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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自序

本篇回忆是继续《学生时代》而写的，由回国，写至来到台湾为止。
我一生在福州满十六年，在日本满十一年，在上海满六年，在南京满七年，抗战军兴，在路上尤其是湖南一带，约有一年，在重庆满八年，在广州约二年，住在台湾最久，有十九年，即由民国三十七年，现在是一九六七年，整整十九年了。本书所述乃来到台湾以前的事，还是平平凡凡，既不谩骂别人，别人谩骂亦不反驳。但过去人情风俗，尽量叙述，因为返到大陆之时，这种人情风俗也许都改变了。
关于回忆录，人们喜欢看的乃是平凡的小事，至于说明我与那一位要人，有什么关系，我在学术上有什么贡献，这种文章，阅者大率不喜欢看，而且看了觉得头痛，故我尽量舍去不谈。由平平凡凡的事，认识当时的民风士气，这是本篇的写法。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

第一部分 上海第1节 初到上海

我于民国十三年回国，那个时候，外国人之视上海，不视为租界，而视为殖民地。英国的租界在大马路一带之地，这个地区是最热闹的。巡捕除红头阿三外，有躯干高大的江北佬，红头阿三脸孔都是黑黑的，脸形相差不远，初到上海之人，往往难于分别，每到一地，看见红头阿三，往往深怪何以此人又在这里。法国的租界在霞飞路一带，巡捕除安南人外，亦常雇用江北佬。日本的租界在北四川路一带，即由英租界越过白渡桥，就到了日本租界，巡捕以日本人居多。在法租界与英租界之间，有一地区叫做“三不管”。所谓“三不管”，即英国不管，法国不管，中国也不管。当时人力车均有牌照，牌照分为两种，一种叫做大照会，是英国巡捕房发给的，它可在各租界及中国界通行；另一种叫做小照会，是中国工务局发给的，只许通行中国界，不许越过租界一步。所以人们坐车，须先注意所坐之车是大照会么，或是小照会。如果你坐小照会的车，到了租界，必须换车。这是初到上海的人不会知道的，而且以后的人也不会知道。
一年，我由福州坐船至上海，船泊高昌庙，我雇了一辆黄包车，要到英租界的客栈休息，车行一半，车夫要求换车，我以为他敲竹杠，不肯下车，路人聚观者甚多，有位路人告我，这是小照会，只能行驶中国界，你要到英租界，必须换车。自此而后，我才知道上海人力车有小照会与大照会之别。但是大照会可进入中国界，小照会不得进入租界，这也是一种不平等的待遇。
上海的电车分为两等，即第一等及第三等，没有第二等。最初只许中国人坐三等电车，盖当时列强均指中国为三等国，故由一等即降落为三等，没有二等电车。其后中国人衣冠整齐的也可以坐一等电车。三等电车挂在一等电车之后，两傍均有“大众可坐”四字。我最初还以为坐三等车不要花钱，那里知道这是专给中国人坐，也要买车票的。
上海码头是很纷乱的，刚到上海之时，看到纷乱情形，不能不摇头叹息，其实码头的苦力颇有组织，只要你把行李交给某旅社，绝对不会失掉。轮船一靠码头，就有许多“接水”上船，招揽客人，他们手中执有旅社的牌子，此际你绝不可乱接牌子，接了而又不住他的旅社，必定发生许多纠纷。你若愿意住在那个旅社，可将牌子接下，点明行李几件，交与“接水”，自雇车子直接往该旅社，行李绝不会丢。一年我由日本回国，船靠码头之时，依习惯，去住吉升栈，因为住在吉升栈之内，容易打听有何轮船驶往福州。半小时后，行李到了，少了皮箱一件，该“接水”说，不要紧，即可寻回，果然不及一小时，我的皮箱来了，启箱一看，一件东西都没有失掉。纷乱中有组织，这是上海码头的情况。
要在上海开业，尤其开商店、旅社、戏院之类，非加入帮会不可，否则必将有流氓捣蛋。上海是外国人的租界，中国政府的权力不能行于其地，而外国人对于中国情形又不熟悉，因之帮会就有了很大势力。我们都知道法租界有三位名人，即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为帮会的领袖。他们势力似由法租界渐次伸张到英租界，至于日本租界的帮会首领为谁，没有人说过，也许也受他们三人的控制。在三人之中，杜月笙坐第三把交椅，然其名望似在黄张之上。大约是民国十七八年吧!杜氏宗祠告成，他的家里热闹极了，有名伶演戏，有名妓陪酒，而法国公园也于夜里大放花火。杜氏以浦东一个贫儿，竟有这种地位，其聪明才力自有过人之处。毕竟杜氏没有政治野心，其所交游多系江湖好汉，苟有萧何、曹参为之运筹帷幄，则亭长还乡唱大风，其事业当不限于上海之内。民国十七八年之时，《杜月笙传》所举之陈群已经下台，但杜氏还委托他经营大东书局（胜利后，大东书局由陶百川君办理），后来不知何故，陈群也参加了汪记政府。周佛海与陈群本有仇恨的（其中原因，据佛海说，是借钱问题），竟然碰在一起。陈群毕竟是帮会的人，抗战胜利，他就服毒而死，丈夫死即死耳，何必“免冠徒跣，稽颡请罪”。

第一部分 上海第2节 卖文为生

我于民国十三年回国，住在上海整整六年，最初是主编《孤军》杂志（政党号开始主编），孤军社同人多数是日本帝大毕业生。此时曾琦也由法国回来，因为《孤军》是反对共产党的，所以他创办《醒狮》之时，我也是发起人之一。每隔一星期，就在法租界曾君家里，交换意见一次。在座者有四五人。两个刊物立论未必相同，日本留学生都读过马列之书，但受了德人Kaustsky的影响较大，认为共产主义不能实行经济落后的国家，至于曾琦等人之立论如何，我已经忘记。双方反对共产主义虽然一致，而根本观念不尽相同，所以两派不能联合起来，组织青年党。
我主编《孤军》杂志约有一年，民国十四年，在杭州西湖开会，参加的人据我记忆，似有何公敢、林石虎、阮湘、周佛海、郭心崧、刘光华等十数人。此时陶希圣已由北方南下，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他亦常常写文章，在《孤军》杂志发表。他本来是研究亲族法的，原名为汇曾，投稿《孤军》杂志之时，才以希圣为笔名，后来就以希圣为本名，而汇曾之名，反无人知道了。西湖会议之时，希圣有否参加，我已忘记。会议结果，改《孤军》为《独立青年》，主编《独立青年》的则为郭心崧。他也是帝大毕业生。
初到上海之时，住在闸北宝兴路宝兴里，我没有职业，只以译书，卖点稿费为生。当时物价是很便宜的，所以没有职业，也不觉得什么贫苦。我记得一个铜钱可到“老虎灶”处买条码三个，一个条码可换得开水一壶。晚间饿了，叫老嬷子到邻近买饺子，一毛钱可买二十余个。此时我家眷亦在上海，我还雇得两位老嬷子，一位是长男公强的乳母，另一位则负煮饭洗衣之责。乳母由福州带来，月薪八元，煮饭是扬州人，月薪不过四元，每日买菜，四五角够了，有鱼吃，有肉吃，鱼比台湾的新鲜，没有臭味。不久，我又在大夏大学兼课数点钟，点钟费少得可怜，然亦不无少补。在我未进大夏大学以前，中山大学（当时似名为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先生已经请我到广州讲学，在我将次出发之时，接到广东大学朋友来信，谓校内发生风潮，暂缓启行，时为民国十四年。行李已经摒挡好了，临时作罢，两个月后，友人来信，谓可来广，但时局不甚安定，我就决定不赴广州，而留在上海，卖文为生。
宝兴里邻人大率都在商务印书馆内做编辑工作。王云五先生此时已经开始研究四角号码。我对于这种学问完全是门外汉。但我当时受了暗示，很想改造汉字，第一是不常用之字不要，第二是意义相同者只存一字，例如“我”、“予”、“余”、“吾”，虽然当时有人谓其中有英语的I、 my、 me之别，我则认为只存一字可矣，其余三字可以不要。第三是最艰难的问题，即将中国字完全改造。中国字大约合并两个部分而成，或左右两部分（例如“池”），或上下两部分（例如“芝”），或一部分又在字之中间（例如“街”），这就是中国字不容易简化的理由。而且同是一样的傍，有的字形大，有的字形小，这又是中国字虽然分为两部分，而又不易分开，再集合起来排印的原因。其有规则性者，例如“同”字是音，左边加“木”，则为梧桐之“桐”；左边加“金”，则为五金之“铜”；左边加“水”，则为深穴之“洞”。何以加“水”，在理应作“土”傍或“石”傍。又如“马”字是音，左边加“女”，则为母亲之“妈”；左边加“虫”，则成蚂蚁之“蚂”；左边加“玉”，则为玛瑙之“玛”；左边加“石”，则成砝码之“码”，由砝码又变成号码之“码”；上加两“口”，则成对骂之“骂”。但有时又不合这个原则，“马”上加“加”，乃从“加”音，而为“驾”。至于“门”字之中加“开”为“开”，加“才”为“闭”，加“王”为“闰”，加“日”为“间”，理由何在，若能予以说明，则中国字不但容易认得，而且容易记得。最不规则的，可举“”字为例，左边加“水”为“沿”，发音为Yuan，左边加“金”为“铅”，发音为Chicn，左边加“舟”为“船”，发音为Chuan，何以发音完全不同，令人莫明其妙，闽音“沿”之音与“铅”同。
住在宝兴路约有一年，又迁到逢源坊，逢源坊也在闸北，中国界的房租比较租界内的房租便宜。迁到逢源坊之后，留日帝大同学也陆续回国来了。此时物价甚廉，旧雨相逢，不能不稍为招待，吃完晚饭之后，又到游艺场玩耍。新世界、大世界，以及三公司的乐园，花样甚多，而以大世界最见热闹，有相声，有京戏，又有大鼓，我还是爱听大鼓。台上排一桌子，拉胡琴的人坐在中央，胡琴有四五尺之高，唱大鼓的是一位少女（似是小黑姑娘），一手执木棒子，以敲羯鼓，一手执手巾，歌声或而快板，忽又慢板，或而高声，忽又低音，而如白居易诗所说：“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唱到昂扬之时，忽又停止，而如杜甫诗所说“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青光”，台下听众无不大声喝彩。大世界内有一种文雅的赌博，叫做诗谜，即将旧诗中写出一句，中空一字或二字，例如“军令□闻诛马谡”，写了五字，“不”、“未”、“只”、“常”、“罕”，令人猜出一字。这是李商隐的诗，明明白白是“未”字，如果押未字之人太多，出谜的人取出桌下书本，翻开一对，原来却是“不”字。盖他们也花了本钱，故意印成错字数本，均置在桌下，观押的那一字最少，即取出那一本书。他有书本为据，你要与他争论，也无结果，吾友爱好此道者人数不少，而押中的却寥寥无几。京戏我是不喜欢看（听）的，有时亦伴友人赴大舞台去看。外国人往看者亦有其人。但外国人所欣赏的不是台上的戏，而是台下茶房将许多脸布卷成一束，掷到楼上，楼上茶房接住，分给客人，客人用后，又由楼上茶房收回，亦卷成一束，掷到楼下，楼下茶房用手接住。不会分散，亦不会掷在客人桌上，技术甚见高明。此时阎瑞生之戏，似是在演，我还记得其中数句：“你把那枉冤事，对我来讲”，犹如梨花大鼓，我记得最初一句是“三国纷纷动干戈”，我对于此道完全是门外汉，伴客人看戏，我觉得极其苦痛。
此时遇到异想天开的同学，他姓胡，名什么，可以不说，他常常向我借钱，一次借，二次借，五六次之后，他无意中说出真话。他说：“要作政治活动，不能不有经济基础，我们不能做生意，只有用赌博之法，希望赌运好转，一据千金。”我听了之后，即对他说：“世上那有用赌博发财之人，我现在不愿再把金钱借你了。”从此而后，他就不来吾宅，结果如何，则不之知。

第一部分 上海第3节 上海的崇洋空气

当时上海因为大部分是外国租界，洋人气焰嚣张，不但买办，就是知识分子也有洋奴的气质。在我六七岁之时，汽水叫做荷兰水，大约是由荷兰国输入的。才有电话之时，叫做德律风，这是翻译英文telephone之音的。在吾国尚未丧师失地以前，目四裔为夷狄，对于外国名称，多加狗傍，如英吉利写作狤猁等是。后来由于洋人认识中国字，提出抗议，才把狗旁取消，狤猁变为英吉利。那时火柴均由瑞士输入，我犹记得其商标为一匹猴子拿着一个棍子（棍子表示火柴），至于火柴何名，我已忘记。
及入小学之后，星期之名称不用星期一之类，而是用五行，再加日月两字。星期天叫做日曜日，星期一叫做月曜日，至于五行之排列，并不依民间习惯，为金木水火土，也不依董仲舒的五行学说，为木火土金水。星期六叫做土曜日，星期五叫做金曜日，星期四叫做木曜日，星期三叫做水曜日，星期二叫做火曜日，这种命名犹如英文之周名，很难记忆。在我快要由小学毕业之时，才改为星期一而至星期六，只唯礼拜天不叫星期七，而叫星期日，好记多了。后来，我赴日本留学，方知这种命名是由日本输入的，而那天是水曜，那天是金曜，我始终弄不清楚。
最初国人虽受洋人压迫，而民族自尊心尚未泯灭。“自古胡运不出百年”，这是国人的信念，不知从那时开始，这个信念竟然动摇了。而国人又一反过去的态度，随着洋布打倒土布的物质转变，精神上也认为“洋”的东西都是好的。当我住在上海之时，每次坐在电车或公共汽车之上，常常听到两位同胞用英语交谈，我听了之后，确实惭愧得很。没有洋人坐在车上，用英语交谈，犹可忍受，洋人在车，中国人不说中国话，而说舶来话，这是多么羞耻。
有人告我，当有声电影刚刚发明之时，对话多，而动作少，非精通英语者不容易听懂，但国人为了时髦，纵是老太婆，连中国字也看不懂，亦赴大光明电影院，去看有声电影。电影中两人对话，常有滑稽之言，外国水兵听了，无不哈哈大笑，这个笑声影响到坐在水兵附近的华人，也跟着大笑，最后全场也随着哈哈起来。不笑，就是听不懂洋话，听不懂洋话，就不配做高等华人。
我很佩服印度的甘地，不是佩服他“不合作主义”，而是佩服他不丧失印度人的精神。他是英国留学生，英语说得极好，但他赴伦敦与英国第一流政治家谈判之时，竟然穿了印度的衣裳，跣其双足，自己说印度话，由别人译为英语，这种气魄是可钦佩的，那会同中国外交官，在联合国开会之时，不说中国话，而说英语。南北朝时，北朝士大夫多教子弟，学鲜卑语，以服事公乡，此盖经过一百余年的内乱，漠北民族渐渐移住中原，终而鲜卑种族的拓拔魏竟能统一北方，而与南朝对立，中原遗黎已经失掉民族意识之故。然其失掉程度似还不及今日之甚，原因何在，明眼人当能知道。
少时，听到“南无观世音菩萨”，总觉得奇怪。南方既然没有（南无）观世音菩萨，何以家家又供奉观世音菩萨呢?案吾乡对于“无”字，不念为wu,而念为mo，“南无”二字应念为nanmo，这不但吾乡如此，就是别个地方，甚至日本，其发音亦为nanmo， nanmo大率是梵语，唐代的人只译其意，而作nanmo,至于nanmo何意，我不知道梵语，亦未研究佛经，不敢擅自解释，贻笑大方。
同样，在民国十三四年之间，马克思主义大见流行，海派学者常由日文将德文译为国文，他们所译之书常有“奥斯赫本”四字。人名么，而由文法看来，又是动词，盖日文对于德文之Aufheben一字，无法译出真确的意义，只有照其发音，译为“カウスヘベン”，下加“スル”二字，作为动词。海派学者不识德文，只有依日语之发音，改为“奥斯赫本”，这真是千古奇观的翻译。
一切新名词多由日本输入中国，例如主权、统治权等是。但是同时日本民间所用之俗语，例如“场合”二字也输入中国。“场合”二字俗而不雅，输入中国之后，竟成为中国的语言。其他优雅的新名词由严复所创者不少。严复主张译书须信达雅三者俱备。但吾人读严复所译的《天演论》、《原富》、《法意》等书，将原文对照一下，达是达了，雅也雅了，而信却未必。西洋哲学思想由严复输入，西洋文学作品由林纾输入，两人都是开路先锋，其功固不可抹杀。严复所译之书是有一套的，由功利主义而自由放任，而民主政治，绝非东译一种，西译一种，南辕北辙，互不相关者可比。林纾本来不懂得洋文，叫人讲一句，他翻一句，有些译文还比原文为佳，当然有些译文比不过原文，但绝没有佶屈聱牙，读不下去之病。前人译书先求国文之通，将一句长拖拖的洋文打散，依着中国的语法，译为国文，那里会有今人那样直译，译得莫明其妙。

第一部分 上海第4节 旗袍是由上海妓女穿起

中国人主张全盘西化，其实，他们所谓西化不过皮毛而已，口说英语，身穿西装，圣诞节彻夜狂欢，宴会后男女拥抱跳舞，至于学术尤其自然科学方面，一点也不西化，纵令西化，也不过狂吞，未曾加以龃嚼，所以经过半个世纪，中国学术还停滞于清末民初的状态之中。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也逐渐欲归西化，然其西化的形相绝不是皮毛。当我留学日本之时，西装很少人穿，大臣及国会议员多穿和服，只唯银行职员才穿西装。所以人们穿了西装在街中散步，见者必误认为银行职员，但其研究西洋学说，似比中国高明。
住在上海的人，洋化更甚，最初非穿西装，不能坐一等电车，其后这种限制虽已取消，而高等华人还是以穿西装为多。说到服装，不能不回忆过去妇女所穿的衣裳。
在民国初年以前，妇女服装完全与今日不同，裤子甚长，衣裳垂膝，出门或家里有喜事，寡妇穿黑色的裙，其余穿绣花的红裙，裙子甚长，穿后不见裤子，若见裤子，就难看了。所谓“裙拖六幅湘江水”，即其形状。今日妇女所穿之衣裳叫做旗袍，本来是八旗妇女所穿。据我记忆，大约是民国初年，先由上海长三（妓女）穿起，而后普及于一般妇女。不过当时旗袍又与今日不同，袖长，袖口亦大，衣身长及脚跟。
前清时代，男人剃头，打辫子，即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不留发不是剃光，同和尚一样，而是发之外围，剃去六七分，留下来的则打辫子，垂在脑后，故有“猪尾”之称。服装呢?男人穿满洲衣裳，今日之蓝袍青褂就是满洲之便衣。女人不改装，这叫做“男降女不降”，即男人投降满清，女人不投降满清，而与“生降死不降”，同为洪承畴所定的制度。何谓“生降死不降”，即男人生时穿满洲衣裳，死时穿明朝衣裳。依吾乡习惯，元旦所贴之春联，不是全部用红纸，红纸头部必留有一二寸长的白纸，这也是为明朝戴孝。我研究明代历史，政治最见腐化，何以人心还是思明呢?这一半出于民族意识，一半由于崇祯缢死煤山，其衣襟所写文句：“朕死，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深深地感动了民心。
妇女之服装固然是保守明之旧制，而在福州乡村又不同了。他们所穿的衣裳，有似城内妇女，但不穿裙，腰部必束之以带。她们都是天足，髻上插三把刀形的首饰，有钱的用金打成，普通用银，穷苦的用铜。一把插在髻之中央，两把插在左右两边。夜间独行，急时，可以拔出当刀。据说，她们本是“无诸”的人，唐末，王审知入闽，到了福州，杀尽男人，只留妇女，所以我们那里称男人为“唐暮人”，即“唐”代晚“暮”来的“人”也。称妇女为“诸娘人”，即“无诸”的娘子也。她们出嫁，内穿白衫，外披红袍，本来是为旧夫戴孝，沿而成俗，历久不变。传说如斯，有待于民族学的考证。她们住在乡村，都是天足，而与城内妇女之缠足不同。每年过了元旦之后，她们常到城里，向各家讨点年糕或包子。但她们绝不是因贫而行乞，而是由于惯例，至于惯例之来源为何，则无人能够说明。吾人观她们所穿之衣裳是绸缎，髻上之首饰是金玉，腕上带玉镯或金钏，指上又有宝石戒指，可知她们并非穷人，而为乡村之殷户。她们来讨年糕，不过要求吉利，所以人家给了，她们必定要求再添。“添”是好话，添丁、添寿、添财，所以人家亦从其言，添了少许。她们讨时，必唱歌谣，我还记得有一首，头一句为“正月石榴满眼红”，次一句为“状元榜眼做侬郎”，其后变韵，而殿以“让侬一家过一家”。北伐成功，政府下令，强迫乡村妇女改装，抗战胜利，我回福州，已经不能看到乡村妇女三把刀的装饰了。

第一部分 上海第5节 雷峰塔、岳王庙及灵隐

在直奉战争之时，也许是在直奉战争之前，杭州西湖的雷峰塔忽然倾倒了。建塔的砖，每块都有绢写的经，因为历时太久，一被风吹，就见粉碎。据传说，白蛇即关在雷峰塔之内，雷峰塔既已倾倒，白蛇要出来了。大家都恐怕发生洪水之灾，那知是年没有洪水，而发生直奉第二次战争之事。
民国十三年，我曾到过杭州，西湖的风景，我不觉得什么可观。但我很注意雷峰塔，塔不甚高，我所以对此特别感觉兴趣者，就是因为白蛇与许仙之事，白蛇与法海斗法之事，白蛇生下的儿子，后来中了状元，状元拜塔之事。任何风景区必有一种神话，这种神话可以增加风景区的神秘。夏天杭州的气候并不凉快，唯于夕阳将次下山之时，泛舟湖中，看游舫泛来泛去，比较有趣。西湖生产鱼虾，同行朋友，有的敢吃生虾，我则不敢吃，因为西湖之水未必干净之故。
杭州有岳王庙，即岳飞之庙，庙前跪有男女各一，男的是秦桧，女的是秦桧之妻。游人常将小便放在秦桧夫妻头上，奇臭无比。我们到了岳王庙，不禁也向岳王行鞠躬之礼。据说，岳王庙之树枝都是北向的，即表示至死还要北伐之意。前清本来要封岳飞为武圣，而牌板挂上三次，丢下三次，盖清乃女真之后，故岳飞不愿接受，后来清室才封关羽为武圣，而关帝庙遂遍设各省，关羽在民间的威望就比岳飞高些。关羽所注意的是“义”字，岳飞所注意的是“忠”字。这个忠字不止忠于一姓，而且忠于国家。关羽是失败的英雄，岳飞是失败的民族英雄，国人对于失败的人常给予以较大的信仰。孔子栖栖季世，卒为万世师表，若其为鲁司寇，得行其志，大不过为伊尹吕尚，小不过为管仲赵衰。唯其失败，世人遂不知其才有那样的大。孔明为三代以下第一人，也是因为他六出岐山，而不成功。
杭州有许多风景区，我最爱玩的乃是灵隐，灵隐庙在深山之中，庙之后壁画有一幅观世音赤足站在鲤鱼背上之像，状至健美，竟令我百看不厌。庙内陈设一百零八位罗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荷荷而死”的梁武帝就是罗汉之一。每尊罗汉均有五六尺高，乡导告我：“你要数一百零八位罗汉是数不清的，只有拿了一百零八枝香，每数一人，即用香插在该罗汉面前的香炉。这样，你才不会重复去数。否则数了又数，一百零八位要变成二百以上了。”排置罗汉之室宇，甚见清洁，而罗汉金身亦甚崭新，可知保护很见周到。吾国名胜，多由和尚管理，和尚没有娶妻生儿，否则这一处挂了小孩的尿布，那一处又挂了太太的内衣，势必破坏名胜的风景。

第一部分 上海第6节 第一次三皮生活

十四年国父逝世于北京，十五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十六年攻克上海及南京，而实行清党。此时我仍住在逢源坊。炮火之声，不断地听到。国民革命军初到上海之时，满街贴有“打倒国家主义派”的标语，三民主义第一讲，明明白白地说出“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既然要救出中国于列强压迫之中，则“国家主义”何必排斥。当时总政治部主任为吴稚晖，副主任为陈铭枢及刘文岛。在立法院内，我常对刘文岛说，“你是我的老上司”，他连说，“不敢，不敢”，大约是他忘记了。吴稚晖不常来部，实权在于副主任陈铭枢，陈铭枢自称他的军队是钢军，以与张发奎的铁军相抗。是时宁汉分裂，南京总政治部成立伊始，陈铭枢知道孤军社是反对共产党的，所以托人请孤军社同人整个加入国民党，负宣传工作。我们初到南京之时，尚听到隔江有炮火之声。我们到了南京之后，均改穿军装，穿皮靴，拿皮包，挂皮带，这叫做三皮主义。总政治部设在花牌楼一个巷内，工作人数甚多。此际我们要创办一个《革命军日报》，请陈布雷君为主编，陈君初亦答应，而来到南京之后，旋即离开。盖承蒋公之邀，赴前线去了。《革命军日报》遂至流产。
我负编纂宣传品的工作，宣传品如何写法呢?我把过去宣传品看了一下，原来有一定公式，最初是说明理由，最后必殿以许多口号，口号之上必写“我们高喊”。千篇一律，有何效果，值得研究。
我在总政治部工作，只有二个月，即辞职不干。因为三次要讨伐武汉，我三次写了讨伐武汉文檄，三次均作罢论。我是学习政治学的人，干政治的须取主动。三次写，三次不讨伐，我就于某夜将行李送至火车站，并写信给陈铭枢，谓我不干。约略二星期后，蒋公引退，南京秩序大乱，许多友人坐火车回沪，状极狼狈，他们都说我有先见之明。
当我在总政治部工作之时，周佛海也逃出武汉而至上海，登陆之时竟为上海政治部主任陈群抓去，欲处以死刑，是日为星期六，星期日停止办公，周太太杨淑慧女士急到南京，要求我们设法挽救，我们与陈铭枢商量之后，即用总政治部的名义，令其引渡到南京，陈群不肯接受。后来似由蒋公下令引渡，佛海来到南京之后，即关在总政治部一个房间之内，我们因为同学关系，时时往问，并予安慰，佛海是很聪明的，在船上就写了一篇“逃出赤都”的文章，意欲借此以表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后来此篇文章曾在各报上发表，而蒋公且任命他为军校政治部主任。当中国组织共产党之时，佛海确是发起人七人中一人，后来因听河上肇经济学，即离开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据他说，七人开会是在上海一个小旅馆内，鲍罗廷曾来参加。鲍谓目前中国共产党尚非行动时代，只有宣传与组织，这种策略，我知道列宁在其《国家与革命》一书之中明文定下的。
当民国十九年，我到政校教书之时，翌年招考新生，竟然遇到左舜生、陈启天两君。原来他们两人是蒋公聘请来校执教的。当时国民党气焰甚高，青年党似难存在，此际蒋公聘请他们两人到党办学校教书，蒋公见解之高超毕竟与凡人不同。抗战初期，政校迁到小温泉，左君尚在政校讲授中国近代史一课。当时训导处训导，尤其王慕尊，党意甚见强烈，极力排挤，翌年左君便不续聘了。此位王慕尊与政校出身的王慕曾是两个不同的人。后者在政校办理毕业生事务。在台湾时，我曾见过数次。抗战末期，前者（王慕尊）曾做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他是研究哲学的，何以能做法学院院长，我实在不能了解。抗战胜利，王星拱先生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我则由朱家骅先生之推荐，由王校长聘任为法学院院长。我与朱先生很少来往，何以他希望我到中山大学主持法学院院务，我亦不甚了解。学校讲堂都有两扇门，一扇门开在接近讲台之处，一扇门开在接近后排学生座位之处。我到中山大学之时，许多教员告我：“当王慕尊上课之时，必把后一扇门锁住。”我问何故，他们说：“王君讲书，学生不甚欢迎，往往他在黑板写字之时，回头一看，学生已溜走了一半，所以必须锁闭后门。”

第一部分 上海第7节 第二次三皮生活

民国十七年，我到南京军官学校为编辑部主任，职是上校，这只是薪水高低的衔头，一旦辞职不干，就失掉上校之衔。如果不是这样，我今日所用名片，还是喜欢上有陆军上校之衔。文人总喜欢做武官，武人在平常宴会，多喜欢穿文人的衣裳。抗战时期，各省主席均兼保安司令之职，我遇到的省主席，他若文人，必穿军装；他若是武人，又穿西装。在北伐之时，在抗战之时，吾国自宋以来轻武重文的观念，似已变更。
此时周佛海为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恽悌为副主任，职是少将。陶希圣为总教官，职是上校。其他教官或上校，或中校。今日“立委”白瑜、汪少伦、倪文亚、张九如都是教官。陶希圣、汪少伦及我住在舒家花园。这是佛海租来的房子，他家里人口不多，所以分一半给我们住。
编辑部虽名为部，而又附属于政治部之下。工作同人约有十余人之多，除写宣传品之外，又发行一种日报，叫做《革命军日报》，我请一位姓杨（适忘其名）的负责编辑，胡一贯君亦在编辑部内工作。当时第七期学生尚未毕业，学生之中喜欢投稿的，人数不少。我记得有一位郑锡麟最喜欢投稿。他文字不错，故多登出。《革命军日报》为了鼓励学生投稿，故多登载学生文章。学生受了鼓励，除武学外，不能不多看社会科学书籍。所以在抗战以前，军校学生有政治眼光者，为数不少。
在军校工作，我又穿起了灰色的军装，挂皮带，穿皮靴，拿皮包，而恢复了三皮生活。那件灰色的军装实在难看，不威武，有点像逃兵。当时我就主张： 要改良军备，须先改良军装。军装整齐，士兵有自重之心。今日各国军装都很讲究，这是由拿破仑开始的。拿破仑的军队能够横扫欧洲，未始不是因为军装好看，许多青年如其戴博士帽，不如穿军装，还觉神气。德国军队，在两次大战，虽然失败，而失败之时，军队还在敌国境内，其所以败北，在于外交不得其法，以一国而欲与整个欧洲作战，自无胜利之可能，而军队之雄武，我们不能不佩服。雄武原因何在，在其军帽好看。
军校教育长是何应钦将军，每次纪念周，校长蒋公若因公不能亲自主持，则由何君代为主席。时将暑假，南京天气极热，学生站在烈日之下，听聆训话，实在难受。有位学生告我，说话的人可以通气，可以活动，故不感觉辛苦，听话的人不能通气，不能活动，气往下流，故在烈日之下，体弱的人容易晕倒。
有次纪念周之时似是王柏龄为主席，说到一半，天上飞来了许多蝗虫，竟然把阳光遮住，我们都以为天要下雨，仰视天空，成千成万的蝗虫，由江北飞到江南。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蝗虫的。坐汽车回寓时，沿途都有蝗虫遮住前路，使汽车不能行驶。蝗虫之多，真是可怕。
另有一次，由校长蒋公亲自主持，问学生有何意见，学生提出许多问题。有一问题，校长问何人所说，学生告以政治部所说。政治部同人均以为校长将次生气。那知校长竟代政治部解释，政治部多系教官，校长尊师重道，由此可以知道。
此际学生言论颇见自由。但不知何故，在一段时期之内，学生竟然发出“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西山会议派是反对共产党的，此时已经清党，何以要打倒西山会议派呢?西山会议派的人，奇怪得很，大率都是单字名，如林森、张继、居正、邹鲁等是。我不知道学生之用意何在，只有告知《革命军日报》主编杨君，少登此种文章，再造成党内纠纷。
暑假过了之后，政治部正副主任，不知何故，有点意见，我告知佛海，凡事不要看得太轻，也不必看得太重。看得太轻，往往误事；看得太重，往往偾事。但两人既有意见，我们遂辞去军校之职，回到上海，而脱离了三皮生活。

第二部分 南京第8节 初到政校教书

我于民国十九年到政校教书。此时第一期大学部学生尚未毕业，第三期学生方才入学。我是接替段锡明君之功课，教第一期学生“西洋政治思想史”，第三期学生“政治学”。在第一期学生之中，上官业佑因为“上”之字划最少，点名簿上是第一名，故我记得。周异斌坐在前排，成绩甚佳，他常常到我宿舍，与我闲谈，故我对他印象甚佳。陈烈甫常有文章在《新生命》上发表，故我也记得他的姓名。第三期人数不多，有两位女生，都是四川人，她们也穿着灰布的军装，走起路来，实在不好看，后来不知何故，此两位女同学均离开政校。在第三期同学之中，萧自诚成绩亦佳，故我记得。徐君佩喜说不平之话，故我也记得。刘能超曾在军校编辑部工作，昔是同事，现在则为师生，故我也记得他的姓名。现在此辈学生年龄都是六十上下了。时间过得真快。
此时政校只有四系，即行政系、法律系、经济系与财政系。行政系专任教授只有我同梅思平两人，马星野尚是助教。思平兼行政系主任。其他教员多系兼任。法律系专任教授最初似只有胡次威一人，翌年阮毅成才来了。财政系专任教授亦寥寥无几。专任教授最多的乃是经济系，系主任为寿勉成，他是研究合作的，他曾来过台湾。我们常与研究合作的教员，开玩笑，谓他们只做到“人人为我”，未曾做过“我为人人”。阅者若看今日台湾各地之信用合作社，可知吾言到了今日还是真理。寿勉成虽为经济系主任，而讲授经济学的则为赵兰坪。后来学生人数增加，行政系经济学由寿勉成担任。今日在台学生例如金克和谈起寿勉成之经济学，还觉头痛。据他说，寿君喜欢把问题分做许多点，有时竟有十数点之多，而这一点与那一点又相差无几，实难记忆。
政校教员都很亲睦，绝无钩心斗角，分党立派之事。案学校的风潮大半由于教授之不能协和，这一教授拉拢了一批学生，另一教授又拉拢了另一批学生，互相攻讦，最后遂变成学校的风潮。政校绝无此种现象。
初到政校时，住在红纸廊教员宿舍，家眷则留在上海。与我同住宿舍的，现在只记得数人，即赵兰坪、陈石孚、王世颖三君，赵陈两君的家眷亦在上海，王君的家眷则在杭州。此外，未结婚的有徐恒寿、胡道远两君，我常常叫错了胡道远为何路通，因为在《包公案》（?）之中，有一何路通之故。宿舍内又有一位国文教授，如果我记忆不错，似是钱文玑，温州人，喜欢给人算命。我们都叫他钱半仙，他也以半仙自居。我们都是三十余岁的人，每晚常常下象棋，下至夜间十一二点方罢。因为各人都不佩服别人，败了再战。一切比赛都出于不认输的心理，认输就失去勇气，何必再下。
宿舍的饭菜是难吃的，我们轮流添菜，而所添的菜亦不过炒鸡蛋之类。当时我的朋友在南京者甚多，或在政府机关服务，或在中央大学教书。每星期天，他们常邀我去作方城之戏，梅思平常常与我同行，他怕我输，因为我输，只有欠他的钱，我也怕他输，因为他输，也必欠我的钱，那知天下事是愈怕愈会发生的，即两人往往俱输。
一天下午，我到他的家里，他取出许多橘子供客，他一颗尚未吃完，我已吃了数颗。他觉得情形严重，即对我说：“往者不算，现在你三个，我也三个。”他把皮子拨开，一枚一枚的取出，挑去橘络，而后放入口中。我以橘络最富维他命，小橘分二次入口，大橘分三次入口。三颗的橘我又吃完了，他一颗尚未吃完。橘吃后，他教我打南京纸牌为戏，南京纸牌似亦分为筒索万三种，由一到九，没有字，只有符号，他把符号写在纸上，按图索骥，这是多么麻烦。我忽然灵机一动，即对他说：“符号必有一定标准，由一到九，五为中心，现在试把它们排列起来看看。”果然，五是中心，右边多一符号，表示为四，左边多一符号，表示为六，余以类推。关键探到了，我们即继续作戏。他一一都会记得，我仍不能记得，我佩服他记性，他佩服我悟性。他是北大学生，未曾出国，而英法两国文字虽然不会说，而对于英法书籍，都能看懂，这便是他记性甚强之故。
他担任行政法一课，开始时，必发讲义，发到七八页，就不发了。我国语不甚高明，只有用讲义以补国语之不足，故我必发讲义，发至最后一节为止。其后，政治学讲义交给世界书局出版，书名为《政治学概论》，累经修改，而成为今日的《政治学》。西洋政治思想史由新生命出版，共分两册。自是而后，教书必有讲义，便成为一种习惯。但我并不是照讲义一字一字地念下去，而是因为有了讲义，内容不至重复，或前后矛盾，所以国语虽然不好，而学生却喜欢听我讲书，这样，便注定了教书匠的运命。
政校学生对于教员之选择甚见严格，教员批评教员，也许出于文人相轻之意；学生批评教员，大率公平。学年之末，学生可向教务处，呈诉那一位教员好，那一位教员坏，不管教员镀金或不镀金，博士或不博士。学生最讨厌的是教员自吹自擂，吹得呱呱叫，擂得响当当，一到讲学，没有一点内容，或条理不清，或自相矛盾，静静地听了一小时，而教员讲的是什么，学生莫明其妙。这种教员受到学生排斥，确有理由。有位学生告我，校内其他人员好不好，与我们学生没有关系，教员好不好，对于我们前途，关系太大。我们对于任何教员都无成见，完全根据事实说话。所以当时政校聘请教员，凡刚回国的，第一次聘约只有半年。这种故事，我想政校老教授，如赵兰坪、陈石孚必会知道。

第二部分 南京第9节 最后搬到汉口路

上乘庵的房屋又小又热，遂由内侄林鼎敦促，搬到汉口路陶谷新村。此屋系金大农学院教授郝某私产，林鼎即农学院学生，由他介绍，迁入新屋，共有三楼，楼下三个房间，一是客厅，二是食堂，三是书斋。二楼除浴室外，亦有三间，三楼一间，但前后都是空地，故极凉快。楼下后面尚有三间，一间厨房，一间是男用人住的，一间是便所。民国二十四年，我由中华书局，购买了一部《四部备要》，由商务印书馆购买了一部《九通》，开始编著《中国社会政治史》。我本来对于中国历史甚有兴趣，幼时读过历史之类的书不少，对于每朝大事，都能记得。我先作成每朝历史的目录，先看正史，搜集目录所需要之资料。我写文章固然很慢，而看书却是很快。中华出版之二十四史是线装的，每晚上床之后，必看一册，将所需要之处，用红笔作成记号，一史看完，就将有记号之处剪下，贴在卡片之上，而后再予分类。大率我所注意的是政治、社会、经济、土地、钱币、商业、水旱、物价、军事、地理、阶级（士人、农民）各种问题。先依正史，作成草稿，而后再看有关文献，将得到的其他资料插入其中，最后则删去重复，或对理由不大充分之处再加料说明。一朝历史完成之后，再依上述方法，叙述下一朝。第一册于三十三年在重庆出版。本来可以早点付梓，因为曾资生著有《中国政治制度史》，托舍弟师炯，要求我书慢点出版。曾君此时亦由我介绍在政校兼课，他是北大毕业生，他恐怕我书出版之后，可以妨害他书的销路。其实他所注意的是静态的政治制度，我所注意是动态的政治变迁。内容相同之点固然也有，而不相同之处更多。他既有此要求，我当然只有接受。盖他年龄比我少十数岁，与其阅者谓他抄我，不如谓我抄他，何况相同之处甚少，我既介绍他入政校教书，则慢点付梓，如果对他有利，我何乐而不为（其实，我老早就有讲义发给政校学生）。
我搬到汉口路之后，长儿即由大行宫小学转入汉口路小学。学校与吾家距离甚近。晚间请了一位老师督促小孩读书。老师姓陈，安徽人，抗战军兴，我家不知迁到那里，陈老师劝我先避到他的家里。过去的人都很讲交情的，与今日人心大不相同。
汉口路的房屋我甚满意，既幽静，又风凉，我买了许多家具，每层都装有火炉，火炉也是上好的，所以冬天也不觉寒冷，宅之后面有一草地，由林鼎请金大农学院工友清理，敷以短草，栽有许多美丽的花，每隔一星期，金大工友即来剪草一次。草地傍边有一条水门汀的小径，弯弯曲曲的通至前门，长儿及次儿常穿滑冰鞋，在小径滑来滑去。次儿喜欢冒险，跌了又滑，膝部跌伤出血，亦不告诉我们，因为恐怕我们禁止他们穿滑冰鞋。在这种环境之下，我是愿意长住陶谷新村的，那知这个时候，日本军阀惧中国之统一，而中日二次战争，似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部分 南京第10节 日本驻宁领事失踪

忘记了那一年的事，日本驻宁领事忽告失踪。失踪的原因何在，据报纸所载，夫妇感情甚好，生活状况亦佳，绝不会有自杀之事，而日本军阀则谓他给中国暴民暗杀，提出严酷的条件，谓日本此后应驻兵南京，以保护它的官员及侨民。中日两国的感情虽然日坏一日，然而暗杀领事有什么用处?这是一个奇怪的谜，这个怪谜若不揭开，中日国交有破裂之虞。此时，警官学校校长谷正伦先生兼南京卫戍司令，发动许多军警，到处访查，不但人影不见，而尸首亦难发现。这位日本领事到那里去呢?民间传说，领事早已秘密回国，日本军阀要借此口实，提出苛酷条件。情形如此，谷正伦先生只有希望国父在天之灵，指示日本领事之行踪。五六天后，谷君赴中山陵，向国父灵前祷告。祷告既毕，行至门外，其亲护兵看见一匹鸽子，似已受伤，意欲往捕，鸽子半飞半走，走入森林之中，亲护兵跟着往追，到了森林之时，鸽子忽然不见，发现有一男子，眼神无光，状至疲倦，头发蓬蓬，而胡子亦长可一寸。最初还以为他是逃犯，既而发现他的脸孔非常的熟，似在报纸上已经看过。熟视良久，知道他的相貌与日本领事相同，即劝他走出森林，同到卫戍司令部。此人不会说中国话，只能笔谈。他说他对不起中华民国，他就是日本失踪的领事。一切困难忽然解决，后来日本公使谓其有神经病，引渡回国。大约回国之后，必处死刑。大率日本军阀命令该领事自杀，再假他杀之名，造成纠纷，以便进兵南京。日本领事失踪之事，想今日在台之人当能记得，而谷正伦先生祷告国父之事，知者未必甚多。当时我在警官学校兼课，故知之甚详。

第二部分 南京第11节 西安事变

民国二十五年，考试院举行第二次(?)高考，我受任为典试委员，我即请襄试委员开一次会，讨论命题，我以为第一次高考，题目太过偏僻。考试题目是叫考生答的，不是出题的人表示自己的学问，我希望偏僻的题目不要再出，考生答案须从普通学说，不能以考官自己特殊的见解，决定分数高低，与会的人都认为很对。
典试及襄试委员均须入闱，禁止出去，我们住在考试院内，晚间九时以后，常常集合闲谈，或在叶溯中住的房间，比赛将棋。我下得最坏，因为我不能长考虑，只能依直观的方法，随便移动棋子，而性又急，对方严守，我又冒险进攻，固然有时亦可以得到胜利，但十盘之中，必败九盘。下得最好的是李宣果先生(现在国防医学院)，那个时候我尚不知道李君是我的亲戚。此时有一襄试委员(姓名我想不起来了)，与李君对下，我们均在傍边观战，李君常胜，该委员不服气，要求再下。如此，连续下去，下到午夜，我们在傍边作无声的拉拉队。大家都希望李君获胜，因为李君获胜，我们可以再看一盘，李君不负众望，累战累胜，那位襄试委员则累北累战，有不胜不休之心，下到夜里十二时以后，才行罢战。明晚再下，情形还是一样。
一天，考选委员会委员长陈大齐先生于午饭时，忽然宣布西安事变。我们听了之后，心情都觉沉重，是晚谁都没有闲情下棋，大家聚合，无非讨论西安事变。此时日本军阀因知中国将统一起来，不惜采取各种手段，以使中国无法统一，“一·二八上海事变”呢，“中日塘沽协定”呢，“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制造呢，层出不穷。
我记得抗战时期，梅仲协先生曾在政校纪念周，作了一次演讲，说明抗战以前，全国人民如何信任委员长。他说：“一天，邮差送信来了，我问他，中日战云日紧，你们的看法如何。该邮差说：‘老蒋自有办法，我们何必忧愁。’”
那知这个时期，竟然发生了西安事变。在高考完毕，我们出闱之日，委员长尚在西安，一切游艺场均自动停止游乐。一夜我听见鞭炮之声，自远而近，连续不断，有二三小时之久，委员长由张学良护送返都。
然而因此，日本军阀怕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即以大陆政策为目标，其方法为： 先取韩国，次进满洲，以高屋建瓴之势，南压区夏。日本不希望中国统一。他们看到委员长返都，他们怕了，遂于翌年，即民国二十六年，急急发动“七七事变”，于是全面抗战开始，前此西南与西北尚不是完全服从中央，抗战开始，全国于委员长领导之下，一致抗日了。这是日本军阀意料不到的事，结果，日军陷入泥滓之中，不能自拔。此际人民生活是极穷苦的，但是大家有信心，深信必能战胜日本。果然，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投降。忽然胜利，我们老百姓一方欢愉，同时不免惊心。

第三部分 由南京到重庆第12节 三上庐山

抗战开始之年，即民国二十六年，我曾三次上了庐山。第一次是在暑假期间，接到通知，去参加庐山训练，与我同行的有刘振东、吴铸人两位先生。我们乘船，先到九江，次至庐山海会寺报到。我们是去工作么，是去受训么，完全不知道。住在海会寺一个宿舍之内，等了三天，没有消息。吴铸人君不知何往，我同刘君都觉得无聊之至。海会寺是在山脚，天气热极，而宿舍臭虫又多。我最怕臭虫，床上有一匹臭虫，就睡不着。第一夜过去了，第二夜刘君夜半醒来，看见我受了臭虫的扰，即对我说：“我这个床没有臭虫，我们交换一下。”交换之后，刘君又呼呼大睡，我仍觉得臭虫不少，快要睡了，这里痒，那里痒，还是睡不着。我很佩服刘君不怕臭虫，当时没有DDT，不怕臭虫，就是有福气。第三天，我们仍无工作，即通知有关机关，我们回到南京。
第二次上庐山，是在七七事变以后，当时“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我们要全面抗战了。委员长蒋公召集全国大学教授，在庐山开会。此会本来是由委员长亲自主持，因为军事吃紧，就派汪兆铭为代表。此际，政校教授应聘上山者，除我外，尚有数人，我们均住在旅馆之内，山上风景甚佳，路旁植有许多花草，至为美丽。会议是讨论对日政策，此非熟悉日本军备、列强态度、中国地理等各种情形，不能发表高明的意见。各教授对这问题大约是门外汉，他们讲演无非是慷慨悲歌之辞，虽然博得全场鼓掌，事实上没有内容。中国各种会议属于此种形式者甚多。会议预定三天(?)，而时局紧张，北平各教授均欲回平，所以两天就见结束，我又同政校教授回到南京。
第三次是抗战初期政校迁到庐山传习学舍上课之时，我也同薛伯康先生，由常德，渡洞庭湖，到汉口，至九江，而上庐山，我的家眷则留在常德胡善恒先生家里。在庐山时，我们仍坚守自己岗位，上课、下课，似忘记了战争之事。此时我与教育系主任汪典存君同住一室，他是苏州人，他说的国语最初我只听得三成，渐渐进步到五六成，五六成之后，就不进步，半懂半不懂。我的国语，想汪君也是半懂半不懂。时同事家眷搬到庐山者甚多，他们均劝我将家眷接来。我定下房子之后，打长途电话给我内子，叫她带两儿一女及厨子老嬷同来。他们到了九江之时，我同薛伯康君下山往接。此时庐山天气已经冷了。下午，我常同妻子游览风景，黄龙潭及乌龙潭是我们常到之处。我们有时登到高峰，看见山下日本飞机顺长江而飞。我们在上，敌机在下，小儿常拾起石头，向敌机扔去，那里扔得着呢。不久，庐山下雪了，早晨起来，看树叶都变成银花，别有一番风景，不是抗战，谁会在冬天上庐山赏雪。
我家眷上山之后，不及一月，敌军已沿京沪铁路，向南京进攻。我记得政府任命唐生智坚守南京，唐生智最初是宣布以死报国，那知不及数天，唐生智并不死守，敌军似不甚费力地攻下南京。南京失守，政校又决定再迁。迁到那里?教员意见与总务主任吴挹峰之意见完全相反。吴先生要迁往昆明，教员只肯先迁湖南。一夜，教育长陈立夫先生上山来了，他与诸教员交换意见。在未交换以前，王凤喈、寿勉成两君与我商量，谓讨论时我们应极力反对迁往昆明。那知开会之时，寿勉成默不作声，只唯我与凤喈兄与吴挹峰君辩论。最后立夫先生说：“中国人做事都采取中庸之道，现在我们先至长沙，到长沙后，看情况如何，再决定迁到那里。”经此次会议，我看破了寿勉成之为人。

第三部分 由南京到重庆第13节 由南京到常德

话要倒回来一说，在庐山会议之后，我们回到南京，战事急转直下，变成全面抗战。老实说，这是我预料不到的。大约是八月吧，日机来炸南京，我家玻璃窗均贴以棉纸，盖恐玻璃粉碎，伤及人身。吴挹峰君告我，战事必定扩大，你的家眷须离开南京。搬到那里呢?上海战事甚见激烈，我们不能乘船回闽。我虽然摒挡行李，解散本地工人，即拉车的小周及收拾楼上房间的王嬷，每人多发三个月薪水，令他们赶快回乡，只留住福州带来的林厨子及看顾小孩的陈老嬷，因为他们也无法回闽之故。逃避战祸已经决定了，而目的地尚不知何处。此时胡善恒君来访了，他也是政大教授，与我感情甚好，他劝我避到常德，住在他的家里。决定之后，即托人买了船票，先赴汉口。上船之时，码头上人山人海，幸有堂弟师炯及车夫小周等共同保护小孩，才得挤上轮船。师炯自己愿意暂留南京看家，车夫小周亦愿意代他煮饭。那天晚上听到船中广播，谓敌机在南京投下毒弹，我同内子极不安心，不知炯弟如何，拉车的小周如何，王嬷是六合的人，想已回去。此时船上忽然来了薛伯康先生，他带一位年轻的男用人，薛君人极好，胆极小，他对我说：“本拟赴九江，但今日九江被炸了，不知要到那里。”我即劝他同赴常德，他立即应允。在我，避难之时，多一人就是多一人看顾小孩；在薛君，前途茫茫，举地无亲，亦只有随我同行。当轮船将到汉口之时，船上发出警报，时已薄暮，我急急召集诸儿以及用人同在一舱，意谓轮船被炸，不如全部死光，不要只留小孩，而用人又是福州人，语言不通，留得他们，亦甚可怜。俄而薛君及其用人也走入吾舱。我看敌机投下炸弹，黑黑的一颗一颗，投下三四次。轮船轰然一声，隔舱的妇女哭了。我们以为船已中弹，那知不是那会事，隔舱妇女因惧而哭，椅子倒了，故轰然作声，轮船并未中弹。薛君要知道时间，开了手电筒，看看手表，窗前警察大喝一声，薛君急将手电筒关闭。黑夜之中，纵是星星之火，远远的也可以看见，警察为全船安全，当然有禁止的权力。
约在晚间八九时，轮船到了汉口，由“接水”送到客栈，客栈何名，我已忘记了。汉口天气比南京更热，而臭虫又多，真是欲睡不得。而小女公昭时方三岁，又发烧了，侥幸薛君用人对于汉口情况颇见熟悉，由他介绍一位西医诊视。第三天热度尚未退干，我们又坐洞庭湖的船开往常德。
既到常德之后，先住在客栈之内，第二早往访胡善恒君之长兄，渠已收到善恒来信，谓已收拾三间空房，供给我们住宿。我又告他，尚有一位朋友，也是政大教授，可否亦搬入贵宅。他满口答应。我们迁入胡家之后，建议出点租钱，这是一种禁忌。依吾乡习惯，客人来住家里，不许夫妻同房，谓可破坏房东风水，租钱不拘多少，纵是象征性的一块钱，也可以，推己及人，所以我们必定要出租金，伙食自备，薛君主仆则在吾家吃饭。
过了数天，胡君长兄(他住在第二进)请我们吃饭，请帖上写明下午二时，我们都不敢吃午饭。到了二时，看主人尚无动静，心中怪极，以为请帖上写错了，等到下午七时，主人才派人来请，原来常德有此习惯，写明下午二时，未必就是二时，而是晚餐。
常德物价甚廉，买了数元木柴，可以用到一年。牛肉亦佳，洞庭湖产鱼，鱼价亦甚便宜。我住在常德约有一个月之久，接到政校通知，谓在庐山复课，我又同薛君及其用人渡洞庭湖，坐长江轮船，至九江，而上庐山。

第三部分 由南京到重庆第14节 由常德到芷江

我们住在常德约有一月之久，学校当局决定迁往芷江上课。芷江在湖南西部，由常德到芷江，平时常有土匪，胡家虽是湖南人，亦觉得危险。刘振东兄先到芷江，我同汤吉禾一家共雇一辆公共汽车，带些必需物品，将两大皮箱寄在胡善恒兄处，后来长沙大火，常德被炸，我两个皮箱存有许多字画古董也炸光了。
由常德到芷江，须经过桃源、沅陵，学校固然雇了船舶，运送学生及教职员家眷，我与汤吉禾则自己花钱，乘坐汽车。湘西的土匪是很有名的，所以学生均带有长枪，以备万一，夜里停船，且有布哨之举。我听梅仲协先生告我： 一夜，空中发现一个红色气球，大家慌了，以为汉奸所放，那里知道这是湘西人常常玩的气球。
我们乘车的人须日行夜息，车到沅陵之时，风闻前方司机提出要求，改换司机之称呼。过去司机均叫做汽车夫，他们不欲与人力车之车夫为伍，均名为“夫”，后来不知何人想出了司机之名，这就是“司机”名称之来源。我们汽车走近市集，常常看到小宅之外挂有“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的招牌，最初不知所谓，后来才知道这是客栈。任何客栈都很小，比之上海、南京相差远了。我们住在沅陵客栈之内，夜里无事，常于客厅中，同其他旅客闲谈，不问识与不识，听到许多湘西神怪之事。杜牧所谓“旅馆无良伴，凝情自悄然”，至少不能适用于抗战时一般旅客。
客人谈天说地，虽然初次见面，而彼此均是患难人，感情容易和好。有位客人说到祝由科： 祝由科可将人体之病移到粉壁，最好是移到树木，就是病人身上若生疔疮，祝由科念了咒，画了符，烧了银箔，用手撮你疔疮，向树木一扔，疔疮即移到树木，而后再取出药粉，涂在树木之上，你疔疮好了，该树木就见枯槁。
我告诉他们，我五六岁时，福州没有西医，当然更没有牙科医院。小孩患了龋齿，痛呀，痛呀，毫无办法，只有请人来捉牙虫。捉牙虫的人都是走江湖的老妇，她不用机械，只用一个银针，一只筷子。将银针在龋齿处，抽了又抽，抽出血来。龋齿排血，暂时痛亦小止。最奇怪的，她们拔牙，筷子之上常有许多牙虫，大小长短以及形状与米虫相似。我父亲常谓在小小大牙之内，那会拔出这许多虫来，这只是祝由科的把戏。一次，堂弟本炘也患牙痛，亦请捉牙虫的人来医。我在傍边，看她讨了一杯温水，将药粉放在她自己口中，用温水吞下。而开始治疗之后，果然拔出许多牙虫来。筷子有问题么，我把它看了一下，与普通筷子无别。银针有问题么，只是普通银针，不能预先贮藏许多米虫以当牙虫。药粉有问题么，她自己吃了下去，何能将她吞在肚中的药粉变成病人口中的牙虫，而且牙虫是活的、会动的，不是死的、生硬的。我们虽知是假，而假的理由何在，则无人能够说破。
另一位客人接着说道，我看过赶尸之事。这是否他杜撰出来，使客人听了开心，我没有保证的义务。照他说： 某一年，因公务须赴湘西，住在客栈之内，时已薄暮，他看近墙之处，地上有许多白色的圆环，他已经觉得奇怪了。不久，远远地听见锣鸣之声，伙计告诉客人，赶尸来了，不必害怕。锣声由远而近，近至店门之外，就见一位法师，手执马尾做成的拂尘，一步一拂，后面跟着许多人，头上都盖有红布，长及项部，所以我们不见其脸，个个都是两脚合起来跳入店中，法师用拂尘令他们站在墙前圆环之中，面壁而立，最后来的大约也是法师，手执铜锣，此时已经不敲。说此故事的人所住房间刚刚与墙相对，他整夜不能安眠，恐怕死尸变为僵尸。翌日东方才亮，法师又作法起来，还是执拂尘的先走，死尸个个随在后面，打锣的跟在最后。前头之法师，拂尘一拂，死尸即跳进一步，而后面的锣声也敲了一下。我们听此故事，无不大惑不解，并且有人反驳，谓为瞎说。那位客人生气了，且宣誓谓非随便乱说，确实亲眼看见。
我此时又发表一点意见，湘西多山，要把死尸装入棺材，运到故乡，花钱不少，故有赶尸之事。大约病人尚未断气，法师用催眠之法，令其服从法师命令。其所以先行之法师必用拂尘，拂尘一拂，死尸随着前跳一步。大约马尾容易传电。跟着后面之法师所以必须敲锣，也许因为病人因催眠而欲睡，故用锣声，令其不睡不醒，而服从法师的命令。
另有一位客人，接着说道： 你们所谈的都是鬼怪离奇之事，我到过西北，无意中遇到三位武功高强的人。当时已近年关，寒风裂肤，白雪纷飞，客栈内只有几位客人。我住在楼上房间，凭栏下眺，可以看到楼下情况。楼下长方形的大厅，排有六张八仙桌，分为两行。左边最后一桌有一位十二三岁的小孩在那里吃早餐，右边最前一桌也有一位二十余岁的青年在那里吃早餐。除此两人之外，楼下是冷清清的。我看见小孩，左手拿起豆子，向空中一掷，用右手的拇指与食指将豆子夹住，放入口中。随掷随夹，随夹随吃。当小孩玩到高兴之时，右边下首忽然飞来了一粒豆子，两豆相碰，都粉碎了。我向右边最前之桌一看，该青年还在吃饭，桌上果然放有一碟豆子。小孩愕然一下，取起豆子，向青年弹去。青年似有准备，张开嘴巴，用门齿咬住弹来的豆子，吐在地上，笑道：“小哥，你武功确实不错，但形迹不可太露。”此时左边最后房间走出一位老人，红颜白发，状至矍铄，似是那位十二三岁小孩的祖父，他拱手向青年说了数句江湖话，他们说什么，我听不懂。那知右边房间又走出一位十六七岁的姑娘，手执玻璃杯，叫伙计倒点温水，她走至檐前，将温水含在口中，漱漱数下，吐在庭中石上，轰然一声，石板破裂了。此时不但伙计，就是那一老两少也为之愕然。该少女很自然地从衣袋中，取出一块白银放在桌上，对伙计说：“这是赔款，有多无少，你可交与账房。”言讫，又走入室中。我同时看到三位表演奇技之人，心里既佩服，又复害怕，认为此路难行。说到这里，有位客人问他“以后如何”？他说“以后均离开客栈，犹如我们一样，各奔前程去了”。
抗战时期，每到一个客栈，夜里无事，旅客多集合起来闲谈，其中奇怪之事甚多，唯其奇怪，所以听者觉得有趣。我希望读者依“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态度，看我此段所述，不必认以为真，也不必斥为邪说，天下之大，不可思议之事本来甚多。

第三部分 由南京到重庆第15节 由芷江到重庆

吾妻病愈之后，休养十余天，我就决定赴重庆。是时住在芷江的只有焦如桥夫妻，焦君是政校第一期毕业生。吾妻病时，得到他夫妻帮忙不少。我打了一封电报给当时政校教育长陈果夫先生，请他派车来接。此时湘西土匪又横行了。一天下午学校所雇的公共汽车来了，前一天汽车被抢，客人死伤者约有五六人，行么，危险，不行么，永久危险，我就决定翌早开走。与我们同车的有焦同学夫妇及警察局局长艾君（此时艾君已辞职不干）。吾妻及焦太太均穿朴素的短衣，装作村妇之状。由芷江到重庆，湘西最后一站似是黄县。时已薄宿，我们只有下车去找客栈，好的客栈叫做什么旅行社，已告客满，我们只有住在旅行社隔壁一个小客栈之内。本想行李不必搬下，但司机谓昨夜旅行社被抢，行李还是放在身边为妥。听了司机之言，同车的人又恐慌了。客栈是平房，窗外就是街道，时时有人窥视，吾妻以为强盗，我告他们，强盗不会来抢小客栈内的旅客，要抢，则抢隔壁大旅社。吾说此语，不过安慰人心而已。小客栈内必有臭虫，臭虫不是择肥而食，而是择血而吮。大率臭虫对我血液最感兴趣。我无法睡在床上，只有伏几而卧，那知椅上、几上均有臭虫。这样，我便看到天明，自然地预防小偷了。天色微明，我们吃了早点之后，坐上汽车，向贵阳出发。
由黄县至贵阳，汽车须越过高山。山上公路都很狭隘，只许两辆汽车一去一来。汽车靠山还好，靠右，则下临深渊，一或不慎，便要滚到山下，粉身碎骨。我们汽车是靠右走的，我一夜未睡，凡车经过危险之处——最危险处叫做吊死崖，即呼呼大睡。而竟未曾看到吊死崖的险状。那知一次汽车转弯时，差一点出事了。侥幸山傍有一大树挡住，不至滚下。司机叫我们下车，他则徐徐地将汽车退走数尺，而后我们又上车，继续前进。
沿途常常看到插有旗帜的马，后面跟着许多挑担子的人。司机告诉我们，这就是保镖。强盗看见保镖，不会抢劫，保镖认识强盗，常将保金数成献给沿途强盗，以作买路钱。由此可知保镖与强盗是互相利用的，没有强盗，便没有保镖；没有保镖，强盗要抢劫旅客行李，亦须冒险，万一遇到武功高强的人，强盗且有丧失生命之虞，何能安居而分得数成保金。
汽车行了一二天，约略下午二时左右到贵阳了。司机告诉我们，谓须休息数天，待新车来时，再送客人赴重庆，因为汽车走了太久，万一机器失灵，中途“抛锚”，进既不得，退又不能，那就糟了。我对他说，新车来时，希望还是由你驾驶。他开车很为小心，我们对他亦甚客气，凡遇吃饭之时，常请他来同吃。汽车爬山越岭，生命财产操在他的手中，人类总是有感情的，所以他谨慎将事，行驶极为安全。这是抗战时的情形，现在则不然了。你对人愈客气，对方还以为你怕他，不惜大敲竹杠。
贵阳物价亦甚便宜，我只记得米粉肉一盘，价钱不及一角。等了数天，司机告诉我们，新车来了，还是由他驾驶。翌早，我们坐上车子，向重庆出发。由贵阳至重庆，汽车须盘山而走，时在山上，时在山下。我们在这一段公路，也常常看到保镖。苗民也看到不少。这些苗民常由四川，头负重重的长方形的布袋，手执T字形的木棍子，越过山岭，而至贵州。他们所负的是盐，贵州缺盐，他们将川盐运到贵州贩卖。他们走累了，即将棍子靠在峭壁，一半布袋放在棍子之上，一半仍在头上，取出干粮冷水，充饥解渴。布袋甚重，故不能全部放下，放下，无人协助，便无法再顶头上。在交通不发达之处，劳工叫做“苦力”，确实名副其实。
由贵阳出发，是先到橦梓，而后才到遵义么？抑或由湖南黄县出发，先到橦梓，而后才到贵阳么？我地理不甚熟悉，而家里又无地图，只有付之阙疑。橦梓是一个小县城，但有电灯，什么旅行社甚见清洁，没有臭虫，我睡得很甜。到了遵义，已近四川南部了。此地生产银耳，银耳在东南各省，是名贵的补品，遵义的银耳，价钱甚廉，每两不过二三元。由遵义赴四川，汽车亦须盘山而行，汽车走到高山，常常看见山下有汽车走动，到了山下，又看见山上有汽车走动。后来敌军到了独山，不能冲至重庆，未始不是交通不便之故。
汽车走了数天，竟然安抵重庆了。政校呢？距离重庆尚有二三十里之远。同车的艾同学不再前进了，我们同焦同学夫妇在重庆稍为休息一下，渡江，至储奇门对岸的海棠溪，再坐汽车，沿公路南行二十多公里，到了堤坎，步行若干分钟，即到南温泉，住在清华旅馆之内。

第四部分 南温泉回忆第16节 初到南温泉

南温泉本来只是乡村中一个市镇，房屋不多，故我住在清华旅馆之内，一住就住了一年以上，苟非政校教员个个搬走，我恐怕不会搬家。最初政校教员住在清华旅馆之内的，人数不少，我记得梅仲协家眷就是住在我房间对面。梅先生同其太太及两个女孩挤在一室之内，我除太太之外，有两男一女，另带有一位厨子，一位老嬷，所以租下两个房间。厨子则于夜里，打开行军床，排在走廊上睡觉。老实说，此时我没有雇用厨子的必要。在南京时，我每月收入不少，约有千元左右，因为在中大、军校、陆大、警官学校兼课之故。但是我们夫妻均不善贮蓄，钱随到随花，抗战军兴，我只有千余元的法币，存在上海商业银行。现在收入减少，用不起厨子，但林科题一路跟我逃难，他举目无亲，何能解雇。他见我收入减少，自动的要求减薪，这种的事，我又不忍做到。不久，陈果夫先生家里缺乏一位厨子，就由吴铸人兄代我保荐给果夫先生使用。总统蒋公时兼政校校长，每次到校，苟在校中吃饭，均由科题烹饪。科题认为光荣，常常对人说：“委员长吃了我煮的菜。”数年后，他又辞职不干，与人合伙，在海棠溪附近，开办一个小小食堂。每月必来吾家一次，来时常带我爱吃的食品，如甲鱼、仙鱼之类，我给一点花彩，他总不肯接受。他为人太过慷慨，要欠就许人欠，要赊就许人赊，办了两年，赊欠太多，食堂竟至倒闭。然而因此他却认识许多朋友，尤其是空军人员。所以胜利之时，就有空军人员请他坐飞机赴成都观光。我在四川数年，最初以为游览成都，不是艰难的事，那知胜利来临，又欲返都，成都之行作为罢论，现在想去，也去不成了。
科题家里有些田地，何以要赴人家做厨子，我不甚知道。他有钱，即花光，而且乐于助人。政校教授薛伯康先生有一男用人，年纪不过二十上下，薛教授因患盲肠炎之病，赴重庆医院动手术，而日机来炸，他吓坏了，由人扛至防空洞内，那知警报解除之后，他热度忽然增高，竟至死亡。薛君死后，其用人想入学校读书，一切费用都是由科题供给。时值抗战，既不能汇款回家，而他家里也不需要他的接济。他常常说：“在此离乱之时，金钱有什么用处呢？不如帮助朋友，还觉舒服。”这比之今日士大夫钩心斗角，只想讨别人便宜，人格之高低自不能以职业之贵贱为标准。
科题为人，是很乐观的，我曾问他，你一路伴我逃难，你后悔么？他说：“不，没有逃难，那会到过庐山，那会坐长江的船、坐洞庭湖的船，那会游湘西、游贵州，而至重庆。”他每事均就好的方面着想，所以流浪八年，不觉得什么烦恼。
关于林科题的事，说得太多了。我是借科题之事，说明一般士大夫虽然读了圣贤之书，至其人格却未必比下层阶级为高。现在归到本题，我们住在南温泉，夜间常常看见敌机成群结队，往轰重庆，其投下的照明弹，有的发出红光，有的发出绿光，小儿们误为放花火，而远远地听到炸弹轰炸之声，又远远地看到重庆方面火光冲天，大约房屋烧了不少。但是中国人富有忍受之力，炸弹炸毁房屋，不久，房屋又重建起来了，街道由狭隘改为宽大，每炸一次，重庆市容却改善一次。中国是农业国家，炸弹炸平民房，与炸平工厂不同，毫无用处，只增加国人仇恨日人之心而已。
我们初到南温泉之时，看见路上行人头上均缠白布，以为是戴孝，但是那会个个戴孝。有人说是帮会的服饰，又有人谓为纪念诸葛亮之死。到底如何，应请四川人解释。任何一省都有排外之心，我们来时，四川人叫我们为“脚底下人”，因为四川在长江上流，来到四川的人多半是长江下流的人。“脚底下人”大约有轻蔑之意。住有一年之后，省界歧视即见消灭，不但南温泉许多地主与我们交际，就是抬滑竿的人也欢迎我们。政校师生住在南温泉与小温泉一带之地，人口增加，繁荣了南温泉的市面，增加了许多商店，冠生园在清华旅馆附近，也设了支店，我们有面包吃了，每遇警报，面包和热水壶是人人必须带往防空洞的物件。
南温泉有一天然的防空洞，叫做仙女洞。庙里供奉那一个仙人，是观世音么，是何仙姑么，我不甚注意。洞内有一个深坑，谓可通到桂林，因为无人胆敢冒险，所以无法证实。我们逃到仙女洞之时，只怕敌机往炸成都，一往一还，我们躲在洞里，须经过三四小时，警报才见解除。有时敌机也越过南温泉天空，但在战争初期并未投弹。夜里发生警报，大约均不逃避，反而站在楼上走廊，看探海灯搜索敌机所在，搜索着了，两个探海灯的光线便交叉起来，跟敌机而移动。高射炮轰轰之声大作，然没有亲眼看到射中敌机，也没有看到吾机与敌机交战之事。每早常常听到敌人侦察机嗡嗡之声。这是一种预告，我们知道下午必放警报，就买了面包，以备逃入防空洞之时充饥之用。
我在南温泉，闲极无事，就继续去写《中国社会政治史》，每次逃入防空洞之时，必将草稿放入皮包之中，带往避难。稿纸很重，常有友人开玩笑地说：“萨先生，看你皮包很重，是否存有金条？”我听了之后，必把皮包打开，取出草稿，不是单对朋友，且对全体避难之人说道：“看吧，那里有金条，不过草稿而已。”因为逃至仙女洞的人很多，良莠不齐，也许有人真认为金条，启其觊觎之心，所以我必将皮包打开，给大众看看，表示内部没有黄金，只是不值钱的草稿。我一生不甚重视身外之物，但草稿失掉，要想另起炉灶，实在不易，故逃避敌机，必带草稿，防空洞的人见我取出草稿，无不哈哈大笑。这笑也许是讥笑，而由我观之，却认为保全身家生命的笑。强盗那肯抢去草稿，小偷那会来偷草稿，我之草稿安全了。

第四部分 南温泉回忆第17节 花溪泛舟

我们住在南温泉，而学校则设在小温泉，两地距离二三十里，有水路可走，水路叫做花滩溪，两岸都是峭壁悬崖，可惜两边沿溪之处没有杨柳及桃树。学校这一边有陆路可走，陆路是在山脚，回旋曲折，时而登上怪石，时又降到平沙，傍溪而走。隔溪对面须越过山陂，走上公路，而后才得步行至南温泉。学校备有二三条木船，每一点钟一来一去。船中左右两傍均设有座位，教员相对而坐，谈天说地，无所不谈。我记得有一位法文教授宋国枢，他留法甚久，精通法文，他虽然未得博士学位，而他一手制造博士之人却甚多。因为提出论文之人常请他修改文字之故。他喜欢谈神怪之事，坐在船中，听他说明神怪，亦觉有趣。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花滩溪有山有水，山不甚高，水不甚深。溪中有鱼，常常看见一位青年坐在溪边钓鱼。钓鱼可以培养钓者的忍耐性，性急的人，看到钓线微动，以为鱼已上钩，就将钓竿取起，往往终日毫无所得。据说，那位瘦瘦的青年是患神经衰弱之病，医生叫他钓鱼，即要使他神经宁静。
我们每天总要坐船一次或两次，若是两次，一次是在上午，一次是在下午，这要看课程如何排定。泛舟到了仙女洞之下，即见上面流下瀑布，瀑布大时，飞来水花常可沾湿衣裳。但一刹那工夫，船已过去。后来不知何故，瀑布消失了，不是因为久旱不雨，大约学校用竹子作水管，将瀑布流下之水，通过水管，送到邻近各家，供给人们煮饭洗衣之用。
一夜，我由小温泉回到家里，因为距离渡船开驶时间尚早，我即令船夫将我送至对岸，意欲爬上公路，由公路走到南温泉。是时没有月亮，手上带了一个手电筒，那知走上半山，干电用完了。糟糕，向上走么，路径不熟；向下走么，再回小温泉；等到校船开了之后再回家去么，而下山之路又不看见。我想只有坐在山中，等到天明。然而山中难保没有毒蛇，怎么办呢？我坐在石上，毫无办法，忽然想要吃烟，用手摸摸口袋，内存一匣火柴，灵机一动，即擦亮火柴，一步一步地，依火柴之光，走近溪边，看见校船尚未开驶，即高声叫船夫接我上船。从此而后，我常常告人，吃烟也有用处，如果我不吃烟，那夜我只有坐在半山之中，等到天明，而家里的人见我未曾回家，也许大起恐慌，以为我失踪了。

第四部分 南温泉回忆第18节 朴素生活

抗战时期，每个人的生活都很朴素，四川高山为阻，洋货不易输入，而吾国纺织工业又集中于上海，上海沦陷，不但穿不到西装，连绸缎的中国衣裳也穿不到。政校教职员均穿阴丹士林的衣服，后来阴丹士林也缺货了，就改用“暗暗布”。人人都穿“暗暗布”的长袍，“暗暗布”便成为时髦的衣服。
抗战到了第三年，通货渐次膨胀，物价亦随之踊贵。初到四川之时，一担米不过六七元，渐渐提高，高到二十元一担了。俄而又高到三十元、四十元、五十元……一担了。大家都感觉经济困难，常向学校预支薪水，到了发给薪水之时，每人所得的纸袋（内存薪水）都是薄薄的几张法币，倘有一人收到很厚的纸袋，别人反认为怪事，该人亦必多方解释。总之，抗战时期，贫穷是原则的，而富裕则为例外。
当时缺乏皮革，因之我们都穿黑布制成的鞋，遇到雨天，则将草鞋缚在布鞋之下，布鞋不湿，走路不滑。有时在重庆可以买到车胎作底的皮鞋，这是贵重的物，非有大典，都舍不得穿。
生活固然艰苦，而抗战必胜则为大家所深信不疑的。动乱之时，大家都穷，不会有人说出不平之语，倘若多数人贫穷，少数人豪奢，民间不平之声势难避免。

第四部分 南温泉回忆第19节 疲劳轰炸

我迁居于文钦路之时，不久，就尝了敌机疲劳轰炸的滋味，每早八时左右，就发出警报，我同程其保一家都爬上山顶，躲在山洞之内。程君除太太外，有四位男孩及一位老嬷，我除太太外，有两男一女，另有一位老嬷。两家人数相近，山洞不大不深，且甚干燥，上有数丈的岩石，下有斜斜的十余丈峭壁，我们都认为敌机不会来炸，纵令来炸，而上面坚固的岩石不会炸垮，炸弹苟掷在山洞前面，亦必滚下山去，洞里不会发生危险。
疲劳轰炸，确实令人感觉疲劳。清早上山，解除警报一响，我们就急急回家，准备午餐，往往午饭尚未吃完，而警报又响了，我们复急急上山。只唯夜里，我认为小孩睡眠重要，所以全家均留在家里，听其自然，看一家的运命如何。
南温泉的老鼠确实可恶，而文钦路又在山中，山中的老鼠又胖又大。家里养猫么？猫吃了老鼠之后，往往不久亦死，这大约因为南温泉缺鱼，鱼可以解除老鼠血液之毒。猫没有鱼吃，所以吃了老鼠之后，往往得疾而死。一夜，我同内子及强儿设法引诱老鼠进入一个房间，四壁都是墙壁，只唯一墙有门，老鼠由门户一匹一匹地进入房间，我们看到老鼠入室者有六七匹之多，各执木棍，赶快入房，而将房门关闭，打呀，打呀，老鼠受打，往往跳跃甚高，由这边的墙跳到对面的墙，由这边的角跳到对面的角，结果六七匹的老鼠都给我们打死了。此时有一客人来访，谓警报刚刚发出，你们在家何为？我说：“打老鼠。”他说：“为何不打老虎？”我笑笑一下，说道：“山中没有老虎，只有打老鼠为戏。”他劝我们进入下面防空洞，我说：“打老鼠，已经疲倦了，何能再入防空洞受苦。”老鼠是很聪明的，给我们打死它数匹同胞，就不敢再来，但过二三星期之后，老鼠又来了。这段故事可以说是轰炸期间的插曲，故特写出，以解人颐。
有一次，我同炯弟强儿同赴重庆中华书局购买新旧唐书（我的书籍均放在南京），买了之后，看见路人个个快跑，大约是三个红球已经挂出，以为不久就发警报，我们急急避入青年会地下室。因为深入内部，而又彼此交谈，忽然看见地下室没有一人，就相率走出，那知地下室的铁门已经关闭，高声呼喊，而竟没有一人答应，糟糕！这样，要等到下次警报了，我们将要饿死。高呼良久，幸有一人走过门前，知道内面有人，令工友开了铁门。我们三人均认为这比逃避警报，更觉危险。

第四部分 南温泉回忆第20节 抗战时期到东南各省旅行(1)

抗战时期，我到东南各省旅行，共有两次。第一次是民国二十九年（？），我同顾毓琇、梅公任、王世颖、胡兆祥等奉命考察闽政。所到之省均以为我们是来考察该省政治，招待甚见周到。我们先到桂林，桂林山水确实不错，市内有山，并不稀奇，所稀奇的是平地之上，忽见异峰突起，高可数丈，而周围并无小丘，为其护卫。可惜我们住在桂林只有二十四小时。我们曾参观过一个天然防空洞，其名似是七星岩，洞大而深，可以容纳一万余人。入洞之处尚有阳光，数十步之后，非有手电筒，无法前进。向导告诉我们，此洞可以直达云南，我们冒险前进，固然知道未必能达云南，但洞深多远，由于好奇心，众皆徐徐前进，进到洞之宽度只能容纳一人之时，水声潺潺，同行的人手电筒忽然不亮，也许前面是条小溪，不慎坠入溪中，实在危险。由是我们又循旧径，用手摸着峭壁，走出洞外。至今想来，同行诸人事前既无探险的准备，既欲探险，又无决心，半途而返，实在可惜。后来有人相告，洞深之处，有毒蛇潜伏其间，所以自古以来，无人敢走至尽端。
翌日下午，广西省政府用汽车把我们送至湖南边境，再由湖南省政府派来的汽车，接到耒阳。耒阳是一个小县城，时方盛夏，既无名胜可以游览，而旅馆之内臭虫又多，那知此时前方军事吃紧，缺乏汽车。我们天天希望离开湖南，一天过去了，又复一天，我们住在小旅馆之内，竟有四五天之多。一天下午，湘省教育厅厅长李剑农（？）来告，车子有了。我们便摒挡行李，而到湘省东境的界化垅。住了一夜，江西省派汽车来接，到了泰和。负责招待我们的则为建设厅厅长杨卓庵，他本名裕聪，当我在公立第二小学时，他与我同班。据他说，他后入格致书院，毕业后，到邮政局工作，每天须将上万的信，分别市街，交与邮差去送。此时，我们一行人对于江西，确有好感，远途旅行的人，一须好好的安眠，江西省政府所办的旅行社，确实没有一匹臭虫，我睡得很甜。一星期来，没有一夜好睡，一旦住宿于没有臭虫的旅行社，何能不发生快乐情绪。二须休养精神，江西的旅行社知道随季节而变更旅社的设备，每件东西都是浅绿色，茶具是浅绿色，窗帘是浅绿色，沙发是浅绿色，夏天看到浅绿色，比之赤色的物似有镇静神经的作用。三是厌吃油腻的物，在江西旅行社，食物以清淡为主，像那种肥肥的肉，一望就要作呕的，绝对没有。所以此际我们对于江西，印象极好。
抗战时期，海口尽被敌人封锁，而过去纺织工业又集中于上海，上海沦陷，连“衣”都发生了问题，所以各省皆倡言发达工业，以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然而机器既然无法输入，因之，只有利用手工生产。我们在江西，曾参观许多工厂，大率都是手工业工厂。纺织是用手工，工人则为妇女，梭子一来一去，亦甚快速。江西的麻织夏布本来出名，那个时候，又发现了龙须草（？）可以代麻。我们每人均由江西省政府送了一套龙须布造成的中山装，穿在身上，确实凉快。
泰和住了数天，东至吉安，旅行社还是同泰和旅行社一样，清凉而无臭虫，饭菜清淡，如香菇之类几乎每餐必有。我们在江西，逗留了一个星期，睡眠好，饮食好，个个体重都增加了。而且只有杨卓庵一人做伴，绝没有中午某人请客，晚上又另一人请客，长拖拖的油腻食物，令人发生厌倦之情。我们很佩服杨卓庵之作风。盖他深知长途旅客之心理及生理，不作无谓的花费。他曾对我说：“我们是小学同学，可以吐露心情，叫我做全国旅行社总经理，我可以办得很好，叫我做建设厅厅长，未必才得其所。”他确有自知之明。
由吉安北上，而至光泽，已经接近闽省了。卓庵劝我们再憩一天，等闽省汽车来时，而后前行。翌日闽省汽车来了，我们乘车出发，中午到邵武，在小饭店内吃了中餐。此时福建协和大学似亦迁在邵武，协大希望我们在该校演讲一次，我们以途中逗留期间太长，急欲视察闽政，遂婉辞谢之。晚间到了延平，住在福建旅行社之内，是时各省政府均开办旅行社，以供旅客住宿。延平旅行社客人甚多，没有江西各县旅行社那样清静。旅客来往多，不免有了臭虫，而我又不能安眠了。住了一夜，翌日乘车到了永安，永安是当时省政府所在地，亦有福建旅行社。我们一行与省主席陈仪见过数次，另外我与王世颖又与他交换意见两次，一次是他来旅社拜访，而是时在旅社之内，只有我与王君二人，另一次是我同王君回拜他的。彼此交换意见之后，我深深知道陈仪失败的原因。他极崇拜王安石，其实，王安石只可视为理想家，而不配称为政治家。他同王安石一样，刚愎自用。刚愎自用与意志坚强绝不相同。意志坚强是对于大的目标，虽遭磨折，亦不变更。刚愎自用是对于微末之事，亦必坚持己见。性格如此，已注定了失败的命运，而一切施设又有问题。抗战时期，固然需要统制，然亦不必事事统制。比方交通，汽船汽车固宜统制，而挑夫又何必统制。又如食物，米谷固宜统制，而水果又何必统制。也许此种统制，省府未必知道，下层工作的人变本加厉，乘机取利。后来我们到了闽西，听到一位农民之言，现在酿酒也归公营，我们农民早上赤足下田工作，非吃一杯白干，两足浸在水中，往往麻木，过去白干自酿，现在花钱去买，那有此种余款。及至闽北，又听一位商人之言，金华火腿也由省府统制，价钱比自由贸易为贵，现在市场之上很难买到。王安石的市易，神宗曾谓“市易鬻果太烦碎”，“市易鬻及果实，大伤国体”。不意陈仪竟蹈王安石的覆辙。说实话，他的意见也有可取之点，他谓闽省背山面海，沿海一带可兴鱼盐之利，山陆地带多种森林，闽江之水，由上而下，滚滚不已，可以供作发电之用。他后来变节，然君子不可以人废言。其在台湾失败，还是蹈王安石的覆辙。
我们同行的人曾至长汀，参观厦大，厦大校长本栋与顾毓琇同是清华出身。我好久没有看到他了，见他瘦了许多，而生活又甚清苦，家里没有用人，煮饭洗衣都由他的太太去做。夜里我们谈及家事，谓俊哥（师俊）因在军舰上指挥作战，早已殉职成仁。在海军高级军官之中，抗战成仁的只有我家俊哥。本铁尚在北平辅仁大学教书，本炘不知现在何处。年轻的兄弟只唯师炯尚在重庆。谈到这里，我想起白居易的诗“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之句，不觉惘然！
我们住在长汀，约有三天之久，由长汀南下，汽车须盘旋山岳之间，公路狭隘，且有极陡之处。坐在车里无事，顾毓琇喜欢作诗，常与王世颖互相推敲，我对于此道，无甚兴趣，而且也不会做。凡车走至极陡山坡，我往往睡着，其陡到底如何，我完全不知。车经大田、德化各处，而至泉州，目的是要看大海，时厦门已经沦陷，要看大海，亦不容易。汽车走近漳泉二县之时，常见路傍有红砖的屋，而门窗紧闭，似无居人。盖福建华侨在南洋一带经商，发财之后，必回乡购买地皮，建筑房屋，而自己一家仍留在南洋，有时且须花钱请人看守房屋。时值战乱，泉州接近厦门，看守人远逃敌机轰炸，所以紧闭门窗。

第四部分 南温泉回忆第21节 抗战时期到东南各省旅行(2)

泉州有一条大街，市容甚佳，我们所住的旅馆即在这条大街之内。该地本来缺乏米粮，抗战之时，物价更见昂贵。是夜发出警报，我们避到那里呢？路径不熟，只有坐在旅馆之内，听天由命而已。不久，警报解除，敌机亦未投弹。
我们由泉州，再回永安，每过一县，就远远地看到塔子，我们看见塔子，就知道县城快到了。泉州有一个石塔，塔内陈列一张德人研究该塔如何建造的论文，可知该塔是很有名的。我们回到永安，与省政府辞行之后，又赴闽北观察民情，经延平，至邵武，而到崇安。我在旅行社之内，看到《崇安县志》。原来在南宋时代，崇安很见繁盛，人口有六十余万，那知到了清末，竟然减少到七八万，这大约因为闽北多山（闽西亦然），疟疾流行，当时不知治疗之法，人民死于疟疾者，人数太多之故。崇安生产香菇，味香，与台湾之香菇没有香味者不同。我们既到崇安，免不了去游览武夷山。武夷山与别省的山大不相同，山脉不相连接，山不甚高，而常有奇峰突起。我们先在山上一个和尚庙内小憩，庙内和尚取出武夷岩茶中最有名的大红袍，请我们解渴。其冲法先将茶叶放在小小的茶壶之中，冲以开水，冲后，上加以盖，再用开水倒在盖上，据云，如此冲法，香味方不会外散。茶杯很小，只有酒杯那样大，我认为其味至美，连续饮了三杯，而竟如饮酒一样，脸上发红。大红袍茶树即在该寺邻近，只有四株，每年共出四两。前清时，一两进贡皇帝，一两奉献总督，一两送给县长，寺内住持保留一两。该茶树生在两崖之间，所受的雨露不多不少，所受的阳光亦不多不少，故其味特别美好。此时适有一位茶商上山收茶，我问以大红袍是否与别的茶叶不同。照他说，茶叶无不相同，只因焙法有别，因而价值乃有高低之别。到底如何，似非科学所能证明。
武夷山最有名的则为九曲。山上有水，并不稀罕，但是别处山上之水不过瀑布而已，而武夷山的水却成为小溪，溪流弯曲共有九折。溪水清可见底，但深不及三四尺。人们只能坐在竹筏之上，顺流而下。坐时，须脱去鞋袜，因为溪流之水可由竹筏之空隙，洎至筏上。九曲通到那里，我们未曾走到尽头，故不之知。
武夷山之游既罢，我们又赴浙江考察。我们在永安时，鼠疫已经发生，鼠疫是可怕的，霍乱是从口里入，只要饮食谨慎，就不会传染，至于鼠疫则由跳蚤传染，防不胜防，到了将赴浙江，又闻金华一带，鼠疫流行，我们均打预防针。同行的人打针之后，无不发烧，我则没有反应。我打任何预防针，都是如此，不独鼠疫针为然。我们先到龙泉，龙泉没有旅行社，我又受臭虫的侵扰了。龙泉县长送我们龙泉宝剑，每人一把。翌日北上金华，金华火腿是全国有名的。我们晤及《东南日报》社长胡健中。《东南日报》每天登出鼠疫消息，阅后不免惊心。我们问胡君鼠疫到底如何，他偷偷地告诉我们：“有虽有，并不猖獗，我们发表这种消息，不过警告敌人不要攻入金华而已。”抗战时期，真是无奇不有，宣传鼠疫，竟可遮止敌军入侵，这真是一种良好的武器。敌军最怕鼠疫，既知金华鼠疫流行，何敢进兵金华。金华免了兵祸，东南半壁竟得保全，这未始不是鼠疫之功。我们在金华只逗留一天，翌早又由金华至江西东北部之上饶，而上饶亦盛传鼠疫流行，我们既然听胡建中之言，对于上饶鼠疫，也认为一种宣传。我们由湖南经江西，而赴闽省，由西而东，现在又由北而南，如雩都各地，我们都已到过，最后则越过一个出产坞矿的山，而至赣州，晤及当时督察专员蒋经国先生。翌晨我们就乘车而至广东之曲江。
如果我记忆不错，曲江乃是当时广东临时省会，其地也有省办的旅行社，但来往客人太多，因之，我又受了臭虫的侵扰，无法安眠。我敦促同行的人快点回到重庆。我们坐火车，先至桂林，改乘汽车，而至贵阳。此时贵州省主席为吴鼎昌，秘书长为郑道儒，政校毕业生在贵州工作者人数不少，甚有功绩，这有恃于郑道儒之提拔者甚多。据郑道儒说，政校毕业生成绩极佳，贵州建设如有成就，不能不归功于政校学生。在贵阳时，接到家里电报，谓“全家平安”，我看后，莫明其妙，回到南温泉，才知我之居宅又给敌机炸坏了。侥幸箱内东西没有损失，而宅前竟炸死一位老妇，室内墙壁插有许多弹片。回到重庆之后，关于闽政得失，如何报告，事情已经过去，没有旧事重提的必要。
第二次是在民国三十二年（？），我受青年团委托，到两广及福建讲学，最初预定先在广东各大学演讲，次至福建厦大演讲，等到回旋之时，再在广西大学演讲。我到了曲江，住在旅行社之内，还是臭虫扰我睡眠，每天只于天微明时，睡了二三小时，吃了早点之后，即须登台讲学。最初是在私立广州大学，其次是岭南大学，最后才赴中山大学，每校三天。青年团干事某君知我受了臭虫侵扰，睡不安眠，即劝我租了一条船只，有事登岸，夜晚睡在船中，船中很见清洁，绝无臭虫。我用开玩笑的口吻问他： 夜间独睡船中，不怕有混江龙李俊、船火儿张横之辈么？他亦用开玩笑的口吻，答道： 他若知道老师就是宋公明，亦将放下屠刀，何敢行劫。这样，我就由岸上搬到船中，夜晚无事，仰望明月，竟然想起了五六岁时，我同父母家人，每于六月大夏，租了一艘巨船，泛至闽江口外乘凉之事。这在吾乡，称为“夜观”，船只叫做“夹板”。船身颇大，种之中部，两边均有卧室，中间则为客厅。小孩子在卧室睡眠，大人则在客厅打纸牌为戏，此船纸牌亦分筒、索、万三种，有符号，而无字，吾乡称之为“看符牌”。天色微明，我们起床，站在客厅前面木板之上，看一艘一艘的帆船，由闽江驶往近海捕鱼。贫穷渔夫则站在长长的木排上，木排两傍有许多鹭鸶，鹭鸶看到水中之鱼，即跃入水中去衔，因为项部有索子缚住之，所以它们虽然嘴巴衔得了鱼，而却不能把鱼吞下。此情此景，历历在目。在岭大讲学既毕，又赴中山大学去讲，此时中山大学迁至广东北部，接近湘省之处（地名我已忘记）上课。该校有许多老友，他们都代我担心，因为讲得不好，学生往往一哄而散。我讲了三天，听众未曾减少，且日日增加。讲毕，本拟赴福建厦大，此际敌军忽然蠢动起来了，青年团派人告我，快点离开广东，不必再赴闽省，并交我一张一等卧车票，就送我坐上火车向西出发。在离乱之时，最好是合伴同行，彼此照顾，我就同四位中年人结成友谊。那知夜里到了衡阳，竟须换车。我不知所换之车停在那里，只见人山人海，赶呀，赶呀，警报红球已经挂上两个了，敌机将来轰炸，我亦随众而走。走到火车之傍，挤呀，挤呀，挤上身体，而又挤不上行李，挤上行李，而又挤不上身体。我只有抛弃不重要之行李，挤上火车，这辆火车似有走廊，走廊之中，只见人头，挤到那里，就要停在那里。近傍有一青年对他朋友说：“这样挤法，既不能向前，亦不能退后，万一便急，如何解决？”这个忧虑确有理由。约略十几分钟，查票来了，他看我的票是一等卧房，高声叫人让路，带我进至一间卧房，请一位侵占卧床的客人让我安眠。上床之后，“呜”、“呜”的紧急警报鸣了，火车用快速度，避在两山之间，乘客争相下车，我不知他们躲到那里，万一敌机来炸，在车上亦死，在车下亦死，不如卧在床上，还觉舒服。此时乘客减少，减少至不闻人声。再过数分钟，解除警报，车上的人声又复噪乱起来。火车继续开行，翌日上午九时左右，安抵桂林，一到车站，就有青年团职员照顾，迁入旅行社之内。
桂林为抗战时期交通要道，市面甚见繁荣，时卓别麟的《独裁者》方在上演，我很想去看，但看戏，我总认为夜里的事，又认为至少须有两人同进戏院。由于这种老习惯，终错过了机会。时翁文灏为经济部部长，又兼资源委员会委员长之职，毕竟他是研究地质的，而缺乏经济常识，居然异想天开，下令全国各省开办制钢工厂。但是制钢并不是简单的事，机器从何而来，原料从何而来，对于精神的事也许可用意志克服，对于物质的事，则非观察环境不可。并且中国人民以农民为多，农村破坏，农民没有购买力，机器制造出来的商品找不到市场，机器便无用处，机器没有用处，钢铁等于无用的长物。我在桂林时，曾以此事询问省主席黄旭初，他说现在广西也想办铁工厂。我劝他不要花宝贝的金钱，作无谓的生产。他说中央立意如此，我何敢反抗。果然抗战结束，各省的铁工厂都关门了。当时行政人员不务实际，只求表面好看，吾人观翁文灏的经济政策，即可知之。后来王世颖先生告我： 翁文灏为行政院院长之时，曾一度亲到北平，与河北省政府商谈要务，参加的人有十数人之多，一位参议起来说话，翁文灏听了之后，竟然说道：“参议老爷，我们现在是谈国家大事，参议老爷没有开口的权利。”该参议年龄已老，有姓有名，可惜我已经忘记他的姓名。他受此侮辱，不觉因生气而生病，因生病而至一命呜呼。翁文灏度量之狭，令人惊奇。我常告诉学生：“你们此后做事，凡地位比你低的，向你贡献意见，只要意见不错，你必须采纳，采纳可以表示你度量宽大。反之，你的政敌提出要求，纵令要求合理，你亦不宜立即接受，接受将令别人怀疑你的力量不够，而须屈伏于政敌之下。”此言虽有所偏，然亦不失为“政治术”之一。
在桂林约有两天，广西大学校长（适忘其姓名）驱车来接。该校长系清华出身，与本栋同学，劝我迁入校内，我欣然应允。广大亦有许多朋友，讲学三天，并不寂寞。该校种有桂树甚多，桂花之香太浓，我闻后，常常发生头痛，只有吃永安堂之头痛粉，方能止痛。演讲既毕，仍在广西大学休息两天，而后再回桂林。此时军事吃紧，飞机常常停航，二三天后，飞机复航了，我遂坐飞机，回到重庆，那天微雨，飞机在天上盘旋许久，不能着陆，同机的人面有忧色，盖飞机一脚不能伸直，着陆之时甚觉危险。我一生不知危险之事，处之泰然，俄而乘客欢呼飞机两脚均已伸直，飞机就降落在飞机场之上。我责任已了，除向青年团报告之外，即乘汽车，回到南温泉。

第四部分 南温泉回忆第22节 十万青年从军

民国三十三年十月，国府主席蒋公，以委员长的身份，号召十万青年从军。政校为党办学校，而校长又是蒋公，理应热烈响应，以作全国青年的模范。训导处主任徐志明就召集学生训话，因为学生平时对我感情尚好，乃要我演讲，鼓励学生，我欣然接受。学生之中，愿意从军者不少。
过了不久，国民党召集全国代表大会，政校为直属党部，应选举代表若干人。选举之法，分学生为若干组，每组以得票最多者为得到一票，候选人须得两票才能当选。其实每人亦只能得到两票。选举前数天，许多学生要我出来竞选，而一部分学生因为前此我劝他们从军，怀恨在心，多方阻碍。选举之日，我在某一组为主席，监视发票与开票，是组刚刚是选政治系代表的组。开票之时，一张一张的都是别个候选人姓名，我所得票数距离过半数甚远，当然不得当选。据我记忆，此时全校得到两票的，教授有赵兰坪，毕业同学有周异斌，我只在别组之中得到过半数，即只得到一票。此时堂弟师炯在政校兼课，往看选举情形，见我主持的那一组，不肯投票给我，知道我此次选举因为劝导学生响应校长之号召，竟然失败了。选举既毕，我回到家里，炯弟对我说：“我看你站在台上，面不改色，还是笑容满脸，高声报告别人姓名，你涵养工夫确实不错。”其实，当选不会增加我的地位，不当选也不会降低我的名誉，有何紧张。后来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之时，在校内得到两票的，例如赵兰坪只为中央候补委员，不得两票或未得一票的反为中央委员，兰坪先生虽然不甚高兴，但他没有政治野心，所不高兴的是不大公平。

第四部分 南温泉回忆第23节 日本俘虏

抗战愈久，日本武士道的精神渐次失掉，遇到败北之时，很少割腹成仁，反而举手投降。日本俘虏住在南温泉附近的大约人数不少，我常常看见他们挑了担子，到市场上买米、买煤，中国人对于俘虏是很宽大的，不但大人，就是小孩也不欺凌他们。他们之中有一技之长的为数不少，或用牛角刻字，或用泥土做人形，卖给小孩。吾儿公强曾托他们雕刻一个牛角的戒指，上刻名字，戴在手上，其他小孩或买人形，或与他们谈话。他们都是厌战的，他们在吾国，颇见自由。他们常于清华旅馆前面大广场内打棒球为戏，聚观的人都是吾国人民，既没有侮弄他们，又没有轻蔑之意，而且在比赛棒球之时，我们中国人还代他们作拉拉队。中国民族是很奇怪的，有点莫明其妙。比之日人度量褊狭，诚不能比较，他们都想回去日本，希望战事早日结束。就是吾国大众一心，要抗战到底，而日本兵士到了战争后期则希望和平，双方士气比较一下，抗战必胜，是时间问题。
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晚十时左右，远远地听见鞭炮之声，此时吾家已迁至虎啸口上面茅舍之内，距离南温泉颇远，俄而邻居来告，日本投降了，战事已经结束。我们得此喜讯，兴奋之至，要睡也睡不着了。翌日上午，我记得是阴天，日本俘虏就在南温泉广场中，搭起戏台，演戏庆祝，他们是庆祝中国胜利么，抑是庆祝战争结束，我们有点莫明其妙。因为他们开幕之时，对观众说的，是中国话“恭喜，恭喜”。案日本开始侵略之时，以为三个月内就可使中国屈膝，那知三个月过了，尚未攻入南京。到了南京沦陷，而中国政府已经迁往重庆了。台儿庄之役又给予日军以重大打击。一年过去了，汉口方见沦陷，日本兵士看到长江滚滚，犹如大海，才会认识中国之大。而打听重庆何在，尚有一半路呢，且有高山为阻，日本士气已经馁了。何况打到重庆，中国政府还可以迁至青海；打到青海，中国政府又可以迁到新疆。新疆有大沙漠，日本士气更馁了。所以在战争中期以后，日军受了国军包围，即举起白旗投降，我们以空间补助时间，用时间消磨敌人士气，我们胜利了。

第五部分 中山大学二年第24节 中山大学二年

我于民国三十五年暑假过后，赴中山大学，主持法学院院务，至三十七年才行辞职，前共有两年。法学院有沦陷区之称，因为别的学院，教员以广东人居多，只唯法学院，自成立之后，即以外省人教员居多。别的学院，教员教书多用广州话，只唯法学院，必用国语。据说，最初外省人教员有的也用广州话，不但外省学生听不懂，就是广东学生也听不懂，双方都要求改用国语。
在全国大学之中，风潮最多的为中山大学。在中山大学之中，风潮最多的为法学院，驱逐院长，驱逐教员，层出不穷。我很侥幸，在校两年，教员对我，学生对我，都甚和睦。凡办理学校，一要公平，即对于教员，必须一视同仁，绝不宜弄小组织的把戏；二要清廉。中山大学似采取联邦制，教育部发给各院的经费，均由各院院长自由处理。当时货币不断跌价，我请两位教授保管金钱，一是外省人，二是广东人。并叫他们立刻去换港纸，有人认为这是犯法之事，我说为了保持货币价值，如有问题，由我个人负责。购买之时须明白写出那一天买，因为过了一天，货币又不值钱了。有些学院，院长常用此渔利，即暗中购买港币，支出之时，将港币换为关津，一买一换，旬日之间即可获利数倍。我自己不贪不义之财，而为了禁止总务组渔利，故请教员两人保管。我记得外省教授是政治系主任王元明，广东教授是社会系主任龙冠海。龙兄现任台大法学院社会学系主任，当能记得此事。唯有一次，我同龙兄竟然受人欺骗，教育部发下巨款，购买外国书籍，一位文学院教授曾经做过训导长的，开了一间西文书店，谓由该店代购，可打八折。我们信以为真，即由龙君与其订立契约，付出款项，那知月复一月，毫无消息，龙君累次向他交涉，亦无结果，最后他愿意将前此收到的中国纸币全部还偿。但值通货膨胀之时，过去一元，现在只值三四角了。我与龙君均不肯接受，要告到法院，而局势已经不稳，告到法院，亦无结果。我离开中山大学之时，令人妥善保存这个档案，勿令继任院长以为我与龙君横领此笔巨款。此事龙君必会记得。
我是接替代院长梅龚冰之职的。我初到中山大学之时，教员们均以为我们两人必会发生冲突，那知我一上任，最先即往访梅君，请他多多协助，并要求他担任政治系主任之职，梅君虽然不愿担任系主任之职(改由万仲文君担任)，但确实帮助我不少的忙。梅君本来也是国民党党员，后来不知何故，对于国民党党务工作人员不甚满意。当我在中山大学时，他还是本党同志。
我初到中大时，有一学生谓某教授评分不公。我问他何以知道，他说：“考试时，某生坐在我的旁边，他答案全是抄我的，而他得到八十余分，我乃不及格。”我说：“凡教员将分数单送到教务组以后，不得更改。教员评定分数，院长无权干涉。你应该只得零分，他给你一百分，或你可得一百分，而他给你零分，我也只有信任他。如果确有此种情形，我只能于下学年，不再续聘他为教员。然而不续聘之时，你零分还是零分。”他听到了之后，知道无法更改分数，自是而后，学生不再来请求了。
此际中大方由后方返到石牌，不晓得是何原因，竟将学生最后考卷全部遗失。学校要学生补考，在王星拱校长主持之下，开了一次院长会议，我极力主张： 凡责任在学校的，不宜令学生负之。别院如何处理，我不知道。法学院则开了一次院务会议，由我建议： 该课程教授仍在学校的，由该教授依平日学生勤惰及成绩，酌予分数；该课程教授已经离校的，由前任系主任酌予分数；前任系主任已经离校的，由前任院长酌予分数。但最高分数不得高于八十分，最低分数不得低于七十分。这种不合理的办法虽已决定，但我不作正式的宣布。学生消息是灵通的，对此办法无不满意。过了一个多月，学校找出了学生考卷，原来未曾遗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大学功课，不是一堂接一堂的，中间或休息一小时，或休息二小时。法学院建筑在高坡之上，而一院距离别院又远，石牌又离开市区甚远，学生在休息时间，没有地方坐，实在无聊之至。我知楼下有空房数间，即填出两个房间，布置很好的沙发，很好的桌子，且备有烟灰缸，装置电灯，以作学生休息所。最初庶务组职员不甚赞成，以为电灯泡将给学生取去，椅子将给学生换去，我说“我信任学生，你们只有照办”，果然学生休息所布置了之后，学生既有休息的场所，而电灯泡及椅桌也未曾失掉。
民国二十六年五月中，参政会在南京开最后一次会议，我同广东籍参政员包了一部飞机，到南京开会。参政会将次闭会之时，南京报载，广州学生被捕，教员被捕，学生们以罢考要胁行政当局，释放被捕的教员与学生。翌日参政会闭会，我赶快坐火车，赴上海，拟搭飞机赴粤，那知大风大雨连续三天，飞机停航。第四天，天气放晴，我才得成行，下午五时左右抵粤，我在文明路教员宿舍，好好地睡了一天，翌早才赴石牌。时系主任方在开会，见我回来，不觉同声喊道：“院长回来，现在有办法了。”我查明事实，知道毕业生于后天先行考试。我说，毫无问题。言毕，即赴校长办公厅，此时校长王星拱不在广州，校务由农学院院长邓值仪代理，因为他年龄最大，资格最深之故。我要求邓君马上召集院长会议，开会时，我提议学校出一布告，谓六月二十六日(?)停止办公。是时距离二十六日只有十天(?)，盖我知道毕业生无不希望快点毕业，因之他们必希望快点考试，何况二十六日以后，学校停止办公，要想补考，也不可能。学校出了布告之后，我又召集应届毕业生训话。我不劝他们应试，因为你愈劝，他们愈不考。我当时所说的话，今日还能记得。就是：“我在南京，知道学生被捕，我想大约是法学院学生居多。”他们听了之后，无不哈哈大笑。我继续又说：“我知道教员被捕，我想大约也是法学院教员居多。”他们听了，更狂笑不已。全场不闻火药味，这是好的现象。继着又说：“吾国有两句古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如果我被捕，我也希望你们罢考。”这话大约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他们皆面面相观，静听我下文说的什么。我说：“你们罢考，对于被捕的老师及同学有何用处呢?不如由我设法为佳。我作此语，不是叫你们应考，毕业不毕业在你，不在我。学校已出布告，二十六日以后，停止办公，外省教员都离校回乡，你们要想补考，恐怕出题目的没有人，看卷子的也没有人，此中利害，你们自己去决定。”言毕，竟博得学生鼓掌。我回到院长办公室之后，应届毕业生派代表两人，谓他们愿意考试，我又告他：“不考，是全校学生会决定的，法学院学生不应擅自破坏学生会之决议，其实据我所闻，别的学院学生已经破坏了，他们都暗中应试，法学院学生应光明地应考。”我又暗暗地告诉经济系主任彭尘舜叫学生今晚召集学生会，决议考试之事。因为我们知道学生会主席是法学院应届毕业生，而住在宿舍的又以法学院学生为最多。是晚学生会开会，主席致辞之后，即宣布主张罢考的走左边来，反对罢考的留在原地方，这是彭尘舜主任教给他们的。人类都有一动不如一静的惯性，因之，全部学生均留在原位，罢考的问题解决了，毕业生既然应考，三年级以下学生也应考了。一场风潮很容易地解决。但是我既告诉学生，释放员生之事，由我设法，一言斯出，驷马难追。此时教员被捕的为梅龚冰及一助教，学生被捕的人数并不甚多。我对于学生要表示自己不打诳语，我往访张发奎将军，请其协助，梅教授先放出来，以后学生也陆续释放。经此次风潮之后，教员学生对我感情更好，所以后来我到台湾，他们还有电报请我回去。此一段历史，“教育部总务司司长”刘显琳君亲眼看到。他当时还是助教。
凡对一种事件，最重要的是“以静制动”，世上有不少人士只怕天下无事，芝麻的事往往喜欢扩大，最好是彼此发生摩擦，借此以升官发财。我常称此种的人“吃摩擦饭”。盖情势既然严重，自非设法解决不可。而要解决，非用金钱不可。这样，他的口袋就增加了许多钞票。而情势之严重既已报告在案，如果确有其事，可以减少责任，反之，没有问题，上司又将认我手段高明，而官运也亨通了。这种的人充斥于政界之上，往往因芝麻的事弄成大事。芝麻的事固然说得比天还大，天大的事又说得比芝麻还小。前者是夸张，后者是敷衍。夸张可以败事，敷衍也可以误事。吾人读一部二十四史，就可知道朝代之亡，一半由于夸张而败事，一半由于敷衍而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