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万本图书资源，欢迎关注：
微信公众号：kindle电子书免费分享（dztsfx)

新浪微博：kindle电子书免费分享

主观推文，告别书荒。
网罗资源文本，kindle电子书免费分享带你飞！

本书由kindle电子书免费分享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仅供预览交流学习使用,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如果喜欢,请支持订阅购买正版.
~~~~~~~~~~~~~~~~~~~~~~~~~~~~~~~~~~~~~~
~~~~~~~~~~~~~~~~~~~~~~~~~~~~~~~~~~~~~~

第一部分正说宋朝十八帝：序言(1)

常有人问我，学历史有什么用？对于这个问题，估计不会有标准答案。我的回答往往非常简单：这是我从事的职业。既然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当然需要兢兢业业，认真对待。坦率地说，我个人并无成名成家的念头，无非是担心丢了饭碗而已。说得具体一些，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当然希望教给学生一些新的东西，以免误人子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一直将探索历史视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且总是觉得很充实。
在大学课堂或是其他场合，我曾经多次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人聪明绝顶，但缺少严肃、认真的精神，很多事情，似乎都讲究“大概齐”，而不是精益求精。记得我在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在所住的街区亲眼见过一起车祸，一位中年妇女被汽车撞倒，交警来处理善后事宜。在测量车祸过程中各种数据时，警察们个个趴在柏油路面上，一丝不苟地测着每条线，丈量不同方位的各种距离。当时我突然想到，国内的警察通常是站着用卷尺或皮尺测量，记录相关的大体数字，就算完成任务了。与日本警察的严谨相比，中国交警可能存在很大差距。殊不知，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如果有一个数字不准确，可能会影响到事故责任的判定。这件小事给我留下了异常强烈的印象，甚至是震撼。我经常用这个故事来教育学生，凡事都要认真，否则就会差以千里了。
学术研究同样是如此，就拿古代文献来说，很多人自认为读懂了古籍，但我敢肯定，真正落实到每个字上时，恐怕谁也不敢说自己完全可以准确地解释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回避以外，恐怕就只有“大概齐”了。一篇论文中有多达数十处甚至上百处标点、句读之类的硬伤，居然还有人以为这是高质量的论文，有着“深刻”的思想和见解。诚然，这恐怕只是个别现象，但却不能不让人产生这样的怀疑，连基本史料都读不懂，难道也会有真知灼见？或许在某些人心目中是有的，但稍具学术良知和常识的人，大概是不会如此不负责任地作出判断的。“想法”固然可贵，但弄清事实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中国有文字的历史长达数千年之久，越是遥远的时代，留下来的谜团就会越多。因此，要发现历史的真相，谈何容易。姑且不说史料记载的缺乏，就算加上流传下来的实物资料和未来不断出土的新材料，似乎也不足以做到这一点。至少我们对很多事实还是不清楚的，或是知之甚少的。正因为如此，才需要下功夫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无论是好，还是坏，我们都必须将历史上出现过的事情本身尽可能弄清楚。不知为什么，我们的研究似乎都停留在两个极端，要么极好，要么极坏。举例而言，古代的政治体制通常被人为地以“专制”、“集权”等词汇加以界定，在这种体制下，腐败自然是无法避免的，这种结论无疑有其充分的合理性。但在我看来，宋代皇帝远非“专制”二字可以概括。姑且不说君主的权威能否直接渗透到社会的基层，就算在朝廷之内，皇帝似乎也不太可能为所欲为，这在宋代似乎特别明显。皇帝需要扮演多种多样的角色，在偌大的皇宫，他是一家之主，跟普通百姓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无非是多了些嫔妃、宦官等侍侯皇家的人员而已。因此，他必须谨慎处理“家庭”内外的各种关系，其实，这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与其他朝代相比，宋代皇帝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子嗣不昌，除了宋末二帝外，宋朝共有16位君主，其中有6人无亲生儿子继承皇位，比例高达38%左右，若加上太宗的兄终弟及，比例就更高，这在中国帝王时代恐怕是独一无二的。在父死无子继的特殊情况下，宋代的皇位传承还是相对顺利的，并未出现大的危机，这不能不让人惊讶。然而，在表象的背后，却夹杂着极其复杂的内外因素，各种政治势力暗中角力，上演了一幕幕精彩之戏。因此，在宋代，表面上看似乎罕有后妃干政、宦官擅权等现象，皇帝的“家”稳定而安静；实际上，宫廷内部的斗争异常激烈，只是表现方式不一样而已，否则就不会出现“狸猫换太子”之类的传说了。这些故事的背后显然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事实，这些从侧面也反映出宋代皇宫并不太平。

第一部分正说宋朝十八帝：序言(2)

宫廷之外，皇帝为一国之君，治国安邦是他们的首要任务。然而，单单依靠一人之力，无论如何是不能完成的。因此，宋代皇帝必须集合各方面的力量，才能将国家机器运转起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调动各级官员的能动性，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无疑是不现实的。毕竟，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他们能否为君主效力，取决于复杂的因素。正因为如此，作为万人之上的帝王，需要协调各种利害关系，如君民、君臣之间的关系，等等，而这恰恰是最难的环节，稍有闪失，恐怕就会危及江山社稷。这是历代君王所必须小心谨慎应对的，宋朝皇帝自然也无例外。
自古以来，学术便带有浓烈的贵族色彩，通常情况下，似乎只有社会的精英层才有可能成为从事学问者。先秦以前，就有所谓“学在官府”的传统，然而，如果单纯地将这句话理解为官府控制学问，恐怕是片面的。大体说来，应该是社会上有身份、地位之人掌握学问，这种解释大概是有一定道理的。由此看来，学问是高高在上的。正因为如此，才会曲高和寡，也难免有高处不胜寒之感。
以宋史研究为例，最近数十年来，出版过数量众多的著作，这些书大概都只有社会精英们才会去阅读，或者是确实对宋朝历史感兴趣的人才会有雅兴去仔细品味一番。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其实，历史研究不应该是庙堂之上的学问，更不是专门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抑或是大学课堂上的教材和参考书，而是应该让每个中国人都能了解历史，至少从事研究的学者有义务朝着这样的方向努力。任何国家、民族，如果对自己的历史都缺乏基本认识，恐怕是难以持续发展的。
事实上，大多数人的历史知识很多来源于电视、网络之类的强势媒体，特别是古装戏。坦率地说，我很少看这样的电视节目，因而无权加以评论。然而，从去年以来，受国家广电总局委托，我审阅过一些电视剧本，由此不得不看一些还没有进入拍摄阶段的历史剧。应该说，剧本创作人员下了相当的功夫，但从历史专业的角度来看，很多东西的把握、定位还是不准确的，甚或是错误的，更不用说细节了。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几乎所有古装戏中，臣子千篇一律地称呼皇帝为“陛下”、“皇上”，而皇帝则称呼臣子为“爱卿”。至少在宋朝，口语中通常称皇帝为“官家”，而“爱卿”在很多场合是称呼妓女的，皇帝显然不可能以这种极不雅观的称谓来称呼自己的下属。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兹不赘述。由此可知，人们从电视、戏曲等所获得的知识和信息与历史本身是存在相当距离的，这种状况无疑需要加以改变。
一直以来，我都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我们的教育似乎过于功利，即倾向于培养人的专业素养，其实这仅仅是教育的目的之一而已。在笔者看来，民族整体素质的改善和不断提高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惟一出路。记得我曾经跟一个日本朋友谈过关于人口素质的话题，我当时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中国参与世界竞争的人口比例能够达到日本的一半，中国肯定比日本要发达。不知大家是否同意这种看法，或许是我有感而发吧，毕竟中国的人口基数要比日本大得多。正因为如此，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希望为中华民族素质的提高尽一份儿心，出一点儿力。

第一部分太祖赵匡胤建隆元年——开宝九年(1)-(图)

宋太祖像
太祖像太祖赵匡胤(ｙìｎ)，21岁时，离家外出游历，23岁投奔后周太祖郭威帐下，开始征战沙场。世宗柴荣即位后，赵匡胤典领禁军，随世宗征北汉、南唐，战功卓越。30岁时，拜定国军节度使，31岁迁义成军节度使。周世宗去世后，33岁的赵匡胤任殿前都点检，再迁归德军节度使。后周显德七年（960）正月，34岁的赵匡胤代周建宋，在位17年，50岁去世。
太祖最主要的成就是恢复了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统一，他平定二李之乱，吞并荆湖，攻取后蜀，灭南汉，亡南唐，迫使吴越和漳泉称臣，基本上结束了唐中叶以来藩镇林立、军阀割据的局面。太祖又是宋朝“祖宗家法”的重要制定者，其实行的许多政策对宋代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些都无损于赵匡胤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太祖一生，从流浪汉到普通士兵，又从士兵到将军，最终成为宋朝的开国君主，其经历富有传奇色彩。黄袍加身：乱世造就的君主
唐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禄山起兵反唐。在平叛过程中，唐朝的节度使们拥兵自重，前蜀建立者王建石雕像
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盛唐逐渐走向衰弱。唐天祐四年（907），朱温迫唐哀帝逊位，建立后梁，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在这50余年里，各地的将领们无论出身贵贱，只要兵强马壮，就能称王称帝，为此，他们甚至不惜演出一幕幕亲子杀父、兄弟相残的惨剧。普通百姓生活在战乱不断的环境中，更是朝不保夕，他们迫切希望社会稳定下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赵匡胤成为时势造就的英雄。
后唐天成二年（927）二月十六日，赵匡胤出生在洛阳夹马营。《宋史·太祖本纪》中记载赵匡胤先世为涿州人，后人遂以为赵匡胤祖籍涿州。但是，咸平三年（1000）赵匡胤的侄子真宗赵恒曾下诏封其祖父宣祖赵弘殷的远房赵氏宗族为官，却在诏书中明确指出保州（河北保定）保塞县丰归乡东安村为赵氏故里。真宗开此先例后，其后的历代皇帝直至南宋高宗都对保州赵氏予以照顾。真宗此时距北宋建国不过40年，似乎不会将祖父籍贯弄错。然而，由于史书记载的差异，赵匡胤家族祖籍究竟在何处，尚需作进一步探究。
赵匡胤的祖辈均做过官，其父赵弘殷为后唐庄宗李存勖的爱将。由于出身将门，赵匡胤自幼便学习骑射，表现出极强的恒心和毅力。他曾找了一匹没有驯服的烈马来练骑术。赵匡胤才坐上马，那马却不甘人骑，使起性子来，直朝城门狂奔。赵匡胤猝不及防，一头撞在城楼上摔了下来。在场的人大惊失色，都以为他必受重伤。哪知赵匡胤却猛地从地上跃起，迅速追上烈马，纵身跃上，将烈马驯服，自己却毫发无损。
赵匡胤出生后十几年，朝代两度更迭。其父赵弘殷也在唐庄宗被杀后备受冷落，赵家逐渐衰落。到了赵匡胤21岁时，就连生活也变得十分艰难。赵匡胤正值风华正茂之时，他眼见不能依靠父亲谋取前程，便辞别父母和成婚三年的妻子，离家外出闯荡。
赵匡胤离家后，一路南下，穷困潦倒，受了许多白眼和冷遇。他曾投奔父亲昔日的同僚王彦超，希望能谋一官半职。王彦超看到赵匡胤落魄的样子，竟像打发乞丐一样，给了他几贯钱，便把他赶走了。赵匡胤无奈中拿着这几贯钱去赌博，哪知手气竟是出奇地好，盘盘皆赢。后周周元通宝当他满心欢喜地拿钱离开时，那些红了眼的赌徒却欺负赵匡胤是外地人，一拥而上，将他按在地上，一阵拳打脚踢，抢了他的钱财之后扬长而去。
两年的流浪生活颇为艰辛，但却磨练了赵匡胤的意志，也开阔了眼界。一日，赵匡胤到了襄阳一所寺庙里。院中住持饱经沧桑，阅世知人颇深。他见赵匡胤方面大耳，虽风尘仆仆，却难掩富贵之相，一身不起眼的装束，却透出英伟之气，又见赵匡胤谈吐不凡，胸中自有一番天地，便劝赵匡胤北上。南方地区相对较稳定，而北方却是战乱频繁，乱世出英雄。赵匡胤接受了住持的建议，便骑着住持送给他的驴北上。
赵匡胤到了邺都后，投奔了后汉枢密使郭威。乾祐三年（951），郭威发动兵变，建立了后周，是为周太祖。赵匡胤因战功被升为皇宫禁卫军的一个小头目。周太祖的养子、开封府尹柴荣时常出入皇宫，见赵匡胤颇有才能，便将他调到自己帐下，让他做开封府的骑兵指挥官。周太祖无子，柴荣是皇位继承人。赵匡胤到了未来皇帝的门下，由此走上了通往权力顶峰的道路。
显德元年（954），周太祖病死，柴荣继位，是为世宗。这时，北汉刘崇联合辽朝大举进攻后周，世宗调兵遣将，御驾亲征，赵匡胤随同出征。双方在山西高平展开激战。战斗开始不久，后周大将樊爱能、何徽等人临阵怯场，自乱阵脚，周军呈现溃败之势，而世宗身边只有赵匡胤和另一个将军张永德所率领的亲兵4000人。危急之时，赵匡胤镇定自若，建议世宗兵分两路夹击辽军，得到同意。赵匡胤和张永德领兵直扑敌军，赵匡胤高喊为主效忠的口号，士气大振。后周的增援部队及时赶到，投入战斗，世宗终于打败汉辽联军。

第一部分太祖赵匡胤建隆元年——开宝九年(2)-(图)

宋太祖像　　班师回京后，赵匡胤因高平之战的出色表现，成为禁军的高级将领，还被周世宗委以整顿禁军的重任。赵匡胤出色地完成这项任务，使后周军队的面貌大大改观，增强了士兵的战斗力。
更为重要的是，赵匡胤在整顿军队过程中，逐渐在禁军中形成自己的势力。他结交禁军其他高级将领，其中，石守信、王审琦、杨光义、李继勋、王政忠、刘庆义、刘守忠、刘延让、韩重赟(yūn)与赵匡胤结为“义社十兄弟”。此后几年里，赵匡胤又陆续将自己的心腹罗彦环、田重进、潘美、米信、张琼和王彦升等人安排到禁军中担任各级将领，进而从上而下控制了禁军。此外，赵匡胤还网罗人才组成自己的智囊团，他帐下有大批谋士，如赵普、吕余庆、沈义伦、李处耘和楚昭辅等人，后来还有他的弟弟赵匡义。
周世宗是位很有作为的皇帝，素怀统一天下的大志。在他为统一进行的战争中，赵匡胤战功赫赫，官位一步步上升，被封为节度使，逐渐成为周世宗的左膀右臂，掌握了军政大权。但赵匡胤要做皇帝，眼前还有两个大障碍，这就是周太祖的女婿张永德和外甥李重进。
张永德和李重进都握有兵权，但李重进的地位比张永德高，张永德心中很不服气，两人之间的矛盾很大。周世宗为此设立了殿前司都点检一职，让张永德担任，这样，张、李二人便平起平坐。张永德与赵匡胤交情深厚，赵匡胤的第一位夫人贺氏去世后，续娶将军王饶的女儿，张永德赠给赵匡胤大量钱财，让他办了个风光的婚礼。但张永德毕竟是赵匡胤当皇帝的阻碍，因而赵不得不除掉他。显德六年（959），周世宗北征，无意中得到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点检做天子”，显然是有人事先安排好要陷害张永德，但周世宗还是起了疑心。北征途中，周世宗染病，只得回京。病危时，他又想到了那块神秘的木牌，心想张永德手握重兵，又与李重进争权夺利，格外担心张永德发动兵变。于是，世宗解除张永德都点检之职，换上了自认为很可靠的赵匡胤。赵匡胤一箭双雕，既除去了一只拦路虎，还成为禁军的最高统帅。
除去张永德后，便轮到李重进。李重进缺乏政治家的远见，他虽手握兵权，却没有形成自己牢固的政治势力。周世宗去世后，继位的恭帝柴宗训年幼，大权掌握在赵匡胤手中。赵匡胤便设计轻而易举地将李重进名升实贬到扬州做节度使，控制了整个京城的局势。不久，在赵匡胤和他帐下谋士们的精心策划下，通过陈桥兵变，赵匡胤最终实现了从流浪汉到皇帝的梦想。
当时后周的局面是主少国疑，人心浮动，一场早已策划好的兵变便迅速上演了。
显德七年春节，人们正沉浸在欢庆祥和的佳节气氛中，边境却传来了辽朝与北汉联合入侵的紧急军情。宰相范质和王溥并未核查消息是否属实，便急令赵匡胤率领军队北上御敌。然而，人们却依然记得，10年前，河北边境入报，契丹犯边，当时身为后汉枢密使的郭威奉命率大军北征。当军队抵达澶州（河南濮阳）时，郭威忽然发动兵变，自立为帝，建立了后周政权。再加上此前早就流传“点检做天子”之说，人们只觉得眼前之事宛如当年的翻版。因此，当位高权重的赵匡胤奉命北上时，京城中流言四起，到处都流传着“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
陈桥东岳庙（传为赵匡胤发动兵变时的驻跸之地）
显德七年正月初三，赵匡胤率军从京城开封出发，当晚抵达距京城四十里的陈桥驿。当大军刚出城门时，有个号称通晓天文的军校苗训指着天上说，他看到了两个太阳在相互搏斗，并对赵匡胤的亲信楚昭辅说这是天命所归。这类说法无非是改朝换代之际惯用的伎俩而已，然而，这场煞有其事的谈话迅速在军中传开，军中将士议论纷纷：“当今皇上年幼，不懂朝政。我们冒死为国家抵抗外敌，也没人知道我们的功劳。倒不如先立赵点检为天子，然后再北征。”
赵匡胤早已知道军中将士们议论之事，他暗中部署，派亲信郭廷斌秘密返回京城，与心腹将领石守信和王审琦约为内应，一旦大军返京，便由他们打开城门。
当日夜里，赵匡胤喝得醉意朦胧，拥被大睡。到了清晨时分，一夜未眠的将士们握刀持剑，早已环立帐前，呼声四起。有些将士全副披挂，准备径直入帐。守在帐外的赵匡义和赵普见状，连忙进帐唤醒赵匡胤，拥他出帐。帐外将士一见赵匡胤出来，便大声高喊道：“诸军无主，愿奉太尉为天子。”赵匡胤来不及回答，一件黄袍已披在他身上。众将士一齐跪拜在地，三呼“万岁”，呼喊声震耳欲聋。赵匡胤假装推辞，众将士不依，扶他上马南行。赵匡胤佯装无奈，说将士们贪图富贵强立他为天子，因此必须听他指挥，众将士都答允。
开封城墙
赵匡胤立即整饬（chì）军队回京，早已等候的石守信和王审琦打开城门迎接新皇帝。赵匡胤在众人配合下迅速控制了整个局势。
正在早朝的后周大臣们得知兵变消息，个个大惊失色，手足无措。宰相范质握着王溥双手，悔恨不该仓促出兵，直握得王溥双手几乎出血。只有大臣韩通立即从朝中回家，企图组织抵抗。但刚进家门，便被赵匡胤的部将王彦升所杀。
将士们冲进朝堂，逼迫范质、王溥等人来到都点检衙门。赵匡胤见到他们，假装伤心不已，说他受先皇厚恩，今日为将士们所逼，到了这般地步，实在惭愧。范质正想答话，军校罗彦环持剑上前，厉声喝道：“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范质等人面面相觑（qù），深知已无回天之力，只得一齐跪拜在地，口呼“万岁”。

第一部分太祖赵匡胤建隆元年——开宝九年(3)

汴京示意图
赵匡胤见众官已被收服，立即赶往皇宫，迫周恭帝逊位。文武百官就列后，发现尚未制定禅位诏书。哪知，翰林学士陶穀（gǔ）却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诏书念给百官听。赵匡胤换上龙袍，接受群臣朝贺，正式登极为帝。由于其所领归德军在宋州（河南商丘），于是定国号为“宋”，改元建隆，定都汴京（河南开封），赵匡胤便是宋太祖。太祖即位后，封柴宗训为郑王，母符太后为周太后，迁居西京，终生奉养，其后代也受到宋朝历代皇帝的照顾，据说这是赵匡胤亲自立下的规矩。
赵匡胤做了皇帝，很多关于他是“真命天子”的说法便流传出来。道士陈抟（ｔｕáｎ）骑驴出游，听人说赵点检做了天子，高兴得从驴上摔了下来，拍掌欢笑说天下从此太平了。甚至连赵匡胤的出生和幼年经历，人们都附以传奇色彩。据说赵匡胤出生时体有异香，三日不散，其父便给他取了个乳名叫“香孩儿”。赵匡胤、赵匡义兄弟幼时随母亲杜氏逃避战乱，因年幼，便被杜氏放在箩筐里担着走，被陈抟见到了，不无感叹说：“都说当今没有真龙天子，却将天子挑着走。”事实上，这些都是后人的附会之说。赵匡胤之所以能代周建宋，是与五代乱世和他个人的才能分不开的。
杯酒释兵权：皆大欢喜的结局
面对新政权，后周旧臣中识时务者则俯首称臣，但也有不甘任人摆布者，尤其是昔日与宋太祖一样手握兵权的将领们。周世宗去世后，怀有帝王野心的人又何止赵匡胤一个？只是赵匡胤捷足先登，使其他人失去机会，但并没有打消他们的念头，他们仍在等待时机去实现自己的帝王梦想，李筠和李重进便是其中代表。
李筠镇守潞、泽、沁等州达8年之久，他为人骄横跋扈，连周世宗都不放在眼里。宋太祖继位后，曾遣使者去封李筠为中书令，欲用高官宋元通宝
厚禄来笼络这位后周老臣。李筠竟下令将使者拒之门外。经过幕僚反复劝说，他勉强接待了使者，但却在招待使者的酒宴上挂起周太祖的画像放声大哭，表示对宋太祖的强烈不满。此事被北汉国主刘钧所知，便许诺帮助李筠起兵攻宋。李筠长子李守节不同意父亲的做法，但劝阻无效。
太祖得知李氏父子意见不一，任命李守节为皇城使以探李筠意图。李筠也趁机派儿子入京，以窥伺朝中动向。李守节入宫，太祖开口便叫他为太子，吓得李守节魂飞魄散，连连叩头表示效忠新君。太祖让李守节回去劝李筠打消造反的念头，哪知李筠不听儿子劝告，于建隆元年（960）四月正式起兵。
然而，李筠狂妄无谋，他没有采纳幕僚们的一些正确建议，竟率军直捣汴京。太祖派大将石守信、高怀德、慕容延钊和王全斌等人率军平叛。此时，曾答应出兵相助的北汉刘钧却坐山观虎斗，竟按兵不动。石守信在两军的初次交锋中大败李筠，打击了他的锐气。同时，太祖又率军亲征，李筠连遭败绩，退入泽州城。太祖亲自指挥各军攻城，泽州城破，李筠投火自焚，李守节以潞州降宋，李筠之乱被平定。
当李筠反宋时，南方的李重进欣喜若狂，连忙派幕僚翟守珣星夜前往李筠处联络南北夹攻之事。哪知翟守珣却去了汴京，将李重进的计划详细告知了太祖。当时由于应付李筠之事，为避免分散兵力南北作战，太祖让翟守珣回去设法拖延李重进起兵的时间。翟守珣回去后施展巧舌，诋毁李筠不足与谋大事，劝李重进不要轻举妄动。志大才疏的李重进果然中计，没有及时起兵，错失了良机。
有关赵普献策的记载李筠之乱平定后，太祖便全力对付李重进，改授他为平卢节度使，守青州。李重进拒绝离开扬州，于建隆元年九月起兵。太祖命石守信、王审琦、李处耘和宋延渥（ｗò）等领兵平叛，并再次亲征。这场叛乱不过50天便被平定，李重进自杀身亡，其党羽多被太祖处死。
二李叛乱的平定，不仅慑服了后周旧臣，更重要的是警示那些武将们必须服从新政权。但是，五代时那种朝为比肩之臣，暮有君臣之分，骄兵悍将们将弑主篡位视同家常便饭的阴影依旧笼罩在太祖心头。二李的相继叛乱使太祖更加确信拥有重兵的武将和藩镇是国运长久最大的威胁。然而，国家处于建立初期，天下四分五裂，进行统一战争和巩固边防都需要武将统兵征战。太祖心中忐忑不安，遂找心腹赵普来商量此事。
太祖问赵普：“天下自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这是为何？我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有何方法？”赵普说：“陛下能如此考虑，天地神人之福也。唐末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其原因无他，只因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别无他法，惟有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太祖便表示已明白他的意思。于是，太祖精心设计了一场夺兵权的酒宴。

第一部分太祖赵匡胤建隆元年——开宝九年(4)

建隆二年（961）七月，太祖设宴招待石守信、王审琦等高级将领。酒酣之时，赵匡胤却闷闷不乐。石守信等人忙问原因，太祖遣走左右，说：“若非你等出力相助，我怎能有今日？你们的功德，我铭记于心。只是今日做了天子，却常常难以入眠，还不如做个节度使快乐。”石守信等人纳闷，忙问为何。太祖答道：“其中原由极易知晓，做天子如此风光，天下谁人不想？”石守信等人听到往日鲜有隔阂的义社有关杯酒释兵权的记载兄弟话中有话，顿觉气氛不对，均表示如今天命有归，无人敢怀有异心。不料，太祖却说：“纵使诸位无异心，若你们的部下贪图富贵，将黄袍披在你们身上，那也由不得你们了。”此言一出，石守信等人都冒出一身冷汗，皇帝的话分明是怀疑他们有夺位之心。他们都知道臣子一旦被猜忌，后果很严重，便磕头请太祖指点明路。太祖见时机成熟，便直截了当说：“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罢了。你们何不释去兵权，购买良田，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饮酒作乐，颐养天年。如此，我们君臣间毫无猜嫌，上下相安，岂不为好？”石守信等人跟随太祖多年，深知他说这番话来是经过深思熟虑，便一齐叩头谢恩。
第二日，石守信等禁军将领纷纷上书，称自己有病在身，请求解除兵权。太祖十分高兴，立即同意请求，赐予大量金银财宝，授予他们有名无实的节度使官衔。之后，太祖又与这些将军结为儿女亲家，他的长女昭庆公主下嫁王审琦之子王承衍，次女延庆公主下嫁石守信之子石保吉，皇弟赵光美（廷美）娶大将张令铎的女儿为夫人。
削夺禁军将领兵权后，太祖曾想让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统领禁军。符彦卿是周世宗及皇弟赵光义的岳父，太祖颇加优遇。但赵普以符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再委兵柄为由相谏。太祖不听劝阻，认为自己待符彦卿甚厚，符彦卿不会辜负自己。赵普却反问太祖：“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太祖默然无语，此事便作罢。太祖也意识到节度使的兵权不能不削，于是上演了第二次“杯酒释兵权”，只是与前略有不同。
开宝二年（969）十月，太祖设宴招待几位掌握兵权的节度使。正饮酒时，太祖却做体恤状，说道：“卿等都是国家功臣宿将，戎马一生，本已辛苦，如今还不辞劳苦驻守大镇，实非朕优待贤士之本意。”座下凤翔节度使王彦超颇能揣摩主子心意。太祖早年未发迹时曾投奔王彦超，但被拒之门外，太祖即位后曾当面质问他此事。王彦超却说：“臣当年所辖之处乃是小郡，容不下真龙天子。若陛下当年留在臣处，怎能有今日？可见上天有意不让臣收留陛下是为了成全陛下今日的大业。”太祖听了十分高兴，也没有再和他计较。这次王彦超一听太祖之言，心领神会，马上道：“臣本无勋劳，久冒荣宠，今已衰朽，乞骸骨，归丘园，臣之愿也。”另外几位节度使武行德、郭从义、白重赞和杨廷璋虽明白太祖的意图，却不愿解除兵权，纷纷诉说自己当年的攻战经历和沙场艰辛。太祖心中十分不快，冷冷道：“此均为前朝之事，何足道哉。”第二日，这五人都被罢任，授以虚衔，其他一些未赴宴的节度使如向拱、袁彦等也相继交出兵权。
太祖吸取唐末五代藩镇之乱的教训削夺武将兵权，巩固了帝位。但他并没有采用历史上屠杀功臣的做法，这对于皇帝和武将来说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也充分显示出太祖在政治上杰出的御人之术。然而，过分削夺武将兵权，是导致宋朝武事不振、形成积弱局面的重要原因。
赵匡胤个人小档案
姓名：赵匡胤出生：后唐天成二年（927）
属相：猪卒年：开宝九年（976）
享年：50岁谥号：英武圣文神德皇帝
庙号：太祖陵寝：永昌陵
父亲：赵弘殷，追赠宣祖母亲：杜太后
初婚：19岁配偶：贺氏、王皇后、宋皇后
子女：4子6女继承人：赵炅
最得意：陈桥兵变最失意：帝位未能传子
最不幸：猝死最痛心：未能统一天下
最擅长：韬略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1)张家驹：《赵匡胤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
(2)龚延明：《宋太祖》，中华书局，1983年
(3)毛元佑、雷家宏：《宋太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
(4)虞云国：《细说宋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太宗赵炅太宗赵炅

第一部分太宗赵炅太平兴国元年——至道三年(1)

太宗本名匡义，后因避其兄太祖讳改名光义，即位后改名炅（ｊｉǒｎɡ）。在其兄弟中，除去早夭者，太宗排行居中，比太祖小12岁，比秦王太宗像赵廷美大8岁。22岁时，参与陈桥兵变，拥立其兄赵匡胤为帝，曾参与太祖统一四方的大业。太祖驾崩，38岁的赵光义登极为帝，是为太宗，在位共22年，59岁去世，是宋朝的第二个君主。
太宗即位后，继续进行始于后周世宗时的统一事业，鼓励垦荒，发展农业生产，扩大科举取士规模，编纂大型类书，设考课院、审官院，加强对官员的考察与选拔，进一步限制节度使权力，力图改变武人当政的局面，确立文官政治。这些措施顺应了历史潮流，为宋朝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因为急功好利，几次北伐攻辽都受挫，太宗转而执行守内虚外的政策。晚年政治大计循规蹈矩，使宋朝渐渐形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给宋代社会的发展也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要想全面了解太宗一朝的施政措施，还得从他的继位说起。按照封建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度，赵光义根本是与大宋皇位无缘的，但最后却是他继承了他哥哥的遗产。这一特殊的继承结果对太宗朝的政治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此点甚至在太宗个人的性格、生活上都有所反映。
斧声烛影：太宗继位之谜
汴京午门石狮开宝九年（976）十月十九日夜，宋朝的缔造者太祖忽然驾崩，年仅50岁。二十一日，晋王赵光义即位，这就是太宗。太祖英年而逝，太宗继位又不合情理，于是引出一段千古之谜。
十九日夜，大雪飞扬，太祖命人召时任开封府尹的晋王光义入宫。光义入宫后，太祖屏退左右，与光义酌酒对饮，商议国家大事。室外的宫女和宦官在烛影摇晃中，远远地看到光义时而离席，摆手后退，似在躲避和谢绝什么，又见太祖手持玉斧戳地，“嚓嚓”斧声清晰可闻。与此同时，这些宫女和宦官还听到太祖大声喊：“好为之，好为之。”两人饮酒至深夜，光义便告辞出来，太祖解衣就寝。
然而，到了凌晨，太祖就驾崩了。得知太祖去世，宋皇后立即命宦官王继恩去召皇子德芳入宫。然而，王继恩却去开封府请光义，而光义也早已安排精于医术的心腹程德玄在开封府门外等候。程德玄宣称前夜二鼓时分，有人唤他出来，说是晋王召见，然他出门一看并无人，因担心晋王有病，便前来探视。二人叩门入府去见光义，光义得知召见，却满脸讶异，犹豫不肯前往，还说他应当与家人商议一下。王继恩催促说：“时间久了，恐怕被别人抢先了。”三人便冒着风雪赶往宫中。到皇宫殿外时，王继恩请光义在外稍候，自己去通报，程德玄却主张直接进去，不用等候，便与光义闯入殿内。
宋皇后得知王继恩回来，便问：“德芳来了吗？”王继恩却说：“晋王到了。”宋皇后一见光义，满脸愕然，但她位主中宫，亦晓政事，心知不妙，便哭喊道：“我们母子性命都托付于官家了。”官家是对皇帝的称呼，她这样喊光义，就是承认光义做皇帝了，赵光义也伤心流泪说：“共保富贵，不用担心。”于是，赵光义便登极为帝。
太祖之死，蹊跷离奇，但太宗抢在德芳之前登极却是事实。太宗的继位也就留下了许多令人不解的疑团，因此，历来便有太宗毒死太祖之说。太祖本人身体健康，从他生病到死亡，只有短短两三天，可知太祖是猝死的，而光义似乎知道太祖的死期，不然他不会让亲信程德玄在府外等候。
太祖不明不白地死后，太宗为了显示其即位的合法性，便抛出了其母杜太后遗命的说法，即所谓的“金匮之盟”。杜太后临终之际，召赵普入宫记录遗命，据说当时太祖也在场。杜太后问太祖何以能得天下，太祖说是祖宗和太后的恩德与福荫，太后却说：“你想错了，若非周世宗传位幼子，使得主少国疑，你怎能取得天下？你当吸取教训，他日帝位先传光义，光义再传光美，光美传于德昭，如此，则国有长君，乃是社稷之幸。”太祖泣拜接受教训。杜太后便让赵普将遗命写为誓书，藏于金匮之中。
然而，由于年代久远，“金匮之盟”的重重迷雾也未能揭开，后人推测是太宗和赵普杜撰出来以掩人耳目的。那么，到底太祖是否有传位光义之意呢？据说太祖每次出征或外出，都让光义留守都城，而对于军国大事光义都参与预谋和决策。太祖曾一度想建都洛阳，群臣相谏，太祖不听，光义亲自陈说其中利害，才使得太祖改变主意。光义曾患病，太祖亲自去探望，还亲手为其烧艾草治病，光义若觉疼痛，太祖便在自己身上试验以观药效，手足情深，颇令人感动。太祖还对人说：“光义龙行虎步，出生时有异象，将来必定是太平天汴京繁塔(始建于太平兴国二年，此为后人重修)
子，福德所至，就连我也比不上。”有人便以此推测太祖是准备将皇位传给弟弟光义的。但是，这样的说法难以经得住推敲，无非是后人的臆测而已。
姑且不论太宗是否毒杀太祖，是否编造“金匮之盟”，这种兄终弟及的皇位继承方式与传统的父子相传相比，可谓名不正，言不顺。因此，太宗继位后首先要采取系列措施来安抚人心，巩固帝位。

第一部分太宗赵炅太平兴国元年——至道三年(2)

太宗一即位，就改年号为“太平兴国”，表示要成就一番新的事业。对于此次皇位更替中涉及的关键人物，都做了一番安排。他任命其弟赵廷美为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德昭为节度使和郡王，德芳也封为节度使。太祖和廷美的子女均称为皇子皇女，太祖的三个女儿还封为国公主。太祖的旧部薛居正、沈伦、卢多逊、曹彬和楚昭辅等人都加官晋爵，他们的儿孙也因此获得官位。而一些太祖在世时曾加以处罚或想要处罚的人，太宗都予以赦免。
除此之外，太宗更注重培养和提拔自己的亲信。其实，太宗早在继位前就已经紧锣密鼓地进行布局了。太宗任开封府尹长达15年之久，正是韬光养晦之时，他在此期间组织了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据统计，光晋王的幕府成员便有60人之多。与此同时，赵光义还有意结交不少文官武将。即便是太祖的旧部，诸如楚昭辅和卢多逊等掌握实权的朝中要员，太宗都着意加以结纳。这两人都与太宗关系密切，在太宗继位后都升了官。太宗继位后，其幕府成员如程羽、贾琰、陈从信、张平等人都陆续进入朝廷担任要职，慢慢替换太祖朝的大臣。此外，太宗还罢黜了一批元老宿将如赵普、向拱、高怀德、冯继业和张美等，将他们调到京师附近做官，便于控制。
不过，太宗改变太祖朝政局的最重要的措施当是扩大科举的取士人数，他在位时期，第一次科举就比太祖时代最多的数字猛增了两倍多。科举使不少有才华之人都有机会入仕，况且太宗朝取士多，而一旦被录取，士子们便青云直上，这些“天子门生”出任各种职务，无疑对太宗心存感激，心甘情愿地为新皇帝效力。这样，即使当时朝野内外对太宗的继位有诸多非议，太宗也能够把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将整个朝廷逐渐变成服从自己的机构，而“斧声烛影”和“金匮之盟”则成为了后人永远猜不透解不开的谜团。
传位难题：解铃亦为系铃人
不管太宗如何在文治武功上谋求超越太祖的地位，但终太宗一朝，却始终无法摆脱太祖的阴影。太宗继位之后，面对的一个头疼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此后的皇位继承。按照“金匮之盟”的约定，廷美是皇位第一继承人，并由廷美传回太祖之子德昭。这是太宗所不愿意看到的。自古帝王传承多为父死子继，太宗也不例外。为此，太宗绞尽脑汁，力图一一排除传子过程中的障碍，走过了一段充满风波曲折的历程。
所谓的金匮之盟可能是太宗、赵普捏造出来的，虽然一时能掩人耳目，但最终限制了太宗传子的愿望。这还得靠太宗和赵普自己解开这道难题。在此过程中，太宗逼死弟弟和侄儿，逼疯长子，其间的无奈、痛苦也许他再也不愿重受一遍。
赵普在太宗定储一事中扮演了极为特殊的角色。太宗曾以传国之事询问赵普的意见。赵普一生读书不多，但好读《论语》，并从中学到一些治国之道。他曾对太宗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指《论语》）。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因此以“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而闻名于世。
赵普像
赵普在太祖时代以佐命元臣之身份在中枢机构执政达10年之久，与太祖私交甚好，被其视为左右手。太祖时代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制定统一战略等事上，赵普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赵普的权势甚至一度在晋王光义之上。他还反对过太祖传位晋王光义的意图。因此，他与太宗的关系极为微妙。
太宗继位后，赵普的地位已远远不及太祖时代，颇受压抑和冷漠。太宗要维护自己的权力，对赵普这样的太祖旧臣自然心存猜忌，何况两人还曾是政敌呢。然而，赵普是开国元勋，太宗要安抚人心，自然需要利用这样的元老重臣装点门面，所以对赵普在表面上还是客客气气。赵普沉浮宦海几十年，深知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在身家性命随时有危险的情况下，政治态度自然会发生一些变化。于是，当太宗向他询问传任廷美之事时，赵普心知太宗心意，便说：“自古帝王传位乃是父传子，当年太祖已误，陛下今日还要再错吗？”这句话大获太宗赏识，坚定了太宗传子的信心。此后，赵普在太宗传位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太祖去世后，还留有两个儿子德昭和德芳。太宗继位之初，德昭封为节度使和郡王。太宗征辽时，德昭从征幽州。高梁河之战，宋军惨败赵德昭像，太宗只身逃脱，不知所踪。这时有人商议立德昭为帝。后来，太宗生还，此事便作罢。班师回京后，太宗以此次北伐不利，便很久不行此前平定北汉之赏，将士们不免议论纷纷。德昭便为将士们请赏，认为即使与辽作战失败了，还是应该赏赐平北汉有功的将领。太宗听后很不高兴，就说：“待你做了皇帝再赏赐也不迟。”此言一出，德昭惶恐万分，低头垂泪，默然而出。
德昭所处地位本就微妙，而叔父那番话分明又是怀疑他有夺位之心，日后难全其身，又思及父母早亡，兄弟二人不得保，满腹心事竟无处诉说，顿生短念，回来后便自刎身亡。据记载，太宗得知此事后又惊又悔，赶过来抱尸痛哭：“痴儿何至此邪！”下令厚葬，追封魏王。德昭死时年仅29岁。两年以后，德芳又不明不白地死去，年仅23岁。于是，太宗皇位继承的两大“隐患”被消除了。

第一部分太宗赵炅太平兴国元年——至道三年(3)

德昭兄弟死后，对皇位能构成威胁的就只剩下秦王廷美了。太宗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对廷美下手，但只有除掉其弟，才能保证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子孙。太宗此次又想到了赵普。赵普曾提醒太宗不可“一误再误”而深受太宗信任，自然知道在这种情形下该怎么做。
这里需要提一下赵普的政敌卢多逊。卢多逊为人机警，知道太祖喜欢读书，经常到史馆来取书，就让小吏每次都查看太祖所取何书，于是赵廷美像通宵阅读此书。等到第二天召对时，太祖问起大臣们书中的事情，只有卢多逊一个人应答如流，以此获得太祖赏识，拜为宰相。他跟赵普一直不和，好几次在太祖面前说赵普坏话，而赵普本人也因专权、贪财为很多大臣所忌，并被人抓住把柄，结果赵普被罢相。当时有人跟太祖反映赵普非议皇弟光义，估计这也是卢多逊干的。赵普上表自诉说：“皇弟忠孝，我怎么能够轻议。这是外人的离间之词，何况当初太后临终前的遗命我亲目所见，并作了记录呢。希望陛下明察。”太祖将赵普的上表一并藏在金匮里。太宗初年，赵普受到冷落，卢多逊怕他复起，就跟太宗说赵普当初反对太祖传位给他。
过了几年，太宗为晋王时的旧僚揭发秦王廷美阴谋造反。太宗将信将疑，就问赵普的看法。这给了赵普表白的机会。关于秦王廷美，赵普说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但这次赵普趁机说自己为权奸（当然是指卢多逊了）所害，并详细说起杜太后的金匮之盟以及自己的上表等事。这下，太宗感觉到赵普原来是自己的大忠臣，于是对赵普加官晋爵。但不多久，太宗君臣都意识到了金匮之盟所存在的隐患。赵普提醒太宗不可一误再误的话一出口，就已经决定了廷美的结局。
没多久，赵普就查到了卢多逊私遣堂吏交通廷美之事。赵普毫不客气地捅给皇帝，说卢多逊盼太宗早日晏驾，就好尽力侍奉廷美，廷美表示满意，还送卢多逊弓箭等物。太宗大怒，借题发挥，严惩卢多逊及其同党。大臣王溥等74人联名上奏卢多逊及廷美怨望诅咒，大逆不道，宜正刑章。卢多逊被削夺官爵，其同党不少被处死；廷美勒归私第，其儿女不再称皇子皇女。
赵普借卢多逊交通秦王案，既打击了政敌卢多逊，又讨好了太宗，一箭双雕。但廷美的悲惨命运还没到头。赵普更进一步，他挑唆开封知府李符落井下石，上言说廷美不思改过，反多怨望。于是，廷美被降为涪陵县公，安置到房州。太宗命人严加监管。廷美气愤难平，两年后便死在房州，年仅38岁。顺便提及的是，李符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赵普怕他泄漏秘密，后来找了一个别的茬儿，将他贬到地方做了一个小官。
廷美死后，太宗对外称廷美乃是乳母陈国夫人耿氏的儿子，并非杜太后所生，这样就彻底地将廷美排除在皇位继承系统之外。当时，杜太后早已去世，太宗兄弟也只剩下他一人，太宗所言无人能够反驳。因此，廷美到底是谁的儿子，恐怕也只有太宗自己最清楚了。
经过上述种种手段，太宗终于清除了将皇位传给儿子的障碍。不过，太宗对皇位继承人的挑选却并非一帆风顺，也颇多曲折。
太宗长子元佐自幼聪明机警，长得又像太宗，颇为太宗喜欢。元佐有武艺，善骑射，还曾经随太宗出征过太原、幽蓟。
太宗迫害廷美时，元佐颇为不满，力加营救，请免其罪，但未能成功。后廷美死于房州，元佐得知此事，悲愤成疾，竟然发狂。左右仆从若有小错，元佐即以刀棒伤人。太宗命太医治理，才稍有好转。
然而，雍熙二年（985）重阳节，太宗召集几个儿子在宫苑中设宴饮酒作乐，因元佐病未痊愈，就没有派人请他。散宴后，陈王元佑去看望元佐。元佐得知设宴一事，说：“汝等与至尊宴射，而我不预焉，是为君父所弃也。”忿气难平，一个劲喝酒。到了半夜，索性放了一把火焚烧宫院。一时间，殿阁亭台，烟雾滚滚，火光冲天。太宗得知后，猜想可能是元佐所为，便命人查问，元佐具实以对。太宗怒不可遏，欲绝父子之情。众人营救不得，元佐被废为庶人。有人说元佐是在装狂，以表示对父亲的不满和对皇位的拒绝。
太宗去世后，其妻李皇后曾打算立元佐为帝，但元佐并不知情，所以未受牵连。元佐的同母弟真宗即位后对元佐很好，努力帮他治病，只是元佐在其弟做了皇帝后，终身未见他。元佐死于仁宗天圣五年（1027），享年62岁。在真宗即位后，元佐竟能安享富贵达30年之久，真是幸运。

第一部分太宗赵炅太平兴国元年——至道三年(4)

在元佐焚宫这件事中，有一特殊人物，即陈王元佑。宴会后，元佑去元佐府中，不知说了什么竟惹得元佐纵火焚宫，而后太宗认为元佐宫中起火并非偶然，决意废元佐为庶人，元佑是否对太宗说过什么，也难以查明。雍熙三年七月，元佑改名元僖，并封开封尹兼侍中，成了准皇储。
同年，雍熙北伐失利。赵普上《谏雍熙北伐》奏疏，颇得太宗嘉赏。后来，元僖也上疏论及伐辽之事，为太宗采纳。太宗、元僖和赵普在处理对辽事宜方面有了很多的共识。元僖见太宗优待赵普，便与赵普交好，更是上疏建议太宗重新任用赵普为相。端拱元年（988），赵普第三次为相，威权一时又振。竭力支持和拉拢赵普的陈王元僖也晋封许王，更加巩固了皇储地位。赵普罢相后，元僖又与另一位宰相吕蒙正关系密切。
然而，事不如人愿。淳化三年（992）十一月，元僖早朝回府，便觉得身体不适，不久便去世了。太宗极为悲伤，罢朝五日，赠皇太子，并写下《思亡子诗》。元僖之死，据传是其侍妾张氏下毒所致。元僖不喜正妻李氏，宠爱张氏。张氏欲下毒毒杀李夫人，但误毒死元僖。张氏恃宠骄横，对奴婢稍不如意即予以重罚，甚至有棰死者，但元僖并不知情。张氏又逾越制度葬其父母。太宗后来探知其事，大怒，遣使按问。张氏自缢身亡，左右亲吏都被处罚，其父母坟墓亦被毁去。太宗又下诏停止元僖的追赠仪式，降低其葬礼的规格。元僖本得太宗喜爱，又与宰相交好，朝中还有不少大臣建议立他为太子，本是春风得意之时，却死于非命，而死后又被太宗所厌，实是可叹。
元佐被废，元僖暴死，储位空缺，冯拯等人上疏请早立太子。这是个敏感问题，太宗正为此心烦，便将冯拯等人贬到岭南。自此以后没有人敢议论继承问题。不过，太宗本人被箭伤所扰，也知该早立储君，便就此私下询问寇准。在寇准的支持下，襄王元侃被立为太子，改名恒。
太宗册立太子，大赦天下，京师之人见到太子都欢呼道：“真社稷之主也！”太宗得知后很不高兴，马上召寇准说：“四海心属太子，欲置我何地也？”皇帝尚在世，太子如此深得人心，自然为皇帝所忌，有哪个皇帝不想权力为自己所操控呢？况且早在安史之乱中，太子李亨太宗像
遥拜唐玄宗为太上皇而自立为帝，尤其是五代以来，子侄逼宫之事更是史不绝书，因此，太宗心中自然不痛快。幸得寇准说：“陛下择所以付神器者，顾得社稷之主，乃万世之福也。”太宗听后才消气，请寇准喝酒，大醉方罢。
随着病情加重，太宗又开始设法保住太子皇位。在此情况下，大臣吕端被推到了风浪之颠。吕端为相时已61岁，担任宰相前，他在地方和中央都做过官。吕端为人稳重、镇静，又信奉黄老思想，这与太宗晚年所持清静无为的政治信仰相符合，因此，吕端颇得太宗赏识。据说在重用吕端之前，太宗曾写过《钓鱼诗》，诗云：“欲饵金钩深未达，磻溪须问钓鱼人。”这是太宗以周文王自诩，而将吕端比做姜太公。当时，曾有人反对用吕端为相，说他为人糊涂，太宗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吕端果然不负所托。至道三年（997）三月，太宗驾崩，李皇后与宦官王继恩等人企图撇开太子赵恒，另立元佐为帝，幸得吕端处置得当，才得以保证赵恒登基为帝，便是后来的真宗。太宗的去世，标志着宋朝开创局面的结束，守成时代的到来。
赵炅个人小档案
姓名：赵炅（赵匡义、赵光义）出生：后晋天福四年（939）
属相：猪卒年：至道三年（997）
享年：59岁谥号：神功圣德文武皇帝
庙号：太宗陵寝：永熙陵
父亲：赵弘殷，追赠宣祖母亲：杜太后
初婚：17岁配偶：尹氏、符氏、李皇后
子女：9子7女继承人：赵恒
最得意：灭北汉最失意：无法摆脱篡位的阴影
最不幸：高梁河之战差点被俘最痛心：元佐佯狂、元僖暴死
最擅长：附庸风雅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1）张其凡：《宋太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
（2）虞云国：《细说宋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真宗赵恒真宗赵恒

第一部分真宗赵恒咸平元年——乾兴元年(1)

真宗名恒，曾名德昌、元休、元侃。生于开宝元年（968）十二月二日，太宗第三子。淳化五年（995）被立为太子。至道二年真宗像（997）太宗去世，真宗登皇帝位。乾兴元年（1022）二月二十日去世，享年55岁，在位26年，葬于永定陵。
真宗不是太宗的长子，母亲也不是皇后，原本没有资格继承皇位。当大哥赵元佐发疯、二哥赵元僖暴死之后，轮到了他继位。真宗即位之初，勤于政事，分全国为15路，各路转运使轮流进京述职，蠲免五代以来的欠税。但是与久经沙场的太祖、太宗不同，从小生活在深宫中的赵恒性格较为懦弱，缺乏开拓创新的决心和勇气，在他看来，坚持太宗晚年推崇的黄老无为思想，继续守成的局面是最好的选择。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后，真宗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反而致力于封祀之事，粉饰太平，广建宫观，劳民伤财，使得宋王朝的“内忧外患”日趋严重。
澶渊之盟：和平降临背后的故事
建于真宗时期的定州敌塔自雍熙北伐惨败后，对辽朝就一直心存畏惧，逐渐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相反，辽朝对宋朝却是步步紧逼，不断南下侵扰宋朝。自咸平二年（999）开始，辽朝陆续派兵在边境挑衅，掠夺财物，屠杀百姓，给边境地区的居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虽然宋军在杨延朗（又名杨延昭，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杨六郎）、杨嗣等将领率领下，积极抵抗入侵，但辽朝骑兵进退速度极快，战术灵活，给宋朝边防带来的压力愈益增大。
真宗朝名相寇准，对宋辽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寇准是华州下邽人，在很多文学作品中常被戏称为“寇老西儿”。寇准19岁就考中进士，仕途比较顺利，其人生性豪爽，不拘小节，是个很有个性的人。太宗时，有一次在大殿奏事，寇准的话很不合乎太宗的心意，太宗愤而离去，寇准居然不顾君臣之礼，扯着太宗的衣服不让他离开，太宗被他搞得极为尴尬。或许正是因为寇准的直率，使太宗比较信任他，寇准像
在立太子等敏感问题上也征求他的意见。寇准支持太宗立时为襄王的元侃为太子，又打消太宗立太子后的疑虑，所以说起来真宗能顺利登上皇位也有寇准的一份功劳。这样，真宗也很信任寇准，后任命他为宰相。
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辽国萧太后和圣宗亲率大军南下，深入宋境，围攻定州，来势汹汹。此消息传至京城，朝野震惊，真宗急召群臣商量对策，主和、主战两派各持己见，莫衷一是。王钦若、陈尧叟等人主张迁都金陵或成都避难，而宰相寇准则力排众议，坚决要求真宗北上亲征，安定民心，鼓舞士气，打退辽军的进攻。宰相毕士安、大将高琼等人也反对南迁，原想一逃了之的真宗极不情愿地把南迁计划压了下来。为了防止王钦若再向真宗进言，寇准便把王钦若调离京城，出任地方官。朝廷中的主迁派失去了核心人物，懦弱的真宗也只得决定亲征，却迟迟不肯出发。
为了催促真宗早日启程，寇准颇费了一番心思。前线战事日趋紧急，急报一封接着一封发到朝廷，他故意都扣留下来，先不让真宗知道，等积多了一并呈给真宗看。真宗一见这么多急报，就慌了手脚，忙问该怎么办。寇准不紧不慢地说：“陛下是想尽快解决此事呢，还是想慢慢来？”真宗当然是想尽快解决。寇准趁势说道，只要陛下御驾亲征，此事五日之内就能解决。无奈之下，真宗只得同意立即出征。此后，朝廷确定了亲征的相关事宜，安排雍王赵元份留守京城，真宗于十一月二十日出发亲征。
两天之后，真宗一行抵达韦城，但前方战况不明，王超的部队又没有按照事先约定南下接应，真宗开始犹豫，是否按原计划继续北上。此时随行的官员中，有人主张尽快撤退到金陵，也有些人主张撤回京城。寇准则坚决反对，他对真宗说：“陛下现在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河北诸军日夜盼望陛下到来，若是现在撤退，军心必然大乱，辽军趁势前来攻打，恐怕到不了金陵就成了辽军的俘虏。”真宗听后大惊失色，加之有其父太宗亲征失踪的前车之鉴，于是不敢再提撤退之事。
与此同时，辽军继续南下，其主力早于真宗到达澶州（河南濮阳）城下。宋朝大军行动迟缓，十一月二十五日才到达澶州南城。澶州以黄河为界，分南、北两城，南城相对较为安全。真宗看到河对岸烟尘滚滚，就想留在南城，不去北城。寇准劝真宗：“宋军的主力都在北城，陛下如果不去北城，亲征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再说各路大军已经陆续到达澶州，不会有什么危险。”高琼也劝真宗过河，不等真宗同意，他就催促卫兵们护送真宗前进。真宗勉强到了北城，在城楼上召见了各军将领。宋军将士看到城楼上的黄龙旗，得知皇帝到了，立即高呼万岁，士气大振。
巡视完毕，真宗把军事大权交给寇准。他相信寇准的能力，但生性懦弱的真宗内心还是颇为忐忑，生怕出现意外。其实寇准等人内心的忧虑决不亚于真宗，只是不能表露出来而已。为了稳住真宗，寇准每日与杨亿等人饮酒作乐，装出毫不在意的模样。真宗得到密探关于寇准动静的汇报后，以为寇准胸有成竹，情绪才逐渐稳定下来。

第一部分真宗赵恒咸平元年——乾兴元年(2)

宋、辽双方在澶州相持了十余日，形势对宋军相当有利，宋军坚守辽军背后的城镇，又在澶州城下射死辽军大将萧挞凛，使辽军士气一宋辽澶渊盟书
落千丈。萧太后唯恐腹背受敌，秘密派人前来求和。真宗生性优柔寡断，并没有与辽军一决胜负的决心。早在亲征之前，他就曾经暗中派曹利用前往辽营议和，只是因为战事激烈，曹利用一直未能到达辽营。这时辽朝主动提出议和，正中真宗下怀，于是急忙催促曹利用前去议和。
经过几番交涉，两国议和成功，和约规定：宋朝每年输给辽绢20万匹，银10万两；双方为兄弟之国。因该盟约在澶州签订，其西有湖泊曰澶渊，澶州亦名澶渊郡，故史称为澶渊之盟。
据说曹利用在议和之前曾面见真宗，询问给辽朝财物的数量限度。真宗提出了可以接受的底线为100万。寇准知道后警告曹利用：“皇上虽然说可以给100万，但是若超过30万，回来我就砍你的头。”曹利用最后果真以30万代价谈判成功。曹利用回来之后，真宗派宦官去问他答应给辽多少钱物。曹利用没有回答，只伸出三个手指。来人回去告诉真宗，曹利用伸出三个手指，估计是300万吧。真宗惊叫：“太多了！”想了一会，真宗又居然认可了如此巨大的赔付数额：“能了结此事，300万就300万吧。”等到召见之时，曹利用只是一味谢罪，真宗北寨宴射图（和约签订后，真宗举行了庆祝活动）
问他到底许给辽朝多少财物，曹利用说许了30万。真宗大喜，重重奖赏了曹利用。
澶渊之盟是真宗在有利的军事形势下屈辱求和的结果。对宋而言，这是丧权辱国的和约，不仅燕云十六州的失地未能收回，而且要输金纳绢以求辽国不再南侵，此后辽更是不断需索，使北宋国威扫地。辽国却是在不利的军事情势下占了大便宜，得到了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不过，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双方大致保持了百余年之和平，这对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民间交往和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是非常有利的。
幕后女人：温柔而强悍的刘后
真宗先后有三位皇后，第一位妻子潘氏是名将潘美第八个女儿，在真宗即位之前就去世了，后追封为皇后。郭氏是真宗第二任妻子，真宗即位后封为皇后，景德三年（1006）去世。真宗第三位皇后，就是著名的刘皇后。真宗去世之后，刘皇后垂帘听政，把持朝政达10余年之刘后像
久。作为宋代八位摄政皇后之第一人，这位对北宋政局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皇后，一生颇具传奇色彩。
刘氏是四川成都人，生于开宝二年（969）。她出身贫寒，从小父亲就死了，跟随外祖母家的亲戚四处流浪，十几岁时就嫁给银匠龚美为妻。后来，龚美带着刘氏到京城做生意。龚美生意不好，走投无路，就想把刘氏卖掉。
真宗（当时还是襄王）的幕僚张旻见过刘氏后，觉得她聪慧貌美，想起真宗曾说起想纳一个四川女子做侍妾，就安排两人见面。真宗见到刘氏后非常满意，便把她买了下来。刘氏颇得真宗的欢心，两人如胶似漆，形影不离。太宗知道此事后大怒，勒令真宗把刘氏逐出襄王府。父命难违，但真宗实在舍不得刘氏，便偷偷把刘氏寄养在张旻家。张旻安排家人悉心照顾刘氏，自己为了避嫌，每天睡在襄王府，以免招致不必要的怀疑，甚至是杀身之祸。
真宗即位后，没有忘记刘氏，把她接到了皇宫，疼爱依旧。刘氏在宫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大中祥符五年（1012）已经升为德妃。当时郭皇后已经去世，在后宫中，刘氏的地位最高，离皇后宝座只有一步之遥。
刘氏不仅温柔美丽，且生性机敏，通晓书史，对国家大事也颇具见识。真宗批阅文件，刘氏常陪伴左右。凡有疑难，刘氏总能提供恰当的建议，深得真宗信任。在郭皇后去世之后，真宗有意立刘氏为后，但他也知道刘氏的出身是最大的障碍。
真宗拿不定主意，就找参知政事赵安仁商量。正因刘氏出身卑微，赵安仁反对立她为后。真宗听了很不高兴。第二天又找王钦若商量，并把赵安仁的意见告诉了他。王钦若对真宗说：“陛下不如问问赵安仁，他认为应该立谁为皇后。”改天，真宗问赵安仁该立何人为皇后，赵安仁建议：“德妃沈氏是前朝宰相沈义伦的后人，可以做皇后。”真宗次日跟王钦若说明了赵安仁的意见，王钦若说：“陛下不说，我也知道他会这样说，赵安仁过去曾经做过沈义伦的门客！”真宗觉得赵安仁徇私，就罢免了他的官，下决心立刘氏为后。但刘氏为人处事颇为谨慎。当真宗决定立她为后时，宰相王旦忽然请病假，刘氏担心王旦持反对意见，就劝说真宗推迟此事。后来王旦上疏表示同意立刘氏为后，这件事情才最终确定下来。

第一部分真宗赵恒咸平元年——乾兴元年(3)

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刘氏被册立为皇后。刘氏由银匠之妻成为一国的皇后，绝非单单因为美貌。此时的刘氏已经40多岁，早已过了花样年华，吸引真宗的是她的智慧和能力。精明能干的刘氏把后宫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同时在朝政方面能给真宗以帮助。真宗十分信任这个陪伴他多年的枕边人，甚至有一点依赖她。当真宗的身体状况日趋恶化时，刘氏便顺理成章地帮丈夫处理朝廷日常政务，裁定军国大事。另外，刘氏的前夫龚美将自己的妻子让给真宗之后，也留在真宗身边为其效力。真宗即位后，龚美改姓刘，与刘氏以兄妹相称。由于刘氏的关系，刘美升得很快，逐渐掌握了京城军权，成为刘氏最为得力的助手之一。真宗统治晚期，刘氏权力越来越大，成为实际上的统治者，其一举一动，对当时的政局，尤其是寇准、丁谓两派之间的斗争，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永定陵石人石马
刘氏虽受真宗宠爱，但自己却没有生下一儿半女。正巧，真宗看上了刘氏宫里的一个侍女李氏，受到真宗宠幸的李氏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产下一子（赵受益，也就是后来的仁宗）。当时刘氏还没有被封为皇后，年近四旬的刘氏可能认识到自己不会再有孩子，便接受了李氏的这个孩子，由她和另外一个嫔妃杨氏共同抚养，严禁宫人向孩子说明真相。真宗很宠爱刘氏，默许她抱养李氏之子。拥有子嗣，对刘氏能册立为皇后，以及真宗死后顺利垂帘听政具有重要的意义。聪明的刘氏十分明白儿子对她的重要性，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刘氏还真是充当了一个合格母亲的角色，细心地抚育赵受益，母子感情十分融洽。这位皇子从小就叫刘氏大娘娘，叫杨氏小娘娘，一直认为刘氏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直到刘氏去世后，才知道真相。
永定陵镇陵将军石雕
真宗先后有5个儿子，但都陆续夭折。赵受益的降生，真宗中年得子，自然喜出望外，从小就十分疼爱他。等到受益年纪稍大一点，真宗就细心为他挑选老师，关注他的学业，培养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天禧二年（1018）中秋节，真宗正式下诏册立8岁的赵受益为皇太子，改名为赵祯。
乾兴元年（1022）二月，真宗病情急剧恶化。弥留之际，真宗放心不下年幼的太子，丁谓等人向真宗保证将全力辅佐太子，真宗这才稍稍安心。二十日，真宗死于延庆殿，享年55岁。太子赵祯即位。遗诏规定：尊刘皇后为皇太后，在仁宗成年之前代为处理军国大事。真宗时代结束之后，开始了长达12年的刘太后垂帘听政时代。
赵恒个人小档案
姓名：赵恒出生：开宝元年（968）
属相：龙卒年：乾兴元年（1022）
享年：55岁谥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
庙号：真宗陵寝：永定陵
父亲：太宗母亲：李皇后
初婚：16岁配偶：潘氏、郭皇后、刘皇后
子女：6子2女继位人：赵祯
最得意：泰山封禅最失意：澶渊之盟
最不幸：常年病痛缠身最痛心：多名子女夭折
最擅长：装神弄鬼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1）汪圣铎：《宋真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
（2）虞云国：《细说宋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仁宗赵祯仁宗赵祯

第二部分仁宗赵祯天圣元年——嘉祐八年(1)-(图)

宋仁宗　　仁宗像仁宗赵祯，真宗子。大中祥符八年封寿春郡王，天禧二年（1018）封升王，立为太子。乾兴元年（1022）即位，由刘太后垂帘听政，明道二年（1033）太后死，始亲政。仁宗在位42年，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仁宗早年生活在养母刘太后阴影之下，作为一个守成之君，能守祖宗法度，性情文弱温厚，其武功谋略不及太祖、太宗，在与西夏王朝的长期对峙中表现平平，宋王朝屡战屡败，军事上处于弱势地位。然而，仁宗知人善任，也想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诸多弊端，提拔重用了一大批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因而其在位时期名臣辈出。总体而言，仁宗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但其中也不乏悲天悯人的情怀。
生母之谜：“狸猫换太子”的传说
关于赵祯的身世，有一种至今流传的说法，这就是“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清末成书的小说《三侠五义》称刘氏、李氏在真宗晚年同时怀孕，为了争当正宫娘娘，刘妃工于心计，将李氏所生之子换成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污蔑李妃生下了妖孽。真宗大怒，将李妃打入冷宫，而将刘妃立为皇后。后来，天怒人怨，刘妃所生之子夭折，而李妃所生男婴在经过波折后被立为太子，并登上皇位，这就是仁宗。在包拯的帮助下，仁宗得知真相，并与已双目失明的李妃相认，而已升为皇太后的刘氏则畏罪自缢而死。
自宋朝以来，由于小说、戏剧等各种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演绎，仁宗生母之谜日益鲜活生动，备受世人关注。尽管历朝历代增加、删改了不少或虚假或真实的内容，而且，戏曲和小说中情节也不尽相同。然而，这一故事本身就是一件大案，仁宗究竟是真宗后刘氏之子，还是妃子李氏亲生，无论是小说，还是戏曲，几乎众口一辞，认定仁宗是李妃所生，而非刘皇后之子。
事实也大体如此。李氏本是刘后做妃子时的侍女，庄重寡言，后来被真宗看中，成为后宫嫔妃之一。在李妃之前，真宗后妃曾经生过5个男孩，都先后夭折。此时真宗正忧心如焚，处于无人继承皇位的难堪之中。据记载，李氏有身孕时，跟随真宗出游，不小心碰掉了玉钗。真宗心中暗卜道：玉钗若是完好，当生男孩儿。左右取来玉钗，果然完好如初。这一传说从侧面反映出真宗求子若渴的迫切心态，也是真宗无奈之余求助神灵降子的真实写照。虽然不尽可信，但可以肯定的是，李氏后来的确产下一个男婴。真宗中年得子，自然喜出望外。仁宗赵祯还未来得及睁开眼睛记住自己亲生母亲的容颜，便在父皇真宗的默许下，被一直未能生育的刘氏据为己子。生母李氏慑于刘后的权势，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别人夺去，却不敢流露出任何不满情绪，否则不仅会危害自身，也会给亲生儿子带来灾难。
乾兴元年，13岁的仁宗即位，刘氏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权倾朝野。后人或许是出于男权意识，或许是基于正统观念，将刘后比作唐代的武则天，而对她当政非议甚多。加上宋初有过兄终弟及的先例，而真宗又确有一个能干的弟弟泾王赵元俨，便出现了许多传闻，说刘后在真宗临终时，以不正当手段排斥赵元俨，从而攫取了最高权力。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称，在真宗病逝前最后一刻，真宗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又伸出五指，再展三指，以示意叩榻问疾的诸大臣。后有人臆测，当时真宗是想让自己的弟弟，也即小说戏文中知名度极高的“八千岁”元俨摄政并辅佐赵祯。但刘后于事后派人对大臣解释说，官家所示，仅指三、五日病可稍退，别无他意。元俨闻听此事后，发现自己已成为刘后当权的障碍。为了避免遭到刘后的残酷政治打击，他立即闭门谢客，不再参与朝中之事，直至刘后去世，仁宗亲政。
然而，传闻毕竟不是事实。据可靠资料记载，真宗病危时，惟一不放心的就是自己年幼的儿子，生怕皇位落入他人之手。他最后一次在寝殿召见了大臣们，宰相丁谓代表文武百官在真宗面前信誓旦旦地作出承诺，皇太子聪明睿智，已经作好了继承大统的准备，臣等定会尽力辅佐。更何况有皇后居中裁决军国大事，天下太平，四方归服。臣等若敢有异议，便是危害江山社稷，罪当万死。这实际上是向真宗保证将全力辅佐新皇帝，决不容许有废立之心。真宗当时已经不能说话，只是点头微笑，表示满意。事实上，真宗晚年，刘皇后的权势越来越大，基本上控制了朝政，再加上宰相丁谓等人的附和，因而真宗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真宗留下遗诏，要“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相当于让刘后掌握了最高权力。
这样，仁宗就在养母的权力阴影下一天天长大。刘太后在世时，他一直不知先皇嫔妃中的李顺容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这大概与刘太后有直接关系，毕竟她在后宫及朝廷内外都能一手遮天。在这种情况下，恐怕不会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告诉仁宗身世秘密的。明道二年，刘太后病逝，仁宗刚刚亲政，这个秘密也就逐渐公开了。至于是谁最早告诉仁宗实情的，现在已很难弄清楚，凡是那些与刘太后不和的人均有可能向仁宗说明真相，但可能性最大的当是“八千岁”皇叔赵元俨和杨太妃。赵元俨自真宗死后，过了10余年的隐居生活，闭门谢客，不理朝政，在仁宗亲政之际，赵元俨突然复出，告以真相，应该是情理之中。杨太妃自仁宗幼年时期便一直照料其饮食起居，仁宗对她也极有感情，在宫中称刘后为大娘娘，呼杨太妃则为小娘娘，杨太妃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中说出实情也是极有可能的。无论如何，仁宗了解了自己的身世。

第二部分仁宗赵祯天圣元年——嘉祐八年(2)-(图)

蒙受了20年的欺骗，生母也在明道元年不明不白地死去，当仁宗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其震惊无异于天崩地陷。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一面亲自乘坐牛车赶赴安放李妃灵柩的洪福院，一面派兵包围了刘后的住宅，以便查清事实真相后作出处理。此时的仁宗不仅得知了自己的身世，而且听说自己的亲生母亲竟死于非命，他一定要打开棺木查验真相。当棺木打开，只见以水银浸泡、尸身不坏的李妃安详地躺在棺木中，容貌如生，服饰华丽，仁宗这才叹道：“人言岂能信？”随即下令遣散了包围刘宅的兵士，并在刘太后遗像前焚香，道：“自今大娘娘平生分明矣。”言外之意就是刘太后是清白无辜的，她并没有谋害自己的母亲。
李氏是在临死时才被封为宸妃的，刘太后在李妃死后，最初是想秘而不宣，准备以一般宫人礼仪举办丧事。但宰相吕夷简力劝大权在握的刘太后，要想保全刘氏一门，就必须厚葬李妃，刘后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以高规格为李宸妃发丧。生母虽然厚葬，但却未能冲淡仁宗对李氏的无限愧疚，他一定要让自己的母亲享受到生前未曾得到的名分。经过朝廷上下一番激烈争论，最终，将真宗的第一位皇后郭氏列于太庙之中，而另建一座奉慈庙分别供奉刘氏、李氏的牌位。刘氏被追谥为庄献明肃皇太后，李氏被追谥为庄懿皇太后。奉慈庙的建立，最终确立了仁宗生母的地位，同时也意味着年轻的仁宗在政治上的日益成熟，逐渐摆脱了刘太后的阴影。
国母之争：生死两皇后
安排了生母后事，仁宗表面上并未过分追究刘后及其亲属，这大概只是一时权宜之计。事实上，早在太后生前，仁宗与太后之间就已存在极大的冲突，尤其是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上，仁宗明显地感到太后的专横。仁宗最初看上了并非官宦却富有钱财的王蒙正的女儿，曾向刘太后提起过此事，但武断的太后根本不予理会，借口这个王姓女子“妖艳太甚，恐不利少主”，硬是将这个“姿色冠世”的少女许配给了刘美的儿子刘从德。刘美即是银匠龚美，只可惜在刘氏册封皇太后之前就去世了，留下了两个儿子，刘从德便是其长子，太后此举无疑有报答龚美的意味。然而，这一许配却极大地伤害了少年皇帝。
王蒙正与刘太后连姻时，其父极不赞成，阻拦不住，竟然大骂：我们王家世代为民，从来没有与外戚通过婚，今后必定要遭受灾祸！没想到此话当真应验了。10年后，王蒙正与父亲的婢女私通，生下了孩子又不承认，担心其分走自己的财产，被婢女告到官府。经审核，证据确凿，王蒙正被除名编管，发配岭南。仁宗特地下诏，禁止其女以国戚身份进入皇宫，其子孙也不得与皇族联姻，这种处罚大概与仁宗发泄他积蓄多年的怨恨有关。
仁宗喜欢的姑娘被许给刘从德后，太后也准备尽快为15岁的皇帝完婚，选了几个有身份的少女进宫，作为皇后候选人，其中有已故中书令郭崇的孙女郭氏，已故骁骑卫上将军张美的曾孙女张氏。当时仁宗一眼就相中了张姓女孩。本来皇帝选中谁就可以立为皇后，但仁宗的意愿再次遭到太后的阻挠。原来，经过太后审视，认为张姓女子不如郭姓女子，在未与仁宗商量的情况下，便自作主张以张氏为才人，而册立郭氏为皇后。这一决定又一次使少年仁宗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进而造成此后长时间内皇帝对正宫的冷漠，也直接导致了废后风波。
郭皇后有刘太后作靠山，她既不懂得谦让和宽容，更是逐渐养成了骄横自恣（ｚì）的性格。太后死后，她依然旧习不改，仍沿用太后时的规矩，垄断后宫。而仁宗亲政，却力图要摆脱太后的影响，其中一项重要变化，就是后宫嫔妃纷纷得宠。当时最受仁宗宠爱的两个美人是尚氏和杨氏。尚美人的父亲封官受赐，恩宠倾动京城，引起郭后的嫉恨，几番与尚氏发生冲突，尚氏自然也少不了在仁宗面前诋毁皇后。一次，尚氏当着仁宗的面讥讽郭后，郭后怒不可遏，上前要抽尚氏耳光，仁宗跑过来劝架，偏巧一巴掌落在皇帝的脖颈上。仁宗大怒，令宦官阎文应传来宰相吕夷简，让他“验视”伤痕，其实是为其废后寻求支持。随后，仁宗下诏，称皇后无子，愿意当道姑，特封净妃、玉京冲妙仙师，易名净悟，别居长宁宫。此诏一出，朝廷大哗，甚至引发了台谏官员在皇帝寝宫门前集体进谏这一前所未有的事件。郭后被废，名义上是她长时间未能生育皇子，实际上是仁宗发泄对已故太后的不满。
郭皇后被废后，仁宗让宋绶草拟废后诏书，其中有“当求德门，以正内治”的话，意思是从有教养的家庭中选取秀女。刘太后虽已不在人世，仁宗也已亲政，但在选后的问题上他却一直未能如愿。当时，左右领来一个姓陈的女子进宫，颇得仁宗欢心。陈氏是寿州茶商之女，父亲靠捐纳谋得一个小官，不具高贵的门第。宋绶说：“陛下若以贱者正位中宫，不就与前日诏书所言背道而驰了吗？”宰相吕夷简、枢密副使蔡齐等人也纷纷劝说，负责给皇上供药的太监阎士良颇得仁宗信任，他也劝谏仁宗不要娶陈氏。这样，在众人的反复劝说下，仁宗不得不另立中宫，勉强将宋初名将曹彬的孙女选为皇后。

第二部分仁宗赵祯天圣元年——嘉祐八年(3)

曹后像
正因为如此，仁宗对这次婚姻似乎也不是很满意。进入中年以后，仁宗最宠爱的女人是张美人。张美人后进封贵妃，虽然她在死后才被追册为皇后，但其生前的威势，并不亚于正宫曹皇后。张贵妃是洛阳人，祖先是吴人，吴越王归宋，其家迁到河南定居。不幸的是其父张尧封进士及第不久就去世了，母亲在齐国大长公主府上作歌舞女，将女儿带在身边。大长公主见这个小女孩灵巧可爱，便召入宫中作乐女，那时她才8岁，由宫人贾氏代养。一次宫中宴饮，被仁宗看中得宠。庆历八年（1048年）十月十七日成为贵妃。张氏在短短几年内，就由末等嫔妃的才人直升至最高等级的贵妃，距离皇后仅一步之遥，可知仁宗对她特别宠爱。
虽然张贵妃聪明伶俐，深得仁宗喜爱，但在“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大背景下，她也不能为所欲为，不仅晋封皇后没有希望，甚至连其伯父张尧佐晋封宣徽南院使这样虚职的事也因遭到台谏官的猛烈攻击而作罢。一天，仁宗正准备上朝，张贵妃送仁宗至殿门，拉着仁宗说“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仁宗答道：“放心！放心！”结果在殿上，仁宗正准备下达任命张尧佐的诏书，包拯便站出来上言，包拯像
陈述不应给予张氏任命的理由，长篇大论，很是激动，唾沫都溅到仁宗脸上。仁宗不得不收回了成命。张贵妃遣宦官探问，得知包拯犯颜直谏。等仁宗回到宫中，张贵妃迎上前去，又想为其伯父美言。仁宗用袖子擦着脸不耐烦地说：“今天包拯上殿，唾沫都溅到我脸上了。你只管要宣徽使，不知道包拯是谏官吗？”
皇祐六年（1054年）正月初八，31岁的张贵妃暴病身亡。仁宗感念张贵妃生前的柔情与善良，悲痛无比地对左右说，当年颜秀等人发动宫廷叛乱时，张贵妃不顾自身安危，挺身出来保护自己。天下大旱，为了替他分忧，又是张贵妃，在宫中刺臂出血，书写祈雨的祷辞。在左右宦官的支持下，仁宗最后决定用皇后之礼为张贵妃发丧。一生都梦想着登上皇后之位的张贵妃，终于在死后穿上皇后的殓服，享受到宗室、大臣们的参拜告奠。由于担心朝野的反对，仁宗干脆在治丧的第四天宣布追册贵妃张氏为皇后，赐谥温成。正宫曹皇后在世，却另追册贵妃为后，于是出现了一生一死两位皇后，如此逾礼之事，旷古未闻。台谏连续上奏反对，仁宗置之不理。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仁宗下令“禁乐一月”，京师惟一的活动便是为温成皇后举丧。
仁宗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生母和爱妃，不顾朝野内外的巨大非议，毅然进行了两次追册活动，这种感情是真挚的。同样，知人善任的仁宗对自己看中的臣子，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都会给予相当的信任，这种信任也是坦诚的。但是，早年母后临朝的阴影和自己不幸的婚姻造就了他文弱、忧郁而又犹疑不定的性格，使得这种信任很难经得起世事沧桑的考验。
名臣之悲：范仲淹与狄青
仁宗登基以来，宋王朝内忧外患日渐严重。范仲淹像至庆历年间，北宋和西夏开始了全面的边境战争，北宋军队三战皆败，而国内又出现诸多起义、兵变和叛乱。这种情势迫使仁宗设法解决这些危机，以巩固赵宋王朝的统治。要巩固统治，必须要有人才。仁宗找到了贤臣范仲淹。
范仲淹以推行新政而名满天下，他与仁宗的相识可追溯到天圣年间。当时，范仲淹初到京城任秘阁校理，就大胆上书给垂帘听政的刘太后，以为皇帝以九五之尊不应率百官行跪拜之礼为太后祝寿，而应由宰相代之。当时朝中大臣虽均知皇帝上寿行礼之事不妥，但无人敢言。同年，范仲淹又上书太后，请求还政于仁宗。太后未予理睬。范仲淹便愤然请求出外担任地方官。这给20岁的仁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第一次真正深切地感受到了臣僚的拥戴。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端拱二年（989）生，两岁时父亲便死了，其母改嫁。少年范仲淹虽身世不幸，但却胸怀大志。他曾经在一座神庙里询问神灵：“我将来能当宰相吗？”神说不能。仲淹便道：“不能当宰相，做个良医如何？”虽说这一记载不甚可信，但这正是范仲淹济世救人理想的自然流露。正因如此，早年学习条件艰苦，人所不堪，他却能刻苦攻读，力学不懈，甘之如饴。范仲淹后来回忆道：“年少时我和一位姓刘的同学在长白山读书，每天煮两升粟米粥，等它冷了切成四块，早晚吃两块。把蔬菜切碎，加半杯醋，少许盐，烧熟当菜，就这样过了三年。”大中祥符四年（1011），23岁的范仲淹告别母亲，来到了号称北宋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书院。他在书院读书异常勤奋，寒冬腊月，读书困倦了，就用冷水浇浇脸，昼夜不停，整整5年就寝时未曾解衣。艰苦的求学生涯不仅使他掌握了丰富的学识，更重要的是磨练了他的意志品质。
由于仁宗对范仲淹的人品已经有所了解，亲政后便将范仲淹召回京城，升任右司谏。此时，朝野上下直接或间接地攻击太后垂帘时政事的人越来越多。范仲淹此前虽然强烈要求太后还政，甚至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却并未借机报复，反而劝仁宗说，太后受先帝遗命，保护您10多年，一些小小的过失，当遮掩的要遮掩，要保全太后的声名。仁宗听了很是感动，由此愈发敬重范仲淹，下令不许议论太后垂帘时的事情。也从那时起，范仲淹便成为仁宗心目中能进行全面改革的最佳人选。

第二部分仁宗赵祯天圣元年——嘉祐八年(4)

庆历三年（1043），北宋与西夏之间初步达成和议，仁宗迫不急待地将55岁的范仲淹从西北前线召回到中央任枢密副使。同年八月，升任参知政事。在仁宗的支持下，范仲淹开始了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新政，力图使有才能和德行的人得到提拔和重用，这是范仲淹的理想，也正是仁宗孜孜以求的目标。但是，改革从根本上触及了许多官员的既得利益，赞成改革的人实际上并不多，施行不久就受到多方面的攻欧阳修像
击。很多人指责范仲淹等人拉帮结派，是“朋党”。仁宗便召范仲淹询问：“从来都是小人好结朋党，难道君子也结党吗？”范仲淹答道：“臣在边疆时，看见勇于作战的人自结为党，朝廷也是这样，邪正各有其党。唯圣上明察。一心向善的人结为朋党，对国家有什么坏处呢？”就在此时，欧阳修也进呈著名的《朋党论》，表达了对范仲淹的支持。然仁宗对此极为不满，而朝野上下对此更是一片反对之声，甚至连同样得到仁宗信任的宰相章得象也在仁宗面前攻击范仲淹等人为朋党。更有夏竦之辈诬称，当时的名儒石介已为富弼起草了废旧立新的诏书，即要废掉仁宗，诬陷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石介等人犯下大逆不道之罪。仁宗此时虽表示不信流言，但却进一步加深了他对范仲淹等人相互标榜为君子的反感。随着改革的进行，仁宗不单单听到了太多反对的声音，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对朋党也有着极度的敏感。自太祖立国以来，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就下大力气防范臣僚结党，恪守祖宗家法的仁宗，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自己身边有一个结党的富弼像
政治集团。最后，他不得不做出了痛苦而又无奈的决定。庆历五年正月，辽、西夏对宋的威胁相继解除，犹疑不定的仁宗在矛盾和权衡中，先后罢去范仲淹、富弼和认同新政的宰相杜衍，让他们去担任地方官，短暂的“庆历新政”遂告失败。
11年前，因上书极谏而谪守睦州的范仲淹为东汉名士严子陵建造了祠堂并写下了“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绝词妙句。此时，罢相的范仲淹又访问了一位山间隐士魏疏，直白地吐露了自己的心迹：“我亦宠辱流，所幸无愠喜。进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意思就是宠辱不惊，进退顺其自然。此后不久的庆历六年，范仲淹应好友滕子京之约为岳阳楼作记，留下了争光日月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对中国士人情怀的完美阐释，也是范仲淹一生的真实写照。
仁宗和范仲淹的改革是向宋王朝内部的积弊开战，目的是解决内忧的困扰。要最终实现这些愿望，或许尚可假以时日，而外部边患的压力却是实实在在而又迫在眉睫的。仁宗亲政以来，接连出现了西夏元昊的叛宋和南蛮侬智高的入侵，严重威胁到北宋王朝的统治，此时无良将可用的仁宗急需杰出的军事将领。这样，普通士兵出身的狄青就逐渐进入了求贤若渴的仁宗的视野。
狄青是仁宗最为欣赏和信任的一员武将。后世小说把他塑造成一个战神的形象，说他从王禅老祖那里得到兵法和仙术，是受命于天，专门来解除宋朝边患的“武曲星”，他与当世的“文曲星”包拯，被人们一同视为救宋室于危难之中的一代名臣。
狄青像
狄青世代为农，宝元年间，元昊叛宋，便应招入伍，投入抗击西夏军队的战斗。当时宋军经常打败仗，士兵普遍产生了畏惧西夏军队的情绪，士气低落，而狄青每次作战都身先士卒，披散头发，戴着铜面具，手持利刃冲入敌阵，往往所向披靡，从而大大鼓舞了士气。在对西夏战争的4年中，狄青经历大小25战，身上留下了8处伤痕。因作战英勇，狄青得到了当时主持西北战事的韩琦和范仲淹的赏识。二人对狄青礼遇有加，范仲淹还送给他一部《春秋左传》，并告诫他说：“将领若不知天下古今之事，顶多只是匹夫之勇。”狄青潜心苦读，研习历代将帅兵法，自身修养不断得以提高。
仁宗得知他的威名和事迹后，打算召他进京询问御边方略，后因战事紧迫，狄青难以离开前线，就让他画出作战地图送至京师。狄青士兵出身，当时脸上仍然留着从军时的刺字。仁宗曾专门下诏让他将脸上的刺字印记用药除去，狄青却这样回答仁宗：“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第，臣所以有今日，是因为有这印记，臣愿意留着印记，用以激励军心，所以不敢奉诏。”仁宗由此更加器重和信任这名爱将。宋夏议和后，仁宗便立刻将狄青升为马军都指挥使，后又授以枢密副使。
皇祐年间，广源蛮侬智高入侵，先后攻陷宋朝数州之地，并围困广州达两月之久，朝廷派遣的增援部队屡战屡败，仁宗感到极度失望，又一次想到了狄青。狄青也在仁宗最需要他的时候主动请战，并向仁宗保证，有能力平定叛乱，慨然说道：“我起自行伍，要报效国家，唯有上阵杀敌，愿亲率大军，前往平叛，誓将贼首捕获，押至殿门之下。”仁宗听罢狄青的陈述，非常感动，似乎看到了宋军胜利的希望，便让狄青统一指挥岭南诸军。
狄青到前线后，最初按兵不动，令大军休整10天。侬智高得到情报，放松了警惕。不料狄青在侬智高防守松懈的第二天，一昼夜急行军，率大军越过了昆仑关，在归仁铺摆好了阵形。侬智高失去了昆仑关天险，只得拼死力战，其兵势很盛，宋军前锋孙节力战而死，前阵眼看抵挡不住，诸将大惊失色。这时，狄青从容站起，手持一面白旗向上一挥，他从西北带过来的蕃落骑兵从左右两侧同时杀出，直插敌阵。至此，侬智高军全线溃败，狄青挥军掩杀50里，直下邕州城。有关狄青与侬智高归仁铺之战，宋人笔记的记载很是丰富，战况非常精彩，其中尤其强调了狄青善于用智，如在大战前，狄青为了鼓舞士气，暗地里准备好一枚两面均相同的铜钱，誓师时，便用这枚铜钱当众占卜道，若得正面，我军必胜。结果连掷数次，尽得钱的正面，使军士以为必有神助而信心大增；又如连续三夜大设宴会，命军士夜里尽情歌舞，自己则假借醉酒的名义，退席而暗夺昆仑关。其事虽不一定全是事实，但至少表明狄青是一位有勇有谋的战将。

第二部分仁宗赵祯天圣元年——嘉祐八年(5)

狄青能顺利讨平侬智高，除了自身善于用兵，另一方面则离不开仁宗的信任。时人曾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评论：“为将之道有三：曰‘智’、曰‘威’、曰‘权’。观狄青讨伐侬智高，狄青可谓是能施其智而奋其威，在当世都是绝无仅有的。然而狄青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好的发挥，是由于仁宗将指挥大权授予了他。这就是得君之权的典型。假使狄青没有得到君主的专任之权以方便他行事，他何以会创下如此辉煌的战功。”按宋朝惯例，武将领兵出征，一般要遣文臣为副，以宦官监军。仁宗却毅然破例行事，独任狄青全权负责岭南军事。至捷报传来，仁宗大喜道：“朕常观魏太祖曹操雄才大略，然而多是谲诈的手段；唐庄宗李存勖也算是豪杰，行军打仗，基本上没有失败的，但即位后，沉迷于游猎而没有节度，对臣子的赏罚也不讲规则。这两个皇帝，只具备将帅之才，而无人君之量，可惜啊！”显然仁宗对自己知人善任很是得意，在狄青征南凯旋而归不到一个月，更是力排众议，升其为枢密使。
仁宗欲拜狄青为枢密使时，朝野舆论大哗。宰相庞籍援引了祖宗先例，劝说仁宗道，曹彬战功卓著，但太祖当时也只是赏赐给他大量金帛，而未予枢密使职位。然而，仁宗居然在大臣们极力反对的情况下，仍将没有什么过失的枢密使高若讷罢免，以狄青补枢密使。狄青被拜为枢密使，何以会有如此的轰动？其原因之一是升迁的速度过快，二则是以武人的身份擢升为枢密使。这两条均与赵宋的祖宗家法相左，完全违背了太祖立国以来防制武人的国策。枢密院为掌控军政的最高权力机构，在重文轻武的宋代，自太祖、太宗以来，武臣出掌枢密院渐成忌讳，最后形成专以文臣为枢密使的惯例。仁宗这一有悖常理的任命为狄青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狄青由于仁宗的鼎力支持，得到这一不寻常的升迁。这一现象既未被朝中大臣所接纳，也引起朝野上下对狄青举止的瞩目和揣测。一次，狄青家夜间焚烧纸钱祭奠祖先，事先偶然忘记了通知负责消防的厢吏，结果厢吏连夜报告开封府。虽然府吏迅速赶到时，“火”已灭了许久，但第二天，城中便盛传狄枢密家夜有怪光冲天。显然，狄青家中的任何异动都会成为控制社会舆论的文人们的谈资和口实。家中夜有怪光冲天，这在中国古代涉及到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常被看作臣子有图谋不轨之心的自然表象，甚至更被视为改朝换代的征兆。在这种情况下，狄青已然成为功高震主的人物，因而这些谣传对他具有极强的杀伤力。除此以外，各种类似的传闻也相继而起，有人说狄青家里养的狗也长出了奇怪的角；更有甚者，还有人在京师发大水时，见到狄青身穿黄衣坐在相国寺的大殿上，这无异于给狄青穿上了帝王象征仁宗像的“皇袍”。这些谣传除了因为至和、嘉祐年间盛行谶纬巫术外，主要还是基于政治上的不安，朝中大臣甚至包括当年相当赏识狄青的名臣韩琦，普遍担忧狄青有可能功高震主，篡夺皇位。这种担忧正是宋代重文轻武的必然结果。
对种种关于狄青的传言，仁宗虽然并非全信，群臣对狄青的攻击和猜测，仁宗也一直有所保留，但他毕竟不能无动于衷，因为这些终究都直接关系到自己的皇位和性命。终于，至和三年（1056），性情文弱的仁宗又一次在极度的矛盾中，在朝野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做出了无奈的决定，罢狄青枢密使，出外知陈州。据说，狄青将行时，对旁人说：“我此行必死无疑，陈州有一种梨，叫青沙烂，今去此州狄青必烂死。”这表明，狄青似已预感到了不祥之兆，也意识到陈州之行定然不会给自己带来平安。第二年，狄青因承受不了因朝廷疑忌而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暴病死于陈州，年仅50岁。仁宗得知，悲痛万分，赠官中书令，并亲自题其碑曰“旌忠元勋”。狄青死后得到如此高的荣誉和礼遇，这是仁宗对一代名将的最后交待，更是他内心无限愧疚的流露。
范仲淹、狄青是仁宗时代众多历史人物的典型代表，他们的命运与仁宗时期的内忧外患紧密相连。作为文官、武将之杰出者，他们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他们都为挽救大宋王朝做出过巨大努力，结局却都带有浓浓的悲剧色彩，这大概与仁宗的性格和他们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作为一个守成之君，仁宗坚守祖宗法度，千方百计地防范朋党，以致他不得不在最后关头放弃了范仲淹的改革。作为一位性情文弱的帝王，在宋朝防范武人的基本国策下，对自己甚为器重的狄青，他似乎也无法改变狄青的悲剧命运。
赵祯个人小档案
姓名：赵祯出生：大中祥符三年（1010）
属相：狗卒年：嘉祐八年（1063）
享年：54谥号：神文圣武明孝皇帝
庙号：仁宗陵寝：永昭陵
父亲：赵恒母亲：李宸妃
初婚：15岁配偶：郭皇后、曹皇后、张贵妃
子女：3子13女继承人：赵曙
最得意：信任狄青，平叛成功最失意：对西夏三战皆败
最不幸：生前未能与生母相认最痛心：晚年未能得子
最善长：知人善任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1）黄燕生：《宋仁宗宋英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
（2）虞云国：《细说宋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英宗赵曙英宗赵曙

第二部分英宗赵曙治平元年——四年(1)

英宗像英宗赵曙是真宗之弟商王赵元份的孙子，濮安懿王赵允让的儿子。嘉祐七年（1062）立为皇太子，封钜鹿郡公。嘉祐八年即帝位。
英宗不是仁宗的亲生儿子，本与皇位无缘。作为北宋第一位以宗子身份继承大统的皇帝，应该说，他很幸运。但不幸的是，他体弱多病，继位之初即大病一场，而不得不由曹太后垂帘，后虽亲政，不久便病故，在位仅5年，这在两宋诸帝中也是鲜见的。英宗同他名义上的父亲仁宗一样，也是一位很想有所作为的帝王，但他近乎偏执地恪守孝道，使得他即位之初便与曹太后矛盾重重。亲政不久，更是演出了一场震惊朝野的追赠生父名分的闹剧。等到这场争议得以平息，他的生命也就走到了终点，于是，振作国势的改革大业只好留给他的儿子宋神宗去完成。
父子情深：围绕濮议的角力
英宗亲政仅半个月，宰相韩琦等人就向英宗提议请求有关部门讨论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当时仁宗逝世已有14个月，英宗批示，等过了仁宗大祥再议，也就是待到满24个月再说，这显然是英宗为了减少追封的阻力而做出的姿态。治平二年四月九日，韩琦等再次提出这一议题，于是，英宗出诏将议案送至太常礼院，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18个月的论战，这就是北宋史上有名的“濮议”。
结果，以王珪为首的两制认为，濮王于仁宗为兄，英宗应称其为皇伯，而以韩琦、英宗像
欧阳修为首的宰执们则认为，英宗应称其为皇考，他们还请求英宗将两种方案，都提交百官讨论。英宗和宰执们原以为，大臣中一定会有人迎合他们的意图，谁知情况恰恰相反，百官对此反应极其强烈，大多赞同两制官员的提案。一时间，议论纷纷。就在这时，太后闻讯，亲自起草了诏书，严厉指责韩琦等人，认为不当称濮王为皇考。英宗预感到形势的发展于己不利，不得不决定暂缓讨论此事，等太后回心转意再说。
这样，经过长时间的争论，英宗和韩琦等人逐渐意识到，要想取得这场论战的胜利，曹太后的态度是关键，只有争取太后改变态度，釜底抽薪，才能给两制和百官以致命一击。治平三年，中书大臣共同议事于垂拱殿，当时韩琦正在家中祭祀，英宗特意将其召来商议，当时即议定濮王称皇考，由欧阳修亲笔写了两份诏书，交给了皇上一份。到中午时分，太后派了一名宦官，将一份封好的文书送至中书，韩琦、欧阳修等人打开文书，相视而笑。这份文书正是欧阳修起草的诏书，不过是多了太后的签押。曹太后一直与养子英宗不和，这一次竟不顾朝廷礼仪和群臣的反对，尊英宗的生父为皇考，确实令人费解。于是，便有了诸多传言。有人说，这一关键性的诏书乃是曹太后前日酒后误签，次日，太后酒醒，方知诏书内容，但后悔已经晚了。另一传说则称，太后手诏的出台，是大臣韩琦、欧阳修等人交结太后身边的宦官，最终说服了太后。但无论如何，白纸黑字，太后是不能抵赖的。
不管曹太后的诏书是否出于情愿，却正合英宗的心意，英宗便立刻下诏停止讨论。同时又将宰执们召来，商量如何平息百官的情绪，以稳定时局。韩琦对英宗只说了一句“臣等是奸是邪，陛下自然知道”，便垂手不言。欧阳修更是非常明确地对英宗道出了自己的观点，御史既然认为其与臣等难以并立，陛下若认为臣等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为臣等无罪，则取圣旨。英宗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同意了欧阳修等人的意见，将吕诲等三名御史贬出京师。英宗明白这三个人无过受罚，心中也很过意不去，特地对左右人道：“不宜责之太重。”同时宣布，濮安懿王称亲，以茔为园，即园立庙。英宗的这项决定，遭到了朝臣的坚决抵制，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台谏官员全部自请同贬，甚至英宗在濮邸时的幕僚王猎、蔡抗均反对称亲之举，这是英宗万万没想到的。在严厉处分吕诲等人的同时，英宗又不得不拉拢反对派主要人物王珪，许以执政职位，可以说是软硬兼施。为了生父死后的名分，英宗绞尽脑汁，用了各种手段，耗费了18个月的光阴，才最终达到目标，英宗笃孝的品行就以这种奇特的方式体现出来。其实，“濮议”并非单纯的礼法之争。司马光等臣僚坚持濮王只能称皇伯，是希望英宗能以此收拾天下人心，维护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而韩琦、欧阳修等掌握实权的宰执们考虑的问题则更现实，深知仁宗已死，太后已无能为力，他们要一心一意地拥戴英宗，因为毕竟英宗是皇权的现实代表。

第二部分英宗赵曙治平元年——四年(2)

君臣相得：英宗朝政治的有为
英宗虽然多病，行事甚至有些荒唐，但刚即位时，还是表现出了一个有为之君的风范。仁宗暴亡，医官应当负有责任，主要的两名医官便被英宗逐出皇宫，送边远州县编管。其他一些医官，唯恐也遭贬谪，便在英宗面前求情，说：“先皇起初吃这两人开的药还是很有效的，不幸去世，乃是天命，非医官所能及。”英宗正色道：“我听说这两个人都是由两府推荐的？”左右道：“正是。”英宗便道：“如这样，我就不管了，都交给两府去裁决吧。”众医官一听，都吓得魂飞魄散，暗暗惊叹新皇帝的精明与果断。显然，英宗行事很有些雷厉风行的风格，与滥施仁政的仁宗有着很大的不同。不仅如此，英宗也是一个很勤勉的皇帝。当时，辅臣奏事，英宗每每详细询问事情始末，方才裁决，处理政务非常认真。
更重要的是，英宗继续任用仁宗时的改革派重臣韩琦、欧阳修、富弼等人，面对积弱积贫的国势，力图进行一些改革。一次，英宗问欧阳修，近日屡有天灾，言事者多称是因为朝廷不能进贤任能，不知这是为何。欧阳修回答，近年进贤之路的确太窄，他自己也常常与韩琦讨论此事。可见欧阳修是有备而来，乘机进行劝谏。英宗很是惊讶，忙问道，此话怎讲？中书经常推荐一些人，他不是也大都加意任用了吗？显然英宗对自己的用人政策还是比较满意的。欧阳修却指出了问题的另一方面。他认为，自陛下亲政以来，自己和韩琦、富弼有感皇恩，精心挑选内外官员，而陛下也用人不疑，这是过去所不能比的，但所选之人多为擅长于钱粮刑名的强干之才，并非文学之士。欧阳修的这番话，先对英宗的知人善任大加褒赞，转而指出了以前所选人才过于单一的问题。英宗听罢深有所悟，决定广泛招揽人才。韩琦、欧阳修等人举荐了20人以应馆阁之职，英宗令均予召试。韩琦等人开始还认为选的人太多，英宗道：“我既然要你们举荐，为的就是从中选贤，岂能嫌多？”从中可见英宗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迫切心情。他对以前旧的选任体制进行大胆的改革，甚至走得比当时劝说英宗力图改作的欧阳修等人还要远，还要快。
不仅如此，英宗还非常重视书籍的编写和整理。治平元年，司马光写成了一部《历年图》进呈给英宗，英宗对此大加赞赏。治平三年，司马光依据《史记》，参以他书写成《通志》八卷，大约即是后来的《资治通鉴》的前八卷。英宗对此予以充分肯定，鼓励司马光继续编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
写下去，等书成之后再颁赐新书名。他还同意司马光自己选聘助手并组织编写历代君臣事迹的书局的请求，批示将书局设在崇文院内，特允许其借调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的书籍。崇文院是北宋的国家图书馆，下设秘阁与三馆，三馆即昭文馆、史馆、集贤院，这些都是皇家藏书之处。秘阁所藏尤为精品，有从三馆中挑选出的万卷珍本书以及皇帝收藏的古玩和墨迹。龙图阁、天章阁是太宗、真宗的纪念馆，所藏除二人的真迹、文集外，还有图书、典籍等重要文物。不仅如此，英宗还批准提供皇帝专用的笔墨、缯帛，划拨专款，供给书局人员水果、糕点，并调宦官进行服务。英宗的批示，极大地改善了司马光编修史书的条件，使编写《资治通鉴》的宏伟事业自一开始就有了坚实的后盾。司马光为了报答英宗皇帝的知遇之恩，在此后漫长的19年里，将全部精力都耗在《资治通鉴》这部巨著的编纂上。应该说，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的最后编成也有英宗的一份功劳。
英宗虽然有一定的政治才能，却因病英年早逝，享年36岁，空有一番抱负无从施展。不过，这却给他的儿子神宗留下了机会与挑战。
赵曙个人小档案
姓名：赵曙出生：明道元年（1032）
属相：猴卒年：治平四年（1067）
享年：36谥号：宪文肃武宣孝皇帝
庙号：英宗陵寝：永厚陵
父亲：赵允让母亲：仙游县君任氏
初婚：16岁配偶：高皇后
子女：4子4女继承人：赵顼
最得意：为生父正名分最失意：与养母失和
最不幸：英年早逝最痛心：“濮议”中出贬御史
最擅长：发疯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1）黄燕生：《宋仁宗宋英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
（2）虞云国：《细说宋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神宗赵顼神宗赵顼

第二部分神宗赵顼熙宁元年——元丰八年(1)

神宗像神宗名顼(ｘū)，原名仲鍼(ｚｈēｎ)，英宗长子，生母为高皇后。治平三年（1066）十二月立为皇太子。英宗死后继位。在位19年，终年38岁，葬于永裕陵。
神宗继位之时，宋朝统治将近百年。宋初制定的许多政策，其弊端已经渐渐显露出来，官场腐败盛行，财政危机日趋严重，百姓生活困苦，各地农民起义不断，辽、西夏在边境虎视眈眈。面对这种情形，神宗对太祖、太宗皇帝所制定的“祖宗之法”产生了怀疑。年轻的神宗有理想，勇于打破传统，他深信变法是缓解危机的惟一办法。在王安石的辅助下，开始了一场两宋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变法，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改革，对赵宋王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神宗进行变法并非一时冲动，早在少年时代，神宗就已经心怀壮志，希望能改变国家的命运。在成长的过程中，神宗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这些直接决定了他当政之后务实、创新的治国理念。
富国强兵：神宗与王安石的理想
王安石像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人，世称临川先生。庆历二年，22岁的王安石考中进士，历任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地方官。在任期间，他体察民间疾苦，对基层社会情况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这为他此后的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王安石文学造诣也十分深厚，与韩愈、柳宗元、苏轼等人并称“唐宋八大家”。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赞叹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意思是后来人是无法超越王安石的文学成就的，评价之高，不难想见。
王安石对仕途的规划与他人不同，绝大多数官员都争着做京官，而他却屡次辞去进京升官的机会，选择在地方上埋头苦干近20年之久。许多人推荐他，王安石托故不出。像欧阳修、文彦博这样的朝廷大员，也三番五次地希望他出任京职，都被他拒绝了。嘉祐三年(1058)十月，在多次推辞无效的情况下，王安石被调到京城，担任三司度支判官。由于政绩突出，嘉祐五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同修起居注。这一官职是清要之职，晋升的机会很大，但王安石多次推辞，不肯受命。最后朝廷实在没办法，派人把委任状送到王安石家，王安石竟然躲进厕所之中。朝廷一再下令，王安石才被迫接受这一官职。
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得王安石对北宋社会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政治上也逐渐成熟起来。在京期间，王安石将多年来的想法，写成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这份《言事书》指出，宋王朝内部潜伏着诸多矛盾与危机，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改革的具体意见和办法，希望能扭转积贫积弱的局面。这篇万言书不仅是王安石本人政治立场和见解的高度概括，而且成为此后指导变法的总路线，对宋代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仁宗似乎并无进取之心，加之忙于立储之事，王安石的这份万言书没有引起仁宗和执政大臣的重视。
嘉祐八年（1063），王安石因母亲去世而离职。在此后的4年间，王安石在金陵兴办书院，收徒讲学，陆佃、龚原、李定、蔡卞等人此时都是王安石的弟子，这为后来变法培养了一批人才，也为变法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虽然王安石当年所上的《万言书》没有引起仁宗的注意，要求改革的愿望未能实现，但他因此受到主张改革的士大夫的广泛关注，成为这一群体的代表人物。大家把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一时间天下公论：“金陵王安石不做执政大臣，是王安石的不幸，也是朝廷的不幸。”朝野上下舆论纷纷扬扬，王安石身价倍增，一时间成为妇孺皆知的名人。
神宗对王安石也是倾慕已久。在未继位之前，神宗就看过王安石的那篇《言事书》，非常赞赏王安石的见解。神宗身边的亲信韩维也是王安石的崇拜者，在给神宗讲解史书时，每每到神宗称好时，就说：“这不是我的观点，而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见解。”这样，虽然神宗没有见过王安石，但王安石在神宗心目中的形象已是非常高大。
王安石的性格比较执拗（ｎｉù），人称“拗相公”。他一心治学而不修边幅，经常蓬头垢面出现在众人面前。仁宗在世的时候，有一天宴请群臣，大臣们在池塘钓鱼。王安石对钓鱼没什么兴趣，专注思考其他事情，竟然把盘子里的鱼饵都吃光了。仁宗以为，误食一粒鱼饵尚情有可原，但是把整盘鱼饵都吃光，实在不合常理，他感觉王安石是个奸诈之人，很不喜欢他。在保守传统的人们眼中，王安石是个古怪的人，甚至有人从王安石的面相上断言其“眼中多白”，是奸臣之相。以张方平、苏洵为首的官员反对神宗重用王安石。但这些沸沸扬扬的议论并没有动摇神宗的决心，他决定把王安石召到身边亲自考察。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
神宗先是任命王安石为知江宁府，几个月之后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入京受命。神宗一听王安石来京，异常兴奋，马上召其进宫。神宗与王安石晤面，听取王安石有关政治、财政经济以至军事上的改革谋略之后，深感王安石就是能与自己成就大业的人才。而王安石亦被神宗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远大抱负所折服，君臣二人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走到了一起。不可否认，神宗的改革理想之所以在继位之初就能付诸实施，与王安石的支持有着密切关系。

第二部分神宗赵顼熙宁元年——元丰八年(2)

熙宁二年二月，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要负责变法事宜。同时调整了人事安排，组成新的执政班子。神宗任命的五位执政大臣有“生老病死苦”之称。“生”指王安石，他正生机勃勃地筹措变法。“老”指曾公亮，他年近古稀。“病”指富弼，他因为反对变法而称病不出。“死”指唐介，他反对变法，每日忧心忡忡，变法刚开始就病死了。“苦”指赵抃（ｂｉàｎ），他不赞成变法，但又无力阻止，成天叫苦不迭。
王安石要求变法，既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也不是为了满足个人野心，完全是出于一片报国之心。虽然贵为宰相，王安石在生活方面却极为朴素，他从未贪污一分钱，也不接受别人的礼物。金钱对他似乎毫无吸引力，他连自己俸禄的数量都不清楚，拿回家之后，任家人随便花销。王安石这种无私为国的精神感动了神宗，在他眼里，王安石不是普通的臣子，而是自己的良师益友，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超出了君臣之谊。变法前期，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几乎所有大事都要与王安石商量。新法实行之后，引发了巨大的反对声浪，矛头直指王安石。神宗虽然有过迟疑和动摇，但最终还是坚定地站在王安石一边。
熙宁重宝正是因为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使得变法得以迅速实行。在王安石的主持下，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免役、市易、保甲、方田均税、保马等诸项新法相继出台。这些新法涉及的方面比较广泛，几乎涵盖社会的各个方面。
这场变法使得宋王朝又重新恢复了生机与活力。新法的实行，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垦田面积大幅度增加，全国高达7亿亩，单位面积产量普遍提高，多种矿产品产量为汉代、唐中叶的数倍至数十倍，城镇商品经济取得了空前发展。宋朝军队的战斗力也有明显提高。然而，变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坎坷，神宗和王安石不得不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曲折实践：风云涌动的朝廷与后宫
司马光手迹神宗与王安石等人大张旗鼓地改变祖宗以来沿袭已久的各种制度，势必激起朝野内外的强烈反响。朝中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反对王安石进行的变法，每一项新法颁布之后，朝廷中都会出现近乎白热化的争论。
在现代许多人的心目中，司马光是个因循守旧、顽固不化的守旧分子，其实不然。面对严重的社会问题，司马光也主张改革现状，并提出自己一整套治国主张。司马光不止一次向神宗进言，要从用人、理财等方面缓解已经出现的各种弊端。但随着变法的深入，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之间分歧越来越大。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与侧重。
正是因为如此，变法派与守旧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不仅朝中的司马光、范镇、赵瞻纷纷上书陈述对新法的不同看法，就连在京外的韩琦、富弼等元老重臣也不断向神宗表达自己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不满。司马光与吕惠卿为了青苗法还在神宗面前争辩不已。神宗虽预料到实行变法会遇到阻力，但守旧派反对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却是他始料未及的。与此同时，另一股势力也在影响着神宗，那就是来自后宫的巨大压力。
新法的实行，触及到了宗室、外戚的切身利益。例如，神宗和王安石变革宗室子弟的任官制度，使不少远房的金枝玉叶失去了得到官职的机会，因而招致他们的强烈不满。这些宗室子弟不仅向朝廷上书，甚至围攻王安石本人，拦住他的马，对他说：“我们和皇帝都是同一祖先，相公不要为难我们。”王安石严辞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人群才不得不散去。朝廷没收了向皇后父亲的部分财产，曹太后的弟弟也受到了违犯市易法的指控，他们自然十分仇视王安石。以两宫太后及皇后、亲王为首的宗室外戚抓住一切机会诋毁新法。一次，神宗同弟弟岐王赵颢、嘉王赵頵一起玩击毬的游戏，双方以玉带为赌注，嘉王却说：“我若胜了，不求玉带，只求废除青苗、免役法。”曹太后是个认为“祖宗法度不宜轻改”的守旧派，在变法争论最为紧张激烈之时，两宫皇太后就常常在神宗面前哭泣，曹太后更是对神宗说：“王安石是在变乱天下呀！”神宗与祖母之间感情极好，见到祖母如此伤心难过，心里必是十分内疚，恰恰此时，岐王赵颢也从旁劝说神宗应该遵从太后的懿旨，新法是不会带来什么好处的。神宗心烦意乱，怒斥歧王道：“是我在败坏天下，那你来干好了！”这是将心中的怒气和痛苦发泄在了弟弟身上。岐王诚惶诚恐，失声痛哭。神宗面临朝廷和后宫的双重阻力，内心的烦躁、矛盾可想而知。
巧合的是，自从新法颁行之后，各地就不断有异常的自然现象出现，如京东、河北突然刮起大风，陕西华山崩裂，一时间人心惶惶。那些别有用心之人利用这些抨击变法，说这些是上天对人间的警告。熙宁七年（1074），北方大旱，民不聊生。神宗为此忧心忡忡，他也开始相信这是上天的某种预警，并对自己继位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新法进行反思。正在此时，一个叫郑侠的官员向神宗上了一幅流民图，图中所描绘的景象使神宗大受震动，无数的百姓流离失所，卖儿鬻（ｙù）女，惨不忍睹。神宗本想通过变法，使百姓安居乐业，他万万没想到竟然会是这样的结局。第二天，神宗就下令暂罢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18项法令。尽管这些法令不久在吕惠卿、邓绾等人的要求下王安石手迹恢复，但是，神宗与王安石之间开始出现裂痕，互相的信任也受到严峻的考验。这对变法派而言，无疑是不祥的讯息。

第二部分神宗赵顼熙宁元年——元丰八年(3)

反对势力当然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他们继续大肆抨击王安石及其新法。在这种巨大压力下，王安石向神宗提出了辞呈。神宗最初没有同意，但在王安石的坚持下，最终同意并要王安石推荐官员代替自己的职务，这表明神宗并未完全放弃富国强兵的理想，而是要继续推行变法。王安石安排韩绛和吕惠卿主持朝廷事务。熙宁七年四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出知江宁府。
王安石离京之后，变法运动由韩绛、吕惠卿等人负责。此时，变法派的中坚力量为了各自的利益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吕惠卿是个极有野心的人，王安石离开后，他提拔亲族吕升卿、吕和卿等人，扶植自己的势力。同时打击变法派内部的其他成员，妄图取代王安石的地位。他打着变法的招牌，肆意妄为，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韩绛等人强烈请求王安石返京复职。神宗也认为，只有王安石，才能挽回局面。熙宁八年二月，召王安石回京复职。
王安石虽然回京了，但吕惠卿没有放弃自己的野心。他再也不是当年那个积极帮助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吕惠卿不仅不协助王安石推行新法，反而处处防碍，公然挑拨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神宗发觉了吕惠卿的阴谋，将他贬出京城，但变法派阵营已经分裂。神宗此时将近而立之年，近10年的经历使得这位少年天子日趋成熟，对于变法有了自己更深的理解和打算，不再事事依靠王安石。君臣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因而改革之路越走越艰难。
熙宁九年六月，王安石的爱子王雱（ｐāｎɡ）病逝，这对王安石的打击极大。王安石坚决求退，神宗于十月第二次罢免了王安石的相位。王安石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和满腹的伤悲离开了京城，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退居金陵，潜心学问，不问世事。
王安石离开了，但神宗并未放弃改革的既定路线。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的第二年，神宗改年号为“元丰”，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主持变法。然而，变法依旧伴随着反对的声音，神宗亲自主持的新法同样遇到朝中群臣的异议。失去了王安石，神宗本就很伤心，现在又要独自面临巨大的压力，不免有些恼火。他决定实行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严惩反对变法的官员。苏轼不幸成为这次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苏轼是北宋文坛成就卓越的大家，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号称“三苏”，其文章为天下所传颂。但这位名满全国的才子在仕途上颇不得志，在他将近40年的官宦生涯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贬谪中度过的。
苏轼像
元丰二年（1079），也许是苏轼一生中最黑暗的岁月。四月，苏轼调任湖州，他按照惯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谢表中有“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多少带点发牢骚的意味。主张变法的一些人抓住这个机会，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更从苏轼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罗织罪名。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苏轼是指责兴修水利的措施；苏轼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被人指称为影射皇帝：“皇上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之心，莫过于此！”朝廷便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与苏轼关系密切的亲友，如苏辙、司马光、张方平，甚至已经去世的欧阳修、文同等20多人受到牵连，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是御史台的别称，据《汉书·朱博传》记载，御史府(台)中有许多柏树，常有数千只乌鸦栖息在树上，晨去暮来，号为“朝夕乌”。因此，后人将御史台称为“乌台”。
苏轼下狱后，其长子苏迈一直照顾他。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早做心理准备。有一天苏迈有事，不能去给父亲送饭，就托一个朋友代劳，但苏迈忘记告诉朋友这个约定，偏巧朋友给苏轼送去了一条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难逃一死，便写了两首绝命诗给弟弟苏辙：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苏辙看到哥哥的两首绝命诗，痛哭流涕，悲伤不已。他立刻上书神宗，希望能以自己的官爵赎去其兄之罪。神宗欣赏苏轼的才华，并没有将其处死的意思，只是想借此警告那些反对变法的官员，颇有杀鸡给猴看的政治意味。神宗读了这两首绝命诗，感动之余，也不禁为苏轼苏轼《赤壁赋》的才华折服。加上朝廷中有多人为苏轼求情，赋闲在家的王安石也劝神宗，圣朝不宜诛杀名士，就连重病在床的太皇太后为此事也责备神宗，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经过100多天的牢狱生活，苏轼离开京城，前往黄州。巨大的挫折并没有改变苏轼豪爽的性格，饱经忧患的人生体验反而激发了他创作的热情，在黄州的日子，苏轼写下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脍炙人口的诗词。

第二部分神宗赵顼熙宁元年——元丰八年(4)

乌台诗案发生的前后，神宗没有停止改革的进程，亲自对熙宁年间的变法措施加以调整，继续推行，并着手对官制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使变法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变法是一条异常艰辛的道路，其间神宗虽然有过怀疑和动摇，但最终还是坚持下来。忧国忧民的神宗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和热情都投入到这场大变法之中，为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而努力着。
赵顼个人小档案
姓名：赵顼出生：庆历八年（1048）
属相：鼠卒年：元丰八年（1085）
享年：38岁谥号：英文烈武圣孝皇帝
庙号：神宗陵寝：永裕陵
父亲：英宗母亲：高皇后
初婚：19岁配偶：向皇后
子女：14子10女继位人：赵煦
最得意：开拓熙河的胜利最失意：亲人反对变法
最不幸：英年早逝最痛心：对夏战争的失败
最擅长：改革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1）仲伟民：《宋神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
（2）叶坦：《大变法——宋神宗与十一世纪的改革运动》，三联书店，1996年
（3）虞云国：《细说宋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哲宗赵煦哲宗赵煦

第三部分哲宗赵煦元祐元年——元符三年(1)-(图)

哲宗赵煦，原名傭，是神宗赵顼的第六子，母亲是朱德妃。哲宗既非嫡出，又非长子，因神宗去世时，赵煦的5个哥哥早夭，他年纪最大，因此被拥立为帝，时年仅10岁，由其祖母高太后（英宗皇后）垂帘听政。但高太后听政时，一手包揽政务，哲宗倍受冷落，形同影子。他亲政后，努力摆脱高太后的阴影，施展自己的抱负，却在25岁时早逝，留下了许多遗憾。哲宗在位只有16年时间，但这时却是北宋党争最激烈最残酷的时期，无论是元祐更化，或是绍圣亲政，从神宗时起就支持变法和反对变法的大臣们仍在互相攻击，甚至将普通的政见之争上升为意气之争，还一度使得哲宗欲追废祖母高太后，北宋的政治走入了一个歧途，而这一切都要从高太后垂帘听政谈起。
垂帘太后和影子皇帝
元丰八年二月，宋神宗病情日趋恶化，不能处理朝政。宰相王珪请神宗早日立延安郡高太后像
王赵傭为皇储，由皇太后高氏暂时听政，神宗表示同意。
高太后出身尊贵，其曾祖是宋初名将高琼，母亲为北宋开国元勋曹彬的孙女，姨母是仁宗曹皇后。幼年时，高太后与英宗都住在宫中，曹皇后视她如亲生女儿。后来，仁宗和曹皇后亲自为两人主持婚礼，当时有“天子娶媳，皇后嫁女”之说，这种世家与皇室之间的联姻无疑有助于巩固高氏在宫中的地位。高太后经历了仁、英、神三朝中发生的仁宗立储、英宗濮议风波和神宗熙丰变法等事，政治经验很丰富，她在保证哲宗继承皇位一事上起了重大作用。
神宗生病时，他年龄最大的儿子延安郡王赵傭才10岁，而两个同母弟弟却年富力强，雍王赵颢36岁，曹王赵頵30岁，论声望、地位和出身，两人中的任何一个都有资格做皇帝。当时，大臣蔡确和邢恕也有策立二王之意，他们曾想通过高太后的侄子高公绘和高公纪达到目的。邢恕以赏花为名将二人邀请到自己府中，对他们说神宗的病情已无回天之力，延安郡王年幼，雍王和曹王都很贤明，有可能成为皇位继承人。高公绘大惊，明确表示，这是邢恕想陷害他们全家，急忙与高公纪一起离开邢府。蔡确和邢恕见阴谋难以得逞，便决定拥立赵傭，以夺策立之功，并趁机除掉与蔡确有矛盾的王珪。蔡确在与王珪同去探望神宗时，问王珪对立储之事有何看法，暗中却派开封知府蔡京率杀手埋伏在暗处，只要王珪稍有异议，就将他杀死。王珪胆小怕事，是出了名的“三旨宰相”（他上殿奏事称“取圣旨”，皇帝裁决后，他称“领圣旨”，传达旨意是“已得圣旨”）。见蔡确相问，王珪便慢吞吞地回答：“皇上有子。”言下之意是要立赵傭。王珪这一次却很有主张，蔡确无法，便只好四处张扬，说他自己有策立大功，却反诬高太后和王珪有废立赵傭之意，此事在后来给他招来大祸。
不仅朝中大臣另有打算，赵颢和赵頵也极为关注选立皇储一事。他们时常去皇宫探视神宗病情，看过神宗后，赵颢还径直去高太后处，试图探听或是谈论些什么。神宗只能“怒目视之”，似乎也察觉到弟弟们的意图。到了神宗弥留之际，赵颢甚至还请求留在神宗身边侍寝。高太后见两位亲王居心叵测，为防万一，便命人关闭宫门，禁止二王出入神宗寝宫，实际上是要他们断了念头。同时，加快了立赵傭为储的步伐，还暗中叫人秘密赶制了一件10岁孩童穿的黄袍，以备不时之需。
这年三月，在大臣们前来觐见时，高太后当众夸赞皇子赵傭性格稳重，聪明伶俐，自神宗病后便一直手抄佛经，为神宗祈福，颇是孝顺，还将赵傭所抄佛经传给大臣们看。大臣们齐声称贺，高太后立即命人抱出赵傭，宣读神宗诏书，立赵傭为皇太子，改名赵煦，皇储之争总算平静下来。数日后，神宗去世，皇太子赵煦即位，改元元祐。从此，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掌握大权达8年之久。
高太后被后人誉为“女中尧舜”，但她在政治上却极为盲目和固执。神宗时代，高太后就是变法的主要反对者之一，她曾与仁宗曹皇后一司马光像
起在神宗面前哭诉王安石新法败坏祖宗家法，害苦天下百姓。高太后垂帘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回反对变法最坚决的司马光。司马光在神宗变法时隐居洛阳达15年之久，百姓都知道他日后可能复出，称他为“司马相公”，而许多赋闲在家的反变法官员也很钦佩他，这些人是司马光执政后更化的主要力量。司马光被召回朝廷后，立即打出“以母改子”的旗号（以神宗母高太后的名义来变更神宗朝的政治措施），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司马光废除新法之彻底，不能不说他带进了自己10多年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个人情绪的影响。然而，高太后却不仅一味信任司马光，委以重任，还在司马光死后，将其反对变法的措施执行到底，并起用大批反对派官员如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人，又将支持变法的官员吕惠卿、章惇和蔡确等人逐出朝廷，从而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
高太后在哲宗即位时，一再表示她性本好静，垂帘听政是出于无奈，但她却丝毫不放松手中的权力。在高太后垂帘时期，军国大事都由她与几位大臣处理，年少的哲宗对朝政几乎没有发言权。大臣们也以为哲宗年幼，凡事都取决于高太后。朝堂上，哲宗的御座与高太后座位相对，大臣们向来是向太后奏事，背朝哲宗，也不转身向哲宗禀报，以致哲宗亲政后在谈及垂帘时说，他只能看朝中官员的臀部和背部。到了哲宗17岁时，高太后本应该还政，但她却仍然积极地听政。而此时，众大臣依然有事先奏太后，有宣谕必听太后之言，也不劝太后撤帘。高太后和大臣们的这种态度惹恼了哲宗，哲宗心中很是怨恨他们，这也是哲宗亲政后大力贬斥元祐大臣的一个原因。

第三部分哲宗赵煦元祐元年——元符三年(2)

尽管高太后和大臣在垂帘时没有考虑哲宗的感受，但他们并不放松对哲宗的教育。高太后任吕公著、范纯仁、苏轼和范祖禹等人担任哲宗的侍读大臣，想通过教育使哲宗成为一个恪守祖宗法度、通晓经义的皇帝，尤其是让哲宗仰慕仁宗，而不是锐意进取的宋神宗，因为仁宗创下了为士大夫津津乐道的清平盛世。此外，高太后在生活上对哲宗的管教也很严格。为避免哲宗耽于女色，高太后派了20个年长的宫嫔照顾他的起居，又常令哲宗晚上在自己榻前阁楼中就寝，相当于限制了他自由活动的空间。但元祐四年（1089）十二月，民间却传出宫中寻找乳母之事。大臣刘安世得知后大惊，哲宗此时才14岁，后宫竟然寻找乳母，是否是皇帝沉溺声色？刘安世上奏章，告诫哲宗自重。另一大臣范祖禹直接上疏高太后，言辞极为激烈。高太后对外解释说，是神宗遗留下的几个小公主年幼，需要乳母照顾，但私下却将哲宗身边的宫女一一唤去审问。哲宗后来回忆说那些宫女们个个红肿着眼，脸色惨白，他心里很害怕，后来才知道是刘、范暗中告了状，而自己却浑然不知。高太后的这些做法虽然目的是为了照顾和保护哲宗，但却使得哲宗感到窒息，无形中增强了他的逆反心理。
更让哲宗难以接受的是，高太后对待其生母朱德妃也过于严格，甚至是苛刻。或许是她有着某种隐忧，担心哲宗母子联合起来，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朱德妃出身寒微，幼时遭遇极坎坷，其生父早逝，她随母亲改嫁后，却为继父不喜，只得在亲戚家长大。朱德妃入宫后，初为神宗侍女，后来生了哲宗、蔡王赵似和徐国长公主，直到元丰七年才封为德妃。朱德妃温柔恭顺，对高太后和神宗向皇后一向都毕恭毕敬。元丰八年十一月，朱德妃护送神宗的灵柩（ｊｉù）前往永裕陵，途经永安。当时，大臣韩绛任河南知府，亲自往永安迎接灵柩。朱德妃走在后面，韩绛也去迎接。高太后知道了此事，竟勃然大怒：“韩某乃先朝大臣，你怎能受他的大礼？”吓得朱德妃淌着眼泪谢罪。哲宗即位后，向皇后被尊为皇太后，朱德妃却不能母以子贵，只被尊为太妃，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待遇。在如何对待朱太妃问题上，朝廷中曾有不少意见。有人想趁机拍高太后马屁，欲降低皇帝生母的等级，以凸显垂帘的太皇太后。有人想着将来终究是哲宗掌权，主张尊崇朱太妃，以显示天子的孝道。但高太后却另有打算，想压制一下朱太妃，直到元祐三年秋天，才允许朱太妃的舆盖、仪卫、服冠可与皇后相同。哲宗亲政后，立即下令母亲的待遇完全与皇太后向氏相同。从哲宗生母的待遇问题上，可以看出其间夹杂着复杂的政治斗争背景。
高太后和元祐大臣们所做的一切，对于哲宗来说，负面影响非常大。哲宗早慧，八九岁时便能背诵7卷《论语》，字也写得很漂亮，颇得父亲神宗的喜爱。元丰七年三月，神宗在宫中宴请群臣，时年9岁的赵傭随同。赵傭虽然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但却表现得极为得体，得到父亲的夸赞。哲宗即位后，辽朝派使者来参加神宗的吊唁活动，宰相蔡确因两国服饰不同，怕年幼的哲宗害怕，便反复给哲宗讲契丹人的衣着礼仪。哲宗先是沉默不语，待蔡确絮絮叨叨讲完，忽然正色问道：“辽朝使者是人吗？”蔡确一愣：“当然是人，但是夷狄。”哲宗道：“既是人，怕他做甚？”言辞极锋锐，蔡确无言以对，惶恐退下。
少年老成的哲宗面对不将自己放在眼中的高太后和元祐大臣，也会用他自己的方式表示反抗。每次大臣向哲宗和高太后奏报时，哲宗都沉默不语。有次高太后问哲宗为何不表达自己的看法，哲宗回道：“娘娘已处分，还要我说什么？”弦外之音就是自己无非是一个摆设而已。哲宗常使用一个旧桌子，高太后令人换掉，但哲宗又派人搬了回来。高太后问为何，哲宗答：“是爹爹（神宗）用过的。”高太后心中大惊，知道他将来必会对自己的措施不满。大臣刘挚曾上疏，让高太后教导哲宗如何分辨君子和小人。高太后说：“我常与孙子说这些，但他并不以为然。”高太后由此愈加担心，当然更不敢放下权力。
元祐八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改元绍圣，大力打击元祐大臣，甚至在章惇等人挑拨下，直指高太后“老奸擅国”，欲追废其太后称号及待遇。也许在最初，哲宗对父亲神宗的理解只是出于崇敬，但元祐时期被冷落和忽视的经历加剧了他对元祐政治的不满，便极力推崇神宗。可见，在哲宗的政治抱负中，有着浓厚的个人感情因素，使得他的人生多了些悲剧色彩，也使得朝野上下的分野益发清晰。
政治漩涡中的新旧党
哲宗朝，无论是元祐时期，还是哲宗亲政后，最活跃的似乎都是朝中的大臣们。由于变法与反变法矛盾的延续以及哲宗与高太后的冲突，使得当时支持变法的大臣（新党）与反对变法的大臣（旧党）都无可避免地卷入激烈的党争，成为其中的主角，也就演出一幕幕令人叹息的悲剧。
在高太后垂帘的8年中，旧党不仅控制了整个朝廷，对新党的打击和倾轧也始终如一，从未放松过。旧党刘挚、王岩叟、朱光庭等人甚至竭力搜寻新党章惇、蔡确的传闻轶事，任意加以穿凿附会，对其进行诋毁，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车盖亭诗案。

第三部分哲宗赵煦元祐元年——元符三年(3)

蔡确，字持正，泉州晋江人。神宗变法时，王安石见蔡确颇有些才能，便推荐他做三班院主簿。但蔡确长于见风使舵和阴谋诡计，当他见到神宗有疏远王安石之意时，竟不顾知遇之恩，上书参劾王安石。蔡确为了谋取高官，制造了多起冤狱。他自知制诰升至御史中丞、参知政事，均靠制造冤狱夺别人官位后得到。很多大臣都看不起他，而蔡确却自以为本事了得。神宗病危时，蔡确与邢恕欲立神宗同母弟雍王颢和曹王頵不成，反过来诬陷高太后和王珪有废哲宗之意，自谓有策立功。
高太后垂帘后，新党势力被排挤，蔡确也被贬出朝廷。元祐元年，蔡确罢相，出知陈州。次年，蔡确再贬安州。在安州游车盖亭时，蔡确写下了《夏日游车盖亭》十首绝句，诗被与蔡确有过节的吴处厚所得。吴处厚曾在蔡确手下为官，希望他推荐自己，但被蔡确拒绝了，由此怨恨不已。终于，吴处厚等来了报复的机会，他将蔡确的诗上呈朝廷，说其中“内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诗中有“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之句。郝甑山，安州人，唐高宗时的忠直之士。唐高宗曾想让位给皇后武则天，郝甑山上奏反对。吴处厚曲解诗意，说此处是将高太后比做武则天。而旧党梁焘、朱光庭和刘安世等人立即加以发挥，肆意攻击，并以“邢恕极论蔡确有策立（哲宗）功，真社稷臣”的言论相弹劾，高太后怒不可遏，将蔡确贬到新州。吕大防和刘挚曾以蔡确母亲年老，岭南路远，主张改迁他处，高太后却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在当时，被贬往岭南，实际上如同被判了死刑。苏轼曾有诗云：“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这是当时岭南实际情况的真实写照。蔡确被贬时，范纯仁对吕大防说：“岭南之路长满荆棘七八十年矣，今日重开，日后我们难免有此下场。”他还请哲宗向高太后求情，但哲宗依旧以沉默相抗议。哲宗亲政后便把大批元祐大臣贬至岭南，印证了范纯仁当日的忧虑。
车盖亭诗案是北宋开国以来朋党之争中以文字打击政敌面最广、力度也最大的一起文字狱，旧党利用高太后对蔡确等人的不满，捕风捉影，对整个新党集团进行一次次斩草除根式的清算。在蔡确被贬新州时，旧党将司马光、范纯仁和韩维誉为“三贤”，而将蔡确、章惇和韩缜斥为“三奸”。他们将王安石和蔡确亲党名单张榜公布，以示警告，同时对元祐元年被司马光斥逐的新党人员章惇、韩缜、李清臣和张商英等人再加以重贬，又铲除在朝的新党，如李德刍、吴安诗和蒲宗孟等人，都被降官贬斥。司马光的同僚及追随者们在高太后的支持下，欲给新党以毁灭性的打击，来巩固自己的势力。
但是，随着高太后的衰老和哲宗的成长，不仅旧党成员，连高太后也感到山雨欲来、新党复起的政治气氛。元祐八年八月，高太后垂危时，她告诫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人：“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实际上是已经预感到哲宗准备起用一批新人，要他们提前准备，尽早退出朝廷，以保全身家性命。后来事实证明，哲宗亲政后，凡是高太后垂帘时弹劾新党和罢免新法的官员几乎无一人幸免于报复。
哲宗亲政后，召回章惇、蔡卞、黄履和张商英等人。章惇等人曾是神宗变法时的重要人物，但在经历了元祐时期旧党的残酷倾轧后，他们的政治性格在党同伐异过程中遭到严重扭曲。当他们复出时，他们与亲政的哲宗一样，都有着强烈的报复心理，而章惇就是其中代表人物。
章惇，字子厚，浦城人。他博学善文，考进士时，其名次在侄子章衡之下，深以为耻，在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居然再次参考。一次，章惇与苏轼外出游玩，走到一个深潭边，见潭下临万仞绝壁，有根木头横在上面。章惇请苏轼到绝壁上去题字，苏轼见绝壁下深不见底，当即摇头，连说不敢。章惇却从容地吊下绳索攀着树下去，在壁上大书：“苏轼章惇来。”上来后竟然是面不改色，神采依旧。苏轼拍拍他的肩膀说：“君他日必能杀人。”章惇问为什么，苏轼说：“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章惇听罢，哈哈大笑。
熙宁初，章惇得王安石赏识，被委以要职。后来，高太后和司马光废除新法，章惇与他们的冲突就越来越激烈，甚至还与司马光在高太后帘前争论，言辞极为尖锐。高太后大怒，刘挚、朱光庭和王岩叟等人趁机上奏指责章惇，章惇被贬出朝廷。
章惇返回朝廷后，不忘刘挚和王岩叟等人对新党的攻击，变本加厉地对他们进行报复。绍圣元年（1094），章惇在哲宗的支持下，将旧党的主要人物吕大防、刘挚、苏轼、梁焘等人贬到岭南。章惇还利用哲宗不满当年刘安世和范祖禹谏宫中寻找乳母一事，将两人也贬到岭南。绍圣四年，章惇等人频频上奏，哲宗又开始对元祐大臣进行新一轮的打击。已故的司马光和吕公著等人均被追贬和削夺恩封，哲宗甚至还要掘两人坟墓，由于大臣以“发人之墓，非盛德事”相谏才作罢，但两人后代都被牵连遭贬。仍在世的元祐大臣，均被贬出朝廷，后来几乎都相继到了岭南。
哲宗像章惇对旧党还采取了一个极严厉的措施，即编类元祐臣僚章疏，也就是把元丰八年四月以后所有攻击新党和新法的章、疏都予以排比分类，再给上章、疏的人依次定罪，此活动一直到哲宗去世时仍在进行。此外，章惇在贬逐元祐党人时，还以被贬者的姓名来定贬所。苏轼贬儋州，是因为苏轼字子瞻，“瞻”类似“儋”。刘挚贬新州，因为“新”字音近似刘挚字莘老之“莘”。黄庭坚贬宜州，因为“宜”字似其字鲁直之“直”字。而刘安世贬逐时，有人说刘安世曾算过命，说他命极好，章惇就在昭州上一指，说：“刘某命好，让他去昭州试试。”竟将人的生死视为儿戏，不幸为苏轼所言中。

第三部分哲宗赵煦元祐元年——元符三年(4)

新党对旧党的报复性打击与哲宗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哲宗不满司马光的“以母改子”，不满元祐旧臣早年对他的冷落，更不满高太后对他的种种压抑，因此，对旧党的仇恨心理不亚于元祐时被打击的新党。绍圣初，逢郊祀大礼，朝廷要颁布大赦诏令，通常连死囚都免去死刑。有大臣请示哲宗，可否赦免贬谪的旧党官员，哲宗回答得极为干脆，说决不可以。绍圣四年（1097），有人建议让谪居岭南的刘挚等人“稍徙善地”，以“感召和气”，哲宗却说：“刘挚等安可徙！”连在岭南附近做些调动也不允许。而对于王岩叟，哲宗指责他当初贬蔡确时，实际上是将矛头对准自己，用心极险恶，也就更加痛恨他。哲宗的这些言行相当于宣判了旧党人政治上的死刑，至少在哲宗统治时期，他们永无翻身之日。
事实上，在哲宗初年，新党和旧党在变法的态度上都有所转变（司马光除外）。如苏轼在给朋友的信中就表露出对神宗变法初期他的一些偏激言行的反思和自责，认为新法是有一定效果的。新党中章惇等人也曾指出新法中有许多弊端需要改正。两派都看到了新法的利和弊，假如执政者能调和两派矛盾，消弭冲突，因势利导，北宋的政治或许会有转机。但很不幸的是，高太后的垂帘和司马光的上台使得党争激烈化，导致了绍圣后哲宗和新党的反扑，甚至连哲宗的孟皇后也不能幸免，成为党争的牺牲品。
赵煦个人小档案
姓名：赵煦出生：熙宁九年（1076）
属相：龙卒年：元符三年（1100）
享年：25岁谥号：钦文睿武昭孝皇帝
庙号：哲宗陵寝：永泰陵
父亲：赵顼母亲：朱德妃
初婚：17岁配偶：孟皇后、刘皇后
子女：1子4女继承人：赵佶
最得意：绍述之政最失意：元祐时备受冷落
最不幸：英年早逝最痛心：子女早夭
最擅长：政治报复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1）王菡：《宋哲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
（2）虞云国：《细说宋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徽宗赵佶徽宗赵佶

第三部分徽宗赵佶建中靖国元年——宣和七年(1)-(图)

徽宗像徽宗赵佶是神宗第十一子，北宋第八位皇帝，元符三年（1100）即帝位，54岁去世，在位26年，历来被视为荒淫腐朽皇帝的典型。
徽宗时代，北宋王朝已走过它辉煌灿烂的历程，处于党争异常激烈的严峻时期，国势日薄西山。徽宗侥幸获得皇位后，大刀阔斧地整顿朝纲，意欲调和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间的矛盾。其后，以继承其父神宗的政策为由，重用以蔡京为首的六贼，大兴“党狱”，变乱法度。他穷奢极欲，大肆搜刮江南奇花异石，用船运往都城开封，称“花石纲”。徽宗好大喜功，遣使约金攻辽，以取燕京，致使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在靖康之难中为金人俘虏北去，转瞬之间由皇帝沦为阶下囚。青楼天子：风流君王的纨绔生活
元符三年正月，年仅25岁的哲宗驾崩，没留下子嗣。显然，皇帝只能从哲宗的兄弟中选择。神宗共有14子，当时在世的有包括端王赵佶在内的五人。赵佶虽为神宗之子，却非嫡出，按照宗法制度，他并无资格继承皇位。
哲宗去世当天，向太后垂帘，哭着对执政大臣们说：“国家不幸，哲宗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宰相章惇当即提出，按向太后像
照嫡庶礼法，当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不料向太后不同意。章惇只好改口说，若论长幼，那么当立年长的申王赵佖（ｂì）为帝。这两个建议都排除了端王赵佶。然而，向太后看中的恰恰是赵佶。赵佶并非向太后所生，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向太后坚持立赵佶为帝，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可能与赵佶在向太后心目中良好的印象有关。赵佶每天都到向太后住处请安，称得上是又聪明又孝顺的孩子，因此向太后偏爱他。哲宗病重期间，向太后对谁继承皇位，早已胸有成竹，故她并不接受章惇的意见。她语气坚决地说：“老身无子，所有的皇子都是神宗的庶子，不应再有区别，简王排行十三，不可排在诸兄之前，而申王眼有疾病，不便为君，所以还是立端王为好！”表面上看，向太后办事公平，但在这些冠冕堂皇的言辞背后，显然是在偏袒赵佶，为其继承皇位找到合情合理的借口。章惇是反对端王即位的，他认为“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这是将攻击的矛头直接转向了赵佶的人品，而向太后却不以为然。双方为此僵持不下，互不相让。关键时刻，知枢密院曾布首先附和太后之议，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也相继表示赞同。章惇势单力薄，不再争辩。赵佶就这样被向太后、曾布、蔡卞等人推上了皇帝宝座，他就是徽宗。
赵佶生于元丰五年（1082）十月十日，自幼养尊处优，逐渐养成了轻佻浪荡的性格。据说在他降生之前，其父神宗曾到秘书省观看收藏的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讶”，随后就生下了徽宗，“生时梦李主来谒，所以文采风流，过李主百倍”。这种李煜托生的传说固然不足为信，但在赵佶身上，的确有李煜的影子。徽宗自幼爱好笔墨、丹青、骑马、射箭、蹴鞠，对奇花异石、飞禽走兽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在书法绘画方面，更是表现出非凡的天赋。
随着年龄的增长，赵佶迷恋声色犬马，游戏踢球更是他的拿手好戏。赵佶身边有一名叫春兰的侍女，花容月貌，又精通文墨，是向太后特意送给他的，后来逐渐变成了他的玩物。但赵佶并不满足，他以亲王之尊，经常微服游幸青楼歌馆，寻花问柳，凡是京城中有名的妓女，几乎都与他有染，有时他还将喜欢的妓女乔装打扮带入王府中，长期据为己有。
与此同时，赵佶结交了一批与他臭味相投的朋友。他的挚友王诜（ｓｈēｎ），娶英宗之女魏国大长公主，封为驸马都尉。但王诜为人放荡，行为极不检点。虽然公主温柔贤淑，尽心侍奉公婆，而王诜却偏偏宠爱小妾，她们竟然多次顶撞公主。神宗为此曾两次将王诜贬官，但他却不思悔改，甚至在公主生病时，当着公主的面与小妾寻欢作乐。品行如此恶劣之人，却是赵佶的坐上宾。他们经常一起光顾京城内有名的妓馆——撷芳楼。王诜藏有名画《蜀葵图》，但只有其中半幅，他时常在赵佶面前提及此事，遗憾之情，溢于言表。赵佶便记于心王诜《渔村小雪图》
，派人四处寻访，终于找到另外半幅画，就把王诜手中的那半幅也要了过去。王诜以为酷爱书画的赵佶要收藏这幅画，哪知赵佶却将两半幅画裱成一幅完整的画送给了他，于此可知二人之间的关系之深。
赵佶对王诜如此大方，王诜自然投桃报李。有一次，赵佶在皇宫遇到王诜，恰巧因为忘带篦（ｂì）子，便向王诜借篦子梳头。王诜把篦子递给他。赵佶见王诜的篦子做得极为精美，爱不释手，直夸篦子新奇可爱。王诜不失时机地说：“近日我做了两副篦子，有一副尚未用过，过会儿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当晚，王诜便差府中小吏高俅去给赵佶送篦子。高俅到赵佶府中时，正逢赵佶在蹴鞠（ｃùｊū），就徽宗观高俅蹴鞠图在旁边观看等候。赵佶善踢蹴鞠，而高俅早年便是街头踢蹴鞠的行家，精于此技。见到赵佶踢得好时，高俅大声喝彩。赵佶便招呼高俅对踢。高俅使出浑身解数，陪赵佶踢球。赵佶玩得非常尽兴，便吩咐仆人向王诜传话，说要将篦子和送篦子的小吏一同留下。高俅日益受到赵佶的宠幸。后来，有些仆人跟赵佶讨赏，他居然说：“你们有他那样的脚吗？”赵佶之放浪形骸可见一斑。

第三部分徽宗赵佶建中靖国元年——宣和七年(2)

当上皇帝以后，徽宗禀性难移，无心于政务，继续过着糜烂生活。徽宗17岁成婚，娶德州刺史王藻之女，即位后，册王氏为皇后。王皇后相貌平平，生性俭约，不会取悦徽宗，虽为正宫，但并不得宠。此时，徽宗宠幸的是郑、王二贵妃，二人本是向太后宫中的押班（内侍官名），生得眉清目秀，又善言辞。徽宗为藩王时，每到慈德宫请安，向太后总是命郑、王二人陪侍。二人小心谨慎，又善于奉承，颇得徽宗好感，时间一长，向太后有所觉察，及徽宗即位，便把二人赐给他。徽宗如愿以偿，甚为欢喜。据记载，郑氏“自入宫，好观书，章奏能自制，帝爱其才”。显而易见，郑氏不仅姿色出众，而且还能帮助徽宗处理奏章。因此，徽宗更偏爱郑氏。徽宗多次赐给郑氏情词艳曲，后来传出宫禁，广为流传。王皇后去世，徽宗于政和元年（1111）册封郑氏为皇后。
除了郑、王二氏之外，受宠爱的还有二刘贵妃、乔贵妃、韦贵妃等人。刘贵妃，出身寒微，却花容月貌，入宫即得到赵佶宠幸，由才人连升7级而至贵妃。然而，好景不长，升贵妃后不久即去世。刘贵妃曾亲手在庭院中种植了几株芭蕉，当时她说：“等这些芭蕉长大，恐怕我也看不着了。”在旁的侍从闻听此言，慌忙上奏徽宗，徽宗起初很不在意。谁知过了两天，刘贵妃病重，等徽宗前去探视时，刘贵妃已撒手而去。徽宗悲痛不已，特加四字谥号“明达懿文”，将其生平事迹编成诗文，令乐府谱曲奏唱。
正当徽宗为此伤感时，内侍杨戬（ｊｉǎｎ）在徽宗面前夸耀另一刘氏有倾国倾城之貌，不亚于王昭君，徽宗将其召入宫中。刘氏本是酒家之女，出身卑贱，但长得光艳风流。徽宗一见，魂不守舍，瞬间便将丧妃之痛遗忘殆尽。徽宗对刘氏大加宠爱，与她形影不离，若离了她，竟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刘氏天资颖悟，善于逢迎徽宗。还极善涂饰，每制一衣，款式新颖，装扮起来胜似天仙。不但徽宗喜欢，就连京城内外也竞相仿效。在徽宗看来，刘氏回眸一笑，六宫粉黛尽无颜色。道士林灵素见刘氏如此得宠，便曲意奉承，称刘氏为“九华玉真安妃”，绘其像供奉于神霄帝君之左。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刘氏渐渐风韵不再，生性轻佻浮浪的徽宗欲再觅新欢。
徽宗游青楼图
尽管后宫粉黛三千，佳丽如云，但徽宗对她们刻意造作之态感到索然无味，便微服出宫，寻找刺激。李师师，汴京人，本姓王，工匠之女，四岁丧父，遂入娼籍李家，后来成了名噪一时的京城名妓。她色艺双全，慷慨有侠名，号称“飞将军”。李师师既名冠汴京，徽宗自然不会放过她。自政和以后，徽宗经常乘坐小轿子，带领数名侍从，微服出宫，到李师师家过夜。为了寻欢作乐，徽宗专门设立行幸局专门负责出行事宜。荒唐的是，行幸局的官员还帮助徽宗撒谎，如当日不上朝，就说徽宗有排档（宫中宴饮）；次日未归，就传旨称有疮痍（染病）。天子不惜九五之尊，游幸于青楼妓馆，并非光彩之事，所以徽宗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被他人发现；其实多数朝臣对比都心知肚明，但却不敢过问，致使徽宗更加放荡。秘书省正字曹辅曾经挺身而出，上疏规谏徽宗应爱惜龙体，以免贻笑后人。徽宗听后，勃然大怒，立即命王黼（ｆǔ）等人处理此事。这些人自然领会徽宗的意思，以曹辅诬蔑天子之罪论处，徽宗当即将曹辅发配郴州。
章惇其人在宋史上名声并不好，但他对徽宗的评价可以说是识人之语。徽宗即位后果真以他的实际行动为章惇的话作了最好的注脚。章惇能预测到后果，却无法制止轻佻的端王当皇帝，这未免不是大宋王朝的不幸。
“光复”燕云：长久的梦想与短暂的辉煌
蔡京、童贯等人在把国内搞得混乱无比之时，又极力怂恿徽宗收复燕云十六州。自宋朝建立后，收复燕云地区一直是自太祖以来历代帝王的梦想。徽宗好大喜功，更想完成祖宗未竟之业，以建立“不朽功勋”。
辽人《出行图》（反映了契丹贵族汉化日深的情形。）
早在政和元年(1111)九月，徽宗派童贯出使辽国以窥探虚实，返程途经燕京时，结识了燕人马植。此人品行恶劣，但他声称有灭辽的良策，深得童贯器重。童贯将他带回，改其姓名为李良嗣。在童贯的举荐下，李良嗣向徽宗全面介绍了辽国危机和金国的崛起，建议宋金联合灭辽。在李良嗣看来，辽朝肯定会灭亡，宋朝应该抓住这千载难逢的良机，出兵收复中原王朝以前丧失的疆土。徽宗大喜，当即赐李良嗣国姓赵，授以官职。徽宗不仅花天酒地，而且好大喜功，虚荣心极强。如果侥幸灭辽，列祖列宗梦寐以求的燕云之地不就可以收复了吗？这样，他就是彪炳千秋的一代明君了。从此，宋朝开始了联金灭辽、光复燕云之举。

第三部分徽宗赵佶建中靖国元年——宣和七年(3)

对徽宗这种投机取巧的愚蠢做法，朝廷内外许多有见识的大臣都不以为然，只有童贯、王黼、蔡攸等一帮奸臣异想天开，竭力支持。重和元年（1118）春天，徽宗派遣马政等人自登州渡海至金，策划灭辽之事。随后金也派使者到宋，研究攻辽之事，双方展开了秘密外交。在几经往返之后，双方就共同出兵攻辽基本达成一致，金国攻取辽国的中京大定府，北宋负责攻取辽国的燕京析津府和西京大同府。灭辽后，燕云之地归宋，宋把过去每年给辽的岁币如数转给金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宋金“海上之盟”。
其后不久，徽宗得知辽朝已经获悉宋金盟约之事，非常后悔，担心遭到辽的报复，便下令扣留金朝使者，迟迟不履行协议出兵攻辽，为后来金国毁约败盟留下了把柄。在此期间，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接连攻下辽朝的中京、西京，辽末帝天祚帝也逃入山中，辽朝的败亡已成定局。在这种形势下，徽宗才匆忙命童贯带领15万大军以巡边为名向燕京进发，打算坐收渔翁之利。但这批人马一到燕京便遭到辽将耶律大石所部的袭击，大败而归。
宣和四年（1122）六月，辽燕王耶律淳死，徽宗见有机可乘，再命童贯、蔡攸出兵。此时，辽涿州知州郭药师相继归降宋朝，打开了通向燕京之路。虽然宋军一度攻入燕京城，与辽军展开肉搏战，但因后援未至，被迫撤退。徽宗亲自部署的第二次攻燕之役又以惨败告终。
北宋朝廷的腐败和军事上的弱点给金人以可乘之机。宣和五年春，金太祖对徽宗派来的使者态度强硬傲慢，并责问赵良嗣，当初宋金两国联合攻辽，为什么“到燕京城下，并不见（宋军）一人一骑”。谈到土地问题时，金太祖背弃前约，坚持只将当初议定的后晋石敬瑭割给辽朝的燕京地区归宋，不同意将营州、平州、滦州还给宋朝，他辩称此三地是后唐刘仁恭献给契丹的，并非后晋割让。金人态度强硬，宋方毫无办法。
几经交涉，金国最终才答应将后晋割给辽朝的燕京及其附近六州之地归还宋朝，条件是宋朝除每年把给辽的岁币如数转给金外，另添每年一百万贯的“代税钱”。所谓“代税钱”是指金人规定的由宋朝缴纳燕京地区的租税，实际上是一种赔款。宣和五年（1123）四月，徽宗派童贯、蔡攸代表朝廷前去接收燕京地区。金兵撤退时，将燕京一带的人口、金帛一并掠走，留下几座空城送给了宋朝。童贯、蔡攸等人接收燕京后还朝，上了一道阿谀奉承的奏章，称燕京地区的百姓箪食（ｄāｎｓì）壶浆夹道欢迎王师，焚香以颂圣德。徽宗闻之大喜，即令班师。
收复燕云后，宋徽宗分外得意，自以为建立了不世之功，宣布大赦天下，命王安中作“复燕云碑”树立在延寿寺中以纪念这一功业，并对参与此次战争的一帮宠臣加官晋爵。朝廷上下都沉浸于胜利喜悦之中，殊不知末日即将降临。
宣和七年（1125），金兵在俘虏了辽天祚帝后，分兵两路南下进攻汴京。赵佶吓得慌忙传位于钦宗，让儿子出来收拾残局，自称“太上皇”，带着蔡京、蔡攸父子南逃。后钦宗为稳住皇位，将徽宗接回京城。靖康二年（1127），坐了25年皇位的徽宗赵佶和儿子钦宗一同被金人俘虏北去，被封为“昏德公”。赵佶受尽屈辱折磨，最后死于五国城。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八月，徽宗的梓宫（棺材）从金国运回临安。
汴京的街市
徽宗在北行途中，曾见杏花，悲从中来，赋《宴山亭》：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燕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凭寄离恨重重，者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这首词曾被王国维称为“血书”，相思极苦，哀情哽咽，令人不忍卒读。这使人很容易联想到南唐后主李煜。徽宗和李煜在艺术上都颇有成就，擅长书法、绘画、诗词，在政治上都是昏聩之君、亡国之君，连最后结局也大致一样，李煜被宋太宗毒死于开封，徽宗在囚禁中病死五国城。徽宗与李后主两人的个性、经历，可谓相似至极，也令后人生出无限感慨。
艺术天才：遗留后世的瑰宝
徽宗虽说在政治上昏庸无能，但在艺术方面，却是中国古代帝王中最富艺术气质而才华横溢的皇帝，他广泛涉猎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在书画方面的造诣更是无与伦比的。
徽宗御书“崇宁通宝”铜钱
徽宗天资聪明，从小就对书画情有独钟，到十六七岁时，已经成为知名度极高的艺术家。即位前，徽宗经常和驸马都尉王诜、宗室赵大年（赵令穰）以及黄庭坚、吴元瑜等人交往。这些人都是当时颇有成就的书画高手，对徽宗艺术修养产生了重要影响。史称徽宗“能书擅画，名重当朝”，评价之高，不难想见。
徽宗即位后，多方收集历代名书佳画，临摹不辍，技艺大进，成为当之无愧的画坛巨匠。其绘画注重写生，以精致、逼真著称，其观察生活细致入微，尤精于花鸟。宋人邓椿在《画继》中称赞他的画“冠绝古今之美”，这种看法还是客观公允的。
现存徽宗的画比较多，其代表作有两幅：一是《芙蓉锦鸡图》，绢本，描写了花枝和禽鸟的动态，芙蓉把锦鸡压得很低，锦鸡却在注视着翻飞的蝴蝶，三种景象连在一起，构成了兴致盎然的整体效果。故宫博物院曾制作了10件仿真精品，每件价格高达人民币50余万元；二是《写生珍禽图》，它是已知徽宗的作品中没有任何争议的精品，是徽宗创作成熟时期的作品。作品本身的艺术、文物和收藏价值非常高，这幅画于2002年被人以2500余万人民币拍走。

第三部分徽宗赵佶建中靖国元年——宣和七年(4)

芙蓉锦鸡图
徽宗不仅擅长绘画，书法也有很高的造诣。其书法在学薛稷、薛曜、褚遂良的基础上，兼容并蓄，自成一家，称“瘦金体”。其笔势瘦硬挺拔，字体修长匀称，尤精于楷书、草书，狂草也别具一格，意趣天成，自然洒脱，如疾风骤雨，似惊涛骇浪，较楷书更为出色。“瘦金体”与李煜的“金错刀”交相辉映，堪称中国书法史上耀眼的双璧。徽宗流传至今的瘦金体书法作品比较多，代表作有：草书《千字文》，作于政和二年，时赵佶41岁。其笔势奔放流畅，跌宕起伏，一气呵成，颇为壮观，丝毫不亚于唐代草书书圣张旭与怀素，是不可多得的珍品。《纨扇七言诗》，上写有“掠水燕翎寒自转，堕泥花片湿相重”14个字，其笔法婉转秀丽，连贯如龙蛇，也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物。
徽宗《千字文》
徽宗不仅创作了大量的书画精品，还积极推动北宋文化艺术的发展。其中值得称道的就是对翰林书画院的重视。宋初以来，供职于书画院之人与其他部门相比地位颇低，就连服饰也与其他部门同等官员不同。徽宗不仅建立、健全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还相应地提高了画院的政治地位。崇宁三年（1104年），徽宗下令设立了专门培养绘画人才的画学，后并入翰林书画院。画学专业分道佛、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等科目，教授《说文解字》、《尔雅》、《方言》、《释名》等课程。画院也有严格的考试，每次都由徽宗以古人诗句亲自命题，诸如“竹锁桥边卖酒家”、“踏花归去马蹄香”、“嫩绿枝头红一点”，等等，精巧别致，颇具魅力和想像空间。
徽宗还经常亲临画院指导。据《画继》记载，宣和年间，徽宗建成龙德宫，特命画院里的高手实地画龙德宫的墙壁和屏风。画完后，徽宗前去检查，唯独一幅“斜枝月季花”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问这是谁的作品，随从告诉他是新进画院的一少年所作。徽宗听了很高兴，不但赏赐红衣料给这位少年，还连连称好，其他人都莫名其妙，遂向徽宗请教。徽宗指出月季很少有人能画好，因为随着四季、早晚的变化，花蕊、花叶完全不同。这幅画中，月季是春天中午时候开放的，花蕊、花叶一点不差，故厚赏之。在旁的画家听了徽宗对这幅画鞭辟入里的分析解剖与极具鉴赏力的评判，莫不叹服。还有一次，宫中宣和殿前的荔枝树结了果，徽宗特来观赏，恰好见一孔雀飞到树下，徽宗龙颜大悦，立即召画家描绘。画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刻画，精彩纷呈，其中有几幅画的是孔雀正在登上藤墩，徽宗观后说：“画得不对。”大家面面相觑，不知所以。几天过后，徽宗再次把画家们召来询问，但他们仍然不知所以，徽宗说：“孔雀升高先抬左腿！”这时画家们才猛然醒悟，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徽宗观察生活之细腻。
由于徽宗的不懈努力，画院和画学取得了巨大成绩，一方面培养了诸如张希颜、孟应之、赵宣等一大批优秀的画家；另一方面开创了北宋绘画的新境界，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里程碑。学术界有“北宋绘画，实为中国最完美绘画”的美誉，这与徽宗酷爱并重视艺术而造就良好的文化氛围有直接关系。
徽宗《夏日》诗徽宗在位期间，不仅礼遇画院，还广泛收集古代金石书画，珍视藏书。北宋末年，金人攻陷汴京后，掳去徽宗的乘舆、嫔妃，他都未尝动色，当索要他馆藏的书画时，“上听之喟然”。由此可见，徽宗最看重的身外之物只是书画。宣和年间，徽宗令人将御府所藏历代书画墨迹编写成《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书，并刻了著名的《大观帖》。这些对丰富绘画理论和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中国历代帝王中嗜好收藏书画并参与创作者不乏其人，但没有人像赵佶那样将个人对艺术的追求如此广泛而深入地融入全社会的文化生活中。南宋第一位皇帝高宗赵构，在治国理政上没有多少令人称道之处，但也许是受他父亲的影响，赵构从小便酷爱书法，最终也成为宋代杰出的书法家。像赵佶、赵构这样的父子皆为皇帝、大书法家的，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寥若晨星。因此，徽宗治国固然不得要领，甚至一无是处，但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说，他在中国书法和绘画史上都享有无可争辩的崇高地位。
赵佶个人小档案
姓名：赵佶出生：元丰五年（1082）
属相：狗卒年：绍兴五年（1135）
享年：54谥号：圣文仁德显孝皇帝
庙号：徽宗陵寝：祐陵
父亲：赵煦母亲：陈皇后
初婚：18岁配偶：王皇后、郑皇后
子女：31子34女继位人：赵桓
最得意：收复燕京最失意：被金人俘虏
最不幸：客死他乡最痛心：馆藏书画为金人所夺
最擅长：绘画、书法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1）任崇岳：《宋徽宗宋钦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
（2）虞云国：《细说宋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钦宗赵桓钦宗赵桓

第三部分钦宗赵桓靖康元年——二年(1)

钦宗像钦宗赵桓，曾名亶、煊，是北宋末代皇帝，生于元符三年（1100）四月十三日。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在金兵大举入侵之际，徽宗禅让帝位，赵桓被迫即位，是为钦宗，改次年为靖康元年。靖康二年，与其父徽宗同被金兵俘虏北去，在位一年零两个月。绍兴二十六年（1156）死于五国城，享年57岁，葬于永献陵。
钦宗与其父一样，优柔寡断，反复无常，对政治问题缺乏判断力。靖康元年，金兵攻打汴京，军民强烈要求抵抗，钦宗被迫起用抗战派将领李纲抗击金兵，但仍不断向金朝屈辱求和，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又同意割让河东、河北，一味地妥协退让，幻想金兵能够撤退。十一月，金兵攻陷汴京。次年二月，延续了168年的北宋王朝灭亡。
靖康难：宋人无法治愈的伤痛
金军虽然退出了京师，但并未停止攻宋战争。靖康元年九月，太原失守，使宗翰率领的西路金兵得以顺利南下，与东路军合围汴京，并于十一月攻占开封外城。
靖康元宝
在攻下开封外城后，精明的金军将帅并未立即攻城，只是占领外城四壁，并假惺惺地宣布议和退兵。钦宗居然信以为真，命何栗和齐王赵栩到金营求和。宗翰说：“自古就有南北之分，今之所议，在割地而已。”又“请求”太上皇到金营谈判。与其说是请求，倒不如说是命令。徽宗哪有这份胆量？钦宗不得已，以太上皇受惊过度、痼疾缠身为由，由自己代为前往。
闰十一月三十日黎明，钦宗率大臣多人前往金营，这恰恰中了金人的圈套。钦宗到金营后，金军统帅却不与他相见，只是派人索要降表。钦宗不敢违背，慌忙令人写降表献上。而金人却不满意，并命令须用四六对偶句写降表。钦宗迫于无奈，说事已至此，其他就不必计较了。大臣孙觌（ｄí）反复斟酌，改易四遍，方才令金人满意。降表大意不过就是向金俯首称臣，乞求宽恕，极尽奴颜卑膝之态。呈上降表后，金人又提出要太上皇前来，钦宗苦苦恳求，金人方才不再坚持。接着，金人在斋宫里向北设香案，令宋朝君臣面北而拜，以尽臣礼，宣读降表。当时风雪交加，钦宗君臣受此凌辱，皆暗自垂泪。投降仪式进行完毕，金人心满意足，便放钦宗返回。钦宗自入金营，备感屈辱，于无奈之下做了金人臣子，回想起来，悲痛难抑，不知不觉间泪已湿巾，至南熏门，钦宗见到前来迎接的大臣和民众，便嚎啕大哭。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动，毕竟还有众多臣民惦记自己的安危。行至宫前，他仍然哭泣不止，宫廷内外更是哭声震天。钦宗初赴金营，历尽劫波，三日后归来，恍如隔世。
宋代人物瓷像
钦宗刚回朝廷，金人就来索要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这简直是漫天要价。当时开封孤城之中，搜刮已尽，根本无法凑齐。然而，钦宗已被金人吓破了胆，一意屈辱退让，下令大括金银。金人索要骡马，开封府用重典奖励揭发，方才搜得7000余匹，京城马匹为之一空，而官僚竟有徒步上朝者。金人又索要少女一千五百人，钦宗不敢怠慢，甚至让自己的妃嫔抵数，少女不甘受辱，死者甚众。关于金银布帛，钦宗深感府库不足，遂令权贵、富室、商民出资犒军。所谓出资，其实就是抢夺。对于反抗者，动辄枷项，连郑皇后娘家也未幸免。即便如此，金银仍不足数，负责搜刮金银的梅执礼等四位大臣也因此被处死，其他被杖责的官员比比皆是，百姓被逼自尽者甚众，开封城内一片狼藉萧条景象。
尽管以钦宗为首的北宋朝廷如此丧心病狂地奉迎金人，但金人的要求仍没有得到满足，金人扬言要纵兵入城抢劫，并要求钦宗再次到金营商谈。钦宗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上次身陷金营的阴影尚未散去，新的恐惧又袭上心头，这次恐怕是凶多吉少。此时，李若水等人也怂恿钦宗前往，钦宗终究不敢违背金人的旨意，不得不再赴金营。
钦宗到达金营后，受到无比的冷遇，宗望、宗翰根本不与他见面，还把他安置到军营斋宫西厢房的三间小屋内。屋内陈设极其简陋，除桌椅外，只有可供睡觉的一个土炕，毛毡两席。屋外有金兵严密把守，黄昏时屋门也被金兵用铁链锁住，钦宗君臣完全失去了活动自由。此时正值寒冬腊月，开封一带雨雪连绵，天气冷得出奇。钦宗除了白天要忍受饥饿的折磨外，晚上还得忍受刺骨的寒风，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想着眼前这一切，心如刀割，泪如泉涌。转瞬之间，钦宗从贵不可及的皇帝沦落为金人的阶下囚，的确令人同情。然而，这一切都是他与其父徽宗一手造成的。
囚禁中的钦宗度日如年，思归之情溢于言表。宋朝官员多次请求金人放回钦宗，金人却不予理睬。靖康二年二月五日，钦宗不得不强颜欢笑地接受金人的邀请去看球赛。球赛结束后，钦宗哀求金帅放自己回去，结果遭到宗翰厉声斥责，钦宗吓得毛骨悚然，遂不敢再提此事。
金人扣留钦宗后，声言金银布帛数一日不齐，便一日不放还钦宗。宋廷闻讯，加紧搜刮。开封府派官吏直接闯入居民家中搜括，横行无忌，如捕叛逆。百姓5家为保，互相监督，如有隐匿，即可告发。就连福田院的贫民、僧道、工伎、倡优等各种人，也在搜刮之列。到正月下旬，开封府才搜集到金16万两、银200万两、衣缎100万匹，但距离金人索要的数目还相差甚远。宋朝官吏到金营交割金银时，金人傲慢无礼，百般羞辱。自钦宗赴金营后，风雪不止，汴京百姓无以为食，将城中树叶、猫犬吃尽后，就割饿殍（piǎo)为食，再加上疫病流行，饿死、病死者不计其数。境况之惨，非笔墨所能形容。

第三部分钦宗赵桓靖康元年——二年(2)

金兵掠取的北宋银锭
然而，金人仍不罢休，改掠他物以抵金银。凡祭天礼器、天子法驾、各种图书典籍、大成乐器以至百戏所用服装道具，均在搜求之列。诸科医生、教坊乐工、各种工匠也被劫掠。又疯狂掠夺妇女，只要稍有姿色，即被开封府捕捉，以供金人玩乐。当时吏部尚书王时雍掠夺妇女最卖力，号称“金人外公”。开封府尹徐秉哲也不甘落后，为讨好金人，他将本已蓬头垢面、已显羸病之状的女子涂脂抹粉，乔装打扮，整车整车地送入金营，弄得开封城内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灭宋是金人的既定方针，所以尽管宋朝君臣对金人如此俯首帖耳，但金人还是决意废黜钦宗。靖康二年二月六日，钦宗被废为庶人。七日，徽宗等人被迫前往金营。当金人逼迫徽、钦二帝脱去龙袍时，随行的李若水抱着钦宗，不让他脱去帝服，还骂不绝口地斥责金人为狗辈。金人恼羞成怒，用刀割裂他的咽喉，割断他的舌头，至死方才绝声，可歌可泣！北宋灭亡后，金人册封一向主和的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建立了傀儡政权。但这个傀儡政权不得人心。
金人在扶植张邦昌的同时，再次搜刮金银，即使妇女的钗钏之物也在掠取之列。开封府担心金银不够，金人无端挑衅，便在开封城四周设立市场，用粮食兑换金银。由于京城久被围困，粮食匮乏，百姓手中的金银也无所用，便纷纷拿出来换米。这样，开封府又得金银几万两。然而，开封城已被搜刮数次，金银已尽，根本无法凑齐金人索要的数目。金人只好作罢。
金兵掠取的大晟编钟此时，金军统帅得知康王赵构在河北积极部署军队，欲断金人退路，又担心兵力不足，不能对中原广大地区实行有效统治，因而，在立了傀儡政权之后，准备撤军。在撤退时，金人还烧毁开封城郊的房屋无数。“东至柳子，西至西京，南至汉上，北至河朔”，在这样一个广大的地区，金兵“杀人如刈(ｙì)麻，臭闻数百里”。这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罪行滔天，令人发指。
四月一日，金军在掳掠了大量金银财宝后开始分两路撤退。一路由宗望监押，包括徽宗、郑皇后及亲王、皇孙、驸马、公主、妃嫔等，已于前三日沿滑州北去；另一路由宗翰监押，包括钦宗、朱皇后、太子、宗室及孙傅、张叔夜、秦桧等几个不肯屈服的官员，沿郑州北行。被金人掳去的还有朝廷各种礼器、古董文物、图籍、宫人、内侍、倡优、工匠等等，被驱掳的百姓男女不下10万人，北宋王朝府库蓄积为之一空。金兵所到之处，生灵涂炭。如此惨烈的灾难，给宋人留下了难以治愈的伤痛，也成为此后历朝志士仁人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
父子囚：魂断五国城的北宋君王
徽宗一行分乘860余辆牛车，由彼此语言不通的胡人驾车，一路凄凄惶惶，受尽屈辱折磨。靖康二年四月五日，徽宗见到韦贤妃（赵构母）等人乘马先行而去，竟不敢吱声，不觉五脏俱裂，潸（ｓｈāｎ）然泪下。四月七日，徽宗妃嫔曹才人如厕时，被金兵乘机奸污。八日，抵达相州时，适逢大雨不断，车皆渗漏，宫女到金兵帐中避雨时又被金兵奸淫，死者甚多，徽宗长吁短叹，却无可奈何。北上途中食物匮乏，又连日风雨大作，宋俘饿殍满地，惨不忍睹。
钦宗出发时，被迫头戴毡笠，身穿青布衣，骑着黑马，由金人随押，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不但受尽旅途风霜之苦，还备受金军的侮辱。钦宗时时仰天号泣，辄被呵止。日暮宿营时，金兵“絷(ｚｈì)帝及祁王、太子、内人手足并卧”，以防逃跑。四月十日，自巩县渡黄河，驾车的人对随行的同知枢密院事张叔夜说，将过界河，张叔夜悲愤难抑，仰天大呼，扼吭而死。五月下旬，过太和岭时，钦宗等人都被缚在马背上。七月二十日，徽宗、钦宗在燕京相见，父子抱头痛哭，悲愤不已。徽宗原以为生活可以就此安定，不料九月，金人又将徽宗父子迁往更远的上京，因为南宋势力渐强，金人怕他们夺回徽宗父子，而在同南宋的交涉中失去讨价还价的筹码。这样，徽宗父子不得不再次承受颠沛流离之苦。
建炎二年（1128）八月，徽、钦二帝抵达上京，金人命他们身穿孝服拜祭阿骨打庙，这被称为献俘仪，实际上是以此羞辱北宋君臣。然后，又逼着他们父子到乾元殿拜见金太宗。接着，金太宗封徽宗为昏德公，钦宗为昏德侯。这也是中原皇帝玩过的把戏，隋文帝灭陈，封陈叔宝为长城公；宋太祖灭南唐，封李煜为违命侯。此外，韦贤妃以下300余人入洗衣院，朱皇后不堪受辱，投水而死，男子则被编入兵籍。
不久，金人又将徽、钦二帝赶至荒凉偏僻的边陲小镇——五国城，他们从此就居住于此，直至去世。生活稍稍安定后，徽宗又有了读书写诗的雅兴。徽宗喜好读书，有时竟到废寝忘食的地步。有一次，他读了唐代李泌(bì)的传记后，知道李泌为国尽忠，复兴社稷，后被奸佞嫉恨。徽宗读后感触颇深，并令大臣抄写一份，赐给韦贤妃。然而，徽宗对这一切醒悟得太迟了。

第三部分钦宗赵桓靖康元年——二年(3)

在五国城期间，徽宗还与钦宗在宴会上饮酒赋诗，自然是寄厚望于钦宗。徽宗平生爱好写诗，再加上做囚徒的伤感，也流溢于诗词之中。被流放期间，徽宗写诗较多，但流传下来的仅有十几首。其中，《在北题壁》流传最广：
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
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
钦宗像孤独、凄凉之感跃然纸上。
徽宗在五国城生活了三年，绍兴五年（1135）病死。钦宗异常悲痛，身心受到沉重打击。绍兴十二年（1142）三月，宋金关系有所缓和，韦贤妃由五国城归宋。她离开时，钦宗挽住她的车轮，请她转告高宗，若能归宋，自己当一太乙宫主足矣。高宗担心其兄回来后威胁自己的帝位，表面上高喊迎回徽、钦二帝，内心却巴不得他们客死异地，因而他终生都在与金人议和，根本无心恢复中原。
绍兴二十六年（1156）六月，57岁的钦宗病死。然而，直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钦宗死讯才传到南宋。高宗表面上痛不欲生，内心却暗自高兴。七月，上谥号“恭文顺德仁孝皇帝”，庙号钦宗。
赵桓个人小档案
姓名：赵桓出生：元符三年（1100）
属相：龙卒年：绍兴二十六年（1156）
享年：57岁谥号：恭文顺德仁孝皇帝
庙号：钦宗陵寝：永献陵
父亲：徽宗母亲：王皇后
初婚：17岁配偶：朱皇后
子女：二子继位人：赵构
最得意：铲除以蔡京为首的六贼最失意：被金人俘虏
最不幸：亡国最痛心：客死敌国
最擅长：善变、怯懦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1）任崇岳：《宋徽宗宋钦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
（2）虞云国：《细说宋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高宗赵构高宗赵构

第四部分高宗赵构建炎元年——绍兴三十二年(1)-(图)

高宗像高宗赵构，生于北宋大观元年（1107）五月二十一日，为徽宗第九子。母亲韦氏是一个地位较低的嫔妃，并不受徽宗的宠爱。赵构本与皇位无缘，然而，靖康之变中，赵宋宗室多被金兵掳去，惟独赵构成了漏网之鱼，“中兴之主”的位子自然非他莫属。靖康二年，时年21岁的赵构登基，重建赵宋政权。
但是，高宗这个“中兴之主”实在是有名无实，父兄被掳的奇耻大辱都无法激起他对金人的仇恨，他的“恐金症”不可救药。高宗在位期间，无论抗金战场上的胜负如何，他都是一味地投降求和，在金人面前极尽卑躬屈膝、摇尾乞怜的丑态。历史安排了一个谈“金”色变的君主来承担抗金御侮的使命，无论如何是难有成就的。流离朝廷：“泥马渡康王”的传说
大凡开国帝王，都会有不同于常人的传奇，人们由此对他们“真命天子”的身份确信不疑，赵构也不例外。南宋民间流传着“泥马渡康王“的故事，其主人公就是赵构。故事情节十分简单，但却有两个不同的版本。
一说北宋末年，时为康王的赵构赴金营为人质，金兵押其北上，途中赵构脱逃，逃至磁州时，夜宿崔府君庙，梦神人告知金兵将至，赵构惊醒，见庙外已备有马匹，遂乘马狂奔。这匹马居然载着赵构渡过黄河，过河后即化为泥塑之马。
赵构赴金营为人质，历史上确有其事。靖康元年正月，金兵已经攻至开封城下，宋廷向金求和，金人要求以亲王、宰相为人质，方可退兵。钦宗命康王赵构前往金营。接下来的事情就与传说的内容完全不一样了。在金营被软禁了20余天后，幸运降临到了赵构的头上。金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怀疑赵构不是亲王，将其遣返，而不是像故事中那样，押着赵构北上，所以赵构根本无须逃跑。钦宗只好命肃王赵枢代替赵构，赴金营为人质。在钦宗答应割地、赔款等要求后，金人暂时撤军，肃王却没有被放还，而是被掳北去，当了赵构的替死鬼。
另一说为南宋初年，赵构已经即位，朝廷迁到扬州，金兵大举南下，前锋即将攻到扬州城下，赵构事先没有得到战报，此时闻讯，连夜仓皇出逃。他怕追兵赶上，藏匿在江边神祠内，月光下忽然发现祠中泥塑马动了起来，于是乘骑此马渡过长江，逃到了杭州。
和前一个版本相比，后一个版本的真实成分似乎更大一些，除了紧扣故事主题的“泥马渡江情”节外，其他情节都有据可查。靖康二年五月一日，赵构在应天府登基，建立了南宋政权，是为宋高宗。金人得知赵构重建赵氏政权，马上开始了新一轮的南侵，目的是要趁赵构立足未稳，将其一举消灭。高宗建炎元年（1127）秋，金朝分兵攻宋。高宗内心惟恐重蹈靖康之变的覆辙，不顾主战派大臣和将领们的反对，于十月将朝廷迁至扬州。建炎三年二月，宗翰派兵奔袭扬州，攻陷天长，前锋距离扬州城仅有数十里。高宗此时正在后宫寻欢作乐，乍闻战报，慌忙带领少数随从乘马出城，急驰至瓜洲渡江逃跑。这次突如其来的惊吓也给赵构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他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
宋代楼船其实，这两个版本的内容大同小异，只是在故事发生的地点和时间上出现了分歧，前者在北，后者在南；前者为即位前，后者为即位后。传说固然都是些杜撰附会，甚至是无稽之谈，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反映出历史的真实。“泥马渡江”故事的地域和时间跨度，正显示出赵构在北宋末南宋初的这段时期内从北到南、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即位前，在河北的逃跑途中，赵构和大臣在寒冷的旷野中烧柴温饭，一起在茅舍下就食。即位不久，又发生兵变。扈从保驾的御营司将领苗傅、刘正彦等人因不满宦官的胡作非为，包围行宫，诛杀宦官，胁迫高宗让位于年仅三岁的皇子赵旉，由哲宗孟皇后垂帘听政，改元明受。兵变历时两月，后由韩世忠起兵平叛，高宗复辟。仅仅过了半年，金兵突破了长江防线，直扑宋廷所在地杭州而来。高宗退无可退，只得入海避敌，在温州沿海漂泊了4个月之久。前有恶浪，后有追兵，衣食物资也无法及时得到供给，南宋君臣的窘迫之状可想而知。一次，高宗饥饿难耐，命令停船靠岸，自己步行到一所寺院索食，僧人不及准备，只好以5枚炊饼进献，赵构居然连吃了三枚半，原本养尊处优的他方才真切地体味到饥寒交迫的感受。
但是这一切似乎并未磨砺出赵构坚韧的意志，也没有激发起他的斗志；恰恰相反，曾经在金营作人质的经历，让赵构亲眼目睹了金兵的强悍和凶残，每当想起，他还心有余悸。他抛弃了父兄被掳、国土沦陷的国仇家恨和中原浴血奋战的军民，宁可忍受道路风霜，只为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在逃跑途中，高宗还时时不忘向金人乞和，他一再派出使者前往金营，在国书中竟然自称“康王”，说自己未得金朝允许黄天荡之役就登基称帝，实为大错，现在甘愿放弃帝位，向金朝称臣。卑躬屈膝、摇尾乞怜之态跃然纸上。高宗的哀求根本阻挡不了金兵继续南下，倒是南宋广大军民的奋起抵抗，使金兵屡遭挫败，加上江南气候潮湿，河道密布，不利于金朝骑兵作战，金军主帅完颜兀术决定撤兵。金兵北撤途中，遭到南宋军民的不断攻击。撤至镇江时，宋将韩世忠率水师截断了金兵的归路，将其逼入建康东北70里处的黄天荡，宋军以8000人的兵力包围10万金兵。双方相持48天，金兵屡次突围均告失败，最后用火攻才打开缺口，得以撤退。兀术大军刚逃出了韩世忠的包围，抵达建康，又遭遇岳飞所部阻击，又被打败，岳飞收复建康。金军此后再也不敢渡江。

第四部分高宗赵构建炎元年——绍兴三十二年(2)

建炎四年四月，高宗在海上获悉金兵北撤，才从温州经明州回到越州。越州地理位置偏僻，漕运很不方便，南宋朝廷的大批官员、军队集中此地，物资供应无法得到保证。相比之下，高宗对逃难时曾经停留过的临安（杭州）念念不忘。那里交通方便，江河湖泊交错，金人的骑兵无法驰骋，大大增加了高宗的安全感；又地处鱼米之乡，物产丰富，基本可以满足南宋朝廷的需要；而且自唐、五代以来，杭州经过了长期的开发建设，已经一跃成为繁华秀丽的“东南第一州”，它对于刚刚饱经流离之苦、热切渴望安逸生活的高宗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绍兴二年（1132），高宗迁都杭州，南宋朝廷终于获得了喘息之机，初步在东南站稳了脚跟。
千古奇冤：岳飞为什么必须死
南宋政权虽然暂时安定了下来，但外有金兵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再次南下，内有各地溃兵败将组成的游寇集团和农民的反抗武装，极大中兴四将图地威胁着宋廷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高宗不得不抛开压制武将的祖宗家法，着意笼络重用武将。当时最有名的将领就是南渡后的“中兴四将”。其中，刘光世出身将门，其父官拜节度使，他本人早年曾随父镇压方腊起义；张俊和韩世忠都是行伍出身，靖康年间就追随赵构，在平定苗刘兵变中又都立有大功；而岳飞则是资历最浅的一位，但是在短短几年间，他的战功和威名就已超越其他诸将，绍兴四年八月，在收复襄汉六郡之后，宋廷授他为清远军节度使，地位与刘光世、张俊、韩世忠不相上下。
高宗是在向金人求和而不得的形势下才重用武将的，其目的只是自卫，并没有北伐恢复的打算。岳飞收复的失地，实际是从金人建立的傀儡政权伪齐手中夺取的。岳飞出兵前，高宗明白他与其他将领只守不攻的作风不同，特地下手诏，告诫他只需收复伪齐所夺之地，千万不可领兵北上，触犯金人，否则就算立下战功，也定要严惩。这一纸诏书，牢牢地束缚了岳飞的手脚，加上岳家军只有不到三万人的兵力，也无力进行北伐，因此岳飞只好在收复襄汉后，率主力退守鄂州。
伪齐铜印
面对金人的进攻，高宗始终不愿放弃投降求和。尽管绍兴四年以后，岳飞、韩世忠等率军先后击败了金和伪齐的两次南侵，但高宗并不想利用这绝好时机进行北伐，宋军的战果只是为他与金朝议和提供了讨价还价的砝码。就在各地抗金斗争接连取得胜利的时候，高宗派出求和的使臣络绎不绝。绍兴七年年底，宋使王伦从金朝带来了议和条件，金朝要求南宋称臣、交纳岁币，作为交换，金朝答应废黜伪齐，归还徽宗帝后棺木和高宗生母韦氏，归还河南地。高宗得到这个消息，欣喜异常，屈膝求和的决心更加坚定，他再派王伦使金，与金朝商量具体的和谈事宜。
高宗议和的决定遭到了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其中几位手握重兵的大将的意见，对于和议能否顺利签定至关重要。绍兴八年八月，高宗召韩世忠、张俊与岳飞入朝，希望说服他们至少不反对和议。张俊向来害怕金兵，在历次对金作战中都极力避免与金兵交锋，其为人又善于岳飞像
逢迎，所以马上表态支持议和。而韩世忠与岳飞则坚决反对，岳飞更是对高宗明确表示：“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善，恐贻后世讥议。”这番义正词严的话不禁使高宗对岳飞心生嫌忌。
其实，在此之前，岳飞已经在两件大事上冒犯了高宗。这位抗金最坚决的大将个性耿直，在战场上有勇有谋，而在政治斗争中却显得缺少心计，太不善于保护自己。
绍兴七年三月，宋廷解除了“中兴四将”之一的刘光世的兵权，高宗本来答应将刘光世率领的淮西军队拨给岳飞指挥，岳飞信以为真，以为这样一来，自己兵力大增，兴奋之余，立即提出要带兵10万，出师北伐，这正犯了高宗的大忌。高宗临时变卦，拒绝将淮西军队交给岳飞。对高宗的出尔反尔，岳飞十分愤慨，一怒之下，他竟然离开本军驻地鄂州，以为母守孝为名上了庐山。在高宗看来，这种行为分明是要挟君主，但当时金兵的威胁尚在，解除岳飞兵权的时机并不成熟，因此高宗不得不再三下诏，对岳飞好言抚慰，敦促其下山。六月，岳飞返朝，向高宗请罪，高宗表示对其宽恕的同时，引用太祖“犯吾法者，惟有剑耳”的话以示警告，言语之中已经暗藏杀机。
高宗给岳飞的手札
第二件事发生在同年八月。返朝不久的岳飞好心建议高宗早立太子。高宗的独子赵旉8年前夭亡，他又在扬州溃退时受了惊吓，失去了生育能力，但高宗时年才30岁，内心仍抱有生育的希望，此时立太子，在他看来无疑是向天下暴露其难言之隐。宋朝的祖宗家法也规定武将不得干预朝政。所以，岳飞的建议一下又触犯了两大忌讳，更加深了高宗对他的忌恨。
这两件事以及在抗金恢复上毫不妥协的立场，为岳飞日后的命运埋下了祸根。绍兴八年，高宗与金朝的媾和活动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文武百官的反对之声日益高涨，只有秦桧极力支持高宗议和。十一月，金朝“诏谕江南使”张通古与宋使王伦南来。金使的称号中将“宋国”称为“江南”，敌对两国互通信息，应称“国信”，金朝却称“诏谕”，显而易见，这是金人故意羞辱南宋。金人接下来的要求更令南宋臣民难以接受，金使居然要高宗跪拜受诏，奉表称臣。为了苟安偷生，高宗对此并不介意，他冠冕堂皇地表示：“只要百姓能免于刀兵之苦，朕可以牺牲自己的体面来换取和议。”然而，岳飞手迹

第四部分高宗赵构建炎元年——绍兴三十二年(3)

天子有此“美意”，臣民们却不愿“领情”，朝廷内外群情激愤，抗议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声势和规模，临安市民甚至在街上贴出醒目的榜文：“秦相公（秦桧）是细作（奸细）！”矛头虽然是指向秦桧，实际上表达出对高宗的强烈不满。尽管高宗恼羞成怒，将反对激烈的大臣一一贬谪，但面对舆论的强大压力，他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十二月，高宗以为徽宗守孝为借口，由秦桧等宰执大臣代他向金使行跪拜礼，接受了金朝的国书。
高宗以为和议之事已成，从此就可以安享太平，便大赦天下，给文武大臣加官晋爵。岳飞在接到升官诏书后，当即上书表示拒绝，提醒高宗不可相信金人，并重申自己率师北伐的宏图大愿。高宗和秦桧此时对岳飞切齿痛恨，除掉岳飞的阴谋已经在酝酿之中了。
果然不出岳飞所料，绍兴十年五月，金人撕毁和议，再次南侵，岳飞率军又奔赴抗金前线。随着金兵在川陕、两淮等地的进攻相继受挫，宋军进入战略反攻，岳飞进军中原。他命原抗金义军首领梁兴等渡过黄河，联络河北义军，结成“忠义巡社”，攻取河东、河北州县，以实现他确立的“连结河朔”的战略方针，同时亲自领兵长驱直入，进驻郾城。七月，金将兀术集结大军，从开封直扑郾城，岳家军以寡敌众，大败金兵。接着，兀术又转攻颍昌，岳飞对此早有防范，事先已命长子岳云前往支援，兀术在颍昌再遭岳家军的沉重打击。岳家军乘胜追击，一直打到了距离开封只有45里的朱仙镇。北方义军也纷纷响应，收复了黄河南北的部分州县。金兵不得不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慨叹，并打算放弃开封，渡过黄河北逃。
抗金义军印信
岳家军的接连胜利当然不利于高宗和秦桧与金朝重开和议，他们连下12道金字牌，催促岳飞立即班师。此时，数万岳家军由于收复失地很多，战线过长，兵力分散，而且，其他各路军队也已接到撤军的命令，张俊、韩世忠、刘锜等部陆续班师，岳飞要想在没有后方支援、缺乏友军配合的情况下，孤军深入，收复故土，实是难上加难。在形势和君命的逼迫下，岳飞违心地拒绝了两河百姓要他继续北伐的恳求，奉诏班师。退兵之日，他不禁深深痛惜自己的“十年之力，废于一旦”！这次最有希望的北伐就这样被高宗和秦桧葬送了。
绍兴十一年正月，兀术统领近10万大军卷土重来，直攻淮西。高宗命驻守鄂州的岳飞率军增援淮西，但岳飞援军尚未赶到战场，杨存中与刘锜、王德等已在柘皋大败金兵。张俊准备独吞战功，便打发岳飞等回军，不料兀术命孔彦舟回师攻陷亳州，并重创前来救援的杨存中和王德军，当岳飞率领的援军赶到时，金兵已安然渡淮北上。
岳飞两次赴援淮西，行动似乎都慢了一些，他向以用兵神速著称，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反常。究其原因，第一次据说是当时岳飞正患感冒，第二次则是军队乏粮，其中是否夹杂着对高宗阻挠他北伐的不满情绪，就不得而知了。但不管实际情况如何，这件事还是成了后来秦桧陷害他的口实。
淮西之战后，高宗加紧了削夺武将兵权的活动。由于南宋建立以来，他不得不倚重武将外抗金兵，内平游寇，结果造成武将势力崛起，对皇权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因此，绍兴十一年四月，高宗将张俊、韩世忠和岳飞召到临安，任命张俊、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使，名为升官，实际是夺去了三大将的兵权，三将所辖军队从此直接听命于皇帝。
接着，高宗和秦桧将迫害的矛头直指岳飞。七月，秦桧死党万俟卨（ｍòｑíｘｉè）秉承上意，上章弹劾岳飞，他抓住岳飞曾经擅离职守、私上庐山以及没有及时应援淮西等事，大做文章，并把张俊撤除淮东防务的事情栽赃到岳飞头上。岳飞意识到自己处境险恶，上书辞职，恳求高宗“保全于始终”，能放过自己，但高宗对岳飞的厌恶由来已久，根本不打算手下留情。
仅凭上面的几条“罪状”，尚不足以置岳飞于死地，秦桧又指使张俊胁迫岳飞部下王贵、王俊，诬告岳飞爱将张宪密谋要挟朝廷还兵给岳飞，串通谋反。张宪被押送大理寺审讯，严刑逼供之下，张宪仍然不肯屈招。好不容易等来了除掉岳飞的机会，高宗怎能因证据不足就轻易放过？他决定让大理寺审理岳飞一案。十月，岳飞、岳云父子被投入大理寺狱中，御史中丞何铸与大理卿周三畏奉诏审讯。何铸反复讯问，实在得不到任何岳飞谋反的证据，在审讯时，又看到岳飞背部刺的“尽忠报国”四字，深知岳飞的忠心与清白，便向秦桧力辩其冤。秦桧抬出高宗来，明确告诉他：“此上意也。”也就是高宗要置岳飞于死地。何铸愤然道：“我岂是为区区一个岳飞的性命，强敌未灭，无缘无故诛杀一员大将，势必失去军心，决非社稷长久之计！”何铸既然对岳飞下不了毒手，秦桧便奏请高宗，改命万俟卨为御史中丞，锻铸冤狱。岳飞身受酷刑折磨，知道自己根本没有申辩的机会，他在狱中悲愤地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向高宗和秦桧发出了最后的抗议。
听说岳飞以谋反罪入狱，已经辞官在家、明哲保身的韩世忠再也无法坐视不理，他当面责问秦桧，岳飞谋反的证据究竟何在，秦桧答道：“其事体莫须有。”意思是这件事情大概有吧。韩世忠气愤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但是，高宗和秦桧杀害岳飞的心意已决。在高宗看来，除去岳飞，既可以使和谈顺利进行，又能震慑其他武将，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真是一举两得。因此，他不惜违背“不杀大臣”的祖宗家法，于绍兴十一年（1141）十二月二十九日，亲自下旨，以毒酒赐死岳飞，张宪、岳云斩首。

第四部分高宗赵构建炎元年——绍兴三十二年(4)

岳飞墓
岳飞自20岁从军，到39岁被害，一生戎马倥偬，战斗在抗金的最前线，时时不忘以恢复中原为己任。他领导的岳家军纪律严明，骁勇善战，沉重打击了南侵的金兵。有人曾问岳飞，天下何时才能太平，他答道：“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的确，像岳飞这样既不蓄姬妾又不营私财的正派官员，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是非常罕见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势下，岳飞越是廉洁正直，高宗和秦桧对他就越是忌恨，必欲除之而后快。一代抗金名将最终不是牺牲在战场上，而是死于自己所保卫的朝廷之手，不禁令后世之人对他更生无尽的痛惜和由衷的崇敬之情。
赵构个人小档案
姓名：赵构出生：大观元年（1107）
属相：猪卒年：淳熙十四年（1187）
享年：81谥号：圣神武文宪孝皇帝
庙号：高宗陵寝：永思陵
父亲：赵佶母亲：韦贤妃
初婚：17岁配偶：邢皇后、吴皇后
子女：1子继承人：赵眘
最得意：颐养德寿宫最失意：深怕徽、钦南返而失位
最不幸：建炎流离最痛心：失去生育能力
最擅长：屈膝求和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1）王曾瑜：《宋高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
（2）何忠礼、徐吉军：《南宋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3）虞云国：《细说宋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孝宗赵眘孝宗赵眘

第四部分孝宗赵眘隆兴元年——淳熙十六年(1)-(图)

孝宗像孝宗赵眘，原名伯琮，为太祖赵匡胤七世孙。宋代自真宗开始，皇位一直在太宗一系传承，到高宗时，由于独子赵旉夭亡，大臣们建议从太祖的后代里选立继承人。绍兴二年，6岁的赵伯琮幸运地被高宗选中，育于宫中，36岁时被立为太子，改名为眘，同年登基。从此，宋朝皇位又回到了太祖一系。
孝宗是南宋最有作为的君主。他不甘偏安，力图恢复中原，同时改革内政，希望重振国势，高宗时弥漫朝野的妥协求和之风曾一度有所扭转。然而，面对高宗的处处牵制、主和派的极力阻挠、主战派的人才凋零等内外不利因素，孝宗深感力不从心，中兴大业最终不得不付之东流。战与和：收拾旧山河的艰难曲折
孝宗抗击金兵的雄心，在他还是皇子的时候就有所表现。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南侵，朝中多数大臣主张逃跑，时年35岁的孝宗十分气愤，主动上书，请求领兵与金兵决战。但经史浩的提醒，为了避免高宗疑心，他再次上书，请求在高宗亲征时随驾保护，以表孝心与忠心。即位后，孝宗表面上不便对高宗妥协求和的政策明确表示反对，但在处理政事时，他一反高宗的做法，平反岳飞冤案，驱逐秦桧党人，起用一批被高宗贬黜的大臣，还积极联络北方抗金义军。绍兴三十二年七月，也就是孝宗即位后的第二个月，他颁布手谕，召主战派老将张浚入朝，共商恢复大计。
张浚，高宗时为知枢密院事，坚持抗金，先后率军转战川陕、两淮等地，多有战功，在南宋朝野间享有盛誉，金人也十分畏惧他。秦桧当政，张浚遭到排挤，被迫离开朝廷。孝宗久闻张浚的威名，内心早已非常仰慕，如今要恢复中原，主持大局的最佳人选非张浚莫属。新皇帝锐意进取，力图中兴，对自己又如此尊敬与信赖，令压抑已久的张浚兴奋不已。他建议孝宗亲赴建康，以招揽中原百姓之心；陈兵两淮，进军山东，声援西线川陕军队。同时，他还向孝宗举荐了一批力主抗战的人才，如虞允文、陈俊卿、汪应辰、王十朋等，孝宗都一一予以起用。一时间，曾经弥漫朝野的妥协退让气氛为之一扫而空，主战派力量大大增强。
隆兴元年（1163），孝宗任命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负责抗金前线的军事指挥。此前，金人向南宋索取海、泗、唐、邓、商五州之地及岁币，被张浚拒绝。金朝屯兵虹县、灵壁，摆出一副马上要进攻南宋的架势，南北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张浚主张先发制人，立即进行北伐。此议一出，马上招来了主和派的强烈反对，右丞相史浩就是其中的代表。
史浩曾是孝宗的老师，师生之间关系融洽，孝宗即位之初的一些改弦更张之举，如为岳飞父子平反昭雪、联络中原豪杰等，都得到过他的积极支持，他还向孝宗推荐了陆游等一批有识之士。但是，史浩的这些做法并不是为了恢复中原，而是为了维持南宋偏安一隅的现状。他认为，北伐劳师费财，南宋又兵弱将庸，主动出兵是冒险之举，退守长江以北，静观金人之变，才是最稳妥之计。他与张浚辩论五日，最终也没能说服张浚。此时的孝宗正是初生牛犊，锐气十足，虽然他曾一度在史浩的阻拦下有所犹豫，但经过张浚的鼓励和支持，又坚定了决心。当年四月，孝宗为了避开主和派的干扰，绕过三省、枢密院，直接命令李显忠、邵宏渊等出兵北伐。
宋弩台图
北伐初期，宋军接连取得胜利，李显忠攻克灵壁、宿州，邵宏渊攻克虹县，金将蒲察徒穆、大周仁、萧琦等先后投降，北方人民纷纷响应，归附者络绎不绝。捷报传到临安，孝宗大喜，升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使。然而，就在宋军节节胜利的时候，军队内部的种种问题也暴露出来。首先是将领之间不和，邵宏渊为人心胸狭隘，争强好胜，孝宗任其为招讨副使，位在李显忠之下，对此他耿耿于怀。而张浚对这一问题又处理不当，听任邵宏渊不受李显忠节制，使宋军无法协调行动，统一指挥。其次，面对胜利，主帅李显忠产生了轻敌心理。攻克宿州后，他既不谋进取，也不作防守，终日与部下饮酒作乐。当有人报告说金军万余人向宿州逼近时，他竟不以为然地说：“区区万人，何足挂齿！”此外，李显忠在犒赏军士时有失公平，士兵三人才分得1000钱，每人平均只得300余钱，无法调动士兵们的作战积极性，邵宏渊又趁机暗中起哄鼓噪，士卒怨怒，宋军一度高昂的士气大为削弱。
就在宋军主将失和、军心浮动的时候，金人已经从前期仓促应战的慌乱中调整过来，调兵遣将，准备反击。孝宗和张浚对北伐面临的潜在危险也已有所觉察，以时值盛夏、人马疲乏、不宜连续作战为由，急令宋军撤退。然而，诏书尚未到达军中，金军已抵宿州城下。隆兴元年五月二十二日，金军向宋军发动进攻。李显忠通知邵宏渊出兵，夹击金军，邵宏渊却按兵不动，李显忠只得独自率军出战。战斗间隙，邵宏渊装模作样地出城巡视，对士兵们说：“天气如此炎热，就是手不离扇尚不得凉爽，更何况要在烈日曝晒下穿着厚重的铠甲作战？”言外之意是宋军几乎没有获胜的机会。宋军的二号统帅人物表现出如此悲观的情绪，使得宋军人无斗志，军心涣散。

第四部分孝宗赵眘隆兴元年——淳熙十六年(2)

当晚，中军统制官周宏、邵宏渊之子邵世雄等将领各带所部逃遁，宋军顿时大乱，金人趁机大举攻城。李显忠率领部下奋力抵抗，而邵宏渊当此紧急关头，仍不肯与李显忠合力守城，极力主张弃城撤退。李显忠知道邵宏渊对自己心存嫉恨，不会援手，仅凭自己所部孤军守城已不可能，只得放弃宿州，连夜南撤。二十三日，宋军刚刚退到符离，就被追击的金兵赶上。在金兵的围攻下，宋军再无抵抗之力，士兵们丢盔弃甲，惊慌逃窜，连同随军民夫在内的13万人马伤亡殆尽，粮草物资也拱手送与了金军。李显忠、邵宏渊二将在乱军中逃脱，侥幸保住了性命。至此，历时仅20天的北伐以宋军溃败而告终，这也是孝宗在位期间惟一的一次北伐，虽然失败，但毕竟是南宋历史上第一次主动出击，与以前穷于应付金人的进攻绝然不同。
北伐失败给主和派留下了攻击主战派的口实，他们再度活跃起来，纷纷上书弹劾张浚，要求与金人重开和议。对于恢复故国的大业，孝宗是不肯轻言放弃的。符离兵败之初，他曾宽慰张浚说：“抗金之事，朕还要全倚仗你，你千万不可畏惧人言而心怀犹豫。北伐的事情当初是朕与你共同决定的，现在也应该共同承担责任。”孝宗勇于承担责任，既无形中保护了张浚，也表明君臣之间志同道合的决心。虽然迫于主和派的压力，孝宗曾一度降任张浚为江淮东西路宣抚使，但不久就让其官复原职，后又升其为右丞相，表示对他仍然信赖。然而，北伐的惨败，毕竟使孝宗的勃勃雄心受到不小的打击，他逐渐从高涨的热情中冷静下来，意识到中兴计划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作为权宜之策，议和也并不是毫不可取。因此，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疏远主和派，甚至重新起用秦桧余党汤思退为相，准备与金朝议和。
隆兴元年八月，金人向南宋提出割海、泗、唐、邓四州之地，纳币称臣，以及遣还中原归附之民等要求，扬言若宋廷不允，即挥师南下。孝宗虽不反对暂时与金妥协，但认为在议和条件上不能过于迁就，应力争在平等的基础上达成和议。九月，孝宗不顾张浚等主战派的反对，派卢仲贤出使金朝议和。卢仲贤临行之时，孝宗告诫他切不可答应金人割四州之地的要求，而汤思退却惟恐和议不成，私下授意卢仲贤可以割让四州。结果，卢仲贤到宿州金营后，在金人的威胁下，竟不敢有半句争辩，表示愿意接受金人的要求。孝宗闻知大怒，将卢仲贤革职，发配郴州管制。和谈遂陷入僵局。
此时，德寿宫的太上皇高宗也不断地向孝宗施加压力。言谈之间，高宗对孝宗的所作所为早已表现出不满。孝宗赴德寿宫问安，常常兴致勃勃地谈论起恢复大计，而高宗最听不惯的恰恰就是这种言论，一次，他终于忍不住粗暴地打断孝宗的话，不耐烦地说：“还是等我百岁之后，你再谈论这事吧！”这无异于向孝宗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要他断了恢复中原的念头。其实，早在北伐之时，高宗就对孝宗处处牵制，现在好容易有了再次和谈、维持偏安的机会，他更是以为万万不能错过，极力敦促孝宗答应金人要求，尽快达成和议。
对于这位选中自己继承皇位的养父，孝宗一直心存感激，因而总是尽量顺从他的意愿。主和派有高宗作靠山，便时时抬出高宗来压制孝宗，气焰更加嚣张。同时，他们又极力鼓吹金强宋弱，只有求和才是良策。在这种情况下，孝宗的态度开始左右摇摆。他曾一度因不肯屈从金人的割地要求，有过再次开战的打算，但对战事实在是没有必胜的把握，所以，一旦金人表示愿意与南宋继续和谈，他又不得不加以考虑。
在这种矛盾心态下，隆兴二年三月到七月，孝宗下令撤去江淮守备，主动放弃四州之地，并同意了张浚的辞职请求。八月，南宋再派魏杞赴金议和。汤思退等人担心孝宗态度再有反复，竟秘密派人到金营，通知金人发兵南下，用武力胁迫孝宗。金人有了这些吃里扒外的帮凶，更加有恃无恐，他们扣留魏杞，进而要求南宋再割让商、秦二州，否则便举兵南侵。十月，金人对南宋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孝宗任命汤思退都督江淮兵马，但汤思退拒绝赴任，江淮前线的宋军主力又已全部撤回，金军几乎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楚州、濠州、滁州相继陷落，金兵已临长江以北。南宋朝野上下舆论哗然，纷纷声讨主和派媚敌卖国的无耻行径。孝宗罢去汤思退，押赴永州管制。太学生张观等72人又上书孝宗，请斩汤思退等人以谢天下，汤思退在赴永州途中听说此事，忧惧而死。
在金朝的军事压力下，孝宗不得不作出让步。隆兴二年十一月，南宋派王抃前往金营求和，提出新的和议条款，基本满足了金人的无理要求。此时在位的金朝皇帝世宗吸取完颜亮南侵的教训，主张“南北讲好，与民休息”，既然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好处，军事手段就适可而止，同意和议条款。十二月，宋、金正式签订和约，史称“隆兴和议”。
孝宗虽然迫于时势，与金人媾和，但内心恢复中原的强烈渴望并没有因此而消失。鉴于张浚仓促北伐而导致失败，孝宗对用兵之事变得谨慎了许多，集中精力进行各种必要的战前准备，等待时机，再图恢复。

第四部分孝宗赵眘隆兴元年——淳熙十六年(3)

孝宗首先大力整顿军政，提高军队战斗力。从乾道二年（1166）底到乾道六年，他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阅兵活动，这是南宋建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举动，对鼓舞士气、振奋民心有其积极作用。除亲自校阅军队外，孝宗还规定各地驻军每年春、秋两季要集中演习，对于练兵成绩突出的将佐，予以破格提升，武艺出众的士卒也会获得重赏。中央禁军兵员冗滥，无法充当作战主力，孝宗对其进行拣选，裁汰老弱，补充强壮，使正规军的战斗力得以迅速提高。在以往的对金作战中，民兵是一支重要力量，但常常得不到朝廷的重视。如在淮东地区，原有一种叫万弩手的民兵组织，在抵御金兵南侵时发挥过很大的作用，但却在乾道元年被遣散。乾道五年，孝宗重新恢复了淮东万弩手，改名为神劲军，规定每年八虞允文墓志铭
月到次年二月集中训练，为两淮前线增添了一支生力军。
孝宗要再次北伐，将帅人选的问题亟待解决，而此时可以依赖的主战派大臣却越来越少。张浚、吴璘等人相继去世，孝宗最终把领导北伐的重任寄托到了坚持抗金的虞允文身上。完颜亮南侵时，虞允文在采石之战中曾大败金兵，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他力主以武力恢复中原，与孝宗的心意不谋而合。乾道三年，孝宗任命虞允文为知枢密院事，并接替吴璘出任四川宣抚使。虞允文在四川练兵讲武，发展经济，卓有成效，巩固了南宋的西北防线，为再次北伐时出兵川陕打下了基础。
乾道五年八月，孝宗召虞允文入朝，升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掌握军政大权。虞允文一方面在财力、物力、兵力上积极为北伐作好准备，另一方面，他建议孝宗遣使赴金，要求修改隆兴和约中部分侮辱性的条款，一是要求金朝归还河南的宋朝帝王陵寝之地，二是改变宋帝站立接受金朝国书的礼仪。对于孝宗来说，祖宗陵寝长期沦于敌手，每次金使南来，自己必须下榻起立接受国书，他内心早已视为奇耻大辱。因此，他立即同意虞允文的建议，于乾道六年闰五月，派范成大使金，提出归还河南陵寝之地和更改接受国书礼仪的要求。金世宗断然拒绝宋方的要求，金朝群臣也都对南宋擅自破坏和议愤愤不平，尽管范成大与金人据理力争，毫无惧色，最后还是无功而返。
范成大像
虞允文虽然是北伐的坚定支持者，但实际上他心中顾虑重重。孝宗在隆兴和议签定前，对于和战的态度总是摇摆不定，最终在太上皇的逼迫和主和派的压力下，接受了屈辱的和约，对此，虞允文记忆犹新。一旦再次北伐，他担心孝宗又会像上次那样改变主意，使北伐半途而废。而且，孝宗对东宫旧人曾觌等奸佞之辈十分宠幸，这也令虞允文意识到了潜在的危机。万一北伐不利，自己势必遭到朝野上下的围攻，甚至会有杀身之祸。乾道八年九月，他辞去相位，再次出任四川宣抚使。临行之前，孝宗要求他到四川后立刻出兵，与江淮军队会师于河南，虞允文忧心忡忡地说：“我担心陛下届时未必能够配合。”孝宗当即表示：“如果你出兵而朕犹豫，就是朕有负于你；如果朕已举兵而你不动，就是你有负于朕！”然而，孝宗这番慷慨激昂的话并没有打消虞允文的顾虑。他到四川后，虽然积极备战，但却一再推迟出兵时间。乾道九年十月，孝宗手诏虞允文，催促他早日出师，虞允文以“军需未备”为由，要孝宗“待时而动”，实际上拒绝了孝宗的要求，从而使孝宗恢复中原的计划又一次落空。
应该说，虞允文的担心不无道理，正当他在四川任上时，孝宗任命了坚决反战的梁克家为宰相，让这样的人物主持朝政，势必会对虞允文的行动有所牵制和阻碍。淳熙元年（1174）二月，虞允文因操劳过度，得病去世，这对孝宗的中兴大计和信心无疑是沉重的打击。南宋再也找不出像虞允文那样坚决主战又有才能的大臣，主战派不少干将已经亡故，尚还在世的大臣也日趋消极保守，更不要说主和派官员了。面对朝廷上下安于现状的主流意识，孝宗既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自己恢复中原的远大抱负无从施展，昔日的锐气渐渐消磨下去，暮气日重。到了淳熙年间（1174～1189），也就是孝宗在位的后期，他在内外政策上都转向平稳，南宋朝廷又陶醉在了“中外无事”、偏安一隅的升平景象之中。
得与失：孝宗重振皇权的努力
孝宗在积极处理对外关系的同时，更注重强化内部统治机能。高宗后期，秦桧独揽朝政，党羽遍布朝廷，相权的膨胀对皇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孝宗曾亲身感受到秦桧的专横跋扈，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大臣擅权的局面，他采取了各种措施以加强皇权。
孝宗即位以后，“躬揽权纲，不以责任臣下”，大至军政国事，小至州县狱案，他都要亲自过问。无论是在积极进取的隆兴、乾道时期，还是在消沉保守的淳熙时期，孝宗一直保持着这种事必躬亲的作风。这固然是为了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但作为一个皇帝，自始至终能够孜孜不倦地处理政事，还是十分难得的。

第四部分孝宗赵眘隆兴元年——淳熙十六年(4)

孝宗手迹
孝宗即位之初，就开始着手革除南宋初期以来政治上的种种弊端。他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加大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力度，严格官吏的考核，甚至亲自任免地方中下级官吏。南宋建立以后，财政一直拮据，孝宗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还常召负责财政的官吏进宫，详细询问各项支出和收入，认真核查具体账目，稍有出入，就一定要刨根问底。为了改变民贫国弱的局面，孝宗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不仅每年都亲自过问各地的收成情况，而且还十分关注新的农作物品种。一次，范成大进呈一种叫“劫麦”的新品种，孝宗特命人先在御苑试种，发现其穗实饱满，才在江淮各地大面积推广。
孝宗的勤政确实达到了集中皇权的目的，许多原本该由臣下处理的政务，现在都要他亲自裁定，臣子们只好俯首听命，少有自己的主见。然而，这种勤政对南宋政治却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孝宗理政之细，已经到了烦琐的程度，他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了细枝末节上，反而忽视了治国的大政方针。一些大臣曾劝过孝宗要先抓住国家大政，虽然孝宗也认为他们言之有理，但一遇到具体问题，又依然故我。在重大决策上，孝宗常常事先不经深思熟虑，就贸然施行，稍有挫折，又马上收回成命，他在位期间，朝令夕改、犹豫反复的情况多次出现，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张浚北伐、隆兴和议中的表现，恢复中原的计划最终落空与孝宗的这种为政作风也不无关联，有人评价他“志大才疏”，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正因为孝宗的集权，使以宰相为首的朝廷难有作为。孝宗在位28年，先后出任宰相的有17人，参知政事更是有34人之多，如此频繁地更换宰臣，这在宋朝历史上是很少见的。每位宰臣在任时间几乎都不长，可见孝宗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权臣的出现。他为树立起君主的绝对权威，有时甚至听信片面之辞，不经过调查核实，就将宰臣免职。乾道二年，有人检举参知政事叶颙（ｙóｎｇ）受贿，而检举之人与叶颙素来就有矛盾，孝宗在真相尚未明了之前，就将叶颙免职，后来经有关官员查证，并没有发现叶颙受贿的确凿证据，孝宗才意识到错怪了叶颙，重新召其入朝。淳熙二年，朝廷选派使臣赴金求河南陵寝地，宰相叶衡推荐汤邦彦，汤邦彦胆小如鼠，他怀疑这是宰相要自己去送命，因此怀恨在心，向孝宗上书告密，说叶衡曾有诋毁孝宗的言论，孝宗大怒，当日就罢去了叶衡的相位，并将其贬往郴州。宰相是百官之首，孝宗却轻易罢免，反映出他对宰臣们缺乏真正的信任。
在宰臣的具体人选上，孝宗恢复了宋代立国以来“异论相搅”的祖宗家法，提倡宰臣之间存在不同的政见，以此来让他们互相牵制。宰臣们不能团结合作，虽有利于皇帝控制朝政，但这种局面却给孝宗的中兴大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负面效应。隆兴元年十二月，孝宗以汤思退为左丞相，张浚为右丞相，让主和派重新执掌了大权，他们趁机大肆破坏张浚辛苦经营的江淮防线，最后迫使孝宗屈辱求和。乾道年间，孝宗再谋北伐。他先是任命叶颙为左丞相，魏杞为右丞相，前者素来主张恢复，后者却始终反战主和，一年之后，孝宗就觉得他们意见分歧，很难成事，罢去了他们的相位。但是，孝宗并没有改变用人方法，乾道八年，在他任用虞允文为左丞相的同时，又将反对用兵的梁克家升为右丞相，结果使虞允文心存顾虑，迟迟不肯从四川出兵。
乾道元宝
除了内部的互相牵制，孝宗还利用宰臣之外的政治力量来制约宰臣，就是重用自己未当皇帝前的部属们。这些部属往往倚仗孝宗的宠幸祸乱朝政，被士大夫们指斥为“近习”。他们由于长期跟随孝宗，和他关系密切。相对于其他朝臣，孝宗对他们更为信任，遂重用他们以为耳目，这构成了孝宗朝政治的又一特点。
孝宗的近习比较有名的有曾觌、龙大渊、张说等人。曾觌、龙大渊原是孝宗为建王时的低级僚属，因善于察颜观色，深得孝宗欢心。孝宗一登上皇位，立即破格提升二人，让他们参与军机大政。朝臣们纷纷上章反对，抨击二人不学无术、见识浅薄，仗着孝宗的恩宠，必将“摇唇鼓舌，变乱是非”。孝宗非但不听劝谏，还将反对的大臣降职免官。曾、龙二人从此更无所忌惮。乾道三年（1167），参知政事陈俊卿抓住曾、龙二人不法行为的证据，弹劾他们偷听、泄漏机密政事，孝宗一时激愤，将曾、龙驱逐出朝。实际上，孝宗心里对二人还是念念不忘的。乾道四年，龙大渊死于任上。接到龙大渊的死讯，孝宗又想召曾觌回朝，但朝臣们已经猜到了孝宗的心思，不等诏书下达，反对的奏章就纷至沓来。乾道六年，反对最力的陈俊卿罢相，孝宗立刻召回了曾觌，对其恩宠有加。曾觌一时间权势显赫，朝中文武官员多出其门。直到淳熙六年（1179），出守建康府的陈俊卿两次面见孝宗，一再指出近习结党营私的危害。孝宗对朋党一向严于防范，经陈俊卿的提醒，才开始对曾觌等人稍有疏远。
张说本以父荫入仕，后因娶高宗吴皇后之妹，遂受重用。乾道七年，孝宗任其为签书枢密院事，进入执政之列。朝议大哗，同知枢密院事刘珙耻于与张说共事，愤然辞职，中书舍人范成大拒绝草诏，孝宗只得暂时收回成命。一年之后，孝宗再次命张说参与枢密院事，尽管这次朝臣们依然激烈反对，但孝宗不为所动，将持有异议的李衡、王希吕、周必大、莫济等人一并免职，强行发布了对张说的任命诏书，再也没有人敢公开议论这件事了。张说之所以能够得到孝宗的器重，除了他的外戚身份外，还与他在抗金恢复上的态度有关。当时孝宗正在筹备再次北伐，而朝中大臣要么明确反对，要么犹豫观望，张说对北伐积极赞同，是除虞允文外，少数几个支持出兵的大臣之一，因此，孝宗坚持起用张说，希望他能协助自己和虞允文，早日恢复中原。然而，张说既无才识，又无德行。他上任之后，便与曾觌等人互相勾结，倚恃恩宠，为所欲为，使孝宗大失所望。淳熙元年，孝宗罢免张说，将其贬谪抚州。
综观孝宗一朝，对外力图中兴恢复，最后却徒劳无功；在内重新树立起了皇权的威严，但吏治腐败、民乱迭起的状况却没有得到根本好转。淳熙后期，孝宗已经深感力不从心，开始厌倦烦琐的政事，打算让位于太子，但碍于太上皇高宗还健在，一时无法施行。淳熙十四年十月，高宗病逝，孝宗决定服丧三年，以“守孝”为名退位。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孝宗正式传位于太子赵惇，是为光宗，自己退居重华宫，做起了太上皇。
赵眘个人小档案
姓名：赵眘出生：高宗建炎元年（1127）
属相：羊卒年：光宗绍熙五年（1194）
享年：68谥号：哲文神武成孝皇帝
庙号：孝宗陵寝：永阜陵
父亲：（生父）赵子偁、（养父）高宗母亲：张氏
初婚：18岁配偶：郭氏、夏皇后、谢皇后
子女：4子2女继承人：赵惇
最得意：被高宗选中入继大统最失意：张浚北伐失败
最不幸：光宗不孝最痛心：中兴大业最终落空
最擅长：加强皇权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1）方如金、陈国灿：《宋孝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
（2）何忠礼、徐吉军：《南宋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3）虞云国：《细说宋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光宗赵惇光宗赵惇

第四部分光宗赵惇绍熙元年——五年(1)

光宗像光宗赵惇是南宋第三位皇帝。他生于绍兴十七年（1147）九月四日，43岁登极，仅仅过了两年，就患上了精神疾病。两宋历史上患有精神障碍的皇室子弟并不罕见，如太宗之弟赵廷美、太祖长子赵德昭、太宗长子赵元佐和六子赵元偓，他们的死都与心理疾病有关。这或许是出于某种遗传，加上统治集团内部无休止的勾心斗角，一些皇室成员的人格和心理不可避免地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害。光宗的病态心理源于他对父亲的猜忌和对妻子的惧怕，在位6年间，他的病情不断加重，最后不得不在48岁时退位。光宗在位时间虽短，却在宋代历史上写下了极为奇特的一笔。“孝”子：从东宫“孝子”到不孝之君
孝宗皇后郭氏共生4子，长子邓王赵愭，次子庆王赵恺，三子恭王赵惇（即光宗），四子早夭。孝宗最先立赵愭为皇太子，但不久病死。按照礼法，庆王、恭王同为嫡出，当立年长的庆王为太子。然而，孝宗认为庆王秉性过于宽厚仁慈，不如恭王“英武类己”，决定舍长立幼，于乾道七年（1171）二月立恭王赵惇为太子。有意思的是，孝宗对并非自己生父的高宗谦恭仁孝，而光宗对生身之父孝宗却一直怀着极大的疑惧和不信任。在东宫时，为了稳定储君的地位，光宗尚能对孝宗毕恭毕敬，而一旦登上皇位，父子之间的矛盾便开始凸现出来，并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日益尖锐。
东宫历来都是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心，太子言行稍有疏忽，不仅储君之位不保，而且还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赵惇深知这一点，因此，他入主东宫后，勤奋好学，一举一动严守礼法，对孝宗克尽孝道。孝宗情绪好时，太子也“喜动于色”，反之则“愀（ｑｉǎｏ）然忧见于色”。孝宗常以诗作赐与太子，不断提醒他继承自己恢复故国之宏图壮志，太子在和诗中也竭尽所能地称颂父皇的功绩，努力表现自己的中兴大志。这种父唱子和无疑使孝宗更感欣慰，太子似乎的确继承了他的英武与志向。
赵惇小心翼翼地在东宫作了十几年孝子，年过不惑，却仍不见孝宗有将皇位传给他的意向，终于有些耐不住了。一天，太子向孝宗试探道：“我的胡须已经开始白了，有人送来染胡须的药，我却没敢用。”孝宗听出了儿子的弦外之音，答道：“有白胡须好，正好向天下显示你的老成，要染须药有什么用！”太子碰了软钉子，从此不敢再向孝宗提及此事，转而求助于太皇太后吴氏（高宗皇后）。他多次宴请太皇太后品尝时鲜美味，太皇太后心知肚明，在某些场合也曾向孝宗暗示过，应该早点传位给太子，但得到的回答却是太子还须历练。父亲威严强干，又迟迟不肯放权，这也许已经给太子的心里投下了某种不祥的阴影。
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高宗驾崩，孝宗悲痛欲绝。对高宗的禅位之恩，孝宗一直心存感激，加上自己已年逾六旬，对恢复中原也深感力不从心，因此他一改以往为先帝服丧以日代月的惯例，坚持守三年之丧，既表明他对高宗的孝心，也借机摆脱烦琐的政务。淳熙十六年二月，时年43岁的赵惇终于盼到了内禅大典。孝宗传位于太子后，退居重华宫。他原本希望能像高宗那样，悠闲地安度晚年，却没有料到父子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骤然剧烈起来。
登上了帝位的光宗觉得自己再也没有必要装出“孝子”的模样来讨孝宗的欢心了。即位之初，他还曾仿效孝宗侍奉高宗的先例，每月４次朝见重华宫，偶尔也会陪孝宗宴饮、游赏，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光宗便开始找借口回避这种例行公事，父子间的隔阂逐渐显现出来。
绍熙初，光宗独自率宫中嫔妃游览聚景园。大臣们对此议论纷纷，认为高宗在世时，孝宗凡出游，必恭请高宗同行，而光宗只顾自己游玩。看到这样的奏章，光宗极为恼火，恰逢此时孝宗遣宦官赐玉杯给光宗，光宗余怒未息，手握不稳，不小心打碎了玉杯。宦官回到重华宫，将事情的经过掐头去尾，只禀报说：“皇上一见太上皇赏赐，非常气愤，连玉杯都摔碎了。”孝宗心中自然不快。另有一次，孝宗游东园，按例光宗应前往侍奉，可到了家宴之时，却仍不见他的踪影。一向搬弄是非的重华宫宦官故意在园中放出一群鸡，命人捉又捉不着，便相与大呼：“今天捉鸡不着！”当时临安人称乞酒食于人为“捉鸡”，宦官们显然语带讥讽，暗指孝宗寄人篱下的处境。孝宗虽佯装不闻，但内心的愤怒与痛苦可想而知，毕竟光宗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连起码的礼数都没有，作为父亲，岂能听之任之？
种种迹象已让孝宗感觉到光宗对自己的冷落和怠慢，而在立储问题上，父子二人意见严重分歧，进一步激化了原有的矛盾。光宗皇后李氏只生有嘉王赵扩一人，立为太子，本是顺理成章之事，但却受到孝宗的阻挠。可能是因为嘉王天性懦弱，孝宗认为其不适宜继承皇位，相比之下，魏王赵恺的儿子嘉国公赵抦生性聪慧，深得孝宗喜爱。当初光宗取代了二哥赵恺，成为太子，如今孝宗却宠爱赵恺之子，不同意将嘉王立为储君，无形中加深了光宗心中对孝宗本就存在的猜忌，让光宗时时感到恐惧和不安。在他看来，父亲似乎不仅对嘉王的太子地位，甚至对自己的皇位，都是潜在的巨大威胁。在别有用心的李后和宦官们不断离间挑拨下，这种恐惧感逐渐成为光宗挥之不去的阴影，其心理和精神压力越来越大，终于导致了无端猜疑和极度偏执的症状。他视重华宫为畏途，不再定期前去问安，尽可能躲避着孝宗。天子孝行有亏，臣子劝谏责无旁贷，而臣僚们的这些言行更激起光宗的固执与疑惧，终于引发历时数年的过宫风波。

第四部分光宗赵惇绍熙元年——五年(2)

绍熙二年（1191）十一月，李氏趁光宗离宫之机，杀死了他宠爱的黄贵妃。光宗闻讯，虽万分伤心，却敢怒而不敢言，只能将痛苦埋藏于心。次日，光宗强打精神，主持祭祀天地的大礼。仪式进行过程中，突然刮起狂风，大雨倾盆而下，祭坛上的灯烛也燃起大火，祭祀被迫中断。接连两次精神上遭受如此大的刺激，光宗“心疾”加重，精神疾病彻底发作了，对孝宗的疑惧也日甚一日。每到一月四朝的日子，他就托词不去，有时明明事先宣布过宫，可又言而无信，临时变卦。后来他干脆以孝宗的名义颁降免去过宫的诏旨。如此行为无疑有损天子“圣德”，大臣们纷纷上奏劝谏光宗要尽人子之道。光宗偶尔也心有所感，绍熙三年十二月到次年正月，他三次赴重华宫朝见，但不久又故态复萌，数月不过宫问安。朝野上下，市井街头，对当朝天子的不孝之举议论纷纷，太学生们也加入了劝谏的行列，上百人上书要求光宗过宫，而光宗依然故我，根本不理睬外间舆论。
绍熙五年，孝宗得病，光宗仍一次也没有过宫探视。亲生儿子冷落自己到这种地步，孝宗心中充满了失望、悒（ｙì）郁与悲伤，病情急转直下。五月，孝宗病重。太学生们听说光宗此时竟然还在后宫玩乐，并不过宫省亲问疾，便写了一篇《拟行乐表》，其中两句说“周公欺我，愿焚《酒诰》于康衢；孔子空言，请束《孝经》于高阁”，辛辣地讽刺了光宗的不孝无德。
与此同时，群臣因光宗不从劝谏，纷纷上疏自求罢黜，居家待罪，“举朝求去，如出一口”，光宗统统下诏不许。丞相留正等大臣再三恳请光宗过宫探视孝宗病情，光宗不听，拂衣而去。留正紧拉光宗的衣裾，苦苦进谏，光宗仍不为所动，自回内宫，群臣只得恸哭而退。都城百姓对光宗的强烈不满至此也达到了顶点，不加掩饰地表露出来，曾经藏在心里的愤怒，现在“勃勃然怒形于色矣”，过去只是私下里议论，现在“嚣嚣然传于道矣”。
六月，孝宗驾崩，光宗仍然不顾百官奏请，连丧事也不肯主持，只得由太皇太后吴氏代其主丧。实际上，光宗内心深处仍然畏惧着孝宗，他不相信孝宗已死，以为这是一个篡夺自己皇位的圈套。他不仅安居深宫，宴饮如故，不为孝宗服丧，而且担心遭人暗算，时刻佩剑带弓以自卫。然而，正在这位不孝的皇帝终日提防自己父亲的时候，他却万万没有料到，皇位已经被自己的儿子悄悄地取代。绍熙五年七月，嘉王赵扩在太皇太后的支持和大臣赵汝愚、韩侂（ｔｕō）胄等人的拥立下即位，是为宁宗。
“贤”妻：搬弄是非的李后及其下场
光宗病情不断加重，皇后李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她生性妒悍，又有着强烈的权力欲。一方面，她独霸后宫，不允许任何女人与她争宠，光宗对此只有忍气吞声，抑郁不乐；另一方面，她视孝宗夫妇为她皇后地位的最大威胁，想方设法离间孝宗、光宗父子，从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光宗的病态心理。
宋代的相士
李后出身武将之家。据说她出生时，其父李道的军营前有黑凤栖息，遂起名“凤娘”。李氏十几岁时，一个擅长相面之术的道士皇甫坦到李府作客，李道命女儿出来拜见，皇甫坦故作惊惶之状，不敢接受，说：“令嫒将来必贵为天下之母，怎敢受她的拜礼呢！”绍兴末年他受到高宗的召见，鼎力举荐李氏，说：“臣为陛下做媒来了，为陛下寻得个孙媳妇。”接着把李氏出生时的故事说得天花乱坠，高宗听信其言，遂聘李氏为恭王赵惇之妃。
在做恭王妃期间，李氏尚能安分守己。恭王被立为太子后，太子妃李氏开始暴露出她骄横蛮悍、无事生非的本性。她不断在高宗、孝宗、太子三宫之间搬弄是非，到高宗那里埋怨孝宗为太子选的左右侍臣不好，在孝宗面前又诉说太子的长短。高宗方后悔不已，在与吴皇后的谈话中，他认为自己受了皇甫坦的蒙骗而撮合了这门亲事。
孝宗对李氏的做法也十分反感，屡屡训斥她道：“你应该学太上皇后的后妃之德，若再插手太子事务，朕宁可废掉你！”孝宗的劝诫没有起到震慑作用，反而在李氏心中播下了怨恨的种子。淳熙末年，孝宗召集宰执大臣，表示自己欲行内禅之举，大臣们都交口赞同，惟独知枢密院事黄洽不发一语，孝宗问他：“卿意如何？”黄洽回奏道：“太子可负大任，但李氏不足以母仪天下，望陛下三思。”尽管孝宗对太子妃有所不满，但如此直言不讳，令孝宗难以接受，毕竟李氏是自己的儿媳。黄洽接着奏道：“陛下问臣，臣不敢不言。他日陛下想起臣的这番话，再想见臣恐怕是难有机会了。”退朝后，黄洽即请求辞职。此时，孝宗以为李氏虽然刁蛮骄横，还不至于祸乱朝政，凌驾于皇帝之上，但事实却不幸被黄洽言中。
光宗即位，李氏成为皇后，越发肆无忌惮。面对强悍的妻子，懦弱的光宗既惧怕又无可奈何。一次，光宗洗手时见端着盥（ɡｕàｎ）盆的宫女双手细白，不禁喜形于色，不料被皇后看在眼里。几天后，李后派人送来一具食盒，光宗打开一看，里面装的竟是上次那个端盆宫女的双手。一个宫女因为手白而得到光宗的好感，李氏尚且不能容忍，对于光宗宠爱的妃嫔，她更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光宗还在东宫时，高宗曾赐给他一名侍姬黄氏，光宗即位后晋为贵妃，倍受光宗宠爱，李后自然妒火中烧，她趁光宗出宫祭祀之机，虐杀黄贵妃，然后派人告诉光宗说黄贵妃“暴死”。光宗明知是皇后下的毒手，但惊骇伤心之余，除了哭泣，连质问皇后的勇气都没有。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与第二天祭祀时发生的一连串怪事，直接导致光宗的精神彻底崩溃。

第四部分光宗赵惇绍熙元年——五年(3)

李氏一向对孝宗夫妇傲慢无礼，一次，孝宗皇后谢氏好言规劝她注意礼仪，她竟恼羞成怒，反驳道：“我是官家的结发夫妻！”言外之意宋代的药铺，是讥讽谢氏由嫔妃册为中宫，在场的孝宗闻此勃然大怒。以前他说废黜还只是想警告一下李氏，希望其有所收敛，但经过此事以后，他真的有此打算了。他召来老臣史浩，私下商议废后之事，但史浩认为光宗初立，此举会引起天下议论，不利于政局稳定，执意不从，废后之事只得作罢。孝宗废后的警告对李氏来说，时时如芒刺在背。为了保住凤冠，她更得牢牢地控制住光宗，使其疏远孝宗，只相信和依赖自己。
孝宗为给爱子治病，搜集到民间秘方，照方和好了药，本可差人给光宗送去，但孝宗恐怕被李后所阻，就准备等光宗来重华宫问安的时候让他服用。李氏此前已经听说孝宗不同意立自己的儿子嘉王为太子的事情，认为孝宗是借机来发泄对自己的不满，此番孝宗让光宗过宫服药，更触动了她敏感的神经，以为这是孝宗要毒害光宗的一个阴谋，自己的皇后之位也会因此而受到极大的威胁，便极力阻止光宗去见孝宗。不久以后的一次宴会上，李氏当面向孝宗提出立嘉王为储，孝宗沉吟不决，李氏竟然责问道：“我是你赵家正式聘来的，嘉王是我亲生的，为什么不能立为太子？”孝宗大怒，拂袖离席。回宫后，李氏向光宗哭诉，又重提服药之事，说孝宗对光宗有废立之意。光宗本就对孝宗不肯立嘉王耿耿于怀，李氏这一番添枝加叶的挑唆从侧面“证实”了他无端的猜疑。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再也不愿去重华宫朝见孝宗夫妇了。
在光宗突然发病的当晚，孝宗亲自过宫探视，看到儿子满口呓语，不省人事，不禁又急又气，召来李后厉声训斥道：“你不好好照顾皇帝，以致他病成这样。万一皇帝有何不测，我就灭了你李家！”接着嘱咐丞相留正劝谏光宗保重身体，若光宗不听，就等他到重华宫问安时亲自劝谕。几天后，光宗病情稍有起色，李后故技重施，哭诉道：“皇上近来龙体欠安，太上皇迁怒臣妾，打算诛灭妾族，臣妾有什么罪过啊？”又将孝宗吩咐留正的话肆意歪曲，说孝宗要在光宗再过宫时留住光宗，不让还宫，这样光宗更不敢赴重华宫了。
在过宫问题上，有些大臣对光宗的进谏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光宗有时也似乎被打动，当时答应了过宫，但一入后宫，就会在李后操控下改变主意，最终也未能成行。一次，光宗在群臣苦谏下传旨过宫，即将出发之时，李后从屏风后走出来，挽他回去，中书舍人陈傅良出班拉住光宗衣襟，一直跟随至屏后。李氏呵斥道：“这里是什么去处！你们这些秀才要砍了驴头吗？”陈傅良只得大哭而出。宗室赵汝愚是光宗较为信任的大臣，对于他的劝说，光宗也是“出闻其语辄悟，入辄复疑”。这种反复无常的举动固然是因为光宗的病症，而李后在光宗身旁不断的挑拨与阻拦，无疑加剧了其忌讳过宫的病态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光宗的精神疾病注定是无法治愈了。
光宗的病情时好时坏，无法正常处理朝政，这正中李氏下怀。从绍熙三年开始，“政事多决于后”，大权旁落李氏之手。然而，她既无兴趣也无能力参决朝廷大政，权力对她而言，最大的作用就是可以为娘家大捞好处。她封娘家三代为王，侄子孝友、孝纯官拜节度使，一次归谒家庙就推恩亲属26人，172人授为使臣，下至李家门客，都奏补得官。李氏外戚恩荫之滥，是南宋建立以来所没有的。李氏家庙也明目张胆地僭越规制，守护的卫兵居然比太庙还多。李后一门获得的显赫权势、巨额财富，无疑都是其患病的丈夫光宗所赐。随着光宗病情的恶化，政局也开始动荡不安，群臣再也无法容忍这个疯子皇帝。绍熙五年（1194）七月，赵汝愚、韩侂胄等人拥立嘉王登基，是为宁宗；李氏自然也一道被遗弃，无论她如何泼悍，终归无济于事。

第四部分光宗赵惇绍熙元年——五年(4)

宋代的酒瓶光宗此时对政权交接尚蒙在鼓里。当他知道后，长期拒绝接受宁宗的朝见，依然住在皇宫之中，不肯搬到为太上皇预备的寝宫里。他对于失去皇位的担心终于应验，病情因此又加重了。与他一同失势的李氏一反常态，对光宗不再像以前一样咄咄相逼，反而有同病相怜之心。她惟恐触动光宗脆弱的神经，常以杯中之物来宽解光宗心中的郁结，还反复叮嘱内侍、宫女，不要在光宗面前提起“太上皇”和“内禅”等敏感字眼。
当初皇甫坦一番故弄玄虚的话，让李氏母仪天下，从此她对术士之言深信不疑。一旦她成了宫廷斗争的失败者，命运已经很难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更需要各种术士“指点迷津”，以解除苦难，得到“安静”。她听算命的说自己将有厄难，便在大内僻静之处辟了一间精室，独自居住，道妆事佛，以求神灵保佑自己平安度过难关。然而，平日作恶多端的皇后并未因此而心安理得，反而受到了更大的精神折磨。庆元六年（1200），李氏在精室中染病，却没有人来关心照顾。七月，这位昔日泼辣刁蛮而又工于心计的皇后孤寂地死去。李氏死后，宫人到中宫为其取礼服，管理钥匙的人怨其平日凶狠，拒不开启中宫殿门，结果礼服没有取到，宫人们只得用席子包裹尸体，准备抬回中宫治丧。半路上忽然有人大喊：“疯皇来啦！”宫人们一向怕遇见疯疯癫癫的光宗，一听到喊声，便丢下尸体，急忙散去。过了很久，他们才知道不过是旁人故意喊叫的时候，再回去寻找李氏尸体，尸体已在七月骄阳的曝晒下散发出阵阵刺鼻的恶臭。治丧时，宫人们只得杂置鲍鱼，燃起数十饼莲香，以掩盖难闻的气味。一代骄后落得如此结局，也是其多行不义的结果。
综观宋代后妃，能够影响朝政者并不少见，但如李凤娘这样完全控制丈夫、大肆封赏外戚、蓄意制造皇帝父子对立的皇后，在两宋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她既无辅政之才，又无后妃之德，高宗仅凭术士的无稽之谈就选中她为恭王妃，种下了日后的恶果；孝宗始而不听黄洽之谏，继而耽于史浩之阻，废后不成，失去了补救的机会；光宗生性懦弱，对于这位泼悍的皇后除了惧怕，根本不可能制约她的所作所为；只有当新君宁宗即位后，她才随着丈夫光宗的失势而失去了往日的淫威。李氏的一生与南宋初期前后四代帝王紧密联系，从她的经历中，不难发现南宋初年政局变化的诸多诡异现象。
赵惇个人小档案
姓名：赵惇出生：高宗绍兴十七年（1147）
属相：兔卒年：宁宗庆元六年（1200）
享年：54谥号：宪仁圣哲慈孝皇帝
庙号：光宗陵寝：永崇陵
父亲：赵眘母亲：郭氏
初婚：17岁配偶：李皇后
子女：3子继承人：赵扩
最得意：绍熙初政最失意：被迫退位
最不幸：患有“心疾”最痛心：受制于李后
最擅长：猜忌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1）虞云国：《宋光宗宋宁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
（2）何忠礼、徐吉军：《南宋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3）虞云国：《细说宋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宁宗赵扩宁宗赵扩

第五部分宁宗赵扩庆元元年——嘉定十七年(1)-(图)

宁宗像宁宗赵扩是南宋第四位皇帝，生于乾道四年（1168）十一月九日。他的父亲光宗，在即位的第二年，不幸患上了精神疾病，无法理政，南宋一时间面临极大的统治危机。统治集团不得不抛弃光宗，另立新君，于是赵扩被选中，还没来得及立为太子，就于绍熙五年（1194）七月仓促即位，是为宁宗。
宁宗即位的一幕颇具戏剧性。当太皇太后吴氏命赵扩穿上黄袍时，赵扩居然吓得绕着殿柱逃避，口中还大声地喊道：“儿臣做不得，做不得！”最后是太皇太后令大臣夹扶着赵扩，强行与他披上黄袍，登上皇位。新皇登基，装腔作势逊让一番者大有人在，但赵扩似乎是出于真心不愿继承皇位。史载宁宗“不慧”，也就是说他智商不高，从他即位前后的表现来看，他也的确是愚昧无能，毫无主见，听凭他人摆布。所以，他大概只想做一个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亲王，也不愿做九五之尊的皇帝，为国家大事劳心费神。继光宗之后，南宋又由这么一个皇帝统治了31年，就像一个病人，被庸医一误再误，终于病入膏肓（ｈｕāｎɡ）。
理政无方：好学偏又无能的君主
赵扩作为光宗惟一的子嗣，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光宗即位后，他受封嘉王，到宫外府第居住，光宗不仅将自己在东宫时收藏的图书全部赐予他，还亲自挑选了黄裳、陈傅良、彭龟年等一批名儒，担任他的老师。嘉王学习也非常勤奋。他即位初，曾亲自开列了10部经史书目，又开列了一张10人的名单，对彭龟年说：“朕读的书太少了，打算把讲官增置到10名，每人各专讲一书。”他选定的讲官中，既有原嘉王府的黄裳等人，更有他仰慕已久的大儒朱熹，堪称极尽一时之选。
尽管宁宗好学，但他似乎只注重读书的数量，对书中的内容意义却是一知半解，更谈不上灵活运用了，他的理政能力未能有所提高。即位不久，群臣的奏疏就因得不到他的及时批复而堆积如山。彭龟年建议他，让负责进呈奏疏的通进司把奏疏开列一单，皇帝阅后，在单子上注明需要亲自过目的部分，其他的就可交由三省、枢密院处理，这样，处理奏章的效率就可以大大提高。对自己这位学生的天分，彭龟年深有了解，因此他干脆附上了单子的格式，以便宁宗能够照葫芦画瓢。但这番几乎是手把手的教导，不知宁宗是真看不懂，还是嫌麻烦，最终没有采纳。凡是大臣的奏章，他一律批“可”，倒也省去了不少时间，只是害得臣下们大费脑筋，两位大臣的奏章针锋相对，皇上都批了“可”，到底以谁为是呢？
即使是临朝听政，臣下们也难得听到宁宗自己对政事的看法。负责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舍人卫泾，曾经描述了他亲眼目睹的宁宗上朝情形：“陛下每次面见群臣，无论群臣所奏连篇累牍，时间多长，陛下都和颜悦色，耐心听取，没有一点厌倦的样子，这是皇帝谦虚，未尝有所咨访询问，多是默默地接受而已。”宁宗耐性很好，但这并不能帮助他解决实际问题。他既没带脑子也没带嘴，只空带了一双耳朵去上朝，大臣们的论奏听完了就完了，既不表态，也不决断，进奏者已经口干舌燥，最后却仍然不得要领。如此听政，身为臣子的卫泾只有以“谦虚”来为宁宗辩护，料想他心里也在怀疑当朝天子的智力水平吧。
批阅奏章，临朝听政，这些都是皇帝表达自己意旨的正常途径，而宁宗也许是不愿意受到任何约束，所以选择了一条非正常的理政途径——御笔。御笔由皇帝在内宫批示，不经过三省等中央决策机构，直接下达执行。这种做法失去了对君权的制约，是不合制度的。传达御宋代杂剧图笔必经宦官和近幸之手，如果皇帝是精明强干之君，尚不致酿成大患，但宁宗却是个理政能力不强的皇帝，滥用御笔只能为权臣专政制造可乘之机。他们通过勾结宦官和后宫，或对御笔的批示施加影响，或在御笔的传达过程中上下其手，让御笔成为自己利用的工具，甚至假造御笔，代行皇帝之权。一次内廷宴会，一名伶人扮演买伞的顾客，他挑剔卖伞者，说雨伞只油了外面：“如今正（政）如客人卖伞，不油（由）里面。”巧妙地以谐音暗指政事不由内（宁宗）做主，而观剧的宁宗却懵（ｍěｎɡ）然不晓何意。面对这样的皇上，权臣自然是有恃无恐，更加肆意妄为了。
虽然宁宗对政事少有自己的主见，但他对台谏的意见却是十分重视。宋代的台谏官有纠正帝王为政疏失、弹劾百官的权力，他们的议论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的公众舆论，历代宋帝都非常重视台谏奏议。宁宗严格遵循祖宗之法，曾对人说：“台谏者，公论自出，心尝畏之。”殊不知，台谏的公正性是建立在帝王有知人之明的前提之上的，只有正直的士大夫入选台谏，才能使台谏发挥正常、良好的作用，而宁宗却缺乏辨别人才的能力，居心叵测之辈因而可以大肆引荐党羽进入台谏，控制言路。宁宗一味认定台谏之议代表公论，不可不听，至于台谏官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却不闻不问。结果，原本受到士大夫尊敬和向往的台谏职位上，充斥着败类，他们打击异己、讨好权臣，是权臣用以控制宁宗的又一有效工具。

第五部分宁宗赵扩庆元元年——嘉定十七年(2)-(图)

宁宗不仅头脑简单，而且身体也不好。史载，宁宗走到哪里，都有两个小太监扛着两扇小屏作前导，一屏上写“少饮酒，怕吐”，一屏上写“少食生冷，怕肚痛”，可见他体质羸（ｌéｉ）弱。健康状况也影响了宁宗处理政务，他整日深居内宫，下情难以上达，要蒙蔽他也就更加容易了。
当然，宁宗为人尚不失仁厚，对民间疾苦颇为关心和同情。即位前，他护送高宗灵柩去山阴下葬，路上见到农民在田间艰难稼穑的场景，感慨地对左右说：“平常在深宫之内，怎能知道劳动的艰苦！”即位后，宁宗几乎每年都颁布蠲免各种赋税的诏书。在个人日常生活上，宁宗也力行节俭。他平时穿戴朴素，并不过分讲究，饮食器皿也不奢华，使用的酒器都是以锡代银。有一年元宵夜，一个宦官见宁宗独自端坐在清冷的烛光下，便问：“上元之夜，官家为什么不大摆宴席庆祝一下？”宁宗愀然答道：“你知道什么！外间百姓没有饭吃，朕怎么能有心思饮酒呢？”时人评价宁宗在位期间，“无声色之奉，无游畋（ｔｉｎ）之娱，无耽乐饮酒之过，不事奢靡，不殖货利，不行暴虐，凡前代帝王失德之事，陛下皆无之”。其中虽然有臣下对皇帝的溢美成分，但相比许多贪图享乐、不顾百姓死活的君主，宁宗的确当得起这一评价。只可惜他有德无才，在位30年间被权臣和后宫控制，不过是坐在龙椅上的一具傀儡罢了。
内外勾结：贻害南宋的绝妙组合
杨皇后像在史弥远登上权力颠峰的过程中，杨皇后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如缺少她的鼎力支持，史弥远一次次的阴谋活动不会进行得如此顺利。杨皇后为了自身利益，勾结史弥远，致使他有恃无恐，最终造成他专政长达25年之久，对南宋后期政治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杨皇后出身低微，甚至连其生身父母的姓氏，正史都没有记载。乾道年间，她随养母入宫为杂剧演员。因为她容貌出众，举止得体，深得太皇太后吴氏的欢心，由此也招来了同伴的嫉妒。一天，趁太皇太后沐浴，同伴们怂恿杨氏穿上太皇太后脱下的衣服，又到太皇太后面前说杨氏有僭越行为，谁知太皇太后非但没有怪罪杨氏，反而对捉弄杨氏的宫女们说：“你们不要大惊小怪，她将来也许会穿上这身衣服，拥有我这样的地位。”这句话后来果真应验了。
宁宗在做嘉王时，经常赴太皇太后宫家宴，杨氏此时已出落得楚楚动人，自然引起了他的注意。宁宗即位后，对杨氏念念不忘，杨氏也觉察到宁宗对自己有意，二人便常在内廷家宴上眉目传情，杨氏由此得幸。太皇太后吴氏得知此事，大为不快，准备严惩杨氏，有内侍劝道：“娘娘连天下都给了孙子，一个妇人又何足惜，何况这事不宜让外人知道。”甚至有人对太皇太后这样说：“娘娘尚未见玄孙，看杨氏的面相，宜生子嗣。”看来宁宗与杨氏早已在私下作了不少准备，太后身边之人似乎都被他们收买，关键时刻能替他们出力。太皇太后怒气始消，将杨氏赐给了宁宗，并叮嘱道：“看我面上，好生待她。”
宁宗对杨氏宠爱有加，庆元六年册封其为贵妃。尽管有宁宗的宠爱，但杨氏感到自己出身低微，没有“亲兄弟”的支持，很难在政治斗争中立足，便冒认杨次山为兄，作为她在外朝的耳目和帮手。就在杨氏被封为贵妃的同一年，宁宗韩皇后去世，韩侂胄失去了宫中的靠山。此时后宫除了杨贵妃，还有一位曹美人也深受宁宗宠幸。在立新皇后的问题上，韩侂胄觉得曹美人性情柔顺，较易控制，而杨贵妃工于心计，韩侂胄对其有些忌惮，因此他力劝宁宗立曹美人为后。杨贵妃从杨次山处知道了此事，虽然内心愤恨韩侂胄，却丝毫不表现出来，只在宁宗身上下工夫，极力讨得宁宗欢心。与曹美人相比，宁宗也的确更喜欢杨氏。嘉泰二年（1202）岁末，杨氏终于如愿以偿，被立为皇后。
对韩侂胄曾经阻挠自己为后一事，杨氏一直耿耿于怀，要伺机报复。韩侂胄北伐，杨皇后从一开始就不赞同，等到北伐遭到严重挫折，她便和皇子赵曮联合起来，竭力向宁宗斥责韩侂胄轻启兵端，祸国殃民。但是，宁宗对韩侂胄仍然没有失去信任，朝廷大权还在韩侂胄手史弥远像
上，他要反击杨皇后应该是易如反掌。杨皇后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与韩侂胄已经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必须抢先下手，才有可能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自己现在仅仅掌握了后宫的大权，但要确保清除韩侂胄的行动取得成功，还需要有外朝大臣的有力支持。杨皇后便通过杨次山，找到了与韩侂胄素来不和的史弥远；史弥远也正在寻找攫取权力的靠山和内应，二人一拍即合，勾结在一起。
在诛杀韩侂胄的政变中，史弥远是前台指挥，而杨皇后则是幕后策划。命禁军截击韩侂胄的御笔就出自杨皇后之手。当韩侂胄被押往玉津园时，杨皇后向宁宗透露，将对韩侂胄动手，已将他押往玉津园。宁宗一听，也隐隐觉得韩侂胄处境不妙，立即要下旨追回韩太师，杨皇后一把夺过写有旨意的笺条，对宁宗哭诉道：“韩太师要废掉我与儿子（皇子赵曮），还残害了宋金两国百万生灵！”进而要挟道：“若要追回他，就请让我先死！”宁宗向来没有主见，现在看到心爱之人痛哭流涕，甚至以死相要挟，早就忍不住掉下泪来，追回韩侂胄的事情只得作罢，韩侂胄本可赢得的最后一线生机，就这样被杨皇后的眼泪葬送了。

第五部分宁宗赵扩庆元元年——嘉定十七年(3)

宁宗像
诛韩成功使史弥远和杨皇后尝到了互相合作的甜头，从此，二人往来更加密切，一内一外操纵着宁宗。杨皇后时刻在宁宗身边，早已摸透了宁宗的脾气秉性。宁宗自奉节俭，杨皇后也在饮食衣服上尽量朴素。宁宗体弱多病，杨皇后就精心照顾他，甚至连他该服什么药都能推测得八九不离十。有一次，宁宗得了痢疾，召御医入宫诊治，御医刚号了脉，问了症状，还没有开方子，杨皇后在御榻后就发问了：“官家吃得感应丸否？”御医连连答道：“吃得，吃得。”杨皇后说：“须多给官家吃些。”皇后居然也解医道，御医惊诧不已，回答说：“可进200丸一次。”宁宗第一次服了200丸感应丸，病情略止，再服一次，病情果然痊愈。正是因为杨皇后对宁宗的体贴入微，加上她又比宁宗年长6岁，宁宗对她不只是爱恋，还有着很深的依赖。
随着宁宗日渐衰老，杨皇后也不得不为宁宗死后自己的地位担忧。她生过皇子，但都没有成活。宁宗养育的皇子赵曮虽不是杨皇后亲生，但母子间的关系还不错。他们曾经共同反对过韩侂胄，在赵曮被正式立为太子的过程中，杨皇后也是鼎力支持。为了答谢杨皇后，赵曮做太子后，给宁宗上书，列举她对自己的深厚恩情，不遗余力地颂扬皇后的种种美德。对于赵曮的知恩图报，杨皇后十分满意。然而，赵曮却于嘉定十三年（1220）去世，宁宗新选立的皇子赵竑，则对杨皇后和史弥远内外勾结表现出不满，杨皇后也对这个太子候选人没有什么好感。
嘉定十七年九月，史弥远发动宫廷政变，准备废赵竑，立赵贵诚为帝，有必要争取杨皇后的支持。宁宗刚一驾崩，史弥远立刻指使杨次山之子杨谷、杨石入宫面见杨皇后，将废立之事转告给她。杨皇后一开始还表示要遵守先皇宁宗的决定，不同意擅行废立，但杨谷兄弟再三请求，最后跪在她的面前，哭诉道：“内外军民都已归心，娘娘如果还不同意，必生祸变，那时我杨氏一门恐怕没人能活命了！”杨皇后顾及到自己以后的权位，终于向史弥远的废立阴谋屈服。如果说上次诛韩政变中，杨皇后与史弥远合作还是完全主动自愿的话，这次政变中，她则有些半推半就的味道。一方面，史弥远在她长期的纵容庇护下，羽翼已丰，杨皇后不再具有与之分庭抗礼的实力，只能服从史弥远的安排；另一方面，宁宗确立的继承人赵竑若登上皇位，对杨皇后和史弥远都十分不利，二人的相互勾结将他们各自的命运也牢牢地拴在了一起。史弥远正是抓住了这两点，最终说服了杨皇后。
史弥远拥立理宗后，杨皇后的地位的确得到了保全。尽管理宗即位时已经20岁，但史弥远仍然要杨皇后垂帘听政。杨皇后已彻底了解史弥远为人的阴狠诡诈，心中大概也在后悔自己养虎贻患，以致酿成今日权臣专政、尾大不掉的局面，她不敢再恋位贪权，垂帘听政还不到一年，便于宝庆元年（1225）四月主动还政给了理宗。然而，杨皇后醒悟得太迟了，韩侂胄之后，南宋又经过史弥远25年的黑暗专政，衰颓之势已经难以逆转了。
赵扩个人小档案
姓名：赵扩出生：孝宗乾道四年（1168）
属相：鼠卒年：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
享年：57岁谥号：仁文哲武恭孝皇帝
庙号：宁宗陵寝：永茂陵
父亲：赵惇母亲：李皇后
初婚：17岁配偶：韩皇后、杨皇后
子女：8子继承人：赵昀
最得意：得到太皇太后宫人杨氏最失意：智商低下
最不幸：亲生之子无一成活最痛心：韩侂胄被杀
最擅长：受人摆布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1）虞云国：《宋光宗宋宁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
（2）虞云国：《细说宋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3）何忠礼、徐吉军：《南宋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理宗赵昀理宗赵昀

第五部分理宗赵昀宝庆元年——景定五年(1)

理宗像理宗赵昀，宋代第十四位皇帝。理宗以一介平民的身份，18岁被史弥远带到京城，未及两年就登上了帝位，其经历不可不谓奇特。理宗在位41年，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前10年在史弥远的控制下，无所作为；史弥远死后，理宗亲政，在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人称“端平更化”，持续了从端平元年（1234）到淳祐十二年（1252）的近20年时间；在他统治的最后10余年，理宗丧失了早年的锐气，沉迷于享乐，国势日渐衰微。
废立阴谋：从平民到皇帝的奇旅
开禧元年（1205）正月初五，赵昀出生于绍兴府山阴县虹桥里。父赵希瓐，母全氏。理宗为太祖十世孙，与宁宗同属太祖后裔，但宁宗属于秦王德芳一支，理宗则属于燕王德昭一支，至南宋后期，两支在血缘关系上已十分疏远。德昭一支很早就已经没落，失去王爵。作为德昭的后代，赵昀的曾祖和祖父均无官职，父亲赵希瓐也不过是一个九品县尉。因此，赵昀虽属赵宋皇室，但社会地位并不高，与平民无异。赵昀原名赵与莒，还有一个弟弟赵与芮，兄弟二人年纪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全氏无力抚养孩子，回到娘家寄居。赵与莒的舅舅是当地的保长，家境尚好，赵与莒兄弟就在全家长大，直至后来被史弥远选入宫中，登上帝位。
宁宗先后有8个儿子，但都未及成年就夭折了。嘉定十四年（1221）六月，宁宗把弟弟沂王赵抦的儿子赵贵和立为皇子，改名赵竑。此时，史弥远已当了10余年宰相，他与杨皇后内外勾结，专权擅政，朝廷内外大臣多由其举荐，几乎没有人敢违背其意愿。皇子赵竑对史弥远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史弥远对此也有所觉察。他听说赵竑喜欢弹琴，就送了一个善于鼓琴的美女给赵竑，让她窥探赵竑的言行。赵竑缺乏政治头脑，竟然非常宠爱这个与自己有着同样爱好的女子，甚至将她视为知己。这种引狼入室的愚蠢之举，为其日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史弥远对赵竑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自然占尽先机，很容易就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
赵竑曾把史弥远和杨皇后所做的不法之事记录下来，说：“史弥远应该发配八千里。”他还指着地图上的琼、崖说：“我今后作了皇帝，一定要把史弥远流放到这里。”甚至私下里称史弥远为“新恩”，意思是今后要把史弥远流放到新州或恩州。这种言行无异于授人以柄，也是赵竑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赵竑的老师真德秀曾劝赵竑，要韬光养晦，孝敬杨皇后，善待史弥远，不可锋芒太露，否则会很危险，但赵竑很难接受。
赵竑的言行令史弥远非常恐惧，便处心积虑地要废掉赵竑，另立太子。他委托门客余天锡物色一位贤良的宗室子弟，以便将来替代赵竑。嘉定十四年，余天锡回乡参加当地的科举考试，路过绍兴时，忽逢大雨，恰好来到全保长家避雨。全保长听说来人是史弥远的门客，便盛情款待。席间，全保长将赵与莒兄弟介绍给余天锡，说二人是皇室血脉。余天锡回到京城后，将此事告知史弥远。史弥远派人将孩子接到临安，亲自考察。赵与莒相貌端正，史弥远一见就大为惊奇。史弥远让赵与莒写字，他竟然写下“朕闻上古”四字，史弥远不禁万分感慨：“此乃天命！”但为防止计谋泄露，仍将兄弟二人送回全保长家，等待时机。
真德秀像
一年后，史弥远将赵与莒兄弟接到临安。他找到当时的名儒郑清之，私下对他说：“皇子赵竑不能担当大任，听说赵与莒很贤良，你要好好教导他。事成之后，我现在的位置就是你的了。但此事不能泄露，不然，你我都要满门抄斩。”郑清之答应了。郑清之为教育赵与莒尽心竭力，他曾经拿出高宗的字画让赵与莒临摹，并在史弥远面前极力称赞赵与莒的“不凡”之处。史弥远听到后很高兴，废立的意志更加坚决。嘉定十五年，在史弥远的推荐下，赵与莒被立为沂王赵抦之后，改名贵诚。这是废立最重要的步骤，实际上是人为地将他作为宁宗的亲侄子，具备了当选皇子的资格。同时，史弥远绞尽脑汁地在宁宗面前揭赵竑的短处，挑拨赵竑与宁宗、杨皇后之间的关系，使得二人对赵竑都颇为不满。史弥远进而向宁宗建议增立赵贵诚为皇子，宁宗虽对赵竑不满，但两个都非亲生的“皇子”同时存在，终归不是件好事，更何况以血缘关系而论，赵竑才是自己的亲侄子，因而没有同意史弥远的建议。真德秀听说了史弥远的举动，担心招致杀身之祸，辞去了赵竑老师的职位。赵竑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谋臣，在与史弥远的斗争中更加孤立无援。
嘉定十七年八月，宁宗病重。史弥远派郑清之赴沂王府，向赵贵诚表明拥立的意思，但赵贵诚始终一言不发。最后，郑清之说：“丞相因为我与他交往时间很久了，所以让我担任你的心腹。现在你不答一语，我怎么向丞相复命？”赵贵诚这才拱手答道：“绍兴老母尚在。”这一回答看似答非所问，却既表明了想作皇帝的意愿，又不失稳重。郑清之回报史弥远后，两人更加赞叹赵贵诚“不凡”。
有了赵贵诚的意向，史弥远开始实施他的废立阴谋。宁宗弥留之际，他将两府大臣和负责起草诏书的翰林学士都拦在宫外，另外召郑清之和直学士院程佖入宫，矫诏将赵贵诚立为皇子，赐名昀，授武泰军节度使、成国公，使赵昀与赵竑处在了平等地位，也为赵昀继承皇位奠定了基础。

第五部分理宗赵昀宝庆元年——景定五年(2)

闰八月三日，宁宗去世。关于宁宗的死因，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破解的谜，相关史料没有交待宁宗身患何病。尽管此事难以查明，但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宋史》援引邓若水的奏章，明确指出宁宗并非寿终正寝，而是被谋害的，这是史弥远急于废立的结果。另据《东南纪闻》记载，宁宗病重时，史弥远献金丹百粒，宁宗服用后不久去世。这样看来，史弥远毒杀宁宗的嫌疑相当大。
宁宗死后，谁来继承皇位，宁宗杨皇后的态度至关重要，没有她的同意，新皇帝就得不到承认。史弥远派杨皇后的侄子杨谷、杨石前去说服杨皇后，得到了她的支持。史弥远立即遣宫使去接皇子，临行前命令：“现在宣的是沂靖惠王府的皇子（指赵昀），不是万岁巷的皇子（指赵竑），如果接错了，你们都要处斩。”此时，赵竑已经得知宁宗去世的消息，万分焦急地在门口张望，等人宣召他入宫。他见宫使从自家门口经过，却没有进来，过了一会，又簇拥着一个人匆匆而去，感到十分迷惑，殊不知这正是赵昀被接进宫中。赵昀进宫以后，入拜杨皇后，杨皇后说：“汝今为吾子矣。”既然杨皇后将赵昀视为自己的儿子，就等于承认了他是帝位的合法继承者。
赵昀见过杨皇后以后，被带到宁宗灵柩前举哀。举哀结束后，才召赵竑入宫。赵竑入宫时，随从都被拦在宫外。史弥远带赵竑至宁宗柩前举哀，然后令亲信殿前都指挥使夏震陪同他，实际上是把赵竑监管起来。随后召集百官朝会，听读遗诏，仍引赵竑到以前的位置。赵竑非常奇怪，问道：“今日之事，我岂当仍在此位？”夏震骗他说：“未宣读先帝诏命以前还应该在此，宣读以后才即位。”赵竑以为有理，转头却发现烛影中已经有一个人坐在御座上。遗诏宣布赵昀即位，百官下拜，恭贺新皇帝登基。赵竑这才恍然大悟，悲愤万分，不肯下拜。夏震强按着赵竑的头逼他叩头，登基仪式终于完成。赵昀以一介平民，在三年的时间内登上了皇帝宝座，成为宋朝第十四代皇帝，即理宗。
理宗即位时，假托遗诏，授赵竑开府仪同三司，封济阳郡王，判宁国府。不久，又宣布进封赵竑为济王，赐第湖州，将赵竑赶出了京师。
史弥远的废立之举，引起朝野内外的普遍不满，湖州百姓首先发难。宝庆元年（1225）正月，湖州百姓潘壬、潘丙兄弟及其从兄潘甫密谋拥立赵竑为帝，派人与山东“忠义军”首领李全联系。李全表面上与湖州方面约定起事日期，表示届时将进兵接应，但到了日期却并未前来。潘氏兄弟恐事情泄露，遂聚集一些太湖渔民和湖州巡卒，约数百人，于正月初九夜里，打着“忠义军”的旗号，闯入济王府，声称要拥立赵竑为帝。赵竑闻讯，急忙躲进了水洞，但还是被找了出来。潘氏一行将赵竑带到湖州治所，硬将黄袍加在济王身上。赵竑号泣不从，但潘壬等人以武力胁迫，赵竑无奈，只得与潘氏兄弟约定，不得伤害太后及理宗。得到允诺后，赵竑即皇帝位。湖州知州谢周卿也率部属来恭贺新皇帝即位。这就是“湖州之变”，也称“济王之变”。宋太祖陈桥兵变两个多世纪后，他的后代再次上演了一次“黄袍加身”的闹剧，只是没有成功而已。
到了天明，赵竑才发现拥立自己的并非什么“忠义军”，只是一些渔民和巡卒，人数尚不足百。赵竑知道这些人乃乌合之众，难以成事，便派人赴临安告发，并亲率州兵讨伐。朝廷派来的军队抵达时，叛乱已被平定。潘甫、潘丙被杀，潘壬逃跑以后，也被抓获，押到临安处死。“黄袍加身”的闹剧就此草草收场。
魏了翁像湖州之变给理宗和史弥远带来极大震动，只要赵竑活着，就是皇位的巨大威胁，若不彻底解决，必将后患无穷。赵竑本来无病，史弥远却派余天锡以给赵竑治病为名来到湖州，逼赵竑自杀，并杀害了赵竑年幼的儿子。随后朝廷以赵竑病重不治布告天下，原本的皇位继承人就这样含冤而死。赵竑死后，理宗和史弥远为掩人耳目，也为了平息朝野内外的非议，辍朝表示哀悼，又追赠赵竑为少师。不久，理宗就在史弥远的建议下收回成命，追贬赵竑为巴陵县公，将他打成朝廷的罪人。
湖州之变，赵竑被人胁迫，并非事先预谋，后来还亲率州兵，讨平了叛乱，但仍然含冤而死。他的悲惨遭遇，引起举国上下的广泛同情。朝廷对湖州之变的处理结果，又激起正直之人的义愤。名臣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邓若水等人纷纷上书，为济王鸣不平，指责理宗处理此事不当。理宗却说：“朕待济王亦至矣。”意思是对赵竑已经仁至义尽了，进而压制各界的抗议，那些为赵竑鸣冤叫屈者纷纷被贬离朝，一时“朝臣泛论，一语及此，摇头吐舌，指为深讳”。可是终南宋之世，为赵竑鸣冤的声音始终没有停止，每当遇到灾异、战事，就会有朝臣旧事重提，将天灾人祸与赵竑的冤狱联系起来。直到恭帝时，谢太后主持朝政，在臣僚建议下恢复了赵竑名号，选宗子为其继承香火，这一公案才告一段落。
虽然赵竑是被冤致死，但平心而论，他在湖州之变中还是有责任的。尽管是受了胁迫，但他毕竟在“叛贼”的拥立下登上了皇位，率兵讨叛也是在发现拥立者不足成事以后。凭这两条，理宗就有理由将他治罪。当然，赵竑虽有罪，却罪不致死，采取这样一种形式将赵竑处死，未免阴狠，也可看出理宗和史弥远为了保住费尽心机得到的地位而无所不用其极。

第五部分理宗赵昀宝庆元年——景定五年(3)

端平更化：有名无实的中兴之梦
理宗夺位后，自然想要有所作为，以显示其比赵竑更有能力中兴宋室。他勤奋好学，寒暑不辍，为政十分勤勉。又招揽人才，整顿吏治，在各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整顿措施。但面对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理宗很快就收起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心甘情愿地充当起史弥远的傀儡。
理宗即位时，南宋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即理宗为代表的皇权、杨太后代表的后权和史弥远代表的相权。杨太后对理宗继位现实的承认，换来了理宗登基后垂帘听政的地位。宋代自真宗刘皇后以来，虽有垂帘的先例，但多是皇帝年幼、不能视事的的情况下由太皇太后或皇太后代行天子之职。理宗即位时已经20岁，并非幼主，在这种情况下，杨太后垂帘就违背了“后妃不得干政”的祖宗家法，自然会引起朝野上下的种种议论。另一方面，已经成年且志在中兴的理宗对杨太后的垂帘当然不会没有意见，一次宴会上发生的事情大体可以反映出双方在垂帘问题上的心结。宝庆元年上元节，理宗设宴恭请杨太后，席间一枚烟花径直钻入杨太后椅子底下，杨太后大惊，“意颇疑怒”，然后拂衣而去。理宗随即聚集百官谢罪，并要处罚安排宴会的内侍，杨太后笑着说：“难道他特地来惊我，想来也是不小心，赦免了他吧。”母子于是和好“如初”。此事看起来虽小，但杨太后却把它与自己的垂帘联系起来，以为这是理宗要自己撤帘的警示。联想理宗、史弥远在废立过程中的毒辣手段，杨氏家族对此不能不作出选择，不久，杨石就向杨太后陈说厉害，劝其撤帘。杨太后听从了，于宝庆元年四月七日宣布撤帘，距她开始垂帘仅过了七个月。
随着杨太后的撤帘，政治舞台上的“后权”也告消失，其格局演变为君权与相权的对峙。理宗虽然在太后撤帘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不错的政治手腕，但面对老辣的史弥远，他的算计顶多只能是小儿科而已。理宗18岁才被史弥远带到京城，在朝中毫无根基，没有任何政治势力与威望。其得以登上帝位，全靠史弥远扶植。理宗很清楚，要想巩固来得名不正言不顺的帝位，必须要有史弥远的支持。皇子赵竑的遭遇，更使理宗亲眼目睹了史弥远翻云覆雨的手段。基于这种考虑，理宗很快就将政事完全交给史弥远处理，自己则韬光养晦，心甘情愿地过起了碌碌无为的日子。从这一点来看，理宗确实比皇子赵竑要富于心机，也更懂得权力斗争中的生存策略。
宝庆、绍定年间，史弥远把持朝政，独断专行，他的党羽几乎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职位。尽管史弥远权势熏天，仍然不断有忠义之士不畏权势，上书指斥其专权擅政。理宗意识到，自己与史弥远是拴在一条绳上的两只蚂蚱，已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否定史弥远就等于否定自己继位的合法性。因此他一直对史弥远优容袒护，褒宠有加。绍定六年（1233）十月，史弥远病重不治，理宗封其为卫王，谥忠献。理宗公开宣布“姑置卫王事”，即将史弥远的事情搁置起来，禁止臣僚攻击史弥远的过失。这样，在史弥远的挟持下，理宗度过了默默无为的10年。
史弥远死后，理宗终于得以“赫然独断”，一展胸中抱负。绍定六年（1233）十一月，理宗宣布明年改元为端平。从端平元年（1234）到淳祐十二年（1252）的近20年间，理宗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端平更化”。
理宗虽仍对史弥远曲加维护，但却毫不留情地剪除其党羽。史弥远的得力助手“三凶”首先被贬斥出朝。“三凶”指台谏官梁成大、莫泽、李知孝三人，他们禀承史弥远风旨，不遗余力地攻击政敌，凡是违背史弥远意愿的朝廷内外官员，都在他们弹劾下纷纷落马。端平元年六月，理宗将三人流放，追夺官爵。其他史弥远的亲信党羽，也纷纷被贬。
罢斥史党的同时，理宗任用了一批贤良之士，深孚众望的真德秀、魏了翁被请回朝廷任职。吸取史弥远专权的教训，理宗在选择宰相时非常谨慎。《宋史·宰辅年表》记载，理宗在更化期间任用过37名宰执，大多皆一时之选。在这些人的主持之下，这一时期的朝政也较为稳定。台谏官本是朝廷耳目，史弥远专权期间，却沦为他攻击政敌的工具，至此，理宗重新将选拔台谏官的权力收归皇帝。这一时期理宗任用的台谏官，也大多立论忠直，颇能胜任其职。
纵观理宗更化期间的用人，大多皆贤良称职，一时朝堂之上，人才济济，政风为之一变。因此，时人将“端平更化”称为“小元祐”。不过，“端平更化”虽然声势很大，但并没有改变南宋走向衰落的趋势。虽然网罗了不少贤良之士，但他们“所请之事无一施行”，朝令夕改，最终无所建树。澄清吏治、整顿财政的各项措施也大多就事论事，治标不治本。因此，相对它的具体实效，“端平更化”更多体现出的是理宗欲求有所作为的一种态度。
端平入洛：收复故都梦想的破灭
理宗在对内推行新举措进行“更化”的同时，对外政策也有了诸多变化。南宋中后期，蒙古在北方地区迅速崛起，成为继辽、西夏、金之后又一对宋朝构成巨大威胁的少数民族政权。面对急剧变化的局势，宋朝内部就对外政策产生了争议。一些人出于仇视金朝的情绪，主张联蒙灭金，恢复中原；另一部分人则相对理性，援引当年联金灭辽的教训，强调唇亡齿寒的道理，希望以金为藩屏，蒙古军士图
不能重蹈覆辙。无休止的争论使宋朝在这两种意见之间摇摆不定，既不联金抗蒙，也未联蒙灭金。然而，随着蒙古与金朝之间战事的推进，金朝败局已定的情况下，理宗最终还是作出了决策。

第五部分理宗赵昀宝庆元年——景定五年(4)

绍定五年（1232）十二月，蒙古遣王檝（ｊí）来到京湖，商议宋蒙合作，夹击金朝。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上报中央，当朝大臣大多表示赞同，认为此举可以报靖康之仇，只有赵范不同意，主张应借鉴徽宗海上之盟的教训。一直胸怀中兴大志的理宗把这看作是建不朽功业的天赐良机，让史嵩之遣使答应了蒙古的要求。蒙古则答应灭金以后，将河南归还给宋朝，但双方并没有就河南的归属达成书面协议，只是口头约定，这为后来留下了巨大的后患。
金哀宗得知宋蒙达成了联合协议，也派使者前来争取南宋的支持，竭力陈述唇齿相依的道理，说：“大元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意思是支援金朝实际上也是帮助宋朝自己保家卫国。理宗拒绝了金哀宗的请求。
理宗任命史嵩之为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主持灭金事宜。绍定六年，宋军出兵攻占邓州等地，于马蹬山大破金军武仙所部，又攻克唐州，切断了金哀宗逃跑的退路。十月，史嵩之命京湖兵马钤辖孟珙统兵二万，与蒙军联合围攻蔡州。端平元年正月，蔡州城被攻破，金哀宗自缢而死，金国灭亡。
金代纸币铜版
蔡州城破后，孟珙在废墟中找到金哀宗遗骨，带回临安。南宋沉浸在报仇雪恨的狂喜之中。理宗将金哀宗的遗骨奉于太庙，告慰徽、钦二帝在天之灵。自北宋被金朝灭亡的一个世纪以来，回到故都汴京成为南宋臣民梦寐以求的理想。宗泽、岳飞的抗金活动和开禧北伐等都是对这种理想的实践。但面对强大的金朝，回到故都看起来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金朝的灭亡，使理宗君臣似乎看到了把理想变为现实的绝好机会。
宋蒙联手灭金时，并未就灭金后河南的归属作出明确规定。金亡以后，蒙军北撤，河南空虚。以赵范、赵葵兄弟为代表的一些人欲乘机抚定中原，提出据关（潼关）、守河（黄河）、收复三京（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南京归德）的建议。而大部分朝臣对此都持反对态度，认为此时并非出兵的时机，南宋目前的力量还不足以与蒙古为敌。刚刚摆脱史弥远控制而得以“赫然独断”的理宗，面对此种“大好时机”，屡屡发出“中原好机会”的感叹。收复故土、建立盖世功业的念头最终促使他作出了出兵中原的决定。他罢免了反对出师的吴渊、吴潜和京湖制置使史嵩之。端平元年五月，理宗任命赵葵为主帅，全子才为先锋，赵范节制江淮军马以为策应，正式下诏出兵河南。
六月十二日，宋军进军河南。全子才收复南京归德府。随后向开封进发，开封蒙军都尉李伯渊、李琦、李贱奴长期遭受主将崔立的侮辱，此时三人杀掉崔立，献城投降。七月五日，宋军进驻开封。经历了战火的开封此时已是一片废墟，宋军收复的只是一座空城，但毕竟他们还是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的理想，圆了“靖康之难”以来无数志士仁人的梦。
全子才占领开封后，后方没有及时运来粮草，以至全子才无法继续进军，贻误了战机。半个月后，赵葵又兵分两路，在粮饷不继的情况下继续向洛阳进军。宋军到达洛阳，遭到蒙军伏击，损失惨重，狼狈撤回。留守东京的赵葵、全子才看到战机已失，加上粮饷不继，率军南归。其他地区的宋军也全线败退，理宗君臣恢复故土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
嘉熙题刻（四川洪雅县石刻，文为“西蜀不幸，连年被鞑贼所扰”，反映了蒙古侵扰四川的史实。刻于嘉熙二年［1238］。）
“端平入洛”的失败，使南宋损失惨重，数万精兵死于战火，投入的大量物资付诸流水，南宋国力受到严重的削弱。更重要的是，“端平入洛”使蒙古找到了进攻南宋的借口，蒙古由此开始了攻宋战争。朝野上下对于出兵河南的失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议论纷纷，而对这种局面，理宗也不得不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失，以安定人心。
荒殆晚年：阎马丁当，国势将亡
“端平入洛”之后，理宗已是一个50多岁的老人，宋军的惨败令他痛心疾首，此后的连年战争更使他疲于应付，他逐渐丧失了当初勤政图治的锐气，怠于政事，沉迷于声色犬马，朝廷和后宫也出现了一批窃威弄权之徒，朝政大坏。
阎妃是理宗晚年最宠爱的妃子。淳祐九年（1240）九月，理宗封阎氏为贵妃。理宗对阎妃赏赐无度，动用国库为其修功德寺，比自家祖宗的功德寺还要富丽堂皇，时人称之为“赛灵隐寺”。阎妃在理宗的宠爱下，骄横专恣，干权乱政。
鉴于唐代严重的宦祸，宋代对此防范很严，“宦官不得干政”已成为宋代的一项祖宗家法。但理宗后期，追求享乐，昏庸嗜欲，宦官弄权也随之而起。董宋臣是理宗的贴身内侍，善逢迎，很得理宗的欢心。理宗去禁苑赏荷花，苦于没有凉亭遮日，董宋臣揣摩上意，一天之内就修建了一座凉亭，理宗十分高兴。冬天，理宗又去赏梅，董宋臣已事先在梅园建造一座亭子，理宗责备他劳民伤财，董宋臣说不过是把荷亭移到这里，理宗又大赞他办事得体。理宗晚年好女色，三宫六院已满足不了他的私欲，董宋臣引临安名妓唐安安入宫淫乐。起居郎牟子才上书劝诫理宗：“此举坏了陛下三十年自修之操！”理宗却让人转告牟子才不得告知他人，以免有损皇帝的形象。姚勉以唐玄宗、杨贵妃、高力士为例劝诫理宗，理宗竟然恬不知耻地回答：“朕虽不德，未如明皇之甚也。”在理宗看来，自己虽然“不德”，但与唐明皇相比还是有相当差距的，然而这种差距也无非是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罢了。董宋臣在理宗的宠信下，勾结宰相丁大全，恃宠弄权，不可一理宗像世，人们把他称为“董阎罗”。宋人记载当时宦官专权的情况，说：“一时声焰，真足动摇山岳，回天而驻日也。”

第五部分理宗赵昀宝庆元年——景定五年(5)

丁大全长像“蓝色鬼貌”，为人“奸回险狡，狠毒贪残”，时人称之为“丁蓝鬼”。他娶了一位外戚的婢女，以此来攀附高层权要。后来又靠逢迎阎贵妃、宦官卢允昇、董宋臣等人，逐渐身居要职，升任侍御史兼侍讲。丁大全本人寡廉鲜耻，贪财好色，他为儿子聘妇，见儿媳长相标致，竟夺为己妻，为世人所不耻。当时宰相董槐为人刚正不阿，丁大全希望巴结董槐以取高位，为董槐拒绝，丁大全由是日夜谋划报复董槐。宝祐四年（1256），理宗下诏罢免董槐，丁大全恰好也于此时上章弹劾董槐，于是他没等罢免诏书下达，就在半夜率士兵百人持刀包围董槐家，恐吓董槐要把他送交大理寺审讯，随后将董胁迫至临安城外，弃之而去。丁大全驱逐宰相的举动使得朝野上下一片哗然，太学生陈宗等六人上书揭露丁大全之奸，时人誉之为“六君子”。丁大全反过来指使台谏官翁应弼、吴衍弹劾六人，最后将六人开除学籍，流放边州，同时禁止三学（太学、宗学、武学）学生妄议国政，消弭来自朝廷内外不同的声音，并借机扼杀反对其擅权的力量。
在外廷与丁大全勾结的是马天骥。马天骥，字德夫，衢州人。理宗之女周、汉两国公主下嫁，马天骥绞尽脑汁送了一份别出心裁的大礼，得到理宗的欢心，与丁大全同时被任命为执政。
阎、马、丁、董四人内外勾结、专擅弄权引起很多正直人士的不满，有人在朝堂门上写下八个大字：“阎马丁当，国势将亡。”意在警告理宗如果再信用奸佞，国家前途堪忧。（“阎马”，谐音“檐马”，乃屋檐下悬挂的铃铛，此处指阎贵妃、马天骥。）理宗大怒，派人追查，数月以后仍一无所获，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理宗意识到自己在用人方面的失误，也采取一些措施加以补救。宝祐五年六月，马天骥任执政刚刚8个月就被罢免。开庆元年（1259），蒙古入侵，丁大全由于隐瞒军情，被罢免了宰相职务，在众人的论劾之下，理宗将其流放海岛，途中被押送官毕迁挤落水中淹死。阎贵妃也于景定元年（1260）病逝。只有宦官董宋臣，理宗虽于景定元年将他流放到安吉州编管，但对他始终眷遇有加，董宋臣比理宗早死几个月，理宗特赠其为节度使，以示优宠。
景定五年（1264），理宗病逝。次年，被葬于绍兴府会稽县永穆陵，庙号曰“理”。在中国历代皇帝中，理宗以尊崇理学著称，理学在他统治期间，被抬到官方哲学的正统地位，后人多认为理宗庙号曰“理”即是以此之故。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最初曾拟“景”、“淳”、“成”、“允”、“礼”五字备选，最后定为“礼宗”。但有人说“礼宗”与金朝遗民为金哀宗拟的谥号相同，且古时有一位妇女名叫“礼宗”，便取其谐音，定为“理宗”。人们认为根据理宗尊崇理学的实际，庙号曰“理”也属名实相符，并且天下之间，“道理”最大，符合理宗至尊的地位，于是再无异议。据此而言，理宗庙号与他推崇理学并没有什么关联。然而一些封建史家又胡乱联系，说什么把“理”字析字取义，乃是“四十一年王者之象”之义，称赞其为“请谥于天”，这当然陷入了神秘主义的范畴，不足为信。
赵昀个人小档案
姓名：赵昀出生：开禧元年（1205）
属相：牛卒年：景定五年（1264）
享年：60谥号：建道备德大功复兴烈文仁武圣明安孝皇帝
庙号：理宗陵寝：永穆陵
父亲：赵希瓐母亲：全氏
初婚：23岁配偶：谢皇后（谢道清）
子女：2子1女继承人：赵禥
最得意：以一介平民登上帝位最失意：在位前期10年被史弥远控制
最不幸：两子早夭最痛心：端平入洛的失败
最擅长：隐忍待时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1）胡昭曦、蔡东洲：《宋理宗宋度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
（2）虞云国：《细说宋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度宗赵禥度宗赵禥

第五部分度宗赵禥咸淳元年——十年(1)

度宗像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皇帝，度宗赵禥（ｑí）都是幸运和不幸的复合体。作为一个人，其母亲地位低下，怀孕期间服用堕胎药，使他成为一个有着先天缺陷的人，这是他的不幸；而这样一个有着先天缺陷的人，却仅凭着与理宗的血缘关系登上了无数人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这又是他的幸运。作为一个皇帝，他却始终受制于权臣贾似道，被贾似道玩弄于股掌之间，这不能不说是他的悲哀；而虽然他昏庸无能、荒淫无度，在他统治期间内宋朝的灭亡已近在眼前，却最终得以寿终正寝，没有成为亡国之君，这又是度宗作为一个皇帝的幸运。
十年天子：先天不足的皇帝
理宗曾经有两个儿子，即永王赵缉和昭王赵绎，但都夭折了。此后，后宫再没有为理宗生下皇子。吏部侍郎兼给事中洪咨夔（ｋｕí）曾建议理宗选宗室子弟养育宫中，择其优者为皇子，但理宗此时刚过中年，仍然希望后宫能产下一子，所以没有采纳。淳祐六年（1246)，理宗已经年过40，仍然没有儿子，而立储之事已经不能再无限期拖延下去，遂开始物色皇子人选。从感情和血缘关系来讲，理宗理所当然地倾向于亲弟弟赵与芮的儿子，即后来成为皇帝的度宗。
度宗于嘉熙四年（1240）四月九日出生，小名德孙，母黄氏。黄氏名叫定喜，是赵与芮夫人李氏陪嫁而来的侍女，地位十分低下，后被赵与芮看中，二人有了夫妻之实。黄氏怀孕的时候，担心由于自己的地位影响孩子的未来，曾服药物堕胎，但没有成功。度宗极有可能是在母腹中受药物影响，发育迟缓，手脚发软，很晚才能走路，7岁才会说话，智力也低于正常孩子。《宋史·度宗本纪》所谓度宗“资识内慧，七岁始言，言必合度，理宗奇之”，除了7岁才会说话为事实以外，其余夸赞都应该是出于史家的溢美之辞，不足为信。
当时曾流传很多度宗出生时的神话，赵与芮的母亲全氏说夜晚梦到神仙对她说：“帝命汝孙，然非汝家所有。”也就是说，上天虽然给你送来一个孙子，但却不能继承本家香火，言外之意自然是要成为别人的孩子。这显然是骗人的把戏，赵与莒、赵与芮兄弟均为全氏之子，完全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赵与芮的夫人钱氏曾梦到日光照亮黄氏居住的屋子。黄氏则说有彩衣神仙抱着一条小龙放到自己怀中，随后怀孕，度宗出生的时候，屋内有红色光芒发出。这些神话大概是度宗被选为皇子以后编造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向世人表明度宗继承皇位乃天命所定，这是历代以来君权神授观念的必然结果。
理宗既然有了立德孙为皇子的愿望，便于淳祐六年十月将他接入宫内接受教育，赐名孟启。宝祐元年（1253）正月，又立他为皇子，赐名禥，正式确立了皇储身份。十月，又封赵禥为忠王。
由于赵禥的先天缺陷，当朝大臣多反对将他立为皇储。理宗为了说服大臣，甚至以完全虚幻的梦境来证明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他说曾梦到神人相告“此（指度宗）十年太平天子也”。理宗此举表明立储之事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只好采取这种无奈而带有欺骗性的手段。然而，理宗自己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说出的话竟然在若干年后成为现实，度宗后来果然作了10年天子，只是天下并不太平，而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
阿朱花卖地契（发生于理宗景定年间，那时南宋社会矛盾已经很尖锐了。）
理宗曾向宰相吴潜表示要立赵禥为太子，吴潜上奏曰：“臣没有史弥远那样的才能，忠王恐怕也没有陛下那样的福份。”理宗当初是在史弥远的扶持下篡夺了皇子赵竑的皇位，吴潜此话，一语双关，不但反对立赵禥为太子，而且触及到理宗与史弥远阴谋篡位的痛处，这让理宗十分尴尬，却无言以对，毕竟吴潜说的是事实。然而，立太子乃国家大事，宰相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具有重要影响，理宗不能置吴潜的意见于不顾，遂有罢免吴潜之意。
理宗与吴潜之间的隔阂由来已久。当初宋蒙交战之际，由于军情紧急，吴潜行事往往先斩后奏，这种行为让理宗深为不满。开庆元年（1259），蒙军渡过长江，围攻鄂州，理宗询问吴潜对敌之策，吴潜主张理宗迁都以避敌锋芒，自己死守临安。理宗竟哭着质问吴潜：“你想作张邦昌吗？”言外之意，就是指责吴潜要另立朝廷，图谋篡位。蒙古军撤走以后，理宗对群臣说：“吴潜几误朕。”显然是将君臣之间的不和公诸于众。二人之间在立储问题上的分歧，被右丞相贾似道利用。贾似道与吴潜早有矛盾。鄂州之战前，吴潜听从监察御史饶应子的建议，让贾似道移屯黄州。黄州乃是军事要冲，贾似道以为吴潜此举是要将他置于死地，因此怀恨在心。此时贾似道趁机上书，力主立忠王为太子，以迎合理宗之意，又命侍御史沈炎罗织吴潜指挥作战不力、在立储问题上“奸谋不测”等罪名。理宗便罢免了吴潜，扫清了立储问题上的一大障碍。景定元年（1260）六月，理宗下诏立忠王赵禥为太子。

第五部分度宗赵禥咸淳元年——十年(2)

在此过程中，似乎还夹杂着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宋人周密《癸辛杂识》记载，当时社会上流传着“魏紫姚黄”的传说。理宗有一个外甥名叫关孙，是理宗的亲姐姐四郡主与魏峻的孩子。关孙深得理宗母亲全氏的喜爱，全氏经常向理宗提起关孙，并为关孙求官职。理宗因为母亲的缘故，就想召关孙到宫中看一下，然后授与官职。按照规定，凡是异姓进入皇宫必须佩带腰牌，赵姓宗室子弟则不用。这次召见乃是一时权宜，便令关孙假名（赵）孟关，冒充宗室进入皇宫。赵禥不知从何处得来关孙进宫的消息，也与之同时进宫。史书对当时情况描绘得非常隐讳，并没有提到理宗见到二人前后的情况，但可以推测，理宗当时可能非常喜欢关孙。赵禥对此非常忧虑，不明白理宗为何要召见关孙，并赐他宗子的名字。他感受到了来自关孙的巨大压力，以为理宗要用关孙来取代自己，在事后就散布了“魏太子”的传言，说理宗有意立关孙为太子。赵禥此举非常狠毒，散布这种传言实际上是要将关孙置于死地。宰相王伯大和吴潜专门就此事上疏理宗求证，理宗表示并无此事，然而此后“四方遂有魏紫姚黄之传”。魏紫、姚黄都是牡丹花的品种，魏紫相传是宋初宰相魏仁浦家所种植，用魏紫来比喻关孙，表示其母为郡主，身份高贵；姚黄相传出自寻常百姓家，用它来比喻赵禥，暗示其母为侍女，身份卑微。虽然据理宗说并无调换之意，但后来关孙却非常“巧合”地淹死在赵与芮府邸瑶圃池中，遂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遐想空间，极有可能是赵禥父子谋害了理宗姐姐的孩子，以解除对赵禥皇位的威胁。事实究竟如何，恐怕只能是难以破解的谜了。
理宗对赵禥的教育非常严格。赵禥7岁时，理宗就让他入宫内小学读书，立为皇子后，又为他专门建造“资善堂”，作为学习的场所，并亲自为他作了一篇《资善堂记》。理宗还遍选名家作赵禥的老师，如汤汉、杨栋、叶梦鼎等人，都是名闻一时的大儒。理宗对赵禥每天的日程作了严格的规定，鸡初鸣入宫向理宗问安，再鸣回宫，三鸣就要到会议所参加处理政事，以锻炼其理政能力。从会议所出来以后，去讲堂听各位老师讲说经史，终日手不释卷。傍晚的时候，再到理宗面前问安，理宗借机考问他当天所学的内容，回答得正确，赐座赐茶；回答得不对，理宗则为他反复剖析；讲完以后，如果赵禥还不明白，就会受到理宗的斥责，令其明日再学。由于赵禥先天存在缺陷，因此学业并没有太大长进，经常惹得理宗大怒。然而赵禥毕竟是与理宗血缘关系最近的侄子，即便不成器，理宗也只能尽力而已。
理宗知道赵禥资质太差，很难有所作为，就为他娶了一位聪明机智、颇识大体的妻子。赵禥的妻子名叫全玖，出身名门世家，是理宗母亲全太后的侄孙女，与度宗是表兄妹关系。全玖眉目清秀，仪态端庄。其父是一位地方官，全玖自幼随父亲游历各地，因此言语伶俐，对时局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全玖初入宫时，理宗抚慰她说：“令尊宝祐间尽忠而死，每每念及，深感哀痛。”全玖听后，并没有哭诉父亲的去世，反而对理宗说：“妾父诚然值得追念，可淮、湖地区的百姓更值得挂念。”理宗感于全玖才智出众，景定二年十二月，将她册封为皇太子妃，让她辅助赵禥，倒也不失为一种补救措施。
景定五年十月二十六日，理宗去世，赵禥即位，是为度宗，尊理宗皇后谢氏为太后。群臣对赵禥的能力心中有数，故此时赵禥虽已25岁，但仍有人上表请求谢太后垂帘听政，终因不合祖宗法度而作罢。
度宗即位之初，出台了一些措施，以示将力求有所作为。他任命马廷鸾、留梦炎为侍读，李伯玉、陈宗礼、范东叟兼侍讲，何基、徐几兼崇政殿说书，以求能随时听这些大臣讲求治国之道。又下诏要求各级臣僚直言奏事，特别要求先朝旧臣赵葵、谢方叔、程元凤、马光祖、李曾伯等指出朝政中的弊端，以便加以改进。
然而，度宗这些举措无非是装模作样而已，很快他就沉迷于声色犬马，少有时间和精力打理朝政。史书中说，度宗作太子的时候，就以好色闻名，当上皇帝以后，更加放纵。这一点，度宗算是继承了理宗的衣钵。宋制规定：皇帝临幸过的嫔妃，次日早晨要到门谢恩，由主管官员记录在案。度宗即位之初，一次到门谢恩的嫔妃竟达30余人！度宗日夜沉溺于酒色之中，连公文也懒于批复，张像（南宋初理学传承中的重要人物，主张抗金。）交给最宠爱的妃子会稽郡夫人王秋儿等人处理。侍御史程无岳曾规劝过度宗：“帝王长寿的方法在于修德，清心、寡欲、崇俭都是长寿的根本。”看来后宫之事已为外朝官员所知，只是这些人不敢直接指责皇帝的“家事”，而是以相当委婉的方式加以规劝。度宗当面表示“嘉纳”，但实际上仍旧我行我素，根本不予理会。

第五部分度宗赵禥咸淳元年——十年(3)

理宗在世时，就以崇尚理学著称，他为赵禥选的老师，也多是一些理学名家，受此影响，度宗对理学也十分偏爱。早在作太子时，他就在一次前往太学拜谒孔子时，提出增加张栻、吕祖谦为从祀，深得理宗赞赏。即位以后，他提拔了一些理学之名士如江万里、何基等人，录用前代理学大家张九成、朱熹、陆九渊等人的后代为官，理学门徒也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很多职位。令人不解的是，虽然度宗推崇理学，但理学家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信条却几乎对他完全不起作用，他仍然每日沉迷于美色之中，醉生梦死。
赵禥个人小档案：
姓名：赵禥出生：嘉熙四年（1240）
属相：鼠卒年：咸淳十年（1274）
享年：35谥号：端文明武景孝皇帝
庙号：度宗陵寝：永绍陵
父亲：赵与芮母亲：黄定喜
初婚：22岁配偶：全皇后
子女：3子继承人：赵
最得意：资质驽钝却继承了皇位最失意：没能独断朝政
最不幸：终生为贾似道控制最痛心：自身的先天缺陷
最擅长：酒色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1）胡昭曦、蔡东洲：《宋理宗宋度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
（2）虞云国：《细说宋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3）吴泰：《宋朝史话》，北京出版社，1987年恭帝赵恭帝赵

第六部分恭帝赵德祐元年——二年(1)-(图)

度宗于咸淳十年（1274）七月去世，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儿子：杨淑妃所生的赵昰（ｘｉà）7岁，全皇后所生的赵（ｘｉǎｎ）4岁，俞修容所生赵昺（ｂǐｎɡ）3岁。恭帝像。
谢太后召集群臣商议立帝，众人以为杨淑妃所生赵昰年长当立，但贾似道和谢太后都主张立嫡子，于是赵被立为帝，是为恭帝。恭帝此时年纪尚幼，因此由太皇太后谢氏垂帘听政，但朝廷实权实际上仍掌握在宰相贾似道手中。在理宗和度宗统治时期，宋朝的灭亡已经不可逆转，恭帝即位不满二年，宋廷就投降了元朝。宋室江山是太祖赵匡胤从后周孤儿寡母手中夺得，最后又失于孤儿寡母之手。后人写诗讥讽道：
当日陈桥驿里时，欺他寡妇与孤儿。
谁知三百余年后，寡妇孤儿亦被欺。
孤儿寡母：南宋王朝的灭亡
赵即位之时，宋室江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蒙古铁骑大举南下，局势失去控制，宋王朝的统治已经陷入了瘫痪状态。
咸淳十年九月，元军向南宋发起了总攻。十二月，伯颜率兵进逼鄂州，在青山矶击败宋将夏贵率领的鄂、汉守军，汉阳、鄂州相继陷落。伯颜留下部分士兵守卫鄂州，自己率领主力部队，以宋朝降将吕文焕为前部，继续东下。沿江城池的守将多是吕氏旧部，元军所到之处，这些人纷纷归降，元军得以顺利地突破长江防线，于德祐元年（1275）春攻克军事重镇安庆和池州，兵临建康城下。
鄂州陷落后，长江防线洞开，南宋朝野内外大震，京师各界都把希望寄托于贾似道身上，呼吁“师臣”亲征，指望他能像理宗朝那样取得“再造”之功。贾似道不得已，在临安设都督府，准备出征。蒙军的一路统帅刘整原系宋朝骁将，理宗末年，贾似道在武将中推行“打算法”来排斥异己，刘整为其上司利用“打算法”迫害，被迫归降蒙古。贾似道对刘整的能力知道得一清二楚，由于惧怕刘整，他迟迟不敢出兵，直到德祐元年正月，听说刘整死后，他才高兴地说：“吾得天助也。”上表恭帝，请求出征。
贾似道抽调各路精兵10余万，装载着无数金帛、器甲和给养，甚至带着妻妾，离开京城，阵势绵延百余里（约相当于今天的40公里）。二月，行至芜湖，与夏贵会合。夏贵一见贾似道，从袖中抽出一张字条，上写：“宋历三百二十年。”言下之意，宋朝历时已近320年，国势已尽，不要为它丢了性命。贾似道心照不宣，点头默许。
贾似道到达前线之后，率后军驻扎于鲁港，命大将孙虎臣统领前军屯驻在池州下游的丁家洲，夏贵率战舰3500百艘横列江上。贾似道深知蒙古军队的勇猛，不敢与之正面交战，仍然幻想走开庆元年（1259）同忽必烈讲和的老路，因此下令释放元朝俘虏，送荔枝、黄柑等物给伯颜，希望通过称臣纳币求得和平。但此时元军的目标在于灭亡南宋，称臣纳币已不能满足元人的贪欲，求和的请求被断然拒绝。两军交战，伯颜连续突破孙虎臣、夏贵两道防线，直抵鲁港，宋军大败，死者无数，江水为之变赤，贾似道仓惶逃到扬州。
贾似道位居平章军国重事、都督诸路军马，度宗尊之为“师臣”，众臣视之为“周公”，却如此不堪一击，时人讽之曰：
丁家洲上一声锣，惊走当年贾八哥。
寄语满朝谀佞者，周公今变作周婆。
贾似道战败后，成为众矢之的，朝野上下出现处死贾似道的强烈呼声。谢太后却认为，贾似道勤劳三朝，不能因为一朝之罪，失了对待大臣的礼数，仅将贾似道贬为高州团练使，循州安置，并抄没其家产。行至漳州，贾似道于木绵庵为监押官郑虎臣所杀，结束了其擅权误国的一生。
经过鲁港之役，南宋部队损失惨重，士气严重受挫。伯颜继续沿江东下，德祐元年十月，元军自建康分三路向临安挺进。伯颜亲率中军进攻常州。常州地处交通要道，扼守临安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伯颜在此投入了20万军队，常州知州姚訔（ｙíｎ）、通判陈炤（ｚｈāｏ）等奋勇抵抗。伯颜驱使城外居民运土填充护城河，甚至将运土百姓也用作堆砌材料，最终筑成环城堤防。十一月十八日，元军总攻，两天后常州城被攻破，元军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上万人被害，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幸免于难。常州大屠杀产生了蒙古入侵者所希望的震慑作用，随后，当元军逼近平江时，平江守将未经接战便献城投降。
随着蒙古铁骑的逼近，临安府内人心惶惶，大批人试图逃离都城，尤其是朝廷大小官员，为保身家性命，带头逃跑。同知枢密院事曾渊子等几十名大臣乘夜逃走。签书枢密院事文及翁和同签书枢密院事倪普等人，竟暗中指使御史台和谏院弹劾自己，以便卸任逃走，御史章未上，二人已先逃跑。谢太后严厉谴责了这些不忠之臣，下诏说：“我大宋朝建国三百余年来，对士大夫从来以礼相待。现在我与继位的新君遭蒙多难，你们这些大小臣子不见有一人一语号召救国。内有官僚叛离，外有郡守、县令弃印丢城，耳目之司不能为我纠击，二三执政又不能倡率群工，竟然内外合谋，接踵宵遁。平日读圣贤书，所许谓何！却于此时作此举措，生何面目对人，死何以见先帝！”然而，太后的谴责在蒙古铁骑的威胁之下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根本不能激起内外官员为宋室而战的信心。德祐二年正月短暂的休战后，仅有6名官员出现在朝堂上。官员的逃跑瓦解了军心、民心，使宋王朝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皇室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第六部分恭帝赵德祐元年——二年(2)

擅权误国的贾似道已被罢免，此时朝廷如果能够振作起来，任用贤臣，局势或许还可以扭转。但恰恰此时，朝廷却犯下另一个严重的错误，即任命陈宜中为相。在陈宜中的主持下，宋朝终于陷入万劫不覆的深渊。陈宜中是一个狂妄自大、欺世盗名的两面派，惯于提出冠冕堂皇的高调言辞，谴责任何妥协退让的主张和行为。陈宜中本为贾似道所援引，贾似道兵败以后，他却率先提出处死贾似道，以提高自己的声望，毫无廉耻。统帅禁军的殿前指挥使韩震提出迁都建议，他竟然私自将其骗到自己家中杀害。
陈宜中长期通过这种哗众取宠的表演和豪言壮语来获得权势，提高自己的威望，但事实上却是一个优柔寡断、冒充抵抗英雄的胆小鬼。德祐元年春夏之交，战事最为激烈的时候，朝野内外纷纷要求他亲往前线督战，他却犹豫畏缩，不肯出城。显而易见，陈宜中不可能为宋朝冒生命危险。七月份，他离开临安，逃到了远离前线的南部沿海地区，要求朝廷在这一地区给他安排职务。他拒绝朝廷派来请他回朝的命令，太皇太后无奈，亲自给他的母亲写信。在他母亲的干预下，陈宜中回到了都城任职。太学生对陈宜中的逃跑行为进行了强烈的抨击，指责他畏首畏尾、胆小怕事，是一个言过其实的两面派，是和贾似道一样的误国之臣。
陈宜中当国，行事摇摆不定，徘徊在和与战之间，不能作出决断。他口头上喊出各种豪言壮语，实际上却懦弱怕事，没有与元军决一死战的勇气和才能。德祐元年年底，局势在他主持之下，朝着越来越不利于宋朝的方向发展，除了彻底投降以外，已没有其他回旋余地。文天祥、张世杰提出迁都到东南部地区，以图背水一战，胆小的陈宜中否决了这项提议，一意求和。德祐二年正月十八日，谢太后派大臣杨应奎向元军献上降表和传国玉玺，哀乞伯颜念上天好生之德，对宋朝皇室从宽处理。元朝要求与宰相面对面会谈，陈宜中被这种要求吓破了胆，便再一次抛弃了太后和年幼的皇帝，于当天夜里逃离了临安。
陈宜中逃走后，蒙古铁骑已兵临城下，局面已无可挽回。谢太后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出使蒙古军营谈判。文天祥正气凛然，被伯颜扣留，谢太后又派贾余庆出使。
二月初五，临安皇城里举行了受降仪式，赵宣布正式退位。三月二日，伯颜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临安。元世祖下达诏书，要伯颜送宋朝君臣速往大都朝见，赵同母亲全氏和少数侍从离开临安，踏上前往大都的路程。谢太后因有病在身，并未同行，但不久也在元军的逼迫下启程北上。至此，延续了近320年的赵宋王朝正式结束。
赵个人小档案：
姓名：赵出生：咸淳七年（1271)
属相：羊卒年：至治三年（1323）
享年：53庙号：恭帝
父亲：度宗母亲：全皇后
配偶：无继承人：赵昰
最得意：佛学上取得极高成就最失意：由一国之君沦为阶下囚
最不幸：因一首小诗被赐死最痛心：宋朝的灭亡
最擅长：佛学，翻译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1）虞云国：《细说宋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2）吴泰：《宋朝史话》，北京出版社，1987年端宗赵昰末帝赵昺端宗赵昰末帝赵昺

第六部分端宗赵昰末帝赵昺景炎元年——祥兴二年(1)

德祐二年（1276）二月，南宋正式投降元朝，延续了300余年的宋朝宣告灭亡。端宗像
末帝像
此后，赵昰、赵昺兄弟先后被宋室遗民拥立为帝，建立起流亡小朝廷，南宋臣民的抗元斗争在二王的旗帜下又坚持了数年。此时元朝一统中原已是大势所趋，小朝廷的反抗也只是垂死挣扎而已。尽管如此，南宋臣民体现出的忠义之气，仍然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流亡小朝廷
德祐二年正月，宋朝败亡已定。在元军进入临安以前，谢太后封赵昰为益王、判福州、福建安抚大使，赵昺为广王、判泉州兼判南外宗正，命人保护二王逃出了临安。赵昰一行躲过元军的层层围堵，到达温州。陆秀夫派人招来了躲藏于此的陈宜中，张世杰也率兵从定海前来会合。温州有座江心寺，南宋初年高宗南逃的时候曾到过这里，其御座此时还保存完好，众人于座下大哭，拥戴益王赵昰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广王赵昺为副元帅。此后二王就成为宋室遗民心目中仅存的希望。
都元帅府成立后，众人决定前往远离元军威胁的福建。五月一日，赵昰在福州即位，是为端宗，改元景炎。册封杨淑妃为太后，垂帘听政，进封赵昺为卫王。已经两次逃跑的陈宜中被任命为左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陈文龙、刘黼为参知政事，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苏刘义主管殿前司。流亡小朝廷在福州建立起来，并粗具规模。
流亡政权刚建立，外临强敌，内部却开始争权夺利，官员之间相互倾轧，分化了本已非常孱（ｃｈáｎ）弱的力量。时杨淑妃的弟弟杨亮节居中掌权，秀王赵与檡以赵氏宗亲的身份对杨亮节的所作所为多所谏止，遭到杨亮节的忌恨。杨亮节遂把赵与檡（ｚｈáｉ）派往浙东。朝臣有人言秀王忠孝两全，应该留下来辅佐朝廷，杨亮节听后更为忧虑，担心自己地位难保，驱逐赵与檡的心意更加坚决。赵与檡后来在处州与元军交战，被俘不屈而死。宰相陈宜中此时又使出自己擅长的党同伐异手段，排斥异已，指使言官将陆秀夫弹劾出朝廷。在小朝廷立足未稳的时刻，陈宜中的这种行为引起众人的普遍不满，张世杰责备陈宜中说：“现在是什么时候？还在动不动就以台谏论人！”陈宜中无奈之下，将陆秀夫召回。
南宋虽然已经投降元朝，但还有许多地区依然掌握在宋室遗民的手中。福建、两广大片地区仍处在流亡小朝廷的控制之下，李庭芝坚守的淮东、淮西地区也进行着拉锯战。但在元军的进攻下，淮东、淮西等地相继失陷，李庭芝战死。景炎元年（1276）十一月，元军逼近福州，此时小朝廷还有正规军17万，民兵30万，淮兵万人，拥有的兵力远比元军要多，完全可以与之一较高下，但由于朝政由陈宜中、张世杰二人主持，陈宜中一直就是一个胆小鬼，张世杰也“惟务远遁”，因此小朝廷在福州立足未稳，就又开始了逃亡。十一月十五日，陈宜中、张世杰护送着端宗赵昰、卫王赵昺及杨太妃乘一艘海船逃跑，刚刚入海，就与元朝水军相遇，由于天气不好，大雾弥漫，才侥幸得以脱身。离开福州之后，小朝廷失去了最后一个根据地，此后只能建立海上行朝，四处流亡。
端宗一行辗转泉州、潮州、惠州等地。景炎三年（1278）春，来到雷州附近的洲。逃亡途中，宰相陈宜中借口联络占城，一去不返，第三次充当了可耻的逃兵。端宗由于在逃亡途中受到飓风惊吓，惊恐成疾，四月十五日死于洲，年仅11岁。端宗死后，群龙无首，眼看小朝廷就要分崩离析，陆秀夫慷慨激昂，振作士气：“诸君为何散去？度宗一子还在，他怎么办呢？古人有靠一城一旅复兴的，何况如今还有上万将士，只要老天不绝赵氏，难道不能靠此再造一个国家么？”众臣便又拥立年方7岁的赵昺为帝，由杨太后垂帘听政，改元祥兴。
元军步步为营，小朝廷已陷入三面包围之下。洲地处雷州半岛，而雷州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对战局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元军的猛攻之下，雷州失守，小朝廷形势危急。张世杰数次派军想夺回雷州，但都没有成功，于是将流亡政权迁至崖山。崖山位于今广东省新会市南，与西面的汤瓶山对峙如门，称为崖门，宽仅里许，形成天然港口，内可藏舟。“每大风南起，水从海外排闼而入，怒涛奔突，浪涌如山”，而“崖山东西对峙，其北水浅”，每天早晨和中午涨潮落潮时分，既可“乘潮而战”，又可“顺潮而出”。崖山的这种地理特点，后来被元军利用，导致宋军大败。

第六部分端宗赵昰末帝赵昺景炎元年——祥兴二年(2)

崖山总图
小朝廷到达崖山时，尚有正规军和民兵20万人，而进攻的元军只有数万，仅就兵力而言，双方相差悬殊，且元军不善水战，宋军无疑在这方面占有优势。但张世杰已经对前途不抱希望，放弃了对崖门入海口的控制，把千余艘战船背山面海，用大索连接，四面围起楼栅，结成水寨方阵，把木制战船两侧用衬垫覆盖，以防御元军的火箭和炮弩，赵昺的御船居于方阵之中，打算在此死守。张世杰此举有两大失误，一是放弃了对入海口的控制权，等于把战争的主动权拱手交给了对方；二是把千余战船贯以大索，结成水寨，虽然集中了力量，但却丧失了机动性，相当于把宋军暴露在敌人面前，任人攻打。元将张弘范率水军赶到，控制了崖山之南的入海口，又从北面和南面两个侧翼切断了宋军的所有退路。宋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在10多天的防御战中，将士们只能以干粮充饥，饮海水解渴，饮过海水的士兵呕吐不止，战斗力严重削弱。
一个暴风雨的早晨，元军对宋军发起总攻。元将李恒指挥水军利用早晨退潮、海水南流的时机，渡过平时战舰难以渡过的浅水，从北面对宋军发动了一场突袭，到中午，北面的宋军已被元军击溃。南面的元军又在张弘范的指挥下，利用中午涨潮、海水北流的时机，向宋军发动了另一次进攻。宋军南北受敌，士兵又身心疲惫，无力战斗，全线溃败。战斗从黎明进行到黄昏，宋军多艘战舰被毁。张世杰见水师阵脚大乱，战船为大索联贯，进退不得，下令砍断绳索，率10余战舰护卫杨太后突围。
张世杰率帅船杀到外围，见赵昺的御船过于庞大，被外围的船只阻隔在中间，无法突围，便派小舟前去接应。当时天色已晚，海面上风雨大作，对面不辨人影，陆秀夫惟恐小船为元军假冒，断然拒绝来人将赵昺接走。张世杰无奈，只得率战舰护卫着杨太后杀出崖门。宋军败局已定，陆秀夫知道已没有逃脱的可能，便把自己的妻子儿子赶下大海，然后对赵昺说：“事已至此，陛下当为国捐躯。德祐皇帝受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赵昺身穿龙袍，胸挂玉玺，随陆秀夫跳海自尽。官员、妇女、将士们也纷纷随之跳海。
这是一场少见的残酷战役。结束时，海面上到处漂浮着尸体。文天祥此时正在崖山元营，亲眼目睹了这一惨状，他在诗中写道：“羯来南海上，人死乱如麻。腥浪拍心碎，飙（ｂｉāｏ）风吹鬓华。”据记载，宋朝在这场战役中损失了10万人！
陆秀夫负帝投海图数天之后，陆秀夫尸体浮出海面，被乡人收葬。元军在清理战场的时候，发现一具身穿黄衣的幼童尸体，身上带有金玺，上书“诏书之宝”四字，送交张弘范，经确认是赵昺所带玉玺。张弘范再派人寻找赵昺尸体时，已下落不明。
张世杰带着杨太后冲出重围。听到帝昺的死讯后，杨太后痛哭，投水自尽。张世杰收拾残部，逃亡海上。突遭暴风雨，张世杰仰天大呼：“我为赵氏已经尽心尽力了，一君亡，又立一君，如今又已亡矣。如今遭逢大风，不知天意如何？若老天不要我存复赵氏，就让大风吹翻我的船吧！”话语刚落，狂风大作，船便沉于海中。
崖山之战是元军消灭南宋最后一战，流亡近三年的南宋小朝廷灭亡。张世杰、陆秀夫等人的部署失当，是崖山之战失败的重要原因。虽然如此，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不能不让人叹服。
宋陵大浩劫
宋朝皇帝陵墓本在河南奉先（河南巩义市），北宋9帝除徽、钦二帝被金人掳走，客死异乡外，其余7帝均葬于此。北宋灭亡以后，河南地区为金朝控制，宋帝当然不能继续葬在奉先。绍兴元年（1131），哲宗皇后孟氏去世，遗命先择地“攒殡”，待恢复中原以后，再归葬河南。后葬于绍兴府会稽县宝山泰宁寺。后来此地就成为南宋的皇家陵园，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及徽宗梓宫均葬在这里。
宋朝灭亡不久，在元朝政府的默许之下，发生了一场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盗墓行动。这次盗墓的首要人物是西藏僧人杨琏真加。杨琏真加是吐蕃高僧八思巴的弟子，元世祖忽必烈崇尚佛教，尊八思巴为帝师，杨琏真加遂凭借老师的关系被任命为江南诸路释教总摄，总管江南地区佛教事务。
最先被盗的宋陵是魏王赵恺的坟墓。赵恺是孝宗的次子，葬在会稽县山阴法华山天长寺。至元二十二年（1285），会稽县泰宁寺僧人宗允、宗恺为讨好杨琏真加，勾结天长寺僧人福闻发掘了魏王赵恺的陵墓，获得不少珠宝，献给了杨琏真加。魏王陵的发掘极大地刺激了杨琏真加等人的贪欲，他们招来河西僧人及其凶党，开始大规模地挖掘宋陵。宁宗及皇后杨氏、理宗、度宗的陵寝成为首批被盗的宋帝陵。宋陵护陵使罗铣（ｘｉǎｎ）拼死保护，遭到痛打，被人用刀架着赶出了陵园，罗铣趴在地上号啕大哭。

第六部分端宗赵昰末帝赵昺景炎元年——祥兴二年(3)

四陵之中，理宗陵寝所藏宝物尤多，据称打开墓葬的时候，有白气冲天而出，乃是宝气凝聚而成。理宗的尸体仍完好如生，有人说这是因为理宗口中含了夜明珠，这伙盗贼于是将理宗的尸体搬出墓穴，倒悬在树上。允泽用脚猛踢理宗的头颅，以示自己无所畏惧。防腐的水银慢慢地从理宗口中滴了三天三夜。西藏僧人之间有个习俗，即得到帝王的髑髅（ｋū ｌóｕ）可以厌胜、致巨富，因此杨琏真加指挥手下将理宗的头颅割了下来，据为己有。杨琏真加一伙走后，罗铣买棺置衣将诸帝骸骨重新收敛，悲痛欲绝，附近乡里百姓皆为之感泣。到了夜晚，听到四面山中皆传来哭声，旬日不绝。后来，理宗的头颅一直在西藏僧人手中流传。明朝立国以后，太祖朱元璋得知此事，“叹息良久”，派人找到了理宗的头颅，于洪武二年（1369）以帝王礼葬于应天府（江苏南京），第二年又命人将理宗的头骨归葬到绍兴永穆陵旧址。
宋陵神道
不久，杨琏真加一伙又对宋陵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徽宗、钦宗、高宗、孝宗、光宗五帝及孟氏、韦氏、吴氏、谢氏四位皇后的陵寝在这次发掘中无一幸免。徽、钦二帝皆死于金朝，金朝虽曾归还遗骨，但高宗并未开棺检验。杨琏真加等人打开二帝的陵墓，但一无所获，徽宗棺中只有朽木一段，钦宗棺中有木灯檠（ｑíｎɡ）一枚。高宗、孝宗二帝的遗骨由于年岁已久，已经“骨发尽化，略无寸骸”。高宗墓内只有锡器数件、端砚一只，孝宗陵只有玉瓶炉一幅、古铜鬲一只。光宗吴后、宁宗杨后的尸体尚“俨然如生”，罗铣后来把二后的尸体重新装进棺材，然后火化了。陵墓内有数以万计的金钱，为尸气所蚀，如铜钱一般，诸僧弃而不取，多为附近村民拾得。
中国古代改朝换代之际，多对前代帝王陵寝采取保护政策。虽然中国历史上帝王陵寝被盗的记录史不绝书，但多属个人所为，与政府没有多大关系。宋陵被盗则与此性质截然不同。杨琏真加等人的盗墓行动得到了元朝政府的鼎力支持，曾有元朝官员和赵宋宗室请求元世祖保护宋陵，但忽必烈均置之不理。盗墓所得的宝物很多都献给了元政府，忽必烈曾用这些宝物装修天衣寺。元世祖对盗墓的支持态度当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关。宋朝虽亡，但仍不断有人打着复兴宋室的旗号起义反元，杨琏真加借机上“压胜”之说，提出建造佛塔、佛寺，将宋帝遗骸置于其下，以压服宋人。这种说法正好迎合了忽必烈稳定统治的想法，忽必烈也想借发掘宋陵的机会，断绝百姓对赵宋的留恋与怀念，因此对杨琏真加的盗墓举动采取了支持态度。
杨琏真加的盗墓行动及元朝政府的支持带来极坏的影响。史称自此之后，“江南掘坟大起，天下无不发之墓矣”。此前遗留下来的坟墓普遍被盗，这种行为对中国古代文物的破坏性影响不言而喻。忽必烈本欲通过杨琏真加等人的行动来压服百姓，稳定统治，没想到却适得其反，这种掘人陵墓的行为引起了宋朝遗民的极端仇恨，百姓反抗情绪愈加高涨。直到元朝末年，朱元璋起事的时候还在借“宋陵事件”鼓动百姓反元，这是当初蒙古统治者万万没有料想到的。

第六部分端宗赵昰末帝赵昺景炎元年——祥兴二年(4)

赵昰个人小档案
姓名：赵昰出生：咸淳四年（1268）
属相：龙卒年：景炎三年（1278）
享年：11庙号：端宗
陵寝：永福陵父亲：度宗
母亲：杨淑妃
赵昺个人小档案
姓名：赵昺出生：咸淳八年（1272）
属相：猴卒年：祥兴二年（1279）
享年：8父亲：度宗
母亲：俞修容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1）虞云国：《细说宋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2）吴泰：《宋朝史话》，北京出版社，1987年附录附录：
宋代帝王世系(960——1279)太祖赵匡胤建隆元年（960）——开宝九年（976）
太宗赵炅太平兴国元年（976）——至道三年（997）
真宗赵恒咸平元年（998）——乾兴元年（1022）
仁宗赵祯天圣元年（1023）——嘉祐八年（1063）
英宗赵曙治平元年（1064）——四年（1067）
神宗赵顼熙宁元年（1068）——元丰八年（1085）
哲宗赵煦元祐元年（1086）——元符三年（1100）
徽宗赵佶建中靖国元年（1101）——宣和七年（1125）
钦宗赵桓靖康元年（1126）——二年（1127）
高宗赵构建炎元年（1127）——绍兴三十二年（1162）
孝宗赵眘隆兴元年（1163）——淳熙十六年（1189）
光宗赵惇绍熙元年（1190）——五年（1194）
宁宗赵扩庆元元年（1195）——嘉定十七年（1224）
理宗赵昀宝庆元年（1225）——景定五年（1264）
度宗赵禥咸淳元年（1265）——十年（1274）
恭帝赵德祐元年（1275）——二年（1276）
端宗赵昰景炎元年（1276）——三年（1278）
末帝赵昺祥兴元年（1278）——二年（1279）后记后记
写这本普及历史知识的书，说来容易，在行家里手看来，这种“小儿科”有什么好写的。这是误解，其实要准确地把握宋代皇帝相当困难，更何况是以很短的篇幅来涵盖。记得有一次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刘晓先生通电话，我告知他正在忙于撰写《正说宋朝十八帝》，并戏称这是“应景之作”，算不得什么的。出乎意料的是，刘晓先生或许是不好意思批评，或许是出于鼓励，他在电话中这样对我说，理科的科普作品通常都是学术造诣极高的大家来写，人文科学的普及读物却很少如此，其实文科也应该跟理科一样，普及读物最好是由学术上成就卓著的学者来写。他还谈到了日本历史学界的情况，说元史在日本非常盛行，这与日本从事元史研究的杉山正明教授的著述有着很大关系。他的作品深入浅出，将深奥的学术写得通俗易懂，影响了很多日本人，使有志于元史研究的人大为增加，进而也推动了日本元史研究的兴盛。我当时就说我不是什么“家”，更无成“家”的非分之念，无非是为了将更准确的历史知识提供给读者而已，希望多少能收到普及历史知识之功效。
当初，中华书局编辑徐卫东先生打电话来，要我“正说”宋朝十八帝，原本是不想应承的，一则是教学、科研任务非常繁重，怕保证不了时间，耽误了出版社的相关计划，有负徐先生的好意与重托；二则是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写过类似的东西，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经验，如果写不好，反倒不如不写的好；三是担心有不务正业之嫌。然而，很快又完全打消了这些念头。推广普及正确的历史知识，不仅有助于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历程，而且对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我愿意为此略尽绵薄之力。
决定“正说”以后，开始着手草拟提纲，在与徐卫东、宋志军两位编辑商讨之后，基本确定了写作思路。初稿完成后，每一篇都凝聚了徐、宋二位先生的心血，他们提出了很多恰如其分的修改意见，使笔者获益良多。在此，感谢他们的无私帮助。我的研究生侯贝贝、孙健、刘雅萍、罗慧娴、杨甲、刘志华也倾注了大量时间、精力，为本书的完成提供了保障，对他们也表示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