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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灾与水害出版前言

为什么要组织出版这本书
这是第一本让中国城市公众全面认知家园“灾事”的普及读物。它不是艰深玄奥的概念推理，没有激昂慷慨的情绪化论述，作者积20年中国城市灾害问题钻研之功力，通过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冷峻地展示了中国城市灾害的全景，中肯地提出了综合防灾减灾的忠告。
我们的城市危机四伏。城市生命线脆弱得不堪一击，一场不太大的雨雪就让我们的城市半瘫痪；我们的家不再是安全的港湾，劣质建材散发着致癌的毒气，劣质缆线成为埋在家里的地雷，泄露的燃气仿佛身边的火药库，噪音公害游荡着幽灵般的杀手，断水和停电更是时刻高悬在头顶的利剑；热岛效应闷得我们大汗淋漓，沙尘暴刮得我们泪眼迷离。一系列的灾难害得我们骨肉分离：每天死亡300多人的交通事故，动辄死伤数百人的火灾、空难，年均死亡近20万人的灾难事故，假酒毒食品的泛滥，突发恐怖主义的滥觞……我们正处在一个高风险社会中，越来越多的灾变已如脱缰之马。
我们的灾难大多是人为的因素。我国是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最高的国家，我国交通事故的致死率也是世界最高的，为27.3%，而美国为1.3%，日本只有0.9%。同级地震，我们的伤亡也要比日本多得多。美国的煤炭百万吨死亡率仅为0.03，一年死亡仅30多人。而我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其他产煤国家事故死亡的总和，仅2004年上半年就死亡2644人，每生产百万吨煤炭，就有近3名矿工兄弟遇难。我们烧的哪里是煤，烧的是自己同胞的血和他们亲人的泪啊！
对大自然的愤怒我们应该心存敬畏，但对这些人为的灾难，我们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如果不尽快改变这种状况，灾难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降临在自己头上！！
安全感是生活质量的刻度。安全感是心理需要中的第一需要，是人格中最基础、最重要的成分。而恰恰这最重要的东西，我们缺失了。我们还能放心地去哪里？我们还能放心地乘坐什么出行？我们还能放心地吃什么？SARS凸显了社会缺乏综合应急系统的软肋，不安全感已成为严重的城市病。
本书作者金磊先生是中国城市减灾研究的著名专家，作为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北京减灾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团减灾顾问，近20年来，他竭力为中国综合防灾减灾鼓与呼，呼吁我们再不能就火灾说火灾，就水患说水患，就交通说交通，而要树立一个综合防灾减灾观，需要建立一个包括政府动员能力、科技学术支撑能力、预警和快速反应能力、社会救援保障及公众安全文化能力等在内的综合体系。
为了尚不知晓的下一次是什么类型的灾害，为了中国城市还没有建构起来的综合减灾的体制、机制与法制，为了让更多的城市公众增强防灾文化意识，中国城市出版社约请金磊先生撰写了这本书，希望它能够成为促进建立中国城市防灾减灾应急机制的催化剂，成为城市公众走出忧虑灾害侵袭阴影的希望之光。

洪灾与水害暴雨拷问脆弱的城市（1）

我国是世界上洪涝灾害最频繁和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有800多个县市处于洪水水位以下，洪涝灾害除造成农业损失外，主要是对城市的破坏。
2004年入夏以来，全国十多个城市因大雨的沥涝和瘫痪，已让人们一次次反思，如何让城市从“水来土屯”走向“未雨绸缪”已成为问题的焦点。此外，是全力关注雨灾，还是关注城市安全；是应对季节性洪水，还是站得更高些，设想下一次袭击城市的是什么灾害……所有这些,都是城市安全为我们提出的挑战性课题。
2004年7月10日下午，恰逢周末，一场十多年罕见的暴雨突袭北京城，片刻功夫整个北京城变成水乡泽国，交通顷刻间处于混沌状态。各路段相继告急，十多座立交桥下的积水超过两米，一辆辆熄火的汽车犹如一只只瘫痪的水牛，趴在水中央动弹不得，堵车时间平均达到5小时之多，行人们小心翼翼地在水中探索着回家的路。
这场暴雨，不但造成北京交通严重拥堵，也使城区房屋遭了殃。仅漏水、进水的房屋就有近5000间。家住前门同乐胡同的魏大妈和她92岁的老母亲住在两间小小的平房里，百年老房经不住暴雨的冲击，一间平房的顶棚塌了下来，另外一间的顶棚只能依靠一根铁丝勉强维持。
为何这个即将举办奥运会的现代化城市交通竟是如此弱不禁风，一场大雨的袭击就足以使它崩溃？气象灾害击中了北京城市气象服务、市政应变能力、交通疏导、防灾系统等多处软肋，但是真正值得反思的又岂止这些？
应该说，在这场暴雨中，北京各个职能部门出动是及时的，工作是尽心尽职的，但多是单打独斗，缺乏联动机制，因此效果并不明显。气象专家预测到了此次降水却没能料到是一场十多年罕见的大暴雨；市政部门及时出动参与排水，无奈一些排水管道老旧、设计不合理导致排水不畅；北京警方出动三千警力指挥交通，但到达现场却只能在水中无助地望着一个个拥堵地段……“就像火场一样，到处是火，都不知道该从哪里救起。”
2004年7月28日晚9点到29日早7点北京又降了大雨，导致继“7·10”后再次造成部分立交桥及道路积水、交通拥堵，已造成京津唐高速路北京段、机场路因交通事故的大拥堵。2004年8月27日下午5时许，一场大暴雨使西北四环一亩园桥下大量积水，造成西北四环路及万泉河至西苑方向主路交通拥堵达6小时。面对北京所表现出的城市“雨交通”灾害，我们不可再从城市为什么泄洪能力如此差等技术上找原因，而应连同自入夏以来，成都、上海、哈尔滨、武汉、郑州、广州等城市发生的暴雨洪涝作一番分析。事实上，上述城市无一例外，在不大的大雨中，不同程度地出现房屋倒塌、交通中断、路面被淹，甚至人员伤亡事故。近年来各种事故灾害频发年复一年，我认为，2004年夏季暴雨问题的大暴露是继2003年“非典”后我国大中城市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又一次“失败”教训。
上述灾难难道仅仅是突发暴雨所致吗？它暴露出了什么？能说明我们现有的城市防洪综合性应急预案有效吗？为什么在进入雨季大雨到来之前，我们没有将重点放在城区道路及立交桥下面的早已知道的隐患中呢？为什么我们在制定预案时，不按照城市最大降雨量考虑实际可能达到的排水量呢？如果不可能，我们该怎样综合应对？多年的缺水给城市留下的负面影响是“防汛抗旱，旱为先”，是不是过多地考虑了要留下城市宝贵的雨水，但殊不知一场并非罕见的大雨又一次考验了城市。考验了什么呢？考分高吗？如何评价呢？以下是与此相关的12个方面的联想。
“7·10”暴雨是否大到足以造成如此局面
第一，7月13日正值北京“申奥”成功三周年，距召开北京2008年奥运会仅仅剩下不足四年，北京的夏秋季极端天气状况必须研究透彻。此次大雨至少警示我们“安全奥运”的环境尚未准备到位，一场大雨就令我们再次措手不及。如果再叠加其他突发事件，又该如何应对呢？为什么我们的警觉意识如此之差？
第二，北京“7·10”的城市暴雨有多大？是不是大到足以造成如此局面？回答是否定的！7月10日的暴雨是十多年来少有的高强度短时降水，可从100多年的北京日降水资料看，仍然属于一般性的大暴雨过程，一小时内的降水强度仅40～50毫米，此种情况在历史上常有发生，与北京城区一小时降水126.4毫米的极值（1959年7月31日，海淀五塔寺）相比还差甚远。其对，北京2004年的主汛期才刚刚开始，要充分认识到“7·10”大雨仅仅是2004年城市洪涝的一个序幕，应有防更大城市洪涝灾害的准备（包括城区洪涝和小区泥石流地质灾害等）。
第三，由“7·10”事件令人想到北京又重演了一次2001年12月7日降雪灾害事件，那次灾害让整个城市陷入史无前例的交通大瘫痪。事实上，近几年北京发生的突发事故、灾害不少，但往往是滞后了相当一段时间才有效应对的，这说明我们的整体应急体系是欠完备的。因为迄今，我们尚未成立全市综合减灾管理机构，面对“7·10”暴雨，积极应对的绝不能仅仅是水务局和市政管委，它们在这场事件中的作用来的太迟了，有效的对策必须是呼唤全市层面上建立综合减灾应急机制。
第四，危机往往亦是破题时，愿这次暴雨带来的交通大拥堵给交通部门再来一个警示，是不是每每面对“灾害”事件，都该超前行动呀！是不是应格外关注节假日及上下班高峰时发生在交通上的非直接交通事件呀！暴雨造成了部分城市断电是事实，但并非路灯系统也坏了，为什么在黑夜视线仅50米左右的南城不及时启动路灯照明系统呢？路灯对暴雨、大雪、大雾“天已很暗”的路况是多么大的安全需求呀！为什么在关键时刻总没能体现出预案的应急作用呢？

洪灾与水害暴雨拷问脆弱的城市（2）

多年积累导致减灾体系功能降低
第五，北京市各级领导近来十分关注城市综合减灾的安全建设，“十一五”计划战略研究及《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都将综合减灾纳入其中。笔者作为这些项目的研究人员，深刻感到：为了让城市远离这些事件的阴影，让决策科学化落到实处，必须从“体制、机制、法制”三大支点上去关注北京城市综合减灾体系建设。在正视城市事故灾情现状的同时，探寻城市安全策略，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人为原因造成的事件扩大化的趋势。愿我们多一份更全面的“市情”认知，预在市民中晚多地普及一些安全自护文化知识，不仅为“安全奥运”，也为可持续发展的北京及中国城市带来更多科学思考和责任心。绝不能让北京再在世人面前丢脸了！绝不能再由此而影响北京的国际形象了！
第六，事后有很多市民埋怨天气预报不准。我认为这是个大难题，因为即使是美国、日本，对局地暴雨的预报准确率也在24小时内，每提高一步要靠大量的科技投入，而我们这些年才刚刚开始重视科技减灾，缺口很大，所以这次“7·10”暴雨灾害给中国气象科学家又提出了新的课题；
第七，必须承认，目前城区防洪排涝工程设计标准太低，如交通干线排涝能力只按“5年一遇”考虑，北京不少河道如通惠河、坝河等也只有25年一遇标准，这与国外大城市“百年一遇”或“三百年一遇”的标准相差太远。此外，由于城市化的加速，城区不透水地面占总面积的80％以上，地面径流系数大大提高，强降水，对城市交通威胁很大，城市自然会出现许多交通“栓塞”的节点。北京市正修编城市总体规划，对此应彻底地予以考虑。
第八，这些年城市建设大干快上，但不少市政道路施工留下了许多安全隐患仅1年内北京市区就发生多次道路突然坍塌事故“7·10”暴雨的外因又加剧了城市道路本底质量差所诱发的事故。所以，“7·10”给我们的施工安全与管理一个大警示，要实施“道路质量责任”，必须还百姓一个放心安全的环境。可进一步讲，公路管理部门应特别加强平时路面的维修，它的行动应是主动的，而不该是被动的。要逐步形成一个制度：公众举报道路长期坏损，无人过问要有追究制！
第九，以上已讲了，这次“7·10”城市暴雨短临预报很难。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一方面要研究它的预报问题，同时要思考如何有效地将这个警报及时告之北京市民及城市公众。按现有的信息系统及机制，无法让市民通过移动短信、电视台播放文字等方式得到该信息，这也是城市管理部门综合考虑的。
我们从灾害中树立了理性思考了吗
第十，进行公共安全建构的缺失分析，我们绝不应忘记“7·10”。中国人和北京人对于事故灾害的感性认识已经很多了，特别由于媒体的知情权及监督作用下，更多的灾害事件被揭示了，但也要思考我们从灾害中树立了理性思考吗？我们不可将事故总当成故事讲。当今的公共安全问题中，公共安全应急资源要整合，预防、应急救援及事后处理是应对公共安全的三个方面。作为一个怪现象：一边不少部门在讲自己的力量如何的不足，一方面却又有庞大的救援队伍。仅以城市公共安全为例，就至少有：城市急救、地震救援、城市消防、交通救援、工程抢险、城市危险品救援等队伍。可问题在于救援力量仅仅是行业自己的，从而在条块分割情况下造成力量分散，无合力而言。所以，无论从体制、机制、法制哪方面都呼唤一个城市综合减灾应急管理系统。公众不可缺少公共安全的危机意识，更要“伤后知痛”。现在很多事故灾害都能直接转化为公共安全问题，使公众常在与之无关的情况下受到伤害，不少情况，传统的安全观念已经无法得出答案。
第十一，呼唤公众的公共安全文化教育。自2003年末迄今，井喷、火灾及爆炸、踩踏事故、游船翻沉文物烧毁事故等，被媒体通天热炒，已是一种防灾预警的觉醒。要对比中外公众在安全文化上的差距，有以下四点
其一，中外公众的不同生命价值观。西方人是“惜命如金”、“珍视健康”；中国人是推崇“不怕苦，不怕死”，人的安康往往置于“事业”、“精神”之后，从而导致了对生命的“无视”与“践踏”，不少事故源于“要钱不要命”。
其二，中外公众的不同行为文化自律性。西方人对遵守安全规章制度表现出自觉性及自律性，强调保障安全是人的权力；中国人从古至今，更多地强调用典范的影响力来影响行为，此种方式极不适宜现代城市化的生活方式。
其三，中外公众的不同的“生命文化”。西方人“生命第一”的文化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国人却过多地宣传“国家财产第一原则”，所以与“应急避险权”所主张的“生命高于一切”的安全原则格格不入。
其四，中外公众的不同安全技能观。西方人美国为例，早在1985年就组建了社区救灾反应队，美国国家防火协会经常组织北美统一的火灾“大逃亡”训练活动；中国人现在还停留在对安全警钟的认知上，2003年“非典”至今，全国共举办过近50万人参加的近800次各类防灾演习，但每每事故惨剧暴露出的问题还都是安全知识、安全技能、安全产品上的问题。它告诫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系统地开展公众安全文化教育。
第十二，该告之公众的是：安全是做事的前提。安全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研读并实践它正是当今遏制公共事故危机的良方，其关键点在于不要就事故论事故，而是从文化层面去剖析事故灾祸的发生背景中人为致因的种种要素。(1)城市灾难，带给人类难题，要求人类去正确解读。面对突发事件，很多人的心理不可能不出现过度的焦虑、无助、沮丧与恐慌，但逆境催人类成熟，从安全文化层面上讲，灾害事实上使人类演习了灾难应对，不能不承认由于我们平时太缺少准备，经历了茫然、无措、正视、反思、调整到逐步地镇定，应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安全文化建构过程。(2)城市灾难，更呼唤行政与制度的安全文化重铸。文化的重铸在危机开始时并未凸显，它是长期以来社会上一些思维惯性与惰性的反映，事实上也是对我们向来以乐观主义为主流的文化习性的写照。危机就是危机，有专家将其描述为软危机，既然是“软”的就不构成灾难，这分明是一种危害更大的文化习性。(3)城市灾难，更体现着一种可贵的安全文化的人性化。比如“抗非”中体现出的责任及关怀。应该说，由于全社会安全文化教育的不够普及，公众中发生一定程度的恐慌算是灾难事件中正常的初步反应，但由于灾难本身及公众的复苏的希望，人们的“人情味”开始变得浓郁，人们及社会增加了一种对生命价值更深切的理解，这是安全文化特有的警策性作用。

洪灾与水害暴雨冲开淮河治污“十年之丑”

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雨,暴露淮河治污“十年之丑”。据新华社合肥站报道，淮河部分支流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使沿途各地藏污闸门被迫打开。当地居民目睹了怵目惊心的一幕：5亿多吨高指标污水，形成150多公里长的污水带，“扫荡”淮河中下游。同时，淮河治污“十年之丑”顿时暴露无遗！
污染物拥塞三分之一河道。淮河流域水污染治理1994年由国务院牵头，涉及1.8亿人口，历时10年，投入数百亿元。我国第一部流域性治污法规、第一部流域治污规划，都因淮河而诞生。 2004年7月16日到20日，支流沙颍河、涡河等上游降下暴雨，洪水顶托使原本藏于各种闸门之后的污染物被集中下泄，拥塞淮河干流三分之一河道。淮河水利委员会和环境监测部门监测发现，污水先头部队氨氮超标10到60倍。随后是工业污染和其他污染。污染水体总量达5.4亿吨，污水所到之处，鱼虾绝迹。蚌埠等沿淮城市自来水厂被迫停产。
全流域污水处理率仅1％。氨氮超标是生活污水所致。沿淮四省37个地级市159个县市，生活污水处理按10年前制定的法规必须全部处理后排放。据了解，全流域建成污水处理厂不到应建的10％，建成厂实际运营量仅为能量的10％。即全流域污水处理率仅约1％。现生活污水占淮河污染60％以上，如此“书面治理”，治愈遥遥无期。
环保水利数据大相径庭。本次污水团仍以工业污染物为主。7月26日，经数十亿立方米湖水稀释后进入长江水道，仍使未经意的渔民手脚溃烂。工业污染源治理是淮河治污重点，10年成效如何？记者看到环保、水利部门竟是截然相反的数据：主要污染物COD国家环保总局统计为70万吨，10年降低了约50％，“逐年下降”；而隶属水利部的淮河水资源管理局测定2003年排放量123万吨，“快速反弹”，接近治理前水平。
“河蚌死了，野鸭死了。鱼虾全死光了。十年治污，今又如此！”盱眙县环保局局长胡爱华说。在淮河干流、洪泽湖上采访，死鱼虾的腥臭让人窒息，一夜间倾家荡产的渔家女抽泣声不绝于耳，一个个负债累累的汉子绝望的神情令人心颤。盱眙县6亿元价值水产品，半数化为乌有；国家投入数百亿元付诸东流。

洪灾与水害水中泡着的传说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神话传说中，都有洪水的神话传说。世界上诸多创世神话的共同主题是：先有水后有大地。滔天的洪水是如此深刻地映遗在先民的脑际，洪水的传说流传在各个民族中。
传说上古时候，忽然发生了一场自然界的大灾变，天崩地塌，大火燃烧，洪水泛滥，恶禽猛兽残害人民。女娲熔炼五色石块去修补苍天；斩断鳌足代替天柱，树立在大地的四方，将天撑起来。还杀死了兴风作浪的黑龙，以拯救中原的人民。然后，把芦苇烧成灰，堵住了滔天的洪水。补天神话的中心内容之一在于治水。女娲也可算是中国神话传说中最早的一位治水英雄。
《尚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吕氏春秋·爱类》“昔上古龙门未开，只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淮南子·本经训》“共二氏振滔洪水，以薄空桑”等记载。尽管情节略有差异，但所涉及的均是这泛滥洪水。由此可以推知，“洪水泛滥”是我们人类祖先的共同遭遇。
台湾的洪水神话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洪水的起因往往与地震、巨鳗、大蛇有关，它们发动了洪水，洪水淹没了平原和小山，冲走了家园和庄稼。阿美人有个洪水与人类再传的神话：大洪水的到来使人类百无一存，只有当地一对兄妹坐在木臼中飘流到山地而幸存下来，为了繁衍后代，这对兄妹结为夫妻，后代便成为“木臼传人”。另一对姐弟则凭借壁板死里逃生，他们在山地重建家园，最后也成为夫妇，他们的后代便成为“壁板传人”。“木臼传人”与“壁板传人”形成了阿美人的两大体系。
彝族的洪水神话是“竹子的儿子们”。故事讲的是忽然洪水泛滥，淹没了村子。水中漂流着一支长竹筒，有一个女子紧抓住竹筒，一起不知漂流了多少日夜。洪水消退了之后，单独留下来的女子，寂寞地边哭边吹口笛。悲伤的音调打动了竹子和飞鸟们，与她成为好朋友。不久，女子的脸红了，她抱着竹子，沉思着想要生孩子。飞鸟们告诉女子，用石头打破竹子的一节，结果婴儿从竹子里生出来。女子因没有乳汁喂婴儿，感到悲伤而哭了，婴儿却吸吮泪水，立刻长大。女子把剩下的竹子节打破，一共生了五个孩子，后来都成家，传下彝族的子孙。迄今彝族同胞们还很喜欢竹子，都认为自己就是竹子的后人。
徭傀族的洪水传说是：七天七夜的黑云又九天九夜的暴风，江水盈到天边，人类都灭绝了。只有花葫芦里的两个兄妹没有死。经过九天九夜，江水消退之后，找不到对象，两兄妹便结婚，生了十女九男，成家之后，分成徭傀、汉、怒、独龙、藏、彝、白等七种语言七族的祖先。
这些神话质朴、真切，透露出人类早期同族血缘成婚的历史真实与大洪水后开拓荒野、繁育后代的艰苦历程。
纳西族的洪水传说中讲：九个男神和七个女神创造了天地。天声和地气结成三滴白露变成大海，海中产生一位神，神的第七代就是人类的祖先。当时五个兄弟和六个姊妹，因找不到对象，就兄妹通婚，因此触怒了神意，发生大洪水。人类的祖先求神宽恕，神告诉他用生牛皮做鼓，带羊、狗、雄鸡和九种谷物、刀和打火器，藏进皮鼓里，漂流了好几天，只有他没有死，碰到山腰，才跳出来。然后遇到一位天女，经过天神的难题测验，终于和天女结婚，生了三个儿子，分别去三个不同的地方，乃做三个族的祖先。
苗族的洪水传说是：有个勇敢的父亲，因村民害怕雷雨，就去捕捉天上的雷关在篮子里，告诉儿女不能拿水给雷公喝。父亲出外时，兄妹不忍心雷公的要求，只滴给雷公一滴水润湿舌头。雷公得了活力跳出篮子，拔一颗牙齿给兄妹埋在土里，只一个晚上就发芽、长大，结一个大葫芦。雷公掀起滔天洪水进行报复，兄妹幸亏葫芦得以生存。
在中国的洪水神话中，可以看到较多历史的印记和质朴的民风，而较少有宗教的解释。对于大洪水的起因，人们很少有自身罪恶的意识，而认为是自然现象；对于大洪水的过程，也是模糊在一片惊恐而茫然的气氛中，不知所措；而对于征服洪水，开垦新的土地，重建家园和部落的叙述却是具体而清晰的，并一直流传下来。这让人们感觉到，在洪水洗劫过的土地上，幸存者显示出的顽强的生存意识与脚踏实地的开拓精神。这一切，使这块土地笼罩上了一层刚强坚毅的精神色彩。
汉卡克在《上帝的指纹》一书中，收集了大量的这类神话，除了中国著名的大禹治水与犹太人的挪亚方舟，还包括中东苏美尔神话、中美洲阿兹台克族印第安人神话、玛雅族《波波武经》的洪水神话、阿拉斯加神话、马来西亚神话以及日本、澳洲、印度、希腊等地的神话。据葛瑞姆统计，全世界已知的洪水神话与传说有500多则，其中62则各自独立形成，与美索波达米亚及希伯来文化传统无关。
挪亚洪水约发生于公元前2448年或2345年；“大禹治水”，据推断约发生在公元前3000年的后期。地球上的“岸边”文明，正是从这泛滥洪水之后，一点点发展起来的。《圣经》中“洪水灭世”记载，告诉我们人类文明如何在洪水中毁灭，又如何在洪水退去后再生。上帝见不得人世罪恶弥漫，便决意用洪水毁灭地上的一切生灵，惟“义人”挪亚蒙上帝宠爱，得造长形柜，率家人及每种禽兽各一对，避开洪水袭击，做这一轮文明的始祖。巨泉喷涌和四十天连降大雨，告诉我们那时的人类遭遇了怎样的灭顶之灾，使洪水泛滥与人类文明的发展结下了如此不可分割的渊源。
按照希腊人的说法，人被普罗米修斯造出以后，经过了金时代、银时代、铜时代和铁时代，生活越艰难，人类也越堕落，于是宙斯下令用洪水把人类消灭，只有普罗米修斯的儿子杜卡利翁得到父亲的警告而建造方舟，同妻子躲过浩劫。
人生总是时时会遇到各种痛苦和苦难，如果把它们同人自己的过失联系起来，就很自然会形成一种自我批判的传统，而上述一些民族的洪水传说与人类从洪水中二次诞生的传说，就变成全民族忏悔意识的萌芽，并转而表现出要通过苦难净化生命的思想。
对于人类文明几千年的经历，按生物进化过程，只不过是某种水生物上岸歇息的短暂一瞬。好比是一个长距离游水的人，免不了要爬到岸边喘口气，人类这种生物也正是在上岸喘气的当儿，如孩童游戏一般，“创造”了引以自豪的陆上“岸边”文明。人类说自己是起于泥土又归于泥土；但从生物进化的全过程去看，实际上只能说人类起于绿水又归于绿水。水是生命的起源，则又是生命的归宿。
人类过去所经历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都是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在换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和人类生存的危机。我们不要过分地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严酷的现实已使得人们开始扭转对于自然界的掠夺和蹂躏，人们呼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然，可能有一天滔天的洪水还会淹没人类在“岸边”歇息时“创造”的文明，也说不定还会再靠幸存的一叶方舟，留在下一轮文明的种子。

洪灾与水害高悬在头顶的河

我国是世界上洪涝灾害最频繁和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大江大河的中、下游地区有800多个县市处于洪水水位以下，占全国县市总数34％，人口5亿多，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的60％。
进入2004年的6月，我国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地遭受洪涝灾害，据有关部门综合分析，前阶段水灾造成的损失高于20世纪90年代同期平均水平，而这对是入汛以来超警戒河段最多，发生洪水最为频繁的时期。包括黑龙江、内蒙古、广东、广西、海南、云南、四川在内的一些地方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灾情。
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7月20日发生了特大泥石流灾害，已造成12人死亡，48人失踪，参加营救的60多名武警官兵被困。
湖南沅水上游各支流及干流区间相继出现洪峰，致使五强溪入库超过20年一遇。7月21日凌晨两点，长江第三大支流沅江特大洪峰通过湖南省辰溪县城，洪峰超警戒水位近6米。
7月20日上午，湖北省十堰的暴雨致使山洪暴发，泥石流涌泻，河水暴涨，泛滥成灾，大片农田被毁。
广西暴雨洪涝灾害严重。7月18至21日，广西有37个县市遭受洪灾袭击，造成27人死亡。大暴雨造成公路专线多处塌方，由于交通受阻，许多车辆改走高速路，票价上浮。交通事故发生率增加了20%左右。一些不法企业利用雨季江河水量增大，厂房建在江边的有利条件，将废水违法直排江中。
８月２８日始，陕西省连续遭受３次区域性暴雨、大暴雨袭击，局部地区山洪暴发，河水暴涨，滑坡、泥石流频繁发生，给陕北南部、关中和陕南地区部分县乡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损失。民政部灾情统计显示，截至９月１日，陕西省连续的区域性暴雨已造成３８人死亡，３４人失踪，受灾人口累计为４９２.４万，其中成灾人口３５９.５５万。民政部的统计表明，暴雨还导致陕西省４.８万间房屋倒塌，１１.９万多间房屋损坏，４８９.７万亩农作物受灾，另外，该省的交通、通讯、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在这次灾害中损毁严重。
截止2004年9月7日18时30分，四川省因暴雨洪灾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增至89人，另有41人失踪。重庆开县特大洪灾抢险救灾指挥部的最新消息说，截止7时19时，已确认这次洪灾造成54人死亡，16人失踪。开县的灾难连连，难道仅仅是天灾吗？
从历史上看，长江、淮河、海河发生的大洪水均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洪涝灾害除造成农业损失外，主要是对城市的破坏，包括房屋倒塌、设备损毁、工矿企业停产停业、生命线工程设施破坏及引起的次生灾害等。
1915年，珠江洪水，广州城市被水淹没7天，死伤近20万人。
1917年，海河大水，天津城被淹。
1931年，长江河水陡涨，大水直奔武汉市区。汉口全境浸没水中，高及屋顶。随后武昌的武泰、武丰等堤相继溃决，堤内禾苗田庐被冲洗一空；武昌滨江城区亦成泽国。汉阳共有45个堤坝被冲毁，江水以风驰云卷之势，长驱直入。水高七八尺，一时间，人畜漂流，房屋倒塌。三镇淹没水中达两月之久，受灾16万户78万余人，待救济灾民23万多人。据事后统计，死于此次水灾的共有33600人。
1932年，哈尔滨市区被淹月余，淹死、病死者两万余人，经济损失两亿银元。
1935年大水，全国灾民约2000万，直接死于水灾者约15万人。
1938年，国民党决黄河堤淹死89万之众，损失约11亿银元。
1939年，海河洪水再淹天津，死亡万余。
1949年6月，广东水灾淹死7万余人。
1954年，长江、淮河大水，死亡4万余人。
1959年，珠江洪水淹没广州。
1963年，海河洪水，死伤5600余人，直接经济损失60亿元。
1975年，汝河洪水，死亡约9万人。
1983年，洪水冲进陕西安康城，由于交通堵塞，城内居民不能及时撤出，导致死亡870人，仅安康城损失就达4亿元。
1991年，全国大面积洪水，死亡5113人，直接经济损失约800亿元。
1992年，福建、江西、浙江等省市遭遇水灾，死亡241人，直接经济损失70亿元。
1994年，全国洪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630亿元。
1996年，为保北京和天津的安全，河北做出巨大的牺牲，直接经济损失456亿元。
1998年，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发生大洪水，全国有近2亿人不同程度受灾，因水死亡4150人，直接经济损失2550亿元。
在洪水灾害中，遭受损失最严重的是城市，所以城市是防洪的重点。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城区处在永定河冲积扇上，山区处在华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台阶，境内有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蓟运河、大清河五大水系，历史上洪涝灾害频繁。据资料记载，从明初到新中国成立前的580余年间，北京共发生洪涝灾害387次，永定河5次溃堤造成洪水入城，给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损害。50年来，北京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这些工程对确保首都50年无大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城市现代化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1）城区不透水地面（道路和房屋）面积占城区总面积的百分比由过去20％～30％猛升到80％左右，使城区降水的地面径流系统高达50％～70％。（2）排水管道工程已控制城区排水量的90％，这两个原因使得城区一旦出现大暴雨，城区的排水河道洪峰流量要比50年代高3～4倍，北京历史上1893年、1959年、1963年的洪灾都是因河湖淤积、排水不畅而积水造成的。为此，北京市政府一举投入10亿元，从1998年4月开始，进行北京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整治河湖工程。待城市中心区水系综合治理工程完工后，城区防洪标准和近郊河道防洪标准可大大提高一个台阶，体现“西蓄东排，南北分洪”的原则。北京的防洪重点是永定河，而永定河左堤是重中之重。自1998年以来，国家投资1.2亿元用于永定河卢沟桥的下段堤防治理，这项工程完成后，将使永定河抵御洪水的能力显著提高。

洪灾与水害我国洪水灾害的种类

洪水可分为河流洪水、湖泊洪水和风暴潮洪水等。其中河流洪水依照成因的不同，又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暴雨洪水
暴雨洪水是最常见威胁最大的洪水。它是由较大强度的降雨形成的，简称雨洪。我国受暴雨洪水威胁的主要地区有73.8万平方公里，耕地面积3333万余公顷，分布在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花江、辽河等7大江河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河流洪水的主要特点是峰高量大，持续时间长，灾害波及范围广。近代以来的几次著名水灾，都是这种类型的洪水。具体说：
珠江。珠江流域洪水频繁。1915年7月珠江发生流域性大洪水，西江、北江洪峰流量皆达200年一遇的最高峰。西江与北江洪水相遇，东江也发洪水，北江大堤溃决，梧州三楼上水，广州被洪水淹没7天，珠江三角洲受灾农田648万亩，灾民378万人，死伤十余万人，经济损失高达100亿元。
长江。建国以来1949、1954年洪水最大。1954年洪水淹没农田4755万亩，受灾人口1888万人，死亡3.3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亿元。
淮河。自1194年淮河下游被黄河截夺后，淮河成为我国洪水灾害最严重的河流之一。1957年8月由于台风影响，该流域范围内连降暴雨，发生特大洪水，淹没面积达1.2万平方公里，1700万亩农田被淹，1100万人受灾，经济损失达100亿元。
黄河。解放前的1000年中黄河决口达1500次，大改道26次。1117年黄河决口，淹死100万人。1642年水淹开封，全城37万人中，死亡34万人。解放后，由于加修了黄河防洪大堤，50年来安然无恙。
海河。海河是易发生洪水的河流。解放后水淹面积达到或超过5000万亩的年份有1949、1954、1956、1963年。其中1963年洪水最大，三大水系决口2400处，有104个县市遭灾，淹没农田6600万亩。保定、邢台、邯郸市水深2～3米，倒房450万间，受灾人口2200万，死5640人，2254个工矿企业停产，京广铁路27天不能通车，直接经济损失60亿元。
辽河。辽河历史上洪水频繁，近800年发生洪水81次。解放后1951年、1953年都曾发生特大洪水，1985年因受台风影响连降暴雨，辽河、浑河、太子河同时出现洪水，决口4000多处，受灾人口1200多万人，倒房17.4万间，受灾农田6000多万亩，直接经济损失47亿元。
松花江。1932年松花江大水，哈尔滨被淹，水深平均3米，38万人口中24万人受灾。1985年8月松花江大水，受灾农田3500万亩，倒房91万间。
山洪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暴落的洪水。由于山区地面和河床坡降都较陡，降雨后产流和汇流都较快，形成急剧涨落的洪峰。所以山洪具有突发性、水量集中、破坏力强等特点，但一股灾害波及范围较小。这种洪水如形成固体径流，则称作泥石流。
融雪洪水
融雪洪水主要发生在高纬度积雪地区或高山积雪地区。我国新疆大部地区受冷暖气流共同影响，极易引发融雪洪水。
冰凌洪水
冰凌洪水主要发生在黄河、松花江等北方江河上。由于某些河段由低纬度流向高纬度，在气温上升，河流开冻时，低纬度的上游河段先行开冻，而高纬度的下游河段仍封冻，上游河水和冰块堆积在下游河床，形成冰坝，容易造成灾害。在河流封冻时，也有可能产生冰凌洪水。
溃坝洪水
溃坝洪水是大坝或其他挡水建筑物发生瞬时溃决，水体突然涌出，造成下游地区灾害。这种溃坝洪水虽然范围不太大，但破坏力很大。此外，在山区河流上，在地震发生时，有时山体崩滑，阻塞河流，形成堰塞湖。一旦堰塞湖溃决，也形成类似的洪水。这种堰塞湖溃决形成的地震次生水灾的损失，往往比地震本身所造成的损失还要大。1933年8月25日，四川叠溪发生7.5级地震，崩塌物堵塞岷江，形成四个地震堰塞湖。大震后45天堵体溃决，造成下游水灾，水头高达20丈，受淹人数在2万人以上，冲毁农田5万余亩。
我国幅员辽阔，除沙漠、戈壁和极端干旱区及高寒山区外，大约2／3的国土面积存在着不同类型和不同危害程度的洪水灾害。如果沿着400毫米降雨等值线从东北向西南划一条斜线，将国土分作东西两部分，那么东部地区是我国防洪的重点地区。

洪灾与水害且把洪峰当风景

2004年7月17～20日，广西柳江流域遭遇了近20年来强度最大的一次降雨过程，造成上游的融江、龙江水位迅速上涨，滚滚洪流汇入柳江。7月21日，洪峰抵达柳州时，柳州水文站水位达87.97米，超过警戒水位6.47米。投巨资建设的柳州城市防洪工程投入运行，经受住大洪水的检验，发挥出显著的防洪效益。16.8公里长的防洪大堤上，观看洪水的市民熙熙攘攘。年届80的张天顺老人说，以往每年一到6月份，日子就过得提心吊胆，担心大水一来又遭淹，没想到在有生之年还能把洪水当作一道风景来看。市防洪堤管理处说，这场洪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四大洪水，洪水规模为20年一遇，防洪排涝工程一切运转正常。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间的三场大水，给柳州市造成了近100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1996年洪灾过后，柳州人痛定思痛，举全市之力，斥巨资开始了大规模的防洪工程建设。1998年，随着国债资金的投入，防洪工程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堤路结合、堤景结合的柳州防洪工程，按50年一遇洪水标准设防，一期工程总投资12.36亿元，于2004年汛期到来前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据市水利局局长介绍，柳州防洪工程分片建设，建一段发挥一段效益，工程建设中曾经历了7次洪水，累计保护人口约22万，减少直接经济损失2亿多元。在2004大洪水中，工程开始全面发挥效益。据初步统计，防洪工程有效保护了15平方公里的城区面积，保护人口17.8万人，防洪减灾直接经济效益将近10亿元。
推进科技减灾，用现代科技提升城市灾害应急管理能力已经摆上日程。要大力发展防灾减灾方面的科学技术研究，把科技减灾纳入城市发展规划。加大减灾投入，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灾害管理的运行机制。各级政府必须自觉担当起防灾减灾投入主体的责任。建议通过发展灾害保险事业扩大城市应急管理能力。
下面再举几则古今中外城市科技减灾的例子：
例1：中国古代的防洪措施
为了对付洪水，中国人已经发展了许多有效措施。战国时期的一本书曾记载了建立首都的理想场所是依山傍河，地势不太低以防止洪水，不太高以便于用水。在该书中还指出，应为地势低洼的城市设立防洪堤防。中国防洪规划中上最杰出的成就之一就是建于1420年的紫禁城。紫禁城四周是围墙和护城河，围墙高10.4米，河宽约50余米。历代对此发展和巩固得相当好，所以至今一直没有发生过洪水问题。宋朝皇帝曾发出圣旨要制订一个洪水预警战略，当河水水位超过7.5尺(约2.3米)时，将派3000名待卫去保护河岸。三国发明的水车主要是为了灌溉，但是到了宋朝也被利用于城市排水和防洪。就在这一时期，中国开发了更科学的、具有排水功能的运河。运河的防洪作用可以清楚地确认。宋朝史书曾提到诗人苏轼组织了防洪规划和实施。
历史上，当一场洪水带来某种不利结果的时候，城市规划就集中采取工程措施来防止其再出现。1583年，陕西安康5000人死于洪水，之后，人们建造了一个特殊的撤退堤，使城市居民在洪水来临之时，能迅速地到达更高的地面。然而在1983年8月，安康发生大洪水。由于灾前准备不足、指挥不当、群众防洪意识淡薄等原因，在还有一部分人未撤出时，整个安康城已经被淹，造成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
例2：英国泰晤士河防洪闸的奇迹
泰晤士河防洪闸是世界著名防洪工程，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由于冰盖溶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英国伦敦桥高水位平均一百年上升约0.6米，造成伦敦地区洪水灾害的主要原因是泰晤士河下游涌潮的影响。1972年英女王授权修建泰晤士河防洪闸，1982年10月建成。
泰晤士河防洪闸是一座庄严雄伟而又风格独特的防洪建筑物，其主体是由9座预应力混凝土闸墩将泰晤士河分成10个开口，10个巨大的钢闸门锚固定在闸墩上，首尾相接，通过控制闸门启闭防御泰晤士河下游的洪水。为了满足通航和生态环境的需求，10个巨型闸门全部是采用移动式钢闸门，平时闸门平躺在河床，河道可以自由通航。闸墩顶部是穹形薄壳结构，美观大方。防洪闸底部修建两条隧洞，主要用于铺设电缆、排水系统、控制操作和其他服务。
泰晤士河防洪闸洪水险情可以提前 36小时预报，根据气象办公室风暴潮预报服务部门对即将来临的潮水高度预测，结合防洪闸自己拥有的综合计算机分析结果，形成决策意见，通过防洪闸控制人员实施闸门关闭。
英国泰晤士河防洪闸是开放式防洪闸，隔阻海潮顶托、回灌造成的洪水灾害，同时，充分考虑了工程防洪、航运、环境、生态综合影响，尽可能维持河道原有的自然生态、生活状态。我们国家沿海地区的洪水灾害具有相似特点，特别是大江大河入海口地区如上海黄浦江、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经济发达，人口集中，受海潮顶托，洪水灾害严重，修建防洪工程如何兼顾航运、生态环境的影响，需要进行综合论证。
泰晤士河防洪闸设计风格独特，控制系统先进、合理，闸墩上放置闸门启闭设备，控制室在闸墩一端穹形薄壳结构里面，既方便控制闸门，又美观大方。值得强调的是闸墩上部的穹形结构已经成为英国泰晤士河著名旅游景点之一。我国江河众多，拥有8万多座水库，3000多万公里重要堤防，水利工程星罗棋布，在满足水利工程建设基本功能的同时，如何体现各自风格和美化环境需求，充分展示人性化特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是需要我们不断探索的课题。泰晤士河防洪闸既能够满足防洪运行控制，又能够满足非防洪时期河道正常通航。这些成果对我国防洪工程闸门设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泰晤士河防洪闸的运行管理方面，他们既注重防洪、通航等日常工程运行的管理，又发挥工程的综合作用。作为英国水利工程建设的教育培训中心，并向国际开放。然而，在中国，许多水利工程通常采取封闭式管理模式，并不对外有计划开放。我们可以适当汲取泰晤士河防洪闸的管理经验，拓宽中国水利工程管理思路和理念，进一步推进我国现阶段由“控制洪水”向“洪水管理”的根本转变。
例3：美国的防洪应急管理
为了应付一再发生的洪水引起的人生财产损失，美国1936年通过了防洪行动计划。这一计划主要通过较好技术的工程配置来实现。另外，也提高了像收购和撤退这样的非工程减灾方法。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杜鲁门委员会建议，联邦的洪水管理计划应当包括分区和预警。1966年，通过了美国住宅文件465号，其目的是防止“不经济地使用和开发洪泛区”。1969年，国家洪水保险希望能减轻脆弱社区的灾害，并且改善国家的非工程防洪措施。在20世纪末期，联邦应急管理局的目标包括拥有一个快速响应能力、使自然灾害辅助应用过程计算机化、建立一个国家财政中心以及运用先进技术快速地传输这种辅助系统。联邦应急管理局的综合目标是“建立公众信赖并维护总统承诺，即在灾难发生和公众最需要的地方就会有政府”。
例4：丹麦、荷兰等国的洪水仿真系统
一些发达国家对洪水仿真模型研究起步较早，建立了相对规范的洪水仿真模型，并实现了产品化研究成果。丹麦水力学研究所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致力于水流、泥沙、水资源、水环境等相关数值模拟计算技术开发，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模拟系统。该系统集数据前后处理、GIS系统应用、模型模拟计算、动画演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是国际上公认的最先进水力模拟系统之一。
荷兰Delft 水力学研究所建立于1927年，是国际上著名的水利科学研究机构之一。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水力学实验技术、监测技术、洪水仿真技术、洪水预测预报技术、波浪仿真技术、泥沙仿真技术和水资源综合管理、洪水风险管理、洪泛区管理政策等各个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软件系统方面的二维水流仿真模型、流域仿真模型、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水资源管理模型、有压管道水流控制模型等也有多种领先的研究成果。
英国的Wallingford公司结合现代最先进的数学模拟技术，率先开发出了成熟的分布式防洪及水资源管理模型平台和专业模型系统。Wallingford软件积累了先前的研究成果，并集合了水力实验技术、监测技术、洪水预测预报技术、波浪仿真技术、泥沙仿真技术和水资源综合管理、洪水风险管理、洪泛区管理政策等各个方面，与防洪有关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分布式防洪及水资源管理模型平台、流域降雨径流及河网水动力仿真模型、一维管网系统水动力学模型、洪水预警预报系统、泥沙传输模型等等。
洪水仿真模型就是通过数值模拟技术对洪水演进状况进行模拟计算，建立洪涝仿真模型，提高洪涝模型的精度，这对防洪减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洪水仿真模型研究作为防洪决策支持系统核心内容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发展极为迅速。历经过了有关防洪减灾专家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近20年的辛勤努力，实现了水动力学模型与水文模型的良好衔接，并增设了模型系统的前后处理与人机对话功能；探讨了洪水与经济损失的关系，开发了洪灾损失评估模型，建立了从水情到灾情一体化的洪水灾害风险分析系统；将现代信息技术与防洪减灾专业技术相结合，提高防洪决策支持技术的信息化水平，逐步形成较为规范、高效、实用的防洪决策支持系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洪灾与水害警示大众与根治“硬伤”一样重要

北京7·10暴雨之后传出一个消息，北京将建造20座气象预警塔，这些预警塔建成后，短时暴雨的预报将更准确和精确。看来，“暴雨被准确预测到”在不久的将来不再是一个假设，气象预报越来越精确了。但我们的城市对于气象灾害的防范，是不是真的准备好了呢？
一场暴雨，导致了北京城多处道路被淹，全城交通堵塞，成千上万市民的生活受到影响。而这次暴雨之所以造成灾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暴雨没能被准确预测。据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气象部门虽然在暴雨来临前一小时预测到将有一次强降雨，但却没预测到会有如此大的降雨强度，没有预测到一次强降雨将成为灾害性天气。我们不妨反过来思考一个问题：假如暴雨被准确预测到，那么我们是否就能从容应对呢？答案显然不容乐观。
首先，城市建设的一些“硬伤”注定了的城市防灾体系的脆弱：北京城区原有设计的排水管网很多都是1949年前设计的，而城区内有相当一部分地下雨水管线仍和污水管线共用一条管道，硬件设施落后了，如果出现短时间内的降水狂泄，那将是城市排水系统难以承受之重。还有，城市建设的现代化者给北京铺设了大量不透水的硬化地面，使得北京城变成了一块巨大的“水泥地”，大量的积水不能渗入地下，这必然会让本来就很疲惫的排水系统雪上加霜。再者，平时天气好的时候北京的交通就已经十分拥堵，暴雨天气时，再疏导恐怕也只能是缓解而不是解决拥堵。除了硬件的因素，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还没有像发达国家一样，建立一套完善的灾害预警机制。
有效应对暴雨这样的灾害，关键是要让广大市民及时获知灾害警报。市民如果在灾害来临前夕得到警示，他们就能提前做好防范或减少出行，减少城市交通的压力。他们还会在自己的社区里早早做好防灾的准备工作，避免地下设施被“灌水”。他们也能提高责任感，有力配合好相关政府部门的工作。但目前，我们的气象灾害预警主要是针对防汛办、交管局等政府部门，如此狭窄的信息发布渠道，使得对抗暴雨这样的自然灾害成了政府部门的孤军奋战，广大市民不能及时理解、配合政府的工作，这显然不利于建立一个立体的城市抗灾体系。中国气象局建立气象灾害警示系统已浮出水面，以应对灾害性天气，并用“蓝、黄、橙、红”4种颜色由弱至强地表示灾害天气的强度。根据计划，中国气象局将在2004年底之前建成“城市气象灾害警示系统”来应对各种灾害性天气，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性天气所带来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用不同颜色表示灾害等级也是气象灾害警示系统一项重要内容。在国外的一些城市，用各种颜色来代表气象灾害的程度，居民可以通过颜色的不同来警惕灾害的侵袭。
城市硬件设施改善非一日之功，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但是，建立城市灾害预警机制，使广大公众在灾害来临之前有一个心理准备，这却不是件很难的事。因为在暴雨等气象灾害来临之前，气象部门可以通过报纸、电视等媒体向市民直接发布消息，可以委托移动电话公司发短信及时通知广大市民，可以通知居委会和城管在每个社区及城市的大街小巷广贴气象灾害布告。还可以通过城市发达而普及的互联网发布预警。这些工作付出的成本，只是增加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量，但受益的却是整个城市，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尽快转化为行动呢？

洪灾与水害城市防洪功夫在“汛”外

尽管应对暴雨积水已有多种措施，但是城市防洪绝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水利部汪恕诚部长早已指出，解决我国洪涝灾害问题，关键是要树立“给洪水以出路”的理念。洪水灾害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二者都是灾害的本质属性。正因为如此，给洪水以出路，不仅要体现在抗洪期间，而且要把它作为整个防洪工作的指导思想，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中就要予以高度重视。北京7·10暴雨，群众反映最多的是排水不畅问题。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除了排水设施不堪重负外，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中的一些问题也需要我们反思。环保人士李皓博士说，在当今城市建设过程中，我们没有认识到城市地面要透水的价值，给城市铺设了大量不透水的硬化地面，结果引发了连锁的城市环境负效应，雨水淤塞仅是其中之一。如今，一些国家对城市积水已经有了一些好的办法。比如在德国，人们正在将以前一些区域铺设的硬化地面改为透水地面；在法国里昂，城市的地下建有大型的蓄水池。汛期可以用来积蓄城市涝水，到非汛期又可以用来灌溉绿地。
北京7·10暴雨，莲花桥立交桥下积水深达2米。事后有人提出，现在国内很多城市的立交桥是地下的多、高架的少，这一现实对排水系统有着较高要求。但遗憾的是，很多城市并没有把排水系统的建设提升到足够的高度来对待。除此之外，新建小区的排水也存在问题。北京城市人口增长较快，而很多新建居民小区未按标准新建排水设施，而是接入原有的市政管线，加大了排水负荷。一旦瞬时雨量超过道路排水系统设计能力，就会导致道路排水不畅。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偶然的。这些年，城市规划建设最大的问题是决策问题。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城市的规划和建设，城市主要领导都把很大的力气用来抓城市规划工作，但是决策机制存在问题，主要是决策缺乏法制化、科学化、民主化。好的决策应该是科学的决策，应该集思广益，特别是多听听专家的意见。透过现象看本质，北京暴雨暴露出的是全国城市防洪的隐忧。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贯彻“给洪水以出路”的思想，才能在突发性灾害天气面前从容应对。

火灾与爆炸燃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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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大火、克拉玛依大火、网吧大火……我们竟然居住在燃烧的城市里。
地铁爆炸、公交爆炸、小区爆炸、工厂爆炸……我们生活在爆炸的威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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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2月25日，河南洛阳东都商厦特大火灾事故造成309人死亡。2003年11月3日，湖南衡州大厦发生特大火灾坍塌事故，夺去了20名消防官兵的年轻生命。仅隔半年，2004年4月13日凌晨，湖南衡阳市衡州大市场突发大火，火灾现场距离衡州大厦只有100多米。2004年1月30日凌晨4时许，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关林市场旁边的深森宾馆发生特大火灾，造成7人死亡，17人严重受伤。2004年2月15日一天内，吉林、浙江两省接连发生特大火灾，一南一北两场大火吞噬了90多人的宝贵生命。2004年7月28日，浙江平阳县水头镇温州辉煌皮革有限公司厂区特大火灾，死亡16人。公安部新闻发言人办公室2004年7月23日通报上半年全国社会治安情况显示：全国2004年上半年共发生火灾15.6万起，造成1607人死亡，1653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8.3亿元。与2003年同期相比，火灾起数、死亡人数和受伤人数均有较大增长，增幅分别为9.7％、15.4％和4.5％。
为什么火灾发生频率越来越高？我们的防护体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是火灾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燃烧的美国”，随后有了“燃烧的俄罗斯”。现在，中国也开始进入火灾事故高发期，并呈现出事故“点多面广、类型增加、救援难度大”的新特点，我国相应的公共安全防护机制远远滞后。
社会生活变化大防范机制跟不上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出现了变化，但是相应的公共安全防范机制却很不健全。
随着工业化的提速，化工、皮革等大量污染性、危险性产业急剧扩张，但与此相对立的是企业安全投入不足，设备老化。
城市化进程加快，但城市的公共安全规划水平低，存在大量安全隐患。我国城市规划意识淡薄，公共安全规划水平普遍很低，导致一些地方建设缺乏前瞻性，出现了大量诸如安全、污染等不适应城市发展的问题。湖南省衡阳市在半年内发生的两场大火烧出了城市消防安全建设中的欠账：市城市规划局对建筑消防通道安全隐患进行了地毯式的清查，共查出301处隐患，需要开通消防通道而拆除的建筑71085.7平方米，围墙3029米。重庆市消防部门的统计表明，三峡库区移民新城建设过程中，有的场所未经消防审核擅自动工修建，有的场所未通过消防验收或验收不合格又擅自投入使用。目前，库区达不到消防安全标准的建筑超过上百万平方米。按国家标准，一个消防站负责4至7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计算，重庆至少要配套108个消防站，但实际的消防站建设率只有50%。
此外，随着社会生活、消费方式的多元化，大型商场、歌舞厅等人群聚集的地方发生灾害的频率越来越高。公安部消防局的统计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型商厦发生的大火灾高达300余起，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这些地方的建设、装修、功能、安全设施的配套往往不能满足安全需求。
消防装备远远滞后无法满足救灾需求
当前的灾害出现了多元化的特点，比如毒气泄露、化学火灾等等，但相应的消防装备却比较落后。消防部门的装备依然不足，无法满足频发的救灾、救援等社会需要，尤其已经不适应化学事故、高层建筑等抢救的需要。
消防部门统计表明，我国装备的化学侦验车能检测出的化学品十分有限。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化学侦验车的水平已达到我国省级化学实验室水平，半个小时左右就能检测出灾害现场的化学物成分。2003年9月，重庆长寿区消防中队在处置二甲苯槽车翻车事故时，因无侦检设备，无法确定是什么化学物质，导致现场4名消防战士中毒。城市高层建筑越来越多，但云梯车、在恶劣高危环境下远距离灭火的遥控灭火设施以及倒塌、爆炸事故现场用的防爆消防车却明显不足。
重庆市只有主城区配备了7台云梯车，仅为实际需求量的40%，到了县区则是一台没有。万州区高楼很多，一旦高层建筑起火，从重庆市主城区调云梯车，路上就要走5个多小时。对火灾来说，5个小时意味着什么?
安全意识淡漠安全教育不足
当前，灾害安全教育方面存在两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政府层面的安全意识淡漠和社会层面的安全教育体系不健全。不少地方存在着“领导坐着高档车，县里没有消防车”的现象。全国没有消防队的县达到上百个，而建立一个消防队不过300万元的投入。
《安全生产与经济发展研究》课题结果显示：近年来我国每年发生的各类安全事故直接及间接经济损失近2000亿元。安全经济学家认为，1元的事前预防等于5元的事后投资，超前预防性应该成为现代安全生产的主要特征，但是许多地方往往在经济建设中省略了这个本不该省略的安全成本。
许多人不知道如何救灾、防灾、保护自身安全，以致酿成大祸。2004年吉林市“2·15”中百商厦特大火灾中，起火后半个小时左右，围观的群众居然没有一人报警。2000年洛阳“12·２5”东阳商厦特大火灾，吞噬了309人的生命。最初4名电焊工引发火灾，在自己救火不及后没报警就逃跑了。有关专家认为，从许多大火的情况分析，我们的国民安全文化教育远远不能适应灾难频发的现实需要。
管理缺位：8个部门管不住一个火灾
火灾是社会公共安全事故的集中表现。在我国，火灾预防工作涉及的管理单位不止一家，一旦发生火灾，参与灭火的更是涉及铁路、港航、民航、军队、矿山、核设施主管单位、林业、公安消防等8个部门。然而，这种按部门分割的救火防护体系看似“各司其职”，实际却因为“管理缺位、责任失位”，直接造成我国火灾防护体系投资建设重复、救火效率低下、火灾损失惨重。
由于管理缺位，即使发现了火灾隐患，也难以清除，留下安全死角。按相关法律规定，消防工作由政府领导、企事业单位自行负责，公安消防机构实施监督。但目前社会自我检查、自我整改的意识不强。近年来频频引发火灾的往往是那些以街为市、堵塞消防通道、在整改时各职能部门相互推诿的地区。社会单位整改缺乏资金，导致消防部门的督促工作往往有心无力。
有效预防火灾等突发公共安全事故是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的迫切需要，但这也是当前不少地方政府管理工作的薄弱环节。吉林中百商厦发生特大火灾，54人丧生，70多人受伤。后经调查，建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百商厦许多方面违反消防管理规定，设计结构根本不符合防火要求，二楼四周的玻璃窗都被铁栏杆护着，发生火灾后谁也无法跳出去。对这些问题，商业部门长期失察，消防、工商、城市管理等部门也没有严格督促其落实整改。
责任失位：预防机制存在漏洞
火灾预防管理缺位的背后，是各部门责任的失位。由于责任划分不清，导致一些地方消防管理规定形同虚设。我国处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各种火灾隐患还未得到有效控制，必须加快健全火灾救防的应急机制，才能为经济建设和群众生活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欧洲就设置了颜色不同的警报，能够有效地反映灾害严重程度，提醒大家注意防范。芬兰的紧急响应机制，可以在半个小时内让全国的人进入地下。与这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火灾预警机制相当落后。
正因如此，我国的一些灾害事故最终造成了本不应该的损失。开县发生井喷事故时，有些群众不是紧急向外跑，而是站在那里看热闹，感觉不舒服时，想跑已经跑不动了。而且这个建在村庄周边的高危天然气气井，竟没有制订出现事故时如何应对、如何组织群众撤离的紧急预案。
首先应该加强各部门负责人的火灾责任意识，由于责任事故造成火灾伤亡的，应追究相关单位负责人的刑事责任。其次，应通过法律规定建立一个灾害事故的统管部门，明确其职能和权力，保证火灾预防和扑救工作能够“管理有序、责任到位”。第三，应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设立消防保险，由保险公司分担检查火灾隐患的工作，并且让保险公司参与社区消防站的建设，消防部门腾出精力专门从事灭火救援工作。
山东省在全国首创征召合同制消防员，建立起以公安现役部队为主体、以合同制消防员为补充、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并存的灭火救援体系。山东省征召的1766名合同制消防员已经全部投入一线执勤。
救火机制尚待理顺
火灾发生后，能不能迅速动员组织力量进行有效处置，是各级政府处理突发灾难事故能力的试金石。然而，当前这种沿袭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条块分割”的消防分工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火灾事故救援的需求。
如今救火机构越来越多，分工越来越细，效率却越来越低。山上和山下着火由不同部门救援，水上与岸上救火也由不同部门负责。这种救火分工模式效率很低，造成救火单位忙闲不均。有的单位一天要出动火警几十次，有的单位一年也没有几次行动。而且各个救火单位使用的器材基本相同，分区域、分行业设置导致救火建设投资重复，浪费人力、物力。
我国现行的体别是，矿山、水上、化学工业部门等救援机构，由企业自己建立管理，主要负责处置本企业的灾害事故，一旦事故蔓延到社区，企业救援队伍就很难处置。此外，一些企业的救援机构受企业效益影响，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战斗力大打折扣。根据发达国家处置火灾事故的经验，现代城市应以消防为主体，组建综合性的火灾救援队伍，形成通用性的常备救援力量，比如欧洲的消防要承担救火、救灾、救护、救助等职能，便于统一管理、统一装备，提高救火救灾效率。

火灾与爆炸惨痛的群死群伤

人员聚集的公共场所发生群死群伤火灾的悲剧，成为当前我国火灾危害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据统计，1991年至2000年，全国发生在公共聚集的公共场所的特大火灾共264起，占同期全国特大火灾总数的27.2%，共造成1750人死亡，占同期全国特大火灾死亡人员总数的50.9%。如：1993年2月14日，河北省唐山市林西百货大楼火灾，死亡81人，受伤54人；1994年11月27日，辽宁省阜新市艺苑歌舞厅火灾，死亡233人，受伤20人；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友谊馆火灾，死亡323人，受伤130人；2000年3月29日，河南省焦作市天堂音像俱乐部火灾，死亡74人；2000年12月25日，河南省洛阳市东都商厦火灾，死亡309人。2002年，全国公共场所发生火灾9499起，死333人。2003年2月2日，哈尔滨市道外区天潭酒店发生特大火灾，死亡33人。2004年2月13日至15日仅三天时间，全国就发生了28起群死群伤火灾事故，共造成140余人死亡。由于单体建筑规模“城市化”，使火灾隐患增加。如某城市步行街，全长430米，棚顶长350米，宽20米，高10米，内部集购物休闲、娱乐、餐饮、住宿等为一体，相当于一个全封闭长廊式“小城市”，可以设想，一旦发生火灾，非造成群死群伤灾害不可！遏制群死群伤火灾成为我国建筑消防安全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加强公众聚集场所的火灾控制是现代化城市消防的一大关键。
为何群死群伤火灾如此频发？火灾背后是否存在某些带共性的问题？有没有解决的良方？
安全门上锁是造成火灾中群死群伤的重要原因。通过对群死群伤特大火灾事故进行分析发现，这些火灾发生后，往往只有惟一的安全出口供人们逃生。在营业时锁安全门是一种严重侵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场所负责人应该知道一旦失火，里面的人员将无法及时逃生，可能造成人员伤亡，而他轻信可以避免，结果导致悲剧发生，从情理上讲这种行为叫过失杀人。现行法律法规对这种尚未造成事故后果的行为只是认定为违反消防法规，这种行为被消防监督部门发现后，只能责令其当场改正，而不能直接对其进行处罚。因此，建议修改有关规定，对不具备基本安全疏散条件的公共聚集场所不得使用，对违者处以治安拘留处罚，并责令其停产停业，对于营业时锁安全门的行为要从重处罚。
由于缺乏强制力，火灾隐患久拖不改，最终养患成灾。在已经发生的群死群伤特大火灾事故中，有超过80％的火灾在发生前消防部门已经发现了隐患，并且已经对有关单位下达了整改通知书，有的甚至已经被责令停产停业，但灾难还是没能够避免。消防部门身负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责，然而法律并没有赋予其查封或强制执行停产停业的权力，只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使整改工作程序复杂、效率低下，一些火灾事故往往就是在漫长的整改过程中发生的。基层消防部门对于隐患久拖不改的问题苦于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往往是“年年整年年改，隐患依然存在”，因此建议法律赋予公安消防机构采取查封、停产停业等强制措施的权力，隐患整改了的结案销案，不能整改的，要区分不同情况，进行科学评估，然后采取相应对策。否则，火灾隐患整改难的状况很难得到改观。
公共娱乐场所的装饰装修工程大都使用木材、纤维板、聚合塑料、泡沫等可燃材料。这些材料有的未经过阴燃处理，有的虽经过简单处理，但达不到防火规范要求，燃点低，极易燃烧，且燃烧迅速，放出大量的有毒烟气和热量。同时，用火用电多，吸烟多；用电量大，而电气的很多方面不符合安全规范要求，有些线路年久失修——老化、裸露，常处于超负荷状态，极易发生火灾事故。
大量事故表明，酿成公共场所最大灾害的原因是人员盲目拥挤。例如，香港赛马场发生看台坍塌失火，由于人员挤踩，导致604人死亡。如果社会安全教育缺位，人们在公共场所缺乏礼让的观念，悲剧就很难避免。
积极探索有效的消防监督模式，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治理火灾隐患。火灾隐患的种类多而且复杂，消防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数千条，不符合其中任何一条就是火灾隐患。有些火灾隐患是可以整改的，而有些是无法整改的；有些火灾隐患是因为规范修订后才是隐患，而修订前不是隐患。现行的消防监督管理法规对火灾隐患只是简单地分为重大火灾隐患和一般火灾隐患，只要是火灾隐患一概要求彻底整改，整改不了的就要处罚。对于一些根本整改不了的火灾隐患，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如在《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颁布之前修建的建筑没有设防烟楼梯间，要改只能将楼拆掉。对这类火灾隐患不能搞一刀切，应该实事求是地处理，要分别对待。只有集中力量抓住那些重大隐患整改不放松，才能真正减少群死群伤火灾的发生概率，而不要在大量的一般隐患上耗费人力。
消防工作的主体应该是个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都有这方面的规定，但是目前消防工作模式并没有根本转变，因此，还需要制定配套的监督程序方面的法规，让消防部门从繁重的常规检查中解放出来，要主动做更多更有意义的工作。
国家将公共场所火灾安全监督放在工作的重点，各种相关法律和法规也都主要围绕这个主题来制定和宣传，消防设计、监督、管理也都主要围绕公共场所来开展，对于普通居民的防火设计、老百姓的家装管理关注的程度不够。目前国内房地产开发日渐兴旺，老百姓购房、换房积极性不断提高，各地的装饰建材市场人气火暴，各种未进行火灾安全性评价和易燃装饰材料充斥其间，被应用到千家万户的家庭装修中。因此，除利用11.9消防宣传日集中对老百姓进行消防安全意识、灭火知识、逃生知识等方面的宣讲外，要更多地培养消费者如何选择安全的建筑装饰装修材料。通过使用防火建材，使室内的火灾荷载有效降低，减少出现失火时发生的火情蔓延以及危害更大的险情，为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提供可能。

火灾与爆炸生活在爆炸的威胁中

让我们先从近的说起。2004年9月1日上午，一辆开往长沙的中巴车发生爆炸，车上乘客3人当场死亡，另有34人不同程度受伤。犯罪嫌疑人黎四国曾因盗伐林木罪被判刑一年，刑满释放回家，一直对村民怀有不满情绪。9月1日凌晨，黎四国将自制的火药装置放在湘AY2536中巴车上，逃离现场，逃跑过程中在警方的围捕下畏罪自杀。
2004年9月1日上午，俄罗斯学校开学的日子。9时30分左右，30多名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占领了俄罗斯南部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的一所学校，将1000多人劫为人质，匪徒身上绑着炸药包，并在学校里安放了爆炸装置。9月4日，恐怖分子引爆了炸弹，造成335人死亡的惨剧。
2004年8月31日，广州番禺钟村钟四工业区的优瑞塑胶电子厂一个机械车间发生爆炸，10多名工人轻伤，8名工人留院观察，无人死亡。
2004年8月31日，俄罗斯一名携带一公斤左右炸药的黑寡妇，走向地铁站时遇到警察，随后转身在人群中引爆炸弹，导致至少10人丧生，50多人受伤。
2004年8月24日深夜，黑寡妇引爆炸弹，俄罗斯一架图-134客机和一架图-154客机在飞行途中几乎同时坠毁，两架飞机上的8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一生还。这两架坠毁的飞机都是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多莫杰多沃机场起飞的。图-134客机的目的地是俄南部城市伏尔加格勒(即原斯大林格勒)，该机在莫斯科以南约200公里处的图拉地区坠毁；图-154客机的目的地是俄南部黑海度假胜地索契，该机在莫斯科以南约960公里处的罗斯托夫地区坠毁。
2004年8月22日上午8时许，北京市宣武区新世纪小学教学楼发出一声巨响，正在装修的教学楼一层发生爆炸。爆炸现场一片狼藉，教学楼一层房顶已被熏黑，楼道内的电线全被烧坏，过道墙壁上的瓷砖被炸飞。因为电线短路形成一个火球，砸在堆放墙角处的油漆、涂料上，引起火灾。
2004年8月19日7时30分左右，河北邢台市反贪局长刘会生之妻刘海云打开防盗门准备外出时，她家门前的楼道突然发生爆炸。刘海云严重受伤，双腿截肢，左眼失明。这起蓄意谋杀案使用了触发式爆炸装置，用的是炸药TNT，这种炸药威力很大。炸药放在门口，一旦有人开门，炸弹就会爆炸。李会生家所住的第5层楼及楼下第4层共4户的房门全被炸毁。楼梯墙角也被炸出一道裂缝。
2004年2月6日，俄罗斯一名恐怖分子在挤满上班人群的地铁车厢里拉响了隐藏在身上的炸弹，造成近40人丧生，100多人受伤。
2003年8月4日中午，印尼首都雅加达一家著名酒店发生汽车自杀式爆炸，至少炸死14人，150人受伤，伤者包括新加坡人及其他外国人。此前的印尼巴喱岛爆炸案导致202人丧命，超过300人受伤。
2003年7月5日，两名女性自杀袭击者在莫斯科一个露天摇滚音乐会上引爆炸弹，造成15人死亡。7月10日，又一名妇女企图将炸弹安放在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馆内，俄联邦安全局一名排弹专家不幸被炸身亡。12月9日，一名女性自杀袭击者在克里姆林宫对面引爆炸弹，导致6人丧生，13人受伤。
2003年2月25日中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内先后发生爆炸，9名人员受伤。
2001年3月16日凌晨4时16分至5时零1分，河北省石家庄市相继发生5起特大爆炸案，数座居民楼被毁，108人不幸遇难。
1996年6月11日，俄罗斯莫斯科一地铁列车在行进途中突然发生爆炸，造成4人死亡，7人受伤。
1995年7月25日，法国巴黎一列地铁列车发生炸弹爆炸事件，造成8人死亡，117人受伤。
安全感是心理需要中的第一需要（饮食、睡眠、性需要等都属于生理需要），是人格中最基础、最重要的成分。在此起彼伏的爆炸声中，我们仿佛回到了史前时代，所有的安全感都荡然无存了。
数据是最有说服力的。现在乘客如同“惊弓之鸟”，对航空意外险趋之若鹜。调查显示：平时购买航空意外险的乘客占了65.6%；不购买的占了34.4%；而现在购买的乘客有92.2%；不会购买的占7.8%。航空意外险由于在购买时是由乘客自愿决定的，并非强制附加在机票中， 这样就使得对于航空保险态度不一的人，或是放弃，或是重视，也不乏购买最高份额的人。面对残酷的空难和接连不断的爆炸事件，他们虽无法预知和防范，但自己能通过保险的理赔从经济上安慰家属，将损失减到尽可能小的程度。爆炸强烈刺激着人们的安全神经，许多对安全问题麻木的人，面对惨不忍睹的场面，再将生死“置之度外”而无动于衷的人又有几人?在恐惧心理阴影下，面对不可避免的空中旅行，除了乖乖地掏钱购买航空意外保险，也只能心里默默祈祷平安了。
每一次爆炸，都炸掉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炸掉了个体对社会的信心。

火灾与爆炸火灾中要学会逃生

火灾逃生九则要诀
第一诀：熟悉环境，临危不乱。每个人对自己工作、学习或居住所在的建筑物的结构及逃生路径平日就要做到了然于胸。而当身处陌生环境，如入住酒店、商场购物、进入娱乐场所时，为了自身安全，务必留心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楼梯方位等，以便在关键时候能尽快逃离火场。
第二诀：保持镇静，明辨方向，迅速撤离。突遇火灾时，首先要强令自己保持镇静，千万不要盲目地跟从人流和相互拥挤、乱冲乱撞。撤离时，要注意朝明亮处或外面空旷地方跑，要尽量往楼层下面跑。若通道已被烟火封阻，则应背向烟火方向离开，通过阳台、气窗等通往室外逃生。
第三诀：不入险地，不贪财物。在火场中，人的生命最重要，不要因害羞或顾及贵重物品，把宝贵的逃生时间浪费在穿衣服或寻找、搬运贵重物品上。已逃离火场的人，千万不要重返险地。
第四诀：简易防护，掩鼻匍匐。火场逃生时，经过充满烟雾的路线，可采用毛巾、口罩蒙住口鼻，匍匐撤离，以防止烟雾中毒、预防窒息。另外，也可以采取向头部、身上浇冷水或用湿毛巾、湿棉被、湿毯子等将头、身裹好后，再冲出去。
第五诀：善用通道，莫入电梯。规范标准的建筑物，都会有两条以上的逃生楼梯、通道或安全出口。发生火灾时，要根据情况选择进入相对较为安全的楼梯通道。除可利用楼梯外，还可利用建筑物的阳台、窗台、屋顶等攀到周围的安全地点；沿着下水管、避雷线等建筑上的凸出物，也可滑下楼脱险。千万要记住，高层楼着火时，不要乘普通电梯。
第六诀：避难场所，固守待援。假如用手摸房门已感到烫手，此时一旦开门，火焰与浓烟势必迎面扑来。此时，首先应关紧迎火的门窗，打开背火的门窗，用湿毛巾、湿布等塞住门缝，或用水浸湿棉被，蒙上门窗，然后不停用水淋透房间，防止烟火渗入，固守房间，等待救援人员达到。
第七诀：传送信号，寻求援助。被烟火围困时，尽量呆在阳台、窗口等易于被人发现和能避免烟火近身的地方。在白天可向窗外晃动鲜艳的衣物等；在晚上，可用手电筒不停地在窗口闪动或敲击东西，及时发出有效求救信号。在被烟气窒息失去自救能力时，应努力滚到墙边或门边，既便于消防人员寻找、营救，也可防止房屋塌落时砸伤自己。
第八诀：火已及身，切勿惊跑。火场上如果发现身上着了火，惊跑和用手拍打，只会形成风势，加速氧气补充，促旺火势。正确的做法是赶紧设法脱掉衣服或就地打滚，压灭火苗。能及时跳进水中或让人向身上浇水就更有效。
第九诀：缓降逃生，滑绳自救。高层、多层建筑发生火灾后，可迅速利用身边的绳索或床单、窗帘、衣服等自制简易救生绳，并用水打湿后，从窗台或阳台沿绳滑到下面的楼层或地面逃生。不要轻易跳楼。即使跳楼，也要跳在消防队员准备好的救生气垫或4层以下才可考虑采取跳楼的方式，还要注意选择有水池、软雨篷、草地等方面跳。如有可能，要尽量抱些棉被、沙发垫等松软物品或打开大雨伞跳下。跳楼虽可求生，但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所以要慎之又慎。
火灾逃生三步骤
人在火灾中的行为已成为火灾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分析表明，在火灾中人们所做出的反应大体可分为察觉火灾迹象、确认火灾发生和采取逃生行动三个主要步骤。
觉察火灾迹象：建筑物内发生火灾后，及时让人们觉察到火灾迹象是十分重要的。火灾的初期迹象可能很模糊，但随着燃烧的持续，热量和烟气浓度的增强可以使火灾迹象越来越清晰。火灾迹象可以是直接觉察，例如闻到烟气的异味、看到烟气的蔓延；也可以是间接得到，例如通过声光报警系统了解到。在大型公用建筑中，使用声光报警系统对于将现场情况及时通知有关人员具有重要作用。调查发现，火灾报警器发出报警后，很多人需要一段反应时间，不同类型人员，其反应的时间可能相差很大。对于具有较强安全意识的人，他们可在几秒钟内便清楚地认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从而能够很快采取疏散行动；而有的人则反应很慢。
确认火灾发生：确认火灾发生包括证实火灾存在、评估火灾危险的大小、选择是否疏散或是否重新评估等。觉察到初步火灾迹象后，每个人都会企图证实该信息是否真实。当初步迹象不清晰、不明确时，人们经常试图获得一些额外的信息。
当确定火灾存在之后，接着就会评估火灾危险，也就是把火灾迹象与他本人所在位置的状况联系起来，确定火灾是否对自己构成威胁，危险程度有多大。一般地说，这种心理活动的时间不长，但确实是一种很紧张、很焦虑的过程。选择如何行动就是这种自我评估过程的直接结果，而能否做出正确的选择，将会影响他的最终结局。不同的文化程度、经历背景均会对选择的正确性产生影响，错误的判断往往导致逃生失败。
采取具体行动：当明确火灾可以构成威胁后，不同人员采取的行动也是多种多样的。据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寻找火源，主动灭火；通知或协助他人撤离；向消防队报警，请求灭火支援；收拾财物，然后准备逃离；直接逃离现场；出现恐慌行为，无法自主行动或盲目行动。
不同类型的人最先采取的行动存在很大的差别。一般来说，很多男性青年人采用灭火行动，而在成年女性中，告知他人疏散或协助他人疏散的人比例较大；文化素质较高及参加过消防训练的人能够较正确地依据火灾发展状况向消防队报警，进行有序的疏散，不至于过度恐慌；少年儿童较多的场合容易出现大范围的恐慌或盲目行动。
安全疏散的基本条件
火灾中人员安全疏散有几个基本条件。在火灾的情况下，保证建筑物内的人员安全是一个涉及建筑结构、火灾发展过程和人员行为三种基本因素的复杂问题。某一建筑起火后，火焰及火灾产生的热烟气将会由起火区向非着火区蔓延，从而对人们的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人员的安全疏散指的是在火灾烟气尚未达到危害人员生命的状态之前，将建筑物内的所有人员安全地疏散到安全区域。一般地说，人员能否安全疏散主要取决于两个特征时间：一是火灾发展到对人构成危险所需的时间，或称可用安全疏散时间（ASET）；另一个是人员疏散到达安全区域需要的时间，或称所需安全疏散时间（RSET）。在火灾过程中，人员疏散所需的时间大体可以按以下两个阶段来考虑：觉察前阶段，即发生火灾的时刻到觉察到火灾的时刻，后者可以认为是发出火灾警报信号的时刻；觉察后阶段，即人们听到火灾报警或发现火灾信号，到建筑物内所有人员全部安全疏散出建筑物的阶段。从起火到探测到火灾并给出报警的时间与从发出警报到火灾对人构成危险的时间之和，即为ASET。从起火到室内人员觉察到起火的时间、疏散准备所用的时间，以及疏散到达安全地带的时间，这三者之和为RSET。而保证人员安全疏散的基本条件就是RSET要小于ASET。

火灾与爆炸火灾防御中的误区及安全对策

小区中的消防误区
（1）小区封闭成“围城”一些居住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有的部门还提倡一个大门进出。一个社区有成百上千甚至上万个住户，由于生活用火不慎等原因，一旦发生火灾，消防车常常受阻，尤其是夜间，不但延误了火灾扑救时间，扩大了灾害，而且还严重重影响了警民关系。
（2）阳台作为杂物库。平民百姓，总有一些不肯舍弃的杂物和日常需要经常使用的物品，因此，储藏室和阳台也就成了家庭的杂物仓库，有的甚至把油漆、车用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品放在阳台上，使阳台成了火险丛生之地。尤其是春节，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因燃放烟花爆竹蹿入阳台而引起的火灾事故。现代家庭几乎都装有防盗设施，一旦发生火灾，人们的逃生通道受阻，阳台也就成了人们最好的避难之地，因此，不要将阳台作为杂物仓库。
（3）楼道成为车地。一些居民图方便，经常将自行车等停在楼梯或低层楼道上，有时连人正常通过都困难，发生火灾等突发事件时，便可能造成通道阻塞而致人伤亡的事故。因此，告诫公众不要自堵自己生命之道。
（4）注重防盗而忽视防火。关于居民住宅安装防盗门、防盗窗、防盗网等，尤其是装防盗网的利弊得失，一些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体也曾展开过讨论，广州和沈阳地区因安装防盗网而影响居民疏散逃生、曾发生过多次火灾伤亡事故及其他一些社会问题之后，人们对安装防盗网是否安全提出了质疑，由此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防盗防火对公众百姓来讲都重要，但是要有主次之分，人们不是常说“贼偷一半，火烧精光”吗?贼偷毕竟只损失部分家产，而火灾就另当别论了，只要一遇上火灾，轻者倾家荡产，重者命保不住。因此，假如你安装防盗设施，千万别忘了给自己留一条逃生自救的路。
（5）液化气钢瓶置于灶台下壁橱内。液化气钢瓶由于质量的好坏或使用时间的长短，以及管路阀门的开启连接等都有可能造成漏气。而液化石油气成分大都为碳三、碳四，即丙烷、丁烷、丙烷、丁烯等，且比空气重，放在壁橱内空气不流通，很容易积聚沉淀在地面，一旦遇明火极易造成燃烧爆炸事故。经计算，当房间里泄漏出的煤气、液化气达到4.5%～35.8%时，遇到火种就会产生爆炸燃烧。而这几年发生的大量家庭液化气爆燃事故多与此有直接关系。因此，应将液化石油气钢瓶搬出壁橱这一危险区域，置于空气流通且便于人操作和观察的空间。
（6）电线不穿管预埋。随着城市居民住房的改善，装饰装修已成都市时尚。有人为了追求装修的美观，将电线不经穿管保护而直接预埋于墙体中，这无异于在你的家中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随着使用时间的推移，家用电器的增多等，一旦线路出现故障或损坏，你要想维修整改也找不着门路，轻者造成短路影响你的家用电器安全，重则引起火烧身。
（7）家用电器不拔插头。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家用电器越来越多样化、智能化，电视、空调、VCD、音响等，轻轻一按遥控器，开关自如，也就不需随用随插插头了。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在设计时，有些电源开关设计在电源变压器的副边，当你用遥控器关闭电视机等时，变压器原边仍在通电，虽然它通过的电流很小，但长期通电，电流会使电源变压器继续升温，致使线圈因绝缘层老化短路或炭化而起火，或者遭遇雷电的侵入，引起电视机等家用电器的短路过载而引起火灾爆炸事故。
火灾中人的生理行为误区及对策
在突发的火灾事件中，人们通常有五种反应：
一是目瞪口呆。当听到失火的警报或喊叫时，有的人慌忙打开自己的房门，一阵热浪迎面冲击过来，发现已经身陷火海之中，完全被眼前残酷的情形所震惊，头脑中一片空白，只能木呆呆地站立，或瘫坐在地上，任凭火势的发展，有时连被援救的机会都会错过。这种反应多发生在妇女、儿童和老人。
二是不知所措。较上一种反应有些差别，这种人往往会大喊大叫，做出一些扑救的行为，同时思维开始混乱，无法判定火灾情势，犹豫于扑救和逃生之间，举棋不定，极易丧失扑灭火灾和安全疏散的大好时机。对消防知识不了解、心理承受能力不强的人，易犯这种错误。
三是横冲直撞。发现火灾，不知该往哪个方向疏散，有很强的从众反应，或冲着光线较强的方向奔跑，头脑中只有一个念头——逃生，而不去做任何的思考，往往是撞进死胡同，在一个墙角或是衣柜旁，做无用的努力，白白浪费疏散的时间，错失逃生的希望。这种反应多发于对环境不熟悉、逻辑思维能力较差的人群。
四是情绪激动。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反应，他们多会奋勇直前，不顾一切，在火场中猛冲，有一定的方向性，也能奔至阳台或楼顶等暂时性避难地带，可由于对火场缺少判断，对火灾极度恐惧，导致心情激动，易造成不必要的伤亡，表现最突出的是从阳台上跳下。这种反应多发于年轻人。
面对上述四种反应，应倡导第五种反应，即沉着冷静。具有一定的消防常识，或经历过火灾，有成熟的思考，能对初起火灾做出正确的处理，顺利到达安全地带，积极主动地等候和配合救援工作，并能带领其他人疏散。要在火灾中自觉具备防火能力，除了平时要加强心理承受能力培养和养成逻辑思维的习惯，还需要注意：当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场所，首先要对场所的基本情况有必要的了解，清楚建筑的平面布局，了解安全出口的数量和位置、安全通道、房屋装修的可燃程度和消防设施的配备等情况，明确自己要注意的事项，假想逃生的路线，并且要熟练掌握一些必要的简单保护措施，未雨绸缪，以达到确保安全的目的。

火灾与爆炸重点火灾类型与防范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有几类火灾必须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地下建筑火灾
随着地下建筑、地下工程的不断增多，消防任务更加繁重。由于地下建筑的设计、使用和管理等方面的法规还没有及时跟上，还缺少强有力的措施、办法预防与控制火灾，地下建筑火灾事故时有发生。国际上，也不断传来地下铁道等地下建筑的火灾信息。研究和预防地下建筑火灾刻不容缓，这是保障城市安全、保障平战结合人防工程建设与使用安全的重要课题。其火灾特点是：
1.疏散难度大
地下建筑一般无窗，火灾时产生的烟、热不易排除，积聚的热量会使室内的可燃物和空气的温度迅速升高，较早地出现全面燃烧现象(轰然)。根据建筑物的燃烧试验，在有限的空间环境下，当火灾房间的温度上升到400℃以上时，会立刻出现轰然。室内温度会从400℃猛升到800℃～900℃，火灾房间空气的体积急剧膨胀，烟气中的CO、CO2等有害气体的浓度迅速增高。再加上地下建筑比起地上建筑的安全出口少，疏散通道、门和楼梯的宽度较窄(尤其人防工程)，人们要脱离危险区域更困难。
2.扑救难度大
第一是火情侦察困难，难以接近火点；第二是进攻和撤离的路线少；第三是因烟热作用，水枪手不易接近起火部位，往往会延长扑救时间和增加火灾损失；第四是难以采取破拆等手段阻止火势扩大；第五是可使用的灭火剂比地上建筑少，如卤代烷、CO2等在地下建筑一般不宜大量使用；第六是地下建筑内一般无线通信设备难以使用，联络困难。
地下建筑火灾不乏其例。1975年，西北一座大城市的一个地下变电站的变压器发生火灾，火势很猛，难以控制，不得不将起火变电室的门封闭，任其自行烧灭。
1995年10月28日，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乌尔杜斯地铁站发生重大火灾，死亡558人。日本自1961年至1975年的15年中，共发生地铁火灾45起，平均每年3起。可见，地下空间防火不可忽视。
高层建筑火灾
20世纪60年代建造的芝加哥百层大楼汉考克大厦，它能满足商业、游乐、餐饮、办公、居住等多种功能需要，宛如一座城中之城。近年来美、日等国更竞相设计和筹建多座可容纳几十万人生活、工作，高达数百层和数千米的宏伟综合体。我国近、现代高层建筑自20世纪初在上海出现之后，经历了较长的发展历程，70年代起加快了步伐，建筑类型则由以高层宾馆、住宅为主而逐渐向办公楼、综合体发展。近年来，我国各大城市高层的综合性建筑群体不断涌现，构成现代城市的独特风景。高层建筑火灾特性有二：一是起火因素多且蔓延快，公共体内有众多的装修陈设，居住体中有大量的家具衣物，它们多属可燃物品。遍布各处的电器线路、设备及餐厨用火等，又极易形成着火源，加之人员多而复杂，烟头、火柴、玩火、纵火等也构着火源之一。二是疏散、扑救难且危害大，高层居住体中住有大量的居民，且老幼稚病残占相当比例。同时，公共体中顾客既多又不熟悉安全出口位置，火灾时人群混乱相互拥塞，极易被浓烟烈火所吞没。
燃气爆炸
随着工业与民用燃气的普及，燃气爆炸日益频繁。燃气在生产、输送、储存、使用等环节都可能发生爆炸。燃爆既是一个火灾源，又是一个火灾的伴生、次生灾害，比单纯火灾事故要严重得多。可燃气体与空气混合后，遇明火即发生猛烈爆炸，简称“燃爆”。民用燃气的组分决定了它具有一般可燃气体爆炸的特性。日常生活中，一些燃点较低的可燃液体，如汽油、乙醚在常温下极易挥发成可燃蒸气，甚至一些燃点较高的可燃液体，遇燃后同样挥发成可燃蒸气。这些蒸气达到一定浓度，遇明火点燃即发生爆炸。
几乎所有的燃爆都伴随着火焰的产生和传播。许多火灾往往直接起源于燃爆，尤其是恶性大火。我国近年来的3起大火都与爆炸有关。深圳清水河危险品仓库爆炸起火，出动1万余名消防战士，1000多辆各种灭火车，才制止了火势的蔓延。北京燕化公司工一厂高压车间乙烯爆炸起火，整个高压车间连同设备几乎全部被毁，损失极为惨重，殃及附近房屋多处。南京炼油厂1万米3的储油罐大爆炸，调动扬州、镇江、无锡、上海等近10个城市的消防车前往灭火，南京军区及省区也派出部队及飞机协助扑救。上述爆炸均是由于可燃物挥发为可燃气体达到一定浓度时，遇明火引发并进一步加剧大势蔓延的。
企业高温场所火灾
工业企业生产过程需要有许多高温场所，这些高温场所如果管理操作不当，极易发生火灾与爆炸。这是因为这些高温场所本身就是一个自然源、点火源和爆炸源。具体分析起来，以下几类情况需引起注意：
1.高温场所易导致自然类火灾、爆炸事故
这是因为高温操作设备泄漏易引起自燃。一些高温操作的设计，其内容物温度远远高于物料的自燃点，当物料一旦泄漏到设备外或外部空气进入设备内，均会立即发生自燃。例如，乙烯生产中，当裂解时的温度大于800℃，裂解产物大都呈气体状态，操作温度远远高于物料的自燃点，一旦泄漏，会立即自燃。特别是一些化学物品，如硝化棉、赛璐珞，最高气温超过30℃时，若保存不当就会自燃。
2.高温表面易成为点火源
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加热装置、高温物料的输送管线、高压蒸汽管线及高温反应塔(器)等设备表面温度均较高，若可燃物与这些高温表面接触时间过长，就有可能引起火灾。例如，造纸机上的圆筒烘缸，采用蒸汽加热，温度为110～130℃，若在蒸汽管道等受热表面沉落的纸毛、纸屑等可燃物长时间受热，能使其着火并扩大成灾。高温场所易发生水蒸气爆炸。当水与高温物体接触，会发生快速热传递，造成火瞬间相变，呈现出爆炸的现象。
3.反应器内部压力升高易爆炸
由于误操作或设备发生故障，使反应器内进行的放热反应所放出的热量不能及时移出，反应热量便会在反应体系内蓄积，温度随之逐渐上升。随着温度的升高，反应速度、反应热生成速度进一步加快，引起反应器内部压力急剧升高，最终导致反应失控类爆炸。
4.局部火灾损坏邻近设备的气液平衡
火场上，特别是设备密集设置的装置区和油罐区，由于局部发生了火灾，邻近设备或储罐等会受到火灾高温火焰的烘烤，一方面使设备的强度降低(金属材料在300℃以上的高温下，强度明显降低，500℃时即可下降50％)；另一方面容器内液体随温度上升，体积急剧膨胀，蒸气压快速上升。两方面作用的结果，使容器器壁与气相接触部位出现裂纹，蒸气喷出，导致容器内气液平衡破坏，液体呈现过热状态，过热状态的液体为了恢复平衡，必然会发生急剧相变，导致破坏平衡的爆炸事故。
电气火灾
电气火灾发生率逐年上升是我国火灾形势的一大特点。
1985年我国共发生电气火灾5214起，占当年火灾总数的14.9％。1990年，我国共发生火灾32589起，死亡2083人，受伤1898人，直接经济损失额为5.22亿元。其中电气火灾7738起，占火灾总数的23.7％。近年来，我国电气火灾次数的比率逐年上升。1995年我国共发生火灾37915起，死亡2232人，受伤3770人，直接经济损失额为11亿元。其中电气火灾10598起，占火灾总数的28.0％，直接经济损失额4.80亿元，占火灾总损失额的43.6％。可见，的10年来，我国电气火灾次数的比率上升了13个百分点。
另据1996年及1997年公安部消防局发布的上一年全国10大火灾案例，其中电气火灾已占70％～80％。有迹象表明，在“九五”期间，我国的电气火灾将会继续攀升，这是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信息。如果按照“八五”期间的上升率，每年递增1.3％，那么到2000年将会由28.0％上升到34.5％。也就是说到2000年，我国每3起火灾中，至少就有1起是电气火灾。电气火灾已成为不容等闲视之的问题。
建筑物结构火灾
建筑物是人类工作生活的主要场所，建筑结构防火至关重要。纵观国内外大量的建筑结构火灾研究资料，可归纳出三个方面。第一就是建筑防火。建筑防火包括建筑总体布局、建筑内部防火隔断、防火装修、消防扑救、安全疏散路线、自动报警自动灭火系统、自动防排烟系统的设计和研究。第二就是建筑结构抗火性能。建筑结构抗火性能主要包括结构材料的抗火性能，结构在火灾高温下的强度、刚度、变形、承载能力，建筑结构耐火时间以及结构抗火构造等内容。第三就是一旦发生火灾；救灾组织系统与灾后结构修复及专家决策支持系统的研究。
一旦发生火灾，首先要保证人民的生命安全，火灾中的烟雾是致人死地的罪魁祸首。火灾的研究表明，真正死于火灾的绝大多数人并非直接因高温烘烤或火烧致死，而是由于大火时产生的烟雾丧命的，烟雾在每次火灾中造成死亡的比例为80％～85％。火灾发生后到底含有哪些有害成分呢?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迪隆报告说：不同的“天然”物质如木材、羊毛以及人工生产的塑料和橡胶等在燃烧时主要是微粒碳，像阴燃的木材其含碳量可达64％～85％，而高分子材料随着焰燃温度的升高，烟雾的含碳量明显增大。现代建筑普遍使用高档装饰材料，尤其是有机高分子材料，一旦遇火灾，很容易产生有毒气体。在火灾现场，受困人员如果首先想到防止烟雾中毒，其次是防微粒碳和缺氧，很多人都可以保存自己的生命。

脆弱的城市生命线电力安全，一把高悬的利剑（1）

停电瘫痪，停水瘫痪，塞车瘫痪。劣质缆线仿佛埋在家里的地雷，城市燃气就像身边的火药库，登上可能升往天堂的飞机，坐进也许开往地狱的地铁，城市的生命线比林妹妹还弱不禁风，胆战心惊的都市人，惶恐而又无奈。
当前全国电煤供应很不乐观，发电机组几乎全部满负荷运行，电力供应更面临电力系统备用容量不足的安全隐患，中国的供电形势十分严峻。如果再考虑到系统的事故状态，全国电网的断电将是不可避免的，其严重程度及可恢复能力之差都会比较严重。
如何面对全国大停电的威胁
2004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对电力的需求也持续增加。据权威部门预测，国内全年用电增长13%，缺口在3000万千瓦左右。由于新增供电能力跟不上需求，二、三季度全国电力供求形势总体上将比一季度更加紧张。截至目前，国内拉闸限电的省份已经扩大到24个。据业内专家披露，由电监会起草的《电网大面积停电应急预案》，是在充分评估国内电力发展的整体架构后制定的，其主要内容包括断电的等级划分以及对应的抢救措施、国内电网的统一调控以及电力的集中供给等。而这其中，一些策略和做法是参考了美加大停电的作法。电力短缺，事实上是电力危机，许多媒体早有一致结论：这主要是由于前几年我们的决策部门对电力市场总需求认知不足，从而导致对电力建设的整体压缩，造成了当前电力产能的严重不足。而按照电力建设规律，一般周期在三年。这也就是说，若是从2003年开始投资，也要等到后年方能投产见效。
远水解不了近渴。而要想缓解当前严峻电力供应的紧张形势，只有另辟蹊径了。2004年6月2日，北京23家奥运服务饭店，包括昆仑饭店、国际饭店、北京饭店在内，联合响应北京奥组委环境活动部发出的《空调节电倡议书》，在夏季用电高峰，将室内空调温度调高1℃时，可降低峰值负荷10%。由此，北京即可节电2.5亿至3.2亿千瓦时。
2004年6月6日，从深圳、南京也传来消息，两地政府出台措施降低电耗。前者发文要求，在夏季用电高峰时，公共场所空调温度设定最低不能超过25℃；后者做出新规，夏季室外温度达到32℃时，机关办公场所方能使用空调器，但室内温度必须保持在28℃以上。
如何解决当今中国电力危机乃至能源危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科技专家坚持认为，必须全面实施“开源和节流”并举的战略方针。有数据显示，2003年我国进口原油超过9000万吨，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净进口国。而在前几年，我国就进入了煤炭消耗大国的前列。油和煤这种资源不仅在国内储量有限，在全球其储量也是有限的。试想，光开源不节流，即便是将来我们能够全部进口，全球也很难为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埋单啊！
增效是破解全国大面积停电的良方
由于自2002年开始，国内相当一部分地区出现电力供给紧张的局面，国务院对“十五”后三年电力发展调整规划进行调整。“十五”规划原确定“十五”期间全国准备新开工的电源项目为6000万至8000万千瓦，调整后发展规划决定在原基础上再增加3000万千瓦。也就是说，将原定上限8000万千瓦提高到了11000万千瓦。到“十五”末的2005年全国发电装机总容量将达到4.3亿千瓦。按调整后的要求，就需要电力工业在从2003年起到2005年的3年内，每年实现新增发电装机2500万千瓦，相应需要新开工1.4亿千瓦，扣除前两年已经批准开工4450万千瓦左右规模，后三年每年需要开工3000万千瓦以上。特别是为保持“十五”末和“十一五”初电力供需的基本平衡，2003年开工规模需要达到3300万千瓦左右，且需要尽可能在上半年开工建设。但由于电厂建设周期最快也要2～3年时间，因此，未来3年内全国电力供求偏紧的形势已成定局。
据国家电网公司主编出版的《中国电力市场分析与研究》中推荐方案预测：2004年新增用电量1400亿千瓦时，2005年新增用电量1340亿千瓦时，分别增长7.8%和7.0%；2005年全国发电装机将达到4.3亿千瓦，其中：水、火、核分别为1.05亿千瓦，3.15亿千瓦和860万千瓦，与2002年底相比，装机容量增长20.59%。预测2004年全国电力供需平衡总体过紧，拉闸限电时间和电量会增加，若能按计划实现开工规模和投产规模，2005年电力供需将有所缓解，电力供需平衡总体偏紧，全国主要电网电力供需形势，初步预测如下：
华北电网：预计200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3160亿千瓦时左右，2004年、2005年可能分别投产409万千瓦左右和495万千瓦左右。2004年全网备用容量偏低，2005年较2004年供电紧张局面有所好转。
东北电网：预计200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572亿千瓦时左右，2004年、2005年可能分别投产20万千瓦左右。预计2005年以前电力供需基本平衡略有富裕的局面不会改变，若电力需求增长较快，过剩的发电能力将在2005年基本消化完毕。
华中电网：预计2005年全国用电量达到2776亿千瓦时左右，2004年、2005年可能分别投产495万千瓦左右和460万千瓦左右（以上含三峡投产机组容量）。2005年随着华中自身送电广东容量减少，全网电力供需平稳偏紧。
西北电网：预计200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286亿千瓦时左右，2004年、2005年可能分别投产69万千瓦左右和177万千瓦左右。2004年、2005年在优化合理调度的正常情况下，全网供需基本平衡。
华东电网：预计200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4255亿千瓦时左右，2004、2005年可能投产600万千瓦左右和675万千瓦左右。即使增加接收三峡水电站电力，2004年华东电网夏季高峰电力上有缺口，拉闸限电继续存在。

脆弱的城市生命线电力安全，一把高悬的利剑（2）

确保电力安全是遏止全国大面积停电的关键环节
从目前大量分析报告看，很少有从供电可靠性及系统事故率角度去研究策略的，无论是专家还是领导都将焦点集中在节流上，以为只要将空调系统上调1～2度，便可渡过难关。其实不然，全国各大中城市要对自身的电力系统的运行可靠性及本质安全度有个新认识，系统结构的不合理、备用系统的无保障、线路老化及其隐患，都成为酿成电力系统中断供电的根源，所以绝不能只认为是一个节能问题。事实上，现在的节能观更强调供电可靠性及系统运行的完好度，没有可靠性及安全性保障的系统是没有节能可言的。
时刻警惕并非危言耸听。2003年，世界上相继发生了“8·14”美加大停电，“8·28”伦敦大停电，“9·1”悉尼和马来西亚大停电，“9·28”意大利大停电，现代电网的特殊性使偶然的事件、局部的事故能够迅速波及整个网络，并在相连的巨大电网间传递，大城市顷刻间陷入彻底瘫痪，经济损失难以计数。国家电监会领导指出，在现代社会，重大电力事故、特别是大面积停电事故，必然是一场深重的灾难，其损失、后果和造成的影响，都是难以估量的，电力安全关系国家安全，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现代文明程度越高，对电力的需求和可靠性依赖就越大，这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中国虽然没有出现美加一样大停电，但2003年停电省份在20个左右，电力安全之剑时刻高悬在我们的头上。系统地看，电力安全存在五大隐患：
（1）由于电力供需形势严峻，一些地方发电机组全部满负荷运行，备用容量严重不足，有的电网甚至出现了零备用，对电网安全造成威胁；输变电设备重载情况普遍，电网输送容量达到极限。在这种情况下，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大电网事故。
（2）随着互联电网范围的迅速扩大，电网特性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大容量、远距离送电和跨大区电网的大规模发展，使影响安全稳定问题越来越突出。
（3）电网运行环境日益恶化，外力破坏十分严重，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等严重危害电力安全的情况屡禁不止。2003年以来，因外力破坏而造成的电网设备事故占全部电网设备事故的18.3%，应充分引起重视。
（4）一些电力安全法律、法规和规章、标准已不适应新形势。电力员工普遍存在安全意识不强、缺乏必要安全技能等问题，往往因为常规性失误，酿成事故。
（5）适应电力体制改革形势的安全生产规程亟待建立和完善。电网、电厂、用户安全管理界面和责任在法律上还不够明确，电力系统的统一调度、协调和安全管理关系亟须通过法规制度进一步界定清楚。
从现在起，在进一步强化可靠性节能大安全观的前提下，对于系统全面的供电应急对策，有三点思考：
其一，制定供电节能的可靠性准则，即最大限度地保障公众的生活供电，从建设电力系统入手，国家及国民都要为电网建设出力，尽快出台“国家电力债券”办法及计划。
其二，从可靠性节能出发，强调“安全第一”的思想。要努力维护系统安全稳定运行，防止和杜绝人身死亡、电网大面积停电、主设备严重损坏、水电厂垮坝、重大火灾等重特大事故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强化城市备灾指挥中心、信息中心等系统的安全性，对这些负荷不但不应降低标准，反而要重审并提高保障率，绝不可随全国及城市公共电网的振荡一同瓦解。
其三，国家已经强调要建立并完善电力安全应急机制，但必须快！专家曾建议全国及各大中城市必须尽快建立有效的电力系统应对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及救援体系。据悉国家电监会已要求电网企业将制订完备的“黑启动”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电监会已委托国家电网公司提出《电网停电应急预案》方案，经进一步组织讨论修改后，将正式报国务院审批。对此，我以为，要从国家及城市的综合安全及危机管理入手去审视这些预案，比如一定要考虑供电系统是城市最核心的生命线，在供给不能保证的前提下如何考虑备灾，在城市供电已有中断和限电的情况下如何不再发生因外力事故的大面积断电。都是必须缜密考虑并要在预案中予以计划的。同时，城市要出台保障电力系统安全运行的条例。宣传节电，也宣传安全用电，宣传保障供电设施完好。
总之，面对供电紧急状态，我们暂不从决策科学及未来学上去拷问为什么中国出现了如此大的能源缺口，是没有研究还是研究不够？是研究了，还是决策迟了？是技术问题，还是管理问题？面对大发展的中国经济，面对北京2008年及上海2010年世博会的已确定了现代化、国际化的目标，让国民节电办“奥运”、节能办“世博”，说不过去呀。愿通过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尽快让中国能源安全早日走出困境。劣质缆线，埋在家里的地雷劣质缆线，埋在家里的地雷
线路老化酿悲剧
俄罗斯莫斯科卢蒙巴各族人民友谊大学一座建于1960年的留学生楼发生严重火灾，4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其中中国9名留学生罹难。据俄罗斯安全专家确认，这属于意外事故造成的火灾惨案，主要原因是该建筑年久失修，管理不善所致。事故分析还发现，该建筑电气线路极度老化，且用电负荷高。如每一间房中的学生都在违章用电炉子、微波炉等高耗电家用电器，而这些设备在平时已常常造成停电事故，应该说，“电气火灾”的隐患早已存在。
面对莫斯科大火，全国各地高校已经动员起来，努力查找频见校园的火灾隐患，但检查重点仅仅是宿舍楼道中疏散问题，宣布要停用一切“大电器”，但对于火灾隐患之根本，电气线路老化、事故点，却很少涉及。
30%缆线不合格
更让人担心的是劣质缆线。河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从１６１家生产电线电缆的企业中，抽取了１６８组样品进行质量检查。抽查结果显示，３０％不合格，１２.５％为劣质品。抽查人员警告说，这样的产品投入使用后，很容易发生电击穿事故，将会危及人的生命安全或造成财产损失。
专家们在分析河北省电线电缆合格率不高的原因时说，一些企业工艺落后，像邢台市信诚电缆厂这样的个体小型企业和其他家庭作坊式企业，既不懂生产技术、产品标准，又无检验检测手段，大多靠简陋的生产设备和手工操作生产，产品质量难以保证。有些企业为追求利润偷工减料、粗制滥造。有的用废旧电缆加工线芯，造成导体电阻不合格；有的用掺入再生胶的原料生产电缆外皮，造成产品绝缘体老化，前抗张强度和断裂伸长率达不到标准要求。此外，部分企业不重视产品标志标注也是影响电线电缆质量的原因之一。此次抽查中，标志标注不合格的产品占抽样总数的６％，如沧州红星线缆有限公司的中型橡胶软电缆连厂名厂址和执行标准等标志都没有。抽查人员提醒广大企业和消费者，在购买电线电缆时，一定要仔细挑选，认准生产厂家、商标标识和“３Ｃ”认证的字样，最好在信誉好的大商场购买。

脆弱的城市生命线劣质缆线成地雷

因电缆问题引起的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停电事故使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多达每天300亿美元。而在我国，大大小小的停电事故也在零零碎碎地发生着。面对停电事故的频发，除了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外，人们开始日益重视电力安全隐患的始作俑者——电缆。从1997年到2001年，全国因违反电气安装、使用规定以及电线短路引起的火灾有13万多起，其中电线短路引起的火灾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劣质的电线电缆则会带来更大的隐患和危险。
全国城乡“两网”改造已经基本接近尾声，接下来将是家庭旧电网的改造工程。劣质电线电缆的低价位正吸引着施工者的眼球，如果有关政府部门不出面，这些劣质线缆将进入千家万户，成为一个个埋在家里的“地雷”。一般消费者无法辨别电线电缆的质量，很多人还是只认价格不认质量，这无形之中助长了假冒伪劣电线电缆的消费市场。电线都有一个使用年限，但一般用户又不会判别质量差的劣质电线，就把劣质电缆当成国家标准电缆的使用年限看待，因此当劣质电线已经老化之时，用户还没有察觉，从而留下了安全隐患。在每月的火灾事故报告中，由于电线短路所引起的火灾，已经超过了五成。电线电缆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命财产安危和几乎所有行业能否正常运行的特殊商品。如果使用了假冒伪劣的电线电缆，轻则可能造成短路、触电，重则可能引发火灾，造成人员伤亡。
生产“地雷”的人们
任丘市一个小小的村子光生产电线电缆的企业就有100多家，这在文安更是家常便饭。那里有做塑料的，有做铜丝的，有做电缆的，还有做光缆的，做什么的都有。在文安县史各庄镇，用废料生产线缆的不规范的厂家比比皆是。回收旧电线重新使用，属于使用再生塑料，而再生塑料非常容易老化，一旦线缆的表皮老化了，就难以保证安全。绝缘层是防止漏电、保证安全的重要保障，国家对生产绝缘层所使用的材料有严格规定，对电线电缆生产企业有严格的要求，其中就包括对电线电缆产品实行强制性认证制度，企业如果没有通过有关部门的认证，是不得生产和销售电线电缆的。而在文安县的史各庄镇，除了工商执照外,没有一家企业有相关的手续。与同种型号符合国家标准的正规厂家生产的线缆相比，劣质线缆价格很低，一般可以低40％。原材料是保证电线电缆质量的关键。国家的相关规定是：铜导线应该使用电解铜，其纯度应为99.9％。而这里的铜丝都已经氧化变黑了。将这样的电线电缆埋在墙里，如同埋下了地雷。
问题在哪里
“生产假冒伪劣电线电缆已经不是什么新问题了，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著名宪法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甘超英表示，尽管每年国家都在打击劣质线缆的生产，但效果并不理想，相反还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甘超英说：“实际上在法律层面已经相当完备了。从生产到管理，几乎每个环节都有法律规范的依据。”既然如此，问题出在哪里？“在地方保护主义上，”甘教授说，像这样的伪劣电线电缆专业村，你相信当地工商管理部门不知道吗？当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不知道吗？当地税务部门不知道吗？现在的市场监督抽查都相当严格，根本就不可能抽不到他们的产品。在利益的驱动下，地方政府为这些劣质线缆的生产者撑起了一道保护伞。在检查的过程中，只要你缴齐各种费用，地方政府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过去了。说到底，还是一个行政不作为的问题。如果从地方到高层，各级核心领导都比较开明，并且能够严格执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制止造假现象并不是难事。当然，政府在取缔诸如生产劣质电线电缆的生产企业时，应该充分考虑给其另外一条生路，一手打一手扶，要用市场的手段来规范市场。 城市燃气，身边的火药库城市燃气，身边的火药库
盘点近期发生的城市燃气安全事故，其突发原因不一而足，有的是城市燃气运营方“不作为”所致，有的是因上游供应商气源质量不合格，有的是管道螺丝松动或橡胶封堵球破裂，有的则是外部施工不当导致管道破裂。但从中我们似乎很难找到“天灾”的影子，而体验更多的却是“人祸”带来的伤痛。正如中国城市燃气协会有关专家分析的那样，酿成“人祸”后果的不仅有外部野蛮施工和用户使用不当原因，也有运营商日常管理维护不善、员工见缺经验、素质低下和责任心不强等问题。

脆弱的城市生命线燃气安全事件频发

燃气安全事件频发，运营商遭遇供气考验
2004年6月25日上午，安徽合肥市合裕路发生煤气泄漏。6月24日15时30分，大连沙河口区亿达国际学城煤气井里的管道橡胶封堵球突然破裂，煤气泄漏共造成25人中毒，其中3人死亡。6月22日晚8时30分左右，辽宁锦州士英桥洞地下煤气管道泄漏，同日晚上海新世界商厦一处施工现场也发生煤气泄漏，３名抢修工人中毒；同日江西南昌的桃花路和解放西路坛子路先后发生两起管道煤气泄漏事件。6月20日零时，上海闵行区的一条煤气主管道在电力施工时被挖断，约６万户居民用气受到影响。6月17日上午10时10分许，福建厦门厦禾路和故宫路交叉路口的煤气管道被挖断，附近3家酒店和近2000住户停气5小时。6月8日早晨6时左右，安徽淮北市三区一县的管道煤气硫化氢严重超标，造成两人中毒身亡，５万多个家庭被停止供气近两天一夜。6月1日晚18点15分，江苏盐城南洋镇境内的射阳天然气田某高压长输管道被某施工方挖破。5月29号晚7点45分，四川泸州市纳溪区炳灵路的人行道因燃气泄漏突然发生爆炸，造成5人死亡，35人受伤，10多户家园被毁，80多户居民受灾，数万人的正常生活受到影响。
据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就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我国已接连有多个城市发生10多起燃气安全事件。其中安徽淮北煤气“6·8硫化氢超标”事故发生在上游生产环节江苏盐城“6·1燃气泄漏事件”问题发生在中游输送环节，其余皆发生在下游管网环节。
根据相关报道披露，四川泸州“5·29事故”是因运营商纳溪天然气公司“不作为”所致，安徽淮北“硫化氢超标”事故是因上游供应商气源质量不合格所致，其余皆是第三方施工不当导致管道破损燃气泄漏。值得关注的是，在这十余起燃气安全事件中，有的导致多人伤亡，有的则对成百上千甚至数万户居民的正常生活造成了不良影响，只有江苏盐城事件安度险关，而且运营商新奥燃气始终没有中断供气。
就在四川泸州“5·29事故”后的第三天傍晚，江苏盐城南洋镇境内的射阳天然气田某高压长输管道被某施工方挖破，受损管段裂开了一条大缝，由于现场控制及时得力，这场事故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维修方江苏油田有关专家预计，从6月1日晚17时开始，完全修复破裂管道需要５到７天的时间。而射阳气田输供盐城门站不仅供应盐城本地民用户和商业用户等，还通过盐城新奥压缩天然气站向淮安、兴化、高邮、海安、泰兴５个周边城市几万户用户供气。随着上游气源的切断，下游广大用户即将面临断气的危机，生产、生活都可能受到严重影响，加上此时已临近高考，考生的正常学习也将受到影响，社会和经济损失难以估量。
有关专家也指出，对于城市供气、供水等“生命线”行业而言，安全运营本身就包含着保证安全的、不间断的有效供给，这是行内约定俗成的先决条件和最基本的要求。比如玻璃、钢铁、化工等行业的燃气用户要求必须保持一定的炉温，一旦中断供气炉温下降，这个设备就可能报废。
“但客观上根本无法完全避免突发事件。就像西气东输管线长达４０００多公里，沿途供应几十个城市，这么长的输送管道谁也不敢百分百保证就不出一点问题。而一旦出现问题，抢修至少需要三五天左右，由此中断供气造成的各种损失势必较为惨重。”专家表示，一旦出现问题，不仅必须要求有关方面紧急抢修，无论城市运营商是否负有事故责任，都应该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以保障用户和其他社会公众的正当权益。
城市燃气安全运营的应急管理
“天灾”也许不可抗拒，但“人祸”却应该可以避免。在“人祸”所致的燃气安全事件中，人们的生命健康固然重于泰山，但用户生活和企业生产不受影响的正当权益也应得到切实保障，否则可能会由此引发更多的社会稳定问题，当地经济发展也势必受到一定影响。建设部城建司公用事业处表示，对于城市燃气等市政公用事业而言，不能保证正常供给本身就是一种安全事故。由此看来，在城市燃气安全事件频频发生的情况下，能否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社会公众利益不受损害，或把损害程度降到最低限度，对城市燃气运营商和当地政府都是一种严峻的挑战，而且这种考验不是对其中某一方的单独考验，而是同时考核双方“协同作战”的能力。从某种角度而言，要真正确保城市燃气安全运营，仅凭政府或运营商任何一方都会孤掌难鸣，惟有“双剑合璧”才能有效应对突发事件。
自2002年底建设部印发《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以来，海内外各界对中国城市燃气运营领域的投资热情空前高涨。不仅有中华煤气、新奥燃气、百江燃气等一批香港上市公司纷纷加快内地跑马圈地的步伐，长春燃气等Ａ股燃气板块也骤然变得炙手可热，而上海燃气、深圳燃气等一批大型国有企业不仅在改制浪潮中向各路资本频递橄榄枝，而且也纷纷把目光瞄向了外埠市场，就连新希望等一批从未涉足过燃气运营的国内资本大鳄对这一市场表露了浓厚的兴趣。
毋庸置疑，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城市燃气运营在市场化进程中必然要进行新一轮洗牌。而在安全事故频发的背景下，是否具有完备可行的应急机制和相应的管理调配能力，将成为运营商展开新一轮竞争的砝码之一。面对各路资本高涨的投资热情，各地政府曾经在选择运营商时左右为难。
“能否正确选择一家运营商当然非常关键。对于各地政府相关部门来说，设立恰当的市场准入条件，在城市燃气特许经营权招标中正确决策，直接关系到社会公众利益能否得到切实保障，尤其是面临‘天灾’或‘人祸’的突然袭击时。”
在天然气泄漏事件中有惊无险的盐城市政府显然对此深有体会。６月３日，在反复巡查确认供气已实现“无缝衔接”的当晚，盐城市长、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安全管理局局长等当地要员特地宴请新奥燃气集团，这种情况并不多见。盐城市长赵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双方共同经历的这场考验不仅增进了市政府和老百姓对新奥的了解，也加强了双方进一步合作的决心和信心。
“在客观上虽然无法完全排除城市燃气突发事件，但可以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加强市场监管、提高运营水平等方式来减少或避免责任事故的发生。”据中国城市燃气协会有关专家介绍，１９９６年７月建设部颁布实施了《城市燃气和集中供热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对燃气运营商在燃气气源及质量、燃气压力、燃气生产工艺、安全生产、从业人员等方面都做了较为严格的规定。但这一规章２００２年底已被国务院列入应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范围。不过，很多地方政府又把它写进当地的燃气管理规定，作为地方规章来执行，有些城市还在继续每年一度的燃气运营商资质审查。

脆弱的城市生命线断水，不是危言耸听的警告

水与灾害的关系应全面透视。当今世界总会同时出现两种情形：一面是洪水泛滥，严重威胁着社区甚至生命，另一面却是干旱枯竭。由于人类活动导致易损性增加和生态自然平衡的改变，气象成因的水灾影响深重，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破坏也比以往更大。不仅如此，由于受气候变迁、环境退化以及厄尔尼诺等现象的影响，预测表明，与水有关的灾害其频度和强度都将持续增强，从而影响自然灾害的总态势和强度。
水太多了成灾，太少了更是灾难。由于干旱具有缓发性，往往持续几个月至几年，因此很难对干旱的特性及影响做出评估。1992年至2001年报道有25万人因干旱和饥饿致死。2002年以来，斯里兰卡南部遭遇了当地称之为“50年一遇”的严重干旱。干旱地区人们由于颗粒无收而缺乏营养，导致当地工业滑坡，村民则为工作而涌向城市。
水危机已向世界遗产发出警告
2000年，由于华北地区连续干旱，武烈河流域径流总量仅为多年平均的18.6％。投入几千万元兴建的橡胶坝群春季无水可蓄，7月中旬至9月中旬正是旅游旺季，避暑山庄湖区干涸长达68天，国人惊叹“避暑山庄不避暑”。
这无疑是一次对世界遗产如釜底抽薪般的破坏，它向人类发出了一个危险信号，这个信号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身边的生存状况：由于连续大旱，坝上地区的许多湖泊、沼泽和湿地干涸，潮河、滦河及其较大支流每年长时间断流，山区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农村近百万人口出现饮水困难，承德市区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缺水局面，2000年被列为中国北方严重缺水城市之一。由于滦河水量明显减少，潘家口水库库区水质污染加剧，滦河入库断面的水质多数在Ⅳ类左右，使津唐地区本来就紧张的水资源形势更加严峻。2000年，潘家口、密云两大水库水位始终处于死水位上下，无法满足京津唐用水需求。
生态环境的脆弱与水环境的恶化严重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受大环境的影响，历史上曾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宝地，由于人口剧增、人类活动加剧、自然破坏和长期投入不足等原因，出现了土地沙漠化蔓延、水土流失及水污染加重、水资源短缺、河湖（湿地）萎缩等一系列生态问题，不仅严重制约当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也影响了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并且直接影响下游及京津地区的生活与生产。
针对日益加剧的资源破坏，参加承德世界文化遗产国际论坛的专家发出警告：“世界文化遗产没有终身制，保护不好就要出局。”世界文化遗产专家认为，保护这些遗产需要各方面的合作和努力。教科文组织的官员说：“文化遗产的意义就在于它们能激励社会的全面发展。这不仅是保护，而且还是全社会进步的过程。”承德水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对承德这一拥有世界文化遗产、京津水源地和“后花园”等多重身份的地区，意义就更加重大。
水安全是可持续发展的生命之源
水环境遭到严重污染，全球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人口：二次世界大战后50年所增加的人口等于人类直立行走以来400万年中增加的总量，目前全球有60亿人，到2050年将达到90亿。生物：4600种哺乳动物的25％，9700种鸟类的11％，1万种鱼类的20％在近10年间濒临灭绝。森林：在过去10年间1.4亿公顷的森林消失了，总面积等于法，德、意、荷、奥、比等国家面积的总和。水：用水的消耗量每年增加3％，致使地下水位下降，10亿人口缺水，24亿人口饮水不卫生。沙漠：水土流失严重，沙漠化面积增大。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和紧迫性。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质是改变传统的发展思维和模式。经济发展必须有利于资源的持续利用，有利于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绝不能以浪费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20世纪以来，人类采取大量生产，过度消费，大量废弃的方式，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资源消耗越来越快。地球表面有40％的地区为干旱地区，世界上25％的人口生活在严重缺水地区，到2025年生活在严重缺水地区的人口将增加到65％，人类生存发展受到威胁。
世纪的发展观和水环境污染治理模式──集中，末端治理模式。20世纪以发展经济为前提，生产和治污是分离的，生产归生产，治污归治污，是以产品为前提的末端排放达标治理污染的方式。其结果是排放标准越来越严，治理费用越来越高，但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水环境状况依然严峻。这其实是一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做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污染问题。
21世纪的发展观和水环境治理新趋势——全寿命周期模式，从末端走向起始，从集中走向集中与分散相结合，人的生存发展观念由单纯对自然索取转变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恢复和修复已被破坏的生态系统为主题，在水环境污染治理上开始从末端走向起始，从集中走向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全寿命周期模式。何为全寿命周期模式，把它简化成A＋B＝C这样一个概念。A代表商品生产过程的投入。如自来水厂，从建厂到送水，包括管网等，如果认为水电是商品的话，A就表示在水厂建设过程中的人、财、物的消耗。B代表商品使用过程中的投入，成表水生产出来之后运行过程中的投入、包括运行管理，污染治理等等。这之中污染治理很大部分分摊到所生产的商品中去，比如它的排污、管道修建等成本都算在B中。
中国正实施的“十五”水污染防治计划。“三河”、“三湖”水污染防治“十五”计划日前已经国务院批复实施。计划共确定了1590个项目，总投资1234亿元。主要包括城市污水处理工程、截污导流工程、农村面源污染治理、流域综合治理、引水工程等。以淮河、海河、辽河的“三河”，以及太湖、巢湖、滇池“三湖”为内容的水污染治理一直是我国环境治理的重点。“十五”期间治理计划的总目标是，到2005年，在淮河干流和主要支流不断流的情况下，淮河干流水质进一步好转，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水质达标。海河干流及主要支流水质明显改善，饮用水源地控制断面水质达到饮用水标准。辽河全流域水体水质进一步改善，集中式地表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太湖水质有所改善，五里湖、梅梁湖水质明显改善。巢湖水质有所改善，主要出入湖河道水质接近或达到地表水Ⅲ类水质标准。滇池流域要基本控制住水质恶化的趋势。根据国务院的批复，该计划是“三河”、“三湖”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依据，流域内的经济建设活动必须符合计划要求。有关省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根据计划要求，抓紧制定本行政区域和本部门的防治计划，逐项落实。流域水污染防治责任主要在各省市人民政府，要将水污染防治工作的目标和措施纳入领导目标责任制，建立总量控制指标和环境质量指标完成情况考核制度。要积极整顿产业结构，大力推行清洁生产，有效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

脆弱的城市生命线交通，可能开往地狱的棺材

交通事故是指汽车、飞机、火车、轮船和地铁所产生的事故与灾祸。交通工具给人类的运输和行动带来快捷与方便的同时，道路上的机动车辆事故是现代社会中对人类安全生存的最大威胁之一，目前道路交通事故在人类死因中占第九位。专家预测，到2020年，全球范围的道路交通死亡人数将上升到第三位，发展中国家将占主要比例，所以人称“流动的杀人武器”。
我国是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最高的国家，连续数年一直居世界第一位。2001年中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为10万人，而同年美国的数字为4万人，日本为1万人。据全球各交通和警察部门的统计，2003年全世界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为50万人。其中，中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为10.4万人，美国、俄罗斯的死亡人数分别为4万人和2.6万人。
我国多年的交通事故统计资料显示，交通事故的主要加害者是机动车驾驶员，而行人、乘车人和骑自行车的人是交通事故中的三大受害群体，死亡人数中的四分之三是行人、乘车人和骑自行车的人。在每年发生的大量交通事故中，约有三分之二的交通事故责任在驾驶员一方。我国交通事故的致死率也是世界最高的，为27.3%，而美国为1.3%，日本只有0.9%。拿两个规模相当的城市比较，北京的交通事故致死率为14%，东京则为0.7%。为什么我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和交通事故致死率都居世界第一呢？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驾驶员人文素质较低，交通法规意识较淡薄；第二，对交通事故致死罪判刑过轻，造成交通违法犯罪的机会成本太低，以致出现了“撞死白撞”的观点。新的交通法规以交通事故多由司机责任引起这一事实为依据，正确规定了汽车一方所应担负的法律责任，体现了对行人、乘车人和骑自行车人三大受害群体的人文关怀。日本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之所以是世界最低，就是因为它对交通肇事罪惩罚最严，对被撞死者实行高额赔偿制度，汽车司机撞死人，要赔偿死者家属数亿日元。
在道路交通事故与航空事故之间，人们更看重航空事故。那么，人们为什么对航空交通事故更重视呢?这是因为人们对道路交通事已经司空见惯了，而飞机事故则给人留下触目惊心的印象。航空事故每年死亡不到1 000人，最高1 200人，如果按人均公里计算，道路交通的危险性是非常明显的，死亡人数远远高于航空事故。从安全性的角度考虑，飞机是一种风险较小、安全性较高的交通运输工具，具体地说飞机比驾汽车行驶同样的路程要安全上10倍。
关于火车交通事故，进入“GOOGLE”，输入“火车死亡事故”关键词，5万余条查询结果！仅2004年2月19日的伊朗火车大爆炸中，就造成300多人的死亡。心在揪痛，不想再列举那一组组血淋淋的数字了。
关于海难，仅20世纪最后15年来发生的世界重大海难仍然伤亡惨重：1986年9月1日：苏联客轮“纳基莫夫将军号”与一艘苏联货轮在黑海相撞，造成 398人遇难；1988年10月24日：菲律宾一艘客轮在公海遭遇台风沉没，造成254人遇难；1991年3月1日：一艘运送索马里难民的运输船在肯尼亚海岸沉没，造成250人遇难；1991年12月15日：一艘往返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的渡轮在红海沉没，造成476人遇难；1992年4月15日：两艘渡轮在尼日利亚和喀麦隆海岸相撞，造成300人遇难； 1993年2月16日：一艘海地运输船在该国南部海上沉没，造成800人遇难，500人失踪；1993年7月2日：菲律宾一艘渡轮沉没，造成326人遇难； 1993年10月10日：一艘渡轮在韩国西南海域沉没，造成282人遇难；  1994年8月20日：一艘渡轮在东孟加拉翻沉，造成250遇难；1994年9月28日：从塔林开往斯得哥尔摩的“埃斯托尼亚号”客轮沉没，造成852 人遇难，137人幸存；1996年5月21日：坦桑尼亚一艘渡轮在维多利亚湖上沉没，造成700余人遇难；1998年4月1日：一艘渡轮在尼日利亚海上沉没，280人遇难；1999年2月6日：印尼一艘军舰在文莱外海沉没，造成312人失踪；1999年4月1日：一艘尼日利亚客轮遭遇风暴沉没，造成250人遇难；  1999年10月18日：一艘印尼客轮在伊朗附近海域沉没，200余人遇难； 1999年11月24日：一艘搭有312人的中国客货混装船“大舜”号在中国东部海岸沉没，造成282人遇难或者失踪；2000年6月22日：中国四川一艘渡轮沉没，造成130人遇难或者失踪。
大多数海难都有重要的人为因素。从泰坦尼克号、多纳·帕斯号到我国的“大舜”号，悲剧的人为因素往往是：轮船公司经营运作不良、不适当的时机出海、不适当的船况出海、货船装载不当或者超载、客船严重超载、驾驶途中操作不当、火灾以及缺乏应急营救方案和处置方案。另一方面，海难时遇险人员的精神状态也十分重要。泰坦尼克沉没海底的只是那些铁板、铆钉和人的肉体，但灵魂没有被征服。轮船下沉时，音乐家们直到最后的时刻，一直沉著平静地演奏乐曲，那飞翔的音符，体现了至死不向自然界的凶恶低头的人类尊严和高贵，体现着高度忘我、安慰同伴的爱心。
再说说近年来灾难频发的地铁。2004年2月6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地铁爆炸案，40人丧生，100多人受伤。1987年，釜山地铁煞车失灵撞车案，造成78人受伤。1991年8月28日，美国纽约市地铁列车脱轨事故，6人死亡，100多人受伤。1994年10月2日，汉城运送燃油的地铁列车撞上客运列车，3人死亡，44人受伤。1995年3月20日，东京地铁车站沙林毒气事件，12人死亡,还有5000多人受伤。1995年4月28日，大邱地铁正在施工中的潜盾隧道，曾发生世界公运工程史上罕见的爆炸案，造成101人丧生，且大部份是地面上的普通民众，让全市交通瘫痪。1995年7月25日，法国巴黎地铁列车炸弹爆炸事件，造成8人死亡，117人受伤。1995年10月28日，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地铁列车失火，造成300多人丧生，其中多数人死于毒气中毒。1996年6月11日，俄罗斯莫斯科一地铁列车在行进途中突然发生爆炸，造成4人死亡，7人受伤。1999年5月，白俄罗斯发生地铁车站人数过多意外，54人被踩死。1999年8月23日，德国科隆发生地铁撞击事故，造成67人受伤，其中7人重伤。 2000年3月，日本日比谷线地铁列车发生出轨意外，造成了3人死，44人受伤。2000年6月，美国纽约发生地铁列车出轨意外，89位乘客受伤。2001年8月，英国伦敦发生地铁爆炸意外，造成6人受伤。2003年1月25日，英国首都伦敦市中心发生地铁列车出轨事故，32名乘客受伤。2003年2月18日，韩国大邱市地铁发生人为纵火事件，导致198人死亡，147人受伤。2003年8月28日，英国首都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部分地区突然发生重大停电事故，伦敦近三分之二地铁停运，大约25万人被困在地铁中。2003年10月19日，英国伦敦地铁出轨事故，导致7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我国的地铁，从北京地铁的试运行到正在建设中的地铁，也是隐患重重，事故连连，好在没有太大的伤亡。不久前，北京地铁还发生了脱轨事件，幸亏没有人员伤亡。
在地铁遇到突然爆炸、毒气袭击和有人意外坠落等突发情况发生时，应尽可能地按照专家指点，采取相应措施避免损害的扩大。第一、报警装置通常安装在车厢两端的窗户上方，报警之前最好初步判断一下，如果不是特别紧急的情况，大部分事故还是等列车行驶到站台再解决更为合理。比如在车厢内遇到紧急病情，可以先拨打120急救电话，最好不要扳动报警装置，列车在站台停车后更容易处置。 第二、乘车时尤其是高峰期和节假日乘车时，一定要站在黄色安全线以内，发生人群拥堵时一定注意观察，以免发生坠落或者被人挤下站台等意外。第三、为地铁提供动力的接触轨道携带高压电，平行地安装在和两条铁轨旁边或者站台侧面（大部分靠近站台一侧），一般上面覆盖木板，但稍不留心也会触电。在地铁发生意外坠落的人中，因往站台上攀爬或者采取其他自救动作时碰到接触轨而触电身亡的事故已不鲜见。因此，专家提醒广大乘客，万一发生意外，不论情况多么紧急，首先要镇定，留意脚下以免触电。

城市地震灾害我国地震，九大特征

我国地处世界两大地震带的交汇部位，震灾频次高，灾情重，次生灾害多，成灾面积广。全世界造成死亡人数在20万人以上的地震共8次，中国占了4次。1900-1980年80年间，全球震灾死亡人数120万，中国死亡61万，占全球死亡人数50％。和地震灾害最严重的日本等国家相比，我国在同级别的地震中死伤较多。
我国的地震灾害，具有九大特征。
一是震灾频次高。 我国地处世界两大地震带的交汇部位，有明显较高的地震活动性。我国仅大陆地区7级地震平均0.7次/年，6级地震平均4.4次/年，5级地震为20次/年。由于地震频度高，加之不少地区房屋建筑物抗震性能较差，地震的成灾率亦较高。据不完全统计，在20个世纪的近百年，我国大陆地区大于5级的地震，成灾的有720多次，平均每年7~8次，其中5级地震的成灾率为1/3。如1995年6月30日孟连5.5级地震，损坏民房9000间，伤5人；9月20日苍山5.2级地震,伤141人；10月24日武定6.5级地震，死46人，伤7000人。再如1996年丽江7.0级地震属严重地震灾害,伽师6.9级地震、包头西6.4级地震属较重地震灾害,天祝—古浪5.4级地震、宜宾5.4级地震属中等地震灾害。
二是灾情重。我国大陆地震一般震源较浅，大都在地壳内10～25公里左右，破坏性强，更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居民用房的抗震能力普遍低下，所以，近震4.5级以上、远震6级以上就会造成倒房，致人伤亡。如1974年4月22日江苏溧阳5.5级地震，倒房1万余间，死亡8人，214人受伤；1995年7月22日甘肃永登5.8级地震，死亡12人，伤60余人。更有甚者，1995年1月4日的广西大化地震，震级仅3.8，但因震源深度小，只2.5公里，因而造成倒房1100多间的损失。如果强震发生在居民较稠密的地区，城市附近，倘或是类似于唐山地震那样的城市直下型地震，必将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重大经济损失。全世界造成死亡人数在20万人以上的地震共8次，中国占4次。1900~1980年80年间，全球震灾死亡人数120万，中国死亡61万，占全球死亡人数50％。
三是严重的次生灾害。在一定的条件下，地震的直接灾害常引发火灾、水灾、滑坡、泥石流、海啸、瘟疫及恐震、盲目避震等物理性、心理性次生灾害，造成数倍于直接灾害的严重损失，此为灾害的续发性。如1786年6月1日四川康定南7.5级地震，大渡河沿岸山崩引起河流壅塞，断流十日后突然溃决，水头高10丈的洪水汹涌而下，漂没民众10万余，为地震—滑坡—水灾灾害链；1556年陕西华县8级地震，震后“疫大作，民工疫饿而死者十之四”，共死亡83万人，为地震—瘟疫；1239年宁夏平罗8级大震，因隆冬时节取暖的炉火被震倒及人员死伤甚多无人救火，致使许多同时起火的着火点之火势迅速扩大蔓延，火灾焚毁衣物粮食和地震未倒的房屋，多处大火燃烧了5昼夜方尽，灾民无衣无食无住，造成一大批余生者冻饿而死。地震的次生火灾肆虐，大大加重了地震灾情；江苏溧阳在1974年曾有一次5.5级地震，倒房1万余间，死亡8人，在群众中造成一定的恐震心理。当5年后1979年7月9日再次发生6次地震时，恐震心理导致部分群众震时慌乱、盲目外逃，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伤亡，6540名重伤员中有80％的伤者、41名死亡者中有90％的死者均为盲目外逃时被倒塌的前檐和墙体砸死或砸伤在门口。
四是成灾面积广。 一次较大地震，直接灾害时发生在震中周围几十或一、二百公里范围。1976年唐山地震震级7.8，震源深度11公里。唐山地震使百公里之外的天津造成直接经济损失60亿元，使二百公里外的北京老旧建筑物遭不同程度破坏；1966年邢台地震震级6.8、7.2，震源深度9公里，极震区烈度10度；1970年通海地震，震级 7.7，震源深度12公里，极震区烈度达10度。在一般居民区，烈度达7度即可造成较明显的灾害，在房屋建筑物抗震性能较差的地区，烈度6度就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按1990年新的地震烈度区划图，烈度大于或小于6度的区域占我国国土总面积的79％，烈度大于或等于7度的区域占国土面积的41％。
五是突发性。地震的孕育是缓慢的，但地震发生却是突然的，在几秒钟、一二十秒的时间内足以使一座城市被彻底摧毁，成为一堆瓦砾。经验表明，地震的突发性是造成人员伤亡最重要的原因。
六是周期性。地震活动的周期性决定了地震灾害也呈现一定的周期。1966~1976年10年间连续发生了邢台、海城、唐山、龙陵等7级以上地震共14次，造成27万人死亡和数百亿元的经济损失。这大致相当于我国大陆的第四个地震活跃期。现在，我国大陆正处于本世纪来的第五个地震活跃期，也即找国大陆进入了地震灾害的一个频发时段，这个活跃期可能持续到下世纪初。
七是明显的地区差异。我国西部地区地震活动相对较强，东部地区相对较弱，但东部地区的人口密度大于西部，且东部地区多冲积平原，所以震灾东部重而西部轻。1906年新疆玛纳斯8级地震，死亡300人，伤1000人。发生在东部地区的1966年邢台6.8、7.2级地震，死亡8000人，伤3800人。更有江苏溧阳1974年4月22日发生的5.5级地震，倒房1万间，8人死亡。
八是强烈的社会性。地震作为一种自然灾害，震撼了大地，也震动了人们的心，给人类社会带来十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唐山地震后，地震谣言、谣传此起彼伏，我国东部地区大范围内群众产生普遍的恐震心理，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很多人不敢进屋居住，最多时约有四亿人住进防震棚，打乱了正常生产、工作和生活的秩序，给国家经济生活造成重大影响。由于农村文化教育水平偏低，在一些交通闭塞地区，防震减灾意识几乎为零，因而个别地区封建迷信活动伺机兴风作浪，1976年8月27日四川省安县红光村的反动会道门制造地震谣言，蛊惑群众，造成61人集体投水，41人溺水死亡。
九是灾害程度与社会和个人的防灾意识有关。 众多震害事件表明，在地震知识较为普及、有较强防灾意识的情况下，可大幅度减少地震发生后造成的灾害损失；相反，则会明显加重灾情，并造成很多本不该发生的或完全可以避免的人身伤亡。1994年9月16日台湾海峡7.3级地震，粤闽沿海震感强烈，伤800多人，死亡4人。此次地震，粤闽沿海地震烈度为震级低度，本不该出现伤亡，伤亡者中的90％因缺乏地震知识，震时惊慌失措、争先恐后、拥抢奔逃致伤致死。如广东潮州饶平县有两个小学，因学生在奔逃中拥挤踩压，伤202人，死1人；同次地震，在福建漳州，中小学校都设有防震减灾课，因而临震不慌，同学们在老师指挥下迅速避震于课桌下，无一人伤亡。针对地震震级相对较低但仍有死伤的状况，国家地震局新闻处主任李强华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国与世界各国一样，当前的地震预报尚处于低水平的探索阶段。与美国、日本等先进国家相比，我国在地震观测技术方面、在地震预报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尚有一定差距。我国对中长期地震趋势能有一个较准确的把握，但对震前半个月至数月的短期预报和几天至十几天的临震预报都还达不到准确有效的水平。另外一方面，限于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和老百姓建房盖屋的习惯，国土征用、城市规划、一般工业和民用建筑往往没有考虑到防震，抗震能力不强，特别是西部比较贫困地区的建筑物更容易在地震中倒塌，从而造成人员伤亡。李主任说：“和日本相比，我国在同级别的地震中死伤较多。”

城市地震灾害唐山大地震，不该忘记的痛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6秒，中国河北唐山市发生了一次7.8级强烈地震。这次震惊世界的“7.28”大劫难，不仅是中国历史一次罕见的地震灾害，也创下了近400年来世界地震史上最悲惨的记录：在短短的几十秒的强烈摇撼中，这座百万人口的工业重镇，顷刻间夷为一片废墟，80%正在熟睡的人们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埋在瓦砾之下。据调查，唐山地震的破坏范围超过3万平方公里，有感范围波及全国14个省区，总面积相当于国土面积的1/3。之所以说，唐山地震极其惨烈，是因为这是极为少见的城市直下型地震，它被列在全球20世纪十大破坏性最大的地震灾害之首。
在唐山地震中死亡24.24万人，重伤16.46万人，截瘫者3817人，失去父母的孤儿4204人，轻伤但仍需治疗者为36万人之多。虽最终做到了大灾之后无大疫，但大震确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及疫情：震后几天，饮水中的大肠杆菌数超过国家饮水卫生标准的几十、几百甚至上千倍，某些地区每平方米垃圾堆上每小时孳生蝇蛆数万只；震后3～4天就发生大量肠炎、痢疾，一周左右达到高峰，市区患病率高达10%～20%，农村上升为30％。瘟疫，使唐山面临新的死亡，在国务院及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声势浩大的防疫灭病运动下，各种疫病得到基本遏制。今天，一个新唐山又展示在世人面前，高楼林立、翠荫夹道，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安定。但是，人们永远不会忘记“7·28”，我们纪念“7.28”。我们纪念“7·28”就应该反省，应该从唐山大地震中获得深刻启示。
唐山大地震损失之所以惨重有如下原因（1）尽管震前一段时间地震部门对“京津唐渤张”地区有过不止一次的中长期估计，但终未能做出短暂预报；（2）唐山一直位于地震区，又直接坐落在早已知道的断裂带上，但过去基本烈度定为6度，整个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及其他系统均没有抗震设防的任何防灾准备，市区建设及人口密度提高，所以震发损失惨重；（3）虽从总体上讲唐山抗震救灾的组织指挥是成功的，但由于灾前基本没有应急准备，不仅信息系统失灵，应变能力也低，救灾初始期存在较大的盲目性，失控环节较多，有一些不必要的谣传、混乱及社会治安事件的迭生；（4）同现在的防灾观念相比，那时的最大欠缺还在于拒绝一切外援。“7·28”大震后，都婉言拒绝联合国及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人道主义各种援助我们，那时讲的是“人定胜天”和自力更生，但殊不知地震巨灾不是中国人固有的，而是全人类的灾害，受灾的是人民，接受外援的本身是最大限度地挽救公众生命。但我们终是拒绝了一切，自己从各方面承受了大灾后的煎熬。唐山地震已经成为历史，但它警醒着当今中国的城市防灾减灾及综合救援事业。
无论从体制、机制、法制哪方面都呼唤有一个城市综合减灾应急管理系统建设。公众不可缺少公共安全的危机意识，更要“伤后知痛”。现在很多事故灾害都能直接转化为公共安全问题，使公众常在与之无关的情况下受到伤害，不少情况下传统的安全理念已经无法得出答案。与许多国家不同，中国迄今没有全国的“灾害日”，这不是中国的灾害不严重，不是我们没有最悲哀的日子，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国际减灾十年"确定的30种典型灾害，在中国都可找到，特别是地震灾害，20世纪中国的地震致灾死亡人数占到全球第一位。鉴于对中国20世纪各类事故灾难的分析，鉴于对国民所能承受的灾难心理的期望，笔者建议将每年的“7·28”日定为全国“防灾减灾日”，不仅可让国民认真而全面的回顾唐山大地震的惨剧，也较为系统地开展一次生动的公众安全文化教育。相信这种“国难日”的震撼力会给公民留下不灭的记忆，会给国家的防灾减灾事业创造无形的巨大力量。

城市地震灾害次生灾害，重于直接灾害

地震造成地表面一定范围内地面倾斜、升降和断裂等变形的原生现象所造成的灾害为原生灾害；地震的弹性波引起地面震动造成的破坏，如建筑物、工程设施的破坏，及山崩、滑破、地裂、坍塌、喷砂、冒水等为直接灾害（原生灾害和直接灾害常因二者紧密联系而无法区分，统称为直接灾害）；由直接灾害导致的其他灾害均属次生灾害，如房屋倒塌后火源失控导致的火灾，河堤、水坝决口和因滑坡、崩塌造成的河道淤塞、水位上涨及此后堵塞物溃决造成的洪水导致的水灾，因地震造成的海水、湖水水体扰动引起的地震海啸、湖啸，地震引起的管道破坏，化学物的容器破坏致使煤气、毒气、毒液和放射性物质的泄漏，等等。
在一定条件下，由于直接灾害、次生灾害进一步造成的各种社会性灾害，如停工停产、社会秩序混乱、饥荒、瘟疫等属诱发灾害。上述不同成灾机制形成的不同，灾害可或此或彼、或长或短地连锁而成系列，被称为“灾害链”。地震的历史经验表明，一次强震发生后，因直接灾害将造成一定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但由直接灾害引发的次生灾害和诱发灾害所造成的伤亡和损失往往大于直接灾害所造成的伤亡和损失，甚至是数倍到10倍。
1923年日本关东大震，震级8.2，是日本历史上死伤最多、损失最惨重的一次大震灾。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中午11时58分，正值午炊用火之际。剧烈的震动使横滨近10万所房屋倒塌，于是众多倾翻的炉火和化学药品的爆炸使全市60处同时起火燃烧，在消防灭火设备及输水管道遭地震毁坏的情况下，无法控制的火势迅速蔓延，烧毁了地震时未倒的全部房屋。在首都东京，地震的直接破坏轻于横滨，但同样的原因造成东京近200处同时起火并迅速蔓延，当天正通过东京上空的一条冷锋所引起的地面大风，使火势得到进一步加强。火借风势，风助火威，整个东京成了一片火海，三天三夜的大火直烧到无可再烧为止。在关东地震死亡14万和下落不明的4.3万人中，因房倒屋塌压死者不到总数的10％，绝大部分是在火魔疯狂的翻卷中，被大火四面包围无路可逃而被活活烧死、烤死，还有许多人因大火造成的严重缺氧被窒息而死，仅军事被服厂门前广场这一个地点，有4.4万人因此惨死。
1960年5月22日智利大震，震级8.9，震群中7.0~7.9级地震10次，8.0~8.9级地震3次，此次地震以震级高、释放能量大、持续时间长、波及面广及史无前例的地震海啸而著称于世。地震使智利南北60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建筑物成为一片废墟。从首都圣地亚哥到蒙特港全长800多公里海岸的城镇、港口、仓库、公用和民用建筑、船舶，不是陷入海中，就是被巨浪摧毁，交通和通讯全部中断。地震后海底的大幅度变形使海洋水体扰动，引发了惊人的海啸，海啸巨浪以6米、9米甚至25米高的浪头反复冲刷海岸，沿岸的一切荡然无存。海啸巨浪以每小时700多公里的速度横扫太平洋，于震后23小时抵达离震中1.7万公里的日本，使夏威夷、菲律宾、新西兰及日本相继遭灾。在日本海岸，海啸浪高达4米，沿海的海港、码头横遭破坏，冲毁房屋3258所，800人丧生，15万人无家可归。有一艘大船被海浪抛到高出海平面2.4米、距海岸46米已遭破坏民房的残垣断壁之中。激浪翻腾的太平洋在一个月后才逐渐恢复平静。
1995年1月17日日本阪神地震，震级7.2，震源深度10公里。此位于城市下方的“城市直下型”地震，使约3700座建筑物倒塌，约20万幢各类建筑和民居严重破坏，房倒屋塌造成6000余人丧生，35万人无家可归，城市生命线工程遭严重破坏，引起500多处起火燃烧．熊熊烈火持续了二三天。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是1923年关东地震后70多年来破坏最重大的一次灾害地震。地震造成的财产损失是关东地震损失的5倍，是1976年我国唐山地震的37倍。
1920年12月26日在我国西北甘肃与宁夏交界处的海原县发生了8.5级地震，在大地十几分钟疯狂的颤抖中，使东起固原经西吉、海原、静宁，西迄景泰的约2万余平方公里的极震区内，山崩地裂，房倒屋塌，山河改观，劫尘弥天。地震有感范围遍及北京、上海、广州及越南的西贡。极震区烈度12度，区内海原、固原、静宁和西吉四县城全部被毁，海原县城除一座钟楼外，其余建筑物和崖窟、拱窟尽数倒塌，居民被压于瓦砾、土块之下，死伤十之八九，多有全家遇难及几乎全村被埋所剩无几者。震后灾区人民“无衣、无食、无住，流离惨状目不忍睹，耳不忍闻；苦人多依火坑取暖，衣被素薄，一日无所，复值严寒大风，忍冻忍饥，瑟瑟露宿，匍匐扶伤，哭声遍野，不待饿殍，亦将僵毙。”大批遇难者的尸骨遍布四野，伏尸累累而无力掩埋，数十里内人烟断绝，鸡犬灭迹。而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不采取有力措施救灾，致使灾情进一步加重，灾民们呼天不应，哭地不灵，共死亡近24万人。空前惨重的灾情令世界怵目惊心，海原地震遂成世界著名大震。

城市地震灾害震级相近，结果天壤

2003年岁末，两场自然灾难降临人间。一场是在伊朗马姆，另一场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但是这两场震级相似的地震造成的后果却大不相同。地震在伊朗造成了重大灾难，而在美国只引起轻微损失。原因何在？
在2003年，有案可查的大地震有好多次，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伊朗、美国，还有日本的地震，但后两者的死亡人数很少，使人几乎没有关注到这两个国家发生了强烈地震。而地震结果的差异使人们看到的不仅是天灾，更多的是人祸。
2003年12月26日，里氏6.6级地震降临伊朗古城巴姆，此后巴姆又经历了十多次余震，而死亡人数随着救灾的展开和深入节节攀升，随着救援人员清点出来的尸体，死亡人数从20000上升到25000，再增加到28000。而现场救援人员和专家的预测表明，死亡人数可能达到50000。然而，在伊朗的巴姆发生地震的前几天，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也发生了与伊朗相似的地震，震级为里氏6.3级，震中位于地下16公里，但是死亡人数仅有2人。两者相比，天壤之别。还有，同年9月，日本监测到里氏8.0级的地震，却只有500人受伤，无一人死亡。与美国和日本相比，伊朗的地震造成的人员死亡是一个巨大灾难。
参与了伊朗和美国地震救援的专家经过对比指出，伊朗的悲剧原因很简单，首先伊朗的巴姆绝大多数房屋使用的是土砖结构，而美国和日本的房屋大多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所以前者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后者保护了大量人员。由于巴姆地处沙漠，气温较高，当地人们喜欢用土砖建房。因为土砖建的房子冬暖夏凉。此外，土砖还相当廉价，当地建筑使用土砖十分普遍和广泛。由于土砖很容易碎裂，许多即使在地震中幸存下来的人也会被闷死，破碎的土砖实际上就像一个坟墓，起到了活埋人的作用。
意大利国家防震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认为，伊朗的房屋本质上都是泥土做的。当钢筋混凝土的建筑倒塌时，由于有钢筋和混凝土的支撑，还会留下容纳空气的空间，埋在房子和废墟中的人可以呼吸和生存二三天，幸运者甚至可以生存五天。但是，泥土房屋倒塌后破碎的泥土就全部把人严严实实地埋了起来，窒息的人们死亡得更快。
土砖房屋倒塌没有预警，人们事先不会有感觉。因为土砖的柔韧性不够好，只要震动到一定强度，一旦弹性丧失，又没有钢筋支撑，也无混凝土承重，建筑物就会顷刻间全部坍塌。相反，钢筋混凝土在震动开始时会掉一些泥土和砖，以提醒人们，并且可以赢得逃离的时间。
专家认为，土砖结构只是这次灾难原因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德黑兰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也很多，但正如专家们警告过伊朗人的，他们那里的钢筋混凝土房屋的抗震能力达不到标准，对于里氏6.0级地震的抵御力也是脆弱的。专家提出，至少要达到7.0级的抗震能力才能保护大多数的人生命。此外，如果使用更适宜和科学的建筑方式，还可以使城市经受更大的强度的地震。地震当然危险，但更危险的是建筑物的结构。伊朗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遭遇重大伤亡还在于其房屋和建筑设计标准与美国和日本大不一样，因而地震后的结果就完全不一样。在伊朗，房屋设计简陋，建筑材料粗糙，并且忽视建筑标准，正因为这一切，才造成了人员大量死亡的悲剧。尽管伊朗在最近十多年内不断遭遇地震，死亡人数成千上万。有关方面也逐渐总结经验教训，并加强了建筑标准，但不幸的是，这些标准并未得到完全强制性实施，所以酿成悲剧。伊朗德黑兰大学地球物理学教授巴赫拉姆·阿卡谢便持以上观点。 他认为，美国和伊朗的建筑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尽管伊朗也有建筑标准和法规，但是得不到严格执行。法律在伊朗只是理论上的东西，没有人注意它和实施它。而且政府也不检查和监控建筑物。伊朗总统穆罕穆德·哈塔米在地震后才说，必须对任何违反国家法规的人进行处罚。他说，“我们要调查最近一些年建造的房屋，特别是政府建筑。这些房屋是不应当倒塌的。那些有错误的人一定要受到严厉的惩处。”
但是，伊朗一些官员却认为伊朗有严格的建筑标准和法规，只是建筑商没有严格执行才酿成了这样的惨祸。一位叫莫森·雷扎伊的官员说，伊朗的政策和建筑法规并没有任何缺点，问题出在建筑管理者，他们没有执行建筑法规。而且建筑和工程监督也不充分和到位，这才是悲剧的主要原因。德黑兰的民用工程学教授阿里·巴克什同样指出，一些建筑商无视法规，只是为了赚取较大利润。
除了上述原因，所有人都认为，伊朗地震发生的时间是造成重大伤亡的原因。2003年12月26日凌晨，巴姆城几乎所有人都还在床上酣睡，这时地震发生了。所有在床上熟睡的人毫无知觉，同样也毫无防御能力，结果死亡几万人的悲剧产生了。

城市地震灾害少震地区，强震为何损失大

埃及开罗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它之所以有无数得天独厚的建筑艺术遗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震少。有人说，开罗的地震属“千年难遇”（历史记载1847年曾发生过一次破坏不大的地震）。然而公元1992年10月12日下午3时09分，在这里发生了一次5.9级中强地震，终于给开罗一向平静的历史打上了一个醒目的惊叹号。仅到10月17日统计，埃及已有550人在地震中丧失，6500人受伤，直接损失3亿美元。
一次中强地震损失如此之大，主要是人为因素：
危房陋屋年久失修，地震中惊慌的人群互相践踏踩死多人；新建楼房工程质量低劣；作为一个国际著名的旅游城市，为多接纳游客，随意在旧房顶上加层；约80％的工程不符合抗震安全规范。还有一点，埃及是少震国家，缺少地震科普教育知识就在开。在开罗动物园里，大象愤怒地用脚踢地，平时安详温顺的骆驼也在场内狂奔乱跳，但无人警觉。结果，5分钟后地震降临。
这个教训国人应该汲取。研究表明：一般地震致伤致死数目与震中区人口密度十分相关。如1995年元月17日日本阪神7.2级大地震中，死亡率（死亡人数与全市人口总数之比值）为0.4％；在前苏联萨哈林岛北部7.6级地震中，死亡1989人，死亡率竟高达57％；而在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1995年4月7日发生的8.0级地震中，仅有8人受伤。可见，地震的危害度是受多重因素制约的。作为人口及财产猛增的中国大城市，控制人口密度的无序增加是与抗震有着直接联系的事情。

城市地震灾害“金字塔法则”，巨大的抗震效益

我国有80％的国土面积位于抗震设防区，抗震设计是建筑结构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抗震设计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建筑的抗震质量和水平。应该达到“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标准，保证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按照安全效益的“金字塔法则”原理：设计时考虑１分的安全性，相当于加工和制造时的１０分安全性效果，而能达到运行或使用时的１０００分安全性效果。
抗震设计关键在把关
我们国家的抗震规范在世界上还是比较先进的，但是在抗震设计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我们的建筑设计市场比较混乱，有的业主为了节省开支找的设计部门也不是很规范，设计水平不高，还有一些业主迷信国外的设计事务所，请一些水平不是很高的国外的建筑师进入中国市场。这些建筑师有的来自非地震区，对我国地震区建筑的特点、对建筑结构的设计概念尤其是结构抗震的概念等方面并不是很了解。
建筑设计存在问题还在于，一开始在制定方案阶段，有的业主或建筑师并不注重建筑的结构合理性，只重视建筑的外形观形式，在建筑方案设计之初没有结构工程师介入，从而导致建筑在结构设计中存在一定的问题。正常的程序应该是建筑师在做方案时结构工程师做参谋。同时，建筑物的抗震设计存在的问题，也有的属于结构工程师自身的原因，他们对抗震概念不很清楚，对规范理解也不很深入，不知道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哪些因素是不需要考虑的，在这种情况下硬要建一些很复杂的建筑，那就很难做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业主把钢筋混凝土建筑建得很高，从而使其梁柱变粗变大，墙就又多又厚，致使结构自重很大。结构越重，地震的反应也就越大，建筑的安全性能就很难保证。
要解决类似的问题，质量审查部门要严格把关，国家建设部的有关部门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通过安全审查方式可以保证我们建筑工程抗震的最低目标，有利于提高建筑的质量。对于一些复杂的建筑还可以通过组织专家论证会加以解决，专家会针对问题提出宝贵的意见，也有助于工程建筑抗震能力的提高。最重要的是我们自身要充分重视建筑物的抗震设计，要不断地借鉴和总结国外的先进做法，取长补短。我们现在有专门的抗震审查和施工图审查，但是专门的抗震审查和施工图审查有所不同，对于超限的高层建筑在建筑物的初步设计阶段需要进行抗震专项审查，而每一项施工图均要进行施工图审查；还有一个不同就是施工图审查是由专门的审查机构进行审查，主要针对建筑是否违反国家规定的强制性规范和强制性条文进行审查。而抗震的专项审查是由专家委员会进行审查。如果等到建筑建成再进行审查已经来不及了，这样对于施工图审查和专门的抗震专项审查一定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不能流于形式进行审查，要做到各项审查中各司其职，这样才能保证抗震设计的安全性。
“流行风”要服从“铁规范”
时下的建筑都追求窗子愈开愈大，墙体愈来愈少，这已经成为住宅建设的“流行风”。在砌体结构房屋抗震设计方面的一个问题，即墙体薄了，而窗子却愈开愈大，内纵墙被分割成支离破碎的几段，横墙也由于开间愈来愈大而减少了。
北京地区，原来墙体一般是360毫米厚，经抗震验算能够符合要求。现在由于节能的要求，砌体结构大多采用240毫米厚的砌体另加保温的做法。墙薄了，窗大了，内纵墙不连贯了，横墙也少了，抗震性能肯定不如以前。对量大面广的砌体结构房屋，新的《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对墙厚240毫米的多层砌体房屋，其层数和总高度的限值仍与原规范相同。譬如对设防烈度为８度时分别为６层和18米，这是根据多次震害的调查得出来的。而现在有些建筑由于“窗变大、墙变少”，同样还是６层18米高，这只有更加精心设计才能达到所需的抗震要求，否则安全无保障。唐山地震和其他历次地震总结出来的经验是：房屋是小开间的，层高在3米以下的体型规正的房屋，在８度区也可保证大震不倒。而如果开间很大、平面奇形怪状，倒塌的就多。
还有一个现象，在房屋的转角部位开角窗，而没有采取可靠措施。从抗震要求来说，房屋的四个角都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容易发生震害，尤其是砌体结构房屋。如果四个角坍塌了，楼板就难以支承。目前有些设计单位迫于业主的压力──业主认为这样好卖，你不设计我就找别人去设计，有的建筑师不得已就照业主要求去设计了。当然，不管业主怎样要求，建筑师也不应该设计出不安全的房子。除了规范对计算有要求外，还有构造措施方面的要求，不能简单认为计算够了就没有问题了。唐山大地震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大家都非常谨慎，谁也不敢乱来。现在好像感觉唐山“7.28”地震是遥远的事了，加上业主的短期行为，只要房子卖掉了，就什么都不管了。国家有规定，业主、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对工程要终身负责，但是如果没有更详细的规定或者限制来约束种种不规范的行为，问题本质上难以解决。
奇形怪状的建筑加大了抗震设计的难度。目前，国内许多建筑工程造型各异，的确改变了过去千篇一律的状况。但“多姿多形”也带来了新问题。现在一些大中城市在大量建造一些大体量的公共建筑，这些大型公共建筑很多采用国际招标，有些建筑的体型奇形怪状，这在国外的地震区是很少建造的。因为抗震的基本原则是要求建筑的平面应尽可能地规则、对称，建筑的立面和竖向也尽可能地规则，而那些奇形怪状的建筑是不符合抗震的基本原则的。要想做好这种不规则建筑的抗震设计，除精心设计外，还要舍得较高的投资。
规范是抗震安全设计的生命线。抗震设计规范是我们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的“标尺”， 1949年以来，我国一直都很重视抗震设计规范的研究制定和修改完善工作。1959年和1964年两次起草并于1964年颁布了我国第一部抗震设计规范——《地震区建筑抗震设计规范草案》。1974年对其进行修订，发布了《工业与民用建筑抗震设计规范(试行)》。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工程技术专家认真分析了震害情况后，又对1974版的规范进行了修订，于1978年发布了《工业与民用建筑抗震设计规范》。改革开放以后，积极借鉴国外标准规范的先进经验，全面修订了1978版的规范，于1989年发布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并于1993年进行了局部修订。现行的《建筑抗震设计规范》从1997年开始修订，2001年修订完成，于2002年1月1日正式施行，这实际上已是中国第四代规范。
抗震设计规范作为国家的强制标准在保障建筑结构安全以及建筑的正常使用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直接涉及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日本北海道８级地震，倒的房子不多，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其建筑的抗震性能非常好。在我国地震区建设中，在我国地震区建设中，要严格约束房地产开发公司为追求利润、速度，随意突破规范的行为。
“流行风”要服从“铁规范”，人民生命重于泰山！

城市气象灾害祸不单行的气象灾害

目前我国是世界上受气象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气象灾害对我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的2%左右。在各类自然灾害造成的总损失中，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占70%左右。在影响中国的20多种自然灾害中，除地震以及与人类活动有关的次生灾害与气象无直接关系外，其余均与气象灾害有关。台风等热带气旋夏季经常在我国东南沿海登陆，随着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造成的损失逐年增加。2004年夏季，中国各类气象灾害共造成近千人死亡，1.1亿人受灾，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
气象灾害有一些总的特点：
一是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由于气候变化的周期性和季节性，城市气象灾害也多呈周期性和季节性。如台风、暴雨、龙卷风和雷电等重大灾害性天气都发生在夏季，大雪、冰冻、大雾等灾害性天气都发生在冬季，春季和秋季灾害性天气相对比较少。因此夏季是一年中防汛减灾的最重要时期。
二是具有连锁性。城市里交通、通讯、供水、供电、供气等工程之间联系十分紧密，一旦发生气象灾害，损害其中的某一个系统，很容易造成连锁反应，产生一系列次生灾害和衍生灾害，出现祸不单行的现象。次生灾害是由气象灾害引发的新的灾害，是气象灾害的连锁反应。比如：气候因素不仅是农业、林业病虫害发生发展的环境条件，也是许多灾害的触发或诱发机制；暴雨不仅可以形成洪涝，而且常引发泥石流和塌方等；台风除了造成大风、洪涝灾害外，又是引起巨浪和风暴潮的因素；干旱、大风是形成森林、草原火灾的重要条件等。
三是具有集中性。城市由于人口和经济集中，发生同等剧烈程度的气象灾害，损失要比周边地区大。根据国内外数十年的资料统计，城市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占城市综合致灾损失的70%左右。城市渍涝灾害大于郊区。以北京市为例：从城区两个雨量站（松林间和右安门）平均每年降水量与四个平原郊区气象站（通县、丰台、大兴、昌平）平均每年降水量的差值的每五年平均值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随着城市化发展，城区降水量大于周边郊区降水量的趋势是同步增大，特别是1979年后，这种城区降水量增大趋势有一个跃升，到90年代初，平均每年城区要比郊区多60毫米（相当于一个暴雨日的雨量）。
四是种类多。根据气象灾害的成因、性质及其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等情况来看，气象灾害大致可划分成洪涝、干旱、热带气旋(或台风)、冷冻害、风暴、连阴雨及其他，共7类18种之多，细分可达数十种，甚至上百种。
五是范围广。在一年四季中，无论是在平原、高山、高原、海岛，还是江、河、湖、海以及空中，凡是有人类活动的地方，都可发生气象灾害，只是各地、各季节出现灾害的种类、频次和危害程度有所不同。
六是频率高。近40年来，我国每年平均出现旱灾7.5次，涝灾5.9次，冻害2.9次。特别是每年平均登陆我国的热带风暴和台风有7个之多，约为日本、美国的2倍，菲律宾的1.5倍，居世界各国的首位。
七是持续时间长。有些气象灾害常常连季或连年发生。江准地区梅雨期长达50多天，致使发生严重洪涝灾害。近40年内华北地区出现春夏连旱或伏秋连旱的年份达16年，特别是在80年代几乎连年少雨干旱，华北明珠白洋淀及许多河流干涸数年，也是历史上少见的。华西秋雨和江南低温冷害、干旱等灾害都有连年发生的记载。
八是群发性突出。由于气象灾害是在大范围环境流场的背景影响下发生的，因此许多地区或许多灾害往往在同一时间内发生。1983年4月25日至30日，由于强寒潮的侵入，全国大部地区相继出现了暴雨、冰雹、大风、冻雨、结冰、严重沙尘暴，近海大风持续了3～5天，造成85人死亡，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联合国公布的“1947~1980年全球10种主要自然灾害”中，有5种是气象灾害，其余部分多数与气象关系密切。因此，了解气象灾害特点，加强减灾科技发展，是提高减灾效益的重要环节。在监测预报灾害性天气方面，目前中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灾害性天气监测预警系统存在三大不足：大城市及周边地区小尺度探测系统能力相对较弱，不能满足小尺度监测预警需求；软件系统的相对滞后和探测产品的集成度不高；突发灾害性天气事件发布窗口不畅，没有一个及时、有效、畅通的信息发布渠道。专家们建议，加强大城市灾害性天气监测预警，应制订主要针对大、中城市的“城市气象灾害监测预警条例”，从法律体系上确立监测预警工作的地位；同时在大力加强大、中城市及周边区域的综合探测系统硬件建设的同时，重点加强软件系统建设，包括实时动态监测、临近预警服务体系等。

城市气象灾害越演越烈的热岛效应（1）

什么是热岛效应
“城市尚余三伏热，秋光先到野人家”，这句古诗说明早在陆游那个时代，人们就已察觉城市暖于郊区。
城市热岛效应是一种城市化的发展导致城市中的气温高于外围郊区的现象。在气象学近地面大气等温线图上，郊外的广阔地区气温变化很小，如同一个平静的海面，而城区则是一个明显的高温区，如同突出海面的岛屿。由于这种岛屿代表着高温的城市区域，所以被形象地称为“城市热岛”。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世界上很多大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城市热岛效应的威胁，给城市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特别是在夏季，热岛效应影响了人们的工作、生活和健康，增加能源消耗，破坏了城市生态环境，因此城市热岛效应的产生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并已成为制约城市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何缓解城市热岛效应，改善城市环境，已成为目前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那一座座热岛
报载：《酷热罕见刷新记录，珠三角艰难承受城市热岛效应》。根据广东省各级气象台的监测，2004年6月27日始出现的高温酷热天气，持续天数已刷新多项记录，成为有气象记录的历史最热时期。从6月28日至7月3日，气象部门共发布红色预警信号23次。建国以来广州市的年平均气温是22.0℃，而近几年的年平均气温呈上升趋势：从1998年22.8℃到2003年23.1℃，气候变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报载：《“火炉”南京连日“高烧”不退》，南京城区城郊温差4℃～6℃。
据气象部门观测，福州市夏天最高气温有25天高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福州已进入“火炉”城市之列。
打开卫星遥感气象观测图，上面红绿相间：上海、南京、杭州、苏州……一座城市就是一片红，每座城市周边绿汪汪的。红色的区域表示高温，这说明，城市的温度明显高于郊区。借助卫星遥感等高科技手段，专家们发现，城市热岛效应已成为北京越变越热的诱因。最新公开的一项科研成果显示，在北京1040平方公里的规划市区内，热岛面积已占到五分之一。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所李延明首次定量分析了15年来北京城市热岛的分布、强度，认为规划市区内共有5个强热岛和6个次强热岛。
据悉，市区温度一般比郊区高0.4℃～0.7℃。夏天的傍晚最明显。国际上最高的差别值是11℃。从年代看，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以福州市为例，60年代市区仅比郊区高0.16℃，70年代市区也仅比郊区高0.17℃，70～80年代稍高一些，为0.2℃。80年代后，城市温度与郊区之差骤然增加。从风速看，市区的风速为34米／秒，比郊区风速低0.7米／秒。
住在城市中的居民都会感到，夏季越来越热，让人无法忍受。事实确是如此。据气象观测，近年来我国各大城市温度都有不同程度的升高。除具有“火炉”之称的南京、武汉、重庆外，近年来长沙、合肥、济南、福州、郑州等城市温度每年都在上升，有的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火炉”。
英国气象局的一项新分析表明，全球变暖使气温升高的现象，在城市地区比乡村地区严重得多，城市居民将经历更多的炎热夏日。如果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一倍，城市热岛效应的强度会增加两倍。目前城市地区平均每平方米释放热量的功率为２０瓦，将来会升到６０瓦以上。英国气象局的这一分析结果，与美国《全国科学院学报》最近发表的一项对中国东南地区的调查结论一致。中国东南地区经济较为繁荣、城市化程度高，调查显示这一地区每１０年气温上升的幅度，比中国农村地区同期内气温上升幅度高０.０５摄氏度。
热岛效应的形成
城市热岛的形成，与城市化的发展密不可分。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李延明将其形成的直接原因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是城市下垫面（大气底部与地表的接触面）特性的影响。城市内大量人工构筑物如铺装地面、各种建筑墙面等，改变了下垫面的热属性，这些人工构筑物吸热快而热容量小，在相同的太阳辐射条件下，它们比自然下垫面（绿地、水面等）升温快，因而其表面的温度明显高于自然下垫面。比如夏天里，草坪温度32℃、树冠温度30℃的时候，水泥地面的温度可以达到57℃，柏油马路的温度更高达63℃，这些高温物体形成巨大的热源，烘烤着周围的大气和我们的生活环境，怎么能不热呢？
二是城市大气污染。城市中的机动车辆、工业生产以及大量的人群活动，产生了大量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碳、粉尘等，这些物质可以大量地吸收环境中热辐射的能量，产生众所周知的温室效应，引起大气的进一步升温。
三是人工热源的影响。工厂、机动车、居民生活等，燃烧各种燃料、消耗大量能源，无数个火炉在燃烧，都在排放热量！
四是城市里的自然下垫面减少了。城市的建筑、广场、道路等等大量增加，绿地、水体等自然因素相应减少，放热的多了，吸热的少了，缓解热岛效应的能力就被削弱了。
气象专家、南京大学余志豪教授说，受热面的大小，受热材料的差异，是造成城郊温差的主要原因。“同样一万平方米的地面，在郊区，可能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吸热慢，温度上升慢；而在市区，高楼密集，建筑物顶面和侧面都成受热面，受热面积要远远大于郊外。而钢筋、水泥等建材，热容量小，一旦受热，温度上升很快，并向四周大量散热，带动周边气温升高……”
现在气象学家在城市规划中暂时缺位。城市建设常常缺乏基本的生态设计常识，给城市的环境和生态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城市大面积的“水泥化”就是最典型的一种。“水泥化”是泛指使用混凝土、沥青、花岗岩、大理石、釉面砖、硅酸盐等建筑材料来硬化城市的现象，硬化的表面包括地面、墙面、屋顶和水体。这种硬化设计的初衷本是希望减少城市粉尘，增加建筑的美感、提高水体的清洁度等。然而，这类硬化设计带来的真实效果却是加重了城市的热岛效应，增加了粉尘治理的难度，使水体水质恶化，使雨水资源流失，使城市植被不健康，使城市的噪音污染加剧，使城市的居住舒适度变差。
与其他因素相比，“水泥化”给城市环境带来的问题所涉及的方面是最广、最为多样的：
（1）水泥化建材能吸收大量的太阳辐射热，在夏季的阳光下，混凝土平台的温度可比气温高8℃，屋顶和沥青路面高17℃，因此，水泥化会使城市热岛效应重，悬浮颗粒物沉降难，使空气质量难以改善。
（2）水泥化表面会反射辐射热和噪音，进而加重城市的热效应和噪音污染，直接影响城市居住的舒适度和居民的健康。
（3）水泥化衬砌河道、河岸和湖体会使水体生态系统受到毁灭性破坏，水体因此而丧失自净功能，其结果是水质下降，水体出现发绿发臭，甚至病菌和蚊蝇大量滋生等问题，使水体污染加重
（4）水泥化铺路会使城市地面吸收雨水和雪水的机会被阻，城市的地下水位回升难。这样的地面不下雨时极为干燥、尘土飞扬，而一遇下雨就满地积水，地表径流污染严重，进入雨水排放口后，这些污染的径流会直接进入河道或湖体，从而污染河水、湖水。在冬季，水泥化地面易结冰，引发行路和行车的安全问题。为化雪需要大量使用融雪剂，使雪水受到污染。因此水泥化会严重危害城市的水资源。
（5）水泥化铺路还会减少土地中微生物的生存机会，因而毁灭地表生态、减少地面土层补充有机质的机会，从而加重城市土地的沙化。
（6）水泥化铺路还阻断了城市地面的生物通道，对城市的生物物种和生物多样性十分有害。硬化的铺地方式会直接影响城市植被的根系发育。在栽种了树木的地面进行水泥化铺设会使树木最终因树根不能呼吸而死亡或倒伏。
（7）水泥化城市难以带来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景观。

城市气象灾害越演越烈的热岛效应（2）

热岛效应的危害
环保专家余志豪说:“城区温度高，就容易造成空气上升，而郊区较冷的空气又流向市区。如果郊区有工厂，那工厂中排出的污染物就会一并集中到城市的中心。这种‘城市风’的出现会加重市区的大气污染程度。”
中国环境学会大气环境学委会副主任李宗恺认为，这种温差之大足以影响到市民的居住条件，使城市中心越来越不适宜生活。
在“热岛效应”的影响下，城市上空的云、雾会增加，使有害气体、烟尘在市区上空累积，形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天气变化的幅度正在加剧，出现的频率和灾害力度也令人关注。这主要是城市热岛效应强度增加而引起的关联气象效应。比如由“热岛效应”带来的城市“雨岛效应”、“雾岛效应”等等。
人类有许多疾病就是在“热岛效应”下引发的。医学研究表明，环境温度与人体的生理活动密切相关。环境温度高于28度时，人们就会有不舒适感；温度再高就易导致烦躁、中暑、精神紊乱；气温高于34℃，并伴有频繁的热浪冲击，还可引发一系列疾病，特别是使心脏、脑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上升，死亡率明显增加。此外，高温还可加快光化学反应速率，从而提高大气中有害气体的浓度，进一步伤害人体健康。
在“热岛效应”的作用下，城市中每个地方的温度并不一样，而是呈现出一个个闭合的高温中心。在这些高温区内，空气密度小，气压低，容易产生气旋式上升气流，使得周围各种废气和有害化学气体不断对高温区进行补充。在这些有害气体的作用下，高温区的居民极易患上消化系统或神经系统疾病。此外，支气管炎、肺气肿、哮喘、鼻窦炎、咽炎等呼吸道疾病人数也有所增多。
用“绿岛”拯救“热岛”
国内外许多专家都在积极进行这方面的探索和研究，目前已有多种方法可供选择。例如可将城市建筑物表面颜色由深变浅，以减少对太阳辐射的吸收；在路边、花园和屋顶栽种上花草树木；加强城市规划，选择合理的城市结构模式，统筹安排工厂区和居民区；将城区分散的热源集中控制，提高工业热源和能源的利用率，减少热量散失和释放，也是一项很重要的措施。
专家呼吁：城市规划要增加气候论证，立体绿化更是治本之策。既然城市中人工构筑物的增加、自然下垫面的减少是引起热岛效应的主要原因，那么，在城市中通过各种途径增加自然下垫面的比例，是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有效途径之一。
绿地是城市中最主要的自然因素，城市绿化覆盖率与热岛强度成反比，绿化覆盖率越高，热岛强度越低，因此，建立规模化的集中绿地是最能直接削弱城市热岛效应的做法。
据科学统计，每公顷绿地平均每天可从周围环境中吸收的热量，相当于189台空调的制冷作用；平均每天吸收1.8吨的二氧化碳，显著削弱温室效应的产生。此外，每公顷绿地可以年滞留粉尘2.2吨，将环境中的大气含尘量降低50%左右，可有效抑制大气升温。
“热岛”时代的城市绿化，不是一个简单的数量增加。中国林学会理事、南京林业大学汤庚国教授强调，一个城市绿化怎么样，不仅要看绿地率、人均绿地率以及绿地覆盖率，更要看绿量——树上每片树叶的面积之和。单纯追求绿地率，容易急功近利。“弄几吨草种撒一下，过几天，就能增加一大片绿地。”这样的“地毯”很漂亮，但从生态价值来看，难与树木相比，“十亩草相当于一亩树”。一个合理的城市绿化体系，应该层次丰富：在城郊建森林。上海、广州、南京等大城市，均已开始行动。南京在周边准备投入100多亿元，培植140万亩的连片林地。当然，这个森林物种搭配比例要合理。在29平方米空间内，一般栽1棵乔木，6棵灌木，20平方米草坪。汤庚国强调，各个城市一定要保护现有的大树。“像树冠很大的梧桐树，有的城市最多曾有2万株，因为给城市建设让路，现在只剩2000多株。这里面损失的绿量难以计算！”其次，城市中间，不仅要见缝插绿，而且尽量多栽树木，形成几百亩哪怕是几亩大的森林。绿化覆盖率达到30％以上，绿地才有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作用；绿化覆盖率达到40％以上，热岛面积可减少3／4；绿化覆盖率达到60％以上，热岛效应才能基本被控制。
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教授余志豪提出，“减少热量排放、增大绿化面积是减弱热岛效应的根本途径”。园林专家介绍说，立体绿化“能吸收大气污染物、增湿、滞尘、降噪，遏制‘热岛现象’加剧，变‘热岛’为‘绿岛’，降温效果好，如地毯式的屋顶或爬满常春藤和爬山虎的墙壁在盛夏可使室内温度下降2℃～4℃，节约空调耗电量20％～40％。经计算，屋顶绿化相当于地面绿化效益的60％。”
风、水面等自然因素也可有效缓解城市的热岛效应。风是热岛效应的“天敌”，当风刮起来的时候，热岛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通过大气环流，热岛与周围地区的空气进行交换，以此降低自身的温度。水面不仅构成了城市美丽的景观，当温度升高时，它的蒸发作用能冷却空气，使环境温度降低。因此，使建筑低层化和合理分散化、市内道路宽敞，从而畅通城市的“通风道”，并尽可能扩大城市水面，是改善热岛效应的有效途径。
缓解热岛效应是一项长期的、综合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努力和配合。加强城市规划，选择合理的城市结构模式，树立城市生态学观念，尤其是要加强绿化，增加植被面积，通过植物吸收热量来改善城市小气候，河湖净化、空气质量监测等生态建设活动，一样都不能少。
目前，各级政府和广大群众都非常重视城市环境质量的提高，正在开展城市绿化、污染控制等生态建设活动。相信通过全体人民的努力，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逐渐远离热岛效应的困扰，把自己的家园建设成一个个环境优美、生态良好、舒适惬意的现代化城市。

城市气象灾害伤亡惨重的台风风灾

城市风灾一般指台风和雷暴大风。在我国造成风灾的天气首推台风。台风是发生在热带洋面上的一种强烈的气旋性风暴。据世界气象组织（WMO）报告，全球每年死于台风的人数为2万～3万人，西太平洋沿岸国家平均每年因台风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40亿美元。我国东临西北太平洋，大气风暴灾害频度很高，是世界上发生台风最多的地区。我国每年平均有8次台风登陆，有的可深入内地1500千米。有的台风虽然没有登陆，但从近海地区移过，对沿海城市仍可造成重大影响。1994年有11个台风在我国登陆，造成的直接损失在550亿元人民币。这一台风于1994年8月21日～23日在浙江省瑞安登陆，强风持续12个小时以上，属百年罕见。其中乐清市日降雨量为620毫米，突破浙江省日雨量历史之最。与此同时，在温州沿海，掀起巨浪有十几米高。台风使1200人丧生，200多万人被洪水围困，倒塌房间20多万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120多亿人民币。
台风有利有弊，它会对热带作物带来危害，也会带来丰沛的雨水，解除旱情、蓄水发电、清除空气污染物。台风的强度分为4个级别：热带低压，中心附近最大风力6～7级；热带风暴，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9级；强热带风暴，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11级；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或12级以上。中国气象局曾于2001年下发《台风业务和服务规定》，以菩式风力等级将12级以上台风补充到17级（注：这一做法气象部门尚未采用）。12级台风定为 32.7～36.9米／秒；13级为37.0～41.4米／秒；14级为41.5～46.1米／秒，15级为46.2～50.9米／秒，16级为 51.0～56.0米／秒，17级为56.1～61.2米／秒。琼海30多年前登陆一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73米／秒，已超过 17级的最高标准，称之为18级，也是国际航海界关于特大台风的普遍说法。
龙卷风是一种最猛烈的小尺度天气系统，直径只有几米至几百米，极少数可达1000米以上，其生命史也极短，一般只有几分钟。例如：1956年9月23日，上海的一个龙卷风曾削去一座混凝土四层楼房的一角，还将一个重为110吨的油罐从地上拔起并抛到120米远的地方；1996年7月15日～21日，江苏省35个市（县）受到暴雨及龙卷门袭击，倒塌民房1.8万间，死亡4人，伤1000多人，直接经济损失7亿元。1997年冬春季，美国连遭龙卷风，尤其是3月份上旬，强龙卷风（约14个）席卷美国中南部，阿肯色州受灾最重，为30年来遇到的最严重的龙卷风灾，至少25人死亡。同时龙卷风又引发俄亥俄河水暴涨，一些地区的洪水为1931年来最严重的，死亡59人，损失高达3.5亿美元。
在全国各个城市均可发生寒潮和雷暴大风，风速远比台风为小，其损失是造成局部破坏。如1993年北京站前的钢架广告牌，在一次寒潮南下形成的大风中刮倒，死亡2人，伤17人。成都市1992年10月21日发生广告牌被大风刮倒事件，砸死2人，重伤1人，伤数人。
城市现代化对风要有新认知。比如高楼风对人的影响。1982年1月，一个强风吹拂的日子，当金融分析师罗丝·史匹尔沃小姐从纽约市曼哈顿的一栋玻璃帷幕大厦走出时，一阵强风将她卷起然后重重地摔倒在水泥地面上，致使她当场肩胛骨碎裂。事后，史匹尔沃小姐将大厦的建筑师、建筑承包商、业主、经理及纽约市政府告上法庭，并要求赔偿650万美金。这在若干年前似乎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法庭可能也不会受理这类事件的诉讼案，人们通常都认为强风是老天爷做的怪。事实上，就如同史匹尔沃小姐的律师在起诉书上所描述的一样，建筑专家们早已知道，大都市地区街道上的强风往往不能怪老天爷，而应该归罪于建筑师、工程师乃至市政规划人员。这是由于规划之初，他们疏忽了在高大建筑物的四周也能产生危及行人的强风。
1983年，加拿大有一家四口人走在围绕市政大厅中央圆顶慢跑道时，慢跑道的一部分突然被一股阵风吹倒在二层裙楼上，致使他们全家逃避不及都受了重伤。事后，这一家将多伦多市政府告上法庭，要求赔偿300万加元。北京目前有些高楼如高达200米的京广中心附近，也出现过大风中行人行走困难、被风吹倒等现象。再如1972年，位于美国波士顿的一栋大楼，建成后没多久，就受到大风的侵袭，楼体表面的玻璃由于经受不住大风的吹蚀，一块块开裂掉了下来。从那时开始，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才逐渐意识到风对城市建筑的危害以及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并开始研究探索风的运行规律，找出风对大楼楼体破坏的原因。这种破坏，实际上就是一个风压的问题，就是当风吹到一座建筑物的迎风面时，会对迎风面产生一个压力，而在背风面产生一个负压力，在这个压力下，玻璃就不堪重负，时间长了就开始破裂，最后粉碎。找到原因后，科学家们开始着手于提高楼体抵御大风吹蚀的研究，除加固设计外，还要对大楼整体的受风面以及不同高度、不同方向所受到风压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其次，大型建筑项目由于空调、取暖、照明等能耗过大、产生大量热量改变了城市原有热平衡关系，而加剧了城市热岛现象。要想在大楼建成之前，掌握这些信息，需要借助于风洞实验，在风洞实验结果的帮助下，城市建筑设计者们就可以在施工之前了解到设计方案中的缺陷和不足。

城市气象灾害昏天黑地的尘暴雾灾

尘暴的人文视角
“解落三秋叶，能开五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这是唐人描写风的一首谜语诗，每句都不乏气候和物候的要素。风是一种最常见的自然现象，也是人类最熟悉的天气要素之一。春风和煦，风清月明，风是一种看不见的景致；“风如拔山怒”、“拔出千尺松”（陆游诗），风则是一种灾害。风发脾气的时候，漫天黄沙，吞没农田，毁坏道路，影响人民生活，“沙尘暴”已成为春季我国北方地区最大的气象灾害。
风为古代文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风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性工具。倘若地球上没有风，水汽就无法输送到大陆，陆地将很少有降水，久而久之，河川断流，湖泊干涸，地下水也会日益枯竭。与此同时，因为没有风，高低纬度的热量不能交换，热带地区将更加炎热，寒冷地区也将愈趋寒冷。《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以异常醒目的标题，隆重推出了关于沙尘暴问题的一组文章，如《沙尘暴——地球不可或缺的部分》、《沙尘暴的杰作——黄土高原》等。这些文章根据环境化学、海洋生态学、大气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为世人“一步步勾勒出沙尘暴的另一幅面孔”即“生命万物的忠实朋友、改善环境的可靠帮手”。可见，对人类而言，沙尘暴“也是大自然的一种恩赐”。这些文章还进一步把沙尘暴提到“自然规律”的高度来看待，认为沙尘暴“不但不是现代社会独有的，而且无法根治，大的气候趋势不可违背”。
在诸如沙尘暴这类自然灾害的形成过程中，人类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作为一种自然过程，尘暴的发生确实有着不容否认的自然原因。《尘暴》的译者侯文蕙教授指出，我们在分析2003年北京没出现尘暴的原因时，不能单纯地将其归功于人工治理的成就，还要看到雨水确实多于往年，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忽视自然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问题片面化、极端化、淡化甚至无视人类的影响和作用，恐怕也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长期从事中国沙漠考古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的景爱研究员概括道：“土地沙漠化，既是一种自然现象，又是一种社会现象，这是沙漠化的二重性。长期以来，许多科学家着重强调沙漠化的自然性，而忽视了沙漠化的社会性，很少从社会的角度调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结果治理沙漠化的成果往往又被人类活动所抵消。这是过去治沙活动没有扭转沙漠化恶性发展的根本原因。”
北京师范大学沙漠研究中心主任邹学勇教授，则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对尘暴的二重性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在风的作用下，对草原的人为破坏（如过度畜牧、开垦田地等）必然加重扬沙现象。沙尘暴的产生固然有自然的原因，但更是人的因素所致，近代工业化以来尤其如此。就我国的情况而言，人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了缓解因人口增长造成的人地紧张关系，中苏两国在上世纪中叶都曾大幅度开荒，出现了大规模的垦荒运动；一是迷信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忽视自然规律，只看到短期利益而盲目建设。这是当前应该吸取的教训。
国家环保总局与中国科学院联合进行“探索沙尘暴”科学考察，考察结论认为，人为破坏是形成沙尘暴的重要原因之一。据专家介绍，频率加快、间隔变短、强度增大已成为近年沙尘暴的新动向。通过实地考察发现，沙尘暴的形成及其大小直接取决于风力、气温、降水及与其相关的土壤表层状况，异常气候作用于沙尘源是主要原因。虽有自然的、种种不可抗拒的因素，但与自然环境的人为破坏、植被被毁、沙漠化土地不断扩展有很大关系。多年沙漠与沙漠化研究工作经验表明：我国西北、华北北部沙漠面积广阔，极易出现沙尘暴天气。同时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生态环境也很脆弱，其植被极易破坏而难以恢复。加上还存在毁林毁草开荒、过度放牧等人为破坏活动，造成了土地沙化不断扩展，这就为扬沙浮尘的天气创造了条件。
随着人工影响天气水平的日益提高，总有一天，人类会让风“变乖”，使之只能做好事，不会做坏事，为人类的文明立功。
雾灾：温柔的杀手
城市雾害是较为常见的灾害性天气，具有出现几率高、发生范围广、危害程度大等特点，我国一年四季都有它的踪影，都能领教它的危害，尤其在城市中，近年呈增加趋势。气象统计资料表明，雾灾比暴雨、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出现的几率要大，而且危害越来越严重。
城市化发展，使城市空气中尘埃、气溶胶离子等增加，容易形成雾天，降低低空能见度。近几年，每到10～12月，当大气温度层结稳定时，经常出现连续2天以上大雾天气，给城市公路交通、民航、重大活动及居民健康带来危害。
回想当初的“雾都”伦敦，工业化致使城市整日被大雾笼罩。而北京目前的汽车保有量达到２７０万辆。据专家介绍，汽车尾气主要成分是炭黑，会促成水气凝结成较大颗粒，最终形成大雾。人们担心北京成为“雾都”，将20世纪北京城区能见度和雾日（含轻雾）的五年平均值变化比较，发现90年代前期与50年代后期相比，能见度减少4公里，雾日数增加42天，70年代后期开始雾日数猛升，能见度锐减。
雾给人的感觉是温和的，没有狂风暴雨那么刺激，甚至带给人一种朦胧的美感。殊不知，在朦胧的背后，每一次大雾，让都会整个城市付出惨重的代价。
2004年4月1日，由于大雾弥漫，约50～60辆汽车在加利福尼亚州15号州际公路上发生连环相撞事件，至少造成24人受伤。15号州际公路是洛杉矶通往拉斯维加斯的主要公路，撞车事故最初开始于当天早上6点。消防官员称，在不足两英里的一段路程内发生了至少4起事故。为处理事故，15号州际公路向北车道被迫关闭了数小时。
据北京市交管局提供的数据，在中型雾天，全市至少会出现十几起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由此带来的直接损失达上百万元。在高速公路上，能见度低于５０米就要封闭道路。暖雾一般形成于早晨，会赶上上班高峰，其破坏能力相当明显。除了加重交通拥堵之外，局部地区还会形成交通瘫痪，其经济损失很难量化，大约会有数千辆车被“晾”在公路上，工时费、能源消耗，按每小时２０元价值计算的话，造成的经济损失也会超过几百万元。1994年11月18日～19日两天大雾，造成首都机场200个航班延误，40个航班取消，滞留旅客2万余人。1990年2月13日～17日的连续大雾，造成161起汽车相撞事故，并造成京津唐供电网大范围“污闪”，51条输电线中掉闸147次，严重影响京津供电。有人给大雾造成的损失算了一笔账。根据统计资料，在全国范围内，一年下来大雾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加在一起，会高达２０亿元左右。以汉城奥运会共用８亿美元为标准，我国大致四年的“大雾损失”就可以举办一次奥运会了。
在冬天，雾和逆温层同时出现会加剧大气污染。大雾弥漫时，大气污染物会发生一系列物理化学反应，产生新的有毒物质，严重影响人的身体健康。

城市气象灾害无孔不入的雷击灾害

雷击重灾区从农村转向城市
随着电视、电脑等电器在城市普及等原因，城市雷击事件开始频发。雷击灾害的重灾区，正在由农村向城市转移。
雷击发生频繁是2004年夏季气象灾害的一个显著特点，共造成至少141人死亡。其中6月死亡30人，7月死亡50人，8月死亡61人。
2004年7月20日晚，一阵电闪雷鸣之后，汉口舵落口临汉江边的一座大型仓库遭到雷击，仓库内线电话和红外线报警系统瘫痪。江城2004年以来已发生雷击事故30余起，致4人死亡、3人受伤，一些居民及单位房屋损毁、网络瘫痪、通讯中断。这些雷击事故主要集中在使用电子产品的场所，电器遭感应雷击占80%。2004年4月25日江城某高校校园网络遭雷击，4月29日全市大范围电脑网络系统遭雷击。
1992年4月27日，南昌江西医科大学遭感应雷击，160门程控电话有120门被毁。同一天，江西财经管理学院200门程控电话全部被毁。1992年5月1日，长沙湖南广播电视大学200门程控电话、6台计算机和多台彩电因感应雷击被毁，损失100多万元。1992年6月22日，北京国家气象中心计算机室遭感应雷击，大型和小型计算机网络中断，多台计算机接口被破坏，计算机系统工作中断46小时，经济损失20多万元。1993年4月21日，第一届东亚运动会前夕，上海奥林匹克俱乐部大楼遭感应雷击，楼内控制程控电话的电脑被破坏，损失数万元。
江西省是雷电灾害多发区，年平均落雷17万至20万个，每年发生雷电事故180至200起。全省每年因雷击造成人员伤亡近百人，损坏变压器、家电、通讯设备、网络设备上千台，并造成建筑物被毁、火灾事故以及部分地区停电、停水、信息网络瘫痪、通信中断，经济损失近亿元。长沙地区是雷击高发区，年平均雷暴日近50天，长沙市每年发生雷击灾害100余起，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严重。
2004年雨季以来，云南省雷击事件已发生数十起，全省１６个地州市无一例外，雷击已导致１４人死亡，２０余人受伤。此外，雷击还使云南数百台计算机、网络、监控器等电子设备和家电损坏。云南省是遭受雷击灾害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全省大部地区年均雷暴日在８０天左右。每年雨季的５~１０月是雷电灾害的高发季节，滇西、滇南的不少地区年均雷暴数甚至超过100百天，西双版纳的勐腊县是全国两个年均雷暴数最多的地区之一，被称为中国的“雷都”。
专家分析指出，社会普遍缺乏对雷电灾害的防范意识，是造成雷击损失严重的主要因素。一些群众缺乏基本的防雷知识，雷雨来时甚至将孤立危险的茅棚、亭子、大树、屋檐等当作避雷的“安全场所”，直接导致人员伤亡。更为严重的是，有关部门在检查中发现，云南全省应装而未装防雷装置或防雷装置安装不完善的建筑物高达50％以上，已安装防雷装置但检测不合格的竟占30％；云南全省目前纳入防雷设计审核，竣工验收的建筑物不足30％，一些单位安装的防雷装置长期无人管理。
现代城市缘何雷灾频频？主要原因是随着经济发展，高楼大厦越来越多，且楼层越来越高，楼内大量钢筋和电气设备形成了引电场；通信网络设施日益增多，使产生直击雷和感应雷的几率大大增加。另外，少数单位防雷意识淡薄，应安装防雷器的设备和场所未按技术规范安装好，也产生大量安全隐患。为此，专家呼吁，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和普及防雷知识；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单位的防雷设备、设施，应经常进行检测，以防患于未然。

富兰克林也无可奈何的感应雷
200多年前富兰克林发明的“避雷针”防避“直接雷击”具有盖世之功，而对“感应雷击”却无能为力。
雷电引起的雷击是夏季常见的一种自然现象。自然界中的雷击有直接雷击和感应雷击两类，直接雷击声光并发，咄咄逼人，老幼皆知。而感应雷击悄悄发生，不易察觉，后果严重。直接雷击与感应雷击破坏的对象不同，前者主要击坏放电通路上的建筑物、输电线，击死击伤人畜等，后者主要破坏电子设备。
感应雷击是由于雷雨云的静电感应或放电时的电磁感应作用，使建筑物上的金属物件，如管道、钢筋、电线、反应装置等感应出与雷雨云电荷相反的电荷，造成放电所引起。一台电子设备招引感应雷击的通道主要有：天线、馈线引入、电源线路引入、信号线路引入。信号线路的种类很多，高频信号传输线路、程控电话线路、电脑数据处理线路等等都可能引入强大的雷电信号而击坏电子设备。接地线路也会引入。对于建筑物中电子设备群体来说，引入感应雷的通道主要有：建筑物中一切电子设备的天线、馈线、电源线、信号线、接地线都是建筑物的进雷通道；出入建筑物中各种电源线路及建筑物内部“长”距离信号线路；具有公共接地的建筑物中的一切金属管道，在直接雷电流流经其上时，其周围产生的磁场涡流在金属表面感应出来的雷电冲击波；雷电放电时，在金属表面感应出来的雷电冲击波；直接雷击落雷点建筑物的雷电高位冲击；直接雷击落雷点建筑物的雷电反冲电流。
这种电流可通过相邻建筑物的接地线路进入其电子设备，使电子设备的机壳和机芯之间产生放电现象而损坏。现代社会，电子设备大量应用，感应雷击的危害日益严重，仅依靠“避雷针”防雷已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防雷专家们也早已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进行了一系列防避感应雷击的试验和研究，以保障各种电子设备安全，减轻雷击灾害。
万钧雷霆夏之歌
古谚云：“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叱咤天空的雷电，是大自然唱出的夏之歌。
雷暴是一种严重的灾害性天气，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和杀伤力，直接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了解雷暴相关知识，对增强防雷意识，强化防雷措施十分必要。
最早,人类对惊天动地的霹雳和划破长空的闪电感到无比恐惧。欧美人认为“雷电是上帝之火”，我国古代信奉“雷公”、“闪母”。东汉时期，王充在《论衡》中最先试图从科学角度阐述雷电现象，他断言雷是太阳热量激荡空气而形成的。1752年7月，美国科学家、避雷针的发明者富兰克林，冒险将风筝放飞到雷电交加的空中，将电火引到地面，从而证实雷电是大自然中的放电现象。雷暴是由发展旺盛的积雨云引起闪电、雷鸣现象的局地风暴。水蒸气激烈上升形成的积雨云中，凝结有巨大数量的小水滴和冰晶，它们之间的高速碰撞使云体带上电荷。带不同正负电荷的云体相遇，便产生火花放电现象，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闪电；带电粒子流在云中高速运动，使空中气温猛升，气体膨胀，放电后又急速冷却收缩，一胀一缩激荡空气发出巨大声响，这就是我们听到的雷声。雷声和闪电在高空同时出现，由于光速比声速快，所以一般都是先见到闪电后听到雷声。
雷暴的水平范围为几千米到几十千米，伸向高空的高度可达8～15千米；可持续几分钟到几十分钟，通常伴有阵雨、大风，有时也伴有冰雹或龙卷风。
雷暴能变幻出各种神秘莫测的怪异景象。排列整齐的一队羊群，雷电可能有规律地间隔击毙其中的一部分；遭到雷击的人或动物，可能在皮肤表面或毛皮之内留下某种图案或“象形文字”。据悉，美国有个小男孩爬到树上掏鸟蛋，适逢雷击，落地毙命的小男孩胸部清晰地烙着那棵树的图像，枝头上还有一只小鸟，小鸟的旁边正是那个鸟窝。人们对这些现象至今还无法做出科学的解释。
闪电的颜色以白色最为常见，也有红色和绿色的；形状以树枝状居多，也有珍珠状和火箭状的。有一种球状闪电，小如核桃，大如排球，从空中落下后发出红色、黄色、黑色或银灰色光芒，在低空飘荡，类似鬼魂，还能钻入门窗；有时转悠一阵又腾飞别处，有时会炸裂房屋引起火灾。
全球从南纬60°到北纬80°都有雷暴活动，热带最多，温带地区一年四季都会出现，并在春夏最多。从雷暴的分布来看，陆地多于海洋，陆地雷暴多出现在午后，海洋中多发生在暖海流水域上空，并在夜间居多。我国沿海雷暴以海南岛最多，平均每年出现100多天。
雷电既可造成令人毛骨悚然的灾难，却也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35亿年前的地球是一片荒漠，满目凄凉。正是天公放出的雷电，像催生婆一样，促使芸芸众生相继降临人间，使整个自然界充满了勃勃生机的繁荣景象。
闪电放出的是直流电，在刹那间的闪电之时，可把闪电通道上的空气加热到6000℃～10000℃，甚至高达20000℃～30000℃，大气中的氧和氮在高温下会合成二氧化氮，随雨水溶解成稀薄的硝酸，渗入地下后形成多种硝酸盐，成为植物理想的天然氮素肥料。雷暴在给地球带来大量雨水的同时，受雷击的空气每年能产生数亿吨氮肥，随雨水渗入土地。
雷鸣电闪时产生的强烈的光化学作用，可促使空气中的一部分氧气发生反应而变成臭氧，并伴随着雷电的上升气流，可将臭氧层这把“保护伞”进一步加固，使地球上各种生物免遭过多的紫外线伤害。
震耳欲聋的隆隆雷声，强大的声波可杀灭空气中的细菌，使其变得洁净。雷雨过后，每立方厘米空气中负离子数目可达1万余个。负离子被誉为“空气中的维生素”。
地质工作者利用雷电偏爱打击容易导电的物体的特性，可顺藤摸瓜找到地下金属矿藏。在地球大气对流层中，每一秒钟约有100余次雷电落地，每天有800余万次闪电释放着巨大的能量。其中落地雷，电压可高达几千万伏，峰值电流的强度为5～20万安培。这不正是一座天然“发电厂”吗！若将这一巨大的电能“捕捉”并储存起来，就成了取之不尽的能源。

城市气象灾害耸人听闻的气候灾变

“今后20年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构成的威胁要超过恐怖主义。届时，因气候变暖、全球海平面升高，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和资源将锐减，并因此引起大规范的骚乱、冲突甚至核战争，成百上千万人将在战争和灾害中死亡。”这是据英国《观察家报》披露的美国五角大楼向布什总统递交的一份“秘密报告”中的警告内容。
2004年7月，由中国科协主办的青年科学家论坛第87次活动在北京举行，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罗勇在对这份“秘密报告”进行分析后指出，报告中所描述的情景是极其极端的情况，仅仅有可能发生在某些地区，而非全球所有地区，据了解，该“秘密报告”的基本思路是：目前已发生的并将继续出现的气候渐变（变暖）将引起北大西洋温盐环流的崩溃或减缓，引发显著的气候突变，如气候将变冷、变干、风暴增加，从而造成承载能力的降低（食物、水和能源供应的匮乏），进而对国家安全产生重大的影响，如边境管理问题、全球冲突以及经济衰退。
该报告认为，由于这些可怕的潜在后果，气候突变的风险尽管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而且发生的可能性也很小，但应该把对气候变化的关注提高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不应只停留在科学的争论上。
该“秘密报告”中与中国有关的描述为：中国迫切需要大量的食物养活其庞大的人口，季风降水可靠性的降低将对中国产生重大的影响；中国南部地区在2010年前后将发生持续整整10年的特大干旱；夏季季风可以为中国带来降水，但也会引起负面效应，如洪水可使水土流失更加严重；水汽蒸发冷却作用的降低，会引起寒冬延长、夏季高温增加；由于降水减少，业已十分紧张的水资源和能源供应将变得更加严重；饥寒交迫的中国觊觎俄罗斯和西部邻国的能源，大范围的饥荒将会引起混乱和国际争端。
该“秘密报告”是否可信呢？如果抛开报告中那些耸人听闻的可怕描述和强烈的政治色彩，应该说报告所引用的科学结论大多是得到科学家公认的研究成果。而且，在报告中作者反复使用的是Plausible (似乎可能的)，而不是非Possible（可能的），这说明作者描述气候突变的严重后果时还是十分慎重的。
正像作者在报告中所明确指出的，该报告的目的不是预测气候将如何变化，而是描绘出如果我们对气候变化没有做相应准备的话，气候变化将对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从科学上看，该报告具有两个方面的积极意义：首先是它扩展了气候变化研究的范围，把气候变化从科学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待气候突变问题的严征性；其次，报告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分析，有别于以往仅考虑气候渐变的影响，强调气候突变的影响更可怕。报告提醒人们，要充分认识到慎重对待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影响。当然，报告中所描述的情景仅是极其极端的情况，也许会发生在某些地区，但不会是全球所有地区。而且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相当低。其二，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很大，尤其是气候突变的不确定性更大。因此从科学和技术上，要加大支持力度，组织各方面专家加快对气候变化的事实、成因和对我国的影响及其适应对策方面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
与2003年发生的非典和2004年发生的禽流感一样，气候突变的发生及其影响虽具有很低的可能性，但具有很强的破坏力，报告确应给我国敲响警钟：万一类似的气候突变真的发生了，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做？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应变能力加以应付？因此，防止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应变能力方面急需引起重视。

城市地质灾害首都，地质灾害严重

我国山地、高原、丘陵占国土面积的69％。在大气、人类活动影响下，每年都产生大量山崩、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云、贵、陕、川等省是滑坡多发地区，受泥石流威胁的城市有70余座。上海、天津、常州、无锡、宁波、北京、太原等城市，由于过量开采地下水，造成地面沉降，地下岩溶和采矿空洞也可能造成城市地面的塌陷，危及地面建筑物和工程设备。
自然变异和人为的作用都可能导致地质环境或地质体发生变化，当这种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其产生的后果损失及危害称作地质灾害。
在世界大都市中，北京是发生地质灾害较多较严重的城市之一，北京地区由于地形地质条件较为复杂，断裂构造发育，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匀等自然条件的影响，以及上千年人类经济活动产生明显的地质环境问题,具有灾害频发、灾种多、群发性强的特点，并存在着大量的灾害隐患。北京地区发生的地质灾害种类有：泥石流、滑坡、崩（滑）塌、矿山地面塌陷、地下水污染、地面沉降、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等多种。
北京地区有9个区县32乡镇受地质灾害影响较为严重，多数地区存在潜在危害，局部地区的地质灾害已经给当地的生命财产、交通和水利设施、旅游设施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如:北京地区的突发性地质灾害（泥石流、矿山地面塌陷、滑坡、崩塌）,影响面积为5600平方公里，涉及7个区县、54个乡镇、200个村庄、6000余户、20000多人、4条国道、2条高（快）速路，3条铁路以及众多电力和水利设施。
泥石流是北京山区最严重的地质灾害之一，突发性强，危害性大，损失严重。2004年4月21日，北京市地质灾害防治总体规划公布，1949年以来泥石流共造成北京市509人死亡，泥石流成为北京地质灾害首要“杀手”。规划报告透露，泥石流分布在密云、怀柔、延庆、房山、门头沟、平谷、昌平几个山区境内。20世纪60年代至今，北部山区泥石流灾害出现较多。地质研究所总工程师韦京莲介绍，增加植被覆盖率将能有效降低、减少泥石流发生频率。全市有崩（滑）塌34550处，主要分布在密云北部、怀柔中部及房山大石河等地区。1949年以来崩（滑）塌已造成70多人死亡、200多间房屋被毁。
矿山地面塌陷严重。北京矿山地面塌陷灾害主要发生在门头沟区和房山区内的煤炭采空区，据不完全统计，已发现塌陷299处、塌陷坑1232个、地裂缝577条、不均匀沉降47处，塌陷造成的山体滑塌84处。雨季陡降暴雨是地面塌陷的主要促发因素。人类居住的古老采空区是主要灾害隐患区。矿山地面塌陷造成对房屋、道路、水力电力设施、林木及耕地的严重破坏，累积直接经济损失近2亿元。
北京西郊地下水源衰竭。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资源是华北平原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经多年开采和动态观测验证：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可开采量达25亿立方米／年。近年来，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开采量一直保持在25亿～27亿立方米／年，占北京市总供水量的三分之二。1980年以来，北京城近郊区及部分卫星城镇地下水资源过量开发利用，地下水位呈下降趋势，形成局部地下水位降落漏斗；地下水资源在总量上是超采，北京市平原区截止至1995年底，地下水储存量累计亏损量达38.02亿立方米，其中，北京城近郊区地下水储存量累计亏损量达18.58亿立方米。北京西郊地区地下水位一般下降10～15米，而东郊地区地下水（承压水）水位一般下降11～15米。北京城近郊区形成1000平方公里以上区域性的地下水位降落漏斗，并不断发展扩大。
地下水是北京城乡供水主要水源，水质好坏也直接影响城市供水和部分工业供水。北京地下水在60～70年代一般符合生活供水要求，仅在局部（城区浅层地下水）有污染恶化现象。由于北京城市迅猛发展扩大和人口增加，城市生活污染水和工业废水大量排放，造成部分地层及浅层地下水水质污染与恶化。
大城市开采地下水引起地面沉降是我国城市建设和发展中一个突出的地质环境问题。北京东郊地区从60年代发现地面沉降，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地面沉降最快时期，年均地面沉降量达50毫米，1980年地面沉降量达80毫米，截至1987年底北京东郊最大地面沉降量累计为619毫米。北京东郊地区沉降面积达800平方公里，其中地面沉降量大于100毫米的面积为260平方公里。朝阳来广营、昌平沙河—东三旗、顺义平各庄、大兴庞各庄等多个地面沉降中心区，中心区最大累积沉降量已近800毫米。沉降区内的工厂、居民楼、地基、地下管道等工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首都北京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预防和治理地质灾害对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实现可持续发展、保证北京市空间发展战略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2008年将举办奥运会，做好北京地区的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对迎接“新奥运”、提升北京的国际大都市地位，都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

城市地质灾害城市，正在纷纷下沉

在我们国家，不仅首都北京面临着地质灾害，更多的城市也面临着不同种类，不同类型的地质灾害。
上海、天津、常州、无锡、宁波、北京、太原、西安、沈阳、太原、包头、苏州、南通、阜阳、嘉兴、沧州等16个省(区、市)的46个城市(地段)，总沉降面积达4.87万平方公里，沉降原因主要在于过量开采地下水。地下岩溶和采矿空洞也可能造成城市地面的塌陷，危及地面建筑物和工程设备，这些都属于“建设性”破坏造成的人为地质灾害。
上海市从1921年至1956年累计沉降量达到2.63米，其中市区年平均最大沉降量达110毫米，形成较大的沉降洼地。该市1961年进行勘察试验研究，1965年开始压缩开采地下水，至1986年20年时间内累计沉降量只有36.7毫米。上海市1995年市区地下水开采量较1994年略有减少，而郊区却较1994年增加，且均加大了对深部含水层地下水的开采量。由于水位下降引起的地面沉降市区约9.4毫米，近郊区约11.4毫米。再加上大规模市政建设的实施，城区建筑对地面沉降产生了愈来愈明显的影响。因此，市区平均实际沉降12.8毫米，近郊区为10.5毫米。
天津市从1959~1977年沉降面积已达到7 300平方公里，其中塘沽地区最大累计沉降为1.78米。1959~1971年间均沉降量为54.5毫米；1971~1976年间增加到163毫米；1995年平均沉降量为14毫米。因减少地下水开采，市区地面沉降已基本控制。
常州市1983年测量沉降面积已达2 000平方公里，已超过市区面积，最大沉降量为512毫米，平均年沉降量为59.63毫米。
宁波市地面沉降面积约94.7平方公里，沉降中心区累计沉降量已超过380毫米，沉降速度每年为25~30毫米。1987年采取减少地下水开采量、人工回灌等措施，地面沉降明显降低，并得到基本控制，中心沉降速率减少到5~8毫米。但1993年至1995年又明显增大，1993年中心区沉降量为15.1毫米，1995年为23.2毫米。
城市沉降成因，除了绝大多数由地下水的超量开采所致，有些地区还有其他情况，如地壳运动(西安)、石油开采(大庆、任丘、塘沽)等。从规模(面积)和程度(沉降中心的最大累积降深)来看，以天津、上海、苏州、无锡、常州、沧州、西安、阜阳、太原等市最为严重(最大累积沉降量均在1米以上)，其中天津在沉降面积、最大累积降深和年沉降速率几方面都最为严重。在发展趋势上，以天津(最大沉降速率为80毫米／年)、安徽阜阳(年沉降速率60—110毫米／年)、山西太原(沉降速率为114毫米／年)等地最为严峻。河北平原、天津、安阳、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均有区域性整体下沉的特点，这几个地段面积小者达数百平方公里(苏、锡、常)，大者达数千(安阳以东地区)至1万平方公里以上(天津、河北平原)。
由于地面沉降发展缓慢，短时期不易察觉，因而影响范围之广，治理难度之大，远超过城市其他灾害，所以地面沉降被称为“温柔杀手”，具有“滴水穿石”的破坏效力。
论及地面沉降造成的最大危害，且以天津为例。最大的危害就是损失了天津的地面高程，并由此而引起一系列危害：
一是降低了城市防御风暴潮的能力。渤海湾地区是风暴潮多发区和重灾区，而天津市则首当其冲。历史资料表明，近100多年平均每4.7年就有1次风暴潮袭击天津海岸。由于地面沉降加快，防潮堤标高损失，风暴潮灾害的频率增加，平均每3.6年就发生1次，而且重灾不断。1985年8月2日和19日，天津沿海遭受两次风暴潮的侵袭，新港码头全部上水，仓库被淹，直接经济损失达1.3亿元。1992年9月1日特大风暴潮再次袭击天津沿海地区，直接经济损失3，99亿元。具体讲，天津近40年来，下沉了一个“穆铁柱”的高度。位于天津市西郊的天津测绘研究院内，矗立着一座监测天津地面沉降的第二座基岩标——李七庄基岩标，这座1988年建成的基岩标直观地反映着天津地面沉降的一举一动，令人视之堪忧。
二是加速了城市基础设施的破坏。大量城市基础设施损毁或失效、房屋变形开裂、管道折裂、排污不畅都是典型的地面沉降灾害现象。由于地面标高的不断降低，在旧城区改造时需要增加回填土方量，以达一定的标高。如天津市王串场危改平房面积26万平方米，为达到标高设计要求，需填土加高0.7~1.2米，按平均加高1.0米计算，需填土26万立方米，每立方米土按10元计，仅填土一项就增加投资260万元。其他如房屋基础下沉，边道和马路逐年加高造成使用不便，五六十年代建的房屋出现三级跳坑(房屋地面比院子低，院子标高比胡同低，胡同标高比马路低)。市政排水困难，多处形成雨后大面积积水。
三是降低了海河泄洪能力。海河是天津市重要防洪、排泄、蓄水、航运、旅游等综合利用的河道。海河在市区位于沉降中心地段，堤岸沉降达1.0~2.0米，塘沽段河滨公园附近沉降2.8米，再加上海河大闸多年来下沉1.3米多，河道和河口淤积，使海河的泄洪能力由原来的1 200立方米／秒，减少为250立方米／秒，现在的泄洪能力仅为原来的1／4。如果遇上特大洪水灾害，市区将一片汪洋。天津市委、市政府为保证汛期海河两岸堤岸功能，已准备清理河道，规划提高海河的泄洪能力。
我们认为，当前在人为地质灾害上存在的问题有：
（1）地质灾害全局性研究及规划管理薄弱；
（2）地质减灾高效而可靠的综合评价、预测、治理的科技和工程体系尚未形成；
（3）地质灾害减灾工作中高新技术的引入还不够；
（4）尤其缺乏地质灾害及减灾的法规体系。
因此，面对21世纪新的建设高峰，决策部门要未雨绸缪，明确减轻地质灾害、保护地质环境的归口部门；加强全国区域、国土建设地质灾害科学规律监测；注重加强对三峡库区迁建工作中地质灾害的系统化研究；强化三峡工程城市迁建—灾害防治—库岸防护相结合的移民工程总体观念。

城市地质灾害沿海城市，海水大举入侵

我国有沿海城市114个，拥有1.8万公里以上的大陆海岸线，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陆架和6500多个岛屿。随着沿海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海上生产活动日益增多，海洋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总体上呈明显上升趋势。据统计，我国每年因海洋地质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00亿元以上。
海岸是海陆交界的特殊地带，海岸带承受着陆地与海洋双重的压力。沿海区域既是发展海洋经济的主战场，又是地质环境十分脆弱的地方。人类社会发展程度越高，其经济活动和人口就越往沿海地区集中。全世界距海岸线100公里的沿海地区居住着全球60％以上的人口，发展中国家三分之二的人口集中居住在沿海地区，我国12亿多人口中到沿海居住的已超过6亿人。有限的自然被无限的人群任意撕扯，沿海地区的地质环境只能是愈来愈糟糕，海洋地质灾害的发生也就不可避免了。在众多海洋地质灾害中，除去风暴潮、海浪、地震、海啸等是目前人类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外，其他许多则是由于人为不合理的活动造成的。最为典型的是海水入侵和海岸侵蚀。
几乎所有濒临大海的城市，都面临着一个残酷的现实：咸腥的海水大举进犯地下淡水区域，造成地下水质恶化，甚至整个淡水区域因海水入侵而报废。地质学家将其称做海水入侵。海水入侵如同一个国家遭受外国人侵略一样，若不奋起反抗，便会受苦受难，甚至亡国。
地面上的大连城装扮得像一位美丽的少女。游客喜气洋洋，居民安居乐业。当每一位游客在赞叹大连清洁美丽的时候，当本土居民在为自己身为大连倍感自豪的时候，大连城市下面海水正疯狂地吞噬着地下淡水资源，正在偷换“美丽少女”的血液。
在大连南关岭地区，海水入侵面积27.2平方公里，为该地区陆地面积的一半；在金州及大连开发区，海水入侵面积60平方公里，黄海和渤海在金州人的脚下已经实现了亘古未有的汇流对接；在大连城区，海水入侵面积24.5平方公里，海水的“咸手”已经托起大连城的四分之一。目前，大连市海水入侵面积已达220平方公里，海水入侵面积已占了大连市的八分之一，最大海水入侵纵深已达8公里。若再不加以控制，整个大连市的地下淡水将全部被海水占领。
水文地质资料表明，60年代中期以前，大连市的地下水与海水处于平衡状态，两种水相互依托，互不侵犯。大连市位于辽东半岛南端，三面环海，淡水资源极为匮乏，年人均淡水资源不足800立方米，仅为全国平均水资源拥有量的四分之一。解放前，这里依靠几个小型水库供水。解放后，大连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激增，地上水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后，人们将目光对准了地下水。很凑巧，大连的地下水水质极好，喝起来甘甜可口，人们便肆意开采，打井取水过度致使地下水开采全线失控。据老水文地质专家回忆，60年代，大连地面的井打到50多米即可出水，到了70年代，井要打到80~100米才能见水，现在，许多地方的水井打不到百米以下绝见不到水。40年工夫，大连市的地下水水位下降了50多米。
从水文地质学角度讲，沿海地区地下有一条稳定的咸水与淡水的界限，形成一道“压力平衡区”，两者互不往来。水文地质专家称之为天然动态平衡。然而，这种平衡必须在地下淡水不减少的前提下才能维持。如果地下淡水大量减少，必然引起地下淡水水位下降，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后，水位较高、水量充沛的海水就会乘虚而入。大连的海水入侵正是由于多年对地下淡水过量开采所致。资料显示，从1982年至2000年，十几年中，大连地下水储量由原来的6亿立方米骤然下降至2.4亿立方米，这期间，地下淡水的补给能力锐减五分之三。如此大的空缺，只能任由海水补充了。
海水入侵给大连的工农业生产及人民生活带来极大影响。水文地质专家说，我国饮用水标准中氯离子含量不得超过250毫升／克，而许多当地人的饮用水中氯离子含量高达1000毫升／克，整整超标4倍。
大连城郊外有个稻香村。顾名思义，这里以盛产优质水稻而得其名。昔日，每年一到夏季，成百上千亩的水稻绿油油地煞是好看，如今，这种景象只能变成一种回忆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稻香村是一块块干涸龟裂的盐碱地，放眼望去白花花一片。旅顺郊外的三涧堡过分追求种植面积，人口增长过快，为满足用水的需要拼命打井，造成海水入侵。三涧堡曾是过去大连市有名的菜篮子，现在只能种植耐盐碱的韭菜了。
海水入侵如今已成为大连市最大的隐患。且看下面这组数字：70年代初，甘井子区仅出现2平方公里海水入侵，8年后扩大到49平方公里，如今的甘井子区，海水入侵面积已达到整个区的36％，且还有增长之势。水文地质专家提醒人们：若再不尽快采取有效措施阻止海水入侵，大连人从地下抽取的最后一滴淡水或许真的是自己的眼泪。
山东省遭遇海水入侵要晚些，始于70年代中期。然而，海水入侵的速度在一些城市却非常惊人。截至目前，莱州市海水入侵面积已占全市面积的11.2％。沿海平原80％以上的耕地质量严重退化，素有“山东粮仓”美称的莱州市每年减产粮食1亿公斤，全市受海水入侵影响的18家工厂，每年减少工业产值0.6亿元。寿光市因海水入侵使2000公顷耕地变成盐碱地，3000公顷良田受到严重危害，仅王高乡1978年至1988年就报废机井302眼，全乡1.5万人被迫饮用高氟劣质水。龙口市因海水入侵报废机井5380眼，4万余人吃水困难，3500公顷良田受损。青岛市因海水入侵造成600公顷农田、菜园绝收，10个村庄3万余人饮水困难。烟台市因海水入侵使主要供水水源地大沽夹河水质遭到严重破坏。科学家预言：如不采取有效措施，中国烟台这座风光秀丽的“蓝城”最多只需要20年，将成为“海水托城”。到时候全城所有的地下淡水将同海水融通，淡水资源全部报废。这是多么可怕的现实啊！一座城市若没有了淡水资源，等于消灭了这座城市中的所有生灵，从而宣告了这座城市的死亡。
让我们更加担忧的是，受海水入侵影响的城市还有许多，上海、天津、海口、秦皇岛……海水入侵像只无形的魔手，向我国所有的沿海城市延伸，有的速度极快。魔手所到之处，带给人们的是毁灭性的灾难。面对如此严重的灾难，许多沿海人竟一无所知。
如何斩断海水入侵这只魔手，阻止海水入侵？我国的水文地质专家们多年来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提出了在海水入侵的地方修建地下水库工程的设想。这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最有效的根治海水入侵的办法。简单讲，就是在海水与陆地交界处用水泥浇筑起一道地下大坝。大坝修好后既可以阻止陆地的雨水流入大海，储存淡水，又可以防止海水向陆地侵蚀，一举两得。世界上荷兰、以色列等国家在这方面都有成功的经验。但若想建设一条地下水泥大坝，耗资巨大，这一美好的设想在许多沿海城市仍处于论证与计划阶段。

城市地质灾害海岸，越来越快的侵蚀

目前我国70％的砂质海岸和粉砂淤泥海岸均遭受海岸侵蚀。海岸侵蚀在我国的主要特点是地域的广泛性、海岸侵蚀类型的多样性和侵蚀程度日趋加剧。
海南省最大的优势在海洋。保护海洋，保护海岸带的生态环境，应是每一个海南人应尽的责任，更是管理部门义不容辞的职责！文昌市八旬老人符后昌回忆说：海岸边是大片大片的沙滩，然后是大片大片的椰林和沙地西瓜。我们打鱼归来，和着温暖的阳光惬意地躺在沙滩上，晒太阳、喝椰汁、吃西瓜、聊家常，那才叫舒服啊！海洋专家语气凝重地说：若想重现老人描述的景象，我们至少要等上一千年！
文昌市曾以沿海珊瑚礁多而著称。文昌市陆地在珊瑚礁的呵护下，多年来承受住了大海波涛的袭击。然而，沿海的万亩珊瑚礁近10年来却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使文昌市的海岸线以每年20米的速度后退。海岸带后退造成的恶果是房舍倒塌、村民迁徙，海岸带边3000多棵椰树和30多万棵其他树木被海水淹没。昔日这里以珊瑚礁及椰林为特色的热带风光已荡然无存。人们看到，文昌市的海岸线已被海水抽打得如锯齿般，浸泡在海水中的树木在海涛的拍打下挣扎着。
珊瑚礁是热带、亚热带海中特有的石灰岩礁。它由珊瑚虫不断繁衍而成。它的繁衍速度极慢，每年只能生长2至3毫米，文昌市的珊瑚礁形成需要千年以上。珊瑚礁在防海浪、防海潮侵蚀、净化海水、维护海岸稳定、维持海洋生态平衡等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文昌市拥有珊瑚礁海岸100公里。这一数字在世界上也可名列前茅。千百年来，这里的渔民与珊瑚礁友好相处，相安无事。但发展旅游业后，旅游观光者增多，他们玩够了时总要带些纪念品回去。当地的“有心人”挖来一些形状奇特的珊瑚礁来卖。珊瑚礁采捞出水经过处理后，洁白如雪，形状奇特，颇具观赏价值。珊瑚礁一下子为成价格不菲的紧俏旅游纪念品。利益使然，渔民们见挖珊瑚礁卖既容易又来钱快，便纷纷涌向大海，有的甚至全家男女老少齐上阵，挖的挖，卖的卖，成了倒卖珊瑚礁的专业户。2000年，文昌市的执法人员在一次打击活动中，从密林深处的一个非法买卖珊瑚礁的集散地，当场查获20吨形态各异的珊瑚礁。
如果说挖珊瑚礁卖对破坏珊瑚礁来说只能算做小打小闹的话，80年代初当地兴起的以珊瑚礁为原料的石灰窑的出现，则给珊瑚礁带来毁灭性灾难。十几年间，文昌市先后建起以珊瑚礁为原料的石灰窑百余个。一座石灰窑每天出两窑石灰，每窑要耗费15吨珊瑚礁，百余座石灰窑一天至少要耗费300吨以上的珊瑚礁。海岸线的天然屏障被投入到烈火之中。珊瑚礁经火锤炼后变成了钞票，揣进了个人的腰包。海岸线的天然屏障就这样被破坏了。文昌市破坏珊瑚礁的最直接结果是全市80％的珊瑚礁海岸带遭受严重破坏。海边没了珊瑚礁遮掩，致使沿海水深相对增加，波浪动力缺少阻挡，海岸受到严重侵蚀。
该市的一个村庄每年海岸被海浪冲刷吞噬十几米纵深，椰林倒伏，房屋坍塌。专家测算，该村庄15年后将不复存在。 此种情况并不仅仅在文昌市存在，琼海市、三亚市等沿海市县破坏珊瑚礁的情况严重，整个海南省的珊瑚礁被破坏的面积已达80％。该省的珊瑚礁相比60年代减少了60％，有专家估算，近几年海南省的珊瑚礁每年减少50万吨以上。
我国南方海岸带，除去珊瑚礁外，还有一种被称做“海岸卫士”的红树林。这是一种灌木状的树木，是一种不怕咸水淹的神奇植物。它的叶子四季常绿，远远望去像一片茂密的森林。红树林密密麻麻、盘根错节的根深深扎入海边的泥土中，保护海岸不塌陷。红树林根下的海水、滩涂寄养着虾、蟹、蚌等海产品。红树林于人类有百益无一害。如此重要的“海岸卫士”，长期以来一直惨遭人类的围垦与破坏。50年代，我国有红树林4.2万公顷，到90年代中期，只剩下1.4万公顷。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的红树林面积分别比过去减少52％、43％、83％、50％。与此同时，全世界的红树林面积却呈不断增加之势，已达到1700万公顷。与我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国的红树林哪里去了？一部分被当地百姓砍去当柴烧了，更大一部分则被当地村民拦海筑坝、围海造田毁掉了。如今，红树林保护区已严禁挖沙，但小规模的偷挖现象仍时有发生。
海岸、珊瑚礁、红树林构成了海岸带一个完整的整体。人类只有与这三者和睦相处，才能确保平安无事。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倒霉的是我们人类。
我国北方的海岸带为砂质海岸。岸边滨海砂石资源十分丰富。岸边砂石由于大海的自然力作用形成，对海岸有着极强的保护作用。近些年，一些急于发家致富的人瞅准岸边砂石这块肥肉，大动土方，美丽的黄金海岸尽遭人类蹂躏。海岸秀丽的外衣被人类脱尽后，大海露出狰狞面目，向人类居住的陆地发起猛烈的进攻，逼得人类步步后退。“百年港城”指的是辽宁省营口市。城西40公里的海边有个号房子村。村中几十户人家祖祖辈辈靠养殖和打鱼为生。5年前，一辆拖拉机的到来打破了海边的寂静。拖拉机上跳下两个人，挥起铁锨装满一车沙子后，“突、突、突”地开走了。紧接着，拉沙的拖拉机数量增加到5辆，第三日8辆，第四日10辆……后来，发展到平整的沙滩很快被挖得凹凸不平，坑连着坑。为了挖沙方便，海岸边的槐树灌木被砍得精光。 海岸线固有的平衡被打破了。少了岸边砂石的防御，大海开始疯狂地蚕食陆地，一米、两米……仅仅5年时间，这里的海岸线倒退了300米！
营口鲅鱼圈内有座红海造船厂，近几年也跟着遭了殃，海水以平均每年2至3米的速度向厂区的陆地逼近。厂里修建的两条船坞道已被淹没，5间房屋陷入海中。厂里投资200多万元修了两条百米长的护堤，总算暂时保住了工厂。而与工厂相邻的百余间民房已被海水冲成断壁残垣。几家贴着海岸建的豪华度假村，原本想让客人“出门看海水，夜半听涛声”，如今已陷入汪洋大海，损失严重。
挖沙为何会对海岸产生如此大的危害，请听海洋专家的解释：沙土在水流的作用下，特别在海洋条件下，有稳定的自然坡度，对海岸是个很好的保护屏障。挖沙等于人为破坏了这一坡度，海水会通过海潮把上边的沙子带下来填平挖出的大坑，这种不断填坑的结果是海水一步步侵蚀陆地。 挖一车沙据说可以赚60元，为了这区区小利，就在海边上留下一个大坑，多大的坑就要侵蚀多大的陆地，孰重孰轻，相信大家都明白。
人类迈入21世纪后，陆地资源日趋枯竭，而社会发展又急需大量的矿产资源支持，人们将目光投向海洋已是必然的选择。科学家预测，21世纪中叶，我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距海岸带100公里的居住人口将达到8亿至10亿，人口密度将达到每平方公里1000人。这一切无疑更加剧了海岸的负担，稍有不慎便可能对海岸带造成损害。21世纪海洋将承受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21世纪人类对海洋的索取将超过任何一个时代。但愿人们在开发利用海洋的同时，汲取开发陆地资源时重开发轻保护的经验教训，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让蔚蓝色的大海永远与我们世世代代相随相伴。

城市地质灾害大山，不再沉默

我国960万平方公里陆地中，山地占了69％。除了喜马拉雅山、泰山、黄山、华山等以险峻挺拔著称于世外，更多的则与荒字连在一起。滑坡、泥石流灾害年均经济损失36亿元。我国陆地面积中山的比例在世界上是最大的，我国是世界上滑坡、泥石流灾害最严重的国家。
滑坡、泥石流的主要危害是造成人员伤亡和摧毁公路、城乡建筑、工厂矿山、铁路桥梁。滑坡、泥石流“发作时”借着洪水之势汹涌而下，无坚不摧，毁坏力比地震有过之。1981年辽宁普兰店一条山沟爆发泥石流，造成16.36万人受灾，死亡664人，伤5058人，为近十几年泥石流损失之最。 近些年滑坡、泥石流在我国山区爆发愈来愈频，损失越来越大，关键是建国后几次大规模的砍伐森林运动，导致我国的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目前，我国的森林覆盖率仅为12.98％，大大低于31.3％的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现有的31亿亩林地中，有林地仅为18.7亿亩，其余多为砍伐后的次生林和灌木林。
1949年以来，我国至少有400个县的一万多个乡村受到了滑坡、泥石流的严重危害；至少有100余座大型工厂和60余座大型矿山受到破坏；泥石流多发地段内威胁着3000公里长的铁路安全，平均每年用于被泥石流冲毁的铁路修复和改建的费用高达7000万元……人的私欲开始膨胀，永不满足的心理促使人拼命地向大自然攫取。人们挥起刀斧向大自然痛下杀手，人类在利用自然和向自然索取的过程中也在破坏着自然。久而久之，人类陷入了拼命向自然索取，破坏自然，而自然遭受破坏后通过地质灾害疯狂报复人类的恶性循环之中。
从长期看，山地灾害的发生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地表植被的破坏。云南省东川市历史上曾经植被茂密，随着炼铜砍伐大量树木，加上那里特殊破碎的山体，使现在的东川成了“界泥石流博物馆”。四川、云南是山地灾害的多发区，除客观上特殊地质条件外，与多年来大量砍伐森林有关。
让人记忆犹深的1998年夏季那场特大洪水，长江、嫩江、松花江相继发生特大洪灾。滔滔的洪水冲毁了村庄，冲毁了耕地，惨景拍打着每一位中国人的心。当人们的目光定格在汹涌的洪水时，长江以南、华南、西南、东北地区连遭暴雨袭击后诱发的大量滑坡、泥石流灾害，损失也十分惊人。 据统计，当年全国汛期共发生不同规模的滑坡、泥石流18万处，造成1130人死亡，1万余人受伤，毁坏房屋50多万间，直接经济损失80亿元。这些灾难是大自然的阵痛，更是大自然对人类的咆哮。
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原来是个景色秀美的好地方。境内千山竞秀，万壑峻险，有名的山岭500多座，千姿百态、层峦叠嶂，沟谷交错，河川密布。500余条溪流在大小山谷之间，汇集成13条支流，又汇成两大干流———大洋河、哨子河。这两条河像两条彩带，由北向南飞舞而过。 岫岩山多、林多、野生动物极多。各种鸟类80余种，老虎、狐狸、野猪、狍子、松鼠、野兔等动物20余种。岫岩还是我国著名的玉石产地，岫玉驰名中外。1621年，努尔哈赤亲率清兵占据此地，不少人乐不思蜀，在这里扎下了根。现在，岫岩的满族人占全县的95％以上。
美好的日子演变成灾难始于对原始森林的过度砍伐。 岫岩虽然景色宜人，但地处深山区，交通不便，百姓生活极为贫困。为摆脱贫困，50年代起，岫岩人开始制作烤烟、酒的工业运动。烤烟、造酒离不开燃料。一切燃料均出自森林。有人计算过，每烤一吨烟要耗费木材3至4吨，造一吨酒也要用2吨以上的木材。那时候，岫岩境内烤烟厂、造酒厂遍地开花，大片大片的树木被砍掉扔进炉膛。近处的树砍光了，又向深山老林进军。那时候的人脑子里只想着烤烟、造酒换钱，哪想到一座座绿山变秃后灾难跟着来了。岫岩境内解放前仅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泥石流。60年代树木被砍光后，全县发生大规模的泥石流3次，共死亡138人。1989年8月6日，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雨袭击了黄花店镇。全镇降雨最集中最大的地段就是关山门村。大雨泼水般从天而降，一直下了十几个小时。被砍伐不堪的陡峭荒山，在如注的暴雨持续冲击与拷打下，最终保持不住往日的矜持与沉默，轰然崩塌，砂石翻滚，呼啸着向山下扑来。一时间，洪魔的咆哮声、人们的惊叫声、房屋的坍塌声、牲畜的嘶叫声和愈下愈烈的暴雨尖厉的叫嚣声响作一团，整个关山门村在呜咽。全村被死神所控制，村民终于尝到滥伐森林的恶果，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灾难。
对于关山门村，有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山上才渐有了绿色，可全部是次生林和灌木，森林已远离我们而去。像关山门村这一带的山在现有树木不被破坏的情况下，若想恢复原始森林状态，即便封山封路人们远离大山实行全方位封闭，也需要50年时间。我们不妨设想，1998年汛期发生在长江的特大洪水，若上游地区不滥伐森林，截留住三分之一的水，那将是什么局面？
如果人们早些知道，森林对洪峰的最大削减量可以达到50％。正常情况下，一亩林地可截留30立方米的水。5万亩林地便是一座100万立方米容积的水库……他们还能举起手中的斧锯吗?人们在扼腕叹息之后，该怎样去做呢?

城市人为灾害食品灾害，我们还敢吃什么

哲学大师尼采说：“地球有一张皮，这张皮有一些疾病，例如，其中有种疾病就叫做人。”
人为灾害系由人类的各种活动所引发的事故灾害。一方面指纯人为灾害，如火灾及爆炸、交通事故、企业工伤事故、城市生命线系统事故、卫生类灾害、环境公害、高技术事故等；另一方面也包括人为型自然灾害，如水库地震、大量抽取地下水引发的地面沉降或地陷、森林人为火、人为地质灾害等。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是关系人民健康和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我国在基本解决温饱即食品量的安全后，食品质的安全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尤其近年来多起恶性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让消费者在警醒之余，对身边食品的安全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社情民意研究中心最近公布的一次调查显示，近八成市民买食品时担心出现卫生安全问题。对于目前食品卫生安全状况，市民的满意度仅为二成五。2003年卫生部共收到全国重大食物中毒事件报告379起，12876人中毒，323人死亡，比2002年分别增加了196.1%、80.7%、134.1%；２００３年共受理有关食品安全的投诉１６２１件，比２００２年增长２４.１％。在食品生产加工和流通领域，为什么降低标准、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行为屡禁不止？到底是谁败坏了我们的食品市场？究竟我们还能吃什么？我们如何才能放心地吃？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农药、兽药、重金属超标；食品掺假；食品生产中添加国家明令禁止的化工原料；食品储运销售过程中微生物感染；人畜共患病；加工过程中滋生有害物质等等。近几年来，食品中毒事件在各地频频发生，一桩桩，一件件，触目惊心，令人发指。近期，各大媒体先后曝光了一系列的假食品害人事件：劣奶粉“喂肥”大头婴、粉丝掺假添加有毒化学肥料、高州某工厂产生的“毒罐头”流向市场以及影响极其恶劣的广州假酒中毒致多人死亡事件。辽宁海城市兴海管理区所属铁西小学等8所学校学生，因饮用兴海区教委“推荐使用”的由鞍山市宝润乳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高乳营养学生豆奶”而发生“群体性不良反应”事件。还有毒大米、陈馅月饼、瘦肉精、毛发酱油、假酒中添加敌敌畏、蔬菜中农药残留超标、火腿亚硝酸盐超标……
涉及质量安全和假冒伪劣问题的食品种类相当之多，如蔬菜、酱菜、禽蛋、肉类、奶类、酒类、香烟、香肠、茶叶等等，其中甚至还包括一些传统名牌产品，如金华火腿、太仓肉松、西湖龙井、龙口粉丝、贵州茅台、山西汾酒、涪陵榨菜、哈尔滨红肠等等，这些名牌产品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食品安全问题，或者因被人假冒而坏了名声。
作假的手法五花八门，丧尽天良。黄鱼是一种好吃有营养的鱼种，由于黄鱼的“外衣”关系着它的身价，一些不法商贩便想出了一种给鱼上色的黑招儿。据了解，刚开始，他们一般都是用植物黄汁上色，后来觉得效果不好，就又改用化学颜料“王金黄”(学名碱性橙)，一番“化妆”后大量出售。据专家讲，那种色素鱼对人体健康危害极大。
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对佛山和江门两地的鱼翅、开心果加工企业进行执法检查时，现场查获用工业双氧水加工过的鱼翅成品44.76公斤、开心果等干果类食品成品54.3吨，以及工业用双氧水44.398吨。工业双氧水会致癌致畸形，但那些黑心的食品加工厂仍不顾一切地在疯狂逐利。
广东省江门市所属的鹤山市鹤城镇是有名的腐竹生产加工基地，为了延长保质期和提高产量，长期以来，这些生产腐竹的手工作坊将吊白块、硼砂等化学原料添加到腐竹中去，给食品安全留下了忧患。天津金釜食品厂和天津食艺园食品有限公司使用天津蓟县地区的病死猪肉加工、生产火腿肠、烤肠等肉制品销往北京地区。
那些乌黑发亮的木耳都是用墨汁染过颜色的，绝对能够以假乱真，一般人都分辨不出来。执法人员问造假者为什么要给那些鸡注水，他们却振振有词，甚至于理直气壮地说：注水是市场的需要。
全国十多个省市的粮油批发市场上，陆续出现了一种被称作民工粮的大米。这种民工粮价格要比一般的大米便宜三分之一还多，而且非常抢手。那么究竟什么是民工粮呢？通过调查发现，这些价位低、色泽黄，却十分抢手的民工粮竟是不法商贩从粮库倒出来的陈化粮。食用陈化粮，会产生腹泻，对肠黏膜危害极大。最要命的是，陈化粮中含有黄曲毒霉素，它的毒性比砒霜大几十倍。据了解，陈化粮是指仓储时间超过3年以上的稻米，国家规定陈化粮不可以再进入口粮市场，只能定向销给酒精和饲料生产企业，并限其自用，严禁转手倒卖。
我国早在２００２年８月１日起就开始实施食品市场准入制度。然而由于管理不到位，一些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目前，我国涉及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有工商、质监、卫生、农业、药监、商务等将近１０个部门，从事食品安全监督的工作人员已经达到百万之众。
多头执法使很大一部分力量在相互依赖、推诿中消耗掉，部门之间形不成合力，监管责任落不到实处，“七八个大盖帽管不住一个杀猪的”“十几个执法的治不了一个造假的”，诸多怪现象屡见不鲜。
行业自律能力差，也是食品市场准入制度得不到全面落实、食品安全屡亮红灯的原因之一。国家质检总局２００３年在全国范围内抽查的２０００多件食品，平均抽样合格率为８２.１％，其中小型企业的合格率仅为７６.２％。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３年的专项调查发现，我国食品企业７０％是１０人以下的“家庭小作坊”，超过一成的企业没有营业执照，两成无标准生产，近七成不具备食品检验能力，近一半食品出厂不检验，近三成对进厂原材料不进行任何形式的把关，六成根本不具备基本生产条件，难以保证食品质量安全。
对严格按照食品市场准入制度办事缺乏清醒的认识，也是食品安全得不到保证的原因。近来，投诉超市中的食品案件时有耳闻。2004年１月检查人员在北京最大的一家超市里发现数种名牌食品没有按照规定加贴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标志。
大小企业明知故犯，原因还在于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条款笼统，操作性不强，而且因多年没有修订而严重滞后，从而造成处罚力度太轻，违法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罚。造假贩假的成本很低，遂使惟利是图者屡被罚而不改。
食品安全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以致此起彼伏，甚至愈演愈烈，究其原因似乎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有些人见利忘义，利令智昏，为了赚钱，不择手段；二是有些职能部门不作为，不尽职，不负责，纵容助长了制假贩假的不法行为。社会上总免不了有一些人行为不轨、为祸作恶，这是常情，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问题是，政府如何对待和处理这种现象。经验证明，如果政府管制严格得法，作恶者数量会减少，程度会降低；反之，作恶者数量会增加，程度会加重。

城市人为灾害生产事故，每天死亡300多人

日益频发的安全事故已成为我国职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统计表明，从近年的平均统计数据看，我国每天各类事故造成３００多人丧生。
生产事故泛指现代工业生产过程中因人或自然因素造成的各种灾害性事故，其基本类型主要有火灾、爆炸、腐蚀、泄漏、粉尘、中毒、公害、坠落等。当代工业生产事故重要的根源是机械和电器。在所有的工业生产意外事故中，由于机械和电器造成的死亡人数，每年高达45万人左右，占总体意外死亡人数的15%左右。
不寒而栗的数据
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全世界每年发生工业事故5 000万起，造成10余万人死亡，同时，每死亡1人就伴随有4人受伤致残，造成的职业病使社会背起了沉重的包袱。美国1993年工业事故造成9 100人死亡，占全部意外死亡数的10.1％，同时造成32万人伤残；新加坡80年代期间，每年发生21 760起工场事故，占全部意外事故总量的17％；日本80年代，平均每年职业生产造成3 792人死亡，占意外事故死亡总数的9.5％；中国1994年工矿企业发生的意外事故造成20 263人死亡，占可统计的意外事故总量的20.3％，目前全社会已有100多万的职业病患者。
最近，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发表的《安全小康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披露，目前我国安全事故总体形势严峻，重特大事故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高危行业及公共火灾问题突出。1990年至2002年的13年中，我国各类事故年均增长率为6.28％，最高年份增长22％；国民安全事故10万人死亡率，每年平均增长近5％；我国每天发生一次死亡3人以上重大事故7～8起；每周发生死亡10人以上特大事故2～3起；每月发生死亡30人以上事故1～2起；我国职业事故10万人死亡率，是发达国家的3～5倍。我国各类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2000亿元（约占GDP的2％），相当于每年损失两个三峡工程，是1000多万个职工一年的劳动价值，是一亿农民一年的收入。
我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远超其他产煤国家事故死亡总和。2004年上半年全国煤矿发生事故1736起，死亡2644人。每生产百万吨煤炭，平均就有近3名矿工遇难。美国的煤炭百万吨死亡率仅为0.03，一年死亡仅30多人。
中国典型的工业生产事故有：
①1991年4月21日山西三交河煤矿瓦斯爆炸，死亡147人，重伤6人，造成经济损失295万元。重要问题是违反矿法造成的。
②1979年9月7日，某厂液氯钢瓶爆炸，102吨液氯扩散，造成死亡59入，伤1 200人，污染面积7.35平方公里，疏散人口8万多。
③中国制药企业最惨重的事故1982年3月9日发生在福建福鼎制药厂，造成65人死亡，35人受伤，经济损失34万元。原因是由于出口任务紧而盲干引发的重大责任事故。
④建国以来的最重大毒气泄漏事故发生在1991年9月3日，江西上饶溪镇车运甲醛泄漏事故造成死亡37人，中毒595人，受灾面积27万平方米，使全镇迁移。这是一起知法犯法的重大责任事故。
⑤纺织行业最严重事故是1991年5月30日发生在广东东业私营制衣厂的火灾，造成女工72人死亡，47人受伤。由于管理混乱，造成逃生无路。
⑥世界矿山事故伤亡吉尼斯记录发生在中国本溪湖矿山，发生于1942年4月26日，造成1572人死亡。
死亡人数应该作为安全生产控制指标吗
2004年7月媒体集中报道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发布的一则权威消息，是个好消息。可是读了以后，总觉得心头堵得慌。那则消息通报了2004年上半年各地安全生产任务完成情况，同时公布了上半年安全生产有关死亡“控制指标”的统计数据。统计称，2004年上半年全国各地安全生产控制指标总体完成较好。全国32个统计单位中，有24个单位完成了安全生产总的控制指标，占75％；28个单位完成了工矿商贸安全控制指标，占88％。大多数省区安全状况好于2003年同期。7个统计单位没有完成上半年安全生产总体控制指标。在这个统计数据中，安全生产控制指标指的是死亡人数。那么，没有完成任务的7个单位就不用说了。即便是完成了任务的24个单位，死亡人数也是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人。尽管上半年全国各地安全生产控制指标总体完成较好，但也死了6万多人。
目前我国正在经历着1949以来第五次事故频发高发期。据有关部门统计，近几年，全国每年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都在100万起以上，因各类事故死亡的人数，每年都在13万人以上，平均每天就有380多人丧生于各类生产事故。2003年全国发生各类伤亡事故963976起，死亡136340人。而每年因事故伤残的人数，则在70万人以上。安全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大体上在1000亿元以上，加上间接经济损失，则高达2000多亿，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但是，把安全生产控制指标确定为死亡人数，以超过还是没有超过事先确定的死亡人数，作为完成还是没有完成安全任务的标准，似乎有些“残忍”。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领导，接受的任务是允许一年死几个人、几十个人。没有完成任务的难辞其咎，自不必说。少死了人，完成控制指标任务的，难道就可以视为过关，喜形于色？倘若是连续几年少死了人，被视为政绩突出，而加官晋爵者，则更不知是何滋味。
不可否认，“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要生产就难以完全避免一定的伤亡。但定出死亡人数作为安全生产控制指标，从而成为安全生产好坏的重要依据，于“理”也许说得通，于“情”则令人难以接受。安全专家认为，安全事故频发，既有投入不足等物的方面原因，也有安全意识、安全管理等人的因素。但是，归根结底都是人祸而非天灾。从最近发生的井喷、矿难、沉船、暴雨、雷击等特大事故看，也主要是设备缺陷、作业条件简陋、违规操作和黑心老板见利忘义等人为原因酿成的恶果。是人祸就可以避免和预防。研究人员曾经归纳出一条“事故法则”，称每起严重事故的背后是29次轻微事故、300起未遂先兆和1000起的事故隐患，如能消除这些隐患，就可避免事故。以人为本的安全理念告诉员工，事故是可以最大限度避免的。而把死亡人数作为安全生产控制指标，并层层分解下达，事实上在承认，事故不可以避免，是“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现象，甚至还认为一定的伤亡率是有“科学依据”的，使人们在对事故发生的认识上产生严重偏差。
我们该如何尊重生命
世界上最宝贵者莫如生命，任何形式的生命都应该得到人之尊重。杀生害命是最恶劣的行为，今人任意破坏生态环境，为物质欲望所驱使而无视于环保的需要，只强调人类自己的生命而不顾地球上别的生命形式的生存权利，甚至为了满足人的一己私利而不惜以其他生命为代价，这都是伤害生灵、虐杀无辜的犯罪。环顾当今世界，一己的私欲可以引起战祸，一念的仇恨可以施于种种恐怖事件，一种时尚吃法的背后却是多种野生动物生命的完结，一点贪婪之心可以不惜铤而走险制造假货而谋财害命，不尊重生命的行径已达到极点。自然界中所有生命和非生命存在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它们互相依存，互为发展演进的条件，共同组成承载人类文明大厦基石的生态系统，从而决定人类社会产生、存在和长期稳定发展最深厚的基础。生命体和其存在的生态环境是息息相关的，即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世间上，每一个人的人格都需要获得尊重，每一个人的拥有也都应该受到保护。现在的自由权、智慧权、财产权都是无比的重要，都应获得人的尊重，何况生命？因此，世间最宝贵者，即为尊重生命；最恶劣者，就是残杀生灵。在高呼“吾爱吾国，吾爱吾家”之余，岂能不惜生爱命乎？
让劳动者的生命赋予无价生命的尊严
2004年4月，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举办的专题研讨会上，美国杜邦公司介绍了安全生产管理方面的理念和经验。杜邦的安全管理被称为全球工业界的典范，甚至许多航空公司都在引进杜邦的管理系统。在杜邦公司，所有的安全目标都是零，包括零伤害、零职业病和零事故。在杜邦看来，一切事故都是可以避免的，他们有近乎苛刻的安全指南。安全指南告诫员工：“若不能肯定某工作是安全的，就不要做。”从修一把锁到换一个灯泡，在杜邦都有极其严格的程序和控制。在走廊上，没有紧急情况时不允许跑步，上楼梯必须扶扶手。有200多年历史的杜邦公司，超过60％的工厂实现了“0”伤害率。杜邦目前在中国的27家独资及合资企业和3个分公司，在安全生产方面均实现“0”伤害率。
对照杜邦，我们应该感到羞愧。矿山是工业生产中最危险的行业，每年造成的死亡数占生产事故死亡数的60％，建筑业也是生产事故较严重的行业，每年造成的事故伤亡人数占生产事故总伤亡的25％左右。从近年来屡禁不止的呈周期性爆发的重大伤亡事故来看，更多、更大、更深层的原因是一种理念隐患在作怪。比如被建设者称为边设计、边施工、边预算的“三边工程”；比如施工单位为了赶工期，违反科学施工规律，盲目地抢进度，致使施工过程中发生重大伤亡事故。西北电力建设四公司扩建三号冷却塔时，为了赶施工进度，上午搭架子，下午搭模板，晚上浇注混凝土施工导致模板及支架全部倒塌，造成重大伤亡事故。施工安全防护过程中的“偷工减料”更是草菅人命，近年来发生的重大伤亡事故中，40％是由此引发的。部分建筑承包商不是在科学管理上下工夫，而是把降低成本、挖潜增效的眼光和手段放在对安全防护设施的投入上，一些本该花的钱和施工中必需的防护、配套设施或被削减，或被简易化，或凑合着干。一句话，事故的主要原因就是把职工不当人，把工期、把效益、把政绩看得高于人的宝贵的生命。
既然，以死亡人数作为安全生产控制指标，于“情”人们难以接受，于“理”也并非“硬道理”，那么我们也不妨也把安全生产指标设为零。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只有实现了零死亡，才算真正完成安全生产任务。没有实现零死亡，只是减少了死亡人数，那么地区之间，单位之间的安全生产状况，只有量的不同，而没有质的区别，都应该受到严厉追究、处罚和法律制裁。把安全生产指标设为零，看似仅仅只是统计方式的改变，外在形式的不同，其实有着深刻的内在含义。它有助于牢固树立一切事故都是可以避免的安全理念，也充分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对劳动者生命的尊重。

城市人为灾害血液安全，救灾与反恐的保障

血液安全，如今已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话题。该如何理解血液安全？如何保证血液安全？已成为现代战争与城市应急救援的关键。
血液安全的两层含义
血液安全包括质和量两个层面，也就是说两个层面上都要安全。首先说血液的量。对于每个国家和每个城市来说，它是确保生命的基础，对于一些公共卫生的突发事件或者灾难，包括反恐怖事件和战争都会对血液供应的量有很高的要求。比如曾在北京召开的大学生运动会期间，有一名欧裔的白人运动员出现一点小意外，而他的血型是RH阴性，这种血型在白种人当中是亚裔人口的50倍，结果这种稀有血型导致整个血液供应系统出现应急问题。这样的问题如果出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将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还有在2003年北京SARS期间也出现血液供应问题，虽然总的用血量比平时降低了，但由于供应来源受到限制，街头献血也都停止了，血库的血液保有量持续下降，虽然北京在SARS期间对用血量进行了严格控制，但依然导致了供血不足。另一个例子是美国“9·11”事件之后，可以看到第一个医学救援的反应就是行人纷纷献血，我们甚至在电视上看到了阿拉法特献血、以色列总统维茨曼献血以及美国总统布什夫人献血的画面。
另一方面，从质来说，就是输血有可能带来疾病的传播，比较典型的就是各种类型肝炎的传播，更有艾滋病的传染，即使输血保全了一个生命，但是却传染了其他疾病，同样是一种非常不安全的行动。它产生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如果因输血造成疾病传播，会导致民众对于国家整个医疗体系的质疑危机。
不可忽视血液风险预测
我国的血液风险预测水平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尤其是在《献血法》出台之后，整个国家对此的管理进一步改进和规范之后，从国家卫生部到军队的卫生管理部门都有专门的机构进行血液的管理，也进行血液安全因素和传播疾病的风险管理，从这个层面来说进步是非常大的。但是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科学地进行风险评估的体制还不是很健全，比如说发生一个重大的事故，如何来规划血液的应用和调配、采集、供给？如何评估由于这样的事故导致的输血传播传染病的危险？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应急机制。这与发达国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血液管理在国家应急预案里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什么样的突发事件、什么样的战争、什么样的公共卫生事件、什么样的灾难应当有什么样的血液规划、量的供应、血型的比例，可能的风险会是什么样的、动员血液采集志愿者人群的选择等等一系列的评估和应急预案，在我国还是欠缺的。
血液风险评估体系应当是与国家战略血库的建设相配合的，并成为国家战略血库应对各种各样可能出现的需求的指导。比如说，我们为奥运会做储备，那么西欧血型的储备就要明显增多；如果针对突发事件，O型血的储备就应当多一些；在少数民族地区和一些特殊地区，如部分艾滋病高危地区，血液就地动员、就地采集的风险很大，就要考虑其他的血液供应对策。
亟待建立国家应急战略血库
建立战略血库的必要性也正是基于对血液质和量上安全性的考虑。目前的血库主要是保证我们平时用血的需要，即在没有突发事件、没有重大灾难发生的情况下的用血需要，它在日常的储备和流通的情况下可以保证7天的供应量。而如果一旦有突发的事件发生，它的需要量肯定会有增加，如果血源再受到限制，那么它就不能保证7天的供应。即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恐怖袭击或战争的情况下，肯定是无法保证血液供应的。那么这时再动员整个民众进行大规模的献血，在当时的环境下未必能够允许，因为人都不流通了，那就没有办法动员了，血源的风险或者说不安全因素就很大了。按国际上的输血风险评估，例如美国“9·11”事件后，比平时的危险度高了25倍，从这个定量的要领可以看出，当血液量的发生改变之后，它的质也会大打折扣。也就是说如果发生这样的事例，要么是血液供应不上，大量的伤者无法得到救治，要么是伤者虽得到救治，但是传播了肝炎或者艾滋病等，又会引发新一轮的社会问题。如果涉及到像奥运会这样的大规模的、带有国际影响的活动，作为一个国家来讲，我们有国家储备的粮库、油库，同样，国家性的战略储备血库应当是必需的，这样的血库是国家应急体系的一部分。是能够对突发事件、战争、公共卫生事件、灾难实施救援的基本保障，它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而且这样的血库应当是“军民共享，平战结合”的，而血库在它的运行、在它实施救援过程中要求一种严密的组织、快速的反应，从血库到达救援地点应当是最少的环节、最高的效率，而一些突发事件的救援也是由军队来承担，或者说他们是一支主要的力量，所以说战略血库应当是军民共建的。
从建立战略血库的技术方面来说，或许国内所做的人才的储备、技术的储备、仪器设备的配备基本已具备了条件。但是之所以我国还没有建立，主要还是与我国的经济发达程度有关。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血液管理主要是治乱，同时也进行了一些技术的更新，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在集中精力做这件事情，经费投入是关键问题。还有一个瓶颈就是相关的政策或者说机制，它建成后以一种什么机制运行。此外就是人们的认识，人们是否意识到它的重要性，现在有更多的人在关注这件事，做这件事情确实需要有紧迫感。
输血安全的相关问题
血液安全是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是公众健康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发生不安全问题将引发巨大社会反响。1985年法国使用污染的血液制品因子Ⅷ，造成1200名血友病病人感染了艾滋病，10年后死亡400余人，引起极大社会震荡。
技术发展、相关法规和科学管理构成输血安全的支柱，此外不断发展的病原体检测技术提高了输血安全性，使输血传染病风险降至最低。但是检测技术具有局限性，难以完全消除血源性传染病的“窗口期”，同时也受到新出现传染病的威胁，所以输血“零风险”是不存在的。在突发重大技术事故、自然灾害和遭受恐怖袭击时，由于集中出现大批生命垂危的伤员，血液需求会比平时骤然增加，输血安全受到的挑战比平时更加多样或复杂，如生物恐怖袭击对输血安全的威胁就具有特殊性，可能导致当地血液采集、加工和运输血液能力受限甚至丧失；再如出现“双重”袭击（“天灾人祸”），血液安全所受到的威胁甚至可能导致供血系统瘫痪的严重后果。因此，在灾难救援时，拥有安全与充足的血液保障有何等的重要性。那么，重大灾难和恐怖袭击时影响输血安全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
供血者病毒携带率显著增加。由于短时间内出现大批生命垂危的伤员，血液需求急剧增加，首次献血者的比例也将大大增加，其病毒携带率显著高于反复献血者甚至一般人群，是输血安全的重大隐患。如美国“9·11”事件发生后，首次献血者为平时的4.4倍，占献血总数的81%，乙肝病毒检测的阳性率为反复献血者的20～25倍。
生物恐怖袭击。生物恐怖袭击指故意使用生物恐怖病原体，引发大范围危及生命的疾病爆发流行，造成人群恐慌和社会动荡，其特点是病原体复杂多样，行动隐蔽，甚至一个人也能够引发疾病的流行。生物恐怖袭击并不一定造成血液需求增加，但直接威胁输血安全。目前最可能使用的生物恐怖病原体是炭疽（死亡率80%）和天花病毒（死亡率30%），后者对输血安全威胁最大，甚至无症状病毒血症者（不知情或故意）通过输血也可将病毒传染给无特异免疫力的人，从而引发天花流行。应当指出的是，接种天花病毒疫苗也将导致安全献血者筛查复杂性增加。疫苗并非绝对安全，1968年美国1400万人接种了疫苗，发生572例严重反应和9例死亡。天花疫苗接种者献血用于免疫力低下病人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由于天花疫情极可能造成当地血液系统瘫痪，美国FDA已经规定凡接种天花疫苗及接触者至少在3星期内不能献血；FDA还发布了防止潜伏期长或使用抗菌素无症状的炭疽患者成为献血者的指令。如果在重大灾难、技术事故或恐怖袭击同时或之后遭受生物恐怖袭击，输血安全将面临严重恶果。
其他间接因素。主要指血液供应不足对输血安全带来的影响。大量集中采血可能造成血液浪费并出现继发“血荒”和献血者的进一步紧缺。如美国“9·11”事件后，采集76万单位血液，6个星期后，过期血高达30余万单位。如果在中国奥运会或世博会期间遭遇重大技术事故、灾难或恐怖袭击，抢救大量外国伤员时将由于血液偏型（欧裔白人的Rh阴性血是我国亚裔人口的50倍）出现血液短缺。这类因素会使平时建立的稳定重复献血者队伍部分甚至完全失去作用，从而使血液安全度下降。针对重大灾难、恐怖袭击尤其是生物恐怖袭击的特殊性，只有在不同层面对应急管理体系、技术和应用基础等血液安全系统的核心问题开展研究，才能消除输血安全隐患，强化灾难救援和反恐袭击时的血液安全保障度。

城市人为灾害噪声公害，无形的杀手

噪声是指环境中不协调的声音、人们感到吵闹的声音或不需要的声音。环境噪声不仅局限于杂乱无章的声音，也包括影响别人工作、休息和睡眠的琴声、歌声、音乐声，以及车辆声、飞机声、机械撞击振动声、马达声、邻室高声谈笑声、厕所水箱冲水声、楼梯走廊脚步声、说话声等等。
噪声强度的衡量以“分贝”(dB)为单位，其污染不仅取决于噪声的大小、频率的高低，更主要的是依赖于受害人的心理、生理因素。从噪声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对同一种声音，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有不同的感受，因而所得到的结论也不同。譬如，在出售音响、VCD机、DVD机和光盘的地方，即使录音机器播放的乐曲震耳欲聋，欣赏者也觉察不到是在受害，但这种声音对周围的工作者，对正在休息的居民，或不需要听到这种声音的人，则是危害极大的噪声。所以说噪声污染是一种感觉公害，是由受害人的感觉来确定的。
家用电器大多数可以产生45~85分贝之间的噪声危害，洗衣机、音响噪声一般在50~80分贝，电视机为60~83分贝，电风扇为30~65分贝。其中绝大部分不属于强噪声范畴，但几乎都超过了42分贝的国际居室噪声标准。所以，目前市场销售的家用电器产生的噪声，在不同程度上损害了人体健康。如果几种家用电器同时工作，汇集起来的噪声，其危害不亚于繁华商业区的噪声，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更大。如果经常生活在这种家电噪声环境中，一定会给人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尤其是对婴幼儿、老人、孕妇及病人(神经衰弱、心脏病、高血压、胃肠功能紊乱等病者)危害更大。
在工业生产中由于机械的转动、撞击、摩擦，气流的排放，运输车辆的运行等情况下产生的声音统称工业噪声。工业噪声按其来源可分为机械性噪声、流体动力性噪声和电磁性噪声。按其持续时间和出现形态可分为连续噪声和间断噪声，稳态噪声和非稳态噪声(包括脉冲噪声)。根据频率特性和频谱特点又可将噪声分为低频、中频、高频以及窄频带和宽频带噪声。工业噪声一般声压级较高，属宽频带噪声，频谱分析以中高频噪声成分为主。
工业噪声不仅仅是公害问题，更是安全减灾的大问题。由于噪声对作业人员的生理、心理有着不同的影响，其综合的表现为对工作效率、差错率和事故率的影响。例如，长期在90分贝以上的噪声环境中作业，至少有50%的人认为环境太嘈杂，精神不振，极度烦恼，易疲劳，反应迟钝，注意力不易集中，言语交谈较困难，干扰人对检测信号的自信心，易于判断失误，差错率增高。一些研究表明，工人在噪声环境中作业会使工效降低，控制噪声后可使差错率降低。例如，电话交换台噪声从50分贝降至30分贝时，可使差错率减少42%。噪声有导致发生事故的倾向，尤其在噪声超过95分贝时更为严重。由于噪声的掩蔽效应，使人听不到事故的前兆声响及各种警戒信号，有时也促使工伤事故的发生。
20世纪50年代以来，噪声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城市噪声的危害极为普遍。据统计，美国有84％的人口受到噪声的严重干扰，20％的人口处于听觉损害的强噪声威胁之下，英国等大城市有76%的居民受噪声的严重干扰。“噪声病”一词已出现在医学书刊上，还有人把噪声视为一种新的致人死命的“慢性毒药”。
日本是一个噪声大国。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公共场所大功率的扩音器，娱乐场所的狂叫，酒馆里的喧嚣，让人无法忍受，难怪在日本带“随身听”的人特别多。“随身听”大多音量超过100分贝，还有超过140分贝的情形。法国规定，工作场所的最高噪声如果超过85分贝，就必须将受害的时间缩短。例如，打铁锤的声音高达120分贝，每天耳朵受害时间，不能超过5分钟。轻微的耳膜受损，只要有充分的休息，就可以复原。但是，如果内耳膜受损，就无法补救了，因为这些细胞是不会再生的。法国前不久曾规定“随身听”最大音量不得超过105分贝。年轻人喜欢的迪斯科舞场和音乐演唱会，可能对听觉造成重大伤害。一般迪斯科的音响强度大约在110分贝，音乐演唱会可高达140分贝。
噪声污染主要来源给人带来的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危害有以下几方面：
损害听力。连续听摩托车声8小时以后听力就会受损；若是在摇滚音乐厅，半小时后，人的听力就会受损。婴幼儿长时间在90分贝以上音响环境中，可引起鼓膜及内耳听觉器官器质性病理改变，甚至因鼓膜震动过剧而导致噪声性耳聋。
有害于人的心血管系统。我国对城市噪声与居民健康的调查表明，地区的噪声每上升1分贝，该区域高血压发病率就增加3%。
影响人的神经系统。在法国，每4个神经病发病者中有3人是噪声引起的。在巴黎和东京的自杀事件中有35％是由噪声引发，另有30％的犯罪狂与噪声有牵连。
影响睡眠。不同的噪声对人的影响是不同的，例如，断续性噪声对人的影响比连续性噪声影响更大，夜间噪声比白天噪声影响更大。家电噪声影响人们的睡眠质量和数量。一般说来，连续50分贝冰箱噪声会使30％的入睡眠受到影响，5%的人失眠。
影响人的工作和学习。噪声使人的大脑兴奋和抑制失去平衡，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重者引起神经衰弱症。还可使人的心情烦躁，反应迟钝，工作效率下降，重者引起工伤事故。

城市人为灾害居家事故，安全的港湾不安全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是狂风暴雨中的一个宁静的港湾。无论是层楼突起，还是巷陌深深，家无不以安全、舒适给人们以温馨的感觉。因此，人们都认为家庭、居所是最安全的地方。但对于现代家庭来说，由于技术的不断引入，高层建筑、家用电器、新材料与新能源的利用，使家庭在获得舒适的环境、方便高效的用具、快乐刺激的设施后，却把灾祸的幽灵引入了家庭和居所。坠落、中毒、割伤、烫伤、起火等意外事故成为家常便饭，特别对于孩子，家庭已失去“安全大后方”的意义。在美国，死于家庭事故的占全部意外事故的60％。研究表明，生活意外伤害事故的主要发生对象是老人和孩子，占所有事故死亡总量的51％。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全民的安全意识淡薄，缺乏必要的安全教育，对简单的安全技能也知之甚少。生活活动中具有侥幸的心理，在生活用品及设施的设计上，重视功能而忽视安全性。
室内典型危害源剖析
据报载，1998年青岛市一户居民在搬进刚装修完新房后的第二天，全家三口人全部深度中毒，其中男主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经专家分析，中毒死亡原因是由屋内的装饰材料所引发的。
在内墙涂料中，乳胶漆是一种较安全的装修材料，因它的主要成分是树脂、溶剂、颜料和少量的助剂。在这些成分中，树脂、溶剂和颜料基本没有毒性，而含量在千分之三的助剂，只要其挥发不到一定的量，就不会对人产生危害。与油漆相比，乳胶漆的污染要小几千倍。研究表明，107涂料和有的家具上的聚酯脂漆会对人体健康带来较大的危害，尤其是劣质的107涂料含大量的致癌物质甲醛。如果用这样的涂料装修房子，浓度很高的甲醛可使人头晕、恶心、哮喘并可能致癌甚至死亡。所以，专家提醒消费者千万不要使用那些不合格的107涂料。同时，也必须关注家具漆和地板漆中所含的毒性问题。我国生产的聚氨酯漆中所含有的对人体有害的TDI，其含量为5%以上，国际标准是0.3％以下。
再看危险的氡。氡是一种放射性物质，某些岩石和土壤中含氡。研究人员警告说，如果使用含有氡的岩石及土壤制成的建筑材料，就会给人体带来危害。在美国，每年因建筑材料受到氡辐射导致肺癌的人数达15 000~22 000人，占整个肺癌发病人数的12%。美国国立研究院的一份研究报告称，氡辐射仅次于吸烟，是导致肺癌的第二大杀手。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流行病学院的J.萨梅特说：“这项研究结果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不吸烟也患肺癌。”专家呼吁，人们应注意氡辐射给健康带来的危害。美国环保机构对氡的安全标准是：每立方米空气中不大于4微微居里。对涉及因氡辐射而致肺癌的患者调查结果显示：30％的人的住宅内氡辐射超过安全标准；40％的住宅内氡辐射平均值在1.25~4微微居里／立方米。研究人员称，对氡辐射是否还带来其他危害，如导致矽肺，还在进行深入研究。现在看来我们应全面搞清楚何为安康住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所谓健康就是“在身体上、精神上、社会上完全处于良好的状态，而并不是单纯地指疾病或病弱”。因此，“健康住宅”就是能使居住者“在身体上、精神上、社会上完全处于良好状态的住宅”。具体来说，“健康住宅”的最低要求应达到：
（1）会引起过敏症的化学物质的浓度很低；
（2）为满足（1）的要求，尽可能不使用容易散发出化学物质的胶合板、墙体装修材料等；
（3）设有性能良好的换气设备，能将室内污染物质排至室外，特别是对高气密性、高隔热性住宅来说，必须采用具有风管的中央换气系统，进行定时换气；
（4）在厨房灶具或吸烟处，要设局部排气设备；
（5）起居室、卧室、厨房、厕所、走廊、浴室等温度要常年保持在17℃～27℃之间；
（6）室内的湿度全年保持在40％~70%之间；
（7）二氧化碳浓度要低于1000ppm；
（8）悬浮粉尘浓度要低于0.15mg／平方米；
（9）噪声级要小于50dB；
（10）一天的日照要确保3小时以上；
（11）设有足够亮度的照明设备；
（12）住宅具有足够的抗自然灾害能力；
（13）住房具有足够的人均建筑面积，并确保私密性；
（14）住宅要便于护理老龄者和残疾人；等等。
室内防灾设计
如果把人们在室内的工作时间与在家庭中度过的时间加在一起，大部分人每天在室内度过的时间超过2／3。因此，室内环境质量如何，对人们身体健康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室内防灾就是从防灾规划设计与物品安全设计入手，保护人在室内活动时的身心安全与健康，防止意外及应急灾害的发生。
人的活动对室内空气的污染是多方面的。我们每时每刻都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而后者是一种普通的污染物；我们在消耗食物和饮料的同时也排出热量，甚至出汗；当我们活动时，人体上会脱落几百万个细微皮屑并且脱发；我们穿衣时也会掉纤维和干燥的残余物。几乎人的所有活动都可以污染室内环境，做饭、燃料燃烧、清洗、油漆、使用纸墨及其他成千上万的物质都会导致污染。现代技术也在加剧室内污染，电脑、打印机、复印机、吸尘器、电视机以及我们今天利用的每项技术都起到这种作用。室内污染的来源还包括我们装修房屋的各种建筑材料以及摆放的家具，它们释放甲醛等污染物。列举出这么多的污染物，有人可能认为是危言耸听。事实上，专家们用现有的技术手段分辨出的室内空气污染物已有2500多种。室内防灾研究的污染源和污染物是多种的，有的一个污染源可以产生几种污染物，而有的污染物可由几个污染源产生。有效的室内污染物治理措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减小污染源的污染物排放量。此措施可谓治本方法，主要针对燃具、建材、家具、电器等污染源，研究开发低污染燃烧器具、低污染建筑材料、低污染家具材料以及低辐射家用电器等。这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室内污染物的排放，有效地改善室内环境，既减轻室内污染也减轻了室外大气的污染，但技术难度大、投资高。
（2）改善室内通风条件。改善室内通风主要是采取局部机械通风和有组织的自然通风。此措施是污染已经造成的情况下，通过室内通风将污染物及时排到室外，减小室内的污染浓度。本措施技术难度不大，投资小，易于实施，但它只是减小了室内的污染，并没有减少整个大气的污染。
（3）改善室内光照条件。采取人工光源和自然采光相结合的方法改善室内的光环境，使室内光线符合视觉和人类工效学要求，照明设备要美观实用井符合要求。
（4）改善住宅的声环境。住宅噪声防护主要指墙体门窗和楼板的隔声、家用电器噪声防护和各种管道声传递的防护。
居室气候是一种与人体健康最密切的人造气候。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各种调节居室气候的电器产品(如空调、加湿器等)已越来越多地进入寻常百姓家。居室气候已变得越来越舒适，越来越不受自然气候的制约。但和无边无际的自然气候相比，居室气候只能算是一种“微气候”。人的许多活动还必须在自然气候下进行，而出入居室，其实就类似于出入不同的“气候带”，人的身体常常不能完全适应这样的“气候变化”，于是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居室病症，“空调病”就是一例。怎样才能提高人们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从而避免现代居室病症呢?医疗气象学家通过试验，得出一个比较有效的办法，那就是在居室内保持一种“气象变化”，以“多变”应“突变”，从而锻炼人的抗“变”能力。事实上，生活或工作在气象条件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的人(例如经常出入高温车间或冷库的工人)，患感冒的几率要比在正常环境下工作的人小得多。而常在空调居室(一般保持较低恒温)的人，患感冒的几率则大得多。俄罗斯的医疗专家就曾采取变化“微气候”的方法，用3年的时间，将莫斯科第十九住宿学校某一班学生的“感冒率”降为零。
当前，室内防灾的主要任务是：其一，关于住宅安全设计标准问题。在国家科委组织的《2000年小康住宅产业系统工程》专题研究中竟未涉及住宅安全与防范问题，这无论如何是个遗漏。小康住宅，不应仅仅包括环保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更有居家安全的方方面面。联合国有关社会及人口统计体系都明确规定，社会安全、个人安全、危险事故是必须考虑的生活质量测度。其二，住宅安全设计符合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安全减灾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若在住宅规划设计时对灾害的发生没有足够的估计，缺少防范措施，要谈住宅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仅仅是枉说。因此需要提请建筑(工程)师关注如社会安全、室内安全小气候等问题，充分估价并认识现代城市系统及住宅系统的脆弱性，从根本上提高住宅系统的安全功能及应付意外事故的能力。
为此，我国应该建立专门的机构研究和监管家庭意外伤害事故，建立特定的法律来控制生活意外伤害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如对于危险性较大的生活用品和设施，规定严格的生产及质量检验标准，禁止事故伤害概率较大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等。全社会应增强生存的安全意识，广泛应用教育、宣传等手段，发展全民的安全文化，树立正确的安全观念和态度，掌握必要的防护技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无论是生命的丧失还是造成身体的伤残，对于个人是无可弥补的损失，而对于社会带来的是沉重的负担。所以我们应重视生活意外伤害事故的预防和控制。只要我们能够主动落实应有的措施，特别是我们全社会的每一个人都从自己做起，提高自身的安全文化素质，家庭事故的预防和控制，人类安全生活的目标就能得以实现。

城市人为灾害高技术事故，科学的双刃剑

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人们带来舒适、高效、快捷和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交通事故和核战争威胁等一系列负面影响和灾难。
十大高新技术灾难
加拿大魁北克大桥崩塌(1907年8月)，英国“泰坦尼克”号轮船海难(1912年4月)，德国“空中霸王——兴登堡”号飞艇烧毁(1937年5月)，瑞士由“灵丹”变“魔鬼”且污染全世界的DDT(1939年9月研制)，意大利维爱特水库垮坝事件(1963年10月)，土耳其DC—10客机空难(1974年3月)，美国堪萨斯州的海特饭店倒塌事件(1981年7月)，惨绝人寰的印度博帕尔毒气泄漏事件(1984年12月)，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事故(1986年1月)，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1986年4月)。
常态核事故
该技术是20世纪最成功的高技术之一，特别是核发电技术，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利益，但人类也承受了极大的风险。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就是一起使世界震惊的重大核事故。1986年4月26日01时23分，核电站进行试验计划停止第四机组工作时，反应堆的功率突然加大，排出大量蒸气，随之发生反应生成氢，进而引发爆炸，毁坏了反应堆，并释放出碘、铯等大量放射性物质，造成了举世闻名的核泄漏事故。事故发生后短期内造成31人死亡，203人患放射性疾病，方圆30公里内的2万人受到放射照射危害，预计至2006年将由此造成死亡75 000人，事故造成经济损失13亿美元以上。这次事故还造成北欧的瑞典、芬兰、丹麦、挪威等国家的放射性物质含量急剧增加，其中芬兰超过正常标准10倍，瑞典空气中的碘和铯含量增大5~10倍。导致这场悲剧的最主要原因是人为失误。
非常态核事故隐患及危害
煤中的放射性核素。用煤发电、照明、采暖、取火、做饭等是城市生存、发展、人类安居乐业的生命线。通常，一个中型燃煤电厂每年要燃烧掉30万吨煤，每台普通的采暖锅炉每年要燃烧掉6000吨煤。煤和其他天然物质一样，含有铀、钍、镭、氡等天然放射性核素，煤燃烧时，飞灰、烟雾直接经烟道排泄，煤渣则在城市的周边地区堆积如山，侵占土地。一方面，中国是一个煤资源大国，用煤发电的大国(煤电占全国总发电量的70％以上)；另一方面，中国的煤平均热量值低，灰分、含硫量高，天然放射性铀、钍的含量比美国的水平高1倍。不涉及其他污染问题，仅就放射性而言，煤燃烧后，放射性核素大部分在煤的烟灰中。如果煤的飞灰中的核素是可溶性的，则人类骨骼是受影响几率最大的器官。由于我国的煤中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较国外高燃煤工厂的烟气过滤效率低，耗煤量高，排泄的放射性对城乡居民造成的集体剂量，比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1988年报告书中的典型值相比，高出约1~2个数量级。现代城市与煤密不可分，煤以电能的形式造福于人类的同时，也给人类设置了意想不到的潜在核隐患灾害。
据印度的一项研究表明，生活在燃煤厂周围居民的患癌几率比生活在核电厂周围居民的患癌几率高30倍；而德国的研究也说明，以煤为燃料的一般动力站的危险性比核能动力的核力装置的危险性大约高60~220倍。另据我国核工业部门近期的空中监测发现，在我国北方某省会城市的东北部，发现了一个核辐射剂量大于110nGy／h的高辐射隐患区。经地面跟踪搜索证实，该城东北部的高辐射区是该市燃煤电厂储灰渣池及散布于四周的煤灰所为。燃煤电厂释放的辐射体，半衰期长，毒性大。在城市的各处人们随意堆放煤及其灰渣，既无覆盖，又无人过问，大部分燃煤电厂建在城市的周边，煤灰中的长寿命放射性核素，几乎成了城市中的一个永不消失的天然核辐射源。因此，燃煤电厂排泄堆放的煤灰渣已成为城市一个潜在的核污染隐患。
放射性仪器设备 工业自动化仪器(粒位计、密度计、厚度计、核子称)、医疗诊断设备(各种放疗仪、X光透视机、骨密度仪)、烟雾报警器、辐射灭菌等已被城市里的工厂、医院、科研院校的实验室等广泛使用，为人类的进步和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上述设备中的放射性同位素源的使用、保管、运输、维护、报废、退役不当，就有可能成为城市的又一种独特的潜在灾害。
墨西哥某城发生一起丢失放射源事故，致使全家5口人受辐照达4个月之久，其中4人在7个月中先后死亡；前苏联某医院一工作人员在修理X光机时，违反操作规程，头部受到照射，结果眼球摘除，并且颅内组织坏死，进行了切除手术。
1992年我国山西，有人误将钴放射源拾回家中，结果3人受辐照而死亡。80年代，牡丹江，70年代河南，先后发生放射源丢失被盗等意外事故，发生伤害人群事件。1969年，首都北京发生了误将来历不明的放射源浇注在钢筋混凝土塑像建筑底基内的严重事故，造成集体伤害。1963年初；中国安徽一农民从辐射育种改良实验农场将放射源误拿回家，全家6人受照，造成2人死亡，4人患急性放射病。1989年12月22日晚，南京市场子乙烯工地失落一放射源，经过128小时才找回，期间致使百余人受到伤害，属特大放射性事故。
随着放射性同位素源使用的领域不断扩大，中国各地发生多起放射源被盗、运输途中丢失等恶性事件。一些废旧的、未经退役而非法进入金属回收市场的放射源，再进入冶炼过程，造成相同量的有核污染的金属制品，进入人类活动的生活圈。80年代，墨西哥曾发生钢材污染事故。90年代初，我国天津港就曾截获一批核辐射照射量超标的进口钢材。废旧放射源大量流散在城市，极可能引发悲剧，成为一种新的现代灾害。
意外或人为的核事件意外或人为的核事件也时有发生，其对城市造成的灾害更大。据核工业部门近期在我国东部某特大城市开展核查工作时发现，该市某化肥厂的进口原料堆料场是一个占地面积为1 600平方米的潜在铀辐射污染区，成为该城市的一个新的灾害源。1996年，俄罗斯发生“车臣危机”期间，某日莫斯科一报社记者接到一匿名电话，车臣反政府武装的恐怖分子扬言，他们在莫斯科市投放了一个强放射源，以此要挟俄政府。消息传出，莫斯科人心惶惶，引起公众恐惧。当局紧急启动核准备应急系统，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处墓地找到了强放射源，才避免了核辐射灾害。
高新技术越来越发达，高新技术事故越来越频发，由此带来的风险也越来越大，正视和防御高新技术风险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城市减灾忠告对中国城市综合减灾的忠告（1）

在近十年的中国安全减灾建设进程中，笔者曾多次主笔撰写过科学建议，其目的不是仅仅希望我们的科学建议稿能成为国家、城市的“白皮书”或“蓝皮书”，而希望它能够让更多的人学会避开身边的危险，要让各级城市政府理解并实践主动的而非被动的城市防灾减灾。如果对过去记载下的安全减灾科学建议书做一回眸，值得记忆的内容篇目主要有：
1995年4月20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首届安全文化高级研讨会上提出“中国安全文化发展战略建议书”，其九大建议是：
(1)人人需要安全，安全由全民共建；(2)“安全为本”目标的实现，旨在提高全民的安全素质；(3)安全活动无论在任何领域既有“谋利”的性质，更具有“公益”特性，国家尤应关注安全减灾的公关事业；(4)安全问题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客观讲，对安全的宣传及其传播很不够；(5)人类社会的发展，要求不断提高全民安康水平；(6)鉴于国内外非生产意外伤害事故率的不断上升及其对社会公众形成的威胁，呼吁国家应加强综合管理；(7)安全减灾的产业化发展已成国际趋势，必须花大力气培养安全科技人员；(8)现代及未来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对宏观与微观进一步完善安全管理体制意义重大；(9)加强重大危险源及隐患调研，成立国家级事故调查处理中心等。
1997年7月28日以中国安全文化研究会筹备委员会专家组名义向国务院有关领导递交“关于制定《21世纪国家安全文化建设纲要》的建议”，内容包括八方面：
(1)树立跨世纪的大安全观，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2)创造安全文化宣教新模式，实施“全民安全月”活动计划；(3)完善安全减灾经济与优化控制模式；(4)大力发展中国安全减灾科学技术；(5)强化中国安全减灾综合管理及立法体系建设；(6)中国安全减灾产业化急需发展；(7)国家安全文化建设重点(一)：城市综合减灾；(8)国家安全文化建设重点(二)：企业安全文化。
2001年美国“9·11”事件后的9月14日在“京、沪大城市防灾减灾研讨会”上，笔者提出了“安全奥运”的论点，引发国内一批安全减灾专家的认同，而后在2002年8月将此观点整理成“安全奥运八论”在“市长季谈会”上介绍。并于2003年10月出版《安全奥运论》一书，其中总论——“安全奥运论纲”有专家认为成为安全北京、安全中国在综合减灾上的预研究指南。
2003年6月19日国务院某特刊288期刊出新华社对笔者的专访文章，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作了重要批示，强调北京市应加强综合减灾立法，迄今建议中的《北京城市防灾减灾条例》已成为北京“十一”立法研究项目的第一个专题，得到北京市人大的立法研究支持。
笔者自1999年迄今出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减灾白皮书专家组专家，先后在六个年度中就综合减灾、城市减灾、国家减灾立法等提交科学建议稿，2004年的建议为：国家《综合减灾法》立法研究及建议等。
以下结合城市防灾减灾的新特点及新情况，再提出九点新建议，权且作为一种预警的忠告：
忠告1：城市减灾必须成为中国安全减灾建设的第一重点
1998年通过的《中国减灾规划》（1998～2010年）在国家减灾重点中，仅仅将城市灾害划归在自然灾害一类中，将城市防灾与重大工程项目混为一类，无疑大大减低了城市减灾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在国家及城市可持续发展链条中，长期以来只注重人口、资源、环境，而忽略安全在可持续发展中的要素位置，因而导致长此以往“安全减灾”仅仅是一个特殊的环节，或称是第二层次的，所以致使事故高发，致使每年仅公共安全类事故率损失额为6500亿人民币，事故灾害的GDP有上升趋势。鉴于此应有的安全忠告是：
加强安全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四位一体教育，至少先在全国人大及政协的“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中增加“安全”的职能，以确保安全减灾建设的一体化及正规化；此外，像宣传城市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一样，同样增加对城市发展负面效应城市灾情的宣传，让更多的市民认可“灾情”也是市情，因此必须投入较大注意力关注安全、与城市管理者共同营造安全氛围。
忠告2：城市减灾的真正进展首先取决于对于综合减灾的实践“就事故论事故”、“就灾害论灾害”是多年来城市减灾的一贯做法，其缺陷在于往往在剖析单灾种时，忘记和忽略了相关要素，灾种的综合性“打击”，常常会发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怪症。不少城市昨天发生火灾，今天发生城市煤气泄漏，而后天往往是火灾加水患，同时又诱发煤气网爆炸；还有甚者自然灾害未平，人为灾祸又起，甚至还有人为破坏与故意伤人案。所有这些都说明，一个城市必须要建立起综合灾情观即在把握灾情特征中，特别关注灾害的衍生及连锁性。本来2003年12月末的重庆开县井喷属于一个自然灾害问题，但由于应急预案的不到位，平时缺少安全演练，再加上管理失当，导致了灾情的扩大化及灾害悲剧发生，为此提出如下忠告：
城市防灾减灾要强化综合减灾建设即在认识综合灾情观的同时，在各方面加大综合减灾管理的整体协调度，实现减灾的整体优化。
忠告3：城市综合减灾的落实要更多地体现在场所上
研究表明，综合减灾不仅仅针对灾情类型，更适合于场所减灾如巴拉圭超市大火惨案已为我们留下场所减灾的启示。2004年从8月1日到8月5日巴拉圭超市大火已造成509人死亡。究其原因：客观上是超市内餐厅煤气泄漏爆炸，并导致地下停车场车辆燃爆；主观上，经营者从避免商品被窃，居然下令关门，先收钱再放人，进一步导致人群在恐慌中踩踏。
这是大型公共场所的灾难事件，其忌讳处有三点：
其一，超市经营者极端缺乏“生命第一”的观念，见钱不要命；
其二，超市建筑设计明显缺陷，2000多人的大型公共建筑没有任何应急出口，是一个“死亡陷阱”；
其三，超市没有警报及疏散系统，超市员工平时没有应急演练，也在火灾中遇难。
从公众安全文化教育入手它告诫我们要树立“有序逃生”的意识，避免惊慌中拥挤所致的灾情扩大化的局面。那么超市如何为消费者提供一个安全生活空间？
现在商场的竞争不仅是经济竞争，更是一种人性的竞争。要求经营者在安全生产时，关注消费者的安全生活。核心是处理好安全与生产力、生产与生活、安全与效益、安全与发展的关系。
没有忧患意识，才是最大的忧患。火灾、爆炸、恐怖、破坏，尤其是地下超市的危险性更大，拥挤，火烧连营，暴雨倒灌，地震等诱发的灾害，加剧恐慌！
安全大检查十分必要，但重要的是自查、互查、抽查、专项检查及自身是否有一个到位的应急预案，以防不测！据悉全国已在不同层面上开展对超市安全检查，但这需要一个真正的整治，而不是一阵风的“头痛医头”，要发现背后的真正缺陷。要承认，我们对于市场尤其是超市安全系统的研究不够。

城市减灾忠告对中国城市综合减灾的忠告（2）

忠告4：依法确立国家的“防灾减灾日”已是当务之急
若对我国公共安全中的公众安全文化素质建构做一缺失分析，可发现人的生命价值未特别强化。公众不可缺少公共安全的危机意识，更要“伤后知痛”。现在很多事故灾害都能直接转化为公共安全问题，使公众常在与之无关的情况下受到伤害，不少情况下传统的安全理念已经无法得出答案。与许多国家不同，中国迄今没有全国的“灾害日”，是不是中国的灾害不严重，是不是我们没有最悲哀的日子，我认为绝不是。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国际减灾十年”确定的30种典型灾害，在中国都可找到，除地震频次多，中国事故灾害发生率远远高出邻国日本，仅20世纪中国的地震致灾死亡人数占到全球第一位。2004年7月28日为唐山大地震28周年纪念，在新唐山已全无了当年扑灭了人间烟火的大灾的痕迹，但我们不该忘记历史的“创痛”，为此建议应设立全国“防灾减灾日”。2003年“非典”的考验，进一步暴露出我们在应急管理各方面的缺失，其中除政府应进一步强化安全管理及安全法制建设外，持久性的公众安全文化教育势在必行。为此应有目的、有计划地在公众中开展安全文化教育，使突发事件的危机应对意识及能力成为国民之必需，要尽快地改变国民的形象危机。没有科技不足以强国，那么没有文化则足以亡种。相信，这不是危言耸听。因此，我们应反思，为什么事故屡屡发生，为什么我们不能记忆住过去。是害怕回忆，还是害怕“揭短”。鉴于对中国20世纪各类事故灾难的分析，鉴于对国民所能承受的灾难心理的期望，建议将每年的“7·28”日定为全国“防灾减灾日”，不仅可让国民认真而全面地回顾唐山大地震的惨剧，也较为系统地开展一次生动的公众安全文化教育，具体活动初拟为：
(1)这一天国家要举行专门的活动，总结一年来全国在防灾减灾上的成效、经验及教训；
(2)这一天国家及相关部委应举行专家研讨会，并向全国发布防灾减灾白皮书，告诫公众国家一年来在防灾减灾上的行动；(3)这一天报刊、电视、电台等媒体要使防灾减灾教育形成一个高潮，并通过有关社会团体使“灾害文学”、“灾难题材电视节目”等公益节目要有播出的黄金时档；
(4)这一天公共安全、校园安全，社区安全、家庭安全要形成宣传教育的规模并形成制度，使公众通过每年的“728”防灾减灾日都能在安全意识及能力建设上再得到一次深刻“洗礼”；
(5)可以相信，这种“国难日”的震撼力会给公民留下不灭的记忆，会给国家的防灾减灾事业创造无形的救助力量。
忠告5：城市综合减灾急需能力建设
经过2004年几次大雨洗礼后的尴尬，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北京的街道，有时候是停车场，而有时候也成为游泳池！这是经过近似于残酷的洗礼后才得出的结论，因为再不大声疾呼不行了，2004年雅典已过，2008年北京奥运已向我们逼近。无论怎样讲，面对不大的大雨，我们的城市已遭受了致命的打击，要看到以“地上交通瘫痪、汽车损害激增、地下设施进水、财产受损”为特征的现代城市水灾已登陆中国大中城市。北京“7·10”的城市暴雨有多大？是不是大到该足以造成如此局面？回答是否定的！7月10日的暴雨是10多年来少有的高强度短时降水，可从100多年的北京日降水资料看，仍然属于一般性的大暴雨过程，其1小时内的降水强度仅40～50毫米，此种情况在历史上常有发生，与北京城区1小时降水1264毫米的极值（1959年7月31日，海淀五塔寺）相差甚远。由“7·10”事件令人想到北京又重演了一次2001年12月7日降雪灾害事件，那是让整个城市陷入史无前例的交通大瘫痪。事实上，近几年北京发生的突发事故、灾害不少，但往往是滞后了相当一段时间才有效应对的，这说明我们的整体应急体系是欠完备的。因为迄今，我们尚未成立全市综合减灾管理机构，面对“7·10”暴雨，积极应对的绝不能仅仅是水务局和市政管委，它们在这场事件中的作用来得太迟了，有效的对策必须是呼唤全市层面上的综合减灾应急机制建立。
危机往往亦是破题时，愿这次暴雨带来的交通大拥堵给交通部门再来一个警示，是不是每每面对“灾害”事件，都该超前行动呀！是不是应格外关注节假日及上下班高峰时发生在交通上的非直接交通事件呀！暴雨造成了部分城市断电是事实，但并非路灯系统也坏了，为什么在黑的视线仅50米左右的南城不及时启动路灯照明系统呢？路灯对暴雨、大雪、大雾、“天已很暗”的路况是多么大的安全需求呀！为什么在关键时刻总没能体现出预案的应急作用呢？
北京市各级领导近来十分关注城市综合减灾的安全建设，“十一五”计划战略研究及《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都将综合减灾纳入其中。本人作为这些项目的研究专家，深刻感到：为了让城市远离这些事件的阴影，让决策科学化落到实处，必须从“体制、机制、法制”三大支点上去关注北京城市综合减灾体系建设。在正视城市事故灾情现状的同时，探寻城市安全策略，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人为原因造成的事件扩大化的趋势。愿我们多一份更全面的“市情”认知，多在市民中普及一些安全自护文化知识，不仅为“安全奥运”，也为可持续发展的北京及中国城市带来更多的科学思考和责任心。必须承认目前城区防洪排涝工程设计标准太低，如交通干线排涝能力只按“5年一遇”考虑，北京不少河道如通惠河、坝河等也只有25年一遇标准，这与国外大城市“百年一遇”或“三百年一遇”的标准相差太远。此外，由于城市化的加速，城区不透水地面与总面积的80％以上，地面径流系数大大提高，强降水，对城市交通威胁很大，城市自然会出现许多交通“栓塞”的节点。2004年北京市正修编城市总体规划应彻底地予以考虑。
作为一种科学忠告是：采取合理的城市雨洪计算方法，提高城市排洪标准；在增加城市对雨洪的调蓄能力的同时，增加地面的渗透力；建立科学的城市雨洪预警预报系统，统一雨洪管理体制等。
忠告6：城市防灾的公共安全建设要抓住社区与校园的平台在发达国家城市的安全减灾建设中，社区和校园是两个重点。因为通过社区可最大限度地把安全进入家庭，而通过校园能最快捷有效地把安全技能变成文化与知识教授给孩子。以社区安全文化教育为例：
强调“安全减灾进社区”的核心思想是：科学、长效的事故灾害预防工作机制尚未建立，所以建立依托社区的社会安全保障系统十分必要。世界上一些灾害社会学家发现，家庭、邻里、社区中经过长期建立的人际关系，在灾害到来时会发生诸多令人难以想像的作用，可大大减少幸存者心理创伤，对恢复家园有着巨大的积极作用。因此，以社区安全减灾建设为例，应关注的安全文化建设模式体现在五大方面：
其一，要积极构建家庭防灾减灾支持系统的单元；
其二，要积极完善邻里救援的社区支持框架体系；
其三，完善并大力发展非政府的民间社会组织以支撑个体防灾系统；
其四，构建社区安全文化的宣教模式及演练计划，有系统地开展自护、互救的应急事件救援演习；
其五，考虑系统而合理的社区安全文化建设的步骤及规划。具体讲北京宜从2004年起，到2008年奥运会召开之前，完成如下规范化措施：
(1) 2004年立项完成《北京市公民奥运安全文化建设纲要》中的“社区安全文化”建设计划编制；
(2) 2004年下半年选择中关村科技园区及西城区某社区开展以综合减灾为中心的忧患意识教育，除了观念外还重点演练防震、消防、防流行病、防恐怖事件等事项，摸索经验并加以归纳，从而制定安全社区评价标准；
(3) 2005～2006年为北京奥运安全文化宣传的高潮，要通过社区安全的推进，使市民树立必备的安全自护素质，树立应对危急事件反应的能力，从而在2008年之前，达到北京全民80％以上公众普遍接受一次安全文化教育的目的，使每个社区在安全硬件与安全软件方面达到安全减灾目标值的要求。

城市减灾忠告对中国城市综合减灾的忠告（3）

忠告7：城市综合减灾体制建设
所谓综合减灾体制建设的危机管理模式核心是全面整合的模式，其管理体系体现着一种危机管理的哲思与理念；体现着一种综合减灾的基本制度安排；体现出一种危机管理的水准及整合流程；体现出一种独到管理方法及指挥能力，这应是每一个负责任的城市管理者应特别关注的。
我们建议中国及中国各大中小城市应尽快建立和完善政府危机管理的组织体系和机构。无论是国务院层面的，还是各大中小城市及省级政府的，其机构的主要职能是：(1)制定该地区综合减灾管理战略、政策和规划；(2)进行突发事件信息管理及组织对灾害的风险度评估；(3)在正常状态下，负责危机的预防、预警及社会安全文化教育；(4)在突发事件发生期，负责领导并协调总体防灾对策；(5)考虑到城市灾害的特殊性及多样性，要明确不同政府机构的特定职能及统一领导、分工协调的危机管理体制的整合。
特大城市应从以下方方面面完善应急管理体系：(1)需进一步使危机处理组织系统合理化，提高政府在危机中的快速反应能力；(2)需加强危机应急方面的综合立法；(3)城市规划需引入危机管理机制；(4)需升级信息管理系统，提高政府在危机处理中的反应率；(5)需进一步以社区为单元完善全民参与的群防群控的防灾减灾工作；(6)进一步规范危机信息披露机制，强化社会对政府的监督；(7)需建立城市间全方位的合作机制，提高国家总体安全体系下的城市间危机管理的协调度。
忠告8：城市综合减灾机制建设
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在综合减灾管理机构建立后重在理顺机制。所谓综合减灾机制建设的核心是要优化综合减灾管理系统中的内在联系，并创造可协调的运作模式。如城市灾害管理如何与城市行政管理并存与融合？灾害管理与行政管理如何协作及制约？现实中，在城市危机处理上常出现的现实困惑是：如何用新理念去权衡灾害面前的救人与抢救财产的关系？如何落实应急预案的优先原则与坚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关系？如何防止灾害事故扩大化与避免波及周边区域的关系等。总之，期望的城市综合减灾机制强调应急的系统建设，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中国应“尽快建立一套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城市综合减灾机制建设看似一个应用性极强的实践问题，但若理不清头绪将无法化解城市各类风险，其要害是理论建树。
综合减灾机制建设的忠告：其一，预先防患、事中控制、事后改进的原则；其二，政府危机管理中有效沟通的机制原则，无论采用何种沟通方式一定要确保信息的及时、准确及客观；其三，国家或城市应制定的重大突发事件的常务机制原则；其四，建立城市高效灵活的社会管理机制的原则；其五，社会应急心理作用机制与反馈和解读机制原则；其六，综合减灾应急机制原则的核心是协调度及快速反应机制；其七，城市虽是人工社会及复杂的巨大系统，但对于事故灾害更要源于细节，因为安全文化教育始于细节，任何危险及灾祸都出自随意，忽视细节的城市管理往往是更大的潜在危机等。
忠告9：城市综合减灾法制建设
城市综合减灾管理的落实关键要做到：应是一种可持续性的管理，应是一种有信息系统支持的管理，应是一种体系危机预警的管理。而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危机的综合减灾立法的支撑。因为，只有依法行政，才能构建减灾法治的政府行政。
目前，我国防治灾害方面的法律有《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保险法》、《防洪法》、《防震减灾法》、《汽车法》、《消防法》、《人民防空法》、《矿山安全法》、《安全生产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这是人大针对个案而制定的法律，虽然它在单方面减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治理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纵观每次灾害形成的时候，必有次生灾害发生，如地震可能引发火灾、水灾和瘟疫；火灾可能引发房屋倒塌、管道爆裂、交通堵塞等。针对这种情况，急需有一部综合减灾法来应对各类突发性灾害事件的发生。我国开展综合减灾立法研究并制定综合减灾法，在法律保障和法律监督的前提下，建立灾害救援体系，实施有效的综合减灾管理模式已十分必要。因为有了这部国家级的大法，每当次生灾害伴随着主灾害发生的时候，政府就可依法采取应急措施，发挥综合救灾的优势，在统一指挥下，打破条块分割，畅通信息渠道，整合资源利用，从而有效地组织群防群控和协调各部门的救灾工作，使城乡因灾害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北京是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频发的城市，“新奥运”的建设目标及跻身国际现代化大都市的要求都需要综合减灾立法的保障。事实上，2008年北京安全奥运推进无论是管理、规划设计、科学研究要有作为，法制必须先行。问题在于，北京奥运场馆及配套设施的安全已不是一个奥林匹克公园的概念，它不仅涉及北京全市，还涉及外省市的统一协调，所以北京安全奥运研究的落实必须有法制保证。关于立法规划有如下思考：(1) 国家尚未制定《灾害基本法》或《紧急状态法》、《城市防灾法》，所以在各个层面上尚有缺陷，但从奥运安全的整体性出发编制一个跨地域的《安全奥运条例》是必要的和可能的；(2) 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是北京，所以《安全奥运条例》本质上也相当于《北京城市防灾条例》；(3) 要从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出发，研究《北京城市防灾条例》国际化的内涵、思路、原则及需要。即在国家层面上形成目标一致、结构合理、管理有序、效率优先、利益兼顾的体现安全保障思想的法制管理体系；(4) 建议从首都大安全出发构建并完善母法与子法相配套的立法体系。最现实地讲，这个体系就是《北京城市防灾减灾条例》。
开展城市综合减灾立法研究在法律保障和法律监督的前提下，建立灾害救援体系，实施有效的综合减灾管理模式已十分必要。因为有了这部综合性的“大法”，每当次生灾害伴随着主灾害发生的时候，政府就可依法采取应急措施，发挥综合救灾的优势，在统一指挥下，打破条块分割，畅通信息渠道，整合资源利用，从而有效地组织群防群控和协调各部门的救灾工作，将城市因灾害及危机事件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城市减灾忠告灾难是人类共同的不幸（1）

“和平而不太平”，有媒体这样评论目前的这个时代。不太平，除了局部的冲突之外还有没完没了的灾难。2003年年底，人们无法像往年那样，欣喜地翻过仅有的几页日历。12月23日，中国重庆发生天然气井喷事故，200人罹难。12月25日，一架由西非贝宁飞往黎巴嫩的波音727起飞后不久爆炸，111人遇难。12月26日，伊朗一个叫巴姆的小城发生里氏63级地震，造成25万人死亡。意识形态、战争冲突使人类产生了隔阂和仇恨，不期而遇的灾难却消解着这种隔阂和仇恨。中国人为同胞的不幸悲恸，也为远隔万里的伊朗人民祈祷。各大门户网站，在重庆井喷和伊朗地震的专题后面跟帖排起了长龙。
在紧急批示要认真处理重庆灾难善后的同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向遭遇更大不幸的伊朗人民发出诚挚慰问。同时一支由43人组成的中国国际救援队也赴伊参加救援。同样令人关注的还有，12月26日美国总统布什发表讲话，向伊朗地震受灾地区表示了慰问，并表示美国愿意向伊朗提供援助。对于布什这个讲话，一个必须交代的背景是，目前美国和伊朗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灾难是人类共同的不幸。它牵动人类共同的神经。一时间它打破了所有的隔阂。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灾难的历史，是一个人类同灾难抗争的历史。在灾难面前人类都是弱者。弱者需抛弃偏见，抛弃敌视，相濡以沫，互相抚慰，才能共同走过。
英国诗人约翰说：“没有人是座孤岛，独自一人。每个人都是一座大陆的一片，是大地的一部分。如果一小块泥土被海卷走，欧洲就是少了一点，如同一座海岬少一些一样；任何人死亡都是对我的缩小，因为我是处于人类之中。”嘲笑他人的灾难，并不能避免这个灾难落到自己的头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美国和伊朗这一对冤家，在灾难面前站在了一起。人们该为此而感动，而历史将记录这个细节。
摆正人在自然中的位置
经历了“非典”的惨痛洗礼，“善待动物、保护动物”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笔者认为，只有摆正人在大自然中的位置，才能真正做到“善待动物、保护动物”。自人学会直立行走、学会劳动和使用工具之后，人便从灵长类这类普通动物中分化出来，成为一个突发的种群，开始在生物圈里逐渐占着主导地位，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和享受欲望使人类向陆、海、空的索取愈演愈烈……
智慧的古巴比伦王国的臣民，为了保持繁荣昌盛，获得更多的良田，毁灭了大片森林和草原，结果使千里沃野沙化、盐碱化，庞大的巴比伦王国最终化为乌有；美国西部许多地区曾经森林茂密、草原广布，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人为增加小麦产量，将大片森林、草原辟为耕地，结果开成了东西长2400公里、南北宽1400公里、高3400公里的黑色风暴带，造成了千万人的流离失所；在国际社会，霸权主义者为了抢占地盘、掠压资源，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弥漫的战火使大片大片的森林消失，许多动植物因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遭到破坏而物种锐减；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使空气质量严重下降，河水及饮用水污染加剧，许多动植物失去自下而上的家园，土壤污染随处可见，动物赖以生存的植物已无立足之地；宠物和笼养鸟的盲目流行，被一些人视为人类物质、精神生活水平提高的一种表征，殊不知滥养宠物污染的公众环境引发了狂犬病，1只笼养鸟的背后是19只同类的丧生；聪明的人们发现虫害和疫源时就使用大量杀虫剂、抗生素，尽管暂控制了虫害和疫情，但却意想不到地毒死了害虫也毒死了害虫的天敌……
科学家告诉我们，世界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就像血液把我们身体的各部分连接在一起一样。人们常说“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青泥”——这就是水中的食物链的一部分。那么，在森林生态系统中食物链又是如何呢？森林之中的虎、豹、狼以食用草食动物为主；而食肉鸟类如鹰、隼类则以中小型鸟类、兽类为食；草食动物如狍、羊、兔以百草及树叶为食；中小型鸟类如燕、雀、莺则以昆虫、嫩叶及草籽为食；昆虫以各种植物为食；各种动植物的死亡或遗粪滋养了百草、森林及菌类，菌类给植物提供营养或加速动植物死亡，用另一种方式维系着动植物生长。这就像自行车的链子，一环扣一环，断掉其中的一环，自行车就不能走了。世间生命之网并非人类编织，人类不过是这个网络中的一根线、一个结。
千百年来的历史表明：大自然不是我们随意盘剥的对象，不是我们取之不尽的财富源泉，而是与我们自下而上和发展息息相关的生命共同体。人类虽然是地球的宠儿，但地球上却不能只剩下人类自己。如果没了那数不胜数的“百花齐放”，我们将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现代人的行为将决定物种未来的消长存亡，污染和破坏地球及其生物环境，就是自毁家园。对自然，我们不能虚妄地去“征服”和“战胜”，更不能狂妄地去“消灭”和“铲除”，而要精心地加以保护。所以，人只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人类属于大自然，而大自然不属于人类。人类必须摆正自己在大自然中的位置，与大自然和谐共处。
人与自然相伴的城市设计
在居住小区和城市环境里，当今的绿化建设，从图纸设计开始，就将“草地”列为绿地建设的主要内容。不论在“效果图”还是在“平面图”表现上，嫩绿和草绿总是必不可少的地面色彩陪衬。在建设竣工时，也总免不了立一些“爱护绿地，人人有责”的精神文明告示牌照。同时，它也告诉了你：除了区内的道路，免开你的足迹！这种草地式的绿化环境，遍布于当今的各种高低档住宅区里，遍布于当今的各种办公环境和写字楼周围，遍布于当今的城市广场、街头绿地、城市花园、城市绿带和环城绿带的地块里。就这样，一个个不可多得的绿色环境，使人们至多只能享受到局部的道路占地的“绿色感觉”。
更有甚者，在人类活动频繁的“买卖”、“饮食”、“加工”等环境的街道路旁，其绿化地块里种植着色彩艳丽和疏密有致的灌木林。这种环境既不能成为燕雀之巢，又不能让人迈入半步。在尚不文明地块，这种“灌木林”便成了“垃圾林”；在“文明发达”地块，这种“灌木林”则成为绿化工人的“就业碗饭”，捡废纸、除杂草、剪绿叶。巨资开辟的“绿地环境”，除了园林工人可以入境享受以外，广大的民众，为了坚守文明，就只能不越雷池半步。所以，绿色就只能“与人为敌”了。
上海的衡山路，一边有一个“徐家汇公园”，另一边有一个“衡山公园”，徐家汇公园约是衡山公园面积的8倍。但入园沐浴“绿色”的人次却是相反。因为衡山公园内的树阴下的每一块园地，都能接纳游人。而徐家汇公园的环境里，却只能是径上站人、凳椅坐人，它的占90%以上的绿地，却只能让人望“绿”兴叹。徐家汇公园，是2000年后上海市政府斥巨资建设的城市绿地。衡山公园是20世纪初（或许更早）的时候建立的环境绿地。徐家汇公园是新时期为民造福的“公园”，而衡山公园却像是上个世纪留下的一座“私园”。为什么衡山公园会比徐家汇公园更能“留人”，这并不仅仅因为是衡山公园内的年代性的树冠之大，更有其园内的任何一块泥土均可踩、可乘之缘故。因为这是一个“与人为友”的环境。
在当今中国，绿化建设究竟是“与人为敌”还是“与人为友”？这是绿化建设的设计理念问题。当今的绿化之音乐“哆来咪”的布设（草坪1；灌木2；塔松3），只能算作是一种绿化“布景”。它不仅在视觉上已完全失去了其审美情趣，而且在功能上也是一种“与人争地”和“与人为敌”的绿化环境，它是当今的非文明产物。在某新村小区，这个小区的居民“不文明”地辟开黄杨冬青的绿篱，进入被圈的草地，在几棵大树底下乘凉对弈。我觉得，这是真正的文明人的举措。我们的绿地环境，为什么不能朝这个方向去设计建设呢？人类渴求在树阴下弈棋，就像燕雀喜欢在灌木林中啄虫一样。这是因为这符合了动植物之间的体位活动的行为空间尺码的相互适应性。由于当今的绿地环境是缺而不是多，又因为我们当今的绿地建设的目的应该是留人而不是拒人。所以，我们应该在人类活动较为频繁的绿地环境里，要尽可能减少灌木和草地。因为人类的活动和梳理，在体位和尺码上，与灌木和草地并不相适应。而我们更不应该受所谓的“视觉需要”而去铺设这些草坪和灌木。这就是植物与动物之间的体位、尺码上的相容性。而当今的绿地环境建设，则应该更多地考虑人类的“体位和尺码”，并探讨出哪类体态的植物，与人类相伴是最互为适应的。

城市减灾忠告灾难是人类共同的不幸（2）

生命安全的新意识
重庆开县井喷事故，经中央派出的井喷调查组认真调查，被认定为特大责任事故。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官员还说，调查组将从这次惨痛的事故中汲取教训，提出相应的防范措施。回想起来，单是2003年一年之内我们发生的那么多大小事故，又有几个不是“责任事故”呢？尤其是有些同类事故接连不断发生，说不是“责任事故”又如何能够说得通？至于公众“安全意识”虽然有待“提高”，但更应该提高安全意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的好像是管理者或公务员。我想问，如果是因为一些负有保护群众生命财产的责任人因安全意识不强所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应该由谁来赔偿呢？
每个人都应该有“安全意识”，这自不用说。作为一些百姓，虽然还没富裕起来，有的甚至还很穷，因此说他们不怕脏不怕累不怕吃苦不怕受罪，但有谁说他们不把自己的生命当生命，甚至非要说他们“不怕死”，我想这也不完全符合实际。这次井喷事故发生后，当离事故发生的中心稍远一些的穷苦百姓知道了是怎么回事又还没晕倒的情况下都争先恐后地往外逃命（传媒上有当地百姓往外逃命的图片），就是最好的证明。再说，在每年大大小小无数的事故中死去的一些百姓，也都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意识”所造成，或者说如果一些百姓因事故而死都仅仅是因为死者没有“安全意识”造成，我们也不会把那事故称为“责任事故”。对于一些百姓而言，他们的“生命安全”实在不是自己的“安全意识”能以控制得了的。有时候，这些人没有安全意识，是个死；有了安全意识也还是个死。比如这次开县井喷事故，就与百姓有没有那种“安全意识”不大沾边。可以说，当时有很多人都是在没有弄清怎么回事就“晕”过去的，直到死去。这与他们有没有“安全意识”又有什么关系呢？一些百姓怎么也不会想到，是因为某些管理者的责任，让他们连须臾也离不开的空气居然也不能呼吸了，或说连呼吸的空气也成了这些百姓致命的杀手。尤其是当事故发生后，原本最敏感的当地媒体由于种种这“规定”那“纪律”，都没能及时报道。否则，至少不会像现在这么惨，死亡的人数也不会有现在这么多。已经在媒体上看到有人做深度分析，很奇怪，这次对开县井喷事做的报道，重庆地方传媒总体上竟迟于中央传媒。如果说，传媒在这种危机事件面前，还犹豫再三，一定要等新华社定调发消息，那么，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传媒的社会警戒与动员的功能。因为我们毕竟没有更有效的渠道代替传媒发挥这种广而告之的功能。在这样的事件中，时间就是生命，延误每一分钟都可能丧失一个生命，或者致使一个生命的健康受到严重摧残。对于传媒的介入，必须是争分夺秒！
谁为公共灾难埋单
2004年正式实施的《浙江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与应急办法》明确指出：“因突发事件致病、致伤人员确实无力支付医疗机构救治费用而欠费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医疗机构予以适当补助。”公共灾难由个人埋单的规定，让我们感到很困惑：承担公共安全风险本是国家的职责，为何酿成的苦果却要个人承担？笔者认为，突发的公共灾难要求个人承担的损失，背离了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其本质是要求个人对不是自己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使其肉体在受到伤害的情况下财产又一次受到重大的损失；是将本应由全社会共担的风险一味地加诸个人身上。如此而为，有欠公正。
突发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受害人的过错，却要其承担不测的后果，使得个人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无法对将来充满信心。我国银行有十万亿的存款，但是人们消费的热情却不高，就是因为人们对于将来不放心，而使得资金沉淀在银行成为存款，而无法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资本。当人们没有安全感时，谁还敢消费，市场又如何获得充足的资本来运转？
我们知道社会就是为了共抗灾难，弥补个人的不足，以集体的力量给个人以保护的，社会越发展这样的职能应该越完善：至今犹记，我国劳工在以色列被炸身亡，以色列承担的是国家责任，不仅给予了死亡补偿金，而且给予遗孀及子女补贴。如果同样的灾难发生在国内，也绝不该让他们自舔伤口。
如果将社会比喻成一个大船，我们每个人都是乘客，那么公共安全事件所引发的灾难就应该类似于海商法中的共同海损，大家风险共担。公共灾难所威胁的是我们每个人，而那些可怜的受害者不过是替我们受难罢了，我们纳税，我们服从政府，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当我们成了这样的不幸者时，能够得到社会的保护。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独立的个人面对不测的世界；再大的灾难在团结着的人类面前，都不可能让人丧失生活的信心。总之，对于突发的事件，必须坚持一个原则：不能让受害人倒二次霉，在肉体受伤后财产上再遭受更大的损失，有关的费用应该由危险引发者承担，在危险引发者无法查明或者无力承担的情况下应该由国家和社会承担，社会应尽快建立起这种机制。

城市减灾忠告新世纪国际减灾战略提出新主题

新世纪国际减灾战略——重视青少年防灾教育
2000年，联合国减灾特别工作组秘书处发布的国际减灾日主题是“防灾，青年与教育──特别关注森林火灾”。
“国际减灾战略”特别工作组强调如下要点即：(1)保护地球和环境，我们人类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我们的下一代即今天的孩子们在这方面要发挥特别作用，因为他们是明天社会的主宰，他们更需要安全的生活。(2)青少年的防灾教育是全球性的，可能会涉及各种威胁及风险，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了解到生活社区及家园隐藏着灾害威胁。(3)全球在新世纪的防灾管理上转变将是根本的，即要从灾害精神及文化上使青少年接受早期教育，重要的是必须从最初教育入手，作为基本教学计划的一部分编入教育课程之中；同时应千方百计创造机会让青少年积极参与防灾减灾的自护行动之中。(4)联合国有关部门建议采取的主要减灾日活动为：为青少年制作一本反映灾害预防文化的手册；要求各国家及其社区完善并建立国家或地方优秀减灾教育计划。(5)“国际减灾战略”特别工作组要求各国应重新印制1995年出版的减轻儿童灾害的彩色纪念专刊《认识自然灾害——为您和您的朋友准备的游戏和辅导材料》，并在《国际减灾战略》网站上设立“儿童角”，以成功地进行防灾宣传，推进全球预防文化的深入发展。1999年7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二次世界减灾大会强调：要关注大城市及都市的防灾减灾，尤其要将社区视为减灾的基本单元，必须开展灾害风险评估；建筑结构的标准与规范的研究，因为对减灾十分重要，提高结构安全标准是面临的重要挑战。国际减灾十年科技委员会报告强调：未来全球减灾关键是要提供一个观念，即如何通过现代科技知识，为使减轻灾害危险取得收益，并更好地深入到社会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去。我认为， 2000年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所提出的新主题迄今对最大限度地启动青少年的责任感及全社会防灾减灾教育的自觉及规范性，为21世纪成为安全少灾的新世纪仍在发挥作用。
倡导构建全民大安全观
安全防灾文化是特殊的科普内容，是因为它所涉及的范围不是常规科学技术，它专门关注人们生存空间、生产与生活中的人为或自然的风险及危害。当代灾难来自于现代生活中机、电、化学、毒气等物品的危险，来自于风暴、水灾、地震、地陷、泥石流等自然巨灾。对此人类的基本法宝只有靠当代科学技术。安全防灾自护文化素质教育的核心是教育人们多一份警觉，懂得一些安全自护平安的知识及规律，掌握必要的避难和应急的方法，从而获得在突发事件到来时临危应变，争取最大的生存机会，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及损失。可以看出，这是与常态教育不同的特殊内容。提高公民对突发事件应急能力的关键是平时应有安全防灾意识与训练。为此，有理由说，倡导新世纪防灾减灾的大安全观有其客观背景及现实的迫切需求。不仅有公众安全观的变化，安全减灾科学技术的发展，“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思想深入人心等原因外，更有其减灾科技与管理发展的规律性。为此从培养中国青少年预防文化观，倡导国民安全文化自护素质教育方面讲，对构建全民大安全观提出如下五点思考：
其一，要树立大安全的综合灾情认识观。旨在以过去仅仅关注自然灾害，扩充到生产安全、生活安全、生存安全的全领域，全面关注技术事故、人为灾害及环境公害，尤其关注校园安全健康。
其二，要倡导全民自护的教育观。利用一切宣传和教育手段影响公众和社会，树立跨世纪的大安全观，当务之急是培养和造就幼儿和中小学生，树立起科学的大安全观，使他们具有安全文化知识、职业伦理道德、安全行为规范、自救互救和应急逃生的技能。要用安全文化知识启迪人、教育人、造就人，形成全社会安全文化氛围。
其三，要扶植媒体关注安全的自觉观。虽然，公众对于灾情的关注度，近年有较大上升，但与其他社会“热点”相比，公众对于防灾减灾自愿参与的热情并不高，很大程度取决于媒体的“上镜率”。不仅报刊安全减灾类栏目在减少，影视媒体也很少开辟公益性安全文化教育园地，此种状态再不改观，事故高峰还会上升。
其四，要坚持灾害评估的保险观。多少年来，保险运用其独特功能，为社会及个人分散风险，消减损失，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应看到，保险市场发展不甚理想的地方颇多，其主要是国内保险业尚未与防灾减灾密切相连，不少涉及重大项目及社会公众利益的防灾对策及措施中竟无保险业的加盟，对此绝不是国内对保险重视不够，而是保险机制欠主动所致。
其五，要确立大安全的综合管理决策观。按联合国救灾署颁发的防灾指南的要求，应急预警指“如果在临灾或可能带来灾害性后果的事件之前及时给出计划，使一切准备就绪，那么就可能减轻这些后果的严重程度”。无论从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要对防灾减灾实施综合减灾管理。当前应实施大安全观管理的就是中国21世纪安全减灾战略规划，中国“十一五”发展计划等；从微观上讲，要尽快按《中国减灾规划》的精神落实城市防灾法规建设。除此之外，特别要请国家教育部及各省市教委切实将青少年安全防灾自护教育纳入教育计划中，为避免走过场，重要的是落实有水准的教材编制及其系统的不同年级的教学计划，从而根本地把握安全防灾教育的贯彻传播及落实。

城市减灾忠告呼吁加强大安康文化建设

面对灾难、生命、自然的种种较量，重塑市民的忧患意识，树立对生命负责的大安康观才是根本的建设。
市民为什么需要大安康观
人类安全观念的提出与发展是世界历史的进步。过去的安全观念，一般以抽象的国家安全为中心。现代的人类安全观念则要求打破这种仅仅以国家为中心的安全思维框架，通过“以人为本”地构建新安全观，促进和提高人文发展水平，保障公民社会。新的安全观认为，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不仅不是对立的，相反，却是高度互补的。没有人类安全，何来国家安全？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基本组成，而国家安全是包括人类安全在内的。国家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也即保护、促进人类安全，而不是让人类（个体与社会）单向地保障国家安全，本末不能倒置。今天，人类面对的一系列新型安全威胁，几乎都是人造的，也就是说，人类灾变的主要威胁来自人类自身。即使今天遇到的许多所谓“自然灾害”，其本质都是人祸，人祸猛于天灾。所以，实现人类安全也只能靠人类本身。首都市民的安全意识的树立应成为一种文化标志，这里倡导的大安康观基于如下新认知：
第一，现代社会的灾害源决定了只有大安康观才能应对。所谓大安康观就是同时关注“以人为本”的安全与健康问题，其核心内容是全方位关注城市系统可能诱发的所有灾害与危机。虽然建设部早在1997年《城市建筑技术政策纲要》的防灾篇中已定义“地震、火灾、风灾、洪水、地质破坏”为城市的五大类主要灾害，但2001年美国“9·11”事件及2003年春夏之际的SARS灾害、全国频发的洪灾、交通恶性事故等，再次警示人类，人类之所以要有超越健康观的大安康观，就在于致灾对象已在扩展，人类应对的危机越来越集中在脆弱的城市系统上，其酿灾类型为：自然巨灾、人为事故、恐怖袭击、瘟疫病灾及其尚未出现的新灾，人类对此必须有充分警觉，任何忽视及不全面都将酿成不应有的后果。北京城市灾害的典型排序是：火灾、交通事故、意外事件、气象灾害、环境公害、流行病、地震与地质灾害等。
第二，“小康安全”需要大安康观的导引。其含义在于小康社会的标准要更高更全面，缺少安全就缺少了小康的标志。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认为，“安全”需要是人的第二层次上的需求，从“以人为本”的视点出发小康安全即富裕起来后的社会公众的安全追求十分重要。所谓安全是对应于事故与灾祸而言的，安全防灾除了要防止各类产业事故外，更要避免日常生活的灾害即交通事故、城市火灾、化工厂泄漏、城市生命线系统崩溃、居家事故、恐怖事件等；此外还要最大限度地减少自然巨灾及其环境公害的影响如地震与地质灾害、水灾（水多、水少、水脏、水资源分配平衡）等。正是从此种意义上讲，安全需要对于当今及未来中国应成为占据重要地位的科学与教育的建设思考。从联合国减灾委员会及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安全概念的确立应是广义的大安全即区域安全、国家安全、生态安全、城市安全、企业安全、社区安全、个人安全，说到底都要落实到小康社会的安全上。
第三，城市的有序度呼唤安全的承载容量。城市化进程，不论“造城”还是“改城”，都是既要求人口密集，又要求“城市安全”。这正如在高速公路上疾驰的车辆，就得随时倍加小心。现在为生态旅游已引入了承载容量及备用的概念，城市为什么不呢？在“城市安全”中，各类资源的“承载容量”尤须科学地面对。其中城市生命线系统的供电供水供气问题首当其冲。在我国，因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比例较低和资源管理体制有待进一步改革，目前有不少城市对地下水已是“过度采集”，以至于在许多“造城”地区，都出现了“一开发，就缺水”的严峻局面。2003年夏全国19个省市先后出现的限电、故障停电不仅进一步表现了城市的脆弱性，也拷问了城市生命线系统的安全保障度。它反过来警示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你的城市生命线系统在灾害到来时有保障吗？
市民的危机意识教育应从安全文化入手
事实上，人们在谈到防灾时，大多谈的是政治价值，或者经济价值，却较少谈到防灾减灾安全的文化价值。有些人以为，文化不就那么回事嘛，它的价值能有几何？这实在是一种认识上的偏见与误解。我们固然应对安全防灾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予以高度重视，但同时防灾的文化价值更应引起人们的关注。何为防灾的文化价值？防灾事业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它的客观文化价值体现在为人们（或社会）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做出贡献的大小。贡献大则文化价值高，反之则文化价值低。说得通俗点，就是人们在日常吃、穿、住、行等生活中，用了多少防灾？起了多大作用？这“作用”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价值。以防灾安全的消防文化为例：消防的文化价值，有着它的特殊意义。消防文化作为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一种反映，既抽象又具体，既无形又有形，看似可有可无，其实极其重要。消防文化往往表现为人的精神和意识、观念和理论、知识和素质、情操和品格，是社会精神风貌与精神内涵、美学情趣与美学追求、价值尺度与价值取向的高度凝聚。消防文化是中华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消防的文化价值，绝非仅仅是保护了几座名胜古迹，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它的文化价值更在于导向人们选择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先进的文化思想塑造人的灵魂。试想，那些消防队员、那些蹈火者们，如果没有高尚的人生观、神圣的利义观、悲壮的生死观，怎能面对烈火浓烟，舍己救人，义无反顾？从此我们不难看到安全防灾的文化价值之所在。我国安全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为了生存、繁衍和发展，人类祖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对付灾害与猛兽的经验，找到了维持人类生命运动生存的方式，这就是人类不断地解决物质需要和保障其活动的安全需求。人类对安全或灾害的认识经历了无知、盲目、被动的阶段，才发展到局部有知、有意识的、系统的阶段。需要指出，现在倡导的大安康观的安全文化绝不单单是“文化安全”，而是一种随社会发展而出现的安全信息化、安全产业化、安全科教化的现代化文化形态，它不是过去的安全管理简单的“翻版”，也绝不是故意要将安全文化这实践性专题搞得神秘化，更非“另起炉灶”，而是控制事故的新探索，是实践的新需求。提升安全文化价值，不仅仅是喊一个口号，发表一个宣言，讲几句理论而已，问题的关键是要有一批人脚踏实地地去实践、去创造。北京是首都，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公众的安全文化素质教育及建设理应走在全国的前列，这是一项极艰巨的事业，它建筑在应知应会之上。安全文化建设的案例研究是对一个文化过程的刻画和描述，有它自身的规范和方法，但案例研究重点要突出对企业、对社会、对公众有指导意义且源于实践的规律性的内容。安全防灾文化素质教育是一特殊的科普内容，之所以说安全防灾文化素质教育是一有难度的特殊的科技与科普内容，是因为它所涉及的范围不是常规科学技术，它专门关注人们生存空间、生产与生活中的人为或自然的危险及危害。安全防灾自护文化素质教育的核心是教授人们多一份警觉，懂得一些安全自护平安的知识及规律，掌握必要的避难和应急的方法，从而获得在突发事件到来时临危应变，争取最大的生存机会，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及损失。
市民的安全文化素质已成为当代文明的新追求
古今中外，人类一直在与灾难的抗争中前行的。从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后的“核安全文化”为世界开辟了工业安全文化反思的新路，到近年来国内安全减灾专家在推进安全文化建设上的，才使得中国安全文化理论体系在中国创生并有今日之良好发展势头。我以为，安全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研读并实践它正是当今遏制事故灾难与危机事件的良方，其关键点在于不要“就事故论事故”，而是从更高的文化层面去剖析事故灾祸的发生背景中人为致因的种种要素。如何从安全文化视角予以认知呢？
第一，城市灾难，带给人类的难题，要求人类去正确解读。面对突发事件，很多人的心理不可能不出现过度的焦虑、无助、沮丧与恐慌，但逆境催人类成熟，从安全文化层面上讲，灾害有理由且事实上使人类演习了灾难应对，不能不承认由于我们平时太缺少准备，经历了茫然、无措、正视、反思、调整到逐步地镇定，不能说不是一个痛苦的安全文化建构过程。
第二，城市灾难，更呼唤行政与制度的安全文化重铸。文化的重铸在危机开始时并未凸显，它是长期以来社会上一些思维惯性与惰性的反映，事实上也是对我们向来以乐观主义为主流的文化习性的写照。危机就是危机，有专家将其描述为软危机，既然是“软”的就不构成灾难，这分明是一种危害更大的文化习性。积重难返，落伍的文化习性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亟待扬弃并重铸。2003年面对SARS，国务院在仅仅20天之内颁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使“抗非”纳入法制化轨道，使行政与制度的种种欠现代化行为统一到应急的安全文化的新层面中。
第三，城市灾难，在“抗非”中体现出的责任及关怀，更体现着一种可贵的安全文化的人性化重铸。应该说，由于全社会安全文化教育的不够及不够普及，公众中发生一定程度的恐慌算是灾难事件中正常的初步反应，但由于灾难本身及公众的复苏的希望，人们的“人情味”开始变得浓郁，人们及社会增加了一种对生命价值更深切的理解，这是安全文化的警策性作用。同所有事件一样，灾难及减灾过程所具有的深层文化意义都需要做出理论阐释及精神总结，只有这一步，它的价值才可能得到较为充分的彰显，并成为一项真正的精神资源和财富。从此种意义上看，市民危机的安全文化教育计划及目标应纳入城市精神文明建设中。

城市减灾忠告公众安全文化教育应培养纪律意识

“城市灾难健忘症”要不得
松花江两岸，每至寒冬，雾凇长垂，晶莹剔透，婀娜多姿。在人们的零星记忆中，吉林市的印象是那般美好──北山公园、丰满水电站、陨石雨……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现也开始为这座美丽的江城曾经遭受过的灾难而感叹不已，若干年前，一场无情的大火吞噬了这座城市的一座博物馆，使大量珍贵的远古恐龙骨架化石付之一炬。如今，令人震惊的“2·15”特大火灾又在这座城市的一座百货商厦肆虐，造成53人惨死的又一人间悲剧！
这是怎么了？狰狞的火神何以一次次向江城下手？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为死去的人悲伤，为活下来的人感到幸运，也为当地党政有关部门在处理这场火灾时的果断和沉着而感慨。毕竟，如今我们在处理这类公共安全领域突发事件的态度和能力已与从前大不相同——不再遮遮掩掩，而是以求实的态度从容面对，尤其是不再回避灾难发生的真实情况。
尽管媒体报道说，这场大火发生后，当地省市的有关领导已向广大群众表示道歉，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反省“问责”制度落实得如何。但是，当一遍遍地反复浏览报纸、网页，除了看到大量的有关这次火灾各种消息外，却没有发现有一篇反思前后两场大火的文字，心却不由得凉了一半。看来若干年前发生在吉林市博物馆的那场大火，已被许多人忘记了，这座城市在那场火灾后并没有“长了记性”，或者从中汲取了什么教训。要知道，一个城市在并不长久的时间里接连发生了两起国人尽知的大火灾，绝不是一件有多光彩的大好事，但也不见得非要忘记它！都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一旦大难临头时，又有多少人能记得我们这座城市曾经有过相同的灾难？
细究一下，“城市灾难健忘症”的主要临床表现是：灾难驾到，感慨万状；灾难消遁，记忆全无；空谈预防，不舍一金。换句话说，就是平日里不记得一座城市曾经发生或有过的灾难，不汲取曾经以血换来的诸多教训，使得没有多长时间又有相同的灾难来临，给国家和人民群众造成极大损失。应该说，许多自然灾难固然难以预料，但是许多人为造成的灾难却是可以提早预防的，就看你这座城市是不是平日就有了准备，市民是不是都为“有心人”，而有关主管部门也是不是在灾难未来之时舍得花些本钱，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予以抵挡和防范。客观地说，现在这种“城市灾难健忘症”仍比比皆是，好好地查访和观察一下你周围的各种灾难隐患，你不能不感到心惊胆战！有了病就得下决心去治。“城市灾难健忘症”并非是不治之症，而是有办法治愈的。至于治疗措施也不外有三：一是时常“忆忆苦”，告诫人们记住这座城市过去所经历的各种“天灾人祸”，培养一种应有的灾难忧患意识。二是“思思甜”，多算算防范灾难所能带来的诸多好处，鼓励有关部门舍得花大本钱投资，以防患和减灾。对每个家庭来说，花点钱购买一个消防灭火器，并不是一件难事，这件事不能光鼓励，有时还得来些硬措施！第三个措施最难办也最重要，就是要采取一切必要的实际措施，棒喝“城市灾难健忘症”！你不是屡屡犯这个“城市灾难健忘症”吗？你不是不肯为防范各种灾难做一些实事吗？那就请你腾出位置，让愿意有作为的人去大胆地干事，使其有所作为。反之，就是对国家和人民犯罪，贻害无穷！
公众安全文化教育迫切呼唤纪律意识
2004年2月2日（农历正月十五），北京密云群众在元宵晚会上，发生人群拥堵踩踏事件，造成37人死亡，15人受伤，这是北京1949年以来罕见的特大事故，震惊了京城，震惊了全国。
密云踩踏事故这个深刻教训提示我们，大力提高国民纪律意识已刻不容缓，它关乎着人民的生命安全。密云重大伤亡事件固然有组织方面不可推诿的责任，但是从更深层次上讲，这是对于我们长期忽视纪律性教育的一个必然结果。我国著名记者萧乾先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一直在伦敦。谈到其自身经历的两次伦敦大轰炸，萧乾先生认为，英国之所以能战胜两度空袭，英军的战斗和防空设施固然重要，但最为重要的是民众素日养成的良好纪律：在空袭躲警报时，市民仍保持镇定和秩序。他回忆说，“我记得，只有一回，在地铁入口由于秩序乱了，一个人倒了，后边就全堆了起来。结果没人被炸死，却因拥挤，许多人压在底下窒息而死。所以每次见到北京人挤公共汽车的那种争先恐后的劲头，我就想，万一打起仗来，这可怎么得了？”

城市减灾忠告安全减灾的GDP

绿色GDP的启示
GDP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被世界各国所采用。当时经济发展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影响远没有现在这么巨大，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还没有出现。在1992年之后，GDP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核算指标，而且实际已成为衡量各级政府政绩最硬的指标，这是由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所决定的。应该看到，GDP的效果是多方面的。2001年我国GDP达到95933亿元，比1989年增长近两倍，年均增长93％，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六位。追求GDP的高速增长，不仅使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和丰富，增强了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而且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国际政治地位。
GDP只是对最终产品和劳务的计量，没有把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计算在内，它本身只能反映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与否，而不能说明一个地区或国家资源消耗的状况和环境质量的变化。而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对我国政府近年来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构成了巨大的挑战。现在看来，可持续发展的要义是可持续，而不仅仅是发展。可持续不仅是当代的可持续，而且是子孙后代的可持续。
GDP也被发达国家所采用，似乎没有带来对资源和环境明显的负面作用。这与我国具体国情有很大关系。首先，我国当前正处于工业化阶段，尚未摆脱高消耗、低效率、高排放的粗放型增长模式，生产工艺总体上还相对落后，资源的利用率比较低，污染物的排放率比较高。其次，没有哪一个发达国家的GDP增长率像我国这样高。高消耗、高排放，高增幅，造成了资源的惊人消耗和数量巨大的污染排放──如果长此以往，发展将难以为继。
再次，我国的政府职能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GDP增长在各级党政干部的政绩考核中的极端重要性，使得短期利益和短期行为屡禁不止。发展经济往往“压倒一切”，环境和生态保护只能为经济建设“让路”。
当前，对于GDP增长的盲目追求，已经使我国的资源、环境形势非常严峻。世界银行认为，我国1995年因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在540亿美元左右，约占当年GDP的5％～7％。虽然这一评估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值得商榷，但也不乏警示意义。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对“发展是硬道理”的丰富和补充，更加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实行绿色GDP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更为突出。把成本和环境成本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会从根本上改变党政官员的政绩观，推动粗放型增长模式向低消耗、高利用、低排放的集约型模式转变，真正把可持续发展战略落实到经济建设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可以说，实行绿色GDP是贯彻落实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新发展思路的最佳切入点。
实行绿色GDP，面临技术挑战，但并非不可跨越。实行绿色GDP面临现实的技术挑战。主要有两大难题：一个是资源环境的损耗与经济发展不同步。比如，工业污染引发的生态破坏和健康损失是污染发生之后逐渐显现的，有的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被发现，其成本算到哪一年才准确？再比如，物种的灭绝也是这样，你很难把它归结为哪一项经济活动。另外一个难题是资源环境如何定价。人们逐渐意识到，资源、环境无价的观念是错误的，但是究竟如何进行市场定价？因此，我们在呼唤绿色GDP的同时，也要问一下：我们准备好了没有？
实行绿色GDP确实存在许多难题，但并非不可跨越。其中一个重要前提是资源、环境的产权明晰。有产权就会有市场交易，定价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近年来我国许多资源的产权越来越明确，比如土地权、林权、水权，随之而来的租用、买卖等交易行为越来越频繁，土地、树木、水等自然资源也就有了具体的价格。有形的自然资源是这样，无形、无界的环境又如何定价？
相对于自然资源，环境的价格似乎更难确定。从目前来看，一般做法是，首先由政府部门确定出一定区域的环境质量目标，并据此评估区域的环境容量，然后推算出污染物的最大允许排放量，并将最大允许排放量分割成若干规定的排放量，即若干排污权。政府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分配这些权利，如公开竞价卖、定价出售或无偿分配等，并通过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使这些权利能合法地买卖。在排污权市场上，排污者从其利益出发，自主决定其污染治理程度，从而买入或卖出排污权。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排污交易。通过排污权交易市场，最终就可以确定环境的价格。资源环境的产权明晰是与市场化的进程密不可分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资源市场和环境市场的逐渐形成，实行绿色GDP的控制时间表会越来越近。
安全减灾的GDP
先看加大事故经济处罚力度。2003年3月22日，山西吕梁地区孝义市孟南庄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72人死亡、4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035万元。对于这起特大事故，处理结果如下：事故主要责任人、孟南庄煤矿总经理孟昭康等５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吕梁地委书记郭海亮等18名责任人受到相应处分；孟南庄煤矿被处以2118万元的行政罚款，被吊销了有关证照，并被实施关闭。对这样的事故，有关专家认为是缺乏必要的经济制约手段，带有隐患的小煤矿之所以屡禁不止，是因其生产成本太低、所获的利润太高。尤其是煤炭价格回升后，一些小矿主更是要钱不要命，忽视安全，超能力突击生产。虽然我国目前已对采矿单位收取矿产资源补偿和资源税，但却是依据生产量甚至销售量在事故后收取的，不是依据资源蕴藏量而进行事前的有偿转让。这样的税费额度并不很大，导致“准入门槛”过低，给小小煤矿“遍地开花”大开方便之门。由于对事故经济处罚的力度不足，很多小煤矿的矿主荒唐地认为，即使出了事故，也不过“如此而已”，因此，他们肆无忌惮，全然不顾矿工的生命安全。就罚款数目而言，这是近年来对安全生产事故处罚最重的一次。有关专家解释：这是根据《安全生产法》、《煤炭法》等相关法律的有关条文做出的行政处罚，对于发生重大事故的责任单位，应处以其非法所得１～５倍的罚款。其实，这种规定在《煤炭法》中早就明文列出，但以前基本没有严格执行过。对于孟南庄事故有关责任人的处理是根据《安全生产法》的规定。由于这次矿难死亡人数多、经济损失重、社会影响大，故处以最限额即非法所得５倍的罚款。鉴于该矿非法所得多，故罚款随之增多。结此，有关人士表示，必须加大经济处罚力度，对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单位，都将依法按最高限额处以罚款，要罚得这些非法生产的矿主“伤筋动骨”，罚得他们心疼不已，罚得他们没有能力再恢复生产。在事故能力方面，必须提高事故的经济成本，即除了严格执行地方行政领导责任追究制外，还应强化生产企业的经济制裁手段。目前，企业出了事故，赔偿太少，处罚太轻，在一定程度上使不法业主无视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应尽快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在企业开工前，收缴足够的事故自理保证金，规定较高的赔付额度，加大经济处罚力度，让企业“再也死不起人”。长期以来，我们忽略了安全投入成本，淡化了安全经济观。一些地方和企业没有充分认识到安全投入的成本与效益之间的关系，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置安全生产于不顾，有时甚至明知不可为而强为，导致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接连不断。纵观所有的重大事故，无一不存在这方面的原因。
实际上，大量的事实证明，通过事先的安全投资，把事故和职业危害消灭在萌芽状态，才是最经济、最可行的安全生产建设之路。研究成果显示，安全保障措施的预防性投入效果与事故整改效果的关系是1∶5的关系。这一安全经济基本定量规律是指导安全经济活动的重要基础。我们不难发现，安全投入搞得好的企业不仅事故少，而且经济效益也好；相反，对安全生产重视不够或者干脆不顾安全生产的企业，即使一时收到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但终归不会长久，一旦发生重大事故，轻则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重则毁掉一个企业。正像有些企业内部流传的俗语那样——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次事故全玩完。安全就是效益，这是所有企业管理者应该树立的“安全经济观”。加大安全投入，依靠先进的科技手段和先进的设备、设施，是有效避免重大事故发生的根本所在。

城市减灾忠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观

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个历史演变过程。为了有效地“改造自然”，人们不惜把对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看得轻而易举，并加以夸大和绝对化。随着对自然控制与支配能力的急剧增强，以及自我意识的极度膨胀，人类开始一味地对自然强取豪夺，从而激化了与自然的矛盾，加剧了与自然的对立，人类也不得不面对人口剧增、能源短缺、臭氧层破坏、全球变暖、大气污染、水资源缺乏、森林锐减、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物种灭绝等生态危机的种种现实。从现在开始，我们应当把促进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未来的持续发展统一起来，积极地肩负起自己的责任，自觉地调整自身的行为，力求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通过相互依赖、互惠互补，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协调发展，最终达到“既改造自然，又不破坏自然；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的目标，以便全面长远地为人类创造良好的生存条件，逐步提高生活质量，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创立一个完全新式的人类文明，一个可以永续发展的文明社会。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理念，对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思想启迪作用和现实指导意义。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我国要达到发展经济和环境保护并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兼顾、生产力发展与自然和谐“双赢”的目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物质技术基础和生态环境双重保障，就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把青山绿水留给子孙后代。而在具体操作中，需要特别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确立一个战略。即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既着眼当前，又考虑未来，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安全的协调发展。要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自然资源，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同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改善这两个历史过程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树立一个观念。即在全社会树立起新的生态观。反思人类干预自然的限度及其合理性基础，扎实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环境问题，不断满足人们改善生产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愿望；运用法律、经济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来管理环境问题，鼓励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和监督环保工作；对环境资源成本和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进行核算，用绿色GDP真正体现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
形成三种思想。一是“天人一体”的思想。认识到人类生存资料的有限性和地球的惟一性，抛弃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积极行动起来，保护好地球这个今日惟一可供生息的家园。二是主动适应的思想。牢记人类对于自然界绝不能像征服者统治异类民族一样，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之前首先想到自己永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学会调整自然界本身的平衡。三是环保第一的思想。强力发展绿色科技，并将绿色科技转化为先进生产力，保持和改善生态平衡。
正确处理四大关系。一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在发展经济、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绝不能采取耗竭资源、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方式，而应当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及时修复由于人为或自然的原因造成的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严格防范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各种废弃物对自然环境的污染。二是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关系。坚持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有机统一，加大对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三是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关系。必须从精神文明建设着手，紧紧围绕弘扬生态文明观和文明发展观、提高人们的生态文明素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个重点，大力建设生态安全文化，努力在全社会形成科学、合理、安全、健康的生活方式；形成以资源节约型、科技先导型、质量效益型为基础的可持续的文明发展观。四是当代发展与未来发展的关系。坚持可持续的发展观，改变传统的发展思维和模式，努力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资源永续利用、环境不断改善和生态良性循环的协调统一，既保证当代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又为子孙后代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城市减灾忠告少一些“征服自然”的愚蠢悲剧

由清华大学学生黄德与北京大学毕业的两位朋友王荣涛、张伟华组成的登山队抵达贵州省六盘水市，攀登六枝县毛口乡板瓶村的老王山，距崖顶100米处黄德因手中所抓的石块受力脱落，坠落百米山崖，当即丧生，时为2004年7月2日。人们在为之惋惜的同时，自然会想起21世纪的第一个春天，昆仑山海拔6178.6米的玉珠峰。来自广东的王涛、邝君咏、周虹骏和北京的任玉昆、王海亮五名登山队员永远长眠在那里。这些执意登顶显示人本力量的勇士，最终被沉默寡言的玉珠峰接纳为己有。
人们同样不会忘记，2002年8月7日，5名踌躇满志的北大山鹰社学子林礼清、卢臻、雷宇、杨磊、张兴柏在攀登海拔7292米的西藏希夏邦马西峰时，因恶劣气候长眠于海拔6000多米的西峰白雪下。自然与人生又一次在面对面的交流中彰显了神秘和不可征服的力量。人们在追问攀登的意义，人们在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在省察一次次登山悲剧背后的社会心理诱因。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情结在作祟？
20世纪人们最爱说的就是“征服自然”，还爱说“显示了人类的力量”。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把五星红旗插在了珠穆朗玛峰上，当年的媒体曾经这样写道：此举“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无高不可攀、无坚不可摧、吓不倒压不垮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在那个“人定胜天”、喝令三山五岳开道的年代并非夸张的语言，而与此一脉相承的是至今人们不能忘情于这种“征服自然”的情结。在挑战某峰超越极限的喧嚣中，甚至在电视台播出的某协会的慰问信中，还出现了“人类征服自然”这样的语言。其实，人类的这种“征服”情结可能与生俱来，诞生于人类早期的困境、与自然的血肉相搏之后的短暂的愉悦和长远的利益回报。而随着科学手段的不断进步与创新，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力空前绝后：几百年长成的参天古木，人可以只消三分钟让它轰然倒地；几万年才形成的一片热带雨林，人可以几天之内将其化为焦土一片；大自然要花几百万年才能养育的物种，人可以几十年令其断种绝迹。具有数十亿年龄的地球在出现才几千年的人类文明面前日益显得软弱可欺。
就说2000年春天的那次登山悲剧吧，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人就敢当登山队员，一个中途加入的没有野外装备的队员愿望最为强烈，因为5月10日是他的生日，他把生日和登山的成功疯狂地联系在一起。一个队员在因天气变坏队长要求下撤时，不愿放弃即将到手的登顶的荣耀而执意前行，“如果今天不登顶，这次就没有机会登顶了”。另一组也是不听指挥，继续攀登，失去了规避风险的最佳时机。盲目、浮躁、冒进、轻敌，人性的脆弱酿成了这次事故。事实上，大自然更像一个大智若愚的长者不屑于与人类斤斤计较，因为他只要动一个指头，就可能让人类碰得头破血流。沙漠化、水源枯竭、干旱、洪水、气候变暖等，这些灾害只是自然对人类无知狂妄的一种回敬、一种惩罚。因为自然与人类总希望和谐相处，相互依存，而只有这种相互依存才是双赢的结局。这里应记忆住一份“珠峰日志”的话“也许登山者来时抱的是一颗征服自然的心，但走时带去的却是一颗被大自然征服的心”。多次走过地球三极的李乐诗，无以表达对自然的挚爱心迹，竟说出：“大自然，是我的情人。”意大利女探险家独自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后，面对沙漠跪下静默良久，回答记者提问时她说：“我不认为我征服了沙漠，我是在感谢它允许我通过。”
正是这样，面对一座圣洁的高山，人们放弃登顶，而是停下来欣赏她神秘且宁静的美丽；面对一棵参天的古树，人们放下斧锯，而是铲除杂草堆肥浇水，让它长得更大更高；面对一泓清澈的净水，人们拒绝排放污秽，使之“春来江水绿如蓝”，只有到那时，人类才算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力量，什么叫征服，什么叫智慧，什么叫和谐。

城市减灾忠告面对事故灾难，最可怕的是麻痹

一座“险”了几年的大桥终垮塌
2004年6月10日清晨6点50分左右，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田庄台镇村民胡韬突然听到辽河方向传来一声沉闷的水响，他发现眼前的305国道大辽河田庄台大桥的一段桥面已经消失了，桥下水面还在波动。6月12日，胡韬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听到声音时就想，肯定是这座险桥塌了！”大洼县平安农场曹菜村村民何秀云亲眼目睹了大桥垮塌一刻。她告诉事故处理指挥部：当时，她骑着自行车从家里到河对岸的营口市水源镇上班，骑到大桥中间时，看到前方桥板开始平行下坠，导致一辆四轮农用车也随之落入水中。而何秀云当时距桥板断裂处不足3米。此时，她又发现对面有一辆农用三轮车卡在断桥边缘，同时发现河里有人浮出水面奋力挣扎。她立即高喊“快救人！”等到落水者上岸后，她才离开现场。发生事故的305国道大辽河田庄台大桥连接营口与盘锦两市，大桥北起第15孔桥板脱落，桥板脱落处距水面8.4米，河水水深14米。
事故发生后，由于目击者反映共有三辆车落水，当地紧急组织盘锦、营口两市及鲅渔港的潜水员下水搜救，海军旅顺保障基地防险救生船大队也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事故现场搜救人员达到200多人，并采用了彩色图像声纳设备进行探测，搜索范围共7万平方米左右。通过连续两天的水下搜寻，没有发现落水车辆。根据当地公安部门对目击人员重新进行核实的结果，加之未接到寻车寻人的报案的情况，事故处理指挥部认定大桥桥板脱落造成一辆农用车落水，两名落水人员逃生，是一起无人员死亡的意外事故，搜救工作也告一段落。当地发布的无人员死亡的结果无疑让人松了一口气。这座大桥早就是一座险桥，但一直未得到有效整改，并且来往超载车辆只要缴罚款，就畅通无阻。一直这样险下去，垮塌是迟早的事情！有人这样评论：“田庄台大桥垮塌不是意外，零伤亡的结果才是意外！” 305国道大桥垮塌让人震惊，无人死亡的结果让人欣慰，但事故本身的背后却再次让人思考。
安全是人类生活质量的基本指标之一，近年来，全国各地各类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在一次次事故之后，管理部门对责任人“严肃查处”，具体部门“痛定思痛”、“停产、停业整顿”，但已发生的悲剧却已无可挽回。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政法司司长黄毅说：“305国道田庄台大桥垮塌事故虽初步认定无人死亡，但巨大的经济损失不可避免。这起事故让我们看清楚在安全生产、公共安全方面还存在不少隐患不能及时得到有效整改。”一个几年前就存在安全隐患的大桥，直到垮塌才引起各级部门的重视。黄毅司长对此评论说，这说明在安全问题上，各地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还有很大距离。在最近的督察中，仍然发现各地有不少已经发现安全隐患，但缺乏整改措施的情况。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但愿这次大桥垮塌事故给我们实实在在敲响警钟，绷紧心中的安全弦，杜绝类似“意外性事故”的发生。
最不该忘记的却最容易忘记
2004年1月出版的星河著科幻作品集《空间错落有致》给我们一个假设：如果有一天，人类文明因为某种原因——也许是自己的核战争，也许是天外飞来的小行星，也许是别的什么突发的灾难——面临崩溃时，人们会如何去面对？莫非真的会像科幻电影中所描述的那样，有英雄献身去阻止灾难的发生；或是通过随机选择的方式让部分人进入地下防护设施，由冷酷无情的计算机扮演遴选幸存者的上帝角色？而幸运获选的人们与不幸被排除在掩体门外的人们竟能平静地接受这种抽签的结果并严格遵守？真的十分怀疑。因为灾难的来临永远是那么突然，就像飞机在天空中蓦地撞上飞鸟，就像汽车在小雨里身不由己地冲向护栏……很多时候灾难根本不在我们的预测之内，却又是那么真实迅速地发生了，而那时的人们几乎无法用理性来思考问题。
也许面对突发的灾难，《潮啸如枪》中的场景才是真实可信的：严厉而睿智的部落长否定了以抽签方式发放应急所用的“营养面罩”的意见，而是发到谁就是谁；幸运的人们亲眼看到另一群同类在汹涌的洪水中挣扎着死去；一个好心助人的小姑娘的“营养面罩”被大人们争相抢夺，却无人愿意再归还给她……面对这些，部落长的话语冷静而透彻：“我们的世界从来都是靠团结和互助渡过难关的，但每次也都因此踩熄了文明的火种。”所幸这次，正是由于有了部落长的果断和冷酷，才在洪水之后让更多的人生存了下来，文明也才得以延续。
其实，当我们为那些被洪水淹没的高台上的人群悲伤时，我们也许只是在自欺中悲天悯人——就像很多人热衷于追究悲剧的原因只是因为悲剧没有降临自己身上一样，远观的位置令我们能够深深地体味幸运，感悟现实生活的美好。但是，一旦这样的悲剧真的降临到我们身上时，我们还有时间和机会去考虑其他人的生存与毁灭吗？也许，不去抢夺他人的“营养面罩”、不把他人推向洪水已是我们勉强能够保存的文明特征了——事实也许比这更坏。
面对灾难的态度人类从来就是不一样的。有道是：泳者易溺；康者易疾。这是因为泳者、康者自我意识中的优越感起作用，从而失去了警惕性的缘故。同理，居安而易忘危。
人们常常会这样：最不该忘记的却最容易忘记。无论是一个天天向上的人，还是一个蒸蒸日上的民族，最容易忘记“居安思危”；因而养成麻痹大意、松懈懒惰，甚至是报喜不报忧等种种心理惰性。“敌存灭祸，敌去招过。”于是，在突发的危难面前，就会或不以为然或惊慌失措，都无以从容而有序地应对，其结果常常带来个人与国家无法估量的命运悲剧。这绝非危言耸听，因为世界大同作为人类理想，还仅仅停留在令人向往的理论上。此外，当今科技的进步还不足以完全认识与把握大自然，所以天与人自己都还是制造灾难者，随时随地发生灾难不可避免。2003年春夏陌生的“非典”偷袭人类就是再一个明证。“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2003年全国“抗非”取得“送瘟神”的全面胜利。然而，重要的是“送瘟神”之后，我们要铭记“居安思危”，并把它落实到日常工作生活中去。理智地总结教训是把付出巨大代价的坏事变成好事的关键所在。宋人杨万里有诗：“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皆如此，如果以为战胜一次艰险，就可以尽享一马平川的顺畅，而料想不到你是刚刚进入万山圈里，不知前面还有多少高山要爬，那仍然是没有从坏事中引出好结果来。
对此，我们还要向成立于1802年的国外老字号企业杜邦学些危机应对理念。终日与危险化学品打交道有200年历史的杜邦，走到今日靠什么？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查布朗在一次谈话中指出：
(1)“别人从事故和问题中看到的可能是对企业声誉、领导形象的影响，而我们从中则看到了机会。事故给了我们完善的机会。”我们一些企业的领导在面对事故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会不会承担行政或法律责任，于是灾害发生之后，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没有面对问题的勇气，也无承担责任的诚意，更缺少改正不足的决心，最多只是象征性地做些指示和表态，搞些虚张声势的检查和整改，可这种所谓的大动作除了能起到转移视线、掩人耳目的作用之外，从长远来看对工作的改进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一阵闹腾过后，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隐患还是那个隐患。
(2)“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取决于态度和决心，在杜邦，我们有一个信念，所有的事故都可以避免。”如果灾难发生后没有一个正确、坚定的态度，不潜下心来分析事故发生的必然因素、查找漏洞和不足，不下定决心清除隐患，那么旧火刚走，新火就会再次光顾。火灾事故频发的单位不是没有先例。当然，这种态度绝不是领导的一时兴起，摸摸脑袋、拍拍桌子决定的事今天定了明天就有可能走样。要想实现由事故到机会的转变，必须建立和完善一套合理的安全管理机制并严加落实。
(3)在杜邦公司的安全指标体系当中，员工手指破了都将被记录在案。他们认为，如果能减少手指被割破这样的事故，就能避免其他所有的安全事故。我们有些单位虽然墙上也挂着各种安全管理制度，但真正能够落到实处的为数并不多。甚至有些制度只是为了应付检查而已。这种有名无实的制度又怎能起到它应有的规范和约束作用？
没有思想上的重视，没有制度上的制约，灾害就会不期而至。没有整改隐患的决心，没有制度上的改进，灾难的代价就会白白付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杜邦老总的肺腑之言，能够帮助我们去掉愚蠢的侥幸心理与麻痹做法，从反思中汲取治理的智慧及力量。

城市减灾忠告国家应对突发紧急事件的两把钥匙（1）

2003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数十位全国政协委员对当前我国的城市灾害应急能力表示出极大的担忧，纷纷建言：必须尽快整合社会资源，建立各级城市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将灾害可能带来的损失减至最低。但此刻我相信更多的人并不知北京已经潜伏着瘟疫灾害。从2002年11月发生并在2003年4月得到发展的全球性的“非典型肺炎”令中国领导人关注，温家宝总理在4月14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特别强调，要尽快建设并完善国家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及法规建设。4月20日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免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的职务。由一场罕见疫情灾害而免去高级别官员的职，在新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非典”击倒了两位官员，但给所有官员们敲响了警钟，“当官要为民作主”绝不可再做官样“文章”，讲空话。在新一代领导的务实风格下，执政懈怠，尽职不力，或者说玩忽职守者，都是不能容忍的。作为城市安全防灾科技工作者，我更以为国家应抓住此时机，建立面对所有公共突发事件有普遍意义的管理机制及立法体系。再不如此，我们将无法应对未来出现的新情况及新态势。具体讲，SARS，考验了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政治文明；SARS，考验了一个政府的“应激反应”能力；SARS，更考验了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健全性。
第一把钥匙：国家亟待建立社会公共危机管理机制
在2004年3月闭幕的两会上，许多代表委员呼吁尽快建立适应中国目前社会需要的社会危急处理机制。一些政协委员还就此提交提案，一些相关部委还在会议期间，就加强城市灾害应急处理能力问题举行了提案办理会。社会危急处理机制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应急处理能力，是维护社会稳定、减少国家、社会财产在突发事件中所受损失的重要社会制度。现在，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建立有完备的社会危急处理机制。譬如，据媒体的报道说，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后，社会各方面的应急系统在很短的时间内行动起来，全力投入在当时看来还不很确定的突发事件处理上，无论政府机构还是公民，都表现出很高的危急应急处理能力。应该说，完备的社会危急处理机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社会危急处理机制是一个综合的社会突发事件危急处理系统，它由社会危急预警系统、社会灾难应急系统、社会危急信息疏导系统等于系统构成，需要预先制定出完备的应急方案，建立起训练有素的应急队伍。特别是危急事件发生后的信息传递和反应能力更是不可或缺，它既能发挥“灭火器”的作用，也能发挥“动员令”的作用。社会危急的含义是多方面的，既包含天灾，也包含人祸。建立完备的社会危急处理机制，既可以把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降到最小程度，也可以以极小的代价迅速平息突发的社会灾害。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据民政部统计，一般年份，全国受灾害直接影响的人口约2亿人，因灾死亡数千人。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和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灾害损失有日益加重的趋势。同时随着社会转型，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发生一些人为的突发事件是难免的。如果没有建立起完备的社会危急处理机制，就将加大应急成本，更可能扩大社会危害，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与此同时，尽管目前有些地方政府也建立有一定的突发事件处理预案，但适用范围较小、应急能力较低，不能完全有效及时地处理突发的社会灾难。当突发事件发生时，某些地方领导社会危急处理意识不强和处理能力欠缺，加之个别的“下意识”的“隐瞒习惯”，极易引发更大的社会灾难。如果这样的状况长期存在下去，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非常不利的。因为，社会危急事件的不确定性，要求所有的应急处理系统不能有任何的懈怠，这就要求建立完备的、系统的、有针对性和快速反应能力的处理机制。而且还要建立起分层次的、差别化的、全国统一的整体网络，做到反应及时，应对得当。当今社会，完备的社会危急处理机制已经成为社会文明进步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它的健全与否关系极大。作为社会安全保障机制的一部分，社会危急处理机制也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必不可少的。如今，我国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在客观上也要求我们必须建立起完备的社会危急处理机制，使之成为维护社会利益的重要制度保障。社会危急处理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迟不如早，早不及快。
在生物学上，人有一种能力叫“应激反应”，指人的身体在突然受到外界强烈刺激或巨大伤害时，会自动调动起身体各部分所有的能力，使各器官协调一致，保持最佳状态，以对抗来自外界的打击，这是人体自我保护的本能。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时会表现出超常的能力，会做出他们平时根本做不到的事。但是应激反应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当危机来临时，身体的反应过度，反而制约了人的应对能力，连正常情况下很容易做到的事都做不到了，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关键的时候掉链子”。其实政府也有这种“应激反应”。正常情况下，各个部门、各个机构各行其是、各司其职，政府正常有序地运转，社会安全稳定地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地生活。但是一旦出现了威胁到公共安全的突发事件时，政府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及时判断和应对危机？非典型性肺炎的突然爆发考验的正是我们政府的“应激反应”能力。对政府来说，强有力的指挥措施，各部门、各机构的协调配合、统一高效的行动，以及积极稳妥地组织社会各方面力量开展切实有效的工作，是成功应对突发事件的首要条件。突发事件是针对公共安全的，影响面广，涉及人数众多，仅凭一个部门的努力不可能有效扼制事态的发展，在正常情况下办事的方式和手段，甚至是程序可能都会有所变化，这时候政府的权威性和整体协调能力至关重要。问题在于平时是否有机制，是否有应对训练。
事实上，早在1994年，北京减灾协会专家们就通过多重渠道希望政府建立一个综合减灾管理指挥决策部门，但后来不了了之，理由是“没必要”，因为地震、泥石流等灾害几十年才可能出现一次。也曾有人建议把地震局改名为“灾害局”，没成的原因是地震局觉得自己管不了那么多事。现在的情况是，灾害发生了，涉及的一些单位，如铁路局、水利局、公路局、地质局，都是各管各的。一个城市的应急系统是否完善，在事故中会找到所有的答案。日本是个多灾害的国家。从政府到地方都有作为常设机构的防灾部门——“防灾对策本部”。1995年发生6000多人丧生的阪神大地震后，日本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在检讨自己的防灾工作，强化了“初动体制”，即快速反应体制。据了解，公安大学目前正与军科院、卫生部等开展一项工作，即对全国的50余万名治安民警及专业人员进行一些关于化学危险品的品种、毒性及救治方法的知识普及工作，这或许是城市应急体系建设工作的好的开始。凡参观了洛杉矶的紧急事务处理中心的人，这里先进的设备和高效的组织方式会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该中心的指挥厅最多时可容纳99人。紧急事务处理中心平时只有3～5名常驻人员。而一旦发生某一个部门无法单独处理的事件时，这个中心就显示出它的高效来。在最短时间内，涉及到的各个部门的副手都会赶到中心。指挥厅前方的大屏幕随时切换到事发现场，总指挥随时调动。同时，各方面的信息也及时反馈回来。这个过程因为是同步进行的，较之一种单向的交流速度更快一些。从1995年开始投入使用后，这个中心已处理过包括洪水、暴乱、火灾、地震、台风等8次大型事件。
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30.4％，城市发展已进入快速增长时期。但我国城市遭受灾害威胁的形势十分严峻。资料表明，全国70％以上的大城市、半数以上人口和76％以上的工农业产值分布在气象灾害、海洋灾害、洪水灾害和地震灾害等自然灾害都十分严重的沿海及东部平原、丘陵地带。这些城市人口密集度很高，防灾形势非常严峻。同时，大规模停水停电、有害物质泄漏、交通中断等人为灾害也极易引发城市的不稳定。灾害对城市的威胁正不断加剧，但我国城市的灾害应急能力却十分脆弱。我国大城市灾害应急管理能力薄弱还有其他诸多原因。
其一，市民对灾情认识不足，缺乏防灾自救知识。城市发生灾(疫)情，市民最希望知道其严重到什么程度、怎么预防。而目前看来，很多时候市民由于无法得到准确的信息而采取自救的办法，结果导致一系列问题出现。所以，要转变传统观念，健全信息渠道，建立严格的汇报制度，在第一时间掌握事态真相，并尊重民众的知情权，及时有效地发布主流信息，如实公开真相，引导民众，安定民心。要建立严密的预警系统，对可能出现的险情进行预警，一旦发生灾害事件，要马上争取上级及各方面的帮助(包括人力、物资等)，并在有关专家的指导下采取合理的紧急措施，同时迅速通过媒体及单位、社区、街道传达，帮助民众应对突发事件。因为，无论人们主观意愿如何，各种随时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
其二，推进城市化必须建立并强化综合性的城市灾害应急管理体系，这是城市建设中必须面对的长期任务。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分部门、分灾种的单一城市灾害管理模式，造成城市缺乏统一有力的应急管理指挥系统。表面看起来各司其职的城市灾害管理体系，在面对群灾齐发的复杂局面时，既不能形成应对极端事件的统一力量，也不能及时有效地配置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救灾资源，造成“养兵千日”却不能“用兵一时”的被动局面。因此，要尽快开展城市灾害应急管理的立法研究，构建我国应对和处理城市危机事件的法律、法规体系。在整合资源的问题上，政府始终要发挥主导作用，构建全社会统一的灾害管理指挥、协调机制，形成城市灾害应急管理的合力。具体讲：(1)确立全社会灾害管理总体目标，综合运用工程技术及法律、经济、教育等手段，全面提高城市的灾害应急管理能力。(2)从城市社区抓起，建立多层次的城市灾害管理和救援体系，制定科学的应对各种极端事件的紧急预案。(3)强化城市重点灾害源的管理，在关注以往发生过的地质灾害、气象灾害、生态环境灾害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应对信息灾害、恐怖袭击灾害、经济恐慌等新的灾害源，重点放在综合灾害的防治上。(4)中央和省级政府要建立对付突发事件的指挥中心和协调机构，组建抢险救灾的专业队伍，做到随时拉得出、用得上。应对各种灾害和突发性事件，要有各种相应的预案，并建立相应的救援体系，平时要有一定的训练和演习，做好必要的物资准备，做到有备无患。同时，要对国民进行安全教育，通过各种媒体普及救灾和自救知识，增强抗灾救灾的意识，一旦碰到突发事件，做到听从指挥，临危不乱。要在观念上变灾害的抢救为灾害的预防，并在组织机构上确保以预防为主，同时要通过立法保证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特别要注意对灾害的评价评估工作，这对我们总结经验和教训很有帮助。
第二把钥匙：国家应尽快立项编制综合防御突发事件的法规体系法律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法治对推动现代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当今及未来大城市灾害及事故频发的严峻事实面前，要深入开展防灾减灾工作必须有防灾减灾法律作为保障。1998年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减灾规划（1998～2010）》（以下称《减灾规划》）明确指出：“加强减灾法制建设，积极开展减灾立法的研究工作，健全防灾减灾法律法规体系，使减灾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和制度化是减灾工作的主要措施之一。”应该讲，到目前为止我国尚缺少最高层次的国家减灾基本法，在城市灾害层面上也缺少《城市防灾法》，正全力建设2008年奥运场馆的北京迫切需要《北京城市防灾减灾条例》。正是基于如上背景，本建议从北京城市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出发，提出了加强综合减灾立法的有关科学思考。非典型性肺炎在我国的蔓延不仅是对我国政府危机干预能力的一次考验，也是对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一次考验。4月14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制定相关行政法规，从法律上保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机制的运行。这表明我国政府在全力以赴动员做好防治非典型性肺炎工作的同时，已未雨绸缪着手应急反应机制的法制建设。这种应急反应机制的规范化、法制化，不仅是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且对于一旦发生影响社会稳定、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其他突发性重大事件，政府在第一时间内组织、动员和使用各种力量和手段，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防止这类事件造成的损失和不利影响，都将起到关键的作用。

城市减灾忠告国家应对突发紧急事件的两把钥匙（2）

1.国外防灾减灾立法的借鉴及启示
笔者在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外大城市灾害案例及法规对比分析中”发现，国外十分重视防灾减灾立法建设，以下略举几例：
从灾害立法上看：
日本作为重灾大国是全球较早制定灾害管理基本法的国家，每年防灾预算占国民收入的5％左右，目前日本拥有各类防灾减灾法律近40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47年制定的《灾害救助法》及1961年制定的《灾害对策基本法》，由于其法律体系完善，有效地保障了日本减灾事业的发展。
美国是一个减灾法规更加完备的国家，从全国减灾角度看，1959年制定了《灾害救济法》，1966年、1969年、1974年先后做过修改，每一次修改，实际上都是扩大联邦政府的救援范围及全面协调减灾、预防、紧急管理、恢复重建等工作。美国全国各类的防灾法律有近百项。
再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土耳其、墨西哥等国，在20世纪中，灾害频发，20世纪的几次大灾害几乎都与两个国度有缘。土耳其早就颁布了《关于地震发生前后的措施》法令，1959年又制定了《自然灾害法》。墨西哥也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完善了自然灾害的有关法律。
美国、日本、英国、瑞典、澳大利亚等国都在减灾法规中明确规定城市防灾的地位及作用，并就城市气象、地震、地质、火灾及特重大意外事故，公共安全（含中小学生安全等）设有法律，对此值得国人学习并借鉴。
从危机事件立法上看：
目前，发达国家对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处理一般沿用战时应急标准。
美国全国紧急状态法。美国联邦政府于1976年颁布。该法对紧急状态的宣布程序、宣布方式、终止方式、紧急状态的期限以及紧急状态期间的权力作了规定。该法规定，当出现联邦法规定的可宣布紧急状态的情况，总统有权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在紧急状态期间，总统可以为行使特别权力颁布一些法规。一旦紧急状态终止，这些法规将随之失效。还规定，当总统因国家安全、社会经济生活以及外交政策的执行受到外国威胁而宣布紧急状态时，总统可以根据该法，对于与外国或外国人有利害关系的外汇管制，国际支付以及货币、证券和财产的转让或转移行使特别权力。
法国总动员法。法国政府于1952年8月31日颁布施行。内容包括：实施动员的时机，政府在动员中的主要职责，征召和征用范围，议会监督及战时经济体制和特种处置等，共5节66条。该法规定，当遭受侵犯之状甚为明显，而使国家必须采取防卫措施时；或出现国际公约所预期之状况时；或当国际局势紧张时期，必须采取某项措施时；以及国际公约无法解决某项争端时，为使平时体制转入战时体制，应即实施全部或部分动员。凡不受兵役义务约束的人员，且无任何职业者，应在其原籍或居住地的省政府登记，以便于为国家利益而工作，服务年限不得少于一年。
瑞士联邦民防法。瑞士联邦议会于1962年3月23日颁布施行。内容包括总则，民防机构，民防任务，民防教育，民防装备、器材、设施和装置，民防费用及追究损失的责任等共13章93条。该法规定，民防是国防的一个组成部分，民防的目的是采取措施，抢救人员和保护财产。联邦成立民防局，作为从属于联邦司法警察部的执行机关。拥有1000人以上的镇，其住宅相对集中的，设立民防机构。民防主要包括：对居民进行战争危险和防护可能性的教育；防止使用原子、生物和化学武器；保护极其重要的财产和有文化价值的财产；照顾伤员、残疾者和病人；帮助无家可归和贫困的人等。在局部动员或者当部队为了战争已经动员起来时，联邦委员会也可以动员民防机构。凡年满20岁的男人都有在民防中服务的义务，如果情况需要，联邦委员会可以提高年龄限制，但最高达65岁，年轻人年满16岁就有在民防中服务的义务；因紧急原因，各州可以免除年龄限制。
加拿大战争法。加拿大议会在战时、受到侵略或爆发叛乱时授予政府首脑某些权力的法令，共9条。该法规定：由于爆发和将要爆发战争、入侵或叛乱，政府首脑根据维护加拿大安全、防务、和平、秩序和福利的需要，有审查、管制和禁止出版物、文件、地图、计划、照片、通信和通信工具权；逮捕、拘留、隔离和驱逐出境权；港口、码头、加拿大领海和船只活动的管制权；陆上、空中或水上运输，以及人员和物资流动的管制权；商业、出口、进口、生产、制造管制权。对违反有关命令和条例者可予以惩处，可即时判决或予以起诉；未经司法部长批准，任何根据本法被驱逐出境者、被逮捕或拘留的敌侨、敌侨嫌疑者或禁止出加拿大境者，不得据保开释或释放或审判；宣布战争、入侵或叛乱已真正发生或即将发生的声明公布后，应立即提交议会。如议会休会，则应在议会开会后15天内提交议会。
事实上，防灾立法的过程也是一个统一认识，规范行为，展开有效工作的过程。
2.我国的城市防灾减灾法律体系构想
根据具体国情和实际需要，我国的减灾法律体系应当包括综合减灾基本法、部门减灾法、减灾行政法规和规章、地方减灾法规四个层次。由于安全与减灾的法制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应遵守目标一致、方针一致、直辖市互补、分项把关的原则。从国外的实践看，集安全、减灾、环保等内容为一体的综合减灾体系虽未形成，但立法体系一般包括灾害管理基本法及灾害管理部门法。作为城市防灾法及其立法研究要注意三点：其一，强化城市防灾管理立法体系研究，并落实在程序及规范上，日常出现的城市建设问题并不都与灾害有关，而减灾又是特殊的应急行为。因此，城市建设防灾立法的工作应如消防审查、安全防范审查一样，开展以城市重大项目风险评估的方法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呼唤《重大建设项目风险评估导则》立法已势在必行。其二，强化建设以《城市防灾法》为中心法规研究，城市立法是一类大体系问题，按国外减灾立法惯例，以遵循（1）防灾基本法→（2）部门减灾法→（3）减灾行政法规及规章→（4）地方性减灾法规这四大层次。我们认为，城市防灾法应是（2）、（3）、（4）三个法规的组合，其中体现着较为完善的系统工程思路；其三，从21世纪中国城市发展战略观去考虑，中国城市减灾立法建设应步入快车道即面对城市灾情的复杂化及多样化，应尽快落实组织强有力专家队伍，编制更趋完善、更有约束力的《城市防灾法》及其法规体系，以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城市化减灾发展需要。
以制定《北京城市防灾减灾条例》为例，我的建议及提法早在1998年北京市法制委员会主办的“法制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上作过交流。我认为：要开创首都北京城市减灾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并为“新北京，新奥运”提供安全支持，必须从城市防灾立法开始。城市防灾立法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北京城市防灾减灾条例》应依据《城市规划法》、《环境保护法》、《消防法》、《防震减灾法》、《气象法》、《保险法》、《安全生产法》、《传染病防治法》及《中国21世纪议程》等予以综合、全面地展开。其立法基本模式及主要内容至少包括：
总则：明确城市防灾应纳入北京城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之中。城市减灾与城市环保是两个不同领域，各级人民政府应实行防灾工作责任制，防灾经费应纳入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
组织：应规定减灾管理、减灾科研的机构及责任，应明确综合减灾与现有单灾种防灾的管理关系及独立关系；
社会减灾：在普及安全防灾意识的同时，规范城市各单一灾种的防灾自护标志，充分做好城市防灾的社会协调；
防灾规划：城市防灾规划设计应先行，《条例》应重点对城市防灾规划设计及应急预案做出全面评审，尤其要对2008年奥运场馆安全设计提出保护措施。
灾害预防：明确界定城市灾害的多样化类型，在建立综合防御自然及人为两类灾害的能力的同时，关注流行病及传染病、人防安全、反恐怖破坏等新灾害的趋势；
防灾示范：从城市综合减灾工程及非工程对策上建设城市防灾示范社区工程，并使之与现行正推广的绿色生态小区相配合，使综合减灾及安全度成为城市公众的新需求；
防灾法律：明确制定违反防灾条例的各项惩罚要则，明确规定城市各级人民政府对防灾减灾应承担的义务及权利；
减灾宣传：条例中要充分规定安全防灾文化教育的特殊重要性，并落实从公务员到市民、学生的防灾文化宣传的责任与义务。

城市减灾忠告城市公众安全文化教育应始于社区

北京联合大学等单位新近的一份调查报告，给出了公众对北京城区发生突发灾害可能性要素分析的排序。人们普遍认为，在当今城市，人们最容易遭受的事故与灾害侵袭的种类是：火灾与爆炸、重大交通事故、大面积停水停电，而种种平时宣传较多的极端灾害风险如地震等，其发生概率较低，虽属应抗御的灾害，但绝不可对城市公共安全中其他灾情有任何轻视。研究表明，以“预防为主”的城市公众安全文化教育虽受到重视，但缺少载体，缺乏实践的平台，而借鉴国外安全社区建设的思路，或许为城市公众安全文化的纵深教育找到新途径。
安全社区的概念首次是在1989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第一届事故与伤害预防大会上提出来的，会上通过了《安全社区宣言》。《宣言》指出：任何人都享有健康和安全之权利。从此，推广安全社区概念就成为WHO在推广健康和安全方面的一个重点工作，并委托WHO设在瑞典皇家医科大学的社区安全推广协进中心负责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这一概念。根据WHO关于安全社区的概念，一个安全社区首先是一个地方社区，这个地方社区至少应该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制定针对所有居民、环境和条件的积极的安全预防方案；二是拥有包括政府、卫生服务机构、志愿者组织、企业和个人共同参与的工作网络，网络中各个组织之间紧密联系，充分运用各自的资源为社区安全服务。根据这一概念，安全社区并非仅仅以社区的安全状况为评判指标，而是指一个社区是否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程序和框架，使之有能力去完成安全目标。安全社区的推广对象涵盖社区内所有人士，不分年龄、性别和职业，目的是要凝聚社区内的各方力量，推动整个社区的安全与健康，让居民不论是在工作场所、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娱乐、运动场所及在医院、学校，都能保证安全和健康，最大限度地降低职业伤害、日常生活中的伤害甚至暴力及自杀等各种意外。
WHO社区安全推广协进中心通过在全球发展“安全社区支援中心”，借助“中心”的力量在各地推广安全社区的概念。到2003年3月为止，已经在全球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0个“安全社区支援中心”，中国香港于2000年3月21日与WHO签署盟约成为全球第6个安全社区支援中心，这些支援中心通过提供技术咨询、培训等协助社区成为WHO认可的安全社区。目前，世界上已有70多个被WHO正式命名的安全社区，大多数分布于欧美地区，而亚洲第一个安全社区是韩国的水原市。2003年3月在香港举行的第12届安全社区年会上，香港屯门区和葵青区被WHO正式命名为安全社区，从而成为华人地区首次被确认的两个安全社区。
现代的安全的概念不再限于生产工作中，而且渗透于社区的各方面。人类正在获取越来越多的保护自身安全的技术措施和能力，用以保护他们的社区和场所。如美国安全委员会定于2003年6月为安全生产月。安全月的首日，由美国安全委员会的主席艾伦C·麦克米伦做关于“新安全文化”的演讲，其中多数计划与社区安全相关。美国安全委员会欢迎各界积极参与和关注“2003年安全月”的活动。在6月的30天内，他们把安全月划分为四个阶段，并将向全国各界提供每一阶段活动的题目、活动内容和信息，以帮助他们做好安全月的准备工作。通过开展此项活动，唤起和促进人们搞好安全的意识，使人们清楚安全就在每个人的身边。我们不妨看看美国“2003年安全月”的主要活动内容：
第一，安全月口号
（1）认识：认识了解不安全因素，发现危险，迅速整改。
（2）行动：立即行动起来，做好应付任何紧急、突发事件的准备措施。
（3）奉献：人人做安全行为的榜样，使安全在人们的行为中具有优先权。（4）社会：约束你的雇员、家人和邻居，让人人都重视安全。
第二，安全月时间安排
（1）第一周6月1～7日，为道路交通安全周。主题是：驾驶员如何珍惜自己的生命、保护乘客和其他司机的生命安全。提供一些有关“心烦意乱”驾车对驾驶员的危害和驾驶员安全驾驶的信息。
（2）第二周6月8～14日，为家庭和社区安全周。宣传预防和保护老年人在家中跌倒的措施方法，给你的家庭和朋友创造一个安全舒适的社区环境。
（3）第三周6月15～21日，为预防发生恐怖事件的安全宣传准备周。给社区中的家庭和活动区域提供一些应急的准备措施。
（4）第四周6月22～30日，为生产工作场所安全生产周。督促企业的管理层重视安全生产的问题。
第三，安全月的目的
安全月的目的——珍惜生命，保护人们的生命安全，提高人们的安全文化意识。在安全月6月1日开始的时候，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社会组织发送安全提示丝绸带活动。安全提示丝绸带分为4种：第一种为道路交通安全周用的安全提示丝绸带；第二种为家庭和社区安全周用的安全提示丝绸带；第三种为预防发生恐怖事件用的安全提示丝绸带；第四种为生产工作场所安全周用的安全提示丝绸带。同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网上还开展安全月知识竞赛活动。宣传媒体配合刊登大量有关现代安全生产、生活的文章，通过这些文章的宣传使人们了解到更多有关驾驶员安全、家庭社区安全、防恐突发事件安全和生产安全的知识。
应指出，随着“9·11”事件的发生，美国政府和公众认识到自身的脆弱性，从而更加珍视平安，也更加认识到每位居民都肩负着下至保家、上至卫国的责任。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于2002年9月在其网站上公布了一篇长达100多页的文章，题目叫“你准备好了吗？——市民灾害准备指南”，该指南为家庭提供了如何针对各种灾害做准备的具体指导，颇具实践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对社区居民进行灾害教育的范本。如制定家庭灾害计划，内容包括：
首先通过地方紧急事务办公室了解周围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
和家庭成员多谈一些应急反应的话题；
计划好一旦与家人失散，应如何取得联系；
绘制房间平面图，标出两条避难路线；
让每位家庭成员都知道什么时候切断水电、煤气主阀门和怎样切断。
在固定电话上贴上应急电话号码；
参加急救医疗的培训课程；
想方设法减少身体损伤和财产损失；
安置好你的宠物；
如果你是残疾人或有特殊需求，就得另外采取措施以保护自己和家人。另外，你的朋友和邻居如有类似情况，也要帮助他们做好防范。
由此，我们的城市所强调“安全减灾进社区”的核心思想是：科学、长效的事故灾害预防工作机制应建立。世界上一些灾害社会学家发现，家庭、邻里、社区中经过长期建立的人际关系，在灾害到来时会发生诸多令人难以想像的作用，可大大减少幸存者心理创伤，对恢复家园有着巨大的积极作用。因此，社区安全减灾建设应关注的安全文化教育模式体现在五大方面：
其一，要积极构建家庭防灾减灾支持系统的单元；
其二，要积极完善邻里救援的社区支持框架体系；
其三，完善并大力发展非政府的民间社会组织以支撑个体防灾系统；
其四，构建社区安全文化的宣教模式及演练计划，有系统地开展自护、互救的应急事件救援演习；
其五，考虑系统而合理的社区安全文化建设的步骤及规划。
具体讲全国各大中城市宜从2004年起，到2008年奥运会召开之前，完成如下规范化措施，以北京为例：
(1) 2004年立项完成《北京市公民奥运安全文化建设纲要》中的“社区安全文化”建设计划编制。
(2) 2004年选择中关村科技园区及西城区某社区开展以综合减灾为中心的忧患意识教育，除了观念外还重点演练防震、消防、防流行病、防恐怖事件等事项，摸索经验并加以归纳；。
(3)在示范区基础上组织编制“安全社区”评价验收标准，并逐步推进。要通过社区安全文化的宣传与实践，使市民树立必备的安全自护素质，树立应对危急事件有反应的能力，从而在2008年之前，使北京80％以上公众普遍接受一次安全文化教育，使每个社区在安全硬件与安全软件方面达到安全减灾目标值的基本要求。

城市减灾忠告校园消防文化教育任重道远（1）

消防进校是一种文化运动，它是我国消防实践的理论结晶。消防进校，绝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它的深刻内涵在于先进文化的继承、传播、创新与发展。消防进校不是权宜之计，它是有目标、有组织群众文化运动。在2001年出版的《中国消防通史》中，就对北京的消防进校做过记载和评述：
1996年，由国家教委和公安部联合发出通知，确定了每年3月29日即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为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1999年“3·29”的主题词为：消防安全教育。这一天，北京市教委、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局在房山区良乡二小召开中小学生消防教育现场会，推广房山区消防教育的成功经验。该区自1991年以来在中小学设立防火课，自编防火教材，并开展生动有趣的消防教育活动。几年来持续不断的消防教育，提高了全区中小学生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护自救能力……
“北京大学抓消防教育，其历史由来已久。该校把消防知识和灭火技术列入教学内容，几乎每年都要举办消防安全培训班，传授消防知识，增强消防意识。近20年来，该校编印出版了消防科技知识论著10余种，发行数十万册。该校化学学院是消防安全教育的一个典型。该学院从1989年开始，就把消防安全知识列为各专业学生学习的必修课，正式纳入了教学计划之中，成绩合格者，累计给予一个学分。近10年来，已有1000多名学生完成了这门学科。1996年举行了一次有269名硕士、博士生参加的消防知识竞赛，参赛率高达98％，产生了极佳的效果……”
“清华大学是我国著名的高等学府，这里是培养专门人才和发展科技的重要基地。该校注重消防安全教育，注重人文关怀。该校坚持‘抓好两头’。一头是新生报到，另一头是老生毕业。该校利用授课、消防演习，知识竞赛、119活动、图片展览等，向广大师生传播消防知识和法律法规，提高人才的全面素质。该校多年来被北京市授予消防安全教育先进单位称号；1997年公安部消防局向该校颁发了荣誉锦旗……”
“北京理工大学等，还专门开设了消防专业学科，为社会培养消防科技人才……”
《中国消防通史》中的这些文字表述，无疑是北京消防进校的一个缩影。但是，从理论层面去审视，消防进校还仅处于一种初生阶段，还很不成熟，且全国及北京各校发展不平衡，亟待我们去总结、探讨、推动和发展。这里旨在通过校园火灾事故的分析，进一步从安全文化视角探讨有效的校园消防安全教育工作的思路。
从校园火灾看学校消防现状的薄弱性
近年来，全国各地各类学校发展迅速，仅从北京市来看，现有大专院校、中小学共2600余所(其中北京市普通高校62所)，以上学校在校学生约180万人，这在全国名列前茅。对于学校这个人员聚集的场所，如果不建立健全每项安全制度，防火工作不落实，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北京市大专院校、中小学、幼儿园火灾时有发生。2000年发生此类火灾76起；2001年发生火灾59起；2002年发生火灾55起。三年中，火灾起数虽有下降，但损失却是逐年上升。从火灾的分类情况分析，这些火灾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电气引发的火灾及造成的损失最为突出。三年中共发生电气火灾75起，分别占三年火灾总数的39.5%，损失的59.5％。从这些火灾中，主要反映出部分学生头脑中缺乏防火安全意识，使用电气设备不按照安全操作规程去做，致使电气线路超负荷，还有的是使用电热器具后未及时切断电源，以致造成火灾，殃及他人。如：2000年12月22日23时许，清华大学一留学生宿舍发生火灾，过火面积20平方米，烧毁电视机、空调机各1台，笔记本电脑 2台及其他物品，财产损失1.7万元。经查起火原因是：该宿舍使用的电插销短路打火，引着可燃物蔓延成灾。
2002年9月18日2时39分，中国政法大学学院外校区研究生公寓一房间发生火灾，3间宿舍完全被烧毁，2间部分烧毁，过火面积80余平方米，财产损失3.8万元。火灾原因是：当晚7时许，该宿舍一广西籍女生用“热得快”烧开水，在告知同宿舍的同学照看后，自己去教室看书。由于同宿舍的同学将烧水一事遗忘，致使“热得快”长时间通电，造成线路短路，导致火灾发生。
二是用火不慎仍是引发火灾的主要原因。三年中共发生因用火不慎而引发的火灾46起，分别占火灾总数的24.4％，损失的5.3％，这些火灾大都是因为防火意识淡薄、麻痹大意而引发火灾。如：2000年3月25日凌晨2时许，北京师范大学一食堂发生火灾，过火面积200平方米，烧毁部分炊具，直接财产损失3000元，经查，此起火灾是因该食堂一职工麻痹大意所致。当晚10时30时分，这名职工下班后，未将操作间的灶火封好，即锁门离去，致使凌晨2时火着上来，将灶台上的油锅引燃，蔓延成灾，
三是中小学及幼儿园火灾时有发生。三年来共发生火灾68起，占火灾总数的35.8％，虽然没造成太大的损失及人员伤亡，但所占比重还是比较大的，不容忽视。人们至今忘不了新疆克拉玛依友谊馆那场大火，死亡325人，其中有288个天真烂漫的生命。此次惨祸除了那些渎职者的原因外，中小学生不懂火场逃生常识，也是造成伤亡惨烈的原因之一。
当前，随着学校师生人数的增加，学校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尤其是高校最为明显，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学校的火灾，特别是高校火灾不断增多。2002年下半年以来学校火灾频频见于报端：2002年11月5日上午10时位于中山北路的上海华夏学院一临时宿舍发生火灾，造成至少15间宿舍被毁；2002年11月6日西安联大一学生宿舍失火，不少学生因缺乏消防知识被困楼上，最终被消防队员救出；2002年10月7日凌晨3时58分，辽宁中医学院出租礼堂前厅开设的哆来咪小吃部发生火灾，造成4人死亡，2人受伤，过火面积90平方米；2003年2月19日凌晨5时30分，武汉大学测绘学区一学生宿舍发生火灾，28间宿舍全部坍塌。这些火灾从客观上进一步暴露出学校消防工作的薄弱之处在学生宿舍、教学楼、实验室、图书馆等场所；从主观上也暴露出学校的师生消防法治意识和消防素质的薄弱。
校园火灾隐患的深刻原因剖析
学校是一个承载和传播科学文化的场所，是青春和希望放飞的天空。然而，近年来，火灾频频光顾学校校园，使这块明朗的天空蒙上了阴云，人们不禁要问：学校消防，你们做好了吗？以下从四方面谈及校园消防工作开展不力的话题。
1.学校周边环境差是原因之一
备忘录：2002年6月16日2时 43分，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20号“蓝极速”网吧发生火灾，死亡25人，其中9人为在校学生。福州市仓山区星一个学校云集的地区，在学校的周边，形成了一个靠校“吃校”的产业圈，其中，位于福州市仓山区上山路西侧，有一条通往长安山公园的蒲顶路。然而，这条路通俗的名称叫“学生街”，以至于它原来的名称反而知道的人少了。“学生街”顾名思义，其消费对象就是学生，路不宽，沿坡路两侧是各种规模不大的店面，大部分都是经营日用品、文具、图书，除此之外就是网吧、游戏厅、录像厅和一些小酒吧、小餐馆。其中，紧靠福建师范大学，辐射以首山路为轴建成的学校有10余所之多，仅福建师范大学全日制在校生就达3万人，整个首山学区学生人数不下10万。如此庞大的学生群体，为商家带来了巨大的利润空间。针对学生消费能力低的特点，一批适应学生消费的公众聚集场所在校区附近出现。以网吧为例，目前福州大部分网吧都以每小时2.5元计费，而在“学生街”及其他校园周边地区的网吧，每小时收费一般不高于2元，如果是在周末，学生想通宵上网，一台机的固定收费只有10元。低廉的收费，吸引了大批学生前来上网，一些游戏厅、录像厅也几乎天天生意爆满，其消费对象全部是学生。
据当地消防部门介绍：学校周边的公共聚集场所100％都设在民房内，疏散条件不足，许多场所进出只有一条通道，而且宽度不足，普遍存在耐火等级低的问题。一位高校保卫干部忧心忡忡地说：“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学生在这种场所里出事，北京‘蓝极速’网吧火灾的悲剧不能重演啊！”福建师范大学保卫部门曾试图改变现状，搜集了一些包括“蓝极速”在内的网吧火灾案例，在校园内进行展览，教育学生正确对待。然而，内部教育只是一个方面，而外部环境的清理，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学校就似一个开放的社会，学生离开了校园，也就意味着学校失去了对学生的监管能力，加之，学校对学生在校外的活动无法做太多约束，这显然也就增加了使悲剧发生的几率。
2.校园防火重点不明确
备忘录：2001年3月3日，兰州大学化工学院实验楼因做试验的学生离开实验室时未切断清洁载玻片加热电源引起火灾，损失29万元；2002年9月18日21时39分，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学生公寓因学生使用电器不慎引起火灾，烧毁学生宿舍5间，过火面积80平方米。据2001年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治理摸底调查结果显示：学校校园消防安全隐患集中在三个部位，即学生宿舍楼、图书馆、化学危险品仓库。
宿舍楼。学生宿舍楼是一个典型的人员密集场所，许多学校的每一间学生宿舍都无一例外地住着七八名学生。以福建师范大学为例，现有住校生达1万余人，住宿条件远远落后于办学的速度，学校这几年来虽然陆续建成了一批设施条件好的学生楼，但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窘迫的局面，一批建于20世纪60年代的老式“筒子楼”仍在使用，这些房子年深日久，建筑耐火等级低，楼道狭窄，无法满足疏散要求。即使撇开这些“筒子楼”不谈，一些新建的学生楼情况也不容乐观，堵塞疏散通道、灭火器材不足、违规使用电热棒、男生宿舍内卧床吸烟等现象也不在少数。几年来，国内各地学生宿舍，特别是大学生宿舍火灾时有发生。
图书馆。图书馆是学校集藏书籍、传播文化的重要场所。但是针对图书的易燃性，如果一旦发生火灾，将使学校积累的知识财富一夜之间化为灰烬。可见学校图书馆防火工作格外重要，学校图书馆的消防设施要求也相应较高。然而，许多学校图书馆由于经费不足等种种原因，普遍存在消防自动设施不全的问题。福建师大图书馆直到2001年才安装了消防广播和烟感报警系统，自动喷淋系统则由于经费不足的原因，至今仍未落实到位。这所至今已经有95年办学历史的老牌文科综合大学，图书馆内珍藏着各类图书近200万册，其中还包括了一批价值连城的珍本、善本、独本典籍。一位校方负责人忧心忡忡地说：“我们很担心，万一出事，我们将成为千古罪人啊!”
化学危险品仓库。许多学校尤其是理工类院、系部具有科研、实验等特性，也就存在一些化学危险品仓库，如化学系、物理系用于实验用的化工原料、医科类大学的医用氧气的存放场所等，这些场所成为了学校防火工作的又一个重点，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火灾。

城市减灾忠告校园消防文化教育任重道远（2）

３.校园防火与防盗的矛盾
备忘录：有过学校住宿经历的人几乎都不会忘记“铁门现象”。利否？弊否？
火灾频频光顾校园，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一位网友在网络上发过这样一张帖子，他说：“由于种种原因，近几年来，火灾频频光顾大中专院校，惨痛的火灾事实说明，火灾隐患已经成为院校稳定的拦路虎。”然而，在学校消防工作中，仍然遇到很多问题，诸如防火与防盗的矛盾，在学校消防工作中就是一对尴尬的“孪生兄弟”。在许多学校，我们都不难看到这样的景象：学生宿舍楼的大门出口处都被铁门封堵了，只留下一扇仅容一人过的小门；有些条件差的学校，男女生同楼而居，校方为了慎重起见，又在楼层之间的楼梯口处加了一道铁门！当然，这仅是“铁门现象”的局部表现，铁门的主要功用，还在于防盗，这才是事实的本原，想让校方拆除铁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一种折中的办法应运而生了：学生上课期间，铁门可以关闭，下课后学生回到宿舍楼，必须立即打开。这样做的结果，是铁门的“双重功效”在不同时段却得到了发挥。但接下来的问题是：下课后谁去开门?制度能落实吗?这样的做法，不免让人担心。
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如果进一步探讨，我们还可以发现：近年来学校不断扩招，教学规模日益庞大，学校生源较以往显得更为复杂，作为一个庞大的产业实体，需要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由此而带来的，是学校的治安形势日趋严峻，校园内各类治安案件时有发生。在治安因素以外，各类安全事故的防范也成为学校保卫工作的重中之重。学校为了防止学生夜间外出或者说是为了促使学生早一点返校，一般规定了夜间的关闭铁门时间。于是也就有了学校“铁门现象”。
４.如何有效开展校园消防安全教育
从近年学校火灾中，不难看出，当前学校，特别是大学学校消防工作已经明显滞后，这与学校的行政体制特点有着很大的关系。如福建师大有16个学院、28个系，院系之间各自相对独立，呈现出一种集中体制下的分散模式，这就使消防工作的开展存在一定困难。按照目前的状况，仅靠消防部门的力量，根本无法对学校消防工作进行有效监督，主要的出路还是依靠学校自身的力量开展消防工作。福建师范大学的做法是：由学校组织学生纠察队，在各院、系设纠察分队，开展防火和治安巡查，一旦碰到紧急情况，可以由纠查队员进行先期处理。还通过灭火和逃生模拟演练，组织学生学会安全撤离，使学生们领悟出火灾的危害性、消防的重要性以及生命的价值，增强防范能力。学校是一个承载和传播科学、文化的场所，每一个接受过学校教育的人，学校生活都会对他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产生深刻的影响，而这些学生将成为未来社会生活中的主要角色，他们的观念和行为也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学校的消防教育便显得意义重大。纵观世界，美国的学校消防教育做法颇值得我们借鉴。美国消防协会所属的(NFPA)杂志在每年秋季举行的研讨会上，都有一个旨在加强防火意识的大学防火安全论坛。他们力图把关于生命安全保障方面的问题传输给所有学生。美国在学校消防教育上并不完全依赖消防部门，而是从学校的实际出发，把教师的作用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他们认识到：“防火教官对学生的了解没有老师那么多，消防队员不可能在每一个可教时机出现在教室，防火教官也不可能在某学生缺课、某学生因上课思想开小差或不专心的情况下重复上课，只有老师能做到。”让老师去完成消防教育任务，无疑是一条很好的途径，学校应当成为消防文化传播的阵地。
探讨切实可行的办法与措施
从校园消防安全文化创建上讲，消防安全的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它牵扯到许多人、许多部门、许多单位，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不行。这里既需要各级领导的重视，又需要广大师生的主动参与；既需要制度文化建设，又需要行为文化建设；既需要硬件设施到位，又需要“软件”不软。这其中，首要且关键在于教育部门及各校领导的重视程度。北京的良乡二小、清华、北大等，都是领导重视的先进典型。大凡被火魔袭击的学校，多是领导者重视不够，忽视了校园的安全文化建设。在对学校消防教育的深入调研中，也发现一些学校在安全文化建设上缺乏一些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法与措施。譬如说，如何使硬性灌输走向对话；如何使“限制”化为“解放”；如何使对应变成融合；如何使“自发”成为“自觉”；等等，从而充分调动学生主体的积极性，让学生在生动活泼的文化氛围中得到教育，提高素质水平。有两点值得一提：
第一，突出一个观念。消防进校作为一种群众文化运动，其核心思想是弘扬生命文化。不可否认，全国及北京绝大多数学校的“消防进校”，仍仅停留在传播一些消防知识、技能的层面上，对于弘扬生命文化仍重视不够。因此，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文化绝不仅仅是知识。先进文化是一种神圣的思想精神境界。知识，往往只在心灵的表面着色；而文化则能浸透到人们的心灵深处。学校应该通过“传道授业解惑”，积极弘扬人的生命之价值，使我们每一个学生认识生命、珍爱生命、尊重生命、敬畏生命。还要使每一个学生都能体味出减少火灾、珍爱生命、保障生命安全是最合人性、最合人道的社会准则。校园里洋溢着生命文化，洋溢着生机和活力，洋溢着吉祥与温馨；与此同时，那些敌视、漠视生命的旧观念，就会被挤出历史舞台。事实证明，一个校园的真正安全，是生命文化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弘扬。人们懂得了生命的宝贵与价值，就会变被动为主动，变自发为自觉，采取一切手段，保障生命之安全。
第二，坚持一个目标。消防进校，作为一种群众文化运动，其目标是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我们的各类学校，是培养现代化建设人才的摇篮和基地，是传承科学与文化的桥梁和窗口，是推动人类历史文明与社会进步的源头。培养合格人才无疑成为每所学校的使命与职责。从20世纪70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学会生存”，到80年代末国际社会提出“学会关心”，都体现了教育的人性化走向，体现了教育的德智体全面发展，体现了教育的人文关怀。北京良乡二小把“不随意玩火”作为对学生的素质评语；北京大学把消防教育作为一个学分；清华大学把组织新生参观圆明园火灾遗址作为一堂必修课等成功举措，其目的在于提升受教育者的全面素质，以先进的文化、科学的思想去武装人、塑造人。作为科学，最宝贵的是生命科学；作为文化，最宝贵的是生命文化；作为教育，最宝贵的是生命教育。人命关天，生命无价，这是个常识。我们绝不能在这个常识上犯错误。
第三，强调一个动力。消防进校，作为一种群众文化运动，其继承创新也是文化建设。作为安全减灾科技工作者，笔者曾细致了解过一些校园安全的成功典型；也曾目睹过那些被火灾吞噬的学校废墟。成功与失败，欢乐与悲伤，都曾使笔者思绪万千。看来，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如何加强安全文化建设，只有安全建设才能发展和创新。笔者也曾于1995年～1996年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少儿读物《父母必读》、《少年科学画报》撰写系列安全文化教育文章，并于1996年10月在龙门书局出版国内全面探讨校园安全的《安全危急自护指南》一书。

城市减灾忠告要加强超大项工程项目的综合安全设计（1）

2004年5月2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约请部分建筑专家就奥运场馆建设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市委市政府强调：奥运场馆建设是百年大计，要确保百分之百的安全，不留遗憾。奥运场馆建设要把所有可能出现的“万一”情况都考虑到。尤其要以对公众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建设放心工程。面对全新的设计，面对中外合作遇到的新问题，要坚持科学决策，依法办事。奥运工程坚决不搞“三边”工程，要进一步进行安全认证，进行超限审查，采取超常规的措施保证和加大安全系数。据此，笔者以超大项建设项目的综合安全规划设计为例，探讨诸项问题，以新视角关注城市安全建设。
从戴高乐机场坍塌事故说起
2004年5月23日清晨，巴黎戴高乐机场2E候机厅突然发生屋顶坍塌事故，造成包括两名中国公民在内的4人不幸遇难。问题在于，该项目是于2003年6月才刚刚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新机场，法方安全界、建筑界人士在事故发生后全力调查事故原因。事故是惨痛的，一时间，国人已熟悉的巴黎机场公司设计师安德鲁成了争议人物！因为太多太多的业内人士联想到，正是他设计了刚刚发生坍塌的戴高乐机场，又是他设计了上海浦东机场及北京国家大剧院，近年来由于安德鲁的创意，他在世界各地还设计了许多作品。但令人们不可思议的是戴高乐机场事故来得太早了！对此，我以为它对中国城市、北京大规模的发展都敲响了警钟，为此有如下反思：
面对事故，我国的媒体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但必须提及的是：在多数媒体冷静报道的同时，也有媒体立即宣称上海浦东机场及北京国家大剧院的安全性不必担心，对此我从一个城市建筑安全科技工作者的角度谈一点看法：现时代的所有建筑工程（含已坍塌的戴高乐机场走廊屋顶）都是按建筑工程设计规范进行的，其安全性设计已包括其中，既然都做了安全设计，那么为什么还要出事呢？肯定其中有另类原因，这正是表面上看起来完好、辉煌的建设项目的事故隐患所在，为此要慎之再慎，媒体的披露更该有几分科学态度。积极表态虽正确，但要有科学专家做出指导。
从城市安全、建筑防灾的科学发展观出发，我以为比戴高乐机场事故更严重的是我们一些人心理上的危险自慰。一个事故、一场灾难、一次瘟疫虽可怕，但更可怕的是我们为了某种“面子”或某个“局面”而忍着创痛宣称“坏事可变好事”，侥幸认为事故不会降临到我们国土上。事实上，中国近来的各类事故还少吗？正在建设的建设工程坍塌事故仍时有发生。
建议：(1)面对国内的建筑事故及隐患要查一查它发生的真正原因，是设计，是施工，是建材，还是管理？(2)对于戴高乐机场坍塌事故虽不该反应过度，但也不能“变相”地自我麻醉，有意无意地在中国淡化这场事故，要想到它或许与我们的建筑质量及责任心直接有关，它应该为我们的建设安全鸣响警钟。(3)中国2008年奥运会，上海2010年世博会及全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都要求重审一下建设项目的安全性。对此应特别改变一下常态思维，要以这场事故为戒，从最大事故可能性出发去思考我们的种种安全措施。特别是对于某些大型工程的“新、奇、特”的建筑形式，结构安全设计跟上没有，是充分的、必要的，还是勉强的；不仅仅有结构安全，还有机电系统的安全，还有城市及景观上的安全；尤其要以对人民生命高度负责的态度去关注所谓“创意型”的实验型项目。我以为必须关注综合减灾意义下的安全设计，从总体到局部提高建筑与城市的安全度。(4)建议有关建设项目也要制定事故应急预案，这种预案体系不仅合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安全减灾科学的一种新探索。“人祸天灾”使人类沉思，我们不仅要有“危机意识”，更要借机催生出有效的国家、城市建设项目安全管理的新机制及新思维。(5)同时也希望媒体界也更前进一步。面对事故，公众要的是科学指导，而不是盲目误导。
超大型建设项目要有综合的灾情观
客观地讲没有哪种灾害叫做城市灾害或工程灾害，但几乎所有灾害都集中在城市的层面上，城市是现代灾害的巨大承载体。对于城市灾害的分类国家建设部早在1997年公布的《城市建筑技术政策纲要》的防灾篇中强调：“地震、火灾、风灾、洪水、地质破坏”五类为城市主要灾害源；2001年美国“9·11”事件后，全球安全格局有了新变化，研究城市灾情，再不能仅从自然灾害、人为事件上着眼，而必须包括恐怖事件在内的诸项新灾害源。1997年笔者在《城市灾害学原理》一书中对城市灾害源作了归纳与说明：地震灾害、洪灾、气象灾害、火灾与爆炸、地质灾害、公害致灾、“建设性”破坏之灾、高新技术事故、噪声灾害、室内“综合病”、古建筑防灾、城市疾病及流行病灾、交通事故、工程质量之灾共计十四类。笔者认为：灾害分为生物性和非生物性，而急性突发传染病是生物灾害的重要表现。灾害，是指由于某种不可控制或未能预料的破坏性因素的作用，使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突发性或累积性破坏或恶化，引起人群伤亡和社会财富灭失的现象和过程。何为现代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仅有人口、资源、环境要素吗？绝不是！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国内频发的事故灾害都说明，一个全面的可持续发展观不能缺少安全减灾观。已经过去的2003年“国际减灾日”的主题颇为明确：“面对灾害，更加关注可持续发展”，它充分说明，安全减灾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力。但由于长期以来对安全警钟宣传的淡漠化，公众普遍在安全感上严重失衡。从此种意义上讲，环保已远远高于安全减灾领域，为此，倡导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把安全减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来对待，所以安全权必须尽快成为公众的维权热点。中国已经连续多年GDP保持平均年增长率在8％以上，却很少有人知晓每年因公共安全事故要夺去20万人的宝贵生命，同时造成GDP损失高达2％以上的惊人数据。很明显，在上述灾害分类中，“建设性”破坏之灾及工程质量之灾是必须全力关注的工程致灾类型。
从2003年12月23日重庆开县井喷，到2004年2月5日北京密云灯节悲剧、2004年2月15日吉林中百大厦火灾及浙江海宁土庙火灾，一次次震动了我们平静的生活，给对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造成威胁。面对自然灾害与人为事故，城市现代化应如何增强实力；面对日趋增加的城市灾害损失城市应如何设防？无论公众是旅游、购物、就医、搭乘交通工具，还是参加大型娱乐晚会、观看演出，首先应享受到的服务，应该是所处场所的安全。舒适、方便在今天已成为不少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安全的基本要求，相反，在公众出没的地方若频发事故与灾祸就是不文明的表现。可见，安全标准的差距之大。因此，充分关注公共场所中的安全文化教育十分必要。大量事故统计资料表明，酿成公共场所最大事故的原因是人员盲目拥挤所致。这里有两个例子：1918年2月28日，数万人在香港赛马场俱乐部观看赛马，但看台突然坍塌且失火，这一来人们便争先奔跑逃命，挤来踩去，共造成604人死亡的“大灾事”。讲到公共场所拥挤所酿成大灾，不能忘记1990年的麦加隧道惨案。每年7月是穆斯林朝觐季节，一般都有近300万人从世界各地拥向伊斯兰教发祥地的圣城麦加。7月2日是宰牲节的第一天，朝觐者要步行从麦加到米纳，其中要穿越几个过山隧道。正当近5万人通过一个过山隧道时，突然空调失灵，洞里气温骤然升到43℃,人们被热得无法喘气，竞相快跑，但不巧前方一下子有7个人被挤倒，顿时隧道内大乱，最先被挤倒的是老弱病残者，他们立即便被后来者乱脚踩死，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惨案中死者有1426人。
这两则大型的公共场所惨案都同样深刻地启示我们：(1) 要教育公众树立公共场所相互礼让的观念，尽量不因为自身问题为他人造成困难。(2) 要教育公众尽量少到人群高密度集中的场所，如果已在现场就必须要有应急防范的安全意识，遇事冷静是第一位的，努力克服疏散的从众心理。大量悲剧证明，在人群众多的灾害现场，凡是盲目从众退跑者，等待他的却是悲惨的结局。(3) 作为政府及公共场所管理者采取多种方式及手段去教育公众，不仅树立公共场所安全文化的理念，还要勇于以“第一目击者”身份出现，善待自己，救助他人。(4)除此之外，大型工程在技术安全的本质化设计上有没有问题呢？我们的工程系统如何才能获得高可靠性及高安全性保障呢？值得研究与探讨。

城市减灾忠告要加强超大项工程项目的综合安全设计（2）

超大型建设项目要纳入城市综合减灾规划
现状中国城市安全减灾评价的最大不足是缺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体系。安全城市是一个多功能、多层次、多目标的评价对象，影响其评价的相关因素很多，指标体系实际上是由若干个指标构成的指标库，它能否准确、全面反映城市应对危机的内涵，指标的选择至关重要。一般地看，科学性、规范性、全面性、动态性、重点性、快速性构成了城市综合减灾的基本能力指标，它们仅仅代表城市安全发展的演变趋势。但综合减灾的最主要指标含义不可缺少城市安全管理文明指标、城市经济备灾能力指标、城市灾害管理协调度指标、城市人居服务及社会保障指标等内容。安全城市作为一个现代的“进化”的概念，反映了城市现代化的理想目标，其运行规律揭示了一个绝对安全可靠的“和谐”过程，其关键是如何保持稳定有序，而稳定有序的关键是“进化”过程中的循环机制、共生机制、适应机制与补偿机制等。城市应急事件较城市安全的含义更集中也更严格，因此其评价量化指标就要更多地体现其有效性，其中城市灾害的社会预警机制及系统建立意义实在。它要涉及城市危险的鉴别、城市危机的确定及信息传输、城市灾害风险分析等诸方面。具体讲：城市灾害损失及发生次数、城市危机的规模与评价、城市治安事件与突发恐怖事件、城市各级管理层的应急能力及工作素质、城市安全减灾的投资与安全措施、城市减灾的应急监控预测与抗灾水平等。城市灾害的应急处理机制实际上是一种信息处理体系，它将各警要素的变化信息输入装置内，经过加工处理提供出城市系统有效的警度值，应急标准的质量体现是：(1)获取应急信息的完整性；(2)应急信息运行的畅通性；(3)应急机构设置的系统优化合理性等。从现代城市综合减灾管理出发，灾难能够定义为对现实文化结构的颠覆。灾难不同于应急状态及危机，它实际上仅仅在应急状况和危机中表现出前兆，所以灾难是对应急状况和危机长期错误的处理所产生的不可逆转的后果。从工程上应关注如下问题：
1.关于灾害损失的计量
事故灾害的确认是以国家或社会财富的损失和人员的伤亡为客观标志的。它表明，凡是能够造成国家或城市的社会财富损失和人员伤亡的各种自然、社会危机事件都可称作灾害。所以事故灾害作为影响人类社会正常生产与生活的重大负面因素，需引起各级城市政府的重视。事实上，关于灾害损失的计量有许多方法及模型，作为城市灾害损失的计量至少要包括如下部分，这是中国城市编研灾害年鉴、开展重大工程项目安全减灾性评价的基本前提：其一，它应包括人类创造的各种物质财富的损失，指人类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的损失，体现为直接的经济利益的损失；其二，自然人的生命与健康的损失，体现为直接与间接损失；其三，各种自然资源的损失，指土地、水源、木材、地下资产及各种动植物资源等；其四，现代灾害造成城市生活与生产秩序的紊乱或由此引发的人们精神财富的损失等。
2.城市综合减灾规划的基本问题
在2002年7月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等编著的《城市规划读本》第三章十节“城市规划与防灾减灾”中，笔者指出：“城市综合防灾主要有两层意义，一是对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原生灾害和次生灾害，要全面规划，制定综合对策；二是对灾害发生后的各项救灾、减灾等措施要统筹安排，体现出综合性的策略。”而城市综合减灾规划编制要体现如下要点：
(1)全力体现综合减灾观。这里的综合指多学科参与和规划内容拓展两大侧面。城市综合减灾规划不再局限于物质规划，要改变其原有的方式，规划内容不单是单一灾种，还要涉及整体性的考虑，不是以综合减灾的学科代替单一灾种规划，而是使综合规划与单一灾种规划统一并协调。
(2)综合减灾规划。内容是开展城市综合减灾危害性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制约关系的分析的前提，进而确定城市各类灾害分布空间，在此基础上编制综合灾变区划图、综合灾度区划图。进一步给出城市发展对防灾有利和不利的场地，建设绿化带、公园和避难场地的布局构想等。
(3)综合减灾旅游安全规划。为了既能保证游客的安全，又能保护景区的安全，对景区的游人数量要予以合理的限制，如某旅游区当游人超过1万人时亮黄牌，达到1.5万人亮红牌，一旦达到红牌标准，游客立即停止进入。从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出发，游客与景区是相互影响的关系，景区容量不仅有一个消费者愉悦性问题，更有一个安全容量问题，一旦超过将对整个景区造成多方面不安全隐患。从景区安全规划出发，不仅要研究景区游人的生命安全，还要研究景区的生态安全，对此综合减灾规划恰好发挥作用。实际上，旅游活动自身的群居性决定了旅游安全管理的极端必要性，同时作为景区首要的安全理念的落实要在有应急处置预案的前提下，制定对整个景区发展有战略意义的综合减灾规划，从景区的文化性、持续性及特色性出发，安全减灾规划一定要坚持生命安全与生态安全的双重性。
(4)综合减灾规划的创新点。它从全面的灾害事故的“市情”入手，第一次体现大安全观的规划，不仅有对历史灾情的回溯与归纳，更多地分析城市现状及揭示未来的灾情规律，重点防御突发事件及巨灾；它在人口、资源、环境这三大常态分析要素的基础上，第一次体现全面的可持续发展观的规划，特别增加了安全减灾这一必须关注的国策内容，从而使整个规划设计思路同时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并列的“人口、资源、环境、安全”四大要素；体现综合的灾情观，第一次按综合灾情的灾害区划来规划城市，同时考虑最大危险状态的极限条件，从而增加了城市安全减灾规划的科学裕度；明确了城市要营造一个全新的城市安全氛围，第一次将学者们长期研讨的综合减灾思想落实到城市规划建设实践上，也就是一个同时体现安全与防灾、治安与反恐、人防与救援等多位一体的系统安全，使所有系统时刻处于综合减灾的监控之中；明确了综合减灾规划必须要有综合应急能力，体现在城市要求各子系统的统一协调度；强调了应同时考虑防灾体制、机制、法制三大系统的管理策略；在原有各单一灾种评价指标基础上，第一次从综合减灾评价标准入手，通过综合量化分析，给出不同综合灾度下的城市综合减灾规划量化对策，体现了综合与个体减灾的优化策略。

城市减灾忠告要加强超大项工程项目的综合安全设计（3）

3.城市综合减灾规划的基本内容
城市综合减灾规划实质上是一种城市安全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它具有公共物品属性，规划是社会再分配的重要手段之一，规划“图纸”上的每一根“线条”的背后都代表城市安全与人类安全的目标追求。下面以北京市为例给出城市综合减灾思想指导下的各单一灾种减灾规划，从中也渗透了的综合减灾内容。
(1)城市消防规划
北京市消防站（队）建设规划。
城市基础设施的消防建设（道路、管网、河湖、消防水池等）。
建筑防火性能化设计与危险性评估。
(2)城市防震减灾规划
城市建设（包括不同性质工程建设）布局与避让地震活断层。
处在地震次生灾害不利地段的城区、城镇及村镇的避让或安全处理。
不同地区工程建设（包括农居）抗震设防要求的确定。
城区和城镇区（人员密集地区）避险场地布局和建设规划。
地震监测体系规划（含前兆、测震和强震三大台网系统）系统。
农居建设地震安全规划。
地震减灾技术与城市建设发展规划。
地震应急救援规划。
社会地震宣教网点布局及建设规划。
(3)城市地质灾害减灾规划
地质灾害发育现状、特征及危害性。
地区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划。
地面沉降及地裂缝分布现状，泥石流及滑坡灾害、地面塌陷危险区分布。
地质灾害发生发展趋势。
域重点地区（旅游区、重点经济区、自然保护区、地质公园等）地质灾害防治建议。
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分期规划建设。
(4)城市水安全规划
城市防洪及河湖水系规划研究如针对现有防洪工程、洪水来源及新的城市土地使用功能布局，提出城市防洪体系。
水旱灾害防灾减灾规划研究如针对超标准洪水要划定蓄滞洪淹没区，提出受灾地区公众避险安置规划。
(5)城市气象减灾规划
城市面临的气象灾害及极端天气状况。
城市化发展使气象灾害出现了新规律及新特点。
建立城市气象灾害监测、预警、评估及应急建设。
应急联动气象防灾减灾系统建设（主要指研究突发性、灾变性事件与气象的关系）。
城市气象防灾减灾尚存的问题。
(6)城市生命线防灾规划
供水管线事故及次生灾害。如北京每年发生供水管线事故3000多起。
城市燃气供应的事故隐患。如北京管网超期服役，每年因腐蚀造成漏气事故80余起；城区内还有28个液化石油气供应站在拥挤的旧居民区内，防火防爆都不合要求；非法占压燃气管线和野蛮施工造成漏气事故每年也有60余起之多。
城市供热存在的事故隐患：占北京全市供热行业60％以上的小型供热单位，基本上不具备事故应急抢修力量；城市热网布局不合理，西部用热负荷多，而大型热源呈东多西少格局，一旦某种热源故障，将造成大面积停热的重大后果。
城市道桥及排水管网存在的事故隐患：明清旧砖沟不堪重负，至今还有170公里旧沟在超期服役；高新技术工业废水已排入市政污水管网，产生毒气及化学物质，腐蚀管道，造成爆炸事故。
(7)地下空间与防空防灾规划
地下空间防空防灾一体化体系研究。
地下空间与防空综合研究。
地下空间与防灾综合研究。
地下空间自身的防灾综合研究如地下空间与抗震结合；地下空间与防气象灾害结合；地下空间与防环境灾害结合；地下空间与防止各类人为过失灾害结合等。
(8)应急交通规划
现状应急交通系统的分析。
应急交通系统策略制定。
应急交通救援、疏散研究。
应急交通系统规划。
应急交通系统建设等。
(9)安全生产与安全生活规划
从城市防灾减灾角度回顾安全生产中的问题。
从空间规划、设施建设提出确保安全生产所需的政策和对策。
核心体现在对城市人为工业灾害危险性的评价上。
研究城市自然巨灾诱发人为工业灾害的连锁反应问题。
研究城市安全生活诸多环节如学校、社区、公共场所缺少安全规划的问题等。
(10)城市救灾规划
加强信息网络建设管理，实现市、区、街三级联网，实现各类灾情资源共享。
建立灾害评估制度，重点解决城市灾害评估问题，提高灾情核实的科学准确性。
与相关部门配合做好应急疏散、安置场所的规划和设立。在制定城市总体规划中，针对灾害易发区、重点防控区（如政府所在地、大型文化设施、使馆区、易造成大面积危害的企业等）和人口密集区域，划定疏散路径，设立固定安置场所等。
建立灾害救助物资仓储网络及其物质空间。应按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集度、可发生灾害类型及应急救助条件，建立覆盖全市的救灾物资仓储网络及空间，并保证可靠的物资流的高运行度。
(11)城市防疫规划
英国是最早关注城市公共卫生的国家，19世纪40年代约翰·斯诺博士首次用科学方法证明，在伦敦暴发的霍乱起因于严重污染的饮用水，据此英国政府成立了城市卫生委员会，问世了世界上第一个公共卫生政策。1984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健康多伦多2000”会议，会上提出了新公共卫生的概念。归纳现已公认的健康城市规划的要点：①健康城市的土地规划（住宅及公共休憩场所等）；②健康城市的交通规划（合理的路网及安全的人行道等）；③健康城市的社会规划（如城市弱势群体居住区的公共卫生规划等）；④健康城市体系的危机规划（考虑城市传染病失控蔓延情况的对策）。
(12)综合减灾应对不同灾变的避险场所规划要求
对避险范围与时间的要求：①全市性大范围较长期的避险：地震、人防（防空、防生化、防核辐射），应作为规划建设的主体。②局部区域短期避险：火灾、爆炸、有毒有害物质泄漏、洪水、泥石流，不必全面铺开，只在风险较大的重点区域规划建设。
对避险场所的共性要求：较短期的避险场所要求：安全性——避开危险因素，相对坚固耐久。基本生活保障——食物供应和清洁水源，遮风、挡雨、保温等居住条件。具备通讯联络与交通条件，留出通道。除战争、洪涝和传播范围广的危险品源地外，一般避险场所不要离原住处太远。医疗卫生条件与救治、消毒设施。较长期的避险场所：如战争期间的大型人防设施、集中连片的防震棚和来自重灾区的难民营地，还要考虑临时性儿童教育、商业、服务业、出行条件、工作条件、办事机构等的布局，居民组织和社会秩序控制等。
对避险场所的特殊要求：
地震：坚固耐震耐冲击，避免发生火灾、电击等次生灾害和疫病等衍生灾害。主要利用公园、绿地、操场、体育和文化场馆等空旷场所。
空袭：应利用地下室、地下铁道、山洞等，尽可能坚固。
火灾：避开易燃物与火源，通风良好，便于取水。
危险源：远离爆炸物、有毒有害物质等危险源，选择上风上水。
洪水：选择高处和地基稳固处避险，平原低洼乡村需设置避洪场所。
泥石流、滑坡等山地灾害：选择孤立岗地，避开危险沟坡。

城市减灾忠告中国公共卫生应急系统的弊端及改进

SARS在全国范围内的流行，暴露了长期以来我国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存在的弊端，如疫情信息发布不公开、不透明，缺乏应对突发性事件的必要准备，在公共卫生方面投入不足等。
暴露了哪些弊端
1.疫情信息发布不公开、不透明
痛定思痛的人不禁会问：当时为什么没有能够阻止SARS向全国蔓延？尽管SARS是人类尚未认识的一种病毒，但是它已在广东发作了3个月之久，至少已经知道它的毒性极强，传染速度极快，那么，为什么没有及时向全国通报关于SARS病毒全面真实的信息，乃至发出必要的警告？在SARS疫情蔓延的初期，我们得到的有关SARS的信息是不完全、不对称的，甚至是虚假信息、错误信息。世界上有两种错误：一是该做的事情没有做，二是做了不该做的事。不向社会通报疫情属于前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编造谎言则属于后者。可是，SARS病毒却是很难被藏住的。你越想隐藏，它越加猛烈地暴发出来，以至于到了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
2.缺乏应对突发性传染病的必要准备
从2002年11月6日广东佛山发现了首例不明原因的肺炎，到2003年4月份下旬，将近半年过去了，我们仍然缺乏应对突发性传染病的必要准备。面对每天三位数的患者数量的增加，北京各大医院面临医生、护士、防护服、口罩、呼吸机以及资金的短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教授6月16日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北京许多综合医院不具备传染病医院的条件，许多医院没有传染学科类的医务人才。因此，一线的医疗单位出现了对SARS认识不足、准备不足的状况……在美国，艾滋病病人都是住在负压病房的，而我们没有这样的条件，所以医院就成为最大的感染源。为此，应该立即改变现在的医疗结构和条件。
北京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专家的话特别耐人深思：从目前来看，受SARS冲击最大的不是商业，也不是交通部门，而是本来已经极度脆弱和紧张的医院系统。国家近几年卫生事业投入严重不足。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联合对北大医院、人民医院等所做的一项调查称，医治一个SARS病人的费用高达十几万，绝非一般家庭所能承担，然而对SARS病人的及时医治既是人道主义的要求，同时也是现代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且这也是防止疫情扩散的有效措施之一，这笔不菲的开支究竟应该由谁支付呢？
SARS即使不会出现反弹，也要警惕它在冬春季卷土重来，甚至还要谨防万一有新的疫种接踵而至，关键是我们要有预防各类突发性事件的必要准备，加大公共风险性的财政支出比例。我国2003年中央财政用于各类风险性储备金仅有100亿元，占中央本级财政支出的1.4%，显然这个比例是相当低的。
3.在公共卫生方面投入不足
国家在公共卫生方面财力物力投入不足，是公共卫生体系孱弱、应对突发性传染病无力的重要原因。2000年，国家财政总投入15886亿元，卫生事业费占国家财政的1.74%，为272亿元，而公共卫生只占总卫生事业费的10%左右，约为30多亿元，而且绝大部分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到2001年，国家有卫生防疫站4253个，人员20多万，而公共卫生方面的投入几乎没有增加，所以“这些钱基本上只够发工资，根本没有钱进行业务调查”。尤其是农村卫生投入严重不足，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几乎一片空白。三级医疗网波濒临解体，1/3的乡镇卫生院基本瘫痪，1/3仅能维持生计，1/3能够发展；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仅有10%左右；而且农村参加医疗保险的人口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85%急剧下降到90年代的10%左右。农民抵御重大疾病灾害的能力十分脆弱。投入不足的直接结果是公共预防专业人才匮乏，公共卫生应急事件处理不力。公共卫生专业人才学历偏低、职称偏低，人员素质堪忧，作为疾病控制“守门人”的地位未能确定。尤其是基层、社区更为突出，据有关资料反映，作为世界大都市的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医师以上仅为2.1%，本科以上学历6.1%。人才培养速度缓慢、力度疲软等总是亟待解决。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曾调查过不少地方疾控部门，发现一半以上是非专业人员，他们不但没经过专业公共卫生训练，甚至连基础的医学知识都不具备。北京大概有5000人从事疾病预防控制，但真正受到正规专业训练，做得比较到位的，“不超过50人”。
发达国家公共卫生事业费占总卫生事业费的比例已达50%左右。法国的公共卫生研究观测机构1998年成立，有200多位医学专家，2003年该中心的国家财政拨款为220万欧元。美国政府每年花在医疗方面的开支接近全部预算的1/5。“9·11”事件后，通过联邦拨款和地方投资相结合的办法，美国利用应对生物恐怖事件的威胁系统同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逐年增加投资力度，2001年为5.03亿美元，2002年为30亿美元，2003年为59亿美元，款项中有49%用于研究和开发。此外，“9·11”事件后，美国还拨专款建立了一支流行病学专职队伍。
即使同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公共卫生方面的支出在国家预算中的比例也很小，而且逐年减少，1997～1998年低收入国家（人均年收入1000～2000美元）的公共健康支出占其财政支出的比例为1.26%，而我国仅为0.62%，相差整1倍。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191个会员国进行的医疗卫生评价中，我国排在第188位。
完善中国的公共卫生应急系统
一位公共卫生专家认为：不是因为病毒的传染性太强，而是因为我们的预警机制太弱。由于缺乏未雨绸缪的公共卫生意识，缺乏完善的公共卫生应急系统，SARS迅速蔓延。截至2003年6月27日，中国内地累计报告SARS患者5327名，死亡348名，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必须加大投入，建立常设公共卫生的应急系统。
1.建立快捷、畅通、准确、及时的信息传递网络
公开透明是阻断SARS疫情蔓延的一剂良方。因为在当今这种全球化、信息化的社会里，即使政府不向公众提供信息，公众也会通过各种非正式的渠道去获取相关信息，要控制这些非正式渠道的传播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这些通过非正式渠道传播的信息很有可能是扭曲的，一旦谣言盛行，结果反而更糟。
公共关系学理论强调，信息沟通是危机管理的核心。英国危机公关专家里杰斯特曾提出著名的危机沟通“三T”原则：第一，以我为主提供情况（take your own take）；第二，提供全部情况(take it all)；第三，尽快提供情况（take it fast）。为什么要实行“三T”？新闻传播学提示过一个规律：没有你的声音，就会有别人的声音。以你为主提供情况，你成为了信息主渠道，公众就会把你作为主要的信息来源，别人的声音就无足轻重了；你提供了全部情况，即使有人想造谣也会找不到素材；你在第一时间很快提供了情况，你就能先声夺人，而不会在不利信息满天飞的时候再被动地“辟谣”。
在公共卫生应急网络中，信息是否通畅有时决定处理危机的速度和效果。CDC近年来大力进行信息传输的电子化，已先后建起通过互联网等连接的“全国卫生预警”网络和“传染病信息交换”网络，大大加快了传染病监测、防治信息等交流的速度。SARS暴发后，为了与国际合作，CDC还成立了由医学专家和公共卫生官员组成的国际联合小组。该小组每天24小时、每周7天工作，与世界卫生组织保持密切的信息交流与协作。
有了及时、准确的信息，就有可能在疫情刚露头时，启动预警系统，抓住最佳时机，把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同时我们要加快改革新闻管理体制与公共信息发布制度。传播学者喻国明与公共管理教授杜刚建等人认为，要使新闻媒体真正肩负起“社会守望者”的职责，要让人民群众及时地、客观地、充分地享有“知情权”。
2.建立常设公共卫生应急系统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缺乏一套完整、成熟的危机应对机制，无论是1998年的抗洪抢险，还是今天的抗击SARS，在整个工作中，都是国家高层领导人的指挥调动在起关键作用，而不是领先一套成熟的机制。“中国一直坚持采取的临时领导小组有三个缺点：临时成立的工作小组不具有延续性，因此危机处理后的经验不能够有效地保留；危机处理需要政府各个机构的合作，临时成立的小组每次都需要大量的时间与相关的机构进行协调；临时领导小组事先没有一个有效的危机处理计划，而专门的危机处理协调机构有一套成熟的危机处理操作方案。”现有这种模式是不能适应突发性重大社会危机的，我们应该建立一套完整的机制，一旦危机来临，这套机制便被启动。
SARS疫情暴发后，中央非常重视中国公共卫生应急系统的建立。国务院已决定投资数百亿元人民币，用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系统的建立。中国应该借鉴美国的经验，成立常设的公共危机管理机构，建立一套专业的危机预警系统、处理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系统应该是包括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管理、执法、医疗服务和第一现场应对人员等在内的多维度、多领域的综合、联动、协作系统。可以说，它是通过预防和控制疾病、伤害、残障来促进大众健康及生命质量的提高的。SARS事件给我们以深刻教训。政府很快做出回应，譬如拨20亿元人民币应急专项款，作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基金，还安排数百亿元人民币专项资金用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系统建立。这些思想已体现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条例》中。总则的第6条就专门规定：应急专业指导部门要进行相关研究，建立监督检测、卫生防护、设施技术与人才储备所需经费，纳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从法律上给予切实的物质保障。在条例规定的应急预案的七方面内容中，有两条要求各级政府花大力气，做好物资储备以及应急专业队伍建设。公共卫生应急系统的建立，是一项耗资巨大的系统工程，其中很多领域如公众健康教育、卫生咨询、检验检测等服务领域也许可以逐步推向市场。

城市减灾忠告旅游热背后的安全问题

已经持续几年的假日“黄金周”做大了的中国旅游市场，伴随着中国小康社会的进程，旅游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明显，但与之相联系的旅游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2004年“五一”黄金周虽从总体上全国形势有序且无重特大事故发生，但在某些大中城市的旅游团中也发生了一系列事故。笔者以为，从旅游产业的可待续发展策略讲，应急系统也好，安全规划也罢，可最为重要的是系统地把握住旅游过程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研究与评估，只有这样，才会赢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
关注旅游中的事故与资源破坏
旅游并非有什么专门的灾种，而是现代各种灾害在旅游环境中的产物，如公园中的灾害、野外场所中的灾害及其公共安全事故等。从涉及的灾种既有自然灾害，也有人为灾害，伴随着科技旅游、地质旅游、探索旅游等形式的开发，应付的灾害类型也会日益复杂，所以建立综合的灾情观十分必要。现以地质灾害对风景名胜区的威胁为例，共归纳于以下几个方面：
过量开采地下水之罪。水是生命之源，无论是风景名胜区还是国家森林公园没有水将失去生物多样化。近期最突出的例子是四川九寨沟：由于周边森林被大量砍伐，水土流失，游客日增，沟内中小旅舍林立，使区内地下水位逐年下降，有的湖泊在旱季已变干涸，其他一些湖泊水位也普遍下降，致使高原高寒地区所特有的、呈“珍珠滩状”的钙体沉积物因缺水而砂化。
周期性特大暴雨之罪。暴雨之罪在山岳型风景名胜区内屡见不鲜。最惊险的例子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1995年、1996年、1998年）的湖南武陵源。因特大周期性暴雨的到来，使风景区内发生山洪，随之而来的是大面积泥石流，不少景观顷刻间发生改变，甚至遭到破坏，道路被毁。原因之一是将一些建筑物安排在不稳定的地质体内或周边地区，事先也未进行详细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的调研与论证。典型事故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陕西华山曾二度发生特大山洪，使登山古道损毁，导致严重的旅客伤亡。
不适度的修建水坝之罪。由于在河流中、上游地段不适当地修建水库，使下游缺水或断流，导致流域内土壤盐碱化面积扩大、江中行舟受阻、河水水位明显下降等致灾隐患。如20世纪末黄河多次断流，最严重为1996年距河口700公里以内的地段断流136天，致使1997年的壶口瀑布干涸。桂林本是“山水甲天下”，但由于漓江上游及流域内外在未全面规划基础上，修建了不适度的水利工程，使漓江在枯水季节已多年缺水，“群峰倒影山浮水，无水无山不入神”的黄金水道和百里画廊已失去了往昔的诗意。
地震对景区的破坏之罪。强地震对风景名胜区所造成的景观破坏已有先例：1833年9月6日的云南嵩明大地震，使路南的石林景观受损，数以百计石柱的顶部受强震后倒塌。目前在大石林、小石林及周边地区仍可看到当年的遗迹。也不可忽略陷落地震的危害，如1997年11月11日桂林雁山区柘木镇柘木村发生陷落地震，塌陷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共有陷坑35个，其中有九个陷坑喷沙冒水，喷水高达5米，地裂缝最长40米。这是一起由人工爆炸诱发漓江河床发生地陷、下沉的悲剧。
摩崖石刻和崖墓的风化。中国著名的大同云岗、四川大足石刻、乐山大佛和崖墓等已普遍出现年久风化受损现象。由于这些材质均为砂岩，经长期化学及物理风化作用使岩石的胶结物风化疏松，并逐渐失真脱落。再如河南洛阳龙门石刻由于构成原材料主要是石灰岩，就出现了岩溶现象。加之过往车辆震动及空气、水的污染，前面又修建了破坏景观整体布局的“游乐场”（现已拆除），加剧了灾害的过程。
硅化木在哭泣。硅化木，又称古树化石，它位于新疆准噶尔盆地南边的卡拉麦里山自然保护区中一条11.64平方公里的冲积沟内，在这里分布着距今2亿年前中生代侏罗纪松柏、苏铁、银杏等古乔木化石。大面积内保存着这么多如此完美的古树化石在世界也屈指可数。硅化木从20世纪70年代发现迄今，其考古价值及旅游价值为世人瞩目。但近年来，每年来访者有上万人，硅化木惨遭人为破坏的情景令人目瞪口呆，不仅少了许多立式的硅化木树墩，更多的硅化木被人随意搬动，已没有了原始状态。如何保护硅化木一直在许多部门间推来推去：开始由自治区林业厅管，后又划归县建设局管，又归野生动物保护站管，再后归县文管所管，几易其主，使如此变故的硅化木伤痕累累。据有关报道，迄今硅化木的人为破坏还在加剧。
旅游安全防灾的基本特点
现代旅游安全不单是安全生产的问题，更具有安全生活的含义及特征。作为一种科学发展观的转变，旅游安全的本质是“以人为本”的人的安全。旅游是现代社会中居民的一种短期的特殊的生活方式，是人们从外出经济消费中获得身心健康、精神愉悦和文化信息传播的过程，其主体是人的审美、游乐、考察、交流和求知活动。因此，旅游安全与旅游者的旅行知识、安全观念和行为特征有着必然关联。搞好旅游安全，应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高度重视研究不同人群的旅游心理和精神需求，并加以正确的引导和必要的安全知识教育，以确保旅游者在旅行过程中的人身安全和健康。具体讲：
旅游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现代旅游业已涉及旅游资源、旅游设施、旅游服务、旅游活动、旅游商品流通等诸多领域的社会生活和生产方式，其中，旅游活动在客观上包含了行、游、住、食、购、娱6个方面，涵盖不同的行业和领域。因此，旅游安全在人（旅游者、旅游服务和管理者）、机（运载工具和游乐设施、设备）、环境（旅游地、游乐场所、住宿和饮食、服务场所等）3个方面包罗了安全减灾的诸多领域，如交通运输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特种设备安全、游乐设施安全、用电安全、食品安全、景点环境安全以及各类旅游项目的安全管理等。旅游业的行业特性，使得旅游安全不是一个单纯的行业安全，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旅游安全是动态的安全保障。旅游的基本特征是亲历性。旅游安全是保障旅游者在交通、游览、游乐、休闲、购物等一系列旅游活动运行中的安全，是动态状况下的安全保障。旅游安全的这一特征，决定了其安全监控和管理工作的特殊性，要求负有安全管理和监督职责的各方应加强工作连动，对旅游安全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采取针对性的管理办法和措施，对旅游活动实施全过程的安全监控和动态管理。
旅游安全关系经济、社会、人文的健康发展。旅游业的高度关联带动功能和直接面对消费市场的产业特性，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带动、推进建筑、交通、饭店、餐饮、娱乐、商贸、工艺美术以及工农业等相关社会生产活动的不断深化和发展。旅游的休闲性、考察性、商贸性等与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均有关系。因此，保障旅游安全，促进旅游业快速、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全面推进经济、社会、人文的健康发展；反之，将势必对经济社会发展有所抑制，甚至引发不必要的不稳定。
搞好旅游安全文化建设的思路
旅游安全的特征决定了旅游安全管理工作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因此，搞好旅游安全文化建设应重点解决好以下六个问题。
加强旅游安全法规建设及教育。加快制定旅游安全法规和相应的安全管理制度，以适应现代旅游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对其所涉及的旅游资源、旅游项目、旅游设施、旅游活动、旅游服务、旅游市场管理等各个方面确立法定的安全保障。
建立综合的旅游安全管理格局。各级政府旅游、建设、公安、消防、交通、安全监管、质量技术监督等部门应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安全监管权力，履行安全监管职责，建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齐抓共管的安全工作格局，形成统一行动、联动监管的长效工作机制。
正确处理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把保障旅游安全作为发展旅游业的前提条件，在旅游发展规划的制定实施、旅游活动的组织安排、旅游商品的开发创新等各项工作中，坚决防止和纠正忽视安全的行为。具体做到预案为先且按最大安全容量安排进入景区的人员。
提高旅游场所和设施的本质安全度，保障旅游安全投入。应在旅游收入中设立安全专项资金，用于旅游场所的安全监控和防护，旅游设备的更新和维护，完善与旅游活动相关联的各项配套设施，提高旅游安全保障能力。
加大旅游安全宣传教育力度。开展全社会的旅游安全宣传，普及旅游安全知识。对旅游团队进行有针对性的旅游安全教育，在旅游景区和旅游乐场所设立足够的安全警示标志，使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时刻牢记旅游安全，并遵从安全规范要求。
利用旅游安全应急救援机制。展开必要的演练，制定区域和旅游景区、景点的旅游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加强应急救援预案演练工作，增强应对、处置突发事件和重大旅游安全事故及事故征候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可能发生的事故及灾害的损失。

城市减灾忠告争取安全的“世界第一”

且看中国建筑物的高度
20世纪90年代初，从中国的地平线上向上测量，中国的第一高度在南边一个叫深圳的特区小城。深圳国贸大厦——这座当时中国的最高楼以160.3米的高度创造了国内建筑的新纪录。被称为“中华第一楼”的深圳国贸大厦共53层，37个月即竣工，以“三天一层”的速度首开大陆超高层建筑先河，从而诞生了中国建筑史上值得纪念的新名词──深圳速度。中国高度，在上海又被赋予新的定义。在这座举世闻名的国际大都市中，金茂大厦以420.5米的高度昂首挺立，创造了全国第一、世界第三的纪录。从国贸到金茂，中国在长高；从深圳到上海，中国在发展。过去如果站在深圳国贸大厦的楼前，有人说，13年后将有一座楼以国贸两倍还多的高度耸立在面前，你可能会惊讶，而今天，当我们自如地走在金茂大厦边宽阔而现代气息浓厚的世纪大道上时，已是高楼林立的景象。
但是时至今日摩天大楼耗费能源的弊端已显现出来，“9·11”事件更暴露出它的致命缺陷，但这仍不能阻挡它在中国大地上的蔓延趋势，某市要建“世界第一高”的新闻已不再使人惊奇了。
三峡工程应“居安思危”
2002年，两院院士、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技术委员会主任潘家铮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三峡大坝裂缝有不同类型，有一种是贯穿性的裂缝，破坏本坝结构的整体性，影响大坝安全。这种贯穿性裂缝在三峡大坝一条也没有。另一种发生在大坝表面，很细很浅。三峡大坝有80条这种表面裂缝。产生表面裂缝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由于施工原因，如冬天没有把大坝表面保护好，产生温度裂缝；有的是设计原因。三峡工程从开工建设到蓄水通航发电，牵动着亿万中国人的心弦，看到雄伟壮观的大坝，人们怎能不激动、骄傲，并引以为荣，然而，当人们得知大坝刚刚落成，就发现大坝表面有80条裂缝时，不免倒抽一口凉气，着实为大坝的安全捏一把汗。院士潘家铮掷地有声的发言：表面裂缝一般对大坝的安全没有影响。但是在大坝上游面的垂直表面裂缝，蓄水后水要渗进去，会产生不利影响。三峡大坝约80条这类裂缝都做了非常细致的处理，可以保证蓄水以后不会渗漏。因此，对大坝的安全没有影响。尽管专家的讲话极具权威，不由人不信，但还是未能打消顾虑，如果说这种乐观情绪来自“三峡工程的温度裂缝不到国际标准的十分之一”，那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三峡工程事关亿万百姓的福祉，不能有一丝隐患，必须万无一失，温度裂缝不到国际标准的十分之一，并不意味着大坝就安然无恙，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亏得专家同时发出“大坝上游面的垂直表面裂缝，蓄水后水要渗进去，会产生不利影响”的警告。随着三峡大坝进入正常运行状态，还没有遇到各种严峻的考验，意想不到的问题随时都可能出现，因此，我们现在及明天还没有说大话的资本，还不能断言80条温度裂缝对大坝的安全不会造成影响，因为三峡的安全必须是可持续性的。
这里无意否定三峡工程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也没有推翻专家论断的意思，毕竟这个浩大的工程凝聚了众多建设者的智慧和汗水，毕竟我们在建设过程中一切从头开始，没有任何可资借鉴的经验，全靠摸索着前进，如此说来，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堪称来之不易，实在可喜可贺。80条温度裂缝是修复了，会不会出现新的隐患我们不得而知；垂直裂缝现在虽然没有，但以后会不会有，同样我们也不得而知。不管专家也好，学者也罢，现在最好少下或不下结论，因为三峡大坝的安全系数究竟高不高，必须依靠科学，必须经过实践检验才能证明，“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才是我们真正所需要的。
“南水北调”工程在安全方面能否争取“世界第一”
2002年6月12日《大河报》载，规模空前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即将在2002年10月开工，但其中关键的控制性工程——郑州孤柏嘴穿黄工程，却在河南当地引起许多水利专家和百姓的强烈争议，他们呼吁有关方面更多地为子孙后代和工程的综合效益着想，本着对国家高度负责的态度，对穿黄方案做出最科学的选择。据悉，针对“穿黄”，水利部拿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在黄河河面上架筑渡槽，二是在黄河底部穿凿隧洞，而有关专家在北京进行比选会审时，“已基本确定为隧洞方式，不日将呈有关方面拍板定案”。河南的水利专家对隧洞方案提出质疑，认为隧洞穿黄存在很大风险，呼吁应慎重选择，这不仅因其施工工期长、风险大，更因建成后检修难、易受地震影响等。而郑州一位市民专门在数千市民中进行调查，结果赞成渡槽方案的占总调查人数的75％，赞成隧洞方案的仅占15％。
当然，工程究竟是以渡槽还是隧洞方式进行属科学问题，但就河南专家和百姓所提出的质疑、发出的呼吁，它向我们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当前我国国力逐渐增强的情况下，一些国人包括专家学者的心气似乎也在无形中被“垫”高了，乃至在考虑和处理一些问题时，往往贪大求奇、好高骛远，追求一种几乎是压抑过久后报复性的精神慰藉和荣耀。毋庸置疑，在今日中国的在许多方面，我们的技术力量、资金力量并不逊于一些发达国家，别人能做到的事情，我们能做到；别人做不到事情，我们未必不能做到。这当然是我们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发愤图强所得到的必然回报，但也不能忽视，在这种心理背景下，一些人由此不管在什么事上都想营造出个“世界第一”、“前所未有”的效应来，却忽视了安全问题。
当然，这些事情和穿黄隧洞工程不具可比性，我也绝对相信有关专家在论证这个方案时是成竹在胸，有十二万分把握的，甚至有人会问：“三峡工程上马前，也有很多人提出异议，可我们现在不还是成功了吗?”是的，这些都应承认，可在穿黄的这两个方案里，渡槽和隧洞工程造价相当，前者明显比后者结构简单、不确定和不可预见的因素少，且易于运行和检修，为什么偏偏要选择后者呢?专家或许会解释，隧洞的风险并没有想像的那么大，但把风险尽可能地降低一分不是更好吗?更何况渡槽还可在黄河上营造一个壮美的人文景观，对旅游资源的开发、振兴地方经济大有裨益，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南水北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如果单求精神荣耀，这已经足够了，因为它关乎千秋万代，不管怎么说，我们在安全上是不是也要追求“世界第一”呢？

城市减灾忠告综合减灾规划向“摊大饼”模式说不

2004年5月启动且于2004年下半年完成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项目城市综合减灾规划研究”在充分体现城市综合减灾规划思路下，提出了城市“安全容量”的概念，为此规划研究成果强调城市现代化要警惕“负数值”，城市综合减灾要全面关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的要素。在此，集中在环境灾害及地质灾害上作出分析。
城市现代化指标要减少负增长值
在2003年太原市召开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第四届年会上，公布了2001年对全国58个地级以上城市现代化实现程度的评估报告。这些城市包括东部城市35个，中部城市14个，西部城市9个，基本涵盖了大中小城市。在全国668个城市中，这58个城市的GDP占46.2%，人口占26.3%，人均GDP比全部城市人均高75.8%；现代化综合指数达到69.3%，基本走完了第一阶段现代化的2/3路程，再有8年时间大体上可以实现这个阶段的目标。进入新世纪，我国比较发达的城市纷纷确定本市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建立本市的现代化指标体系，以便对本市的现代化进程进行评价，也与其他城市进行比较。为建立一套全国统一的指标体系，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和环境研究中心，从1999年到2002年对城市现代化的指标体系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和修改，形成了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活质量、基础设施及环保4个子系统、共25项指标的城市现代化指标体系。
按照现代化指标体系评价，从子系统看，这58个城市经济发展实现66.1%，社会发展实现70.8%，生活质量实现64.8%，基础设施及环保实现77.6%。58个城市按照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可以分为三个方阵。第一方阵是现代化综合指数达到80%以上的13个城市，包括深圳、广州、上海、北京等；第二方阵是综合指数在80%～60%之间的27个城市，包括海口、天津等；第三方阵是综合指数在60%以下的18个城市，包括南昌、包头、重庆等。从这些城市的现代化水平评价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下特点：一是市与市之间的现代化水平差距很大。2000年东部34个城市的现代化实现程度达到75%，中部14个城市的实现程度为56.8%，西部9个城市的实现程度为55.4%。二是部分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珠海和海口现代化实现程度分别居第4位和第14位，但是社会发展程度却居第48位和第43位。三是人口控制能力较弱，有31个城市超过平均水平，有45个城市超过现代化指标。四是信息化水平较低，且不平衡。五是城市环境问题突出。用气普及率达到100%的只有6个城市，不到80%的还有19个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40%的有7个城市，有19个城市不到30%。大同、太原、石家庄、乌鲁木齐、兰州、北京、重庆、包头等城市的空气污染严重。
最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城市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活质量、基础设施及环保的相关系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负数值，说明这些城市都存在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如现代化程度最高的深圳，社会发展却处于第40位；经济发展处于第3位的厦门，社会发展也仅排在37位。社会发展处于第2位的长沙和第19位的兰州，基础设施及环保却处在第35位和第57位。城市现代化是个动态的变化过程，每个城市发展所处的阶段不是相同的，实现现代化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单凭主观意愿行事，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重点抓好经济建设，通过发展经济推动城市现代化；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严防边发展、边污染，警惕有增长、无发展，以保护环境、提高群众生活质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不再“摊大饼”，要建第二道绿化带
1997年，英国研究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学者Herbert Girardet先生听说过去中国的大城市北京和上海周边都有大面积的郊区农村地带，这些地带离城市很近，能方便地接纳城市产生的废物，比如粪便和有机垃圾，并能使这些废物转化成肥料后，生产出农产品，再运往城市销售。他说这是一种极好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模式，问北京是否还保留着这样的格局，他想好好考察一下，让西方国家的城市学一学。他解释说，这种模式使城市与郊区保护近距离，能使城市排泄出的废物很快运到郊区进行资源化，而郊区利用城市废物生产出的农产品也能短距离到达城市，于是城郊之间形成的物质循环就不必耗费大量的能源。环境中也没有废物的积累，这种城郊结合的模式就是当今规划设计可持续发展城市的理想模式。
然而，1997年以后，北京城市的高速发展却偏离了这个正确方向，步入了“摊大饼”的误区，结果城市与郊区越离越远，最直观和最糟糕的实例是：一车北京市内产生的粪便需要花4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才能到达郊区的指定处理地点，于是就出现了运粪车辆悄悄将粪便在市区排入了城市雨水口的违章行为，使之成为了北京水体的污染源之一。
申办奥运的成功，极大地激励着北京要在2008年实现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城市的目标。时间正在逼近，弯路不能再走，因此，分析北京城市目前存在的环境生态安全问题，了解北京城市环境建设中的误区，北京找出正确的环境建设方向是极为必要的。一个城市或地区生态环境质量要从5个方面去体现：(1)空气质量好；(2)水质好，水资源有保证；(3)土壤肥沃而无污染；(4)本土生物物种保护好；(5)本地与自然和谐的传统文化得到保留等。这5个方面看似独立，实则紧密相连：在空气质量差的地方，雨水不会干净，因此水质不会好；在水资源少的地方，土地难以肥沃，生物无法茂盛地生长；在没有多样物产的地方，当地依赖自然资源创造的传统产品和文化就会消失……因此，只有当北京的城市规划建设部门充分认识到地区环境5个方面相互关联和影响的关系之后，北京才能产生出一套全新的环境建设设计思路和操作方法。北京也才有希望在2008年成为一个极具自身生态特色又符合国际环境检验标准的安全城市。
最近北京提出了建“第二道绿化隔离带”的规划，如果设计方案将顺应北京的自然地理条件和自然气候规律，以促进北京的生态恢复为原则，那么这个规划就能帮助北京朝着正确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建设方向迈出第一步。因为“第二道绿化隔离带”有望在以上提到的5个环境质量方面给北京带来正效应：(1)改善空气质量；(2)增加水资源的蓄积；(3)提高土壤中有机质的含量；(4)提供本土物种的栖息地；(5)恢复传统文化。
2000年，北京市开始在市区和边缘集团之间建设“第一个绿化隔离带”。遗憾的是，这个绿化隔离带在建设和维护过程中，表现出了不少问题，最为明显的是：绿地设计缺乏生态常识、绿地建设对土壤结构破坏大、绿地树种和草种使用不合理、绿地养护耗水高、经地降尘调温效果差等，因此给环境带来的正效应不明显，负担却不小，可持续性差。规划的愿望与建成的效果出现了如此大的差距，主要的症结在哪里？专家认为：正是因为人们对城市环境建设需要顾及的5个方面不了解，把环境建设与园林建设混为一谈了，所以花了大钱，却没有好效果。这条路不应继续走下去了。园林建设是按照人主观的审美愿望去建造一个自己觉得好看的植被环境。在崇尚“天人合一”的古代中国，园林设计重视“风水理论”，因此选择的植物和建造出的园子有很强的适应自然的能力，既美观，生态效果又好（比如颐和园）。现代科学研究指出，中国的“风水理论”中含有大量的生态学理念和知识，这就能解释中国的古典园林设计为什么现在仍处在世界园林设计的顶峰。遗憾的是，现在流行于北京街头绿化地带的园林设计丢掉了中国传统园林设计顺应自然的核心，而一味去照搬欧洲国家现已淘汰的19世纪贵族园林模式，去建单一的草坪、艳丽的花坛、直线型绿地，结果在北京这片日照强度大大高于欧洲的地方，这样的绿地建设得越多，环境负效应就会越大（主要体现在过度消耗水资源，剪草废物量大、花粉污染增加、无遮阴和挡风的功能等）。因此，可以说“第一道绿化隔离带”失败，是败在不懂生态，败在了我们以为环境建设就是花园建设。调研中多次与路边绿地中干活的工人交谈，他们有中间筛土的、平地的、拔草的、种草的、浇水的、剪草的、撒化肥的、清扫树叶的、打农药的。在被问到这些工作对环境有什么影响时，大家都说是能使环境“好看！”当被问到这些工作对生态会有什么影响时，没有一个工人能够回答。这样的对环境和生态完全没有知识的绿化队伍是没有能力建设出和管理好国际化生态城市的绿化隔离带的。这一责任并不在工人，而在园林部门本身。把颐和园后山上生长了多年的灌木拔掉，换上美国草皮，结果给后山带来了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而决策了这样的工程的园林局部门是没有能力设计出生态型“绿化隔离带”的。因此，北京“第二道绿化隔离带”的设计和实施必须先走出“绿化就是园林”的误区，要大量挖掘北京的知识资源优势，让生活在北京却很少有机会参与北京环境设计的国家级的植物学家、生态学家、地理环境学家、气象学家、水文学家、农学家、历史学家、生态设计学家、生态经济学家、生态旅游学家等来共同为北京的“第二道绿化隔离带”的设计和建设献计献策。
目前，北京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有：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浓度高、地下水位下降严重、城市生活垃圾产量高、城区热岛效应明显、城市和郊区土地沙化严重、城市交通噪音大、本土生物物种少、城市中人与自然和谐的居住区丧失严重。从这些问题的现状来看，北京要在今后4～5年时间内建成国际绿色城市的任务是艰巨的，因此“第二道绿化隔离带”要采用全新的生态设计方案至关重要。生态方法最大的特点是利用自然的力量来恢复自然，国际上的实践已证明，这是速度最快、效果最好、花钱少而且可持续的最佳方法。如果北京实施生态方法，“第二道绿化隔离带”能体现出以下优点：
(1)隔离带的植被以恢复天然植被为主，辅以人工种植本土树种，混交而杂生，实行粗放管理绿化耗资低，可持续性好。
(2)北京的天然本土植被适宜北京气候、耐旱程度好，根系粗而入土深，养护不必浇水，而且大量的粗根系还能帮助吸收天降的雨水，既防洪，又增加地下水，渐渐地可以使北京的一些泉水资源得到恢复。
(3)天然植被区中树、灌、草植物类型多样，能充分覆盖土地，风天不起尘土，还能大量吸收空气中二氧化碳、悬浮颗粒物和多种其他类型的污染物。
(4)植被地带能营造良好的土壤微生物环境，加速废物类有机质的分解，有助于北京土壤质量的提高，同时为多种生物提供栖息环境。
(5)生态方法能因势利导，把自然界的低地留给夏天的洪水，这些地带能让北京过去的湿地区域慢慢重现，帮助湿地生态的回归，增加北京水的自然净化地。
(6)生态方法能帮助恢复北京的本土特色物产，使有北京特色的传统农产品、手工艺品、建筑材料等得到开发利用，进而可以开发介绍北京乡土文化和自然资源的生态旅游项目，为居住在“第二道绿化隔离带”区域内的村社提供就业机会，也能使旅游者了解北京生态资源的知识。
(7)绿化隔离带中应建设一个现代化沼气站，这能帮助缩短北京粪便清运处理的距离，沼气站产生的能源和有机肥可供给周边村庄使用，沼气站本身还可以成为一个生态旅游参观地。
在过去10年的高速发展时期，我们不经意地破坏了 Herbert Girardet先生希望北京保留好的城郊近距离的格局，然而北京“第二道绿化隔离带”的规划，给我们带来了恢复那种模式的希望。因为“第二道绿化隔离带”将是一片主要由大自然组成的区域，而保护好这样的大自然地区，它将给予我们的是：大量地吸收掉我们在城市中排放出的废气、充分地把雨水送到北京的地下存好、有效地将可堆肥垃圾变成土壤的肥料、多样地营造生物物种的栖息地、不断地提供有北京特色的自然物产，这就是我们用生态方法去建设“第二道绿化隔离带”将会得到的回报。它会重建那种城郊之间的环境资源循环，把城市的废物变成资源，再把资源变成产品提供给城市。但这一切必须要以对这片绿化隔离带在生态科学的基础上进行合理设计、认真实施和严格保护为前提。

城市减灾忠告2008年北京要办“安全奥运”

2008年北京奥运会承诺要“举办成为一届历史上最出色的奥运会”，安全减灾是实现“一流奥运”的重要保障条件，应该从城市防灾的多侧面，在“安全奥运”观指导下进行规划设计和管理。
把握2008年北京前后的事故灾变趋势
1.北京历史上的灾情不容忽视
(1) 元代大都地区的自然灾害。元代的98年间，共有52个年份在大都地区发生轻重不同的水灾，水灾年份占元代总年份的53%；而旱灾占23个年份，为总年份的24%；地震年份约占18%。
(2) 明代北京地区的自然灾害。明代自然灾害有三大特点：其一，灾害种类多且发生频率高。在明朝的276年中，水灾为116年即平均2.5年1次水患；旱灾年份160年即3年2旱，总体讲风调雨顺年份很少。其二，灾害分布地域广，密度大。如在明北京地区，一旦有洪灾害发生，所殃及地域往往是该地域的大都乃至全部；此外发生破坏性大震之年也不在少数。其三，各种自然灾害之间具有一定的关系性。明朝同时发生两种以上灾害的年份有192个，约占全部有灾之年的80%以上。
(3) 清代北京地区的自然灾害。清朝灾害特点，除延续了明代灾情外，还表现了突出的地域性。境域内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的总的次数，通州居首位，其次是宛平、京师（北京地区）、大兴、密云、昌平、延庆、顺义、良乡等州县。京师是皇帝起居和处理朝政的地方，稍有灾异即引起高度重视，吏官们就勤于记录，从而统计到的情况是：京师地震次数最多（不论大小）。
2.北京现存的“十大”灾害源
北京面临的“十大”灾害源是：地震、气象灾害、旱灾、洪涝、环境公害、地质灾害、火灾与爆炸、城市工业化事故、生命线系统隐患、交通事故等。以日趋严重的城市火灾为例：50多年来北京市火灾发展总态势为：50年代，年均火灾次数700起；60年代，年均火灾次数828起；70年代，年均火灾次数1258起；80年代，年均火灾次数1780起；90年代，年均火灾次数4500起。从火灾造成人员伤亡看，1950年火灾死亡3人，1997年死亡153人。从火灾及爆炸造成的损失看，1950年仅17万元，而1997年高达1.3亿元，占当年全国火灾损失的近1/4。21世纪前两年城市消防所面临的迫切问题集中在：
其一，北京众多的油、气罐站等重大易燃易爆源都建在三、四环路一带，严重威胁首都城市总体安全。尤以西郊、北郊、南郊3个液化石油气罐瓶厂、酒仙桥751厂煤气罐和化工二厂液氯生产设施等最为严重。据测算，北郊罐瓶厂1000m3液化石油气罐泄漏可影响到二、三环路附近；化工二厂液氯设施泄漏，毒气可影响到使馆区直到天安门广场；其二，量大面广的经济适用房的普通型高层住宅增加。由于此类设施除室内外消火栓外，无现代化设备，装上设备的也仅有1/2能正常运行，更由于公众对安全疏散缺少知识和误解，所以一旦火灾，高层住宅用户安危是大问题；其三，随着城市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各类“信息中心”的消防已成为必须关注的难题，这方面的火灾案例很多；其四，北京消防基础设施薄弱，救灾抢险队伍尚未形成高效统一的救援体系等。
3.北京2008年最大极端条件的灾害危险性分析
(1) 最不利气候灾害。北京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时间是7月25日～8月10日，9月初举办残疾人奥运会。此时，正值当年“三伏”期间（7月19日～8月17日）和降水气候主汛期（7～8月总降水量可占全年总降水量的63%），其气象条件是十分不利于体育比赛的。根据北京近百年的气象资料统计表明，从7月下旬到9月上旬，北京地区可能发生的极端天气事件主要有：高温热浪、暴雨沥涝、雷电、冰雹、雾灾和雷雨大风等。具体如下：
高温热浪。在7月10日～8月15日期间，北京的平均日最高气温超过30℃的有21天（占80%），且日极端最高气温超过37℃的天数占51.8%。特别是7月25日～8月10日（奥运会正式时间），多年平均的日最高气温均在30℃以上，超过了第10届和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的最高气温值（28.7℃和28.6℃），且此期间空气湿度大（月平均相对湿度为78%～80%），空气闷热难耐，出现“秋老虎”天气（立秋前后）的几率较大，加上城区的“城市热岛效应”，易发生持续数天高温热浪（日最高气温超过35℃）。另外，从人体生理适应能力来讲，易致人中暑的气象条件（最高气温超过30℃，且相对湿度达到85%）在奥运期间可能持续数天出现，这显然对运动员、观众的身体是不利的。
暴雨沥涝。夏季奥运会期间，天天可能出现暴雨。在7月20日～8月15日，近百年资料表明，逐日的历史最大降水量均在49毫米以上，其中，日最大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的占44.4%。在明清时期的档案中，有不少关于北京城区“淫雨月余”、“长安街水深六尺”的记载。由于20年来北京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城区不透水地面（道路和房屋）的面积已占总面积的80%左右，一旦发生暴雨以上降水过程，地面径流系数可高达0.6以上，使大量地面积水向低洼地段汇集。1959年8月6日和1963年8月8～9日，城近郊区普降300～400毫米，造成大片区域积水0.5～1米深，许多工厂停工，全市交通瘫痪。如果这样高强度的降水发生于现在的北京城区，其灾害损失和社会负面影响将会大大超过五六十年代。需特别指出的是，规划中的奥林匹克公园位于清河南岸的洼里乡，这里正是易发生沥涝灾害的低洼地区之一（1963年8月上旬，这里是沥涝重灾区）。
雷电灾害。7月下旬到9月下旬，又是北京地区雷暴多发的季节，近年来，随着通信、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快速发展，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和闭路电视网的普及，北京城近郊区每年均有数十起因感应雷击和雷电波入侵电子系统而被损坏的事件。如2001年在北京有30次（5月3次、6月17次、7月3次、8月7次）雷电灾害，其中，只有3起是因直接雷击造成，而27起均是因感应雷或雷电波入侵引起的，造成计算机局地网络系统，电话程控交换机系统、公用闭路电视系统、电源控制系统、自动报警系统以及银行、医院等单位的电视监视系统被破坏。因此，对于雷电可能对奥运会的数字信息系统的破坏（局地的或区域的），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必须应用现代综合防雷技术全力保护。
冰雹灾害。残疾人奥运会的时间在8月下旬到9月上旬，此时又是北京出现冰雹的次高峰时段（高峰时段在6月份）。与山区相比较，北京城区的冰雹次数是较少的。但若发生一次冰雹天气过程，其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很大。1969年8月29日午后，北京地区10余个区县遭受一次强冰雹天气袭击，损失巨大。天安门城楼上的宫灯被砸，西长安街2/3的路灯被毁，伴随的8级以上大风更加重了灾情。
(2) 奥运场馆选址的地震危险性。我国的大地构造位置决定了我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它位于世界两大地震带的交会部位，而又受到太平洋板块、菲律宾板块和印度板块的挤压碰撞，导致我国频繁的地震活动，特点是分布广、震级大、震灾严重。20世纪以来全球发生2次死亡20万人以上的地震，2次都在我国；3次8.5级以上地震，2次在我国。据历史考证，北京地区本身，并没有发生过8级大震，但是北京地区历史上曾多次受到邻近地区强烈地震的波及。如，1668年京东三河8级大地震造成北京城内民房倒塌、皇宫破坏、神武门城楼楼柱折断，天安门前地裂等；1976年唐山地震，北京受到7度烈度的影响，约有百人死亡。所以，北京奥运场馆选址本质安全性不容忽视。
“安全奥运”观的科学思想及内涵
无论是否举办奥运，北京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都应有安全追求。“安全奥运”观作为国内安全减灾科技工作者于申办奥运提出的新奥运可持续发展减灾观虽迄今尚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但它至少应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防止由于自然灾害、人为灾害及恐怖事件等对人及奥运场馆设施构成的威胁，即奥运建设要具备“一流”的备灾能力及应急支撑条件；二是安全奥运除了物态条件外，还必须形成一个安全文化的人文环境具有公众预防事故的“软”对策，使安全氛围对人的观念、意识、态度、行为形成从无形到有形的巨大影响，以达到减少事故灾祸的发生。以此为基点，可研讨“安全奥运”观下的新北京、新奥运图景：
(1)新北京应是一个全面的安全城市，主要体现在安全防灾、治安、环保、人防多位一体的总体安全，使城市各大系统时刻处于安全状态监控之中；
(2)新北京应是一个有应急能力的城市，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应超前，基础设施应真正按生命线系统去配置。各个子系统必须充分考虑事故状态下“解列”的备用及多重可对比可选择应急预案；
(3)新北京的城市安全度要同时落实监测、报警、防御、抢险、救护、修复等功能上，必须建立以市政府指导下的城市安全综合指挥管理中心；
(4)新北京的安全度目标的实现贵在城市安全综合管理制度的建立。即要实现快速反应，统一行动，井然有序，迅速控制局势，重在全市范围内实施综合减灾的法规建设；
(5)新北京的安全度更在于新建设项目中潜在事故隐患的去除，避免建设性破坏。特别应化解各类危机状态。
对北京“安全奥运”的几点建议
大量事实证明，安全减灾技术已成为现在及未来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第一要素，今后世界各国的较量不仅要看正向经济力的降低，也要考察负向经济力（灾害损失的绝对值）的增长，所以没有世界水准的安全减灾技术研究，也就没有世界强国的尊严与力量。2008年北京要举办“安全奥运”，在研究规划战略中，从一个重要侧面来论证防灾减灾的重要性。为此有五点建议：
建议一：奥运安全减灾技术要方法创新
奥运科技在某些方面中国并不全面了解，场馆规划设计尤其是奥运管理中的应急原则都面临研究与制定的余地，所以方法创新极为必要。以消防工程为例，目前建筑防火设计规范有许多不适应性。如强调“性能化”设计是以火灾安全工程学的基础理论为指导，以火灾性能为基础的建筑防火设计规范，其改进特点是可根据具体建筑物的火灾发展特性来决定其防火安全度需要，使安全目标、损失目标、设计目标达到良好统一，可大大促进建筑防火设计的成本效益最优化。
建议二：奥运项目设计审查要实施安全风险寿命评估
对任何奥运工程项目都要预先开展综合安全风险评估，这是建设项目过程应坚持的第一准则。这种评估要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的防灾篇为基础，编制并组成奥运建设的风险评估技术政策及队伍，并使之纳入建设程序中去，从根本上最大限度地提高工程的综合安全度。建议市规划委员会应利用北京奥运“瘦身”计划的时机率先组织此项工作，如可展开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调研及修编，重点检查防灾减灾规划落实情况，找到与“安全奥运”建设不适应的环节。同时，逐一重点评审每一个项目的设计安全性及项目全寿命周期的安全性!
建议三：奥运减灾应急管理应立法为先
由于现代城市防灾的特殊艰巨性，所以城市灾害管理必须是应急体系下的管理，它源于日常管理又高于日常管理，对于“新北京，新奥运”更是一件新事物。以往突发事件欠协调，关键在于管理职责不清。为此，一方面应抓紧国家级《城市防灾法》的编制，同时北京市应率先进行《北京城市防灾减灾条例》编制，以此约束并规范、组织各层人士的减灾行为。
建议四：安全奥运管理宜突出综合减灾
现代城市灾害越来越具有综合属性，单纯自然的或人为性的更加模糊，所以单一灾种的管理对城市系统容易造成漏洞及重复。从实战出发，要理顺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建立一体化指挥系统；城市灾害应急管理在于提高一种应急能力，并构建一种负责任、有效率的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制度，从而提高城市总体的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在这些方面，ISO14001环境认证标准及安全卫生认证标准等都是必须依赖的管理体系。
建议五：安全奥运应急管理贵在培养一种安全文化的意识
要在城市中适度开展灾情及其忧患意识教育，首先要在规划师、建筑师中进行灾害、事故、危机等重要术语的教育，目的旨在从一种文化视角上在城市形成安全自护文化教育的氛围，从而使公众人人都具备安全防范的心态及应有的备灾准备。

城市减灾忠告重大国际赛事灾祸及安全对策（1）

难忘的四大足球惨案
在足球运动员日益为各国重视的今天，狂热球迷闹事造成的重大惨案已不罕见。这类事件一旦发生，新闻媒介立即把情况报道出来，世界各地的人们很快就能知道事件的真相。众所周知，欧洲杯足球赛是三大足球比赛之一，每一届比赛都要吸引20亿～30亿以上观众到现场或通过电视观看。也就是说，世界1/2的人都要被每届激烈的欧洲杯赛所吸引。也恰恰为此，仅在20世纪80年代历史上就有四起大事故，至今仍震撼着世界。
1.被封锁多年的球场惨案（前苏联）
1982年10月20日，在苏联莫斯科列宁体育场进行欧洲杯足球赛的一场比赛，苏联斯巴达克队在本国迎战荷兰哈尔列姆队。但是，观看比赛的人却异乎寻常得少，这主要是由于莫斯科当时天气寒冷，球迷们抗不住严寒，只好守在电视机前观看的缘故。可容纳10万人的体育场只售出1万张票。观众这样少，本来是不可能造成球场事故的。但是，一场惨案却人为地发生了。体育场管理处为了省事，将全部观众都集中到C区看台，与此同时，球场工作人员又严重违反体育场安全规定，仅仅打开C区看台的一个出入口，将其他看台的出入口全部锁上。由于天气寒冷，比赛接近尾声时，在苏联队已经攻入一球、胜局已定的情况下，观众估计苏联队不会再进球，没有什么好戏看了，于是纷纷起身退场，朝惟一打开的出口走去。出人意料的是，比赛突然又起高潮。在终场前1分钟，苏联斯巴达克队乘胜追击，又攻入一球，看台上立刻爆发出一阵欢呼声。许多已经走下看台和走到出口的观众被欢呼声吸引，立刻返身回转往回拥去，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正在这时，终场哨声响了，看台上兴奋的观众也开始离场往外拥。
两股人流就像两股汹涌的潮水一样在狭窄的出口处交汇，猛烈地冲撞起来。由于人多拥挤，谁也控制不住相互推搡的人流。后面不明真相的人只顾挤前面的人，而前面的人在异常拥挤的情况下出得又很慢。最后，出口被堵塞了。随着退场的人越来越多，一些人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受不住巨大压力而窒息晕倒，一些被推倒的人，就再也无法站立起来，千百只脚从他们身上踏过，哭喊声、叫骂声、呻吟声交织在一起，场面之悲惨令人目不忍睹，死亡340人。
2.“黑五月”足球惨案（英国）
全世界的足球迷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令人胆寒的1985年5月。这个月被称为足球史上的“黑五月”。在这个月里，英国、比利时和墨西哥相继发生足球惨祸，其中伤亡最惨重的是发生在英国布拉德福德足球场的大火。
5月的英格兰，大地仍在沉睡。然而一年一度的英国足协杯赛却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5月11日下午，一向门庭冷落的约克郡布拉德福德市“山谷阅兵场”足球场热闹非凡，同属丙级队的布拉德福德市俱乐部队和林肯市俱乐部队正在进行一场升级比赛。全场1.2万多个座位座无虚席。主场作战的布拉德福德队踌躇满志，轻松自如。他们凭着娴熟的个人技术和巧妙的整体配合，发起了潮水般的猛攻，使对方门前险象环生。然而，素以勇猛顽强著称的林肯队并非等闲之辈，他们毫不示弱，拼命堵截、抢断，一次次化险为夷，并伺机发动快速反击。看台上，如痴如醉的球迷们怎么也不会料到，他们将为观看这场比赛而付出56条生命和200多人严重烧伤的惨重代价。
随着攻防节奏的加快，场上紧张热烈的气氛不断升温，人们发疯似的喊叫，跺脚，使这座已有77年历史的木质看台剧烈颤动。正当比赛白热化的时刻，突然传来“火！火！”的叫喊声，还没等人们醒悟过来，从看台底下腾地窜出一条火龙。顷刻间，主看台上已是一片火海。长长的火舌顺着坐席、板壁直扑天棚。大火引起的强烈空气旋流更助长了火势，火龙以惊人的速度向四周横扫，整个球场变成了一座燃烧着的炼狱。英国和外国的几亿观众通过电视目睹了这一人间惨景。这是自1971年格拉斯哥市伊布罗克斯公园足球场因看台坍塌造成160多人伤亡以来，英国足球场上的最大惨案。
3.“亚洲山国”的足球惨剧（尼泊尔）
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尼泊尔素有“亚洲山国”之称。1988年3月12日，尼泊尔特里巴万挑战盾牌足球俱乐部锦标赛在加德满都国家体育场举行。决赛在尼泊尔的贾纳克普尔烟厂队和孟加拉国的穆克蒂·乔达·桑萨德队之间展开。当比赛进行到上半场40分钟时，孟加拉国队一记射门得分，以1∶0领先。尼泊尔球迷们一改温文尔雅的习惯，拼命为本国球队加油、呐喊。
正当比赛双方你来我往踢得难解难分时，一场灾难从天而降。天空忽然乌云密布，时速高达80公里的飓风将一排排大树连根拔起，电线杆被折断，屋顶被掀掉。紧接着又下起了冰雹，鸡蛋大小的雹子向露天体育场的观众劈头盖脑地砸来，不少人被打得头破血流。人群潮水般向球场出口涌去。但体育场的几处大门全都紧锁着，负责守卫的警察挥舞着警棍，不让观众靠近大门，因为他们没有接到上级指示，不敢擅自将门打开。成千上万的人不断向大门跑去，前面的人被挤压在铁门上、墙壁上，许多人被挤倒在地，而后面的人还在向前拥，哭喊声响成一片，不少人被挤得脸色发紫、发黑，体力渐渐不支，倒在地上。15分钟后，风停雨住，天空渐渐放晴。一场灾难过去了，留下的却是满目疮痍，一片狼藉。体育场出口血迹斑斑，到处是浑身发紫的死尸和遍体鳞伤的观众，死亡100人。
4.希尔斯堡足球惨案（英国）
臭名昭著的英国利物浦球迷曾因在1985年欧洲杯足球决赛中闹事而酿成震惊世界的布鲁塞尔足球惨剧。1989年，欧洲足联刚刚决定允许英国足球俱乐部重返欧洲足球大家庭，谁曾料到，利物浦球迷却又闹出了英国足球运动史上最大的惨案，造成108人丧生，170人受伤，并给9000多人带来严重的“心理创伤”。
1989年4月15日下午3时整，“黑衣法官”一声哨响，英国足协杯半决赛在谢菲尔德市希尔斯堡体育场拉开战幕，比赛在英国足坛的两支劲旅利物浦队和诺丁汉森林队之间展开。希尔斯堡体育场内外人山人海。场内欢声雷动，鼓乐齐鸣；场外人头攒动，拥挤不堪，大批无票球迷聚集在体育场门口，这些人大多是来自利物浦的球迷。为防止人满为患，比赛一开始，警察就关闭了大门，但聚集在场外的数千球迷仍在拼命地朝里挤。只见人潮汹涌，如惊涛拍岸般猛烈地冲击着球场大门，随时有可能挤倒围墙，情况十分危急。下午3时6分，为了减轻门口的压力，警察打开了一扇大门，人群顿时如开了闸的洪水涌入看台，引起场内观众的极度恐慌；人们轰然而起，四处躲避；巨大的冲击力将一部分人压向看台前的铁栅栏，而后面的人还在不断向前拥去。这时，这道为防止球迷冲进比赛场地闹事而修建的铁栅栏变成了一条死亡线。越来越多的人经受不住巨大的挤压而晕倒、窒息，有的当场被踩死。铁栅栏前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被挤伤或踩伤的人在痛苦地呻吟……
重大赛事的灾害种类
1.气象灾害
1996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是迄今最热的一届奥运会。申办时组委会主席佩恩欺骗国际奥委会要把百年奥运交给夏天凉爽的亚特兰大市主办，称7、8月的气温只有21℃，其实这只是清晨的温度，该市7、8月平均气温高达27℃，最高气温可达40℃。开幕式在晚8时45分开始时气温仍高达33℃，一名波兰官员当场休克并导致死亡，塔吉克斯坦奥委会主席心脏病发作住院。开幕一周内300多位来宾因中暑病倒。
1964年1月底到2月上旬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举行的冬奥会因天气反常回暖积雪迅速融化，当局不得不紧急动员军队、学生和居民上山从阴冷处向滑雪场大量搬雪。
2.基础设施事故
1996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交通事故频繁，经常出现运动员因无班车或班车晚点而耽误参赛。地铁还发生了一次出轨，所幸当时车上无乘客，只是司机严重受伤。此外还因软件故障，许多比赛信息不能及时准确传播，记分系统出现错误；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夕的某日清晨，机场因发电机故障突然停电，持续1小时20分钟，使机场陷入瘫痪，飞机不能正常起落。
3.火灾及爆炸案
1985年5月英国山谷阅兵场足球赛看台起火和骚乱，死亡56人，伤200多人。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幕前夕萨马兰奇下榻的宾馆发生火灾，开幕当天在50公里外发生煤气管道爆炸引起火灾。
1996年美国亚特兰大爆炸案。美国虽然采取了对奥运场馆的严密保安措施，但对人群密集的群众场所仍然不能保证安全。1996年7月27日凌晨1时15分，位于亚特兰大奥运会主新闻中心旁的奥林匹克公园内发生爆炸事件，致使2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公园里的人立即四散奔逃，影响极大。

城市减灾忠告重大国际赛事灾祸及安全对策（2）

4.中毒事件
2000年9月13日距悉尼奥运会开幕还有2天，因清洁工人不慎将清洗剂混入机场空调系统，国际机场至少有50人吸入了有毒气体，其中27人住院治疗，医务人员还对在场50人进行了紧急护理。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反恐怖斗争到了空前水平。盐湖城冬奥会的日本代表团共有200多人，包括运动员、队医和日本奥委会的官员等。该队带了100个由日本厂商免费提供的防毒面具前往美国，日本代表团还自带炭疽热抗生素前往盐湖城。
5.恐怖袭击的危机事件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开幕前10天，由于贫富悬殊社会矛盾激化，10万余居民在市中心示威，反对政府耗巨资承办奥运和两年后的世界杯足球赛，当局竟派军警镇压，造成260人死亡，伤1200人。
第20届奥运会最黑暗的一面： 1972年德国慕尼黑崭新的奥运村可容纳1万多名运动员，当时代表了战后新德国的形象。德国政府想办成最成功的一届奥运会，结果因为安全事故，成为历史上最失败的一届奥运会。1972年9月5日，第20届慕尼黑夏季奥运会出现了残酷杀戮的一幕，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持枪袭击了运动员村，当场杀害2名以色列运动员，劫持9名人质，比赛停止，奥运村一片混乱，恐怖分子行凶时，各大电视台全世界直播，加重了恐怖气氛。整个事件以全部人质无一获救、5名恐怖分子和1名德国警察死亡而告终。
6.公共场所拥挤致灾
由于公共场所人员集中，一旦发生事故易造成连锁反应，如我国新疆克拉玛依友谊宫大火、日本的地铁毒气事件、韩国三丰百货大楼坍塌、美国“9·11”事件等都是撼人的事例。其中拥挤是造成公共事故灾情扩大化的最主要原因，国内外典型事例见下表。从表中明显可以看出，体育场馆中的事故灾祸占很大比例。
人群拥挤事故一览表
年份地点场所死亡人数原因1902伊伯利克斯(英国)体育馆26看台倒塌1903芝加哥(美国)剧院602出口拥挤1943伦敦(英国)地铁车站173躲避空袭1946波尔顿(英国)体育场33突发事件1961里约热内卢(巴西)马戏场250出口拥挤1964利马(秘鲁)体育馆318人群骚乱1967凯撒利 (土耳其)体育馆40人群骚乱1968布宜诺斯爱利斯(阿根廷)体育馆73出口拥挤1971伊伯利克斯(英国)体育馆66出口拥挤1974开罗(埃及)体育馆48突发事件1979辛辛那提(美国)音乐会11人群骚乱1981新德里(印度)博物馆45突然断电1981布鲁塞尔(比利时)体育场38人群骚乱1982莫斯科(前苏联)体育馆340出口拥挤1985布拉德福德(英格兰)体育场56看台起火倒塌1986哈德沃(Hardwar)印度桥46宗教节日1988加德满都(尼泊尔)体育场100突降冰雹1989谢菲尔德(英国)体育场108突发事件1990麦加(沙特阿拉伯)人行通道1425人群拥挤1991纽约(美国)音乐会9人群拥挤1992巴斯蒂那(科西嘉)体育馆10看台倒塌1994克拉玛依（中国）礼堂325舞台起火现代奥运会事故灾害特点及安全应对措施
1.现代奥运会事故灾害特点
(1)“9·11”事件以后的奥运会的安全性质已经完全不同历史上以往的任何一届奥运会。对于奥运会的防灾减灾来讲，除了正常情况遇到的自然灾害以外，带有恐怖袭击性质的人为因素灾害以及引发的相关灾害成了特别需要关注的头等问题。高科技型恶性恐怖和犯罪成为突出特点。
(2)现代奥运会面临的灾害将是一个系统的灾害，必须考虑系统的安全减灾对策，即要在过去城市综合减灾对策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融入人防、民防及其反恐慌要求及目标。
(3)现代奥运会可能出现的问题，除了上述特点外，更多地将诱发危机，所以提高危机综合管理能力及认知水平十分必要，在这方面国内还是个“空白点”。
2.安全应对措施
事实上，历届奥运会都千方百计采取措施防御不测，以防御气象灾害为例：
(1)建立气象监测预报保障系统。亚特兰大奥运会前由IBM和美国国家气象局合作研制了一套区域大气系统，能提供准确的雷电天气信息并预测炎热。气象人员提前半小时将可能发生的灾害性天气通知比赛场地。每个比赛场地都可通过计算机、电话和传真得到服务。美国IBM公司投资协助国家气象局研制了区域大气模拟系统，将局部地区上空采集大气数据进行分析，预报分辨率达2平方公里。(2)用环境调控措施克服不利天气的影响。从1948年伦敦奥运会起，为克服恶劣天气影响，将体操比赛改在室内场馆进行。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在大型场馆上方建成半透明帐篷式和升降屋顶，可遮蔽烈日和挡风雨。为减轻高原低温对运动员的影响，在田径场下25厘米处埋设管道，天冷时注入热水以提高场地温度。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期间，采取在场地和看台喷射水雾和使用鼓风机降温，建立了更多的饮水站和遮阳处。一般比赛场所和奥运村全部使用了空调。动员了500名志愿者组成咨询服务队，告诉观众如何应对炎热天气，如穿戴宽松和浅色衣服，戴太阳镜和戴遮阳帽等。对于参加马术比赛的马匹还事先专门进行了对炎热天气的适应训练。组委会对亚特兰大的闷热天气确定了四级准备标准：气温接近32℃为防暑一级准备；接近35℃为二级准备，须打开水源，急救人员和车辆到位；气温超过35℃为三级准备，所有场馆开启降温设备，向观众喷水，发出可能中暑警告；四级准备下所有移动水箱全部打开，空调车在场外候命。
亚特兰大是美国雷电灾害频发的城市。奥运组委会在每个比赛场地都安装了避雷针和气象信息服务系统。
3.悉尼奥运会经验
主要经验是：安全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可以说是“万无一失”的悉尼奥运会安全保卫工作付出很大的代价，这样一次“有史以来最好的奥运会”安全保卫耗费了2.24亿美元。
投入大量人力组织精干高效指挥中心。悉尼政府派出1100名专门研究炸弹的警察，600多名持枪警察，400名军人共同负责奥运会的安全保卫工作，另外还有150名警察负责反劫持活动以及军人驾船或直升飞机在水上和空中巡逻。对市区的交通也将进行特别的管制，数千名交通警察将负责城市的交通指挥。为此，政府特地建立了一个奥运安全指挥中心。事前联合演练。国家反恐怖计划将联邦与各州警方联合起来，进行演练，在奥运会开幕前已进行了三次大规模反恐怖演习。
4.盐湖城冬奥会经验
主要经验是：投入人力、物力巨大。此次冬奥会的安全措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当局斥资3亿美元部署防范措施，总共出动1.6万名安全人员，相当于每个运动员配备6名保镖。美国联邦调查局、警方和军方人员头戴钢盔、荷枪实弹、严阵以待，配备了生化武器探测仪的直升机编队在盐湖城上空盘旋。
安全检查严密。奥运村附近的停车地带都设置了路障，周围居民和商人必须经过严格安检，包括警犬和金属探测器的检查。探测器和监测录像机安装在比赛场地各处，全副武装的保安把守在场地四周，包括当地摩托分队的特种警察部队随时待命。
信息准确，调度及时。在犹他州奥运安全指挥中心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工具为赛场内外的安全保卫人员提供精确、及时、有效的信息。应用系统的每一个人都会看到同一幅地图。假如在盐湖城市中心有5个地方发现情况，而其他地区相对平静，这样就可以使警方方便判断从何处布置资源和警力。
5.雅典奥运会经验
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12亿欧元安全投入。“9·11”的恐怖阴影，使雅典奥运会安保费用一路暴涨：6.5亿欧元,10亿欧元,直至12亿欧元，占到希腊政府举办本届奥运会总投入的1/5，它已相当于悉尼奥运会安保费用的5倍，亚特兰大奥运会安保投入的50倍，无疑是一精致入微且科技含量极高的安全巨网。但在奥运前后也有一系列不安全事件发生：2004年2月底，几辆内政部卡车遭焚烧；5月雅典市中心先后发生四次爆炸；7月12日，雅典发生大面积停电，交通及公共服务设施瘫痪；7月22日希腊文化部等遭受汽油弹袭击；奥运会开幕式后、雅典奥运会主席8月13日在自家别墅举办庆功晚宴，居然引发大火，火势失去控制达1.5小时；8月14日雅典奥委会媒体村公寓楼内发现可疑包裹（后被证明无危险）。

城市减灾忠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1）

《美国联邦反应计划》的修订版本包括了自1992年颁布以来的11项变更。它概述了当重大灾害或紧急事件的发生，超出了州和地方政府有效地抢救生命、保护公众的健康、安全、财产和重建社区的反应能力时，联邦政府应采取的对策。具体讲，它规定了包括美国红十字会在内的27个联邦部门和机构的职责、政策、规划设想、实施原则、反应行动和恢复行动。国际社会一致认为：尽管“9·11”事件暴露出美国应急体系上的某些缺陷，《美国联邦反应计划》仍是一个高效率的计划体系，其有效性在于它可以协调灾害反应行动和恢复行动。
美国国家灾害反应体系与《美国联邦反应计划》
美国国家灾害反应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它由应急管理机构、政策、程序、地方、州、联邦政府、自发的灾害救助组织和私人部门的资源等共同组成。在这个体系中，为增强州及地方政府的救灾能力，由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MEA）编写了一个独立的《法律权限支持联邦反应计划》的纲要。FMEA被任命为协调联邦应急准备、规划、管理和灾害援助职责的主要机构。制定《美国联邦反应计划》的目标在于：(1)规定了基本政策、规划设想、实施原则、反应和恢复行动及联邦机构的职责；(2)制定了联邦反应、恢复和减灾资源的部署计划；(3)制定了各受灾州可能需要的由联邦提供的12种支援职能；(4)描述了实施和管理联邦政府恢复和减灾项目、提供资助的程序等。
从《美国联邦反应计划》的体制即组织关系看，强调了紧急支援职能。紧急支援职能包括12种联邦直接支援，其中包括州最急需的援助，以及维持联邦行动所必须的联邦支援。紧急支援职能任务分配有12个方面，即：交通运输、通讯、公共建筑与工程、消防、信息与规划、集中照顾、资源援助、卫生与医疗服务、城市搜索与救援、有害物质、食品、能源。以下对这12种支援职能做出分析，目的在于展示一下《美国联邦反应计划》在防灾减灾中的作用。
1.交通运输
重大灾情指严重破坏灾区的民用交通运输系统，被破坏的设备和基础设施及通讯系统将严重妨碍地方的交通运输活动。规划设想：
(1)区域和地方的民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遭受破坏时，限制了通往灾区的道路；(2)当交通运输的需求超过州或地方的控制能力，将要求联邦政府提供援助；(3)救灾物资的运输可能造成国家和地方交通运输拥挤，需采取强制性管理措施等。
2.通讯
灾情可以由重大自然灾害、核事故或其他的事故而造成，这可能导致广泛的破坏，引起各级政府去抢救生命和减轻公众痛苦而需求大量的援助。规划设想：
(1)州和地方政府官员将集中进行抢救生命的行动，同时建设灾区的管理机构；(2)天气和其他的环境因素，会使灾区部署移动的或运输的电信设施的行动受到限制；(3)建立灾害现场办公室，要认真考虑灾害类型和可能的破坏情况，使安装可利用的电信设施场所的易损性减少到最低。
3.公共建筑与工程
在发生更大灾害或紧急事件时，反应与恢复行动可能超过州和地方的反应能力。建筑物可能被毁或严重破坏。为保证安全，必须加固或拆毁受到破坏的住宅、公共建筑、桥梁和其他设施。各种残砾会造成道路或公路中断，公用设施将部分或全部瘫痪。规划设想：
(1)进入灾区将依赖于对地面道路或水路的重建；(2)为了减少对公共健康的威胁，需要紧急清理爆破行动后的残砾和材料，但须经过应急环境弃权声明书和法律的许可，联邦政府还应遵守有关保护环境及历史文物的法令；(3)除了执行《美国联邦反应计划》分配的任务外，主要机构如陆军工程队伍及支援机构还执行自己职权范围内的应急工作等。
4.消防
重大灾害或紧急事件引起的或与其同时发生的火灾可能产生对资源和后勤系统的极度需求，它可能引发大规模城市、乡村或荒地的火灾。灾中及灾后（如地震），在城市地区引起的火灾所造成的可能破坏超过任何其他原因引起的火灾之破坏程度。许多火灾还有蔓延快的潜势及特点，造成极大的破坏，严重地威胁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在地震中没有丧失功能的城市，消防部门可能完全被用于城市地区的救灾。规划设想：
(1)地震或其他巨灾引发的城市火灾体现出共性；(2)此种综合灾情一般会导致通讯系统中断，路桥破坏、山体滑坡等可能阻塞轮式车辆的通路，使救灾车辆难以接近灾区。此时空中救援十分必要；(3)通常支援大型灭火工作的机构包括军方和总务管理局，它们负责为没有消防资源的机构提供人员、设备及物资等。
5.信息与规划
灾害或其他重大事件可能非常严重，需要联邦的反应和恢复行动支援，以增强州和地区拯救生命、保护财产的能力。其规划设想是必须把握住如下重要信息的提供：灾区可管辖范围、城市生命线系统的状况、灾区的进入地点、特殊危险的情况、影响救援的气象资料、地震或其他的地球物理信息、重要设施和分配系统的状况、应急机制启动情况、应急事件声明的情况、应急支援职能的重大问题和行动、应急反应的全部优先权、根据预测模型（按可适用性）对潜在影响的评估等。在此基础上，还要提交形势评估灾区形势报告等。
6.集中照顾
根据灾害发生时间、地点、建筑结构和天气状况，无数灾民将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同时也会发生大量的伤亡事件，更可能留下许多无助的特殊人群。此外突发性事故还会造成许多家庭的破裂，许多短期旅游者也会被卷入事件之中。规划设想：
(1)要求应急管理团体对灾害的性质和范围进行有计划的、即时的、自动的反应；(2)期望在高度危险区的人们做好充分准备和最少72小时的自给自足；(3)尽最大可能即刻向灾区提供供给、避难所和紧急支援服务；(4)避难的规划依据是：约有20％的受灾人口需要公共避难所，有相当一部分避难的灾民还会要求延长在避难所的时间。
7.资源援助
重大灾情将削弱灾区的生产能力，在极严重的情况下也将影响邻近地区的生产能力，然而，联邦政府将有能力满足大部分可预见的需求。规划设想：
(1)《美国联邦反应计划》是在和平时期执行的计划，如果美国卷入了军事行动，将有特定的资源机构一起协调对各种需求的资源的分配；(2)联邦机构在灾区的仓库可能会遭受严重的结构破坏，仓库中的储备物资可能在灾后的最初反应行动中无法利用；(3)所有请求的物资支援都将用于即刻救助行动（生命抢救和生存支援等）。
8.卫生与医疗服务
重大自然灾害或人为的事件造成的后果可能超出州或地方的救灾能力，这时需要联邦的公共卫生和医疗援助。要关注医院及急救中心设施的安全性。对于特殊的灾害，需要重新选址、建立避难所、控制流行病的行动，以及水循环、废水和固体废物处理设施，尤其关注化学物质、生物物质或破坏性武器造成的重大医疗事件及环境公害事件。规划设想：
(1)重大灾种，需要将伤员空运到附近有足够病床的大城市中；(2)恐怖分子使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遭受破坏的化工厂、下水管网、水处理系统，也包括暴露的化学物质、放射性物质、污染的水源、谷物、牲畜、食品等，以及次生灾害（如火灾）都将导致环境污染，并危害幸存者和应急反应人员的健康；(3)主要的医疗治疗设施可能破坏或无法开放，因此需要损坏评价和应急恢复行动等。
9.城市搜索与救援
“国家城市搜索与救援反应系统”由城市搜索与救援行动组、意外事件支援组和技术专家组成。由于灾害发生72小时后，被困人员的死亡年龄急剧上升，因此城市搜索与救援必须立即开展，不得延误；在救援中，救援人员可能会遇到当地基础设施受到大量损坏的情况，这会危及安全与健康，如电网中断、饮用水被污染、食物因不能冰冻而变质等；在某些情况下，救援人员还冒着恐怖主义活动及罪犯带来的危险。规划设想：
(1)州和地方的城市搜索与救援受到破坏或灾害超出他们的应急反应能力；(2)通往灾区的道路受到限制，有些受灾地点可能在灾害最初时段只能通过空中和水路到达；(3)城市搜索与救援的需物品、设备的全面预估；(4)在应急反应组指挥者的协调下，现场应有多少个行动组的工作等。
10.有害物质
自然灾害或其他灾害可能造成许多有害物质向周围环境泄漏。生产、制造、利用、储存或处理有害物质的固定设施（如化工厂、油罐仓库、实验室、处理有害废物的场地）可能会被严重破坏，造成溢出控制装置和密封措施的失效；在交通事故、公路破坏或水运灾难中可能涉及有害物质的运输；弃置有害废物的场地可能被破坏，造成存放池、容器的失效；有害物品的运输管线的破坏或断裂，如果造成非正常的泄漏将会引起严重后果等。规划设想：
(1)同时注意到在多个地点（陆地与海上）会有多种应急事件发生；(2)因为灾害破坏了交通设施（公路、铁路、桥梁、机场等），使反应人员和应急装备很难到达泄漏场所；(3)负责有害物质样品的实验室可能破坏或摧毁；(4)当泄漏的物质有放射性时，根据主要机构的判断，可有效采取联邦支援行动等。
11.食品
重大灾害或紧急事件可能会使许多人无法获得食品或失去准备食品的能力。而且一次较大灾害除了给食品供应和分销网络造成重大破坏外，还可能部分或全部毁坏储藏在受灾地区的食品。规划设想：
(1)在灾害或紧急事件发生12小时内，用电话、电报或书面形式批准救灾组织提出的发放州控食品的请求；(2)灾区会出现的困难：丧失50％的食品生产和配给能力；丧失75％的供水能力，需向灾民发放果汁或饮用水，几乎全部能源（电力及天然气）供应系统遭破坏，可能的资源仅剩发电机用的油及丙烷，大部分商业用的冷冻库和冷藏装置无法利用；在灾区边缘的学校或小型机构存放大量食品，足以保证1万人三天的食品需求和一天的液体需求即每人每天至少得到1800卡热量的食品和3加仑（4.546L）的液体等。
12.能源
自然灾害或人为灾害的突发性和破坏性可能会切断关键的能源生命线系统，中断灾区的供应，极有可能波及周边地区，影响交通、通讯及其公众健康和安全所需的生命线系统。其后果是：(1)可能造成大面积、长时间停电，可能会影响交通及通信设施；商业电力系统受损还可能会延误石油产品的生产、提炼和运输；(2)联邦政府作为接受能源供应与分配系统遭受破坏的报告以及系统恢复要求的主要机构；(3)在能源恢复、援助及供应的优先次序上，为联邦、州和地方当局提供建议等。
总体上讲，《美国联邦反应计划》所描述的是：当总统宣布一次重大灾害或紧急状态时，应以怎样的组织结构和协调行动去实施一整套联邦救灾计划、支援与技术服务，以直接帮助个人、家庭、企业、州、地方、志愿者组织及个人的共同行动。由此引发我们的防灾减灾思考是：面对2004年7月以来的全国十余个城市遭暴雨袭击的“惨状”，说明脆弱的城市要走向坚强，不仅需要反思，更需要行动及大胆的实践。为此必须尽快要建构一个较为完备的城市综合减灾应急管理体系，应加强“一案”“三制”的建设即综合减灾思路下的综合预案研究、综合减灾体制、综合减灾机构、综合减灾法制。同时要指出，在此基础上离不开安全减灾文化教育。尽管刚刚公正的美国“9·11”调查报告，在诸多方面披露了美国的不足与缺陷，但作为一个综合的应急管理系统，我们仍有许多经验及细节要学习，这是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及应对新危机态势所特别需要的。

城市减灾忠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2）

美国公共卫生应急系统
美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与应急管理能力在全球首屈一指。根据总部设在香港的政治及经济风险咨询机构(PERC)2003年对世界各国(主要是针对亚洲地区)处理严重疾病能力的分析，美国以 0.86分遥遥领先(0分代表最好，10分代表最差)。在亚洲国家中，新加坡以2.33分排名第一，印尼以9.14分位列最后，我国则以7.50分排在第十位，越南以7.38分排在我国前一位。
1.美国公共卫生应急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美国公共卫生应急系统是“国家—州—地方”的三级公共卫生部门为基本架构的纵向结构。目前，美国这套仍处于不断建设和完善中的公共卫生应急系统，以新的三级应对体系为基本特点。这三级应对体系自上而下包括：CDC(联邦)疾病控制与预防系统——HRSA（地区/州）医院应急准备系统—— MMRS(地方)城市医疗应急系统三个子系统。
总部设在亚特兰大的CDC早在1946年就开始工作了，当时这个规模不大的中心主要是为了防治疟疾。如今它已发展为分支机构遍布全美各地、拥有8500名工作人员的预防和控制各种疾病的网络。它与各级政府卫生部门紧密配合，除了对各种传统疾病的控制与预防外，更重要的是不断监测和统计新的病毒在社会群体中的出现，并进行及时预警和防控。即使在正常时期，美国各个地方的卫生当局每天都要向CDC报告各种不同疾病的病例数量。一般而言，CDC的信息传递链条是从城镇到郡，再到州，然后是国家卫生当局。
在疾病暴发后，CDC会连续地追踪新发病例，使民众能及时知道疾病的传播态势。同时，CDC还将来自其他组织对抗疾病的研究信息共享，以确保从各研究机构能取长补短。因为出现公共卫生紧急情况时，能否迅速地找到病源、开发出相应的诊断甚至治疗手段，对于控制疾病的传播至关重要，拥有横跨100多个专业的专家的CDC在这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此外，CDC还掌管着美国“国家药品储备”，这一储备包括抗体、疫苗、解毒剂和一些医疗物质，能够在需要的情况下，12小时内为美国任何受灾区一次提供50吨以上的医药和急救用品。其实，CDC的主要目的是卫生预防，CDC希望在只有一到两个病例而不是病情大面积扩散时，就能察觉疾病的暴发。为此，CDC采用大量的监控措施。主要包括：国家重点疾病监控体系(该体系负责报告一系列危险疾病的所有病例)，卫生保健工人全国监控体系(该体系防止卫生保健工作人员在职业中面临和感染疾病)。其他两个体系，危机ID网和全球新出现传染病预警网络，直接从国内外许多主要医院取得资料，帮助CDC发现疾病发展趋势。也就是说，CDC既是应对突发性传染病的核心和协调中心，又是卫生预防中心。HRSA主要通过提高各类医疗机构的应急能力来发展区域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能力，该系统在全国实行分区管理，共设10个区，区内以州为单位实现联动。MMRS是地方层面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系统，该系统通过地方的执法部门、消防部门、医院等机构及其他“第一现场应对人员”之间的协作，确保城市在公共卫生危机中最初48小时内的有效应对，从而使得该城市在全国应急资源被动员起来之前能以自身力量控制危机事态。
2.美国公共卫生应急系统在应对SARS中的表现
美国大城市具备所有SARS大流行的可能条件，人口密集，人员流动十分频繁，但是截至2003年6月27日，美国SARS病例只有74人，至今仍保持着零死亡记录。为什么SARS没有在美国大流行呢?曾任美国田纳西州纳旭维尔大都市卫生局流行病部主任、首席流行病学家的黄建始认为，“9·11”事件和随之而来的炭疽危机使美国人痛定思痛，投入大量资源构筑公共卫生防御网，经过一年多的重建，当 SARS来犯时，他们就能沉着应战。
从2003年2月中旬开始，美国就一直关注中国广东的 SARS情况，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发出全球预警信息后，尽管美国当时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 SARS病例，CDC两天后就启动了国家应急行动中心，该中心花费710万美元建成，它可以全天24小时连续运转，在美国各政府部门和各级地方卫生机构之间，以及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间实现即时信息处理，这一旨在防御生物恐怖袭击的高技术指挥中心在迎接SARS中派上了用场。此外，美国在各个环节上构筑围剿SARS的防线。作为美国发布疫情和制定传染防治方针的最主要机构，CDC于3月15日紧急向HRSA和MMRS发出SARS预警，并向州卫生官员通报SARS情况，为他们提供监督和确认潜在SARS病人的情况，并同时向WHO派出了多名科学家，这些科研人员除分析标本、寻找病因外，还在CDC网站上公布以上措施及相关信息。美国《科学》杂志2003年5月1日刊登了两份“非典”的病毒基因组序列研究论文，这是首批经过同行评议的“非典”病毒基因组序列研究结果，其中一份是以CDC的科学家为主完成的。
从2003年3月中旬开始，政府卫生主管官员每隔三四天就举行全国性的电话新闻发布会，通过媒体向公众通报SARS在全球和美国的流行情况以及最新防治进展。为了控制传染来源，CDC的工作人员还在一些主要机场向准备前往疫情的国家的乘客发放紧急健康通知卡，该卡以多种文字告知施行者他们有接触SARS的可能。CDC的应急行动中心主任格尔伯西博士早些时候在美国国会作证时曾表示，美国对传染病暴发的监测和反应能力近年来确实有很大的提高，但SARS的出现再次表明，传染病仍然是全球性威胁，美国必须继续巩固其公共卫生体系。她说：“不论什么疾病，强有力和灵活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都是最佳的防御。”

城市减灾忠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3）

俄罗斯应急防御对策
1.俄罗斯公共卫生应急机制
俄罗斯紧急状态下的卫生防疫由卫生部统一领导，各州市等行政区的紧急防疫工作由当地卫生防疫委员会组织实施。该委员会由地方政府行政首长担任主席，当地卫生防疫部门领导担任副主席。委员会组成中还包括内务部、国防部、安全部等强力部门代表，以及交通、民航、农业等其他相关部门的人员。
该委员会主要职能是：对限制病毒传播、消除病源地区致病根源进行统一领导和指挥，保障各项措施得到全面及时的落实；针对疾病流行状况进行人员检疫；制定防治工作计划并监督执行；定期听取防治单位和专家的情况报告；向上级机关提供信息；对落实防治计划给予行政组织保障；动员一切必要的力量和手段用于防治工作等。为及时有效地对高危传染病流行进行控制，在紧急状态预警和防范框架内，还成立有一系列专门机构，其中包括防疫行动大队、应急预防援助大队、传染病应急预防援助大队、特种防疫大队和防疫调查小组等。俄罗斯的卫生防疫机构是前苏联时代留下来的各种功能比较健全的卫生部门，它由一系列垂直性的权力机构所组成。其主要防疫部门有卫生防疫监控中心、传染病防疫站和鼠疫防疫站。俄罗斯全国共有2500个此类机构，从业医护人员有13万。
俄卫生防疫机构为三级管理模式：第一级为国家卫生防疫中心。从1996年开始，卫生防疫工作由卫生部卫生防疫司承担。主要职能是：组织实施全国性的卫生防疫工作；管理各级卫生防疫部门；协调各有关部委之间及与各地区之间在卫生防疫方面的活动；组织实施公共卫生科研等。
第二级为州卫生防疫中心。其主要职能是监督管理本行政区范围内的卫生防疫工作；汇总并分析居民卫生状况信息；对公共卫生状况进行监测等。
第三级为基层防疫中心。主要分布在城区、农村等居民区内，其主要职能是：收集、整理、分析居民卫生状况的有关信息；监督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卫生防疫措施的执行。
对公共卫生状况进行监测是各级各类卫生防疫部门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国家卫生防疫中心建有多级自动化信息系统，主要职能是收集、整理、分析居民卫生防疫状况，对有关疫情进行预测并编制疫情发展图表，收集、整理、分析卫生防疫部门的有关情况。
俄卫生防疫部门的资金来源为同级预算和预算外基金。但现行法律规定，卫生防疫部门实行垂直领导，下级单位的人事权由上一级卫生防疫部门掌管，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卫生防疫部门独立开展工作。
1998年俄国家杜马制定了《关于国家卫生防疫形势的决定》，并据此提高了联邦预算用于防疫的专项拨款制定和颁布了《传染病免疫预防法》。
1999年颁布的《居民卫生防疫法》，更是对有关卫生防疫措施的组织与实施，对俄罗斯领土的卫生防护、限制措施(检疫)，对传染病人应采取的措施、预防疫苗接种等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同年还制定并颁布了《高危传染病预防工作及强制预防接种清单》。
2000年制定并颁布了《国家卫生防疫部门条例和国家卫生防疫标准条例》、《公共卫生监测条例》等法律文件，对卫生防疫部门落实《居民卫生防疫法》的职责及防疫形势监测办法做出了具体规定。
这一年还制定和颁布了《食品质量与安全法》、《食品质量与安全监测法》、《饮用水法》，为保障公共食品安全提供了法律依据。
2.防治传染病的主要原则及措施
公共卫生应急机制的组织与实施，以保障居民生命安全与健康为基本原则；对高危传染病的预防、预警和防治以调查研究为基础。确定病源及主要发病地区的程序：(1)根据流行病征兆，分析疾病发病状况和病毒结构，确定传染类型和传播渠道；(2)详细了解发病地区居民的健康状况和感染情况；(3)对病毒进行实验室研究，并考察病源地区社会经济及自然状况，最终确定发病原因。
在紧急状态下采取的应急措施。对传染性疾病和大面积发病地区的情况进行预警；对输入性传染病输入状况进行预警；对传染病输出状况进行预警。
发现、收治高危病人；对病人进行初始隔离、后续确诊；紧急发布有关病症及病人信息。对发病地区进行流行病学观察，采取检疫或必要的限制措施，发现、观察、隔离与病人有过接触的人员；限制一切交通工具出入或通过疫区，对致病外部环境进行无害处理，在发病地区进行消毒和杀鼠灭虫等清洁工作，采取有针对性的紧急预防措施。
对食品和饮用水进行卫生监测；对牲畜和畜牧业产品进行卫生检疫；对所有疑似患病人员进行隔离及医学观察；对因病死亡人员进行尸检并妥善埋葬；做好卫生宣传工作。
对传染病人进行医疗疏散的原则。如病人在疫区，应就地治疗，不疏散到其他地区；传染病病人应送到传染病医院治疗，传染病医院应在疫区附近修建。对传染病人进行分类诊治。在门诊阶段即应将传染病患者作如下分类：第一类，呼吸道和肺部病患者；第二类，肠胃道及消化器官病患者；第三类，中枢神经病患者；第四类，皮肤及黏膜病患者；第五类，综合症患者。应将不同的病人分配到相应的传染病医院，包括军队传染病野战医院、军队高危传染病野战医院。对第一类病人需采取最严格的防范措施。
3.俄近期防范SARS的举措
自2003年3月以来，随着SARS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肆虐，为了防止SARS在俄罗斯出现，俄联邦和莫斯科市政府均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防范措施。除先后成立了预防SARS的指挥机构，并由政府首脑亲自挂帅外，还出台了多项防范措施。
到2003年6月份，俄已关闭了与中国、蒙古边境60％的关卡；严格控制疫区人员来俄的签证；对来自所有国家的入境人员进行必要的医疗检查，并由俄军方的医疗机构参与此项工作；要求俄医学界的专家学者积极从事有关科研，并扩充专门的实验室体系，研制疫苗和药品；建议本国居民尽可能取消前往SARS疫区的计划，实施旅游限制；俄民航当局暂停往来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的定期客运、货运和邮政航班；加强对飞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和人群聚集的地方进行专门消毒和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为此，俄交通部在卫生部及各地卫生机构的协同下，一个月之内花费了2亿卢布实施一整套防范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