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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大国之路

检讨１６世纪以来的世界经济与军事史，我们发现，后进者对领先大国的挑战，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而领先大国利用自己的实力与霸权对后进者进行封堵，也是国际政治的“例行公事”。然而，那些能巧妙地避开与当朝的世界霸主直接冲突的后进国家，常常崛起为大国；而那些逞一时之勇挑战霸权的新兴后进，其大国梦往往被击得粉碎。
战前的德国、日本，以及苏联，便是后者中的活例。当年深信德意志民族无与伦比的德国，为了争夺“生存空间”，与欧洲列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经两次战败，终于明白只有将自己融入列强的世界秩序，才是真正的大国之路。日本以亚洲的代言人自居，挑战美国的霸权，结果太平洋战争使国家的版图缩小了一半，本土也几乎被炸平，除了“无条件投降”外别无他途。苏联自信自己代表了更先进的社会形态，与美国打了半个世纪的冷战，耗尽了元气，成为一个病入膏肓的巨人，一夜间解体。
而成功的大国之路，则被美国与战后的日本的发展所代表。美国虽是在挑战大英帝国的战争中诞生，但大西洋将它与欧洲列强隔开。后来“门罗主义”将美欧定位为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开“孤立主义”之先河。1930年代中期，日本的军费占43%的国家预算，威胁美在西太平洋的利益；处于大战前夜的欧洲各国，争先恐后地推行一套“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战时经济政策；而美国却只肯花18%的预算维持其军力。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国会明确告诉罗斯福：　你要把美国拖入战争，就会遭到弹劾！这种孤立主义，最大限度地使美国避免与列强交恶，养精蓄锐，使其资源和经济不仅保证了它在战争中的后劲儿，而且支持了战后自由世界的重建，最终确立了美国世界霸主的地位。
日本的大国之路则更加耐人寻味。江户末年，日本与西方列强稍有交锋，便知己不如人。于是不惜签订不平等条约，换来时间，３０年后便“脱亚入欧”，成为世界列强。不幸的是，日俄战争中，日本阴差阳错地击败了GNP大于自己７倍的俄国，于是产生了一种靠民族的精神便可以弱胜强的幻觉，最终在一场不自量力的战争中失败。
1946年，吉田茂出任刚刚战败的日本的首相。根据他对国际政治的判断，战败的日本必须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恢复元气；同时，冷战即将开始，美军将不得不长期滞留日本，足以保证日本国防上的安全。因此，他主张日本在国际政治上紧紧追随美国，借美军来保卫日本；同时，严格限制军费开支，避免卷入冷战。他甚至说：“当年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如今美国强于英国。如果日本现在甘当美国的殖民地，将来日本必定强于美国。”
１９50年代冷战开始，美国急需在东亚建立一个北约式的军事联盟。美国务院特使杜勒斯赶赴日本，要求吉田茂重建日军。吉田茂搬出麦克阿瑟为日本制定的“民主宪法”，称建军违宪，而且东亚诸国也反对。他甚至暗中唆使反对派人士在杜勒斯来访时上街抗议再军备，用民主的牌来回绝美国的请求。他私下对年轻的追随者宫泽喜一(后来的外相、首相、藏相)说：“等我们恢复了元气，自然会再军备。在此之前，让美国人来处理防务上的问题。我们有一个禁止再军备的宪法，这是上天的恩赐，我们可以以此堵住美国人的嘴。那些要求修宪的政治家，全是一群笨蛋。”
这一被称为“弱者的讹诈”的“吉田路线”，最终成为战后日本外交的指针。简单地说，“吉田路线”是以牺牲部分的主权为代价，让美国人为日本的利益而打仗，日本坐享其成。当年通商产业省的副相，“吉田路线”最为有力的鼓吹者天古直弘，甚至把战后的世界比作江户时代的日本。在江户，社会被分为武士、农民、工匠、商人四个等级。武士是统治者，垄断了行使武力的权力。其他三个阶层是被统治者，全被缴械，唯武士之命是听，其中商人地位最低。然而到江户末期，武士阶层没落，商人阶层垄断了经济命脉。国家名义上是武士统治，实质上是商人拥有社会。在战后的世界，武士是美国和苏联，日本是商人，而第三世界国家是农民和工匠。按这样的格局发展，日本最后将拥有世界。
日本战后的好运，也正是由这一精心策划的格局开始。在朝鲜战争中，几万美军死于非命。而日本一兵不发，夜以继日地为美军赶制运尸袋和其他军需品，发了一笔战争财，经济也由此复兴。冷战期间，美国被沉重的军费压得喘不过气来，日本却享受免费的国防，倾其全力发展经济。天古直弘甚至直言不讳地说：“商人见了武士，该下跪就下跪，别抱着尊严不放！”结果，到了１９80年代，日本的人均国民产值一度超过美国。若不是冷战适时结束，使美国能有余力重整经济，日本在经济上很可能会取美国而代之。无怪基辛格惊叹：“吉田路线”是战后主要国家中最有远见、最聪明的外交！
保罗·肯尼迪(PaulKennedy)教授在他那本风靡全球的《大国的兴衰》中指出，凡能在重大国际冲突中恰如其分地运用其经济资源与军事力量的国家，往往崛起为主宰世界的大国。后进诸国的资源与实力不敌先进大国，常常在与大国的力所不及的冲突中崩溃；但先进大国往往战线拉得过长，国际负担太重，结果难免被自己的过度扩张所拖垮。美日能有今日，就在于他们在崛起时回避了领先者的锋芒，集中有限的财力致力于国内的发展。

第一部分 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开场第1节 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开场

2002年底，美国中期选举结束，两党按例开始为两年后的总统大选作准备。应该说，年关就是下届大选的开场。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开局不是布子，却是斩将。
在民主党一头，戈尔出人意料地宣布不参加2004年的选举。共和党一方，即将上任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TrentLott因为发表种族主义言论，被共和党逼着辞职。结果，出现了左翼千方百计挤掉左翼大将，右翼拼命封杀右翼代言人的奇怪现象。这为人们了解美国的两党政治的运作，提供了颇为经典的案例。
戈尔的动作最不寻常。2002年的下半年，他四处出击，特别是到了年末，更加活跃，不放过任何在媒体中露面的机会。两党分析家都认定，他是肯定要参选总统的。年底他自己也说将在10天内作出决定。然而，最后的决定，却是不参选，让分析家大跌眼镜。
戈尔一辈子所奋斗的，就是当总统。不坐在白宫里他几乎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民调显示，支持他选总统的民主党人士达39%，第二位是麻省参议员JohnKerry，只有13%的支持率，看起来很难向他挑战。他没有道理不选！但是，民主党的领导层对戈尔再度出山却十分不安。具体而言，民主党内对他参选有三种反应：　第一派是支持，因为他2000年赢了多数票，知名度最高，应该再给他一个机会血耻。第二派是反对，这派人认为戈尔在2000年白白浪费了民主党的优势，目前民主党需要新面孔带领全党向前走，不能陷入过去不能自拔。第三派也是支持，但理由与第一派明显不同。这派人认为，戈尔对本党有害无益，要早摆脱他，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现在参选。因为面对布什的强劲支持率，2004年民主党反正也赢不了。那就不如让戈尔去撞这个南墙。他再败一次，政治生涯就结束了，以后不可能再出来给民主党捣乱，可谓一了百了。
戈尔是个聪明人。他反复放试探气球，掂量他所能获得的支持，在最后一刻作出判断：“民主党需要新面孔。我再次参选会把2004年的选举变成2000年的重赛。而选民们要面对未来，不是纠缠过去。”他看明白，2000年他与布什势均力敌。在此之后，布什利用总统之职和“9·11”之利大大提升了威望，自己却什么建树也没有。中期选举时他去佛罗里达，企图靠人们对2000年的记忆来拉民主党的选票。但是，时过境迁，人们对2000年已经没有热情。靠揭旧伤疤赢不了未来。更重要的是，戈尔在进行政治募捐时，碰到了软钉子。民主党的捐款人都拿着钱不撒手，等着新人的出现。这就逼着戈尔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治前程了。要知道，1960年尼克松在一场势均力敌而且颇有争议的选举中败给肯尼迪，事后不甘心，回老家选州长，再次失败，成为政治上的死马。但8年后卷土重来，两度入主白宫。戈尔这次与其参选进行政治自杀，为何不再等4年呢？他毕竟才只有五十几岁。
戈尔让开了路，民主党的棋就活了，在未来几个月，可能杀出几匹黑马，挑战布什。同时，各候选人竞争本党提名的过程，也是党内酝酿新的能够挑战布什的政治纲领的过程。在此之前，民主党的主要大员全在试探、卡位，不敢轻易和如日中天的布什对立。但接下来两年就另当别论了。一旦新人、新政纲出台，民主党对布什的攻击就会不余其力。当年老布什就是这样被名不见经传的克林顿击败。所以，戈尔退出，白宫紧张。毕竟，戈尔那两下子布什是知道的。但若再冒出个克林顿式的人物，变数就大了。
从布什本人到共和党，目前虽然得势，但都知道自己的弱点。首先，布什政府对外旗开得胜，但经济不振，内政不修。如果在反恐和伊拉克战争上出现失误，可能在政治上兵败如山倒。反之，如果赢得太快，比如抓住拉登，灭了萨达姆，根除恐怖主义，那么布什就可能成为自己成功的受害者。选民们会说：“谢谢你帮我们解决了问题！现在既然问题解决了，我们也就不需要你了。”当年领导英国打赢二战的丘吉尔，结束冷战并打赢海湾战争的老布什，甚至包括作为成功地解决了美国经济问题的克林顿政府的副将之戈尔，都是这类自己成功的受害者。布什和共和党都明白，在内政问题上，民主党占优。美国人指望着共和党去除外患。你除不了外患，就失信于民。但除了外患，人家还会找民主党去解决内政。你必须得有别的牌。
更重要的是，共和党是一个逆着人口大趋势求生存的党，其政治基地是白人。自从LyndonJohnson施行“伟大社会”的政策、推动种族平权以来，民主党丢掉了大量南部白人选民的支持。在以后的9次大选中，共和党每次都赢得了白人的多数票。但黑人对民主党的支持率，一直在80%以上。而且白人的人口增长率远远低于少数族裔，到2055年，白人就成了少数族裔。如果两党维持现有的种族上的政治基地，共和党的前途就不堪设想。布什对此非常清楚。他从竞选州长时起，就主动去赢得少数族裔的支持。2000年的大选中，他在拉美裔中获得了31%的选票，虽然比不上戈尔，但比起1994年共和党候选人多尔21%的拉美裔选票已经好多了。可惜的是，黑人投布什票的只有8%，还不及当年多尔的12%。布什的民调顾问MatthewDowd指出：　各族裔的人口变化，在短短4年内就能改变大选的结果。2000年，布什输给戈尔544万张票，但因赢得选举团票而入主白宫。如果2004年布什在各族裔中还赢得同样比例的选票，就将输掉3００万张选票，并且输掉选举团票，被请出白宫。因此，布什想连任，就必须在少数族裔上下功夫。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布什竞选连任的前哨战，就成了打倒自己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即将上任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TrentLott。
TrentLott来自密西西比州，是南部白人保守主义的领袖。南部白人是共和党最重要的政治基地。所以TrentLott被选为共和党在参议院的“掌门人”，也在情理之中。11月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民主党溃不成军，TrentLott从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变成了多数党领袖，可谓春风得意。然而，也正是在这一得意忘形的状态下，TrentLott犯了他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个错误。
在2002年底，共和党的百岁参议员StromThurmond退休。这位来自北卡罗来纳的百岁老人，是个著名的种族主义者，也是美国政坛的传奇人物。他本是民主党人。1948年，因不满民主党追逐北方黑人选票的自由派政策，特别是杜鲁门的民权计划，率领南部几个州的民主党人分裂出去，另立第三党，以种族隔离的政纲竞选总统。他虽然最后失败，但赢得了南部的４个州，包括TrentLott的老家密西西比，成为南部白人种族主义的旗帜。后来他加入共和党。他代表的势力，成为把尼克松、里根及两位布什送进白宫的共和党“南部战略”的核心力量，因而是战后共和党的重要象征。在12月5日他的百岁生日的宴会上，TrentLott出来致词，把StromThurmond大大赞誉一番，并进一步地说：“他1948年竞选总统，我们都投票支持他。我们为此而自豪。如果美国当时能够跟着我们走，我们就不会有现在面临的许多问题。”
此言被媒体报道后，并没有立即引起什么轩然大波。一来1948年时TrentLott也才7岁，一般老百姓更搞不清楚当时的事情。二来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被打晕了头，生怕选民再批评他们“自己没有主张，就知道给共和党挑刺”，所以一时不敢借机大闹。TrentLott事后若无其事地道歉，说自己不过是在一个生日宴会上想对百岁老人说几句好听的话，走了嘴，这不代表他的政治主张。民主党参议院领袖Daschle也见好就收，说他愿意相信并接受TrentLott道歉。事情似乎眼看就这么过去了。然而，媒体又不断揭出TrentLott过去的种族言论，22年前他几乎说过同样的话。特别是1984年，他声称南北战争时南部联盟的总统JeffersonDavis的精神还活在共和党的政纲中，并把南北战争描绘为北方的入侵。一心要竞选总统的戈尔也站出来谴责TrentLott的言论，无意中提醒了共和党人：　TrentLott为民主党日后的反击，提供了一个再方便不过的靶子。结果，几个右翼媒体，包括《国家评论》、《每周正论》、《华尔街日报》等等，开始对TrentLott大兴讨伐之师，并要求他辞职。
TrentLott当然不愿就此放弃权力。他一方面一再道歉，一方面拒绝辞职，自信能够守住自己的防线。民主党这时也看明白大势，巴不得他留任共和党的参议院领袖，为日后丑化共和党留些材料，甚至有民主党的战略家出来说相信TrentLott是真心道歉，愿意再给他一个机会。布什这时再也沉不住气了。他公开站出来，称“TrentLott的讲话不代表美国的精神。美国维持种族隔离一天，就背叛了美国的价值一天”。可谓义正词严。但是，布什作为共和党领袖，要维持起码的政治忠诚。他一方面肯定TrentLott的道歉，一方面不愿意公开要求TrentLott辞职。他知道，如果他对TrentLott太不留情，可能会得罪南方的白人，那是自己的政治基地。
从法理上讲，美国是三权分立，议会领袖应由议员们选出。TrentLott只要获得26个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就可以继续当多数党领袖。对此布什不好公开干预。但是，这次议会中期选举，共和党夺回参议院全仗布什的助选，对谁是参议院领袖，布什当然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所以，布什自己虽然不公开要求TrentLott辞职，却让自己的弟弟即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什出面要求TrentLott下台。国务卿鲍威尔也突然站出来谴责TrentLott的言论，总统的意志已经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参议院共和党议员决定1月初开会，选举自己的领袖，希望那时把TrentLott请下台。但是无论是白宫还是保守的媒体，都等不到１月份，希望圣诞节前解决问题。因为此事留在媒体上的时间越久，共和党的脸就越“白”，就越无法和黑人和解。于是，一些共和党参议员公开出来要求TrentLott辞职，有些人甚至站出来与他竞争多数党领袖的职位。
TrentLott抵抗到了最后一分钟。他主动上黑人电视台忏悔，反省越来越深刻，并称希望这次“坏事变好事”，使他日后积极做些帮助黑人的事情。他甚至彻底改变立场，声称“全盘支持种族平权”，几乎附和起民主党左翼的口径来，惹得共和党右翼大怒，称他毫无原则。他甚至暗示，如果本党逼他过甚，他可能干脆辞掉参议员之职，这样他所在的密西西比州的民主党州长，必定任命一个民主党参议员，共和党与民主党在参议院中的人数就成了50比50。但是，布什手里的牌更多。布什虽然不便公开要求他辞职，但可以宣布自己对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其他候选人的支持。共和党内的人士也放话出来，为了共和党的将来，丢掉这个参议院的宝贵席位也在所不惜。结果TrentLott算来算去，自己这个职位肯定是保不住了，于是在20日宣布放弃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之职，但将继续当参议员。
TrentLott在南方白人种族主义文化中长大。他代表的也是南部白人的政治声音、共和党的主流。他这次“失言”丢官，意义不同寻常。第一，这次攻击他并不饶他的，不是民主党，不是黑人政治家，而是共和党保守派，是TrentLott所代表的势力。第二，TrentLott“失言”不是第一次。他1984年的言论应该说更加骇人听闻。但是，他不仅没有因此受惩罚，反而步步高升，成为最有权势的共和党人之一。甚至布什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时，还到禁止跨种族恋爱的保守的BobJones大学去演讲，自己不仅没有为此付出政治代价，批评他的党内竞争者麦凯恩却反受打击，失掉了共和党的总统提名。然而，两年多以后，这种公开的种族主义言行就甚至不能为保守派所容。可见少数族裔的人口增长，对美国政治格局的冲击有多么深刻。
在2002年圣诞节前，共和与民主两党巧妙地把党内的大腕缴了械。这些内斗体现了两党内部不同的危机感。民主党从布什那里学来的是：“9·11”后公众缺乏安全感，需要一个信仰坚定、敢作敢为的领袖当他们的“主心骨”。戈尔则在性格上缺乏自信，政治上过于滑头，跟着民调跑，失去了选民的信心。通过摆脱戈尔，民主党希望找到一个更能使人振作、敢为天下先的领袖。共和党则希望通过打倒TrentLott，改变在种族问题上的形象，改变自己那种南部白人集团的认同，争取更多的少数族裔的选民，摆脱逆人口潮流而动的被动局面。结果，两位“年富力强”的政治家，相继宣布为了国家和本党的长远利益，放弃自己的权力，为下一轮的权力竞争让路。
如今战场已经清理干净，正是下赌的时刻。好戏该登场了！

第一部分 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开场第2节 民主党中期选举输在何处

艾森豪威尔有句名言：“如果失去了原则，政党政治无非就是一个夺取权力的阴谋。”这句话，也正好可以用来解释民主党在本次美国中期选举中的失利。
本来，人们普遍预测这场选举将如同2000年大选一样，是50比50的竞争。布什虽然支持率甚高，但从历史上看，总统的支持率对本党的中期选举很少有什么帮助。比如，里根被认为是战后最受支持的总统，但当年他为了本党的中期选举，奔走全国，结果却是共和党大败。有人曾以此警告布什，不要太卖力助选，免得失败后伤害总统的权威。事实上，也只有1934年罗斯福在任时，总统的党有过在中期选举中议席增长的记录。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中期选举常常被选民当成表达自己对现政府不满的工具，即通过投反对票来提醒总统注意自己的政治要求。但这次共和党不仅在众议院增加了议席，而且把参议院夺回，让预言家们目瞪口呆。
何以民主党会输得如此精光？主要在于，民主党在“9·11”后，面对布什如日中天的支持率，患得患失，一味附和布什，不敢履行反对派的职责，为了保住权力不惜放弃原则。结果机关算尽，却失去了自己的政治声音。
其实这次选举的胜负，在2000年的大选中就可窥见一斑。当时民主党有克林顿政府8年的赫赫政绩，而且在主要的政治议题上，选民都倾向于民主党的主张。但民主党却输掉了大选。为什么？克林顿的性丑闻当然是一个因素，但戈尔在政治上的滑头也是失信于选民的重大原因。戈尔常常为了赢得选举而左右摇摆。比如他本是最早提出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的美国政治家，但因为怕得罪选民，对这一问题不敢大张旗鼓地鼓吹。本来他与克林顿一样是亲企业的民主党人，但为了笼络工会却在自由贸易问题上支支吾吾。布什则不同。他竞选的最大主题就是减税。当时的多少次民意调查都表明，大多数选民对减税并不买账。但他初衷不改，执意为自己的信仰而战。结果以少数票当选。笔者当时称之为“不得民心而得天下”：　即坚决亮明自己的主张，靠少数信仰坚定的追随者赢得大选。当时美国媒体也评论说，戈尔迫不及待地要赢，布什则是一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洒脱状。
布什当选后，风向大变。由于经济出了问题，他那个本不十分得人心的减税案一下子成了刺激经济之必需。他终于为坚持自己所信仰的原则得到了报偿。与此相对，民主党本来在意识形态上难以接受这种优待富人的减税案，但为了不得罪选民不敢投反对票。对伊拉克战争，许多民主党人疑惑重重，但畏于布什的声望，不敢说半个“不”字，倒是几位老布什的阁僚看不过去，出来公开反对，以填补民主社会反对派的真空。这样，两党之间没有了界线，大家都是跟着布什走。这次竞选，民主党对反恐的问题避而不谈，对伊拉克问题也不发表意见。本来经济低迷，正是攻击布什经济政策的时机，但没有人有胆量质疑布什的减税案，也提不出自己的经济振兴方案。最可笑的是，几位民主党候选人，向选民反复强调的主题，竟是他们如何支持布什，似乎是在和自己的竞争对手比谁与布什更能保持一致。结果，布什飞马杀到，明确告诉选民，这些口口声声说支持我的民主党不是我想要的合作伙伴，投他们的对手共和党的票！这样的选举，还赢得了吗？
这次共和党获胜后，布什颇为低调。他对记者说：“选举嘛，有时候赢，有时候输，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他有一种听天由命、我行我素的态度。政治家要忠于自己的信仰。当时代选择了你的信仰时，时代就选择了你。如果时代不选择你，也不必太计较。类似的话，布什竞选总统时就说过。民主党则一味想赢，发现自己的信仰不时髦就放弃。殊不知，今天反对减税不得人心，明天选民可能会意识到减税是个错误。坚持住自己的信仰，那么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总有轮到自己的一天。
更糟的是，民主党不仅在政治信仰上无操守，轻易放弃原则，而且不能与时共进，对新的挑战无力回应。他们念念不忘的是，2000年他们的政纲更得人心，但在佛罗里达丢掉了本来是属于自己的白宫，于是信誓旦旦地要报复，一定要把在佛罗里达当州长的布什的弟弟扳倒。其实，佛罗里达在这次选举中没有太大战略意义，影响不到华盛顿的力量平衡，但是民主党似乎还生活在2000年，为了找到一点心理安慰，在那里投入血本。殊不知，这两年世界因“9·11”而天翻地覆，你面对时局没有新的见解，没有人会买你的账。一天到晚报复报复，沉浸在过去的记忆中不能自拔，那分明是个退休人的心态。结果，当年在计票战中群情激愤的民主党黑人选民，这次投票根本没有热情，使布什的弟弟在那里轻松获胜，成为佛罗里达第一位连任的共和党州长。《华尔街日报》讽刺说：　即使是最忠实的选民，也需要你给他们些理由才会出来投票！
只有敢输的人，才有可能赢。这次选举，最令人回味的是那位因飞机失事身亡的明尼苏达民主党参议员PaulWellstone。此公是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极左派。当年老布什打海湾战争，他投票反对。后来美国旗开得胜，投反对票的人在政治上都受了很大伤害。这次布什言战，几乎没有人敢公开反对。但此公则再投反对票。投票反对减税的，也有他一号。可是，他这种敢于反潮流的作风，却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他投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票之后，支持率不落反涨。大家认为他是个诚实地为信仰而战的人，即使共和党人也对他颇有敬意。此次开票前，《经济学人》刊载一幅漫画：　象征民主党的毛驴在Wellstone的墓前致哀，而毛驴的心已经被挖空，挖下去的那一块方方正正的东西，正是在地上矗立的Wellstone的墓碑。意思是，Wellstone死了，真正的反对派也死了，民主党的灵魂已随Wellstone而去。
民主党要起死回生，就必须找回自己的灵魂，履行反对派的职责。特别是目前白宫、国会全在共和党手中，共和党再治不好国家，就不能抱怨民主党捣乱，一切必须自己负责。如果民主党能够坚持反对派立场，那么一旦共和党的政策失败，民主党就有资本取而代之。反之，如果一味赶政治潮流，跟着民意测验走，与布什划不清界线，那么即使布什的政策不得人心，民主党也最多不过是个同谋。用一位评论家的话来说，有一个共和党就够了，没有第二个共和党存在的空间。
具体而言，民主党对布什的减税案，特别应一反到底。自克林顿以来，民主党已经渐渐接受了“财政上的保守主义”，即执行严格财政纪律，量入为出，不再像原来的民主党那样乱兴福利、乱花钱。也正是基于这个立场，不顾财政赤字的膨胀而胡乱减税的做法，实质上就是一种变相的政府开支，与过去民主党的福利，其实大同小异。要知道，传统上美国公众一直认为共和党更能够管理经济，如今至少有一半的人已经认为民主党在经济上更可靠。这是克林顿以来坚持自由经济和财政纪律的结果。布什的减税，是为了小政府的意识形态牺牲了财政纪律，从长远看可能伤害经济。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能够坚持原则，将来一旦经济不见好转，财政赤字尾大不掉，民主党就可能处于有利的位置。
在这方面，民主党需要向共和党学习。１９６０年代初，尼克松在一次类似2000年大选的激烈竞争中，输给了肯尼迪。刚上台的肯尼迪，和布什一样，被视为一个靠有争议的选票上台的轻量级总统，当时洛克菲勒预言他只有当一任的可能。但是，古巴导弹危机等一系列事件，使肯尼迪声望大增，共和党江河日下。这时共和党认识到，当年尼克松的政纲太靠近中间，靠近肯尼迪，使共和党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和色彩。于是，在1964年的选举中，共和党索性推出立场鲜明的极右派BarryGoldwater。这位BarryGoldwater，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赢。没有功利的算计，反而能够把自己的主张讲明白。结果，共和党为自己的原则在大选中惨败，不仅民主党候选人LyndonJohnson当上了总统，而且国会两院也被民主党占据。但是，那次失败，比这次民主党的失败却有意义得多。里根正是在BarryGoldwater的保守主义运动中慨然登场，在BarryGoldwater的提名大会上发表了自己的保守主义宣言。4年后，共和党夺回白宫。虽然后来因尼克松的水门事件让卡特当了4年总统，但里根终于两度入主白宫，使保守主义运动达到高峰。面对布什当今创纪录的政治优势，如今的民主党更不应该对2004年的总统选举有太多幻想。只有置输赢于度外，像当年的共和党一样，推出一个敢于输的总统候选人，找回自己的灵魂，坚持自己的原则，才能再次成为美国政治的主流。

第一部分 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开场第3节 从政治家族到政治王朝

白宫培养人！看过克林顿和布什这两届主人，你不能不对此惊叹了。克林顿入主白宫时，是一副不经世事的土孩子相。他出自美国第二穷的小州，哪里见过什么世面？然而几年下来，便成了一位魅力无比的世界领袖。布什刚就任时，一直被公众看作是一个运气奇好、不学无术的“高干子弟”。他的英文语法错误一直被媒体嘲笑，本人也成为电视笑星们取笑的头号靶子。即使在“9·11”后，一些左翼记者们还挖苦他仍在接受“职业培训”。然而这次美国的中期选举中，他５天奔袭15个州，其个人魅力所向披靡，一下子使共和党主控国会两院。在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已是一副王者气象。想当初在中美撞机事件中，他只能面色紧张地对着记者念手中的稿子，不回答任何提问，沉重的叹气声都能让电视观众听得清清楚楚。如今，他面对国际问题对答如流，谈笑风生，充满自信。他谦逊地压低自己对这次选举起的重要作用，盛赞候选人的努力，似乎是在对媒体说：“别把我抬得太高，这个轿子我用不着坐。”反显出自己的领袖风范。
不过，他也有当仁不让之处。一向以不问未来政治得失自我标榜的布什，这次竟谈起2004年的选举，并且宣布，如果他竞选连任，切尼将仍然是他的竞选伙伴。
这一不起眼的动作，意义非凡。这已远远不仅是在为2004年造势，而且是为他当足两任之后，由弟弟杰·布什在2008年入主白宫锁定位置。众所周知，这次选战，佛罗里达是最大的战场。克林顿的前司法部长JanetReno称这是佛罗里达历史上最重要的选举，另一位众议员也称这是今年全国最重要的选举。民主党领袖们直言不讳：　打倒杰·布什是此次选战的首要目标。结果，克林顿、戈尔都前往佛罗里达督战。对此，布什也不怠慢，他亲临佛罗里达12次之多，简直就是为自己竞选。所以，这次中期选举，一是争议会的多数，一是争佛罗里达的州长，后者完全演成了一场政治“全明星”大赛，更吸引媒体的注意。杰·布什在一场被预计为势均力敌的竞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使他一举成为全国性的政治明星、共和党的未来领袖。
当然，并不是没有人能够和他竞争。众所周知，布什政府中目前有三大明星：　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鲍威尔。其中切尼有心脏病，当副总统已经令人不安。况且他是个不善竞选的官僚型人才，自己也没有个人野心。拉姆斯菲尔德也是廉颇老矣，国防部长能当几年还不知道。只有鲍威尔，声望赫赫，在公众中的信誉甚至长期在布什之上。他政治立场温和，容易赢得中间派以及绝对反对共和党的黑人的拥护。如果以后经济萧条，布什支持率急跌，那么为了笼络民心，选鲍威尔当竞选伙伴，是争取连任最保险的战术。鲍威尔一旦陪布什在白宫呆４年，下任总统就是他的囊中之物。
布什对自己是否重复老爸一任总统的命运是非常敏感的。鲍威尔对他连任的价值无人可比。但这次他之所以这么早就选定切尼，恐怕还是在于他对2004年已经有十足的信心，执意要为自己的弟弟铺路了。杰·布什不仅已经有全国的声望，而最重要的是这次大大巩固了佛罗里达这个基地。自2000年以来，佛罗里达就成为赢得总统职位的最重要的战场。美国的两党地缘政治，是民主党占据东北部和加州，共和党占据南部，势均力敌。佛罗里达本是共和党的后院，但由于大量来自东北部的退休人口的移入，改变了人口的政治构成，使两党平分天下，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并有所谓“谁拿下佛罗里达，谁就拿下大选”之说。2008年如果杰·布什参选，佛罗里达当然已经是他的了。由这一堡垒出击，又有布什帮他守住南方，民主党要挑战他怕是难上加难。一个父子三人先后出任总统的政治王朝，已经呼之欲出。
布什王朝与肯尼迪家族的一大不同是，其成员之间特点各异，能不断更新自己的政治风格和纲领。肯尼迪三兄弟都属于东北部的自由主义，彼此距离不大。布什们就不同了。老布什的父亲PrescottBush是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属于传统的那种“耶鲁的教育、哈佛的文凭”的东北部精英。老布什虽然后来离开老爸的基地，从得州起家，但还是典型的耶鲁子弟。他在得州只当了个众议员，在第二次竞选参议员失败后，就进入联邦政府当官，历经尼克松、福特、里根三朝，一直当到总统。老布什的精英教育和长期在联邦政府做高官的履历，使他的政治风格未免高高在上，是个“官僚型”而“非民众型”的政治领袖。他喜欢外交，讨厌内政，善于应付记者，拙于和百姓交流。可惜，他又全无尼克松那种精英的智商。一位给尼克松和里根都当过顾问的经济学家曾评论，尼克松找大家开会，表现就像个大学教授主持讨论班(seminar)，自己又评论又提问，完全主宰了会议的进程，参与者在智力上无不受到极大的挑战。老布什在里根时代作为副总统主持经济顾问会议，几年下来竟没有人记得他发过言。这种有精英的派头但没有精英的智力的贵族素质，使他应付不了大众明星克林顿的挑战，终于丢了第二任。
布什虽然也被送到耶鲁念书，但那不过是喝酒、睡觉、派对而已。他与老爸截然不同的地方是：　他既然没有精英的智力，索性就不要精英的派头。他的与众不同之处，是虽然出身于特权阶层，却全无那种士族气，一口得州土音，一副乡下土老帽儿的做派。他不善于应付媒体的复杂问题，但却知道怎么招人喜欢。他那副土劲儿，容易让人亲近。他没有克林顿的智力，但从耶鲁时代起就是个开派对、交朋友的行家，善于把能干的人捏在一起。在得州州长的任上，他特别善于和民主党人交朋友，结果许多第一次没有投他票的人，在第二次竞选连任时成了他的支持者。他的土劲儿、愣劲儿，以及对精英不买账的粗劲儿，深得美国“反智主义”传统的真传。
笔者过去曾撰文指出，美国社会的“反智主义”传统是一个“充分的民主社会”的必然产物：　一个大字不识的人，无论从政治权利还是政治人格上，和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都是平起平坐。这种传统如果运用得当，就能够挑战、制衡精英主义，突破知识阶层的既得利益所制造的文化霸权，保持社会的原创力和民主的草根性。比起欧洲、日本及东亚精英主义的社会来，美国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不管经济、文化多么发达，那种不听喝墨水多的人的教训、不被高智商和高知识吓倒的野气和蛮性永远不退。布什在大学里最没有市场，但在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最受欢迎。他直来直去，善于调动低知识阶层的政治能量，压住精英的气焰，进而主宰了政治的主流。欧洲人越受不了他的粗，他在美国越得势。
杰·布什则又是一路。他比布什斯文多了，是个懂行的实干家，而不仅仅是指挥实干家为他工作的“派对大王”。在最近的经济萧条中，他治下的佛罗里达情况最好，在过去几年创造的就业机会比其他任何州都多。但他似乎缺乏布什那种交朋友的技巧。比如，他在佛罗里达的教育体制中取消种族平权的政策，引发了在州长办公室的静坐抗议，激怒了黑人选民。但是，美国是个两党50比50的政治分裂的国家，不得罪人几乎办不了事，而这种政治分裂最集中体现在佛罗里达。所以，佛罗里达是演习全国政治的最好实验场。如果杰·布什能在那里磨炼出来，入主白宫的条件比其兄更佳。
对于布什家族来说，特别是对杰·布什来说，2008年最大的障碍是美国公众不喜欢一个家族过多地垄断政治。在美国的历史上，顶尖的政治家族一直运气不佳。JohnAdams和JohnQuincyAdams父子都是不成功的一任总统，WilliamHenryHarrison和他的孙子BenjaminHarrison也是白宫的失意客，没有获得连任。罗斯福家族也许是最成功的。西奥多·罗斯福敢向本党的既得利益集团挑战，是一位工业化过程中划时代的共和党总统。他的远房表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白宫呆了四任，不仅从大萧条中挽救了美国，而且赢得了二战，成为最伟大的民主党总统。但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儿子们后来在州政治中都没有能出头。肯尼迪家族出了一位被暗杀掉的“烈士总统”约翰·肯尼迪，其弟罗伯特·肯尼迪和爱德华·肯尼迪虽然都对美国政治影响深远，而且都一度要问鼎白宫，但没有一个尝到了当总统的滋味。肯尼迪的下一代出了两位众议员，一位副州长。这次那位副州长KathleenKennedyTownsend竞选马里兰州长失败，肯尼迪家族雄风不再。
不过，布什已经粉碎了一系列历史的诅咒。在2000年大选中，9月劳动节时戈尔还领先。媒体宣布在历史上到劳动节时领先的候选人从来都获胜，但布什破了这个规矩。靠少数票上台的总统在历史上只会当一任，目前看来，这个神话被打破的可能要比维持的可能大得多。总统的党在中期选举中必败，这个惯例又被布什破了。你现在已经感觉不到布什还相信什么历史先例对他的束缚。
我们目前需要问的一个现实问题是：　如果杰·布什宣布竞选2008年的总统，在共和与民主两党中，谁够量级向他挑战？

第一部分 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开场第4节 Ashcroft主义

２０００年年底，笔者在一位民主党的政客家过圣诞节。当时问起女主人对布什组阁的看法，她随口答道：“他找的人都很出色，只是那个司法部长JohnAshcroft非常成问题，不知将来会闹出什么事。”这个家庭属于温和的民主党，夫君曾在克林顿政府当过助理部长，自己最好的朋友却是个布什内阁的大员，可见对共和党并不一味党同伐异，但对Ashcroft这位右翼原教旨主义者却毫无信任。她的态度，不仅反映了民主党人的意见，同时也代表了中间派人士包括温和的共和党人的声音。这位Ashcroft，确有些令人恐惧的“非凡”之处：
美国的政治家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是看报纸，以了解事态的最新发展；他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却是祷告，从宗教中找到一种自我正确的感觉。布什之所以顶住自由派的压力，任命这位毫不妥协的落选保守主义政治家出任司法部长，就是要给极右翼势力传达一个信息：　我没有忘记你们，我代表你们的利益！无怪乎Ashcroft上任时《纽约时报》就惊呼：　司法部不是一般的部(如交通部)可比，政治色彩极强，关键时刻甚至有左右美国政治的神通。选这样一个极右派人士出任此职，只能使国内政治进一步分裂。
果不出所料，“9·11”之后，Ashcroft一下子被推到政治的聚光点上，成为自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之后最有权势的司法部长。布什政府的一系列打击恐怖主义、强化国内安全的措施，大多是通过Ashcroft来发布。Ashcroft几乎是在电视上露面最多、上各大报头版最勤的阁员。更重要的是，他颁布的许多措施，等于是在建立一套能绕开国会和最高法院的行政权力，直接挑战美国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原则。根据这样一套政令，政府可以将一些人无限期地拘禁在某个人所不知的地方，可以监听被告与自己的律师的谈话，甚至可以通过军事法庭将这些在法律上毫无自我保护能力的被告处死！据报道，一些嫌疑犯被监禁后，他们被监禁的地点和他们的名字都不为人知。而且监禁的环境恶劣，嫌疑犯缺乏法律咨询。有的被监禁者已经开始了绝食斗争。《纽约时报》宣称，Ashcroft还在考虑放宽对FBI的管制，容许FBI监视美国国内宗教和政治组织。若按此规矩行事，当年的水门事件几乎也可算是堂堂正正的政府行为了！
而最有争议的，是布什授权建立的军事法庭。这种军事法庭与传统的军事法庭不同，更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被称为“布什法庭”。一般的军事法庭并不对公众保密，被告人有权审阅所有被用来起诉自己的证据，而且要在所有审判官一致同意的条件下才能被判死刑。被告不服时还可以上诉更高一级的军事法庭乃至最高法院。“布什法庭”则有自由进行秘密审判，不向被告提供证据，甚至在只有三分之二的法官同意的情况下就宣判死刑。
美国的司法制度一贯极为重视保护被告的权利，并且对被告严守在未证明有罪前即被视为无辜的原则。即使如此，错判甚至错杀无辜的事件仍时有所闻，乃至有不少人基于此而主张废除死刑。布什在得克萨斯州当州长时，该州判的死刑比全美其他各州的死刑总和还多。得州的有些为死刑犯辩护的律师，出庭时没精打采，甚至睡着了。此事在布什竞选总统时已引起全国的注意，也招来国际社会的抗议。如今这位当年的死神州长以总统之威设立这样权大无边的军事法庭，谁能保证不错判错杀呢？正因为如此，一些欧洲国家已开始对向这样的法庭引渡嫌疑犯而感到为难。
这样一系列无视三权分立的政治传统、无视个人基本权利的政令，已在美国政界和舆论界引起普遍不安。国会两党议员已频频对政府的举措质疑。在12月6日的参议院听证会上，一位民主党议员就特别军事法庭一事质问Ashcroft：　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律师，你个人是否觉得可以仅仅根据50%的证据就把一个被告处死？Ashcroft对此竟避而不答！《纽约时报》在12月2日的社论中指出：　布什政府似乎对美国的司法制度毫无信心，尽管这一常规的制度能够对恐怖分子进行公开、公正的审判，并在事实上已经成功地对在世贸中心和美国驻肯尼亚、坦桑尼亚使馆制造爆炸事件的恐怖主义原凶绳之以法。布什政府似乎在说服人们相信：　尽管政府的权力也许过大，但Ashcroft等执法的官员值得信任，不会滥用自己的权力。可惜，这并不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原则。美国的政治制度从来不是建立在对几个好人的信任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对任何当权者的不信任的基础之上。
事实上，美国的建国之父所设计的这一套制度，就是要给当政者制造些麻烦，使他们觉得自己手中的权力不那么好使。而让布什政府感到束手束脚又不便的常规司法制度，正体现了建国之父们的智慧所在。“9·11”之后，美国公众极为冲动，复仇之声响成一片，甚至有人公开主张用原子弹将阿富汗炸平。在如此的状态之下，错判错杀很难避免。比如美国著名的政治专栏作家ThomasFriedman，本来写文章很有些自由派的作风，爱说大实话，讲道理。但如今却被阿拉伯电视台记者追问他如何证明“9·11”的袭击是一些阿拉伯人所为的问题气得火冒三丈，不仅对这一问题不作答复，反而公开在《纽约时报》撰文对Ashcroft表示同情。他声称：　我们的司法制度是建立在原告与被告信奉一些共同的价值的前提之上，而如今我们面临的敌人只求毁灭我们，和我们没有共同之处。言下之意，只要我们能把某些人形容成魔鬼，对他们就不必讲什么法律。但他不愿面临的事实是，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如今被拘禁的嫌疑犯，大多数很可能是无辜的。怎么能没有证据就说他们和我们毫无共同之处而对之进行秘密审判呢？像如此以富于理性著称的政治评论家，都丧失了基本的思考能力，一般大众更是可想而知。宪法的一大功能，就是限制民意的一时冲动，削弱多数人在行使权力时随心所欲的能力，延缓大众的冲动能够导致任何后果的时间，逼着人们先冷静下来再行动。而破坏这种宪法的制约，常常会使健康的民主制度流于暴民政治。麦卡锡主义当年就是利用公众对冷战的恐惧，仗着民意侵犯公民受宪法保护的权利。如今的Ashcroft主义也是利用人们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利用民意的支持，破坏美国的自由。
12月6日的参议院听证会本来是国会根据宪法精神对政府实行监督的场合，但由于意识到民众对战时政府的高涨的支持率，Ashcroft面对议员们的质询表现得极为傲慢。他的有些答词简直就是对批判他的议员的训斥。他声色俱厉地宣称：“那些用失去自由来吓唬热爱和平的人们的人实际上是在帮助恐怖主义者！”然而，这位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国家安全的斗士，竟不许联邦调查局FBI调查恐怖主义嫌疑犯购买枪支的记录。理由路人皆知：　美国的枪支生产和销售业，是布什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们不愿看到他们的生意受到任何打扰。更何况，“9·11”之后，惊恐万状的美国人纷纷购买枪支自卫，枪支销售量扶摇直上，政府当然乐得看着自己的“社会基础”生意兴隆，不愿对买枪的人看得太严。看来，Ashcroft并非只祷告不看报纸。他有着一套世俗的政治算盘，而且把这一算盘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所幸的是，美国的政治制度与文化是200多年民主经验结出的果实，还不至于败坏在一两个政客的手上，尽管个别人也许会倒霉甚至冤死。11月9日，Ashcroft曾传令查找和盘问５０００个主要是来自中东地区的男性移民。许多地方警察部门认为此令侵犯人权并且违反当地法律，干脆拒绝执行。这位司法部长的权力到底有多大，顿成疑问。论者指出，自民权运动以来，一直是地方警察搞种族歧视、侵犯人权，最后要由司法部出来制止。１９６０年代以来，司法部一直扮演着维护人权、防止警察滥用权力的角色。如今司法部和地方警察的角色来了个史无前例的大倒置：　司法部开始带头侵犯人权，地方警察竟充当其人权卫士来。历史究竟是在前进，还是在倒退呢？

第一部分 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开场第5节 布什挑战“种族平权”

2003年开始，布什在国内政治上频有惊人之举。他的以废止股息税为主的经济振兴计划，已经让对手和盟友都吃惊不小。随后，又开始在AffirmativeAction的问题上公开表态，反对以肤色作为大学录取学生的标准。其时机的选择，极有风险性。
AffirmativeAction一词，很难直译成中文。如果勉强直译，也许可作“积极的行动”，但还是语义不清。这一词汇是１９60年代初肯尼迪总统开始使用，当时的意思是要借助联邦政府，通过一系列积极的手段，促进种族融合。这特别表现在联邦政府雇员的雇用方面。40年后，许多旨在帮助少数族裔在社会中晋升的措施，都归于这一名下。所以有些人将之意译为“种族平权”。1978年，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容许大学录取学生时参考种族的因素，但是不能制定录取的种族配额。这一意在照顾弱势族裔的有争议的裁决，不停地遭到白人保守派的挑战。加州、得州等几个大州，已经公开推翻了这一裁决的精神，禁止在大学录取中考虑种族因素。
这次让布什出来说话的，是又一个挑战“种族平权”的案件。事情的缘由十分简单。几年前，几个白人学生申请密歇根大学，资格完全没有问题，但因为是白人，学校拒绝了他们的申请，把位置留给少数族裔的学生。这几个学生事后起诉密歇根校方种族歧视，事情一路闹到最高法院。在最高法院审理之前，白宫有机会写一个对此案的意见，供最高法院参考。这就把布什推到了一个非常敏感的位置。
共和党保守派一向是反对AffirmativeAction的。在他们看来，这种政策以追求种族多元化为名，以肤色取人，特别是在大学录取的问题上，一个考分高的白人穷学生，常常要输给一个不合格的黑人富学生，造成了白人学生在教育上受到压制。笔者去年在《信报》对此曾有过介绍：　在90年代末，非犹太白人虽然占美国人口总数的75%，但在哈佛学生中却仅占不到25%，就人口代表率而言其实比传统上劣势的黑人和拉美裔还惨得多。黑人和拉美裔在人口总数中各占12%和10%，在哈佛学生中至少尚能各占8%和7%。白人对此的愤怒，也就可想而知了。
白人，特别是白人保守派，一直是共和党的最重要的政治基地。在LyndonJohnson之后的9次大选中，共和党每次都赢得了白人的多数票。而73%的白人是反对优惠黑人和拉美裔的政策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共和党就是一个白人党。任何一个共和党总统，也不可无视这一选民群体的要求。
但是，美国近年的人口趋势，却在不断侵蚀共和党的这一政治基地。因为以白人为基地的战略，代价是把少数族裔推向民主党的怀抱。１９60年代以来，黑人对民主党的支持率一直在80%以上。但黑人是少数民族，这样的格局过去对共和党一直无关紧要。如今，由于白人的人口增长率远远低于少数族裔，到2055年，白人就将成少数族裔。如果两党维持现有的种族上的政治基地，共和党的前途就不堪设想。
布什对此非常清楚。他从竞选州长时起，就主动去赢得少数族裔的支持。2000年的大选中，他在拉美裔中获得了31%的选票，比起1994年共和党候选人多尔21%的拉美裔选票已经好多了。可惜的是，黑人投布什票的只有8%，还不及当年多尔的12%。
正因如此，去年年底共和党参议院领袖TrentLott发表支持种族隔离制度的言论后，布什坚决出来谴责，并在幕后运作，将TrentLott请下台，目的就是争取少数族裔。而是否支持AffirmativeAction，是对少数族裔态度的一个试金石。连TrentLott去年在自己失言后，都跑到黑人电视台道歉，要大家再给他一个机会，并声称自己“全盘支持AffirmativeAction”。在这种阵式下，让布什出来反对AffirmativeAction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不少人，包括一些保守主义者，估计布什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不会表态，把球直接踢给最高法院。
然而，布什却坚持不放过这一机会。他的公然表态，一方面说明他对争取少数族裔还没有信心，还不敢放弃白人政治基地，另一方面也说明AffirmativeAction在美国社会所引起的争议，已经到了爆炸性的地步。如果不进行修正，可能引起进一步的社会分裂。
记得有位社会学家讲过，社会上的优势阶级只有在自己的教育需求得到满足后，才会把教育对劣势阶级开放。从这个角度看，１９６０年代民权运动之后，AffirmativeAction的实施其实比今天容易得多。因为当时的大学没有像今天这样爆满，给黑人几个位置白人并不感到作了太大的牺牲。当时的问题，还是说服白人要容忍黑人和自己同校，结束种族隔离制度。
但如今的情况大不相同。目前正值美国的一个人口高峰，高中毕业生奇多。更重要的是，这些高中毕业生，比起他们的父辈来，更愿意上大学，而不是直接到社会上工作。这样，就出现了高中生总数和高中生报考大学的比率双高的局面。而美国的大学，则没有进行相应的扩张。结果，僧多粥少，进大学越来越难。比如2000年春季，Wesleyan大学有6849个申请者，只录取715人。Tufts大学则是13500人竞争1200个位置，有三分之一在高中拿了第一的学生和许多SAT考满分的学生竟然进不去。2001年秋季，Vanderbilt大学有9500个申请者，只有16%有入学的机会。据1998年的一项研究，如果美国的精英大学录取时完全不考虑种族因素，那么白人申请人被录取的可能，也不过是从25%涨到26.2%，几乎是微不足道。说黑人抢了白人的机会，未免言过其实。但是在如此高度竞争的压力下，如果白人的孩子竭尽全力地读书，SAT考了满分，还是进不了自己理想的大学，那么他们一旦发现自己输给低分的黑人学生，就会感到这个社会不给他们一点机会了。
处于目前这场官司中心的密歇根大学是通过一种150点的“录取综合指数”来选拔学生。一般拿到100点就会被录取。这里最起决定作用的，是高中的成绩。高中全A的学生最高可以获80分。不过，只要你是黑人、拉美裔或土著印第安人，就可自动拿到20分。亚裔则不在此列。相比之下，你的SAT(即美国大学的智能综合测验)得了满分，也只能拿12点。这也无怪许多人出来抗议，说这样的政策只能培养一个靠肤色吃饭的种族。但这些人忽视了，虽然凭种族能拿20分，但高中成绩和SAT加起来的学术分，最高可达112分，光凭肤色是不行的。具
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目前这种黑白之争中，是保守派打起了当年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旗帜：“我们评价一个人的基准是他内在的品质，而不是他的肤色。”
然而，民主党和那些支持AffirmativeAction的人争辩：　我们生活在一个种族社会，种族当然应该是一个考虑的因素。事实上，大学录取从来不会有什么统一标准，更不会只看学生的成绩。你布什当年怎么上的耶鲁？还不是凭借爷爷是耶鲁的校董，父亲是耶鲁的学生吗？布什当年连得州大学也进不去，怎么却进了哈佛商学院？凭真才实学，布什怎么有资格到两个常青藤学校去混？
这场关于AffirmativeAction的官司，于是又触动了另一场辩论：　即大学录取学生是否应该考虑家族传统。以哈佛大学为例，一般的申请者，录取的机会只有11%。但如果你父母是哈佛毕业，你被录取的机会一下子就上升到40%。结果，哈佛的学生中，有11%是秉承家族传统来上学的。耶鲁、普林斯顿乃至一些二三流院校无不如此。而这些有家族背景的人，绝大多数是白人。这难道不是优惠白人吗？为什么要取消优惠少数族裔的政策，却要保留优惠白人的政策呢？
可惜，取消家族传统的因素，几乎是不可能的。美国的大学，严重依赖校友的捐款。在2000年至2001年，校友的捐助为美国高等院校提供了28%的资金，即68多亿美元。不考虑家族传统，等于得罪了校友，断了大学的财源。所以，虽然有若干学校宣布在录取中取消考虑家族传统的因素，但大多数学校却是离不开这样的传统。
那么，取消“种族平权”的政策，让各种族在不看肤色的情况下“平等”竞争，是否可能呢？这种构想，同样是一个“理想国”。“种族平权”的重要，并不在于提携弱者。如果仅仅是帮助弱者，完全可以以家庭经济条件为标准，对低收入家庭的子弟有所照顾。这也是那些反“种族平权”的人所积极主张的。但是，美国虽然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各种族还是互相敬而远之，黑人住黑人区，白人住白人区，彼此的文化非常不同。如果真不考虑肤色，很少的黑人能够进大学，亚裔和犹太人可能占领校园。结果是，一些为黑人社会服务的高级工作，如律师、医生等，就没有人干了。这次华尔街的几家大公司，从生意的角度为“种族平权”辩护。最生动的一个例子是，一个黑人律师，也许当年考分不高，但他由于了解黑人的文化，在为公司打索赔官司时，特别懂得如何打动黑人陪审员的心，没有任何白人可以替代他。在诸如产品设计、广告设计、推销战略等等领域，你想在黑人社区赚钱，就得有黑人来给你谋划。
美国军方一贯以保守、倾向共和党著称。但是，美军的几大最高学府，在推行向少数族裔倾斜的政策时可谓不余其力。如西点军校，1977年黑人和拉美裔只占学生总数的0.4%，1981年上升到6.7%，如今已经达到10.9%。美国海军学院1971年干脆没有黑人和拉美裔，1981年有了8%，如今则达15.1%。空军学院的黑人和拉美裔在1971年仅为1.7%，1981年升至9.6%，如今则达到14%。美军不惜工本，大量募集少数族裔精英进入军事高等院校，并花钱特别开设预备班，帮助后进者做好学前准备。尽管如此，西点军校的黑人学生SAT平均成绩仅为1191分，拉美裔学生为1225分，比白人学生低60到100分。这些“不公平”，引来保守势力的批评。但军方在这个问题上根本无法向保守派低头。因为如今美国是职业军制，当兵打仗的，许多是在社会上无其他出路的少数族裔。乃至近来有位黑人议员要提出恢复兵役制的议案，免得少数族裔不成比例地去充当炮灰。试想，如果当兵的是以少数族裔为主，当官的全是白人，军队的凝聚力自然下降，真到了出生入死之时，战斗力自然下降。少数族裔军官考进军校时分数虽低，真指挥起自己族裔的士兵来，可能更有办法和权威。可见，保守派在反“种族平权”时可以夸夸其谈，辩论也常常占上风。但在生意场、军队这类最动真格儿的地方，“种族平权”的精神是最离不开的。
平心而论，AffirmativeAction和家族传统，都成就了一批人，也惯坏了一批人。没有AffirmativeAction，鲍威尔不可能有今天。没有家族传统，布什不仅进不了耶鲁，更当不成总统。不过，AffirmativeAction却助长了许多黑人对自己肤色的依赖。即使是那些成功的黑人，也总是理不直气不壮，觉得自己是靠肤色照顾上来的。家族传统，同样也培养了一些无所事事的公子哥。甚至像戈尔这样成功的人，也是家族传统最后害了他。许多评论家指出：　戈尔完全有当个好总统的素质，而且是个好父亲、好丈夫。但只是有一点：　没有必要的自信。他从小被父亲调教，从上大学到当参议员，都有老爸的影子。甚至竞选总统时，也有克林顿在后面。结果，到了关键时刻，他对自己会不会被选民喜欢毫无自信，在公众面前手足无措，连犯错误，丢了到手的白宫。
美国的黑白之争，如今在教育问题上演成了AffirmativeAction与家族传统之争，越来越政治化。以后，学校就更成不了世外桃源了。而布什的举动，赢得了白人保守势力的叫好，也激励了民主党的选民出来奋起一争。2004年大选的火药味，可谓是越来越浓

第一部分 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开场第6节 “反智主义”在美国的崛起

美国历史上，大概很难找到一个比布什讲话更粗野更生愣的总统了。这不仅仅是他个人风格的问题，而且反映了当今美国社会的大潮流。“9·11”后，布什公开声称：“一定要抓住拉登！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当时《纽约时报》嘲笑这像是个黑社会头头讲的话。但如今，该报也承认他这话深得人心。当记者问布什那个备受争议的特别军事法庭时，他竟说：“反正我们的法庭比拉登的法庭要公平，我们不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几千平民都杀死。”他何以把美国的司法标准降得如此之低？然而，媒体并未就此再和他抬杠。年初，民主党人开始在参议院领袖达什勒的率领下攻击布什的减税，这本是民主政治中反对党的例行公事；布什则狠狠回击说：“要想增税，除非踏过我的尸体！”两党政治，一下子被他的语言塑造成善与恶之间的一场你死我活、杀气腾腾的决斗。套用中国人的话，“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对比一下二战时罗斯福那些高贵、豪迈的讲话，布什的战争语言常常使人联想起街头一个敢找人打架的“愣头青”。他的大粗话在美国社会有如此的感召力，说明了社会的鄙俗化和“反智主义”的兴起。
“反智主义”在美国渊源有自，并有霍夫斯塔特的专著，在此不必细表。这里不妨谈谈美国保守势力对大学的围攻。最近，一家保守派组织对常青藤盟校的文科教授进行了一次民调，发现这些教授的政治倾向极为左倾。比如，在被问及谁是近40年来美国最好的总统时，26%的教授回答是克林顿，17%回答是肯尼迪，只有4%的人回答是里根。这与许多把里根视为是林肯之后最伟大的总统的保守派，自然大异其趣。在2000年的大选中，这些教授中有61%投了戈尔的票，5%选了耐德尔(RalphNader)，而投布什票的只有6%。当时在耶鲁大学所在的投票区，布什的得票甚至还不如耐德尔。再看布什的导弹防御计划，虽然盖洛普民调显示“9·11”后70%的美国人支持这一计划，但这些象牙塔里的教授，只有14%的人支持。于是保守派开始问罪：　学术精英脱离民意！
本来，这一调查结果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之处。第一，美国是个多元社会，各阶层、各社会团体对任何事务的看法，都会与主流社会有不一致之处，大学教授也不例外。第二，克林顿本是战后最得人心的总统之一。他若不是任完两届，恐怕也无布什的出头机会。况且克林顿刚卸任一年，当年选他上台的选民还都健在。教授们喜欢他，不算脱离民意。第三，在对社会、政治的看法上，大学本应和主流社会保持一定距离，进而对社会能有所反省和批判。如果大学教授经过多年的学术生涯，读书万卷，但观点、看法和没读过什么书的人完全一致，那还要大学干什么？
然而，保守主义者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如今美国的大学全被左派把持，在录用教授时，以政见取人，使保守派人士在校园里无法立足。如今布什总统已成为历史上支持率最高的总统之一，而常青藤的教授们却把克林顿、肯尼迪这些民主党总统奉为最伟大的政治家，实在是岂有此理。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当今副总统的夫人琳·切尼(LynneCheney)，本是１９８０年代与１９９０年代保守主义最强有力的发言人之一。在切尼成为布什的竞选伙伴之前，她不仅著述甚丰，而且频频在各大电视网以右派的代言人露面，有塑造话语之影响，俨然是个布凯南第二。5年前多尔挑战克林顿竞选总统时，她亦奋勇助战，远比作为前国防部长的切尼活跃。但是，近来美国悄然兴起的保守的男权运动是布什的重要社会基础，在希拉里·克林顿之后，这股势力哪里容得下在“我们的”白宫里阴盛阳衰？况且当今的第一夫人是个只会用计算机管理衣服的家庭妇女，除了当个贤妻良母外，乏善可陈。琳·切尼大概为了避免抢了白宫女主人的风头，于是“进宫”后索性“在家从夫”，完全在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只是在当了副总统的切尼病得无法说话时，她才代夫君讲了几句，爆出个小小的全国新闻。尽管如此，她对当今保守主义运动思想遗产的作用却不能忽视。当年就是她攻击美国的大学左倾化，成为自由化的“大本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保守派攻击左派或民主党时所用的标签liberal，译成中文就是“自由化”。
“9·11”后，美国校园的气候与主流社会小有不同。读过书的人毕竟想法复杂些，希望反省一下美国为何会在国际上这样遭人恨，反战的呼声也时有可闻。这无疑激怒了保守势力。２００１年11月13日，琳·切尼一手创办的保守主义组织“美国受托人与校友委员会”(AmericanCouncilofTrusteesandAlumni)发表了一篇报告，题为“捍卫文明：　我们的大学是怎样背叛了美国，我们能对此做些什么”，列举了“9·11”以来教师和学生的117条“自由化”言论。其中有些“言论”，纯属于陈述事实的句子，根本不构成观点。如一位在纽约大学教传媒的教授说了一句“现在人们对政府走向战争的政策有许多怀疑”，也被保守派视为有政治问题，列入“黑名单”。如今，保守派主张：　大学的政治构成应反映社会的政治构成。也就是说，大学教授在政治上左、中、右的比例，要与社会上左、中、右的比例大致相同，使大学能公正地代表社会。又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大学的社会构成要反映社会现实的逻辑，正是民权运动之后左派的主张。比如大学的种族、性别比例要反映社会的种族、性别比例等等。这一套也正是右派正在不余其力所攻击的。更重要的是，如果要强使大学教授的政治观点追随流俗，大学中那种思想独立、社会批判的精神就会丧失，多数人的专制就将压制个人自由。
笔者曾指出，美国社会的“反智主义”传统是一个“充分的民主社会”的必然产物。这种传统，能够挑战、制衡精英主义的传统，突破知识阶层的既得利益所制造的文化霸权，保持社会的原创力。然而，如今这一传统，却有借着反恐战争发展到要剿灭独立的知识传统的地步，乃至形成了“大老粗”登高一呼而万众义无反顾的图景。这对美国的民主政治，实在构成了一个大威胁。

第一部分 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开场第7节  布什：反精英主义的总统

布什出身于名门，毕业于名校，却领导着反精英主义的政治潮流，可谓美国之一奇。在他执政周年之际，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9·11”是如何转化了布什。不错，布什刚刚上任时，人们对他充满了不信任。如今，他的支持率长期维持在80%以上，有人说他因“9·11”才真正成为总统。此言不虚。然而，布什身上那股“土”劲儿，那种反精英的倾向，却从未因他由一个弱总统变成一个强总统而改变。
早在竞选时，布什就为自己打造一个凡人的形象，甚至不愿提及自己在耶鲁这样的地方受过教育。在许多选民眼里，他就像一个关心他人的好邻居，觉得能和他一起去喝杯啤酒。他在电视辩论中嘲笑大谈经济数据的戈尔用繁琐的数学糊弄选民，摆出一副不屑于和这些自以为聪明的精英为伍的劲头。有人指出布什是靠未上过大学的人的选票上台，可谓参透他成功的秘诀。
“9·11”之后，布什更是注意自己反精英的形象。他身穿一身夹克外套亲临世贸中心的废墟，一只手搭在满面尘埃的消防队员的肩上与国民讲话。这一貌似随便的场面，实质是出于精心的策划。布什要对国民传达的信息是：　我是你们之中的普通一员，我最理解你们！在领导反恐战争的过程中，他坚持向国民讲大白话，避免讨论超出常人理解力的技术细节。新年时，记者问他美军何时撤出阿富汗。若是克林顿，一定会给你上一堂国际地缘政治的课。布什则干脆说：“这要问TommyFranks将军。我们在阿富汗有明确的使命。我已把这一使命交给Tommy了。他说完事了，我们就撤；他说事情还没完，我们就留在那里。”可谓举重若轻。一位共和党的政治评论家指出：　人们总觉得处理国际事务需要读好多书，懂很多。你看看布什：　他在竞选时连巴基斯坦的首脑是谁也不知道。可事到临头，他的每一个政治判断和决策都是正确的。
聪明人与笨人，各有一套治国方略，而且前者不一定就胜过后者。克林顿号称是美国历史上智商最高的总统，可以和你逐个讨论非洲小国的政治，从政府首脑到内阁部长都记得清清楚楚。即使是那些和他决裂的前助手们，在批评他的性丑闻时，也承认“他的脖子以上非常出众”。他曾和助手们就波斯尼亚问题开了６个小时的会议，常常半夜１２点以后电话把阁僚叫醒，可谓事必躬亲。布什则知道自己的限度。布什家族以智商平平而著称。一位曾给尼克松和里根当过经济顾问的元老曾说：“尼克松是个知识分子，天生的大学教授，他主持经济会议，就像主持一个研究生的研讨班，频有洞见，才华横溢，给人智力上的刺激非常强劲。可在里根任上，作为副总统的老布什也主持经济会议，几年下来竟没有在具体的讨论中讲过一句话。”这位小布什被媒体认为比其父更差一等。他被授予耶鲁大学名誉博士时，耶鲁的几位大牌教授公开抗议，认为这是对耶鲁的侮辱。然而，自知智力有限的布什却有不俗的政治判断。他靠老爸的关系，在组阁时网罗了一个“梦之队”。像切尼和鲍威尔，全是其父的班底，精明强干。当年布什挑选“不会竞选”的切尼当竞选伙伴，被媒体指为一着臭棋。如今看来，没有个人野心的切尼为老布什辅佐“幼主”兢兢业业，成为布什政府运作的核心，并在“9·11”那天亲自坐镇白宫，在布什惊慌失措的情况下指挥全国度过危机。布什本人处于这群智力和经验明显高于自己的老爸的旧臣之中，能够用人不疑，权力下放，自己作协调工作。结果该说硬话时他推出拉姆斯菲尔德，广结善缘时搬出鲍威尔，大家都有表现的机会。自布什上任以来，媒体上分析布什内阁内部矛盾的文章连篇累牍，但布什的班底，一年来显得团结得出奇。这与布什让大家各自表现、自己不多干预的作风不能说没有关系。而整个内阁的协调一致，使布什享有良好的政策咨询，各项政令也能得到有效实施。所以，笔者曾把布什比作《三国演义》里的刘备、《水浒传》里的宋江。看上去虽然要文没文，要武没武，但却能统率一群超一流的文武爱将。
因没有欧洲的贵族传统，美国培育了最极端的民主政治文化。美国人拒绝政治专制，也拒绝文化和知识的专制。一般美国人即使自认是“大老粗”，也从不觉得在政治上需要那些知书达理之人来告诉他们该怎么做。知识界在公共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发达国家中是最小的。这种“反智主义”传统，最近更是大行其道。特别是大学校园里的反战运动，触怒了美国的公众。大家对那些喝墨水多的人不免一肚子气。而布什在这个关口，正好成了那些“简单的美国人”的化身。他从上台起，就与左翼知识精英们展开了一场战争，而且渐渐占得上手。战时总统有君王之威，领导着民意。人们觉得世界是由善与恶、黑与白这简单的两极所构成，头脑趋于简单化。布什深谙此道，知道如何直来直去地把握国民。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他是没读什么书，他懂的东西是不多。但又怎么样？他照样领导美国，而且领导得不错。不崇拜知识权威的美国人从他身上找到了自我认同，并觉得头脑简单的布什，不会用复杂的知识糊弄大家，值得信任。
“反智主义”一旦失控，会演成“暴民政治”，后果十分危险。不过话说回来，反精英的传统乃是一个“充分民主社会”的特质。这一点我们身处儒家文化浸染中的人常常难以参透。在美国人看来，日本那些东京大学培养的高分官僚精英把社会管制得丧失了活力，欧洲那些头脑复杂的知识分子创造了没有竞争力的福利国家，正是美国的“大老粗”们“不信邪”，才保持了美国旺盛的创造力。

第一部分 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开场第8节  21世纪的“新政”

如今，大多数经济学家已宣布美国经济走出了衰退。然而不久前，当美国商业部公布２００２年第一季度GDP狂增5.8%并创下1999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高增长时，华尔街却并不振奋。相反，道·琼斯指数当天跌下10000点大关。以后的好消息并不少，包括美国每小时的劳动生产率在第一季度猛增8.6%且创下19年来的最高纪录等等。但投资者似乎并不为所动，道·琼斯指数还是在10000点左右上上下下。美国公共电视台一位著名的经济节目主持人对此感到摸不着头脑，惊呼：　现在大家不是要找经济学家去咨询，而是要到心理医生那里去看病！
人们并不需要去看心理医生。相反，投资者的反应，说明美国经济尚需要一个“新政”式的改革。
1990年代，美国经济的一个结构性变化就是：　强劲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一个庞大的“投资阶级"。这一大部分以年薪5万美元以上的中年、中产白人所组成的投资阶级，大胆把财产投入股市，为新经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动力。但是，从2000年春季开始股市泡沫破灭，大约1亿的美国股民(也就是美国成年人口的一半左右)损失了50000亿美元，也就是他们的“股产”的三分之一，价值超过了除美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的GDP。那些准备不到60岁就退休且要过历史上最奢侈退休生活的一代投资阶级，突然发现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原来并无着落。而安然丑闻表明，那些大企业、大银行的总裁、经理们，在经济走低时并未与他们风雨同舟，而是把他们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金蝉脱壳。安然、安达信，以及刚刚与纽约等州达成偿付罚金1亿美元的MerrillLynch，代表着一个企业、财会审计、金融集团结成的“邪恶轴心”。他们买空卖空，制造花账，唱高一钱不值的股票，侵吞投资者的资产。“投资阶级”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并没有因为持有股票而成为“老板”，最后还是被人家涮了。“投资阶级”成了上当的阶级。
根据《商业周刊》的民调，如今的投资者有81%不相信大企业的领导层，68%不相信股市会公正对待一般股民，54%不相信自己所收到的投资信息。要知道，2001年11月8日安然已经穷途末路之时，追踪安然的华尔街金融分析家中，16位中有11位对自己的客户作出“买”或“强买”的建议。这些人本应代表客户利益，为客户寻求有最高回报率的投资对象。但是，他们的收入实际上取决于他们能从客户那里为投资银行获取多少资金，而非这些资金给客户带来的回报。这种“利益冲突”，使这些分析家们不惜出卖客户的信任，将他们套入险恶的股市。经此一难，“投资阶级”对既有体制失去了信心，失去了对风险投资的胃口，开始把钱存到银行的账户中。
这种投资者的“信仰危机”，正是美国经济恢复时首先要面临的问题。财长奥尼尔在安然丑闻之后指出：“我们需要修复我们的体制，但我不相信我们的体制破败了。我们的资金成本(capitalcost)是世界上最低的，因为我们展示了投资者的钱在我们这里是安全的。”不错，１９９０年代乐观的投资者不假思索地把钱抛进股市，CNBC等几个电视台像转播美式足球一样转播股市行情，推广股市文化。于是人人持股，个个想品尝一下当老板的滋味，在经济繁荣期分得资本拥有者的一杯羹。企业因此融资容易，一些过去甚至根本不可能开张的买卖，居然也得到用不完的巨额投资。结果，几百万个工作被创造出来，生产力急剧高涨，经济迅速扩张。但如今的情况正好相反。虽然经济已走出衰退，股市涨势却十分平缓，投资者仍然裹足不前。长此下去，资金成本就会上升，企业融资不易，最终影响长时段的经济增长。
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RobertShiller著有《非理性的繁茂》一书，指出股民投资中非理性的乐观情绪所带来的祸患，成为2000年的最佳畅销书。他称与这一非理性的乐观相伴的现象，即爬得越高，摔得越狠：　1929年股市坍塌后，直到1958年才恢复到原有水准(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在这期间，股市的平均年投资回报率只有0.4%，而１９９０年代的投资者早已习惯了25%的回报率。大多数经济学家不相信历史会如此残酷地重复。但当一般的投资者知道大企业的经理们可以轻易欺骗股民，审计公司又串通为之遮掩，金融分析家和媒体一味为之抬轿后，他们若再进股市，当然要三思而后行。
不仅是这些国内的个人投资者如此，国际金融界对美国也不乐观。根据美国政府提供的数据，２００２年头两个月，外国投资者在华尔街仅购买267亿美元的股票和债券，而去年的购买量达1000亿美元之多。根据MerrillLynch的调查，在世界300家金融机构的经营者中，近三分之二认为华尔街是世界五大股市中最被过高估价的股市。GoldmanSachs估计华尔街的头五大投资银行将比极盛期少挣20亿。这一前景必定影响人们对美元的信心。正如一位金融家指出的："这是一个信誉产业；信誉是它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如果华尔街丢掉了信誉，就必须投资把信誉拿回来。没有信誉，一切都是空谈。”
这也是为什么在后安然时代，“企业规制”(CorporateGovernance)成为美国经营管理的流行用语。“企业规制”意味着一套法律、规章及其实施机制，包括财会审计规范、企业运营的透明性、利益冲突的防范等等，来塑造健康的资金市场和企业运营，使企业的个别经济行为能够有利于而非有害于社会公益，使投资者的利益能够得到保护，进而重建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全球经济的形成，更使“企业规制”成为一个国际化的概念，需要世界各国的政府、企业共同参与建造。在这方面独领风骚的耶鲁大学商学院院长JeffreyGarten最近撰文指出，随着全球化的展开，各国经济进一步融合，建立“企业规制”的国际标准已势在必行。因为华尔街上市的许多股票属于外国公司，即使美国清理了自家的院子，其他国家的金融体制的漏洞，同样会伤害美国的投资者。为此，以倡导“在社会责任感之下做生意”为宗旨的耶鲁商学院，成立了“全球企业规制研究所”(GlobalResearchInstitutionforCorporateGovernance)，探求在不同的制度之间，如何建立一套全球性的机制以规范和协调资金的流通与分配。Garten这位在美国商界有巨大影响的人士已经给我们传达了明确的信息：　不提高你的经营与市场规范，你就将可能被排斥在全球化的资金市场之外。比如，中国经济如果想在世界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必须达到两个标准：　一是提高企业经营水平，一是能够在华尔街这样的世界金融中心获得资金。毕竟美国是世界上资本最集中的地方，中国的企业需要大规模在华尔街融资，才可能有望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但是，如果中国的金融体制达不到国际标准，就会被排斥在国际金融市场之外，上述的远景就无从谈起，中国的企业在WTO之后与有华尔街财源所支持的外国大企业竞争时，就永远要打逆风球。

第一部分 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开场第9节  CEO：现代王侯

多年前，周游了美国的法国贵族青年托克维尔完成了他的绝世名著《美国的民主》。在开篇中他这样写道：　美国代表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文明。这种文明的核心精神就是平等。在旧大陆，人们还习惯于王侯、贵族们统治的世界，人与人之间等级森严，下层民众没有机会和贵族们竞争，人们的收入差距也异常悬殊；而在美国，每个人都可以在平等的起点上竞争。在市场之中，王侯、贵族有如粪土。大家的收入比起欧洲来，也远为均等。于是他预言，美国所代表的这种平等精神，将是人类的未来。
今天，如果托克维尔还能周游美国，他又将作何感想呢？２００１年，美国大企业的CEO的收入，要比本企业职工的平均收入高出400多倍，而这还是在他们大规模减薪后的水平。在2000年，CEO的收入比本企业职工的平均收入高出530倍！更糟的是，许多大企业的总裁是在自己的企业不断赔本、员工不断丢掉工作的情况下，大张旗鼓地为自己加薪的。在美国，还有平等的精神吗？
最近，安然、世界电讯等大企业的老板开始得到报应，正在等着受审、蹲监狱。人们对他们从本企业职工和股民那里盗窃巨额财富的行径，都已不再陌生。但是，那些好老板，就真值那么多钱吗？当朝的财长奥尼尔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毫不犹豫地说：　值！因为他本人就是这样一个老板。在当财长前，他是AluminumCompanyofAmerica的总裁。他挣的钱是如此之多，以至切尼代表布什请他出任财长时，他一百个不愿意。别的不说，到政府里当部长，他个人的经济损失估计就有２５亿美元。他自己不在乎，因为他已经有的钱一辈子也花不完。于是他把孩子们召集到一起，问他们在乎不在乎，因为“这是你们的钱”。等孩子也说不在乎后(大概他们一辈子也用不完老爸的钱)，奥尼尔才肯接任。再看布什的几位重臣：　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是G.D.Searle&Co.(一家药品公司)和GeneralInstrumentCorp.的CEO，白宫首席阁僚AndrewCard是美国汽车生产联合会的主席和CEO、通用汽车公司负责与政府关系的副总裁，商务部长DonaldEvans是得州的石油与天然气公司TomBrownInc.的CEO；切尼更不消说，是HalliburtonCompany主席、总裁和CEO。这群人，哪个不是肥得流油！奥尼尔怎么能不为“好老板”说话呢？
然而，在后安然的时代，不仅坏老板的丑闻不断，好老板的丑闻也开始浮现出来。最近JackWelch这一曾经在1999年被《财富》评为“世纪经理”的经营之神，开始受到媒体的审视。
JackWelch与前安然总裁KenLay这样的破产总裁不同，至今仍然被认为是美国最优秀的经营大师。在他出任GE总裁20年间，GE的价值由130亿美元上升到5000亿。他的回忆录不仅谈经营，而且包含颇多的人生教诲，多年来一直是美国的最佳畅销书。他自己也被认为是有道德、守规范的正人君子，几乎成了美国公众的情人。但他这种征服一切的魅力，开始给他找了麻烦。2001年底，美国顶尖的财经杂志《哈佛商业评论》的首席资深编辑SuzyWetlaufer在采访他时，双方落入情网。这一风流艳事的直接后果，是SuzyWetlaufer被部下以“把个人的私生活与公共职责混为一谈，破坏了杂志的客观性”为由而逼得辞职。JackWelch作为一位66岁的有妇之夫，因为与这位42岁的风云女性有染，只好开始和比自己年轻许多的第二任妻子办理离婚手续。
事情到此，本应该结束了。但那位离异的妻子却并不罢休。她离婚得到的补偿，是从JackWelch那里每月拿到3万多美元的生活费用，一年也就40万美元上下。她认为，这笔钱远远不能维持她作为JackWelch妻子时所享受的生活方式。于是，她在离婚的法律文件中，开列了JackWelch的各种隐性收入，即他退休后从GE享受的各种无偿服务。
这一文件一公布，举世哗然。JackWelch已经于2000年从GE总经理的位置上退下来，但他的退休待遇之豪奢，却令人难以置信。比如，他退休后，还将从GE免费享受公司的专机(波音747)、篮球和棒球的球票(当然都是为特权阶层预备的高级包厢)、纽约能够眺望中央公园的豪华公寓，甚至包括所有的食品、洗衣服务和报纸。简而言之，他一分钱不花，就可以当个地道的富豪。也怪不得他妻子会觉得离开他后，仅仅几十万美元根本无法维持这样的生活方式了。
凭什么在一个退了休的人身上如此挥金如土？GE的股民对此为什么毫无所知？那些不风流也没有离婚的总裁们又是如何挥霍？人们如何对之监督？更重要的是，这笔巨额开支是如何记入公司的账目？是否有逃税之嫌？证券交易委员会知道众怒难犯，不敢怠慢，立即宣布对此进行调查。
面对舆论压力，善于利用媒体的JackWelch也马上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称他没有做错任何事，他所得的都是他自己挣的；他的退休待遇，比起GE最初的方案来，实际上还是给GE省了不少钱。不过，考虑到他和GE的公众形象，他还是决定支付一些他所享受的服务的费用。
要证明JackWelch违法，恐怕不大可能，因为他根本没有这么干的必要。他享受的待遇，是GE甘心情愿给的。这种穷奢极欲的合法性，才是事情的荒唐之处。JackWelch的个人财富接近10亿美元，他根本不需要GE为他花钱订报纸、买早点、付洗衣费。还是著有TheIrrationalQuestforCharismaticC.E.O.s一书的哈佛大学教授RakeshKhurana一语道破了天机：　JackWelch的退休待遇，其实就与过去国王的王袍、王冠一样，是维持至高权力的神秘性的道具。
在初民社会，人们需要一种具有charisms的权威来统治。所谓charisms，最原初的意思是“神灵赋予的天赋”。有了这种东西，才能堂而皇之地替天行道。进入现代以后，西方诸国实行了民主政治，社会生活与经济运行越来越理性化，这套神秘的权威也失去了过去的土壤。二战后，美国典型的CEO是那些在企业科层制中一级一级爬上来的管理人才。他们在公共社会中的名气，并不比他们的秘书和牙医大多少。
然而，１９80年代风气一变。随着个人投资的增长，股民集团迅速崛起。最近的调查显示，在1983年，美国只有19%的家庭及42%的成年人持有股票，如今这两个数字已经涨到了49%和84%。投资几乎成了一个人人参与的“大众体育”。而股民的金融知识不足，赚钱的热情甚高，于是出现了类似初民时代的狂热和蒙昧。媒体开始用一些宗教性的词汇来界定企业。什么“使命”、“远见”、“价值”等等，成了企业界的惯用词汇。人们开始用“神灵赋予的天赋”来打扮企业总裁，使他们对股民有更大的号召力。
美国式的个人主义，则更加助长了这一倾向。美国人喜欢把任何事情都加上一个“人的面孔”(humanface)。任何企业的成功，都被视为是优异的个人品性和个人奋斗的结果。这就如同改革前国内的文学教条动不动就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一样。结果，大家辛辛苦苦努力的果实，全归了总裁这个“典型人物”。1979年就任克莱斯勒公司总裁的LeeLaccocca，可以说就是第一位这样被造出来的神奇的CEO。
他的自传译成中文后也在国内风行一时。美国是个尊重个人财产的国家。既然社会认为企业的成功是总裁的一人之功，总裁们也当仁不让地把大家创造的财富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于是奥尼尔也好，JackWelch也好，都可以恬不知耻地对公众说：　我就值这个钱！他们享有足够的合法性。
记得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有一段议论，说战场上的许多事情都是战士而非将军决定的。比如当将军发现自己的阵线开始溃败时，无非是说：　顶住！但没等他说，士兵已经在那里“顶住”了。他传出的命令根本到不了士兵那里，常常是无关紧要。这也无怪托尔斯泰笔下的英雄既不是拿破仑，也不是库图佐夫，而是中层的军官安德烈了。
在日常的企业经营中，总裁们显示自己神奇魔力的机会比起变幻不定的战场上的将军来就更少了。企业的运转一切都按部就班，大部分创意来自基层员工，大部分问题也是由基层员工发现并解决，甚至根本不为总裁所知。GE的成功，如论者所指出，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制度的成功，包括选拔总裁的制度，而不能归之于一个人的魔杖。更有讽刺意味的是，JackWelch以擅长精简人员、节省费用著称。也就是说，他的成功是建立在许多人丢掉工作的基础之上。这在企业管理上没有什么可指责。不过，一个狠心裁掉那么多人的老板，对自己的费用至少从道德上讲应该也手头紧一些吧。
美国现在需要的，不仅是制度改革，而且是一场“经济启蒙”。康德曾指出，启蒙就是要人们获得通过自己的理性对世界形成认知的能力。当年欧洲的启蒙主义戳穿了君主、贵族权威的神秘面纱，使托克维尔这样的先知先觉者感受到了美国平等精神的力量。如今美国的股民，也需要通过经济启蒙，识破那些“经营大师”、“管理之神”的神话，通过自己的理性，影响经济的运转，捍卫自己的利益。

第二部分 美丽的资本主义？第10节  美丽的资本主义？

——安然破产与美国政坛的大地震
众所周知，“9·11”把布什塑造成了一个真正的总统，甚至使他颇有些王者气概，在国内外政治中，很少有人能向他挑战。然而，２００１年年底，美国第七大企业安然(Enron)公司宣布破产，造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案。如今，安然案几乎天天占据各大报的头版。各大电视网的晚间新闻，也出现了连续几天把安然案摆在阿富汗战争前面报道的情况。美国的政治风向，已开始由国际转到国内。安然破产所引起的政治冲击波，可能会把布什威武的反恐怖战袍吹掉，使他回到“9·11”前的弱势地位上。
安然是能源工业巨头，在１９９０年代末，势力如日中天，年收入最高时超过了1000亿美元，比当时新加坡的GDP还高，可谓势可敌国；如今却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仿佛一个繁荣的中等工业国家一下子沉入了海底，听起来活像是幻想小说，难以让人置信。然而更重要的是，安然的破产是一个大丑闻，甚至是重大的经济犯罪。当安然开始每况愈下时，其高级经理层封锁消息，安然所雇用的会计公司安达信甚至紧急销毁安然的一些账目。同时，这些总裁、经理们趁着被欺骗的公众还未意识到安然的问题时，在破产前大笔抛售自己手中安然的股票。从1999年至2001年中，29位安然的总裁和高层人士抛售了1730万股股票，获得了11亿美元的收入！公司总裁莱依(KennethL.Lay)抛售股票350次，挣得1亿多美元！他手中的股票多是以86美元一股出售的，但今年初，同样的一股还不值70美分，最后干脆被停止出售。安然的前总裁帕依(LouL.Pai)抛售500万股，挣得３５亿多，等等。与此同时，这些自己正在想方设法金蝉脱壳的领导层，却信誓旦旦地告诉自己的职工：　安然的形势一片大好，不要放弃本公司的股票。到了最后关头，本公司的职员竟被禁止出售自己手中的股票。而安然公司职工的退休金，有一半多(总计12亿美元)都押在安然的股票上，如今血本无归。有些快退休的职工，眼看着自己干了一辈子积下的上百万美元财产一夜之间泡了汤，在国会作证期间不禁失声痛哭，其情景惨不忍睹。
然而，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安然的头头脑脑，几乎全是布什和其阁僚的朋友及支持者。从当年竞选州长到后来竞选总统，布什都从安然得到大量的政治捐款。布什的许多阁僚，在进政府之前还在给安然当顾问。比如，布什的经济顾问LawrenceLindsey，在入阁前给安然当顾问，每年为此领取５万美元的佣金；布什的总统资深顾问KarlRove至少拥有价值１０万美元的安然股票，并在2001年6月前抛空；美国的贸易代表RobertZoellick曾是安然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每年的佣金也是５万；美国陆军参谋长ThomasWhite曾任安然的副总裁，拥有价值５０００万至１亿美元的安然股票；司法部长Ashcroft因过去接受过安然的大笔政治捐款，这次竟不得不回避参与安然案的审理。更引人注目的，副总统切尼曾是Halliburton公司的总裁，他的公司在休斯顿建造了新的棒球场：　安然球场(EnronField)。２００１年一年，切尼与安然的决策者们开了至少４次会议，讨论能源问题。在布什上台之初，以切尼为首的布什阁僚起草了“国家能源政策”，预计到2020年美国的能源需求将增加32%，因而要大大加大石油、煤炭、天然气的生产，而在这一野心勃勃的能源计划背后，安然是个主要的推动者。２００１年，就在安然破产几星期前，布什政府积极介入安然和印度政府关于一所合资电站的23亿美元的纠纷，希望安然在绝境中能拿到这笔钱。11月8日，就在安然总裁莱依打电话给财政部长奥尼尔求救的当天，切尼还在和印度官员交涉，并转达了布什对印度总理的吁求。布什政府想和安然划清界线，几乎没有可能。
安然的总裁在破产前，频频给商业部和财政部打电话，寻求帮助，但都空手而归。布什政府以此争辩说：　我们并未介入安然事务。而商业部长声称他从来未将安然的事通告布什，因为他认为当时总统正忙着阿富汗战争，不应为一个公司的危机而分心。布什的经济顾问也声称，安然的破产正反映了“美丽的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　公司在市场上自生自灭，政府不加干预。然而，许多批评者指出：　安然的领导层与政府频频通话，说明政府早就知道安然的麻烦，但却不及时通知公众，采取了一种“不盘问，不声张”(Dontask,donttell.)的政策，等于默认安然诈骗股民和安然职工的财产。更有人指出：　遇到这种危机，凭什么安然的总裁一个电话就能打到商业部或财政部？赔得最惨的安然职工想给政府打电话，有人会理他们吗？政府是谁家的政府？
安然丑闻爆出后，共和党的政客和评论家不余其力地为布什政府辩护，《每周正论》(WeeklyStardard)的保守政治评论家DavidBrooks甚至声称，布什政府在这一案中是英雄！安然的总裁莱依在破产前频频给财政部打电话，要求营救；但财政部的官员，特别是一个叫PeterFisher的官员，明明知道这是总统和副总统的朋友来求情，却能坚持不介入，维护了政府的清廉公正。财长奥尼尔和布什的经济顾问们也搬出了共和党的看家哲学，声称公司在市场上自生自灭，乃是资本主义运行规则的一部分。政府在这方面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
然而，这一套辩护在不断暴露出来的内幕面前显得越来越软弱无力。莱依打电话求救时，安然早就大势已去。布什的顾问们并不难计算出这时与安然搞在一起会闹出政治丑闻。那位PeterFisher在回绝安然之请时，也许是接受了指令。事实证明，即使是政府高官，常常也得罪不起莱依这样的共和党衣食父母。比如原来的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主席CurtisAshertJr.，他一上任莱依就给他打电话，告诉他如果他能够向安然所持的放松能源管制的立场靠近的话，“你就会享有我们长久的支持”。不料这位CurtisAshertJr.视这一电话为对他
个人的侮辱：　我堂堂的政府官员，岂能看你的脸色行事！拒绝改变立场。但是没过多久，布什就把他撤掉，从老家得克萨斯召来了一位受莱依支持的能源管理官员担任此职。
布什执政仅一年，安然的人就被安插到政府的各个部门，乃至直接管理安然的政府机构的首脑，都要由莱依亲手帮助选定。结果，安然从政府支持的经济振兴计划中拿到254亿的公司税收的退款(corporatetaxrebate)。更荒谬的是，拿到这样一大笔退税的大公司，在过去5年里，竟有4年通过900家海外子公司逃避支付任何所得税！甚至在与能源无关的干细胞研究中，安然也一展手脚。去年布什宣布联邦政府不支持干细胞研究，但不反对科学家运用已有的干细胞进行研究。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决定。右翼势力和宗教组织要求政府反对任何干细胞的研究；科学界则要求政府积极推动这一研究。知道这一研究能够帮助治疗前总统里根的老年痴呆症的里根夫人，也致信布什，要求他的支持。结果布什作出了这样一个妥协性的决定。一些顶尖的科学家批评此举严重妨碍了医学研究的进步，但布什政府竟奇迹般地获得了休斯顿的M.D.Anderson癌症研究中心的JohnMendelson的公开支持，声称已有的干细胞足以维持医学研究的需要。原来，这位名叫JohnMendelson的权威人士，是安然董事会的成员。他的癌症研究中心，每年从安然得到60万美元的资助。
面临安然丑闻，布什当然对安然无所不在的影响感到不安。在被问及他与莱依的关系时，这位以直来直去著称的总统也不免躲躲闪闪，甚至说起瞎话来。比如，他称他与莱依1994年才认识，其实他们俩早在1992年就已相识。他还称莱依在当年他竞选州长时支持他的对手即在任州长Richards，但莱依去年就在电视上说他当时支持的是布什。而且根据记录，1994年布什竞选州长时，安然捐给布什的钱比捐给其竞争者Richards的钱要多一倍。这样故意淡化与莱依的关系，当然是为了表明政府不受安然利益的影响，不免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
其实，早在1988年，当老布什正在竞选总统之中时，这位小布什就给阿根廷的公共工程与服务部长RodolfoTerragno打电话，以一个未来美国总统之子的口气，向部长施加压力，要求他把一笔几亿美元的天然气管道工程项目交给安然公司。当时，阿根廷正在考虑建造一条跨越全国的天然气管线，以从智利进口天然气。几家美国公司对此有兴趣，安然仅是其中之一。但是，安然在阿根廷的代理要求阿根廷的国营天然气公司用极低的价格销售安然的天然气，并且只提供了半页纸的项目计划，毫无实际内容，使主管的部长Terragno很难对之进行认真的考虑。于是引来了小布什的电话。这个电话之后，美国驻阿根廷大使TheodoreGildred，一位由里根任命的加州的富有企业家，也突然造访。这位大使过去一向都对阿根廷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把工程合同交给美国的公司，但是这次则有些微妙的不同。虽然几家参与竞争的同是美国公司，但大使不失时机地指出：　安然受到小布什的支持。Terragno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政客当然知道这里面的奥秘。他事后指出：“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信息：　干小布什要你干的事，这将有利于两国关系。”
可惜，Terragno对安然说了“不”，他所在的Alfonsin政府，一年后就下了台。新上台的继任总统CarlosSaulMenem是布什总统的好友，他的政府很快就同意了安然的计划。在他的就职仪式之后，老布什的另一个儿子尼尔·布什(NeilBush)就和这位新总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起打高尔夫球，颇引起媒体的注意。阿根廷的议员们抱怨说Menem总统在没有进行经济可行性研究之后，就批准了安然的计划。1987年，尼尔·布什在阿根廷为自己的石油公司建立了一个子公司，生意自然可想而知。后来包括Terragno在内的阿根廷议员质问Menem总统是否知道小乔治·布什企图用他爸爸的名义在阿根廷大捞一笔，Menem总统迟迟不答。
安然的老板莱依是老布什的老朋友和其政治生涯的主要资助者，颂扬老布什是“能源总统”，因为他促成通过的1992年能源法案迫使动力公司用安然的电力。1992年老布什竞选失利，阁僚们跟着失业，安然马上把他的国务卿JamesBaker和商务部长RobertMosbacher聘为安然的顾问，领得丰厚的工资。1993年，老布什为庆祝海湾战争的胜利访问科威特，已为安然所雇的Baker和Mosbacher自然也一道前往，向科威特推销安然的项目和产品。结果引来了海湾战争总指挥NormanSchwarzkopf的尖锐批评。这位将军自己把科威特政府送上门来的几百万美元的优惠生意推掉，豪然说：“我代表的是54万美军士兵，不是私人公司。他们为国在科威特出生入死，我绝不用他们的牺牲养肥自己。”但Baker等人并不因此知耻。通过Baker的安排，安然在重建科威特中大发横财，迅速上升为势可敌国的环球能源业巨头，并与ShellOil等大公司一道，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波兰、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赢得了大笔的天然气管道和发电站的合同。JamesBaker和莱依还安排前苏联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接受由设在休斯顿的莱斯大学JamesBaker公共政策研究所授予的“安然奖”，表彰他们优异的公共服务。据说这一安排与当今的阿富汗战争一样，都与安然为赢得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在发展石油和天然气方面的合作有关。
等老布什退役后，小布什成为安然的首选代理人。1994年小布什竞选得克萨斯州州长，安然以各种方式捐助至少10万美元。2000年大选时，安然对小布什的捐助据估计达2亿美元之巨。小布什周游全国进行竞选，乘的是安然的飞机。到了年底佛罗里达的计票战中，安然又派出自己的王牌律师，即JamesBaker亲临督战。后来果然赢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把布什推进白宫。
这官商合一的裙带关系并不仅限于安然。据《纽约时报》报道，老布什和JamesBaker还在CarlyleGroup领工资。CarlyleGroup是一个以华盛顿为基地的军工巨头，由前国防部长FrankCarlucci领导，并从美国陆军那里赢得了200亿美元的军火合同。令人吃惊的是，在“9·11”之前，拉登家族也在这一企业大量投资，引起人们的愤怒。
尽管布什的手下采取了将总统与此事隔离的策略，使布什的声望还未受到致命的损伤，但布什的阁僚们，许多人已经成了“嫌疑犯”，而媒体上已在连续不断地讨论安然的领导层是否应该下监狱的问题。参议院政府委员会主席、当年戈尔的竞选伙伴JosephLeiberman领衔调查这一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商业丑闻。他如果表现出色，就会为他将来在大选中挑战布什打下良好的基础。民主党人心里全明白：“9·11”成全了布什，使这一瘸脚鸭变成了强有力的总统，乃至批评他两句都会引起选民的反感，真是哑巴吃黄连。安然案则为民主党提供了一个还布什以本来面目的机会，即还布什以“9·11”以前的面目。“9·11”以前的民调显示：　67%的选民认为大企业在布什政府中影响太大，64%的选民认为能源工业的权力太大，72%的选民认为富人左右着白宫。这正是为什么表现不佳的戈尔仍能在全国得票多于布什的原因。美国人民本来并不信任布什。可惜，“9·11”使这一“布什代表富人”的印象烟消云散。民主党正是要复活这一印象，这次即使不能直接触及布什，至少也要抓住安然不放，提醒选民当今的白宫在为谁服务。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TerryMcAuliffe的话说：“安然就是布什政府管理经济的象征，他们完全被装在大公司的口袋里。”
共和党内也不安定。布什的宿敌、因“9·11”被媒体冷落的麦凯恩借机再起，重提让布什头痛的政治献金改革案，因为安然丑闻正好说明了要控制金钱在政治中的运作的必要性。安然虽然主要给共和党捐助，实际上对所有政客都加以打点，乃至许多民主党人也与安然有染。领衔调查安然的Leiberman就接受过安然的政治捐款。在安然的总部休斯顿，各派政客乃至法官都与安然关系密切，乃至许多人不得不在调查中避嫌，致使在当地凑不齐“干净的”调查人员。自己也拿过安然钱的麦凯恩借此发难，布什再不可等闲视之。总之，“9·11”之后，安然丑闻可能根本上改变美国的政治风向，而２００２年又赶上议会和州政府的中期选举，民主党将抓住机会，逼着布什去打逆风球。他因“9·11”而占的便宜，该到此为止了。

第二部分 美丽的资本主义？第11节  布什丑闻考略

没有良知就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品格就没有财富。”这是布什不久前在华尔街对1000多企业界人士的训示。这句话并不是他的发明，而是从100多年前的银行家JohnP.Morgan那里抄来的。Morgan早年在伦敦他父亲的金融事务所中供职，1860年在纽约组建J.P.Morgan&Co.作为他父亲公司在美国的代理。1879年，他变成了美国铁路业发展的一个关键性财源。当时的铁路新经济在美国兴起，带动西部开发，于是有了类似今天的“IT泡沫”一样的“铁路泡沫”，有了安然、World．Com一样的一系列金融丑闻。在当时的“牛仔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政府没有能力授权来控制新经济的混乱发展，Morgan却有办法：　他控制着银行。当时新兴的美国经济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铁路的高速扩张，钱要从金融之都伦敦来，而Morgan通过固定资产的抵押和他所谓的“道德责任”来保证投资者的利益。当他所支持的公司破产后，他马上把公司接过来，重整财政，清还债务，了结官司，解雇经理，雇用新人，监督公司的财务运转，有时不惜卷入其中几十年，直到公司重新开始赢利，投资者得到回报。
Morgan理财虽然很受争议，但他却能忠实地监管着成千上万分散的中小投资者的财富，保证他们的回报，使欧洲的资本源源不绝地流入美国。1912年，国会一个调查委员会的律师问他银行是否只应该给那些已经有了钱和财产的人提供贷款时，他坚决回答：“不是，先生，首先要看的是品格。”那位律师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又把问题重复了一遍。Morgan用维多利亚式的语句一板一眼地说：“我信不过的人不要想在基督的土地上拿到我的一分钱！”他的“品格”在丑闻席卷美国之时，为金融界建立了急需的信誉，成为美国繁荣的基础，所以在今天的金融丑闻中，仍然是人们追求的楷模。
布什把Morgan的话修饰得更漂亮。他还具体提出了10点建议，要求延长犯欺诈罪的公司领导人的刑期，宣布组建由司法部副部长汤普森领导的专门机构，调查并检控公司的刑事犯罪活动，大幅度增加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经费，使之能更有效地调查金融犯罪等等，以求恢复人们对股市的信心。结果如何呢？他话音未落，华尔街股市就开始了急剧下跌，其中上周三在连续三天的股市下跌中跌得最惨，造成了《纽约时报》所称的“一代最糟糕的股市坍塌”：　标准普尔500指数跌至920.47，净失32.36点，即3.4%，是1997年11月以来的最低点，比起其2000年3月的最高值来已经下跌了40%，在历史上仅次于1973年至1974年48%的下跌。纳斯达克指数则下跌到1346.01，损失35.11点，即2.5%，为1997年5月以来之最低。道·琼斯指数则下跌282.59点，跌破9000的心理大关，如今只剩8813.50点。如今，华尔街还处于一个跌势之中。
人们也许还记得，自从反恐战争以来，布什一直被欢呼为说到做到的总统，恢复了美国总统说话的信誉。但如今，也许没有哪个总统的话要比布什的华尔街讲话更不值钱了。为什么Morgan讲“品性”有用，布什讲就没有用呢？关键是：　Morgan是以一个有“品性”的人格讲"品性”，而一味热衷于“良知”、“品性”之类道德说教的布什，缺乏的正是他自己所鼓吹的“良知”和“品性”。他去华尔街时，他本人当年在企业界时的金融丑闻再次被媒体揭露出来，证明他自己的“良知”与“品性”，与安然、World.Com中的总裁、经理们没有什么两样，根本没有教训人的资格。
话要从头说起。1986年，布什不过是个在生意场上失败的豪门子弟。尽管他利用家族的关系操纵着几百万美元的投资者的财富，但却一无所成。他自己经营的七色石油公司(Spectrum7Energy)不断亏本，并且负债累累。这时，得克萨斯州的石油公司HarkenEnergyCompany成了他的救星。该公司出了惊人的高价，买下布什无用的公司。布什因此得到了Harken的20万股股票和董事会的董事一职。这一价格，其实买的是他的关系。
不仅如此，在1986年底和1988年，Harken又通过“股票选择计划”(StockOptionProgram)让布什先后获得80000和25000股的公司股票，共计105000股。为了让布什获得这笔资产，Harken为布什提供了两笔低息贷款，年利率只有5%，比常规利率7.5%要低三分之一，而且布什在8年之内不需要偿还本金。
1986年在这笔交易成交之初，Harken还要求布什最终承担偿还贷款的个人债务，因此布什用卖掉他的七色石油公司所获得的股票和同年通过“股票选择计划”获得的股票作为抵押。但是到1989年，Harken通知布什免除他的“贷款个人债务”，也就是说，布什手中20多万股本来用于贷款抵押的股票可以自由出售了。
Harken对布什如此优待，但可惜的是，尽管有了布什的关系，Harken还是经营不善：　1989年亏损巨大，1990年第一季度就亏218万美元，公司甚至面临着拿不到贷款的危险，股值从5美元跌到4美元多一点。于是，Harken只能使用后来安然使用的经典手法，靠作假账掩盖自己的亏损：　首先，Harken的官员下令：　除非证券交易委员会具体追问，否则不要透露公司1990年第一季度的财政情况；同时，公司内部的人用公司的钱创立一个貌似独立的企业，然后再让这个虚幻的企业以荒谬的高价买下公司的一些产业，为公司创造虚假的赢利，维持住股票价格。正是运用这一伎俩，一帮Harken内部的人，利用从Harken借来的资金，付给Harken的附属公司AlohaPetroleum一笔惊人的钱，创下1000万美元的子虚乌有的利润，Harken通过把这笔“赢利”计入公司的账目，掩盖了它1989年四分之三的亏损。而负责审计Harken账目的，正是安然、World.Com的会计公司安达信！
1990年6月22日，当Harken的股票被这样勉强支持住之时，布什抛售了他手中公司的212140股股票，即他所持股票的66%，价格是每股4美元，得利共计848560美元。当时，布什自己是这个公司的董事，是审计与公正委员会的一员。在他卖掉本公司股票仅8天之后，该公司宣布该年第二季度亏损2320万美元，比前一年同期多亏损8倍。不久之后，该公司的股票暴跌，原来4美元一股的股票，只值2.37美元；到了1990年底，股值只有1美元。
布什能够在此危难时刻金蝉脱壳，首先应归功于Harken免除了布什贷款的个人债务，使布什手中的20多万股股票有了脱手的可能。但是，这么一大笔股票不是想卖就可以卖掉的。能一下子抛光，即使不是个谜，也是个奇迹。当时，Harken对投资者没有什么吸引力，其股票在华尔街的买进卖出量甚低，每天只有1万股左右，还不及布什想卖的股票数量的二十分之一。他要卖，哪里去找买主呢？当时洛杉矶的一个经纪人打电话给布什，代表一个秘密的买主要买他的股票。这个买主是谁？至今没有人知道。白宫称布什本人也不知道。然而不管他知道不知道，人们需要记住的是：　布什当时是当朝总统的大公子，他从这笔交易中的收益，帮他偿还了他为买下得克萨斯流浪者棒球队(TexasRangers)所欠的50万美元的贷款，最终奠定了他个人财富的基础，也使他能够挤入得州的政坛。
按照法律规定，这种企业内部人士倒卖股票的行为，必须在买卖后第二个月的10日以前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出报告。布什却没有。他直到1991年3月，才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报告此事，比法定日期晚了34周，而且报告上只有签名，没有日期。为什么他只签名不写日期，白宫无法解释。这一问题，在他当年第一次竞选得州州长时就被媒体提出来。他那时解释说，他对证券交易委员会作了报告，但该委员会一定是把有关文件给丢了。如今，证券交易委员会1991年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被泄露出来，文件并没有丢！于是布什不得不改变说法。白宫新闻发言人Fleischer称，是Harken公司的律师犯了错误，没有能够贯彻布什的意志以及时上报这宗股票交易，而布什本人却以为已经报告了。这两种说法为何前后矛盾，Fleischer无可奉告。后来布什自己干脆说，他也搞不清当时是怎么回事。这已经是第三个版本了。
民主党人士及时指出：　布什作为该公司审计与公正委员会的成员，即使他不知道尚未上报自己的股票交易，但不可能不知道公司巨大的亏损情况。虽然白宫坚称布什在抛售自己的股票前没有得到任何内部情报，但目前的证据显示，布什6月份时已经通过公司的内部报告得知公司经营前景黯淡，公司的合作伙伴已经非常紧张，其中的一个报告预计公司将亏损420万美元。
布什自己狡辩说，我卖掉的股票，后来涨到8美元一股，翻了一倍。买我的股票的人发了财。但事实是，股票在他抛售后狂跌，1990年底触底，后来缓涨，在他抛售后的一年多后，一度涨到8美元，但这一高峰转瞬即逝，很快又跌至2美元以下，到1992年底维持在3美元的水平。没有一个金融分析家能够预测一年后的事，但几年后股票会跌，布什作为一个知道内情的人应该是清清楚楚的。另外，布什的发言人还说，布什知道的内部消息中，也不全是坏消息。其中有好消息。如当时Harken正在获得Bass家族的合作，参与开采巴林海岸的石油，有打入国际石油开采业之势。可惜，这一好消息公布后，Harken的股票只是略有上升，很快又跌了下去。毕竟，宣布开采和找到石油是两回事，投资者不会没有这样的常识。事实上，这一计划最终除了花钱在巴林海岸打了几个干枯的深洞外，一无所获。
白宫还把一切都推给证券交易委员会，因为证券交易委员会在1992年3月18日的报告中说，该委员会“不准备就这同一问题进行进一步调查或采取任何行动”。不过，证券交易委员会在给布什律师的信中明确指出，这“并不意味着该方(即布什)已经从此案中解脱，也不意味着经过调查后证券交易委员会将不采取任何行动”。一句话，这里面有没有问题目前还不清楚，但我们不准备查了。
为什么不查下去？人们不得而知。不过更有意思的是，当时证券交易委员会的Generalcounsel是JamesR.Doty，此公正是不久前刚刚代表布什抛售Harken股票的代理人，更不用说布什的父亲是当朝的总统了。而在调查中，代表布什的则是Doty的前法律合作伙伴RobertJordan。自家人查自家人，还有什么好查的呢？虽然Doty称他当时在调查中“避嫌”，整个调查是按常规进行，但此案最后不了了之，也不出人意外吧。至于那位Jordan先生，去年论功行赏，被布什任命为驻沙特的大使。这对于一个石油界出身的律师，当然是个肥缺。
如今布什跑到华尔街去教训人，要求停止企业内部人士的秘密股票交易，停止大公司给企业经营人员提供内部贷款，但他的个人财富乃至政治生涯，全是建立在这种秘密交易和内部贷款之上。更让人们感到疑惑的是，布什通过这些贷款而参与的“股票选择计划”，本来只是给公司的经营人员的。布什当时不过是个董事和顾问，严格地说不算是管理阶层，何以能摊上这一便宜？如此得了便宜卖乖，也怪不得他的话没有说服力了。

第二部分 美丽的资本主义？第12节  “自由女神”岌岌可危

恐怖主义者的飞机没有撞纽约的自由女神像。然而，如今美国的自由女神却岌岌可危。“9·11”之后，全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稍有头脑的人想说点不同意见，就频频受到压制。言论自由，受到了自麦卡锡主义以来最严重的威胁。
最近，最引人注目的案例是ABC新闻网晚间谈话节目“政治不正确”(PoliticallyIncorrect)的主持人马埃尔(BillMaher)面临的封杀。顾名思义，这一节目的主旨是嘲讽主流媒体和政界“政治正确”的作风。所谓“政治正确”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意义，就像中国当年动辄要“站稳政治立场”、“政治挂帅”一样，使人们迫于政治压力不敢说真话，只求说政治上没有麻烦的废话。马埃尔的节目之所以多年走红，就在于他敢说一些人们在正式场合不宜说的话。况且这一节目和其他晚间的开玩笑节目一样，带有浓重的喜剧色彩，大家一边讨论一边开玩笑，半真半假，嘻嘻哈哈。这一“不正经”的包装，更为大家“胡言乱语”提供了掩护。甚至在俄克拉何马城受白人至上主义者麦克维的恐怖袭击后，马埃尔还把一位最知名的白人至上主义者请来畅谈。一句话，在这里没有不能说的话！
然而9月17日则出了事。在谈论“9·11”的恐怖主义者时，马埃尔请来的嘉宾，来自代表大企业利益的AmericanEnterpriseInstitute的一位保守派人士DSouza，对布什将劫机者称为“懦夫”大不以为然。他说：“瞧瞧他们干的事！这些人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没有一个人退缩。他们全都把自己在钢筋水泥上撞得粉身碎骨。他们是战士！”马埃尔乘兴接过话来说：“我们才是懦夫。躲在2000英里外向人家发射导弹，这叫懦夫。而自己在飞机里一起撞在大楼上，玉石俱焚，这不是懦夫的行为。”
但马埃尔没想到，美国并不像他想像得那样自由。美国的政治常识是，每遇此类国家危机，一贯对外强硬的共和党保守派，可以信口开河。马埃尔的保守主义客人说了几句对自己的敌人有敬意的话，没人会大做文章。但从左翼的好莱坞自由阵营中出身的马埃尔就不同了。他此话一出，引来的抗议先不说，两家大公司AmericanExpress和Sears立即撤了对其节目的赞助，他本人不得不跑到电视上解释、道歉。一些地方台拒绝播出他的节目。ABC甚至一度取消了他这一大名鼎鼎的晚间压轴好戏，后来虽又推翻了这一决定，但在首都华盛顿还是不能播。白宫发言人佛莱彻在谈及此事时气势汹汹地警告说：“人们说话做事要小心点儿！"听起来颇像是个专制政权的新闻检查官。后来白宫大概觉得自己的形象不对，撤销了“说话小心”的警告。
其实马埃尔的话并不是他自己的发明。当年美国轰炸南斯拉夫，一位南斯拉夫的国民愤怒地对着美国的电视镜头说：“这群懦夫，躲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炸我们。有本事下来和我们面对面地拼杀！”在马埃尔受到围攻后，另一位左翼文人Sontag在《纽约客》杂志上又放一炮。她称“9·11”后，美国的电视广播充斥了“自以为是的胡言乱语和彻头彻尾的欺人之谈”。她接下来挑战说：“9·11”不是主流媒体所谓的“文明和自由受到了懦夫式的攻击"，而是美国具体的国际行为和国际结盟方式的后果，是对这一自封的超级大国的攻击。如果“懦夫”一词要用的话，就应用到那些在高高的天空上从人家完全打不到你的距离去杀人的人身上，而不应用在为了杀人自己也一块去死的人身上。我们可以随便怎么说那些恐怖主义者们，但如果仅仅谈勇气的话，他们绝对不是懦夫。
这样一番议论，使《纽约客》一下子接到100封读者来信，大部分是对Sontag表示愤怒。《华盛顿邮报》和《纽约邮报》对她也展开了围攻。不过，《纽约客》是美国数得着的大杂志，Sontag也是知名的大作家，对这样的压力还能抗一抗。那些“持不同政见”的小鱼小虾就惨了。《得克萨斯城太阳报》(TexasCitySun)的专栏作家古廷(TomGutting)批评布什在恐怖袭击后没有立即赶回华盛顿，却“像一个做噩梦后跑到母亲床上寻求安慰的受惊的孩子一样，在美国上空乱飞”；俄勒冈州的《每日信使报》(DailyCourier)的马克(DennisMack)也批评布什“仓皇出逃”。结果两人都被解雇。你怎么能把将敌人描绘成“懦夫”的大总统本人说成是“懦夫”呢？
根据权威的《韦氏辞典》(WebstersNewWorldCollegeDictionary)的定义，“懦夫”是指那些缺乏勇气，特别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恐惧，极不光彩地在危险和麻烦面前退缩的人。“9·11”时，布什刚从一个小题大作的逃亡中归来，自己本有“懦夫”之嫌，却在惊魂未定中称那些不要命的恐怖主义者是“懦夫”，怪不得那些瞧不上他的人要挖苦他一番。
不过，这场“懦夫”之争并不仅仅是咬文嚼字的游戏，而涉及了现代化战争的一个深刻的道义问题。由于美国的武器是如此精良，使美军的军事对手的武器，与平民手里的擀面杖、烧火棍已无本质的区别，在缺乏抵抗力这一点上，对手的军队与平民之间的界限已变得模糊甚至消失。过去的战争，由于大家的武器接近，而且是面对面地厮杀，任何一方要想杀人，自己就必须先冒着被杀的危险，或者要面对别人被自己杀死的惨相。这样对杀人的人多少有个制约。美军武器的现代化，等于把这一制约取消，杀人变得像玩电子游戏一般容易。当年海湾战争后老布什就公开地说，走在美国大街上的行人，也比在战场上的美军有更大的生命危险。这还叫战争吗？人性皆有恶的一面，需要制约。过去上战场，你要好好想一想：　我值得这样去出生入死吗？如果知道自己可能会死而还要去打仗，那么也许你真有一个什么伟大的目标，也许这仗还值得一打。但是，如果自己在毫无风险的状态下去打仗杀人，对杀人的意义和后果就不可能有深思熟虑，乃至会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轻易开杀戒。美国近来对毫无抵抗能力的对手动辄用兵，其消灭无力还击的敌人其实已和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有了许多类似之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军力越强而道德感召力越弱的原因之一。也无怪乎马埃尔等人觉得，至少那些恐怖主义者杀人时，还知道把自己的命赔上。而美军杀人如游戏，自己一毛不损，“格”比人家还低。
这次恐怖袭击，不仅是杀人害命，重创美国经济，而且也给美国冷战后的战争道德以致命一击。如果言论自由也因此跟着瓦解，美国的道德权威，就将永无恢复之日。

第二部分 美丽的资本主义？第13节  新闻管制：自由主义的危机

近日，美国5家主要的电视新闻网达成协议，决定遵循白宫的“建议”，今后将主动删编来自本·拉登和其追随者的录像声明，特别是要删除其中的“煽动性言辞”。而几天前，布什对部分国会议员“泄密”一事勃然大怒，威胁将减少对国会就军事和情报方面的例行通报。这两项措施，象征着美国新闻自由的严重紧缩。
“9·11”之后，不少媒体从业人员因言获罪，甚至因说出了不合主流意见的话而丢了饭碗，使言论自由受到严重威胁。不过，这些案例主要涉及的是民间媒体自身的行为，并无政府的行政干预的痕迹。“美国之音”台长之被撤职，也是因为他的职位在政府机构之内。这次的行动则不同：　政府开始直接干预民间媒体，控制信息的流动，而且干预的理由极为简单。
以电视新闻网“自律”的例子来看，白宫提出的理由有两个：　一是来自拉登的声明可能含有恐怖组织的暗语，原文照播等于为恐怖主义者之间的联络提供方便；二是这些声明中含有大量“煽动性的语言”，会助长恐怖主义的行为。但正如《纽约时报》的社论所指出的，恐怖主义者的暗语很容易从外国媒体或Internet中获得，他们根本不会依赖美国的电视新闻网。而在遭受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人正是需要了解这些恐怖主义者的政治诉求和哲学的时候，在这方面不应受到任何限制。至于煽动性的语言，难道白宫相信美国人民会听信恐怖主义的宣传吗？若这点自信也没有，还当什么自由的代言人？
布什与国会的冲突更是荒唐。让他火冒三丈的，主要是《华盛顿邮报》报道了情报部门告诉议员新一轮的恐怖袭击有“百分之百的可能”。《纽约时报》质问：　如果美国有百分之百的可能再遭恐怖袭击，难道这样的情报不正是美国人民应该掌握的信息吗？
这种新闻管制不仅在国内施行，甚至扩张到美国的国境之外。在中东，美国的攻势更猛。比如，美国已向卡塔尔政府施压，要求卡塔尔约束自己的电视台，不要播放拉登一方的言论。卡塔尔的新闻编辑大惑不解地说：　我们是对冲突双方的立场都给予报道，避免一面之词。我们播放拉登的镜头，但同时也有大量白宫和五角大楼的镜头。为什么只能播一面之词？为什么这种强制性片面报道的要求会来自一向主张新闻自由的国家？
其实，对于人们热衷谈论的西方的“文化霸权”，笔者也一直认为这是以自由主义为传统的西方文化的内在优势的自然结果，因为这种“文化霸权”主要还是靠话语体系建立的。换句话说，人家主要是“以理服人”。然而如今，美国政府竟放弃了西方文化惯有的基本自信，不是靠理念的自由竞争，而是靠赤裸裸的政治权力来统治全球的思想。笔者作为一个西方文化的学生，也不能不为之汗颜了。
这次恐怖主义者虽然在美国的心脏突发奇兵，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伤亡，但恐怖组织的力量，比起当年的纳粹德国和偷袭珍珠港的日本，还远远不如，更不用说被核武器武装到牙齿的苏联了。以头号捍卫自由的卫士自诩的美国政府，经此一击后就如此轻易地放弃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与其说是因为敌人的强大，不如说是“卫士”自身的软弱。
美国当代文豪布鲁姆(HaroldBloom)不久前曾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怎么读书，为什么读书》，对于Internet时代人们对阅读失去兴趣深表忧虑。他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特别谈到读书对政治家的作用。像华盛顿、杰斐逊等美国的建国之父，大多是好学深思之士，阅读广泛，有深刻的历史意识。美国这样一个全新的自由制度建于他们手上，让后人受益不尽，也不足为怪。如今美国的政治家，包括总统，越来越不读书，治国为政越来越缺乏远见，缺乏历史感，往往只图一时之便，而抛弃了基本的文化信条。而美国的一般国民，人文素养日跌，识字率还赶不上200多年前开国之时(当初为了读《圣经》，识字率颇高)，对自己所传承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主义传统，越来越缺乏历史意识。最近一位刚从剑桥来的英国史教授对笔者抱怨说，他在美国的文化精英之中，竟不得不解释为什么要读英国史。如今赶上这位当年在耶鲁睡过4年而后来主要靠没上过大学的人的选票当上总统的布什少爷，你能指望他摆脱公共舆论的压力，不图一时之便，高瞻远瞩地去捍卫西方文明的基本价值吗？美国的保守势力，口口声声地要向世界传播西方文明，但如今在他们手上，西方文明可以说是受到了致命的一击。
在当今的世界上，有许多国家急需扩大言论自由，并且也正在向言论自由的方向艰难地移动。但如果美国带头搞起新闻管制，等于给世界上所有言论自由的敌人以最有力的支持。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民主政治的后进地区，自由主义将面临深重的危机。

第二部分 美丽的资本主义？第14节  “9·11”改变了美国？

美国著名的电视新闻主持人TomBrokaw曾出版了一本记述二战时慷慨出征的年轻美国人的书，题为“最伟大的一代”。该书出版后，一直被列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最佳畅销书排行榜上居高不下。二战时的年轻人，因而被封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代人。“9·11”之后，Brokaw与一位刚刚参加完自己同事葬礼的消防队员谈起这场大悲剧。当他们谈话结束并已经说了再见时，那位消防队员突然拉住Brokaw的手，语调决然地说：“Brokaw先生，你就等着看我们这代人吧！”言下之意，在这场劫难后，该我们这代人做出些伟大的事业来了。
“9·11”之后，民族主义席卷全国，这样的动人故事数不胜数。媒体自然也大肆渲染，似乎美国经此一难，全民精神上获得了升华。一位政治专栏作家甚至声称：　如果布什总统号召美国人民把冬天的室温调到20度以下，以节省能源，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那么冬天习惯于把室温烧得像初夏一样的美国人，会毫不犹豫地把家里变成个冰窖。如果总统以身作则，砍掉自己10%的薪水，并号召大企业的首脑效法，以防止更多的人被解雇，那么一定也是从者如云。一句话，“9·11”的悲剧使美国人变得更加无私，更加团结互助，更愿意自我牺牲，足以来一场精神“大跃进”，一劳永逸地解决许多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
可惜，被悲剧唤起的这种理想主义，常常会在现实中跌得粉碎。“9·11”之后还不出一个月，人们就发现，被压在废墟下的世贸中心地下购物中心的钱柜竟被人撬开，许多贵重物品不翼而飞。在世贸中心倒塌后，这种地方除了救援人员之外不可能有任何人能进得去。最近，受害者家属为了分补偿金一事又闹得不愉快。一部分救援人员的家属认为自己应领更多的钱——因为自己的亲人是为救别人而死——而不是世贸中心的工作人员。结果惹得别的受害家属大怒：　同是受害人，怎么能再有该死与不该死之分？任何工作都有风险，同是因公殉职，为什么有人的命要更值钱？布什政府对爱打官司的国民的“天性”似乎是了如指掌，急忙宣布政府要给每一个蒙难者家属一大笔补偿金。在一段时期内，这些家属必须作出选择：　是要这笔政府的钱，还是自己打官司去找保险公司、雇主或其他有关部门要赔偿。政府力图说服大家：　还是拿政府的钱最合算。否则，若是几千人都打起官司来，又不知要弄得多少公司破产，消耗多少社会资源。当然，那些家属们是否领政府的好意，是否有几个要借死去的亲人大赚一笔而打起马拉松的官司来，还要再等等看。
而最触目惊心的，是12月初发生在新泽西州Middletown的大规模拘禁教师的事件。这个61万人的中产阶级小镇，在“9·11”中共有34位居民丧生，是受打击最重的社区之一。在劫后，当地居民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邻里之爱。他们互相帮助，互相安慰，大笔的捐款源源不断地流入受害者家庭。一时间，Middletown成了“9·11”之后的模范镇，频频被媒体报道。但进了12月，风云突变。当地中小学教师工会因和当地教委会就教师的工作合同问题的谈判破裂，宣布罢教，17所学校的1万多个孩子一下子失学。刚刚恢复正常生活和工作的居民，措手不及，为了找人临时看孩子而焦头烂额。当地法官勒令教师立即回校复教不果，竟在一周之内，以蔑视法庭罪将225位拒命的教职员工送进监狱，造成了美国自1970年代以来最大的一起大规模囚禁教师事件。工会虽然在12月7日星期五宣布复课，使被囚禁的教师全部获得释放，但这一决定完全是在高压下低头，教师们既没得到他们所要的工作合同，也非甘心情愿地回到教室。被关押的教师，有的急于参加儿子的婚礼，有的因入狱后血压升高，不得不为获释而同意复课。有4位教师，为了不进监狱又不肯低头复课，干脆在法庭上宣布辞职。
事情的起因是当地教师工会和教育委员会之间关于教师工作合同的纷争。往年，每个教师只需为自己的医疗保险付250美元。如今教委会要求教师付860美元，并在今后每年涨7%，惹得教师们大怒。在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该地区17所学校的大约1000名教师开始罢教。本来，这不过是一年几百块钱的事，况且最近美国医疗保险费用的上涨率超过两位数，让大企业叫苦不迭，增加职工自己偿付的份额，已是大势所趋，不至于因此闹得天下大乱。但是，当地教委与教师工会积怨太深，难以沟通。教师们称教委会毫无谈判的诚意，甚至曾把教师比作塔利班的成员。一位教师更声称她已在这里教了21年，从来无法与教委会和平地签署合同。
从历史上看，当地居民多是支持教师，但这次则不同。首先，他们认为教师在“9·11”之后应顾全大局，不要搅乱这个受了重创的社区。再加上当今的经济衰退，不少人丢了工作。相比之下，不少居民认为教师过的日子不错，不该无理取闹。结果，教师一罢教，在当地的家长中就成了过街老鼠。本来，“9·11”之后的Middletown随处可见的是鲜花、国旗，乃至互相鼓励、安慰的标语，以突显社区的团结。如今，反教师的标语口号随处可见。一位居民在家门口竖起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穷教师们：　起薪ＧＡ１Ｅ７36000，平均年薪ＧＡ１Ｅ７56000，一年只工作9个月。让他们呆在监狱里！”有些家长说，这里教师的待遇比起其他地方优厚得多，他们应该去别的地方教书。
笔者在几个月前曾撰文指出，美国长期以来对教育的投资不足。据巴黎“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其所属30个国家的教育投资的调查，一位有15年经验的高中老师，在美国平均年薪为ＧＡ１Ｅ７36219，略高于该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ＧＡ１Ｅ７31887，但低于其他7个国家，而且只相当于瑞士(ＧＡ１Ｅ７62052)的60%。由于美国的教师工作时间远比其他国家的教师长，工资若按小时算，每小时只有ＧＡ１Ｅ７35，低于该组织成员国每小时ＧＡ１Ｅ７41的平均水平。1994年，美国一位有经验的教师的收入还能维持
在国民平均收入的120%的水平，到了1999年，竟跌到国民平均收入以下！最近纽约某个地区，为了省钱，竟改动教师的医疗保险，使教师住院都成了问题。也难怪教师要罢工了。
当教师，比去纽约的世贸中心上班挣的是少得多，但图的是稳定，不受经济衰退的影响。可惜，在繁荣时挣够了钱的Middletown的居民并不这样看，反而因自己最近丢了工作而对教师眼红。7月10日星期一复课后，学校内气氛压抑，一位被囚禁的教师讲着课时竟失声哭起来，不得不两次跑出教室。学生们被夹在自己的家长和老师中间，不知所措。在这种气氛下，你还能指望教师教好书吗？本来，像Middletown这样的富裕社区，有着良好的公立学校系统。中产阶级为子女考虑，常常择校而居，在好的学区买房子安家。如今把教师如此屈辱一番，谁还相信这个学区能保证教学质量？难怪教师刚刚复课，当地居民就担心自己的房产会贬值。因为学校一坏，人们就要迁居。大概人们要等自己的房产价格大跌后，才会意识到教师对这个社区的贡献，早就超出了学校。
“9·11”之后的Middletown，一度成了个君子国，大家互相体贴，开车时互相谦让。如今，大家开车又像“9·11”以前一样互不相让，甚至横冲直撞。君子国总共维持了不到3个月。200多教师的下狱，更使这个社区陷于前所未有的分裂。以当教育总统为口号的布什，在“9·11”之后已把教育问题暂时抛到脑后。像Middletown这样富裕的社区，本应充当重振教育的先锋，如今却带头摧毁了人们对公共教育的信心。美国公立学校问题已积之甚久，如今因此又受了致命一击。“9·11”一方面改变了美国，一方面又拖延了急需的改革，妨碍了美国的改变。

第二部分 美丽的资本主义？第15节  在大学中挣扎的言论自由

“9·11”恐怖主义袭击之后，美国媒体的言论自由已大打折扣。在此不必重复。美国的大学，历史上是维护言论自由的重镇。比如代表巴勒斯坦人声音的萨义德，谈起美国的社会和媒体每每愤愤不平，但谈起美国的大学，则赞不绝口，认为美国的大学就是知识分子的“乌托邦”。然而，因“9·11”这一重击，在今天的美国大学里，言论自由要站稳脚跟已颇为吃力。
就总体而论，在名牌大学，特别是在私立的名牌大学，言论自由依旧巍然不动。“9·11”后不久，耶鲁的几位大牌教授如保罗·肯尼迪(PaulKennedy)、约翰·加迪斯(JohnGaddis)等就主持了公开的讨论会，对“9·11”进行反省，主流的基调是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这一讨论在校刊上迅速引起著名的古希腊史学家唐纳德·卡甘(DonaldKagan)的反击，他谴责他的同事在大难之后反而指责受害者。不过事情也就到此为止，大家求同存异，照样过着过去的日子。MIT的左翼健将、语言学大师乔姆斯基，公开把“9·11”与当年美国导弹袭击苏丹加以对比，认为两者无质的不同，只是美国那次杀人更多而已。对于这样一位国际名人的激烈言论，右派们似乎也奈何不得。
俗话说，柿子找软的捏。右派们在寻求打击目标时，先拿公立大学的不甚知名的教授开刀。“9·11”之后，4位左翼教授在北卡罗来那大学主持讨论会，公开批判美国的外交政策，一下子捅了马蜂窝。北卡罗来那州是著名的右派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JesseHelms)的老家。此公是过去30年中除了里根之外最重要的保守主义政治家。他反对种族平权，反同性恋，反人工流产，反联合国，同时维护烟草公司的利益，支持保守的基督教运动，并且几乎是拉美所有右翼独裁者的朋友。不久前，当“美国之音”抗命播放采访塔利班领袖的录音后，他坚决要求严办。一句话，保守主义在北卡的根基不浅。果不出所料，一位北卡罗来那大学的知名校友、右翼杂志《头版》的副主编斯考特·鲁布什(ScottRubush)在全国公共广播网(NationalPublicRadio)发难，号召人们向容许反美集会的北卡罗来那大学施加压力。结果，校方一下子收到几百个愤怒的电邮，并在北卡的州议会中受到严厉谴责。但是，该校校长发表强烈声明，捍卫教授的言论自由。从这一事例看，在当今的美国，言论自由比起一战时几个大学解雇反战教授的时期，已有了显而易见的进步。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能像北卡罗来那大学那样。南佛罗里达大学最近将一位巴勒斯坦裔的终身教授除名。这位教授名叫SamialArian，在1990年代初期，他曾邀请了几位激进的穆斯林神职人员到美国开会。他还雇用了一位巴勒斯坦学者，并帮他办了签证。但这个学者回去后，成为巴勒斯坦恐怖组织“伊斯兰圣战者组织”的核心领袖。多年来，SamialArian声称他做这些事的目的是鼓励穆斯林知识分子和美国学者的对话，并且事先不知道这些人有任何恐怖主义背景。美国政府一直想对他采取措施，但就是找不到证据。“9·11”后，电视里公布了他的这些记录，进而使学校一度因收到死亡威胁而被迫关闭计算机系。由于学校不断受到抗议电邮、电话的骚扰，以及校友、议员、未来学生的威胁和压力，终于决定解雇这位教授。在美国，终身教授就是个铁饭碗，只要他不犯罪，按时上课，校方就无解雇之权。这也是言论自由的制度基础。而对SamialArian目前还找不出任何犯罪的证据，这次破例解雇自然是对大学长期维护的学术自由的侵犯。该校校长无奈地说：“我们尊重学术自由，但我们必须考虑学校能忍受多少对正常教学的干扰。”但SamialArian坚持说：“人们有权利听到那些非主流派的意见，我也有义务表达这些意见，因为我热爱真理，也热爱这个国家。”
另外几起案例，结果并不像上述两例那样黑白分明，却十分引人深思。新墨西哥大学的教授理查德·博斯欧德(RichardBerthold)在“9·11”后开始讲他的古罗马史课时，开了一句不得体的玩笑“谁能炸掉五角大楼谁就会赢得我的一票”，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在新墨西哥的州议会和当地的广播网中，对博斯欧德的攻击持续了几个星期，博斯欧德本人因此面临被停职停薪一学期的惩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博斯欧德本人是个保守主义者。他事后坦率承认，他的玩笑开得愚蠢，活该挨骂，但他又说：　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包括那些邪恶的言论。学校加给他的罪名包括“使用侮辱性语言”，这使他得出结论：“当今美国的校园正以社会正义的名义领导着不宽容的潮流。”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位图书馆的助理在9月12日接到他同事送给大家的一个伤感的说教式电邮，题为“美国：　好的邻居”，他随手回了一电：“我们美国的纳税人资助和武装了一个种族隔离的国家——以色列；我们还在轰炸伊拉克。到底谁是恐怖主义者？”结果，两天后，他被停职停薪一周，罪名是他的言论“对那些在种族、宗教和家庭上与以色列有关联的同事造成了威胁”。然而，他的电邮中未提任何同事的名字，他只是觉得那个发给他的电邮是邀请他参加讨论。最后，通过工会的努力，他把丢掉的工资都要了回来，结局还算不坏。
这两个事例引发了一个更深入的问题：　是谁在限制言论自由？是如今当道的右派？还是过去活跃异常的左派？什么叫“侮辱性语言”、“威胁性语言”？右翼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Review)的斯坦利·科特茨(StanleyKurtz)声称，当今的言论控制完全是左翼的遗产。正是那些左翼，在当年女权主义、反种族歧视等抗议运动中，逐渐发展起来一套“政治正确”的言论尺度。你要说黑人笨，对黑人而言就是“侮辱性语言”，你要说某某文化具有侵犯性，那么对于从那一文化中来的人，就是一种“威胁性语言”。于是，讲话不能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或什么别的歧视；于是，要立法限制异端邪说，造成了国家有权管老百姓说什么话的局面。如今右派正是基于这一遗产，利用左派创建的游戏规则，以不得侮辱别人的感情为借口，打压“不同政见”。
当然，以左压右的事也不是没有。在加州的另一所大学，OrangeCoastCollege，政治学教授肯·赫尔森(KenHearlson)遭到带薪停职的处罚，原因是在9月中旬的一堂课上，他与穆斯林学生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学生告他对穆斯林学生有偏见，无端指控这些学生支持恐怖主义。赫尔森辩称他不过是想激发课堂讨论，让大家澄清那些一方面谴责“9·11”，一方面又支持哈马斯的中东政府是不是采用了双重标准。后来赫尔森虽被证明无辜，但学校未经任何调查程序就把他送回家，成为极左政策严重侵犯学术自由的一例。
不过，纽约城市大学的芭芭拉·波文(BarbaraBowen)教授坚决反对所谓左派制造不宽容的言论尺度的指责。她所在的纽约城市大学的教授就“9·11”举行了几次讨论会，会上反省了美国的对外政策，结果引来外界激烈的批评。《纽约邮报》刊登大标题：“一向是令人骄傲的校园如今成了培养白痴的沃土。”波文教授指出：“纽约大学、普林斯顿、哥伦比亚等同一地区的学校都举办了这样的讨论会，并未招致这样恶毒的攻击。其中的奥妙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来源于劳工阶级、移民、有色人种。我们的社会上有这么一种意见，认为这样的学生不应该像精英大学里的学生一样接触广泛的、不同的意见。这就是种族歧视、阶级歧视。这种歧视就应时时受到批判。”事实上，美国社会也有一种等级观念，只是未曾明言而已。美国没有明文规定，却有社会的潜意识。我的一位社会学教授曾提醒我：　不要总觉得美国文化就是鼓励个性，鼓励不同观点，那是常青藤盟校的象牙塔。一般的美国社会，给人的压力就是要与别人一样，不要标新立异。只有一小部分人，才有以与众不同为骄傲的特权。
不管左右派谁应为目前的局面负责，大学校园的言论自由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美国人不能纳税养活一批人在公立大学里攻击我们”这样的理论，已成为反言论自由的最有力的口号。一个醉汉，不久前闯进博斯欧德的办公室，企图对他进行人身伤害。北卡的几位教授，陆续接到死亡的恐吓。媒体的煽情和暴民的恐怖主义，正在使美国退回到“反智主义”传统中去。
美国是言论最自由的国家，美国的大学又是美国言论最自由的地方。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地方，言论自由也不是不需要游戏规则。伊利诺伊大学教授斯坦利·费什(StanleyFish)写过一本《没有言论自由这回事，而这本身也是件好事》(TheresNoSuchThingasFreeSpeech,andItsGoodThing,Too)，称所谓言论自由不过是一种“行会式的协议”(aguildarrangement)，以让教授们不受政治、宗教权威的干涉而自由教学；外部世界不要管我们的事，而我们为此也得自律。如果你认为你可以说“谁能炸掉五角大楼谁就会赢得我的一票”的话，别人是否也有权说“谁炸掉一个清真寺谁就赢得我一票”呢？美国历史上的每一重要关头，言论自由的游戏规则都会出现危机，并进行调整。如今，左右派又得想想如何制定一个对彼此都公平的游戏规则了。右派在打压反战言论时，不得不调整自己一贯主张的“个人可以信口开河，国家无权干预”的信条；而左派在捍卫自己谴责美国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的权利的同时，也要自省一下自己对说“同性恋是一种病”或“黑人学生能力低下”的“侮辱性语言”的人，是否也应该容忍。

第二部分 美丽的资本主义？第16节  美国教育：没有基准的优异

美国的教育，可谓世界之一大怪。如果你只看一流大学，看学术界的表现、拿诺贝尔奖的数量，美国的教育无疑是世界第一。但若看基础教育，看那些不会读不会写而只知道打篮球的高中生，你又觉得美国的教育至少在发达国家中是最糟的。美国财大气粗，可以从世界广揽人才，维持其高等教育的水平。但是，即使在哈佛、耶鲁这类名校，大部分学生和教授还是美国人，说明其基础教育还是在大量培养人才，其高等教育并非仅靠金钱和外国的精英来维持。金钱重要，但并不能解释一切。美国的文化观念与教育哲学，也许是造成教育上两极分化的更为根本的原因。
美国有民主社会带来的诸多好处，但也有许多“民主病”，这一病症很容易就“传染”到教育上来。简而言之，在专制社会，各种权威对百姓动加训斥。一句话，权力归政府，责任在黎民。
美国则不然，选民是上帝，政治家把老百姓奉为衣食父母，哪里敢对之说一句不中听的话。每次总统竞选，挑战现任总统的人不管来自哪个党，说的话都是一个模式：　我们是美国人，所以应生活得比现在更好；现在之所以有种种问题，全是因为这个现任总统把事情搞坏了。美国的政治话语可以归结为一句话：　你有问题不怪你自己。我们美国的问题，并不是我们美国人造成的，而是别人的原因。主权在民，责任却不在民。
此一民主政治文化的核心，是不承认上面的权威。老百姓听惯了奉承，听不得批评，更不用说教训了。但是，教育没有权威却不行。最近发生在美国一地方高中的事情，就很能说明问题。该学校的一位女教师，发现她高二班上的二十几位学生的学期报告，全是一模一样地从一个网站抄袭而来。老师照章办事，给了这些学生不及格。不想惹怒了家长，事情被告到校董事会那里，最后校方当众宣布老师的打分无效。那位可怜的老师觉得自己丧失了一个教师的基本权威，无颜再回教室上课，只好辞职。家长的理由是：　我们的孩子不懂什么是抄袭，不该受此惩罚。那位教师反唇相讥：　高二还不懂为什么不能在作业和考试中抄袭，你还有资格上高二吗？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不管老师多么有理，她肯定是要输的。美国高中的经费是老百姓纳税提供的，谁敢说纳税人一句不是？这些“衣食父母”会说：　难道我们纳税办教育，就是花钱让你给我们的孩子一个不及格吗？他们带着这样的成绩，怎么申请大学？
不仅中学如此，许多质量平平的大学中，学生的学期报告或论文也常常是网上下载而来。这些学生说不得，惹不起，教授最好是给他们一个好成绩买个清静。精英大学虽然有所谓分数膨胀，学生却认真得多。但是在对待学生时，也要十分小心。笔者在耶鲁当助教已有几年，有一次判学生的期中考试，近一半的学生都拿了90分以上，标准不能说太高。可有一位实在不像话，我怎么高抬贵手，也只能给他62分。在他卷子后面的批语中，我这样写道：“你似乎并不理解你所讨论的问题，你需要稍微用功一些。”不想教授看后立即把我叫到办公室中，说我的批语完全无法让人接受。他告诫我这个外国人：“这是美国，这种批语是在侮辱学生。你可以说他哪里错了，你的打分也无可非议，但你不能说人家不懂，不用功。”对于计划在美国谋教职的笔者而言，这番教导无疑是可贵的一课。但事后一想：　我判了36份考卷，只给这么一个学生写了这样的批语。他表现如此之差，谁都知道这不是智力的问题，而是态度的问题，难道作为老师，不应该警告他一下吗？
在美国，政治家不能对选民指手画脚，老师不可对学生说三道四，“政治正确”的话语格式，束缚了教育者的手脚，使他们不能告诉学生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于是高二的孩子，还不懂什么是抄袭，家长却在那里振振有词。如此下去，教育的基本水准如何可以维持？
不过，这并不是说无法维持基本水准的美国教育，也无法造就高水平的人才。道理很简单，好学生不用督促也会用功，而且美国给他们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学习条件。更重要的是，多元、自由的教育制度给优异之士提供了最充分的发展空间，使他们能够掌握卓越的技能来应付异常复杂的社会。美国大学录取学生，注意学生在种族、文化、经济等背景上的多元搭配，并不仅仅盯着分数。这一政策，也不仅仅是照顾黑人、穷人的问题，而确实有助于提高教育质量。记得刚进耶鲁时，笔者上一个讨论班，阅读的是一篇民国时期上海妓女的研究。同班的大多是些连黄河、长江都不知道的本科生，中国的事情实在不知从何跟他们讲起。可是一讨论，就发现不仅是笔者本人，连教授也处于下风。一位不足20岁的女孩问大家如何理解妓女的价值观念、阶层意识，没人能给予满意的答复。于是她告诉大家她从小就是和妓女们一起长大的，然后滔滔不绝地讲起自己的观察，听得笔者顿开茅塞。这样的多元性，在东亚很少见。你若观察日本那些单靠分数录取的大学生，就会发现他们对社会问题的理解比美国学生狭窄简单得多。
美国的大学生一般在头两年不用决定自己的专业，甚至高年级时的专业也与自己未来的事业无直接关系。我当年的一个同班同学本科读的是历史，毕业后却上了医学院。其实，他早在选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时，就已想好将来读医学院，并不是临时改变专业。这样的例子，在校园里司空见惯，没有人会感到一点惊异。在中国人看来，这么读书，简直是浪费，只能使学生博而不专。然而，你若有些实际的生活体会，就会觉得这种教育是多么可贵。
一次，妻子去看病。医生见面先自我介绍，聊聊家常，当知道她是一个中国人在这里学日本文学时，马上和她讨论起南京大屠杀的问题，让你感到双方有许多共同语言，病人与医生之间，一下子就有了信赖感。再看看东亚又如何呢？中国的大夫不用说了，在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你去医院从来别指望医生会主动和你握手，更不用说聊家常了。在美国，大家平等，医生对病人并没有无可置疑的权威，你必须自己去赢得病人的信赖。有些人文训练，不仅能使你成为一个更完美的人，对你和病人打交道也有帮助。而日本的医生，常常让人想起电影里的宪兵队长，你不过是他权威之下的一个有问题的东西，而不是人。我两岁的女儿，在美国一路过医院就喊着要进去看看她的医生；可是在日本，她一见医生就哭，乃至有了些心理问题。以美国的标准看，你若是连这么小的一个孩子的信赖都无法赢得，还当什么大夫！
美国社会是由公民组成，而非由社会工程的“零件”、“螺丝钉”所构筑。教育要先塑造人，然后再谈专业，否则你不知道如何把专业技能用到人身上。所以，教育首先是人文教育。布什当年在清华讲“大学不仅是培养技术人员，更要培养公民”，正好道出了美国教育的精神，对那些在苏联模式下被当零件锻造而又自以为是的“精英”，是很恰当的一课。学生从一开始就要培养如何对自己的生活作出选择，而不是在一种高度专业化权威主义教育体制和哲学下，掌握别人需要他们掌握的技能。教育与训练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教育不仅传授着知识，更孕育着一种源源不绝的人文资源。

第二部分 美丽的资本主义？第17节  异军突起的耶鲁商学院(1)

如果你在阿富汗的山洞里过了几年，出来后突然听到有人称耶鲁商学院是全美商学院中的“五大名校”之一，你也许会吃惊得从椅子上摔下来。就是在几年前，耶鲁商学院还被视为一个不伦不类、去向不明而只会靠着耶鲁大学这块牌子撑门面的二流学院。如今，在美国商业界和教育界，已没有人可以不正视耶鲁商学院的崛起。
耶鲁商学院(SchoolofManagement)简称SOM，创建于1976年，校龄不及有300年历史的耶鲁大学的十分之一，在强手如林的美国各大商学院中，也不过是个刚学走路的孩子。作为一个后进要与传统悠久的学校竞争，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如何办出特色，而不是简单地在众多的商学院中再加一个；一是如何建立传统，使本校能在同行中形成一股势力。
不幸的是，在开始阶段，这两个问题解决得都不好。为了办出特色，创建者别出心裁，立意要为公共事业和私人企业两方面培养人才。这样，一方面可以与只顾为私营企业培养人才的传统商学院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也少一点铜臭气，与一向强调人文学科的耶鲁大学显得更和谐一些。当时的校名是组织与管理学院(SchoolofOrganizationandManagement，这也是SOM这一简称的来源。在耶鲁提起商学院，没人会说BusinessSchool，大家只说SOM)，授予的学位是MasterinPublicandPrivateManagement(简称MPPM)，目的是强调对非营利性机构和公共部门的服务。
然而，这一独树一帜之举实在有些立意太高，不切实际，使SOM独特到了怪异的地步。SOM培养出来的学生到了商界，被视为缺乏必要的商业训练，难以应付激烈无情的市场竞争；到了非营利部门，则被视为铜臭气太浓。在１９80年代，有人干脆把SOM戏称为SchoolofDisorganizationandMismanagement(乱组织胡经营学院)。1994年，校名中的Organization不得不被去掉，成为现在的SchoolofManagement。
特点创不出来，建立传统就更是无米之炊了。传统是靠年头堆出来的，刚刚建立的学校怎么可能有传统呢？但传统对于一个学校的成败又至关重要。传统长的学校毕业生多，校友的捐助就多。更重要的是，校友们在生意场上形成势力和网络后，会提携后进，使日后的毕业生好找工作。几年前，一位在华尔街拿到工作的耶鲁学生对笔者诉苦，说耶鲁在美国政界、司法界权力赫赫，唯独在生意场上关系不多。先不说商学院办得太晚，目前没有什么校友得势，大学本科的相关专业，也只有经济学这么一门，太宽泛，太理论化，不像有些学校有金融、管理等许多具体专业，结果自然影响耶鲁学生在生意场上的运气。总之，学校没有特色和传统，学生打不出去，这么一个弱学院在耶鲁这一精英大学中的合法性就会动摇。1996年，耶鲁校长RichardLevin明确了他的最后通牒：“SOM要么成为一流的学校，要么就不要这样苟延残喘。”
所幸的是，1995年JeffreyE．Garten成为SOM的第８任院长，这一任命改变了SOM的命运。此公在克林顿政府中曾出任负责国际贸易的商业部副部长，并且是一位在华尔街从事国际投资的银行家。他首先把SOM的学位从古怪的MPPM改成传统的商学院学位MBA。他强调：“我们是响当当、硬碰硬的商学院，97%的毕业生都要进入商业界。不过我们依旧与众不同。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将来会在某个时期服务于公共与非营利机构。我们会为他们向这方面发展提供必要的技能训练。我们要为未来的企业界和社会两方面培养领袖。”换句话说，要先加强基本的商业技能的训练，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特点。
本着这一精神，他主持了对课程的全面修整，重点加强会计、市场、金融、战略、管理等几个传统基础课程，同时招兵买马，加强师资力量。几年内，SOM的师资力量扩大了42%，实力大增。有9位资深教授最近离开哈佛、康奈尔、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CarnegieMellon这样的一流商学院而加盟SOM。最近从哈佛挖来的大名鼎鼎的FlorencioLopezdeSilanes说，他之所以决定离开哈佛而拒绝其他名校许诺的教职而来到耶鲁，主要是SOM已经是美国商学院中的五大顶尖学校之一，而SOM的师资已足以和哈佛与斯坦福抗衡。GeneralGeorgeRogersClark讲座教授DickWittink在康奈尔干了17年后也加盟SOM，理由是耶鲁的综合优势和SOM对研究的重视。
在耶鲁校方的大力支持下，SOM于1998年创建“领袖论坛”(LeadersForum)，把企业界的领袖人物请到校园里来；1999年再创“国际金融中心”(InternationalCenterforFinance)，从事环球金融业务的研究，并建立经济与市场的数据库；2001年又成立了一个有150万美元资金的由学生经营的风险投资公司，可以在当地进行投资；同时还成立了一个ChiefExecutiveLeadershipInstitute，集思想库和教育中心为一体，使世界企业界领袖可以交流心得。２００２年，世界银行的总裁JimWolfensohn参与创办了InternationalInstituteforCorporateGovernance，隶属于“国际金融中心”。这一机构将与耶鲁法学院和由墨西哥前总统Zedillo(耶鲁毕业生)领衔的耶鲁“全球化研究中心”合作，研究世界范围内的企业规制(CorporateGovernance)。目前，这样的机构只有很少几个商学院才有。
耶鲁位于康州的小城纽黑文，距纽约要开车两个多小时，读文学、历史是个世外桃源，学经营管理，未免离生意场太远，妨碍学生和世界金融中心、企业界领袖的接触。然而有了上述的项目，SOM一下成了企业界的一个思想中心，企业界领袖出入频繁，使学生眼界大开。然而，Garten并不满足于此。他首创了SOM巡游团(SOMontheRoad)，亲自带领学生走出校园，利用自己的关系网络，不仅让学生开开眼，同时也把学生推荐给外部世界。1998年，即他上任的第三年，他带领一小组学生访问华尔街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以向学生展示华尔街的
幕后运行。在交易所转了一上午后，他们得以和证券交易所的主席RichardGrasso共进午餐。以惜时如金著称的Grasso与这些学生聊得过于高兴，以至让一位外国的财政部长等了他半个小时。最后，所有的学生都从Grasso那里拿到一份工作。
这一午餐，被视为SOM历史上的转折点。没有传统、没有显赫校友提携的SOM毕业生，终于引起了企业界的重视。SOM在美国商学院中的排名也扶摇直上。比如在2001年4月《华尔街日报》的排名中，SOM名列第三，竟超过了显赫的哈佛商学院好几位。《华尔街日报》的排名主要体现毕业生雇主的意见，这种“老板意见”可以说与学生的前途最为相关。在2001年Forbes的排名中，SOM排第6名。Forbes的排名反映的是受雇者的意见，即那些商学院的毕业生工作以后，对自己上商学院的教育投资回报的评价。《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则是综合性的，从考试成绩、师资力量、学校声誉到课堂规模等等无不算分，牵制因素甚多，因而一般学校进了这个排名后，位置很难大幅度移动。但SOM在1996年作为第19名的学校，2001年跳到第12名，从2000年到2001年间竟一下子上升4位，虽然今年降至第13位，但仍是上升的势头最为强劲的商学院。盛名之下，进SOM变得越来越难了。1995年，申请SOM硕士学位课程的人只有1400，32%的申请者被录取；到2000年，申请者多达2446，录取率降至17%。在同期内，来SOM招募雇员的企业增加了60%。2000年，21%的SOM毕业生就职于咨询公司，39%就职于金融机构，25%投身于IT产业，13%进入制造业，2%服务于非营利机构或公共领域。
在传统的商业领域站稳了脚跟，SOM也进而能够保持和发扬自己的特色。SOM建校的哲学是不仅要让学生学会做生意，还要教他们如何服务于社会。这一理想在刚起步的小学校会显得大而无当，但如今SOM已经是个一流名校，自然有权威在商学院的教育上发出不同的声音。SOM由于其强调社会公益高于企业赢利的哲学，曾被称为“反商业学院”(Antibusinessschool)。但在当今的后安然时代，这种强调企业运营中社会公益的信条正可谓生逢其时。
用管理学与经济学讲座教授SharonOster的话来说，“社会企业观”或“社会经营观”(socialentrepreneurship)是SOM的立足之本。根据SOM的哲学，所谓公共、私营、非营利机构之间的界限是人为的虚假概念，而SOM的教育就是要打破这些传统的界限。Garten院长强调：SOM的长处是在于训练学生理解“企业经营的人性的一面”，即“如何领导，如何与人打交道，如何组织自己的班子和团队，以及如何评估结果”。一句话，企业的领袖同时也是社会的领袖。因而学生不仅要理解企业，更要理解社会。像SOM的InternationalInstituteforCorporateGovernance，就是致力于研究企业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企业运行的基本游戏规则，以及如何规制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为了达到这样的教育目标，SOM利用耶鲁大学固有的人文学科优势，借花献佛，突出多学科的训练。领导“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与管理讲座教授WilliamGoetzmann指出，他的中心的成员许多来自耶鲁法学院、经济系、历史系、心理系和人类学系。而上述院系都具有美国超一流的水平。SOM为鼓励学生利用耶鲁的这些优势，容许学生在SOM之外的耶鲁各院系选四分之一的课程，并和耶鲁医学院、法学院、护士学院、神学院、戏剧学院、林学院(包括环境科学)等建立了一系列联合学位课程。比如最近SOM的管理与环境联合学位，被AspenInstitute和theWorldResourceInstitute出版的BeyondCreyPrinstripes2001：　PreparingMBAsforSocialandEnvironmentStewardship评为最优秀的课程之一。
这种“社会经营”的理念，使SOM把经营意识扩散到一些人们意想不到的领域，站在了开拓经营思想的前沿。比如，最近耶鲁的一位应届毕业生刚接到伦敦的大学学院(UniversityCollege)艺术史系博士课程的录取通知，但她突然改变计划，明年将到SOM就读，同时不放弃自己艺术史的博士梦。她在读第一年商学院的同时，将继续艺术史博士课程的研究。这位学生的志趣是当一位博物馆馆长。目前的博物馆产业，正急需既有经营管理背景又有艺术史训练的人才。于是她破天荒地在两个大学同时攻读学位。

第二部分 美丽的资本主义？第18节  异军突起的耶鲁商学院(2)

除了利用耶鲁的人文优势外，SOM还严守耶鲁的另一传统：　小而精。在美国精英教育界，有一句老话：“耶鲁的教育，哈佛的文凭。”其底蕴是：　哈佛规模庞大，名声在外，但教育还是耶鲁的好。由于规模小，师生、同学之间容易接近，有一种社区精神。一些耶鲁师生提起哈佛就耸耸肩说：　那里有许多诺贝尔奖得主，但和学生有何关系？你反正永远见不到他们。而在耶鲁，你多了不起也得给本科生上课。这些虽是门户之见，却多少反映了耶鲁的特点。据说哈佛法学院因长年被耶鲁法学院压一头，后来花钱请人评估，如何才能取耶鲁而代之。结果评估的结论是：　缩小规模！哈佛法学院的学生总数几乎是耶鲁法学院的三倍。有人称一旦跨进耶鲁法学院的门，就一辈子不用愁，但进了哈佛法学院，只有名次进了前三分之一，才敢说这话。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多招那三分之二愁眉苦脸的人呢？
SOM秉承这一精英精神，严格控制规模，每年录取200个学生，而哈佛商学院一年要收900人。由于人数少，一堂课的平均规模只有25人，大课不超过80人，小课可以只有8个人，同学之间关系密切。学校在这种小巧温馨的气氛中，强调同学之间的合作和团队精神，而不是竞争意识。这也更适合SOM所寻求的为社会服务而非为个人利益争斗的教育目标。
除此之外，SOM还领导着全球化的大潮，从人员到训练越来越国际化。其学生中，三分之一是外国人，其中亚洲学生占学生总数的17%。在过去4年中，从中国(包括大陆、香港、台湾等)招收的学生，每年有15人左右。而SOM和耶鲁的全球化研究中心、国际关系中心合作密切。“9·11”后，美国意识到不能无视第三世界的苦难，加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而如何经营对第三世界的援助，远远不能用营利与非营利、“私营”和“公共”这类传统的概念所界定。SOM则正好在打破这些框框、培养综合性人才方面领先于世。
不过说到底，“社会经营”的理念最终还是使SOM在“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方面独领风骚。即使《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仅把SOM排在全美第13位，也不得不承认在“非营利组织”这一项中，SOM的教育品质为全美第一。过去有两个传统的观念：　一个是“非营利组织”与生意无关，但正如Garten所指出的，“目前许多非营利组织希望通过投资企业来获得资金，补充慈善事业的经费，但苦于缺乏必要的经营才能而功败垂成”。SOM则是将经营观念推进到"非营利组织”的旗舰。今年SOM又从GoldmanSachsFoundation和PewCharitableTrusts得到450万美元的重金，以资助其“非营利组织”的课程，可谓如虎添翼。另一个传统观念是读商学院两年的花费可以轻易达到8万美元之巨。为了偿还这笔债务，毕业后只能去高薪的金融业中拼杀。SOM则试图改变这一偏见。60%的学生目前接受各种各样的财政资助，SOM试图说服未来的学生：　你可以在非营利机构工作，同时有体面的收入，并能够在10年之内还清上学的债务。同时，SOM还设置偿还贷款的免除计划，为那些毕业后从事公共事业和就职于非营利部门的学生在财政上“保底”。
在社会责任感中做生意！这是SOM的基本信条。这一信条在后安然时代已变得越来越有感召力。SOM的影响力，也因此会与日俱增。
附：　关于SOM的关键数字(以2002级学生为准)：
GMAT平均分数：　696
大学平均分数：　3.5
TOEFL平均分数
纸卷：　646
计算机卷：　277
平均年龄：　28
平均工作经验年限：　5
入校前工作经验
企业：　70%
政府：　15%
非营利及公共机构：　15%
学生构成
男：　72%
女：　28%
美国少数种族：　18%
国际学生：　33%
毕业就职去向
咨询：　21%
金融：　39%
IT产业：　25%
制造业及其他：　13%
非营利及公共部门：　2%
中等年收入
咨询：　ＧＡ１Ｅ７146000
金融：　ＧＡ１Ｅ７120000
IT：　ＧＡ１Ｅ７105000
制造业及其他：　ＧＡ１Ｅ７99000
非营利及公共部门：　ＧＡ１Ｅ７66000
学费(2001—2002)：　ＧＡ１Ｅ７28930
主要雇主
金融业：
CharlesSchwab&Co.
Citigroup
CreditSuisseFirstBoston
CSFBdirect
DeutscheBank
FleetBoston
GECapital
Goldman,Sachs&Co.
INGAetnaFinancialServices
J.P.MorganChase&Co.
LehmanBrothers
MerrillLynch
MorganStanley
SalomonSmithBarney
咨询业：
BoozAllen&Hamilton
BostonConsultingGroup
BraunConsulting
McKinsey&C.
IT业：
CompaqComputerCorp
IBM
Intel
市场、制造及消费产品产业：
AmericanExpress
BristolMyersSquibb
ProterＧＡ１Ｅ７Gamble

第二部分 美丽的资本主义？第19节  美国学者的“转会”

所谓学者的“转会”，即知名教授跳槽，到其他学校另谋高就，抬高自己的身价等等，本不是笔者有资格谈的事情。第一，笔者只是个学生，正在写博士论文，还没有找工作的经验，离能够“转会”跳槽还有十万八千里之遥，对此无从谈起；第二，所谓“转会”，一般涉及许多幕后交易，整个过程颇为保密，所以即使当了教授，谈起这些事情来，大家不免也捕风捉影，除非自己在有关的委员会中。但是，这一问题对了解美国的学术制度又很重要。笔者1995年起在美国从硕士读到博士，因为不成器，至今还未毕业。其间看着教授来来去去，道听途说灌了满耳。虽然真假难辨，但反省一下，毕竟许多话是靠得住的教授说的。有些虽然难以证实，但总体而言，这些道听途说对笔者了解美国的学术制度还是有帮助。思前想后，觉得也许有和国内读者分享之必要。但事先必须说明，不要把笔者讲的认定为事实，最好只视之为是了解事实的一些线索而已。
先说说所谓“转会”所指为何。在美国大学教书的教授们，工资多少人们大概有个数，如耶鲁的助理教授平均起薪为四五万美元，终身教授为8万上下等等(哈佛、斯坦福要高得多，不过那是因为那里生活费用贵得多，不一定是待遇好)，这些都登在报纸上，没有什么好保密的。不过具体到个人，只要这个人是从别的学校挖过来的，你就无法知道他挣多少。一个博士生毕业，拿到个教职就喜出望外，哪里有心思讨价还价？但你若运气好，同时拿了几个教职，就算有了点筹码：　工资可否涨点？课时能否少点？配偶能否帮助安排工作？如此等等，都可以和学校商量，但不能太过分。一来刚刚出道，筹码不多。二来只是个助理教授，以后还要等着学校提你当终身教授，不要先把印象搞坏。
大牌教授就不同了。不久前耶鲁把一个终身教职给了一个普林斯顿的教授。据说普林斯顿听到消息后，立即给该教授买了栋房子，那个教授就不走了。对这一“谣言”，笔者一直不敢轻信，但也不敢不信。一般的规矩是：　你在别的大学拿到一个更好的工作，如果想再抬一下身价的话，就通知本校一声，本校如果想留你，就给你一个对应出价(counteroffer)。你比较一下，如果觉得留下更好，就不用费心搬家了。如果学校只对你说声：“祝你好运！”你就赶紧走人吧。当然也有最后不走的。说了走却不走，也不会像在中国这样丢面子。
美国的学术界如同其市场经济一样，竞争非常激烈，教授的工资也都与市场挂钩。比如医学院、法学院的教授，可以挣到十几万或几十万美元，否则这些人就都去当医生和律师了。文学、历史的教授，一般六七万块也就打发了，反正你也没有本事靠这个手艺去别的行当吃饭。不过就算是在教育界内部，在教文学、历史的这些百无一用的书生之间，市场规律照样赤裸裸地起作用，“转会”时有发生。不过以笔者的观察，这种“转会”和对“转会”的对应，在名气大的学校和名气小的学校有所不同。简单地说，大学校讲竞争，小学校讲稳定。
先说小学校。小学校不会一听竞争就兴奋不已。不久前一位耶鲁的毕业生去一个小学校面试，人家问他的问题是：　我们这里的学生，有一半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来读书，另外一半巴不得马上离开这个“鬼地方”。请问你怎么对付他们？弄得这位在7年的博士课程中装了一脑子“后现代”、“后殖民”的书呆子不知所措。这种学校，不需要什么哈贝马斯、福柯，需要的是能向学生的家长说：　看看，我们有教文学的，有教历史的，有教计算机的，有教幼儿教育的，我们能够满足你们孩子的任何需求。对这些学校而言，雇个教授也是个费钱费力的事情，初选面试就不用说了，最后三四位候选人的校园访问、讲学，不仅要包食宿旅费，而且几个人陪着，要是折腾半天人家不来，第二年整个程序又得走一遍。所以，只要找到差不多的人，学校会鼓励你安居乐业：　给你解决配偶的工作，甚至不给你任何发表学术文章的压力。你没有成就，没人来抢，学校反而有了安全感。
但是，小学校也有咬大学校一口的时候。几年前，耶鲁来了一位日本史教授，三十出头，少年得志。但仅呆了一年，就被蒙大拿州立大学挖走了。后来他又拿到斯坦福的教职，但最后还是没有去，留在了蒙大拿。当他走时，我问他理由，他告诉我：　在耶鲁拿不到终身教职。美国有所谓终身教职制(tenure)制度，比如文科的正教授，都是终身教授，理工科有时副教授就可以是终身教授。这种职位一旦获得，学校无权解雇，甚至无权让你退休，除非你犯罪。而年轻的助理教授们，一般拿到的职位是“终身轨”(tenuretrack)，即虽然先当助理教授，但到一定年份，满足了学校的学术要求，就可以被提升为终身教授。耶鲁和哈佛是两个没有这种“终身轨”的学校。其实像斯坦福，有“终身轨”也很难拿到终身教授，人家的门槛很高。但至少在理论上，你到了年头，就有这么个终身职在那里，尽管也可能你拿不到。但没有“终身轨”，就连这种理论上的可能都没有。比如在耶鲁、哈佛，你到了年头，学术优异，但学校没有终身教授退休，也没有钱新设一个终身职位，那么你多优秀也得走人。
那么，是不是在耶鲁、哈佛教了多年后，在小学校拿终身教授就容易些呢？未必。这就是那个去蒙大拿的教授的逻辑。他告诉我：　看看，别的学校都有“终身轨”，那就意味着人家选终身教授时都要从本校在“终身轨”上的年轻教授中选，你在耶鲁干了十年，没有拿到终身教职，跑到人家那里，人家却以本校的低级别教授优先，没有你的份儿，到头来你什么也不是。索性乘现在有机会，赶紧脱身。
此君学术优异，已出了两本书，在同龄人中绝对一流，后来又拿到斯坦福的“终身轨”，但还是没有去。理由是那里生活太贵，也解决不了他夫人的工作。蒙大拿生活便宜、舒适，学校又解决了夫人的工作问题，所以权衡再三，还是留下了。从他的例子可以看出，小学校的稳定有其优势。此君能力太强，日后恐怕还是要跳到一流名校去的。但能力若差一点，很可能就在小学校安居乐业了。
大学校则不同，一个教授的去留，有时就决定这个学校的某一学科的兴衰。比如耶鲁的中国史只有3个终身教授，日本史只有1个终身教授(目前空缺)和1个助理教授。如果最好的中国史教授到其他学校，耶鲁中国史的半边天就塌了。而目前由于没有找到日本史的终身教授，日本史几乎就在耶鲁消失了：　没有研究生来报考，报考了学校也没有办法接收。斯坦福的中国史职位也空缺了许多年。几年前一位朋友去报考，人家干脆把报名费都退回来，告诉你根本无法考虑。再比如研究唐诗的宇文所安，他在哈佛，哈佛就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第一，他若去了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就是第一——一个人定天下。所以，特别是在一个小学科，你可以看到因为一个教授的去留，一个系从顶峰跌到谷底。哪个学校敢大意？
正是这种严酷的竞争，在一些学校创造了严酷的制度。哈佛、耶鲁的低层教职不设“终身"，便是一例。这种制度背后的理论是：　我们是世界一流的大学，我们的所有教授都要是世界一流的。当一个终身职位空出来后，就得招天下豪杰来“打擂台”，最后的胜者拿到这个职位，绝不能从自己的低层教授中选一个，因其教了十年书，辛辛苦苦，学术成就也不错，于是就授予职位。因为你若不挑最好的，年长日久，你的学校就不是最好的了。所以，当你在这种学校当了十年左右的低级别教授，该评终身教授时，首先要看有没有空缺，如本领域的教授退休或另有高就；如没有，你只好走人，就算你是本领域的头号明星也没用。如果有，那你就得和天下豪杰竞争。哈佛的低层教授最终能在本校拿到终身职位的，只有30%左右。怎么挑最好的人呢？理论上，是学校发信给有关学科的知名学者，让他们写出他们认为的本领域的顶尖学者。可想而知，每个人的意见都非常不同。不过等把这些专家的意见汇总齐了以后，大概还是可以选出几位领先的人，你可以排个座次。然后从第一位开始请起，不得已而求其次。当然，学校还都公开广告招聘，你要觉得有实力，可以自报家门。最后从众多的候选人中选出三四位，请到学校访问、演讲，进行最后的竞争。
不过，这只是理论而已，实际情况远比这个复杂多了，其中当然有人际关系问题。你若跟本校教授合不来，即使学术上好也未必能入选。因为人家挑选的，是自己要一辈子与之共事的同事，谁也不愿找一个刺儿头来。据耶鲁的一位教授说，当年他来时，评审会里有位教授说：　此人不好，他批评别人的东西时太尖刻。但另一位教授不同意：　这不能算学术问题，你批评别人时也很不给情面嘛！结果，他过了此关，成了终身教授。也正是基于这类经验，一些教授公开在课上对学生讲：　在你没有成为终身教授前，不要批评终身教授。美国的学术自由，从当了终身教授开始。这话不能全信，也不可不信。
更实际的问题，是你看上人家，人家未必愿来。在美国，一个教授在一个学校安家立业非常困难，因为还有个配偶工作的问题。在纽约、波士顿，情况好一些，城市大，机会多，配偶找工作容易。但在耶鲁所在的纽黑文这类大学城，就难办了，城市小，配偶找工作极为困难。最难办的是学术夫妇。即使在大城市，大学的职位也很有限，两人在一个学校或一个地区就职非常难。有些小学校利用这一点，又可以占点大学校的便宜。比如笔者一位朋友本在伯克利教书，丈夫是同校的博士后。伊利诺伊大学想要她，就在她丈夫博士后期满后给他们夫妇两个工作，于是两个人都去了伊利诺伊。
但顶尖学校要个个教授一流，就不能采取这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策略。因为一个人一流，并不见得其配偶也一流。据说杜克大学是顶尖学校中比较照顾夫妻关系的，招揽了不少夫妻教授。结果麻烦来了。因为离婚率太高，很多夫妻教授在杜克团聚后，又离了婚。离婚的夫妻，自然不愿在同一学校低头不见抬头见地共事。于是当年拼命一起往该校里挤，如今争先恐后地要从该校逃走。结果可想而知：　这些离婚夫妻中学术比较强的一位，很快就被别的学校挖走了，原来作为配偶被照顾进来的较弱的一位，没有人愿意要，只好留在杜克。杜克成了离婚落魄学者的收容所，真是有苦难言。
所以，理论归理论，现实归现实，再牛的大学，最后也得变通，不得已而求其次。不过，好大学对学术水准把得甚严，找不到人，位置就空着，宁缺勿滥，实在不行就以访问学者充数。
这种严酷的竞争制度，招致了不少批评。有人说没有“终身轨”的制度，对年轻教授不公。此话不假，但不这样就不能保证一流的学术水平。即使在耶鲁这样的学校，选终身教授极严，但草包教授还是颇有不少。所以严格本身并没有错误。往往心肠一软，法外开恩，草包就乘虚而入。要知道，所有已雇的终身教授，都是不能解雇的。谁敢不小心？
另一种批评则更难对付。这派人认为，这种没有“终身轨”的制度，一门心思去挖学术明星。但一个学者最有创造力的时期，是他在没有成为明星的时候。一旦功成名就，往往就失去了创造力。所以，这种制度忽视了最有创造力的实力派，找了一群名气大而正在走下坡路的招摇派，花钱甚巨，但对提高学术水准帮助不大。
哈佛大学的新任校长、前克林顿政府的财长LawrenceSummers就有这种看法。他当年28岁就拿到了哈佛大学经济系的终身教授，是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而且47岁就“衣锦还乡”，成了校长。也许正是因为自己少年得志，他对年轻学者特别看重，认为哈佛不可专雇过了气儿的名人。今年，他连续否决了两位终身教授的任命。第一个受害者是54岁的斯坦福大学音乐教授KarolBerger。虽然哈佛音乐系教授一致通过把本系的一个终身教席给他，但Summers推翻了音乐系的决定；另一位是政府系从剑桥聘请的54岁的政治理论教授IstvanHont。政府系研究了他的著作达一年之久，请了20位校外专家评定他的水准，最后一致通过，但仍没有过Summers这一关。虽然Summers不敢公开说他否决的理由是这两位教授年龄太大(这样说是“年龄歧视”，在美国是犯法的)，但大家都知道年龄是他的唯一理由。这两个否决在校内引起极大争议。Berger教授称，Summers自己的专业是经济，就如同数学、物理一样，容易少年得志，他不理解人文领域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成功，一般的人文学者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是50岁以后。Hont教授则称，他本是匈牙利难民，花了好长时间才到了英国，并建立了自己的声誉。因此，他比同行们起步晚十年，如今正逢盛年。说他太老，创造期已过，简直是天大的冤枉。
可见，尽管这套制度引起种种非议，但任何改革同样也会引起种种非议。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就总体而言，这套制度促进了学术竞争，特别是拿到铁饭碗以后的终身教授之间的竞争，为学术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动力。不过，这种竞争不能强调过度。许多教授找到满意的学术环境后，很知道珍惜，并不会为几个钱而轻易放弃现有职位，特别是本校也有对应出价的能力。所以大牌教授虽然流动，但总体而言还是稳定的。
再说一遍，这仅是笔者作为局外人的观察，读者姑且一听罢了。

第三部分 政治势力与教育机会第20节  政治势力与教育机会

——美国大学中的亚裔与犹太人
近来，越来越多的人把美国的亚裔移民与当年的犹太移民相比。他们确实有许多类似之处。犹太人在美国占人口的2%，亚裔人口与之近似，占总人口的2%～3%。这两个族裔都以头脑聪明、注重读书而著称，在美国的精英教育中表现突出。比如在1990年代末的哈佛大学，犹太学生的比例达25%左右；唯一能与之接近的就是亚裔学生，占20%。结果，犹太人和亚裔几乎占了哈佛学生的一半，占总人口95%的其他美国人，则只能占据哈佛一半的位置。而非犹太白人虽然占美国人口总数的75%，在哈佛学生中却仅占不到25%，就人口的代表率而言比黑人和拉美裔还惨得多。黑人和拉美裔在哈佛各占8%和7%，其人口在人口总数中各占12%和10%。
不过，犹太人和亚裔在美国政治上的影响力却是天上地下的两个极端。犹太人构成了美国最重要的政治精英集团之一，在政府和媒体中甚有神通。克林顿政府因任用太多犹太人，甚至被称为犹太政府。相比之下，亚裔在政治上还几乎不被看成是美国人，有时甚至有点政治捐款也要被调查。这种政治影响力的差距，正在影响着两个族裔的教育机会。
最近，《华尔街时报》刊登了这样的故事：
StanleyPark，一个韩国移民的孩子，家庭收入极少。3年前，父母离婚，他跟母亲过，但母亲很快得了乳腺癌。于是，他小小年纪，开始给人家当家庭教师，帮助母亲付房租。尽管他用了大量时间去打工，但在大学入学的智能测验SAT中，仍得了1500的高分(满分1600)。然而，当他申请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和洛杉矶分校(UCLA)时，全被拒绝。
BalncaMartinez，另一个移民阶层的孩子，也因母亲得了乳腺癌而要打工养家，不过她的SAT成绩比StanleyPark低390分，即仅1100分，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学生，但却被同样的两个学校录取。
为什么会如此？因为BalncaMartinez是拉美裔的后代，StanleyPark则不幸地长着一张“亚洲”脸。
加州大学最近采取了新的录取标准，通过所谓综合评定，来选拔学生。这一综合评定，冠冕堂皇地说要给那些“克服了个人、家庭和心理障碍”(即所谓“生活的挑战”)的学生加分。按照常理，人首先是要吃饭的。贫困应是生活中最大的挑战。但UCLA的前录取部主任RaeLeeSiporin供认，UCLA不把贫困作为一个指标，因为那样一来，好多低收入的亚裔子弟就会进来！
当然，学校并非没有理由。目前拉美裔为加州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在加州大学的学生中只占八分之一。亚裔人口占加州的11%，但在加州大学的学生中却占几乎40%。
然而，这不过是对这些族裔的学生学术质量的真实反映。比如在UCLA，去年被录取的拉美裔学生的SAT的平均分只有1168，而被拒绝的亚裔学生的平均分就比这高，为1174，白人被拒的学生分数更高：　1209。入学的白人学生平均成绩则高达1355，亚裔为1344。以UCLA而论，许多SAT只有900多分的拉美裔都能考入，但亚裔却常常拿着1500的高分被拒之门外。
这种歧视，早在上大学以前就开始了。1994年，旧金山一个学区的华裔中学生曾起诉该学区的教育委员会。当时旧金山的学生被分为9个种族：　拉美裔、其他白人、黑人、华裔、日裔、韩国裔、菲律宾裔、印第安裔和其他非白人，并有规定任何一个族裔在一般学校的学生中不能超过45%，在特别学校中不得超过40%。但由于华裔在当地人口已占了25%，而且退学率甚低，三分之一的高中毕业生都是华裔，结果各校纷纷对华裔学生的人数“封顶”。在当地一个有名的高中，华裔学生的录取线是66分(满分69分)，而其他白人的录取线为59分，拉美裔和黑人学生的录取线仅为56分。后来学区又进一步采取行动，在考试中强调英语，希望把母语不是英语的华裔的分数压低，结果华裔的录取线从66跌到62分，但还是比其他白人的录取线(57分)高出一截。
一般而言，如果一个族裔的学术表现太好，社会对这个族裔的要求就会提高，以给弱势族裔提供机会。这如同围棋中高段选手要让低段选手几个子，没有什么不妥。但是，近来同处于该“让子”地位的亚裔和犹太人，境遇走向却截然不同。
由于美国实行种族平权的政策，各校必须录取够一定的黑人和拉美裔学生，虽然其考试成绩远低于其他族裔，而亚裔成绩好也会被排拒在门外。犹太裔虽然也不免有类似情况，但由于混迹于白人之中，可抢非犹太白人的机会。要知道，白人虽然也受不成文的配额限制，但毕竟占人口大多数，配额的绝对数字还是很高，犹太学生的分数只要高过非犹太白人学生，一般有大把的机会可抢。结果，在如今的常青藤盟校，犹太学生的比例达23%，比其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高出十几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三分之一的学生是犹太人。而非犹太白人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他们在入学时和犹太人同属于“白人”，名额本来已经受到控制，又因读书远不及犹太人而被大量淘汰。
犹太人在与比自己低一段位的非犹太白人竞争时不必让子，本来已经捡了不少便宜。然而，最近却有一大怪现象，即各大学对犹太学生不仅不是提高标准，反而主动出击，到处搜罗犹太学生。强手不但不让子，反而要占先手了。
目前领导争夺犹太学生潮流的，是南方的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University)。该大学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全美大学排名中居第21位，被人封为“小常青藤”之一，是美国高等教育的第二梯队，立志早日挤入常青藤的行列。两年前，范德比尔特将常青藤盟校之一布朗大学的校长GordenGee聘来当校长。这位校长上任后，发现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中，范德比尔特的犹太学生比率在前25所名校中居倒数第二，即2%～4%。与范德比尔特在同一水平上的EmoryUniversity和华盛顿大学名次都高于它，而这两所大学的犹太学生比率分别为30%和35%，并且都积极去一些犹太学生集中的精英中学直接录取新生。普林斯顿大学则早在1980年代就特别注意维系与一些犹太人集中的高中的关系。于是Gee校长宣布采取所谓“精英战略”，提高犹太学生的比率，以早日跻身于常青藤之林。
根据对SAT考试成绩与宗教信仰关系的统计，35个宗教的信徒中，在SAT中拿分最高的，是“一位论”教派(Unitarian)的信仰者，平均分为1209；犹太教信徒居第二，平均分为1161；全国平均成绩则只有1020。不过，SAT的考生中“一位论”教派的信仰者只有2354人，犹太教徒则多达27120人，比“一位论”教派多十几倍，成为最大的一个高分群体。于是，为了吸引这批学生，各校不惜争相建立犹太文化中心，开设犹太研究的课程。
不过，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绝不能用犹太人学业出众这一点来解释。亚裔同样出众，还是受到抑强扶弱的政策的限制。亚裔与犹太人的不同是，亚裔只是学业优异，在政治上还是贱民，经济上也未得势，在社会上占不到一点便宜。这次亚裔在加州大学受排挤，一大原因，就是近期加州拉美裔人口暴增，成为政治的主要势力，因而得以通过其政治权力在教育上排挤亚裔，提高拉美裔的地位。犹太人在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已得势，并且不但不像白人那样因种族歧视而有负罪感，反而还因希特勒的大屠杀沾了受害者的光，有要求社会补偿的权利，实在是两头的便宜都占了。一位犹太大亨因为1960年代范德比尔特未能录取他的女儿，指责范德比尔特“反犹”，发誓不捐给范德比尔特一分钱。如今，范德比尔特的亲犹政策让他心花怒放，一年就捐了100万美元。这样的后盾，亚裔是很少能找到的。
美国的民主实际上是一个利益竞争的体制。亚裔受制于儒家文化，讲究谦让、自强，鄙视争逐利益。亚裔的政治沉默，使别的族裔有了可乘之机。也许，亚裔在教育上要争得公平，只有与受压的非犹太白人结盟一途了。这大概也是许多亚裔中产阶级一直是共和党的选民的原因。

第三部分 政治势力与教育机会第21节  博士的年头

随着海归派杀回故里，洋博士也变得炙手可热了。有巴灵顿大学的博士，有哈佛大学的博士，虚虚实实，真假难辨。杨澜女士当初为自己的夫君吴征辩护时，说他有半年时间在那里废寝忘食地写博士论文，听起来理直气壮。国内三年就可以拿个博士学位，一位奇才半年写出个博士论文，似乎也颇能服人。
那么，在美国拿个博士究竟要几年呢？这当然会因每个人的才干、学科、博士论文的难度和质量而各有不同。记得当年选JamesScott的课时，他拿那些为写学期论文而愁眉苦脸的学生开心，说写东西有时会“容易”得出奇。据他说，当年有一个研究古希腊的才子，在研究院呆了不知多少年，学富五车，就是博士论文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但是有一天临睡觉前，突然想起古希腊某大师的著作中有两个关键词一直没有适当的英文解释，他灵机一动，觉得自己找到了美妙的英译，于是坐在案前，奋笔疾书，多少年在研究院学的东西一下子全连贯起来了。他一晚上未睡，工作到第二天晚饭前，大功告成，一共七八十页。教授一看，篇幅虽短，但旁征博引，而且解决了学界多年来的难题。没二话，通过。一个博士论文，前后不到24小时写就！
这类故事，听起来入情入理，没有人敢说是假的。饱学之士动起灵感来，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但研究生们总是把这当神话故事来听，因为没有人相信自己有那么大的才分。博士生过了资格考试，不用选课了，但也进入了笔者戏称的“中年危机”。一位人类学系的学生告诉我，她的系里的学生进入写论文阶段时，总是想干各种别的事情：　想装修住房，想生孩子，想离婚，凡是天下有的事情都想做，但就是不想写论文。换句话说，要挖空心思找些不写论文的借口。
面对这些苦熬数年写不出论文的学生，出版社觉得有钱可赚，于是以耸人听闻的标题，出一些书为你在短期内写完论文提供诀窍，就像国内出的一些百日掌握英语之类的书，专门投那些学不会的人之所好。不过，这类书中，牛皮吹得最大的，也不过是一本《如何在一年内写出博士论文》。大家有时写不出来时，就开玩笑说：“看看那本书怎么样？”当然从来没人信它会灵验，笑话而已。至于半年写出论文，根本就没有人谈过，因为那连笑话也够不上。
言归正传，平均而言，要熬多少年才能拿到博士？不妨看看美国历史学协会提供的数字。一般认为，拿个历史学的博士需要花8年功夫。但具体的数据表明，历史学博士一般都要花9年时间在研究院当注册学生，而从大学毕业到拿到博士的平均时间，竟达11.3年！而其他学科的博士，则要平均当7.4年的注册学生，从本科毕业到拿到博士学位的年头是10.3年。所以，新的历史博士年龄总是偏大，平均34.6岁，其他学科的博士只有33.6岁。
刚看到这一数字，笔者自己先吓了一跳：　怎么会这么长？但看看自己的情况，这一统计数字确实不离谱。我们夫妇两人都在耶鲁读博士，妻子读文学，当时是直接进的博士课程，如今已经花了9年时间。如果想早点毕业，论文的质量差一些，也许第10年能写完。如果想写好一些，怎么也得11年。笔者本人1995年进了耶鲁东亚研究的硕士课程，两年毕业，然后进了历史系的博士课程，如今又已经花了5年时间。估计完成论文，最乐观也是两年后的事。前后一算，在耶鲁拿到博士，至少要花9年时间。
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不妨谈谈个人经历吧。拿到录取通知书时，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给你6年的奖学金。办的签证，也是照这个日程。按说，6年应该是法定的学制了：　头3年修课，第4年当助教，同时也可以听课、做研究，第5年到所研究的地区作实地收集资料，第6年写论文。
但实际上，这样的日程很难落实。头3年的选课，一般都没有问题，大家都能完成，并在第3年或第4年通过资格考试。但接下来问题就来了。首先是个语言训练问题。我们夫妻二人都先后到日本学了1年日文，钱是别的基金会给的，不算在学校给的6年奖学金之中。这就长出来了1年。一般的美国学生，似乎更需要这种额外的语言训练。美国的大学是通才教育，学生一般语言都学得不精。笔者当助教时教过3年高级中文课，学生中还有几个研究生，但几乎还没有发现有能够用中文作研究的学生。后来又辅导过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发现即使是很好的学生，面对一页简单的中文也会一筹莫展。可以想见，他们若读博士，外语关不是闹着玩的。事实上，最近的研究表明，美国读人文的博士生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训练不足。
其次是论文的研究。学校的日程是1年，但很少有人能1年完成的。实际上，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后离校进行“现地研究”，所拿的经费基本上都是来源于校外的基金会。而许多基金会给的钱，就是支持你1年以上的研究的。所以，在海外呆3年，是很常见的事。而且，这种基金有时还可以连续申请，结果，拖上9年以上并不是太难。
除了这些学术原因外，还有许多个人原因。从20多岁到30多岁这段时间，是人生最关键、变化最多的一段时间。一般的人在这期间结婚、生子乃至离婚等等，博士生们自然也不例外。我们夫妇就是读书期间有了孩子，结果两个人的进度都慢了下来。可想而知，因此半途而废的，比比皆是，女性尤然。
读博士的时间这么长，对许多人来说是个磨难，中途放弃的人很多，资源浪费不少，而且不能及时“生产”出急需的人才。1960年代初，美国历史协会研究生委员会主席DexterPerkins提出了一个13页的改革建议，要缩短博士课程的时间。1950年代末，历史系的博士生通常要经过7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学业，但Perkins的方案要求4年之内完成。具体措施是，第一，提高奖学金，使学生经济上无后顾之忧，专心学习；第二，设法让学生在大学期间作好充分的语言准备；第三，减少博士生的选课量，并把博士论文的题目限定得更小一些，使学生能够有能力在短期内完成。
然而这一目标被证明完全不切实际。首先是语言训练。如今大学的财力比40年前雄厚多了，动辄可以送学子去海外进修。但是随着教育的普及，大学的语言教学也出现了不利于博士课程的倾向。比如，笔者教中文时发现，学生越来越重口语，教学对阅读能力非常忽视。后来才明白，班上的学生没有一个将来准备读博士，大多是准备将来做生意、当律师。他们希望今后一旦到中国工作，大学的语言训练能够帮助他们应付日常生活，没有必要学阅读。笔者偶尔看到赵元任先生几十年前在哈佛大学编的汉语教材，大吃一惊。比如教材中有类似“什么是汉学家”这样的文章，非常文雅，非常学术，比起如今我们在课上做的“他又漂亮又有钱”这类口语练习来，简直是两个世界。也难怪，赵先生当时教的学生，大多要当汉学家，如今的学生，大多是看重了中国所提供的经济机会。教学跟着学生的需要走，很少考虑要读博士的学生的需要。所以即使在大学苦学几年中文，一般美国学生进了中国史的博士课程，为了阅读中文文献，还得补语言的课。
减少博士生选课，缩小博士论文的覆盖范围，则更不可行。博士生未来的主要工作是教书。你若是研究康熙，不能只懂康熙，还要教几千年的中国史，甚至日本史、东亚史。狭窄的训练完全无法使博士胜任工作。在耶鲁历史系，博士的资格考试有三个专业，一个主修，两个副修。其中的两个副修中，一个必需涉及与你主修所研究的地区不同的一个大洲的历史，或一个纯理论性的题目。目的之一，就是要学生知识广博，能够适应未来的教学要求。
不过，Perkins提出的增加对学生的资助的方案，却得以实施。目前虽然有38.3%读人文的博士生是自己花钱读书，但33.2%是通过当助教支持自己的学业，23.8%拿着奖学金读书。一些顶尖学校因为互相竞争，奖学金越给越高。以耶鲁为例，1993年我妻子进校时，拿的是最高的奖学金，生活费也不过9500美元(学费免)，而且只有少数人才有此运气，许多人只有半奖或没钱。如今，所有博士生基本都是全奖，生活费部分高达15万美元，暑期还另有资助。笔者1995年进耶鲁的东亚研究硕士课程时，拿的是最好的资助，即免学费。但两三年后，居然硕士也能拿到生活费。更有甚者，暑期还有各种基金供你到海外作研究、学外语，有时金额一次就高达七八千美元。如此算来，生产一个博士，造价至少得十几万美元。
美国的博士课程，可以在七八年内，把一个幼稚的大学本科毕业生造就成训练有素的学者，这已经是近乎奇迹的事情，再缩短时间如何可能？特别是在历史领域，因为要积累知识，学几门语言，速成就更属天方夜谭。

第三部分 政治势力与教育机会第22节  科学家在美国政治中的失势

布什此次访欧，反复声称还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支持“京都宣言”的合理性，为美国在环境问题上的立场辩护。然而记者马上追问：　如果按你的标准连“京都宣言”都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那么你为什么要推行一个更缺乏科学依据的导弹防御计划？
布什对此避而不答。而丹麦的环境与能源部长却在美国的电视台上反唇相讥：　你可以找到科学家为你证明吸烟与肺癌无关，或者HIV不会导致艾滋病，但98%的科学家不这样认为。事实上，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发达国家的科学院都已证明：　工业污染已导致了地球的“温室效应”，如不加控制将对人类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布什如此戏弄科学界的意见，使许多美国科学家认定他的政府对科学全无兴趣。科学家们一向因政见不同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正如麻省理工学院致力于研究美国科学与联邦实验室的文化人类学家HughGusterson所指出，目前不管主要的科学家们政见如何，他们都普遍反对布什的政策。更有专家认为，科学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在布什政府中已降低到一战以来的最低点。迄今为止，布什还未任命他的国家科学顾问和他政府中几个与科学有关的最高职位。这似乎表明科学对他可有可无。在2002年的政府预算中，大多数研究机构的实质性开支都遭到了大幅度的削减。连老布什的科学顾问、耶鲁大学教授AllanBromley也批评布什对科学投资不足。他指出，布什在有些项目上增加了对科学的投资，但即使在这些项目上，也有明增暗降之虞。如对国家健康研究所(NationalInstituteofHealth)的预算在未来5年增加了一倍，5年后的增长率将与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步。问题是，在研究中使用的高精密材料的价格上涨率，一般会比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增长率高出数倍。以这样的预算根本无法维持现有的研究。目前美国的一些领先的传统领域，已开始被别的国家超过。例如，与“温室效应”密切相关的气象研究，美国已落后于日本和欧洲。美国的气象学家竟因为计算机的功能不足，常常跑到欧洲和日本去借用人家的高强度计算机来检测自己的数据模型。华盛顿大学的大气科学教授EdwardSarachik指出，美国的GDP比英国几乎大10倍，但在这方面的投资却比人家少。而像加州未来的水源这类牵动美国经济命脉的课题，都要依赖这些气象研究的成果。
联邦储备委员会总裁格林斯潘在对国会作证时指出：　近10年来，美国GDP增长的70%乃是技术革命所导致。而从气候变暖到艾滋病等人类面临的全球性危机，无不依赖科学提供解决方案。可以说，今天人类对科学的依赖，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高。但科学家在政治上的发言权，却一落千丈。
科学家在政治上的失势，是科学家公众形象的变化的一种反映。关于这一点，只要对比一下爱因斯坦和比尔·盖茨就会一目了然。爱因斯坦不仅被公众视为一个科学家，而且他所代表的道德良知，使他具有他自己都意识不到的政治权威，甚至以色列人异想天开地要请他当总统。尽管他衣冠不整，从不取媚于公众，但公众把他视为智慧的象征、人类的先知，以致他自己不得不出来说：　真正的伟人是耶稣基督、圣雄甘地，而我是微不足道的。再看比尔·盖茨，他的创造发明虽然主宰了我们的生活，但在公众眼里，他更多是一个生意人，是世界上数得着的富翁。前克林顿政府还曾对他起诉，称他非法垄断市场，听起来颇像白领犯罪。虽然他衣着整齐，颇能操纵公共关系，但你若把他的名字与科学家的良知联系起来，人们一定会笑你是个疯子。从爱因斯坦到盖茨，科学家的公众形象已从超凡脱俗、不考虑个人私利的圣徒，变成了在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的凡夫俗子。其公信度的降低，自然影响到其政治上的权威。
这一变化的政治原因，是世界由群雄并立变成了美国的独霸。当年拿破仑因为未理睬一位科学家的铁甲船的设计，丧失了突破大英帝国海上壁垒的良机，统治世界之梦失之交臂。而20世纪自由世界之所以能最终摆脱纳粹的梦魇，全仗一批犹太科学家逃出德国。1939年爱因斯坦致信罗斯福总统，警告他德国的原子弹计划，这促发了曼哈顿工程。如果这批人为德国效力，自由世界除了对希特勒投降外，怕是别无他途。后来苏美争霸，科学家又“为王前驱"。从艾森豪威尔的洲际弹道导弹计划到尼克松的停止研制细菌武器的决定，科学家的角色都举足轻重。而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实现，更让人感到科学家领导着世界未来。如今美国在世界已无对手，科学家的功能似乎只剩下帮人们赚钱，过去那种被科学武装起来的人类的道德卫士的形象，只能在动画片的未来世界中那些惩恶扬善的“超人”身上才能看到。
更大的危机是，随着学科越分越细，人文传统与科学传统开始分离。当年牛顿的力学，是他的神学体系中的一部分，他因看苹果落地而悟出万有引力定律，是因为他大部分时间是在思考上帝的法则。爱因斯坦亦是一位人文关怀十分广大的思想巨人。今日的科学家，不仅人文训练不足，而且常常几百人结队致力于一个非常细小、具体的课题，造就科学巨人已不大可能。你到美国任何一个像样的大学，都可见到学校班车上载满了外国的博士后和试验员。他们对领导自己课题的教授，异口同声地叫“老板”。“老板”搞钱，这些廉价的外国高科技劳动力做研究，已成了美国科学界的定局。在这种“老板”文化中艰难谋生的外国劳工，不仅成了科学界的大多数，而且他们没有选举权，导致其在政治上的影响，理论上还不如一个流浪街头、目不识丁的无家可归者。在这种情况下，还谈什么科学家的道德良知、社会使命以及公共权威呢？
在美国这样一个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里，像乔丹、TigerWoods这样，其最大的本事就是把一个球放到一个筐子或洞洞眼里的人，要比那些一生致力于思索人类未来的科学家们有大得多的政治资源。然而，人类的未来，将越来越被科学的发展所主导。如果科学家不能在政治上发出自己有力的声音，影响公共资源的分配，全人类都将要为之付出代价。

第三部分 政治势力与教育机会第23节  学术抄袭与学术规范

最近，在太平洋彼岸，两位著名历史学家的抄袭事件，震撼了美国的媒体。
美国一般的公众既不爱读书也不关心历史。这次历史著作的抄袭案之所以在媒体能引起轩然大波，是因为被拎出来审判的两位，是美国最得宠的历史学家。第一位是StephenAmbrose，他总共出过30本书，在最近5年就完成了8本书，内容从世界大战到美国总统，几乎无所不包。他的书一出就被排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最佳畅销书排名榜上居高不下，媒体
好评如潮。他的名字，就像名牌商标一样，成为书商经营的大招牌；他本人自然也成了文化名人。另一位叫DorisKearnsGoodwin，是一位致力于研究美国总统的历史学家。她关于肯尼迪、约翰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书都影响甚巨。其中关于罗斯福的一书获得1995年的普利策奖，并从1999年起，成为普利策奖的评委。每次总统选举，或总统作出什么重大决定，她都会上电视现身说法，有时天天都能在电视上露面。她甚至还是哈佛大学的执行董事之一，在教育界影响甚大。
然而，树大招风，这两位大腕写手最近几乎同时被人抓住。据《每周正论》(WeeklyStandard)报道，Ambrose的近著TheWildBlue中有几段与ThomasChilders1995年的著作WingsofMorning中的段落相似得几乎难以区分。比如，在TheWildBlue中有这样一个片段：而在6年前出版的WingsofMorning中，有这样一段：　在处理这一段落时，Ambrose在注释中提及Childers，但没有在文中打引号。最近，Ambrose承认他的书中还“借鉴”了另外两本书。他为此事公开道歉，并保证以后要严格处理书中的引用段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的Childers则要求对方亲自向他道歉，并把一本Ambrose的书从自己课上的指定书目中拿掉。
Goodwin的问题出在她1987年的著作TheFitzgeraldsandtheKennedys上。这本书刚出版时，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最佳畅销书排名榜上呆了5个月之久。但据《每周正论》的报道，她这本书中有十几处与另外三本书中的段落惊人地相似。比如在LynneMcTaggert中有这样一段：　除了把Mrs.Gibson换成了全名Mrs.HarveyGibson外，整段照搬到自己的书中。此事本来在1980年代末就被McTaggert抓住，她曾威胁要对Goodwin起诉。Goodwin急忙要自己的出版商与McTaggert“私了”，赔钱遮丑，谁知如今事情还是败露出来。
面临当今媒体的口诛笔伐，两位大师各有说词。Ambrose辩称：“当我写书要借用别人的段落时，我就顺手把句子打出来，然后加上注释。我希望当时我能加上引号。可是，我不是在写博士论文，而是在讲故事。”言下之意，他是在写畅销书，应另有规范，只要加了注释，不应算是太离谱。
经常要上电视的Goodwin态度则好得多。她说：“我百分之百地相信历史学家的职业标准绝不能因为写畅销书而被牺牲。我喜欢注释。注释是为未来的历史学家留下的指针，承认前人在自己领域内的贡献是至关重要的。我这件事发生在15年前，那是我第一本大型历史著作，长达900页，注释有3500个，完全是用手写出来的。遗憾的是，我的注释系统被证明不那么牢靠。我作研究时的阅读笔记都是用手写，并注明从他人书中抄出来的段落的来源；同时，我也随手写下自己的评论和感想。我的书就是在这些笔记的基础上完成的。书稿完成后，我对从300多本书中引用的段落再检查了一遍，保证注释和引号没有错误。可惜在这一复杂的过程中，出了几个错误。当我第一次被抓到时，感觉实在很坏，急忙与人家私了，不想为自己的几个疏忽去面临整个世界的审判。但15年后，这件事又回来了。我绝不是抄袭，而是忙中出错。事实上，我的书中到处都引用这些作者的文字，我不会傻到要存心漏过其中的几个注释。这是个技术错误。我相信我不会再犯。”
然而，这些辩辞并不能为媒体完全接受。一位批评者尖锐指出，Goodwin是负责监管哈佛大学的校执行董事会的成员之一。在哈佛大学发给一年级新生的学生手册中明确写道，如果你引用别人的东西不加引号，就属于抄袭，不管你是有意无意，也不管你加不加注。有没有引号，这是决定是不是抄袭的关键。如果你是一个18岁的哈佛大学新生，犯了这一错误，你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你可以被要求离开学校两个学期，丢掉你挣到的所有学分。你在学校的个人档案上会留下不诚实的永久记录。我们为何对大学者就要法外开恩？Goodwin的辩护者们则称这件事只能说明了犯错误是多么容易。已开始用计算机写作的Goodwin本人决定在作研究笔记时严格把自己的评论和引用的段落分记在两档里，以免未来再忙中出错。她甚至于3月3日致信普利策奖的评委会，主动要求退出这一新闻界最高奖的评委会。理由是由于媒体的压力，她已感到自己无法胜任此职。
Ambrose引起的不满则更多一些。有些学者指出，一个人不可能在5年内认真写出8本书来。那么大的产量，其实就是学术不严肃的证据。他简直把自己的书房变成了作坊，完全被金钱所驱动。事实上，由于Ambrose的书畅销，出版社频频向他施压，要他提高产量。他一度表示封笔退休，但出版社又拿出新的“物质刺激”，保证作坊的继续运转，而在抄袭之事被揭露之后，也拒绝把书撤出市场。

第三部分 政治势力与教育机会第24节  反环保的“科学异端”

2001年秋，丹麦奥尔胡斯大学(theUniversityofAarhus)政治学系的一位年轻副教授BjornLomborg出版了一本题为“TheSkepiticalEnvironmentalist”的书，在全球环境问题的辩论中引起轩然大波。Lomborg自称并无环境科学上的训练，只是一个统计学家。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本是基于他的“左翼绿色和平”的立场，挑战对环境保护运动提出质疑的经济学家JulianSimon。谁知当他把统计资料搜集齐全后，发现所有的数据都在支持他要挑战的Simon。于是，他背叛自己的立场，一鼓作气写出一部反环保的著作，试图戳穿他所谓的环境保护运动的“祷文”。从2002年初以来，此书引起科学界的激烈反击和抗议。几家重要的科学和环境杂志，如《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American)和《自然》(Nature)，都邀请专家对Lomborg进行批驳。而《经济学人》则站出来坚决捍卫这一“异端邪说”。据说Lomborg到牛津大学宣讲他的新书时，一位学者竟在一怒之下，把一张pie扔到他脸上。但是，不管Lomborg在科学界是多么孤立，不管有多少资深科学家称他是“骗子”，他对科学界方兴未艾的环境运动，提出了迄今为止最有力的挑战。他可以被攻击，却无法被忽视。
自1972年罗马俱乐部出版了著名的《增长的极限》且对资本主义的无限增长的观念提出挑战以来，环境主义者声称人类正面临着如下的大危机：　自然资源正在被消耗殆尽；人口增长将使人类面临着食物短缺；大量物种将消亡；空气和水的污染会愈演愈烈；一句话，人类的活动对自然是如此有害，乃至人类将通过破坏自己的生态环境而自取灭亡。
Lomborg则直截了当地回应道：　自从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出版以来，人类并没有如预言的那样走向自己环境的“极限”，相反，事情在变得好起来。首先，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变多了，而不是变少了；世界人均的粮食产量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具体而言，地球的矿产虽然有限，但不像环境主义者说的那样接近枯竭。从１９70年代以来，大量新的矿产资源被发现。以石油为例，以目前的消耗量来计算，现有的可以用适度价格开采的石油还能供人类用150年。同时，太阳能的价格在过去30年中每10年就下跌一半，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以同样的速度继续下跌。因此，能源危机并不严重。其他非能源的矿产也是同样的状况。尽管在过去50年内，人类对铝、铜、金、水泥、氮、锌等的消费增加了２至１０倍，但根据新增的储量计算，这些原料可供人类使用的年限已被延长。根据《经济学人》的数据，从1845年以来，工业原材料价格指数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下降了80%。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证明了资源的充裕，而不是枯竭。
1968年，斯坦福大学教授PaulEhrlich出版了一本畅销书《人口炸弹》，预言１９70年代人类将因人口膨胀而面临大饥荒，几亿人将被饿死。这一预言并未兑现。相反，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农产品拥有量自1961年以来增加了52%。1961年贫困国家的人均日卡路里摄取量是1923，仅够生存，1998年这一数字提高到2650，2030年预计将增加到3020。1949年，发展中国家45%的人口处于饥饿状态，如今这一比率则仅为18%，预计到2010年将跌至12%，2030年将跌至6%。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自1800年以来，粮食价格下跌了90%。
Erhlich的《人口炸弹》还是基于170年前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即人口的几何级增长将使线性增长的粮食产量无法应付人类对食品的需求。事实证明马尔萨斯错了。当人们富裕起来后，生育率自然降低。在１９60年代初，世界人口增长率为2%，达到历史的高峰；如今则已跌至1.26%，到2050年预计将跌至0.46%。农业革命使粮食产量的提高，则远远超出马尔萨斯的预见。
不错，随着森林的消失，一些物种会灭绝。但在未来50年内，只有0.7%的物种将灭绝，而非一些人预言的25％～50%。环境污染问题也被大大夸大了，因为许多环境污染是早期工业化的产物，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消失。以伦敦为例，空气污染在1890年代达到高峰，以后渐渐好转。如今伦敦的空气，是1585年以来最好的，保持着工业化以前的空气质量。地球的温室效应虽然存在，但据Lomborg称也并不对人类构成严重威胁。
以上结论，即使是其正确的部分，也不过是修正了一些环境主义者过激的或过时的观点，并不那么惊世骇俗。然而Lomborg接下来提出的解决环境问题的原则，则对环保运动极具挑战性。环境主义者爱谈“极限”，Lomborg把这一概念接过来，为己所用。在他看来，环境主义者总觉得增长有“极限”，却未意识到用于治理环境的经济资源也有“极限”。比如“京都议定书”仅仅把地球变暖的进程拖延6年而已。但是，为达到这一目标，所消耗的费用可高达1兆亿，比为全球提供清洁的饮用水和下水道设施的费用高出5倍以上。Lomborg指出，提供清洁的饮用水和下水道设施，每年可使全世界避免２００万人死亡和另外5亿人得重病。所以，问题不是治理不治理环境，而是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把什么摆在优先地位。为此，他提供了一个拯救一个人一年生命的价目表。根据这一表格，如果通过法案强制要求厂商给汽车安装安全带，那么等于每花69美元就可以救一个人一年的生命。给黑人新生儿作镰状红细胞贫血检查(sicklecellanaemiascreening)，等于240美元就可“买”一个人一年的生命。给妇女作乳房X光检查，等于810美元“买”一年人命。给65岁以上的人接种肺炎疫苗，等于2000美元“买”一年人命。劝告那些一天吸一盒以上的烟的人戒烟，等于9800美元“买”一年人命。促使30岁以上的人吃低胆固醇的食物，等于19000美元“买”一年人命。但是要限定核电场的放射线的标准，等于要花１８亿美元才能“买”一年人命。为橡胶轮胎工场安装苯的排放控制装置，一年生命的价格就会高达２００亿。一句话，生命有价，金钱有限，救人要讲效率，万事都有孰先孰后。如放着100美元能“买”一年人命的项目不管，而在10000美元“买”一年人命的项目上花钱，不就等于赔了另外99年的人命吗？
Lomborg的结论：　西方文明在生态上是完全可以自我维持的。我们在对付人类面临的危机时，应量入为出，运用基本的市场经济规则来选择优先项目。在这个意义上，“京都议定书”得不偿失，应该用那笔钱应付更紧迫的问题。衣食足而后知礼仪。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是发展，而不是制约发展。社会富裕以后，环境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
然而，许多批评者们指出，Lomborg没受过环境科学的训练，有意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数据
，他的书因此错误百出，甚至有意误导读者。而且，他常常用西方发达国家的例子以偏概全。比如，伦敦的空气是日见好转，但北京、上海的空气就另当别论了。发达国家严格的环境法，把污染大户都挤到发展中国家，怎么能只看富国而讨论环境问题呢？再者，原材料价格的下跌也不一定反映资源的充裕，因为西方工业大国可以凭借手中的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力量，压低发展中国家的原料价格，海湾战争不正是一场捍卫石油价格的战争吗？另外，Lomborg为了否认能源危机的严重性，一方面指出石油的储量尚很丰富，一方面又说太阳能越来越便宜。其实，不仅是太阳能，像风力发电这些再生能源，也价格日降，越来越有竞争力，而这些正是环境主义者在“增长的极限”的压力下不断努力的结果。用环保的果实支持自己反环保的立场，不免有些自相矛盾。不过，他对拯救生命的计价表，却试图重新排列人类面临的挑战的轻重缓急。环境只是这些挑战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这等于逼着环境科学家们作出回应，证明环境是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而且环保的开销，在这一拯救人命的价目表上，是比较经济的一种。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内，双方围绕这些问题会有一场大论战，孰胜孰败，将大大影响“环保政治”。

第三部分 政治势力与教育机会第25节  二度贞操：新保守主义的性反革命”

在最近5年至10年间，美国南部所谓“圣经带”地区的保守主义社会运动汹涌澎湃，不仅使布什在2000年大选时把包括戈尔老家田纳西在内的南部各州全部赢了下来，而且使南部社会的日常生活引发了深刻的变化。其中，“重当处女”(secondaryvirginity)运动，就是南部基督教保守主义的重要果实之一。自从１９60年代的“性革命”以来，婚前性行为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生活的绝对主流。大多数人的性经验从中学时就开始，大学毕业时若还没有性经验，就几乎成了怪物，甚至得去看心理医生。最通行的电视轻喜剧Seinfield，甚至拿一个年轻的英国处女开心，最后让她和小肯尼迪(就是几年前开飞机死的那位前总统的英俊公子)上了床。一时间，“处女”这一词汇因在现实中找不到描绘的对象，几乎快成了古英语。
然而，在南部笃信基督教的各州，“重当处女”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并渐渐成为婚前南部新娘们所讨论的中心议题。所谓“重当处女”，就是这些即将结婚的情侣，主动停止他们已经有的性生活，直到结婚后再重新开始，似乎新娘还是处女。
这一现象的出现，是美国普遍的婚前性行为的社会现实和南部“圣经带”基督教传统对这种性行为的强烈谴责之间的一个文化妥协。婚前禁欲是基督教的传统教诲。在基督教盛行的南方各州，有55%的学区在性教育课程中只讲授婚前不能有性行为。但在东北部，坚持这样老派的性教育的学区只有20%。记得十年前，笔者看到一篇报道，称纽约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回家当着父母的面，把一个避孕套套到了一根香蕉上；父母大怒，质问学校为什么要教一个还没有开始性发育的孩子这些东西。此事笔者曾对一个从纽约来的美国朋友当笑话谈起，她却一脸严肃地说：　你到纽约的学校看看就明白为什么要这样了。难道你让这些孩子都得艾滋病吗？
上大学就更不用说了。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女孩考进了耶鲁，入学第一个“必修课”就是性教育。老师当众让一个男生表演如何把避孕套套在香蕉上，羞得这位大陆的女孩眼皮都抬不起来。几年前，4位犹太保守学生起诉学校，要求离开学校的宿舍。理由是那里的性行为太随便，不仅男女同宿，而且走廊里就可以拿避孕套。他们怕自己经不住诱惑，破了自己的宗教戒条。
不久前，国务卿鲍威尔还在这个问题上引火烧身。他在一次跟青少年的公开电视对话中，语重心长地对孩子们说：“你们在发生性关系时，并不能确切地知道你的伴侣是否有病。你们要学会如何保护自己，要用避孕套，而不要管那些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说教。”结果，布什政府中的右翼大怒，谴责鲍威尔公开与布什“婚前不能有性行为”的道德信条唱反调。一位保守的电视新闻主持人特地重放了鲍威尔的讲话，然后厉声教训道：“国务卿先生，请记住，我们的总统明确地说，要讲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不用管’！”
鲍威尔对这种攻击无动于衷。大部分美国人也觉得这些保守派在这一问题上似乎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中。但是，保守主义者们却非常执著。1993年，SouthernBaptistConvention发起了“真正的爱情要等待”(TruthLoveWaits)的运动，号召青少年和大学生签署婚前禁欲的誓言，结果募集了上百万的签名者。
不过，婚前禁欲对于主流社会而言是完全不可能的。当然南部颇有些极端的例子，比如有些农村的封闭社区还保留着婚前绝对禁止性行为的习俗。男方喜欢女方，要向女方的父亲提亲，等父亲同意了，才可能结婚。婚前大家最多拉拉手而已。而女方从来不会在自己的婚姻上有主动的行为。她唯一有的是否决权，即拒绝自己不喜欢的婚姻。不过这种习俗存留的原因，除了当地社会的封闭外，恐怕还有婚龄早的原因。不到20岁就结婚，婚前禁欲也不用禁太久。
但对于高度自立、晚婚并且流动性极大的年轻人而言，只好不得已而求其次，能做到婚前禁欲就不错了。许多年轻人是主动这样做的。比如一位年轻的新娘这样说：　眼看就要在上帝面前宣誓，说“我愿意”(Ido)了。可是整天还在性交，两个人还赤条条地在一起睡，心里觉得有罪。需要停下来，想想更重要的问题。否则两个人一辈子的这种神圣关系，仿佛只是个“性”字。甚至一位离过婚、有两个孩子并已经和未婚夫同居的年轻母亲，婚前也决定停止性行为。尽管他们还住在一起，甚至还同睡一张床，但她所容许未婚夫做的，仅仅是接吻而已，而且她也不再当着未婚夫脱衣物了。
新郎们如何反应呢？大多数对此不介意。其中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一段时间的婚前禁欲，反而可以把自己对未婚妻的“胃口”吊起来，乃至新婚蜜月会变得异常激动人心。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年轻夫妇在谈论“重当处女”的问题时，大多不愿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他们不愿让自己的父母知道他们已经有了性行为。可见生活在保守主义的幻想中的父母，还是大有人在。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了。
不过，对这种新的性行为模式，许多人甚至包括牧师也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你既然已经性交了，就不再是处女。哪里有能反复当处女的道理？更有批评者指出，这种“重当处女”的运动，实际上是对传统南部白人妇女的一种奇异幻想的复活。在美国内战以前，人们对南部的女孩儿就有着这样的奇思异想：　她们贞节、纯净，可以像女神一样被人们远远地崇拜。南方的男人们可以找妓女，可以和自己的黑奴私通，但南方的女性则永远是神圣的。这一对南部的纯情少女的执迷，在汉密尔顿（Hamilton）的名著《飘》(GoneWiththeWind)中就表现得活灵活现。女主人公郝思佳不仅暗中单恋自己的梦中情郎，而且讥笑一位女友在与情人幽会时“破了肚子”。说来说去，所谓“重当处女”还是满足男人对女人的性幻想的一种手段，也是女孩子提高自己身价的战略。
“重当处女”是不可能的事。不过婚前禁欲，就像伊斯兰教中的斋戒，完全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的宗教仪式。你到底是把这种仪式当成一种新型的性游戏，还是从中追求某种宗教目标，就看你心诚不诚了。不过正像弗吉尼亚大学的社会学教授BradforWilcox所指出的，南部基督教保守主义运动，已经成功地推迟了青少年性行为开始的时间，也使人们对婚姻有了一种新的态度。看来，为了社会的健康，1960年代的性革命，也需要这样一个“性反革命”的运动吧。

第三部分 政治势力与教育机会第26节  绯闻中的财经杂志

最近，美国顶尖的财经杂志《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BusinessReview)的编辑部中，闹起一场内讧。4位高层编辑写信给主管《哈佛商业评论》的哈佛商学院出版部负责人WalterKiechel，要求他们的顶头上司、首席资深编辑SuzyWetlaufer辞职。他们的理由是：　SuzyWetlaufer违反了职业道德，失去了编辑部高层编辑们的信任。
事情的起因是SuzyWetlaufer对GeneralElectricCo.的前主席JackWelch的采访。2001年12月，正当这篇采访稿进入最后的编辑阶段时，SuzyWetlaufer突然打电话给她的老板WalterKiechel，要求把文章撤掉，理由是她和被访人JackWelch的关系太密切，怕别人说她不客观。她还告诉至少三位同事：　她与JackWelch的关系已不一般。
WalterKiechel立即采取行动，安排两位低层编辑对JackWelch进行重新采访，并对编辑部就此事作出解释。最后，这篇长达7页的专访在2月号的杂志上如期刊出。
然而，事情并未因此结束。许多编辑认为，SuzyWetlaufer作为编辑，和被采访人有了风流事，违反了基本的新闻职业道德，理应引咎辞职。SuzyWetlaufer的副手、执行编辑NicholasCarr甚至要求编辑部在SuzyWetlaufer辞职之前将自己调到其他地方，拒绝与她共事。而SuzyWetlaufer则申辩说：　她与被访人的关系是在采访结束而文章已被编辑之后的几个星期才变得浪漫起来；更何况她将此事及时通知了编辑部，并未让她的私生活干扰正常工作。所有人都承认：　最后发表出来的专访，并未因SuzyWetlaufer的因素而有任何不公之处。双方各执一词，一时相持不下，但最终还是SuzyWetlaufer不得不辞职认输。
提起美国的财经杂志，人们总是想到Forbes和Fortune，很少留意《哈佛商业评论》。殊不知，《哈佛商业评论》才是美国企业界的大脑，号称“经营理论的圣经”(thebibleofmanagementtheory)。《哈佛商业评论》是“非营利性机构”哈佛商学院出版社的王牌，订费极高。号称指导世界领袖的著名的《经济学人》周刊，订费远超出《时代周刊》、《新闻周刊》，一年也才100美元上下。Forbes和Fortune声称以企业界领袖为读者群，但Forbes订17本仅20美元，Fortune13本也仅20美元，而《哈佛商业评论》作为月刊一年12本就118美元，可谓奇货可居。其24万读者中，一半来自企业界的高级领导层，也怪不得订杂志不惜钱了。你要想坐在华尔街当企业领袖，手边没有《哈佛商业评论》恐怕不成体统。《哈佛商业评论》的编辑部里发生“政变”，企业界也无法等闲视之。
SuzyWetlaufer也非寻常的生意场上之女流。她毕业于哈佛商学院，干过经济咨询，写过经济报道。她1996年以资深编辑的身份加盟《哈佛商业评论》，2000年开始领导编辑部，年薪高达276964美元，为把该杂志从双月刊变成月刊立下汗马功劳。许多编辑部成员称她是他们一生中所见过的最好的编辑。除了编务之外，SuzyWetlaufer还在公共电视台的“晚间商业报道”中频频露面，她的言论也频频被流行的财经杂志所引用，是财经界的名流。然而这位年仅42岁的离婚风云女性，偏偏在自己事业的顶峰爱上了66岁的有妇之夫，引得部下大哗，一下子竟被逼下台。
SuzyWetlaufer在这里触犯的，并不是所谓“破坏他人家庭”的婚姻道德，而是不应把与他人的工作关系变成个人性爱关系的职业戒条。但是这方面，美国无论从法律上还是道德上都尚未界定清楚。善于应付媒体和女人的格林斯潘，最终娶了年轻美貌的著名女记者，被传为佳话。耶鲁大学的知名教授布鲁姆(HaroldBloom)，也娶了自己的学生。然而时过境迁，这些才子佳人的故事，如今都可能成为职业道德甚至法律的问题。比如在许多大学，教授和学生之间的任何“爱情故事”都是违法，甚至当助教的研究生也不许和与自己大致同龄的学生约会。理由是师生之间有一种权力关系，爱情会导致各种不公正，包括“性骚扰”。美国的中学训练自己的教师，要频频强调“Teach,donttouch”之观念，有时不免草木皆兵。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丑闻之所以闹得这么大，也与美国人渐渐接受权力与性爱不能搅在一起的观念有关。大约十年前美国媒体调查和讨论过心理医生与自己的病人的关系，发现那些与自己的医生发生性关系的心理病人，自杀率奇高。原因无非是心理有问题的病人面对医生放下任何警戒，把隐私如数相告，对为自己解除心理病症的医生，极容易产生崇拜和爱慕之心。在许多人看来，医生因为有病人的信任和知道病人的隐私，因而对病人在心理上有一种权力；如果利用这种权力与病人发生性关系，就是犯罪。
SuzyWetlaufer的风流韵事远不如这样极端。JackWelch虽然是位超级大亨，但SuzyWetlaufer作为一位知名、高薪的财经编辑和经济评论家，也是赫赫独立于世，两人谈不上有什么师生之间或老板与秘书之间的那种权力关系。她掌握着媒体这一点不假，但被访人JackWelch本不准备接受采访，只有在讲定自己可以修改采访稿的条件后才欣然接受，可见被访人也并不有求于她。当然，如果采访者与被访人闹半天是对情侣，自吹自擂，无疑会成为笑谈。SuzyWetlaufer为此撤掉自己的稿子，不可谓不小心。但问题是：　这种采访者和被访人之间的“爱情故事”，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许发生？是否人们不应从工作关系中认识自己的配偶？在这方面依然是非不清。爱情和权力、利益当然最好分开，但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之中。出了大学后，人们常常通过工作结识朋友，况且美国人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尤其像SuzyWetlaufer这样的名流，在工作圈外找情人的空间恐怕甚小。《哈佛商业评论》的老板WalterKiechel说他的机构本来组织了一个班子研究制定编辑部的道德准则，包括界定采访者和被访人之间的关系什么是正当，什么不是，可惜这一工作还远未完成便出了此事，一时弄得无法可依。他一方面承认编辑部的“内讧”体现了这些编辑良好的职业道德意识，一方面又称SuzyWetlaufer是难得的人才，对她的行为不予置评，表示要在广泛征求编辑部的意见后再作决定。然而，当《华尔街日报》对此事作了报道之后，SuzyWetlaufer再也顶不住压力，4天后宣布辞职。
可惜，事情并未因SuzyWetlaufer的辞职而了结。她虽不再领导编辑部，但并未被从编辑部开除，几周后还会回来作普通编辑。另外，她的情人JackWelch不仅帮她组织了律师团，而且常常亲自出马，利用与哈佛商学院的老关系帮她解决这一纠纷。为此，《哈佛商业评论》两名资深编辑愤然辞职，抗议哈佛商学院方面与SuzyWetlaufer达成的辞职保饭碗的交易。
一个小小的绯闻之所以搅乱了如此显赫的财经杂志，其实还是反映了后安然时代财经媒体对自己信誉的敏感。安然在垮台前，曾被一些财经杂志捧为“最有创意的大企业”，成为经营管理的典范。其股票也被华尔街的金融分析家抬得甚高，金融界与媒体中对安然稍有微辞的人，饭碗就可能保不住。更重要的是，安然不仅为政治家献金，买通权路，对媒体从业人员也大为打点。像WeeklyStandard的著名保守派编辑和政论家WilliamKristol，NationalReview和CNBC电视网的评论家LawrenceKudlow，每年都从安然获得数万美元的收入。在公众眼里，媒体，特别是财经媒体，已被大企业买通，如同华尔街的金融分析家一样不可相信。因而像《哈佛商业评论》这样的财经杂志在报道大企业时，不得不格外留心。编辑们觉得一人的绯闻可以威胁编辑部全体的信誉，于是反应非常激烈。
此案中编辑们保信誉胜过保饭碗的精神，实在给中文媒体上了很好的一课。看看当今的国内，有所谓洋教练碰上媒体中的“红颜知己”的“佳话”，人们不以为耻，反而大大方方地靠此吃饭。台湾的新闻从业员也顶着“文化要饭的”之恶名。香港的媒体从业员所获得的社会尊重亦每况愈下。不久前笔者批评一位知名的国内旅美“持不同政见者”，在香港一家报纸碰了钉子。后来一位知道内幕的美国人告诉我：　那位“持不同政见者”和该报馆的老板是“哥们儿”，批评不得。大家陷在如此的人际网中，媒体还有何信誉可言？看来，中文媒体要翻身，首先还是要学学美国同行们的职业精神，虽然人家那里也是危机四伏。

第三部分 政治势力与教育机会第27节  上帝已死

对当今美国的天主教徒来说，世纪初如同世纪末。他们正面临着自从19世纪末“上帝死了”之后最大的一次信仰危机：原来自己所深为信赖和爱戴的教会，竟被一群娈童癖所控制！最近一两个月间，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从新英格兰到佛罗里达，一个教区接着一个教区，一个城市跟着一个城市，天主教会的神父们奸污和猥亵男童的丑闻被纷纷揭出。更可怕的是，这并非一两个神父的孤立行为，而是在教会权威的庇护下普遍流行了几十年的勾当。
这种丑闻最初被揭露出来是在1985年。据一家名叫TheTimesofAcadiana的周报的报道，一位路易斯安那州的神父GilbertGauthe供认他奸污和猥亵了数十位(有人估计可能上百位)儿童，并被判刑20年。该犯不仅玩弄男童，而且还强奸了一个12岁的女孩。可是，当地社会的主流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神父性犯罪的案子也是第一个。而罪犯GilbertGauthe则是个英俊、时髦、极有感染力的神父，他讲道可以让听众感动得哭起来。结果，他被判刑后，许多居民对此事并不相信，许多人根本无法想像：　一个天主教的家庭，或一个天主教徒的律师，竟敢起诉教会！结果，受害者反而成了社会贱民，而这一点也恰恰被教会所利用。一旦有人控告神父奸污儿童，教会就偷偷塞给受害者一笔钱“私了”。受害者面对教会势力的无形压力，自然也不敢声张。于是，这些娈童癖的神父就更能在教会的掩护下逍遥法外了。
但纸还是包不住火。当类似的案子最近在波士顿教区曝出后，天主教会的防线如同溃于蚁穴之堤，一败而不可收。
波士顿教区的大主教BernardCardinalLaw，本有志于成为第一个美国出身的罗马教皇，在美国天主教中的权威可谓屈指可数。然而在过去20多年中，他利用这一巨大的权威，庇护了一批在波士顿地区奸污和猥亵了几百个儿童的神职人员。每当有人控告神父诱奸儿童时，他就设法塞给受害者一笔钱，买得他们的沉默。他甚至串通一些信仰天主教的法官，封锁有关文件。当波士顿地区的天主教徒愤然要求他引咎辞职时，他竟宣布这些人是“教会的敌人”。正是在这样的强权的庇护下，波士顿教区产生了一批最为罪恶昭彰的神父。比如前神父JohnGeoghan，在过去36年中奸污和猥亵儿童130人。Law在知情后不是处罚罪犯，而是把罪犯从已经声名狼藉的教区改派到不知情的新教区，等于让这一罪犯又有新机会奸污儿童。也正是如此，神父JohnGeoghan到2002年2月才被判刑入狱。如今，事情越闹越大。波士顿主教区最近宣布，将向神父JohnGeoghan的50个受害者各赔偿50万美元，向另外36个受害者也作适当赔偿。赔偿总额达1500万至3000万美元。在四面楚歌之中，Law又不得不交出他所藏的在过去50年间奸污和猥亵儿童的80个神父的名单。
几乎与此同时，佛罗里达州那个在2000年大选的计票战中名扬四海的棕榈滩(PalmBeach)县的主教AnthonyOConnell被迫辞职。他供认玩弄了一个男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男童是在遭到另一个神父的性侵害后跑到OConnell处求救时遭此毒手。而在这个男童最终将事情公之于众的几天前，OConnell还与佛罗里达州的其他几个主教一起，发表了一篇谴责对儿童进行性侵害的声明，真可谓极尽人间之无耻。
事情还远未结束。纽约大教区的大主教，最近被控告在康涅迪格州的Bridgeport任主教时，如同BernardCardinalLaw一样庇护娈童癖的神父，使许多儿童因此受到性侵害。在西海岸旧金山北面的圣罗莎(SantaRosa)教区，至少有6个神父，包括一个主教，被指控对儿童有性侵害行为。从1月份至今，全美国已有17个教区的55个神父因涉嫌性犯罪而被解职或停职。迄今为止，美国天主教会已向受害者赔偿了10亿美元。有人估计，大概有2%～4%的神父曾对儿童有性侵害行为。如果再想想一个神父的受害者有时高达几十甚至上百，就更是让人不寒而栗了。
美国的天主教会走到这步田地，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政教分离的传统。众所周知，政教分离是美国民主政治的基石，它防止了主流宗教力量利用国家权力压制不同的宗教传统，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信仰自由。然而，罗马天主教廷有着不亚于国家机器的官僚组织，对于天主教徒来说，教皇的权威常常高于自己的国家。美国虽是个新教国家，但有着6600万天主教徒，比英国、法国这样的欧洲国家的总人口还多，其政治势力无人敢忽视。从历史上看，美国天主教的兴起与爱尔兰移民的涌入密不可分。这些移民初来美国时居于白人社会的底层，颇受歧视，所信奉的天主教又属于少数派，经历过美国反天主教的骚乱，受害者心理极强，在维护自己的利益时也极为团结，常常把任何对天主教的攻击视为对自己这个族群的攻击，并能群起而捍卫自己的信仰。如今虽然天主教早已扩张到爱尔兰裔的族群之外，但这“一致对外”的传统还非常之强。所以，在美国批评天主教从来都是十分敏感的事。
从天主教会内部来看，教会的统治有着极强的权威主义色彩，与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格格不入。主教、神父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对教民的关系如同牧羊的“牧师”对羊的关系一样，具有绝对不容置疑的权威。19世纪40年代，纽约具有传奇性的主教JohnHughes把一切非神职人员都排斥在管理教区的权威之外，美国的天主教，从此完全被300多个主教所控制。他们只对罗马教廷负责，一般教民根本奈何他们不得。就性侵害一事而论，教皇保罗二世敕令各主教出了事直接向罗马教廷报告，并由罗马教廷的神职人员在毫无外界监督的情况下审理。结果，性侵害虽然属于地地道道的犯罪，应该立即报告警察，但各主教哪里把世俗的权力放在眼里？他们无例外地将案子向当地警方封锁，直接送到罗马教廷。
可见，天主教会在美国的运作，如同一个国中之国，并且在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社会施行中世纪式的权威主义统治。如阿克顿爵士所言，“权力导致腐化，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不管是神职还是俗职，都无法“免俗”。中世纪时罗马教廷的腐败和残酷，不下于任何一个世俗的专制权力。这些握有绝对权力的神父们，道德的高调比谁唱得都高，但干出的事情比谁都肮脏。如今事情败露，主教们被迫向地方司法机关交出有性侵害行为的神父的名单，俗权开始管起“神权”来。这也是中世纪的天主教秩序与现代民主社会早晚要发生的冲突。
美国并非布什所宣称的“被信仰所指引的国家”。相反，美国的“俗权”，一向对任何全球性的权威都不放在眼里。骂联合国的是美国，指责奥委会腐败的是美国，如今挑战罗马教廷的又是美国。天主教会里的娈童癖是个世界性的现象，在法国有，甚至在当今教皇的老家波兰也有，但也只有在美国才可能闹得这么大。可惜，罗马教廷错估形势，一直觉得这种性方面的问题是美国特产，不具有普遍性，因而反应迟钝无力。保罗二世虽然强烈谴责教士对儿童的性侵害，但教廷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努力来治理此事，无形中鼓励了美国各教区的那种息事宁人的政策。有些人已把保罗二世在这件事上的沉默，与当年的教皇PiusⅫ默认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种族清洗相提并论。
而更严重的是，天主教在美国社会中的根基是否已经根本动摇。天主教与新教不同，坚持教会是人与上帝之间的桥梁，所以很难把信仰与对教会的信心分开。而这些神父的行为，破坏了人们对教会的基本信任。比如一对虔诚的教徒，把自己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来帮助教会。当地的神父也自然成为家中的座上宾，亲如一家人。每逢假日周末，这个神父都要带这家的男孩出去玩。这本是天主教教区中最值得骄傲的社区精神。可是后来发现，这个神父竟对这一男孩行奸数年之久！如今这样的案件，充斥媒体，谁还敢把自己的孩子交给神父？美国公立教育破败，教会学校优异的教育质量甚至吸引了大量的非教徒。布什政府的教育改革计划的一部分，就是要使这些教会学校能享受一些政府的资助，结果引起有关政教分离的一场大辩论。如今一夜之间，许多人对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教会学校也开始犹豫再三。教会学校似乎已不是躲避公立学校的暴力和性泛滥的避难所了。
美国的天主教传统最初正是从爱尔兰而来。爱尔兰本来是天主教的堡垒，但十几年前，由于教士的一系列性丑闻，使教会的权威和信誉受到致命打击。如今，爱尔兰社会已进入了所谓“后天主教时代”。美国会不会步爱尔兰的后尘，人们将拭目以待。

第三部分 政治势力与教育机会第28节  西方：白种人灭绝

“西方”已经开始变色了。在21世纪内，白人在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变成少数民族；在欧洲，就连种族最“纯粹”的日耳曼民族，也不得不首次在自己的国家足球队中起用黑人，一色金发碧眼的德国足球将成为历史的记忆；而我们东亚的青少年们，也学着日本人纷纷染起金发冒充起“西方人”来。“西方”作为一个纯粹的白种文化概念，也许活不过本世纪。
20世纪初，德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出版了一本惊世之作《西方的没落》，悲叹西方文明大势已去。最近，美国著名的保守派政治家布凯南(PatrickJ.Buchanan)以更强的危机感写就一本《西方的死亡》(TheDeathoftheWest)，大声疾呼西方文明不是正在没落，而是正在死亡。
1988年，布凯南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战中，出人意料地掀翻了副总统老布什，成为共和党令人瞩目的右翼非主流派的领袖。以后他每逢总统大选必出来凑热闹，虽然屡战屡败，却总能翻云覆雨，影响选举结果，没人敢不把他放在眼里。即使在他与共和党分裂后的2000年选战中，也无意中借蝴蝶票夺走了戈尔在佛罗里达的选票，戏剧性地改变了选举的结果。他之所以能够如此“长盛不衰”，主要因为他代表了一些在全球化过程中生计受到威胁的中下层白人的利益。这些教育不高的白人劳动阶层，一方面憎恨移民和有色人种抢了他们的饭碗，一方面又厌恶大企业为寻求廉价劳动力而迁往国外，对偏向有色人种的民主党和鼓吹自由贸易、亲大企业的共和党主流都大为不满。布凯南着眼于保护这些白人的既得利益，提出锁国的主张，要限制移民，建立贸易壁垒，把大企业留在国内，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有一批忠心耿耿的“死党”，对美国政治颇有影响。
如今他提出的“西方的死亡”的警告，也是基于一个为这些下层白人的简单大脑所容易理解和消化的理论：　人口数字决定一切，“我们的人”在世界上越来越少！根据布凯南的数据，1960年“欧洲种”的人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2000年，“欧洲种”只占人类的六分之一；到2050年，则只剩下十分之一。从统计数字上看，这是个正在灭绝的种族。
其实，这一“白种人灭绝”的现象，不过是发达国家的人口萎缩的一个侧面而已。世界所有发达国家或地区，都被低生育率所困扰，面临人口的高龄化。像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等非白人的国家或地区，在这方面与欧美同病相怜。可见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白人”的问题。相反，美国人口老化的危机，远比其他发达国家要小。虽然美国的出生率远不足以维持现有的人口水平，但美国是最大的移民国家。移民在最近10年不仅使美国人口持续增长，而且刺激了经济的膨胀。在经济衰退中，美国的房地产价格巍然不降，移民立了首功。而且，新移民平均年龄低，生育率也比所在国的生育率高。所以，在未来几十年，美国人口将缓慢增长，而其他大部分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则会下降。
面临着日益老化的人口，发达国家要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除了吸收新移民外无路可寻。即使一些最讲究种族纯粹的国家，也不得不调整起政策。德国到2020年，每年不得不吸收100万移民来维持其劳动大军；日本正在讨论如何每年“进口”50万韩国人，并在5年后把他们遣送回去；如今首位芬兰裔的金发碧眼的日本人当选为日本国会议员，象征着移民社会在日本的开始。
然而在布凯南看来，移民这剂药比人口老化这一病症更可怕。因为移民多是来自贫困的、人口过剩的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在欧洲，大量北非和中东的移民已将伊斯兰文化带进西方文明的心脏。在美国，不加控制的移民带来了太多有色的非基督徒，会把美国变成没有共同历史、共同祖先、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共同信仰、共同英雄的巴尔干式的人种大杂烩。白人最终将被这些外来的“杂种”所淹没。
如今，美国有3000万人口是外国人所生(foreignborn)，占人口总数的11%。这在美国并非史无前例。在1870年至1920年间的移民大潮中，13%～15%的美国居民是外国人所生。不过我们不能忘记，美国最严酷的反移民法案，特别是针对亚裔的反移民法案，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更重要的是，在布凯南看来，当时那些意大利、东欧的移民，至少是白种的基督徒，与今日的移民不可同日而语。在历史上，白人欺压有色人种。自民权运动之后，有色人种要讨回公道，有良心的白人也深感负罪。于是“政治正确”的左翼话语模式渐渐得势，有时也难免矫枉过正。不久前看一个讲灰姑娘辛黛瑞拉的歌舞剧，不仅辛黛瑞拉变成了黑人，国王和王后也是一黑一白，生出来的王子竟是个亚裔，活像个香港影星！这当然把种族给摆平了，但却让人感到不伦不类，荒谬可笑。本来，辛黛瑞拉是个白人的故事，属于白人的文化遗产。眼看白人就要变成少数民族，为什么不应该保护其文化遗产呢？在“政治正确”的话语体系下，谁的遗产都应保护，唯独白人的遗产提不得，也难怪有人有“西方的死亡”之叹了。
那么，谁应为这一种族灭绝负责呢？在布凯南看来，主要责任者应该是西方的妇女。他声称，由于近几十年的技术革命和文化变革，获得“解放”的西方妇女放弃了她们为西方文化传宗接代的使命。要防止西方的白种人灭绝，唯一的手段就是使西方的妇女回到家中当贤妻良母，把生儿育女看作生活的首要目标。看看当今在美国渐渐崛起的保守的男权运动，布凯南的主张也并非旷野里的孤嗥。
在美国，已没有人相信布凯南有机会入主白宫。他与共和党分手后，对共和党政纲的影响力也大大减弱。他的支持者，也只占选民总数的1%。但是，《西方的死亡》出版后，已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最佳畅销书排行榜上高居了10周以上，可见其影响力不可小视。1960年代民权运动所带来的社会变革，触犯了白人的既得利益，进而塑造了一代所谓“愤怒的白人”。他们在1980年代成功地把里根推进白宫，使古德沃特(BarryGoldwater)开启的战后保守主义，从边缘的激进运动一变而成为美国的政治主流。今天如火如荼的全球化大潮，也正在培养新一代失去既得利益的“愤怒的白人”。他们将在两大党中，积极寻求自己的代理人。在未来的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必须在反移民的工会和新移民特别是拉美裔选民中作出选择；共和党则必须在主张自由贸易的大企业和反移民的白人中产阶级之间有所取舍。
不管两党的移民牌将怎么打，“9·11”已使反移民的势力大增。布凯南不失时机地写道："一觉醒来，我们发现在我们这里的数百万外国人中，有三分之一是非法移民，有几万人对我们的敌国效忠，更有些训练有素的恐怖主义者，时时准备谋杀美国人。”在国会中，民主党议员JamesTraficant大声质问：“如果你的前门和后门都不锁，你怎么能保卫自己的家？还有多少美国人会死？如果每年30万非法移民可以进入美国，那么毫无疑问那些有邪恶意图的人会潜入我们国家，继续杀害美国人。”
无独有偶，反移民的“纯种主义”运动也已席卷欧洲：　最近在法国的选举中，布凯南式的反移民极右翼种族主义者勒庞大出风头，以17%的得票率击败法国左翼政党，在初选中名列第二；在奥地利和意大利，仇外的极右翼已进入政府；丹麦的右翼少数派政府要靠与反移民的极右翼的联盟来维持其合法性；在瑞士和挪威，极右翼在大选中频频有不俗表现，甚至常常在民调中领先；在荷兰的鹿特丹、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极右翼已经在过去几年赢得了地方选举；在德国的汉堡，极右翼也进入了执政联盟。然而，他们的表现提醒我们，虽然布凯南领导的白人保守主义运动在美国暂时退潮，可是一旦出现长期的经济危机，白人种族纯粹论就会死灰复燃。
可惜，不管反移民运动会走到何处，人口的铁律却不会变。这一点布凯南并没有错。如果你一定要把“西方”定义为白种文明的话，“西方”确实正在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