先。　　在中国，共有五十六个民族，这些民族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处于哪一个社会发展阶段，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祖先崇拜的风俗，而其祖先崇拜的对象依其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具有层次性，如氏族祖先崇拜、家庭祖先崇拜、家族祖先崇拜和民族祖先崇拜等。　　这些祖先崇拜对象，有的是实实在在地存在过的人，有的则是传说中的创世人物。例如，湘西麻阳一带的苗族对盘瓠十分崇拜，把他当作自己的始祖和至高无上的尊神来加以崇拜。纳西族则把传说中的崇仁丽恩称为始祖而加以崇拜。中华民族则以黄帝、伏羲和女娲作为民族始祖的象征，还有燧人氏、神农氏、有巢氏等，实际上都是传说中的人物。白族人所共同崇拜的祖先段宗倒是实际存在过的，他是南诏的一位将军，是大理国段思平的先祖。据历史记载，段宗曾带兵帮助缅甸驱逐了入侵者，回国后又铲除了图政谋篡的奸臣。段思平建大理国后，封他为白族各村本主神中的“中央本主”，在大理庆洞村建圣源寺，为他塑像。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四前后，大理及附近几个县的白族人，成千上万，载歌载舞，到圣源寺朝拜这位民族祖先。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家族观念是十分浓厚的，祖先崇拜的表现也十分突出。《荀子·礼论》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礼记·郊特牲》说：“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因为有祖先才有子孙，有天地，子孙才能享用万物而生存，祖先和天地在“生殖”方面的功劳一样大，所以要祭祖。在神州大地，祠堂、祖宗牌位几乎到处都是，人们在危难时刻，常常祈求“列祖列宗”在天之灵保佑。“挖祖坟”是不共戴天的仇恨，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不仅坏了风水，更因为这种行为破坏了人们最神圣的祖先崇拜和信仰。“家祭”是中国历史上最普遍的一种风俗，南宋的爱国大诗人陆游的《示儿》诗云：“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就说明了人在死后和儿孙还要息息相通。现代中国人在父母忌日还要祭拜父母，这当然不是迷信，而是为了纪念，但其中也许还有祖先崇拜这一观念的残余吧！

第一部分：人对世界的初始认识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是一定的民族认为一定种类的动物或自然物同本氏族有亲属关系或其他特殊关系而产生的信仰。“图腾”一词源出北美印第安人的奥季布瓦语Totem，意思是“他的亲族”。被一个氏族称作图腾的物（多为动物，如熊、狼、鹿、鹰等）就成为这个氏族的标志，而且认为它对氏族可以起到庇佑和保护的作用，作为图腾的动物或植物成为全氏族的忌物，一律禁杀禁食，并且对它举行崇拜、祭祀的仪式，以促进这种图腾的繁衍。　　在中国古代，《礼记·郊特牲》中有一段论述，说明了要祭草木、昆虫、禽兽，表现出对动植物的崇拜：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啬而祭司啬也。祭百种，以报啬也。飨农，及邮表辍禽兽，仁之至，义之尽也。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逐也；迎而祭之也。祭坊，与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土归其泽。　　图腾崇拜方面也留下了丰富的文物遗存，如我国贺兰山岩画中就有大量的反映，而且图腾崇拜曾流行于世界各地，至今在世界一些科技欠发达的民族中还存在着。在我国的少数民族中，海南岛黎族人把猫当作自己的图腾，称雄猫为祖父，称雌猫为祖母，严禁捕杀。鄂伦春族人则以熊作为图腾，他们称公熊为“合克”，这是对最高辈男祖先的称呼；称母熊为“鄂我”，这是对最高辈女祖先的称呼。彝族普遍信奉虎图腾，他们称虎为“罗”，同时以“罗罗”作为自己的族称。云南哀牢山的彝族男子自称“罗罗颇”，女子自称“罗罗摩”，即公虎与母虎的意思；他们以十二生肖记年记日，但是为首的不是鼠而是虎；他们每三年一次的祭神大典要选在虎月的第一个虎日举行。云南克木人的图腾很多，据调查有二十五种，其中以动物居多，也有植物。克木人不仅每个氏族都以图腾命名，而且各个成员也以图腾名称作为自己的姓氏。　　不同的图腾往往还伴随着不同的神话传说。例如，云南怒江州碧江县的白族支系勒墨人中有个虎氏族，他们认老虎为自己的祖宗。有神话说，他们的女始祖与虎交配，生下了后代就是勒墨人。他们说，在虎的眼睛里，勒墨人都是老虎，所以虎不会伤害勒墨人。他们凡有大事要办，必选择在虎日举行，因为他们认为虎威无比，一定可以保佑他们成功。怒族的斗霍人则称为蜂氏族，相传其始祖茂英充是天上飞来的一群蜂变成的女人；又说天上的蜂歇在怒江边，与蛇交配生了茂英充，茂英充长大后又与虎、蜂、蛇、马鹿、麂子交配，其后代就是虎氏族、蜂氏族、蛇氏族，等等。　　目前还信仰这些图腾的少数民族并不是落后，而只是一种传统风俗的延续，它给人以美丽的、神秘的记忆和遐想。现代中国人不是还称自己为“龙的子孙”吗？这也并不是什么迷信。　　图腾崇拜在现代社会还有不少痕迹，岩画记载是一个方面，中国人繁多的姓氏是另一个方面。查阅《中国人名大辞典》，姓与动物有关的有牛、马、羊、虎、鹿、骆、龙、貊、貂、鸠、驷、驹、禽、凤、狼、狐、燕、雕、熊、鱼、虫、蟒、麒麟、、鹘、鳌、驺、麋、鸿、鹦、鸾等；和植物有关的有叶、蒲、谷、柏、杨、柳、豆、米、桃、李、果、花、栗、草、瓜、麦、梅、桑、麻、、桂、桐等，这都和古代的图腾崇拜有一定的联系。

第一部分：人对世界的初始认识性崇拜

性崇拜是原始初民对自身的性结构、性功能和性愉悦不能理解时所产生的一种崇拜和信仰。可以说，它是前面所述的三种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的综合体。性器官、怀孕、分娩本来都是一种自然现象，可是原始人把它看得十分神秘，不可思议。原始人崇拜祖先，可是祖先是从哪里来的呢？古人供奉一种阴茎状的陶制物、石制物、玉制物或铜制物，分别称之为“陶祖”、“石祖”、“玉祖”、“铜祖”，“祖”就是祖先的意思。古人还称阴茎为“男根”，“根”即指人类之始。这样，性崇拜就和祖先崇拜结合在一起。图腾崇拜中也有一些性的含义，例如蛇、龟、鸟、蜥蜴等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物，花、鱼、桃等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物，古人把这些动植物看成是魔力无边又往往是和生殖器崇拜联系在一起的。　　原始的性崇拜可以分为生殖崇拜、性交崇拜、生殖器崇拜这三个主要内容。现代的学者们常常讨论在这三种性崇拜中孰先孰后、孰主孰次的问题，莫衷一是。从这几种崇拜观念所产生的时间上来看，性交崇拜和生殖崇拜应该是同时出现的，在原始人感受到性交产生动人心魄的快乐的同时，也就感受到了从女人的腹中钻出一个孩子来的神秘。但是，他们最初还没有把性交和生育联系起来。而当他们的认识进一步地发展，把男女生殖器和性交联系在一起，又把性交和怀孕、生育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形成了性崇拜的完整的内容。　　如果从对性崇拜这三个内容的重视程度来看，应该认为，生殖崇拜是遥遥领先了。性交所获得的快乐，不论它多么神奇，如果不和生殖联系在一起的话，那只是一种个人感受；男女生殖器的接触（性交）只不过是获得这种感受的一种手段。可是生殖就不同了，它涉及整个群体的利益，关系到一个氏族、部落、社会、国家的兴衰存亡。所以在人类历史的任何阶段，人们无不对生育后代予以极高度的重视，即使在禁欲主义盛行的年代，那些最最保守的人可以否定性交，却否定不了生殖，最终还是要以性交来服从生殖。特别是在人口稀少、生产力低下、生存环境恶劣的原始社会，人类面临着自然的灾难、瘟疫和野兽的伤害，就必须以“生”的力量来战胜灾难和死亡。灾难越是深重，对生殖的愿望就越是强烈，这是一种遍及世界的历史文化现象。　　赵国华在《生殖崇拜文化论》中指出：“人口的增加意味着人手的增加，从而，人类自身的繁殖就成了原始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出于对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人的再生产的严重关切，原始人类中出现了生殖崇拜。换句话说，生殖崇拜深刻反映了一个绝对庄严的社会意志——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人的再生产。”[2]　　由此看来，生殖崇拜应该是性崇拜的核心内容，在原始社会以及以后许多代人们的观念中，性交要服从于生殖，把生殖器推崇为“祖”、为“根”，也是和生殖密切联系的。有人甚至提出，性文化实际上就是生殖文化，也许在这二者之间还不能完全画上等号，但生殖以及生殖崇拜的重要意义却是应该予以充分认识的。　　爱德华·泰勒说过：“日常经验的事实变为神话的最初和主要原因，是对万物有灵的信仰，而这种信仰达到了把自然拟人化的最高点。当人在其周围世界的最细微的详情中看到个人生活和意志的表现时，人类智慧的这种绝非偶然或非假设的活动，跟原始的智力状态是不断地联系着的。”[3]　　但是，不论原始初民的智力状态是多么蒙昧、低下，不论“万物有灵”观是多么荒唐、可笑，人类终于在思考、在探索世界了。性崇拜的的确确是人类性文化的起步与萌芽。

第一部分：人对世界的初始认识“天人合一”观

以上不论是什么崇拜，都是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相互关系的认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实际上是人们对自然万物的认识，祖先崇拜和性崇拜实际上是人们对自身的认识，古人提倡“天人合一”，就是认为人和自然万物、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是融合在一起的。　　正是基于这些观念，古人把女子的肚腹看成是土壤，把男人的精子看成是种子，把性交譬为“云雨”。春风化雨，点滴入土，这是使种子生根、发芽、生长的重要手段。他们把性和季节联系起来，例如把少女有了性兴趣、性需求称为“怀春”，把性交称为“春风一度”，还有所谓“野猫叫春”等等。同时又从“春华秋实”出发，认为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女子分娩的最佳时机。女子分娩最好在野外进行，因为得天地之气可使分娩顺利，而分娩又有利于使土地肥沃，得到丰收。古人也提倡野合，认为在野外性交，可得天地之气而有益健康，同时有利于谷物生长。　　历史上有许多传说与故事也证明了这种观念的存在。例如，孔子的父亲与母亲野合于尼山之上，从而怀孕生了孔子，后人就评述说如果不是野合而得天地之气，很难生大圣大贤。史书还记载，春秋时郑国久旱不雨，国君问其故，大臣说这是因为全国旷男怨女太多了，阴阳不调，所以风雨不顺。于是国君就采取了一些措施，谐调婚嫁，男欢女悦，于是天降甘霖，旱象解除了。这个故事是很典型的。　　日本古代有一种民族节日，一直流传至今，叫“丰年祭”或“丰田祭”。这种节日多在每年春天举行，以祈求当年的谷物丰收。奇怪的是，人们居然把这种农业节日和性联系在一起，把性的快乐、人的繁衍和谷物丰收联系在一起。例如大山市的“丰年祭”除了敲锣打鼓、载歌载舞、车载许多大年糕游行以外，还要有许多盛装的新嫁娘出现，以象征结婚——人的繁衍和大自然结合在一起。据说过去有女子全裸体的游行，后遭官府禁止，所以改为着装或半裸装。小牧市的“丰田祭”则是抬着大大小小的木制阳具游行，以阳具象征有生命力，播种、繁衍，人们抚摸，亲吻阳具，甚至对它顶礼膜拜，象征人和大自然的共同兴旺发达。

第二部分：神圣的性崇拜生殖崇拜（1）

性崇拜是原始性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现象是世界性的，全人类都经过了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不过现代人离开这个蒙昧的、原始的阶段已有三四千年以上了，中国在现代的少数民族中还残留一些这方面的遗风。　　从现代人的眼光看来，把性看成是有神力和魔力在，无异是一种愚昧；但是原始人刚从动物进化而来，动物只是凭本能交配，而原始人对性却有了不少思维，无论这种思维是多么幼稚，可是和动物相比，却有质的不同，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性崇拜的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生殖崇拜　　在这个世界上，亿万年来，曾经存在过许多生物，有些生物延续至今，而有些生物则绝种了，灭亡了。任何生物要能延续下去，最基本的应有两个条件，一是怎样维持自身的生存（对动物来说首要的是饮食），二是怎样繁衍后代（对动物来说是交配）。人和动物一样，不管自己意识到与否，原始的性欲都使他们要性交，要不断地生殖，以繁衍后代。可是，动物的生死是一种本能的、自然的行为；而对人来说，性交、生殖除了本能的、自然的这一方面外，更主要的是一种社会行为，是性的社会属性的一种表现。　　对于处于最最原始状态的人来说，性交是一种本能，性交能使人们获得高度的快感，但是他们并不知道生育是怎么回事。男人不关心生育，因为这似乎与他无关；女子分娩，只是感到痛苦，可是又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痛苦。他们看到妇女在分娩时挣扎、痛苦、流血、号叫，然后一个婴儿钻出来了，于是对此感到神奇，甚至恐怖。　　以后人的意识有了发展，逐渐地懂得人的价值和生殖的意义了。特别是当原始人的社会组织从原始群发展到氏族、部落以后，人们逐渐懂得了，人多力量就大，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人口，既不能进行大规模的捕鱼、打猎活动，又不能抵御野兽的袭击，更会在战争中被杀戮，受欺凌。所以，作为群体来说，必须鼓励生育，提倡繁衍人口，生殖变成了一件十分神圣而伟大的事情，成为个人对群体应尽的义务。所以，氏族中如有妇女分娩，人们都要向神灵祈祷；如果有妇女因难产而死，则要像对待在战争中战死的英雄那样举行最隆重的葬礼。　　神奇—恐怖—神圣的使命，这三者相加起来，就成为原始人生殖崇拜的内涵和出发点。对于生殖崇拜，黑格尔说过：　　在讨论象征型艺术时我们早已提到，东方所强调和崇敬的往往是自然界的普遍的生命力，不是思想意识的精神性和威力，而是生殖方面的创造力。特别是在印度，这种宗教崇拜是普遍的，它也影响到佛里基亚和叙利亚，表现为巨大的生殖女神的像，后来连希腊人也接受了这种概念。更具体地说，对自然界普遍的生殖力的看法是用雌雄生殖器的形状来表现和崇拜的。这种崇拜主要地在印度得到发展，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它对埃及也不陌生[1]。　　黑格尔的以上论断无疑是正确的，可是他说的生殖崇拜“主要地在印度得到发展”则并不尽然。在生殖崇拜的问题上，中国是最重视、最强调、最根深蒂固的民族和国家之一，这种影响甚至直到今天，也许，只不过是把对“生殖”的崇拜变为对“生育”的重视而已。　　我国著名学者闻一多说：“在原始人类的观念里，婚姻是人生第一大事，而传种是婚姻的唯一目的。”[2]“结子的欲望在原始女性是强烈得非常，强烈到恐怕不是我们能想像的程度。”“个人的存在是为他的种族存在而存在的，一个女人是在为种族传递并繁衍生机的功能上而存在的。”“在某种社会状态之下，凡是女性，生子的欲望没有不强烈的。可不要把它和性的冲突混杂起来，这是一种较洁白的、闪着灵光的母性的欲望，与性欲不同。”[3]　　古代的生殖崇拜的表现形式如何？后人可以通过古代流传下来的一些神话、古岩画、性文物及象征物以及形形色色有关的风俗习惯而窥其一斑。　　神话在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数不清的从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神话并不完全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它是人类现实生活的折射或反映。神话历来是各国民俗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古代的依据之一。19世纪末英国杰出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爱德华·泰勒认为：“神话的发生和最初的发展，想必是在人类智慧的早期儿童状态之中。”[4]当原始初民不能正确理解自然界和自身的各种现象时，就出现了“万物有灵”观，同时把神拟人化了，所以在许多神话中闪现着人类生活的各种影子。　　关于生殖崇拜的神话，最著名的可能莫过于女娲抟土造人了。女娲是传说中中华民族的始祖，从各种神话中看，她似乎有三大功劳。一是据《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断绝。”于是女娲炼五色石补天，折断鳌足支撑四极，治平洪水，杀死猛兽，使人民得以安居。二是造人，《说文解字》：“天地初开，女娲抟黄土为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横泥中，举以为人。”三是传说她和伏羲实行兄妹婚，生殖全人类，然后又废除兄妹婚，制定婚礼，《路史·后纪》：“是祀为高之神。”　　女娲三大功劳，除第一外都和生殖崇拜有直接关系。人都是女娲造出来的，女娲蹲在黄土地上，用黄土掺和了水，仿照自己的形貌造出了一个个小人，这就是人类的第一代。后来，女娲感到工作速度太慢了，于是扯下一根藤条，把它沾满泥浆，然后挥舞它，使点点泥浆洒在地上，转变成人，就这样，她使人类很快繁殖起来了。　　据说，我国河南省淮阳县是女娲的故乡，几千年来，该地流传一种被称作“泥泥狗”的艺术品，是以土捏成、黑底彩绘的一些人与动物，有的很抽象地作交配状，有的身上彩绘了十分夸大的女阴。这是女娲抟土造人之风的流传，当地民众称它们是“性玩具”。　　除了女娲的神话以外，原始初民又创造了姜这个大地女神的形象。她生育的儿子以谷物“稷”命名，后来堆土而成的“社”演化为土地神，大地所生的“稷”演化为谷神，“社”和“稷”连在一起称为“社稷”，象征社会和以后的国家。　　《国语·郑语》中有一则神话：褒族人的祖先神化成两条龙，在褒族人的王宫大厅上交配，并留下一大摊精液。褒族人当然很惊奇，于是用占卜的方法请示神明，并按神明的旨意把这些精液收藏起来。七百年后，到周厉王的时候，人们才把这些精液取出观看，但一打开储藏罐，这些精液竟满地流淌，无法清除。国王于是叫来一批妇女，让她们脱下裙裤，围着龙精跳跃呼叫，这些精液就化成了无数黑色的小龙，窜进了王宫，王宫中的童女遇上这些小龙就未婚而孕，纷纷地产下了龙子。

第二部分：神圣的性崇拜生殖崇拜（2）

古岩画几千年前流传下来的古岩画，是中国文化的“不动产”。岩画是古代民族表情达意的符号，是他们的现实生活、所思所想以及乡俗民情的反映，表现了古人多姿多彩的生活、丰富的想像力和艺术表现力。那些既古朴稚拙又简练传神的描绘动物、人物、狩猎、放牧、战争、祭祀、舞蹈和性交、生殖等等的岩画，是我们远祖的生活史和发展史的形象资料，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艺术价值。　　在中华大地上，岩画的数量十分丰富，据已发现的，东西南北达到十五个省区（包括台湾）的七十多个县、数百处遗迹，总数不下数十万幅。其较著名的有贺兰山岩画、新疆呼图壁岩画、阴山岩画、内蒙桌子山岩画、广西的花山岩画等。　　性和生殖既然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当然也是岩画的一个主要内容。这些岩画，以朴实、粗犷、生动、形象的笔触，画下了女性的怀孕、大人和小孩、主司男女结合的神灵等等，都说明了原始初民对于生育的重视。特别是新疆呼图壁的大型壁画，上边的大人们阳具勃起，有性交动作，而下方有两排欢跃的小人，这就把生育和性交联系了起来，奏起了一曲“生生不已”的欢快的颂歌。　　出自“天人合一”的观念，古人往往把土地、女性和生育三者连在一起，例如祭祀土地时要放置女性使用过的器物和经血等；妇女分娩要去田野，认为这样可以使分娩顺利，五谷丰登；收割谷物要由生育过孩子的妇女来进行，认为这会使土地生产更加繁盛。　　“天人合一”的观念还使原始初民把生殖崇拜和太阳崇拜联系在一起。古人早就认识到太阳是生命的源泉，它照耀大地，促进万物生长，如果没有太阳，人类就会处于一片黑暗之中；同时，性又诞生人类，使人类繁荣发展，所以世界上有不少民族把性和太阳从生命之源方面加以结合，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英国人类学家卡纳说：　　上古的人，早就认识其本身及禽兽生物之所以繁衍增殖的原因，同时也知道太阳对于土地的繁殖所起的作用，因此，他们所崇拜的神，有很多兼为太阳神与生殖神。　　这种观念通过许多史前遗迹保存了下来，也在岩画中得到了体现。例如内蒙狼山大坝沟的岩画太阳孕妇图就是这样。画面中心是一个展开四肢的孕妇，其腹部很大，构成了人躯体的主体，而孕妇之腹则由一个三重同心圆构成，在她的左右两侧各有一颗光芒朝下照射的太阳紧挨着。这幅岩画表明，人类生命的诞生之所——孕妇子宫和太阳的结构是同一的，人类新生命的诞生和太阳光芒照射土地的目的是同一的。以这种观念制作的岩画，在内蒙、宁夏、辽宁等地区多处都可以见到。广西花山岩画上有许多赭红色的小人，双手伸至上方朝天，都是对日作祈祷状。　　在中国的史前文化中，同心圆有太阳的含义。早在河姆渡文化中，凡画有太阳的都以同心圆表示，如著名的“双凤朝阳”象牙雕刻就画有两只凤鸟围着一个外沿火焰熊熊的五重同心圆太阳。　　性文物和象征物从多年来的出土文物看，在古人的墓葬中有不少孕妇陶俑，有些被称为生育女神。其中最早的是内蒙古西林县出土的白音长汗女神像，可称为兴隆洼氏族的老祖母，距今约八千年。河北省滦平县后台子遗址出土的六种女性石雕，形体适中，造型古朴，孕妇特征很明显，以蹲踞临产为基本特色，这一遗址属于赵宝沟文化类型，距今约七千年。　　1983年秋天，在辽宁喀左县东山嘴，首次发掘出一些裸体女性红陶人体塑像。这一地区是红山文化时期原始人类生活的地方，距今约五千年。这些塑像体积虽不大，但造型朴实，女性身体的曲线丰满自然，生殖的特征十分突出。以后又有不少新的发现。在国外，如在中欧、东欧、西伯利亚等地，也多有类似的发现，如法国劳塞尔岩窟的持角裸体女神就是如此，可见人类文化发展有许多共同性。　　这些孕妇陶俑在汉、唐之际仍有出现。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洛阳的邙山一带挖掘出许多孕妇陶俑，她们穿衣着色，造型比过去细腻、逼真，体现了当时的时代风貌。有些陶俑还以组合的形式出现，如分别为怀孕、分娩、哺育状。古人把这些陶俑置于墓中，不是为了镇邪，而是希望子孙繁衍，兴旺发达，这也充分体现出古人生殖崇拜的思想。　　正如生殖器崇拜和性交崇拜有许多象征物一样，生殖崇拜也有其象征物，最典型的是蛙，取其腹部隆起、产子多的含义；还有鱼（单鱼，不是双鱼，双鱼则象征女阴），也有产子多的含义；其他如“榴结百子”、“莲生百子”都是同一个意思。　　在有的古代岩画中，把人画成蛙形，这是希望人能像蛙那样多育。例如内蒙古乌海市桌子山岩画中，有蛙形人体的图形，那个蛙形人体胯下的三角形为阴茎，下面那双重椭圆形为女阴，阴茎加女阴再加蛙形即象征生殖与多育。右下角的人体图形，腹中已经“结子”，而上面却有两个类似女阴的图形，似亦有多育之意。　　在原始初民的日用器物中，蛙形的图案十分普遍。例如陕西临潼姜寨出土的彩陶盆，蛙象征生育，双鱼象征女阴，其意义是十分明显的。甘肃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罐，上面有蛙纹，而且形成了图案；在这个地区，这种类型的陶罐出土很多，都有四五千年的历史，有些陶罐的图案是许多蛙爪，也具有同样的象征意义。　　代表马家窑文化的还有一种被称为“双头礼器”的陶器，呈喇叭状，它的口象征龟头，它的周围有一圈颗粒状物，为乳头，两者结合，就具有生殖崇拜的含义。　　以乳头象征哺育，这似乎是一种传统了，在汉朝，出现了一种四乳镜（也有八乳镜），即在铜镜的背面所镌刻的花纹中，有四个（或八个）十分突出的乳头，这种铜镜一直流传至今，是比较典型的具有生殖崇拜意义的文物。 　　风俗习惯从古到今，有关生殖崇拜的风俗习惯真是太多了。例如广东仁化的阳元石与阴元石，阳元石高约七十多米，和男根真是惟妙惟肖，还有包皮与龟头。江西龙虎山的金枪峰和羞女岩也是这样，羞女岩是山岩的一个大裂缝，高约三十米，宛似女阴，岩缝顶端还有一些灌木丛，宛似阴毛。千百年来，人们朝它烧香、磕头、许愿，岩前有个大香炉，上镌“大地之母”。云南师宗凤凰谷有一个特大岩缝，高一百九十八米，十分壮观，当地人称之为“天下第一母”。　　这种情况，在神州大地上还有不少。如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有公母山，公山如圆锥形高高耸起，宛如男根；相距不远的母山中有裂缝，宛若阴门。几千年来，直到现在，当地的民众还把它们奉为生儿育女、繁荣昌盛的神灵，经常前去焚香膜拜，深信这能使他们子孙繁衍，万世其昌。　　云南的摩梭人视山洼、洞穴、凹石为女阴象征物，而幽泉则象征男子的精液，被称为“产子露”，妇女们在此祭祀祷告、捧饮泉水后，当夜都要和男子性交，认为这样就可得子，屡试不爽。　　在四川凉山州还有一种乞子石，《太平御览·郡国志》载：“乞子石在马湖南岸，东石腹中出一小石，两石腹中怀一小石，故人乞子于此，有验，因号乞子石。”

第二部分：神圣的性崇拜生殖崇拜（3）

四川和西藏交界处有个偏僻的小村，叫木里卡瓦村，属木里藏族自治县，是普米族人和摩梭人聚居之地。村南的一个大山坡上有个石洞，洞口有个酷似男性生殖器的钟乳石柱，当地人视为圣物，称为“久鲁木”。这块石柱相当于生殖器尿道口的位置也有一个凹陷处，只要不是常年干旱，总有一泓清水汇积其间，村民称之为“哈几”，即圣水。　　普米族、摩梭族的已婚妇女如果经年不孕，都会到“久鲁木”的附近举行“内考古”活动，即求神赐予怀孕的机会。“内考古”活动的全过程颇为繁复，其主要程序是，不孕的妇女在丈夫及女友和巫师的陪伴下，列队走近“久鲁木”，念一种特别的经语，烧纸钱跪拜，许愿，乞育。一切祭祷仪式完成后，求育者就带同女伴在“久鲁木”根部的一处水塘内“坐洗”。经过这一“洗礼”之后，据说身体内的不祥物、污秽物就不复存在，有受孕的良好条件。最后，这个求孕妇女来到洞口，在巫师的导引下，用一条特制的细竹管吸饮那一泓“哈几”圣水。接着，所有参加仪式的人在洞口点起篝火，踏歌而舞，祝福求孕者能够“心想事成”，早为人母；然后，他们告别求孕者夫妇，下山而去，让这对夫妻晚间在“久鲁木”下野宿性交。据说，“久鲁木”相当灵验，几乎能达到“有求必应”的程度。　　在该县的大坝乡，又有一个名为“赐儿洞”的大石洞，洞中也有一具形如男根的石笋，不孕妇女也常到此求育，除跪拜之外，乞育者还要挽起长裙，在石笋上坐一下，表示已“与神人交”，可以受孕。　　该县一条河的西岸崖壁上，有两个形如女阴的石洞，当地人称为“儿窝”（女阴的谐称）。不孕妇女常到那里举行“打儿窝”活动求育，她们一面唱着“求子歌”一面向“儿窝”投掷石头，如果投中目标，就有得子的希望。　　这方面的例子还可举出很多。无论是祭山、祭泉、祭石，都认为有主司生育的神灵在，只有崇拜他们，讨好他们，才能生育。在中原大地，几千年来人们最最信仰的生殖之神就是送子观音，由于佛教宣称观音慈悲为怀，普度众生，所以人们就在她的众多功能中又加上了一个“送子”的功能。其他“送子”的神仙还有送子张仙、碧霞元君以及各种各样的“送子娘娘”。　　在古代民间还盛传有一种称作麒麟的神兽，它能给人们送一儿子，这种“麒麟送子”的传说十分盛行，以至在新婚的饰物和日用器物上，一个半龙半虎的动物驮来一个孩子成为必备的图案。　　中国古人的生育观念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生得越多越好，“子孙满堂”被认为是家族兴旺的最主要的表现，“周文王生百子”被认为是祥瑞之兆，所以古代有许多“百子图”流传至今。郭子仪“七子八婿大团圆”被称为是千古佳语。二是不重生女重生男，生男曰“弄璋”，即给男孩玉片玩，生女儿则叫“弄瓦”，即只给瓦片玩，这区别有多大！古代流传下来的有关小孩的图画、雕塑，很少有女孩的，大都画男孩，而且要露出阴茎，作为夸耀。三是儿子要当官，以荣宗耀祖，古代流传下来一些“五子登科”的铜镜，“五”是数量，“子”是指能传宗接代的儿子，而不是“大了总是人家的人”的女儿，“登科”是指做官；可见，“五子登科”是古人的一种最高追求，如能做到这一点，此生无憾，可以笑对祖先了。　　当然，对一般人来说，有生儿育女的需求是正常的，生育需求并不等于生殖崇拜。但是，如果把生殖需求扩大到不适当的程度，例如把生殖和鬼神联系起来，那么就是生殖崇拜或是生殖崇拜的残余影响了。追求生育，有各种不同的动机和目的，有许多人是为了传宗接代，有些是为了家庭快乐，有些是为了老来有靠；也有一些女子追求生育，是为了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地位，中国古代的富贵之家，有的妻妾无子或丧子，或所生子体弱多病、品种不佳，所以妻妾们有时就去“借种”，生了孩子以后，其地位马上今非昔比了。　　这种情况在古书上多有记载，如宋人《苇航纪谈》记载，南宋宁宗嘉泰年间，内臣李大谦在杭州九里松玉泉寺侧建功德寺，有个受雇的漆匠张某，有天晚上在外洗澡回家，路上遇到一个老妪，老妪说要引他去个好地方，左拐右绕到了一个屋中，进来一尼姑，又提着灯笼引他曲曲折折地来到一间华丽的屋中，陈设十分气派，张某惊住了，也不敢多问。尼姑领进一个美丽华贵的妇女来，共进晚餐，那妇人一言不发，尼姑倒是频频夹菜劝酒。酒足饭饱后尼姑把灯烛携带出房，把门锁上，这漆匠就和那妇女发生了性关系，在全过程中这妇女仍不说话。事毕之后，尼姑则把张某送走，左弯右绕了好久，才到了当初遇到那老妪的地方。张某以后和人谈起这番艳遇，以为是遇到了鬼，别人却说这是“固宠借种”。　　宋人王明清在《投辖录》中说：神宗、哲宗时拥护王安石变法的尚书左仆射章年轻时也曾有过类似的被“借种”的遭遇，但来就枕的女子有好几个，章差点没有累死，后来还是一个年纪较大的女子偷偷地放他出去，才捡回一条命。　　这种“借种”的事多发生在富贵人家的妻妾之间，这是有原因的。有的是空房难守，为满足性欲而饥不择食，但这不叫“借种”。“借种”主要是因为缺少子嗣。　　在古代有关生育的形形色色、无奇不有的事例中，既反映出生殖崇拜的观念，也反映出女子作为生育工具的可怜的地位。

第二部分：神圣的性崇拜生殖器崇拜（1）

生殖器崇拜也是性崇拜的主要内容之一。对原始初民来说，对生殖器的认识是有个过程的。原始初民们早就发现，男女两性在外表上的最大差别主要在生殖器上，其次是在发育后的女性乳房上。他们最初只认识到通过性交即男女生殖器的接触可以获得极大的愉快，以后认识到了性交与生育的联系，只有通过性交才能繁衍后代，因此更加认为生殖器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了。那时，人们还不懂得人体生殖器官的实际构造与功能，认为长在人身上的阴茎和阴户是一种完全独立于人的东西，它们控制和决定着人的性行为，它们和天地万物一样都有灵魂，都有人所无法抗御的魔力，顺从它们就有性的欢乐，就能繁衍后代，违抗它们就会伤害身体，受到惩罚，这样，生殖器崇拜就产生了。　　“性器者，万物孳生之源也”。在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中，常用“阴”、“根”泛指男女的生殖器，如男阴、女阴、男根、女根。“阴”有时专指女性生殖器，而“根”则有祖先、本源的意义，对男性生殖器多称“男根”，这就明显地具有崇拜的含义了。　　和生殖崇拜、性交崇拜相同的是，生殖器崇拜也有许多文化遗物可以说明。英国杰出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认为，遗留物研究具有极大的实际意义，他把许多原始文化现象都归结为遗留物的范畴；他认为不论遗留物本身怎样的微不足道，而遗留物的研究必定有助于历史发展进程的发现。有关生殖器崇拜的文化遗留物大致包括这几个方面：　　岩画从岩画这一原始人类生活的形象记录中，可以发现生殖器崇拜的许多痕迹。例如在阴山岩画、贺兰山岩画和内蒙桌子山岩画中都可以看到许多男女生殖器的图形，十分形象逼真。在一幅内蒙桌子山岩画中，一个蛙形的女性和男性生殖器连在一起，这就把生殖器、性交与生育连在一起了，因为蛙是生殖崇拜的象征。　　有许多岩画并不是专门表现生殖器的，它们表现跳舞、打猎、放牧和战斗等等，而在这些动作者身上都有一个明显的、硕大的男性生殖器，因为这是阳刚有力的象征。　　为什么在这些密切结合生活的岩画中，较少表现人体上的女性生殖器？这可能是因为放牧、打猎、战斗等都是男子的事，也可能是在这些岩画出现的时代，人们已经过渡到重视男性甚于重视女性的时代。在学术界，曾经发生过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和对女性生殖器的崇拜孰先孰后问题的争论，有人认为对女性生殖器的崇拜在先，因为原始初民最早发现婴儿从女阴中出来，真是不可思议；同时，女性生殖器崇拜不仅源自妇女分娩时的直观，而且源自当时的社会发展，母系社会中女性崇高的社会地位。但是，也有人认为，对男女生殖器的崇拜是同时出现的，把两者分割出来是不可能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人们以后发现了怀孕、分娩是男女生殖器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化，男性在社会发展中地位的加强，都推动了男性生殖器崇拜的发展。这正如魏勒在他所著的《性崇拜》一书中所写的：　　在很早的时代，人们便注意到，如果男子不同女子交配，女子就不会生孩子。于是人们断定，男子对创造一个新的生命享有完全的荣誉。这种观点来自阿那克萨多拉（前450年）的理论。阿那克萨多拉认为，胎儿完全是由父亲的种子形成的，母亲只为它的发育提供了一个场所，就像一个植物的种子植入大地后可以生长一样。这种认为男人“给妻子以孩子”的理论至今仍为某些人所主张，习惯用语“他使她有了孩子”就表明了这一点。在《旧约全书·创世纪》第三十章中的拉结就是有这种观念的人：“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去。”[5]　　崇拜物古人用石头、陶器等制成类似男女生殖器一类的东西而加以顶礼膜拜。　　从女性生殖器崇拜来看，1974年在青海柳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一件人像彩陶壶，上面绘塑了一个女像，全身袒露，乳房丰满，用黑彩绘成乳头，捏塑成夸张的女阴，又用黑彩勾勒成轮廓。在河南省淮阳县流行的“泥泥狗”，也是重彩勾绘，女阴特别夸大而突出，这都具有女阴崇拜的含义。　　在女阴崇拜物方面，“阿白”是十分著名的。在云南剑川县有个石钟山，山上有剑川石窟，这是从南诏到大理国时期几百年间逐步开凿而成的，距今已有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了。石窟中全是石雕的佛像，奇怪的是，在第八窟中有个一米多高的女阴石雕和许多佛像并列在一起，当地的白族人称它为“阿白”，又称“白乃”，意思是婴儿的出生处，即女性的生殖器。把女阴石雕和佛像并列在一起，毫无亵渎神明的意思，因为当时人们也认为女阴是十分神圣的。　　在福建漳州以南一百多公里的东山岛的大海边，至今还有一个巨大的石女阴，刻有阴核、阴毛、阴唇、阴道，十分写实，惟妙惟肖。现在仍有些岛民对这个石女阴供奉敬拜，常有人攀上去抚摸，所以石面被磨得十分光滑，磨得最光滑的是长圆形的阴道口。在阴道穴内还有一些小石子，这是求子者故意投掷进去的，根据当地的传统民俗，人们认为这具有一种巫术和预验的效用，求子者须将石子投进小穴，才能生子。　　从男性生殖器崇拜来看，古代有许多石制或陶制的男根作为崇拜物，被称为“石祖”、“陶祖”。这些男根崇拜物大都很小，只有几寸长，大致和男性阴茎的大小相仿；但也有很大的，如绍兴大禹陵中距今四千多年的“窆石”（实际上是石祖）就有一人多高。这些男根崇拜物大都制作得相当朴拙简单，但是逼真而生动，例如1988年在陕西宝鸡西郊福临堡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石祖、陶祖各一件。石祖长约十三厘米，男子阴茎状，系用青石稍加工而成；陶祖长五厘米多，前端有小孔，形如尿道口，系捏塑而成，根部和两个睾丸粘接在红色陶钵的内侧。这一类的男根崇拜物在河南、甘肃、湖北、湖南、山东、山西、云南、广西、新疆、江苏、浙江、陕西等地都有发现。　　在汉人东方朔的《神异经》里，有这样的神话记述：　　东南隅大荒之中，有朴父焉；夫妇并高千里，腹围自辅，天初立时，使其夫妻导开百川，懒不用意，谪之并立东南；男露其势，女露其牝，不饮不食，不畏寒暑……

第二部分：神圣的性崇拜生殖器崇拜（2）

从“男露其势，女露其牝”的描述来看，依稀可见古代生殖器崇拜的影子。　　象征物生殖器崇拜物是直露的，此外还有许多象征物暗喻与影射男女生殖器，也具有崇拜的含义。在这方面，全世界有共同性，它充分表现出原始初民丰富的联想。　　弗洛伊德认为，凡是长形的、会膨胀的、具有动力和穿透力的物体，都可能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如果加以分类，大致可分为下列几种。　　自然景观及人为景观包括石柱、树干、摩天大楼、烟囱、塔、旗杆等。　　动植物包括鳗鱼、萝卜、茄子、香蕉、蛇、兔、犀牛、鸟等。　　服饰包括帽子、领带、拐杖、雨伞、口红等。　　武器及器械包括刀、剑、枪矛、弓箭、鞭子、加农炮、来复枪、匕首、太空火箭、犁、锤子、除草机等。　　日常生活用品包括蜡烛、笔、钥匙、香烟、雪茄、香槟酒、冰棒、棍棒、水管、帚柄、吉他、跑车等。　　弗洛伊德的联想实在太广泛了，当代人恐怕也不太可能把以上列举的这些东西都和男性生殖器联系起来，更不要说是原始初民了。但是，从原始性文化看来，总还是有许多共同之处。　　在中国古代，以石柱或类似石柱等物象征男性生殖器而加以崇拜，是十分普遍的。古代南方民族（例如巴濮荆越一带）流行一种“柯”崇拜，“柯”就是指各种形似男根的柱状物。《尚书·禹贡》说：大禹治水的时候，每到一处，就要“随山刊木”，祭奠高山大川。《神异经》说：昆仑山上有一根高耸入云的铜柱，人称“天柱”，朝它顶礼膜拜。《华阳国志》说：古蜀国开明王朝时候开始建立宗庙，每个国王死后都要立一块三丈长的大石为墓志，现在称作“石笋”。所谓“刊木”、“铜柱”、“石笋”以及“华表”等，同“柯”一样，都是男性生殖器的崇拜物，或由此演变而来的。现在四川还有许多这样的东西，竖立在山上或田间，人们俗称为“尾子”。　　与石柱相类似的还有塔，中国和世界许多民族、地区，都认为塔是男性生殖器崇拜的象征。魏勒在《性崇拜》一书中指出：　　我们的各种形状和尺寸的塔和尖顶，全都无意识地保留了原始的男性生殖器石柱的直立形式。圣路易斯的圣维森特教堂的塔，最初是相当逼真的男性生殖器形状，但在1896年的飓风摧毁了过去的尖顶之后，新的尖顶不再能显示出所有尖顶最初的动机。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一个地区没有男性生殖器形状的石柱或塔。　　以上魏勒最后一句结论是十分肯定和正确的。中国古代的情况也是如此。　　在云南大理，有著名的“大理三塔”，它由一座大塔和左右对称的两座小塔构成，造型别致，是著名的名胜古迹。对这“大理三塔”的含义，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最主要的一种说法是，这一大二小的三塔象征一个阴茎、两个睾丸，即所谓“三位一体”。　　再如，在四川岷江边上躺着一个乐山大睡佛，绵亘起伏，从岷江对岸望去，这个睡佛头右脚左，静静地躺着，那尊闻名于世的七十多米高的乐山石佛正好在那大睡佛的心脏部位，而在大睡佛的下身则耸立着一座灵宝塔，它的位置正好是这大睡佛的生殖器部位，高高耸起，古人选择这个地点建塔，含义是明显的。　　在中国古代，人们普遍认为宝塔是压邪的。托塔天王所托的塔的威力，“宝塔镇河妖”的说法，都表明了这一点。可是，塔为什么能压邪呢？如果追根刨底地研究，这是因为塔是男根崇拜的象征，塔的威力来自男性生殖器的威力。还有，为什么在古代塔中往往要存放“舍利”（得道高僧火化后的残骸）？这也是因为塔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意味着“生生不已”，葬在塔内得以永生。　　男根还有其他许多象征物，而鸟纹是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它首先见于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的彩陶残片，此外，在河南、浙江、甘肃、青海、陕西的许多考古遗址中都有大量发现；同时还出土了许多鸟形的器物，这都和男性生殖器崇拜有密切关系。有些考古专家认为，以鸟象征男根，是因为鸟头与阴茎相似；鸟生卵，男根也有卵（睾丸）；鸟蛋白与精液相似；等等。　　郭沫若在论说“玄鸟生商”的神话时认为[6]：　　“玄鸟旧说以为燕子”，“玄鸟就是凤凰”，但无论是凤或燕子，我相信这传说是生殖器的象征，鸟直到现在都是（男性）生殖器的别名，卵是睾丸的别名。　　对此，直到今日还有许多说法可以证明，如我国北方有些人的口头语都带个“鸟”字，正像《水浒传》中的李逵一样。在民间，有不少人称阴茎为“鸡巴”、“鸡鸡”、“雀雀”等，都有这方面的含义。　　原始初民把鸟和生殖连接起来，认为生儿育女乃是男卵之精进入女腹孕育孵化的结果，从而认识到了男根的生殖机能，也就是领悟到“种的作用”，这样就把生殖与男女生殖器相结合的性交联系起来了，这是人类认识自我的一个带有飞跃性质的发展。　　男根的象征物还有蛇、龟、蜥蜴、葫芦等。蛇、龟酷似男根，所以人们还把男性生殖器的顶端称为“龟头”。葫芦（还包括瓜瓠）由于形圆多子，人们有时以此象征女性的子宫，但有一种葫芦呈圆柱形，顶端又酷似龟头，人们也以此象征男根。　　关于女阴的象征物，原始初民们最初崇拜一些有孔的东西如陶环、石环等，因为这和女子的阴门十分相似。据考证，中国古代流行的玉璧也是女阴的象征物。辽宁省喀左县曾出土了一个带有羊头的陶环，陶环象征女阴，羊有吉祥之意，这就是指女阴为吉祥物，与以后的造字“女子”为“好”一样。

第二部分：神圣的性崇拜生殖器崇拜（3）

古代有些礼器，都是生殖器的象征物。例如多数学者认为玉琮是女阴的象征，代表女性的祖先。琮的形状外方内圆，呈长条状，大约有七八厘米至二三十厘米高不等，有些琮的表面还有《易经》的坤卦文。琮和女阴的关系，除了器形本身的圆孔、圆通道给人带来的联想外，还因为琮是祭地的礼器（古人有“天圆地方”的概念，所以琮呈外方内圆），中国人一向把大地比喻为母亲，琮的形制很容易让人想到地母的子宫为人死魂归之所。　　除了祭地之外，琮也是古代皇后所持的瑞器，皇帝执圭，皇后执琮，圭状如男根，琮状如女阴。圭是中国古代贵族朝聘、祭祀、丧葬时所用的礼器，在周代的墓葬中常有发现。《书·禹贡》云：“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圭有大小之分，表明持有者权位的大小。圭以后又发展成不少种类：天子用“大圭”见天地、祖宗，用“”见诸侯、大夫；诸侯用“荼”见天子；大夫用“笏”见天子。以后，又把这不同种类统称为“笏”，在汉朝以后逐渐演变为大臣上朝专用的手版。“如意”也和“笏”一样，都由男根演变而来，以后都成为礼仪用品了。　　以玉璧、陶环、石环、玉琮等作为女阴的象征物，这只是一种最肤浅的表面认识，只是一种形状的类比。以后，又十分流行以鱼作为女阴的象征物，一方面，鱼形特别是双鱼和女阴十分相似，双鱼宛如女子的两片大阴唇，中间还有个孔；另一方面，鱼产子多，繁殖力强，原始初民以此寄托人丁兴旺的美好希望。同时，这种崇拜物的出现也是和原始社会渔业生产的发展分不开的。　　以鱼、双鱼作为女阴的崇拜物，为我国大量出土文物所证明，许多文物都有鱼形图案和花纹，年代比较久远的，例如西安半坡出土的大量陶器，辽宁省阜新县胡头沟墓葬出土的两枚绿松石鱼形坠，浙江省余杭县反山墓葬出土的白玉鱼等等；年代较近的如金代流行的双鱼铜镜、宋代的双鱼纹陶罐、清代的双鱼瓷瓶、双鱼木雕挂件等，说明这种以双鱼作为女阴崇拜物的风俗，从原始时代一直延续到封建时代的末期，真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了。特别是古人以双鱼木雕挂在门上，或以双鱼作为檐饰，这在现代某些少数民族地区仍可见到，据说还有辟邪的作用。双鱼的图案有时在明清时代的年画、办喜事所用的铜烛台上也能见到，不过，这可能又有“吉庆有余（鱼）”的含义了。　　值得注意的是，以鱼形象征女阴，并不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特有物，在古印度的许多圣所里也有不少象征女阴的鱼形图案。在中东，有些民族如果母马或母骆驼死了，人们就把它的阴门割下来，钉在门板上以辟邪，或是为了“带来好运”，这和中国古代的双鱼门饰是何等相似。　　除了以鱼特别是双鱼图形象征女阴外，贝壳图形（贝纹）也具有同样的含义：贝壳可以张开，可以夹住，其中还有个小小的肉体，更使人产生女阴的联想。这种贝壳图形在马家窑文化、仰韶文化所出土的陶器上都不难发现。与此相类似的是，无论是国内外，都把橄榄形的器物象征女阴，这也就是全世界基督教教堂门窗形状的由来，这不是什么“猥亵”，而是神圣，因为这是“生命之门”。　　在中国古代，还盛行以花作为女阴的象征。据考证，佛像所踩的莲花就具有这方面的含义，在佛经上，“莲花部”是指女阴，“金刚部”是指男根。但是佛像代代相传，人们只记得莲花意味着圣洁，“出污泥而不染”，反而把它的本源意义忘记了。以花比喻女阴，在中国古代的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可以见到。例如，把阴道称为“花径”，把和处女性交称为“开苞”，把因处女膜破裂而流的血称为“落红”，把强而深的性交动作称为“直捣花心”。“玉树后庭花”本为一曲牌名，后又指男女性交等等。

第二部分：神圣的性崇拜生殖器崇拜（4）

风俗习惯生殖器崇拜不仅可以从一些遗留的文物或文字考古中考证与发现，而且可以从千万年来流传下来的一些风俗习惯中得到证明。　　例如，在皖南的宣城地区，田地里竖有一个和尚的石像，他的生殖器大得出奇，当地人经过这里，总要触摸瞻拜，以求逢凶化吉。清代初年钮的《觚剩》云：北京元夜，妇女连而出，踏月天街，必至正阳门下摸钉乃回，旧俗传为“走百病”，而钉就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物；当时的相国陈之遴的夫人徐灿所作的词有“丹楼云淡，金门霜冷，纤手摩挲怯”，指的就是摸钉这件事。　　清人袁枚在《子不语》卷二十四《牛卑山守岁》中说：　　广西柳州有牛卑山，形如女阴，粤人呼“阴”为“卑”，因号“牛卑山”。每除夕，必男妇十人，守之待旦；或懈于防范，被人戏以竹木杆抵之，则是年邑中妇女无不淫奔。有邑令某恶之，命里保将土块填塞，是年其邑妇女，小便梗塞不能前后溲，致有伤命者。　　清代清凉道人在《听雨轩笔记》中还记述了这么一件事：　　广西……自梧州之南宁，挂帆西上，路过砧板塘，遥见塘之南岸，有奇石数峰……石之高者六七尺，低者三四尺，悉肖妇形……石前二丈许，有涧一条横其前，自南迤北，而涧口临江处，则一巨石蔽之，高与岸等……中通一缝，酷似女人之私，涧水自缝中出，而入于江，其上小屋数间，俯临涧口。舟人曰：此名留人洞，离此上里许，为相思村，涧水所自出也；人或塞其洞口，则阖村妇女皆腹胀而不能溲，故设此巡视之所，村民轮流守望，相沿旧矣。　　民国初年，还有一件类似的事情是：在惠阳淡水间向北约二十里左右，有个小布仔村，村民皆同姓，在路旁辟了一亩田，田中挖土为圳，成少妇阴形，纵二丈，广半之，大小阴唇和阴核一一具备，阴唇内禁止种稻植草，村民称之为“渴妈田”。“渴妈”就是性饥渴的女人之意。当地父老相传，村民祖先在此定居时，即有此田，村民只是每年按土型加以修筑而已。村民最怕元旦时有人践踏阴田，说踏之则阖村妇女必然淫荡不堪，要跟人走。所以每当旧历元旦，村中必派壮丁若干，挟械防范，不令人踏，犯者必加以痛击，但“渴妈田”平日倒是任人践踏，出入不禁的。　　为什么大自然中的一块石头、一片田地会使附近居住的妇女产生生理上的变化？这种生理变化是由心理变化造成的，而这种心理就是生殖器崇拜。　　清人俞蛟《临清纪略》记有一传说。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发生了以王伦为首的暴动，官兵守城，王伦的军队攻城。城上的官兵看到王伦军队中有个穿黄绫马褂的人，在距城墙仅几百步处坐着，口中念念有词，官兵用密集的炮轰他，可是铅丸打到离他的身体不远处就坠地了。官兵认为他有魔法，不知怎么做才好。这时，有个老兵急忙叫了一些妓女上城墙，裸露下身，以阴户对准这个人然后开炮，才几发就把这个人打倒了。　　这种“露阴破敌”的事不仅中国有，日本的神话传说中也很多，《古事记》的“天之岩户”一节中记述了一个故事。高天原和苇原中国被恶神起哄捣乱，灾祸齐临，天空漆黑一片。天宇受卖命神以天香山的日影蔓束袖，以葛藤为发蔓，手持天香山竹叶，扣空桶于岩户之外，脚踏作响，状如神魂附体，同时袒露乳房，裳扣下垂，露出阴部，于是高天原震动，八百万神哄然大笑，恶神被驱，天照大神即出岩户，高天原和苇原中国自然明亮起来。　　日本古代神话中还有这样一个故事：两个女子被一群鬼怪追赶，她们乘船逃走，鬼怪穷追不放，两个女子走投无路，巧遇女神，女神教这两个女子露出阴部，自己先做示范，两个女子照着做，于是众鬼怪惧而散去。这种有关女阴魔力的传说和神话故事很多，并且广为流传于后世。　　在中国有些古书上还记载了所谓“阴门阵”，即组织一大群妇女，裸露阴部以“破敌”，这真是太荒诞不经、太愚昧落后了。但是，不论这类记载是多么荒诞，有人这么说，还有那么多人相信，这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千千万万年流传下来的生殖器崇拜的观念还有那么大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些游客在湘西坐橡皮舟漂流，到了一个叫聚仙池的荒无人烟之处，会看到一群群赤裸身体的少数民族男子在河里洗澡，他们十分仔细、专注地搓洗生殖器，长达半个时辰。看到驶过的运煤、运沙、捕鱼及旅游的船只，马上直挺挺地站在岩石上，将生殖器袒露给经过的陌生人看，人们如果不理他们，他们就会生气地扔石头。他们自称是“哈乱族”，但并不包括在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之内。据了解，这个少数民族的女子也有成群裸浴、长时间搓洗生殖器的习惯，只不过不下山来、不向人展示而已。有些人认为，这些男子向人露阴是“流氓行为”，其实这是生殖器崇拜、以此为荣的表现。

第二部分：神圣的性崇拜性交崇拜（1）

原始初民对性交是崇拜的，首先是因为性交能使人产生一种异乎寻常、难以形容、欲仙欲死的快乐，正如后来的《诗经·召南·草虫》所描写的“亦既觏止，我心则降……我心则说……我心则夷”，认为其中一定有神力或魔力在。以后，又把性交与生育联系起来了，认识到只有性交才能使女子怀孕、分娩、产生一个新的生命，于是对性交更加崇拜了。　　时至今日，许多人尽管在内心中对性十分感兴趣，可是在表面上对性还是采取了一种回避和掩盖的态度，认为性是污秽不洁之事，这种观念和远古、上古时期人们的性观念是截然不同的。原始社会和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古人把性看得是十分神圣而自然的，对性交加以崇拜固然幼稚可笑，但把性看成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却是可取的。《战国策·秦策》载，楚围雍氏，韩令尚靳求救于秦，秦宣太后谓尚子曰：“妾事先王时，先王以髀加妾之身，妾固不支焉。尽置其身于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这意思就是，过去她和丈夫性交，丈夫以大腿压在她的身上，她感到吃不消；而丈夫以全身压在她的身上，她就不感到重，这说明了一个物理学上“压强”的道理，并以此分析当时敌我双方的军事形势。这番话是在“庙堂”之上，一位堂堂的太后和外国使节讲的，后世有不少人对此难以理解。例如清代学者王士祯对此评论说：“此等淫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其实，何奇之有？古人把性交看成是神圣、庄严和自然的事，为什么不可以举例谈论？人们还应该感谢“国史之笔”记下了这一段精彩的事情，让后人了解古人的性观念。后代学者对此大为惊诧，只不过是因为他们以今度古、以己度人，缺乏历史观念而已。　　恩格斯是十分反对这种对性的鄙视和掩盖态度的，他直言不讳地宣称：　　我不能不指出，德国社会主义者也应当有一天公开地扔掉德国市侩的这种偏见，小市民的虚伪的羞怯心，其实这种羞怯心不过是用来掩盖秘密的猥亵言谈而已。例如，一读弗莱里格拉特的诗，的确就会想到，人们是完全没有生殖器官的。但是，再也没有谁像这位在诗中道貌岸然的弗莱里格拉特那样喜欢偷听猥亵的小故事了。最后终有一天，至少德国工人们会习惯于从容地谈论他们自己白天或夜间所做的事情，谈论那些自然的、必需的和非常惬意的事情，就像罗曼语民族那样，就像荷马和柏拉图，贺雷西和尤维纳利斯那样，就像旧约全书和《新莱茵报》那样[7]。　　如果我们抛弃了认为性是“淫秽不洁”的观念，丢掉了恩格斯所说的“小市民的虚伪的羞怯心”，就会对古代的许多性现象理解得多。　　古书上记载了有些人在性交方面的“怪癖”，如《古今谭概》卷一载有汉人、唐人和明人的性事“怪癖”。　　汉人陈伯敬每次要和妻子性交前，必先查看黄历，挑选吉日良辰，并再三地派遣丫环通报妻子，然后再到妻子房中去。　　唐人薛昌绪每次打算和妻子相处，必先命女仆通知再三，而后才秉烛而至，谈谈天，吃吃茶点后告退。如果想和妻子性交，夜晚留宿妻子房中，也必先派女仆以书面请示：“薛某以继嗣事重，辄欲卜其嘉会，不知娘子可否慨允？”　　明人陈献章每次要和妻子性交时，必先请示母亲：“献章求嗣，请示裁夺。”母亲说可，他才进房“行事”。这件事被他的朋友顾余庆知道后，大不以为然，斥责他说：“这是什么话？令堂是守寡的孀妇，怎么还用这种事来问她？”陈献章听了，默然而退。　　袁枚《子不语》卷廿一载：清人李刚主研读正心诚意之学，并且把每天所做的事情全部忠实地记载在日记本上，不敢有丝毫隐瞒；如果这天和妻子性交了，必以楷书工整地在日记上写道：“某月某日与老妻敦伦一次。”　　《笑林广记》中还有一则笑话说，有个儒生在洞房花烛夜要和新娘性交前，竟向新娘打躬作揖，说要行周公之礼，人皆笑其“迂阔”。　　其实，这些事也并不怪，他们只是认为性交是神圣、庄严、求子嗣的大事，所以慎重对待，这可能是受了性交崇拜的影响，而被那些持性交“污秽不洁”观念的人所不容了。古人把夫妻性交称为“敦伦”，即敦合人之大伦；又称为“行周公之礼”，即认为夫妻性交是祖宗订下的老规矩，并不含什么“污秽不洁”之意。性交崇拜存在于人类对性交认识之始，后来盛行的性保守主义和性禁欲主义把它彻底否定了，现代社会应该予以“否定之否定”，抛弃性崇拜的迷信成分，而肯定其中对性交的尊重、自然的含义。　　原始初民和古人的性交崇拜表现在岩画、文物、古书、宗教和风俗习惯等许多方面。　　岩画和“避火图”原始时代的岩画，有不少性交图形，它们生动、形象地反映出原始初民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这种图形有时和其他生活图景结合在一起。这些岩画反映出古人对性交的重视和崇拜。　　例如贺兰山岩画中，有一幅左边二人在性交，右边的一个人似有额手称庆的意思。另一幅，两人在性交，上下都有弧形图案，似有受神灵保佑之意，下方还有几个颗滴，似象征射精。　　在阴山岩画上，有一幅性交和放牧活动交织在一起的图案，这反映了原始初民在生产活动中，有时就在野外性交。　　在精彩的新疆呼图壁岩画上，同样也有许多性交图形。如一幅是下方有两只虎，勃起的虎鞭和睾丸都很明显，三张满弓搭箭待发，表示狩猎的意义。上方则有两对男女的性交动作：左边的那一对，猴面人勃起的阴茎直插一个双腿曲分的女性的阴部，尤为生动；另一幅也具有同样的含义，图的中部有个四仰八叉的卧倒的女性，双腿大分，露出阴部，而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阴茎勃起，直指这个女性的阴部，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男性腹中还有一个人面，说明通过性交，孕育着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新的生命是男子传递给女子的。　　左江岩画上也有类似的性交图形。内蒙古乌兰察布的一幅岩画则具有性交的象征意义。　　以上这些有性交图形的原始岩画当然不叫“秘戏图”或“春宫画”。“秘戏图”和“春宫画”是后世出现的名称，而且要比原始岩画精致得多。可是，后世的有些“秘戏图”和“春宫画”也具有性交崇拜的含义。　　一种是在古墓中发掘出来的，如乐浪出土的汉墓中玳瑁漆匣上的图案画、武梁石刻中的伏羲女娲交尾图、青州城北丰山下贝冢内的蛤壳春画等，都有镇邪的作用，古称“厌胜”，这是因为性交有巨大威力，鬼怪都要远而避之，这种观念和现代人相反，现代人认为性交图形为“邪”，而古人则以为是“正”，因为男女性交可以繁衍后代，生生不息，生能克死，正能压邪。近人邓之诚在《骨董琐记》中说：“汉时发冢凿砖，画壁皆作男女交状。”《绘苑》中还有一段话说：“关洛周齐之间，有人耘田，常掘出古瓷器、贝介之属，千形万变，并彩画男女秘戏。耆老相传，是五胡乱华之时，元魏、北齐惧其地有王气，埋之以为厌胜之具。”在嘉峪关的魏晋墓中，还发现有马交配的墓砖画，除了人畜繁衍兴旺之意外，可能也有镇魔压邪的含义。

第二部分：神圣的性崇拜性交崇拜（2）

压邪和祛灾，总是连在一起的，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的“避火图”是十分明显的。“避火图”一般的是一卷春宫画，有八幅至十二幅不等，里面是各式性交图形，有的图形还冠以戏文的名称，如“少华山”、“独占花魁”等。这些画或为绘制或为木刻，画风古朴，很有民间风味。人们把它卷起悬于房梁，认为可以“避火”。流行于清末民初的民间俗曲《剪靛花》中，有一首《母女顶嘴》，其中就有“绸缎被窝床上摆，床后暗藏避火图”的句子，不过这里所说的“避火图”是春宫画的代名词，不是供“避火”之用，而是供男女在床上助兴的。　　西方学者对中国的“避火图”这一文化现象十分注意，菲力普劳森说过：“阴阳交媾象征着天地交泰、万物合和（而这也是《易经》中泰卦的解释），如此，自然不会出现类似火灾这种突变的异常灾害了。”[8]这样的解释似过于笼统，合理的解释应该还是鬼神惧避性交，所以房上悬“避火图”，火神就不敢来了。清朝末年，那位编纂整理《双景丛书》而对保存中国古代性文化立了功劳的叶德辉则有“火神害羞说”，他在珍藏的图书中，往往夹入一两张春宫图片（是在长江轮上兜售的那种粗俗不堪的春画）。其友陈子展问其原因，叶答以“避火”，并解释说：“火神原是个小姐，服侍她的丫环有三十六位之多，后被玉皇大帝贬为灶下婢，因此她变得躁急易怒。她平时穿淡黄色，一发威时便穿红衣而引起火灾。但因出身闺阁，即在盛怒之时，看到这玩意儿（指春画），也不禁害羞起来，避了开去。”这也只能聊备一说了。　　在中国古代还有一种“护书”，是置于家中祛灾辟邪的，里面也都是春宫图，起着和“避火图”同样的作用。　　性文物和象征物在古代保留至今的一些石刻、砖雕、青铜器、陶器上，也都可以看到初民的性交崇拜和对后世的影响。　　在原始时代，人们以鸟象征男性生殖器，以鱼象征女性生殖器，于是“鸟衔鱼”的纹饰就成了性交的象征，这种纹饰常常出现在陶器上、砖雕上和岩画中。　　我国古代还有一种叫“玄武”的图案，常出现于瓦当或古建筑的其他部分。这种图案一直被认为是龟蛇合体的灵物，可是据考证，它其实是蛙蛇合体，象征性交和生殖。　　文物中也有一些比较明显和裸露的，如四川彭山出土的石雕《对吻图》，就十分朴素、自然、生动地表现出男女的性爱动作。又如密宗的“大圣欢喜天”等男女合抱性交的塑像，表现出性交不仅有神力在，而且通过“双修”可以得道、成正果，这都是性交崇拜的遗迹。　　风俗习惯古人许多有关性交的风俗习惯都和“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观念有关。例如，提倡到田野去交合，认为这会使土地肥沃，同时，男女在性交时得天地之气，也有益于健康。这种“野合”之风影响十分久远。古人又认为，在风雨阴晦或雷电交加时不能性交，在野外的坟冢旁不能性交，因为“阴气”太重，将损害人的健康，如果致孕，则对后代十分不利。南朝梁武帝大同五年，因连年大旱，梁武帝问大臣是什么原因，大臣分析的原因之一是，国内旷男怨女太多，阴阳不调，所以感应于天了。于是皇帝以七事祷雨，其第六事就是“会男女，恤怨旷”，提倡男婚女嫁。古人深信性交可以辟邪。小说《封神榜》中描述，两军对阵，一方施用妖法，搞得天昏地暗；另一方则举起“万点梅花帐”以破这妖法。所谓“万点梅花帐”就是和许多处女性交时处女膜破裂所流的血染就的，于是威力无比了。这当然是神话，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把性交时使用的“亵巾”或女子的月经带悬于房门上，认为有辟邪作用。　　有些地区的苗族有一种蜡染床单，是供新婚夫妇用的，中央为一面铜鼓，周围有四组对鸟，在各组对鸟之间又各有一对蛇抱一个葫芦，在对鸟和蛇之间又各飞翔一只蝴蝶。据该族老人解释，蝴蝶是祖先，葫芦代表多产，而对鸟、对蛇则象征性交。　　在我国沿海蚕农地区，每逢庙会时节，未婚男女要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以与异性相挤而感到荣光。不仅如此，“未婚的蚕农姑娘则非常希望有哪一个相识或不相识的小伙子去摸一摸乳房，俗称‘摸蚕花奶奶’。习俗认为未婚姑娘在轧蚕花时被随便哪一个小伙子摸了乳房，哪怕只是碰一碰，也就意味着她有资格当蚕娘了，而且，她家今年的蚕花也就一定兴旺。”[9] 这就是说，有了这种行为，表明“蚕花奶奶”已经成年，可以像哺育儿女一样去哺育蚕儿，促进蚕业丰收；而且，男子摸了她的乳房能刺激乳汁分泌，滋育蚕儿茁壮成长。摸乳房也是一种性行为，“摸蚕花奶奶”的风俗实际上是性交崇拜的延伸和变形。　　古代的、原始的性风俗在少数民族地区保留较多，在中原地区也有存在，有些风俗一直保存到20世纪前期，到50年代以后才有所改变。在电影《红高粱》里有这么一段情节：“俺奶奶”被迫嫁给一个麻风病患者，但她坚决不肯和他同房，三天后在回娘家的路上，在高粱地里被“俺爷爷”劫持了，她挣扎了几下也就同意了，这时，“俺爷爷”手脚麻利地除去一片高粱，留出一小块空地来，“俺奶奶”闭上眼睛，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等待性交，但“俺爷爷”却没有马上扑上去，而是在她的面前跪下来，朝她叩头，顶礼膜拜，然后再性交……这一段描述是当时（20世纪30年代初）我国西北某些地区民俗的真实反映，它表示性交的神圣和对性交的崇拜。

第二部分：神圣的性崇拜原始舞蹈

在性交崇拜的风俗习惯中，舞蹈是很突出的一种。舞蹈是用来表现人的思想感情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娱乐形式和宣泄途径。过去，人们认为舞蹈起源于劳动，这是对的，但是是不全面的。人有两大基本生活需要，一是物质生活、生产劳动，二是性的活动，这也是欢乐的两大源泉。许多舞蹈内容不仅表达了对劳动收获的欢乐，也明显地表现出对异性的追求，对两性感情的歌颂，对性交的欢愉，对子嗣生育和种族繁衍的强烈关心和祝愿。　　近年来发现的大量岩画，为人们认识原始舞蹈，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考古学资料。例如位于新疆天山深处的巨幅岩画，用各种舞蹈动作清晰地表现了性的主题：身材修长、形体秀美的女性，成排伫立，上身稳定，两臂上下扭翻，双脚轻轻蹬踏，动作轻松欢快，表现了妇女愉悦、欢畅的心情；男子的手部动作或如女性，两腿动作则相当激烈，身体作前仰后俯状。男子动作的特点，表现出向女性的求合；女性轻松、舒缓的动作节奏，则是一种愉快的应和。这是一曲优美的对男女性爱的颂歌。　　内蒙古地区的史前岩画中也有许多这样的内容。位于乌兰察布草原上的德里哈达小山顶上，有一幅男女对舞的岩画。画风淳朴，两人手臂相互搭肩，女性胸部画有两个圆点，象征乳房，臀有尾饰，尾下有一圆点；男性的尾饰更长，双腿劈开，阴茎向上勃起，两人正在兴奋地联臂共舞。在乌拉特中后联合旗东地里哈日峰顶巨石上，雕刻了两个戴羽饰的人，他们相互手臂搭肩，男子臀下有尾饰和夸大了的生殖器，足尖相对而舞。　　在四川凉山昭觉县博什瓦里岩画中，也发现一幅原始舞蹈的岩画。岩画上部刻有两个裸人，左为女，女阴突出，手舞足蹈；右为男，与女子对舞。这实际上是一种“交媾舞”。　　到了现代，大量的民族学和民俗学资料表明，在许多少数民族以及汉族中，都仍残存着性舞蹈的成分。旧时，贵州省台江地区的舞蹈是一项保留节目，而许多舞蹈所表达的是以“性”为主题，逼真地模仿“兴奋—高潮—松弛”的全过程。　　在贵州其他一些地方，也有形形色色的交媾舞。如麻江的习俗是人们在吃满月酒时，有一种迎外婆骑马仪式，用木棒、扫把、萝卜之类的东西夹于腿间，象征阴茎，并相互拥抱作性交状，狂欢跳舞，不避生人。如果有生人跑过，舞者即迎上去作手语：左手拇指和食指握成圆圈，右手食指反复插入，象征性交。　　广西融水等地每年春节期间都要表演“芒蒿舞”。芒蒿，可以说是一种怪面人，表演者头戴一个用木板雕成怪样人的假面具，身穿用稻草编织的披衣，双脚用稻草灰涂黑，使人看了觉得狰狞可怖。这种舞规定要由单数即七个或九个男青年扮演，扮演者也只能演单次，不能演双次。一声鼓响，“芒蒿”们精神抖擞地冲出来，故意去撵那些穿节日盛装的男女青年，特别是追逐女青年，并对她们做性交的象征动作。　　湘西有一种“摆手舞”，也有明显的性色彩。《永顺府志·岁时》记载说，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七日，男女齐集，鸣锣击鼓，唱歌跳舞，名曰“摆手”。跳舞者——毛古斯穿树叶衣、戴草帽，腰上捆一根草扎“粗鲁棒”，象征男性生殖器。跳舞时，双手捧着“粗鲁棒”，或左右摇摆，或前后跳跃，不断地高呼“嗬嗬嗬”、“嘿嘿嘿”，此外还有狩猎、农耕和采集动作，这种舞蹈的性色彩是很浓厚的。　　云南西南部红河州有一种“若独独色色舞”，也是一种交媾舞。人们以树叶、棕片遮身，展示男女嬉戏、追逐、性交的过程。黄昏后，夜幕渐渐降临，青年男女便公开搂抱在一起，三三两两地进入山林。在这里，跳舞是野合的前奏，而野合则是跳舞的归宿。　　在广西灵山县一带，仍保留着一种名叫“跳岭头”的舞蹈。舞者为两男，一人持纸糊或竹制的男根，一人持纸糊或竹制的女阴。舞蹈中，持男根者一次次冲向持女阴者，另有人同时将水泼向后者所持女阴。　　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一些有性交崇拜含义的仪式往往和祭祀祖先、庆祝丰收、祈求人丁兴旺结合在一起。例如有些苗族地区，在鼓社（相当于宗族）的石窟里，供奉着“央公”、“央母”这一对祖妣神的木雕像和泥塑的生殖器；在“央公”、“央母”两旁还放了一对酒糟桶，桶内盛放酒糟，象征繁殖人类的精液。鼓社节的祭祖仪式是最隆重的典礼，性交崇拜则是整个典礼的最高潮，人们要把一根碗口般粗大、根须发达的杉树或枫树装饰成男性生殖器模样，由画着花脸的“告端”（代表男祖先）扶置于小腹处，象征性地向年轻妇女追逐，被追逐者必须含羞地表示接受。在有的地区，这种活动的形式则是一个人背着一个有明显的女性生殖器的“央母”木雕，在前面跳跃；另一个人手持有明显的男性生殖器的“央公”木雕，在后面跳跃，并随着鼓声将“央公”不断地迎向“央母”，作性交状。　　云南奕车人，每逢重大节日就举行聚会，这时，孩子们可以用树枝戳姑娘们的大腿和屁股；成年男子则用木、竹等物做成假阳具悬挂腰间，并且戴上面具，跳舞狂欢，跳舞时扭动腰肢，摆动臀部，作性交状。在跳舞场地上还放着筐、篓、缸等物，口朝上，象征女阴，这些男子则将假阳具不断地迎凑上去，进一步地作性交状，而许多姑娘、老人、孩子则围住他们，笑吟吟地饶有兴味地看着这些性交崇拜的动作。　　南方还有些少数民族在过重大节日前要上山去找“母石头”，即一块天然的、中间有孔的石头，在过节时用一根木棒去捅这个孔，以模拟性交。　　旧时，汉族地区也有类似的舞蹈。　　河南东南部的淮阳，民间风俗爱好跳祭祖（伏羲、女娲）舞，名叫“担花篮”。舞者穿镶边的黑衣服，以黑纱包头，后垂于地，肩上担着龙凤小花篮。表演时，队形呈“剪子服”，一人在前，两人随后穿插而过时，要背靠背，使背后下垂的黑纱相互交合，象征伏羲、女娲的交尾状。有意思的是，这种舞蹈只能由妇女跳，传女不传男，这可能是母系社会的残余。　　以舞蹈来象征性交，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例如，北美洲印第安人有一种“水牛舞”，男舞者腰间带有一个雄伟的假阳具，经过一番动作后，在场的女人就一拥而上，把它扯下来，扛着游行。巴西的印第安人通常裸体，只是在舞蹈时穿衣服，但是也还要把人造的性器模型挂在衣服上。美国的霍比人在新火典礼时，用钻木取火的原始方法，取出圣火，并拿着性器模型，表演性交动作。古代叙利亚人有子宫节，过这个节日时女子要裸体，男人尾随以木棍触她们的腿，吻她们的腿甚至阴部，男女混杂，狂舞不已。　　有些现代人可能认为这种原始舞蹈“淫秽下流”，其实，这是一种最原始、朴素的感情的流露，对性交欢乐的享受，对繁衍后代的渴望，原始人和现代人不都是一样的吗？　　我们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以上种种性交崇拜的风俗。“起初，性崇拜在意图上是纯洁的，完全不具有我们的宗教所具有的不纯洁或诲淫的观念。原始人实行的这些礼仪在我们现在看来无异于下流，但他们实行时却没有任何不纯洁和不虔诚的念头。”[10]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看，而是以现代的眼光苛求于古人，那就是我们自身的愚昧了。

第三部分：充满象征义的性器物充满象征义的性器物

性在人类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在日常使用的器物中，有些器物有性内容或带有不少性的痕迹，现在研究这些器物对了解古人的性观念、性兴趣，破除性神秘感有很大启示。　　这些带有性内容的器物主要有以下四个功能：一是辟邪，古人认为性能辟邪，使全家吉祥平安；二是欣赏，从中获得某些乐趣；三是教育，利用它来对子女进行性的启蒙教育；四是使用，性器物也有某些特殊用途。　　一、“外藏内露”　　中国古人的性格比较含蓄、内向、蕴藉、不外露，性文化的特点也是如此。和西方相比，远不如西方那样直露、粗犷、狂放。在遗留至今的五六千年的性文物中，虽然也有赤裸裸的性交雕塑和图画，但多数性文物是象征性的、隐喻性的，即使是赤裸裸的性交图形，也是态度安详、体态优雅，和西方或日本的性器物相比，远不如它们直露、粗犷，甚至于有些野蛮、穷凶极恶。　　在这方面，可以用“外藏内露”一词来概括许多中国古代性器物的特点。例如有些茶杯，表面图案一般，但是把杯子翻过来，在底部却赫然发现性爱图形。有的盖碗杯外部是一般图案，而在内壁却是性爱图形，这多数用于妓院内部，客人饮茶时发现杯内还有这玩意儿，于是出现一阵惊喜。妓院中还常使用一种暖酒杯，暖罐的图案多为一般的花鸟或山水，而盛酒的杯上却画着性爱图形。　　有一种纸扇，充分展开时它是一幅普通的瓜果图或人物图，可是如果稍加折叠或反方向展开，它就变成一幅春宫图，观乎此，真不能不感叹古人的巧妙。有一尊弥陀佛的雕像，看来和性没有多大关系，可是把它翻过来，底部却是性爱雕刻，这是不是亵渎菩萨了？不是，因为古人认为生殖器和性都是神圣的，正如佛像和菩萨是神圣的一样，所以在云南石钟山石窟中把女阴的象征物“阿白”和许多佛像供奉在一起。　　还有些器物极具巧思。例如有一种瓷塑叫“儿拉爹”，一个男人在被中压在一个女人身上，被子上面爬着一个孩子揪住爸爸的辫子，往外拉，好像在说；“你为什么压在妈妈身上？为什么要欺负妈妈？”可是翻开这个瓷塑的底部一看，却是男女裸露的下身在性交。人们看了就会莞尔而笑这个孩子的憨直无知了。还有一种银片的含义与此差不多，正面是一床被子，一个小孩从被子的一头朝妈妈爬过来，只在被外露着一个头的妈妈挥扇驱儿，为什么呢？把这银片翻过来就发现被窝里还躲着一个赤裸着身子的男人。我们称这个银片为“母赶子”，这个不知趣的孩子在干扰母亲的好事呢！　　还有一种瓷帽挂，正面为一条鱼，鱼尾翘起，挂帽子，似乎没有什么性含义，但是翻过来一看，背面却是男女性交的浮雕。像这一类的器物在中国古代很多。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外藏内露”的现象呢？这是因为，古人虽然对性有浓厚兴趣，但是总认为这是一件不登大雅之堂的事情，所以对之比较隐蔽。例如春宫画，它多数被裱成一个小画卷或内页，一般不赤裸裸地露在外面或是画得像中堂那么大。再说，藏而不露或半掩半露也更有意境，更有回味。的确，这也是中国古人高明之处。

第三部分：充满象征义的性器物钱币中的性象征

在中国古代，有些钱币和性也有密切关系。在这些钱币上，多镌有呈不同体位的男女性交图形，它们具有不同的含义和不同的用途。　　真货币一种是真正的货币，可以通用，一面镌有铸造的年份，另一面镌有性爱图形，如“常平五铢”、“天启通宝”，都标明了这种铜钱所代表的价值。还有一些钱币只镌有年号（背面则是性爱浮雕），而不标明其价值，这只是纪念币，是在铸造某种钱币开始时铸造的，供收藏用。为什么要出现性爱图形呢？古人认为性交是吉利的，表示“开炉大吉”吧！　　花钱还有一种货币则是“花钱”了。“花钱”并不是真正的货币，只是辟邪物和吉祥物。最典型的则是明代的一种铜钱，一面镌有“夫妻和谐”、“风花雪月”字样，还有性爱浮雕；另一面则有“松柏长青”、“福如东海”字样。这说明古人崇尚性交，性交是大吉大利的。“福如东海”表示快乐有福，“松柏长青”表示寿长，“夫妻和谐”、“风花雪月”则表示美满。　　妓院用币古代的妓院中常用一些钱币，那就有特殊的用途了。从五代到民国初年，妓院常用一种铜钱作“筹码”用。一面有“风花雪月”几个字，具有性的含义；另一面则是四对男女不同体位的性交。它的用途是：嫖客进入妓院付钱后，妓院即付他一枚此币，凭此币可嫖一女，完事后即以此币付女，女可向妓院领取接过一个客人的报酬。这种“筹码”是由各个不同的妓院自行制作的，样式大致相同，但是大小和质地不完全一样，高级妓院制作此币还有镏金的。由于这种钱多在妓院使用，所以又称“堂子钱”或“春钱”。　　妓院中还有一种钱币起了“代价券”的作用。古代妓女多为被迫而操淫业，不少人想跳出火坑，一有钱做路费就要逃走，所以妓院严格控制她们积累和使用现金。那么妓女的日常花销怎么办呢？就用这种“代价券”。“代价券”为铜制，呈花瓶或扇面等不同的形状，上面镌有妓女（使用者）的姓名和这枚货币代表多少钱，如“钱二百文”。妓女平时买零食，买花粉，或付车钱，就可用这种“代价券”，小贩、车夫收取后可持之向妓院兑换现款。当然，“代价券”本身还有个信誉问题，如果兑不了现怎么办？所以只有大的有名的妓院才用，人们才认可它。从这种“代价券”也可以了解古代妓院控制妓女的方法。　　邓通半两古代有些钱币本身确是供市场流通使用，但是其中包含着和性爱有关的故事，例如“邓通半两”就是如此。邓通是汉文帝的男宠，文帝对他宠爱得无以复加。邓通二十二岁时就被授予“三公”之职，掌握国家行政、军事、财政大权，朝野无不为之侧目。有一次，有个命相大师入宫占卜，文帝叫他给邓通算命，此人叩首曰：“臣不敢言。”文帝说：“但言无妨。”命相大师说：“此君当冻饿而死。”文帝听了很不高兴，说；“天下归朕，邓通要什么朕给他什么，怎么会冻饿而死？”于是赐邓通一座铜矿，给他以铸币权，这等于是把国家银行送给了他，要多少钞票就印多少钞票了。但是文帝死后，景帝即位，对邓通非常看不惯，抄了他的家，罢了他的官，把他关起来，最后冻饿而死。邓通铸造的钱是“汉半两”，但和一般的“汉半两”有不同之处，这种钱包含着古代的一个同性恋故事。

第三部分：充满象征义的性器物意蕴深藏的性启蒙（1）

中国古代很重视性教育，这是丝毫不保守落后的。这是因为，性有三大功能，即快乐的功能、健康的功能和生育功能，而古人是十分重视性的生育功能的，因为他们把繁衍后代看成是人生的头等大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结婚的目的也是为了“广继嗣，事宗庙”，生孩子必须通过性交进行，所以必须对性交加以指导，这就是不言而喻的事了。在中国历史上，对性教育有正式记载的始于汉代。　　东汉建初四年（79年），朝廷组织了一次全国经学讨论会，由皇帝亲自主持，这个会议的记录以后由班固整理编辑成《白虎通德论》，简称《白虎通》，这是当时官方对经学的标准答案，对后世影响很大。可是，就是这么一部官方的极为“正统”的书，却对性问题予以很高的重视，甚至讨论了应该和未满五十岁的妾性交几次这样的细节。《白虎通》还有一节专门讨论“辟雍”。“辟雍”是古代的一种学宫，男性贵族子弟在里面学习作为一个贵族所需要的各种知识和技艺，如礼仪、音乐、舞蹈、诵诗、写作、射箭、骑马、驾车等，在课程中居然还有性教育。　　贵族子弟从十岁开始就要寄宿于城内的“小学”，至十五岁时进入郊外的“辟雍”，换言之，他们从十岁“出就外傅”至二十岁行冠礼表示成年，中间要有十年离家在外过集体生活。那么，为什么性教育要在学校进行而不能在家中进行呢？从《白虎通》看来，这个问题在那次御前会议上也被提出来了。《白虎通》记录下来的解释是：你父所以不自教子何？为亵渎也。又授之道当极说明阴阳夫妻变化之事，不可父子相教也。　　以上这段话里所说的“授之道当极说明阴阳夫妻变化之事”，这就是性教育，在东汉就把这个内容作为贵族子弟学校的必修课了，可见那时人们的性观念（包括统治阶级的观念）还是相当开明，对研究性问题相当重视，当然从今天的观点看来，性教育不能父子相授，则未必。　　那时的贵族子弟，十五岁进“辟雍”，二十岁毕业，这中间有性教育，似乎可以和今日的中学生青春期性教育相媲美，不过前者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后者是为多数人服务的，如此而已。　　“嫁妆画”和“压箱底”在中国古代，广大民众有没有性教育呢？当然有，不过没有那么系统、全面，而多用“形象化教具”，进行“暗示引导”的教育方式。“嫁妆画”和“压箱底”就是其中主要的两种。　　“嫁妆画”实际上是一卷（约有八张至十二张）不同性交方式的春宫画，因为社会大量需要，所以多用木版印制，乡土味、民间色彩很浓。在女儿出嫁前，父母往往购买一两卷“嫁妆画”，放在嫁妆之内，随女儿带到夫家去。到了新婚之夜，小两口（他们往往对性是很无知的）就把“嫁妆画”铺在床上，“照猫画虎”地做。　　关于“嫁妆画”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代，其实物在民国初年还有不少发现，可见此物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很长时期。东汉有个文学家张衡曾写过《同声歌》，以女性第一人称描写男女在新婚之夜的心情，后世对此诗评价很高，认为它“丽而不淫”，“寄兴高远”，“以喻臣子之事君也”，等等。诗云：　　邂逅承际会，得良充后房，　　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　　不才勉自竭，贱妾职所当，　　绸缪主中馈，奉礼助尝。　　思为莞席，在下蔽遥床，　　愿为罗食帱，在上卫风霜。　　洒扫清枕席，芬以狄香，　　重户结金肩，高下华灯光。　　衣解金粉御，列图陈枕帐，　　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　　众夫所希先，天老教轩皇。　　乐真斯夜乐，液齿焉可忘！　　这首长诗的前面大部分都是一些铺垫，而“衣解金粉御”句以下，则进入夫妻第一次的性生活正题了，它的意思是：把首饰都卸下来，把衣服脱了，把“嫁妆画”铺开在枕帐之间，这时，要拜素女（传说中精通房中术的女子）为师，欣赏这夺人心魄的人体姿态之美。现在，我们要做这每个人都感兴趣的事，正像天老教轩皇一样（“轩皇”指黄帝，黄帝曾向一些有学问的老者学习如何性交）。人生的快乐莫过于今夜的快乐了，这种快乐即使到老得掉牙的时候也不会忘记呢！　　可以看到，这首长诗不仅叙述了“嫁妆画”，而且把新婚的性生活写得多么蕴藉，多么深远！　　除了“嫁妆画”以外，中国古代还有一种性教育工具是“压箱底”。它是一种瓷器，有的比拳头还小一些，外表多作水果状，有盖，内藏一对呈交合状的男女。平时，人们把它放在箱底以辟邪，到了女儿出嫁前，母亲把“压箱底”取出来，揭开盖以示女，让她体会“夫妻之道”。

第三部分：充满象征义的性器物意蕴深藏的性启蒙（2）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性教育一般都在母女之间进行，这是因为，“男女授受不亲”的原则使母子、父女之间不能谈这种事，而“严父”和儿子谈性问题又是亵渎，所以只有母女相传了。所以对结婚的小夫妻来说，妻子的性知识往往比丈夫多，而且女性比男性发育得早，妻子的年龄又往往比丈夫大几岁，所以过夫妻性生活往往是妻子教丈夫。　　其他性教育方法类似“嫁妆画”、“压箱底”这样的“形象化教具”在宫中也有，这就是所供奉的密宗欢喜佛。密宗提倡“男女双身”、“男女双修”，欢喜佛也多作男女交合状。　　在明代、清代，宫中多供奉欢喜佛，而且有时组织王子、王孙们去看，明代的《通俗编》记载：“欲以教太子，虑其长于深宫，不知人事也。”　　当然，古代的性教育也绝不仅是“暗示引导”，也有一些性学古籍可供阅读，但不那么普及。少女出嫁时，奶娘、稳婆、小姊妹可能会教她；也可能小姊妹们会在新嫁娘窗前唱山歌，这些山歌都有性内容。唱山歌虽有调笑的成分，但也有性启蒙的作用。　　四、性工具的流行　　在中国古代，性工具尤其是人造阴茎相当流行。对于性工具，古人称之为“角光生”、“藤津伪器”等，它的功能主要有二：一是补充的功能，女子由于种种原因得不到性交的满足时，往往使用它；二是娱乐的功能，在男女过性生活时，以它嬉戏，以增加乐趣。　　性工具在中国源远流长性工具在中国古代出现得很早，在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中展出了一个石阳具，有柄，说明它是实用物，据鉴定这石阳具已有三千五百年之久。这说明中国人至少在三千五百年前就会使用性工具了。在这以后，历代都有不少人造阴茎出现，青铜的、玉的、镏金的、瓷的、陶的、骨的、木的等等。2002年7月，在西安郊区发掘一个汉代古墓时，竟一次发现七个青铜的和骨剔的人造阴茎和阴茎护套，从这个墓的墓葬来看很一般，墓主人很可能是个平民，而平民墓葬却有这么多性工具，可见此物当时使用之广。　　可是，到了明、清两代，性工具却被称为“淫具”，这是和当时的性禁锢分不开的，性即淫，追求性快乐即淫，那么性工具当然是“淫具”了。其实，性工具的补充和辅助的意义是很大的，例如摘树上的果子，手臂够不着就用棍子打，棍子就是手臂的补充；老年人腿没劲了，要用拐杖，拄拐杖就成为腿力的补充。那么，如果生殖器的功能有些退化了，为什么不能通过一些药具或工具来补充呢？至于夫妻之间嬉戏、快乐，双方自愿，又不影响他人，又为什么要否定它呢？　　性工具在古代广泛使用的原因不论怎么说，中国的古代对性工具虽然不明着提倡，却也是默许的，究其原因，大致有四个。　　第一，明、清两代极力提倡女子贞节，夫死不得改嫁，有不少女子，青春妙龄，要守空房几十年，长夜漫漫，是很难熬的。清代青城子《志异续编》讲了一个故事：有个寡妇，为夫守节六十年，每到夜深难眠时，就把一袋铜钱撒在地上，然后再一一拣起，如此几遍，直到倦极才睡。在历史和笔记小说中没有提到守节妇夜间用人造阴茎自慰的事，可能这不便明言，但是从撒铜钱一事看来，寡妇使用性工具真是太可能了。在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中，展出了一个箱枕，在箱枕的夹层中就藏着一个木制性工具，这个箱枕很可能属于一个寡妇使用的，长夜难眠，就用这个性工具“解渴”了。　　第二，古代官宦豪富之家往往广蓄姬妾，一个男主人要养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小老婆，显然不可能满足她们的性要求，于是这些女人只能用性工具来“解渴”。古人对女人偷汉（现代时髦的说法叫“婚外情”）是严厉禁止、惩罚极严的，因为那样会影响子女的血统，影响到私有财产的继承，而使用性工具则不涉及这些问题，也不叫“失贞”了。有时，男主人还鼓励姬妾用性工具来自慰。例如西汉有个中山靖王刘胜，以姬妾众多而闻名于史，他亲自设计并制作了一种双头铜制阴茎，长短粗细的不同阴茎末端还有个小疙瘩以刺激女子阴蒂，十分科学。此物于20世纪60年代初挖掘满城汉墓时发现，现存河北省博物馆。　　第三，有性功能障碍者使用。例如太监被阉割后，丧失了性功能，可是有些太监还要和宫女结为“菜户”（假夫妻），于是就只有使用性工具了。例如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中保存的一个瓷质性工具，就是从天津静海的一个太监墓里发现的。　　第四，明、清时代，福建、广东一带海运发展，不少人出海谋生，漂洋过海几年才回来，长期守空房的妻子有时就用性工具来自慰。由于需求的女子多，所以店里也有卖的，但不是公开的。女子去这个店，把头戴的斗笠摘下，放在柜台上，斗笠下面压着钱，然后离店办事过一会儿回店，拿起头笠，钱已被店收去，只有一个性工具压在下面。这就是他们的交易方法。　　总之，从性工具的使用上，也可以看到古时的许多社会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