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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当她独处时最渴望的是舞台她喜欢对人们讲述她做过的梦(1)-(图)

她走在街上，满怀激情地幻想着自己成了剧中的角色；一整段的忧郁或快乐的独白脱口而出——生活比戏剧更叫人惊叹，她心花怒放……每一天，她都在憧憬，她渴望被发现，也试图利用各种机会将自己点亮，会有更多人认识她、记住她、欣赏她乃至迷恋她；这是她对自己人生的一个期待…… 　　　　嘉宝，一个曼妙绝伦的名字。从最淫荡的妓女到最高贵的女王，她演绎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女性,以其冷峻娇美、楚楚动人的神态和细腻逼真、荡气回肠的表演，被美国影评界称做“好莱坞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女性”，同时也是好莱坞乃至世界电影有史以来最神秘的女性。很多人以为她是天使，是祈祷美丽的对象。她因在美国好莱坞现身为全世界的人们所认识和铭记,而最早有幸拥有她、发现她的是瑞典人——瑞典是嘉宝的故乡。　　她喜欢对人们讲述她做过的梦　　瑞典地处北欧，偏于寒冷，常年阴雨连绵，时有狂烈风暴发生。除了和挪威接壤，周边便是湛蓝的海洋，国境上多是寂静的山脉和茂密繁盛的森林，这些都对居住在这个国家居民的精神及性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安详、静谧，似乎带有特殊的冰冷的味道。　　1905年9月18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这个由许多桥梁连接而成的岛屿城市的一家产院里，一个姓氏为古斯塔夫森的人家生下了第三个孩子。全家并没有太多的兴奋，之前，他们家已有了一个叫斯凡的男孩和一个叫阿尔娃的女孩，他们给这个新生儿取名葛丽泰·洛维莎。父亲卡尔·古斯塔夫森眉清目秀的面部特征和母亲安娜·洛维莎修长的四肢和宽硕的双肩对葛丽泰的日后形象是模拟参考依据。　　作为一家之主，仪表堂堂的卡尔·古斯塔夫森只是在清洁队里有一份工作，无论刮风下雨都不得停工，收入却相当菲薄。那时的斯德哥尔摩人有个风俗，习惯于给扫街人一些白酒作为小费，体格瘦弱的卡尔乐得受之，尽管这对他的身体没有任何好处——喝酒对于贫困拮据的卡尔来说只是聊以消遣而已。而作为3个孩子的母亲，安娜·洛维莎是仁慈和蔼的化身，她成日里沉默寡言，对家庭和孩子的关爱也是静默的。　　在葛丽泰出生后不久，卡尔不得不把家搬到了布莱金吉加顿街32号——添了人口，生活负担进一步加重。这里是一个经济型公寓，狭窄、拥挤，一家5口只能挤在一个大房间里，中间那张行军床属于葛丽泰。房间墙壁上的宽大窗户尽可能地为全家提供新鲜的空气，但在每个不期而遇的冬天也送来了寒冷的北风。屋里生了一只炉子，用来烧水做饭兼顾取暖。孩子们中数葛丽泰最顽皮，她喜欢玩跳山羊的游戏，更爱玩弹子。隐隐中，她希望人们把自己看做男孩；也确实有些人把她认做是卡尔·古斯塔夫森的又一个儿子。当她和同龄儿童一起游戏时，她总是扮演“孩子王”的角色，喜欢玩打仗，却不爱玩洋娃娃。应该说，葛丽泰并不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孩子——很可能是由于体力不支，她玩不了滑雪橇、扔雪球或其他这些高寒之国传统冬季游戏项目。更多的时候，葛丽泰习惯于沉溺在自我思索或遐想，这是一种情绪变幻莫测、起伏很大的游戏——“前一分钟感觉还非常快活，后一分钟这种情绪就突然间烟消云散了。”　　居所外面的院子里有一排稍微倾斜的屋顶，葛丽泰常常在这里和当年的知己好友晒太阳或遐想畅谈。拮据的现实不能向她提供足够的美好事物，她把自己放逐到幻想的王国里遨游。沉溺幻想是葛丽泰童年时代的第一爱好。葛丽泰自幼就是一个孤独的孩子，而且喜欢把内心的想像强加到现实的日常生活中去。葛丽泰的想像力是如此的丰富生动，这使她能够毫无困难地把普通的乌突突的铅皮屋顶变成闪闪发光的海滩，或者把秽物杂乱堆集的后院想像成波涛汹涌的海洋，同样也可以把院子里雀跃嬉戏的孩子们当成参与游泳的人群……如此喧闹的场景在一个寂静的幼小心灵里不停地翻动着，像是多年以后演艺生涯的一次次彩排。　　时过境迁，嘉宝曾说:“我不记得自己有过少年时代，就像别的孩子那样真正地年幼无知……我总是有我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从不把它说出来。”即使在幼年时代，她便喜欢孑然独处,常常钻到一个角落里去思索。　　在学校里，葛丽泰是一个聪明的学生，但学习目标并不明确。吸引她的不是功课，而是舞台剧。她从六七岁开始就经常站在这家或那家剧院的后门，聆听剧中人物的台词，因为她没钱买票看戏。当她有钱去看一场戏，或有人请她去看戏的时候，她就会用水彩代替油彩在脸上化妆；有时还穿上她哥哥斯凡的短裤和衬衫，跑到附近的街巷，试试哪个小商贩会受骗上当而把她当成男孩子。　　由于当时电影的票价比较便宜，葛丽泰能够常常去看。她特别爱看玛丽·璧克馥的表演，《可怜的小阔姑娘》一片她看了两次，反复领悟与回味璧克馥的演技。她惊讶于看到玛丽已经24岁却仍然可以将一个11岁的小姑娘演得活灵活现。她总是想，自己作为一个真实年龄正在十二三岁上的小姑娘，为什么就不能像璧克馥那样在银幕上表演得那么好呢？愈想愈按捺不住好奇和挑战的欲望，葛丽泰和伙伴决定到斯德哥尔摩郊外林丁耶岛上的一家制片公司寻找拍片的机会。

第一部分：当她独处时最渴望的是舞台她喜欢对人们讲述她做过的梦(2)-(图)

她俩特地打扮了一番，好让人们把她们看成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本来，去林丁耶岛也不是多大的难事，只要坐上有轨电车，通过跨海大桥便可到达目的地。但这两个女孩子口袋里没有足够的钱，于是她们决定徒步踏着冻结的海面向林丁耶岛进发。当时海面已经封冻，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冰。她俩顺着一个斜坡下滑到冰面上，然后踏着齐膝的积雪艰难地向前挪着步子。到达对岸时，她俩已经精疲力竭了，然而她们依然不顾一切地继续寻找电影制片厂。　　可惜没有碰上一位熟路人，没有人能够讲得出那个电影制片厂在哪里。此时，她俩饥寒交迫，再也无法继续了。于是她们相约等天气转暖之后，事先在地图上查好电影制片厂的位置，再来寻找。　　此后，她俩继续在学校上学，但时常偷偷地到剧院看电影或话剧。这时，葛丽泰已经收集了满满一鞋盒大明星卡尔·珀德松的照片。父亲曾经企图阻止葛丽泰继续去看戏，但是她都置若罔闻。剧院已经成了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转眼到了1919年，葛丽泰14岁了，出落得十分挺拔俊秀，胸部虽然有点像她的母亲，但也非常诱人，两条腿更是修长健美。葛丽泰在她乡间的祖父母家度过了漫长的暑假。　　当她假期结束返回斯德哥尔摩时，家里发生了不幸:沉重的体力活和心理负担使她的父亲过早地衰颓了——卡尔患了严重的肾炎病倒在床。为了维持生活，斯凡、阿尔娃和母亲不得不一起外出工作；葛丽泰则负责留在家里服侍父亲，并且每周陪伴他去医院作定期检查。　　葛丽泰眼看着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感到恐惧，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折磨。很多年之后，提起她父亲躺在病榻上的那些时日，她仍不寒而栗，那是她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　　1920年5月的一天，卡尔叫葛丽泰进屋，对她说他感到不好。葛丽泰看父亲烧得很厉害，就送他上一家公立诊所就医。在那里，他们排队候诊，好容易挨到了窗口，里面的人要卡尔·古斯塔夫森脱下帽子，并问了近百个问题。这些问题似乎都在向他和小姑娘暗示，医院主要关心的是他们是否有能力付款。在整个询问过程中，葛丽泰感到她父亲几乎要死在她的身边。事实上，她父亲的确在几天以后就与世长辞了。　　在父亲卧病期间，葛丽泰已开始赚钱养家了。每天放学后她到小巷里的一家理发店打下手，充当一名为剃须人抹肥皂的低级理发师。这种工作只需在顾客的脖颈上围上一块毛巾，准备好肥皂，然后在顾客的脸上涂满肥皂沫，弄干净剃须刀，给顾客换上几次热毛巾，当然还可以和顾客攀谈几句，递上顾客喜欢的报刊，这样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小费。根据别人回忆，那时的葛丽泰是一个性格活泼的姑娘，很爱和顾客聊天。后来斯德哥尔摩的不少理发师都炫耀说葛丽泰曾经当过他们的助手，但实际上，只有在哥特加坦街的一家理发店的一位名叫阿蒂尔·埃肯格雷恩的理发师才能较为令人信服地对人描绘葛丽泰，葛丽泰在他的店里每周挣7个克朗。阿蒂尔·埃肯格雷恩回忆道:“她对我们来说好比太阳的光辉，我们无法想像竟有这样一位和蔼可亲、乐于助人的姑娘。她整天总是乐呵呵的。我记得那些日子，有时她搂着我夫人的脖子激动地说，她有朝一日会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电影演员。她总是充满着幻想，我还从未见过这么富于幻想的人。她喜欢对人们讲述她做过的梦。有时候，她会哼上几句瑞典歌剧中的咏叹调。”　　葛丽泰经熟人介绍，自1920年7月26日起开始转到斯德哥尔摩市贝里斯罗姆百货公司的女帽部当学徒。这是一家在全瑞典享有盛名的百货公司，她每月可得到125克朗的工资。这属于一笔高工资了，她第一次达到这个高度。贝里斯罗姆百货公司至今还妥善地保存着当年的资料，我们仍可以看到葛丽泰·洛维莎的求职申请书——她的字迹苍劲有力，第一个字母大写，用的是醒目的花体字，后面的字母也写得均匀端正。贝里斯罗姆百货公司给葛丽泰的证件拍了照片，照片上的她身穿黑色衣服，梳着短短的头发，头发从额前向两边分开，发端微微卷起。她的脸上带着诱人的笑容，还稍带有一点稚气。葛丽泰很喜欢这份工作,她有更多的机会往电影院里钻了。　　几个月以后，即1921年初，葛丽泰第一次参加职业性摄影活动——为百货公司春季商品做呢帽、草帽广告。公司老板准备拍一个10分钟的广告片，其中规定所选的演员一定要是本店职工。那时的葛丽泰已经出落成大姑娘了，金发披肩，面貌娟秀。生性腼腆、固执、孤僻但又心怀憧憬的葛丽泰偷偷蜷缩在角落里，可试镜后，广告片导演凯普顿·拉格纳·林恩恰恰选中了葛丽泰。这样，她有机会第一次上银幕。在《不要这样穿着》中，葛丽泰被授意穿上各种荒唐可笑的怪模怪样的服装，表演各种滑稽可笑的动作。影片里她一开始穿着一件很合身的大衣和一双齐膝的皮靴，头戴一顶运动员式的帽子,一眼望去就知道这是一位准备坐车外出的少妇。她面带笑容，显得有点腼腆。由于受惊，她似乎猝然要解开自己的衣服，格纹的裙子和围巾瞬间不见了，借助电影特技，她穿上了骑士的猎装。整个广告片不到7分钟，其中这位极力渴望当电影演员的葛丽泰的镜头占两分钟。导演认为她十分自如地扮演了这个难度较大的角色，并准备尽快地再次聘用她。她是一个很理想的合作者，能听从命令，富有演喜剧片的天才，和她一起工作是相当有趣味的。几个月后，她又在林恩的导演下拍了另一部面包房广告，她扮演一个贪吃的姑娘，坐在餐桌边狼吞虎咽地大嚼奶油蛋糕，有时她一口咬得太多，以致无法咽下去，于是她就贪得无厌地用两只手往嘴里塞，就像一个刚结束严格节食的女人一样。葛丽泰看上去很老成，肥胖得颇像一个妇人了，让人想不到当时她才是一个年方15的小姑娘，那张脸胖得足以在咽下每一口食物之后，还能挤出一个带酒窝的生动笑容来。这些并不尽如人意的表演成了一代巨星的事业起点。她似乎不曾畏惧过，害羞只是一种天性，野心的渴望足以将这一特质关在摄影棚之外。

第一部分：当她独处时最渴望的是舞台一匹位于起跑线上的赛马(1)-(图)

在这家商店里，从一个部门调到另一个部门，仅仅过了半年，葛丽泰便成了出售女式大衣的营业员。大衣部的主管很欣赏她，夸赞葛丽泰干活勤快利索。人事处对她也很满意。最后公司和她签订了一份长期合同。　　葛丽泰是一位既能实干又聪明美丽的营业员；同事们谁也没有察觉到这位性格极为固执的年轻姑娘早已下决心要走向舞台。此后，葛丽泰所遇到的事巧得像命中注定一般，甚至有点相像于浪漫主义的杜撰——倘若不是她从女帽部调到这里，正碰上电影导演艾里克·派切勒为他的新片购置服装的活，她就不会遇到他所带来的那些女演员。当葛丽泰羞怯地告诉女演员们自己也曾拍过影片时，这些女演员就鼓励她去试镜头。于是在第二天午间休息时，葛丽泰就去给派切勒试镜头了。　　派切勒同意让她演出——当然这并不是由于她感人地、前言不搭后语地背诵了一段新学的诗句，而是由于她体态丰满给人视觉的愉悦感打动了他。当时，只有最亲密的朋友才知道葛丽泰拍摄了电影，她们答应为她保守秘密。　　试拍获得成功，葛丽泰怀着轻松和喜悦的心情向贝里斯罗姆公司请一段时间的假。这一次她没有隐瞒请假的原因，老板没有想到一位营业员竟对演电影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店方答应葛丽泰在拍电影期间每天只付给葛丽泰10个克朗，这次谈话使她彻夜未眠。　　第二天清晨，她还是毅然决然地去拍电影。在她的合同上留下了这样一段记载:“1922年7月22日，葛丽泰·洛维莎因拍摄电影结束在本公司的工作。”　　《流浪汉彼得》是在没有任何既定计划的情况下随心所欲地拍摄的。没有一个人，甚至于包括这位既是导演又扮演了两个主要角色的派切勒，知道影片的下一分钟将要干什么。他扮演消防队员西尔弗·约尔姆和流浪汉马克斯·奥古斯特·皮特森，亦即“流浪汉彼得”。流浪汉彼得是个无耻之徒，消防队员是一个花花公子。村长的3个女儿——3个中学生分别由蒂拉·吕曼、伊蕾娜·塞特贝伊和葛丽泰·古斯塔夫森扮演。　　为了达到逗笑的目的，她们穿着同样的服装。第一次出场时，她们都穿黑色短袖圆领紧身男式汗衫，黑色体操裤，正由一位体操教员训练她们。这位女教师看上去像是一根树干，她威严的态度使人感到有些胆怯。3位姑娘的举止令人发笑，她们一起戏弄女教师。消防队员向由葛丽泰扮演的女中学生求爱，并且表示愿意带这3位姑娘参观斯德哥尔摩。在去斯德哥尔摩的路上，3个姑娘下河去洗澡，她们又穿着同样的游泳衣，尽情地在水中戏耍，一会儿在岸边，一会儿又在她们自己带来的帐篷周围追逐。她们逮住了一条鱼，将它放在消防队员的脸上。这时候流浪汉彼得出场了。他惊讶地发现他和消防队员长得非常相像，于是他偷走了3个姑娘的衣服，逃到斯德哥尔摩。最终，彼得被抓住，消防队员下令用消防水龙头对准彼得喷水以示报复。可以说，这部喜剧片演员表演得太过火了，葛丽泰也不例外。　　影片于1922年12月22日在斯德哥尔摩的奥德昂剧院首映。有本杂志曾以嘲讽的口吻报道说在瑞典出现了一位演艺新星，“虽然古斯塔夫森小姐无疑是十分愉快地在艾里克·派切勒的消防队影片中扮演了女水神的角色，但我们对她的表演才能并没有得到什么印象。”　　葛丽泰确实没能让人看到有多大的前途，当时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几乎没有一个能想像得出她具有一个大电影明星的素质。这些讽刺话并未扑灭葛丽泰的雄心壮志，但也未引起更多的人对她的兴趣，尤其是吸引其他导演来请她拍片；不过，她至少在另一部影片里充当了一位不排名次的、甚至都认不出来的临时演员。派切勒直截了当地告诉葛丽泰:“你缺乏训练。”　　不论派切勒的真实态度如何，葛丽泰对这句话有相当的感触，她似乎从中找到了又一个人生突破口。　　在离开售货员职务整整一年之后，她来到瑞典皇家戏剧学院所设的12个招生站中的一个招生处，报考了免费学习生。这时已是7月份，评判委员会8月份就要举行考试。葛丽泰一旦错过这次考试，就得再等一年，这样她的一生和她的事业都可能大不一样了。

第一部分：当她独处时最渴望的是舞台一匹位于起跑线上的赛马(2)-(图)

派切勒的一个朋友是一名戏剧教员，他让他的女儿给葛丽泰临时补课。葛丽泰从维多利恩·萨杜的《无法无天的夫人》中选了一小段戏。萨杜剧目中的片段是描写一个洗衣妇如何给拿破仑宫廷里那些高傲的贵妇上了一次有关风俗的教育课。这个角色并未超越葛丽泰生活经历。葛丽泰先为评判者表演了选自拉吉洛夫剧目中的独白，然后表演了萨杜剧目中的那个片段。3天后她得到通知说，她已被录取，是7个被录取者中的一个。　　在戏剧学院的班上，葛丽泰表现出一些使她日后离群索居的怪癖特性。生活俭朴和食用简单是许多经济困难的学生的命运，不想这反倒成为葛丽泰日后极为喜爱的一种特征。那时葛丽泰最喜爱的服装是一件黑天鹅绒的斗篷，白天披着它可以掩饰里面穿着多次缝补过的旧衣裙的窘态，晚上披着它去皇家剧院看戏可以使自己更富有戏剧色彩。　　在此期间，葛丽泰还当过服装模特儿，并为兰西亚汽车做过广告。葛丽泰尚无自信时，在同学中总是保持警惕、沉默寡言，而当她取得自信时，则又会以强制的孑然独处维持这种自信。她从不邀请别人到她那贫穷寒酸的家里做客，并像某些出身寒门的人一样喜欢“把想像说成现实”。　　尽管如此，一登上舞台，她便能全神贯注地进入角色，充分发挥她的天赋。然而在不演戏的时候，她经常漫无边际地闲聊，或者一连几小时默默地沉湎于忧伤之中。　　葛丽泰在奥地利作家阿图尔·施尼茨勒的《古斯特少尉》中饰演一个妓女。后来她在苏格兰剧作家巴里的喜剧《可敬佩的克莱顿》中饰演公爵的女仆。但是她演得最出色的角色却是莎士比亚的《冬天的故事》一剧中的赫迈俄尼。葛丽泰是如此的投入，常常动情地朗诵该剧的华彩片段:“伟大的俄罗斯皇帝是我的父亲。啊！如果他还活着，将在这儿，法庭前看到她的女儿。他将看到，他的女儿如何被折磨，他将以怜悯的而不是仇恨的眼光看着我！”葛丽泰还在德国喜剧《龟甲》、俄国短剧《秋天的小提琴》和法国作家朱尔·罗曼的妙趣横生的滑稽剧《克诺克博士》和《药物的胜利》等剧中扮演过角色。葛丽泰善于在富有浪漫色彩的悲剧中发挥自己的才干，她能得心应手地扮演北欧神话或罗马神话中的女神。她在演技方面的多才多艺博得了老师们的喜爱。她也很清楚自己有驾驭各种各样的角色的才能。　　然而，葛丽泰并未读完戏剧学院的两年课程。当她读了大约15个月之后，就正式投身影坛了。她在戏剧学院所受到的教育，进一步锻炼了她的直觉，使她能在银幕上取得极为杰出的成就。　　戏剧学院的教学目的旨在使学生善于运用自己的形体、思维，通过形体感进入想像中的角色。这并不意味着葛丽泰已在有意识地运用方法论，她的本能就是如此，戏剧学院的学习只是更加强化和突出了她的本能而已。　　“她具有非常敏锐的直觉。葛丽泰每拍一场戏，几乎不需加以指导，她只要走上拍摄现场，就已经捕捉到她所扮演的人物，并且能够完完全全地变成了那个人。”所有亲眼目睹葛丽泰在拍摄现场拍戏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强调:葛丽泰从开始表演的那一瞬间起，她的本性就起了变化，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是非常令人惊异的。“她在摄影棚里总是非常地紧张，就像一匹位于起跑线上的赛马，浑身颤抖，讨厌别人旁观。但只要摄影机一开转，她就能把全副身心投入到镜头中去。”一天拍片下来,她总是精疲力竭，疲惫不堪，浑身沉重无力。　　在瑞典皇家戏剧学院的同学合影上，葛丽泰常常站在最边上，神情显得孤寂而沧桑。

第二部分：他为她取名叫“嘉宝”嘉宝是一个机智的 神秘的幽灵(1)-(图)

他比她年长二十多岁，他是她的引路人，是“嘉宝”的缔造者。他因她找到了绝佳的创作灵感，他是爱她的，她应该能够感受得到……这种爱似乎在两人的艺术创作的合作中得到了非同一般的升华——他们相互需要，相互拥有，却不能肯定永远在一起。命运在一连串的遭际中千头万绪，像一张网覆盖住了他们……　　 　　造物主安排一个个命运的邂逅，成就了鲜活人生的必然。这时，她遇到了瑞典著名导演莫里斯·斯蒂勒。正是他给葛丽泰带来了荣誉与欢乐，同时也带来了悔恨与眷恋。喜剧和悲剧都从此拉开了帷幕。斯蒂勒很快发现了她，给了她“葛丽泰·嘉宝”这个名字，带着她从斯德哥尔摩走向柏林，又从柏林来到纽约，又从纽约到好莱坞。但斯蒂勒自己的命运却越来越凄凉——他无法融入好莱坞，在嘉宝起步的时候返回了瑞典。回国次年斯蒂勒即去世，临终时手中握的是他和嘉宝初抵美国时所拍的一张照片。而在嘉宝息影后，当被问及在她的电影生涯中，谁是她碰到的最好的导演时，嘉宝非常认真地想了想，说:“斯蒂勒。”　　　　嘉宝是一个机智的、神秘的幽灵　　1923年春天，学校的院长科斯塔夫·莫兰德尔接到了著名导演莫里斯·斯蒂勒的请求，说是想了解一下学员葛丽泰·古斯塔夫森的情况。斯蒂勒对葛丽泰早已有所耳闻，他想在即将拍摄的一部影片中让她担任角色。最初，莫兰德尔推托说葛丽泰还不能参加演出，他认为她还不够成熟，需要积累经验，她还不能当一名职业演员。然而斯蒂勒坚持至少要见葛丽泰一面，莫兰德尔终于被说服了，同意葛丽泰到斯蒂勒那里参加试演。　　莫里斯·斯蒂勒那年40岁。他出生于赫尔辛基的犹太区，根据当时的政治疆界，他是俄罗斯的臣民。斯蒂勒自幼父母双亡，一个身为制帽商的世交收养了他。他是一个放荡不羁、孤芳自赏、异想天开的人物，具有犹太人善于做买卖的天性，会耍尽一切花招使事情对自己最为有利，虚荣心强，野心勃勃，酷爱表现，具有一种诱使或迫使他人为自己服务的能力。1905年日俄战争，斯蒂勒为逃避兵役，从芬兰来到瑞典。在瑞典，他转入电影业。在这种幻梦艺术中他发现了自己的专长，在这里创造者可以依据自己的意志和幻想重新安排现实。自1911年至1923年间，斯蒂勒已经拍摄了近40部影片，其中有些影片精巧地采用了心理现实主义的手法，探索人类行为的奥秘，给瑞典电影事业增辉不少。　　当时，斯蒂勒善于交际，在斯德哥尔摩赫赫有名；而像这样有权随便拿小角色送人情的人物，必然会早早就引起戏剧学院学生的注意。艾里克·派切勒已经把葛丽泰介绍给斯蒂勒。葛丽泰的幼稚与陌生成全了她，正因为她并不具备多少拍片经验，斯蒂勒似乎更容易地被打动了。那是因为斯蒂勒喜欢使用没有经验甚至天真的演员——这是他个人的癖好；他认为银幕上的表演在于对角色的感受，有时一个有才华的业余演员能够比一个训练有素的专业演员演得更好。　　第一次约见时，斯蒂勒像一架摄影机似地长时间地凝视着葛丽泰的眼睛，使她感到惴惴不安,窘迫万分。他首先让她等了许久，这是斯蒂勒在与陌生人打交道中惯用的手法，以示他那独特的个性。葛丽泰穿了一双无跟鞋，使自己看上去娇小一点。斯蒂勒对于葛丽泰的不安与窘态似乎显得十分粗暴和不耐烦;他命令她脱去大衣和帽子，但她好像并没有听见他第一次发出的指令。他把她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一番，并没有表示出明显的兴趣；然后随随便便地问了一下她的电话号码。嘉宝后来说:“我当时想，‘他对我不感兴趣’,当他们不感兴趣时，总是问你的电话号码。所以我戴上帽子穿上大衣走了出来。”但是，斯蒂勒的确答应过要她来摄影棚试镜头。等葛丽泰走了以后，斯蒂勒有些欣喜地对他的助手说:“这个姑娘有点与众不同的劲头，我必须观察一下她在哪点上与众不同。”　　当葛丽泰兴冲冲地前来试镜头时，斯蒂勒又特意让她多等了一两个小时，以增加她的紧张情绪——斯蒂勒认为，这样会使演员在日后的合作中更顺从导演。面试中，斯蒂勒要求葛丽泰表演晕倒。此时葛丽泰显得很腼腆、拘谨，全身似乎都在颤抖，但对众人仍表现出很有礼貌和涵养。试拍几个镜头后，葛丽泰向斯蒂勒询问下一步该做什么，斯蒂勒异常激动地对她嚷道:“躺下，你病了！喂，你明白吗——人病了该是什么样子？哦，你还称自己是个女演员呢！”于是，葛丽泰便躺倒在舞台上的一张沙发上，给人以一种确实病倒了的印象。过了一会儿，斯蒂勒又嚷了起来:“好极了，对了，回家吧！”斯蒂勒对嘉宝的测试极为满意。　　由于葛丽泰的倦容在紧张和压抑的情况下却能通过摄影机给人以一种渴望爱情的激情形象，这使得斯蒂勒下决心让葛丽泰扮演第一个重要的角色。斯蒂勒如此看重嘉宝，他对影片公司的经理们宣布一条“真理”——“像这样的面孔，你100年里只能遇到一个。”至于嘉宝的感情表现，他可以提供训练。当然，这一切在自负的斯蒂勒看来，是不需要向葛丽泰说明的；葛丽泰是一个好坯子，只能供他打磨——成就嘉宝才是成就他自己，这是他许久以来期待的一条艺术道路。　　数日之后，当葛丽泰自认为已经失败时，意外地接到斯蒂勒的电话，通知她说她试拍成功，成绩出众，并说想让她饰演伯爵小姐伊丽莎白。葛丽泰大喜过望，然而她必须再过几周之后才能和他们签订合同，这是因为葛丽泰的母亲写信给斯蒂勒——说她还未成年。所以直到1923年7月23日她才与电影公司签订了合同，每月薪水是3000克朗，这在当时可是一笔相当丰厚的收入了。

第二部分：他为她取名叫“嘉宝”嘉宝是一个机智的 神秘的幽灵(2)-(图)

比拿到丰厚的薪水更让人难忘的是，葛丽泰获得了一个日后熠熠生辉的名字——“嘉宝(Garbo)”。“嘉宝”这个名字是莫里斯·斯蒂勒取的。据说很久以前他就经常把这个名字挂在嘴边，并且决定在适当的时候给一个配得上用这个名字的女演员命名。因为这个名字在斯蒂勒的心目中有童话般的浪漫色彩，能够使他回忆起他童年时代最喜欢梦见的一切。有人解释说，这一名字是由葛丽泰写过的一个句子的几个词的头一个字母拼成的——意即扮演了所有无个性然而是值得赞扬的角色。还有一种解释说,“嘉宝”是一个机智的、神秘的幽灵，有时会在夜间出现，在月光下婆娑起舞。这一设想出自瑞典或德国神话，指的是这样一个人——他能从鼻孔里喷射出火焰，并且能变换出他想变的一切形象。　　根据其中一种较为可靠的说法讲，斯蒂勒曾对电影编剧阿瑟·诺顿说:“首先我们必须给片中的女演员取一个名字，一个现代化的、漂亮雅致的、具有国际性的名字……不论在伦敦、巴黎、布达佩斯或纽约，听起来同样响亮悦耳并具有相同的含意。”诺顿是一个历史学家，他从17世纪匈牙利一位国王的名字上得到灵感。斯蒂勒和嘉宝都对字音极为敏感，他们既强调其实际音色，又注意其臆想中的音色。斯蒂勒尝试各种的重音，尝试各种拼法，直至他找到“嘉宝”为止。斯蒂勒很欣赏“嘉宝”这个音节。　　众说纷纭，始终没有一个人能说出这个名字的确切来源。曾有人直接向斯蒂勒问起这个名字的来历,斯蒂勒先是默不作答，后来笑了笑说:“我也不知道这一名字的来源，但这样不是也很好吗？”　　不管究竟是什么来源，“嘉宝”这个神秘莫测的名字终于落在了葛丽泰的身上，并由她把这个名字发扬光大。斯蒂勒喜欢这个名字，嘉宝也说这个名字有一个好处，使她不必改变她个人用的床单上的缩写字母，仍然是“G.G”。这种说法似乎更接近于事实，因为这种注重实惠而不注重虚幻的郁郁寡欢的话语，确实具有刚刚崭露头角时的嘉宝的味道。“嘉宝”至今在瑞典仍然是一个极为少有的姓氏。嘉宝于1923年12月4日在司法部正式登记改名，由古斯塔夫森改为嘉宝。1924年3月，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科斯塔·柏林故事》的片头。　　对于嘉宝来讲，在《科斯塔·柏林故事》片中扮演那位爱上了被免去圣职的教师的年轻伯爵小姐，是一种痛苦。斯蒂勒是一个近乎病态的完美主义者，他亲自动手矫正她的举止，掌管灯光和化妆，从而给她带来了许多烦恼。有时他非常耐心，有时则把摄影机停下来，对她大喊大叫加以斥责。斯蒂勒并不十分注重改变嘉宝的身材，虽然他认为她略胖了一些，但是这类事情可以由摄影机处理。斯蒂勒关心的是重新塑造嘉宝的“心灵”，使之更接近于他的理想。　　有人对斯蒂勒这样为嘉宝下功夫感到困惑不解，认为不值得。斯蒂勒则认为自己的事业很伟大，他解释说:“你不理解这一点，她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人。我认为，她从来没有用自己的头脑认真思考过。我必须使她做到于细微末节处见伟大。我对她决不宽容。如果她能达到这一点，那么她的表演才会得到最大的成功，才会自然、稳定和聚精会神。只有这时，她的脸——虽然不很美，但在街上也值得多瞟几眼——也才会使众神感到愉快。”　　斯蒂勒深为自己的发现而激动，并且也为嘉宝花费了不少心血。由于电影制片厂坐落在一片森林的深处,那时的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嘉宝和莫里斯·斯蒂勒在林边散步。一般的情景都是:斯蒂勒指手画脚地讲着，而嘉宝则神色不露地在一旁静静地用心听着，把斯蒂勒对她讲的每个字都记在心里。很显然，斯蒂勒完全主宰着嘉宝。在电影实际拍摄过程中，斯蒂勒却很少同嘉宝谈话，而是用手势向她表达意思。斯蒂勒像一个魔术师一样从嘉宝身上挖掘出自己所希望的一切。　　在斯蒂勒称之为“挖掘最微小的伟大之处”的痛苦过程中，有时也遇到反抗。嘉宝的脸色骤变，摄影师惊奇地通过镜头看到她在颤抖，脸色大变，两颊绯红，眼眶里闪烁着泪花。她口里嘟哝着:“我恨你，斯蒂勒，我恨你，我恨你！”此时，斯蒂勒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他想造就一个最伟大的演员。多年之后，嘉宝回忆说，虽然有时好似穿过地狱，但她觉着很有兴味。斯蒂勒教导她，要把全部身心投入工作，但她当时还没有成熟到能充分地完成一个角色。“但我再也不哭了，”她回忆说，“因为眼泪已经流干了。”　　《科斯塔·柏林故事》是嘉宝主演的第一部影片。嘉宝在斯蒂勒的亲手调教下演技不断得到提高。当日后回忆起斯蒂勒时，嘉宝总是充满了感激之情——是斯蒂勒帮助自己取得了成功。　　“(拍电影)太难了！斯蒂勒是世界上最宽宏大度的人；他从来不生气,不管他骂我骂得多么厉害,但从来不悲观丧气。他按照自己的愿望造就人。说到我本人，我属于那种安分守己的普通人,如果别人粗暴地对待我，我就感到很害怕。当今时代，妇女应当学会大胆泼辣一些，虽然这不是女性的特点。可惜我自己不具备这种值得效仿的精神。”　　事实上，她的一生一直缺乏这种“值得效仿的大胆泼辣”，但也不是“安分守己的普通人”。她属于那种性格复杂、意志坚强、严于律己和积极向上的人。斯蒂勒对她提出的标准越高，她要求自己越严格。　　4年之后在好莱坞，这时嘉宝已有足够权势把外人从拍摄现场赶出去了。当一个美国记者采访她时，嘉宝仍以同样紧张不安的口吻说:“我没法不紧张，所以我从不愿意让别人看到我在表演……我在拍片期间尽可能一个人待着。我不是单独坐在一个角落里，就是到化妆室里去。”嘉宝曾描写她自己如何“钻到一个角落里去想事情”。她不使外界人接近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她的内心的东西——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情感——能得以体现，而且也只有摄影机才有这种特权目睹这种情感。

第二部分：他为她取名叫“嘉宝”她好像粘在我手上的蜡(1)-(图)

《科斯塔·柏林故事》是由几个故事组成的:有的部分出自编剧斯蒂勒和卡瓦留斯的手笔，有些是选自赛尔玛·拉格洛夫的原著，另外还有在拍摄过程中即兴加进去的。这是一部典型的所谓导演影片，每一小节都可以清晰地看出斯蒂勒的印迹,反映他的审美观和戏剧观。　　影片所描述的是这样一个年代的故事:拿破仑的战争结束了，在整个瑞典到处是昔日的军官，他们无所事事，又没有钱。他们的全部时间都是用来访亲拜友，饮酒作乐，寻花问柳，惹是生非。埃克比城堡的一座配楼里住满了这种追求享乐的退役军官。女主人慷慨解囊，让他们尽情地享受，还参加他们的舞会、演出和滑雪活动。从周围的矿山源源不断流进的巨额资财使她能过花天酒地的日子。年轻的伯爵小姐伊丽莎白是在博格附近的亨利克·多纳伯爵的府邸中长大的，其英俊的家庭教师名叫科斯塔·柏林，是被革出教门的未加冕的牧师，伯爵小姐爱上了他。但是，在他的历史暴露之后，他不得不离开这座贵族宅第。他来到埃克比，跻身于那个混沌世界，过着同样的酒徒生活，梦想着对伊丽莎白的毫无希望的爱情。当他遇到可以与伊丽莎白相媲美的玛丽安娜·辛克莱尔时，他感到自己在两者之间无法抉择。他宣称说:“我叫科斯塔·柏林，是接过上万次吻、写过3万封情书的男人。”但这不是事实，他只是一个喋喋不休的吹牛大王。这时，有一个名叫克利斯蒂安·伯尔格的家伙自荐充当埃克比这帮食客的首领，把女主人撵走。然后，他又把矛头转向玛丽安娜·辛克莱尔，指责她是一个淫乱放荡的女人。在隆冬时节，她逃跑了。科斯塔·柏林立即驾上雪橇追赶她，并终于在大风雪中找到了她，这时她已冻得半死。他把她带回城堡。不久，埃克比的女主人重返城堡。为了摆脱住在城堡配楼里的这帮酒徒，她唆使几个村民放火焚烧配楼。深夜，酒宴结束，食客们就寝了，这时城堡起火。科斯塔和玛丽安娜在城堡被火包围。此时，伊丽莎白正在为自己即将来临的婚礼举办舞会，她远远地看到埃克比城堡的熊熊火光——其实她仍然在绝望地深爱着她过去的教师。正当科斯塔·柏林做最后挣扎，试图从火中救出玛丽安娜时，伊丽莎白穿越雪野，冲进城堡……在科斯塔打算离开埃克比时，遇到了伊丽莎白。正当他们俩面对面坐在雪橇里畅谈别后情景时，突然遭到了狼群的袭击，但他们最后还是安然无恙地逃了出来。科斯塔·柏林发誓说，他要重建埃克比城堡，并且要像一个体面的人那样生活。他与伊丽莎白结了婚，宅第的女主人把埃克比城堡赠送给他们。　　在此之前，没有人敢于尝试过把这部小说拍成电影，因为其中故事情节错综复杂，各种人物形象的描述交织在一起。斯蒂勒和卡瓦留斯只把小说作为他们改编的背景，拍出的影片长达4小时之久。斯蒂勒最高明、最出彩的地方在于他让嘉宝扮演伊丽莎白伯爵小姐这个角色。　　就其实质而言，观看嘉宝表演爱情戏是一种享受，任何一点感情的波动都可以从她脸上表现出来。由于这个角色，嘉宝已经显示出独占银幕的特殊才能,她周围的一切都黯然失色。影片中的爱情场面，她在舞会上的出现,她前往埃克比城堡时的雪野奔跑,科斯塔·柏林离开她家府第时她因惊愕而突变的脸色,狼群对他们狂嚎时她的面部表情——这些场面都充满了难以泯灭的激情。当她在齐眉高的烛光中穿越空寂的宅院，在舞池起舞，站在皑皑白雪中眺望燃烧中的城堡时，嘉宝的表演总是异常生动，形象美本身在这里也成了戏。　　斯蒂勒对嘉宝的深情在这部影片中得到升华，他让嘉宝沐浴在自己夸张的想像中。嘉宝作为一个冷酷无情的近乎女神的人物贯穿于故事始终，她的脸晶莹透亮,恍如幽灵,冷若冰霜；斯蒂勒使她充满令人温暖的生气,以致我们只注意她容光焕发的笑容，而忘记了故事情节。当她的嘴唇翕动时，好像在诉说什么，但我们只能猜想。她究竟是谁，在故事中起什么作用，这些都无关紧要。影片反映出嘉宝身上的戏剧性随处可见。她的出场能引起观众的期望。她了解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秘密。她无需使用语言，只用手势、微笑和眼神就够了。她和观众的距离比她同银幕上情侣的距离要小，她和观众直接进行无声的对话。

第二部分：他为她取名叫“嘉宝”她好像粘在我手上的蜡(2)-(图)

在拍摄该片的过程中，斯蒂勒和嘉宝的关系越来越亲近——斯蒂勒对嘉宝的美貌和纯洁愈来愈倾倒,在整个拍摄过程中，他一直陪伴着嘉宝。斯蒂勒的朋友夏尔马·莱宁是当时有名的评论家，他对这种关系百思不解。有一次，在他与嘉宝谈话时，嘉宝表现出非常厌烦和淡漠。他不敢相信斯蒂勒对她真有好感。莱宁曾这样问他:“你从她身上看到了什么？”斯蒂勒回答说:“我把一切都教给了她;她谦恭地听从我的指点;她好像粘在我手上的蜡。”他以赞美的语调谈论她的容貌、她的多才多艺及其锦绣前程。　　1924年3月，在斯德哥尔摩的罗达科瓦伦剧场为《科斯塔·柏林故事》上集举行了首映仪式，一星期之后公映了下集。影片太长了。瑞典评论家们承认这是一部优秀影片，特别赞赏嘉宝的演技，却批评了斯蒂勒任意更改拉格洛夫的小说，指责他有骄矜之气。批评家谴责他对待瑞典经典作家的轻狂态度，与此同时，也褒奖了他以如此难以改编的原始材料制作了一部轰动舆论的影片。就在这部影片的最后一个部分中，嘉宝第一次显示了她那梦幻式的魅力，显示出即使她在出神的时候也能表现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感。有些评论文章对她那种“静物画式的表演”曾流露过一点不满，甚至感到迷惑不解。嘉宝的表演不是叙事式的，而是体现了内在的灵魂深处的某些东西。　　德国特里亚农公司花费了10万马克购买了《科斯塔·柏林故事》的放映权，并在柏林诺伦多夫广场的莫扎特影院首次放映。嘉宝陪同斯蒂勒参加了首映仪式，接受了柏林观众的欢呼，她用德语向柏林观众致谢。　　在柏林逗留期间，有人问斯蒂勒，为什么选择了一个没有经验的演员扮演伊丽莎白？他的回答很简单,最好是所有角色都由没经验的演员扮演。“我让矛盾全暴露出来，无论戏剧还是电影，只要条件允许，都让业余演员去演。如果一个演员确实‘伟大’，那他就会不断地简化自己的表现方法，不突出个人。在他开始自己的艺术生涯以前，他总想回到自己自然而朴素的感情中去。这是最难做到的。”　　不久，斯蒂勒和嘉宝便返回了斯德哥尔摩，计划拍摄新片。这时，一位名叫弗拉基米尔·赛米蒂奥夫的白俄罗斯逃亡分子在《斯德哥尔摩新闻》的星期日副刊上发表了长篇回忆录，其中有一段故事引起了斯蒂勒的注意——即一个从圣彼得堡斯莫尔尼修道院逃出来的年轻俄罗斯贵族妇女的冒险故事。该修道院是列宁领导俄国革命时的指挥总部。她历尽艰险逃到了君士坦丁堡，却落入了一伙地痞流氓的魔爪，被关在一所宅院里，受尽了地狱般的苦难，最后才得救。斯蒂勒对君士坦丁堡的色情事件兴致勃勃，他会见了赛米蒂奥夫，买了版权，整个夏天把自己关在斯德哥尔摩附近博森岛上的住宅里编写剧本。他暂定由嘉宝扮演斯莫尔尼的女奴，埃纳尔·汉森扮演土耳其宅院的主人。　　由于特里亚农电影公司对《科斯塔·柏林故事》的成功很满意，所以准备满足斯蒂勒提出的一切要求。但是，他们对他选中这个脚本感到十分意外。他们诚恳地请求斯蒂勒拍一部更能吸引观众的影片，建议他选择一个发生在当时大旅馆中的故事。斯蒂勒拒绝了这个要求，决心拍摄《斯莫尔尼的女奴》，因为他被这个故事迷住了。他提出的条件是:为他的工作拨款15万马克，嘉宝和埃纳尔·汉森的月薪为500马克，并且与特里亚农电影公司签订一个为期5年的合同。在谈判过程中，斯蒂勒病倒了，直到特里亚农电影公司答应了他的条件，他的病才痊愈。另外，他还坚持必须雇佣他的私人摄影师朱利尤斯·耶恩松和一个瑞典摄影组，但特里亚农公司却坚持雇佣一个德国摄影队。结果聘请了耶恩松和两名德国助手。在全部合同签署之后，斯蒂勒携同嘉宝、埃纳尔·汉森、耶恩松、卡瓦留斯以及那两位德国摄影师驱车前往土耳其。斯蒂勒一如既往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以致年初便山穷水尽了。他从一位俄国朋友那里借了一笔钱,然后给柏林的特里亚农电影公司拍电报要求给他在君士坦丁堡的账户上汇100万马克，但柏林方面没有答复。最后，斯蒂勒乘火车到柏林，这才意外地获悉该公司已经破产了。嘉宝和汉森被困在君士坦丁堡，没有返回柏林的旅费。最后，瑞典使馆帮他们摆脱了困境。　　虽然斯蒂勒一名不文，可是他仍然挥霍无度，越发地债台高筑。嘉宝和汉森也迁到埃斯普兰纳德旅馆，同他住在一起。这是柏林最豪华的旅馆,但他已无力支付旅馆的膳费了。

第二部分：他为她取名叫“嘉宝”我把嘉宝转让给你们(1)-(图)

此时，斯蒂勒和嘉宝的生活出现了一线转机，尤其是对嘉宝的事业来说。德国导演乔治·威廉·派伯斯特在为他的新片《没有欢乐的大街》寻找一名年轻的女演员。该片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维也纳战后通货膨胀的年月里。格列特——宫廷顾问的女儿，年轻、温柔、美丽，富有魅力，她是凄凉的悲剧中的惟一光明。派伯斯特以前看过影片《科斯塔·柏林故事》，对于嘉宝在其中的表演印象很深，因而决定录用她。他寻找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她住在埃斯普兰纳德旅馆。然后，为这部新影片，他与斯蒂勒长时间地讨价还价。派伯斯特当时名气还不大，身材又矮小，其貌不扬，衣着很寒酸。当他与这位从1912年就从事电影工作的著名的斯蒂勒对阵时，看起来是一场实力相差悬殊的交锋；但从本质上看，全部优势都在派伯斯特一边——因为他有雄厚的财源，而斯蒂勒身无分文。可斯蒂勒仍然是一个强硬的谈判对手。他要派伯斯特支付嘉宝4000美元，并且用美钞支付；同时，还必须以同样的条件聘用埃纳尔·汉森；必须让耶恩松摄影，使用质量最好的柯达胶卷。当时，在德国买不到柯达胶卷。斯蒂勒只得让步:嘉宝的场面用法国进口的胶卷，其他场面可以用艾克发胶卷代替。由于派伯斯特坚持用自己的摄影师，而且寸步不让,因而斯蒂勒在这一点上只好让步。斯蒂勒对脚本不满意，他威胁说，如果不修改，他将中断谈判。他为嘉宝补充了一些新场面，并干预照明设置，指导嘉宝如何完成自己的角色。这些都给拍摄工作带来了很多麻烦。斯蒂勒曾说过:“我把嘉宝转让给你们，为了让你们赚钱，但我决不允许你们毁了她。”　　派伯斯特回答说:“我不害怕。也许我在拍摄过程中死去，也许我会心肌梗塞,但我不害怕让她演戏，因为我看过她在《科斯塔·柏林故事》中的演出。我能办好，这不干你的事！”而斯蒂勒让每个人都知道这与他关系甚大。他对嘉宝说:“你不必担心。派伯斯特经常看《科斯塔·柏林故事》，他对你已经非常熟悉。你将在德国和瑞典各拍半年电影。”　　基于事态的变化，斯蒂勒指导嘉宝排练，对她进行遥控，为她的服装和化妆出谋划策。在这种角色上，嘉宝好似斯蒂勒的艺术财富，只不过暂时租借给了派伯斯特；而且派伯斯特也很清楚，嘉宝是属于斯蒂勒的。在《科斯塔·柏林故事》中，嘉宝扮演了贵族小姐伊丽莎白;在《没有欢乐的大街》中,嘉宝扮演忍饥挨饿的年轻姑娘格列特·罗姆福特，这位姑娘为了生存不得不出卖肉体。事实证明，嘉宝把这个角色演得也同样完美无缺。　　《没有欢乐的大街》是根据雨果·贝托尔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贝托尔和派伯斯特都是奥地利人，故事也发生在奥地利。尽管影片是在柏林拍摄的，完全按照维也纳的气氛安排场景。影片的故事是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通货膨胀时期小资产阶级的悲凉处境。因为影片是以严冬的柏林为背景拍摄的，这就更增加了影片的凄惨情调。　　当葛丽泰·嘉宝得悉要扮演宫廷顾问的女儿时，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为了拍摄《科斯塔·柏林故事》，斯蒂勒花费了长达6个月的时间——他工作起来从容不迫，认真地考虑每一个细枝末节，像研究一部家史那样仔细讨论埃克比的贵族家庭生活。派伯斯特却急于求成，他想在4周之内完成这部难度很大的影片。尽管演员每天在摄影机前站长达16个小时，他还是用了34天才拍完。与斯蒂勒相反，派伯斯特不给演员规定条条框框，也不勉强他们做什么，而且鼓励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以便成功地塑造人物形象。他的口头禅是:“只要选定了合适的演员，其他工作就轻而易举了。只要他们完成自己的角色，影片就大功告成。”根据他的看法，演员比导演更重要。一向依靠导演的葛丽泰·嘉宝对这一点很不习惯，她感到孤立无援。在试拍期间，斯蒂勒想助她一臂之力，但遭到了拒绝,他只能就遇到的情况提供些参考意见。由于嘉宝的德文太差，而派伯斯特又根本不懂瑞典文，于是在拍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尴尬局面。　　嘉宝的悲观和胆怯增强了她的演出效果。她年轻、懦弱、孤苦伶仃，在影片中显得哆哆嗦嗦。她烦躁不安而且易于激动，这增加了她的美感。这正是派伯斯特要求她塑造的人物性格。在妓院的一幕中，她给人的印象是:丧魂落魄，六神无主。这真是恰到好处——派伯斯特认为这部分表演只管任嘉宝自由发挥好了。

第二部分：他为她取名叫“嘉宝”我把嘉宝转让给你们(2)

《科斯塔·柏林故事》是以浪漫主义的故事为基础的，而《没有欢乐的大街》则表现残酷的现实生活，描写被通货膨胀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们的悲惨处境。派伯斯特接过现成的主题加以夸张，使它更加阴暗。“为什么还需要浪漫主义的处理呢？现实的生活就是浪漫的，甚至是恐怖的。”他想拍摄真实可信的反映生活悲剧的影片。他获得了成功。《没有欢乐的大街》是举世公认的电影杰作，成功的原因有二:其一是派伯斯特激进的现实主义态度;其二是在现代梦魇中游荡的嘉宝的娇艳和妩媚。　　影片一开始是在一条冰雪覆盖的大街上，贫苦的人们排队等待肉店开门。斯蒂勒以他对荷兰绘画的偏爱精心地布置了内景，让阳光穿过一层毛玻璃射进来。派伯斯特则着意拍摄、表现出笼罩在严冬雾色之中的潮湿而又阴冷的街道，摇摇欲坠的房屋，肮脏的墙壁和憔悴的面孔。　　整部影片的故事头绪纷繁，嘉宝的一张苍白而温和的脸永远像一枝在阴暗的街道上绽开的花朵，而又永远不会被玷污。她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只是她的无辜。派伯斯特干得很聪明，运用了很多嘉宝的特写镜头，这样，我们可以在她脸上看到一掠而过的内心活动。与她演出的其他影片一样，在这部影片中，嘉宝也好似在我们的感官之外，好像在试图传播一些剧情之外的情感，这种情感发自她的肺腑之中。她的嘴唇颤抖，眼睛转动，头向观众微颔——仿佛她正在向坐在黑暗中的观众演讲。　　这部影片中有一个根据斯蒂勒的建议安排的场面，这个建议出自他对这部戏的女主演嘉宝的深刻了解——就是拉皮条的女人说服她购买一件皮大衣的那个场面。那位拉皮条的女人瓦列斯卡·格尔特在通往妓院的楼梯下经营一个化妆品商店，那里展销皮大衣。每一个踏进妓院大门的人都想买一件。这个女人长时间停留在店中，自然会被勾引上。她非常欣赏那些皮大衣，穿穿这件，试试那件，在镜子里照来照去，她被自己的容貌所陶醉，被突如其来的享乐世界和轻佻生活所迷惑。贞洁不要了，清白的历史一笔勾销了，因为她想要过享乐生活，而这种生活就表现在这件闪闪发亮的皮大衣上。她专心致志地进行讨价还价……　　派伯斯特在镜子前反复拍照，就如同当年斯蒂勒为她在雪景前拍摄一样。描写妓院的这场戏十分逼真，电影胶卷的颗粒状态更增强了这种效果。嘉宝在妓院里像天仙一般晶莹透亮，容光焕发。　　由于同时在两位导演的指导下进行工作，这种压力超过了嘉宝的负荷。她和斯蒂勒之间至少产生过一次短期的龌龊，嘉宝终生所患阵发性心神不定和失眠症，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没有欢乐的大街》产生于电影有重大突破、新技术开始试用的年代。有时，电影的一些缺点反倒使事件更具有现实感。演员的行走是跳跃式的，因为当时摄影机是用手操纵的。影片中的人物跑动多于走动，看他们的口型像是说了3个字，字幕上却印出了3句话。为什么它们如此感人至深？人们把电影的一些不足之处视为它的优点。无声电影增加了观众的想像力，无声电影中的嘉宝给我们留下的印象远远超过她后来演出的全部影片。　　在嘉宝的电影史上，由莫里斯·斯蒂勒导演的《科斯塔·柏林故事》和由派伯斯特导演的《没有欢乐的大街》这两部不甚出名并且很少有人看过的影片占有特殊地位，在这两部影片中，葛丽泰·嘉宝神秘莫测的脸最初在银幕上出现，被人们仔细地端详、查看；嘉宝的脸被不同强度的光源照射，这是一张具有惊人的美貌和睿智的脸，电影艺术终于发现了自己理想的创作者。嘉宝的脸像一朵怒放的鲜花，洁白而又娇嫩，有相当的贵族气息；人们可以从她的脸上看到一切活灵活现的事物。这其中，斯蒂勒功不可没。在拍摄《科斯塔·柏林故事》的漫长过程中，他对嘉宝独特的美貌一直惊叹不已，但这并不妨碍他作为导演将她的全部表演才能挖掘出来。　　而斯蒂勒除了指导嘉宝如何拍片外，不可避免地也在其他方面影响了这个羞怯的姑娘。他们两人在外形上已有相似之处:嘉宝的脚大，斯蒂勒的手大。当摄影记者在他的附近时，他总是尽可能地把手插在口袋里。他不喜欢新闻界，尽可能地避免记者采访，因为暴露他那多灾多难的过去对他是不利的。每当他不得不涉及这一题材时，他总是添枝加叶地加以“改造”。嘉宝很感激地领会了他的意图，坚决如法炮制。1928年《电影剧》杂志分3个部分发表了一篇长长的采访记录，嘉宝对当过百货公司售货员和当过模特儿的历史只字不提，她甚至连演出过《流浪汉彼得》一片也没有提起。当斯蒂勒和电影界人物谈判事务时，他总是从一开始就表示出他对对方的建议不感兴趣;而他的这位女门徒，也把这种手法变成了她自己的第二天性。

第二部分：他为她取名叫“嘉宝”你会发现她的价值比这高1000倍

1925年，好莱坞电影大亨梅耶周游欧洲各国，会见导演和明星，并观摩新影片。他访问完罗马、巴黎之后，下一站就是柏林。尽人皆知，他是米高梅公司三驾马车之一。同样来自瑞典的好莱坞著名导演维克多·斯约斯特洛姆建议他去拜访一下莫里斯·斯蒂勒。　　一般都认为嘉宝和斯蒂勒是在1925年春末会见了梅耶的，并且就在该时该地应邀前往好莱坞。事实并不可能如此。米高梅档案里的第一个文件是嘉宝表示希望到米高梅公司当演员的信，上面签署的时间是1925年1月30日于柏林。嘉宝下决心，或者是别人替她下决心的时间远远早于一般的猜测。由此看来，斯蒂勒和嘉宝在德国电影制片人派伯斯特前来挽救他们，邀请嘉宝在《没有欢乐的大街》一片中担任角色之前，就已抓住好莱坞作为摆脱困境的良机了。关于那封嘉宝给米高梅公司的自荐信，人们充满了好奇。信里说:“先生们，鉴于你们同意提供火车头等包厢和轮船头等舱位的费用，以便我从柏林前往美国的库尔弗，我同意和你们签订书面合同，担任贵公司演员……”嘉宝的事业就这样地敲定下来。据嘉宝后来回忆说:“当时一切事情都由斯蒂勒先生承揽，只要斯蒂勒先生说好，我总认为必是上上之策。我问‘好不好？’如果他说‘好’，我就干。”　　事实上，梅耶抵达柏林后，很快找到了斯蒂勒。可是他们互相言语不通。梅耶设法告诉斯蒂勒，他想尽快看看《科斯塔·柏林故事》一片，因为他在柏林逗留的时间不长。斯蒂勒在梅耶面前显得傲气凛然，十分自信，表现出主宰欧洲影坛的气派。他邀请梅耶到私人放映厅观看《科斯塔·柏林故事》，只带着一名翻译。在观影过程中，梅耶看到了葛丽泰·嘉宝扮演的形象时竟然忘了斯蒂勒先前的着力推介，又问起斯蒂勒她叫什么名字；这时斯蒂勒忍无可忍，冲他吼叫:“看您的电影吧，好好地看！”梅耶没有和他争执，真的静下心来看电影，不再触犯斯蒂勒的骄傲。　　当电影看毕，平时从不轻易表态的梅耶喜出望外，一把抓住斯蒂勒的手，直拍他的肩膀，夸奖这部影片，激动地对翻译说:“告诉斯蒂勒先生，像他这样才华出众的人应该在好莱坞工作。我愿意同他签订为期3年的合同，开始时周薪为1500美元。”　　斯蒂勒听后，思考了一会儿，才问:“那嘉宝呢?”　　“你不能到哪儿都带着这个姑娘，她腿太粗了。”梅耶不以为然。　　“不聘她，我就不去。”斯蒂勒绝无退让。　　此刻，这位43岁的著名导演正像刚刚陷入爱河的痴恋者一样，深深地爱着他慧眼赏识的未来明星；他要帮她攀登艺术的顶峰，他要用自己的才华和智慧浇灌这棵幼苗，斯蒂勒坚信他的眼力没有错。在他的执意要求下，梅耶只好说:“好，我用她6个月，每周聘金350美元。”　　“你会发现她的价值比这高1000倍。”　　斯蒂勒有意选择了阿德龙饭店作为会面地点，这不仅因为它是柏林最好的饭店，更重要的是他想到了那里的一张桌子，在那里可以使嘉宝的容颜更加光彩夺目。斯蒂勒亲自安排灯光，慷慨解囊给服务员小费，并且精心地排列了座次。梅耶一眼就看出来这是经过一番苦心设计出来的。斯蒂勒是一位很会待客的人，虽然他讲话太多，翻译有些不耐烦。梅耶为斯蒂勒所陶醉，没有特别留心嘉宝。梅耶也为嘉宝的容貌所倾倒，但是作为演员，他并不对她寄托很大希望，因为他发现她胸部扁平，臀部宽大，踝骨突出，甚至认为她举止也有些笨拙。当然，她也许会有所造就。然而此时，梅耶所感到高兴的是能廉价收买斯蒂勒，至于嘉宝他就不想多费心思了。也有人说这是他故意的，目的是利用斯蒂勒推荐嘉宝的强烈心理而伺机压价。　　之后，斯蒂勒度过了一段提心吊胆的日子。在他的头脑中，不时萦绕着即将来临的任务。好莱坞将如何对待他呢？他能有多少导演的自由？斯蒂勒给已经在好莱坞站住脚的朋友斯约斯特洛姆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表明他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彷徨，忧虑，甚至想撕毁合同。斯约斯特洛姆劝他耐心等待，并且开玩笑说，与“伟大的梅耶”合作将轻而易举地征服好莱坞。就这样，斯蒂勒既不拍电影，又不写剧本，又过了很长一段无所事事的逍遥日子。　　1925年5月18日，斯蒂勒陪同嘉宝参加了在柏林莫扎特音乐厅举办的《没有欢乐的大街》的首映式。影片受到了广泛的好评，斯蒂勒很高兴，因为他所宠爱的演员受到了应有的称赞。影片在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放映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美国效果欠佳，因为当时美国的观众对欧洲战后的困境缺乏了解，缺乏共鸣。　　出于种种考虑，斯蒂勒对于已经被推迟4周的美国之行越来越犹豫不决；与此同时，嘉宝则满怀希望。当时，她才20岁，已经是出演过两部著名影片的明星了。她好像看到了充满光明的未来。她太年轻了，还不能想像失败是什么滋味;她太纯洁了，不能让她经受挫折。她从斯蒂勒和派伯斯特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她从来没考虑到可怜的350美元是衡量她卑微身价的尺码。在她眼里，合同预示着幸福和成功。既然嘉宝已经下定决心前往好莱坞，斯蒂勒又不愿意失去她，所以不得不履约前往美国。　　在去往美国的轮船上，嘉宝想像一定会有成群的花束和欢迎者在纽约码头等着他们，斯蒂勒甚至还教了嘉宝应付记者的话:“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愿上帝保佑美国。”这句话最后并没有派上用场。　　6月底的一个云雾缭绕的日子，远洋轮船德罗特宁赫尔姆号驶离哥德堡港，斯蒂勒和嘉宝开始了他们的首次远航。当德罗特宁赫尔姆号靠岸时，一个欢迎团登上了客轮。欢迎团由4个人组成:一位身着瑞典民族服装的姑娘，一位翻译，米高梅公司的一位推销经理和一位摄影师。那位姑娘向嘉宝献了一束鲜花。很显然，米高梅公司对他们的到来不太重视。请来的摄影师拍了4张照片后便不辞而去。嘉宝和斯蒂勒兴致勃勃地在轮船栏杆旁摆好姿势，她根据斯蒂勒教她的办法，使身体成弓状，以便使臀部看上去消瘦一点——她的臀部从正面看是比较宽大的。　　第二天的《纽约画报》上刊登了其中一张嘉宝和斯蒂勒的合影——斯蒂勒穿着合体的、时髦的美国式西服，戴着美国式便帽；嘉宝穿着柔质的方格夏装，头戴圆帽，面带微笑。摄影师没有十分留心她的容颜，此时的嘉宝看上去和一位刚刚到达美国的普通妇女没多大区别。他们俩很快被送到42号街将军饭店，米高梅公司为他们租下了两套小房间，他们在那里度过了纽约有史以来最炎热的两个月，直到路易斯·梅耶想和他们谈论工作为止。

第三部分：也许演 也许不演 但是我想回家了她必须毫不挑剔地认可合同(1)-(图)

当个性与体制发生冲突时，她的肆无忌惮却有一种可爱让人不忍。当天平一再倾斜，所称量的是一个神话的分量，谁愿意去打破它？艺术创作与商业利润之间也有着类似的纠葛，对观众是引领还是屈就？妥协，是这个社会前进的润滑剂，这是生活的合力；有的人则善于将之牵引稍稍靠近自己，感受自在……　　　　米高梅，这家电影公司曾经是所有影迷心目中的神殿，奥斯卡因它而诞生，明星制因它而繁荣，好莱坞电影因它而变成一头雄狮。所有热爱电影的人们都会记得这个名字所制造出的传奇。米高梅利用明星召唤大家进影院，也利用明星选拔制树立了王牌制作人形象，控制了整个生产流程，日复一日生产后来人称为美式文化的非现实题材影片。米高梅是葛丽泰·嘉宝在美国期间惟一供职的公司。彼此造势的同时，她和他们之间又不断地纷争，直到嘉宝某一天引退……　　　　她必须毫不挑剔地认可合同　　一提起好莱坞，人们就会想到美国的电影业以及众多的电影明星，现如今好莱坞已成为举世瞩目的地方。其实，在1900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荒芜。直到一个明媚的夏日，两个土地投机商——达埃达和威尔科特赶着马车来到这里，买下了大片土地，建起了家园。他在屋旁种上了冬青植物，将地产分割为许多小块出售；随后，拓荒者们陆续来到这里。就这样，一座新的城镇建立起来了。人们以威尔科特住宅旁的冬青植物(HOLLYWOOD)为名，称这座新兴的城镇为“好莱坞”。由于当时美国电影中心芝加哥和纽约正处在非常激烈的竞争之中，一批凭借新发明的“活动照片”想赚钱的新移民在东海岸的所有尝试都归于失败。1908年，他们不得不乘了5个昼夜的火车，穿越北美大陆，来到了新兴的好莱坞城。这里的峡谷和荒野为当时深受欢迎的西部影片提供了天然的场景。于是，竞争者接踵而至。　　一战末期，加利福尼亚的电影商们在联邦法院的帮助下摧毁了东海岸对电影业的垄断，加之欧洲电影业在战争中遭受破坏，他们遂得以控制世界电影业。沉睡的好莱坞在10年中崛起，成为之后至今世界电影王国的首都。好莱坞是进入“大制片厂时代”的标志。经过10年的兼并，到20世纪20年代时，形成了米高梅、派拉蒙、20世纪福克斯、华纳兄弟、联美、环球、哥伦比亚等8大公司雄踞好莱坞的局面。　　对一心想登上影坛的人来说，好莱坞最短时间内迅速成为最有吸引力的“梦幻工厂”。这股吸引力不仅作用于美国本土，同时还远及欧洲，引来了大批外籍人士。在这些外籍人中间，不乏已经在他们自己国内影坛上崭露头角的人，真正像卓别林那样到美国去碰运气的无名小卒而终于成名的倒并不多见。尽管如此，这些外籍人到好莱坞，仍属投奔性质，而并非受到延聘，因为从20世纪初开始，尤其是在20年代，人们被好莱坞的财力所吸引，普遍认为如想在电影制作上一显身手，如想拍制出更精彩、更豪华的影片，那就应当到好莱坞去。　　好莱坞是一个没有什么本土文化可言的地方，而电影又是一种崭新的艺术，毫无传统的负担，所以外籍人在好莱坞拍片，只要受得了那里的商业气氛，在文化上并不发生通常意义上的“适应”问题。在有声片出现之前，说洋泾浜英语的外籍演员也可以照样演戏。而使初来好莱坞的外籍人最感欣慰的则是好莱坞有一股“不分内外”的良好气氛，不论你是哪国人，只要乐意为片厂效力，一律欢迎。　　在20世纪20年代进入好莱坞的外籍人中间，最引人注目的是来自德国和瑞典的一批导演和演员。他们中间有来自德国的恩斯特·刘别谦、保罗·莱尼、宝拉·尼格里和艾米尔·詹宁斯，来自瑞典的莫里斯·斯蒂勒、维克多·斯约斯特洛姆和葛丽泰·嘉宝等。这批人都已经在欧洲或全世界享有盛誉，但是他们在20年代中期到好莱坞时，并没有受到什么“盛大欢迎”——好莱坞没有礼聘他们，是他们自己选择了好莱坞。　　好莱坞当时对欧洲的电影艺术家不加礼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些片厂首脑们还完全没有意识到电影制作是需要文化素养的，他们也丝毫没有想到过他们的产品会同“艺术”发生什么联系。抱着满心希望兴冲冲来到好莱坞的欧洲人并非都是如愿以偿的。以上面提到的那些德国人和瑞典人来说，他们之中只有少数人成了永久的居留者，而大部分人则以扫兴而归告终。　　以精明强干、冷酷无情闻名的好莱坞电影大亨路易斯·梅耶——被《纽约时报》的著名电影专栏作家鲍斯莱·克劳塞尔斥之为“好莱坞专制君王”——在某种意义上是个“来历不明的人”,他只是在1912年申请归化时，根据推算、猜测加杜撰，在出生年月日的一格内填上“1885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以表示对接纳他的国家的崇敬。他的母亲只记得路易斯是在俄国发生大饥荒的年代里出生的。梅耶一家正是在19世纪80年代屠杀犹太人的高潮中逃出俄国，移民新大陆的，在进入美国的关卡上，听不懂俄罗斯话的海关人员随便给这一家人填了个姓——“梅耶”。从最初的一座小城市的影院老板到美国最大的影业公司的总裁，从1911～1924年米高梅公司建成的整整14年里，路易斯·梅耶顺利地从放映业转入发行业，又从发行业转入制片业。他的成功，除了得力于机缘(他在1915年对格里菲斯的影片《一个国家的诞生》的投资，使他意外地获得了100万美元的厚利，从此他一直以兼并者身份迅速扩展他的事业)，更重要的是他对人才善于笼络，勤于罗致。在好莱坞一直流传着他的一句名言:“我愿双膝跪倒，亲吻有才能的人走过的地面。”

第三部分：也许演 也许不演 但是我想回家了她必须毫不挑剔地认可合同(2)-(图)

1924年底，米高梅电影公司成立几个月之后，路易斯·梅耶在妻子及两个女儿的陪同下，离开美国前往欧洲，他总是四处搜寻有才华的人——导演、编剧和演员——以便认识他们，并聘请他们为米高梅工作。米高梅建立起高度精细的组织分工，建立了制片人和导演权利分离的制片人制度，建立了明星制度，这也是好莱坞现代电影制度的开始。影片的制作也完全围绕明星转，编剧专门写出类型化人物的剧本，而后由导演专门负责完成树立明星形象的任务，制片人则将后期的宣传推广权牢牢抓在手里。从此，米高梅物色选拔了一大批导演、明星，向世界电影史输送了大量的写作素材，也使好莱坞“梦幻之都”师出有名。　　几小时之内谈妥瑞典国宝级导演及其优秀演员，对梅耶这位米高梅电影公司的老板而言，这真是场赌博。同样，嘉宝的未来也是一个未知数。“我胡乱地想，”她说，“觉得有些奇妙的事情在等着我，美好的与令人陶醉的，沉重的与残忍的！对一位年轻瑞典女子而言，美国之旅代表一场非凡的冒险，我对过去生命中曾拥有的一切说再见。”人们以一年后即可返回家乡来劝慰这位年轻姑娘。“12个月很快就会过去了。”同时她又说，“我把自己的人生交付给他（斯蒂勒）为我策划的蓝图，他告诉我——我该说的话和该做的事。”　　此时，斯蒂勒也许还不曾意识到好莱坞的制片制度可能迫使他和嘉宝分开工作；他也无法预感到朋友们所描绘的他们两人的“理想结合”可能被米高梅的那些“主管人员”破坏。生活的一切充满希望，也充满危机；但对希望的渴望在人们的意识里占据了上风。　　斯蒂勒和嘉宝抵美后的头几个星期无所事事，十分烦恼。米高梅公司也许是要煞一煞斯蒂勒的威风——因为斯蒂勒最后要求由瑞典公司发行米高梅影片一事，使梅耶对他极不信任，冷淡他一下可能会使他的头脑清醒一点。实际上，斯蒂勒和嘉宝能干的大部分事情也就是保持冷静了。据几年以后才来好莱坞的比利时导演杰克斯·费德尔的妻子弗朗索娃·罗西的回忆，这是公司方面故意制定的方针:对于即使花了很多钱才弄到美国来的人，也要让他们闲上几个星期。因为他们必须进行自我调整，以跟上“影片公司城”的节奏。显然，斯蒂勒很不耐烦，而且他一开头就没有和公司的制片主任欧文·索尔伯格搞好关系。索尔伯格身材矮小，在这个大声大气的瑞典巨人面前，感到特别烦躁不安，颇不自在。　　此时的米高梅在塑造嘉宝的新形象方面并没有体现出什么伟大的创造性。他们一般性地认为嘉宝只是那种爱好运动、喜爱户外活动的美国式姑娘，因此为她拍了一些这类的照片。在照片中，嘉宝往往是和南加州大学那些粗壮的运动员们在一起，要不就是独自站在起跑线上。　　斯蒂勒不断地往西海岸给梅耶打电话，却由于语言不通无法实在地交流。等到米高梅终于给嘉宝试镜头时，斯蒂勒看出摄影师显然不知如何给嘉宝打灯光。斯蒂勒要求他们再试一次，他们干脆拒绝了，并把他称作成天捣乱的讨厌鬼。嘉宝说:“一切都是一团槽。”　　嘉宝曾经说那几个月是她一生中最受煎熬的日子；来自好莱坞方面的沉默使她困惑不解；这一切使她烦恼不安。斯蒂勒像一头困兽，有些神经质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有时他的激动和焦躁简直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嘉宝为了解热消暑，大部分时间都泡在浴缸里。她和斯蒂勒有时也去时代广场看看电影,然而实在说不上有一部有价值的影片，看那种影片纯粹是浪费时光。　　无奈之下，斯蒂勒只得听天由命地于1925年7月9日签订了和米高梅的合同。根据合同他将于9月12日在好莱坞开始工作，届时也可以开始拿工资了。但是,他不会在嘉宝的事没有谈妥以前开始行动的。斯蒂勒要求把嘉宝开始时的工资翻一番，并把她的5年合同改为3年，以便和他自己的合同期限相一致。　　嘉宝终于在1925年8月26日在纽约和米高梅公司签订了为期3年的合同，但合同上却错误地把地点写成洛杉矶。随后又发现，嘉宝在签字时还不满21岁——尽管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得多——这可引起了一阵惊慌。公司的法律部门急忙提出要求，要嘉宝一到库尔弗城就“认可”在纽约签的合同，而且还要“征得她母亲的同意”。律师的备忘录上还写道:“……她必须毫不挑剔地认可合同。”当嘉宝同意他们的要求，于1925年9月18日重新签字以后，所有的人才松了一口气。

第三部分：也许演 也许不演 但是我想回家了她是谁 快把她搞到手(图)

闲暇无事中，斯蒂勒和嘉宝一起去拜访摄影大师阿诺德·靳特。这次会见也是嘉宝一生中一次大的转折。会见是由大都会歌剧院的瑞典籍演员马塔·赫德曼安排的——他和靳特过从甚密，并且非常欣赏靳特拍摄的照片。那天，嘉宝半开玩笑地对靳特说:“如果您能在什么时候为我拍摄几张照片的话，我将感到十分荣幸。”　　“为什么要等‘什么时候’呢？”靳特当即回答说，“为什么不在现在？现在您在我也在，我这就给您拍，它将证明您确实在我这里待过。”　　嘉宝对这样体贴的恭维报以微笑，但认真地说:“不，不，现在不行。您瞧我这身衣服，还有我的头发今天也梳得很不满意。”靳特说:“这都无关紧要。我感兴趣的是您这双眼睛以及您与众不同的额头。”　　于是，靳特为嘉宝拍了将近一个小时的照片，有特写镜头，有半身像，这些照片都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拍摄得最成功的要算是嘉宝用一只手托着下巴的那一张。摄影机赋予这只手兰花般的纤巧。人们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到嘉宝脸部祈求的神情、蓬松的头发、一双纤细白嫩的手、沉重的眼睑下一双神秘深邃的眼睛和丰满柔润的嘴唇。靳特在这些照片上表现出了一个女性的全部特征，紧紧地捕捉住了嘉宝内心世界中热烈渴望的一瞬。　　这些照片寄到库尔弗城后，嘉宝美丽的容貌使人们为之倾倒，立即引起了一阵骚动。　　路易斯·梅耶也看了这些照片，连声追问:“她是谁?快把她搞到手!”他并没有想到这就是被他冷落过的那位瑞典女演员。也正是到这时，嘉宝才真正受到好莱坞的器重。嘉宝在试镜时发挥了精湛的演技，制片厂连夜为她寻找合适的剧本。正好，有一部将要拍摄的影片《激流》的女主角突然生病，不能上场，公司决定由嘉宝代替。嘉宝在影片中充分展示了女主人公在各个人生阶段的不同形象和心理变化，显露出她善于表现不同性格的惊人才华。加之每当她变成另一种人物形象时，摄影技巧也随之微妙地加以变化,使她的演技获得了米高梅公司上层的充分肯定。　　据嘉宝说，在《激流》开拍之后不到一个星期，路易斯·梅耶就迫使她把3年合同延长为5年。这最清楚地说明，米高梅公司这时已经从每天的样片里看到了他们所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宝贝，因而想要抓住她。梅耶是比较谨慎的。他在一封信中告诉她说，如果他没有把握使她能为他服务3年以上，他是不会出钱拍她的影片，也不会出钱为之作广告。他耐心地解释说，一个5年合同和一部影片的商业生命密切相关。比如说，她签订了5年合同，她所拍的任何一部轰动的影片，在她转到另一家制片公司以后，仍可以继续上演两年。也就是说主演该片的明星虽然已经在为米高梅公司的对手赚钱了，米高梅公司却仍然在宣传这部影片。但是任何与嘉宝感情上的逻辑相悖的东西，不管是否有商业上的意义，她都无法理解。“我第一部影片还没有拍完，他们干吗要我签5年的合同呢？”此外，斯蒂勒的合同是3年的，她希望在他合同期满时能够同时脱身。　　米高梅公司急于要利用嘉宝的第一部耸人听闻的影片，让她马上接着拍第二部影片《荡妇》，由斯蒂勒导演。斯蒂勒得到工作非常高兴，嘉宝也因能和他一起工作而喜出望外。他们合作了10天，突然斯蒂勒被撤换下来。斯蒂勒在拍摄现场语无伦次，指挥混乱，无疑是由于他的英语不好。斯蒂勒毫无保留地明确表示，他认为与嘉宝配戏的男主角安东尼奥·莫雷诺是一个慕虚荣的花花公子。斯蒂勒命令他把头发梳得高高的，以显得比嘉宝高，又命令他穿上靴子以使她的脚相形之下显得娇小玲珑一点。但当莫雷诺意识到影片是在突出嘉宝时，变得非常敏感。此外，斯蒂勒犯了不可宽恕的罪:他浪费时间、挥霍金钱。通常好莱坞的导演们在拍摄以前早就把场景设计出来了，而斯蒂勒却要当场即兴排练，让偶然性在最后成品中起部分创造性的作用。好莱坞的制度根本不允许这种有特殊癖好的艺术家存在，他们发誓绝不允许任何一个只顾自己的艺术爱好而不顾其他利益的导演在公司里发号施令。　　其实在这之前，在斯蒂勒刚开拍几天之后，曾经有一个比要撤换斯蒂勒更坏的消息传来了:一直在瑞典本土发展电影事业的嘉宝的姐姐阿尔娃患肺结核死去了。斯蒂勒处理这件事的方式表明，只要能使嘉宝做出他所需要达到的效果，他能残酷无情到不择手段的地步。他把这份电报捏在手上达24小时之久，然后，在拍摄现场佯称这份电报是刚收到的。　　这时正在拍摄影片开头的狂欢节场景。嘉宝的翻译雨果·伯格是这件事的目击者，他回忆说:“当噩耗传来后，整个拍摄现场的空气好似凝住一般，人们出于同情而鸦雀无声。”嘉宝默默地坐在那里，双手捂着脸达好几分钟之久，然后她站起身，面色恢复不寻常的平静:“来吧，莫里斯，接着拍吧。”　　也许正因为斯蒂勒的这种做法，增添了嘉宝在他所导演的这场戏里的那种悲痛欲绝的神情。这组镜头在弗里德·尼伯罗接替斯蒂勒当导演以后仍然保留在影片里，成为嘉宝表演的经典片段。　　在斯蒂勒导演《荡妇》短短的几天里，他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极具魔力的嘉宝。影片以时髦的假面舞会开始，然后突然地、戏剧性地转到嘉宝所扮演的角色上。她扮演一个不幸的已婚妇女，在包厢里拒绝了她的最新情人之后，就匆匆穿过狂欢的人群，白色的衣裙一闪而消失了。她那瘦长的体型和有力的双腿使她在逃跑中显得紧张而富于挑逗性。突然，她遇到莫雷诺，然后，人们看到了一张异乎寻常的脸——疲乏、紧张、苍白。她戴着一张看上去像是皮疹般的白色面具，遮住上半个脸。任何其他女演员如果带着这样的满脸倦容，必然会显得无精打采。但是，这种疲倦在嘉宝的脸上却变成了某种紧张的、渴望的神情。这种神情在这个人物绝望心情衬托之下颇具戏剧效果。

第三部分：也许演 也许不演 但是我想回家了神秘莫测恰恰符合你的性格(1)-(图)

嘉宝承认，斯蒂勒被辞退以后，她非常痛苦，但却拒绝作进一步的评论。“葛丽泰·嘉宝将把人们迷住了，而且我坚信她将永远都是个谜。”一位采访记者证实并固定了嘉宝在她自己的混乱思维中和在公众的想像里所具有的形象。“她看来个子高高的，笨拙尴尬，局促不安……穿着一套朴素简单、皱皱巴巴的衣服，戴着一副绿色护目镜……她说在加州太阳太刺眼。”这篇文章似乎是把嘉宝日益捕捉不定的吸引力标上明确的标签，因此取名《神秘的陌生人》。　　此时，斯蒂勒和嘉宝的地位有些颠倒了:他变得愁眉不展、无精打采、悲观失望。她刚刚拍完《荡妇》没有几天，又接着投入另一部新片。《荡妇》拍了18个星期才结束，这是不可置信的。因为，米高梅公司平均一部影片只拍5个多星期。公司这时开始把嘉宝作为它的一项投资而加以保护，并力图解除她对斯蒂勒的依附。嘉宝最初只被批准在美国工作6个月。1926年1月米高梅公司又为她申请延长6个月，但是同年7月，他们又为她申请一年的居留期，这是外国人临时居留的最长期限。　　但对于斯蒂勒，代表米高梅公司的洛杉矶一家法律公司——洛伯·华尔克·洛伯公司，于1926年5月写信给米高梅公司建议:“除非你们准备在1926年7月6日以后还要用他，我们认为你们不应再为斯蒂勒申请延长居留期限。”到7月6日，他在美国已住满一年。斯蒂勒心烦意乱、极不光彩地留在美国。他被迫放弃《荡妇》片头上的署名，以便让弗里德·尼伯罗独享导演之名。斯蒂勒一直垂头丧气、闷闷不乐。这一情况持续到派拉蒙影片公司的德国监制人艾利克·波默命令该公司的制片主任贾西·拉斯基设法把斯蒂勒从米高梅公司借出来，担任波拉·尼格利的新片《帝国饭店》的导演为止。即便如此，米高梅公司仍然不肯为斯蒂勒的工作许可证延长拍片所需要的6个月期限，直到他和拉斯基的合同正式签订之后才算替他延了期。米高梅公司还希望，倘若他要待在美国，那么就得远离该公司，也就是在远离嘉宝的地方工作。　　梅耶打算把嘉宝留下来，但是做得微妙。在嘉宝拿到《肉与魔》的脚本以后，她就去找梅耶。“我当时对梅耶说:‘梅耶先生，我累得不行了，我病了。我不能马上接着拍片，而且我对这部片子很不满意。’”她说，她认为总在影片里扮演花枝招展地引诱男人的角色太没有意义。“而他们却说:‘那太糟糕了。现在去试衣服准备上镜头吧。’”当她在斯蒂勒的怂恿下为自己挑选了一些不那么袒胸露臂的衣服时,梅耶马上大加责备，并以暂停合同相威胁。嘉宝只好屈从。　　与此同时，莫里斯·斯蒂勒正在发奋工作以挽救自己。1926年6月16日他签署了派拉蒙借用他的合同。由于派拉蒙方面的周密计划，斯蒂勒在导演《帝国饭店》时并未表现出导演《荡妇》时那种消耗时间的习性，并在1926年9月25日如期完成。贾西·拉斯基因此开给路易斯·梅耶一张支票，给斯蒂勒每周15000美元，而斯蒂勒本人却只拿到了500美元。米高梅公司的律师因此写道:“这样，我们和拉斯基的合同，以及我们和斯蒂勒的合同，就此结束。”1926年11月17日，斯蒂勒同意接受米高梅公司支付的2166.66美元，并答应从此不再根据他原来的合同向米高梅公司“索取任何赔偿与要求”。《帝国饭店》在评论和售票方面均颇成功，这使斯蒂勒得以重新振作起来。但他抑制住了自尊心，并做好忍受更大屈辱的准备，同意导演派拉蒙的另一部影片。尽管他对此片很是怀疑，并预先声明说，这部影片可能不值一看，不过这至少可以使他填满腰包，衣锦还乡了。　　嘉宝也正在为自己的前程奋斗。虽然1926年9月18日根据合同她的工资已增加到每周600美元，但她毫不为之所动，因为这种工资仍然太微不足道了。吉尔伯特支持她进行反抗，哈里·艾丁顿也非正式地提供建议以抬高她的身价，她自己却由于和斯蒂勒的分离、加之气候不适应、明星职业的单调以及身体疲劳等因素而深感沮丧。但此时她发现了一件最有力的武器——漠视一切。　　对于大多数像嘉宝这样天资过人、一举成名的影星来说，都会是一切以我为中心的人。这种以我为中心的心理虽然可能由于好莱坞制度的那种不可避免的奴役性而受到挫伤，但仅仅雄心壮志就会使这种心理状态很快地得以恢复，而贪婪之心所起的强化作用就更不必说了。　　但是，对于嘉宝来说，情况恰恰相反。飞黄腾达的事业使她对一切更漠然处之。无论在她以前或以后，没有任何一个影星像她那样，对失去影坛宝座会那么地不在乎。影片公司若不满足她的要求，她就根本拒绝拍片。试问，倘若她已下定根本不拍片的决心，那么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

第三部分：也许演 也许不演 但是我想回家了神秘莫测恰恰符合你的性格(2)-(图)

嘉宝的成功是她漠视一切的意志的胜利。15年后，当她只有30余岁，正处在艺术的鼎盛之时，她却抛弃了自己的全部事业，是众所周知的。但确有一件事是为人们所完全忽视的，那就是在她获得明星地位只有一年的时候，她就已经准备抛弃这一切了。　　米高梅为《肉与魔》的巨大成功兴高采烈，立即又分配嘉宝主演《女人爱钻石》。这又是一个荡妇的角色。嘉宝这次真动火了。她要求演更好的角色，还要求加薪。索尔伯格找她多次谈话，全无成效。于是梅耶决定再次亲自出马。这时斯蒂勒已经离美回国，梅耶满以为更好地对付这个单身瑞典姑娘了。但是，他估计错了形势。　　嘉宝一见到梅耶，张口就要求加薪到5000美元一周。梅耶耐心劝说嘉宝降低要求，说公司已为她付出了巨额宣传费和整容费，再说，只演过3部影片的女星岂能享受如此高薪呢?然而，嘉宝丝毫不退让。　　梅耶答应加薪问题可以考虑，但只能稍加些许，并且必须先同意演出《女人爱钻石》。嘉宝摇摇头:“决不再演坏女人了。”任凭梅耶如何解释，嘉宝坚持不后退半步。最后，梅耶直瞪着嘉宝，问她:“你演不演?”嘉宝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也许演，也许不演， 但我想回家了。”　　嘉宝随即回家静待。她等了很久，这是一场神经战。米高梅公司一面把《肉与魔》一片安排就绪准备上映，满足那些急不可耐地等着看报纸上宣传的两大情人拥抱的镜头的观众，另一方面，却因没有下一部接下来可拍的影片而苦恼不堪。梅耶最后只得请雨果·伯格前去好言相劝，使她那执拗的头脑稍稍清醒一些。伯格对嘉宝说:“我们有一天在他的办公室里议论起你，当时他是这样对我说的:‘伯格，那个姑娘认为我是一个冷酷无情、不讲道德的人，认为我付给她的工资远远低于她的身价。她忘了是我在承担一切风险。她的行为很愚蠢，应该打屁股；她如果不听话，她会后悔的。’”事态发展并非如此。　　完全出乎公司意料之外的是，这个20岁刚出头的姑娘竟然说走就走，离开好莱坞回瑞典去了。据人们猜测，她行动如此果断，主要是她的代理人哈里·艾丁顿为她出谋划策的结果。艾丁顿原来是米高梅公司的一名会计人员，后来改行为明星当代理人，由于精明强干，善于为他的主顾们争取利益而名噪一时。他当上了吉尔伯特的代理人后不久，便把嘉宝也招揽了过来。据说艾丁顿建议嘉宝，除非好莱坞接受她的全部条件，否则不要回美国。嘉宝在瑞典整整呆了半年。　　很可能是《肉与魔》的票房收入打破了这个僵局。此片引起极大的轰动，公司认为与其拒绝嘉宝的要求从而失去大笔财富，不如同意她的要求再赚一大笔钱。对于一个刚拍过3部影片、来好莱坞尚不到两年的演员，居然能迫使最强大的影片公司就范，的确是很不错的了。新合同规定:从1927年1月1日起，嘉宝的周薪从600美元增加到2000美元。第2年周薪4000美元，第3年周薪5000美元，第4年周薪6000美元。而且，任何时候都得安排她工作。艾丁顿虽然为嘉宝办事分文不取，但是有证据说明，公司方面在其他方面已给予他补偿，至少有一份备忘录提及，嘉宝每拍一部影片，公司即付给艾丁顿两万美元。此外，艾丁顿在威信方面受益不浅，而他的威信对于正在形成的嘉宝形象也立即起了相应的作用。　　为了突出嘉宝的孤傲乖僻，艾丁顿立即禁止一切他认为可能降低她身价的宣传。没有得到他的批准和她本人的同意，不得对她进行采访。这一规定恰好符合她不愿抛头露面，也不擅长应酬的性格，她立即同意了。　　艾丁顿劝她不要让报界和观众了解她，像嘉宝这样世上仅存的一种面孔的女人来说，应该使观众不断猜测在这张面孔背后所隐藏着的东西。雨果·伯格也劝嘉宝把自己喜欢深居简出的癖性为事业所用。“有一天，当我们躺在圣摩尼卡海滩上时，我对她说:‘葛丽泰，我知道你躲避人群的时候你并不是在演戏，但是其效果却是一样的，因为显得神秘莫测，恰恰符合你的性格。但是，如果运用得当……它既会使你得到安宁，又能使人们浮想联翩。’她缓慢地说:‘你是这样想的吗，伯格？对，这也许是个好主意。’”　　现在她有哈里·艾丁顿担任她和外界接触的中间人,而他的妻子、女演员芭芭拉·肯特又逐渐成为嘉宝的非正式的秘书，处理她的一切来往信件——使嘉宝不仅在表面上，而且在实际上完全与世隔绝了。为了把她进一步抬高到现在所谓的超级明星的地位，艾丁顿又作了另一项调整。此后只要可能，她无论在片头或广告上仅用“嘉宝”二字。这位女神不再同凡人一般有名有姓。她没有必要再用其他字来代表自己，因为她已是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了。　　米高梅公司在竭尽一切努力保护嘉宝的形象，不使任何人有可能掠夺这个形象，或更有甚者，不使那些可能从中渔利的人利用她的形象。　　公司方面如此关心嘉宝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她是米高梅公司相当大的一部分利润的来源，更是该公司名声的依据。事实上，在嘉宝动身返回瑞典前3个星期和公司方面签订的那项合同在米高梅公司历史上确是前所未有的，因为这家公司一向以对影星们按值付酬而闻名，而且从不允许他们有任何其他收入或独立性。米高梅公司内部已同意为她专门成立一个她个人的制片公司——峡谷制片公司。

第三部分：也许演 也许不演 但是我想回家了神秘莫测恰恰符合你的性格(3)-(图)

公司为了事事顺从嘉宝的意愿，合同竟连期限也没有。而且根据合同，公司将拍摄两部由她主演的影片，她有权根据自己的意见指定开拍的日期，只需在指定日期前60天通知即可。合同最后一部分规定嘉宝的酬金，酬金高达每片25万美元。合同签订后，米高梅公司即付10万美元现金给峡谷制片公司；开拍后再付3万美元;以后的4周每周付15000美元；所余6万美元暂由米高梅公司保存，待影片完成后，连同利息一并交付。　　在每部影片开拍前，米高梅方面必须提出两位导演，由嘉宝任选一位。如果两者她都不中意或者二者均未选中，米高梅公司则可以从它自己的候选人中任选一名。如果被选定者根据公司的条款不愿或不能来任导演，或者不愿承担实际的导演职责，或开始工作以后不能令人满意而被中止拍摄工作时，接替他的导演的人则必须根据上述同样办法进行抉择。米高梅公司如果希望这位导演继续导演第二部影片，嘉宝对这件事可持否决权。　　嘉宝有权要求公司事先将影片中担任其他主要男女角色的演员名单请她过目，但请她过目的名单每部影片不超过4名。在收到名单后72小时内，她必须向公司表示，她是否同意该人选名单。有关选择导演的相同条例也适用于对演员的重新选择。　　有个显著的例子，英国大明星劳伦斯·奥立弗为此蒙受奇耻大辱。当《瑞典女王》最初确定男主角时，嘉宝确实优先选择了劳伦斯·奥立弗。之前嘉宝看到奥立弗在雷电华公司拍摄的《西方行》一片中扮演的一个生气勃勃、玩世不恭的年轻作家，其形象酷似当年黄金时代的约翰·吉尔伯特——也许仅仅因为这一点，嘉宝“批准”了他。　　嘉宝和奥立弗开拍的第一场戏就是克里斯蒂娜女王在旅馆里和这位西班牙人相遇的情景。奥立弗从一开始就胆战心惊，诚惶诚恐，因为当他第一次与她见面时，就意识到，他很难了解她——“她像羚羊一样地怕羞”。他曾试图和她搭话聊天，她却只用一两个字来回答。待他们两人在摄影棚里见面时，奥立弗还穿着刚拍完的那个场景的服装，那场戏里没有嘉宝；而嘉宝却穿着一身平时穿的随便而宽大的睡衣裤，吸着香烟。　　嘉宝从不喜欢排练，但是由于她和马摩里安关系日益密切，为了使导演了解一下这位英国演员的气质，她同意和奥立弗排练一场爱情的场面。奥立弗事后说:“导演要我走向前去，温存地搂住嘉宝苗条的身躯，对着她的眼睛看，以此唤醒她内在的激情……我进入了角色，用尽了浑身解数。但是只要我的手一碰到她的身体，她马上变得冰冷。我可以感到，她突然浑身肌肉都绷紧了。”他们排练了一次又一次。他们一块儿散了一会儿步，一块吸了一支烟，又交谈了一会儿，这一切都是为了建立一种情感。但当他们再一次排演这场戏时，“嘉宝仍和以前一样，马上变得冰冷”。　　马摩里安知道嘉宝的态度依然“冷淡”，于是把脚本一掷，叫声停拍，恼怒地大声喊道:“我的老天爷啊，这个女人能对哪一个男人热情温存呢？”据说，当时一名技术人员开玩笑地嚷道:“约翰·吉尔伯特。”马摩里安把吉尔伯特请了过来。　　当所有的人看到穿着奥立弗戏装的吉尔伯特在嘉宝身上所起的效果时，本来仅仅是一次排练，结果却成了撤换演员的重头戏。影片开拍后的第12天，即1933年8月15日，嘉宝给公司法律部门送去了一份这样的备忘录:“特此证明，我同意由约翰·吉尔伯特代替劳伦斯·奥立弗。”奥立弗经这样一次挫折后，有6年之久不再去好莱坞。　　以这种方式确定与好莱坞最著名的女演员配戏的男演员，是影片摄制史上绝无仅有的稀罕事。嘉宝是否和吉尔伯特串通好了这么干的呢？可能性最大的说法，就是嘉宝可能为了报答吉尔伯特在《肉与魔》里让她当女主角之恩，给这位旧情人和已陨落的明星送来重登青天的云梯。　　嘉宝此时是整个好莱坞酬金最高的大明星。她每次合同的每一个步骤都组成开拍前的复杂程序，一旦开始拍片，她就可以得到全部的巨额酬金。当嘉宝出自对阿德里安的好感，主动提出前往他的工作室“不要报酬”地试她在《茶花女》中的戏装时，这就出现危险性！米高梅公司的一份备忘录写道:“我们和乔治·柯汉(法律顾问)讨论了这一问题，他劝我们不要让嘉宝小姐去试装，除非她签订一项协议，其中规定‘两周期限’并非就此开始。”因为按合同，米高梅公司在开拍前两周，每周得付给嘉宝10000美元工资。他们打算在真正开拍前的两个星期开始这“两周期限”。　　从她来到好莱坞的时刻起，嘉宝就只为一家公司（米高梅公司）工作，她是她那时代制片制度所遗留下来的最纯正的艺术品。事实上,嘉宝和米高梅公司之间不仅互有裨益，而且相互依赖。　　嘉宝不像卓别林，她从来没有能够，也从来不喜欢对一部影片的各个方面（包括票房）进行全面彻底的企业家式的控制。但是，嘉宝却和卓别林一样驾驭了一种企业制度，并驱使它为她的独特性服务。

第四部分：她的脸上放射着诗的光芒她和观众之间产生了一种默契的关系(图)

她的眼神、嘴形、指法、步态等等都是别样的语言，能让你“听”得到更多。沉默的力量是隐性、含蓄却又坚定地、暗暗地攫取人心……“默片皇后”的魔力卓尔不群，她的个人魅力和表现力能够超越故事本身；她所扮演的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人，而不仅仅是某个故事、某个角色。她在找寻自我的每一个分支，也在帮助大众找寻……　　　　米高梅公司感到又惊又喜，广大影迷也兴高采烈——嘉宝被人们誉为“安详的女神”、“梦幻中的公主”、“爱的象征”。观众在向她欢呼，新闻界在向她赞美，嘉宝征服了好莱坞，从此一举登上了好莱坞明星宝座。在她的表情中隐蔽着一种原始的自然风韵，像经过琢磨的宝石。她那神秘的气质、独特的性格和非凡的演技是美、忧伤与孤独的象征——并以此注释那个时代。她的形象已经成为人类凝固的记忆。　　　她和观众之间产生了一种默契的关系　　当嘉宝在1925年冬来到好莱坞时，她已开始减肥。但根据好莱坞的标准，她还有不少地方亟需“修整”。米高梅公司的制片部首脑索尔伯格一见她就大摇其头，认为根本没有上镜希望。她的牙齿太不整齐，体型像个运动员:胸脯扁平，没有腰，阔肩膀，下身无曲线，一双大脚。不过，听说过她在《科斯塔·柏林故事》中的出色演技，便同意给她试一次镜头。试镜结果证实了索尔伯格的看法，决定淘汰。但在梅耶的坚持下，由斯蒂勒亲临指导，再次试镜，才算通过。　　米高梅派给嘉宝的第一个角色是在《激流》一片中扮演一个著名的歌剧演员。影片是根据一个末流小说家的一部言情小说改编的，描写这个女演员和她童年时代的一个恋人的一段疯狂的爱情。嘉宝根本不喜欢这个剧本，使她更失望的是影片的导演并不是斯蒂勒。斯蒂勒也十分懊丧，但他命令嘉宝接受这个角色，并暗中担任她的私人辅导员，帮助她演完影片。　　尽管当时嘉宝不懂英文，却仍然将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激流》本身是一部可悲的毫无激情的影片，讲述了一个农村姑娘如何变成了一名女歌唱家，她一会儿引诱人，一会儿假装贞节——一般来说，像这样的影片根本成不了艺术珍品。实际上，这部影片的作用只是在展览和显示嘉宝的美貌和出众的演技，使她能够随着影片中女主人公命运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个性与外表。嘉宝在影片中的形象变化多端:一会儿是感情脆弱的情人,一会儿是看破一切的荡妇,一会儿又是妒火中烧的情妇,继而又成为一名大歌唱家，俯就一个酒吧歌舞表演者, 然后又变成一个周旋于王公贵族之间的、玩世不恭、老于世故的女人，直至结局中的听天由命、孤独寂寞的美人。每当她变成另一种人物形象时，影片的摄影技巧也随之微妙地加以变化，仿佛摄影师也在一张张地翻阅她的身份证。摄影师威廉·丹尼尔斯展示了他非同一般的才华。嘉宝和他14年的交情和19部影片的合作，就是从这部影片开始的。丹尼尔斯通过自己的想像力使人感到影片中人物表演的新颖独到。多年后，他和嘉宝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关系，比任何一个曾和她一起工作过的导演的关系都要亲密与持久。她成了他感情和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激流》一上映，就打破了票房记录，嘉宝给美国电影带来了一股异国情调。《剧艺报》周刊写道:“简而言之，这位姑娘具备了一名杰出演员的所有条件——容貌、仪表、风度和表演天才。”“一位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姑娘，竟能如此令人信服地成功地塑造一位南美洲妇女的形象，难道还能对她的表演才能有所怀疑吗？”　　对嘉宝的情况异常关注的梅耶和索尔伯格每天晚上要亲自审查她的样片。他们为嘉宝的卓越表演所倾倒，对她的好感与日俱增。影片上映后，评论界也一致称赞，而且完全原谅了编导上的粗劣。米高梅紧接着又让嘉宝主演《荡妇》，扮演一个出身高贵的荡妇，一连毁掉了一大批色迷心窍的壮汉。　　影片《荡妇》曾经轰动一时，引起轩然大波。斯蒂勒也因为他的宠儿被人们所糟踏而感到恼怒，向米高梅电影公司提出控告。斯蒂勒明白，《荡妇》这部影片极大地伤害了嘉宝;通过这部电影的拍摄，嘉宝已被看作是扮演荡妇的最佳人选，从此直到她影坛生涯的结束，她都有可能摆脱不掉扮演谋害男子的妇女角色。为了这部影片，嘉宝曾经请求她的朋友们宽恕她:“这部影片的故事可怕极了，影片里的嘉宝堕落败坏。毫不夸张地说，我已不再是一个值得受人们评论的人了。”　　然而当这部影片初次在纽约首都电影院上映时，嘉宝受到了文艺评论家的一致好评。他们对影片的内容并不怎么感兴趣，他们极力关注的是嘉宝——她的体态举止、绝色的容颜以及她的表演天才。《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都异口同声地表示赞赏:“嘉宝是梦幻中的公主，她有无穷的魅力，人们都赞叹她的容姿。至于她干些什么，她与电影故事有什么关系，对此似乎没人有多大的兴趣。人们只要细细地端详她一番，欣赏一下她的美貌就足够了。”

第四部分：她的脸上放射着诗的光芒好像躲在一片彩云的背后(1)-(图)

嘉宝刚刚拍完《荡妇》没几天,紧接着又投入到影片《肉与魔》的拍摄中去。这部影片的男主角约翰·吉尔伯特是当时好莱坞最受欢迎的风流人物，可能也是工资最高的男星。对于刚刚在好莱坞立足的嘉宝来讲，再也没有比和这位“大情人”相遇更具有诱惑力的事了。如果说斯蒂勒是她在电影表演艺术上的恩师的话,那么吉尔伯特则是教导她如何赢得好莱坞明星地位的教练。　　嘉宝从《肉与魔》开始才真正显露出她的惊人魅力，这得力于导演克拉伦斯·布朗。布朗一开始对嘉宝的表演感到大惑不解:“她总是好像什么也没有演，我让她加点劲时，她总是毫无反应。……我以为这下演砸了，但等到看样片时，发现完美极了。她具有这种貌似无所作为却充分表达了思想感情的惊人能力。你在拍摄现场什么也没见到，但在银幕上却展露无遗。我无法对此做出解释，事情就是这样。那是嘉宝之谜。”　　大批观众对这部影片表示出了浓厚兴趣，他们的关注焦点是嘉宝和吉尔伯特的“爱情场面”。当时29岁的吉尔伯特和嘉宝真像是天生的一对情人。从米高梅公司的谣言厨房里不断供应新的谣言“布丁”，以便满足观众的好奇心。　　克拉伦斯·布朗说，他还从来没有这样轻而易举地拍过一部影片，因为两个主要演员深深地陷入情网。“这是我拍摄的最精彩的爱情场面，”他说，“因为这是原始材料。他们是那样情意缠绵，好像躲在一片彩云的背后。他们既藏身于那里，又消失在那里。”　　从这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出嘉宝戏路的宽广。在有些场合她显得十分尊贵，在另外场合下她又显得美貌非凡，例如她站在淌着雨水的窗户后边和电影开头描写爱情的场面就是这样。　　曾经拍过《激流》的威廉·丹尼尔斯越来越了解嘉宝了，他独立创造了一套拍摄嘉宝面部的照明技术，使她的脸看起来好像从里面闪光。描写爱情的场面他拍得非常成功，影片的其他部分粗制滥造，但他懂得如何把嘉宝的精湛表演表现出来。在《肉与魔》中，有时表现出特殊的力量和美，但这不应归功于导演，而应归功于摄影师威廉·丹尼尔斯。即使布朗要他拍全景或中景，丹尼尔斯也坚持要拍近景。　　嘉宝的面容第一次得到充分表现。本片中她的容貌则成了主题。在拍摄影片的全部过程中，摄影机自始至终就是围绕着她的脸转。一会儿她的脸笼罩着阴影，一会儿被灯光照射，嘉宝脸上每个细小部位都展现在众人面前。　　《安娜·卡列尼娜》于1927年11月29日首演，片名被改为《爱情》，这是为了方便广告上标明“在热恋中的嘉宝与吉尔伯特”，制造一个话题，起到促销效果。在这里，嘉宝表演的角色表面看来是不幸的女人，但又老于世故，往往能在追求她的男人身上看到幼稚之处，同时又能在和孩子配戏时充分展露自己女性的特征，从而烘托出在银幕上那个儿子身上那种潜在的男性特征。在这部影片中，嘉宝时而恍惚迷离，时而甜蜜地微笑，特别是她与童星菲利普·德·拉西共同演出的那些场面极其生动。她的表演是如此真切，如此美妙，以致人们相信她真有儿子。　　此时，“深居简出所导致的神秘的”气氛像保护层似地弥漫在她的四周，米高梅公司所选择的由她主演的影片已表明艺术开始借助于生活，至少借助于观众头脑中嘉宝生活中的形象。可惜的是1928年1月14日上映的《神圣的女人》是嘉宝所主演的影片中惟一丢失了的一部，所有的拷贝甚至连副片都失踪了，至今未能找到，这是极为不幸的。当年的影评家说嘉宝在该片中戏路子大为扩展。《电影》杂志的影评家写道:“当她被安排担任一个超过荡妇范围的角色时，她表演得相当出色。”这部影片也是嘉宝的同胞维克多·斯约斯特洛姆担任她的导演的惟一一部影片。

第四部分：她的脸上放射着诗的光芒好像躲在一片彩云的背后(2)-(图)

影片描述的是一个法国农村姑娘如何在一夜之间成了法国最著名的女演员，但最后她为了和部队里的一个逃兵的爱情而抛弃了一切。这个逃兵喃喃地对她说:“在南美有一个牧场——还有一个花园在等待着你。”嘉宝和拉斯·汉森在斯约斯特洛姆的帮助下，成功地将之翻新了。　　从电影描写这个农村姑娘如何第一次来到她那当名妓的妈妈在巴黎的寓所里的情景，人们便可以翻看到“嘉宝活生生的身影”。一个陌生人进入了温馨的客厅——一个年轻的姑娘，身穿奥弗涅省古怪而不合体的服装，面对所有精美的物品像一只蜂蝶似地看看这个，摸摸那个。她抚摸了绸缎料子的窗帘，又踮起脚来抚摸那花吊灯上闪光发亮的水晶。这时，摄影机向前推移。她走到一面巨型镜子前。摄影机再向前推，直到拍下她的大特写镜头——她正对着镜子审视自己，也就是在这里，观众才第一次看到她的脸——她是玛丽安——两眼充满了惊异与欣喜的神情。　　莫里斯·斯蒂勒曾试图回米高梅公司导演《神圣的女人》，这也可能成为最适宜的“言归于好”的机会。但是，这时他的健康状况却不允许他这样做了。斯蒂勒此时身体不佳，于1927年11月启程返回瑞典。　　1928年拍摄的《神秘夫人》描写一个女间谍为了救她那身为敌人的情人不惜枪杀了她的上级。该片中，嘉宝回自己寓所的那一段情景十分动人，她回到寓所后，沉重地靠在墙上，当她把情人放走以后，她又把身子靠在门上，似乎把门当成了情人的身体。没有任何其他一部影片能够如此清楚地表明，对于嘉宝来说激情也可以成为悲伤忧郁的情感的一种体现。她面容的疲惫在威廉·丹尼尔斯的灯光下变成被爱情折磨的痛苦。人们能把热量变成能量，嘉宝却能把缺乏热量变成相思症。　　当她在由小说《绿帽子》改编的影片《风流女人》中饰演黛安娜时，嘉宝又恢复了活力。这是她第一次扮演真正具有时代感的角色。嘉宝在此片中采用了现代化的简洁的表演手法。没有大段罗曼蒂克的台词，她涂了一下口红，迅速地吐出或吸入口中的烟，摘掉帽子，坐到西班牙—苏伊扎汽车方向盘的后面，迎受汽车行驶时吹来的风力，任凭大自然的洗礼。她把这一切行动处理得如此迅速，仿佛惟恐时间不够，再也来不及完成自己的生活了。　　在病房这场戏里，约翰·吉尔伯特前来探望因精神崩溃入院、如今正在康复中的嘉宝。他走到她病床前探视以后，出去向妻子汇报说，这个女人已不认识他了。这时嘉宝突然出现在病房门口，并向他买来的花束走去;对她来说，除了花束，一切都模糊不清。她拿起花束，像拥抱情人似地把花抱在怀里，把自己的脸深深埋在花丛之中，仿佛从中吸取了生活的力量。最后她把花贴在面颊上抱回病房中去。在医院背景的衬托下，她仿佛怀抱着一个新生儿。这是嘉宝所运用的一次最杰出的转换效果。　　1927年新年之夜，一位名叫路丝·贝莉的女记者在圣莫尼卡的一个小茶室里和嘉宝促膝而谈。然而她连最普通的家庭情况都不愿披露。“我哥哥的名字？我姐姐的名字？……问这些干什么？他们是我的亲属，我干吗要把他们的名字告诉别人呢？名字没什么关系。如果我看到这些名字登在报上，我会感到痛苦的。”嘉宝对一些根本不必保密的东西闭口不谈，拒绝透露最普通的情况，甚至采用一种惊人的否定态度来表现自己。　　“我从来不曾知道自己在不拍片的时候，下一步该干些什么。”由此可见，她早期的那种对一切后果漠然视之的态度，随着岁月的流逝，现在却变成了一种举棋不定、踌躇不前的人生观。

第四部分：她的脸上放射着诗的光芒他的身影爬上了她的身躯(图)

当她的下一部影片《野兰花》正拍到一半时，她接到斯约斯特洛姆从斯德哥尔摩打来的电报，告诉她莫里斯·斯蒂勒已经逝世——他死于1928年11月8日，享年45岁。　　当嘉宝得悉噩耗时，她正在和男星尼尔斯·埃斯瑟尔拍一场谈情说爱的戏。她立即面无人色地走出拍摄现场，在布景片上靠了一会儿，然后回来拍完了这场戏。　　不久,在斯德哥尔摩，嘉宝做了一次忧郁的短途旅行。据莫里斯·斯蒂勒的律师回忆，他曾陪着嘉宝去看望了存放斯蒂勒遗物的仓库。“我清楚地记得她如何在房里走来走去，摸摸这个，看看那个。她说，‘这是他在美国买的手提箱’，一面把箱子提起来;‘这些地毯,我记得他是什么时候在土耳其买的’。我们待了好一会儿，她围着家具和画走来走去，说了些伤心话。”此外，嘉宝还凭吊了斯蒂勒葬在犹太人墓区的陵墓。　　然而，这场情感波折似乎促进了嘉宝的表演。《野兰花》是嘉宝第一部演一个无懈可击的“好女人”的美国片。她坚决维护自己和年老体衰的刘易斯·斯通的婚约，而不向尼尔斯·埃斯瑟尔扮演的少年英俊的东方君主屈从，至少不是自觉自愿地屈服。但这部影片证实，表现欢乐并非嘉宝所长，她的观众也不愿看到她表现欢乐。观众要求嘉宝表现激情,而不是她欢乐的情景。　　此外,《野兰花》作为一部影片来说，最值得怀念的主要还是丹尼尔斯的丰富多彩的灯光效果。他使嘉宝沉浸于各种不同的情绪中，其中包括影片中极具戏剧性的时刻:当尼尔斯·埃斯瑟尔打开卧室门后，嘉宝全身沐浴在灯光之中。用理查德·考利斯的话来说:“他的身影爬上了她的身躯。”　　嘉宝于1929年在《惟一标准》中扮演阿尔丁·斯图尔特一角。这是一个旧金山初登舞台的女演员、一个“美女人”。该片中她遇到了一位曾经当过拳击师的艺术家，但此时阿尔丁已嫁给一个照例是难以描绘的令人讨厌的丈夫。阿尔丁出于对丈夫的忠贞不渝和母爱之心，使那个男人开着游艇，经过她的窗前离她远去。最后，她在笑声中落下了眼泪。　　人们假设约翰·吉尔伯特能在《惟一标准》中担任男主角，那么这部影片的情感可能会更炽烈一些。然而当嘉宝正在拍这部影片时，吉尔伯特却和英娜·克莱尔结了婚。　　一位记者把这一头条新闻带给了正在卡塔林那岛拍摄外景的嘉宝，她不置可否地回答说:“谢谢你告诉我这消息，我祝吉尔伯特先生幸福。”　　此时的嘉宝已经安定下来了。

第五部分：米高梅在全世界做了广告“嘉宝开口了”嘉宝如果再不说话 她将失业了(1)-(图)

她着意于一个声音的形象：低沉但动人心魄。喃喃低语间，她的精神世界拥有了特殊的质感，在各异的人生境界及角色转换中，她是分裂而统一的……她透过角色折射出对人类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情感的深度解析，她感到了自己认知的丰富，却又受到许多常态的世俗困扰——她渴望拥有某种品格，也同样渴望能够扮演这种品格的拥有者……　　　　嘉宝是很特别的，她也正是运用了这一独特性来发展和保护自己。她的成功就在于她的独特性。她在给朋友写信谈到好莱坞时说:“他们这里没有我这种类型的人。”她那独特的气质和风格是举世无双的，也正是这使好莱坞对她着了迷。一位评论家说:“她代表了我们十多个著名明星的总和。”嘉宝日后把这种独特性进行了充分运用，她的演技，她的声音无不是她哀婉悲切、孤寂自在的内心流露。

嘉宝如果再不说话，她将失业了　　对于好莱坞的外籍演员来说，有声电影的问世是一场灾难。有声电影的突然来临使得外籍人遇到难以克服的语言障碍。让一个不熟谙英语的人来导演或表演一部英语影片——尤其是初期的“对白片”都是以滔滔不绝地讲话相号召的——是完全不可想像的。尤其是演员，除了极个别的语言天才如嘉宝，没有几个能越过语言障碍而幸存下来。　　这次革命起源于广播事业的诞生。广播里天南地北、诙谐幽默的话锋和动听的音乐，为观众提供了新鲜的娱乐方式。自1920年11月在匹兹堡成立了第一家电台后，两年就发展到564家。广播员的身价倍增，他们的收入超过当时红影星的六七倍。制片商惊呼:“全世界的人都被声音迷住了！”因此，默片明星的噩梦开始了。好莱坞在短短的3年内就改变了面貌，不仅明星更换，连一般人的服装和交谈的语言也都更新了。　　1927年，华纳电影公司推出了第一部有对话声带的有声电影《爵士歌手》，其中，男主角以幽默的口吻告诉影迷们:“你们再也不会什么都听不到了!”当人们看到观众排着长龙抢购《爵士歌手》的影票时，不免惊叹:“默片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位默片红星说:“最让人难过的是居然无人尝试去挽回默片的江山!”　　潮流是阻挡不住的，不能开口的默片明星不是被迫转业，就是从头开始学讲话。人们急着寻找自己的出路，过去美好的一切也只能留待梦中回味。第一届奥斯卡影帝詹宁斯就是由于自己浓浓的德国腔英语矫正无望，不得不默然返回了德国家中。1928年创票房纪录的最佳女影星卡尔莱·默尔，为适应潮流，派拉蒙公司特为她请了著名舞台演员教授台词;3周下来，她只学会了“妈妈”、“爸爸”。出钱的老板受不了高昂的费用，卡尔莱·默尔就此出局。　　米高梅一直不敢尝试让嘉宝开口，他们怕她的瑞典口音加上浓重的沙哑腔会让观众失望，而嘉宝的很多欧洲同行在默片时代的尾期纷纷回国，正是因为美国观众无法忍受他们的异国腔调。一直到1929年，米高梅还在让嘉宝拍无声片；与此同时，他们加紧训练嘉宝的英文。　　待影片《吻》首映时，好莱坞大多数影星均已进行并胜利地通过了“试声”工作，这其中约翰·吉尔伯特是遭受有声片影响最惨重的演员——据说是观众第一次在银幕上听到一个成年男人居然气喘吁吁地表达自己的爱情，感到不可思议。　　根据米高梅公司的档案记载，当时公司方面急于尽快地让嘉宝拍摄有声片，然而嘉宝此时的合同仍然是默片合同，她从没有签过同意讲话的协议。随着有声片的到来，公司方面曾讨论过请她签订讲话的协议，但是她拒绝了。嘉宝提出的理由是她对讲英语没有把握。　　什么使嘉宝最后改变主意了呢?部分因素是电影艺术发展必然的趋势——《吻》是米高梅公司拍摄的最后一部默片，人们普遍认为它标志着默片时代的正式结束。嘉宝如果再不说话，她就将失业了。另一部分因素是梅耶的应允——他答应，如果嘉宝拍一部英语有声片《安娜·克里斯蒂》，他将让雅克·菲德尔导演为出口用的同一部德语版片。嘉宝对德语较有把握。嘉宝喜欢菲德尔，他的导演手法颇像斯蒂勒，他从不叫喊“停！”而代之以镜头前挥动手帕，这种怪办法很招嘉宝喜欢。梅耶还答应嘉宝，让她的朋友们苏尔卡·维尔托尔和威廉·索仁森在德语版的《安娜·克里斯蒂》中担当职责。但是首先她必须用英语说话。

第五部分：米高梅在全世界做了广告“嘉宝开口了”嘉宝如果再不说话 她将失业了(2)-(图)

第一次向观众们说话使嘉宝极为紧张。威廉·索仁森亲眼目睹嘉宝在那决定命运的一天曾如何进行试声的。“……几分钟以后我们两人就乘车去公司了。这时我突然想到她一定会怯场，虽然她一点儿也没有流露。我也没说一个字，只是向前凝视。这时我听到汽车中我身边的毛毯里传出了声音。这声音不像往常那样深沉稳重，却似乎像是一个小姑娘的哀叹：‘啊，索仁，我感到自己仿佛是一个尚未出生的婴儿……’临近中午，嘉宝把我叫到她的化妆室里，说道:‘唉，情况并不是那么糟糕，虽然我听到自己的声音时有点害怕……当我听到播放片中对话时，我几乎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嘉宝是在该片首映的次日，在市中心一家电影院里第一次看到这部影片的。声音在个别地方有些走调，嘉宝默默地忍受着这种差错，“她看上去还很满意”。　　就这样，嘉宝终于在影片中说话了。与此同时，米高梅在全世界做了广告:“嘉宝开口了！”1930年3月14日影片首映，整个好莱坞都心情紧张地等待观众的反应。　　嘉宝在银幕上说出的第一句话:“宝贝,给我来杯威士忌，外加一杯姜汁汽水，别太吝啬了。”这句话的声调有点太高，语调也太平，讲出来不像出自一个自惭形秽、落魄潦倒的街头妓女之口。但嘉宝的声音却非常吸引人，低俗的腔调加上男人似的沙哑居然奇迹般地征服了更多观众的心。当时的媒介用“大提琴”、“中提琴”、“红酒”等从来没用来形容声音的词来描述嘉宝的声音。小理查德·瓦茨写道:“她的声音低沉沙哑，和这位冷若冰霜的瑞典姑娘之成为世界影坛杰出明星所具有的诗意般的魅力，确实如出一辙。”　　可见，嘉宝的声音跟她的脸一样独一无二。米高梅欣喜若狂，他们实在无法想像失去嘉宝的代价。上面那句台词的震撼力和诱惑力，给人印象的深刻使得其入选了百年世界电影经典台词的前10名。　　嘉宝尽管在童年时代嗓音很高，但此时却决定采用更具有权威性的低沉的嗓音，并根据女演员格达·朗德奎斯特的声音改造自己的声调。在嘉宝以后的几部影片里，可以听出她的语调有了很大变化，但仍然保留了这一窍门，在某些元音上拖得长一些，使一些很普通的短语产生了某种共鸣，从而在观众心中唤起某种奇特的情感。嘉宝的对白，不像其他人那样仅仅表达情节的要素，它还带有一种感伤与不幸的味道。

第五部分：米高梅在全世界做了广告“嘉宝开口了”只在摄影机前陶醉(图)

嘉宝的第二部有声片《罗曼史》使米高梅公司法律部门较为安心了。“只要她在《安娜·克里斯蒂》和《罗曼史》里说了话，就等于承认说话是她已签订的合同的一部分……此外，开口说话对她也有好处。”嘉宝在这部影片中扮演的丽塔·卡瓦莉妮是一位酷爱调情的意大利女歌手——她差一点就把一位年轻的教区代理牧师勾引到手，使他背叛教规，失去童真。嘉宝那副饱经沧桑的做派，使得演对手戏的加文·高登感到窒息。　　从这段时间，也就是30年代初，人们感到嘉宝在好几个方面情况更趋于恶化:她焦躁不安,无法安定下来，除了在摄影机前那种陶醉状态之外，她对任何事物都无法集中精力。她又一次搬家，搬到圣文森特大道1717号，更进一步地将自己隐藏。她深感自己身处异国，同时又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彷徨与犹疑的情绪。早在1927年，她就曾表示想要成为美国的永久居民。据一份公司备忘录称，嘉宝如果和一个美国人结婚,那她将会成为永久居民，但是他们并未把这个解决办法向她提出。现在有另外一个因素促使嘉宝考虑这个问题，即税收。1928年她不得不同意米高梅公司扣发她一半周薪——当时为2500美元，待她把暂住美国的侨民所必须交纳的占收入5％的税收上缴完后，再发给她全薪。1930年，嘉宝的周薪已经接近4000美元。到1930年3月12日，嘉宝提出要成为一个永久居住的外侨，而且要快。但是到了次年1931年，她显然又改变主意了——她说她的护照丢了或不知放在什么地方了。　　嘉宝的下一部影片名为《灵感》，也许是作者的主观愿望，希望此片成为一种灵感。影片描写一个美术家的模特儿爱上了一个初露头角的外交家，后来她却离开了他。外交家由罗伯特·蒙哥马利扮演。嘉宝以她即将扮演茶花女的那种爽朗直率的劲头说:“我仅仅是一个年轻的好女人，不太年轻，也不太好。”　　接着她拍了《苏珊·雷诺克斯》。这部影片的名气主要起因于它遭到英国当局的禁演，理由是该片所根据的小说臭名昭著——1917年写这部小说的作者被一个怪人开枪击毙，以示对作者大男子主义的抗议。后来剪去了125英尺的胶片，更改了片名才算通过。此片在英国名为《海尔加的奋起》。　　在该片的第一组镜头中，嘉宝扮演的角色始终一言不发;当她叔叔把她卖给人家当老婆时，她一动也不动——这段戏使该片给人以一种老式无声影片的假象。当对方问她是不是个姑娘时，她却一清二楚地回答说:“是的。”正如理查德·考利斯所说的，“她很清楚男人和女人要干什么事。”　　初上银幕的盖博这时虽然尚未留起表示男性的小胡子，但也充分掌握了男性的主动。他问道:“要咖啡吗？鱼子酱？……喝点葡萄酒缓缓劲？”“鱼子酱。”嘉宝呻吟道，把鱼子酱说得仿佛就是爱情的食粮。　　塞西尔·比顿形象地说，嘉宝拍完了一天的影片离开摄影棚回化妆间时，“犹如走向断头台”。他精明地衡量了一下这位明星和公司相互之间的制约力。“有许多时候，嘉宝能够，而且也的确对影片的导演指手画脚；但就她所演的影片的情节来说，他们却寸步不让。他们懂得嘉宝扮演荡妇的经济价值。”　　嘉宝在米高梅公司拍摄的第15部影片《玛塔·哈里》中，扮演了历史上最为放荡的一个荡妇。这部影片开拍前，英国审查机构表示:银幕上不得直接表现这个为德国间谍机构服务的臭名昭著的间谍的死刑场面。影片结束时，嘉宝在一队修女的伴随下前赴刑场，这似乎“净化”了她，但她前赴刑场时的那副表情犹如塞西尔·比顿亲眼目睹她离开工作现场时的神情。这场表演可能是她最精神恍惚的一场表演了。　　不过，大多数人记忆犹新的却是这样一组镜头:这位穿着东方服饰的怪诞神秘、瘦骨嶙峋的女主角，扭动着屁股围着一尊巨大的东方塑像舞蹈求爱，这尊塑像也似乎即将淫荡地拥抱起她;最后，舞蹈以她戴着面具、背对镜头、小心翼翼地脱下衣服而结束。据说这段舞蹈有一部分是由替身演员表演的。嘉宝的老板们用看上去和她相像的人替这位身价昂贵的大明星干了一些诸如对灯光等小活，同时还替嘉宝拍了一些她不愿拍的镜头。

第五部分：米高梅在全世界做了广告“嘉宝开口了”她为自己塑造了个角色(1)-(图)

“不，我没有在恋爱。不，我永远不会结婚。不，我绝不会停止拍片，拍片是我的生命。我很乐于离开纽约，纽约的人们很不礼貌。”这是1932年1月嘉宝前往洛杉矶途中在芝加哥拉萨勒大街车站被记者截住后说的。　　克莱尔·布思·卢斯在《浮华社会》中写道:“她是那样敏感、自私和天真直率，甚至还很固执倔强，反复无常，完全像一个丝毫未受成人管束的任性的孩子。”嘉宝喜欢权势，并且也得到了权势，却不喜欢别人看到她，这就不好，因为这样就没有新闻了。　　有声影片使大批美国和外国新闻记者涌入好莱坞，因为好莱坞现在已成为美国的海外影响力所在，在意识形态、衣着举止、生活方式等方面成为世界创导者。嘉宝任何最细致的动作，因其难能可贵，都会立即被加以传播，也会不可避免地被渲染夸大。　　有一次，嘉宝由于照顾导演，破例违反了她那一成不变的下午5时整一定离开摄影棚的惯例，多工作了25分钟。此事马上通过电讯传遍全球，就如同某国君主宣布了一项大赦令一样。　　嘉宝抱怨自己在银幕上的形象已被固定化，但是她却忘了自己在银幕下的形象也一样无情地被固定下来了。她为自己塑造了一个角色，而且注定要把这个角色扮演到生命的结束。　　1932年嘉宝扮演了她迄此为止最受欢迎但也是最短的一个角色，即《大饭店》中芭蕾皇后格鲁辛丝卡娅。此时嘉宝虽对自己年华的流逝和艺术上的失利甚为惶恐，但当她和约翰·巴里摩尔扮演的绅士窃贼谈情说爱时，她暂时忘却了这种恐惧的心理。　　这部群星荟萃、情节曲折的影片于1931年12月30日开拍，1932年2月19日结束，3月29日补拍完毕，4月12日首映。这部影片表明米高梅公司在这个时期的工作效率已达到惊人的程度。但是在这种效率的背后,却隐藏了有关嘉宝扮演这个角色所遇到的多方面的困难，例如片头的署名。这部影片有如一面明星展览橱窗，包括了许多第一流的明星，如琼·克劳馥、里昂纳尔·巴里摩尔和约翰·巴里摩尔、华莱士·皮雷和刘易斯·斯通等，嘉宝如何能根据合同条款单独署名呢？解决办法是她第一次在银幕上仅用“嘉宝”二字。哈里·艾丁顿于1932年2月13日专就此事给米高梅公司的法律负责人写了一份谨慎的备忘录:“我已和嘉宝小姐谈及此事，她回答说好。仅就她而论，片头排名可以这样处理，她对此无所谓。但是，我无法使她在你所指定的地方签字。她是没有理由不签字的，但是她却有一条既定理由，就是她从不签署文件。”　　《大饭店》放映后立即取得极大成功，直至今日，仍是该公司严格控制、不准重新再拍的少数影片之一。尽管嘉宝在片中扮演的角色戏不多，断断续续的，并且琼·克劳馥将片中那个牺牲色相以求高升的速记员表演得也十分出色，但嘉宝仍然不失为影片的主宰。如果说克劳馥为影片提供了情节，嘉宝则使影片具有魔力。她在片中所扮演的正是她自己——是一位大明星。更有甚者，影片还取材于嘉宝的真实生活，使观众感到这是一部嘉宝自传，从而刺激并吸引他们。　　嘉宝在影片中喃喃呻吟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感到这么的疲乏。”突然她倒在地上，蜷缩在那薄如蝉翼的芭蕾舞裙中，与其说像一只垂死的天鹅，不如说像一只正在晾晒羽毛的苍鹭。这些表演都是报刊上不断披露的、业经证实的痛苦的呜咽，“我愿意孑然一人”的写照。正如宝琳·凯尔所写的:“看来她似乎真是那样的疲倦与失望……如果你想要看看以往银幕上的魅力，以前大明星的模样，影片所体现出的恐怕是空前绝后的最好的范例了。”嘉宝在片中并未失去她在爱情场景中主动出击的特点。嘉宝在片中最精彩的表演是她对电话话筒所讲的那段独白，银幕上看不见巴里摩尔在电话的另一端。独自一人表演一场戏，可以使演员在个人意识方面得到最大的满足。　　《瑞典女王》与其说是瑞典电影史上的一个章节，不如说是嘉宝神话的注解。这部影片的编剧苏尔卡·维尔托尔是嘉宝的挚友，把嘉宝所特有的内在情绪堂而皇之地公然加诸于瑞典女王的身上，这使人难免不认真地表示怀疑，是不是这部影片已把逊位的思想注入她的头脑之中。

第五部分：米高梅在全世界做了广告“嘉宝开口了”她为自己塑造了个角色(2)

这部影片固定了这位大明星的公开形象，使这种形象一直延续到她的有声片的结束，延续到她在《妮诺奇卡》中扮演的喜剧角色。　　只有女人的思维方法才能使这个具有历史性的轶事带上智慧的因素。有些场景使当时只有28岁的嘉宝看上去不仅老成了许多，而且表现出无穷的智慧。例如，片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当一群乌合之众冲上皇宫楼梯指责女王不该有一个西班牙情夫时，她把他们在楼梯中途截住，让他们平息下来，对他们诉说了帝王的种种忧虑与苦衷。而当这些人一边喃喃表示歉意，一边悄悄地退下去时，她又讥讽地扬起一只眉毛，对他们居然能如此幼稚地轻信历史教科书上简单的事件而暗自好笑。威廉·丹尼尔斯一如既往在嘉宝的脸庞上施展了不可思议的灯光效果,他甚至发明了一长条毛玻璃。当瑞典女王的船永远驶离瑞典疆域时，嘉宝根据马摩里安的“什么也别想”的要求，表现出一副毫无表情的神色。镜头向前推移，丹尼尔斯把那条毛玻璃逐渐盖住那黑白过于分明的广角镜头，拍摄了嘉宝在该片中最后一个著名的特写镜头。　　但是最伟大的精心制作的场景还应推卧室里的那一场戏。马摩里安以前曾搞过歌剧，具有舞蹈编导方面的知识，他买来一个节拍器，命令说:“跟着音乐行动。”他让嘉宝按节拍在卧室中行动，抚摸卧室中的每一件物品，似乎每一件物品都是伊甸园里幽会之处的纪念物。嘉宝把手当作探矿的魔杖探索爱情的源头，她抚摸四壁。然后，嘉宝又拥抱起那锥形的羊绒线轴，倒在床上，把面颊紧紧地贴在床单上，好像把它当成了情人的胸膛;然后她又像雪片般地漂越过宽大的床，把自己紧贴在床栏杆上，表现出当时好莱坞所敢于表现的一种近乎情欲高潮时的欢快。　　就在这时，音乐停了下来，她呻吟道:“我曾想像过幸福，但幸福是没办法想像的。”她的演技曾如此使人倾倒，因为她能在表演欢乐的同时，也表现哀伤。当她说“此时此地，这一切都将永远活在我心里”时，既表现了希望保持这种欢乐的意愿，又表现了一种黯然的悲伤，使人感觉出，她在感受一种难以名状的欢乐时,便已准备承受某种损失与孤独了。　　嘉宝像一贯的那样，对她自己在影片中的角色表示不满。她说自己“的确想表现得有点瑞典味儿……但是没有讲求艺术的余地，因为最重要的是他们所谓的票房价值”。但是，如果票房收入的确是最重要的，那么，制片公司一定很感失望，因为《瑞典女王》是嘉宝第一部票房收入大减的影片，尤其在美国。　　嘉宝的下一部影片《彩色面纱》票房情况也不佳。被公司方面委任为制片人的塞尔兹尼克给公司打的一份电报称:“主要的问题在于嘉宝没有机会锦衣盛装，她穿的衣服十分糟糕。”这是一部感情淡漠的影片，人人都好像由于东方炎热的气候而精疲力竭。对嘉宝讲来，条件也是最为不利的，这种气候和她的天性格格不入。但是，使人记忆犹新的还是该片中她的头饰:尤其是她那不同凡响的、像把泥铲式的帽子和她以魔术师般的手法把一条毛巾轻而易举地在头上盘成个穆斯林式的头饰。　　对于米高梅公司说，嘉宝从没有贬值过。尽管嘉宝的个人制片公司峡谷公司仅仅存在一年后就宣告关闭，但根据该公司拥有的一项合同，峡谷公司应从《瑞典女王》和《彩色面纱》两片中提取纯利润50%,然后每周从中拿出2000美元作为工资给嘉宝，合同长达5年，这样就把嘉宝的纳税义务设法匀开了。嘉宝在1934年10月23日又和米高梅公司签订了一个合同，这次只拍一部影片，酬金27.5万美元。　　嘉宝在这个时期深受两个女友——梅尔赛戴斯·德·阿科斯塔和苏尔卡·维尔托尔的影响,这两个人都比较喜欢“大型、历史性、欧洲式”的影片。维尔托尔赞成重拍《安娜·卡列尼娜》。重拍的《安娜·卡列尼娜》严格推敲、精心制作仿19世纪70年代圣彼得堡的布景和服饰，嘉宝不同幅度的情感表现正是这部影片远远超逾其他的最优美的因素。当卡列宁勒令安娜滚出他们家，离开他们的儿子时，嘉宝只身走下宽大的楼梯;那消沉萎靡的身影反映了无形的社会舆论的压力，其沉重程度远非社交界妇女们滔滔不绝的轻蔑斥责声所能比拟的。嘉宝有能力轻松地饰演了一个真实可信的安娜·卡列尼娜，她深入角色到了“她就是安娜”的地步。　　由于这一成就，人们不仅为嘉宝的美所陶醉，而且为发自她内心的悲剧力量而震撼。嘉宝是位正在被火焰吞噬的人物。嘉宝的声音抑扬顿挫，蕴含着感情，在一刹那间，爱变成了恨，倾慕变成了冷漠。嘉宝简洁而极其巧妙地展示了这种动摇性。　　整部影片开头与结尾都由令人难忘的嘉宝面部特写镜头组成。开头是她的脸庞从火车头的烟雾中出现；结尾时，又是一辆火车的车灯照射在嘉宝决心自尽、满布绝望神情的面庞上，随即她便投身于车轮之下……

第五部分：米高梅在全世界做了广告“嘉宝开口了”不错 很安神 再来一个(1)

在嘉宝短暂发光的影坛作品中，至今最为人所百看不厌的，就是由小仲马小说改编成电影的《茶花女》，虽然说改编的电影版本不计其数，但是嘉宝所饰演的玛格丽特却是至今最常被重映的版本，正是嘉宝的明星风采将这个多情的青楼女子演绎得惟妙惟肖、动人心魄。尤其在她最后重病时，即便她如何维持冷静优雅，却因为被爱人不断地误解甚至因自己的身份而被迫与爱人分离时，她仍挣扎着整理仪容，起身相见。那种希望与绝望，却反衬出命运的无比残酷。嘉宝神秘孤傲的气质，那从容淡定中的举手投足，优雅寂静中更默默地传达出一种撕心裂肺的心痛。　　《茶花女》之所以如此清新，完全由于嘉宝表演的流畅和一气呵成，以及她那出人意料的表演技巧。她并没有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突出一位高级妓女的反复无常，却突出表现了一种无情的扪心自省。描写一个有聪明才智的女人谈恋爱的影片并不多见，必须是具有十分特殊气质的女演员才能令人折服地表现出她的智慧与爱情。嘉宝所扮演的茶花女既重感情又有头脑。像她这样正在热恋中的女人，当听到情人说她的那些妓女朋友配不上她时，居然回答说:“废话！她们是我仅有的朋友，要知道我并不比她们强啊!”这是很了不起的。她讲话时非常平静，她的内心中是沸腾的；嘉宝以更少、更洗练的动作表达出更多的内容。在影片的大多数镜头中，她都以轻轻的干咳，甚至以手捂着嘴这一细微的动作，暗示她患有肺结核。当她在罗伯特·泰勒的怀中死去时，眼睛是睁开的。这种处理非常惊人地违反一般常人的想像，所以使某些观众发誓赌咒说，他们亲眼目睹她灵魂出壳。　　《玛丽·瓦列斯卡》（在美国放映时片名为《征服》）于《茶花女》之后问世，势必显得逊色。影片描写的是拿破仑和他那些出身波兰贵族的随员之间的风流韵事。尽管这是属于使嘉宝醉心的大制作，片中服饰也极尽豪华，而且出现了经常用以衬托嘉宝的皑皑白雪——影片破例地用冬天而不用春天来衬托爱情。嘉宝在影片中体现出的美有种引人入胜的东西，让人们容易产生这种想法——让她独自一人出现在银幕上算了。嘉宝需要的全部东西是保持美的自由、讲故事的自由和展示她作为演员的力量的自由。　　嘉宝在好莱坞的惟一的一部喜剧《妮诺奇卡》的广告词是：“嘉宝笑了！”嘉宝主演的妮诺奇卡是个来自前苏联的特使，但是不久就被巴黎的花花公子伯爵“腐化”了:伯爵吻了她一下，问她感觉怎样，她说:“不错，很安神，再来一个。”自此，她不再是看不惯法国时装的女人了。　　有意思的是，中性化的服装让嘉宝别具另一种美。也许在很多方面，她确实像她的伟大同行玛琳·黛德丽一样，“有性，但没性别”；也可能，正是她们身上的同性恋倾向让她们征服了全世界的男人和女人。　　《妮诺奇卡》对“嘉宝之谜”尽了它的最后职责——它戳穿了这个“谜”，虽然“嘉宝笑了”这一巨型宣传广告就足以使这部影片取得丰硕的宣传成果，但影片却是对嘉宝一贯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态狠狠地一击，它把这种冷若冰霜的神态变成了多情的迷恋。“你愿不愿意孑然一身，同志？”一位滑稽的政委问道。“不。”她用一个字回答，打破了她的神话。对她说来，这是新的极其生动有趣的经验。嘉宝在改拍喜剧片的同时，她的性格也变得轻松愉快起来。　　米高梅公司从《妮诺奇卡》中得出结论，嘉宝是能够引人捧腹的。除了让她扮演双重角色外，还有什么东西能更引人发笑呢？在为《妮诺奇卡》作广告时，人们称她为“活泼的小姐”、“热情洋溢的女士”，现在她得加倍热情才行。　　嘉宝于1940年11月20日签订了拍摄新片《双面女人》的合同。为了这一部酬金15万美元的影片，嘉宝专门进行了改装，把头发剪得短短的，穿上更袒露的服装以显示她的曲线。在某些场景中她必须以一个酷爱户外运动的女郎的形象出现，表演游泳和滑雪的动作，而在室内的舞池里她又得变成一个性感明星。

第五部分：米高梅在全世界做了广告“嘉宝开口了”不错 很安神 再来一个(2)

影片中描述一个妻子为了教训她那走入歧途的丈夫以使他从此对她忠贞不渝，她假扮成自己的孪生妹妹，勾引了他。嘉宝一并扮演了两个角色。“对待婚姻的态度是违背基督教规的……厚颜无耻，含有猥亵意味……对公众道德有危害性……”这些指责来自罗马天主教会管辖的全国道德行为协会。米高梅公司花了14000美元加拍了一场戏，表现男主角道格拉斯如何眼睁睁地陷入这场暧昧行动之中。但这既未消除其可笑之处，也不曾减轻舆论的攻击。《下午报》评论道:“影片的邪恶之处在于它表现出对文化道德的肆意破坏。影片使嘉宝成了一个小丑，一个耍把戏的猴子。”的确，影片没有能给嘉宝充分的场合和时间表现她对人性的理解和宽恕，这是一部十足的色情喜剧片。　　《双面女人》之所以失败恐怕还有另一个原因：“如果要嘉宝在同一部有声片中扮演两个角色的话，不论大家认为她的演技多么精湛，她所释放出来的魔力就会马上消失。观众会下意识地感到这仅仅是‘艺术’，而一切有关她那神秘性格的幻觉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嘉宝在她这最后一部影片中曾说:“在这个苛刻无情的新世界里，再也没有我的一席之地了。”这句话颇像她的自述。　　没有人会想到《双面女人》成了嘉宝的谢幕演出。嘉宝也从来不愿谈及为什么突然息影。不过，《双面女人》的失败也许解释了一点什么，这可能让她对摄影机产生了一丝恐惧。　　《双面女人》的失败使得嘉宝忧心忡忡、小心翼翼，不敢再轻易签约拍片了。人们曾向她提出过各种拍片的建议，她却总以那种早已采用的、处理日常生活时疑虑重重的态度对这些建议一一地加以分析。　　嘉宝能够考虑接受的大部分角色都是些重要的人物，就是那些早已在历史或文学著作中享有盛名的人物，如居里夫人、乔治·桑、圣女贞德等等。盖伯里尔·帕斯柯尔于战争结束时曾请她前往英国扮演肖伯纳笔下的圣女贞德。当时，比顿在日记中写道，“妇女们穿着骑士的戎装那副雄姿勃勃的形象，对她很有吸引力。”但是一部耗费巨资的《埃及妖后》的惨败切断了帕斯柯尔的融资渠道，《贞德》的拍摄计划流产。　　嘉宝也曾被邀请扮演《欲望号街车》中的布兰奇，她拒绝说:“我永远也无法扮演复杂而令人费解的角色，我太直截了当、太男性化了，我无法容忍自己说谎……就像戏里那个姑娘那样地说谎。”亚历山大·科尔达请她在契诃夫的《樱桃园》里扮演兰奈夫斯卡夫人，但嘉宝拒绝了。嘉宝之所以如此挑肥拣瘦是可以理解的。她一向凭直觉行事，契诃夫的名声对她来讲算不了什么，她对比顿说:“这出戏不使人兴奋，对我不合适。”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嘉宝缺乏热忱而且消极悲观，嘉宝开始认为自己永远也不会再拍片了，现在她已和过去曾为她服务的公司断绝了直接的联系。嘉宝早在1932年有一句经典的独白:“让我一个人静一会儿。”不清楚这是电影剧本里的原有台词还是嘉宝临场发挥的自我感慨。这在当时，嘉宝不仅美丽动人，而且是红得发紫的影星，想安静自然是难上加难的事情。现在的《牛津名言词典》里不但收录了嘉宝的这句名言，并且注明了是出自嘉宝之口。　　当人们搜集20世纪诞生的世界影星人名录时，嘉宝的名字毫无疑问会列在前几名，她早已进入了不朽的影星神殿。可以这么评价嘉宝的演技:前期的那些艳妇的形象是对她的才华和特质的践踏。但是那些烂片却因为有了嘉宝的出现而被人们记住和有了价值。直到后期的那些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女性形象才真正符合她的身份，她就是安娜·卡列尼娜，她就是玛格丽特——有着崇高心灵的伟大女性才是真正的嘉宝。　　嘉宝最令人赞叹之处是她脸上焕发出一种安详、皎洁、纯净而又透澈的光芒。她独具几乎非人间所有的禀赋——力量、尊严和光辉。在她的表情中隐蔽着一种原始的自然风韵,像经过琢磨的宝石。雪会变成火，火会变成雪。在神秘的心灵深处蕴藏着狂暴的火山。她的脸庞显得如此纯洁典雅,以致人们会认为她是用宝石雕塑而成的——不能想像她会衰老，也不能想像她会死亡。　　嘉宝的表演格外优美，具有非凡的创新精神与活力。一旦嘉宝出现在银幕上，她总是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来，所有别的角色便相形见绌，黯然失色。即使故事内容平淡无奇，只要有嘉宝出演，就能使索然无味的情节丰富充实，平添光彩。在有嘉宝出演的场景中，不管她表演什么，都可以看得出她还有潜力表现出更多的东西。她为人们勾画了一个无尽的想像和思索的空间。　　嘉宝有4部电影——《安娜·克里斯蒂》、《罗曼史》、《茶花女》、《妮诺奇卡》——曾获得奥斯卡提名，但都未曾得奖。尽管如此，正如著名导演克拉伦斯·布朗说的:“她一次都没得奖，可她永远是银幕上最不朽的女人。”1954年，奥斯卡评委会似乎为了要表达他们的“过失”，为嘉宝特设了一个奖，以表彰她“一系列的闪光表演”。　　自然，嘉宝没有去领奖，她的朋友也声称从来没在她家见过那个奥斯卡金像。其实，即使是她在好莱坞最如日中天的时候，嘉宝都一直“和这块电影殖民帝国不能完全融合”。在一次很难得的访谈中，她说:“我就像一艘没有舵的船——迷茫、失落而孤独。我笨拙、害羞、紧张、恐惧，对我的英文过于敏感。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自己身边筑了一道压抑的墙，并永远住在那道墙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