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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关于本书

■ 中文出版史上介绍圆明园最详尽的一本书！
严谨的考证、流畅的叙述、精采的图片、丰富的内容。
本书让读者感同身受圆明园的荣辱与大清帝国的兴衰！
■ 圆明园是满清五位皇帝──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的皇家大乐园，历经了一百五十余年的不断经营，建造和修缮工程几乎无一日中断。圆明园集明清园林建筑艺术之大成，更包含了西洋建筑艺术，成为大清帝国一颗璀璨明珠，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有名的大型宫殿式御园，可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雄伟的帝王宫苑。
■ 然而，何以今日论及圆明园总令人不胜唏嘘、百般无奈？本书细说从头，涵盖了三个面向，让读者深入了解这座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伟大园林建筑。
首先，呈现出圆明园建筑的外观与内涵，讨论这些组成部分的来龙去脉与演变过程，及其在美学设计与布局上的意义。
其次，检讨圆明园的兴衰原因，以及被焚毁后的遭遇。
最后，探索圆明园各方面的人文活动，包括皇帝及其亲属、侍从、大小官员、太监、待卫、僧侣，以及园内各方面的现实生活，诸如游览、接见宾客、处理政务和写作诗文等。
■ 翻阅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宫苑，很快就得出三个共同特点。
第一、它们极其宏伟，被圈入皇家园林的都是最好的风景，有庞大的建筑群，以表现出让人敬畏的气派和天子的威严。冠冕堂皇是帝王宫苑最基本的艺术特征。
第二、园林建筑追求奢华、雄伟，和壮丽的外观，给人一种超华丽建筑的印象。
第三、它们根据神话题材来设计，像蓬莱仙山上的琼楼玉宇，来表达长生不老世界里的愉悦和梦幻。
■ 圆明园是中国园林艺术的巅峰之作，是中国历史上最雄伟的帝王宫苑。圆明园的兴衰，是大清帝国由强盛走向衰落的缩影。
■圆明园这座皇家御园的兴衰是满清帝国史的缩影，阅读本书不仅能体会圆明园的光荣与屈辱，更能理解大清帝国的兴盛与衰亡。
■ 本书从三个方面对圆明园进行了研究。首先，重现了圆明园的布局，呈现圆明园建筑的外观和内涵，阐述圆明园在美学设计和布局上的意义。其次，考察了从雍正至咸丰五位清帝在圆明园的日常及政治活动，探讨了圆明园的组织和功能。最后，检讨圆明园的兴衰，详细讲述了圆明园被焚毁、劫掠以及逐渐破落、荒废的过程。
■ 本书图文并茂地展现了圆明园兴建、扩展、衰落的全过程，从中不但可以了解圆明园的历史，更可以一窥清朝的兴衰史。
■  英文版原书《追寻失落的圆明园》（A Paradise Lost: The Imperial Garden Yuanming Yuan）于新世纪的第一年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被全美研究图书馆权威期刊《选择》（Choice）评选为2001年度“各学科最佳学术著作”（List of Outstanding Academic Titles）之一。
关于作者
汪荣祖(Young-tsu Wong)，国际著名历史学家。生于上海，长于台湾，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历任美国维吉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澳洲国立大学访问研究员，上海复旦大学以及台湾师大、政大、台大等校客座教授，2003年2月起就任嘉义中正大学讲座教授，现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咨询委员暨兼任研究员,美国维吉尼亚州立大学荣誉教授,纽约Peter Lang出版社中国近代史丛刊主编。著有《史家陈寅恪传》、《康章合论》、《史传通说》、《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学林漫步》、《诗情史意》、《史学九章》、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Zhang 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等专书十余种。
书成三题
山光水色叠楼台，细柳成丝菡萏开；
空有前朝残景在，风流散尽剩余哀。
天外狼烟久未消，僧王马队已多骄；
名园失落伤心事，欲寄清吟旧梦飘。
南疆痛史话从头，碧海鲸波震九州；
漫道圆明劫后火，且凭记忆写琼楼。
──汪荣祖

第一部分中文简体版弁言

本书中译本《追寻失落的圆明园》由台北麦田出版社出版后，江苏教育出版社吴兴元先生即与我联络，非常热心地要出大陆简体字版，并先后向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与麦田出版社购得出版权。不到几个月，简体版的校样已经印出，增加了不少图片，改正了一些笔误，印制也大方美观。我对小吴的敬业与诚恳，表示感谢。
此书原由英文写作1，当然要顺着英文的语法与思路写；然而由英文译成中文，译者往往不能完全摆脱原来的语法与思路的羁绊，以便转化为道地的中文，读来不免有点别扭。我于审订译稿时，虽多加润饰，但难以改头换面，此次校阅简体校样，又作了若干文字上的修订。我若用中文写此书，写法肯定会大不相同，不仅文字而且谋篇都会很不一样。
我们华人碰触到圆明园，大都会带点民族情绪2，从当年亲眼看到圆明园起火的陈宝箴，目击英法联军烧、杀、抢、奸的李慈铭，到近代变法家康有为，保守派作家林纾，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李大钊，诗人顾随，学者向达，将军张爱萍，各人思想背景虽异，对名园遭外来暴力所毁，莫不痛心疾首，都感到莫大的屈辱与悲愤。我个人初访荒芜的圆明园时，也不免触景生情，很能体会前人的悲愤，曾调寄《水龙吟》一阙：
名园早已荒芜，百年憾事今难状，天津失守，北京易手，皇城焚掠。壮丽成空，火龙吞树，残垣相望，叹金楼凤阁，都成劫烬，寻陈迹，空惆怅。
闻道旧园新造，乍听之心情波荡，山林仍在，玉泉滋润，清流可畅。只欠东风，吹开帘幕，碧湖涟涨，愿天公眷佑，长春不谢，坐圆明舫。
当时填词的心情仍希望能重现圆明园的昔日光辉，然而当写书时，已感到重修圆明园之无意义，最大的问题尚不是财源，而是技艺失传。再者，即使财、艺俱备，再造出来的圆明园也是假的，还不如好好整理与保存真实的遗迹。圆明园虽称“万园之园”不误，但其不同于万园，正因其具有异于寻常的兴亡痛史。遗迹所呈现繁华与屈辱的历史记忆，以及现场逼人的沉寂，也正是此园之所以特别令人低回，起遐想之处。圆明园遗址的悲凉之美，自然而然会激发无从压抑的民族情感。
我在写圆明园遭遇到洗劫与焚毁一章时，力求作一个“无情的历史书写者”（dispassionate historian）；然而，不容置疑的史实与普世价值诏示我们，抢劫以及焚烧圆明园都是难以自圆其说、难辞其咎的行为。最近香港大学英文系一位副教授为文指出，下令焚毁圆明园的第八代额尔金男爵的父亲，任驻奥斯曼帝国大使时，即曾破坏文物，将希腊“帕提侬神庙”（Parthenon）里的塑雕大理石像运回苏格兰老家，被伟大的诗人拜伦（Lord Baron）痛斥为太无天理与可恶的文物强盗；拜伦极爱希腊，故痛恨之至，因而要“让仇恨[永远]追索他（额尔金）的贪念”（May hate pursue his sacrilegious lust!）。半世纪后，儿子走父亲的老路，不仅抢走圆明园里的珍贵文物，而且将抢不走的烧了。这位作者觉得，从希腊被盗的石像到圆明园的废墟，对之必须作道德的批判，用“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来合理化19世纪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是“不道德的”，因其乃人类共同记忆中非人性的案例，必须谴责。3
当年写作此书时当然有未见的资料，特别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大量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然今已数字化，极易引用；其中有关圆明园者至少有192笔，诸如乾隆九年元月总管内务府“谘典籍厅奉上谕，新岁朕奉皇太后驻跸圆明园，所有灯节恭进皇太后筵宴及赐蒙古王等筵宴，应照旧举行”；乾隆十七年内阁大学士傅恒奏：“辛未科庶吉士散馆，拟于十月四日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考试，伏候谕旨”；乾隆十八年大学士陈世倌奏报：“西洋波尔多噶尔亚国进贡来使巴哲格，应赍方物进献，据钦天监择吉至日，带领来使至圆明园进献，恭候内廷收讫，知会内务府等所，有赐宴等事”；乾隆五十五年八月礼部“移会典籍厅，所有二十日正大光明殿筵宴其应行入宴之朝鲜等生番，在京一品文武大臣，外省提督巡抚，衍圣公，照例于是日五鼓，前往圆明园入宴”；道光十六年四月礼部“移会内阁典籍厅，本年丙申恩科典试，皇上驻跸圆明园，相应预行知会各衙门，凡开列读卷大臣务于四月二十日黎明各咸集圆明园，听候钦点”；道光二十年翰林院“谘稽察房奉上谕，庶吉士于四月十六日在圆明园正大光明考试”；同年礼部“移会内阁典籍厅为本年十月初十，皇太后万寿圣节，皇上诣绮春园进表行礼”；嘉庆十年七月十八日圆明园“谘典籍厅为库掌伊萨布等呈，称皇上谒陵，请照例谘行各衙门于圆明园大宫门两边各部院衙门朝房，派人前来看守，并将人役花名谘覆本处”。类此档案文献均可补充本书所述，圆明园除游乐以外，颇有繁忙的公务活动。
内阁大库档案也为本书所述圆明园里的“罪与罚”提供新的例子，如乾隆三十二年五月公兆德家人成禄在圆明园用刀戳伤袁朝礼并致死，刑部请旨将成禄即行正法。此未必是谋杀案，但不论动机为何，伤人致死按当时杀人偿命的原则，被判死刑不足为奇，也给我们提供了在圆明园内犯罪而被处死的例子。又从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五日的档案得知，看库步兵杨廷璧挖掘偷窃银库，也是拿送刑部严审；不过，巡防不力的参将李全等人则交兵部严加议处。
此书英文版精装与平装只印了1000本，麦田中文版也只印了2500本，对圆明园有兴趣的广大读者、有资格的评论者必求之于中国大陆，故吾于简体版寄厚望焉。

第一部分中文版引言（1）

我的英文版原书《追寻失落的圆明园》（A Paradise Lost: The Imperial Garden Yuanming Yuan）于新世纪的第一年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被全美研究图书馆权威期刊《选择》（Choice）评选为2001年度“各学科最佳学术著作”（List of Outstanding Academic Titles）之一，出版社与作者都感到莫大的殊荣。今承钟志恒先生费心翻译成中文，衷心铭感。
圆明园是清朝五位皇帝：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的皇家大乐园，历经一百五十余年的不断经营，工程几乎无一日中断，遂集明清园林建筑之大成，更包含西洋建筑，成为大清帝国的一颗灿烂明珠，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也是最有名的大型宫殿式御园。
中国传统帝王在儒家的影响之下，正式宫殿的设计都要按照周礼的规格，虽望之俨然，庄严隆重，合乎礼教，住在里面却不一定舒适自在，自然会利用其雄厚的资源，别建离宫，寻求舒适自在，满足享乐的欲望，于是汉有上林苑，唐有大明宫，宋有艮岳。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辽、金、元，也在北京一带建筑皇家园林。到明清时代，建筑跟庭园设计，经过数千年之演进，已臻成熟，甚至完美的境界。清朝皇帝即在此雄厚的基础上，挟其开国后丰厚的国力，在北京西郊营建了一系列的皇家园林，而圆明园就是其中最富丽堂皇的一座。
圆明园原是康熙给四皇子雍正的赐园，最初在规模上远逊于康熙本人的畅春园。雍正继统之后，逐渐将圆明园作为清帝的主园，因而开始扩建。清朝虽是少数民族政权，但汉化颇为彻底，无疑是一儒教帝国。雍正之重视礼教，固不在话下。他为了扩建圆明园，有意或无意中表露出为了享乐而有违礼教的顾忌。作为天子，举天下供奉一人，似乎是理所当然之事；然而作为一位好天子，却不欲过用物力，尽情享受。他登基不久，适逢母丧，特意延迟了正式入居圆明园的时间，可见自知园居是一种享乐，有碍儒家的丧制。
雍正皇帝一旦于1726年农历新正大张旗鼓入园之后，迅将园居作为常居。他显然觉得于心有愧，所以力言圆明园不仅是行乐之地，也是行政之所，并下诏在园内处理国政。他绝不是说说而已，立即在园中建起正大光明殿、勤政殿等官署，办起公来。朝中将相大臣亦络绎于途，来往于紫禁城与圆明园之间。惟当风雪严寒时，可免老臣朝见，不必为皇帝的园居付出过多的代价。雍正为了警惕自己，在园中的勤政殿里，高悬“无逸”两大字以自勉。雍正确实是一位勤奋的皇帝，似未因园居的快乐而妨碍公务。也许就他而言，可以在享乐与礼教之间得到一些平衡。
自此，圆明园成为皇帝常居之所，也因而成为活动频繁的一个中枢。从内阁大库档案可知，六部所报事由颇多与圆明园有关。诸如礼部于乾隆三年六月，知会指名官员于初十五日五鼓时分“赴圆明园内阁朝房齐集以便带领引见”；户部于乾隆五年六月十八日，在圆明园该部朝房集议河南省、田主、佃户交收租息事；乾隆于四十六年、五十五年分别驻跸圆明园，主持殿试事宜，又于五十五年八月二十日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设宴款待朝鲜等使节，以及在京一品文武大臣与外省提督等。皇上在圆明园设宴，引见官员，办理殿试、会试、复试等尤称常态，历五朝而不衰。
雍正扩建圆明园及其属园的欲望已很强烈，但比起乾隆皇帝来，可谓小巫见大巫。乾隆于1738年服完三年之丧后，正式住进圆明园。他自小就接受严格的训练，刻意要求自己，如何做一个符合儒家规范的好皇帝；然而他喜爱圆明园之深，以及大事扩建的欲望，难以自禁。在礼教影响之下，他自觉过多的营造与个人享乐有违儒家伦理，但在物质条件许可之下，仍然忍不住尽情大兴土木，以遂游观之乐的强大欲望。从他一方面诏谕不再营建，另一方面仍营建不懈的作为上，可见其矛盾的心理。他除了完成圆明园四十主景外，更向东扩建，营建完全以游乐为主的长春园，并六次南巡，将江南园林的精华，如狮子林等等，移植到扩大的圆明园。长春园以乾隆退休后的居所为名建造，然而事实上，早在他退休前四十年，长春园已经建成。我们不得不怀疑，他南巡的主要目的，名为探视民瘼，实为寻景建园。他为了建园所提出的种种理由，处处显示享乐与礼教在他心目中的天人交战。营建之欲终于战胜了简省民力之德，圆明园也就在乾隆时代成为万园之园。大清于乾隆晚年虽已由盛而衰，但圆明园的经营仍然不遗余力地持续，这是明显地糜费国库民财。
嘉庆皇帝集中财力兴修绮春园，并将其纳入圆明园，形成圆明三园的格局。道光虽以俭省著称，却肯在圆明园上花钱，兴建了好几座大戏院；至于维修与小工程，更从未间断过。咸丰登基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内忧外患，军费浩大，根本无力再事扩建，即使维持现状，也感罪过。圆明园原是供清帝游乐而建，但咸丰园居，竟成为话柄，传出种种荒淫无道的传闻。其实，从档案资料可知，有一次咸丰于赴天坛祭祀的前夜，在园中曾痛哭失声；然则咸丰天人交战的压力，由于国势的衰微，较其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方人往往认为，圆明园是清朝皇帝的离宫或夏宫；其实非也，而是清帝每年居住最久之地，自雍正起已是另一处听政之所。住在圆明园显然要比住在严肃的紫禁城里舒服得多，除了祭祀和礼仪之需必须回紫禁城，以及到承德狩猎、赴曲阜祭孔外，皇上大都是园居。以1775年为例，乾隆在园中一共居住了168天，居紫禁城105天，居承德66天，居曲阜44天。长久住在美观舒适的圆明园，日久自然生情，其情更表之于御制诗文，乾隆尤其是多产的诗人，对圆明园的四季景色，多有吟咏。此园无疑是清帝最珍惜钟爱、最引以为傲的一个大乐园。
英法联军的主帅额尔金（Lord Elgin, 1811—1863）决定焚毁圆明园，主要原因就是知道清帝宝贝圆明园之深，故要焚之而使其痛。咸丰得报，果然痛心疾首，不久以三十岁之英年，客死热河。圆明园之毁对清廷的打击固不止于咸丰皇帝，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对圆明园的怀念，均情见乎辞，甚至不顾众议，表达重新修复圆明园的强烈欲望。这种欲望更掺杂了强烈的国仇家恨情绪。但是在内忧外患的情势下修园，要比在盛世修园，更难被传统的道德观所接受。何况财力已经枯竭，根本无力修园。然而年轻的同治皇帝，在个人的期待跟母后的压力下，居然一意孤行，流露对圆明园无可排解的怀念之情，以及想要恢复旧时御园难以克制的欲望。

第一部分中文版引言（2）

同治皇帝竟以儒家的孝道为名，作为重修圆明园的理由。他的父皇咸丰因圆明园之毁含恨而死，并于弥留时将圆明园同道堂的印章相赠，以示不忘。他的母后慈禧早年在圆明园得到宠幸，且在园中生下同治，自然对于恢复御园旧时的风光，最为殷切。然而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国库空虚，虽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启齿。直到1867年，圆明园被焚已经七年，才由一位言官出面，主张募款修园，结果所得有限，风评不佳，同治及时谴责并处罚了这一位言官，以维护其体恤物力的形象。不过，他修园的强烈欲望只被礼教的大帽子暂时罩住而已，到了1873年，再也按捺不住。他于同年11月17日的上谕中强调，他之所以要修园，是为了尽孝，绝非为个人享乐。他说两宫太后抚育他长大成人，理应修复御园，使她们颐养天年。他也知道财政困难，所以并不要求重修整个圆明园，只要求修复部分，以应两位太后所需。话说得合情合理，完全符合传统礼教，于是内务府于二日后即开始作业。主要工程包括清夏斋、承恩堂、天地一家春等，都在万春园内，确为太后颐养所需。但关键仍是钱从哪里来？国库空虚，自会引发御史们的反弹。然而同治自以为理直气壮，欲强渡关山，更希望于1875年母后慈禧四十岁生日时完工。这种讨好母亲的孝心与强烈愿望，使年轻的皇帝大有不择手段达到目的的态势。他向内务府施压，向王公大臣募款，结果所得仍然有限，远不敷工程所需。但在皇帝的大力催促下，工程不得不展开；不过，开工不久，往往就因钱财不继而停工。同治原要修复3000个单位，后来虽然减到1420个，银钱仍然远远不够。
同治皇帝不顾一切修园，最后导致亲贵大佬们的一再干预。例如文祥于1874年4月2日呼吁停工，但皇上执意甚坚，置若罔闻，更亲赴工地，引起严重的安全顾虑，使恭亲王及帝师李鸿藻不得不积极出马劝阻，但5月9日的面见，毫无效果，同治于5月24日又秘密到工地视察，并在双鹤斋野餐。同治之毫不在意，令皇室震惊。同时，地方大员如两江总督李宗羲于1874年7月13日也上奏劝阻，力言圆明园即使修成，因洋人威胁未除，仍不安全，应效法汉文帝和宋仁宗于外患未除之前誓不修园的故事。此奏折明显蕴涵道德谴责的意味，并且促使翰林院编修李文田于7月20日要求同治立即停工。李文田过去虽曾捐款修园，此时则响应总督之言，直率地说，园工若继续，势将竭泽而渔，并举近日灾变不断，天象示警，不可不慎为说。然而这些以传统“礼教”来规劝同治皇帝，毫无效果。
同治可以不受规劝，但无法漠视财源之不继，往往发生工已开而钱未到位的窘境。虽有一些私人捐献，但沧海一粟，无济于事。如1874年的5月里，捐得三十万两，然所需则高达数千万两；二三十万两已见竭泽而渔之弊，令许多官宦之家，不胜负荷。更有甚者，重建圆明园除钱以外，尚需有钱也难以买到的巨型木材，同治曾向两湖、闽浙、四川一带的地方官，索取巨木三千，但湖广总督李瀚章、湖南总督王文韶均无以为报，因两湖沿江木材，早于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砍伐殆尽，故李瀚章奏称，唯有到贵州山区原始森林中去采伐。深入山区固已不易，运输至京，难上加难，根本是开一张空头支票塞责而已。其他各省也无木可献。绞尽脑汁搜寻巨木，终于导致一件丑闻，奸商李光昭以捐献木材为名，到处招摇撞骗，牵涉到内务府。军机处要求直隶总督李鸿章彻查此事，终于水落石出，原来李光昭利用皇帝求材心切，谎称有巨木可献，以骗取特权，同时还骗了外国商人。审判结果，李光昭于1874年9月28日被判死刑。不过在审判过程之中，好几位内务府大臣涉案，清廷于窘迫之下，不得不驱逐陪李光昭到华南去招摇撞骗的长龄，以及将内务府大臣贵宝、崇纶交部严加惩处。这是一件因修园而引发的大案，不仅于道德有愧，而且犯了刑法。
然而，丑闻之起，毕竟是由于皇帝一心一意要求修园的缘故。于是反对将大笔银子花在园工上的王公贵戚和政府大员，有更多的口舌；要求停工以爱民的呼声，更强而有力地挑战同治修园的孝心。在此情况之下，恭亲王伙同其他三亲王，文祥、宝两军机大臣，以及沈桂芬、李鸿藻两军机，奏请立即停工。要点有三：户部财力已尽，根本无法筹付内务府估计的一千万两到两千万两的修园费；内外反对园工的声音，不容忽视；修复紫禁城旁的三海，既可省钱又能奉养太后。并立即求见。同治皇帝在强大的压力下，修复圆明园的强烈欲望固难再伸，孝顺皇太后的借口，也难再自圆其说，可谓一败涂地。此一君臣相会，十分紧张，同治于气愤之余，冲动地要把皇位让给恭亲王，害得诸王痛哭流涕，吓得文祥跪地昏厥。修园的欲望终于被现实所击溃，同治帝终于1874年9月9日，在慈禧太后的同意下，完全打消修园的念头，不得不诏令无限期停修，残破的圆明园从此逐渐成为历史名词。至八国联军之役再遭巨创之后，圆明园更加日渐毁损消逝，以至于成为废墟，昔日繁华，仅成追忆。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圆明园之衰亡，主要由于外力入侵而遭摧毁，与历史上其他名园的没落，殊不能一概而论。唯有圆明园的一个叫清漪园的属园，修复为颐和园，留存至今。

第一部分中文版引言（3）

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清廷痛心疾首，给咸丰皇帝、恭亲王、慈禧、同治等直接“受害人”留下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此种掺杂了羞辱、愤恨、不舍等复杂的记忆，固不限于皇室成员。英法联军入侵都城，焚烧园林，必然会给当地人留下深刻的痛苦印象。京城的士大夫亲见夷兵如入无人之境，到处烧杀抢掠，强暴妇女，悲惨万状。他们目击了代表西方文明的英法联军如何蹂躏自己的乡土，而整个惨剧中最具体的印象，莫过于火烧圆明园。后来做到湖南巡抚的陈宝箴适在京师酒楼，亲眼见到西边火光浓烟，不禁痛哭失声，在他脑海里留下的对圆明园消逝的伤感，以及痛苦的记忆，恐怕绝不下于清朝皇家。事缘自圆明园焚毁那一刻起，中国士人并不认为此园仅仅是满族皇帝的私产，与己无干，实是中华文明中一个灿烂的象征，而竟遭西方帝国主义铁蹄入侵，无情摧残，而引以为耻。当时的英法联军，特别是英国帝国主义者，也是要刻意羞辱“野蛮的中国人”。参与此役的英国格兰特（Hope Grant）将军即以狠狠“打击了中国的骄傲”为得意，要中国人知道，“绝非欧洲人的敌手”。外国人大都无法理解中国何以要利用圆明园作爱国主义宣传，甚至加以嘲笑或谴责。然而中国人受挫之余，自然会产生同仇敌忾之情，并将此痛苦的记忆由晚清士人延续到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转化成为民族主义式的历史书写，将毁园作为民族主义与爱国情绪的宣泄点，并表现出重建圆明园以雪耻图强的强烈欲望。圆明园遗址公园的积极建设，也在强调爱国主义教育，欲使之成为中国人集体的耻辱记忆。公元2000年8月，北京市通过“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确定了圆明园公园整体保护的格局与框架。其范围横跨圆明园东西路，南北向则自清华西路到规划公路五环，面积达458.9公顷。也许作为凭吊之用的所谓“遗址公园”，更具悲情之美感；若一旦整体修复，似旧物而实非旧物，反而会磨灭历史记忆；如果手艺难以达到原有的精美，则更会有画虎不成的丑恶感。
无可抵挡的汹涌西潮，迫使中国接受西方的国际规范；近代西方文明中的正负两面，都在几代中国人面前展露无遗，圆明园的被抢、被烧乃是最活生生的一个阴暗例子，中国人对圆明园的记忆与感情，也必须从中国近代屈辱史中去理解。在园林史上，也许没有别的园林蕴涵如此丰富的记忆与情绪。
汪荣祖
2004年6月25日
写于嘉南平原

第一部分自  序

我对圆明园这座帝王宫苑产生兴趣是从1981年的夏天开始，那个时候我正在北京大学附近游览它的遗址。在之后的好几年里，我阅读并收集了许多关于圆明园的著作和论文。在1986学年，美国维吉尼亚理工学院暨州立大学（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准许我跟建筑学院的王绰教授一起讲授以圆明园为主题、为荣誉学生开的课程。我从王教授和班上同学的相互讨论里，受益匪浅。在同一年的夏天，我有机会再一次探访圆明园，并且在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读到一些非常引人注目的原始档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杨天石教授热心地帮我安排，从这些档案中帮我抄录了好几百页的文件，对此我深表谢意。
由于研究这座帝王宫苑的兴趣不断增长，促使我以此主题写一本书。在多年的准备的日子里，王教授一再给予我很多帮助。尤其在他的指引之下，建筑学研究生郁欣白先生为这本书绘画了很多既生动又专业的圆明园景观图。我要对他们两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20世纪80年代，我有幸在钱钟书教授（1910—1998）的北京寓所，先后四次得见这位近代中国词锋犀利的伟大学者。每一次他在许多主题当中，就清代统治者和他们的宫苑作出幽默和博学的评论时，都让我有五体投地的感觉。我将永远珍惜与这位最受人钦佩的学人曾经共度的时光。
我要感谢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历史学院的沙培德教授（Peter Zarrow）（译者案：现已改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在1997年花了他宝贵的时间帮我阅读这本书的初稿。他很热心地给我许多重要的建议和更多的鼓励。我并希望能对两位匿名的评阅人所提供的批评和建议，表达我的谢意。在修正书稿的最后阶段，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韩书瑞教授（Susan Naquin）与我虽不相识，但她热心地从天津发出电子邮件，回答我的查问，并且为我把查问转达给人在巴黎的维珍纳·蒂瑞丝（Regine Thiriez）博士，因而能够及时读到她有关圆明园焚毁的新书：《洋鬼子的镜头》（Barbarian Lens），作为有益的参考。中兴大学的孙若怡博士在1998年那年，慷慨地送我一份她刚完成的博士论文影印本，内容是有关圆明园内的欧式建筑部分，及时给我相当有用的资料去提升我手稿的若干内容。
在1998年的春天，应熊秉真博士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向她的同人和来自北台湾各县市的学者，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发表我有关圆明园的研究。一个小时的报告和讨论，让我获益良多。我的讲演后来写成一篇文章，刊登在由熊博士合编的一本论文集里。
我也要感谢夏威夷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的执行编辑派翠西亚·柯士比（Patricia Crosby）对于出版我这本书的热忱。总编辑池田万纱子（Masako Ikeda）和文字编辑罗比恩·史云思（Robyn Sweesy）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他们在安排和编辑工作上的专业态度，让我感到十分幸运能与他们一起完成这项工作。最后，我要感激我的妻子陆善仪帮助我为这本书绘制一些有用的图像和地图。

第一部分导论（1）

圆明园这座皇家御园的兴衰，是清朝帝国史的一个缩影。它的兴起，跟康熙大帝（在位期间1662—1722）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之崛起是并行的。圆明园总共耗了一个半世纪无休止的营造，成为一座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从未有过最雄伟的帝王宫苑，可说是伟大中华帝国的一颗闪亮的明珠。这座巨大的庭园在来华传教法国神甫王致诚（Jean-Denis Attiret, 1702—1768）的眼里，可真是“人间天堂”（a paradise on earth）。
“圆明”这两个字在字义上是“圆融和普照”，意味着完美和至善，但事实上这个名字是佛语。引用著名的唐代僧人玄奘（公元600—664）所说的，赡部洲中释种净饭王第一夫人，今产太子悦豫之甚，因为他将是大彻大悟之人，当证“圆明一切智”1。康熙和雍正两帝喜爱佛学，是众人皆知的。康熙被誉为“佛心天子”，而雍正也称自己为“圆明居士”，因此，康熙选择这个富有佛学意涵的名词作为宫苑的名字，一点也不让人意外。另一点也不让人意外的是，圆明园和大清帝国同享光荣与屈辱，圆明园的摧毁跟大清帝国的衰败是分不开的。正确地说，由于大清帝国在19世纪的式微，让这座帝王宫苑得不到保护而陨落。
这座受佛光“普照”的帝王宫苑，不管是否真能得到佛祖的庇佑，就像在天际坠落的流星，突然在地球上消失。但这座失落宫苑的历史记忆仍然存在，晚清以来的中国人继续以夹杂着缅怀和悲伤的深切情怀，来检视这个悲剧。在长达一个世纪中国屈辱的辛酸记忆当中，圆明园被外国军队焚毁，特别令屈辱者感到伤痛。
虽然一再有人建议要恢复圆明园昔日的风光，以洗刷过去的屈辱，但一直无法做到。要重建这座失落宫苑的雄心壮志之所以从未能实现，除了需要巨额经费之外，也因为昔日的园艺技巧，多已失传，几乎是不可能再恢复它旧日的风貌。这个园子可是清朝在极盛时，花了一个多世纪时间的经营，才宣告完成。如果说圆明园代表一个强大帝国的骄傲，那么帝国衰弱之后，还要来修复这座伟大的宫苑，就像要恢复帝国一样地不可能。近年为了旅游观光而在原址重建的几座新建筑，无论在设计上还是手艺上，都显示出瑕疵，让人对正在失传的技巧更感到忧心忡忡，恐怕用来创造这座壮丽宫苑的熟练工艺，可能就此已消失于天壤间。
由于恢复这座“失乐园”的希望至微，我们大概只能从过去的记忆当中来欣赏它的壮丽和风光了。但即使是回忆，也正在快速消失之中，尤其是有关圆明园的英文文献。马隆（Caroll Malone）在1934年出版的History of the Peking Summer Palaces Under the Ch読ng Dynasty和丹比（Hope Danby）在1950年出版的The Garden of Perfect Brightness两书之后，还没有严谨的新论著发表，而这两部著作就学术研究而言，难称严谨，因而许多当代西方汉学家未能准确理解这座伟大的帝王宫苑，并不让人惊讶。莫里斯·亚当（Maurice Adam）在其1936年出版的著作L誒euver Architecturale des Anciens Jesuites au XVIII Si廲le（The Architectural Works of the Old Jesui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曾误将圆明园视做“18世纪耶稣会教士的建筑”，而近年法国学者皮拉索里特·梭史提梵斯（Perazzoli-t誗erstevens）在1988年出版有关圆明园的论著，仍然把“西洋楼”误作圆明园。2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在他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里，居然也说：乾隆任命耶稣会的建筑师和设计师，去完成圆明园这座位于北京郊区，建立在湖滨公园的雄伟欧式夏宫。3事实上，由耶稣会传教士设计的所谓西洋楼之欧式宫殿，仅仅是圆明园内很小的一部分；以“夏宫”来称呼圆明园，也不恰当，因为自雍正（在位期间1723—1735）以来，清朝皇帝都没有特别把这座宫苑当做避暑之处。其实，圆明园是前后五朝皇帝，分别是雍正、乾隆（在位期间1736—1795）、嘉庆（在位期间1796—1820）、道光（在位期间1821—1850）和咸丰（在位期间1851—1861）长年的重要居所，他们在夏天时多半会去热河的承德避暑山庄。4
圆明园在当代中国的知名度一直是相当地高，因为大众一直对外国军队烧毁这座壮丽的帝王宫苑一事耿耿于怀，甚至有点着迷。因此许多现代作家都热衷描写有关圆明园的故事来吸引读者，各种逸闻秘史从不间断地出现在杂志和报纸副刊里。香港导演李翰祥制作《火烧圆明园》这部电影，就曾经被华语世界认为是最好的历史剧之一。在圆明园遗址公园对外开放之后，研究圆明园的中文著作也从1980年开始不断增加。来自不同领域的作者从事各种专业的微观研究，圆明园学会就在1984年12月1日成立，透过收集资料、研究和出版，进行圆明园的维护工作。不过，一直到了今天，仍然没有一个人对这座壮丽的宫苑做全面而透彻的深入研究。

第一部分导论（2）

我对圆明园发生兴趣是从1981年开始，那个时候我初访位于北京城西的海淀区，参观了圆明园的遗址。在那里我所看到的仅是一片荒野，不禁勾起了我对过去的想象。我在山泽之间找不到一处地方，可以看出这是由超过一百五十个精心设计的景点所组成的巨大宫苑，更不用说那无数的建筑和亭台楼阁，早已不见踪影。我从此尽量尝试寻找有关圆明园的文献。由清代学者所编辑的一系列书刊，如于敏中的《日下旧闻考》（1774）和程演生的《圆明园考》（1928），还有关于圆明园著名四十景的诗和图册都非常有价值。另外还有珍贵的西文资料，例如在乾隆朝服务多年并亲眼目睹宫苑的王致诚神甫，和那些抢掠并烧毁这座宫苑的英法军官所写下的见闻。不过，直到1985年我才从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收藏中，获悉现存大量有关圆明园的文献资料。我在1986年访问北京期间，就从档案馆里影印了一些有用的资料，不过那只是沧海一粟而已。到了1991年，档案馆挑选出大量的档案资料，印制成两大册出版，大大地补充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所能得到的文献来源。这两大册档案资料集不单为研究者提供了馆里所收藏的文献样本，而且包含了许多关于圆明园的历史、建筑、管理、重大的政治活动、皇家起居、珍宝、损坏、修缮和损毁等相关文献。这些文献尽管是经过挑选出来的，仍然对我的研究十分有用。得到这些从未被人应用过的资料，再加上旧有的文献，我感到有了足够的信心，开始深入探讨这个题目。我主要的目的是尽可能在字里行间重现这座已经消逝的宫苑，并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圆明园到底是个什么模样，它的外观是如何在演变？第二，园里面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它曾经遭遇过什么事？
这本书的研究涵盖了圆明园的三个方面。第一，我要呈现圆明园建筑的外观和内涵，包括建筑物、庭院、桥梁和景点，并且从一些例子来讨论这些组成部分的来龙去脉，它们是如何逐渐地在演变，以及在美学的设计和布局上的意义。圆明园本园部分是在1744年完成的，长春园是在1749年并入圆明园，而由多座小园林组成的绮春园则是在1772年才被并入。因此，我们所知道全盛期的圆明园，实际上是由“圆明三园”所组成。
根据近年的调查，圆明园占地3.4平方公里，或者是5100亩（约合775.5英亩），周边的测量长约10000米，呈长方形，从东到西大约是2415米，从北到南差不多1890米。在这个广大的空间里，曾经营建了16万平方米的人工建筑。许多建筑物都代表了传统中国建筑的精华，并且与周遭的环境相配合。细心的思索和无限的创意随处可见，包括了独特的欧式建筑在内，西式建筑同样和整个庭园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目前仍然保存良好的颐和园（原本是圆明园的一座附园）、在热河的承德避暑山庄，以及少数幸存在中国各地的明清园林，对重塑圆明园的建筑外貌来说，都极有参考的价值。留心每一座园林的独特风格，可为我们提供中国帝王宫苑在视觉上的直观，以及理解文献的基础。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显示整座圆明园的三张巨型地图，和一些个别建筑的原始模型，也是重要的指引。本书的第一部分就是要描述圆明园的风景和那些人工建筑。
第二，我要检讨圆明园的兴衰，也就是历史叙述大清帝国全盛期所代表的文化、思想和精神，以及预告帝国灭亡和文化衰落的入侵、抢掠和烧毁的悲剧。我也将会检视这座宫苑被焚毁后的遭遇。清朝并没有觉悟到所面临的问题之严重性，以至于想要重建这座已遭焚毁的宫苑。有些建筑物修复了，但并没有完成。后来的义和团运动，给这座已经残破的宫苑另一次重大的打击，而气数已尽的清朝也只好任由这座破落的宫苑，在人为和自然灾害等无情的侵蚀之下，慢慢地荒废。这段庄严和屈辱的故事，将是本书第二部的内容。
第三，我会探索圆明园这个曾经是清帝五个世代的居处，其中各方面的人文活动。皇帝及其亲属、侍从、大小官员、太监、侍卫、僧侣，以及所谓园户，在园内各方面的现实生活，诸如游览、接见宾客、处理政务和写作诗文等。更重要的是，由于清帝长年驻跸圆明园，这座宫苑实际上已成为帝国的中枢。
雍正皇帝最先在园内建造一座跟紫禁城内的太和殿一模一样的正殿。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些清朝的天子比较喜欢住在愉悦的园林环境里，紫禁城内的宫殿，显得太严肃了。五世清帝把圆明园当做他们长住的居所，自然极为重视此园。随着时日的增长，圆明园里聚集了极为丰厚的财富，包括珠宝、文物和书籍。七部几乎包罗所有中国典籍的《四库全书》之一，就放置在圆明园里。另外，在几百幢建筑物和楼阁之内，都藏有书籍和工艺品、奢侈的家具和昂贵的装潢。毫无疑问，如果圆明园能保存到今天的话，它将会是全世界最伟大和收藏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不过，随着圆明园的毁坏，许多昔日在园里的政治和文化活动就像逝去的风一样，再也找不回来了。虽然如此，由于近年档案资料的开放，让我能够取得一些证据去重塑过去曾在圆明园里的人文活动之一鳞半爪，包括清帝的日常起居、管理的组织和功能，以及犯罪和惩罚。

第二部分：建   筑缘  始

在讨论圆明园这个中国有史以来最雄伟的园林兴起之前，首先让我们概述一下中国传统的园林艺术。园林设计和营造建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生活在美丽而风貌不同的特殊山水之中，使中国在过去三千年来发展出具有特色的园林美学。一般来说，中国艺术家，无论是诗人、画家，或园林设计者，都效法自然，并推崇那种全然天人和谐的感觉。
众所周知，中国的诗与画有非常密切的关联。现代的学者经常引用苏东坡（1036—1101）赞扬唐代艺术家兼诗人王维的作品时所得出的评语：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可以肯定的是，虽然诗与画都有各自的标准和形式，但两者共有一个广受欢迎的主题，就是强调山水之美，以及包含于其中的微妙情感。这种密切的关联性也存在于诗和庭园之间，著名的中国园林专家陈从周就把理想的园林视做优美的诗词。1
同样的关联性也存在于山水画和园林设计之间。举例来说，中国画家和园林设计者都遵循一个引人联想的基本法则：呈现漂浮的远山、远树，以及悬于天际的船只。在中国园林史中，有不少园林的设计就是依据著名的山水画来建造的。当代建筑学家彭一刚就正确地指出，中国绘画为中国园林的建筑风格定了调。2
当然，中国的山水画家除了深深地被田野的宽广辽阔触发灵感之外，也极受水墨山水画和诗词所呈现之自然美的影响。可以说，绘画和诗词两者为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的概念化提供了特别优美的意境。园林跟诗词和绘画一样，是艺术、抒情和风景的一部分，许多庭园设计者本身也是够格的画家和诗人，所以他们很自然地为园林环境注入一种建构形式，这种建构形式自然流露出画与诗的气质。这就是为什么够水准的传统中国园林会被认为好像是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中国园林虽由人工建造，但整体景观构成表现出像自然界一样地自然。既然园林建筑跟周围风景和谐一致是中国园林设计的必要条件，把人为建筑添置在风景中就需要巧夺天工，将建筑与自然交融为一体。
相对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呈几何形式的庭园，中国园林艺术崇尚没有束缚的美，强调自由形式、持续流动和意想不到的曲折变化，然而拟真的自然环境却又是人为的创造。辽阔的自然可以被浓缩在山水模式之中，需要的只是“咫尺创寰宇”或会聚成“乾坤在一盆”。具备峰顶、绝壁、沟壑、峡谷、溪涧和瀑布的假山是中国园林的基本，虽然18世纪的英国庭园也换成田园风貌，但中国这种“象征性的表现主义”跟欧洲的写实主义传统还是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传统的中国园林可以区分为四个不同范畴，就是一般大众休闲的风景公园，宗教团体的寺院园林，由文士拥有的宅第庭园，和悠久而极其壮观的皇家园林（或帝王宫苑）。翻阅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宫苑，很快就得出三个共同特点。第一，它们极其宏伟，被圈入皇家园林的都是最好的风景，有庞大的建筑群，表现出让人敬畏的气派和天子的威严。冠冕堂皇是帝王宫苑最基本的艺术特征。第二，园林建筑追求奢华、雄伟和壮丽的外观，给人一种超华丽建筑的印象。第三，它们根据神话题材来设计，像蓬莱仙山上的琼楼玉宇，来表达长生不老世界里的愉悦和梦幻。3圆明园就是最壮观的帝王宫苑，在中国园林设计的历史当中从未有过。

第二部分：建   筑帝王宫苑的兴起

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帝王宫苑。中国的统治者跟全世界的帝王一样，都喜欢享乐，他们运用丰富的资源在正式的宫殿之外，为自己建造华丽的庭园和壮观的园林。中国早期的帝王宫苑跟国家的形成几乎是同步出现，早在半传说时期的夏朝（公元前2033？—前1562？），君王桀就曾经建造十分奢侈的瑶台供自己享乐。4根据商朝（公元前1562？—前1066？）遗址挖掘到的甲骨文，证明了这个给君王享乐的狩猎场曾经存在。帝王拥有不同的享乐场所，地点都坐落于王城里或附近的地方。从商朝到秦帝国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原期间，中国君王通常在远离王室宫殿的地方，寻找引人入胜的空间，以求欣赏景物之美，并建造提供休憩和暂住的苑囿。5大部分苑囿是由高台、花圃、鱼池、鸟笼、兽栏和舒适房舍组成，许多设置逐渐转化成乡间别墅，被称为“离宫别院”。这种享乐场所的其他名称还包括灵台、灵沼和灵苑，这些名词都出现在《诗经》里，指的是周王的宫苑。6
秦始皇（在位期间公元前221—前210）征服中原期间，曾依照被他灭掉的六国宫殿样式，建造美轮美奂的宫殿。最后他在渭河沿岸所盖的宫殿数量绝不少于三百座，当中最宏伟壮观的宫苑就是上林苑。它位于渭水南岸，距离帝国首都咸阳大约八公里，面向渭河。上林苑是由高台、池沼、苑囿、林地，以及传说中的阿房宫所组成，7根据清代学者的研究，阿房宫是非常庞大的宫殿群，看过去就像一座城，这座显赫的上林苑被接下来的汉朝继续扩建。
到了汉朝，许多苑囿都转化成宫苑，由园地、宫殿、庙宇、池塘和湖泽组成。到了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在位期间公元前140—前87）就盖了十二座以上富丽堂皇的宫苑供自己享乐，其中最宏伟壮丽的是建章宫，耸立在太液池南边，池中点缀着许多假山，营造出“仙境”的气氛。8美丽的风景围绕着人工建筑，就成为后来建造帝王宫苑的基本元素。汉代的帝王宫苑虽然早已消失，却为后世壮观的宫苑提供了典范。9
在皇室和大臣的追求之下，私人园林也在汉代兴起。当然唯有财富和权势才能提供足够的资源来追随皇帝，建立一座供自己享乐的园林，不过一般在气势上远不如皇园壮观。10 从汉代在公元2世纪式微，直到中华帝国在公元6世纪再度复兴的这段期间，政治中心已经由长安转移到洛阳，新的帝王宫苑和私人园林也就在洛阳相当兴盛。在帝王宫苑当中，最负盛名的是由魏明帝（在位期间公元227—239）建造的芳林园。明帝十分热衷这项工程，他调动几千名工人，在官员和专家的帮助下，在洛阳东北方建造这座园林。他命人挖出一个名叫苍龙海的巨大湖泊，并竖立一座名为景阳山的假山，这些石材都是直接从遥远的太行山上运送过来。11
晋武帝（在位期间公元265—290）大力修复这座帝王宫苑。中国在这段长期分裂的时代中，由于同时并存好几个皇朝，因此帝王宫苑在平城（今日的大同附近）、龙城（今日的辽宁）、建康（今日的南京）等地方都可以找到。随着南北朝富裕的世家大族在这个时候兴起，私人园林也到处兴盛，有些私人园林的壮观程度更足以跟帝王宫苑相匹敌。12 这个时期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在富庶的长江三角洲有各式各样的文士庭园，虽然不是很壮观，但这些庭园都以幽雅为目标，来表达文人向往宁静和朴素的田园生活，这是对当时乱世的一种共同心理反射。融合逃避现实和自然主义，结果激发出所谓山水园林的兴起，与由来已久的山水画和诗歌互相配合。13这种含有自然主义的山水园林或庄园是由流水、池泽、沟壑、巨岩、幽谷、树荫和假山组成，再与亭台楼阁合为一体。整个人工创作再配合周围的自然景色，就成为建造帝王宫苑的基本要求。
中国在公元7世纪初再度统一，隋朝（公元605—618）在渭河南岸建立新都大兴城时，把整个大兴城的北边划为皇家的宫苑。隋炀帝在历史上以荒淫奢侈闻名，即位不久就在以园林和花卉闻名的洛阳辟建雄伟壮观的西苑。西苑是根据神话设计的，由三座人工岛构成，每一座人工岛上都盖了大量亭台殿阁，延伸成十六院，没有一处景点不和自然风景协调一致，西苑里主要湖泊的直径就达十余里（大约五公里）。根据史书记载，这座巨大的宫苑可以容纳隋炀帝及其庞大的侍从，其中还包括上千名歌姬。隋炀帝后来又在江南建造了许多宫苑。后代的历史学家描述隋炀帝好恶无常，从来不会满足于自己不顾一切所取得的种种享受。14他毫不犹豫地追求玩乐，被批评是隋朝速亡的原因。
大唐（公元618—907）的统一使中华帝国再度恢复活力，其惊人的财富和力量把山水画和园林设计的审美标准提升至更高层次。大明宫是唐代建造的皇家宫苑当中最为壮观的一座，它在公元634年落成，包含三十幢以上的建筑物，由优美建筑、精致装饰和广大的湖泊与树林组成。近年挖掘到的含元殿遗址只是整座大明宫当中的一幢建筑，由东向西的长度是75.9米，由北向南是41.3米，仅从这幢建筑就可以想象整座大明宫有多雄伟了。

第二部分：建   筑园林艺术的成熟（1）

除了巨大的帝王宫苑之外，唐代的文士庭园也十分兴盛，例如柳宗元（公元773—819）把荒野改变成享乐的庭园，包含了湖光山色与楼台别馆。唐朝大诗人王维在辋川拥有的别业（庄园别墅），里面就有山石、蜿蜒的湖泊、竹室、柳树、花圃和船埠，是诗人享受作诗之乐和招待朋友的好地方。另一个享誉盛名的诗人白居易被江西庐山的美景所吸引，于公元817年的春天在这里盖好他的草堂。15除了欣赏美景之外，这些私人庭园也是文士辞官或失意时退隐的地方，他们通过山水体现自己的情感，也借山水抒发他们的情怀。不管怎样，在这个中国诗歌的黄金时期，唐代知名的诗人学者都热衷在郊野以他们的艺术巧思打造自己的庭园。他们通常会用漂亮的书法写出具有诗意的名字来设计自己的庭园、厅堂、别馆，以提高优美典雅的效果，后来帝王宫苑的设计者也采用这些文人的情趣。另外，唐代接触到中亚和西南亚的外来文化，园林也明显受到外国的影响，像冷水循环的装置、希腊风格的柱子，以及在建筑和石牌楼中运用圆拱技术。16
由于吸收了禅宗的影响，山水园林在宋代（公元960—1279）达到美学的巅峰。山林、流水、树木和花卉的自然美给禅修者感应以至于达到禅悟，并修证形而上的禅宗境界。因而在美景之中找到禅寺并不让人讶异，实际上禅寺本身就是一座山水园林，禅宗的美学、意境和愉悦无可避免地注入园林艺术之中。诚如任晓红所说，禅宗有助于提升私人庭园，并影响到中国园林的特色。17
由于新添高雅情操的元素，以及拜技术进步之赐，建筑物的修建已经达至高度成熟。一般来说，富裕的上层阶级、先进的技术和艺术家的品位，都促进了园林建筑的迅速发展，所有精英人口都热衷于建造自己的庭园，在园里欣赏人工打造的山林水泽和花卉之美，也可以邀请客人一起享受美酒、宜人的音乐和诗意。这些私人庭园的传统功能一直延续到近代之前的明清时期。
在这种背景之下，没有人会对帝王宫苑的雄伟壮观和奢侈程度感到惊讶。公元962年，宋代的开国皇帝在首都开封的东北方依照洛阳的宫殿和园林样式，营造一座壮丽的花园城市，并且修复宜春苑和玉津园这两座老旧园林；而皇室又继续在公元966年和980年盖了琼林苑和金明池两座新的帝王宫苑，这些宫苑到公元12世纪初还一直存在。每年春天，宋代的皇帝十分自豪地命令侍从开放琼林苑和金明池这两座壮观的宫苑给民众游赏，直到皇帝在冬天离开才关闭宫苑。18
不过，宋代最好的帝王宫苑应当是宋徽宗在公元1117年修建的著名艮岳，它覆盖一面巨湖，直径达6.4公里。虽然宋徽宗是个平庸的皇帝，却是一个天才艺术家，书法字画都属一流。他把自己的艺术感发挥在众多的亭台楼阁和长廊台观中，以及宫苑里珍贵的树木、花卉和竹林。为了让艮岳永垂不朽，他要求从南方运送大量体积巨大的花岗石（事实上这是来自太湖的太湖石）。取得这些石头的代价非常高昂，不但需要庞大的人力将这些非常沉重的石头一路运到开封，而且沿途经过的大运河、众多桥梁和灌溉系统都因为运送石头所开辟的道路而受到损害或破坏。19很多历史学家相信，引起民怨的花岗石运送是导致北宋灭亡的原因。不过，艮岳及其伟大的艺术创作，特别是山丘、湖泽、奇石、树林、花卉和人工建筑的鲜明布局，基本上为数个世纪后的圆明园建立了一个令人赞叹的先例，唯一显著的差别，就是圆明园没有像艮岳那样规模的动物园。

第二部分：建   筑园林艺术的成熟（2）

与宋朝并存的契丹辽朝和女真金朝，统治了中国北方几个世纪之久，他们的统治者在今天的北京四周建造了许多优美的庄园别墅。后来蒙古人建立元朝，以北京作为他们的大都。虽然蒙古的皇帝和亲王都不是杰出的园林建造者，但是有人认为山水画达到最辉煌的时代是在元朝，而且毫无疑问地对后来的园林设计与营造产生了正面的影响。像赵孟（公元1254—1322）这类卓越的艺术家因为将绘画技巧转化成园林设计而赢得赞誉。20在这个时期，北京作为蒙古人在中国的政治中心，几乎所有的帝王宫苑都建造在北京近郊。后来的明朝皇帝，特别是永乐帝（在位期间公元1403—1424），在北京重新修复并扩建元朝皇帝的大院，即后来的紫禁城，并在宫内建成御花园，这些建筑到今天仍然存在。明代在北京西北郊区陆续建造了很多园林，这里也就是日后圆明园落成的地方。
从公元14世纪到18世纪的明清时期，正当许多皇帝和亲王都在北京的西北近郊建造了很多优美园林的同时，私人庭园的营造，特别在中国南方，也有很大进展，像苏州、杭州、南京和扬州等著名城市，可以发现大量富丽堂皇的庄园别墅。尽管这些私人拥有庭园的规模普遍比皇家的宫苑来得小，但也有例外，18世纪中国大学者兼诗人袁枚拥有的随园就是一个佳例。他这座位于南京的园林由38座人工建筑组成，包括他的主要书房、画室，以及24座不同的别馆。21
最重要的是，明清时期的南方园林最具巧思。整体来说，南园展现了更精致的美学品位，特别是从个别的建筑中表现出优美与典雅，尤其是在这段时期以富裕苏州士绅为传统的中国园林，创造了最佳的典范。根据当代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的见解，“华南的私人庭园是最具代表性的范本”22。稍后我们将可看到，南方庭园的精髓深受乾隆皇帝的高度赞赏，他在18世纪扩建圆明园和建造承德避暑山庄的时候，就参照了许多南方的景致和建筑。
接下来我们将会提到至少两位传统的中国园林设计者：李诫和计成，他们在营造园林的悠久历史上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这两位都值得我们重视，因为他们的见解对于圆明园的设计和建造有不容置疑的贡献。李诫是宋代建筑师，在公元1103年出版了极具价值的著作《营造法式》。这本书有非常多的插图说明，十分仔细地讲解设计和营造的方法，提到怎样建造拱桥和运用水来美化园林，并将琉璃瓦的使用标准化，这一点就成为宫殿、厅堂、楼阁、别馆、凉亭、楼台和回廊的特色。“琉璃”一词源自梵文“vaidurya”，这个字首先从西南亚传入中国，琉璃经过五百年的使用才成为基本的建筑材料。可以确定是由何周率先制成绿色的琉璃瓦，然后唐代的工匠继续采用他的技术，生产出举世闻名的唐三彩，通常是黄色、蓝色和紫色。23
计成是公元17世纪来自江苏省吴江县的学者，写出为人称颂的《园冶》。在他这部划时代的论著里，第一卷就包括了《序言》、《相地》、《立基》、《兴造论》和《屋宇》等篇，第二卷的精华在《栏杆》篇，而第三卷的篇章则讨论如何制造门窗、墙垣，选石和掇山。全书共一万字，并附带两百多张插图来解释中国风格的标准园林，特别论述山水园林跟个别景致的精巧组合。它强调要创作主要的景观来区分每一座园林，和采取人工建设来跟周围环境协调的重要性。24目前一致认为，李诫和计成的著作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在制作小山丘、湖泽、建筑物和庭院，以至于树木和花卉之间的调和处理方面，都有助提升中国园林艺术的水准。

第二部分：建   筑园林艺术最伟大的综合体（1）

如果说明清园林综合了传统中国的园林艺术，则圆明园综合了明清园林的成果。事实上，兴建圆明园的时代，中国园林艺术早已成熟。这个时候正好是清朝的鼎盛期，富裕与专业技术的炉火纯青让清朝得以创造出不管在风格上还是在壮观上，都无与伦比的帝王宫苑。整体而言，圆明园是建筑在平坦的土地上，它是一座离宫别苑、景色围绕、园林美化、人造山石，以及庙堂、书院、图书馆等不同功能的多个建筑群的综合体。所有人工建筑都根据传统复合庭院的南北走向的形式，而东西走向联结的建筑就比较少。圆明园秀丽的园林景色，是由白色的墙、黑灰色的瓦、粟棕色的柱子、栏杆、吊饰、小山丘、湖泽、花卉、树丛等所组成。在园里有几百个漂亮的景点，其中有四十个最佳的景点是由乾隆皇帝亲自选定的。他精挑细选出绝佳的景观之后，对每一个景点命名并题署一个优雅的名称和一首解说缘由的诗。乾隆皇帝还指示宫廷画师为这四十景作画，成为一套画集，这些画册因为保留了圆明园的风貌而闻名世界。25
从圆明园的大小、多样性和复杂性来看，圆明园实际上是由各种建筑形式所构成以配合整个园林。主要的建筑形式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堂，在圆明园建筑里的主殿，或者在特定景点附近的主建筑，通常都是依照天子格局朝向南方，前面有宽阔的空间。一般来说，中国的殿堂是以圆木柱建成，挑高、宽敞和开放，以观赏四周的风景。在圆明园里面有几个著名的殿堂，包括绮春园的清夏堂和长春园里最大的欧式建筑海晏堂。在这座帝王宫苑里，最引人注目的肯定是正大光明殿，那是根据紫禁城里面原来的主殿复制出来的。
二、亭，它的本意就是中途在此停留的意思，是设计给人在游园的时候作为休憩和欣赏美景之用。计成对此表示：“亭无固定形式。”但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设计（包括方形、圆形、六角形、椭圆形、八角形、扇形、梅花形状等），亭的每一面都是开放的，以呈现最大的视野。因此，亭通常坐落在景色最好的地方，特别在山顶、林荫之间和水岸边，一点都不让人意外。亭之大小和形式都是配合周遭的环境。从圆明园里众多的景点来看，园里的亭子有各种形状和设计，举例来说，五竹亭是其中最为珍奇的亭子。
三、台，是高耸没有屋顶的平台，由一堆石头或厚木板所打造。台多建筑在精挑细选的地点上，主要是要让游人可以欣赏远方和近处的景色。一般来说，台位于高地或湖边。在圆明园里邻近皇家起居室的环湖九岛上的牡丹台就最为著名，因为皇室的三朝天子：祖父康熙、父亲雍正和儿子乾隆，曾经在这里会聚一堂而传为佳话。
四、楼，一般来说是有两层楼高和呈长方形，坐落在山丘和湖畔之间，透过开放式的窗户来捕捉自然美景。虽然楼的建筑在圆明园内非常普遍，但乾隆皇帝特别喜欢著名的四十景之一的“染霞楼”。
五、阁，是四面具有开放式窗户的多楼层建筑。包括圆明园里主要的图书馆文源阁在内的许多图书馆建筑都被称为阁并不足为奇。
六、榭，建筑在水畔或花圃旁边的景点，由于许多台榭都盖在水边，因此通常被称做水榭。在圆明园里最大湖泊—福海的周边，就有非常多的水榭，像福海南端“澡身浴德”里的的澄渊榭。
七、园廊，是既长且通风的走道和回廊，连接各个景点之间的干道和支线，让走路的人不受天气变化的影响。回廊有很多的类型，以外形来区分的话就包括直长形、波浪形和蜿蜒形，若以功能来区分的话，包括开放式、两层式、依山起伏式和水畔回廊等。双排回廊是两条回廊贴在一起，中间由一堵装有花格窗的墙划分开来，给人有层次和意想不到的感觉，虽然一般园林很少采用，但在圆明园里却随处可见。
八、轩，参照中国古代马车的样式，看来宽广高挑，所以被称做“车轩”，它们盖在既高且阔的空地上来取得最好的视野。最非凡独特的轩要算是长春园里的淳化轩，那里是乾隆皇帝用来展示他珍藏的著名《钦定重刻淳化阁帖》石刻的地方。
九、斋，是给人在一个清静的环境下，独自闭门来自我反省或沉思用的，有点像欧洲的教堂气氛，那里可以让人寻找心灵上的慰藉和宁静。规模小的书房或图书馆也可以称为书斋，让园林的主人可以独自看书和写作。再者，斋在中国的传统里，是祭祀者在拜神或祭祖之前，在禁止吃肉、饮酒和敦伦时期暂住的地方。清朝的皇帝就经常使用圆明园里的斋，作为私底下自我反省，以及祭拜之用。
十、房，是一个包含起居室和睡房的私人住处。有些在圆明园里的山房就非常之大，例如四十景里的“接秀山房”。
十一、舫，是为了欣赏美景和嬉戏而建造。最有名的陆舟是石舫，首先建在清漪园里的昆明湖上，是今天颐和园里游客喜爱的景点之一。
十二、馆，是非正式的住处，通常是作为阅读和艺术创作的地方。在长春园里，乾隆皇帝就盖了一座引人注目和十分有趣的玉琅朗馆，它坐落在一个岛上，由一条蜿蜒的桥连接起来。

第二部分：建   筑园林艺术最伟大的综合体（2）

在圆明园里各式各样的建筑之中，没有一个个体是孤立的，而是结合各种复杂和不规则的亭和台，或楼和阁，或一群不同的建筑和庭院，呈现出整体园林的雄伟面貌。事实上，四十景里的每一个景观都是混合了各种不同的建筑风格。
此外，在圆明园里还可以找到非常多的三种很基本的中国风格建筑。首先是桥，它是区隔也同时连接各个景点，圆明园也不例外。桥是园林中连接大面积的水泽和复杂水道的一种基本元素。桥可以以各种精巧的风格延伸园中的景致，从“之”字型的石桥横跨狭窄的水道，到高层的大理石圆拱桥，穹隆之处可以让小船通行。蜿蜒的桥通常是建在贴近水面的地方，让游人可以欣赏水中畅游的鱼和漂浮的睡莲。桥也可以有衬托或揭示附近景色的作用。最普遍的是利用湖石给黄石堆砌出来的石板桥作为栏栅。至于木桥，虽然很少在小型的私人庭园里看到，但在圆明园里却非常之多。
第二是墙。几乎每一座中国园林都有墙围绕，在庞大的圆明园里，墙更是伸展好几公里长。园林里墙的建筑，或由石头或由砖块打造，因不同的用途而设计，并以花卉、雀鸟和神话等艺术雕刻来装饰。在圆明园里最大的墙是舍卫城，围成一个单独的大院区，引人注目地坐落在圆明园原址的东北角上。
第三是塔。这是佛教的建筑，几乎是任何具规模的庞大园林，包括圆明园在内，不可或缺的元素。塔增添了宗教的意义和美学的价值。另外，圆明园里还建造了许多石舟和牌楼，这在一般园林里是十分罕见的。
圆明园的整体设计很有创意地融合中国的自然景观与生活方式、富有艺术感的工艺、美学品位和园艺技术。包括对比、陪衬、外观、相对空间、深度排列和相对位置的布局等构思，全都应用在这个伟大园林的筹划当中。每一部分的建造都技巧地和有弹性地配合北京西边的地形和环境。即使是道路、流水和湖泽，都以花卉、树丛、动物和石头来美化。景物的安排通常是故意地复杂以提高层次感，让人不可能一眼就看透全部景色。
大致来说，圆明园的建筑采用了三种主要的技术性元素来创造整体，那就是“因”、“借”和“堆”。“因”就是有创意地让园林融合它的自然背景，像地形和地貌的特色，让园林成为一个整体。“因”取得好，可以帮助借用周遭远近的景色。借景的意念也反映出独特的中国美学品位和世界观。园林是整个环境当中最重要的部分，所以园林周围的自然美景都是它的景观之一。唐代诗人杜甫对这个意境就有很好的阐释：“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26西岭雪和东吴船就成为诗人宅第的借景。圆明园坐落在北京西北景色宜人的地方，被三座优美的山丘所围绕，有很多景致可以被借取。按照借景的条件，圆明园充分运用了分景（从不同方位撷取不同的景观）和隔景（在园林中再划分出小的庭园）的技巧，容我们在下文讨论。
至于“堆景”的手法，就是让建筑物之间互相配合来强调彼此的匀称。所有这些元素都涉及安排、组织、创作，以至于扩展空间的技巧，因此需要十分谨慎地来布局、理水、叠山、建筑和花木。27尽管有这些纲领，但没有常规，包括计成在内的中国园林设计者都强调要有创意地发挥这些规则的重要性。
传统的技巧和技术益之以想象力，仿造著名神话、伟大画作、空中楼阁、名寺古刹和独特的书房，都有助于为圆明园营造出超过一百个不同的景点。在这座壮丽的帝王宫苑里有大量和各式各样的花卉和树木，也肯定让此园成为一座非同凡响的植物园林。树种的选择和花卉的安排也是整体设计的一部分，给周围的景色衬托出漂亮的效果。早在1725年，雍正皇帝就曾经要内务府把缅甸进贡的植物栽种在圆明园之内。28
圆明园的设计者在营造山丘、溪流、湖泊和数不清的建筑物美化园林之前，就十分了解这座园林的整体景观，及其周围的环境。当设计者猎取苏州庭园一些让人赞叹的美景时，刻意要把南方的景色重新点化，使得看起来更为优雅。即使由乾隆皇帝建造的有明显特色的欧式建筑和园林，都十分有技巧地跟其他景观融合在一起，因此没有破坏园林整体的和谐。圆明园的整个外观同时表现出田园生活的优美与皇帝权力的威严，标示和强调大一统的中国政治文化。
水代表平静和安宁，是任何形式的中国园林都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一个讲究的池塘很少是工整的几何图形，必须要营造出清幽的气氛，让住在园林里的人感到欣悦。圆明园更特别以“水景园”著称，全园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湖泊，彼此之间又由水道网络和蜿蜒的河道互相联系。根据圆明园的地图展示，所有呈现出来的建筑物都是处在小岛上，或被假山、台观、石岗、花树和灌木等包围而划分出来的区域。根据中国园林设计的传统，设计出来的水域一定要呈现出在自然环境里的湖泽、溪流、沟壑和瀑布的外形与特色，因为在营造园林的理论当中，效法自然是最基本的法则。

第二部分：建   筑园林艺术最伟大的综合体（3）

相对于四周的山丘、丛林和殿堂，不论何种形式的水域都会提供引人入胜的景观。毋庸赘言，在圆明园里有充足的水资源提供饮用水的需要，以及用来调节气温和灌溉植物。圆明园的湖泊分出很多条支流和水道来互相连接，作为运载人和物品的方便渠道。
圆明园这个伟大的帝王宫苑，是由假山、风景、池塘和水道结合宫殿、楼阁、庙堂而成的庞大建筑创作，聚集了数以百计的小庭园和景点。在这个广大的空间里，景点与景点之间是由宛转的道路和溪流以富有艺术感的方式连接起来。事实上，被特别设计出来的景观组成了一个独立但相连的复合园林。巨大的面积、壮丽的建筑、精致的内部设计、大量无价的古董和文化遗迹让这座园林无可匹敌。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公元1736—1795），圆明园达到它的巅峰期，这个时候它由五座园林组成，就是圆明园本身、长春园、绮春园、熙春园（亦称做清华园）和近春园。这就是北京西北郊相当著名的三山五园。不过，熙春园和近春园在公元19世纪的时候被赏赐给亲王，后来又成为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校区。
圆明园最重要的设计师都是雷氏家族的成员。雷氏家族有好几代人担任圆明园的官职，持续没完没了的修缮和营造新建筑的工作。雷发达是清朝开国之初第一个在建筑的专业上赢得广泛肯定的设计师，他为康熙皇帝在紫禁城内重建太和殿之后就取得了官位。他的儿子雷金玉在设计和建造康熙的畅春园上，表现出可以跟父亲媲美的家族遗传才能，他亦因此而获得七品的官衔和圆明园永久的职务，成为内务府的一员。康熙皇帝十分喜欢他，曾亲自为他祝贺七十大寿。雷金玉的子孙继续成为圆明园重要的建筑师和营造者。雷家三兄弟：家玮、家瑞和家玺曾伴随乾隆皇帝游江南以研究和模仿江南的庭园，然后在圆明园里重新建造。因此雷氏家族成员以他们制作出最好的建筑样式的才能，而赢得“样式雷”这个外号。今存数以百计的雷氏样式，呈现出精良的设计和细致的工艺，给我们提供一个极为有用的指引，去了解这座曾经辉煌一时的宫苑。
雷氏一家长久以来都是皇帝御用的建筑师。正常来说，皇帝想在这里加装天花板或在那里添置走廊，都会透过宫苑的总管把需求传递给雷家的负责人。有时候，他们也会透过宦官来联络。例如在公元1859年3月8日，王总管传达圣旨要求“九州清晏东山添盖平台殿宇”，又传旨：“所有新添盖平台殿宇俱油饰绿色。”
雷氏家族一代又一代为清朝充当御用建筑师，所以对园林的营造可说非常熟练。他们植根于传统中国文化的技术，通过熟悉的象征，来强调至高无上的帝王思想和表现出天下归一的美感。将天、地、人的大融合，反映在自然景致和人工创作的微妙结合。他们毫无疑问采纳了儒家阐释人世的思考。很多宫殿的建筑包括内部的装潢，都遵从《周礼》里儒家所引用的观点，那就是强调庄重和威严。然而，园林的目的既然是用来享乐，在园林的设计里就不能太过注重儒家的教条。在圆明园里，除了堂而皇之的正大光明殿表现出儒家的庄严之外，其他许多建筑特别是在长春园里的建筑，大都呈现道教式的愉悦与悠闲。在长春园里的“海岳开襟”尤其表现出异常的脱俗和活泼。不过，道教的宇宙观所编织出来的天人关系网络，即使不比儒家的宇宙观更为和谐，至少也跟儒家一样重视和谐的关系。事实上，道教的艺术思维结合没有约束的自然之美与仿效仙境，或重塑一个神话世界的人造建筑，也同样能表达出整个大一统帝国的和谐。圆明园里虽包含了回教清真寺和欧洲巴洛克的建筑，但异域色彩并没有破坏整个帝王宫苑的和谐。
圆明园的设计者也考量在中国广泛使用的风水。实际上，一千多年来风水影响中国民间生活的各个层面。即使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士也经常根据风水的准则来处理家务事，尤其在祖坟和房屋的营建上更是如此。他们相信选择建筑的地点必须经过风水师的认可，否则会给住在这里的人和他们的后代带来可怕的灾难。畏惧灾难和追求昌隆都让风水师成为重要的专家。一个完全符合风水准则的好地方，将会为住在那里的人带来财富、健康和快乐。一千多年来中国人大都认为选择在吉祥位置盖任何形式的房子，一定可以确保平安。虽然中华帝国不管是什么背景的政府，从来都没有承认风水的正统地位，但他们实际上都认可这个习俗。今天的现代中国人，仍然会让他们的居所，符合风水的基本准则。
尽管风水具有迷信的性质，但它强调世间上阴阳流动的微妙平衡，就十分符合中国传统里天人合一的想法。风水师通常会帮人寻找幽静的墓穴或既宜人又漂亮的住址。有趣的是，著名的科学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亦发现风水具有“显著的美学成分”。当李约瑟重游曾经是他年轻时极为仰慕的凡尔赛宫的庭院和公园时，忽然有一种“落寞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曾游历过中国的颐和园等多个园林，让他深信像凡尔赛宫那样呈现几何图形的庭园，不免在限制和束缚自然，而非顺应自然。
圆明园作为中国园林建筑艺术的集大成，不可能忽略风水的重要性。其实，清朝的统治者十分认真地追求风水可能带来的好运和益处。例如在公元1724年，内务府请来山东济南府德平县知县张钟子及潼关卫廪膳生员张尚忠等人查看圆明园风水。他们检视了许多建筑的方位，特别从外形、山水、爻象等方面来分析这座宫苑的形胜，以诊断吉凶。
北京西北的海淀区在清朝开国之前就已被选为营建宫苑的好地方。从空中拍摄的照片里，可以看到这个地区的自然地势和轮廓显得很柔和，实在没有与自然不和谐的恶劣地形。这个平原的西边，有十来个绵延的山峰和溪流，这就是有名的西山。在西山稍为偏北之处就是玉泉山，也就是圆明园取得新鲜用水的地方。紧接着的香山，明代学者称其山脊为青龙皮。瓮山耸立在海淀西边大约五里（约一点五英里）的地方，它的独特之处是优美的曲线像一个瓮，并因而得名。34这两座山脉交错就像男女结合般调和。这些都是风水堪舆学上所显示的兴隆象征。
圆明园占据这个地区内一个最好的地点，整体布局的安排特别地和谐。在这座帝王宫苑里的众多假山，大概是刻意根据堪舆学的理论而建造。四十景的彩绘十分清楚地各自展现每个不同景点中的人工建筑物，里面耸立的山脉叫做青龙，跟称做白虎的较低山脊会聚在一起。就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个景点以风水的用语来表现兴隆的象征。
这座帝王宫苑的风水看起来好得无从吹毛求疵。即使最后遭遇到被焚毁的灾难，亦没有人对它最终的命运想当事后诸葛亮或归咎于风水不好。不过，还是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根据一位清代学者的说法，在公元1839年，道光皇帝在圆明园的二宫门外拆掉一座拱形桥，以方便他观看骑射。这位学者引用一个风水师的话说，一条河需要有一座桥就像瞄准目标的弓，在去掉这座桥后就象征失去目标的弓，成为军事衰弱的不好预兆。中国就在这年有鸦片战争之惨败，35让这位学者觉得那风水师所做的预言，竟变成了事实。

第二部分：建   筑圆明园的布局

圆明园由非常壮丽的建筑工程所组成，是清朝所创造的帝王御园。它代表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最高成就，以及中国园林艺术的巅峰。营造圆明园的地点是在玉泉山山脚下有丰沛活水的平原上，靠近今天北京西北边的海淀区。来自玉泉的水被形容为清凉和干净，有云：“明月夜映清光圆”，即喻为“月光下的珍珠”。丰沛的泉水是因为在海淀和邻近的地区有充足的地下水。事实上，“淀”的意思就是会聚水的地方。更何况这里的地形可以让一座壮观的宫苑把美学的效果发挥到登峰造极。作为非常出色的现代中国建筑师，梁思成曾评论说，圆明园会聚山丘湖泊，结合殿堂、亭台楼阁和其他建筑结构的设计精华。虽然圆明园注重对称和平衡，但梁氏进一步说，圆明园的设计更能依照地形来强调变化，以及以活泼的造型来发挥独树一帜的风格。虽然在梁氏的慧眼里，圆明园也许因过多的人工雕琢而破坏了美丽的形胜，但他毕竟对圆明园具有生命的创意仍然是无可置疑的。
最近更有学者有鉴于圆明园在广大湖区和高耸的西山之麓，有巧夺天工的布局而称之为“万园之园”。其实由于周遭环境非常之好，早在13世纪元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优美的庄园在这里出现。到了16世纪，天然美景让这个地区十分具有吸引力，明代的武清侯李伟就因此得到灵感建造了十分著名的清华园，被喻为“京国第一名园”。不久之后，有名的书法家米万钟也在这里建造同负盛名的勺园，取“海淀一勺”之意。根据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的说法，这两座享有盛誉的园林于明清易代之际遭遇到荒废的命运。
清代的统治者在海淀区又新建许多宫苑。根据三张可用的地图显示，圆明园里的巨大湖泊是由运河网络和蜿蜒的水道所连接起来的。从鸟瞰的角度来看，所有在圆明园内的建筑都坐落在小岛上，或是被假山、台榭、花石、树丛和灌木包围起来的单独区域。那些被特别命名的“景”点是由一组既独立又聚在一起的小庭园所构成。根据当时英国人对这座巨大园林的观察，它“包含一大群各式各样优雅精致的小建筑”。
在1737年，也就是乾隆登基的第二年，他传旨要著名的宫廷御用画家郎世宁、唐岱、孙佑、沈源、张万邦、丁观鹏把圆明园恭绘在绢本上。完成之后就挂在清辉阁的北壁上。清辉阁在九州中央的皇帝寝宫的西侧。它的建筑样式是单纯的长方形，配上工匠在梁柱上雕刻的精致的图形和装潢，风景和周围的建筑配合在一起，十分宜人。此阁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悬挑部分，既让里面的人不受恶劣天气的影响，又有细致的漆涂在上面以保护它不易腐朽。它的直角和轴心对称又显示出庄严的式样。这个地方是皇帝和他的侍臣用来作诗、绘画和欣赏风景等雅兴之用。
著名的圆明园四十景是于1744年完成和被命名的，其中有十二景是乾隆于1736年登基之后才建造出来的。虽然雍正完成四十景当中的大部分，但乾隆继续大肆翻修所有名景。温文尔雅的乾隆对四十景中的每一个景，给予一个讲究的名称，并有一首题咏的诗作，后来辑成《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乾隆皇帝像一位饱学之士一样为他的宫苑景点选取优雅的名字和具诗意的主题，来呈现独创景物如画般的形象，并由一位精挑细选出来的博学之士书写，以整齐划一。而且，这位自负的皇帝授命宫廷御用画家沈源和唐岱，以及书法家汪由敦绘制两册长2.6英尺（约79厘米）和2.35英尺（约72厘米）宽的绢本彩绘，以呈现出所有四十景给人印象深刻的图像。这套画作和诗集被法国人在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掠走，随后被发现收藏在法国巴黎的国家国书馆里。法国在1983年给中方赠送一套原图彩色照片的底片。7至于由孙佑和沈源签章的同一个绢本彩绘的木刻版，则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印制出版了。
圆明园内的各个景点均可经由变化多端的路径抵达，这些路径刻意铺成多变的拐弯和蜿蜒状，9可能有风水的因素在里面。大概是认为邪灵只能直线走动，以至于会被蜿蜒的走道所阻挡。不过，拐弯和蜿蜒也是产生惊喜的要素。一条狭窄、曲折和幽暗的山路，看来会把游人带向尽头，但不久却会有一个豁然开朗的空间迎接他们；突然之间，他们会被优美的树丛、蓝天白云、飞禽、奇花异草和从高地涌出流水注入池塘等景象带来惊喜；顷刻之间，他们甚至可感受到远山吹来清柔的风。因此，曲折的路径可提升游人的兴致，去欣赏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连续呈现的景观。这种令人惊喜的因素阐释了“藏”跟“露”结合的艺术。在长春园北端的欧式建筑，在墙垣和山丘旁边，用中式的建筑结构隐藏起来，只有从远处才看得见高高的屋顶。但“藏”不是简单地用来传达“没有西式建筑会破坏这个重要园林的和谐”，它也是用来制造惊喜的效果。
不同于散文或诗词里使用完全隐藏的技巧，藏的意义在园林里是要带出一个由隐至显，既保留又含蓄的表现，因此展开的景观不能一眼就看到底。一个英国人在18世纪末参观过圆明园之后，就曾经记录下藏的效果，说是“在圆明园里的飞檐是要表现出建筑的雄伟印象，特别是从远处的树丛间窥看”。
除了路径之外，连接这座园林每一个角落的运河网络，几乎在动线上也起了相同的效果。有非常之多的游船和水艇在园里穿梭，为了提高船队的运作，圆明园雇用船工、船库管理员和船只维修员的数目日渐增加。他们在园里居住和工作之后，就成了园林里的船仆，成为侍候皇帝和皇家众多的侍从之一。

第二部分：建   筑圆明园本园的景观结构（1）

这座帝王宫苑在福海完工之前的本园布局是正方形。它由三个主要的人工建筑群所组成，就是行政建筑、皇家居住区和乡村景色的综合体，沿着中轴线由南往北伸展，另外还有非常之多的小区，遍布在这座巨大的宫苑之中。
主要的入口处朝南的大宫门，是园里十八个主要宫门的其中一个。在这道宫门的顶端挂着一幅木制匾额，刻上“圆明园”这三个由康熙亲笔书写的大字。在大宫门前面的中央是五楹宽大空间的房子，实际上是给主要的政府部门包括内阁、六部、翰林院、宗人府的官员一个办公的地方。越过这道宫门就是二宫门或者叫做出入贤良门，由在拱桥上跨过护城河的一对镀金龙守护着，在入口的两侧有供来人候旨的房间，这里也是皇帝每年校阅军队与比试射艺的地方。13
正大光明殿坐落在二宫门里的正中央位置，其名意谓胸襟开阔以适应一位伟大的统治者。这部分的建筑是完全依照紫禁城里的主殿太和殿复制而成。这座主殿的外观以油漆和镀金来装饰，在层层交叠的屋檐下有铁丝织成的网来阻止飞鸟接近。殿堂高129英尺（约39米），宽63英尺（约19米），有七根直径为2英尺9英寸（约84厘米）的原木柱子竖立在4英尺（约1.2米）高的台阶上的圆形石墩上，在殿堂内有雍正皇帝御笔亲书的一副对联匀称地挂在两侧。由三级石阶登上石灰砖的地面，上面铺满约60厘米长、8厘米厚的方形大理石。主殿前面是一个开放式的庭院，两侧各有一座偏殿，而主殿的后方有一座石山像巨大的玉竹笔直竖立。这座殿堂是皇帝用来接见他的官员和外国贵宾，以及摆设宴会，特别是像皇帝寿辰等特别节庆而举办盛宴的地方，也是进行科举殿试的场所。一般来说，这个行政区由墙围出很大一个禁区，跟正大光明殿一样是这个区的重要结构。从里面看出去可以让人欣赏到林荫和花卉红紫相杂等宜人景色。随着这座帝王宫苑的政治地位上升，这座主殿堂后来也需要增加两翼。东翼是给军机大臣每天处理政事的办公地方，而西翼就用做候旨的厢房。14在乾隆皇帝的四十景里，这是他第一个命名的景观。
往正大光明殿的东边走去，就是勤政殿，这是由许多殿堂组成的一个大庭院，富春楼在后面，芳碧丛在前面，中间夹杂着保和殿与太和正殿三楹。勤政殿是清代皇帝接见官员、审阅奏章和简单用膳的地方，作用跟紫禁城里的乾清宫一样。在这个主要听政室内龙座后面的大屏风上，写了“无逸”两个大字，意思是勉励不要纵情逸乐。自雍正之后，这个地方就成为清朝皇帝用来处理国家大事的听政场所，乾隆给这个景点命名为勤政亲贤。15
在这个听政场所的后面越过前湖，就是皇帝寝宫所在的九州，由九个小岛组成，围绕着200平方英尺（约19平方米）大的后湖，以桥梁来连接。16这个所谓的九州，明显地是从儒家的《书经》里参照古代中国所了解的世界。雍正皇帝给这个地方命名为九州，是希望表示整个帝国是在四海之内，并象征天下和平与繁荣。我不认为雍正或乾隆以九州清晏作为九州的缩影，是皇家宫苑的“回光返照”；王毅误以为将无限的空间压缩在一隅是要把“芥子纳须弥”，17象征帝王宏伟气象的丧失。其实，创造“壶中天地”乃是非凡的艺术。这种设计不仅不会丧失宏伟的观瞻，正好符合帝王的远大世界观，也是中国园林艺术里最重要的美学内涵，让小小的人工建筑去表现无边际的大自然，不仅是天地的一部分，更是宇宙的一部分。
事实上，虽然许多经典的中国园林是划定有限的范围，但都有清晰的意图去创造无限空间的感觉，塑造宽敞空间的意象是园林艺术的基本精髓。压缩的效果若能从小见大，因近及远，乃是一种精巧的手艺。在圆明园里的九州恰好是这座雄伟的帝王宫苑之重要中心，象征着完整的中国世界，肯定经由象征主义传达出的雄伟而非狭小的感觉。
在九州南北轴线上的岛屿，容纳了三座由北向南排列的建筑群，分别是七楹宽的九州清晏、奉三无私殿和五楹宽的圆明园殿，面向前湖。这三座宫殿排列在大宫门的中轴线上。在这三大宫殿的东边矗立着“天地一家春”和“承恩堂”。承恩堂是后宫嫔妃的住所；在三大殿的西边是有名的清辉阁，在1737年到1860年之间，圆明园四十景的绢本彩绘就是挂在这里的北边墙壁上。皇帝的寝宫夹在两个小湖的中间，位于这个巨大的院落里，乾隆名之为九州清晏。18从这个命名看得出乾隆皇帝希望在小宇宙里一窥天下。

第二部分：建   筑圆明园本园的景观结构（2）

在九州里的皇帝寝宫和后宫都是禁地，不过欧洲传教士王致诚神甫还是能够亲眼目睹。他发现这里“有所有可以想象到的美丽事物，像家具、装饰、绘画……（这里）有最珍贵的各种各样的木料；中国和日本的漆器、古代的古董花瓶、丝绸和金丝银缕，全都会聚在这里。艺术和高尚的品位能够增添财富的本质”19。在1860年，当欧洲的侵略者抢掠这座宫殿的时候，一位英国军官看到这座皇家起居住所“墙上有很大的壁龛，挂起和铺满丝绸垫子作为睡床，一个倾斜的平台让皇帝可以走上去”。在枕头之下，这个不列颠军官还看到“一条丝质手帕上，用朱砂笔写满各种各样的异族人”；靠近床的桌子上，那里有“一些吸筒和其他中国的奢侈品”20。这个描述至少反映出咸丰时代皇帝起居室的摆设。
在九州上的第二个岛矗立着有名的牡丹台，后来乾隆把这个景观命名为“镂月开云”。它的主殿是由珍贵的楠木所建造，铺上灿烂的绿色和二色的砖瓦，营造出金碧辉煌的外观。在这座主殿后面堂皇气派的楼座称为御兰芬。再往后是宽广的建筑综合体，中间是纪恩堂，往西走是养素书屋，往东走是栖云楼，21这个景观的中心主题是牡丹。宋代大哲学家周敦颐称这种特别的花象征富贵和忠贞，康熙在他的宫苑里识别出90种不同品种的牡丹。22每一次牡丹花盛开的季节通常是晚春时分，这个时候有数以千计的花在怒放，清朝的皇帝会亲临牡丹台去欣赏庞大绿松树做背景的有如华丽锦绣般的风景，所以乾隆把牡丹台作为他最喜欢作诗的地方一点都不会让人感到意外。23
剩下七个围成圆圈的九州之岛是这样排列的。在后湖的东北角是“天然图画”，这也是坐落在这里的主建筑之名字，位于正中，有左右两侧，西边包含了一阁一楼，而东边就包括了五福堂。在这个景观的前面，伸展出一个很大的庭院，它的特色是在竹林的中间有非常多的桐树。从五福堂出来后，经过一条平直的小桥跨越一条小溪，就会抵达碧桐书院。它的主建筑朝南，包含了三楹宽的前宅、五楹宽的主殿、五楹宽的后殿。整齐的梧桐树种植在院子的每一角落，形成高于宅院的长长树荫，看来宅院好像被藏了起来。据说乾隆很爱到这里来聆听雨声，以激发他写诗的灵感。从碧桐书院往西走就是“慈云普护”，在它后方是独一无二的钟楼，再稍微往西一点，是一座三楹宽的主前院叫做“欢喜佛场”，面对后湖并朝向南方。在“慈云普护”北方是三层楼高的楼阁，里面供奉观音大士和关帝圣君。从“慈云普护”这座主殿往东走就是一座龙王殿，是用来供奉圆明园里名叫昭福的龙王。24“慈云普护”这个名字很明显地是要保佑所有生灵的意思。
离开这个有宗教味之地，通过一条石桥往西走，就到了“上下天光”。它的主建筑是眺望后湖的两层阁楼，乃是依照洞庭湖上著名的岳阳楼复制而来。这座楼的两侧延伸至两边的狭岸，就像一道彩虹，其中还建造了一座八角形的凉亭。在这座楼的后面是一座叫做“平安院”的小建筑庭院。这里是九州在西南方转向名为“杏花春馆”小岛的地方。这座别馆是由杏花村、春雨轩、翠微堂、抑斋和镜水斋所组成，这组景观是由雍正下令建造，在乾隆时将之美化，并命名为四十景之一。乾隆喜欢在杏花盛开的晚春时节来到这里，他以“春深花发，烂然如霞”来形容这里的景色。25
“杏花春馆”所在的小岛是由碧澜桥连接到“坦坦荡荡”，坦坦荡荡的前院建筑有三个部分：素心堂在中间，知鱼亭在东北，双佳斋在西北。前院建筑的后面是“光风霁月”。这组景观的独特之处是有一个方形的鱼池，此池最得乾隆的欢心。他在诗里就引用庄子的话：“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26在这个景观的南方，可以见到名为“茹古涵今”的小岛坐落在后湖的西南角，并由多座桥梁连接到主要的居住宅院和长春仙馆。所有楼座、殿堂、画室都建造成很大的四方形，由许多宜人的回廊连接。乾隆在给这个景观命名的时候，曾引用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诗句“不薄今人爱古人”27。有人认为，这个在九个岛上的多个景观所构成的景是四十景当中最漂亮的。
跨越九州往西走就是字楼，乾隆命之为“万方安和”，房子建于湖上，成字状。28由于房子是用坚固的砖块建成并有水环绕，所以冬暖夏凉，乾隆皇帝在此曾被秋月下字漂浮水面上下对映的金色倒影所吸引，这个金色倒影被称为“佛光普照”。其他外观具有宗教意义的风光景点，包括最著名的“月地云居”，由矮红墙和翠松包围环绕，隐藏在一个大操场的北端。其主建筑前方，面临一条小溪，后方依靠一座小山丘，这是皇室成员念经拜佛的理想之处。29
在字楼的北方正好是桃花坞，这个景观让人想起公元4世纪诗人陶潜（公元372—427），即陶渊明所虚构出来的著名传奇。在这个传奇里，有一个渔夫迷路后，发现一个叫做桃花源的世外桃源，在那里生活的人十分快乐，对外界一无所知。这个渔夫后来回到家之后讲述他的经历，但他再也找不到这个桃花源。这个失落的桃花源从此就赋予中国文人一个传奇乐土的乌托邦想法。圆明园里的桃花坞包含了一系列的殿堂和楼座。位于东北端的殿堂称为“桃源深处”，是雍正所建造，他非常欣赏巧妙的设计，并亲自为每一个楼阁的牌匾题写称号。乾隆为这个坞另取名为“武陵春色”，并把它选为四十景之一。30

第二部分：建   筑圆明园本园的景观结构（3）

大操场坐落在圆明园原址的西南角，有一个检阅台，可供军队操练，乾隆命名为“山高水长”。越过“月地云居”然后到西北角，是乾隆在1742年花了60万两白银完成的“鸿慈永祜”，主建筑叫做“安佑宫”，处在山径尽头正中，朝向南方。《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鸿慈永祜，在月地云居之后，循山径入，其中为安佑宫。”31
不同于许多圆明园内其他建筑，“鸿慈永祜”的建筑材料主要是石头和大理石。离大门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可以看到在牌坊前有两对华表32，顶部是淡黄色的琉璃瓦和檐。每一柱华表都有20英尺（约6米）高，彼此之间有大约100英尺（约305米）的距离，这些华表的四周有四个大理石护栏和一只石兽，以及雕饰了龙、云和火焰的台柱。五条平行的大理石桥梁跨越护城河之后，就是三座用作屏饰的牌坊，坐落在宫门之前。每一座桥梁都有两只大约174厘米高的石麒麟，坐镇在98厘米高的石台上。33宫门通往主殿堂的淡红色外城高墙，上方是黄色琉璃瓦的屋顶，至于内城墙也是红色，配上黄色琉璃瓦的屋顶。庭院里面的空间是用来等候觐见的地方。主宫门建在富丽堂皇的大理石平台上，可扶护栏拾级而上。另有一对桥梁横跨一条护城河。在宽广的庭院两侧是供宾客留宿的房间，院中有一对很大的香炉和两座有叠檐的亭子。主殿坐落在一个很大的大理石平台上，有五个石阶可拾级而上，石阶由青铜兽守护，位于中间精雕细琢的龙雕石阶，只有皇帝才能行走。乾隆命名为“鸿慈永祜”。在此殿堂的内部，乾隆摆放了雍正和康熙的画像和牌位，以表达他对已经去世父祖的追思。在乾隆死后，他自己的画像和牌位也由他的继位人摆放在这里以便纪念和供奉。满洲皇族非常重视这座殿堂；不过在园林当中建筑这样的大型宗庙，极为罕见。34
在“鸿慈永祜”的东边是汇芳书院。它由以下的建筑群组成：抒藻轩在前方，涵远斋在后方，随安室在西边，倬云楼在东边。从汇芳书院再往东走就是眉月轩，南面有一座名叫“断桥残雪”的露天建筑，处于一个凉亭和楼阁之间，约有三楹宽。35这座断桥是由数十种不同形式的碎石建造出来，残存的部分桥身仍然可以在今天的遗址中看到。
在汇芳书院的下方是宗教建筑群，仿照北京著名的喇嘛寺庙雍和宫而建造，包含三个部分：两排七楹宽的楼阁由两道门廊连接至西边，三排七楹宽的楼阁坐落在中间，由三座位于西边具佛教风格庭院组成的瑞应宫。乾隆给这个佛教大院命名为“日天琳宇”。36
在宗教建筑群的东边是最大的景点，约有12英亩（约73亩）大，颇有一些华丽的建筑，包括以九根柱子作为主要屋架的建筑，四周有山丘和小溪围绕。这个景点的一个独特外貌，是在浅水上漂浮着大量的莲花，对中国文人来说，宋代大儒周敦颐曾写出为人赞扬的《爱莲说》，文章以莲花来比喻君子。乾隆很欣赏这篇文章，因此给这个景点命名为“濂溪乐处”，以显示他愿意厕身于许多有修养的君子当中。
根据文献上记载的路线再继续往东走，我们就会看到“水木明瑟”，那里有西方风格的水车把水注入房间里。瑟瑟泠泠的水声附和着瑟瑟的木声，可以帮助皇帝达到仁与智的至高境界。37
在圆明园本园的北端附近有几处乡野的景色，雍正皇帝首先在园林里开辟农地，来提醒他自己有数以亿万的子民是过着农村的日常生活。皇帝陛下可以从凉亭上观察到农务是如何进行的，后来他把蚕桑纺织染坊加到这片农地上。早在公元3世纪和4世纪的魏晋时期，中国的文人就透过整体园林的设计、花卉的布置和特殊的叠石，来不断尝试寻找他们自我独特的个性。有一些文人想表达他们非凡的抱负，另有一些人则想展现出他们纯洁、崇高或孤傲的个性。个性与品位长久以来被视为园林和园主的灵魂。雍正十分注意他的责任，勤奋政务和关怀人民的福祉。他有意在自己心爱的御园里建造农地景象，就是要表现出他关心子民，以及强调他的仁政。皇帝很明显利用这个主题作政治宣言，来表示他是一个广大农业人口的正直的统治者，以及表现自己追求儒家的道德理想。
乾隆给五个乡野景点取名。紧贴在“水木明瑟”东南方，坐落着一幢外观呈巨大的中国象形文字“田”的房子，乾隆称之为“澹泊宁静”，旁边就是曙光楼。另外还有四个乡野景点：“多稼如云”附有几间小房子和一大片稻田；“映水兰香”是由稻田、织坊和鱼塘所组成；“鱼跃鸢飞”包含了几幢被溪流环绕的村舍，原名为课农轩的“北远山村”，拥有几排位于一条窄河两岸小而雅致的楼阁和宅第。38
在北远山村的东边冒出“坐石临流”，其中复制了一座位于浙江绍兴的著名的兰亭。兰亭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公元321—379）的庄园，他在里面跟名士朋友结伴饮酒、练习书法和作诗。当他们在户外吟诗作对的时候，会坐在石上并把他们的酒杯放在旁边的小溪里，看哪一只杯子会浮在溪上顺流而下。39作为一个诗人，乾隆十分高兴去重现王羲之的雅兴。其他用来充实这个景点的建筑，包括了清音阁和同乐园，后者是乾隆经常用膳的地方。紧贴这座兰亭和园林的是“曲院风荷”，乃是参照杭州西湖著名的莲花景而建，九孔桥则把这个巨大的长方形湖泊一分为二，三英里（约4.8公里）长的左岸也是仿照西湖著名的苏堤而建。40这些景观都是乾隆下江南之后引入圆明园的。
“西峰秀色”坐落在圆明园旧址的东北角，它的外貌是一座华丽的楼阁，特别为了雍正皇帝欣赏日落而设计。它的设计是要把壮观的日落山景带入楼阁西面既宽敞又明亮的窗户上，是“借景”技巧最佳的例子。事实上，雍正的诗指出，这个设计正是借取江西庐山著名的日落景色。41在这座观景楼的东边是名为“涵远斋”的巨大建筑，四周被木兰花所包围，当花朵盛放之时，到处飘香。在这座礼堂的东北方是“花港观鱼”，用来观赏溪中无数的金鱼。在附近山脚之处就是三仙洞，这是足以容纳两百人的宽广空间。42乾隆把此景也列入他的四十景之内。
现在让我们再把视线转到圆明园宫门的东南边，就会发现有一座名叫“洞天深处”的小小园林。它是皇族学堂的校园，由几排藏于竹林中的教室和宿舍所组成，其间有兰花和松树。雍正和乾隆仍然是皇子的时候，就曾经在这里上过学。43宫门的另一边就是长春仙馆，乾隆还是皇太子的时候就住在这里很多年。馆前有三楹宽的建筑，后面就是五楹宽的主建筑名叫“绿荫轩”，再往西走就是楼座、画室、礼堂、殿堂和厢房。在乾隆由皇太子弘历登基为皇帝后，他就让自己敬爱的母亲住在长春仙馆里。44

第二部分：建   筑环福海景色（1）

兴建圆明园第二阶段的建筑，向东延伸至园内最大的湖，即著名的福海。这个方形湖的每一边的长度大约是700米，它留给人们的印象是辽阔、广大的外观，以及开放的感觉。由石壁支撑出来的湖岸构成碎裂的峭壁，那里有阶梯通往半月形的台阶，沿路就是一条两旁布满盛开花朵与树木的林荫大道。在湖边周围的开放空间是日落之后观赏烟火的理想地方，每当烟火发射到黑暗的天际时，缤纷的色彩与形态万千的灯笼挂在数不清的建筑顶上。乾隆很喜欢在月圆之夜，坐在湖边观赏。经常陪伴乾隆泛舟的法兰西传教士王致诚，估计环湖一周差不多是5英里（约8公里），并且认为这个湖是整个园林中最漂亮的。45这个估算结果显然是王致诚的印象而非精准的测量，但毫无疑问的是艺术成就可能产生出这种广阔的感觉。雍正皇帝首先把这个湖叫成“海”，就是要刻意达到夸张的目的。
“蓬莱洲”就在湖的中央，是根据唐代大艺术家李思训笔下的神话所设计。自中国山水画从六朝萌芽以来，他跟吴道子同样是传统中最有成就的画家之一。46他作画的技巧给了山水画法一个三度空间的视野，蓬莱洲的设计者显然有周围地形和视野的考量，所以整个风景和建筑很巧妙地融合在景观四周的环境里。乾隆为四十景取名的时候，就把这座蓬莱洲命名为“蓬岛瑶台”。
蓬莱洲高出水面大约6英尺（约1.8米），由三个小岛组成，中间最大的一座岛名叫“仙人承露台”。这座台观的地形是正方形，总共有12座美观的楼阁，主要是北边的镜中阁、东边的畅襟楼，和在西边用来进行佛教或道教仪式的“极乐世界”。位于东南边的小岛叫做“瀛海仙山”，位于西北边的另一个小岛就是“北岛玉宇”。蓬岛瑶台这座大院有四个方向，每一方向都可以一览湖上缤纷楼阁的闪耀倒影，让整个视野看来非常壮丽。每一幢人工建筑在雾山之中若隐若现，以符合神话中的景象。传教士王致诚完全陶醉在这个情境当中，他把瑶台比做湖上一块巨石，身置其中，美感与品位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他又说：
从这里你获致的视野，可以见到所有宫殿以适当的距离遍布在这个福海沿岸的周围；所有山丘都伸展到此；所有溪流会聚在一起，不是溪水流向这里，就是这里的水流向溪涧；所有桥梁不是在溪头就是在溪尾；所有凉亭和壮观的牌楼衬托着这些桥梁；所有种植出来的树丛是用来区隔和装饰不同的宫殿，并避免住在里面的人会互相被窥视。47
这座蓬莱洲只有坐船才能到达，雍正就经常带领他喜欢的皇族和官员在湖上泛舟。他的龙船建造得非常华丽。皇帝的龙船后面常有30艘船跟着前进。乾隆更喜爱泛舟的乐趣，他于每年的端午节在这里举办盛大的龙舟竞赛。48王致诚有幸常陪伴皇帝在蓬莱洲欣赏这个特别的庆典。他看到许多华贵而光鲜的船只在湖上：“有时候是用作休憩；有时候用来垂钓；有时候用作对阵、战斗等操练。”49在1860年的夏天，咸丰皇帝享受最后一次在湖中泛舟之乐，因为在四个月之后，外国的侵略军就摧毁了他的御园。50
在福海周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乾隆皇帝在1740年完成的“方壶胜境”。此景坐落在湖的东北角，前面是迎薰亭，乃“方壶胜境”的主建筑，其中有一对配上金色琉璃瓦的楼阁，东边的那一座是锦绮楼，西边的一座是翡翠楼，俱往外伸展就像一双臂膀。在这两座楼阁的后面竖立着多座装饰华丽的闸门，圈出一个非常大的空间，庭园内布满了松树、木兰花、一般的树木和焚香炉。在圈地的前方是一座鲜艳的殿堂，夹杂在东面的紫霞楼和西面的碧云楼之间。
围绕着这个小区的是琼华楼，夹在千祥殿和万福阁的中间。在这个小区的东边是蕊珠宫，宫的南面是一座船坞和龙王庙。在“方壶胜境”内多幢建筑物的梁柱都被漆上暗红色并以绿色、白色和蓝色来衬托，来把白色大理石同蓝色的水做一个鲜明的区分。
在“方壶胜境”的西边是从杭州西湖上的“三潭印月”借景而来，在水面上会产生三个月亮的影子，这个景观的整体设计明显地具有道教神秘的风味。事实上，根据乾隆自己的描述可以得知，他认为完全有必要创造那连秦始皇都无法在海外寻求到的人间仙境。51
从“方壶胜境”往西走就是“平湖秋月”，是另一个从杭州西湖复制而来的景观。乾隆皇帝复制这个景观是因为他要在八月中旬的月圆晚上，欣赏湖上的金光灿烂。若皇帝离此往西走，他就会进入位于福海西北角的“廓然大公”。这个景点包括了七楹宽也是叫“廓然大公”的主建筑，以及环秀山房、双鹤斋、临湖楼和一个大池塘。在福海南端的西岸建有“澡身浴德”，内中有一座三楹宽朝东的澄渊榭，两侧分别是“含清晖”和“涵妙识”。位于“澄渊榭”北边的第一座建筑是环顾福海的“望瀛洲”，然后见到的是“深柳读书堂”。52
在福海的南岸有一个很大的景观叫做“夹镜鸣琴”，乾隆取材自李青莲的诗，把两个紧邻一起的湖泊形容为一对镜子。53大湖在一边，而小的内湖则在另一边，当然中间长而狭窄的堤岸是由人工划分出来以创造一个景观，主建筑是一座鲜艳的凉亭，坐落在长而直的岸边连接着两个小岛的尾端，因而在岸边的后面围出一个水面。凉亭在两边水面的倒影产生出缤纷的景色。在凉亭南面跨越一道水面的地方高耸着聚远楼。从南面看过去，笔直的岸边看起来就像被U形的堤岸弄弯曲了。

第二部分：建   筑环福海景色（2）

从这个小岛到岸的东边是一座有瀑布的假山，在附近的广育宫和南面的凝祥殿都可以听到哗哗的瀑布声。广育宫东边的山上有一座著名的钟，是从杭州西湖附近的南屏山上著名的南屏晚钟复制而来，这个复制出来的钟完全依照原物的形状和大小所制造。54根据一则传奇的故事，当这个复制钟第一次安放在这里的时候，它的声音没有预期的洪亮，但圆明园里有一个机灵的年轻工匠，在钟的旁边挖了一个很深的井，这个布局提高了声音的共鸣。之后，乾隆即使在九州的寝宫内，也能清晰地听到钟声。55
在福海的东南角是一个名为“别有洞天”的景观，主建筑有五楹宽，周围环绕着一个没有瑕疵的庄园建筑群，包括了相当著名的纳翠楼和水木清华，以及时赏斋。56在福海的东岸有很多别墅，乾隆命名为“接秀山房”，主要的建筑差不多有三楹宽，紧接着下面的览翠亭和上面的寻云楼，以及后方的澄练楼和怡然书屋。依山到接秀山房的后面，福海忽然开朗，日出时的浮雾和日落西山时的昏影，是最为乾隆所欣赏的。57
福海东岸的北端有一群湖畔房舍名为“涵虚朗鉴”，跟其他被命名的景点一样，这个优雅的名字也是它的主建筑的名字，引用唐诗里的典故，把清明的湖比喻成明澈的镜子以自我反省。这个景观还包括了一座名为“雷峰夕照”的楼座，上面挂有写着“涵虚朗鉴”的牌匾。楼座之西北可见一座四方形叫做“惠如春”的建筑，以及位于东北边与之相连的寻云榭和贻兰亭58。
环绕着福海这个大湖的所有景点，在真实与虚幻的结合当中增添了迷人的诗意。“实”指的是建筑实体，而“虚”则来自思想，衍生并创造了真实。不过，在中国园林艺术里的虚不是完全抽象，而是园林营造学里捉摸不定、含蓄，以及有所保留的要素。如果实是看得见的形式，则虚是模模糊糊的内涵。因此在寻找想象中的景色时，实与虚的交互作用是任何中国园林设计者所必须具备的认识论。从这个观点来看，被特别命名的圆明园四十景，给这种交互作用提供了一个最好的例证。
王致诚神甫是在完成四十景取名前一年就来到圆明园，他在一片大地上，以及20英尺至60英尺（约6～18米）高的山丘上看到非常多雅致可爱的房舍，自然而然形成许多“村落”。这些村落在王致诚的笔下应该就是那些被命名的景点。他还看到许多“清溪”流向或大或小的湖泊里，并且在运河当中有一艘“78英尺（约24米）长、24英尺（约7米）宽、上面有非常华丽的楼座”的壮观大船，以及“不同的殿堂、开放和密集的门廊、花圃、园林和瀑布，当统观这一切时，颇有赏心悦目的效果”，让他印象深刻。他估计组成四十景的建筑群超过两百幢，如此雅致的地方不曾在欧洲见过。他认为圆明园绝对是“真正的人间天堂”59。

第二部分：建   筑圆明园的扩充（1）

乾隆皇帝在1744年，从圆明园里选出一系列多彩多姿的景点命名为四十景的时候，曾经认为他的御园工程已经完成。但事实上，乾隆要建造更多园子的热情才刚刚开始，除了承德避暑山庄和扬州的瘦西湖之外，他大大扩充了圆明园，最后形成数以十计的小园林和独立的景观。虽然每一个景点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和主题，但并没有因此而损害全园的整体性。一个景区跟另一个景区重叠，而重叠处又从一个景区渐变到另一个景区，因此产生出不断连续和结合的印象。很明显地，当皇帝无法从无休止的园林建筑中克制他自己的话，就没有人敢制止他；而更可能的原因是，乾隆在位时帝国仍然相当富裕，足以满足或合理化他对园林的追求。
长春园的兴建
1749年标志着圆明园大扩充的开始，就在这一年圆明园向东边开拓了1059英亩（约6428亩）的土地，建成后取名长春园，因乾隆童年时曾长期住在“长春仙馆”。
这座巨大的别馆完全根据蓝图建造，成为园林历史上最包罗万象和最奢华的单一工程。乾隆说需要一个退位后的居所，因为他希望在八十五岁也就是登基满六十年的时候逊位。不过，长春园在1751年完工时，距乾隆退位的日子还有四十多年，从完工的那一年开始到乾隆退位，长春园就成为圆明园内极重要的部分。既然这个别具风格的园林是为了皇帝退位而建造，所以整个设计是强调休闲。不同性质让人陶醉的建构，具有以道家美学为主的迷人的建筑外观，在圆明园原址内很少见，而在长春园内却多见。
如果说圆明园是一座水景园，那长春园的外貌就更配得上水景园这个名称了。它的设计以很大的活水空间为主，利用水的空间区分为许多不同形状的小岛和沙洲，彼此之间由多座桥梁和岸边互相连接。里面的建筑由水磨村东边一大片开发土地上的含经堂和淡怀堂开始。这里靠近圆明园的东门，即著名的明春门。为了让长春园看来像一座帝王宫苑，堂皇的前门有五楹宽，还有一对麒麟竖立在汉白玉的座台上，很像圆明园原址的前门。1长春园里的宫门前也都有两翼的官署，不过，这座堂皇的宫门很少使用，因为通过明春门就直接连接到圆明园里的东西两个区域，这对皇帝和他的侍从来说较为方便。
从这个前门往前踏进院内，立即进入眼前的是九楹宽的淡怀堂及其双排侧殿，南长河就在正殿的后面。在这座殿堂的西边就是一座差不多有40米长的十孔石桥，即跨越南长河的长春桥。过了此桥就是一座位于中央的岛，乃长春园内最大的岛，上面有很大的庭院建筑，可以比拟“九州清晏”的规模，几乎占整个长春园的一成面积。庭院内的一双主建筑是南面的含经堂和北面的蕴真斋。这个建筑群被绿山和花丛所包围，创造出一个安宁的环境，其中还有一个色彩鲜艳的牌楼，每一边都建了东、南和西三个方向的矮墙。含经堂是一座巨型的建筑，由大大小小共480座复合的建筑所组成，包括了厨房、仓库、厢房和走廊，分明是皇帝在长春园里的寝宫。乾隆视为他休憩、阅读、诵经念佛、祈求安宁，以及繁忙一天后沉思的理想所在。2
蕴真斋的前面则由一对以汉白玉雕出的石狮子镇守着，并且在两侧各连接着一排厢房。1773年乾隆在这里放置了《四库全书荟要》，是永垂不朽的《四库全书》的浓缩版本，因此这座书斋亦被称做“味腴书屋”。这座雅致的小型藏书楼在1860年，跟圆明园内用来保存《四库全书》的文源阁一起灰飞烟灭了。3
含经堂和蕴真斋由一座巨大的庭院分隔开来，乾隆在庭院内建造了独一无二的淳化轩来摆放最珍贵的碑刻，许多碑刻都放在连接这两座主建筑的长廊墙壁上展示。这些珍藏的碑刻，都是一流名家的手迹，很明显地是乾隆最喜欢临摹书法的对象，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十分有素养的书法家。4
长春园内这座最大的中央岛，两侧有两座小岛，在西侧的岛上建立了思永斋，它是一座巨大的、有各式各样建筑的庭院，连接着东侧的“小有天”。它的主建筑也是叫做思永斋，五楹宽兼有走廊，两翼面对开阔的大湖，并连接到一座三楹宽的殿堂，其中有许多厅房展示非常多无价的青铜古器。这座殿堂的北边面对着远风楼，再往北走就是八角形的游廊，配上精雕的白色栏杆，沿路走向一座有八角形金鱼池塘的庭院。5为了展示精心布局的匀称，在中央岛的东侧也有一座相对应的建筑叫做“玉玲珑馆”。这座“玉玲珑馆”的平面图显示出两个由走廊连接的迥异建筑：东边是自然的造型设计，西边则是长条形的设计。东边的住处包含了一个巨大的曲线形状的大理石浴池，乃特别为乾隆沐浴而建造。在这座复合建筑的东南边建筑了一座非凡的、被环山包围的映清斋，其中几幢建筑之间都由长而蜿蜒的游廊所连接。

第二部分：建   筑圆明园的扩充（2）

中央岛上有三座主建筑，分别是含经堂、淳化轩和蕴真斋，南北轴向，跨越大湖到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高耸岛屿。这座岛另有个建筑群，包括了南面的翠交轩、爱山楼和北面的泽兰堂。在泽兰堂的西侧竖立着几座颇有特色的庙宇，特别是法慧寺，寺中有73.5英尺（约22米）高的宝塔，配上鲜艳的琉璃瓦，坐落在巨大的汉白玉的台阶上。在殿堂和楼阁之间是一座庭院，由走廊互相连接，产生出来的特别效果是让人工打造出来的背景看来浑然天成。7石桥、洞穴、轿子，乃至于人工的瀑布都可以在周围种满松树的斜坡上找得到。8由于这个地方的位置高，所以能鸟瞰整座长春园。
长春园内最壮观的建筑应是“海岳开襟”，坐落在中央岛西边的长方形湖泽里的一个圆岛上，外观看来闪烁着绿色和金光。整座复合建筑坐落在两层的圆形台阶上，下面一层的台阶直径大约有80米长，周边由汉白玉的栏杆围着，无论哪一个方向都很靠近水边；上面一层的台阶直径大约是70米长，在台阶上竖立了一座三层的四方形的亭子，亭顶配有黄色的琉璃瓦，跟天坛相似。在这个很特别的景观里，产生了一幢灿烂的建筑，好像是坐落在巨型玉碗上的景象。9这里有许多壮观的建筑，周围有各种各样的石榴树若隐若现。从远处观看，这些建筑就像空中楼阁，近看又像是一个仙境。每当5月花开的时候，花海就产生红白锦绣般的迷人景色。在亭子的东边是一座巨大的池塘，池塘的周边围绕着垂柳，到了夏天，池中布满盛放的莲花。10
由海岳开襟的东边跨过一条狭窄的水道，就是长山岛仙人台，是一座大约350米长和20米宽的方砖建筑，几乎是两层楼的高度，且有玉雕楼梯通往仙人台。到处都是百日红、芳香的夹竹桃、石榴树、木槿、棕榈和松树，特别是白皮松更密集种植，所长出的树荫都高于这个仙人台。在这个仙人台的顶端建有一座十字形的凉亭，配有金铜色的亭顶和黄色的琉璃瓦，亭内有一座巨大的观音像，旁边伴有十二个小雕像。在凉亭的周围，南北两边的山丘上种满牡丹，在春天里形成一片美丽的景观。
由海岳开襟的西边跨过一条水道就是漂亮的“流香渚”，它的外观是金色柱子、叠檐和四角的凉亭，竖立在一座周围有雕饰栏杆的汉白玉台阶上。在凉亭的外面种了非常多的石榴树，在5月盛开的时节里，构成一幅红白相间的花色刺绣。在凉亭东边的湖面上布满看似一望无际的莲花，而岛上的整个布局平添鲜明的道家仙境的感觉。11显而易见，流香渚与海岳开襟和长山岛仙人台形成东西轴向。按照近代园林建筑师的看法，足可以代表这座帝王御园最巧夺天工的部分。圆明园的地图让我们知道皇帝和他的侍从游走的大概路线。他们可能经过蜿蜒的路从福海的东岸，通过分隔长春园和圆明园原址的明春门，就立即可以看到这个壮观的景象。
在长春园内还有许多其他的建筑，不少是乾隆多次下江南游历时，将具有魅力的园林和景点绘图仿制。乾隆探访了许多著名的江南园林。他随时都带着工匠和艺术家，他们负责仿制乾隆皇帝喜爱的园林建筑，并计划在长春园内重新建造出来。事实上，乾隆经常要求园林的设计者，尽可能去仿制江南园林。最后，至少有五座完整的江南园林在长春园内仿建。
坐落在长春园东南角的如园，就是依照南京瞻园的样式来建造的。此园有独特的假山和土石，比原来在瞻园的还要大。如园的胜景位于东边，里面的大池塘把北边的殿堂和南边的楼阁划分开来。在池塘的东边耸起一座七米高的人造山丘，在山脚下的两侧和台阶顶端有多座亭子，在台阶上有一个方向可以看到长春园，而另一面就看到南边墙外的郊野景色，在台阶下是数以百计不同颜色的珍贵牡丹。在池塘的西边有很多石造假山与洞穴，在这座假山的顶端建造了清瑶榭，面对着含碧楼。一座六角形凉亭的后面可见惟绿轩，清瑶榭的北面是七楹宽的延清亭，榭西是含翠轩。从这座殿堂的凉台上北望，可以看到600米外的湖泊和山丘，因此这座小庭园虽然孤立在大范围之内，却进一步善用了“借景”的技巧。12
淡怀堂之旁有茜园，包含了朗润斋、湛景楼和菱香片，在空间、水泽、岸边，以及1.2英亩（差不多100米长和50米宽）土地上的建筑等布局，在设计上很细致地采用了江南的技术。一条向东流的小河上，三座有品位的拱桥、曲桥和三孔石桥横跨而过。以精巧假山组成的河岸，支撑了类似城门的建筑，以及水面上各个种类的植物，予人一种愉悦的野趣。这座庭园里还有花圃、小树和数千条锦鲤在大池塘里游泳。
在庭园里面，朗润斋的西边竖立了一块珍贵的秀绿湖石。乾隆在1752年从杭州荒废的南宋皇宫里取得这块石头，并命名为“青莲朵”，并把它列为这座特别园林的八景之一。13乾隆皇帝十分喜爱这块石头，他写了至少四首诗来颂扬它，其中一首写道：
刻削英英陆地莲，
一举提示色空禅；
飞来鹫岭分明在，
幽赏翻因意歉然。

第二部分：建   筑圆明园的扩充（3）

“小有天”在思永斋的东北边，是乾隆于1751年探访汪之萼，参观杭州南平著名的石园别墅后仿制而来，它是一座小而美的庭园，布满花卉、山丘、洞穴和人工瀑布。在长春园的东北角是狮子林，是根据最受赞誉的奇石园林苏州黄氏涉园所仿制而来，文献记载它是在1342年由天如禅师维则所设计，乾隆曾经在1762年出巡到这里。最受瞩目的元代艺术家倪瓒为这座园林绘出非常美丽的画像后，更增添了它的名气。15
早在苏州黄氏涉园兴起之前，宋代学者叶梦得（1077—1148）已经在浙江省湖州的老家建造著名的石林。不过，自从石林毁坏之后，涉园肯定成为乾隆建造石林的最佳模范。狮子林占地2.2英亩（约13亩），在西边布置非常之多的房舍而东边布满许多奇石。人工建筑的部分包括了养月亭、花骤馆，以及向东通往石林的横碧轩。如同乾隆自己所说的，假山奇石是这座石林的重要主题，他亲下御旨从苏州召来最好的工匠把奇石堆叠成一座假山石林，务求跟苏州的狮子林一模一样。这项任务显已达成，因为乾隆看到长春园里的狮子林立即想起南巡所见。16
鉴园是一座被水环绕而自成一角的小型园林，位于如园北边经精心设计而成的紧凑区域，包含了许多大型人工建筑。有二十四间厢房的大殿往两侧延伸出许多回廊。两层楼高的藏书楼称为万源阁，是珍贵书刊、绘画和书法的收藏室。三楹宽的桐荫书屋有围着汉白玉栏杆的鱼池，在这鱼池北边的回廊可通往一个复合的建筑群，包括益寿轩、古月轩和自省斋，都具有江南园林的色彩。部分楼阁的倒影可以在长河上看到，乾隆因而很喜欢到这里来阅读、思考和冥想，更希望退位后能多在这里盘桓。
从鉴园越过长河，有一条山路通往映清斋，然后再由几条走廊连接到几座楼阁。直接在鉴园后面的是一座船坞，用来维修许多园内舟艇。根据《大清会典》的记载，这些船都各自有一个优雅的名字，诸如“载月舫”、“飞云楼船”等。围绕在山丘之中，整个布局就给人隐秘和幽静的感觉。在映清斋的西北端越过一道曲桥是一个四面环山的湖，里面有一座大岛，岛山有精致的玉玲珑馆。17
江南的奇石是最好的，乾隆决意要取得个中的上品。叠石造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自中国园林建造之初，就已开始。跟西方或日本庭园里的石头和岩礁不同，中国的叠石造山往往是重新创造绘画、诗题或世外野趣。经过水侵蚀作用而成的石灰岩，以深刻、陡峭和千奇百怪的形态而闻名。最好的石材来自太湖，名为太湖石，这些太湖石通常是白色、蓝色和青绿色三种，经过好几个世纪在湖底不断冲刷和洗涤之后，就呈现多孔、瘦削和奇形怪状，因此造型最好的太湖石是来自湖的最底层。把船驶往湖中并用粗重的绳子把太湖石捞起，是中国古代唯一能取得石头的方式。除了太湖石之外，至少还有十五种其他类型的石头，通常是以最先发现的地点来命名。18
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布石艺术强调适当的陪衬才能展现出的外形和线条，以便于跟周围的建筑和天然景色作对照。热衷于优美的奇石，是因为每一个园林的主人对他们所拥有的奇石都感到十分自豪。虽然有人追求巨大的奇石，也有人崇尚纤细，但他们都欣赏奇石的坚挺并习惯给他们所拥有的奇石人格化，把自然的生命灌入冷冰冰的人为创造里。中国园林的爱好者通常把他们喜欢的奇石，视为让人陶醉的伴侣，甚至是可供欣赏的主角。事实上，他们往往把感情一点点地注入他们所喜欢的奇石里。
明代作家张岱曾经在旷野上看到一块10英尺（约3米）高、20英尺（约6米）宽的白色石头，并觉得它“痴，痴妙”；他也看到一块8英尺（约2.4米）宽、15英尺（约4.6米）高的黑色石头，看来“瘦，瘦妙”19。同样地，清代学者梁章钜找出奇石的三种显著特性，分别是透、皱和瘦。宋徽宗十分纵情于奇石，竟甘冒引起民愤的危险也要从江南把许多珍贵但沉重的所谓“花岗岩”奇石，运往他在开封的宫苑，以至于使大运河上舟船拥挤不堪。20
把石料变为成功的假山，需要建造出酷似郊外的山丘。这就是为什么陈从周会说，很难在叠石时使其有沉重感与毫无雕琢痕迹，更难的是要使假山带有原始的淳朴。21淳朴的意义就是符合自然，看不出人工雕琢的痕迹或不自然的设置，奇石匠师李渔坚持，从一定的距离外观看，假山要宛如真山一样。22
假山的主要结构包括峰顶山脊、山涧沟壑、阶地小径、桥梁瀑布，所有这些都是强调无止境的变化、清晰的线条和三维空间的表现。23由于长春园占据一大片平坦的土地，假山在整个园林的规划就特别重要。大规模清理湖里的淤泥，挖出来的大量的泥土和疏松的土壤，就用来创造园内五十多座的人造假山。山脊并不很高，大约只有10米到15米左右。24广植树及整合假山与湖泽为一体，以尽量避免人为的痕迹。
奇石和假山毫无疑问是中国园林不可或缺的元素，随着乾隆一次又一次南巡江南，带回来的艺术精华，在长春园内创造了大量的奇石和假山。不过，在长春园内建造江南式园林的过程当中，设计者于仿制之余力求创新，运用许多巧思去转变或提升原来的设计及其意涵。举例来说，从杭州寺院的景点仿制而来的“溪中鱼”主题，原先仅仅是表达佛家的慈悲，在溪流里让鱼儿自由自在地游；不过，在长春园内的仿制品却把它扩大到与帝皇的仁慈精神相结合。很多时候，仿制的建筑之美反而胜过原来的设计。乾隆对他的园林成果非常满意，曾骄傲地自问：“何必更羡吴江？”不再想念江南了，因为他不可思议地把许多漂亮的江南风光转移到他的皇家园林里了。25事实上，跟圆明园本园的部分相比，长春园更像一座游乐园。长春园的布局和筹划莫不符合乾隆皇帝个人的品位，以满足他的喜好。

第二部分：建   筑中国的凡尔赛宫（1）

长春园里的欧式宫殿和园林称为西洋楼，亦称为中国的凡尔赛宫。它横跨长春园的北端，乃由乾隆所建最特殊的园林工程。在乾隆以前，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曾经采取外国的建筑方式，至迟在唐朝时，中亚就已经影响到中国的建筑。在蒙古人创立的欧亚帝国之下，基督教的影响已经出现在元朝的大都，即今天的北京。随着公元17世纪广东对外贸易体系的开始，西式的商业建筑和民宅也已经在广东建造，更不要说公元16世纪以来在澳门出现的葡萄牙式建筑。然而，乾隆无疑是第一个在帝王宫苑里容纳大量的欧式建筑的中国统治者。
欧式宫殿的范围占地达65英亩（约395亩）之广，长约750米宽约70米，许多建筑是以巴洛克风格为主。26根据最新的勘查显示，早年莫里斯·亚当估算为300米长100米宽的数字是不准确的。27整个设计很认真地依据欧洲模式，包括巨柱、大理石栏杆和玻璃窗在内的欧式材料都被广泛地使用。不过，东方的特色在这座西式建筑里并没有消失，还是可以看到浅红色的砖墙、鲜艳的琉璃瓦、中式的装饰品和装潢、太湖石及竹亭等。
乾隆之所以有兴趣建造这座西式的壮丽园林，最先可能是被耶稣会教士献上的西方绘画中之欧式喷水池所吸引。喷水池是古代西方的喜好，到了公元17世纪，在法国和意大利极受欢迎。可以肯定地说，圆明园本园已经有几座像在“水木明瑟”的喷水池，但没有一座是最壮观的。
很可能在乾隆宫廷内侍奉的意大利和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尝试以壮观的西式喷水池来讨好乾隆。乾隆曾经要求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米兰出生的耶稣会传教士兼画家，在他二十七岁那一年，即1715年抵达中国）绘画意大利和法国式的宫殿与喷水池，让他在长春园内建造。郎世宁就呈给乾隆一个迷人的巴洛克式建筑，让人想起布罗米尼（Borromini）设计的风格。乾隆后来要求神甫蒋友仁（Michael Beno攖，1715—1774，从1744年之后就一直留在中国）的帮助，所幸他具备数学和水力学的知识，让他能够为这位清朝皇帝完成喷水池的模型，满心喜悦的乾隆立即授权这位传教士开始建造。28
不过，要容纳多座喷水池是需要巨大的巴洛克式宫殿建筑来配合，可是郎世宁跟蒋友仁都不是专业的建筑师。然而，他们却成功地把一系列的欧洲壮丽建筑转移到长春园内。参与建造的欧洲教士专家有王致诚、艾启蒙（Ignatius Sickelpart，1708—1780），还有建筑师利博明（Ferdinando Moggi）。植物学家戴卡维（Pieer d誌ncarville，1706—1757）帮助绘画这座园林的布局，神甫杨自新（Gilles Thebault，1703—1766）制作由郎世宁设计的钢栏杆。为了完成这项工程，这些外国传教士得到在园内自由行走的权利。他们十分认真地工作，无视酷热、雨天、刮风和灼人的骄阳。29他们主要依赖他们从欧洲带来的资料，或者向北京的三个基督教机构借阅书籍。
参与建造西洋楼的，还有大量的中国建筑师、工程师和石工。他们虽然不熟悉外国建筑，但在两位耶稣会神甫的领导之下，为成功完成这项工程作出他们的贡献。真正了不起的是，几个欧洲的外行人完成了这项任务，并且满足了中国皇帝的趣味。30现代的西方专家也许并不完全认同或欣赏西洋楼的建筑，但这些非常独特的欧式建筑却很能适应这座中国帝王庭园。事实上，为了试图混合欧洲与中国，勒诺特尔式宫殿（Le Notre Palace）对圆明园整体的一致性并没有负面的影响。这项巨型建筑工程的造价肯定很高，但在乾隆时代无论是皇帝个人或整个国家的财力都相当殷实，所以钱财并不成问题。
根据蒋友仁的记述，当第一座面向湖泽的西式建筑于1747年建造出来时，乾隆对这座建筑非常满意。31两层高的蓄水楼位于铺好路面的庭园里，中央大楼的两侧由长而弯曲的走廊连接着两座镶了玻璃的附属建筑。乾隆特别喜欢巴洛克风格建筑那种具有动力和震撼的外观，他可以在两边任何一幢建筑内，观赏位于中央大楼前面、有十四个喷水装置、巨大而鲜艳的喷水池。他在附属建筑内，则可以欣赏来自蒙古和中国回疆等地异域情调的音乐演奏。西洋楼的第一阶段工程在1751年正式完成，乾隆把最先出现的这组西式建筑群命名为“谐奇趣”。32
从这里往西建造了养雀笼，以饲养孔雀和外国珍禽。在配有镂花锯图案的精美铁门旁边，笼的墙壁上画满小船和雉鸡。养雀笼的东边，在半月形的墙壁中央有高起的雕饰闸门，围着用汉白玉雕成的喷水池。再往北走至庭园的末端，就是可以通往大迷宫的花园门。
迷宫是欧洲的发明，其中一个最早期的迷宫就在埃及的米瑞斯湖（Lake Morris）旁边，它是公元前23世纪的国王阿曼尼哈特三世（Amenenhat III）设计出来的陵墓。在公元15世纪晚期，迷宫就成为园林的装饰，那个时候迷宫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别墅园林里标准的项目。到了16世纪和17世纪，只有少数的大型欧洲园林是没有迷宫的。
长春园内的迷宫建在南北轴线的正中央，左右对称，近乎是完美的长方形，由5英尺（约1.5米）高以雕花灰砖砌成的墙所围着，并由纤细的松树所环绕，那些松树看来应该是在砖墙建成之前就已经被栽种在那里。有一条壕沟环绕在迷宫的砖墙外面，在迷宫的每一面都有一条跨越壕沟的桥，连接着迷宫的门口。位于迷宫中央的主建筑是一座朝南的八角形凉亭，竖立在由圆形阶梯垫高的平台上以俯视这座庭园。在北边的第二幢建筑是以汉白玉建造的楼阁，它俯瞰着迷宫，并摆放一个会唱歌的机械鸟，也即是大型的音乐盒，这是由一位欧洲人带到中国来献给清朝皇帝以讨其欢心。凉亭楼阁的设计和雕刻都采用欧洲的特色。在迷宫墙外，有一座路旁的小型亭子坐落在往北走的小山丘上。
在迷宫里面，有九个大小不同的正圆，代表着天地四方的六合世界，以及过去、现在与未来。在迷宫的中央部分，每一个方形广场的角落都会放置一个花坛，象征中国的世界观。南北两个闸门是依据南北轴线排列而成一行，把主建筑和庭院一分为二。一般来说，迷宫从前门进入到后门，有三个层次：花园的闸门、跨越小溪的桥，和进入迷宫的入口。

第二部分：建   筑中国的凡尔赛宫（2）

对于乾隆来说，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庆祝中秋节是十分重要的事，他会在迷宫里看到上万个不同造型的灯笼，即著名的黄花灯。宫女们会手持灯笼列队，来回走动时就像数不清的萤火虫。皇帝坐在迷宫中的龙座上，然后皇帝的嫔妃和特别的宾客会进入迷宫，在迷宫中的死胡同之间找出口，迂回并穿插着不同的路径以到达皇帝的跟前。当他们得意洋洋地到了皇帝的前面时，皇帝就会很高兴地赐给他们糕点果品和开怀的笑声。在日落之后，黄花灯就照亮黑暗的夜空，闪烁之间就像数不清的金色星星。34
后来又花了八年的时间去完成欧洲部分的第二阶段工程，刚好为乾隆的五十岁生日做庆祝。在养雀笼东边建起来的新月形宫殿建筑，有由壕沟环绕着的大理石的栏杆，被命名为“方外观”，于1759年完工。铜制的户外阶梯从建筑的二楼往下延伸，两道刻上阿拉伯文字的4英尺（约1.2米）高石碑，摆放在它的主殿堂上。虽然这两道石碑已经不见踪影，不过它们的拓本仍然被留存下来。在1760年的4月，将军兆惠平定回疆凯旋而归的时候，把一个漂亮的回部女子即著名的香妃，带回京城献给乾隆皇帝。香妃就是住在这里，并把她居住的这座宫殿改名为清真寺，她和追随她身边的回教徒每个星期五都会在这里做例行性的礼拜。35这座清真寺的前门面对着一座有精美栏杆的大理石桥，跨越一道壕沟并连接到一座名叫竹亭的雅致小花园。这座于1770年完成的凉亭以鲜艳的玻璃和贝壳作为装饰，并由隐秘的走道连接到另一座凉亭。36
往东边走，越过一道树丛，建有一座搭配喷水池的大型宫殿建筑，即著名的“海晏堂”，这座庭院的正式命名最迟不会晚于1781年的春天。37撇开它的巴洛克式建筑的细节不说，主殿堂的建筑布局基本上让人联想到凡尔赛宫的“荣誉院”（The Court of Honor），38在巨大的玻璃天花板之下，放置了一个180尺长，养了金鱼名叫锡海的巨大水池，在水池的周围挂满葡萄藤的铁丝网，在这个水池的每一边，都有一个房间用来放置水压机器，为喷水池和小瀑布抽送所需要的水。
根据蓝图的规划显示，从这座雄伟建筑的正门外面，也就是主建筑的两侧延伸出两个宽广而对称的螺旋状楼梯，因此更增添华丽的效果。在这两个楼梯之间，有一个里面有一对海豚雕像的喷水池，从二楼流出水泉，水会从栏杆上用大理石雕出的大石板往下流出，然后再往下流至另一块石板上，一直往下流，注满最下面的石水池。在这两个楼梯的外边，两只石狮子从口中喷出水泉分别流向两个喷水池里。这一共有三个喷水池，每一个都有五十四个喷水口。最大的喷水口是在中央的水池，除了有一个中国式的漏壶之外，周围还有十二个青铜兽头，分别是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和猪，这十二个兽头都配上一个人身，在池的两边各有六个兽头，象征十二年一个轮回的生肖，也代表每两个小时一个时辰，这是中国人用来划分昼夜的计时方式。39因此，每一个兽头像会每隔两个小时顺序喷出水泉，到了正午，所有兽头的口都一起喷出水泉，所以乾隆非常喜爱这组喷泉，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意外。
从海晏堂再往东边走，就是让人敬畏的“大水法”，它拥有许多金字塔结构、正式的水池，以及由石头跟贝壳装饰而成的喷水池雕像。主池中的喷泉，外形是包括一只鹿和十只猎犬等十一头动物的雕像。当水泉在同一时间从所有十一只动物身上喷出时，就会形成这只鹿被其他猎犬追捕的效果。皇帝的龙座就放置在以大理石铺好的地上，覆盖着漂亮的遮篷，尽可能取得最好的位置，以摄取这些喷泉的景象。在这个龙座的后面，竖立起一块很大的砖屏，由五块雕上欧式武器的大理石嵌板组成，从嵌板每一边延伸出两条通道。在砖屏后面的城墙就把这个欧式建筑区跟长春园的其他部分分隔出来。这个“大水法”立即让那些来华传道的耶稣会教士想到在凡尔赛宫和圣克鲁（St. Cloud）的水泉。乾隆对这些壮观的喷泉非常自豪，分别在1784年和1785年，先后下令制作两块雕刻了这些喷泉的铜盘，并且把它们展示在院子里。40
在“大水法”的北面是远瀛观，它应该是在1781年以前建造完成，坐落在又大又高的台阶上，以避免视野受到阻碍。这座巨大的砖制建筑物四周的门窗都以雕刻的大理石作为装饰，在大门的两边有一对精雕细琢的大理石柱子。乾隆皇帝常常把这幢建筑作为皇室度假的居处或休闲场所，这里曾经展示六张由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在1767年送给乾隆作为礼物的博韦地毯（Beauvais tapestries），也一度是回教嫔妃香妃的住处，41它标示着这个欧式建筑群的最高峰。
在西洋楼建筑群的中央或远瀛观的东边，建立了三座由三道出入口连接在一起的凯旋门，外形类似巴黎的凯旋门，这道出入口是通往东边隐藏在树丛中的线法山。从远处看这座山，它会呈现不同的层次。据说乾隆皇帝喜欢骑马到山顶上的八角亭，欣赏不同的景色。沿着山的东面继续往下走，就是方河，它的外形其实是长方形，往东边越过这个167米长的湖泽，就是一座完全不同布局的开放式艺廊，叫做“线法画”或者是“线法墙”，在里面挂着绘有中亚城镇和风光的图画，每一面墙各挂有五幅画。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欧洲的透视画法已被借用来在这里产生远近的视觉效果，这成为中国人眼里的新喜好。42整体来说，长春园的欧式建筑群展示出西方建筑的风貌，以及除屋顶以外各种类型的设计，因为这些西式建筑的屋顶还是采用中国式的黄色、蓝色或绿色的瓦片。“谐奇趣”、“方外观”和“海晏堂”象征了三条垂直短轴线，把横向长轴线划分为几个部分。玻璃窗、地板、栏杆、草坪、花台、上釉的矮砖墙、时钟、挂灯、油画和大量装饰配件，全都具有明显的西方特征，以至于连西方的“蓝图”（plan）这一专有名词，也进入了“圆明园工程造法”之中，译作“拨浪”。43
这些欧式建筑很自然需要相当的内部设计，例如大量奢侈的装饰和欧式家具、时钟、绘画和机器玩具等装潢。著名的“戈伯朗挂毯”（Gobelins tapestries）系列、织上法国美女的全身像和可照全身的长镜，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于1767年送给乾隆的礼物，都被摆放在这里。44然而，内部设计仍须迁就中国的风味。举例来说，欧洲的喷水池随处可见大型的裸体雕像，但在这里就因为文化因素而被禁止。另外，清朝的帝皇似乎并不习惯在完全陌生摆设的环境中逗留或休息。
乾隆借取西式建筑和园林艺术品位有所限制，并不单止于此，皇帝的文化背景亦不能让他明白，在巴洛克式建筑里所展现的数学领域的精确度，以及机械化的重要性。乾隆皇帝无法得知具有分析性的几何学正发动工业化，最终让欧洲的军队得以侵略中国，并把圆明园夷为废墟。欧式建筑群毕竟除了作为享乐场所之外，并没有发挥其他的作用，它只是皇帝用来散心、休闲、娱乐和收藏来自欧洲的艺术珍宝的场所，只不过是充当皇帝的百宝箱而已。

第二部分：建   筑圆明本园内更多的扩建

随着长春园的完工，乾隆在原来的圆明园内再增添更多的建设。有两项重大的工程值得特别注意。首先，在1762年有一个机会去改建位于福海北岸的四宜书屋，乾隆皇帝兴致勃勃地把陈家在浙江省海宁所拥有的隅园，重新在他的宫苑里仿制建造出来。45
乾隆在他多次大张旗鼓的南巡期间，一再探访隅园，并带回它的蓝图。当这次改建工程完毕时，这个景观就被乾隆改名为“安澜园”，用来提醒他在浙江沿岸所目睹的严重洪水泛滥问题。46这个名字尽管没有艺术性的雅致，但是统治者用来表达他关心水灾问题的最好方式。况且，乾隆辩称，改建是节省金钱一举两得之事，因为他认为汰旧换新的做法，只属于维修而已，并且可以提醒他浙江沿海的艰困。47但事实上，乾隆并没有节省一分钱，由于他坚持要精确地依照隅园的式样建造，反而需要高昂的营造经费。此外，他还要求此一新的扩建来融合整个建筑群，包括了主殿堂后的揽霞楼、在人造假山上的飞睇亭和假山后的经馆。最后，安澜园成为一个包括了不少于十个完整景观的建筑群。48
有一个颇具想象力的谣言指出，乾隆其实是出生在陈家的小男孩，所以他对隅园表现出非比寻常的兴趣，他又经常探望陈家。他甚至曾经谈到常常把宫苑内的四宜书屋误会成海宁的隅园。49这个谣传最后引发一个没有实据的通俗故事：内阁大学士陈世倌的妻子和雍正的皇后都在同一天生下她们的婴孩，而皇后秘密地把她的女婴掉换成陈家的男婴。乾隆在最后得知自己的身世之后，不单对陈家表达关爱，而且还把陈家的庭园带回圆明园，让他有亲近老家的感觉。50不过，这个通俗故事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
乾隆又在1774年，开始在圆明园内建造最大的图书馆，这就是文源阁，建造在“水木明瑟”的北边，以典藏整套《四库全书》。乾隆在1772年着手这项计划。这套永恒不朽的书包含了经史子集四大范畴，涉及编辑、鉴定和复写所有的经典中国书籍。根据乾隆的观点，其中有许多“不合适”的书籍被排斥在外。这大概是中国清代最具雄心的文献工程，花了超过22年的时间和数千名人员，包括3名总纂，160名纂修官，368名职员和2000名誊录，以漂亮的书法书写出3747种书，放在6752个盒子里，一共手写7部，每部有将近10 000标题注释的目录。第三个手写本在1775年完成，在乾隆皇帝的特别指示之下收藏在文源阁里。51这座藏书楼所藏跟紫禁城内放置首部《四库全书》的文渊阁所藏，同样完整。
由于乾隆对文献和推动文学与艺术有强烈的兴趣，所以他把完整的《四库全书》保存在他最讲究的帝王宫苑里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惊奇。他个人尽情为这座伟大的藏书楼写了许多匾额和对联。在圆明园内的其他地方可以发现很多匾额和对联，它们被视为园林艺术不可或缺的部分。在1784年文源阁完工之前，乾隆就在大理石碑上题写了一篇碑文，被放置在文源阁主建筑的东边亭子里，以永久展示。52
文源阁的建筑是依据位于浙江省宁波、由范家拥有、有210年历史之久的天一阁图样所建造。范钦于1561年首先在家族园林的围墙内建造天一阁。根据1989年10月在现场所做的测量，在天一阁殿堂中央的柱栅有23米宽11米深。园林和藏书楼自明代以来，就成为财富和权力的象征。
一旦私人的藏书楼被选为建造的式样，也就无可避免地在建造上要更符合宫殿的规范。乾隆自己选择这个蓝图的原因，是因为范氏的藏书楼是所有藏书楼当中的巨擘。虽然文源阁的正面外观和细节地方都跟范家的天一阁相同，但乾隆把它的体积扩大到原来的两倍，也比原来的高，共有三层。在最底层的中央区域是放置经部，以及注释目录和巨著《图书集成》；中间的那一层是收藏史部的典籍；而最上层是收藏子部和集部，里面的书用绿、红、白、黑等四种不同的颜色，标示不同范畴的书以方便辨识。53在地下的一层附有栏杆的前廊，面向开放空间，作为出入的地方，在入口的内部有一条楼梯通往楼上的藏书。54毕竟文源阁就像被定做出来的，刚好容纳这许多书盒，并有足够的开放空间。
文源阁的四周环境亦得到细心的管理，主建筑前面的景观台俯瞰着一座50米长、23米宽养了许多金鱼的长方形池塘，在池塘的中央竖立着一座名为灵峰的10米高、穿透许多洞的岩石雕刻。这座池塘的设计不单是衬托文源阁的建筑和附近的奇石，而且也是用作救火的蓄水池，在主建筑的附近没有种植任何树木，以防止昆虫和蚂蚁的接近。55
乾隆早在1774年，就把原来是大学士傅恒的园林宅第绮春园整合到圆明园里，他又分别把春喜园和喜春园这两座邻近的小园林一起并入圆明园。56因此在同一时间之内，乾隆的圆明园就在万寿山、玉泉山和香山这三座附近的山林之间，由五座园林所组合而成。
在1750年，乾隆为了对母后六十大寿表示心意，就在瓮山建造了寿寺，后来他又把瓮山改名为万寿山，他并且引玉泉山的水灌注西湖（后来这个湖被改名为昆明湖），以营造名为清漪园的附属园林。
乾隆在1799年驾崩之后，圆明园不断扩大的工程并没有停止，他的继承者嘉庆皇帝继续给圆明园做没有止境的维修和改建。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嘉庆修缮了大宫门、正大光明殿、安澜园、舍卫城、同乐园和养日堂。他亦增添了一些新的建筑，像烟雨楼、敷春堂和圆明园北端的新稻田，他把这里命名为“省耕别墅”。

第二部分：建   筑绮春园一瞥

嘉庆皇帝在园工上给予绮春园最高优先。此园原本是许多小型园林的集合体，在1772年正式整合至圆明园里，划一管理。嘉庆把万泉河的水引到绮春园来继续扩大它的规模。最后嘉庆在绮春园内列出了三十景。这种营造工程照样需要大量的金钱，例如光是1809年的营造工程，就包括173座殿堂、厢房和楼阁，260道走廊，6座亭子和2座装饰的牌楼，总共花掉328 775.331两白银。58
绮春园的设计规划可分东西两个重要部分，每一个部分都包含了大大小小的桥梁和湖泽，以及风景小岛。东边部分在大宫门和二宫门的后方，北向面对着将近有300米深的广阔园林庭院，其中包含了几座建筑。迎晖殿是主殿堂，中和堂由两道走廊连接着迎晖殿，并有一座巨大的庭院。敷春堂包含了多座供皇太后和嫔妃居住的起居院落，后殿和阆月楼就位于庭院的末端。由于康熙的畅春园在这个时候已日渐凋零（今天，畅春园留下的唯一遗物是北京大学附近那块匾额），嘉庆把绮春园并入帝王宫苑里看来是为后妃们建造新的居所。事实上，当绮春园完工之时，嘉庆迎接他的母亲（皇太后考仪）和他的弟弟淳亲王到里面居住。59
从绮春园往北看，可以看到秀丽的湖景，在湖中央是凤麟洲和另一座西面的岛，上面有独特设计的仙人承露台。在开阔大湖的正中央，由这个重要部分往西有一座孤立而匀称的方形小岛，鉴碧亭就坐落在小岛上面。60
绮春园的几何中心是春泽斋、生冬室和卧云轩等三座重要的建筑，由一根南北轴线串联起来，没有任何呆板的格局，因为它们被两个大小不同和形状各异的水域以富有艺术感的方式划分开来，西边与四宜书屋连在一起。从生冬室往南观看，可以见到卧云轩坐落在一座小小的岛上，创造出一个生动的景色。从卧云轩再往南走就是一片约有15英亩（约91亩）的广大山丘地。在任何一座5到6米高的山丘顶端，都可以从两侧欣赏到湖景。这座山丘地的南方竖立着一座被隔开的长方形喇嘛寺院，被称为正觉寺，占地150×80平方米。它有由三个主要楼层组成的庭院用来拜佛，并有一个分开来的前门向南开放。61
在绮春园的西边是连接一座亭子和几条廊道的清夏斋，它建造在6.6英亩（约40亩）大的凤麟洲上，并由城墙围着，主殿堂朝南面对着伴随小湖的台阶，而小湖的南边是低矮的石山。这个建筑群包含了各种宜人的布置，包括湖泊、山丘、亭子、房屋和廊道，构成一座理想的夏居。从这里往南观看，可以见到澄心堂，它坐落在被湖泊包围的小岛上，满绿轩和畅和堂建造在另一边，坐落在被长方形湖泊包围的两座相连的小岛上。长而狭隘的岸边把长方形湖泊分为两个部分，在岸的南端有高耸的凌虚亭，对应着北面的仙人承露台。这个园林的西南部分营造了几个小岛，以点缀宽阔的水域，强调自然美和人工建筑。62
随着绮春园的完成，大圆明园终于完成。圆明园就成为闻名的“圆明三园”，分别是原来的圆明园、长春园和绮春园（或称为万春园）。

第三部分：历史圆明园的兴起

圆明园的历史始于康熙时代。康熙皇帝从1662年至1722年统治中国，他是天子，也是天朝大国的统治者，北京是他的帝国首都，也是其世界帝国的中心。当他在17世纪后期完全巩固其无上权力之时，就已经在北京西北近郊的西山脚下，重修了许多辽金时期，以及明朝亲王们遗留下来的残破苑囿和园林。康熙的第一座重要宫苑就是畅春园，他自称是在原来属于明代武清侯李伟已经破旧的清华园基础上建造起来的。1根据朝鲜人的观察，与圆明园相比，畅春园是一座非常朴素的皇家宫苑。2在1720年，俄国公使因接受康熙的款待，而有机会一窥这座宫苑。这些俄国人称之为“Tzan-shu-yang”，就是畅春园的俄国发音。他们所看到的是一座优美的庭园，一排排的树，宏伟的正殿，以及许多漂亮的皇家房舍。3到了1722年也就是康熙六十九岁的时候，他就在这座宫苑里驾崩。4
在1709年，基于风水上的考量，康熙选择在距离畅春园500米到600米远的一个地点，兴建一座崭新的宫苑，不久就被取名为圆明园。5当圆明园的第一阶段工程完成时，康熙很慷慨地把它赏赐给他的第四子胤皇子。6这位皇四子确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尽管一直有流言说他以不当手段夺取皇位。7他最终继承他父亲的皇位成为雍正皇帝，并且将圆明园变成主要的帝王宫苑，把畅春园留给皇太后和她的皇室成员。雍正的继承人继续把圆明园用作皇家御园，无可避免地取代了康熙的畅春园。不过，畅春园因为由皇太后所居，所以仍然是一座重要的帝王宫苑。此园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宫门、庭园、殿堂、楼阁、廊馆、藏书楼、码头，甚至一条虚构的买卖街。乾隆皇帝经常到畅春园探望他的母亲，他于1778年，为表达对母亲的敬爱，在园内建造了恩母寺，就像雍正建造恩佑寺来表达对他父亲康熙的敬意一样。8直到嘉庆皇帝把绮春园作为他母后的居处之后，畅春园才逐渐式微。

第三部分：历史从亲王苑囿到帝王御园（1）

皇四子胤于1709年圆明园完工后不久，就迁入使用。这个时候的圆明园规模仍然不大。不过，此园并不是明代残破旧园的新修，而是一座货真价实的新园。根据周维权的估计，圆明园一开始就已经包含了前湖和后湖之间大约91英亩（约552亩）的土地。可是，张恩荫对这个估算提出异议，认为从皇子胤咏圆明园的几首诗可知，这座园林已经延伸至后湖的范围以外了，所覆盖的范围不会小于180英亩（约1093亩）。9不管谁对谁错，圆明园在完工时的范围不会小于它以后整个面积的三分之一。无论如何，圆明园在1722年已经很壮观了，足以让皇子胤邀请他的年老父亲康熙和他的儿子弘历（未来的乾隆皇帝）来到牡丹台，欣赏盛开的牡丹花。10
皇子胤于1723年继承大统成为皇帝之后，就开始扩建圆明园，但是由于皇太后突然去世而延后了正式宣布圆明园为新皇帝的主要皇家庭园。他作为一个孝子，遵守了一段居丧期，因此暂停享乐的生活，并延迟移居圆明园。11雍正直至1725年8月27日，在大臣们多次请求之下，才决定停止服丧，到了1726年的农历新年，雍正才正式住进圆明园。他乘坐一辆镀金的马车，在11辆马车的护送之下，从北京出发到达他的帝王宫苑。亲王和大臣们赠送皇上3000个灯笼，以示庆祝。12
虽然雍正只在圆明园住了两天就返回紫禁城，但他已经决定把这座宫苑除了当做休憩之处外，也要用作处理政务的地方。他正式向吏部和兵部做出谕示：“朕在圆明园与宫中无异，凡应办之事照常办理。”13此后他又颁布命令，重申这项谕示。自1725年园居起，每天在圆明园内处理政务跟在紫禁城内处理政务的方式完全一样。这里很清楚显示，他想要确定他的园居，不会妨碍日常政务的进行，反映出雍正对可能批评他疏忽职守的言论十分敏感。他确实要一再为他的园居做辩护，强调园居不会影响政务。因此，他把自己在圆明园内处理政事的地方命名为“勤政殿”，并非偶然。
虽然雍正认真对待自己说过的话，但是至少在一开始，官员们在安逸的庭园气氛中，并不认真处理事务。当雍正在1726年1月20日坐在勤政殿中的龙椅上准备听奏时，居然没有一个人进奏。雍正的不悦形之于色，斥责园居绝非怠忽政事；刚好相反，就他自己而言，在圆明园这样舒适和愉快的环境当中，可以把事情处理得更好。他语带威胁地警告，如果大臣们继续在园里随便处事的话，就视之为大臣们反对他在圆明园里生活。14
不久之后，皇帝和大臣都习惯了在帝王宫苑内处理政务。雍正明显地被诱人的周围环境和天然景致所吸引，因此居住在圆明园内的时间越来越多，返回紫禁城的次数渐少。他逐渐变得很不情愿离开这座宫苑。他开启了清朝皇帝经常过园居生活的传统。15
雍正皇帝决定于园内处理政务之后，在圆明园和北京之间，开了一条沿途有漂亮柳树的优质石板路，根据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的估算，这条路大约有6英里（约9.7公里）长。16这条石板路从紫禁城开始，经过西直门后跨越在护城河上的高梁桥，最后往西北转入海淀区，然后就可抵达圆明园的大门。17这条路让皇帝在两座宫殿之间的经常往返，变得方便。每当皇帝抵达圆明园的前门时，满洲亲贵、满汉大臣、南书房的亲信文士，以及数队士兵都会列队迎接，以示尊崇。
这条路当然也满足了那些从官员到工人必须经常往返圆明园的人之方便。一般来说，一个人要从紫禁城出发，及时在早朝前抵达圆明园，就必须在半夜出发。18因此，日常要在两地之间往返，尤其对上了年纪的大臣来说，可说是一件苦差事。所以，雍正为了表示仁慈而免除老臣出席圆明园的早朝。特别在严寒的冬天，当彻骨的北风从西伯利亚吹来，雍正会豁免大部分的官员来圆明园觐见，紧急情况除外。19到了嘉庆二十年（1815年），朝廷允许副手先代呈奏折，正员可以在当天稍晚时到达圆明园。20
历史学家普遍视雍正为俭朴的皇帝，但是如果从他扩建和美化圆明园的做法来看，其实他是一个很会花钱的人。早在1724年，他登基后的第二年，他就批准在园内加建多座建筑的计划，并授权木料的采购。21最初的工程是要满足行政管理之需，包括巨型的正大光明殿和殿堂旁边用来容纳侍从和宾客的别馆。一般的中国园林为自政治圈退隐下来的官员所居住，而圆明园却是全国政治的中心。在这些行政大楼没有完工之前，雍正就在“九州清晏”（由九座人工岛在前湖和后湖之间排成半圆形）的寝宫里设置他的临时理政厅。我们由此可知，在1726年之前，也就是雍正在位四年左右，在九州上的建筑大致已经落成了。22
雍正在1727年仍然感觉到需要为他长居圆明园做出辩护，因为他自觉儒家行为的道德规范不容许逸乐。他在谕旨中表示，他真的需要圆明园宜人的环境，来尽他作为天朝大国君主的职责。他似乎要证明他说到做到，不但要求他的官员在园内努力工作，他自己也要加倍努力，尽他所能地勤政处事。他为了不断警惕自己，在正大光明殿里悬挂了一副巨大的对联，上面写着：
心天之心而宵衣旰食；乐民之乐以和性怡情。

第三部分：历史从亲王苑囿到帝王御园（2）

这还不够，在他的御案后面还展示着两个引人注目的大字：“无逸”。他并且在其宫苑里的理政厅的墙壁上，刻上一篇文章，内容是表示他如何严肃看待他在维持和平与繁荣上的责任，如何决心维护这个帝国，如何了解他维持帝国的责任并不比他的父祖辈艰难创业立国来得容易。24
雍正的许诺并非空言，他在理政厅内花非常长的时间，来批阅奏章，以及与亲信议政。由于有太多的问题要等他来决断，他在圆明园里的日子，即使夏日炎炎，也没有一点点的空闲。事实上，不管什么季节，雍正很少会在圆明园里错过他的理政时间。据我们所知，雍正有一次在理政厅里聚精会神地工作直至深夜，浑然忘了时辰。他作了一首诗记下这次经历，希望黑夜中的明月能为他工作至夜深做见证。25
雍正在圆明园北端开辟了一大块田地，称之为“多稼如云”，是园内的景点之一。此景与其说是为了玩乐，倒不如说是用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表达关切。他视察如何犁地、播种和收割农作物等等，来表现他对广大农民生活的关注。26在1729年的8月里，他在园内又添加了蚕桑农场，并指派一名首领太监负责监督。因此，那些在园里农区工作的男男女女就被编成桑户，成为不断成长的园户当中新的成员。蚕丝品的生产又导致在万寿山麓下建造了织染局，以便于蚕户行取养蚕蛮子、蚕纸等材料。27
一旦雍正皇帝把圆明园用作日常的居所，这座皇家庭园的安全与护卫必须得到加强。园内原本只有包括180名骑兵和440名步兵在内的620名绿营官兵，但雍正掌权之后的1724年，园内已增兵至1000人，包括200名骑兵和800名步兵。28在隔年的春天，军用练兵场也告完工。每一名士兵因其身负护卫这座帝王宫苑的荣耀职责，可以得到20两白银的额外奖金。29
由于圆明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圆明园八旗的护卫兵力达到3232人。这支军队的所有军官和士兵都是清一色的满洲人，他们武艺精湛，是从可靠的部族当中精挑细选出来的。不久之后，这支御林军固定为3256人，包括136名军官和3120名士兵，归两名满洲亲王指挥。经过几朝皇帝下来，这些御林军都驻守在圆明园的四周。他们有两个主要职责：平时守卫圆明园的安全，在特殊的节日里增援皇帝身边的侍卫，使皇帝和他的侍从能在园内畅行无阻。平常日子的训练则包括骑马和射箭，偶尔皇帝也会参与操练，在园里的西南边就有一座巨大的操练场，并且有一座高耸的阅兵台，就是为了这个用途。根据1747年的记录，又有2328间额外的营房完工，以便容纳更多的军队。30
尽管雍正在圆明园内勤于政务，但他肯定不会抑制自己不去享受园林之乐。他特别喜欢在福海这个园内最大的湖泊上泛舟，他经常邀请宾客（一般都是大臣和喜爱的嫔妃）在平静的湖上观览风景。他乘坐的龙船后面，通常会有大约三十艘船跟随着。到了晚上特别是节庆之夜，在漫游之后则有精彩的演奏。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乾隆皇帝即位之后，更加喜欢在湖中漫游。教士王致诚有一次获得成为皇帝贵宾之一的荣幸，分享了泛舟的乐趣。他描述湖中有许多镀金和闪亮的船只，用途各异：有时候是用来透透气，有时候是用来垂钓，有时候是用来对打、作战或布阵。31看来皇帝和他的侍从们在泛舟的时候，同时观赏各种不同的湖上活动。
庆祝农历五月上旬的端午节，是湖上一年一度的大事。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古代的爱国诗人屈原（公元前340—278），他为了唤醒楚王的良知而投河自尽。龙舟竞赛的出现，相信不会晚于公元6世纪，赛龙舟是为了寻找这位溺水的爱国诗人。满洲皇帝在这座帝王宫苑内，庆祝中国所有的重要节日。每年一度在福海里的龙舟竞赛，除了大雨天之外，很少会被取消。在正常的情况下，当皇帝和他的宾客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抵达福海时，几艘鲜艳的龙舟就会在湖中打鼓舞旗，开始竞赛。这跟全中国一般民间过节的情况，没有什么两样。在比赛过后，主人和他的宾客就在湖边的花岗石岸登陆，然后走向一座半月形的台阶，最后沿着两旁种满鲜艳花卉和树木的大道，走回住处。32
湖边是在日落之后观赏烟火的最佳地点。当烟火照亮了黑暗的夜空时，也照亮了许多建筑物屋顶上挂着的不同造型与色彩缤纷的灯笼。乾隆亦喜欢在湖边欣赏满月。有一则流传的逸闻：在一个仲夏之夜，当乾隆和他的侍从正在明亮的月光之下于蓬岛瑶台上欣赏京剧时，突然响起一阵阵吵闹的青蛙声，场面十分尴尬。这时候聪明的大学士刘墉（1714—1779）半开玩笑地乞请乾隆下谕旨，命令青蛙闭嘴，皇帝同意并让他的诏示投入湖中，忽然奇迹似的青蛙立即停止了叫声。刘墉赶紧恭贺皇帝法力无边，并讲了一番奉承的话。但没多久，青蛙又恢复了它们烦人的叫声；惊慌的官员和太监们只能焦急地投石入湖，希望可以把青蛙吓跑。33
据说雍正特别喜爱位于福海北面的那栋华丽楼阁，在那里可以观赏到夕阳斜照的西山之峰（这个景点完成于1728年的7月）。这里的环境让他感觉开朗而摆脱烦恼。在这座主楼的后面，有被一排木兰树所围绕的含韵斋，根据在宫里当差的于敏中所记，当木兰盛开之时，空气中充满芳香。在农历七月份的第七天，就是七夕节，那天日落之后，雍正会到这里与一些皇室成员和后妃们举行盛宴，同时观看牛郎和织女在银河相会的景况。

第三部分：历史从亲王苑囿到帝王御园（3）

雍正皇帝对于“洞天深处”──位于圆明园东南边一个隐蔽的区域──亦有特殊的情感，因他曾在这里度过他的童年。他亦因此在这个地方竖立了一块碑作为纪念。后来，就在这个景点上成立了皇家学校，并建有教室和宿舍。当乾隆还是皇子弘历的时候，就跟其他皇子一起在这里上课。他一直记得那些让他忘掉时日的清静白天和美丽的晚上。35
1730年秋天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强烈地震，打破这座皇家御园的平静。36根据一位目击地震的耶稣会传教士的记录，这座漂亮宫苑的震后情况，令人哀叹。当地面在9月20日震动时，雍正皇帝逃至龙船上避难，整夜在船上度过。由于震后的恐惧，他跟家人有一段日子住在大帐篷里。即便到了10月5日，他仍然在他的帐篷内接见欧洲的传教士。37地震让他变得谦逊，就如同在他之前的天子一样，视地震为来自上天的警讯。他因而下诏罪己，以期获得上天的宽恕和原谅。至于修缮震后的圆明园并非难事，因为皇家的银库仍然充裕。
雍正在圆明园内度过他大半生的时间，他很少离开这座宫苑。整体来说，他享受了美好的时光，他的愉快和欢乐充分表达在他所作的一首诗作里：
禁园宜雨复宜晴，
别馆春深枕簟清；
数片落花惊午梦，
一声渔唱惹闲情；
暂移榻向松间坐，
恰听禽来竹里鸣；
唯有东风知我意，
满池新绿浪纹生。
他在园内的乐趣是多样的：他沉浸在周围美丽的环境中，观看日出和日落，在优雅的楼阁里阅读和写作，或与官员和亲人在殿堂上或斋阁里聊天，在花卉盛放的庭园内，招待宾客。39 最后，他于1735年的秋天发病后的第三天就在圆明园内去世，享年五十八岁。40雍正隐秘的宫廷生活及突然逝世，无可避免地引起许多谣言。有个说法是，雍正是被著名的明朝忠臣吕留良（1629—1683）的女儿吕四娘所刺杀，但是许多严谨的学者认为，这是毫无根据的虚构故事。雍正的暴毙似乎是因为误服丹药所造成，有很多道教术士住在园内，包括张太虚和王定乾等，为他炼丹制药治病，这并非秘密。

第三部分：历史圆明园的黄金岁月（1）

太子弘历的继位，无可争议。雍正皇帝在圆明园里留下一份密诏，钦定弘历是他的合法继承人。当雍正身后的诏谕被宣读之后，皇太子弘历就在园内继承大统，然后护送雍正的灵柩返回紫禁城。乾隆皇帝登基后并服满三年之丧，就正式于1738年进住圆明园。这位年轻皇帝原是在圆明园内出生和成长的，长年以长春仙馆作为居所。在他只有六岁的时候，就在九州的牡丹台，跟他的祖父康熙和父亲雍正一起共享了那次传诵一时的赏花会。数年之后，也就是1722年的时候，这位年幼的小皇子再一次跟他的父祖在他们所喜欢的宫苑里，庆祝赏心悦目的牡丹花季。这两次在圆明园的牡丹台三朝清帝聚会的盛事，被引以为傲地记录在清宫的帝王系谱之中。乾隆皇帝后来在牡丹花会的现场立了一块石碑，刻上这两次盛会的事迹，以表达他对父祖们的感恩之情，并提醒自己从父祖身后继承皇位所负的极大责任。42
乾隆继续把圆明园视为最主要的帝王宫苑，并且在他长久的皇帝任内非常热衷于扩充它的规模。对他来说，园内没有一处比长春仙馆更有意义，因为他在那里度过他的童年。此馆的殿堂有非常宏大的庭院，由三楹宽的前院建筑和五楹宽的主建筑所构成。乾隆回忆里的一大乐事，就是坐在高耸的松柏树荫之下读书。他在非常暖和的房间里过冬，在夏夜山丘上的凉亭里消暑。他在馆里度过许多快乐的时光。当他登基成为皇帝之后，就让他亲爱的母亲住进长春仙馆，颐养天年。43
乾隆跟他的父亲一样，对曾经就学多年的“洞天深处”亦有一份很深的感情。他清楚记得，月光在这座优美校舍中央的粉白墙上投下竹影，四周林间则种满兰花与松树。他喜欢在迷人的竹声中读书。44另一个令乾隆难忘的地方就是于1727年落成的“万方安和”，万方安和建在四周环水的一块坚固的石砖地基上，因而室内冬暖夏凉。45在秋月之下，乾隆特别着迷于字型楼宇投在湖面上的金光倒影，这让他联想到佛法金光。他后来就基于对佛恩的诚恳而把这个景点改名为“万方安和”。从这里稍微往北，就是桃花坞的所在地，这是一个幽静而宜人的隐身之处。
乾隆在1736年刚刚登基没多久的时候，就委派宫廷艺术家郎世宁、唐岱和沈源绘制巨型的圆明园图。这幅集体创作而成之图，于1738年完成，并悬挂在“九州清晏”中央寝宫西侧的清辉阁之墙壁上。46
不过，圆明园图的完成，并不代表这座园林的工程已经结束。乾隆似乎在很早以前就已经下定决心要把圆明园扩展得更加雄伟，但同时他也顾忌到追求更多的享乐会招来非议。他终于在1740年中止所有圆明园的扩建工程，原因是中国西部发生严重的水灾，于是在言官刘藻的请求之下停工。47一直到1742年，乾隆仍然誓言不会进行任何园林扩建工程。但就在这个时候，一座花费超过60万两白银，既新又壮丽的“鸿慈永祜”已经完工。48也许他是以孝顺祖先的理由令这项特别的工程合理化。事实上，为了显示孝顺的诚意，在鸿慈永祜完工之后，他经常来到这里探视。4月的第五天就是清明节，乾隆会在父祖辈们的牌位面前，亲自主持祭祖的仪式，其他皇族的成员会跟在他的后头。在他题为《清明日拜谒安佑宫》的诗里对此就有详细的描述：
昨岁寿皇思莫穷，
今年寒食御园中；
亲支率领谒安佑，
驹影推迁信幻空。
已觉烟含堤柳绿，
谁怜风妒坞桃红；
东西瞻眺二陵邈，
不隔精诚一念通。
当1744年完成四十景及其两百幢建筑物时，圆明园到达历史高峰。乾隆欣慰地在宫廷艺术家唐岱和沈源所绘制、令人印象深刻的画册上，为每一个景点题写了一首诗。乾隆在诗作中表达他在园中非常满意的生活。长寿的乾隆一生中写作了不下42 000首诗，其中有许多诗作都是在圆明园里完成的。

第三部分：历史圆明园的黄金岁月（2）

诗篇中所呈现的图像，可以帮助我们捕捉作者的情感，而他的情感则源自于他观察随季节变化的园景。乾隆喜欢趁晚春时分的雨夜过后，站在殿堂的前门外，去感受清新的早晨。他察觉到，树木和花卉盛开的季节会使园内的景色焕然一新。他最喜欢春天，当晨间的清风初起时，夹带着醉人的幽香和野花的芬芳。当初夏来临之时，他注意到茂密的绿荫投射到庭院里，巧妙地呈现出许许多多不同的楼影和树影。炎炎夏日，凉风轻送，让他在午时昏昏欲睡。当归燕忙着重筑旧巢，提醒了乾隆，夏季已在逐渐消失。这时候可聆听到柳树上的蝉鸣；不过，这种烦人的叫声并不是乾隆的最爱。他观看秋风渐渐吹落树上的枯叶，山丘也染上了或红或黄的颜色，构成一幅锦绣般的美景。秋天跟春天一样让人心情愉快，当太阳照在南边书房的窗帘上，他欣然享受暖和的阳光。他在庭院里散步，看到树上如珍珠般的露水和池塘中半沉半浮的鱼儿。他经常察觉到晚间的阵雨来得既急且冷，梧桐树显得既湿润又疏落。他最欣赏菊花面对9月中旬的风霜之勇敢。他有时候会把菊花和梅花放置在小型的温室内，来延长它们盛开的时间。当深冬到来，他完全在室内活动。他经常坐在玻璃窗边，观看已结冰的水道，眼前是无边无际一片白茫茫的景象。50
就在四十景完成之前，乾隆皇帝显然警觉到儒家提倡节俭的价值观，所以承诺不再启动任何新的园林工程。但事实上，他不久又忍不住在这座帝王宫苑里开始无休止的营建工程。除了乾隆个人对园林美景特别钟爱之外，有两个重要原因促使他的“热情”凌驾了他的“道德”。首先，乾隆在位期间正值清朝帝国的巅峰，国库殷实，足以让他为所欲为。第二，他一再南巡江南，迷恋江南的园林和长江下游的风光，诱使他想在自己的帝王宫苑里，重建他最喜欢的江南景色。
按照官方的说法，南巡是要视察国土和民生，但是他没有错过任何观赏景色的机会。他第一次南巡是在1751年的2月到5月之间，途中经过92个地方。他在1757、1762、1765、1780及1784年一再重复同样的路线，就显示出他一直对独一无二的江南天然景色和优美的江南建筑，特别是优雅的苏州庭园着迷。他带着许多工匠和艺术家一起同行，以便复制江南的奇景，让他可以在长春园内重新建造出来。他经常带回完整的园林蓝图，在他帝王庭园内指定的地方，根据原来的规模，重新建造一座同样的园林。51 许多从江南借取回来的庭园、建筑和景致，都在圆明园内的长春园里被先后重新建造出来。当乾隆于1790年庆祝八十大寿时，圆明园已经达到最辉煌的全盛时期，这使这位老皇帝极为自傲。
当乾隆在他的帝王宫苑里庆祝大寿时，外面的世界正出现戏剧性的变化。如日中天的大英商业帝国希望把她的贸易延伸到这个“迟滞不动”的天朝大国。文化的排外性和缺乏沟通与了解，最后造成了“两个世界的冲突”。

第三部分：历史英使马戛尔尼来访（1）

伦敦于1792年派出资深的外交官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 1737—1806），以庆祝乾隆皇帝寿辰为名，到中国来扩展贸易。不过，广东的地方官员在上奏朝廷时，指英国君王是派遣马戛尔尼给乾隆的大寿庆典带来“贵重贡物”54。这个使节团被清政府列为进贡团。乾隆指派盐政征瑞（他一开始的官职是在圆明园内担任内务府的侍郎）接待这些远来的宾客。55
马戛尔尼和他的随员在进京的旅途上没有劳累或不方便。这位大使在1793年的8月21日到达了北京，清朝在使节抵达时曾鸣枪示意，还为所有客人准备好了茶点，歇脚处是在城内。之后这位大使继续沿着用花岗石铺出来的道路，在8月23日来到了海淀镇。这些英国人被分配到有12英亩（约73亩）大、包含一座有蜿蜒小径的花园别墅里住宿。别墅里面有几座分开的凉亭，竖立在这个小庭园的四周。据副使斯丹敦（Georges Staunton）的描述，这位英国大使留宿的地方很明显就是宏雅园，是邻近圆明园的一座雅致的客馆。56
8月24日的清早，由总管内务府大臣金简给这些宾客安排参观圆明园内的正大光明殿。马戛尔尼卫队的一名士兵何姆斯（Samuel Holmes）描述圆明园内包含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优雅小建筑。57乾隆为了表示对使节团的关心，他又指示其宠臣，也就是已经成为帝国官场明星的和（1714—1799）来照顾这些外国人。根据金简和伊龄向朝廷的奏报，给英国人留宿的地方完全打扫干净，粮食供应充足，以及有军队守护，保障安全。他们表示，这些外国人对宽敞舒适的住处和充足的食物供应都是感到满意的。58
斯丹敦也记录了大使马戛尔尼和随员的状况。斯丹敦形容房间都很气派，并不马虎，有些房间用山水画来作装饰。遗憾的是这座客馆显因“久无人居住，而年久失修”59。另外，那些守护客人的卫兵，让这些英国人感觉有意限制他们走出这座华丽庭园的自由，他们甚至视之为一种侮辱，并有“遭到软禁”的感觉。60尽管食物都很可口，特别是中国北方的面食，但这些英国人还是抱怨身处在“迷人和舒适的林区里”，远离了中国首都的心脏地带。61这位大使和他的顾问似乎并没有发现，圆明园作为当时中国政治活动中心的重要性。
马戛尔尼爵士的住处看来很气派和舒适，但巴隆（John Barrow）和登维德（Dinwiddie）博士，以及两位技师却觉得他们住的地方破旧、肮脏、让人难受，甚至说那是个“猪比人更适合住的地方”62。事实上，他们就居住在圆明园里，距离正大光明殿几乎不到200码（约183米）。他们住在主殿的附近，显然为了方便他们将大使带来的礼物，安置在大殿上。清廷的官员完全有可能把他们视做下人，所以把他们分配到二宫门内的杂役房舍中居住。不过，在圆明园内工作的74个英国工匠和杂役，每人都得到内务府赏白银十两。63
在马戛尔尼的请求之下，这个外交使节团于8月26日前往北京；不过，大使的个人秘书巴隆和天文学家登维德博士被留置在圆明园内，以便帮助安装包括天文器材在内送给皇帝的礼物。乾隆希望在圆明园内展示英国贡品中的八大件，并将从热河返回后观赏。64马戛尔尼也热衷于展示英国的礼物，使清帝印象深刻，以便有利于谈判的进程。
巴隆因而居住在圆明园的时间比任何一个使节团的成员都来得长，但他并不认为这座帝王宫苑令人难忘。对他来说，圆明园的整个面貌看来就像“破碎的山丘和溪谷，分布于树木和丛林的空地上”。众多的水道、河流与大片水泽，“都显得凌乱或未经修饰，斜坡也不像个斜坡，花费了大量的人工，用在如此不规则而又随意的布置上，就是要呈现出自自然界的任意之手”。简而言之，圆明园在他的眼中远非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爵士所描述的中国园林，未免太虚饰、太夸张了。虽然如此，他仍然欣赏那些在湖中凸起、富有想象力的、有窟窿的太湖石，那些建立在特定地方的、供游乐的房舍，以及那些按照大小种植的树木。65
巴隆亦承认曾经偷偷溜到圆明园内闲逛，他的尊严使他极不愿意被太监或内廷侍卫所阻拦。恶劣的居住环境再加上对被“监视”而产生的不安，很可能影响到他对中国的看法，认为“中国人之缺乏比例观念，就像他们在建筑上欠缺西方人视之为必要的所有法则和原则”66。
他的负面看法跟马戛尔尼的观察明显地相反，这位大使发现在圆明园内部分以砖块建成的建筑物，无论在用料还是在技艺上，都超过在汉诺威广场（Hanover Square）西南角的泰可尼宫（Tyrconnel House），而泰可尼宫已经是在英格兰堪称最完美的建筑了。67事实上，巴隆察觉到自己的主观判断，所以大量引述了马戛尔尼对中国建筑和园林非常正面的观察。68
马戛尔尼相当仔细地观看了承德避暑山庄，但他仍然有机会在8月23日参观了圆明园的部分园区。他对于那些艺术性的创造，以及在壮丽山水之间的亭阁经由巨石切割出来的小径，或由仙境般的走廊相互连接起来，都留下深刻的印象。69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那150英尺（约46米）长和60英尺（约18米）宽的正大光明殿，他在殿里面欣赏用来表现敬重皇权的庄严厅房，并用了拉丁文里的正直（Verus）、伟大（Magnus）、辉煌（Gloriosus）、显赫（Splendidus）、安详（Felix）来诠释这座大殿。70
英国人把带来献给清帝的八大件礼物，安放在圆明园内，呈给皇帝御览。71地球仪和天体仪被放置在大殿里龙座的两侧，玻璃吊灯悬挂在天花板上，花了18天才装配完成的天象仪被摆在殿内的一端，天文地理音乐钟、测量器、韦奇伍德（Wedgwood）瓷器和夫拉则（Fraser誷）太阳仪就被安放在其他角落。72最醒目的是英国战舰的模型和六门小型的加农炮，分别陈列在正大光明殿和淡怀堂。佩雷菲特（Peyrefitte）认为，这看来就像在国际博览会上英国展示馆的预展。73事实上，许多满洲的亲王、鞑靼将领和中国官员都来到这里参观这场“展览”。74
乾隆注意到，他的官员们对这些来自遥远国度的新奇贡物都有很深刻的印象。他下令中国的仆役和工匠，向英国人学习如何安装和拆除这些外国设备。当他听到大型的天体仪零件一旦安装后就不能拆除，不免感到烦恼，因而强调负责的官员，一定要了解装卸的技巧。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些仪器背后的科学意义，反倒是只关心当这些外国人离开之后，中国的仆役不晓得怎样处理这些仪器。

第三部分：历史英使马戛尔尼来访（2）

马戛尔尼在9月2日，留下21人在北京或圆明园，然后一行68人前往热河觐见乾隆皇帝。这68个英国人穿过万里长城，花了6天时间才抵达乾隆的承德避暑山庄。76由于在外交礼节上的争议，一直到9月14日乾隆才召见这些英国人。中英之间历史性的相会就在大幄之内举行，正式觐见之后就是官方宴会。第二天，马戛尔尼跟随乾隆皇帝去参观佛寺，并游览了热河的宫苑，就是著名的承德避暑山庄，英国人游览得很愉快。77
1793年的9月17日是乾隆皇帝的八十三岁寿辰，他在山庄内的“澹泊宁静”里接见了包括蒙古亲王和缅甸使臣等前来祝寿的人。根据军机处档案记载，马戛尔尼和他的副使斯丹敦走到龙座之前，行三跪九叩之礼。78英国人虽然坚拒行跪拜之礼，但乾隆和他的官员却一开始就坚持这个天朝法度，即使英国人也不能例外。这些从远方而来的外国人被认真地告诫，以了解三跪九叩之礼的重要性。乾隆在上谕中表达得很清楚，为了维护在殿堂内行跪拜这个行之已久的礼仪，他是不会容忍任何人不行此礼。乾隆甚至强调，即使英国国王亲自来朝，亦要行此大礼。79
跪拜在现代西方的论述里是一种屈辱和贬抑的行为，尤其在英国，跪拜通常会被联想到臣服之意。然而，清帝国象征着儒家世界的秩序，视跪拜为理所当然，是由来已久的单纯动作，向宗主国表达尊敬之意，对行礼者本身并不构成侮辱。80乾隆是不可能准许马戛尔尼只屈一膝，因此而破坏存在已久的觐见礼仪；乾隆也不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做出退让。事实上，军机处特别在8月18日向征瑞发了上谕，要这些英国人“其瞻觐时自必能恪遵仪节（跪拜之礼）”81。再说，如果英国大使拒绝行跪拜之礼的话，清帝极不可能邀请他和其随员，又在9月18日的晚上走访万树园，参加夜宴和观赏烟火。82很有可能的是，这位英国大使最后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接受了跪拜之礼，希望能因此达成这次出使的任务。无论如何，尽管英国人一直否认，但马戛尔尼是行了跪拜之礼的。不仅军机处档案证实了中国方面的说法，而且俄罗斯的口译人员瓦里底基（Vladykin）也证明“这位英国大使的确行了三跪九叩之礼”83。
这个英国使节团在9月21日离开了热河，并于9月26日返回北京。84在英国人离开之前，乾隆已经获悉他们请求在北京长驻使节和扩大沿海通商等要求。因此乾隆在给英国国王的敕谕中表示，如果这些要求获准的话，将无可避免地要变更中国的体制，所以在谕旨中说：“断不可行。”若非已经事前承诺，他真想取消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为款待这些英国人所设的宴会。这是对英态度的一大转折。乾隆在最初还热心地于8月14日经由军机处向征瑞发出上谕，要尽情招待这些外国宾客，包括在圆明园内举行龙舟表演。85但是当英国要挑战他的体制时，使他倒足了胃口。
马戛尔尼为了再与乾隆沟通，不顾关节疼痛引致的走路蹒跚，在9月29日星期天前往海淀，希望在乾隆的回程路上跟他会面。但乾隆要尽快送走这个使节团，并下令立即把所有在圆明园内展示的英国贡物撤走。不过，乾隆尽管很不愿意，但回京途中为了对远来的宾客表示他的慷慨，还是由军机处向总管内务府大臣征瑞发出上谕，要对这些远在他乡的外国宾客给予适当的居所、饮食和款待，包括游览圆明园和附近的万寿山。另外，他们也出席了在圆明园大东门为欢迎乾隆御驾回京所举行的典礼。86
在9月30日那天，这些英国人在凌晨4点钟就起床，并且大约6点钟左右就到他们下榻处的庭院内集合，以便加入在圆明园北边迎接乾隆回京的数千人行列之中。乾隆坐在八人大轿里面，后面跟着一辆马车。身着盛装的军队每隔50码（约46米）就站着一个士兵，当号角吹起，乾隆的队伍在整洁如新的道路上缓缓前进。巴隆观察到，一阵号角声宣示皇帝即将到来，接着伴随着轻快的音乐。就在这个时候，所有人都会听到喇叭、笛声、琴音、长号、弦乐和各类型的音乐。乾隆经过骑在马背上向队伍敬礼的巴隆，可是马戛尔尼并没有机会跟乾隆说话。他跟权臣和于10月2日在圆明园内有一个短暂的会面后，筋疲力尽地返回北京。87原定在圆明园招待英国宾客的宴会，也被改在紫禁城里举行，作为饯行的晚宴。88
乾隆设定10月7日（根据中国历法是九月的第五天）也就是饯行晚宴后的第五天，为英国人离开中国的最后期限，因为被视为一般朝贡队伍的英国使节团任务已经完成。在献上全部贡物及收取天朝回赠礼物之后，按中国人的看法，英国人已经没有留在中国的理由。89
军机处档案收藏了一首乾隆就马戛尔尼觐见所作的诗。诗的内容反映了一个不需要怀疑的事实，就是乾隆决意要把英国同样置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规范当中：
博都雅昔修职贡，
英咭今效荩诚；
竖亥横章输近步，
祖功宗德逮遥瀛。
视如常却心嘉笃，
不贵异听物诩精；
怀远薄来而厚往，
衷深保泰以持盈。
对于乾隆来说，他并不是要采取闭关政策，而是要捍卫他自己的世界秩序，这对他庞大帝国的安全与和平至关重要。在他的思维里，让英国在北京长驻使节或把民族国家体系强加到中国，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过，乾隆同时关切军机处奏报，当得知英国人被要求离开时表现不悦，他敕谕沿岸的总督要多加注意和提防，以防不满的英国人可能借故扰乱沿岸的安宁。

第三部分：历史荷兰使节团来访

在1795年，也就是马戛尔尼爵士离华后不到两年，荷兰的使节团就在蒂进（Isaac Titsingh， 1745—1811）和范巴澜（Andreas Everardus van Braam Houckgeest， 1739—1801）的带领之下来到中国。范巴澜于1790年开始在广州管理一家荷兰工厂，他对中国有强烈的兴趣，并希望能代表荷兰出使北京。他趁着1795年至1796年之间是乾隆登基六十年大典的机会，在巴达维亚（即今天的印尼雅加达）自我推荐派出祝贺团。巴达维亚的总督接受了这个建议之后，却任命曾经在日本长崎港内的出岛掌管一家荷兰工厂的蒂进为大使，范巴澜只成为他的副使。92
蒂进于1794年8月15日从巴达维亚起航，两天后与范巴澜会合，并登上他的船。然后荷兰使节团在严冬季节从广东出发前往北京，一路上饱受恶劣的居住环境和食物之苦，对他们来说这趟旅程“跟强行军没有什么两样”93。他们的窘境引起了清廷的注意，乾隆皇帝特别于1794年12月22日敕谕，在荷兰使节团回程的时候，要给予他们跟英国人同等的礼遇。94
这个荷兰使节团于1795年1月9日抵达了清帝国的首都北京，而第一次觐见皇帝是在1月12日。他们在清晨5点钟乘马车来到紫禁城，当乾隆皇帝现身的时候，他们全都行了跪拜之礼。他们发现这位身穿黑色裘皮的老皇帝“有雍容和慈祥的外表”95。也许因为他们十分顺从中国的礼仪，因此荷兰人比英国人更受到善待，日程包括在1月27日跟乾隆一起参观天坛。他们毫无疑问比英国人看到了更多北京和附近郊区的景观。96
荷兰使节团跟随乾隆于1月30日来到圆明园，并在海淀留宿。到了第二天的清早，荷兰大使在这座御园内也行了跪拜礼。在太阳初现之后不久，八十四岁的乾隆端坐在位于“山高水长”大校场里的一个蒙古包内的扶手椅上。他同时接见荷兰与朝鲜的使臣，而朝鲜的使臣是专程来敬贺乾隆登基六十周年的。乾隆后来邀请这些来自朝鲜与荷兰的宾客，跟他一起在这个大校场的林间空旷的地方，同进早膳。每一张桌子摆满五十道菜和葡萄酒，并且有惯常的杂技和舞蹈表演。上了年纪的乾隆亲切地跟他的宾客们讲话，并以音乐和相声来娱宾。可是，范巴澜并不喜欢这种中式娱乐表演，因为他不能理解表演的内容而感到厌倦，所以一点趣味都感觉不到。其后，他们一行人很不寻常地被带去参观“九州清晏”内的皇帝寝宫。蒂进的观察记录如下：
无论是实景或图画，我都从来没有看过比这更迷人的地方。我们乘坐用黄绳拉动的雪橇，从这里跨过雪地到另一边。我们在那里参观了五座跟北京那些庙宇一样漂亮的庙宇，但它们所在的位置却优于北京的庙宇，除了它们是建筑在山坡上的台地之外，也因为周围的景色和假山，以及水景一览无遗的视野。对岸漂亮的建筑跟整个区域构成一幅难以言喻的美丽图画。在庙宇之巅，辽阔的视野尽览了北京城和这座迷人的宫苑……在中国绘画里所能欣赏到的景致以更高的规格展现在这里。美景让人心荡神移。97
荷兰人刚好赶上与他们的中国东道主共度热闹的元宵佳节。他们于2月3日晚上在大校场看戏和欣赏烟火。第二天早上，他们跟乾隆一起在圆明园里的正大光明殿共进早膳。他们于2月5日再一次欣赏烟火，并在观看两条舞龙追月的节庆表演之后，就在隔天离开圆明园回到北京。98
荷兰人能如此广泛地参观圆明园，似乎主要归因于乾隆宠臣和的热情款待，荷兰人称他为“和中堂”。和有耐性地向荷兰人讲解如何分辨不同种类的金鱼，陪他们在结冰的水道上游览，甚至参观乾隆的寝宫。范巴澜注意到，皇帝的寝室由整齐的中式家具布置，摆设了少量的书本和一些价值连城的珍宝。99
荷兰使节团也参观了万寿山下一座极其壮丽的新宫苑，应该就是清漪园（晚清时改名为颐和园）。他们更观看到乾隆乘坐雪橇在结冰的湖（应当是昆明湖）上滑行。范巴澜唯一遗憾的是没有浏览到长春园内西洋楼的欧式建筑群。我们无从得知为什么和没有让这些欧洲人去观看那些属于他们自己风格的建筑，但是在乾隆的赞同之下，和送给荷兰使节相当珍贵的礼物，并以角力、摔跤、音乐、烟火和乾隆御前盛大的宴会来招待他们。范巴澜也看过以汉白玉铺成的地板和挂上许多灯笼的正大光明殿。在当时，很可能没有一个欧洲人比范巴澜能观赏到更多的圆明园景区。100
荷兰人跟英国人不同，他们没有挑战东道主的体制，所以不会有芥蒂，而事实上他们正巧跟朝鲜使臣一起抵达，并恭贺乾隆登基六十周年的大庆，也给了这位高贵的老皇帝一个好印象。荷兰使节团对于跟朝鲜使臣一起向这个天朝大国进贡，似乎也无怨言。
荷兰使节团在1795年2月8日又从北京回到圆明园，出席在“山高水长”举行的更大型盛会。在这个场合里，蒂进和范巴澜对乾隆的风采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注意到乾隆身躯挺直，没有任何人扶持，他的身材要比一般人为高。101荷兰使节于2月10日在紫禁城接受另一次召见，乾隆除了赠予礼物之外，也写了一封信给荷兰国王（当时已经流亡到英格兰），强调自己的宽宏大量，但在维护中国体制上，保持不可动摇的立场。荷兰使节团在2月15日离开北京，在他们南归的路上，顺道游览了杭州，于1795年5月9日回到广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使节团出访的成就，礼仪明显多于实质。

第三部分：历史阿美士德使节团来访

由于乾隆皇帝把英国人与荷兰人视同朝鲜人，为进贡使臣，因而他未能领会到欧洲人在中国出现的历史重要性。即使马戛尔尼爵士尝试在圆明园里刻意地公开展示当时最先进的加农炮来引起乾隆的注意，但乾隆却完全没有因警觉而产生忧虑和不安，连他庞大的官员群里也没有人立刻意识到这些枪炮的潜在威胁。当英法联军在1860年占领圆明园时，两门山地榴弹炮依然安静地摆在正大光明殿附近的建筑物里，跟无数的玉石、罐子、珐琅器和钟表放在一起。102这些枪炮被收藏的方式跟珠宝和罐子没有两样，显示出乾隆把这些枪炮仅仅视为新奇的玩意而已。
这些由马戛尔尼爵士带来献给乾隆皇帝的枪炮，和三辆由朗格戈（Long Acre）的哈契特（John Hatchett）制作的优美舒适之马车，从来没有被使用过，一直被放置在一座建筑物里，作为进贡的纪念品。荷兰人范巴澜看见马车时，“仍然是油漆精美，完美的亮漆和整辆马车光彩如新”。五十多年后，当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时，英军统帅额尔金的传译官罗伯斯温豪（Robert Swinhoe）在园里发现由马戛尔尼献给乾隆的三辆马车，其中两台仍然“完好无缺和运作良好”103。关于乾隆皇帝为什么继续使用他粗糙笨拙的马车，而从来不使用英国人给他带来的优美而又容易操作的马车，发人深省。哈契特设计的马车明摆着没有把中国的礼俗考虑进去，所以驾马车的人坐在隆起的箱子上，高于皇帝的座位，并且背对着他。从这里可以知道，乾隆情愿为了御座的尊严，不惜牺牲现代工具的便利。
马戛尔尼使华多年之后，伦敦于1816年又派出另一个使节团到中国，希望“消除广东贸易中的许多冤情”。嘉庆皇帝跟他的父亲一样，没有了解到英国的强大武力，再次把英国来使看作来自异邦的进贡团。依照1793年访问的先例，嘉庆同意亲自接见，提供盛大的宴会，并在圆明园内招待来使，而且排定了七天的日程。第一天在圆明园里款待英使；第二天在同乐园听完戏之后，于正大光明殿正式召见来使；第三天在正大光明殿设下盛大宴会；第四天带英国使者游览万寿山一带；第五天在圆明园内与使者告别；第六天，在礼部设官方的告别宴会，并在紫禁城举行赠予英国人礼物的仪式；最后在第七天与即将离开北京的来使告别。104这个日程显示出嘉庆对使节团的理解跟乾隆并无不同，都认为像一般的进贡团一样，仅仅只是一种仪式的、惯例的、游乐性的活动，跟英国要扩大贸易的目的，明显地大相径庭。
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 1773—1857）伯爵率领第二次来华的英国使节团。尽管距离马戛尔尼使华已经超过二十年，但中英之间的彼此了解并没有任何改善。更何况随着英国国力的增强，伦敦做出妥协的意愿很低，特别是在跪拜问题上，更无妥协的余地。
阿美士德抵达天津之后，即表示他将脱下帽子三次和点头九次，作为对中国皇帝的敬意。中国官员驳斥说，马戛尔尼在1793年来华时曾经行过跪拜礼，甚至点名要在阿美士德一行人中的年轻的斯丹敦作证，马戛尔尼的确行过跪拜礼。当年仍是孩童的他，曾经跟随马戛尔尼使华。当斯丹敦回答说，他已经忘记二十年前曾经发生过的事，中国官员勃然大怒，并强调天朝所定的礼数是要求所有大小官员，和来自包括安南等数十个属国的使臣，都要在觐见皇帝时行跪拜礼。他们坚持说，如果英国人拒绝接受中国礼仪的话，皇帝肯定不会接见他们。阿美士德因而一再受到中国东道主要求遵从跪拜礼仪的压力。105这种争议引起并加深了双方的恶感。
当阿美士德坚决拒绝服从之后，他们的队伍就停滞在距离北京十公里的通州，虽经十天的紧张谈判，仍然无法解决问题。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之下，阿美士德一行75人继续往圆明园进发。他们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夜晚抵达海淀留宿。嘉庆皇帝显然不知这些远客有多么疲惫，立即要求按照原定日程，在第二天的一大早于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接见英国使节。但是阿美士德不愿以疲惫不庄重的模样出现，请求更多的休息时间。但是，没有一个中国官员敢更改钦定的日程，因而粗暴地强迫英使准时去觐见皇帝。阿美士德勃然大怒，断然地拒绝中方的施压，这立即引起中国官员的反感。他们上奏朝廷，斥英国人态度恶劣与妄自尊大。嘉庆在不良的干扰之下，立即终止使节团的一切活动。这等于驱逐出境，英国使节团就此回国，甚至连近在咫尺的圆明园也一眼都没看到。嘉庆在给英国国王的国书里，特别抱怨阿美士德拒绝接受马戛尔尼在1793年行过的跪拜礼。他直截了当地把责任推给英国使臣。106

第三部分：历史圆明园的黄昏岁月（1）

乾隆于1795年禅位，并非真的要交出权力，而是他曾经向神明许下诺言，为了感谢上天赐予他的长寿，他不会在位超过六十年，因为六十年在中国传统纪年里是代表一个甲子的循环。他因此在1796年2月9日中国的农历新年，召集他的儿子们来到圆明园的勤政殿，任命他的继位人选，第十五子琰也就是嘉亲王被选立成为嘉庆皇帝。不过，这个传位的结果仅仅是一种形式，因为乾隆仍以“太上皇”之名，在幕后继续操持朝政。107
不仅如此，乾隆甚怕失去权力，实际上把嘉庆置于他的监控之下。他要最信任的心腹和，向他汇报嘉庆日常的一举一动，包括到圆明园时所走的路线，从哪一道大门出入，他为母后服丧的百天之期内，穿什么样的衣服等细节。108在这种情况之下，嘉庆皇帝行事非常低调，并尽力做一个孝子。有一次他为了讨好他的皇阿玛乾隆，开设一个孝敬父皇的千叟宴，广邀资深的儒官出席，有的甚至年逾九旬，象征着他希望他的皇阿玛身体健康和长命百岁。109不过，乾隆最后于1799年2月7日驾崩后，嘉庆立即掌握大权，腐败的和很快就被下狱和问斩。乾隆作为圆明园最重要的经营者，很偶然地在紫禁城突然驾崩，而不是死在他事先安排好的圆明园里。
嘉庆皇帝等到乾隆崩驾之后，才以皇帝的身份住进圆明园。嘉庆跟他的皇阿玛一样，继续在园林工程上大方地砸下金钱，他特别支付天文数字般的经费，去完成绮春园尚未结束的工程，以便将之纳为圆明园的一部分。110嘉庆于1812年将大宫门和正大光明殿整修得面貌一新，在短短的六个月内，嘉庆就在圆明园工程上花了四万两白银。然后又陆续修缮了安澜园、舍卫城、同乐园和养日堂。最后，他在圆明园内增添了许多重要的新景观，包括烟雨楼、敷春堂、省耕别墅和新的稻田。
尽管圆明园的工程不断地进行，但在财政上应付庞大的支出仍然相当充裕，最主要的是嘉庆从高收入的盐政部门—一个官方掌握盐业专卖的生财机构那里，得到资金的挹注。例如，早在1800年初，嘉庆把从盐政那里赚到的其中十万两白银拨到圆明园的工程里。另一个叫广储司的政府机构也曾经拨给圆明园五万两白银作为储备金。112
事实上，除了巨额经费之外，圆明园还有从别的地方所接受的名贵的礼物。在“竹亭”于1814年完工之前，两淮盐局就捐献了超过200件珍贵的紫檀木家具，都是出自扬州朱家设计的著名产品。这是自明朝以来传统工艺品中的佼佼者，各种不同设计的檀木家具，被视为用来祝愿人们幸福与长寿的珍品。几年之后，也就是接秀山房于1817年完工之前，两淮盐局又捐献了200个檀木窗框和格栅。这些都不是个别的例子，每当一座新的宫苑建筑完成的时候，各专卖局或个人都会争相献出珍品，这些通常都是具有艺术和实用价值的部件，用来装潢新完工的宫苑。113
嘉庆也极度关注圆明园的安全，因为随着整个帝国在世纪交替时期的动乱频频，所有帝王宫苑的护卫工作亦不断升级。嘉庆于1799年真正继承皇位后没多久，就从整顿过的满洲旗营里再挑出五队士兵来守卫圆明园，结果让守护这座御园的卫兵人数增加至6408人。
虽然如此，威胁到御园安全的事还是发生了。第一次是在1803年，当嘉庆皇帝从圆明园起驾回紫禁城的途中，一个满洲旗兵就尝试要攻击他，尽管这次行刺的举动很快就被制伏，但已经让嘉庆感到惊恐。115后来，1813年的秋季，一支由陈爽带领的“乱党”潜入紫禁城的庭院之内。虽然没有一个“乱党”活着逃脱，但已经让嘉庆和他的大臣们感到震惊，因为从来没有一次“叛徒”能如此接近皇帝。116这个警讯自然唤起更严密的守卫。内务府立即在1815年拨出169 907 374两白银，在圆明园附近再兴建1096座军营，以加强维护的兵力。
不过，动乱的威胁不单单来自内陆，沿海的危机亦日见严重。尽管广东贸易体系仍能维持稳定，但英国的海上实力及欧洲贸易商的不满，都无可避免地威胁到现状。英国人在1802年占领澳门，又于1808年攻击中国的藩属尼泊尔，再于1814在广东外海扣押一艘美国轮船。大英帝国凭借武力达到她的目的，无视中国方面的抗议。
前已述及，1816年阿美士德的使华，是彻底失败的。嘉庆一度感到有点惋惜，但显然并不觉得事态严重，所以没有采取任何重要的行动去面对潜在的英国挑战。他继续在圆明园工程上花的钱，要比海防来得多。阿美士德离开中国之后的六个月内，他已经在圆明园的工程上花了四万两白银。当嘉庆于1819年祝贺六十大寿时，皇家内库仍然能够支付铺张的庆典费用，道路上五彩缤纷的装饰从北京一直延伸到圆明园门口，可跟乾隆大寿时的盛况相媲美，118清朝统治者仍然没有显著的危机意识。
嘉庆于1812年到热河做每年例行的狩猎之旅时，突然驾崩；有一个无法被证实的说法是，他被闪电击中而亡。119嘉庆的继承者第二子道光，在127人的队伍及一队御林军的陪同下，护送嘉庆的灵柩返回北京。120这位新登基的皇帝于1823年结束服丧期之前没有住进圆明园，却对这座帝王宫苑做出了几项重要的新安排。他把皇太后和嫔妃从畅春园（康熙原来的御园）搬到绮春园。121在皇帝嫔妃和大批仆役离开之后，畅春园无可避免地遭人遗忘。另外，他慷慨地把喜春园赐给他的兄弟淳亲王，连同嘉庆于1802年把春喜园赐给固伦格格，最后圆明园由五园定型为三园。

第三部分：历史圆明园的黄昏岁月（2）

道光有一首诗，反映出他第一次以皇帝的身份骑马进入圆明园大门时的心情。这座著名的宫苑给他从未有过的美丽印象，他注意到闪亮的霜雪仍然覆盖在溪流和远山之上。不久他就步入理政场所“勤政殿”，在那里他感受到新登上皇位的重大责任感。园里的环境让他缅怀过去欢乐的日子，并对他的祖父乾隆留下如此壮丽的宫苑感到十分欣慰，感恩之情让他誓言一生要以他的父祖们作为一个勤政的仁君所树立的典范为榜样。
虽然道光是以稳重、仁慈和节俭著称的君主，124但以圆明园的花费而言，他不能被视为俭朴。事实上，他跟他的父祖们一样热衷于让圆明园变得更尽善尽美。更何况在他登基之初圆明园的财务状况仍然充裕，检视1824年度圆明园的银库，仍然相当殷实。1818年园里银库的会计记录为结余92 343.925两白银，在其后的五年之内，园里又累积了1 486 757两现银。125此外，还有利钱和地租，以及从有钱单位进账不少外快。广储司继续拨给圆明园现银作为储备。126
充裕的经费让道光得以在1830年于“九州”内建造新的寝宫慎德堂。这座殿堂的外观特色是在方形结构上有三层连接在一起呈波浪形的屋顶，这个波浪形屋顶的斗和出檐呈现出中国园林艺术活泼风格里的非凡特色，尤其在最常用的屋顶形态诸如“硬山”、“歇山”和“挑山”当中十分特别。这座新殿堂不如一般中国宫殿富丽堂皇，因为它在布局和设计上显示出明确的特色，就是具有极大的自由度，明显地超越了由僵硬的儒家理念所启发的建筑。当慎德堂于1831年完工时，总工程费用是252 000两白银，远超过原来估计的121 700两白银的预算。127虽然1836年10月4日的一场大火烧毁了这座新建殿堂的三个部分，但是不论当时的财政状况如何，皇帝起居部分太重要了，必须很快重建出来。
由于道光对表演艺术有异乎寻常的热爱，戏台就成为他最喜欢的建筑物，他在圆明园内建造了许多戏台。道光不再满足于嘉庆在1814年于长春园内淳化轩附近所建造的新戏台，于是他在舍卫城南边的同乐园里，建造一座巨大的戏楼。这座新戏楼有两翼，北边是两层楼高的侧厅而南边是三层楼高的边房。另外，他在绮春园里的敷春堂增添了七个表演场地，以及一座拥有更大型戏台的三层高建筑，据说可以在同一时间里，容纳数百名演员和女伶在台上表演。
有些证据显示，道光在特别节庆时，无论过中国农历新年、过自己或母后的寿辰，都会安排连台大戏。根据一则清宫秘史，某一年一场为庆祝道光母后生辰的大戏正在戏台上表演时，道光皇帝突然性起，化上装，走到演员和女伶中间，跟他们一起同台表演。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位天子突然决定更改脚本，以至于场面变得狼狈和混乱，这场表演也因此而变成一场闹剧，在喝彩与大笑声中落幕。129道光不单在圆明园内建造比父祖们更多的戏台，并且开启了在御园里上演大戏的传统。
道光在位期间，大诗人龚自珍（1792—1841）于1823年的晚春时节，曾经游览圆明园，这座帝王宫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30他的灵敏诗眼，捕捉了园里几个最美丽的景象。他尤其被具有江南风格的庭园所深深吸引，因为这勾起他对浙江故乡的乡愁。他发现这座豪华的宫苑，是一处真正的清幽之地，让皇帝可以沉思、休闲和享乐，以及讨皇太后的欢心。另外，他观察到，道光皇帝经常在园里设下盛宴，来招待包括外国访客在内的贵宾。他也注意到，圆明园从雍正即位之初开始，至今已经大大地扩张了，更不用说园里的松树和柳树都已成荫了。对龚自珍来说，整体而言，圆明园的建筑、内部装潢，以及周围的景象，都呈现在最好的状态之中。
龚自珍并非唯一一个把他的见闻说出来的学者，另一个文人不仅看到风景优美的宫苑摆设，还有许多建筑物里华丽的内部装饰，并且把他的观察记录如下：
所见珍物，已几于目眩神迷，舌挢不能下矣。据所见仅玉器一类，有四方玉花瓶一，高十四五寸，色白逾乳，雕刻人物，极精细，疑非人工所为。有玉盘一，径二尺许，上连冬松一本，叶绿根白，大与真者无异。有珊瑚树数柯，高等身，粗如儿臂，红润照人眼，光灼灼不可逼视。有碧玉甜瓜一，蒂叶皆具，瓜上有一蚱蜢，苍头碧翅，作摇摇欲跃势，色泽皆天然。此外若玛瑙之碗，水晶之壶，琥珀之杯，质美而镂工，多人间罕见物云。

第三部分：历史圆明园的黄昏岁月（3）

这个观察足以一窥这座壮丽帝王宫苑所典藏的珍宝。除了玉石之外，还有在园内各处摆设的各式各样的大量手工艺品、珍贵家具、无价字画、稀有古书、精美丝织和古董等。
在1842年的冬天，在灾难性的鸦片战争结束几个月后，道光在圆明园的“山高水长”内检阅他的军队。这可能是一次例行性的操演，尽管道光因为战败而对国防变得更为关注，但他并没有完全领悟到这件历史大事的意义。他没有特别致力于加强海防，没有就此提出重大的改变以应付史无前例的挑战。最后，他于1850年初，也就是全国日渐动荡的关头，安然地于其喜爱的慎德堂内去世。
十九岁的皇子在这个不幸的时代登基，成为咸丰皇帝，面对皇朝衰败的悲惨命运。他因为帝国的种种困境而遭人责骂，对他所做的人身攻击十分恶毒，例如他被说成是一个纵欲过度的人，老是在北京三教九流的地区、妓女聚集的花街柳巷及圆明园内，沉溺于难以启齿的放荡行径。134但是，皇帝是不可能出现在花街柳巷的，让妓女跑到圆明园里来，更是不可思议之事。可以肯定的是，咸丰跟他的父祖们一样，拥有很多后宫嫔妃和在他喜爱的宫苑里寻欢作乐，而这样做并没有不合规矩或是特别放纵。圆明园就是为清帝享乐而建造，但由于咸丰统治一个弊病丛生的帝国，因而被严厉地指责在园内寻欢作乐。在一个凄惨的时代里，即使是皇帝的享乐，看来也是不合时宜而应该受到谴责的。
不过，咸丰所面对的危难的确是相当严峻，他不仅要应付在沿海地区来自西方之威胁，而且在中国的西南碰上要颠覆清朝的太平天国运动。咸丰采取了几个积极的步骤，包括重新起用在道光年间被无理撤职的能臣林则徐（1785—1850），并信赖地方领袖曾国藩（1811—1872）、袁甲三（1806—1863）和胜保（1798—1863）去处理这个乱局。咸丰在他的圆明园里，有无数个深夜，为国事操劳，是毋庸置疑的。曾在一个安排好去天坛祭拜的前夕，他痛哭失声，这一切都看在大内侍从的眼里。135
咸丰的感伤可以从晚清天才诗人杨云史（1875—1941）的诗句中表达出来：
建康杀气下江东，
百二关河战火红。
猿鹤山中啼夜月，
渔樵江上哭秋风。
军书旁午入青锁，
从此先皇近醇酒。
在这种情况之下，圆明园的扩展也就到此结束。急速增加的军费使得中国的经济处于崩溃当中，任何在园工上的花费不仅在道德上说不过去，而且在财政上也无法筹措。事实上，圆明园于1858年2月从山东方面只获得1212两白银的小钱，并在同一年的4月急向广储司借调银两，要求赶快调度现银，这正显示圆明园里财务的恶化。137这座帝王宫苑已难以维持，更不用说扩展了。
咸丰如同他的父祖们一样，亦把圆明园当做处理政务的地方，而他却是最后一个可以这样做的清朝皇帝。当学者兼外交家郭嵩焘（1818—1890）接受委派到天津协助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帮办海防之后，138就在圆明园内获得觐见。郭嵩焘于1859年2月18日第一次来到圆明园的正门。当天中午，他见到了穿着毛皮大衣的咸丰皇帝，咸丰坐在大轿上，在众亲王的簇拥之下抵达，后面还跟随着一班军机大臣、帝师和内务府大臣，各自走进圆明园的二宫门。139看来这次咸丰并未召见郭嵩焘。
郭嵩焘于八天之后，又再度来到圆明园。他到附近歇脚休息之前，在凌晨2点先向大宫门的侍卫报到，然后在清晨6点返回大宫门。当天咸丰下御旨由太监宣召七人觐见，郭嵩焘排在第四位。最后在早上9点钟，他被“叫起”，由太监带领走往勤政殿（乾隆以来皇帝常在此召见臣工）里的东暖阁。根据郭嵩焘的观察，这个阁由几扇屏风划分为前后两个部分，而那个温暖的书房连接着北边一间朴素的厢房。咸丰从屏风的后面走进室内，并坐在朝向南面的椅子上。根据清代学者姚元之（1776—1852）的说法，在这东暖阁里，除了南边大门的前面有门廊和御座的左边摆放一个暖炉之外，在1837年之后，御座的背后有一扇很大的玻璃窗。140郭嵩焘从南面的门口进入室内，并立即面向坐在龙椅上的咸丰皇帝下跪。

第三部分：历史圆明园的黄昏岁月（4）

在书房里的对谈显示，咸丰皇帝有相当的准备，他首先告诉郭嵩焘到天津出勤的目的。在回话当中，郭嵩焘指出建造西式战船的重要性，因为它是加强海防的手段。咸丰认为在当时财政困乏的情况下，这是十分冒进的做法，虽然郭嵩焘勉强同意这个说法，但还是坚持西人既然从海上来，中国就要面对海上的挑战。当咸丰要求直陈有关国内的问题时，郭嵩焘强调要清楚知道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因为以他的看法，大部分政府官员所知不多，故未能解决问题。他希望咸丰在关注国事上树立一个榜样，来提高士气，去除腐败和堕落的风气，只有这样做，才能召集能干的文官武将到政府里任事。咸丰点头称是，然后开始闲话家常，问及郭嵩焘要带多少家人，陪同他到天津。又问到郭嵩焘是否留宿在圆明园里供翰林编修居住的宅院。咸丰知道郭嵩焘出身翰林，故有此问，但事实上郭嵩焘因园舍无空位而留宿在朋友家里。最后，咸丰从他的龙椅上慢慢地站起来，示意这次会面就此结束。郭嵩焘立即起身，往后退了几步，再次跪下，然后一边呼喊愿吾皇吉祥，一边慢慢地退出房间。
咸丰和郭嵩焘在圆明园内结束这次会面之后不到两年，这个宫苑就因为入侵的外国军队而沦丧。不过，海防上的失败并非郭嵩焘的错。事实上，郭嵩焘在字里行间抱怨，尽管获得皇帝的信任，但无法让亲王僧格林沁听从他的建议。他觉得中英之间的问题仍然可以透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但这位蒙古亲王对于反对他向英国挑起军事冲突的忠告，却充耳不闻，而且这位鹰派的亲王还公开辱骂郭嵩焘懦弱和毫无爱国心。142结果，郭嵩焘在他到天津就任后没多久，就离职而去，因此他没有亲眼目睹僧格林沁在大沽炮台所挑起的灾难，造成了北京遭到劫掠和火烧圆明园等恶果。
当郭嵩焘于1860年从天津返回北京奏请开缺回乡的时候，他在一个四月天与几位友人一起到圆明园的别苑清漪园，进行了一次愉快的游历。郭嵩焘在他的日记里描述他们一行人，首先走过园里的左侧门到勤政殿，然后沿着殿后的石山走到玉澜堂，他跟友人们还看到殿里的龙座。
他们在玉澜堂后面散步，然后抵达东暖室去欣赏一尊大佛像。当他们登上夕佳楼时，饱览了昆明湖的景色，楼阁相照耀，气象万千。然后他们泛舟至以万寿山做背景的大报恩延寿寺。他们从这里爬上了独一无二、全部以铜铸成的铜殿，跟着就到山上一座凉亭，俯瞰整个园林。在山的另一边，他们找到了一座壮丽的庙宇和饶有趣味的买卖街。这条刻意造出来的市集，包含了街道和店铺，以及小桥流水及凉亭，“颇有江南景致”。
之后，他们再次坐着舟艇到鱼藻亭，然后回到勤政殿的后方，他们在那里发现两部进贡来的脚踏车，“制法极精巧”。他们在勤政殿附近的东朝房用午膳。到了下午他们驻足在三层高的文昌阁，郭嵩焘在第二层楼见到一座自鸣钟。接着他们游览灵雨寺，远望瓮山（即万寿山）楼阁，“掩映烟树间”，认为从来没有见过此等奇景。他们从寺左的云香阁，以及寺右的月波楼，可以欣赏到种满松树的山腰，以及园里的亭台楼阁。可是，由于风大，他们不再登舟继续游览，在廊如亭短暂休息之后，他们就离开这座宫苑回家了。他们差不多只游览了园景的一半，而郭嵩焘对此从未见过的、极其精妙的美景，已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座清漪园跟圆明园一样，在英法联军入侵期间，遭到严重的破坏。不过，此园后来由慈禧太后重建，并改名为颐和园。这座颐和园成为今日北京近郊唯一保存良好的帝王宫苑。郭嵩焘在日记里记载，他是于1860年4月到此游览，距离英法联军烧毁之前，仅仅六个月而已。在清漪园遭遇到破坏和修复之前，郭嵩焘在日记里留下惊鸿一瞥。他在起程回家之后，应该会后悔没有去细看壮观的圆明园。当他在湖南老家听到圆明园被毁，以及咸丰皇帝在热河驾崩的消息时，震惊不已。

第三部分：历史园政及其运作（1）

我们在前几章已经详细描述了圆明园的外观和演变的历史。这一章将检视圆明园的内部运作，诸如这座御园是如何管理的？谁负责日常事务？如何维护园里的安全？当园里的秩序遭到破坏或发生罪行的时候，将怎么处置？由于清宫档案的开放，园内的人文景观至少有一部分能够重现，就让我们利用这些资料来检视这一百五十年间，圆明园到底是怎样运作的。
在行政管理上，圆明园直属内务府管辖。1清代的内务府源自满洲的旗营传统。在满洲人夺得天下之后，此一机关就被重整为清朝皇帝的私人账房。张德昌指出，内务府在乾隆时已经定型。
乾隆于1796年禅位的时候，内务府的人员编制已经有1623人之多。他们的主要职责只是“照顾皇帝的私人生活”3。内务府最后确立的编制有三个具有特色的部门，分别是上驷院、武备院和奉宸院，圆明园就是归奉宸院管理。
掌管内务府的是总管大臣，由皇帝从一批满洲高官里面挑选出来。后来显然可以任命不止一个总管大臣，乾隆皇帝于1749年任命的总管大臣具有显赫的正二品官衔。一般来说，辅助总管大臣的两名副手各自负责诠选和传令，而副手又各自有36个笔帖式相助，其中有一半笔帖式可以是汉人。笔帖式是一个早就建立的满洲制度，最早可追溯至1631年。4 在笔帖式监督之下，一群助手负责各种职责，诸如后勤供应管理、会计、守卫、刑狱、营造和修缮、管理牛羊畜牧作为牺牲和祭祀之用、绣织生产、安排仪节，以及处理皇帝日常的私人事务，包括生活起居在内。
内务府的收入来自皇家的领地，包括圆明园附近所得的地租，也接受来自各省的进贡，包括当地的名产和特产，以及藩属的贡品。亦从专卖特别是人参和毛皮中获利，从关税中取得剩余配额，以及从其他各种途径取得的罚金和充公之物品。内务府在盐课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陶博（Preston M. Torbert）指出，“内务府的各种牟利的活动保证有持续而稳定的钱财流入皇帝私人的金库里”6。总之，内务府的财库是巨大而充裕的，直到19世纪中叶整个帝国财政枯竭为止。
圆明园在内务府奉宸院的管属之下，有它自己的管理组织。早在1723年雍正登基时，就正式使圆明园成为最重要的帝王宫苑，并设立了总管机构。在接下来的一年，随着编制扩大，园内的行政管理部门就有了六个总领和十二个副总领。在1730年，这些总领享有六品的官衔，而副总领的官衔则为七品或者八品。乾隆年间圆明园大面积扩展，总领和副总领的人数也随着急速增加。到了1741年，也就是乾隆在位的第六年，又增编了两名新的委署副总领，十年之后增加至七名之多，到1767年数目已上升至十六名。
园政的主要任命，通常由特旨颁布，凸显出圆明园对清帝的重要性。主管被任命之后，他们可以推荐自己的副手，不过还是需要得到皇帝的御批；相对低阶的干部通常是从内务府的正式人员之中挑选出来。圆明园里的升迁和降级等人事变动，全由内务府负责，然须得到皇帝的认可。在圆明园范围内工作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日日尽全力让皇帝感到满意，而工作的表现有经常而严格的考核，定期提出考绩报告，任何人若被断定为工作不力，将立即被赶出御园。
圆明园银库是于1749年成立的，由乾隆皇帝任命一名地位可跟总领相当的库掌、一名委署库掌和六名库守。他们主要的职责是处理各方面的出纳，以及使日常的供给无虞。这些职位的任用全都要符合严格的条件，例如具备很好的学识和富裕家庭背景之人，才合乎任用的资格。乾隆很明显要可信任和忠诚的人来管理财源充沛的圆明园银库。
1750年新创立的官署器皿库，乃是圆明园银库的一个扩充机构。新官署人员的任命与其他人员一样，从一班声誉良好的官员中挑选出来，不过他们的任期只有三年，作为防止滥权的保证。从1763年开始，又推行一套新措施来防止出轨的行为，其中一项政策，就是库守要轮流值夜班，并配置十名守卫跟值班的库守在一起。再者，乾隆皇帝为了让圆明园的财务健全，要求每一年清点账册，每五年给银库做一次彻底的复核，督察员会谨慎地审阅呈报的账目、申请补贴、归还未消耗的物资和报销手续等程序。如果在既定的期限之内无法厘清账目的话，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各个位阶管理人员的数目随着圆明园的扩建，不断地在增加。每当一座殿堂、庙宇或楼阁完工时，就立即需要一批新的工人和主管去维护和守卫这个新的地方。御园行政管理部门的成长，迟早需要更多的高阶层行政人员。到了1742年的夏天，内务府就给圆明园各委任了两名新增的副使和笔帖式。两年之后，也就是四十景完成之际，乾隆又增置了新的职位：六品的主事、七品郎中和八品员外郎。
内务府在乾隆的同意之下，于1749年又任命了新的六品库掌，专门监管圆明园内的大量白银、丝绸和器皿的库藏。这位新库掌从干部中挑选一名副手和任命六名库守来帮助他。当长春园于1751年完工时，又任命了另一组管理人员，包括一名六品的主事、两名七品郎中和两名八品员外郎。在1759年，分别把主事与郎中改称为苑丞，员外郎则改称为苑副。当绮春园于1774年被并入圆明园之后，就需要委任一名新的六品苑丞、一名七品苑副，一名八品苑副，以及一名笔帖式。

第三部分：历史园政及其运作（2）

当道光皇帝于1821年继承大统之时，圆明园行政管理体系已经固定下来。人员包括两名郎中、1名员外郎、1名主事、1名委署主事、1名六品库掌、8名六品苑丞、1名七品库掌、1名七品苑丞、8名八品苑副、15名委署苑副、14名笔帖式、18名库守、2名学习笔帖式、6名效力柏唐阿、35名园户头目、615名园户、53名园隶、148名匠役、54名水门侍卫和3名水手蛮子等。12这些数字显示，圆明园从18世纪之初建园以后，人员的编制已经增加了三倍。
圆明园内太监的总数在乾隆禅位的时候已达到502人，他们由内务府委派、调动和奖惩。他们是园内最大的族群之一，并且不断在增加；他们的人数于1805年已经增加至620人，其中包括88名太监主管和532名一般太监。
太监是皇帝御用的忠仆，负责必要的杂务诸如清理房间、侍桌、守门和植树种花。大部分的太监必须随时听候差遣，以满足皇帝的需求。他们负责卑微而且吃重的工作，但所得月俸相对微薄，以1754年为例，他们的月俸按照资历计算，大约是在0.66到1.3两白银之间。当时1两白银的价值差不多是1.5美元。例外只见于极少数获得皇帝特别宠信的资深太监，像在皇帝书房养心殿侍候的太监头目，每个月的俸钱最多可得到7两白银外加7石米。14如果我们以1000文钱兑换1两白银的话，按照乾隆晚期的物价，7两白银可以买到14只鹅或70只家禽。不过，一个普通太监的所得，只相当于一个中国农民的收入。
除了太监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佛僧和道士在圆明园内生活和工作，他们的人数也随着园内扩建庙宇和道观而增加。许多僧侣和道士看来都很年轻，例如在1753年，乾隆意外地发现有二十名男童在道观里当道士；这个意外的发现使乾隆觉得园里的僧侣和道士可能过多，因此要求大幅削减。16然而，由于圆明园里特别是新建的长春园内有各式各样的宗教建筑和祭典，新落成的庙宇和道观更需要新进僧侣和道士在那里供职，结果是佛道人数不仅未削减，反而持续上升。
雍正皇帝于1729年第一次引进园户到圆明园，所有园户的成员都属于满洲一个旗营。他们是可靠的工人，提供各方面的劳务，例如有些人被安排在北远山村充当蚕户，他们于1762年与位于万寿山脚下的织染局发展出工作关系。
在园内的汉人仆役被划分为匠役，根据工作的性质分为花匠、工匠、木工、水手蛮子、瓦匠、搭材匠、僧道及兵丁。在圆明园内工作的满汉仆役人数，随着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都在同步增加。长春园于1760年完成多座大型喷水池之前，就立即聘用了30名以上的花匠和工匠。园户的人数于1770年有600人之多；17年之后，亦即是1787年，又增加了67家园户住在园里面。这些园户都由园户头目监管，而头目的人数也在同一段时间里增加了18到20人。不久之后，园方由于园户人数的快速增加，再多委任了15个头目。
圆明园的日常维护既繁重又复杂。理论上，圆明园是依赖内务府的支援，但实际上圆明园有它自己独立的财源以应付不断增加的开支，其中一个财源就是征收圆明园附近土地的地租。18据报这些地租在18世纪期间，至少可以支付园内的维修之需，这个时候的圆明园财政是相当健全的。圆明园的行政部门也接受有钱人像富裕的两淮盐商之现银捐献。商人黄源德于1757年向圆明园孝敬了100万两白银。19有些钱显然是园方从盐商获利甚丰的生意中所得到的利息。
当乾隆在18世纪末龙御归天的时候，圆明园的财政仍未有吃紧的迹象。事实上，刚登基不久的嘉庆皇帝于1799年的2月，发现圆明园的账册里尚有693 290两白银的盈余，这个数目还没有把铜钱算进去。当时1两白银相当于1.388美元，所以圆明园的结余大约是962 287美元。乾隆一生在圆明园花了巨额金钱，居然还有这个盈余数字，当然让人印象深刻。乾隆在1794年到1799年的五年里透支了448 582两白银，大约是622 732美元。21如果乾隆活得更长的话，他会耗掉园里所有的盈余。
嘉庆采取财政上的预防措施，调动10万两白银到获利甚丰的两淮盐局去赚取利息。富裕的盐局给他的果然不只是可观的利润，而且还赠送窗框等珍贵物资去美化圆明园。园内的许多窗户的框格，夏天是以纸糊或竹子制作，冬天就换上以毛皮做的帘子。22嘉庆皇帝虽不像他的父亲那样挥霍，但他仍然需要巨额的金钱来维持园内的运作，以及保持它的体面。更何况嘉庆要在1772年就已并入圆明园而尚未多有兴建的绮春园，花上大量金钱。绮春园的营造于1809年达到巅峰，因为在这一年内，有173间厢房、260条廊道、6座亭子和2座精美的牌楼完工，总共花费了328 775.331两白银。23嘉庆最后给绮春园命名了三十景。
嘉庆在位期间，圆明园并没有出现财政困难。就在1815年的上半年，也就是在极其失败的阿美士德使节团访华之后，嘉庆在园内的工程上花了四万两白银。没有一幢新建筑由于缺钱而进度落后，每当一座新殿堂或楼阁完工时，来自热心官员们的丰盛礼物也不会缺少，他们经常奉献可以用作装潢的珍贵檀香木料。24在1819年，也就是嘉庆六十大寿的那一年，圆明园的行政部门仍然可以负担一场盛会，铺张的程度足可媲美嘉庆父祖辈们的寿辰庆典。

第三部分：历史园政及其运作（3）

继承嘉庆的道光皇帝有谨慎、仁慈和俭朴的美誉；26不过就圆明园而言，他仍然维持用一大笔预算去花费。他于登基后没多久的1824年发现在圆明园的财政里，有一笔结余；不过，这笔结余并不实在，因为很多不足的差额都已由各级政府机关抵付。例如广储司有一次向圆明园挹注五万两白银作为储备。27很清楚可以看到，单靠内务府已不能够给圆明园供应充裕的资金。虽然如此，道光并没有终止园内工程的打算。最让人瞩目的是，他在1830年花了巨资完成著名的“慎德堂”，一座位于九州的新寝宫。这座慎德堂于1836年10月4日被一场大火烧毁了三幢建筑，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修复了所有的损坏。
圆明园的行政管理部门在处理日常事务上，并不会比其他重要的政府部门更有效率。让皇帝和皇室成员在园里居住时感到舒适，必然是最优先的关注，日常事务更是非常琐细繁重。除了管理财政和监督工程之外，还要负责给新完工的建筑物取名和维护园内的设施。加强园里的安全、调查事故，以及把各种文件归档也是职责所在。行政管理部门也要负责执行礼仪，例如规定内外官员应如何表达谢主隆恩。圆明园兼并了绮春园和长春园之后，立刻碰到来自万泉河的淡水供应不足问题。园里的主事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着手进行新水道工程的计划，把位于玉泉山下的大蓄水池─昆明湖─的水引进园里。
在所有行政管理的任务当中，以工程的监督最为劳累，因为园内的工程事实上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园里的很多主事者确实都要承受这份负担。他们要看管财务的运作、监督工人，以及签收之前核查所负责的项目，每一项都是冗长而难以确定的程序。园工之重要导致一个名叫“督催所”的特殊机关创立，以便监控所有送到园内的文件和准时递交清算好的账目之手续。既定的规定是，任何超过一千两白银的账目都要在一个月内清算，超过一万两白银的账目要在两个月内清算，更大金额的账目要在三个月内清算。这个机关要求所有的申请表、清单和账目都先向其办公室登记，以确保在期限之前能完成清算的工作。
圆明园的行政管理层亦有其自己的销算房去估算支出。举例来说，这个部门在执行一项工程时，有责任在十天之内决定金额和材料两大项目的估价，然后把结果送到督催所做登记。31假设工程密集的话，这个部门的工作量就会增加至难以负荷的程度，所以1777年就制订了一个简化程序的办法。此后，只需要一个计划经过档房送到督催所，也就是说在议定具体事情之前不必到督催所去登记。遇到紧急情况时，申请人可以提出由自己签署的计划，同时办理必需的官府手续。

第三部分：历史圆明园内的器皿库

器皿库旨在保持园内物质供应线的畅通。库中储存了大量可以用在日常琐事上的供应品，包括纸张、扫帚、蜡烛、灯笼和火药等小物品。供应品的申请无论数量或质量，都必须要事先得到批准，才可以取得；不过，很少会不被批准。例如在1752年这一年中，档房从器皿库那里取得6300张纸、60枝毛笔和16盎司（约454克）的墨。同一年，大宫门取得270把大小不同的扫帚、27个畚箕和13枝大大小小的鸡毛掸子。在文源阁完工之前，就已经需要62把扫帚、25枝掸子、42个畚箕和50码（约46米）的布。在“鸿慈永祜”里的“安佑宫”，每天要消耗6.5磅（约2.95公斤）的木炭和13磅（约5.9公斤）的木柴，以确保所有茶壶的温暖。33这些少数例子透露出，供应圆明园内好几百个单位，消耗的物品数量是极其惊人的。乾隆皇帝曾注意到过多的日常供应品，甚至浪费，他因而于1757年指示，要适度减少分配到圆明园内各处的煤炭和木柴。34
圆明园的行政管理部门毫无疑问十分认真对待园内的安全措施，防火这一项就是最重要的安全措施之一，因为园内的建筑物大都是木造的。光是长春园一处就配备了75个巨型的激桶作为灭火之用。每年春秋两季固定要举行认真的救火演练。35然而，尽管安全措施非常严密，火灾意外仍然不时会发生。36
不让没有得到许可的人接近圆明园也是这座皇家宫苑必要的安全措施，所有在园里生活的人因而都要受到严密的控制。内务府任命的总管太监，在他园内的办公室里保留一份所有园内人员的个人档案资料，包括每一个在圆明园内生活和工作者的外貌特征，这些措施很明显是要防止陌生人或未经许可的人潜入园内。当来自各省的贡品送至园内的时候，在贡品获得批准通过河道到达指定陈列的地方之前，总管太监的职责是要先对所有贡品做彻底的检查。37
在1749年一个平常日子里，乾隆从他的御舟上岸时，巧遇一名司法官员和他的一群亲属在一起，但亲属是不应该在禁地出现的。这个安全疏失被乾隆看到，让维护安全的人员极为难堪。圆明园的行政管理部门就在第二天规定：除了少数极有威望的亲王和大臣可以获准携带两名随从之外，其他人等都不能有这项特权。园方请进来工作的一般百姓，诸如农民、工匠和大夫，都要预先呈报他们的姓名，以便做最细密的检查。这些人进入园内之前，都先要在大门口集合，并接受点名。38
内务府于1752年又实行两项特别的措施来加强园内的安全：第一，即使皇帝不在园内，也要定期执行彻底的检查工作；第二，启动一项户口清理计划，以彻查园内未经授权顶替或冒充园户的人。结果，查出的非法居留者，以及那些内务府认为年老、无用、不可靠或狡猾的人，全都被立即驱逐出园。39
为了进一步改善园内的安全，所有住在里面的人从1757年开始都必须随身带着标示身份的腰牌，类似今天的身份证。每一个人不管是进入或离开圆明园，都要接受彻底的搜查，这通常由太监来负责。对来客的管制也加紧了，规定任何一个来客都必须要从圆明园的同一个大门进出，尔后来客的行踪可以精确地汇报。严格禁止冒名顶替在园里生活和工作，类似欺诈行为将遭受最严厉的惩罚。40
圆明园的行政管理结构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型社会。尽管在理论上圆明园是用来服侍天子一人，但每天要确保尽可能最好侍候是极为重大的事。圆明园烦琐的社会机能有条不紊地运作，就是靠着扮演不同角色的数千人次。

第三部分：历史罪与罚（1）

皇家园林最关切的既然是安全问题，所以圆明园里绝不能容忍任何犯罪行为，即使琐碎细微的罪行，也要遭受到严厉的惩罚。内务府指派资深官员组成无定额小组掌握检控和判刑事务。他们希望防止园里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但如果有人违反规定或犯了重大过错，他们就会积极而认真地追查案子和施以严厉的惩罚，以维护圆明园的绝对安全。现有的资料显示，在圆明园一百五十年的历史里，不曾发生过像杀人和抢劫那种暴力罪行。
事实上，任何人在园里违反法规，无论是有意或无意，甚至在没有批准之下擅自进出圆明园，也会被视为一种犯罪，必须受到惩罚。
例如在1774年，当一个在长春园的西洋楼工作、名叫二格的满洲男孩正要爬墙外出时，被一名巡逻兵捉到。双方的供词都有记录在案。这名男孩供称：他想要从圆明园逃走，因为他上次外出回来时迟到，受到主管狠毒的笞杖，一再用同样严厉的惩罚来威胁他。长春园的总管太监，也就是监督男孩的主管，发现这名男孩之所以惹了这个麻烦，是因为难以管教和懒惰。最初男孩因为没有得到批准就擅自离开圆明园而破坏法规，被鞭打了三十下；可是，在受罚之后不到两天，他又从圆明园潜逃出去。在他回园之前，他的直属主管陈进忠在所有通往北京的路上找他。这名男孩此次不成功的意图越墙逃跑，显然是因为害怕屡犯而遭到更严厉的惩罚。
这宗逃跑事件的调查，经过负责的官员在内务府结案之后，就奏报给乾隆皇帝。建议的惩罚是根据大清律例，规定攀爬皇城的城墙可定重罪。尽管认识到因迟到而杖打有点武断，但不会因为违规者年纪太轻而给予任何怜悯，皇帝和他的内务府显然拒绝以宽大来换取安全。因此，这名满洲男孩在被流放到千里以外之前，先接受让人吃惊的一百大板重罚。不过，由于他是满族，可以戴两个月的枷锁来替代流放。这个惩罚案最后经皇帝御批后执行。41这个案例可以反映出，像潜逃之类是严重的罪行，必须要接受非常严厉的处分。在美丽的圆明园背后，无疑存在酷刑，这都是为了严格执行保安工作而必须付出的人权代价。
许多无心之失，都会受到惩罚。乾隆于1744年，看到太监刘玉坐在栏杆上，认为这是极为无礼的举动，就把他交给其主管，责以四十大板。在同一天，一名太监在当班的时候偷睡，也受到同样的惩罚。42苑丞常贵于1770年的夏天，因为“谐奇趣”的喷水池水位比往常低了1.5英寸（约3.8厘米）到2英寸（约5.1厘米）被指责，并要前往内务府就此应答。苑丞明德和庆德于1773年，为大宫门失去零头布和栅栏而负责，由于他们两人在巡查时的大意，而被罚六个月的俸银。在1779年的夏天，好几名苑丞因为池塘里的莲花太少、太稀疏而遭到责罚，他们被指控不适当地培植莲花和浪费公帑等过失，他们每个人都被罚俸三到六个月。福长安和金简这两个在圆明园里工作的内务府大臣于1787年因为在“山高水长”施放烟火期间，点亮灯墩的时间落后预定程序，而遭到严厉的惩戒。而1796这一年，由于年迈的乾隆皇帝不满烟火平淡无奇和没有新花样，责令那些负责采购烟火的官员要归还所有烟火的费用，并被罚停止发放三到十二个月的俸银作为惩罚。
在圆明园里种田的佃户并不是作为点缀之用，他们必须要跟国内其他的佃农一样，勤奋劳动。因此，当1787年春天，农田上的麦子显然因播种工作粗心大意而呈现杂乱和不足的现象时，内务府就立即谴责负责主管之疏于监督农田和教导佃农，结果苑丞长福和他的副手们每人都因疏于职守而被罚一年的俸银；至于他们的上司员外郎祥瑞也因此被罚半年的俸银。在1797年秋天，圆明园的麦子收成不好也引起园里高层的注意，并立即着手调查此事。当调查的结果是人为疏懒造成麦子收成不好的成分多于天气因素时，麦田的三个主管每人都被罚三个月的俸银，麦田村的头目丁永则受到最严厉的处罚，他被重打三十大板。
即使是无心之失，只要是发生在圆明园之内，都会受到相当严厉的惩罚。1790年的4月19日发生的一件案子可以说明这一点。那一天根据和的奏报，有一班贝子和格格在横渡福海到“广育宫”参拜的时候，为暴风和大浪所惊吓。和指责陪伴在这些贝子和格格身边的总管太监刘秉忠和萧云鹏，不能在暴风天事先防止这一趟惊险的轮渡，以至于无意识地危害到贝子和格格们的安全。和认为更不可原谅的是，负责皇族安全的太监们，居然没有想到因天气不佳而把行程改为陆路。
内务府报告没有任何人在这次事件中溺毙或受伤；虽然如此，根据和的奏报，包括刘秉忠和萧云鹏这两名太监在内，以及龙艇上的船长和水手们，都受到两年俸银的重罚，而这项惩罚最后得到皇帝御批后执行。最让人惊讶的是，三名负责领航龙艇的太监遭受最严苛的惩罚，不管他们是否遵守命令或自作主张，每一个人都遭到毒打，然而却没有人问，这些皇室成员自己到底是否要负些责任。这种惩罚揭示了在帝王制度之下的司法本质；不过，皇帝为了表示他的仁爱宽厚，最后将上述受罚者的刑责减半。

第三部分：历史罪与罚（2）

在圆明园的管辖范围之内，轻微的犯罪行为像偷窃之类，时有发生。例如在1757这一年，园里的管理部门收到这样一个报告：一个名叫酆四的男子潜入勤政殿偷走了几件玉器。46尽管这件案子看起来无关紧要，但给禁地的安全漏洞敲响了警钟，唤醒了内务府要加强遵守安全措施守则的重要性。于是，每一个住在园里的人，除了需要向主管单位登记他们的年纪和画像之外，还要随时携带辨识身份的证件。
更有甚者，偷窃事件也促使主事者发起另一回查核园户的计划，却不料发现园户里仍然有相当数量的黑户。特别调查小组的指挥吉庆估计在“西峰秀色”工作的人里面，十个人中有八个冒用其他工人的身份。若全部计算在内，圆明园及其附园里所列园户1314人当中，有144名工人是没有获得许可的。发现在禁地之内有约一成的非法住户，肯定让负责安全的官员十分难堪。补救的措施包括立即驱逐所有未经许可的黑户，并对那些违反规定、允许未经授权的人住进园里的违法者，不论是什么原因，一律重责一百大板。有几名太监也因为这件事而遭到不同的惩处，因为他们没有尽职去小心查核园户。
圆明园里的窃案大部分都是内贼所为，并不让人感到惊讶。“奉三无私殿”的楼房突然于1764年农历五月五日的龙舟节起火。当火势被扑灭之后，隶属紫碧山房、协助救火的太监王进福挖开灰烬时，发现大约113两白银。与他同事的崔文贵太监指认他偷窃，主事者因而严肃地处理这件事。这个太监并无同谋，最让内务府感到不解的是，他居然在灾难发生时，趁火打劫。不仅仅由于偷窃，更由于居心叵测，这名太监遭受不寻常的处分：他被发配到偏远的黑龙江地区为奴。
当清朝的国势在19世纪每况愈下时，圆明园里的偷窃也变得更为猖狂。内务府的1832年记录显示，一个在安澜园工作的名叫王得顺的太监于道光年间，闯入库房，偷去14种毛线并拿到北京闹区典当。更严重的是，他的主管张进贵隐瞒了这件事。当事情被揭发后，这两个太监双双被移送至内务府审问。偷窃和隐瞒暴露了在宫苑里工作的为数众多的太监们之纪律松弛。据报，1837年有五个被分配到圆明园工程处的太监，被人发现偷偷地在溪中抓鱼，证实了纪律的废弛。到了第二年，一名64岁来自台湾岛的老太监郭耀胆敢在园里到处宣扬灾异和预言，这是绝对禁止的，以防因谣言而引起慌乱。
圆明园的权力中心十分关切这些案件，因为太监在园里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日日与皇帝及其皇室成员接触，然而他们却不再严格遵守规定。太监违法经常要遭受比一般人更严厉的惩罚，诸如承受鞭打、监禁和流放到满洲边疆为奴等，因此他们在工作时偷懒、玩忽职守，甚至偷窃，就特别让人感到是不好的征兆。警惕和勤勉的消失，引发了圆明园焚毁前夕园内安全和有效运作的问题。
在圆明园里最经常触犯的“罪”，莫过于与营建相关的违规，最常见到的就是工作进度的落后。例如在1764年，两名分别叫做森玉笏和阿的营造商无法在园里指定的位置赶上进度，他们辩称，进度落后是因为要优先完成奉三无私殿的工作。虽说如此，内务府总管大臣三和还是拒绝了他们的辩解，并视之为疏忽职守的托词。这两个营造商在压力之下，就马马虎虎地匆匆完工。结果三和要求他们自掏腰包把这些工程重新再作一次，员外郎查尔泰和苑副五十四还有笔帖式舒通每人都被罚一年俸银。甚至连三和自己也以本身疏于监督的罪名向乾隆皇帝谢罪，虽然乾隆宽恕了三和但惩罚了他所奏请处分的人。
有关工程质量的案例，多半由工程监督人负责。“上下天光”于1771年被发现有工程瑕疵，有些从桥上连接到六角形亭子的栏杆不够垂直，负责监督的官员苑丞征瑞和苑副阿尔邦阿为此负责。他们每人遭打四十大板和被罚六个月的俸银，之所以要责打是因为这些瑕疵可能构成安全上的问题，因而连他们的主管副都统和尔经额，也被罚三个月的俸银。尔后，在同一年，舍卫城内部楼阁柱子上的油漆，自十年前即1760年上漆之后，不断剥落和龟裂。五个负责上漆的人之中，有三个人已经去世，而其他两个人也早已离开圆明园。由于找不到人来受罚，因此罚责就落在内务府总管大臣三和身上，他和助手副都统五福每人因为疏忽职守的罪名，而被罚了三个月的俸银。
“方壶胜境”于1770年发现十年前价值12 418两白银的亮丽彩画，正在以令人忧心的速度退色。因此当时负责这项特定工程的官员苑丞陆金以及苑副阿尔邦阿都受到责罚，他们各自要缴纳相当于半年的俸银作为罚金。内务府总管大臣三和也因为这件事而受到牵连，他必须要分担这项昂贵工程处理不当的后果，缴纳了相当于三个月俸银的罚金。52不久三和于1771年因为粗心大意，以柏木代替松木作为双鹤斋的建材，因此又再一次被罚了三个月的俸银。53后来于1776年，文源阁前门的墙壁因为偷工减料而出现裂痕，负责这项工程的副都统和尔经额，以及其他包括征瑞在内的三名高层的园务主管都遭到降级处分。

第三部分：历史罪与罚（3）

对园务的主管来说，故意浮报建材价格和挪用公款等滥权行为是相当严重的罪行。55例如在1769年，园务主管苑副吉荣因为在“鱼跃鸢飞”的彩绘工程的估价当中浮报了将近一成（大约136两白银）而被定罪；在定罪之后，吉荣遭责打五十大板并失去职位。56在1770年的春天，员外郎五保和他的手下因为在进行圆明园内至少十个地点的营建工程时，侵吞了1330英尺的珍贵楠木而被定罪，五保被革职并下狱成为囚犯。
正值多事之秋的咸丰皇帝下诏罪己，可说是一种既特殊又独特的处罚。他在1852年，为了惩处自己而取消在圆明园里定居，因为他觉得不好意思在太平天国运动之际园居取乐。虽然如此，他的自我处分并没有维持太久。咸丰于1854年的春天又回到圆明园来欣赏花季。最初，他的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反对咸丰重返圆明园的决定；这位侍郎表现出他的勇气，但亦因而遭到失宠的处罚。不过，王茂荫的谏言未能迎合上意所得到的后果，并没有吓退其他官员继续冒言直谏。御史薛鸣皋提醒皇上，御驾重返圆明园定居需要相当可观的维修费用，这些花费在当前艰难时刻将难以负担。咸丰为此不悦，辩称他并没有要在圆明园内寻欢享乐的意图，而是宜人的园林环境有助于他在危难之时好好地处理政务。再说，他离开圆明园之久，甚于任何一位先皇。他因此希望臣民能够明白他专心平乱之志，并希望他们看到他的政绩而不是以他居住的地方来做评断。咸丰将重返圆明园居住的行为合理化之后，立即摈斥这位御史指责他耽于逸乐。错怪皇帝，将是一件严重的罪行，这位御史后来被指控为侮蔑圣上以博取清名和美誉。他的禄位虽保，但也因此而遭受审问和惩处。58
导致火灾之人，即使是无心之失，也会被彻底调查并追究责任。蓄意纵火在圆明园内虽然很少发生，但却被视为最严重的罪行之一，甚至在防火和救火上表现稍微不够机敏也要受罚。在1756年2月就有一班太监，因为在“春宇舒和”值班没几天就意外地两度发生火灾而遭受严惩。在审查中判定，太监杨明在打扫这座避暑楼阁的二楼时吸烟，遂被推断为引起火灾的原因，这个太监因而被发配到黑龙江附近的满洲边陲为奴。太监曹玉善则因为跟杨明同在二楼，却未能在值班时阻止他吸烟，也同时遭到流放，只不过流放的地方没有那么艰苦。这两个太监的主管杨进朝也被指疏忽职守，因而被判戴上枷锁两个月、鞭打一百下，然后去做苦工。更高位阶的总管太监李玉与陈进忠每人缴相当于一年俸银的罚款，以分担这次起火事件的责任。当天晚上起火的时候，两个平时在现场的工人临时被调派到别的地方，因为不在现场而被宽恕。59这些案例显示集体负责与受罚的事实，足以强调火灾的严重性。
超过一个世纪的小心火烛之后，圆明园最终在1860年被焚毁。这座帝王宫苑在侵略者的怒火和蛮横之下屈服。纵火者是战胜的敌人，无论帝都或宫苑都只好任由他们的摆布。包括亲王载垣在内的多位负责守护圆明园的大臣，莫不为宫苑成为炼狱而自请降罪，但咸丰皇帝宽恕了他们。咸丰必定从心底里认为，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人应受责罚。最后，他选择了一个维护颜面与避免尴尬的解决办法，就是褫夺部分官员的荣衔但仍然保留他们的职衔。60结果是没有人因为火烧圆明园而受到任何严厉的惩处。
严重烧毁的圆明园，尽管得到严密的监管，但已经变得难于守卫。位于福海中央的蓬岛瑶台，虽逃过1860年的劫难，却突然在1870年8月21日起火。守卫虽然于当晚就注意到火苗窜出，并立即向园里的太监首领汇报，但救火的努力受阻于缺乏跨越大湖救火的设备，以至于缓不济急。结果是：这座湖中宫殿虽逃过当年的劫难，但仍然在十年之后毁于祝融。太监首领和守卫者被指责未能在第一时间做出足够的防火措施，之后又没有尽力灭火，他们不是被褫夺职衔，就是杖责或同时接受两种惩罚。后来成为圆明园总领的董福，也为这场不寻常的火灾缴了相当于他三个月俸银的罚款。61
随着时光的消逝，迅速破落中的圆明园不断有缺口让外人在没有得到准许的情况下进入，阻止闯入者就变得越来越困难，无数的窃贼轻易地穿过残破的城墙而入。例如在1861年6月13日，就捉住一个名叫米老尔的窃贼，当时他潜入西洋楼正在偷取青铜、器具和炉子。
同治在位期间的1862年1月24日，新成立的总理衙门（处理跟西方有关事务的机构）向朝廷奏报，有一名外国人未经许可就偷偷地攀越福缘门进入圆明园。他被一名正在房间检查书籍的当值太监发现。这名被捕的外国人叫张勉行，大概就是德国人奥尔莫（Ernst Ohlmer， 1847—1927）的中文名字。任职于天津中国海关的奥尔莫，以不知道规定而声称无辜，不用说他还受治外法权的保护。总理衙门的大清官员以这名外国人实际上没有偷取任何东西而适时地宽恕了他，就这样轻易地免谈私闯禁地的刑责。但在另一边，这些负责守卫宫苑的太监却担心受到惩罚，并煞费苦心地向内务府解释，他们虽尽了全力，也无法阻止这个外人闯入。这宗事件进一步证明守卫这座废弛宫苑的困难度。清廷当局也透过总理衙门知会了在北京的四个公使馆，声明圆明园仍然是禁绝任何游客的御园。63但不管怎样，大量的记录显示，从1861年到1871年这十年期间，窃贼和私闯者从未间断过，之后的情况更是不断恶化。

第三部分：历史罪与罚（4）

最棘手的问题，乃是由内务府委任去看管圆明园的人监守自盗。例如在1861年的5月里，太监岳成高和韩得寿从圆明园偷运了一些黄铜制品去牟利。除了太监，满洲旗人和之前的园户成员都熟悉进入圆明园的途径，这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进入园里偷东西和撤离。他们偶然也会被捉到，例如在1863年的6月，两个名叫管三与何安瑞的满族前园户成员，就从紫碧山房偷走了几十件玉器。他们供认，潜入这座熟悉的山庄偷取贵重的玉器，然后到附近的古董店变卖。贫穷不能成为借口，他们被定罪后就送到牢房去，没多久就病死在牢里。不过，他们供出来的同伙，因为缺乏证据而脱罪。64
很多贫困的满洲旗人，因为曾经在圆明园居住和工作过，所以知道哪里可以找到值钱的东西。根据记载，匠役鲁雨子跟其他12人，在1866年1月25日利用黑夜作为掩护，越过绮春园的北面城墙，经由下水道进入河神庙偷走了19尊大大小小的青铜佛像，并把佛像打烂，当做黄铜碎片卖给一家在海淀区的店铺。
大概半年之后，在1866年7月20日的一个晚上，前园户成员李三生在芮桂子和李小二这两个帮手的陪同下，经由一道水闸回到圆明园，他们从桥上拿走四块厚木板，然后到北京城北的德胜门市集卖钱。不过，当他们在7月21日晚上再回到园里来偷东西时，李三生被总管太监董福当场抓住，而他的两个伙伴却逃之夭夭。
在同一年的11月6日，三名来自宛平的窃贼刘玉儿、赵英和赵三攀越破落的城墙，来到西洋楼一带，他们从喷水池锯掉超过640盎司（约18公斤）的青铜管，并在第二天以六十贯钱卖给由赵云成拥有的铁铺。由于食髓知味，他们在11月21日的晚上再度尝试犯案，他们通过水闸进入长春园偷取大约500盎司（约14公斤）的破黄铜，并以55贯钱的价格卖给同一人。当他们一行三人在11月30日以熟悉的路线再度摸黑进入长春园时，遇上在“谐奇趣”巡逻的太监，结果赵英当场被捕，而他的两个伙伴最后也被巡逻的太监捉到，这三个窃贼最后全被送进牢房。
不过，落网的小偷似乎只是一小部分。例如窃贼王九十和他的同党在1868年供称，他们在被捕之前曾经得手了五次，每一次都偷走好几百盎司破碎的黄铜、铁、锡，以及多尊小铜佛像，变卖后获得大量金钱。这些窃贼对破碎的黄铜和铁片情有独钟，很明显是由于容易取得而又能卖出好价钱。据报当地市集充斥来自圆明园的赃物，一点也不让人惊讶。当地的居民也供称，很容易就能买到一些属于圆明园的东西。内务府实在有太多失去的东西要清点，而归还园内旧物后可以既往不咎的保证，并未起太大的鼓励作用。
根据大清律例，偷窃皇家财产者可以判处死刑，但因为偷窃圆明园的财物而被判死刑者很罕见，大概是因为此类案子实在太多而无从追缉和起诉。更何况大多窃贼似乎都是为贫困所苦的满人，由于跟皇室同属一个族群，因此一般都被豁免于国法之外。内务府于1868年10月3日所作的记录，就显示出这一点。一个曾经在圆明园工作的叫张八，又名林山的白旗满洲人，在1862年于昆明湖偷走那只著名的青铜水牛的尾巴。他虽然被定罪，但以开除旗籍、墨刑（在脸上烙字）、责打一百大板和流放到2000里（大约666英里）远的地方，来取代死刑。值得注意的是，数年后当他得到赦免，返回北京后，他居然胆敢再次潜入圆明园偷窃黄铜碎片，69不过，我们没有任何有关他最后下场的记载。
就窃贼进入圆明园一事而言，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标示着另一次恶化的开始。这场风暴使圆明园防备尽失，宫苑变成了废墟。然后，当满洲皇朝在1911年灭亡之后，逊位的皇帝和他的内务府更失去了保护原址的正当性和权力。虚弱的共和政府也不能守护好这座历史遗址。在这种情况之下，窃贼和强盗横行。直到1976年，管理圆明园的机制方才建立起来。

第三部分：历史皇家在圆明园的起居

中国的皇帝也就是所谓的天子，理当有最大的享乐；在帝制时期的中国，国家和人民都要“供奉一人”，只有统治者自身的意识才能抑制他的感情和欲望。从这一点来看，华丽的圆明园足以匹配大清皇朝至高无上的地位。在雍正皇帝登基之前，圆明园已经有一定的规模了；不过雍正在宜人的环境当中，添加了多座宫室和办公需用的建筑，并设下了“政从园出”的先例。其实，从雍正到咸丰五朝清帝就尽情地享受那超过500英亩（约3036亩），设有几百座殿堂和亭子的风景胜地，以及极其奢华的生活。各帝终于将圆明园作为常居之所，甚至成为他们最重要的居所，每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园里度过。曾经亲眼看过紫禁城和圆明园的英国人额尔金毫不迟疑地说：“清帝喜欢圆明园一点也不令人感到奇怪。”
到底皇室在圆明园里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呢？神秘的面纱直到近年获得清宫档案资料才被揭开。尽管这些资料有其局限，但至少让我们得以抹去历史的尘埃，一窥清帝在圆明园内生活的片段，甚至惊鸿一瞥在壮丽奢华的宫苑高墙背后的一些活动。
在五位清帝当中，乾隆在圆明园花了最长的时间和最多的金钱。他尽可能选择在这座他最喜爱的宫苑里居住，他返回紫禁城通常是出于特定的需要，像在每一个农历新年的第一天执行祭仪和庆典，以及每逢盛夏到热河展开狩猎之旅。就以1775年来说，乾隆留在圆明园的时间共计168天，大约占一年当中43.86%的时间，其他的时间是105天在紫禁城，66天在热河的承德避暑山庄（从8月到10月），44天在孔子的故乡曲阜。2此与1752年的规划没有重大的差别，这一年大约有175天留在圆明园里。
即使在离开圆明园的短暂期间里，乾隆也会有想家的念头。在他大量的诗作当中，有一首于1752年狩猎途中完成的诗，就流露出他思念圆明园的心情：
塞搜旋跸皇州，
仙苑澄辰霁景浮。
恰似看山移画帧，
忽因乐水漾棠舟。
枫留红叶宜题句，
菊艳黄花欲挽秋。

第三部分：历史乾隆一天的作息

1756年是乾隆在位的第20年。按照惯例，乾隆会在紫禁城里度过农历新年，因为他要在那里履行重要庆典的责任。大约在一个星期之后，他就要返回圆明园。他要离开紫禁城的当天，很早就起来了，头戴本色貂皮缎台冠，身穿酱色宁绸面黑狐袍、貂皮寻常端罩、有栓扮黄线子寻常带，脖子挂上东珠数珠，并着一双白布棉袜和一双青缎羊皮里皂靴。乾隆平常穿戴的饰物和衣着的颜色，大概如此。5
乾隆在侍从为他全部着衣完毕之后，就乘坐四人亮轿，经过凤彩门移驾到他日常处理政务的乾清宫。在这座宫殿里，乾隆接见了来自西藏的达赖喇嘛的使者。他在会面之后，来到西暖阁进用早膳，之后就到钦安殿的斗坛拈香磕头。乾隆在完成这些仪式之后，就离开紫禁城前往圆明园。
乾隆是乘坐八人大轿从紫禁城移驾至圆明园。在抵达之后，乾隆和他的侍从穿过二宫门，并在奉三无私殿做短暂的祈祷，之后就继续前往九州上的寝宫歇息。当天接下来的活动就是泛舟至“慈云普护”的佛寺，以表诚心，并驾临“鸿慈永祜”的安佑宫参拜。返回途中往长春仙馆探望他的母后。乾隆回到九州休息之后，就到舍卫城南的同乐园进用晚膳。他用完晚膳之后，就留在秀清村和如意馆，最后才回到“九州清晏”就寝。6
到了第二天，也就是农历新年的正月初九，是玉皇大帝的诞辰。乾隆很早就起床到九州清晏去参拜玉皇大帝，那里已经准备好食物等贡品作御祭之用。在用完早膳之后，乾隆就乘坐龙船到十字亭，然后坐上四人抬的轿子，移驾至一个大蒙古包内，在那里接见正在等候的蒙古王子。会面结束之后，乾隆游览万寿山，在佛楼拜佛，然后在同乐园进用晚膳。餐后少坐之后，就前往水岸边等候他的母后驾临。这对母子在九州清晏里，结伴观赏色彩缤纷的花灯表演。节目结束之后，乾隆亲自护送他的母后到水岸边，并目送她离开，然后才回到九州清晏就寝。7
到了正月初十，乾隆因为某些事务而必须返回紫禁城处理；不过，他只短暂停留了两天。乾隆在返回圆明园的当天晚上，又到同乐园去进用晚膳。用膳完毕之后，他到“山高水长”去观赏摔跤和烟火，并接待众亲王和大臣。之后，他坐着四人抬的轿子移驾至十字亭，然后泛舟至同乐园，稍进消夜之后就回到寝宫入睡。8
乾隆在圆明园内的起居反映出，他常与母后在一起。乾隆的母后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孝圣皇太后（1693—1777），乾隆以事母至孝闻名，在登基之后就把母后安顿在他最喜爱的长春仙馆。他似乎不仅仅作为一个孝子，遵循儒家的道德教训，而且对他的母亲表达出真诚的亲爱和尊敬。他是他母亲唯一的儿子，所以彼此相当亲近。每当乾隆有空闲的时间，就会陪伴她游览圆明园。每当端午节来临，他很少会错过这个节庆，一定会去陪伴他的母后到仙人承露台，观赏九艘龙舟进行的竞赛。而且，他常常会跟她一起用膳，1775年1月的记载显示，乾隆和他的母后几乎每天一起在同乐园的餐厅进用晚膳。9
乾隆对他母亲的爱和亲切从未消减。在1777年3月2日，他的母后在“山高水长”观赏花灯表演时，突然病倒；她被送回长春仙馆的寝宫之后不久，就去世了，享年八十五岁。乾隆悲伤不已，不仅给她极为风光的葬礼，并且盖了一座名叫恩母寺的庙宇来纪念她。寺位于“鸿慈永祜”里面，建筑式样跟雍正皇帝为去世的康熙皇帝所盖的庙宇一模一样，10这座恩母寺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屹立在圆明园的废墟之中。

第三部分：历史皇家膳食（1）

给皇帝和他的皇族成员准备膳食是一件大事，御膳房就是“负责御膳，处理帝皇的膳食，以及在特别时节准备盛大餐宴”。
清朝皇帝似乎每天有两次主餐，就是早膳跟晚膳，但整天下来不断有各式各样的食品供应。每一顿饭都十分铺张、谨慎和准时地由一大群御膳房的伙头来准备。这些皇家膳食不仅仅是美食，而且极其丰富和多样化。从清代著名学者兼诗人袁枚（1716—1798）所传下来的著名食谱可知，袁枚与他同时代的富人是怎样准备他们的膳食。袁枚引用儒家经典《中庸》里所说的“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来提倡饮食的乐趣。他有一次在朋友家里尝到一道很好吃的鱼之后，就立即派出他的厨师去学习如何烹调。12他的食谱乃集烹饪艺术之大成，从了解材料的属性，到选用作料、掌握火候、使用合适的器皿，以及决定整个饭局的铺排等等，都详细列出，把烹饪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圆明园里的膳食在品位和排场上，不可能比袁枚在他随园内的膳食来得逊色，其烹饪的规模，必定是更为铺张，这是不用赘言的。
皇家筵席在儒家教条的规范之下，一顿标准的皇家食单是从120道不同的菜色当中，挑选出26道菜来组成。每一道端给皇帝的菜，事先必须由内务府派出的官员记录下负责烹饪的主厨名字，显然是为了安全起见。圆明园内皇室主餐的规模，一般是24道菜，大约比照在紫禁城里所伺候的规模。事实上，没有一个人有那么大的胃口能在一顿饭里吃掉那么多食物，因此清朝的皇帝，特别是乾隆，通常会特别点一些人的名，将几样菜送去，以示他的恩宠和赏识。另有御厨伺候皇后、太后和其他嫔妃。御膳房会对各种要求，包括大小宴会，在接获通知后马上做好准备。宫廷膳食是奢华的，所代表的不仅是浮华，更重要的是帝王的威严，真正的奢华和精致通常是中国统治者饮食习惯的一部分。餐桌上的奢华包括了陶瓷餐具和金银的器皿，由于它们的数量极为庞大，特别有专人负责处理。14有人曾说，“事实上，许多清朝皇帝的饮食颇简单”，跟档案所示相反，从一系列有关皇室菜单的记录可知，皇帝膳食的气派是很大的。
有些盛大的宴会在紫禁城里举行，例如康熙曾经在这里举行过千叟宴。乾隆也于1740年召集包括满洲贵族、大学士和身处高位的汉臣等99人大宴于乾清宫。二十年之后，乾隆为了祝贺他母后的七十岁大寿，在香山举行了一场极尽奢华的盛宴。在1782年完成第一部《四库全书》时，乾隆邀请了所有参与编纂的臣工出席一场豪华的盛宴，并在宴会过后赐给他们礼物。
圆明园里的厨房也能准备盛宴。例如1727年1月19日在园里，由五品太监宫殿监督领侍刘进忠准备一连八天的盛宴，他拟定菜单、安排表演（通常是烟火和摔跤），和确认包括怡亲王、庄亲王、康亲王、果郡王和信郡王在内的宾客名单。
在1757年于同乐园举行的一场庆祝农历年之豪华宴会，宾客包括了皇室宗族、功臣和来自蒙古与西藏的特别访客。这场盛会跟其他众多的宴会一样，安排了余兴节目，像京剧表演和吟诗作对。在1790年，来自朝鲜、琉球和安南（越南）的使节跟其他人一起到北京向乾隆祝贺八十大寿。乾隆在圆明园大开宴席来款待他们，甚至向正使祝酒。之后在中午时分，乾隆为这次盛会作了一些诗，向宾客朗读。这些宾客包括几位正使和他们的副使，都能够用同样的联韵来唱和乾隆的诗。
宫廷宴会是怎样上菜的呢？一位18世纪的俄罗斯外交官在接受乾隆皇帝款待之后，把宴会的进行过程生动地描写下来：
首先拿来一张摆满各式各样水果和蜜饯的整洁小桌几，放置在所有来客的面前。看来这个国家似乎是流行先把甜点水果上桌，至少我在这里所接受的招待就是如此。就这一点而言，跟许多其他事情一样，中国人的行为跟欧洲是完全相反的。在水果之后，其他食物都是以同样的方式端上，放置在宾客前的小桌子上。这些菜色包括了鸡肉、羊肉和猪肉，全都是它们最好的品种；这些菜不是烹煮就是以酱菜一起炸炒，但没有一样是用烤的。皇帝（乾隆）从自己的桌子上给大使送去几盘菜，特别是烹煮的野鸡肉，非常可口。
18世纪末的英国访客，虽然不满意他们“很不舒适的住宿处”，但心情由于“极佳的晚餐”而转为愉快。当他们游览圆明园时，他们在其中一座宫殿里，受到“口味稍重、咸味和其他香味的菜色，配以水果和甜点、牛奶和冰水等便餐”的款待。在这个宴会上，每两个英国宾客就安排一张桌子，乔治·斯丹敦形容，“当所有席位坐满时，桌子就立即摆出来，并展示一场豪华的宴会”。每一张小桌子上像“是盘子和碗叠在一起的金字塔，包括大量的各种美味珍馐和水果”。
在圆明园工作的厨师要伺候的不只是皇帝，还有亲王和大臣们，有文件记载在圆明园里“四位老臣要求我们从二月四日到二十七日侍奉五十五桌宾客”23。生活在圆明园里的皇帝、皇族和重臣肯定需要一座大型的宫苑厨房，为他们服务。
在御厨房里有大量的工人，《周礼》规范地分作很多不同的级别。他们包括了膳夫、庖人、内饔、外饔、亨人、甸师、兽人、渔人、人、腊人、食医、疾医、酒正、酒人、浆人、凌人、笾人、醢人、醯人、盐人和幕人。在皇帝的配置之下，御厨房里的伙头总数可能有2332人之多，外加206名有品位的官员监督他们。

第三部分：历史皇家膳食（2）

整个清朝一直维持如此庞大的厨役队伍来服侍皇帝，没有一朝例外。尽管我们没有关于圆明园厨师的统计人数，但以皇帝长时期居住在园里来看，他们的数目不可能比紫禁城内的人数少。在圆明园厨房里工作的伙头大军维持了一百五十多年奢华与优雅的饮食习惯，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御厨房的每个月食料所消耗的费用，以1898年9月为例估算，大约是2780.92两白银。25根据近人的评估，光是一顿御膳的规模就可以满足100家农户整年的生活所需。
从1725年夏季的记录可以发现，圆明园里有多间冰库用来保存食物，这并不令人惊奇。27事实上，在很早以前，紫禁城里的清室宫廷就开始保留五座大型冰库，其中一座保存了9226块冰，而其他四座则各有5000块。28根据《周礼》记载，早在夏商周三代，宫室里就有一支94人的队伍，专门负责有关冰和冰库的处理，以保存食物。根据规定，任何清帝进用的食物都必须是最优质的“贡品”，通常是从全国送来的最好的地方名产。供圆明园消耗的谷物、谷类食品和蔬菜也是来自附近特别指定的耕作农地，而饮用的水同样也是取自附近玉泉山的新鲜泉水。
据我们所知，乾隆皇帝喜欢在圆明园内不同的地点进膳。这就说明园里每一个重要地点，都需有一座御用的厨房和厨师群。乾隆经常在九州的寝宫用晚膳之外，也常在同乐园的餐厅用膳，大概是因为附近有一个大戏台，方便他用膳后的消遣。自11世纪宋代以来，中国精英分子在晚宴后享乐，成为一种习惯。
根据圆明园资料中的《膳底档》，我们得知乾隆在1784年的农历新年正月十一日于同乐园进晚膳时，在他的餐厅里，使用了一张饰以花卉图案的漆桌。这顿讲究的晚膳菜肴包括酒炖鸭子热锅一品、肥鸡油煸白菜热锅一品、燕窝红白鸭子南鲜热锅一品、燕窝肥鸡丝一品、鸭腰口蘑锅烧鸭子一品、冬笋爆炒鸡一品、摊鸡蛋一品、蒸肥鸡鹿尾攒盘一品、百果鸭子攒盘一品、象眼小馒头一品、鸭子馅提折包子一品、鸡肉馅烫面饺子一品，以及银葵花盒小菜一品。除此之外，还有四盘用银碟盛的细切黄瓜、酱菜之类；咸肉一品；野鸡瓜一品；粳米干膳，和鸡丝燕窝汤。在这顿极其丰盛的晚膳之后，晚上还有一顿夜宵。这顿夜宵有燕窝红白鸭子三鲜汤一品、燕窝炒鸭丝一品、燕窝冬笋锅烧鸡一品、熏鸡咸肉一品、香蕈鸡一品和溜鸭腰一品。
宫廷菜单里有很多以燕窝为材料的菜肴，乃由于中国人认为燕窝是少有的珍馐。31根据清代学者袁枚的说法，燕窝是非常罕有而珍贵的食品，即使富有之家也无法经常食用。烹调燕窝的最好方法，就是在烧煮之前，先用清水泡浸大约两盎司（约57克）的燕窝，然后跟金华火腿和鲜菌一起放在嫩鸡汤里煮，直到燕窝本身煮透为止。这道菜没有油脂，所以滋味既软和又清淡。32皇帝经常服用这种珍馐补身，很可能基于美味。现代的学者可以确定，燕窝的胶结物富有蛋白质，并含有钙质、铁质和核黄素。
从前文提到的宫廷饮食菜单里，最引人注意的还有以鸡鸭入菜的次数，多于猪、牛、羊或海鲜。作为调味和作料，没有比酱油、油、盐、醋、玉桂、姜和胡椒使用得更多。不管这是不是所有清朝皇帝的标准菜单，或者可能只是反映乾隆个人的口味，后者似乎更接近事实。如果的确如此的话，乾隆的口味在中国烹饪手法里，很明显是比较喜欢北方菜。不过，圆明园里的御厨是完全有能力应付任何来自皇帝的需求。
在1784年农历年正月十二日的一个早上，乾隆在长春园里的淳化轩进早膳。这顿讲究的早膳跟昨天夜里的晚膳一样奢侈，菜单再一次记载了包括多道用切丝、调味、烤鸭和鸡肉来煮燕窝的菜肴，再加上鹿尾、开胃菜、小包子、白糕、肉菇馅包和盛在银盒里的冷盘。桌上另外还有四碟用银盘盛载的切细的蔬菜、咸肉、野鸡瓜、鸭子馅散旦饺子，配上白饭和稀饭，以及水果。除了这些主要菜肴之外，在餐厅里的几张小桌子上，摆放了各种以小麦制成的食品、奶，和几片冷猪肉与羊肉以满足乾隆的胃口。用过这一顿丰盛的早膳之后，乾隆就前往“山高水长”，在一个大型的蒙古包里跟一班喇嘛会面，同时有各种不同的面食伺候。虽然当天没有一顿正式的午膳，但一些简单的食物像面食、水果和茶都充分供应。到了晚上，乾隆返回同乐园用晚膳，菜单跟头一天的晚膳一模一样。
清代的统治者似乎都很节制地饮用适量的葡萄酒和谷物酒，并固定饮用小量的奶。看来布劳岱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必须要更正所说的“中国向来刻意地不用奶酪和奶油”的论点。35在所有饮料之中，中国人饮用最多的非茶莫属，那是中国的天然饮料。以茶代酒的习惯似乎最早可追溯至三国时代（220—265）。在大清朝的中国，满族与汉人都习惯把茶叶当做珍贵的结婚贺礼。36事实上，在紫禁城和圆明园里的每一幢主建筑内都有一间优雅的茶室。重要的皇室成员像皇帝、皇后和皇子，每一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特定的茶室。皇帝的茶室称为“御茶房”，由两名七品的官员打理，他们负责处理茶叶、茶壶和瓷、金、银的茶杯。茶叶一般会准备在茶壶或茶杯里再加入滚热的水，经常是趁热喝，不加糖或其他添加物；冰茶则是闻所未闻。在圆明园里用来泡茶的清水，只取自附近的玉泉山，那里的水质被视为是最好的。乾隆于1756年南巡的时候，就随身带着这种“纯净”的水。

第三部分：历史皇家膳食（3）

当1784年的元宵节，也就是正月十五来临时，圆明园一如往昔张灯结彩、放烟火和演“连台戏”。各种不同的丰盛食品用来款待皇室成员、贵宾和一些蒙古亲王。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乾隆很早就起床到“鸿慈永祜”的安佑宫里参拜，在休息时会有甜汤圆侍候着。当日他在同乐园里进用有24道菜的早膳，这些菜肴包括了燕窝鸡丝、烤鸭、片野鸡肉、鹿茸蒸鸭、蒸鸡、烤鹿肉、碎猪肉、蒸菜包、蒸鸡肉汤圆、腊肉和各类蔬菜。有些菜肴是用特别的碗盘来盛载，例如碎猪肉就盛在一个金盘里，烤鸭放在珐琅器上，用银盘盛着腊肉。这顿元宵节的早膳另外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供应非常多的小点心和各式各样的糕点，以及多种由后宫嫔妃特别准备的菜肴。
乾隆用完这顿早膳之后，就跟平常一样，来到正大光明殿里的听政厅。与一般日子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在厅房里有几张桌子上摆放了面点、水果、糕点和甜汤圆；每一样菜肴都盛在白玉盘或精致的瓷碗里。乾隆在他的听政厅里已经没有胃口再吃东西，所以命身边叫做厄禄里的太监，把这些食品作为御赐之物送给亲王、嫔妃和内阁大臣享用。
元宵节的午膳极为奢华，在奉三无私殿的华丽餐厅里，有32道不同的菜肴呈现在紫檀木餐桌上，并摆好特别准备的筷子、瓷匙、玉碗和银碟，以及布和纸制成的餐巾。乾隆在亲王、嫔妃和宠臣等受邀的嘉宾聚集之后才现身，他随着音乐演奏声驾临餐厅。当乾隆就坐御座后，奉上热菜。照例每两个宾客被安排坐在一张桌子上，享用着不断提供的热菜，并配上羹汤、奶茶、美酒、冻肉、蔬菜和甜点。当菜肴一盘接一盘奉上的同时，有柔和的音乐在伴奏。午膳结束之后，乾隆赐给他的宾客一碗特别为元宵节准备的甜汤圆，以表达他的愉快心情和仁爱。
到了元宵节的下午，太监常宁给乾隆奉上一些流质的热食，像燕窝、鸡鸭或羊肉蛋汤和奶茶，此外几张桌子上还摆了葡萄酒和一些酱菜与糕点。日落之后，夜幕低垂，乾隆让他的宾客，包括来自蒙古、西藏和朝鲜等的特别访客到“山高水长”台阶上，让他们在那里观赏烟火，并享用由仆役奉上的果品和汤圆。
这场节庆盛会持续了好几天；不过，原定在一月十七日举行的烟火，因为下雪的关系而被取消，乾隆也就只好留在室内。当晚，乾隆享用了一顿极其丰盛的消夜，包括燕窝烩鸭子一品、豆腐干炒菠菜一品、羊肠羊肚汤一品、燕窝炒鸡丝一品、溜鸭腰一品，和猪骨一品。

第三部分：历史嬉戏与娱乐（1）

圆明园作为一个享乐的地方，提供了很多种类的娱乐。其中一个几乎是乾隆一朝最好玩的项目，那就是在园里（通常在同乐园）设立一个刻意造出来的市场，为皇帝和他的宾客娱乐之用。许多太监在市场里到处游走，并装扮成掌柜、茶楼老板，和贩卖古董、书籍、家具、丝绸、瓷器、漆器等的摊贩。为了让他们看起来就像真的北京市集商贩，以求尽兴，太监们大声地吆喝，就像商贩那样叫卖，同时努力模仿商贩，拉着客人的衣袖求售。为了呈现出一般街道的景象和那些真正街道经常发生的事，他们甚至故意互相争吵或打架，并有意等待衙役来逮捕。作为庆祝节目之一，这个有点像“迪斯尼”的市场，一般会在新年期间一连持续九天。43
农历六月的第十八天是著名的“跑御马”的日子，清帝会观赏他的御前侍卫在圆明园的北墙外策马。一个侍卫在策骑的时候，领着另一匹马在旁边；在跑马的过程中，这名侍卫会鞭策旁边的那一匹马，就在这匹马因为被鞭而加速的时候，该名侍卫就会跳到那匹马的背上。侍卫如果能够从后面骑上那匹正在奔驰中的马的背上，就能得到最大的赏赐；而成功地从坐骑上跳至另一匹并行的马背上之侍卫，只能获得二奖；即使在跳上另一匹马的过程中坠地的侍卫，也能从皇帝那里得到一些赏赐。曾经住在圆明园里的五位清帝当中，只有咸丰没有亲自主持过这项活动，而由品位较高的官员替他执行。44
五位清帝经常以这座让人自豪的宫苑，接待来自邻近国家，特别是朝鲜、安南和琉球的国王、亲王和其他显要。被满洲人视为亲密盟邦的蒙古，更是这里的常客。1757年农历正月初九清帝就接待了一个藩属的来使，乾隆在“山高水长”接见蒙古宾客，并设下盛宴招待，以表示对他们的重视。五天之后就是元宵节这个大日子，那是中国人最喜欢的节庆之一，各个阶层的百姓都在这天尽情地玩乐，庆祝这个节日就是要敲锣打鼓和赛马，才让这一天过得热“闹”哄哄。45
在圆明园里，乾隆在元宵节的前夕会先沐浴然后才就寝。他会在元宵节当天很早起床，跟着在正大光明殿品尝一些水果之后，就会前往“鸿慈永祜”的主殿安佑宫参拜。在同乐园跟他的母后共进早膳之后，就到长春园里的佛寺祈拜。到了下午，则享用由糯米粉搓成的甜汤圆（元宵），作为节日美食，然后在他的寝宫休憩。当夜幕下垂后，他乘坐四人抬的轿子来到“山高水长”，欣赏让人兴奋的表演节目，包括摔跤、灯舞和一年中最盛大的烟火表演。来访的蒙古亲王作为贵宾，被邀请参加这场庆典。所有在旷野里的人都陶醉在灿烂烟火照亮夜空的壮观景象之中，同时不断有食物伺候和音乐演奏。46法国传教士王致诚就对圆明园里盛大的“灯会”，感到雀跃并附带说了一些有趣的详情：
每年第一个月的第十五天都会庆祝，即使再穷的中国人，当天都会点起他的灯笼，而灯笼本身有不同的形状、大小和价位。在这一天，全中国都被照亮了，而最明亮的地方就在皇帝的宫殿里；尤其是那些享乐的地方，这些我都会为你们描述出来：没有一处楼阁、殿堂或门廊的天花板上没有挂上几盏灯笼。在所有溪流、河道和湖泽上，也都会放上几盏制作成小船形状的灯笼，浮在水上来回飘荡。在所有山丘、桥梁和几乎全部树上，都挂上一些灯笼，这些灯笼制作得极其漂亮，有鱼、鸟、兽、花瓶、水果、花卉和船等大小不一的各种造型。有些灯笼是用丝绸制成，有些则是利用兽角、玻璃、贝壳，以及其他上千种材料。……中国人把林林总总的灯笼展示在他们的建筑物里。我佩服他们的创意之富，并且很想拥有；与之相比，我们的灯笼就显得穷酸与贫乏。47
在灿烂的烟火表演结束之后，元宵节也就告一段落了。乾隆出席于同乐园举行的夜宴之前，先回到他的寝宫，享用一些应节的甜汤圆。夜宴过后，乾隆随同一支灯笼队伍，返回九州。48
灯笼和烟火显然是圆明园里最大的乐事，在园里任何地方都看得到，尤其在湖边。许多曾经目睹过的人，把他们的印象写了下来，像18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赵翼（1727—1814）就有这份荣幸，跟乾隆一起在圆明园内观赏节庆的烟火，他说：
上元夕，西厂舞灯、放火最盛。清晨先于圆明园宫门列火数十架，药线徐引燃，成界画栏杆五色。每架将完，中复烧出宝塔楼阁之类，并有笼鸽及喜鹊数十在盒中乘火飞出者。未、申之交，驾至西厂。先有八旗骗马诸戏：或一足立鞍革凳而驰者；或两足立马背而驰者；或扳马鞍步行而并马驰者；或两人对面驰来，各在马上腾身互换者；或甲腾出，乙在马上戴甲于首而驰者，曲尽马上之奇。日既夕，则楼前舞灯者三千人列队焉，口唱太平歌，各执彩灯，循环进止，各依其缀兆，一转旋则三千人排成一“太”字，再转成“平”字，以次作“万”、“岁”字，又以次合成“太平万岁”字，所谓“太平万岁字当中”也。舞罢，则烟火大发，其声如雷霆，火光烛半空，但见千万红鱼奋迅跳跃于云海内，极天下之奇观矣。49
这位历史学家对烟火奇观的描述，可以从乾隆身边的朝廷官员在其中一个庆典所作的诗，得到共鸣：
银汉星河不动尘，
斜飞火凤入勾陈；
一声雷起地中蛰，
万树花开天上春。
太乙高楼灯似昼，
未央前殿月移轮；
君王行乐新年盛，
先使思光遍近臣。

第三部分：历史嬉戏与娱乐（2）

18世纪末的英国使节也为圆明园里的烟火着迷。他们当中有人形容，这些燃放的烟火数量超出他曾经看过的所有烟火的总数。他注意到无论在“气势、壮观还是种类”上，在巴达维亚曾经看过的烟火要“比中国烟火低劣”。中国烟火从设计的新奇、匀称和巧思的角度上来看，都远胜于他以前看过的烟火，并且形容中国的烟火“编排成火山普遍的爆发，绽射出光芒和闪烁；在园内使用的甩炮、弹射器、鞭炮、火箭和照明弹等，大约一个小时之后，还积有大量不散的烟云”51。
圆明园让人愉悦和快乐的环境，毫无疑问是最适合给皇帝庆祝自己生日的地方。按例在皇帝生日的当天早上，文武大臣都要穿上正式的服饰，集合在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品位较低的官员，比方说三品以下的就集合在更远的二宫门。皇帝会盛装出席，并由侍候在侧的官员逐一宣召殿内的官员名字，让皇帝一一接受他们的道贺。乾隆于1757年九月二十五日寿辰那一天在热河狩猎，政府官员就齐集在紫禁城的午门从远方给他致贺。52
乾隆的长寿让他可以在1790年庆祝八十大寿，没有一位清朝皇帝有机会庆祝如此盛大的寿辰。当时清帝国大致上仍然和平与繁荣，这位自傲的老人有多方面的理由去度过一个最盛大的寿宴。在生日的前夕，喜气洋洋和鲜艳的装饰已经呈现出来，从北京的西直门开始布置，一直沿着所有通往圆明园大门的道路，延伸出去。由一个总理钦定大臣监督整个庆祝节目的进行，包括来自全国重要官员和富商的贺礼。记载提到：来自两淮、长芦和浙江等富庶地区的富人，实际上支付了这整个盛大装饰的费用。
这场八十大寿的庆典，在1790年九月二十五日于圆明园正式开始。长长的祝寿队伍是根据以下的次序来一一觐见：皇室成员、满洲贵族、大臣、武将和文官、耆老、安南国王，和来自朝鲜、缅甸、真腊、蒙古、台湾，以及各个回族部落的代表。在宣召之后，他们就会坐到指定的位置。待他们全都入座以后，所有宾客齐呼“万寿”以示忠诚。位于圆明园南门西侧的山丘也暂时被命名为迎寿山，在山顶上竖立了一座新建成的名叫寿星亭的亭子。“万寿”成为当天最多人挂在嘴边的字眼。万寿这两个中文大字展示在开放的戏台上，另有数以百计以吉祥的句子写成的对联在圆明园内到处张贴。乐队不停地在远处奏出愉悦的颂扬乐声，大约有一千名喇嘛聚集在巨大的遮篷底下，朗诵佛经以祈求伟大的乾隆皇帝万万岁，在这座壮丽的帝王宫苑里，所有事情都要塑造出让人兴奋的景象。一整天不断送来数以千计未能亲自出席寿典的地方官员所发出的致敬贺词。八十岁高龄的乾隆仍然身体健康和精神焕发，他在高梁桥北的倚虹堂进用他的生辰晚膳。
这场盛大寿典的花费，总计为1 144 297.5两白银，差不多比原先预算少了573 703两白银，推测是因为热情的满洲族人、大臣、地方上的税务官和地方官筹出补贴费用。许多官僚自愿从俸银中拨出一定比例的薪资，来帮忙支付这巨额的祝寿经费。53
事后看来，这场盛大的寿典可能是在圆明园里的最后一场真正的大狂欢；之后，清朝帝国就开始走下坡了。乾隆之后的两位继承人嘉庆和道光都饱受内部不稳和外来威胁之苦，无可避免地为豪华而欢愉的宫苑生活蒙上一层阴影。在咸丰登基的时候，清帝国的政治和财政状况正在恶化之中。就这一点来说，咸丰一度觉得在圆明园里居住会有罪恶感，但他最终还是回到园里生活，并背上了一个逸乐君主的坏名声。
咸丰毕竟享受到了豪华的宫苑生活，圆明园虽到了衰落时期，还是维持着一个美丽而愉悦的皇家花园的风貌。其实，咸丰需要极大的享乐来消除他内心的痛苦。圆明园里的许多忠仆尝试要让他龙颜大悦，最引人注意的一次，就是为了讨皇帝的欢心而找来十二个美丽的满族少女到园里去，其中一名叶赫那拉氏的少女，赢得咸丰的特别注意，最后成为恶名昭著、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1835—1908），她主宰清朝超过四十年的时间。这段圆明园里的皇家风流韵事被人写成无数的虚构故事，还包括一名西方作者，这故事的重点是：
在早春的某一天，年轻的皇帝在圆明园里的其中一个花园里，无所事事地到处闲逛，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清晰明亮的少女声音，正在唱着娇俏而通俗的歌曲。他停下来聆听并当下决定一定要看看是谁用如此诱人的声音在高唱。让他感到欣喜的是，他在避暑别墅里发现一个身穿绣花衣、身材高挑的美貌少女。
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有一件事情是真的，那就是叶赫那拉氏的身材虽不算高但却苗条，后来在1856年4月于九州里的一座殿堂生下了一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这对母子一直居住在圆明园之内，直到英法联军入侵为止。经过大劫之后，再也没有人可以回到这座宫苑享受皇家生活了。咸丰在热河驾崩之后，这对母子返回北京，唯一能看到的，仅仅是被烧毁后的圆明园。
圆明园里有很多戏台，经证实在道光登基之后，园里剧场的数量不断增长。按照规定，二品以下的官员是不能陪伴皇帝在紫禁城内观赏表演，但这条规定显然不必在圆明园里落实，咸丰皇帝特别要很多不管品位高低的人陪他看戏。至少有一个案例显示，咸丰曾经抱怨陪他看戏的人太少，结果许多住在附近、已经退休的低品官员，一一被宣召至剧场，跟他一起看戏。

第三部分：历史嬉戏与娱乐（3）

大约在圆明园陷落的前一年，一个夏日夜里，咸丰正在福海一艘巡航的龙船上进晚膳，皇帝突然斥退身边的艺人，找来一个会表演腹语的恩龄。这段插曲证实咸丰喜欢诙谐的独角戏和滑稽戏。56
慈禧对京剧也相当热衷，在她取得权力之后，虽然圆明园已经被烧毁了，但她把清漪园改建成颐和园的时候，不忘又多建造了几座戏台，今天游客仍然能够在颐和园里看到一座巨大的戏院。
在19世纪50年代，也就是圆明园的最后十年期间，许多清代学者流传下来无数逸闻，说是有很多来自不同民族的美貌少女，到园里取悦这位年轻却苦恼的皇帝。其中一名满洲少女，也就是未来的慈禧，无疑吸引了皇帝的注意。另有传闻说，圆明园的总管大臣文丰买来四名汉人歌女，名为杏花春、武陵春、海棠春和牡丹春。她们每一个人各住一座别馆来服侍咸丰，这四春再加上叶赫那拉氏就成为著名的“五春”。咸丰很迷恋这些女人，清代的大学者王运（1832—1916）在一首诗里就引用了上述的一些逸闻：
玉女掷壶强笑歌，
金杯掷酒连昏晓；
四时景物爱郊居，
玄冬入内望春初。
袅袅四春随风辇，
沉沉五夜递铜鱼；
内装颇学崔家髻，
讽谏频除姜后耳。
王运的史诗反映了当时圆明园内多彩的宫廷起居，依旧进行着。所侍奉的食物跟以前一样讲究，在圆明园盛况的最后几年，布置得最豪华的餐厅设于奉三无私殿里，似乎已经取代了乾隆时代的同乐园餐厅。不过，宜人的宫苑环境，似乎无法再取悦咸丰，美食、妙韵和漂亮女子都被恼人的动乱时代所糟蹋了。
在圆明园里寻欢作乐也许可以逃避残酷的现实，但有时候反而让咸丰更感痛苦。有一次他因为在圆明园里宿醉而没有出席早朝，为了顾全皇帝的颜面，皇后惩罚了那些在夜里伺候皇帝的女人。不过，咸丰自己也感到惭愧，承认自己的过错并承诺不再醉酒。58咸丰勇于承认自己失当的行为，并愿意负起责任，可知他依然有道德感。事实上，他于1860年取消在圆明园庆祝他的三十岁寿典，也表现出他在艰困时刻里，有谦卑的心。59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决定，因为在圆明园举行祝寿庆典是长久以来的一个传统，他的真诚可以从另一个地方反映出来，就是他也禁止任何地方官员到北京来庆祝他的生辰。60但没过多久，外国军队就入侵，并且把圆明园烧毁，从此再没有任何寿庆能够在这座壮丽的宫苑里举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