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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暮霭中的天才（1）

如果我们的运气不大好，身处一群牛人之中，就会发现这实在是件非常痛苦的事，因为在目睹他们的光辉业绩后，自己难免会心甘情愿地生出一种挫败感，牛人可以做到你永远做不到的事情。我们习惯把这种牛人叫做天才，他们的生命往往灿若流星，在刹那闪耀之后，瞬间又归于湮灭，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张居正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耀眼的神童
如果我们的运气不大好，身处一群牛人之中，就会发现这实在是件非常痛苦的事，因为目睹他们的光辉业绩后，自己难免会心甘情愿地生出一种挫败感，牛人可以做到你永远做不到的事情。我们习惯把这种牛人叫做天才，他们的生命往往灿若流星，在刹那闪耀之后，瞬间又归于湮灭，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张居正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幸的是，我们没有生活在他的时代，不必去仰望他的辉煌而自惭形秽；不幸的是，我们不能亲眼目睹他的风采，只能通过一些历史的碎片来追寻他的生命轨迹。
想当年，朱元璋这个不甘寂寞的和尚改了行，操起家伙成了职业造反者，并迅速拉起了一支队伍。这支队伍多数是淮西人，里面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兵叫做张关保，是朱元璋的同乡，也许他并没有太高的追求，造反的目的只是希望能吃口饱饭而已。后来朱元璋的队伍越来越大，人才也越来越多，终于成了气候，这个当初的小和尚踩着累累的尸骨，登上了九五之尊的宝座，成了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这时朱元璋的身边将星闪耀，名臣云集，在李善长、徐达、常遇春、冯胜、刘基这些耀眼的名字的光芒下，那个曾经谁也没注意到的小兵张关保领了一个世袭千户的官衔，来到了远离政治中心的湖北地区定居下来。那些名臣大将不会想到，在二百年之后，这个不起眼的小千户的后代将会给大明王朝注入一针强心剂。
浮生如梦，大明王朝转眼间已经走过了近二百年的沧桑岁月，也已经传承到了第十一位皇帝，如今的大明王朝早已没有了当年横扫天下的充足中气，没有了下西洋、修大典的活跃繁荣，没有仁宣之治的成功。剩下一边炼丹修仙一边不断挑唆大臣内斗的嘉靖皇帝朱厚璁，还有庞大而无用的官僚队伍、弊端百出的政治体制、不断告急的边关形势，以及经常在边境甚至是北京城周围打游击的鞑靼大军，国人不禁仰天长叹：“难道我大明真的气数已尽了吗？”
就在大家以为大明王朝就要垮塌的时候，救星出现了，他果断出手将大明王朝从悬崖的边缘拉回，后世的历史学家一致断定，正是这个人给了大明王朝一个最富庶的时代。他就是张居正，一个耀眼的天才。
在每个朝代，都会出现这么一种情况：帝王名臣在出生的时候，都必须要有异相出现，预示着这个人非比寻常。传说唐太宗李世民出生的时候，在门前有两条龙在玩耍，一直玩了三天才离开；宋太祖赵匡胤出生的时候，满屋子都是红光，而且弥漫着香气，过了三天，香气才散去；即使苦大仇深的朱元璋，据说出生时也是红光满地，邻居们都以为是老朱家着火了。瞧人家的登场，都和唱戏一样，好不热闹。
张居正虽然不是皇帝，但是要比大多数皇帝牛得多，所以顺理成章也是有异相的：据说在嘉靖四年（1525年）的一天夜里，张居正的曾祖张诚大概是睡得五迷三道的，梦见月亮掉进了水瓮里，之后又变成一只白龟浮了上来。与此同时，祖父张镇梦见家里发了大水，水流得满屋都是，他很惊讶，就问周围的人：“哪来的这么多水？”有人回答：“这是从张少保家的地里流出来的。”

帝国暮霭中的天才（2）

张诚与张镇睡醒之后，张居正就出生了，他们俩商量了一下，觉得这个孩子不一般，白龟在古人眼里可是难得一见的灵物，象征着祥瑞降临，而且梦里还提到了张少保，少保可是从一品的大官啊！这个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于是就根据梦境给婴儿取了与白龟谐音的“白圭”为名。这个张白圭，也就是日后名扬四海的张居正。
张家并不是名门望族，虽然祖上曾经是千户，也算是中级军官，但是到了张居正的曾祖张诚这一代时，因为不是长子，所以没能继承职位。后来张诚迁到了江陵，等到了张居正出生的时候，这个家庭早已与千户的职位没有关系了。张家现在虽然不至于三餐不济，但是也算不上富庶。张诚有些口吃，但是目光长远，非常重视对儿孙的教育。后来张居正还时常回忆起幼时曾祖对自己的谆谆教导。
张居正的祖父张镇并不是读书人，而且不务正业，每天游手好闲，不过性格很豪爽，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够过上奢华的生活，可惜一生也没有什么大出息，后来找了一份工作，是在荆州城里的辽王府邸之中做护卫。每次有空，张镇都要对小张居正讲述王府里是怎样的奢华，然后告诉孙子将来要努力，有出息的话，就能让全家人都住到那种奢华的地方里了。张镇没想到的是，自己的这些期盼日后居然真的实现了，遗憾的是他自己却没能看到。张居正记住了爷爷的期盼，他坚信自己会实现爷爷的奢华之梦的。
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在张诚的教导下，从小就发奋读书，希望自己能够金榜题名，后来果然在二十岁就中了秀才，但是此后一连考了七次，也没能考上举人。后来儿子张居正都已经高中进士，进了翰林院，张文明还是一介秀才，他这才放弃了考下去的念头，不过有这样一个儿子，他也知足了。张文明有一个缺点，就是爱占便宜，这一点后来给张居正带来了不少麻烦，此是后话。
就生长在这样一个普通的家庭里，谁也没想到张白圭这个小孩子居然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不知道是基因突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总之这孩子的确是聪明到了极点。五岁时，张白圭就进入了私塾读书，这比我们现在的孩子读书可早多了。读了几年之后，张白圭突然告诉自己的父亲，老师有事找他，张文明很生气，心想：这小子肯定闯祸了，所以老师找来了，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张文明找到了老师，没想到老师一张口就让他愣住了，老师说：“这孩子我教不了。”张文明想：不是吧，孩子闯了什么祸，至于要直接开除？而老师的下一句话让他彻底傻了：“这孩子太聪明，我已经没有新东西可以教给他了，你带他去参加科举吧，他已经有这个实力了。”张文明想：你不是拿我开涮吧，这么小的孩子能行吗？看上去这个老师一点也没有开玩笑的意思，张文明觉得既然迟早都要上考场，那么就带儿子试一次吧。
张白圭就这样参加了考试，没想到第一次就中了秀才，而且居然还是第一名，这一年，张白圭只有十二岁。正当张文明乐得找不到北的时候，有人告诉他荆州知府李少翺大人请张文明父子过府一叙。张文明急忙把儿子送到知府那里。
原来李少翺作为本次考试的主考官，在阅卷的过程中发现了张居正的试卷，觉得此人无疑是鸡群之中的一只凤凰，于是决定把他作为第一名录取。而等到录取完毕，拆开试卷上的糊名（为了防止科考舞弊，在判卷的时候盖住了考生信息）。李少翺发现这个头名秀才居然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更是大为惊诧，于是希望能见一见这个惊才绝艳的神童。李少翺与张白圭见面后，言谈之间发现这孩子当真是不得了，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李少翺大加赞赏之后，觉得张白圭这个名字不是很好，于是从《公羊传》摘取“故君子大居正”一句，建议他改名“居正”，希望他能够堂堂正正做人，为国为民作出贡献。张文明见知府大人如此抬爱，自然大喜过望，当即答应下来，于是张白圭从此改名为张居正，这个名字将伴随他一生，将在史书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将被世世代代所铭记。

帝国暮霭中的天才（3）

年少得志的张居正创造了科考奇迹，他自信满满地开始准备第二年参加乡试，觉得一举考取举人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张神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会在人为的干预下落榜，还好这次落榜将给他带来的却并非坏处。
原来张居正十二岁就考中了秀才，因此声名鹊起，轰动了全荆州。当时的湖广巡抚顾璘也听说了这位神童，得知他今年又准备前来考取举人，非常好奇，就想看看这个小孩子到底有什么了不起，于是就把张居正找来，两人进行了一番详谈之后，顾璘也惊呆了，这个孩子果然非比寻常。要知道顾璘自己当年也曾经被称为神童，二十一岁就中了进士，是有名的大才子。但是他觉得自己当年与张居正比起来，还是差了很远，于是断定张居正日后必然是朝中重臣。顾巡抚称小张居正为“小友”，并对身边的其他官员说：“这孩子将来是能做宰辅的大才，当年张说见到神童李泌，认为其前途广大，今天我看张居正也不输给当年的李泌啊！”李泌是唐朝时的四朝元老，官至宰相，是有名的能臣，他七岁时见到了当时的宰相张说，两个人各做一首诗，结果身为大诗人的张说居然被小李泌盖了过去，因此张说对李泌赞赏不已。顾璘赞赏完张居正，又把自己腰间所系的犀带解下来，交给张居正，告诉他：“你日后的成就是我所不能比拟的，将来一定可以系上玉带，我这条犀带配不上你，只好先委屈你一下了。”明朝制度，二品官员系犀带，而一品官员才能系玉带，可见顾璘对张居正之器重。
后来顾璘又请张居正到自己家里吃饭，在席间将自己最小的儿子叫出来，引见给张居正认识，并告诉儿子：“这位荆州的张秀才将来肯定是国家的头等重臣，那时你可以去见他，他念在你是故人之子的分上，一定会照顾你的。”
看到巡抚大人如此器重张居正，其乡试中第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正当张居正也被这样的礼遇搞得头昏脑涨的时候，乡试发榜了，结果却让无数人跌破了眼镜，神童张居正竟然榜上无名！不明缘由的张居正只好郁闷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回到家准备三年之后再考一次。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了张居正三年。
三年后，十六岁的张居正再次参加了乡试，他相信自己这次一定没有问题，结果终于不负众望，考中了举人。要知道，十六岁就考中举人是可以让所有人都眼红的成就。著名的“考试抽风综合征”患者范进，就是因为考中举人兴奋过度才发了疯，要不是专业屠宰人士胡屠户临时兼职干起了医疗事业，这老小子还指不定要抽风到什么时候。而那一年范举人已经五十开外了，这在举人里还算是不错的。无数读书人从青壮年熬得进了棺材，也没有中举，像徐渭、蒲松龄这样的大才子中举时年纪也都不小了。
张居正当然是激动不已，认为自己终于洗刷了三年之前落第的耻辱。这时一个人出现了，正是张居正的老朋友顾璘。顾璘听说张居正中了举，于是专程来见他，并且告诉了张居正三年前落榜的真相。原来当年张居正的卷子原本被考官看中，准备予以录取。可是顾璘特别叮嘱考官，这一次考试无论张居正考得怎么样，都必须让他落第。考官惊呆了，大家都知道顾巡抚对张居正喜欢得不得了，可是转眼间就让张居正落第，难不成顾巡抚心理变态？虽然不理解也要执行，官大一级压死人啊！于是张居正落榜了。

帝国暮霭中的天才（4）

张居正听得目瞪口呆，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顾璘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张居正：自古以来，年少之时堪称神童的人其实不少，但是长大成人之后真正能有大成就的人却凤毛麟角，究其原因在于儿时的成功，让他们赢得了太多的赞誉，他们在赞誉之中逐渐变得骄傲自满起来，于是再也不思进取，只会吟诗作对，空得一个才子的虚名，最终却一无所成，无益于家国天下。顾璘看出张居正不但文采斐然，更是一个治世之才，害怕他在无限荣耀中迷失方向，不思进取，那样的话这个天才就糟蹋了，所以故意让他受些挫折，使其懂得收敛锋芒，懂得忍耐，才能有大成就，才能担当起治国兴邦的重任。
听完了顾巡抚的话，张居正感动得热泪盈眶，聪明的他当然不难理解巡抚大人的一片苦心，完全是出于对自己的关爱与照顾，张居正后来回忆起顾璘的恩德，说：“顾公的恩德，我只能以死相报，如今无时无刻不记在心中，不敢忘怀。”可见他实在是非常感激顾璘。
顾璘还告诉张居正：“古人往往说大器晚成，其实那只是针对中等人才来说的，并不适合你这样的奇才，我上次的一念之差，耽误了你整整三年时间。希望你能牢记，做人一定要有远大的志向与抱负，我希望你能成为伊尹那样的辅国良相、颜回那样的谦谦君子。”感激涕零的张居正牢牢记住了顾璘的教诲，此后一心向着辅国良臣的目标不断前行，至死不改。他不想虚度这有限的人生，也不想让那些对自己抱以厚望的人失望，所以后来即使身处暴风骤雨之中，他始终屹立不倒，向着自己的目标不断前行。所以说，顾璘是张居正人生中第一个产生重大影响的人。
当然，这时年纪尚轻的张居正还没有想到以后那么多的事情，只是热血沸腾地要向着获取功名奋斗，他觉得凭借自己的才干，天下没有做不成的事。但是现实生活总是非常残酷的，少年心中的童话即将被打破。不久之后发生的一件事将让张居正的人生轨迹发生新的变化。在经历了这件事之后，张居正决心要为自己争取最高的地位，他要得到最大的权力，他要掌控一切—不惜任何代价，不允许任何人阻挡。
怨恨的种子
世界毕竟是无所谓公平的，有冻死街头无人收尸的，也有夜夜笙歌锦衣玉食的。芸芸众生中就有这么一种人，他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也无心进取—其实这也没什么，反正坑的是自己。但是要命的是这种人还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强，他只要发现谁比较牛，自己比不上，就拼命想踩倒人家，看到别人痛苦他才会开心，我们通常把这种人叫做小人，也可以看成是“红眼病”患者，而且治不好，是真正的顽疾。而张居正这辈子可以说得上是犯小人，一辈子总是受到小人的攻击（当然攻击他的不全是小人），他会马上遇到第一个让他痛苦的小人。
就在张居正在为自己年少中举，又备受大家推崇，激动得热血沸腾，就等着要干出一番大事业的时候，他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背后正有一道恶毒而又充满嫉妒的目光在注视着他。这个罹患重度红眼病的人就是辽王朱宪(■火加节)，辽王可不是普通的人物，他是正宗的皇亲国戚，御封的藩王，世袭罔替。
辽王封爵的历史很久远。当年朱元璋扫平天下，又打跑了蒙古人。但是北方蒙古人的威胁依然没有解除，习惯了大摇大摆在中原享福的蒙古人被赶回草原之后，才发现这里的环境和中原简直就是没法比啊，没有了富丽堂皇的宫殿，只能住在帐篷里；没有了山珍海味，只能吃牛羊肉，更没有那么多汉人可以供其驱使，这可怎么得了，好日子还没过满一百年呢，就完了？于是蒙古人隔三差五总要打过来几次，就算不能抢回中原，毕竟抢回点人口与财产总是好的嘛。

帝国暮霭中的天才（5）

朱元璋看到北边的威胁太大，于是就先后多次北伐，虽然都获得了胜利，但是始终不能彻底消除蒙古人的威胁。朱元璋想：这可怎么办啊？在这样的形势下，在大明的北方边境就必须长期驻扎重兵，以便随时对抗北方的蒙古人入侵，但是如果派大将领兵，又害怕拥兵自重的将领造反。想来想去，觉得还是自己的儿子可靠，于是就把自己的几个儿子封王，驻扎到了北部边境。每个藩王都手握重兵，只要蒙古人敢轻举妄动，就立刻抽他，就算打不着你，也能吓死你，逼得蒙古人只能天天在草原上东躲西藏，有机会就抢，一看不好就赶紧撤，与明朝玩“躲猫猫”。那个时候算得上是明朝藩王的黄金时代，手握重兵，而且还有财政大权，舒服惬意到了极点。这些藩王中就有辽王，辽王是明朝最早的一批藩王之一。
而这些被封在北方边境的藩王中，最著名的就是燕王朱棣了。朱元璋的几个儿子之中，数他最不安分。本来皇位轮不到他坐，太子是他大哥朱标的，可是朱标死得早，朱棣以为自己很有希望当太子，没想到老爹朱元璋却选了朱标的儿子朱允炆做皇太孙，将来继承皇位，朱棣对此大为不满。
后来等到朱元璋蹬腿之后，皇太孙朱允炆当了皇帝，又看这些手握重兵的叔叔们不顺眼，想要剥夺他们的兵权。这下朱棣可不干了，我当年打仗的时候，你小子还不知道在哪呢，居然骑到我头上之后，还想收拾我？不收拾死你，当我是病猫啊。于是他领兵造反，这仗一打就是四年，朱允炆还是毛嫩，净任用一些烂泥扶不上墙的人，像李景隆那样的废物，齐泰、黄子澄这样的书呆子。结果朱棣终于打下了南京城，而他的侄子朱允炆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朱棣就这么登上了皇位，这就是永乐皇帝。
当了皇帝之后，朱棣当然也知道那帮手握重兵还在陪蒙古人玩“躲猫猫”的兄弟们的情况有点不妙：万一哪天他们也厌倦了在边境喝西北风的日子，也来一次“清君侧”怎么办。于是想出各种办法，栽赃陷害，找碴儿报复，总之一个一个地剥夺了这些藩王的兵权，把他们迁到内地，给一点封地，让他们吃穿不愁，也可以享受荣华富贵，但是手里一没兵，二没钱（组建军队非常费钱，藩王虽富，但还是没有这个财力），绝对没有实力造反。除了这些，还有一个规定，彻底断了这些藩王们造反的念想：藩王没有皇帝准许的话，就只能在自己这块很小的封地上活动，如果敢擅自离开，就是重罪，搞不好藩王的爵位都会被罢免。所以明朝的藩王从永乐一朝开始，说不好听点就是变相的高级囚犯。就这样，原本在辽东驻守的辽王也就被迁到了荆州。
藩王们其实对朱棣的做法也都很不满，但是已经无能为力了，后来虽然有个别藩王不信邪（安化王、宁王等），喊出“向朱棣学习”的口号，也想坐在龙椅上爽一把，但是实力的差距实在是太大，很快就被朝廷灭了，从此藩王们都老实了。老实下来的藩王们开始安逸于享乐，其他的根本不去想，虽然很无聊，但也没办法，可是人一无聊就会做出很多愚蠢的事情，所以才会出现像辽王朱宪(■火加节)这种挑战人类愚蠢极限的“人才”。
由于朱宪(■火加节)的老爸死得早，所以虽然与张居正年龄相仿，但他已经袭了爵位。本来像张居正这种平头百姓没有什么机会与尊贵的辽王出现交集的，虽然张居正的祖父张镇是在辽王的府邸里担任护卫，但是府中的护卫很多，辽王也未必就能留意到还有这么个不起眼的张镇。事情从张居正出名之后就发生了转变，由于张神童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弄得荆州以及周围地区的人们只要不是聋子就都知道他的名字与事迹。这本来是好事，但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坏事就坏在辽王这个人以及他的母亲身上。

帝国暮霭中的天才（6）

辽王朱宪(■火加节)这个人从小锦衣玉食，加上家里不差钱（明朝藩王的俸禄是一品官的五十倍，还有各种其他收入），而且朝廷不允许藩王兼任官职，所以也不必为了升官而奋斗，辽王整天都在混吃等死的糜烂生活中度过，除了玩就是玩，这也是明朝绝大多数藩王的人生发展方向，因为一个太有追求的藩王往往会引起皇帝的警觉，未必是好事。
本来一直都是这样的话，也就没事了。偏偏辽王的母亲毛太妃是一个非常喜欢教育孩子的人，而且偏好举例说明，更要命的是她喜欢抓住一个事例不放，唠叨起来没完没了，这让辽王烦得差点一头撞死。更为不幸的是，毛太妃抓住的事例就是张居正，整天都在辽王耳边絮叨：你看人家张居正多有出息，你看你就知道玩；张居正又被什么大人物称赞了，你又跑哪去疯玩了；你还不好好干点正事，张居正又如何如何。另外还有一句很有代表的话，甚至可以堪称是一句预言：“你再不努力，迟早会被张居正牵着鼻子走的。”辽王哪里会想那么多，只是被老妈的唠叨弄得要崩溃了，这位骄横无知的辽王决心要让张居正好看，心想：没有你我至于快被老妈的唠叨逼疯吗？我收拾不了老妈，难道我还收拾不了你吗？
虽然决心报复张居正，但是从何处下手呢？不能凭空生事，否则当地巡按是有权上疏皇帝弹劾的，搞不好就得吃不了兜着走。辽王动用自己“聪明”的头脑想了很久，终于有了一条“妙计”：既然你张居正的爷爷在我这当差，那么我就把你的爷爷弄死，明的不行，我们就来玩阴的。于是，就在张居正中举之后不久，辽王就借口为张镇庆祝为名请他喝酒，本来就为孙子高兴的张镇受宠若惊，赶紧赴宴。在宴席上，辽王不停地给张镇敬酒，一开始张镇还很高兴，开怀痛饮，但是到后来实在喝不下去了，辽王就叫人把他按住硬灌，后来张镇被灌得有出气没进气，这才作罢。最后辽王通知张家把人领了回去，第二天，张镇就死了。辽王非常高兴：你张居正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我想整你，那就整你没商量，你又能把我怎么样？
正当得意扬扬的辽王胡思乱想的时候，张家已是哀声一片，张居正看到祖父被折磨的惨相，想起小时候他对自己的种种教导，他狠狠地攥紧了拳头，那一刻他生平第一次尝到了仇恨的滋味，也第一次感到了自己是那样的无力。锦绣文章、满腹经纶、无尽的赞誉在藩王的权势面前都是那么的不堪一击，明明知道仇人就在不远处，但是自己却无力去讨回公道。张居正开始明白：像辽王那样的人是不可以理喻的，仁义道德在他们那里一文不值，能够让他们屈服的只有权力，也只有权力才能保护自己和亲人不受伤害。
如果说之前的张居正对于权力与地位的认识还只是家人、老师熏陶的结果，那么经历了祖父的死之后，他开始对于权力有了更为深切的渴望。现在他对权力的渴求是为了改变，他想掌控自己的命运，也想掌控他人的命运，他不希望自己再被任何人击倒。这是张居正对于权力与地位的第一次清醒认识，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这件事也在张居正心中播下了怨恨的种子。辽王的后半生注定是冤魂缠身，只是现在只顾着得意的辽王是不可能料到这些的。

帝国暮霭中的天才（7）

这件事让中举之后沉浸在兴奋与骄傲情绪之中的张居正猛然清醒了，也让他深切感到了权位的重要性，有了权势，才能报仇。但是自己不是辽王那种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贵族，作为一介平民，他获得权位的唯一途径就是科举考试，中了进士，才能做官，成为高官，才有资本与辽王抗衡，才可以施展自己的理想与抱负。现实又给张居正上了一课，虽然你很有才华，虽然你的心情很急切，但是不要忘记现实的残酷是一种常态。
在明确了自己的目标之后，张居正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刻苦攻读，他相信以自己的聪明才智，自信满满的张举人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名落孙山的他更加痛苦，但是顾璘当年的教导让他很快又重拾自信，开始准备下一次的会试。金榜题名指日可待，下次会试，自己一定衣锦还乡。
二十三岁那年，张居正再次进京赶考，经过这几年的磨炼，他已经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他相信自己这一次一定可以金榜题名。这次考得很顺利，在发榜的那一天，他在榜单靠上的位置搜寻自己的名字，他相信自己的名字一定会在靠前的地方，因为自己有这个实力。
不出所料，他中了贡士（会试中第的人称为贡士）。随后他又参加了皇帝主持的殿试，在殿试中，他沉稳机智，从容自若，给考官（殿试有时并非皇帝亲自主持，而是委派某些重臣代为进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最后成为二甲第九名进士。要知道进士之中，一甲只有三人（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之后就是二甲，赐进士出身，二甲第九，也就是第十二名，这即便是在作为精英的进士之中，也是非常不错的名次。
另外这一科进士之中，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其中很多人都在后来的历史舞台留下了自己独特的身影，堪称一代传奇，不妨在这里列出几个来：
状元李春芳，隆庆年间成为内阁首辅；
殷士儋，隆庆年间的内阁大臣；
王世贞，明晚期的文坛领袖；
汪道昆，与王世贞齐名的文学家，曾协助戚继光抗倭；
王宗茂，曾直言弹劾严嵩；
吴百朋，闻名遐迩的儒将；
刘应节，文武全才，镇守蓟门十六年，一境平安；
殷正茂，常胜将军；
杨继盛，骨头极硬的直臣。
这样耀眼的阵容，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已经豪华得难以置信了，简直让人悠然神往。张居正在考试中的良好表现与卓越才华，不久就被选为庶吉士，进入了翰林院。这个消息让张居正兴奋不已，甚至超过了成为进士的欣喜，因为能成为庶吉士的人都是每科进士中的优秀者，可以说是科举制度下，选取出的人才中的人才、精英中的精英。每科庶吉士会在随后的日子接受三年左右的培训，学习各种典章制度，治国方略，享受非常优厚的补贴与待遇。三年学成之后，经过统一考试，成绩优异的人可以直接进入翰林院，稍差一些的人也可以进入中央六部担任主事、御史等官职，最差的也可以外派到地方，从知府这样较高的官职做起。
其实最吸引张居正的，是明朝从中期以来，几乎所有的内阁大臣都是庶吉士出身，所以庶吉士又被称为“储相”。成为庶吉士也就意味着未来的仕途一片光明。张居正第一次感到自己与宰辅之位的距离并非遥不可及。那一刻他感到离自己大展宏图，经世济民的时候不远了。但是年轻的张居正毕竟还是不够老辣，他把政治看得还是太简单了。不久之后，现实又给他上了残酷的一课，告诉他实现梦想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与那些老油条相比，他其实还差得很远，要逾越的东西还有很多。张居正，该醒醒了，直面现实吧，只有那样，你才能走得更远！

帝国暮霭中的天才（8）

羽翼未丰，不能高飞
有这样一句话“出名要趁早”，张居正就是这句话的实践者，但是过早出名的弊端就是容易自视过高，看不清自己将要面临的严峻形势，自以为已经对局势一览无余，但其实还有太多的东西没有认清，张居正很快就会明白这一点的正确：心骄气傲，急功近利的人不会是最后的胜利者。
就在张居正在为自己进入国家的精英殿堂而欣喜不已的时候，他即将遇到一个对自己一生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日后在这个人的帮助下，他将一步步走向成熟，并打开自己人生的新局面，走进大明王朝权力的最核心位置。他的教导，让张居正成为真正成熟的政治家，这个人就是徐阶。
徐阶在很多人心中的形象大概并不算好，这完全是因为一位著名的清官—海瑞。海青天当年曾经惩处过非法圈地、占地的徐恶霸，而这个徐恶霸就是徐阶的儿子。曾经位高权重的徐阶，此时虽然赋闲在家，但势力依然不小，而故事中的海瑞秉公执法，不畏强权，毅然惩处了徐阶的儿子。这个故事很有名，历史学家吴晗先生还将其改编成了历史剧《海瑞罢官》，使其变得家喻户晓。
故事的确是真的，但一个历史人物总是有着他复杂的一面，虽然有着些许污点，但其实徐阶还算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虽然他也有污点，但毕竟很少有人能够一尘不染地活着，人们总是热切地苛求他人，却忽略了反省自己。徐阶的一生有很多闪光点，提拔张居正可以说是其中最耀眼的一个。徐阶与张居正的相识，其实并不复杂，因为张居正刚刚考上庶吉士，作为前途无限的庶吉士，张居正当然很满意。而这时徐阶也来到了翰林院，成为翰林院的掌院学士。徐阶此时的仕途形势并不好，提拔他的首辅夏言刚刚被严嵩扳倒，徐阶虽然身居高位，却也是危机四伏，而因为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这个职务使得他与张居正第一次相见了。
徐阶此时已经是见惯风浪的人，所以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处境堪忧而灰心，他在等待新的时机以便东山再起。他决心利用翰林院掌院学士的身份来接近这些年轻的翰林与庶吉士，因为这里向来都是精英聚集之地，如果能发现一些值得培养的英才，那么日后也许会帮自己大忙，于是当他听说这一科的庶吉士已经选取完毕的时候，他迫不及待地接见了这些人，并与之详细会谈。这些年轻人确实没有让他失望，都是很有潜质的。
而在这些人里，给徐阶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人就是张居正，虽然能成为庶吉士的都不是普通人物，但是张居正还是能在精英中脱颖而出。当其他庶吉士还在研讨学术，专心学习的时候，张居正却已经着眼于如何经营天下、复兴大明了，这样的目光实在是让徐阶赞叹。徐阶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一样的才华横溢，一样的见他人所未见，一样的不肯居于人下—一样的年轻气盛。
老谋深算的徐阶此时不动声色，只是牢牢记住了张居正这个名字，并在此后的日子里留心观察。此时的张居正并不甘于寂寞，他认为凭自己的才干，应该及早为朝廷效力，事不宜迟。他把朝廷当前的局势看得太好了，以为只要是忠言与良策就一定会被采纳，而现实却告诉张居正：“小子，你还太嫩了！”
如今大明王朝的形势如果套用《明史》的说法就是“言死，嵩祸及天下”，夏言死后，严嵩把天下人害惨了。首辅的位置本来是夏言的，严嵩为了能爬上首辅的高位，不可避免地与夏言发生了冲突。夏言虽然为人高傲，但是品行端正，能够任用人才，勤于政事，规劝皇帝勤政爱民，不要执迷于修道炼丹。而严嵩呢，恶名远扬，无人不知，《明史》中的头号奸臣。

帝国暮霭中的天才（9）

严嵩为了爬上权力的最高峰，多次与夏言发生冲突，而夏言虽然吃了一些亏，但始终屹立不倒。后来夏言握住了严嵩父子贪污的把柄，严嵩万般无奈之下苦苦哀求夏言放过自己，夏言一时心软（玩政治的人心慈手软就等于自杀），放过了严嵩。夏言的善意并未得到回报，反而使严嵩从此对夏言更加怀恨在心，不久之后，严嵩利用夏言与边将曾铣主张收复河套的机会，诬陷曾铣结交内臣夏言（边将勾结朝廷大臣有谋反的嫌疑），嘉靖皇帝大怒，将曾铣与夏言先后处死。严嵩从此坐上了首辅的宝座，浩劫从此开始。
而嘉靖皇帝整天忙着与道士胡侃，炼丹熬药，梦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够白日飞升，长生不老，至于其他的事，只要不威胁到他的权位，不会让大明完蛋，他就大致上不管不问。其实嘉靖皇帝并不糊涂，严嵩心里的那些小算盘他也大致清楚，但他是一个专注享乐的人，只要自己过得舒坦，其他的与我无关。严嵩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巩固自己的权位，捞取各种好处上面。至于国家如何、百姓如何，完全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同时为了讨好嘉靖皇帝，严嵩不惜背离为人臣子的操守，专攻“马屁经”。同时只要有人出言反对，无论贤愚，一概罢黜，甚至将其迫害致死。大明王朝在不理朝政的皇帝与奸邪虚伪的首辅的领导下，不断走着下坡路。
徐阶很想做出一番事业，能够实现自己的权位梦想，同时达成经世济民的理想。但是他现在还没有这个实力，严嵩树大根深，在拥有扳倒他的绝对实力之前，轻举妄动只会坏事，所以徐阶选择了隐忍不发，慢慢积蓄力量。
主昏臣暗的局面自然导致了言路闭塞，忠言不纳。但是现在的张居正没有完全看清这一切，一是因为政治经验不足，二是因为他离政治的核心还很远，一些内幕还是他所不知道的。但是这并没阻碍张居正上疏言事的热情，他将自己多年来对朝廷问题的反思进行了整体梳理，总结出了几大建议，并形成了自己第一封重要奏章，这就是著名的《论时政疏》。
在这封奏章中，年轻的张居正提出当今朝廷一共存在着六大弊病：一、皇亲国戚等宗室过于骄横，贪腐，同时占用了太多的资源，使得国家不堪重负，而且有尾大不掉之势，希望皇帝可以遏制宗室的力量（张居正的第一条就指明了宗室的问题，可能和他儿时与辽王的过节有关，不过这种弊病基本上还是存在的，并非无中生有。）；二、官吏的任用不合理，大量官位被并不适合的人占据；三、官员贪污腐化，尸位素餐；四、朝廷的国防实力太差，北方边境的防备明显不足，鞑靼人随时都可以突破边防四处抢掠，甚至兵临北京；五、奢靡过度，贪腐不堪，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每年都出现巨额赤字，许多重要的朝廷事务由于缺钱而无法办理；六、朝廷言路闭塞，不能及时获知朝野之中的弊病。最后他希望皇帝可以及时采取措施，改革弊政。应该说这封奏章还是比较客观的，基本较为全面地总结了当前的弊政，而且措辞比较和缓，不会引发什么政治争端，可以说是张居正试探性的上疏。
奏章呈递上去之后，张居正开始等待回复，可是却如同石沉大海，毫无回音。他对此非常失望，原本以为自己的奏疏可以马上一石激起千层浪，没想到连一点涟漪都没有。张居正实在是太心急了，迫不及待地希望自己的政治见解能得到认同，却忽略了在这样的政治大环境下，这样的政见根本不会引起当权者的注意。而且像他这样的六品翰林，人微言轻，谁会在意他的奏疏呢？张居正经过反思，终于明白以自己现在的势力，根本无法作出任何有益的变革，要想施展抱负，还是先要有足够的权位。于是他安心工作，没有继续上疏。但是这并不等于他放弃了自己的改革梦想，后来的《陈六事疏》以及各种改革举措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当年《论时政疏》的影子。

帝国暮霭中的天才（10）

张居正提出了建议，但是毫无反响，他知道时机还未成熟，只能继续在翰林院里积攒着政治资本，朝廷大事还轮不到他这样的小官来指手画脚。但张居正不是甘心久居人下的人，而要想在官场上更进一步，在上层必须有能够罩着自己的人。恰在此时，徐阶第一个向他抛出了橄榄枝，表示愿意提携他。张居正对徐阶的看重非常感激，不过他还是更希望靠近严嵩，毕竟严嵩是内阁首辅，是眼下皇帝身边最得宠的大臣。有了他的器重，自己就可以在仕途之中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严嵩也注意到了这个年轻的翰林，毕竟是金子走到哪里都会闪光，但与徐阶所不同的是，严嵩将张居正看做是一个得手的工具，虽然时常会邀请他做客，并让其代笔草拟一些奏章与应景文章，却始终没有重用张居正的意思。这也让张居正有了一份惆怅，但是张居正此时还是对严嵩抱有很多好感的，并撰写了很多为严嵩歌功颂德的诗文。
就在张居正一门心思要讨好严嵩，以便为自己将来的晋升铺平道路的时候，一件事关重大，让无数百姓罹难的祸事悄然降临，这件事让张居正看清了严嵩寡廉鲜耻的真面目，他对严嵩彻底失望了。这就是明朝著名的“庚戌之变”。
庚戌之变的起因是鞑靼人与明朝之间几百年来的恩恩怨怨。当年朱元璋揭竿而起，率领几十万农民血战多年，终于由大将徐达攻下了大都，把统治中原的蒙古人赶回了北方草原。可是大草原上虽然风景挺好，就是什么都缺，生活水平和在中原时比，更是天差地别。差到什么程度呢？末代帝王元顺帝逃到草原后，居然因为得了痢疾而活活拉死了。尝试过中原花天酒地生活的蒙古贵族当然渴望可以回到富庶的中原，可是朱元璋这小子不地道，不但把蒙古人赶跑了，不准人家回来。还多次派出大军北伐，徐达、常遇春、冯胜、傅友德、蓝玉，这些一流名将先后带着几十万人到蒙古人的地盘上搞自助游，把蒙古人打得狼狈不堪。虽然几次北伐都成功了，但由于蒙古草原太辽阔了，总是无法彻底消灭蒙古军的残余势力。洪武后期，蓝玉的北伐使得元朝皇帝的权威尽丧，原本是一个整体的元朝开始分裂，到了建文四年（1402年），蒙古正式取消了元的国号，不久分裂成三块，一块是元朝皇帝后裔所在的鞑靼，一块是位于西部的瓦剌，另一块就是投靠了明朝并成为其藩属的兀哈良。后来明成祖朱棣又多次北伐，重点打击鞑靼，使得鞑靼衰落下来。
明成祖死后，国力逐渐衰退，无力继续北伐，改攻为守，于是北方边境出现了一系列要塞，其中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山西、固原九处要塞最为重要，被称为“九边”，明朝如果有哪个大奸大恶之徒被杀掉了，他的脑袋被砍下后就会享受巡视九边的“殊荣”（传首九边）。“九边”中又以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四处最为重要，所以长年驻扎有重兵，严防死守。
鞑靼衰落后，瓦剌趁机强大起来，曾经一度吞并了鞑靼，打败了兀哈良，基本统一了蒙古。随后进犯明朝，在土木堡包围明军，俘虏明英宗。不久瓦剌挟英宗进攻北京，所幸于谦等人击退了瓦剌，大明王朝才得以保全。之后瓦剌出现内乱，实力逐渐衰微，鞑靼趁机再次复兴，脱离了瓦剌的控制，并逐渐强大起来，又开始多次进犯边境，双方多次作战，互有胜败，可是双方都没有消灭对方的实力。

帝国暮霭中的天才（11）

可是就像张居正在《论时政疏》中提到的那样，现在大明王朝的边备已经严重废弛了，军队的战斗力严重下降，蒙古大军一旦入侵，根本没有力量去对抗。于是鞑靼人的胆子越来越大，终于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酿成大祸。这一年鞑靼的重要首领之一俺答，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以便在与瓦剌人对砍的时候能有更好的保障，强烈要求与明朝互市，希望能用马匹交换明朝人的各种器物。但是明朝人对于俺答的印象实在不好，而且害怕是圈套，假如再弄出个土木之变可折腾不起，于是死活不同意，不同意也就算了，明朝也真是不地道，居然还把俺答派来的使者给杀了。俺答大为恼怒，心想：我砍人砍了大半辈子，你们明朝居然砍到我头上了，不收拾收拾你们还真当我很傻很天真！于是俺答率领自己的大军直逼重镇大同。
明朝大同的守将是仇鸾，官拜大同总兵，世袭咸宁侯，可以说是位高权重，其祖父仇钺也是一代名将，他也算是出身军旅世家。可这个人实在是没什么本事，除了溜须拍马，贪污受贿，再也没有别的能耐。他能当上大同总兵，完全是因为行贿严嵩父子。他知道俺答来了要拼命，吓得魂都没了，知道自己这两下子根本不能与俺答比，但他还有一招杀手锏，他相信只要拿出来就能摆平俺答。那就是钱。仇总兵可是非常有钱的，他派人把大批珠宝送到俺答面前，只求俺答赶紧撤兵。俺答这个人还是不错的，既然拿了你的钱，那我就网开一面放过你这块，于是离开了大同，但他并没有回家，而是来到了蓟州，并攻占了边境的军事重镇古北口（古北口要塞是北京的重要门户，重镇中的重镇，却被俺答轻易攻下，张居正提出的边备未修的弊病果然切中要害），古北口失守后，此处通往北京的道路就无险可守，俺答长驱直入，直抵北京城下，在周围大肆抢掠烧杀，朝野震动。
张居正此时也是心急如焚，眼看着城外火光冲天，百姓号哭动地，朝廷却迟迟没有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来防贼御虏。放着敌人在城外烧杀，自己龟缩城里，实在是丢尽了天朝的脸面。为什么朝廷现在坐视不理呢？后来张居正才知道，原来朝廷并非不想出兵，但是关键是北京已经无兵可派了。按说北京应该有十几万精锐大军守护，明成祖的时候，守卫京师的三大营可是天下第一流的精兵，北征蒙古时打得敌人闻风丧胆。可是时过境迁，现在北京名义上有十四万兵士，实际上只有五万军队，而且大多是老弱病残。面对虎狼般的鞑靼兵，让这样的士兵出城迎战等于找死。张居正得知此事后火冒三丈：为何会这样？
原来大明已经不止是国防上准备不足那么简单，而是制度本身就已经腐朽了。领兵将领都谎报军队数量，有五万人就说是有十四万人，朝廷发下来军饷，把五万人的军饷发下去，剩下九万人的军饷就揣进了自己的腰包，名曰“吃空饷”。而上级因为收到了这些人的贿赂，对这种事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已经成为了官场公开的秘密。平时倒也罢了，但是一旦战火燃起，就只能任人宰割。
张居正获悉了真相，被朝廷的腐朽与边防的脆弱惊呆了，他以前知道存在很大的问题，但没想问题已经严重到了这种地步。他想：有朝一日，如果我当国，必然不会容许此类事情发生。

帝国暮霭中的天才（12）

但是现在的危机如何才能解决？张居正认为有皇上与严首辅在，应该可以拿出好的解决方法，但是他再次失望了。他的老师徐阶告诉他朝堂上发生的一幕：嘉靖皇帝终于被蒙古人声势浩大的“游行”震动了，不再天天嗑“仙丹”，终于登上了阔别已久的朝堂，让大家想办法怎么让蒙古人赶紧滚蛋。但是，大臣们都一筹莫展。
嘉靖皇帝问严嵩有何计策，严嵩也是没办法。关键是没办法也就算了，可他还用一句话点燃了大臣们的怒火：“城外不过是一群饿贼，抢够了自然会离去，无须担忧。”严嵩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仇鸾在得知俺答已经兵临北京城下时，也急忙率军赶往北京支援，但是他又畏惧俺答，不敢与敌人开战，向严嵩请示应该如何是好，严嵩告诉他还是不战为好。
身为内阁首辅，国家的一等重臣，敌人已经掠我土地，杀我人民，他却依然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任凭百姓惨遭蹂躏。虽然张居正不知道内情，但就是严嵩在朝堂上的话，已经让他出离愤怒了。
后来徐阶想出了好办法，借口俺答的外交书信不符合外交规矩，要求其重新拟定文书，拖延时间，等待援军到达。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俺答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果然中计。不久全国各地的援军陆续抵达，俺答发现上当了，知道继续留下去也是于事无补，于是率军撤回老家。
而在鞑靼撤军的途中，嘉靖下令让兵部尚书丁汝夔出兵追击。丁汝夔向严嵩请示领兵抗敌的事，严嵩没有想着如何才能打击敌人，而是告诉丁汝夔：“你在边境要是打了败仗还能隐瞒下来，但是如果在北京城下打了败仗，就隐瞒不住了。俺答的兵过些日子抢够了，自然会离开，所以你现在只需要按兵不动就行。”结果导致贻误战机，俺答大摇大摆地撤走了。后来嘉靖震怒，将丁汝夔下狱，严嵩拍着胸脯说：“有我在，你不会有事。”后来严嵩发现嘉靖真的火了，竟然袖手旁观，不管盟友的死活。最后丁汝夔被斩首，死前痛骂严嵩误国，害死了自己。
因为这一年是农历庚戌年，所以史称“庚戌之变”。张居正至此对于严嵩彻底失望了，没想到自己一直倾心仰慕的首辅大人居然是这样的人。这场历时三个多月的祸乱将大明王朝的腐朽没落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经历了这场风波的张居正更深刻地意识到：如不变革，大明的国祚恐不久长。同时他也看清了，严嵩并非是一个值得尊重与信赖的人，在这个人的门下，自己的才干定然不得施展，抱负终究难以实现。于是张居正接受了徐阶的橄榄枝，希望在这位恩师的指导与帮助下前行，最终冲破密布的乌云，让大明王朝重新沐浴到阳光。
如果说庚戌之变只是让张居正感到痛心不已的话，但是不久之后发生的一件事会让张居正深切地感受到难以言表的窒息，于是他选择了暂时隐退，他也将在这次退隐中明白更多的道理，经过这次洗礼，张居正将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般成长起来。
从愤怒与痛苦中觉醒
当俺答终于从北京的外围撤走的时候，对严阁老的所作所为感到失望，并愤恨不已的人并非只有一个张居正。很多人都看到了仇鸾的怕死畏战、严嵩的专权误国，也看到了大明的衰落不堪，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站出来，斥责这些奸邪之徒。还好，这个世界上永远都存在着刚毅果敢，不畏强权的义士仁人，不论强权还是刀兵，都不能改变他们高洁的志向，他们眼中最重的是天下苍生，为了天地公道，他们可以舍弃自己的一切。

帝国暮霭中的天才（13）

庚戌之变随着鞑靼的撤军宣告结束，但是明朝与鞑靼之间的冲突远未停止，俺答在北京充分享受了舒适的自助游，抢了无数的财物、人口之后，已经富得流油。但是东西虽然多，却只能用一时，鞑靼又不能生产这些东西，也懒得去自己费力生产，什么都不如抢来得快，因此可以预见到在不久的将来，俺答还会卷土重来。如何解决俺答不断入侵的问题就成为当务之急。其实最有效，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是富国强兵。
但是以现在的朝政局面，严嵩等人是无力富国强兵的。这时还是那位聪明得跟猪一样的仇鸾（他对庚戌之变负有巨大的责任，但却依靠严嵩的庇护蒙蔽了皇帝，皇帝认为他忠勇可嘉，反而给他升了官）提出了一个实在是“高”的方法，就是开放马市：俺答抢的目的就在于获取各种货物，现在开放了马市，只要俺答拿出马来，就可以交换明朝的各种商品，既然满足了他的需求，俺答也就不会闹事了，而我们也得到了马，交易也算合理。
他将这个建议提交给了嘉靖皇帝，嘉靖皇帝让大臣商议此事，虽然看出这个主意不可行的人很多，但是迫于仇鸾的势力与严嵩的压力，都不敢直言进谏。这时只有一个不起眼的兵部员外郎站出来，写了一封《罢马市疏》，其中写道：“俺答多次蹂躏我朝疆土，残害我朝臣民，如果与他们通市讲和，有失大明的威仪，更令急欲雪耻的将士寒心。况且，自从皇上下诏北伐后，我们日夜操练兵马，现在忽然改变初衷，将失信于天下。即使现在与他们互市，但俺答一直贪得无厌，言而无信，如果他得寸进尺又将如何应对？”这个直言进谏的人叫做杨继盛。
杨继盛与张居正是同一年的进士，但与张居正不同的是，他年少时没有神童的光环，家里一贫如洗，还遭受了长期的家庭暴力（庶母虐待）。中进士后，杨继盛当上了南京吏部主事，后来调到北京任兵部员外郎。他不善言谈，更不会曲意逢迎，所以注定了他无法青云直上。没有人想到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官能干出什么大事，但是他却以自己的一腔热血在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光芒足以让那些朝廷重臣黯然失色。
杨继盛非常有远见，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所说的这些是完全正确的。张居正虽然也知道仇鸾的做法是错误的，但他不想站出来与仇鸾、严嵩正面对抗。他很佩服杨继盛的正直与勇气，但是也为这位同学感到担心。果然在不久之后，杨继盛就受到仇鸾等人的恶意陷害，被贬到极为偏远的狄道县做典史，从五品变成了八品官。但是杨继盛并没有后悔，坦然赴任，在那里他与百姓相处得极好，还出钱教那里的孩子读书，被当地人尊称为“杨父”。
仇鸾的马市开始了，结果果然被杨继盛言中。俺答开始还遵照约定，但是在他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信义二字，不久就故态复萌，给出的马匹越来越差，甚至白天把马卖给明朝，晚上就抢回来。而且继续纵兵抢掠，边患没有丝毫改变。嘉靖皇帝大怒，心想：你俺答敢忽悠我，真当我是白痴啊！于是命令停止马市，让仇鸾出兵攻打俺答，仇鸾听完之后腿肚子都软了，但是不能抗旨，只好抄家伙准备去砍人。但是仇鸾这种废物怎么能是砍了一辈子人的俺答的对手，惨败而归后被革职，不久就患病死掉了。他死后，生前所做的丑事就被逐一揭发出来，嘉靖帝大怒，将他开棺戮尸。如果仇鸾进到阴曹地府，小鬼们一定会认不出他是何许人也，因为都被剁零碎了。

帝国暮霭中的天才（14）

仇鸾死后，严嵩却没有因此而受到惩处，因为仇鸾居然是他率先告发的。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严嵩的罪行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张居正也更清楚地看到了严嵩伪善面具下的肮脏。
严嵩为了显示自己与仇鸾并无关系，迅速提拔了此前被贬谪的杨继盛，杨继盛连升四级，进入了兵部武选司任职，这可是正宗的肥差，无数希望升官的武将都会向这里的官员送礼。严嵩把反对过仇鸾的杨继盛安排到这里，主要是希望撇清自己与仇鸾的关系，同时培植一个正面典型，让大家觉得自己任用清廉而又敢于直言的官员，能得到大家的称赞，为自己赚一个好名声。
但是他没想到的是杨继盛的为人与他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杨继盛为官从来不为升官发财，只求功在社稷百姓。而在杨继盛的眼中，严嵩是造成国家动乱的罪魁祸首，罪过还在仇鸾之上。为了国家与黎民，杨继盛虽然清楚弹劾严嵩可能为自己带来什么，但是仍然义无反顾地做了。从本质上来说，杨继盛与张居正是同一类人，都希望改变这个充满阴暗的世界，只不过选择的方式不同。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斋戒三天后的杨继盛上《请诛贼臣疏》弹劾严嵩，历数严嵩“五奸十大罪”，要求将严嵩绳之以法，以谢天下。但是此时严嵩的势力正盛，根本不是他这样的小官所能撼动的。
杨继盛在奏章中称可以召问裕王、景王（嘉靖的两儿子）核查严嵩的罪行，但是严嵩何等机敏，立即抓住这点诬陷杨继盛假传亲王令旨。嘉靖帝大怒，将杨继盛逮捕入狱。原来嘉靖皇帝一心想着长生不老，觉得自己能“仙福永享，寿与天齐”，因为之前立的两个太子死得都很早，而且又坚信“二龙不相见”的说法，所以非常忌讳提立储的事，更是很少见自己的儿子。严嵩希望借此机会诬陷与自己不和的裕王有异心，达到扳倒裕王的目的。于是对杨继盛进行各种折磨，希望他能承认与裕王合谋。
杨继盛铁骨铮铮，始终怒斥贼人。没能达到目的的严嵩决心除掉杨继盛，来杀一儆百，但是群臣群情激奋，一致反对，嘉靖皇帝也不批准，他并不糊涂，知道杨继盛是忠臣，虽然犯了自己的忌讳，但罪不至死。严嵩见不能立即除掉他，就改为折磨他，对杨继盛施以一百廷杖。
廷杖一百可是足以要人命的刑罚，当年大宦官刘瑾专权，迫害忠良，言官集体上疏弹劾，刘瑾就是利用廷杖打死了二十三人。嘉靖皇帝为了给自己的老爹争一个皇帝的名分，也曾用廷杖打死十余位大臣。而且为了保证廷杖的用刑质量，每打五下就要换人，保证行刑人不会因为疲劳而打轻了。有时为了达到彻底把人整死的目的，会把受刑人装进布袋打，还在打完之后，四个人举起布袋往地上摔，这样的话你就算是超人也完蛋了。
还好，因为得到徐阶与锦衣卫指挥使陆炳的暗中关照，让杨继盛从一百杖下捡回了一条命。杨继盛虽然熬过了这一百杖没有死，也是腿骨断裂，腿上的肉都被打碎了，监狱中恶劣的卫生条件迅速使伤口感染化脓。
为了继续生存并斗争下去，杨继盛做出了一件让无数后来人钦佩不已的壮举，忍着难以想象的痛苦，在没有任何麻醉措施的情况下，自己用碎碗片割下了腿上的三斤腐烂碎肉和两条断筋，甚至还刮去了骨头上的筋膜，想来关云长刮骨疗毒在这面前也要黯然失色吧！监狱看守见此几乎晕倒，但杨继盛却始终没有喊疼，硬是在监狱里熬过了两年多的艰难时光。后来严嵩终于抓住报批处决其他人犯的机会（明代处决人犯都需要皇帝批准），悄悄将杨继盛的名字写了进去，皇帝没注意，于是就批准了。

帝国暮霭中的天才（15）

处斩杨继盛时，很多百姓与正直的官员为他送行。杨继盛死时非常从容，因为多年之前他就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他在死前留下了一首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
他的一生没有盖世的才华、没有显赫的门庭，也没有官至极品的荣耀，但其勇气与忠义永远彪炳史册。他死后，此前曾经上书严嵩希望代替丈夫去死的妻子也上吊自杀，追随他而去。百姓们为了纪念这位了不起的人物，把他的家改建成祠堂，四时祭拜，甚至将他奉为北京的另一位“城隍”。而上一位被奉为北京城隍的人正是“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
张居正始终都在默默地看着，没有出面去帮助杨继盛等人，因为他知道那样做也是于事无补，严嵩的势力实在太大了，自己现在的实力还差得远。没有实际行动不等于张居正冷血，事实上张居正的心里已经掀起了滔天巨浪。他多次写信甚至登门拜访自己的老师徐阶，希望老师可以出面帮助杨继盛脱困，并弹劾严嵩，为国除贼。
但是徐阶选择了沉默，虽然暗中拉了杨继盛一把，帮他挺过了廷杖，但是在杨继盛被害时，当严嵩祸乱天下时，徐阶一直无动于衷。要知道现在的徐阶已经是内阁次辅兼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太子太傅了，是朝廷中仅次于严嵩的二号人物，但却还是一个劲儿地装孙子。这让张居正非常愤怒，也感到了深切的痛苦，没想到自己的老师是如此的胆小怕事。
失望到了极点的张居正感到了深切的无奈，如此黑暗的地方，如此危机重重的朝政时局，自己却无能为力，即使没有杨继盛那样不惜一死也要弹劾奸臣的勇气，也不能在这个令人窒息的朝堂之上继续同流合污，更主要的是他看不到自己一展宏图的希望。老师徐阶还在继续和稀泥、围观、“打酱油”；严嵩奸佞，而且并不重用自己；难道自己就这样庸庸碌碌下去吗？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不如回去吧！于是张居正请了病假，要求回老家修养。
临走时张居正给老师徐阶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斥责徐阶身为国家重臣，却因为害怕受到严嵩的报复而畏首畏尾，不敢与之抗争，每天就知道和稀泥。他说：古代的一介平民都敢在天子面前直言进谏，而你身为宰辅却做不到，实在是愧对你的身份。希望你能够及早为国锄奸，别只在心里想要收拾严嵩，却天天混日子了！
徐阶望着张居正萧然而去的落寞背影，长叹了一口气：你还是太年轻了，很多事情还没想透，以后你会明白我如今隐忍不发的意义的。
张居正回到家乡后，生活是较为悠闲的，时常到各地去游览一番。原本以为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但是他却看到了更多的悲惨故事。同时不甘寂寞的他也时刻没有忘记关注朝廷的动向与天下大事：
东南沿海的倭寇越来越猖獗，不断袭扰各个城市，朝廷束手无策，好不容易有闽浙总督张经与浙江巡抚、副都御使李天宠率兵打败了倭寇，却被严嵩的干儿子赵文华诬陷，反而被杀，倭患很快就再次出现，烧杀抢掠，甚至威胁到了明朝的经济命脉—漕运。
另外此时天下大旱，众多地区颗粒无收，饿殍遍野，甚至出现了易子而食的惨剧。而此时的官府却依然要征收大笔的田税，逼着百姓服徭役，很多百姓没被饿死，却被官府给逼死了。

帝国暮霭中的天才（16）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也就是他回乡的第二年，不甘寂寞的俺答又继续着他的强盗事业，多次进攻明朝边境，连杀明军三员大将，北京再次戒严，气得总掌五雷大真人兼皇帝的嘉靖真想用五雷劈死俺答，但这只是幻想，嘉靖真人一狠心，悬赏白银万两想收购俺答的人头（其实没什么用，只是心理上安慰一下自己）。
看到如此纷乱的形势，在野的张居正当然有心无力，但是他也开始更多地学习治国之道，思索假如有朝一日自己当政，如何拯救天下苍生。就在张居正苦苦思索的时候，一个脸皮厚到无以复加的人又来找他，这个人就是辽王。这小子虽然刚过而立之年，却好像已经开始老年痴呆，居然忘了自己与张居正的家仇，当年还曾对张居正恨得牙根痒痒，现在竟找到张居正陪他吟诗作对！
辽王这几年一直没什么长进，每天胡吃海塞，醉生梦死，把能玩的东西都玩了，实在没什么玩的，就学习皇帝摆个样子修道，但他哪里是能安静下来修道的人？后来又要附庸风雅，觉得自己就是诗仙、诗圣再世，可是一个人写诗又无聊，但在周围找来找去也没一个合他胃口的。这时他听说张居正回来了，大为高兴，心想：终于有一个才华可与我相称的人来一起吟诗了。张居正看到仇人，几乎咬碎了牙，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但是他依旧像当年祖父去世的时候那样，悄悄攥紧了拳头，忍耐了下来，自己虽然已经是进士，是翰林，但是与藩王比起来，仍然差得远，还不是复仇的时候，只能暗地里搜集能整垮辽王的黑材料。
张居正突然想到自己现在的隐忍不发，搜集辽王罪证的状态不正与老师徐阶的做法很相似吗，难道老师也像自己一样是在积聚力量，准备日后收拾严嵩，谋定而后动吗？想起老师意味深长的眼神，张居正终于明白了隐忍的意义。另外通过这几年来的见闻与思考，张居正终于明白像杨继盛那样直言进谏，弹劾国贼的忠臣义士，固然可敬可佩，但是当敌人过于强大时，隐忍不发，动则如雷霆之势，以确凿的证据迅速让奸邪永不翻身，则更需要大智大勇，非寻常人所能为，只要不违背自己的初衷处世，那么一时的隐忍，乃至曲意逢迎，都是值得的。“能屈能伸”，“小不忍则乱大谋”的真正含义，张居正终于领悟到了。
他开始每天强作欢笑与辽王一起写诗填词，违心地奉承着仇人。同时在辽王府中看到的花天酒地，纸醉金迷，让张居正切身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他也由此更加坚定了立志于改革事业，富国强兵的愿望，但同时也渐渐陷入权势的诱惑之中。
这段时间里，通过和辽王的交往，张居正搜集了许多辽王的罪证：按照明朝的规定，藩王如果没得到准许，不可以离开自己的封地外出，但是辽王却经常偷偷跑到几百里之外游玩。当地的官员慑于藩王的权势，只能假装不知道。除了违反朝廷的限令离开自己的封地私自游玩以外，辽王接下来的举动更是胆大包天。藩王确立继承人虽不是天子立嗣那样事关国本，但是也绝非小事，按照规矩，必须要由藩王的嫡长子继承王位。但是到了辽王这里，他更喜欢自己的一个私生子，希望能让他继承王位，但这绝对是不被制度允许的。辽王却在申报王位继承人的时候，在被负责审核的承奉正（官名）王大用拒绝后，偷偷用了承奉正的印信，后来王大用因此被气死。而那位王大用，正是张居正的好友。这些都被张居正看在了眼里，也记在了心里，我现在动不了你，不等于永远动不了你，你等着吧，日后我掌大权之时，就是你辽王家破人亡之日！

帝国暮霭中的天才（17）

也就在这一时期，张居正真切地看到了百姓的困苦与朝廷苛捐杂税的酷烈，同时他也发现了朝廷每年财政入不敷出的原因。张居正在走访的过程中，了解到非常惊人的内幕。明朝建立初期，统治者吸取了元朝灭亡的教训，把各种赋税的缴纳比率都定得很低，其中商业税的税率仅为三十税一，而且规定以后不得增加。这个税率在历代来讲，都是很低的。然而实际操作起来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了，税率虽然名义上不涨，但是各种苛捐杂税却不可胜数。
张居正发现朝廷现有的税收制度虽然以人头税与田税为主，但漏洞大得吓人。人头税顾名思义是按照人口的多少分摊税款，人多多交，人少少交。但是由于税收连年增多，百姓们苦不堪言，而且更严重的问题是由于那些有钱的权贵大量购买土地，使得原本自由耕作的农民（自耕农，即所耕种土地归自己所有）逐渐都变成了雇农（帮地主种地，地主给他们一些钱物）或者佃农（租地主的地，到期缴纳部分粮食），地主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就会隐瞒自己名下的农民数量，因为农民就那么点钱，地主自己还搜刮得不过瘾呢，朝廷再横插一杠子，那么这些小民就没有油水可压榨了，于是有权势的大地主就贿赂官府，隐瞒人口，减少人头税。
地主名下的农民人头税少了，为了保证税钱的总量，只好增加那些自由耕种的农民的人头税，自耕农受不了这种盘剥、压榨，只好把土地廉价卖给地主或干脆被地主依仗权势霸占，于是也成了雇农或佃农，收人头税时再次被瞒报，所以虽然人口增长了，但是人头税的税金却不断减少。张居正亲眼看到大地主手头有非常多的农民，但是缴纳人头税数额却很有限。
至于田税，就更有问题了，田税是按照土地的多少征税的，土地越多，税也就越多。但是大地主都瞒报土地数量，而且由于土地不断地集中到地主的手里，实际有一万亩土地，却说只有一千亩。官府收了贿赂或被蒙蔽，也就按一千亩地的份额征收田税。所以虽然实际土地数量大为增加，但是田税却随着大地主手中土地的增加而持续减少，到了张居正这个时候，缴纳田赋的土地比明朝初年减少了一半，交人头税的人口减少超过三分之一。农民除了受到地主的压榨外，在出售农产品时还要受到商人的盘剥。官府收不上来税，就想当然地认为这是由于税率太低造成的，所以只能采取增税的措施，因此形成恶性循环。农民的土地归地主了，但是官府照样逼着他们交税，被榨干了的农民只好逃亡，很多被逼上绝路的农民只好揭竿而起。
国家的税收不断减少，底层的农民生活也越来越苦，而地方上的地主与权贵却越来越富，瘦了两头，肥了中间。张居正看到这样的现象心急如焚，他很清楚这种现象历代都有，但同时一旦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国家也就快完了。他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强兵是建立在富国的基础上的，可按照如今的形势，何谈富国？这个王朝已经开始腐朽了，必须有大变革，不然只能等着卷铺盖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变革，这个字眼第一次如此深刻地被烙在张居正的心头，成为伴随他一生的信念与终极梦想。
好了，见过了饿殍遍野，易子而食；见过了花天酒地，醉生梦死；见过了仇人依旧逍遥自在，自己却不能报仇的苦痛；见过了国家危如累卵，腐朽非变革不能改变的现实；感受过了愤怒、痛苦、徘徊、思索、顿悟后，张居正终于彻底明白：热血与直言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却不能解决问题，隐忍不发未必就是懦弱的表现，后发制人也要具有异乎寻常的心理素质，也是一种制胜手段，只要牢记自己的最终目的，就是了不起的英雄。怒吼与大声疾呼在强权面前未必有效，能够获胜的只有强者，自己必须变得更强，登上权力的制高点，回到政治的中心，击败所有敢于阻挡自己的对手，才能够让自己真正大展宏图。为了等到那一天，张居正愿意等待，愿意暂时妥协，违心事贼，但无论怎样，他想：笑到最后的那个人只能是我！
北京，恩师，奸臣，对手，我张居正要回来了！

归来后的成熟（1）

人常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说这是高士的心态也好，说这是奸雄的权谋也罢，总之古往今来无数的人——无论有着什么样的经历——都曾亲身印证了这句话。
张居正人生的第一次“归隐”，正属于这种情况。
徐阶还是严嵩
人常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说这是高士的心态也好，说这是奸雄的权谋也罢，总之古往今来无数的人—无论有着什么样的经历—都曾亲身印证了这句话。
张居正人生的第一次“归隐”，正属于这种情况。当初，满腔热血，渴望大展宏图的他怀着满腔激情进入翰林院，希望在这片天地里重整乾坤，用他的话说，就是“敦本务实，以眇眇之身，任天下之重，预养其所为”。可是，他几乎是把自己的心窝子都掏出来了，而嘉靖帝却并没有被他这副带着体温和血性的忠肝义胆所感动。经过一次次拼搏，又遭受一次次打击，张居正最终没能重整乾坤，反而被乾坤给重整了，于是他只好选择暂时撤退，或者说是“战略转移”。不过也许是他的运气好，他回家的这三年中，正是朝廷中争斗最残酷的三年，他不在京师得以独善其身。
经历了在家乡的所见、所闻、所感之后，张居正觉得，自己的这一“退”还是很有价值的，因为他借此机会看清了这个世上本不应该有的东西，也认识到了自己必须让这些本不该有的东西真正化为乌有。要做到这一点，自己首先要在仕途上竭尽努力，只有身居高位，才能以权势来打开自己的变革之路，让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归于毁灭。于是，怀着王者归来的心情，脱胎换骨的张居正准备重返战场。他要让自己的对手与老师看到一个全新的自己，他不再是那个刚出道的毛头小子，而是一颗锋芒内敛的政治新星。
话又说回来，张居正暂时还没有所谓的“王者归来”的气魄，因为此时的他，根本就算不上什么王者。不过，正如当初徐阶对他的期望，他坚信，或者说渴望自己能够成为传说中的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并最终实现他的宏图大志。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退却，无论其本意如何，恰好为今后的前进积蓄了动力。于是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的秋天，休假三年的张居正再次告别了故乡，重返京城。
然而让张居正感到失望的是，尽管自己在回家休假的几年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懂得了很多道理，但是京城依然是京城，皇帝依然是皇帝，严嵩依然是严嵩，政局依然是政局。所不同的是，皇帝天天嗑药，更加“仙风道骨”，严嵩更加肆无忌惮，京城更像一锅粥了……
看到大明王朝一片混乱、惨淡的景象，张居正感慨万分，他在写给同僚耿定向的信中说：现在的京城，只要向外走出十里路，就会遇到百十来人一伙的盗匪，而且像这种规模的团伙并不少见；朝廷上下贪赃枉法已成风气，老百姓早就对当官的不满了。面对这种情况，必须得仰仗一位“磊落奇伟之士”，对朝政进行大清扫似的改革，否则根本无法改变国家现状。然而，尽管世间正好有这样一位“磊落奇伟之士”，但是朝廷“未必知，即知之，未必用”。
耿定向比张居正晚几年中进士，因此从辈分上说，张居正俨然是耿定向的前辈了。张居正所说的“磊落奇伟之士”，实际上就是指他自己，他这封信的意图也很明显：跟自己的后生发发感慨，或者说吹吹牛皮，借此表露一下自己的心迹，另外也抒发一下壮志难酬的郁闷。

归来后的成熟（2）

可以说，张居正一回到京城，就下定决心要大干一场，然而，他也不再是当年的毛头小子，现在他做任何事之前，都要探听一下四周的动静。因为他已经明白了探听清楚政治风向有多重要。
在当时的京城，严嵩可以说是只手遮天。嘉靖皇帝追求的是更高层次上的享受，他想长生，想不老，想得道，想成仙，至于那些只有凡人才会热衷的繁琐的国家政务，就交给严嵩负责吧，自己管住头等大事，稳住皇权即可，何乐而不为呢？就这样，严嵩愈加为所欲为，不仅他本人，就连他的儿子严世蕃也开始牛起来了，所有要与严嵩谈政务的官员，都要先和严世蕃商量。
严世蕃之所以能够升到工部左侍郎，不是通过科举考上的，也并不是因为政绩有多么突出。他最初入国子监读书，毕业后直接“分配”，走上仕途，以后便一路高升。当然，这都是借了老爹的光。如今，严嵩年事已高，精力远不如从前，而且每天还要陪着皇上，哪有时间管什么政务呢？于是，严嵩便开始让儿子接替自己的工作，自己则做起了儿子的坚强后盾，所以当时人们把严世藩称为“小宰相”。这跟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给儿子让位、自己做“主父”控制大局的意图颇有几分相似。毕竟儿子是自己的心头肉，而且年纪轻、资历浅，因此扶上马以后一定要送一程的，如果等到自己归西了才让儿子初出茅庐，恐怕他就难以续写自己的辉煌了。
不过老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还真是不假，严世蕃在处理政务方面确实得到了父亲的真传，贪赃枉法等下作方法几乎是无师自通，在某些方面甚至堪称是青出于蓝。就这样，严氏父子的气焰之嚣张，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回到翰林院的张居正，眼睁睁地看到严氏父子对朝政的玩弄、对社稷的蹂躏，心中免不了会生出一团怒火。这要是放在过去，他早就愤恨不已了。可是，这几年的经历对他来说，可算得上是一次大规模的洗礼。他一改当初热血青年的作风，把最初的棱角磨得又圆又亮，这样就可以在荆棘丛中自由穿梭，向老师徐阶学习，平时打酱油、装孙子，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成熟，然后再来一下狠的直接要他命。拿片刀来回耍的只是混混，而真正的武林高手一出手就生死立判。
正是由于处事策略的转变，才使张居正对他最憎恨的人不仅没有丝毫的攻击，相反还与之结成了一种微妙的密切关系。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严嵩的夫人亡故，张居正竟然在祭文中热情赞颂严氏父子，什么“忠贞作干，终始惟一”，什么“笃生哲嗣，异才天挺”……总之，一般人想想都恶心的对严氏父子的溢美之词，全被张居正用上了。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张居正表面上与严嵩的关系是非同一般的。不过，这种关系仅仅停留在表面上，张居正心里真正仰慕的还是严嵩的死对头、自己的恩师—徐阶。只有在徐阶面前，张居正才会一改往日在人前对严嵩的恭敬态度，直言必杀严嵩以告天下，他清楚老师与自己是同道中人。
那时候徐阶与严嵩的斗争已经公开化，甚至已经进入到白热化阶段。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三月，时任刑科给事中的吴时来和刑部主事张翀、董传策在同一天上疏弹劾严嵩，他们列举的罪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归来后的成熟（3）

第一，当时北方少数民族经常骚扰边境，可是边关竟然守备松弛，长官长期克扣军饷，导致士兵饥寒交迫，严重影响了军队战斗力。兵部尚书许论、宣大总督杨顺、巡按御史路楷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后来许论被罢官，杨顺、路楷入狱。由于他们三人都是严嵩的党羽，因而除掉他们就等于削弱了严嵩的势力。
第二，严嵩父子长期以来一直操纵朝政、培植党羽、铲除异己，罪不容诛。
第三，严嵩父子大肆收受贿赂、贪污公款，甚至公然售卖官爵，严重败坏了朝堂风气。
仅仅是这几条主要罪状，就足以让严嵩倒台了，至于那些细枝末节更可以让严嵩死上几个来回。严嵩一看：呵，你们几个才几品啊？竟敢捋我的虎须，简直活得不耐烦了！
由于他们三人所奏的几点，直击严嵩的要害，再加上是同一天上疏的，这使得老奸巨猾的严嵩不得不产生猜忌。他认为，吴时来和张翀都是徐阶的学生，而董传策又是徐阶的同乡，这三个与徐阶关系如此密切的人物竟然能这么“凑巧”地弹劾自己，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是徐阶支持他们这样做的。于是，严嵩便到皇帝那里去进谗言，说他们是受徐阶的指使诬告微臣，目的是不想出使琉球。
当时大明朝廷准备派人出使远在海外的属国—琉球国（今日本冲绳县），严嵩便推荐吴时来去执行这个艰险无比的任务，吴时来本来已经慨然受命。在出使之前，吴时来上了这个奏疏。看到了他的奏疏以后，嘉靖帝“为之动容”，并将奏折扣下三天，没有进行批示。由此看来，嘉靖帝虽然不怎么勤政，但是他时刻没有丢掉手中的大权：手下的人为我办事可以，即使稍微有些越轨也没什么，可是谁要敢撼动朕的权威，那可就有你好看的了。
严嵩得知后，一方面担心皇上追查自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打压对手，于是就利用吴时来出使琉球国这件事，对嘉靖帝说，吴时来所报完全是捏造，他这么做就是为了延误时间，避免出使琉球。嘉靖帝一听这话就火了：哦，原来你们几个弹劾首辅大人是因为这个呀！出使琉球一事，关系到我大明的声威，你小子敢从中作梗，寡人岂能容你！于是，吴、张、董三人均被流放，严嵩与徐阶的斗争也进一步升级了。
尽管徐阶早就对严嵩祸国殃民的罪行深恶痛绝，但是由于严嵩势力太大，自己目前不便与之发生正面冲突，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一个字—“忍”！不光他要忍，就连他的学生也都要忍。中国是堂堂礼仪之邦，尊师重道又是光荣传统，学生拜望老师总没错吧？可是，徐阶的门生却不敢光明正大地到老师家做客，更不敢明目张胆地与老师议论朝政。即便是非要到老师家里不可，也得轻车简行，挑那种夜深人静，夜猫子都不出来的时候，尽量不引人注意。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担心重蹈同门师兄弟的覆辙—尽管他们从内心深处还是站在徐阶这一边的。
徐阶的门生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严嵩的势力那么大，一群文人怎么能斗得过奸猾而心狠手辣的严嵩呢？既然以卵击石没什么好处，大家莫不如跟老师学习，先忍着，别发作，以后有机会再收拾严嵩那个老贼。
从理论上来讲，他们的做法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依然免不了受到严嵩的猜忌。严嵩虽然上了年纪，可是脑子并不糊涂：噢，现在见我发威了，你们都不敢跟我对着干了。可是，你们到底是跟徐阶一伙儿的，要不然为什么偷偷摸摸跟那个老匹夫来往，怕我知道是吗？

归来后的成熟（4）

在这个时候，张居正显现出了他的过人之处。他可以毫不掩饰地同徐阶交往：我就是徐阶的门生，与他过从甚密，谁能把我怎么样？其实他这么做并不傻，而是让严嵩认为他与徐阶虽是师生，但并没有密谋诡计之嫌，泰然处之，摆出一副身正不怕影子斜的架势，加上平时张居正与严嵩的亲密。严嵩顶多是认为张居正是两面讨好，谁都不得罪的滑头而已，不会想到这个小子其实在背地里想了千万次要把他碎尸万段。
严嵩之所以会喜欢上仇人的学生，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张居正对严氏父子不乏溢美之词，这充分表明张对严不光敬重，甚至可以说是巴结、讨好，老严嵩自然满心欢喜；其次，张居正是个不折不扣的人才，只要一个人有才，自然就会有人愿意接近、拉拢，这就是牛人的好处。再说，张居正在“意识形态”方面也符合严嵩的要求，严嵩自然对他心存好感。
后世学者在评价张居正与严嵩关系的时候，常常感到不可思议：你的老师是严嵩的死对头，而你张居正本人又对严嵩恨之入骨，你怎么还能跟严嵩套近乎呢？其实想一想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张居正是个天才嘛！天才有什么办不了的事？再说，徐阶又没有白教他，隐忍十年，一般人也许做不到，可是天才就不同了，只要捅破那层窗户纸，他会运用得比恩师还得心应手。
就这样，张居正一方面继续与徐阶保持高度一致，另一方面又与严嵩友好相处，使得严嵩在对徐门子弟全力打压的情况下，唯独对张居正青眼有加。
这一切情况，都被内阁大学士徐阶看在眼里。他心里也时常起疑：叔大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可千万别走错路啊！不过，大学士到底是大学士，他的观察能力并非常人可比，毕竟自己早在多年以前就看出了张居正的才华与志向，毕竟张居正的做法实为明哲保身之举，毕竟张居正深得自己真传……于是，徐阶不仅没有因为张居正亲近严嵩而怨恨他，相反还为自己的学生中出了这样一个善于运用政治手腕的奇才而倍感荣耀。这时，徐阶觉得，是时候提拔叔大了。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徐阶由少傅晋升为太子太师，张居正也在老师的提携下由翰林院编修提升到国子监司业的职位。虽然张居正的级别只是由七品上升到六品，而且这个职位只不过是校长国子监祭酒的副手，但是，在这个专门为国家培养官员的地方工作，还是很有前途的，至少可以为自己积攒一些资历。
做了国子监司业以后，张居正结识了一个日后将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高拱。在同一年，高拱进国子监就任祭酒之职，他不但在官位上要比张居正高出一等，而且其资历与背景也是张居正难以望其项背的。在这里我们不妨看一下高拱的简历：
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年），高拱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高拱不仅相貌奇伟，而且从小就聪敏好学，十七岁那年就在乡试中名列榜首，成为高解元。嘉靖二十年（1541年），他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二十二年（1543年），入翰林院任编修；三十一年（1552年），出任裕王朱载垕的首席讲读官，一干就是九个年头，期间得到了裕王，也就是后来的隆庆皇帝的赏识，成为裕王最喜欢的老师，这也奠定了日后他的政治地位。到了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高拱升任主管文化事业的太常寺卿，并负责掌管国子监。

归来后的成熟（5）

也许是由于历史的机缘，也许是上天的安排。总之，在这一年，张居正与高拱这两个都可谓是惊才绝艳的人才相识了。
高拱这个人深谋远虑，是个不可多得的治国奇才，但他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心高气傲。满朝文武没几个人能放在他的眼里。可当他遇到张居正以后，态度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竟然毫不吝惜地称赞起张居正的才华来，这使当时以及后世的很多人都难以理解。高拱的地位和资历都胜过张居正，这就排除了他巴结、讨好张居正的可能。既然如此，那么他盛赞张居正就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彻底被张的才华所折服。
自古英雄爱好汉，张居正遇到了高拱，可以说是棋逢对手。只不过，他们两人是同事关系，所谓的“棋逢对手”，也仅限于闭门切磋。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关系，使得两个人迅速结为至交，彼此惺惺相惜。应该说在政治利益的大背景下，两个大臣能有这样的情谊还是难能可贵的。
作为国子监的正副校长，高拱与张居正自然免不了常在一起谈论国事，两人对眼下的时局都非常不满，尤其是提起严嵩，两个人恨不得把那老贼碎尸万段。基于这一点，他们都希望通过改革来扭转现状，而且他们的政治主张也非常相像：奸臣需要清除，吏治需要改革，边防需要整顿，法令需要贯彻。更重要的是，二人在经济改革方面也有着相同的看法：开源节流，实现国民经济增长；规范税收，保护农、工、商等各阶层的利益。共同的理想与志向让此前一直非常孤独的两个人走得越来越近，成为莫逆之交。
当然，这时的张居正和高拱还没有机会让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他们只是在畅谈理想，并互相勉励，将来一定要成为内阁宰辅，共同携手重整朝纲，两个人就像当年周公与召公共同辅佐周天子一样，共保大明天子。两个人经过“头脑风暴”，碰撞出越来越多的火花，这也预示着大明王朝日后的改革方向。但即使是当年的周公与召公，也是有矛盾的，他们两个人也许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两个人会势同水火。
不过，理想与冲突毕竟是以后的事，咱们还得看看眼前。张居正与高拱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没有在严嵩与徐阶的斗争中受到打压。张居正自不必说，他凭借那越练越精的政治手腕，足以在严、徐之间自由穿梭。而高拱则不然，他虽然精明强干，但是在当时的官场中明显“阴阳失调”—刚有余而柔不足，雷厉风行当中带着急躁，志向高远当中流露出自大，他还缺少容人之量，动不动就对持不同政见者发火。按理说，像高拱这种性格的人，与同事相处都很困难，更何况是死敌严嵩呢？可是，严嵩偏偏器重高拱，而徐阶也对高拱颇为看好，国子监祭酒一职，就是他们两人共同决定委派给高拱的。
严嵩和徐阶为什么会对这个性格急躁的高拱青眼有加呢？原来，早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嘉靖帝的太子就死了，后来一直没有重新立太子。不过，当时朝野上下都知道，裕王就是实际的太子，因为裕王是嘉靖剩下的儿子中最年长者。高拱为裕王做了九年的老师，按照大明王朝当时的“潜规则”，他将来十有八九是大学士的候补人，而且在裕王即位后，必然会受到重用。正因为这样，严嵩和徐阶都不遗余力地想拉拢他，至于他的坏脾气，暂时还是可以包容的。

归来后的成熟（6）

尽管老贼严嵩对张居正和高拱毫无恶意，但张、高二人却对严嵩越来越憎恨了，因为严嵩父子的所作所为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当时的严氏父子，几乎完全垄断了官吏任免大权。想当官，得给严家送钱；想升迁，也得给严家送钱；如果你不想在官场干了而又找不到合适的托词，那也方便，只要得罪严家一下就可以如愿以偿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想当官的毕竟占多数，所以严府的卖官收入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的状态。
具体负责官职买卖事务的是严嵩的得力助手严世蕃，据说他把做“生意”得来的金银都埋藏在地窖里，大有清代钱庄的气魄。守着这些几辈子也挥霍不尽的财宝，严世蕃不禁感慨万千，心想：我严某人哪辈子积了德，今生今世竟能享受这般荣华富贵！后来他仔细一琢磨，渐渐品出了一点味道：严家的阴德都是父亲严嵩积下的。若没有严嵩支撑门户，他严世蕃有何德何能在百官面前耀武扬威？想到这里，严世蕃意识到了感恩的重要性，于是他就把父亲请到自家的金库前，想让父亲感受一下收获的喜悦。
严嵩早就知道家中钱财无数，但到底有多少呢？具体数额他可说不清。于是，他也想借此机会清点一下家产。然而，令严嵩吃惊的是，他家居然富可敌国。严嵩目瞪口呆之余，已经隐隐感觉到，自己有点做过头了，弄不好就会招来大祸。
然而，年富力强的严世蕃跟父亲可不一样，他觉得，富可敌国乃是最最光荣的事。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大肆敛财，使得家里的金库一度“胃胀”，而他本人的胃口却越来越好，一般的财宝已经来不及填满他那高速运转的消化系统了。
有一次，严嵩的义子赵文华从江南归来，送给严世蕃一顶价值连城的金丝帐，还送给严世蕃的二十七个妻妾每人一个贵重的珠宝首饰。就是如此大礼，在严世蕃看来，都不过是连牙缝都填不满的残羹剩饭。由此可见，严世蕃的贪欲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这还不算，严世蕃在贪婪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了一种更要命的性格，那就是狂妄。
由于裕王一直没有被立为太子，因此严氏父子对他十分冷淡。按照当时的惯例，户部每年都要拨给裕王府岁赐，可是，由于没有接到严氏父子的命令，户部一连三年都没给这位准太子发放一文钱。后来，这位可怜的裕王筹集了一千五百两银子送给严世蕃，严世蕃这才让户部补发了岁赐。这件事以后，严世蕃动不动就跟别人炫耀：“皇帝的儿子尚且要给老子送礼，以后看谁不给老子送！”
此时的严世蕃，已经狂妄到了极点，整个大明王朝恐怕只有皇帝能震得住他。可是，他在得意之际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快活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
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物极必反”是一条真理，也是几千年前中国老祖宗留下的警世之言。不知道严嵩父子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还是注意了以后总是心存侥幸，总之，他们在权势达到顶峰的时候没有及时收手，从而彻底跌落深渊。而促使严氏父子倒台的导火索，竟然是一次道教活动。
嘉靖帝一直崇信道教，是三清四御的骨灰级“粉丝”，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给自己颁发“成仙许可证”。于是徐阶便投其所好，向他推荐了一个叫做蓝道行的道士。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的一天，嘉靖帝把蓝道行召入内宫，让他占卜祸福。具体方法就是道士吸引神仙附体，通过道士的手写出神仙要说的话（嘉靖皇帝自诩聪明绝顶，却被道士忽悠了大半辈子）。蓝道行以神仙的名义说道：“今日必有奸臣上疏言事。”嘉靖帝听罢心生疑惑：真的会有奸臣奏事吗？那么这个奸臣是谁呢？

归来后的成熟（7）

果然，严嵩向嘉靖帝进了一封密札，嘉靖帝看过之后，根据神兆不得不开始怀疑严嵩的忠诚度。于是他接着询问：“为什么我大明天下至今仍未实现大治呢？”蓝道行便施展起他最拿手的占卜术—扶乩。只见他口中念念有词，手中的笔杆直抖，不大一会儿沙盘上就出现几个大字：“贤不竟用，不肖不退耳。”嘉靖帝一看，心里更起疑了，于是又问：“这所谓的‘贤’与‘不肖’都指谁呢？”蓝道行再一次浑身颤抖如触电般请神灵作出了批示，原来这所谓的“贤”指的是徐阶、杨博，而“不肖”则是指严嵩之流。
这一下，嘉靖帝真的需要重新审视严嵩这位首辅大人了。
事情如果到此为止的话，严嵩还不至于倒台。可是历史就是有这么多巧合，御史邹应龙在一名内侍那里避雨，无意之中听说了这件事，认为这是弹劾严嵩父子的最佳时机，于是便开始积极筹划起来。
邹应龙缺的并不是关于严嵩父子的罪证，而是弹劾奸臣的勇气。他深知，作为一名御史，理应为皇上除奸，可是过去那些上疏状告严嵩的言官，都没有得到什么好下场。如果自己一下子扳不倒严嵩，轻则充军发配，重则身首异处，总之后果不堪设想。可他转念一想：此时圣上对严嵩的恩宠已经大不如前，如果不借此良机果断出手，恐怕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最后，邹应龙终于做出了一个对自己、对大明王朝都具有深远意义的决定：弹劾严嵩！
他马上写了一份奏疏，上面列举了严氏父子贪污受贿、私卖官爵、欺压百姓等一系列罪行。这次，嘉靖帝对言官所奏坚信不疑，于是下令将严世蕃治罪，同时“请”严嵩退休。后来，徐阶又在关键的时刻踹了严世藩一脚，直接把他以通倭罪送进了鬼门关，使得严嵩无力东山再起。
从表面上来看，是御史邹应龙的奏疏生效，才导致严嵩倒台的。可事实上，徐阶在暗处的轻轻一推才是整个事件得以发展的原动力。蓝道行是徐阶介绍给嘉靖帝的，他自然要为徐阶说话；蓝道行说有奸臣上疏，也根本不是什么神的指示，而是徐阶事先告诉他的；至于沙盘上的“贤”啊、“不肖”什么的，很明显就是蓝道行受徐阶的指使而为之。嘉靖帝正是在对“笔仙”游戏深信不疑的前提下，才会如此痛快地接受邹应龙所奏的事实。
总之，在道士、言官以及深居幕后的徐阶的共同努力下，嘉靖时代头号大奸臣终于被铲灭了。装孙子装出世界水平的徐阶终于在隐忍十年后，一举除掉了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顺理成章地由次辅升为首辅，成为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政坛领袖，心里岂不快哉！而严嵩却在唾骂中勉强苦熬两年，在无限凄凉与潦倒中死去。
就在严嵩倒台、徐阶升官的同时，在国子监主抓教育的张居正并没有身居象牙塔中不问世事。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老师与严嵩的斗争，从中也学到了更加“细腻”的权谋，同时也了解了言官的力量。尽管他是个从政的天才，但是当他看到老师那滴水不漏的计策得以成功之后，也不免觉得大开眼界：原来整人可以用这种办法！带着这些官场心得，张居正的从政生涯也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扳倒了严嵩，当上首辅的徐阶此时心情无比畅快，不必再与虎狼居于一室，自然吃得香、睡得安。这时，他就需要培植自己的力量了，张居正自然是他的首选对象。

归来后的成熟（8）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张居正参与了《永乐大典》的重校工作，并被徐阶举荐为《奉天大志》副总编。次年，《奉天大志》修撰完成，在徐阶的进一步提拔之下，张居正出任右春坊右谕德，进入裕王府给准太子朱载垕讲课。
张居正的这次升迁，官阶并没有太大变化，只是由原来的正六品上升至从五品。可是，真正使张居正获益的并不在于官衔，而在于工作性质。前面已经说过，曾经做过裕王家庭教师的高拱备受严嵩和徐阶的器重，原因就是他日后极有可能进入内阁。而现在的张居正同样属于这种情况，他虽然官位不高，但凭借裕王讲师的身份，将来入阁做大学士可以说是板上钉钉的事。再说，裕王百分之九十九会继承嘉靖帝的皇位，这样一来，张居正就是未来皇帝的老师，谁敢不服？
张居正深知，自己能有如此令人眼热的地位，主要还是靠恩师徐阶的提携，因此他对徐阶简直是感激涕零。徐阶这么做也有自己的用意：张居正是自己的铁杆门徒，而裕王又是张居正的学生，由此论起来，裕王就是自己的徒孙；嘉靖帝眼看就要升天面见三清去了，他走以后，即位的十有八九是裕王；未来的皇帝要听师父和师祖的，这正是最最理想的状态。经过这一番缜密的思考，徐阶才会走出这样一步棋；而张居正更是深刻地领会了恩师的良苦用心。
正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张居正被徐阶引入裕王府的大门之后，便开始了自己更高层次的修炼。他在受到裕王赏识的同时，自己的政治资本也积累得越来越厚实，这为他后来的临渊一跃铺就了坚实的跳板。
就在张居正雄心勃勃、期待飞黄腾达的时候，他的好友高拱的事业也有了跨越式发展。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高拱升任礼部左侍郎，不久后又调到吏部任职。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嘉靖帝的四皇子景王朱载圳亡故，作为嘉靖皇帝仅存的子嗣，裕王“未来皇帝”的地位已经无可动摇。高拱作为裕王的老师，自然风光无限，于是升任礼部尚书。到了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三月，经由徐阶推荐，高拱以礼部尚书兼任文渊阁大学士的职位，正式入阁，从此便成为大明王朝高级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
看着好友不断攀升，张居正心里自然羡慕不已。他相信，这些年来自己走过的路，都是高拱当初走过的，如今高拱入了内阁，而自己将来也会走上这条路。一想到将来可以与高拱携手执掌内阁，他的心里就不免激动。不过，张居正的官阶与资历毕竟远在高拱之下，他时常感到自己的理想可望而不可即，因此常常带着一种酸溜溜的心情仰望着那个昔日与自己携手言欢的好友。
然而没过多久，原本以为无望赶超高拱的张居正就得到了一次“一飞冲天”的机会。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一生痴迷于道术的嘉靖帝病入膏肓，尽管整日斋醮、服用丹药，最终也没能挽救这位一心想成仙的皇帝，他的生命无可挽回地走到了尽头。
嘉靖帝逝世以后，最要紧的事就是发布遗诏。在当时的大明王朝，遗诏多由朝中重臣执笔，通常是在皇帝归天后写成的，其内容与皇帝自己的想法并没什么关系。可是，遗诏却能传达出起草者本人的政治态度。因此，谁能起草遗诏，谁就有足够的资本在未来的官场生涯中志得意满，而张居正恰好就得到了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归来后的成熟（9）

嘉靖帝死后，作为内阁首辅的徐阶理所当然地成了遗诏的主要策划者。不过，他并没有独自享受这一特权，而是与自己的爱徒张居正共同分享这块象征着最高权力的大“蛋糕”。他们先是对前朝弊政作了一番不温不火的批判，纠正嘉靖帝在位期间斋醮炼丹、大兴土木、搜罗珠宝等一系列不良行为。而后，他们就提到了最为重要的议题，那就是立裕王为帝。
徐阶和张居正拥立新君的做法可以说是一箭双雕：既可以在天下人面前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还可以使新君在任期内对自己心怀敬意，甚至是言听计从。就这样，在徐阶的带领下，张居正第一次在臣子的角度上领略到了“君临天下”的感觉，他的政治资本也壮大起来，蓄势待发。
裕王即位后，在第二年改年号为“隆庆”，也就是隆庆皇帝。就在新皇帝登基后不久，张居正几乎一下子从五品官蹿升到正二品，成了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至于中间任期不过一个月的三品礼部侍郎的官职，只是徐阶提拔张居正的一个缓步台。尽管此时的张居正在内阁排名居于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等人之后，处在末位，但他毕竟进入了大明朝领导的核心，这是他迈向首辅宝座的第一步。
思维缜密的徐阶也有考虑不周的时候，虽然他把张居正的发展之路安排妥当了，但是他却忽略了与自己地位最相近的同僚—内阁大学士高拱。在起草遗诏这件事上，徐阶并没有跟高拱打招呼，而是直接与张居正联系，这使得向来以脾气火暴著称的高拱怒火中烧：好你个徐阶，你以为自己是首辅就了不起啊，把我高某人当成摆设了？新任皇帝是我的学生，帮助他继承皇位这么大的事竟然不让我参与，你到底想干什么？想把我挤出内阁不成？
尽管当初徐阶提拔高拱任国子监祭酒，又使他入了内阁，但高拱并没有领情。高拱觉得自己入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凭借自己的能力，别说是成为内阁大学士，就是当上首辅也完全没问题，而徐阶对自己的提拔，也不过是顺水人情而已。相比之下，张居正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原来只是一个从五品的讲师，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当上了二品大员，而且入了内阁，这种晋升速度在大明官场是极为罕见的。可以说，张居正能有今天完全是徐阶的提携。一想到这里，高拱就气不打一处来，总觉得上天对自己不公平：凭什么张居正升得就这么快？高拱把这一切都归结到徐阶身上，觉得徐阶这个人做事有失公平，于是发自内心地对徐阶产生了怨恨。
平心而论，在高、徐出现矛盾这件事上，两个人都有问题。首先是徐阶，他贵为内阁首辅，在朝堂上可谓说一不二，想要培植自己的势力，也无可厚非。可是别忘了，官场如战场，你的一举一动都会牵涉其他人的利益，如果处理不好与同僚的关系，那么即便是最好的朋友也有可能翻脸，更何况是与自己不沾亲不带故的高拱呢？尽管高拱的地位比你徐阶略低一等，但他毕竟是内阁大学士，而且其工作能力是有目共睹的。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高拱曾经为裕王做过九年老师。当时，裕王正处于从青春期向成年过渡的重要阶段，世界观、价值观什么的都在那时形成，高拱对他的教诲，自然会深深刻在他的脑海里；同时，在那个少年最孤独无助的时候，是高拱给予了他极大的鼓励与帮助。所以，高拱在裕王心目当中的地位是任何人都无法代替的。

归来后的成熟（10）

如今，徐阶把裕王推上了皇帝宝座，却没有跟高拱商量，这就好比校长把一个学生从普通班调到重点班，却没有和这个学生原来的班主任打招呼一样。当然，徐阶此举比校长对待班主任的做法还要过分，因为校长毕竟是班主任的顶头上司，班主任只能忍着，不敢轻易发作。可徐阶的情况就不同了，自己虽然是内阁的老大，但高拱的地位也不可小觑，这两个人要是斗起来，谁赢谁输还真就说不好。另外，徐阶此举得罪的可不光是高拱一个人，当时的内阁成员还有同样曾在裕王府当过讲师的郭朴，一旦他和高拱联手对付徐阶，那么这位首辅大人恐怕就凶多吉少了。总之，徐阶在起草遗诏这件事上的做法实在有失水准，实在不像“老油条”的风格。
回过头来再说高拱，他生徐阶的气是正常的，因为辅佐裕王登基这件事即使算不上利在千秋，但至少称得上功在当代，谁能参与进去，谁就能捞足政治资本。基于这一点，高拱怎么想怎么郁闷：我是堂堂内阁大学士，又是裕王的恩师，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我都应当成为起草遗诏的主要人物；现在可倒好，学生当上了皇帝，昔日的老师却被人挤到一边去了，这样一来，我丢掉的就不仅是政治利益，更重要的是面子，以后别人会怎么看我？
如果换成是与严嵩恶斗时的徐阶，忍一忍也就没事了，可眼前这位爷是高拱，他绝对没有当初徐阶那么好的脾气，这种事落到他身上，就等于是戳了他的肺管子，岂能善罢甘休！于是，一股怒火在高拱心中越烧越旺，只要再受到一点儿刺激，高拱就能张开嘴把火喷出来！
高拱与徐阶之间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痕，而高拱与张居正之间也出现了明显的嫌隙。尽管在起草遗诏这件事上，张居正并没有做过对不起高拱的事，但是高拱看到徐阶如此迅速地提拔张居正，胃里也不免有些泛酸—就像张居正当初仰望他的时候一样。当然，心里稍微有些醋意实乃人之常情，高拱也不至于对张居正太过嫉妒，但是正如爱屋及乌一样，恨乌也会及屋的，现在高拱对徐阶怀恨在心，自然连同张居正一起埋怨上了。张居正和高拱似乎都感觉到，昔日的好友即将变成日后的对手。
张居正日后与高拱之间矛盾如何发展，暂且不表。眼下，张居正已经实现了人生的第一个理想，那就是入阁。他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前途豁然开朗，那与生俱来的热血也渐渐升温。不过，此时的他远非当初那个热血青年可比，他的血是热的，但头脑异常冷静；他的心是激动甚至是冲动的，但他刻意控制着自己的心跳，不会得意忘形。他依旧想把自己的忠肝义胆掏出来让大家看看，可是他深知，尽管如今没有了嘉靖帝和严嵩那不屑一顾的嘲讽，但危险依然无处不在。
首先，他的火速升迁，定然有很多人嫉妒，即便不是高拱，也有很多红眼病患者瞅他不爽；其次，每个人都需要伪装自己，这样才能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如果张居正把自己的想法一股脑儿地倾诉出来，别人就会轻而易举对他那热气腾腾的脏腑动刀子。正因为这样，张居正多年以来一直修炼着自己的城府，使自己青年时代的水晶肚变成了中年以后日渐发福的乾坤袋。人常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张居正这位副宰相的“肚量”也毫不逊色，当初那喷薄欲出的热血在这肚子里面自由流动，根本就感觉不到压力，因为这空间实在太大了，就算是再多装几十倍上百倍，也依然没有“饱腹感”。

归来后的成熟（11）

不过话又说回来，张居正的“肚量”并非什么都装得下，毕竟他还有一个杰出政治家的敏锐眼光和社会责任感，对于大明王朝的弊政，他不能听之任之。这时的张居正，已经获得了实现政治理想所必需的条件，那就是同僚的支持。恩师徐阶自不必说，张居正是被他一手提拔的，而且遗诏里面对弊政的看法也是出于徐阶的本心。此外，当时的内阁成员都算得上是有识之士，跟严嵩当年的情形大不相同。正因为这样，张居正才能放心大胆地提出自己对于朝政的看法，并将想法付诸实践。
就在张居正志得意满，开始轰轰烈烈干事业的时候，一个在他心中埋藏多年的种子渐渐萌发了。
辽王朱宪(■火加节)，这个曾经用酒灌死自己祖父的凶手，害死自己朋友的恶棍，把自己当成娱乐消遣的陪衬或是其他什么东西的流氓！多年以来，张居正一直生活在辽王的阴影里，他的心中也一直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有朝一日找辽王算账。可是，辽王毕竟是藩王，自己这两只小胳膊是拧不过人家大腿的。于是，张居正一直在潜心修炼，一点一点地积累实力，以便有一天扳倒辽王，一雪前耻。
当初张居正在休假三年回京之后，就曾写过《王承奉传》，毫不留情地指出辽王私自离开封地外出游乐。要知道，这在当时可是重罪，一旦被皇上知道了，丢掉王位都是轻的，弄不好就得身首异处。可见，早在数年以前，张居正就已经开始想办法置辽王于死地。只不过，那时的他受身份所限，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告倒辽王。
而如今的张居正，再也不是那个陪辽王写诗填词的翰林院编修了，他已经成为内阁大学士，身处帝国权力最高层的重臣！过去那个骄横跋扈、说一不二的辽王，也不得不敬他三分。当然，张居正想要得到的并不是辽王的忏悔，而是他的性命，他忘不了当年爷爷被辽王害死的惨剧，忘不了百姓被辽王蹂躏的凄惨，忘不了自己看到仇人就近在眼前，却只能攥紧拳头，长期忍耐的无力与悲愤的感觉。现在该是辽王为自己的残忍与愚蠢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入阁后的张居正在主持日常工作的同时，也时刻寻找着打击辽王的机会，他要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干掉那个以特权自居的辽王。
张居正复仇的机会终于到了。
辽王一贯行为不检点，仗着自己的势力，在封地里可以说是为所欲为。其实冲着他平时的行为，就足以将其治罪了，可是在嘉靖年间，辽王为巴结皇帝而崇奉道教，被嘉靖帝赐号“清微忠教真人”，有了这块护身符，别人还真就不敢弹劾他，因为人家是“真人”，凡人怎么能对“真人”说三道四呢？
可是，嘉靖帝死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首辅徐阶带头清除弊政，过去深受皇上崇奉的道教一下子没了地位。隆庆元年（1567年），有人弹劾辽王有不法行为，于是隆庆帝便削夺了他“真人”的称号，辽王就这样被天子当头一棒，打回了原形。
第二年，巡按御史郜光先弹劾辽王，列出了十三条罪状，至于具体是哪几条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隆庆帝见辽王如此放肆，便派人前去核实。当时，接受这一任务的是刑部侍郎洪朝选，他经过调查发现，郜光先列举的罪状多数属实。按照《明史》的记载，辽王的罪名是“淫虐”、“僭拟”，也就是行为不检点、祸害百姓、不遵礼法、自以为是、目无尊长。核实以后，洪朝选就决定把调查结果上报朝廷。

归来后的成熟（12）

本来如果只是这些罪名的话，虽然辽王会吃些苦头，也还不至于伤筋动骨，但是这个世界上落井下石的人总是不缺的。荆州的按察副使施笃臣早就对辽王心怀不满（辽王做人确实失败），现在见朝廷派人查他的罪状，就打算火上浇油，致辽王于死地。他假装为了辽王好，让他给洪朝选写信求情，然后暗中将书信和礼物扣押。辽王等了许久也没见回信，以为人家不搭理自己，感到很冤枉，就在庭院中竖起一面大旗，上面写着“讼冤之纛”四个大字，想借此表明自己的冤屈。“纛”有军旗的意思，这不就是揭竿而起吗？早就在一旁伺机而动的施笃臣一下就抓住了要他命的把柄，认定“辽王造反了”，然后带人包围了辽王府，把辽王抓起来关进监狱。这样一来，“辽王造反”一事便成为“既成事实”了。
然而，洪朝选的作风一向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从不因私人恩怨影响公务，是一个秉公执法的人，当然对施笃臣的做法不屑一顾。因此当他回京后，如实汇报了情况，唯独不提“讼冤之纛”的事。可是，此时的张居正就是要利用这个机会狠狠地报复一下辽王，于是他要求洪朝选以谋反的罪名弹劾辽王，如果是一般的官员，见到张阁老提出这样的要求，可能也就同意了。但洪朝选确实是一位正直的官员，他拒绝了张居正。正因为没能坐实辽王造反的罪名，隆庆帝最后没有将辽王处死，而是削去他的爵位，将他贬为庶民，并幽禁起来。胡作非为大半辈子的辽王在幽禁中度过了艰苦的几年，最后郁郁而终。不知道他是否曾经为当年的胡作非为而后悔。是否曾经想起自己母亲毛太妃当年说过的那句：“你再不努力，迟早会被张居正牵着鼻子走的。”本来毛太妃只是随口说说，不料却一语成谶。
其实从表面来看，辽王的倒台似乎跟张居正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由监察机构出面收拾了辽王，可是，张居正隐身幕后，对此事仍有很大影响。首先，张居正一直想报复辽王，他所搜集的罪证或多或少会对“办案”有些帮助；其次，隆庆帝对辽王予以严惩，也不能排除“看在老师面子上”的因素；再有，张居正确确实实要求洪朝选诬陷辽王，当他被洪拒绝以后，对洪怀恨在心，于是在十几年之后将洪害死。所以说辽王的倒台，张居正出力不少，而且高明地隐身幕后，以免落下公报私仇的口实。同时也可以看出张居正与辽王之间的恩怨也是经历了一番腥风血雨、政治博弈之后才了结的。
张居正终于出了自己胸中多年的一口恶气，然而他的手段又受到了很多人的指摘。惩恶除奸固然没错，但是一味地以泄私愤的态度来对待公事，未免不合道义。然而，此时的张居正只是觉得不择手段地铲除异己是再爽不过的事，也许他一生都是这么想的。他以为辽王的事至此已经彻底完结，可是事情并非如此，他的后人将要为此承受巨大的痛苦，这或许就是因果循环吧！当然，这是后话，留着以后再说。
恩师与知己的斗争
过独木桥很危险，一不留神就会坠下去，不过你只要全神贯注地盯着脚下“勇往直前”就可以了；岔道口会使人感到为难，因为你不知道该选择哪条路，不过，毕竟是在平地上，即使选错了路，也不过是绕远罢了，不必担心会有生命危险。

归来后的成熟（13）

世上偏偏还有比这两件事更有趣，同时也更令人挠头的，那就是踩跷跷板—一门心思“一边倒”是不行的，选错了路重新走一回也不可取。由此看来，一个人玩跷跷板的确是一项高技术含量的游戏，左边翘起，就得压住左边，右边翘起，就得把重心移到右边，你必须时刻保持平衡。正是因为这项活动有如此高的难度，所以人们只是偶尔非正式地玩玩，坚持几秒钟就笑着走下来，继续干别的什么正事，这也无伤大雅。可是，如果是被逼无奈才玩起这种游戏的，情况可就不一样了，那会使一个人心力交瘁，意志薄弱的人甚至有精神崩溃甚至自杀的倾向。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纵观当代职场，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眼下还是看看大明官场达人张居正是怎么玩的吧。
自从进入内阁以来，张居正便站在跷跷板的中央，一边是对自己有再造之恩的老师徐阶，另一边则是自己的首席知己高拱。张居正如履薄冰地控制着自己的重心，好让跷跷板两边都不至于落地。尽管他有超乎寻常的智慧，但是面对这个游戏，他还是感到有些力不从心，因为这个游戏本来就很难，而且跷跷板两边的人也并不消停，他们手脚并用地相互攻击，弄得张居正在中间晃晃荡荡，不知如何是好。
起草遗诏那件事，是高拱与徐阶之间产生的一个明显矛盾，而在那之前，还发生过一件小事。一个叫胡应嘉的言官参了高拱一本，结果高拱对徐阶怀恨在心，两个人从那时起就已经结了梁子。要说起这件事的源头，我们还得先了解一下明朝的言官制度。
所谓“言官”，顾名思义，也就是专门负责讲话的官。在封建社会，一国之君高高在上，不可能对朝廷的一切事务都了如指掌，由于当时等级制度森严，再加上官场上不同利益集团互相倾轧，使得朝中的弊病总是被各种“势力范围”遮挡得严严实实，皇帝很难觉察到。比如说，普通老百姓想要状告县官，县官自然不能把这件事捅到上级那里；如果这个百姓跑到州府告状，州官或是出于官官相护的心理，或是由于收了县官的贿赂，总之，十有八九不会真的为百姓做主。当然，这只是较低层次上的弊病，如果上升到尚书、宰相那个层次，问题就更加严重也更加复杂了。而皇帝一天待在深宫里，对外面的这一切都浑然不知，那么朝政将乱、社稷将危，这是任何一位君主都不愿看到的。
从小苦大仇深的朱元璋平生最恨官官相护，压榨百姓，使得民怨不申，于是就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设置言官，让他们专门负责寻找、发现国家存在的问题，指出任何一位大臣的错误，有时，甚至可以对天子加以批评。于是，“文死谏，武死战”的座右铭便被无数仁人志士所称道。
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就设立了监察机构—御史台（照搬前朝的名字），洪武十五年（1382年），又将御史台更名为都察院（自主创新），这样从名称上就增强了这一机构的监察力度。当时的都察院由正二品的左、右都御史掌控全局，另外还有正三品的左、右副都御史以及正四品的左右佥都御史。
除了这些管理层之外，都察院还有一大批奋战在言论自由第一线的骨干力量—监察御史。按照明朝的十三个省份，监察御史分为十三道，共有一百一十人，单是这个人数，就足以令那些为非作歹的达官贵人不寒而栗。监察御史官阶不高，只是区区七品，按照自嘲的说法，这不过是“芝麻绿豆官”。可是，别看他们官位不高，权力却大得很，他们每年被分派到各省巡视，称“巡按御史”，而且还打着“代天子巡狩”的旗号，任何人都得对他们恭恭敬敬。他们什么都可以管，什么都可以说，每天的工作任务就是四处走访，发现哪个官员有问题就立马写份报告交上去，接下来，被弹劾的官员麻烦可就大了。

归来后的成熟（14）

而且为了防止言官由于害怕惩处而不敢直言，明朝还规定弹劾查有实据有赏，弹劾不实也不予以惩处。于是言官都以弹劾昏庸腐败的官吏作为自己的最重要的事业，看到任何不良现象都可以随时弹劾，并乐此不疲。有明一代，被言官的口水“淹死”的官员不计其数，其中也不乏朝廷重臣。而且越是重臣，越是容易被弹劾，谁让你树大招风呢？如果哪个言官因为弹劾权贵而被处罚了，那还是非常露脸的事情，其他的言官都会用近乎于崇拜的眼光看着他，其魅力不亚于现在的天皇巨星，认为是忠直的典范。于是无数言官前仆后继，向着弹劾的金光大道一路狂奔。
单从这一点来看，御史确实能够有效地对各级官吏进行监督，但是这又出现了另一弊端，那就是御史很有可能凭借自己的权力徇私枉法。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明朝制定了相应的政策。首先，在选拔御史的时候，要专门找那些心直口快、有啥说啥的“愤青”和一门心思认死理儿、钻牛角尖儿的道学先生，因为这项工作难免要经常得罪人，而且捞不到什么油水，非常适合这类人去干。此外，监察御史只有区区七品，他们以小制大，自然不会太过张狂。不过言官过于热衷于弹劾，也带来了很多问题，经常沦为朝廷中排除异己的工具，所以有些历史学家提出“言官之祸尤甚于阉寺”的说法。
除了都察院以外，明朝还设立了另一套监察体系—六科给事中。六科给事中对应吏、户、兵、工、礼、刑六部，各科设正七品的都给事中一名，另有从七品的左、右给事中，当初状告严嵩的刑科给事中吴时来就属于这一队伍。给事中的权力大得惊人，他们不但有权监督各个部门的工作、为各部门官员的“绩效考核”打分，而且就连皇帝发出的敕令，也要经过他们的默许才能下达，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认为天子的命令不妥，就有权力驳回！
大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就是利用这样一支纪律部队来规范朝野秩序的，由此可见言官的影响力该有多大。
再说这个胡应嘉，他是吏科给事中，自然有权弹劾任何一个他认为有过失的大臣，就连性格火暴的高阁老也被他弹了一下。
那还是在老皇帝嘉靖病重期间，身为内阁大学士的高拱经常在值班时间偷偷溜出去办私事。按理说，堂堂一个内阁大学士不该无故旷工，高拱想必也知道这不符合老板的要求，可是他这么做也有自己的苦衷。当时的高拱已经年过半百，却一直没有子嗣。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或许是因为害怕承担“不孝”的罪名，或许因为担心自己百年之后无人送终，又或者是因为不想让自己这个“成功男人”的名誉受损。总之，高拱背着流传千年的古训开始了突击行动—一定要尽快弄出个儿子来。为了做好这项“兼职”，高拱把家搬到西华门附近，以便在值班时忙里抽闲，偷偷回家与妻妾共谋“百年大计”。
这还不算，又有一次，听说嘉靖帝病危，高拱竟然把值班室里的书籍、日常用品都搬走了。这一切都被胡应嘉看在眼中，于是，他便以玩忽职守的罪名上疏弹劾高拱。当时，嘉靖帝病得奄奄一息，根本无力处理此事，高拱这才没有被深究。然而，高拱对胡应嘉的仇恨可没有就此化解，他越想越来气：你说你胡应嘉算个什么东西啊？你我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你干吗偏要找我麻烦？他转念一想：不对，事情没那么简单，胡应嘉一定是受人指使才弹劾我的。那么，这个幕后的黑手会是谁呢？经过一番深思熟虑，高拱逐渐理出了头绪：胡应嘉和徐阶是同乡，两人关系肯定不一般；我高拱与徐阶同为内阁成员，常言道“同行是冤家”，会不会是徐阶想要整我，才让胡应嘉这么做的呢？

归来后的成熟（15）

尽管当时高拱还不能确定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但是从此以后他就对徐阶有了防范，这多少有点儿“疑邻盗斧”的味道。
转过年来，大明的年号改为隆庆，吏部尚书杨博照例要主持京察工作。所谓“京察”，就是对在京官员进行考核，成绩不达标者就会被降职甚至罢免。结果，在此次京察中，就连御史、给事中这样的言官都被降黜了，可见杨博的这次考核相当严格。按理说，这次行动可谓雷厉风行、卓有成效，然而令大家感到不可理解的是，杨博的同乡—山西人却没有一个受到处分的。御史和给事中一看，好啊，你杨博装得像个正人君子，把我们的人都撸下去了，可是对你的同乡却百般庇护，这还了得？于是，以监察为业的给事中胡应嘉便第一个起来攻击杨博，说他公报私仇、庇护乡里。
按理说，胡应嘉所奏属实，这本没有错，可是他恰恰错在自己这个吏科给事中上面。京察工作是吏部负责的，那么在此过程中，吏科给事中就应当参与进来，以便全程监控吏部的一举一动。可是，胡应嘉在当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却在事情结束以后进行弹劾。这样一来，他就成了罪人：工作失职外加泄私愤。就连“憨厚”的隆庆帝都看到了这一点：哦，你胡应嘉原来是想秋后算账啊！朕若饶了你，岂不败坏了朝堂声誉？于是他便命内阁处理此事。这一下，高拱可找到了报复的机会。
当时，徐阶指出，胡应嘉虽然有错，但并不严重，稍微教育一下就行了。而高拱和同乡郭朴则认为，胡应嘉出尔反尔，根本没有认真履行职责，往浅了说这是渎职，往深了说是欺君，理应革职查办。高拱的意图很明显：我倒要看看你姓徐的是不是跟胡应嘉一伙。
经过一番争论，高拱终于确认，胡应嘉就是徐阶的鹰犬。徐阶也不得不承认，在这件事上自己得作出让步。于是，徐阶采纳了高拱的意见，最终革了胡应嘉的职。
正当高拱为出了一口恶气而洋洋得意的时候，他却没有料到，自己已经捅了马蜂窝，麻烦接踵而至。
胡应嘉被革职一事，使得整个监察系统都被惊动了。言官们见高拱如此对待自己的亲密战友，纷纷上疏弹劾，有的说他“奸险横恶，无异蔡京”，有的说他“无宰辅器”，更有人说他“专柄擅国”。对于这些如毒箭般的奏疏，高拱气愤异常，于是就要求徐阶对言官们来个“廷杖”，也就是在朝堂之上扒裤子、打屁股，这样就可以让那些言官不敢再乱说话。徐阶当然有这个权力，可是他也知道，自己一旦帮了高拱，就等于得罪了所有的言官，那会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后果不堪设想。于是，这位老人家装作年迈昏庸，没有帮高拱这个忙。
这一下，高拱与徐阶之间的梁子可就真的结上了。高拱心想： 徐阶不是想看我笑话吗？那好，你不帮我我找别人，看谁斗得过谁！于是，他就去找站在自己这边的言官帮自己挡箭。可是，听命于高拱的言官毕竟占少数，他们最终还是处在下风。
眼见自己势单力孤，渐渐招架不住了，高拱知道，这样下去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于是，在这一年的五月，高拱决定以退为进，提出辞官，暂且远离这块是非之地。
高拱辞官后，事情并没有立刻平息，言官的矛头又指向了与高拱相交甚好的郭朴。到了九月，郭朴也承受不住压力，于是便效仿老高，也辞官回家了。

归来后的成熟（16）

就这样，在这次由小事引起的大规模“内阁纷争”中，徐阶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敢和自己叫板的人都被打发走了，内阁里唯徐阶独尊。
在整个事件当中，张居正一直处在两难之中，一面是自己的恩师，一面是自己的知己，帮谁都是应该的，可是无论帮了谁都等于和另一方作对。好在他有天才的头脑，在这场混战当中没有明确表示自己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就好像当初在严、徐的夹缝中生存一样，谁也没有得罪。然而通过这件事，张居正看到了一股可怕的势力，那就是言官。不管你是多大的官，只要被言官群起而攻，最后就没什么好下场；即便你有能力把一个言官逐出政坛，但你也挡不住无数的言官前仆后继地攻击，直到把你弄得筋疲力尽，让你趴在地上爬不起来。想到这里，张居正不禁打了个寒战，担心自己有一天也会重蹈高拱的覆辙。
自从高拱、郭朴辞官以后，内阁就成了徐阶一人的天下了：张居正是自己的学生，凡事都要听老师的；李春芳、陈以勤都是老成持重之人，向来与世无争，实在不足为患。照理说，这一下徐阶可以一手遮天当老大了吧？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历尽官场坎坷的徐大人，竟然也很快地结束了他的从政生涯。
隆庆帝这个人庸碌无为，如果说他有什么优点的话，谨慎、仁义可算是比较令人称道的。然而，这位皇帝的缺点也显而易见—懒惰、好色，而这两项缺点是一国之君最不应该有的。为此，徐阶时常以老臣、首辅的身份劝谏隆庆帝，希望他能勤于国事，不要再做那些为人所不齿的事。隆庆帝一开始还能听进徐阶的规劝，可是时间一长，这位正处于而立之年的天子就开始厌烦了：徐阶你是首辅不假，可你干吗没事总干涉我的私生活？老老实实做你自己的事儿得了！善于观察“生活”的徐阶当然看得出来隆庆帝对他的疏远，因而心里万分难过。这时，给事中张奇又给徐阶雪上加霜，因私人恩怨对其进行弹劾。早就对徐阶有所不满的隆庆帝打算趁此机会让徐阶退休。徐阶年事已高，也不愿继续争斗下去，或者也可能是想以退为进，便提出告老还乡，没料到，隆庆帝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就这样，隆庆二年（1568年），在首辅位置上干了七个年头的徐阶，带着“功成身退”的无奈而又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多年来一直恋恋不舍的名利场、是非地、国家权力中枢—内阁，回到故土安享晚年了。徐阶的命运还是不错的，虽然之后也曾遭遇危机，但也算全身而退，到了万历十一年（1583年）八十多岁时才去世，比张居正还晚走了一年。原来的次辅李春芳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了新任首辅。
正如《英雄本色》中坚叔的那句话：“黑道这玩意儿，沾上了一辈子都别想脱身！”黑道如此，白道亦如此，徐阶回乡之后，依然无法摆脱官场纠葛。他那敏捷的思维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他：高拱还会重新回到内阁的，到那时，这个报复心极强的家伙一定不会放过我的！一想到自己将来可能遭受的迫害，徐阶禁不住汗毛倒竖，冷汗也湿透了衣衫。
为了使自己百年之后能得善终，徐阶只得向自己一生当中最引以为荣的学生张居正托付后事，希望他多关照一下自己及家人。
对于恩师的嘱托，张居正自然义不容辞地答应了下来，毕竟自己能有今天的地位，全靠这位老前辈一手栽培，老师对自己恩重如山，自己当然不能对人家不管不顾。张居正在给徐阶的回信中，诉说了当年徐阶对自己的帮助，重温了二人的师生情谊，并表示一定要报答老师的知遇之恩。看到了学生的回信，徐阶那颗惴惴不安的心才多少平静了下来。

归来后的成熟（17）

自从老师走了以后，张居正在内阁当中便没有了靠山。不过，宅心仁厚的首辅李春芳、次辅陈以勤依然是张居正很好的合作伙伴，刚入阁的赵贞吉为人正直，稍有倔犟，一开始与张居正也没有太深的矛盾。有了如此良好的工作环境，张居正自然可以把精力完全放在料理国务上。
早在当年回乡休假的三年中，张居正就已经坚定了力行改革，富国强兵的志向。可惜那时人微言轻，不得施展，现在自己终于位列宰辅，该是让改革的种子破土而出，生根发芽的时候了。就在这一年八月，张居正呈上《陈六事疏》，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改革计划。
所谓“六事”，就是他的六条改革措施—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
省议论，就是要少说多干。如果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不休，不但难有成效，相反，还会使执行人员摸不清方向，难以沿着一条路坚持下来。对此，张居正指出，一切报告都应力求简明扼要，不能闪烁其词，也不能因个人恩怨随意褒贬，营造出“诚行直道”的官场氛围。
振纲纪，就是加强法制建设。中国自古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法律只对普通百姓有效，达官贵人犯了法也不会被深究。虽然这种差距一直在减小，但是等级制度到底支配着法律，特权阶层的的确确游离于法律的大门之外。对此有着深刻体会的张居正一直期待着法律能够公平地对待所有人，于是他提出，政令应该由中央决断，任何势力都不能私自践踏国法。由此看来，他的观点与韩非颇有几分相似，只不过他并没有像韩非那样极端，而是引入了“法不外乎人情”的思想，认为只要不徇私舞弊，“人情”还是可以稍微考虑一下的。
重诏令，就是中央指示一定要得到贯彻落实。大明王朝的弊病之一就是各个机关办事效率低下，当然这主要还是由于当时的官僚普遍作风懒散。朝廷的政令再好，得不到落实也没用，再说国家有那么多事需要处理，办事拖拖拉拉的怎么行呢？为此，张居正提议，各部门的负责人在接到朝廷的命令之后，必须在限期内给予明确答复，如果谁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对不起，绩效考核没达标，请卷铺盖走人！这条措施的理论渊源，也在韩非那里，假如韩非在天有灵的话，看到张居正这样做，他老人家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核名实，讲的是用人的标准。张居正指出：“世上从来不缺人才，但是总是难以正确地驾驭和使用。”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用人呢？简而言之，就是要赏罚分明，有功的就要奖赏，有过的就要惩罚。至于如何来评判一个人的功过，那就需要制定一套严格的考核制度，一切以事实说话，不能用虚名来衡量一个人。后来张居正制定的《考成法》，很多内容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源头。
固邦本，即稳固国家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点张居正早就看到了，只是还未上升到政治学层面。百姓不富裕，社会就不可能安定；社会不安定，皇权也难以维系。于是，他效法两千年前的政治经济学大师管仲，主张大力发展经济。国富民强，才是强国之本。
他认为，君主不能单靠搜刮百姓来充实国库，而要先让百姓富起来，国家才会有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

归来后的成熟（18）

饬武备，说的是边防事务。当时，大明王朝经常受到北方“蛮夷”的骚扰，就在隆庆元年（1567年）九月，俺答还率领大军进犯大明，弄得京城人心惶惶。张居正虽然是一介文人，但是对军事颇为精通，深知“兵者，国之大事”的兵家古训。于是，他提出了对军饷、兵源、将帅选拔等诸多问题的看法，见解十分独到。
总之，《陈六事疏》凝聚了张居正作为一名改革家的智慧，是他多年以来认真观察官场弊病与沉疴痼疾之后的全面总结。与当年初出茅庐时所写的《论时政疏》相比，这份奏折少了份青涩，多了些沉稳老练，可以看出有过去奏疏的影子，但是更加深刻精辟，不但指出了问题所在，还指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这在张居正改革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而且它的命运也要比当初的《论时政疏》要好得多。隆庆帝过目之后，批了几个字“览卿奏，皆深切时务，具见谋国忠恳，该院、部看议行”，然后就交给各部审议去了。
就在张居正发表《论六事疏》不久，他的官场生活就发生了变化—他的老朋友高拱回来了。
隆庆三年（1569年）十二月，隆庆帝把他的老师高拱重新招入内阁，兼掌吏部事务。按照《明史·张居正传》的说法，高拱的复出是张居正一手策划的。至于张居正此举的动机，不外乎两方面，第一，他与高拱是旧时好友，即便是因为徐阶的缘故产生嫌隙，两个之间感情依然很深；第二，张居正想借高拱来抑制内阁其他成员，毕竟现在在内阁里，自己的资历最浅，如果有了老朋友高拱，自己就有了更多优势。不过张居正主动请高拱复出无异于引狼入室，因为高拱是来者不善，对内阁成员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如此看来，高拱复出主要还是隆庆帝为尽师生情谊而为之，张居正不过做了个顺水人情罢了。
不管怎么说，高拱回来了，他一面以其一贯的作风整顿朝政，一面盘算着如何报复当初那个让自己辞官回乡的死对头—徐阶。
话说徐阶回乡之后，“私生活”很不检点，他无时无刻不在摆着衣锦还乡的架子，大量置办田产、纵容子弟横行乡里。于是，状告徐阶的状纸如雪片般飞来。当时，大明王朝出了名的诤臣海瑞刚刚当上应天巡抚，正在南京清查土地、打击豪强。他看到徐阶如此狂妄，非常不满，于是就在高拱的支持下惩治了徐阶，没收了他的产业，惩办了他的家人。就这样，徐阶与海瑞也结了梁子。为了报复，徐阶以三万两银子的代价，买通了吏科给事中戴凤翔，另外又通过张居正的关系命令言官领袖陈三谟上书弹劾海瑞，最终导致海瑞被罢免。这一次，张居正利用自己的权力帮助徐阶“脱贫”，履行了当初对老师许下的诺言。
所有这一切，都被高拱看在眼里。他心想：好你个张居正，当初我还把你当朋友，现在可倒好，徐阶那个老东西都退休了你还护着他，这不是成心跟我作对吗？张居正对高拱也有不满：人家徐老都已经退休了，你干吗不依不饶的？这不是让我为难吗？于是，二人的嫌隙进一步加大了，张居正也终于没能在跷跷板上站稳脚跟。
丹阳大侠的纵横之术
世界上很多人都是在混日子，一些比较不堪的人所幸被人们称作“混混”就是因为这个。虽然混混往往被当作不务正业的代表，然而事实证明“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句话是没错的，一些高阶层的混混还真就混出了名堂，有些成为大侠，有些高手甚至成为皇帝，例如混混界的金牌老大刘邦，就混得了四百年大汉天下。明代的开国龙头老大朱元璋其实说到底也不过是个不务正业的和尚混混罢了。到了张居正这个时代，也出了这么一位混出了名堂的混混，独领大明混混界的风骚，他就是邵大侠。

归来后的成熟（19）

而我们的老朋友高拱能够奇迹般地复出，虽然与张居正有一定关系，但据说也与邵大侠这位混界奇才有很大的关系。
话说大明隆庆年间，应天府丹阳县，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一带，有一位名叫邵方的“涉黑分子”。要说起这个人，可真是了不起，绝对是有明一代少有的传奇人物。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史书对于他几乎没有什么记载，《明史·列女传》中主要记录了他家婢女的光荣事迹，顺便对这个主人稍提几句而已；再有就是《万历野获编》，对邵方的事迹有过一小段描写。不过，从“野获编”三个字就可以看出，这是一本野史。所幸的是，这部野史被誉为“明代野史之冠”，虽然以笔记小说的形式出现，但其中提供的史料相当详实。
将正史和野史捏到一块综合来看，我们大致可以看清邵方的真实身份。
邵方号樗朽，颇有谋略，并且长袖善舞。虽然是个混混，但却也卓尔不群。由于他有一身浓重的江湖气，因而人们都习惯称他为“丹阳大侠”或“邵大侠”。
隆庆三年（1569年），徐阶与高拱皆赋闲在家。在一般人眼里，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人家内阁的事咱们跟着凑什么热闹呢？可是这位丹阳大侠却不一样，商人的直觉和政客的谋略在他的头脑中发生了激烈碰撞，顿时火星子乱迸。灵光乍现后的邵方想到了当年吕不韦“奇货可居”的商业运作模式，也想到了更早以前苏秦、张仪纵横捭阖的光辉历史。于是，不甘平凡的他也打算做一笔买卖—通过谋划和宫廷动作帮助那些曾经的大人物恢复当初的政治地位，自己再从中捞取好处。
丹阳大侠先跑到前任首辅徐老先生那里，对他说：“老人家，您想不想复职重新做首辅？如果您有这个想法，我可以帮您，包您重新坐上首辅宝座！”不知道是因为徐阶对他不信任，还是因为徐阶真的没有复出的想法，也没把这个大侠放在眼里。总之，这位退休干部没有接受邵大侠的好意，而是悠然自得地享受着退休后的清福。
邵大侠见徐阶不买自己的账，就只得另寻“买家”。于是，他又跑到高拱那里，说了同样的话。高拱与徐阶大不相同，少了一分谨慎，又多了十分争强好胜之心。起初，他听了邵方的话之后，并没有动心，认为天下哪有那么容易的事：你姓邵的说让我复职就复职，你以为那是七品芝麻官呀？那可是堂堂的内阁首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不过，高拱并没有把心中的想法表露出来，而是以礼相待，因为毕竟他对邵方谈到的话题还是很感兴趣的。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高拱发现，自己与邵方之间越来越有共同语言了。随着两人关系的不断发展，高拱也开始将邵方视为上宾，同时也表示愿意与邵方做这笔“生意”，交给邵方大量钱财作为“活动经费”。
于是，邵大侠就开始了自己的活动。根据后来高拱先后推荐陈洪、孟冲为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事实，可知高拱的复职大概与这些内监的帮助有关。由此可以推测，邵方与京城中的“高层”宦官交好，用大量银子收买人心，很快就把滕祥、孟冲、陈洪这些说话“有分量”的太监给搞定了。搞定了这几个人，其余的事情就都好办了，他们极力追捧那个在隆庆帝心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高老师，必然会使皇帝动心。与此同时，张居正也利用宫里太监的关系从旁活动。于是，天子一声令下：“高老师，回来吧，大明需要你，朕需要你！”于是，高拱便带着“诚惶诚恐”的神情屁颠屁颠地回京复职。

归来后的成熟（20）

对于邵大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一般人可能不甚了解，因为就连史书也少有记载。但是，张居正对此却了如指掌，这位天才的大学士，很快就摸清了老朋友高拱复职的来龙去脉。
当张居正了解到事情的真相以后，心里不禁一颤：邵方这人真是手眼通天，竟然可以帮助内阁大学士复职，实在令人佩服。他又进一步想到，像邵方这样的人，既然可以帮助高拱复职，自然也可以帮助其他什么人复职；高拱当初辞官，原本已经败在徐阶手中，可如今他重新回到内阁，势必要对仇人进行报复。事实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当初弹劾高拱的那个胡应嘉一听说他回来了，吓得肝胆俱裂，一命呜呼了。徐阶也被高拱险些弄得家破人亡，还好有学生张居正的关照才不至于太惨。
如此看来，像邵方这样的人的确能够“扭转乾坤”，他们可以让失势之人重新得势，从而改变朝廷的格局，有时甚至是根本性的逆转。徐阶和高拱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原本是徐阶把高拱挤出了内阁，现在可倒好，高拱复职，反过头来又咬住徐阶不肯松口。
在大明王朝的历史上，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张居正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头脑中时常像放电影一样回顾着以往朝中重臣的大起大落。
当初，嘉靖帝的前任—明武宗朱厚照（正德皇帝）在位时，宦官刘瑾深受宠信。他和另外七名宦官合称“八虎”，靠着皇上这棵大树为所欲为。在刘瑾的领导之下，这群宦官一面鼓动武宗吃喝玩乐，一面把持朝政、铲除异己。当时，朝中许多正直的大臣看不下去，纷纷上疏，劝皇上不要沉迷于声色犬马，应该多关心一下朝政，同时也指出了刘瑾的罪行。起初，从小就在刘瑾的照料下长大的武宗根本听不进大臣们的逆耳之言，直到后来有人告诉他天象有变，这是上天对他的警示，武宗这才准备将刘瑾贬到南京。
可是，众大臣坚决要求皇上杀掉刘瑾，以除后患。为了说服皇上，他们联合了京城的主要官员，准备在次日一同劝谏武宗。没想到，就在当天晚上，吏部尚书焦芳向刘瑾泄露了机密，刘瑾连忙召集“七虎”连夜跑到武宗面前哭诉求情。武宗回想起当初刘瑾对自己的照顾，心一软，竟将他们赦免，而且还把司礼监、东厂、西厂交给他们掌管。
刘瑾没死成，那些状告他的大臣可就倒了霉。后来，随着势力的逐渐壮大，刘瑾开始对自己的政敌动起了刀子。他实施报复的方法很多：一是罚米供应边境，有时处罚数额可达几千石，很多大臣都因此而破产；二是廷杖，就是扒掉衣服打板子，由于掌刑过重，很多人都被当场打死；三是慢性折磨，就是给大臣戴上一百五十斤重的枷锁，压不死你也累死你。
另外，刘瑾知道言官对他威胁甚大，因此除了用上述方法处罚言官外，还规定他们早上寅时（凌晨3点到5点）入朝，直到酉时（傍晚5点到7点）才可以走。一天上班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这样一来被折腾得精疲力竭的言官们就没有精力弹劾自己了。
就这样，刘瑾专权多年，为害不浅。话说回来假使当初没有人给他通风报信，假使京城官员们成功告倒刘瑾，并置他于死地，就不会有这些灾难性后果了。
不过，刘瑾到底还是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当时，他以“八虎”之首自居，时常在其他几位宦官面前作威作福。“八虎”之一的张永对刘瑾的做法十分不满，于是两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甚至到了拳脚相向的地步。

归来后的成熟（21）

这件事闹得很大，武宗为了缓解宦官之间的矛盾，私下摆下酒席帮助两人调节。当然，刘瑾和张永都不敢驳皇上的面子，表面上就算握手言和了。可实际上，二人的矛盾不但没有化解，相反愈演愈烈了。
正德五年（1510年），安华王以讨伐刘瑾为名起兵谋反，武宗派都御史杨一清前去平叛，张永则被任命为监军一同前往。事成之后，杨一清和张永在向武宗汇报战果时，揭发了刘瑾的十七条大罪。听了杨一清等人的弹劾进谏，武宗亲自去抄刘瑾的家，结果发现了印玺、玉带等御用之物，还在他平时使用的扇子里发现了匕首。武宗知道，刘瑾这是想谋权篡位，罪不容诛！于是，他下令将刘瑾凌迟处死，足足挨了三千六百刀。刘瑾死后，这场影响大明王朝多年的宦官专权才宣告结束。
尽管在刘瑾专权的年代张居正还没出世，但是熟谙朝廷掌故的他对这段历史颇有研究。张居正明白，对于自己的政敌，一定要一击毙命，不能给对手以喘息之机，否则后患无穷。而他亲眼目睹的内阁首辅的人生起落，更加深了他对这一官场规则的认识。
夏言怎么样？身负大才，人品也很不错，一向不把严嵩放在眼里，最后却因为在手握严嵩把柄时心慈手软，结果错过了铲除严嵩的最佳时机，倒被严嵩反咬一口，最终招来杀身之祸。
严嵩又如何？这位一手遮天的首辅大人心狠手黑，除了嘉靖皇帝之外怕过谁？毁夏言，杀曾铣、杨继盛等无数异己，这足以令所有人都谈“严”色变。到了后来，他与徐阶的最高权力之争更是令所有徐门子弟如临绝境。别说是那些初出茅庐的年轻后生，就连老谋深算的徐阶也不敢轻易招惹这位内阁的霸王，未来的皇帝裕王也得乖乖地给严府送银子。然而，就在严嵩以为自己可以成为“皇帝第二”时，他却被一直深藏不露的徐阶暗中使了绊子，在道士与言官的共同作用下栽了个结结实实的大跟头。他这一栽，不仅一下子从首辅跌落到庶民，还送掉了自己儿子的性命，老贼晚景之凄凉，也令很多人感慨万千。因此对于有可能威胁到自己权位的人，必须及早除之，不能等到其成了气候才下手，那时候就为时已晚了。
徐阶隐忍成大业，接了严嵩的班，坐上了首辅的宝座。徐阶上任之初，可以说是大权独揽，因为其他大学士要么与世无争，要么资历不够。总之，在内阁这个家庭中，徐阶俨然是一位家长，任何人都得听他的。可是，自从高拱与徐阶产生矛盾之后，徐阶的政治生涯就出现了波澜。先是胡应嘉弹劾高拱，然后是高拱弹劾胡应嘉，紧接着是徐阶与高拱为胡应嘉量刑一事争论不休，再后来是为胡应嘉出气的言官对高拱群起而攻，高拱求助徐阶未果，到最后徐阶、高拱各自带领一批言官攻击对手，直至高拱辞官离开内阁。至此，徐阶算是赢得了这场“阁潮”的胜利，此时的他，还在为自己利用言官
打压对手而扬扬自得，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最终退休回家，也是言官惹的祸。所以对言官不可以放任其口水乱飞，不然随时有被淹死的可能。他们敢胡言乱语，就马上抽他，绝不放松，把来自言官的威胁扼杀在摇篮里。
想到这里，张居正不禁为以前历任首辅的结局而痛心。尽管这些首辅忠奸有别，但他们的结局却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在巅峰之际遭人“暗算”，最终沉入谷底。
张居正渴望权力，可是他也深知，不管你有多大权势，只要大不过天子，就会有人整你。这令他寝食难安，因为他实在不想在功成名就之后也沦为众矢之的。他意识到，在错综复杂的官场之中，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有时自己貌似胜券在握，可一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小事就有可能搅乱全局。刘瑾的反攻倒算，夏言的一时恻隐，蓝道行的“笔仙”游戏，徐阶的“功成身退”……这一切都令张居正坐卧不安，他曾经那么渴求权力，从一开始受辽王的刺激，希望复仇，到后来为了手握权力从而实现自己的抱负与理想。现在他已然贵为大学士，将来必定是要想方设法成为首辅，到了那时候，从官位上来说，自己确实无人能及，可是官再大，也会有不安分的人从中作梗，后果实难预料。
如今，看到高拱在邵大侠的帮助下重返内阁，张居正不免心有疑虑。对于邵方的能力，张居正自然十分佩服。可是，他今天能把高拱推到内阁，明天也有可能把别的什么人，甚至是自己的政敌捧起来，或者是直接把任何人拉下马。如果这样的人多了，自己也难免会有麻烦。于是，张居正有了新的座右铭：“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为了做好事，就得灭坏人。”他所谓的“坏人”，就是指像邵方那样精于官场动作，可能作为不稳定因素出现的人。
邵方以独特的纵横之术帮助高拱复了职，期间自然得到了很多好处，然而，到了隆庆六年（1572年），高拱被罢黜，张居正升任首辅，邵方失去了靠山，他的好日子就到头了。张居正吸取了前人的教训，当机立断除掉了邵方，连他的子嗣也没放过，可谓斩草除根，以绝后患。专制主义的明朝不需要这种纵横家，这是张居正的为政心得，也是邵大侠的悲哀。虽然这是后话，不过从这时起，张居正已经真正成熟了，他知道在官场之中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当断不断，必受其乱。他日后在官场上纵横捭阖的道与术，从这时起就已经露出锋芒。
不过现在的张居正毕竟还只是内阁里的小字辈，需要继续混资历，需要等待坐上首辅的良机。这些高处不胜寒的事情还是留到日后去考虑吧。现在有了老朋友高拱，自己也算多了一个得力帮手，相信自己更上一层楼的时机已经不远了。知己啊！让我们共同携手，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吧

没有永远的朋友（1）

“高处不胜寒”，苏东坡的这句千古名句现在常常拿来形容位高权重的人的悲苦心境：身边的人虚情假意，缺少可以互诉衷肠的知心朋友。确实，政治斗争就是这样，权力是个好东西，人人都想要，权力还有一个特点：只能独享，不能共享，所以，“大权”一定是“独揽”，而独揽大权的人注定是孤独的人。
史无前例的投票
每个人的生活阅历、知识储备、看问题的角度、思考方式等等都不一样，所以同一个问题在不同人看来会有不同的认识，正所谓“一千个人的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当然，这些认识的水平是有高下之分的。高拱、张居正等人之所以能被称为高明的政治家，正是具备了处变不惊，临危不乱，想他人之所未想的政治素质。
隆庆三年（1569年）十二月，高拱重回内阁，这时的内阁中除了他以外，还有李春芳、陈以勤、张居正、赵贞吉等朝廷大臣，高拱的排名很是靠后的。重新返回权力中心，心高气傲又不甘心久居人下的他自然不会满足于这样的位置，于是，他开始准备大展拳脚、大干一番，伺机夺取最高权位。而张居正自然也不会满足停留在阁员的位置，也希望更进一步，作为知己好友，自然与正在寻找伙伴，共谋大事的高拱走到了一起。
新官上任三把火，早就怀揣改革梦想，准备一展身手的高拱针对当时的形势、社会问题，采取了很多措施，效果都还不错，这与高拱的善于识人、用人是分不开的。任用潘季驯总理河道就是一例。潘季驯堪称明清两代最伟大的水利专家，但是这位水利专家干水利，却是半路出家：他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的进士，初授九江推官，后升御史，巡按广东。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潘季驯在治理河道上初试身手，并且获得成功，第二年，报丁忧回家守孝三年。隆庆四年（1570年），再次主管治理河道。黄河以及漕运问题是每个朝代都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要处理的大事，在潘季驯之前，治理黄河的主要思路都是以疏导为主，但是成效并不显著，黄河水中的大量泥沙年复一年地在河底沉积，河床一年一年抬高，人们就把堤坝越修越高，长年累月，也就导致了“地上悬河”的出现。一旦决口，后果不堪设想。例如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黄河出现大改道，改由淮河入海，结果山东、江苏、河南等地的多个城市被大水淹没，无数人伤亡。
此前治理黄河的官员都是采用加高河堤，或者使用将河道加宽的方法来治水，而潘季驯的治水思路很诡异，他上任伊始就要求把河道收窄。这种看似旁门左道的方法却收到了奇效：黄河泥沙淤积情况大大好转。道理很简单：河道收窄了，水流速度加快，不仅水中的泥沙不再沉积，水流还对河底已经淤积的泥沙形成冲击，黄河的河床也就降低了。潘季驯的这种方法被称作“束水冲沙法”，这种治水的方法一直沿用至今。另外，潘季驯还有一招以应对来势过于凶猛的洪水，就是在一些地势低洼的地方修建“滚水坝”，一旦来了可能冲毁堤坝的洪峰，就在这里打开一个口子，减轻洪水的冲击力，这套理论沿用至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分洪”。潘季驯真是个奇才，他总理河道卓有成效，在此后几十年间，黄河再没有出现过决口、泛滥等情况。

没有永远的朋友（2）

任用殷正茂总督两广军事是高拱用人“不拘一格”的又一个明证。前面提到过，这位殷正茂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的进士，和李春芳、张居正是“同届同学”，不过历史上他的定位并非文臣，而是一员名将。
如今的两广地区很发达，但是在当年却很荒凉，尤其是广西，更是困难，而明朝对那里也没有好政策，于是那个地方连年不断地闹事，时常冒出若干人扯旗造反，杀几个县令、知府什么的玩玩。隆庆初年，广西古田的壮族人韦银豹、黄朝猛发动叛乱，杀掉朝廷命官多人，当时朝廷便提拔殷正茂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配合提督李迁平叛，大获全胜，官升兵部右侍郎。不过，这员名将还有一个不太光彩的标签：贪财。隆庆四年（1570年），两广倭寇之患又起，沿海的惠州、琼州、潮州都被倭寇肆意侵袭，损失惨重。这时是高拱提出，让殷正茂前去抗倭，但是殷正茂的贪污恶习尽人皆知，所以高拱此言一出，便招致百官的反对。高拱力排众议，他的理由是：殷正茂贪污，我也知道，我给他一百万饷银，他肯定要装进自己钱包不少，但是，他总归能平掉倭患；如果换一个不贪污的庸才去，恐怕几百万的饷银都不够他用的，对比着看，还是用殷正茂“成本”更低。殷正茂没有辜负高拱的期望，几个月的时间就平定了倭寇，再一次证明了高拱眼光的独到。
王崇古是高拱起用的第三位贤才，和前两位比起来，他的影响更大一些，对整个大明帝国的发展都产生了影响。王崇古是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早年曾经和俞大猷一起在东南抗倭，战功卓著。隆庆四年（1570年），他被任命为宣大总督，这在明代是一个地位很高，但是责任也很重的岗位。
前面已经介绍过了，鞑靼总是喜欢到大明的地盘上骚扰。从明朝初年一直到隆庆、万历年间，他们始终都令明朝的统治者头疼不已。在北方漫长的边境线上，明朝设置了九个军事要地，统称“九边”，其中宣府、大同、辽东、蓟州四镇战略位置前凸，而且意义重大，乃是防御鞑靼的重中之重。当年俺答正是率领大军攻占了蓟州要塞古北口，所以才出现了十几万人围着北京“游行”的庚戌之变。因此，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庚戌之变刚刚结束后，朝廷决定设蓟辽总督一员，总督蓟州、辽东以及保定等地的军务，设宣大总督一员，总督宣府、大同、山西等处军务。这两处总督的级别要高过总兵，是兵部尚书以下最高级别的军事长官，兵部左、右侍郎，就是兵部的二把手外调，一般都是担任宣大或蓟辽总督，宣大或蓟辽总督进京做官，很有可能就升任兵部尚书。高拱就是把这样一个重要的职位给了王崇古。后来的历史证明，王崇古确实是一个合适的人选。隆庆四年十月，王崇古上任没多久，就碰上了一件事，这件事可以说是鞑靼和明朝上百年关系的一个转折点，这就是把汉那吉事件。
把汉那吉是一个年轻人，他的祖父就是当时鞑靼主要首领之一的俺答，这可是明朝的老熟人了。把汉那吉的父亲铁背台吉去世得早，所以他是由奶奶，就是俺答的妻子伊克哈屯抚养长大的，长大以后，娶妻比吉。后来他又看上了自己的表妹、他姑母的女儿三娘子。在准备迎娶新娘的时候，半路却杀出个程咬金，把汉那吉的祖父俺答也看上了三娘子，准备娶自己的外孙女做妻子。

没有永远的朋友（3）

把汉那吉自然小胳膊拗不过大腿，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心上人投进了祖父的怀抱，愤怒、羞愧、嫉妒占据了这个青年的心，他作出了一个决定：投降明朝（不爱江山爱美人，只是美人不答理他）。于是在隆庆四年十月的一个晚上，把汉那吉带着妻子比吉还有奶妈的丈夫阿力哥等十几个人，南下到了大同，见到了大同巡抚方逢时。方逢时不敢怠慢，赶紧把消息告诉了他的上级王崇古。王崇古特别重视这件事，在他看来，来归顺的把汉那吉其实是一个俘虏，可以用他来要挟俺答，或者将他培养为一股亲明势力，作为将来招降部的一面旗帜。王崇古立刻又把这件事向北京内阁做了汇报。
身处北京的张居正消息也很灵通，在他还没有看到王崇古的报告之时，就听说鞑靼部首领的孙子投奔明朝而来，于是他写信向王崇古求证这件事，并且提醒王崇古，这件事非同小可，一定要小心谨慎处理。待到王崇古的报告送到他手里，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他就了解得很清楚了，于是又给王崇古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为他拟定了处理这件事的几条原则。当时，俺答已经率领鞑靼大军兵临宣大一带，四处袭扰，大战一触即发。
张居正首先提醒王崇古不要忘了当年桃松寨事件的教训，把守各处要塞的将士需提高警惕，凭险而守，坚壁清野，不给俺答以可乘之机。同时可以派人去劝服俺答，可以这样说：“你的孙子投降不是我们引诱来的，而是因为他自己仰慕我们中原文化，想改一改你们鞑靼那些丑陋的习俗。按照我们大明法律规定，斩虏酋子孙的首级，可以升大官发大财。我们为什么没有杀掉把汉那吉去邀功请赏呢？一来他归附大明堪称义举，二者他又是你的孙子，我们不忍心下手（其实是不敢）。他现在在我们这里生活得很好。如果你想要他回去，像以前那样蛮横不讲理可不行了！如果你把大明叛逃过去的赵全等人杀掉，同时向天发誓，不再进犯大明，我们可以送把汉那吉回去。现在，宣府、大同这里兵强马壮、戒备森严，我们可不怕你，你要是敢再来进犯，只能是自找苦吃！”另外，把汉那吉也要严加控制，不可让他和外人接触，给他大量的赏赐，目的就让他不会产生再回鞑靼的念头。
所谓桃松寨事件，发生于此前的嘉靖朝，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桃松寨是俺答之子辛爱的小妾，她和辛爱的一个部下私通，怕被发现而匆忙投降了明朝。当时的宣大总督杨顺为了邀功请赏，就收留了桃松寨，并把她送到了北京。没想到，辛爱为此率部猛攻大同。杨顺一看事情不妙，于是向朝廷谎奏说，辛爱打算用白莲教起义失败、逃亡到蒙古的汉人交换桃松寨。朝廷信以为真，就放了桃松寨。但是，辛爱杀死桃松寨之后，非但没有退兵，攻势反倒更加猛烈，形势异常危急，最后，兵部尚书杨博亲率大军赶来救援，久攻不下的辛爱部这才撤围而去，但是明朝已经损失惨重。
这次把汉那吉来降，和当年桃松寨事件有几分相像，因此张居正才提醒王崇古切不可重蹈当年覆辙。王崇古完全赞同张居正的看法，他和方逢时联名上书，主张接受把汉那吉的投降。朝中的大臣知道这件事以后，分成了两派，御史叶梦熊、饶仁侃、武尚贤等人认为不能接受投降，应该把把汉那吉送回去。为证实他们的观点，还举出了郭药师、张瑴的例子。郭药师是辽代末年人，辽亡以后，他投降了宋朝，极受宠信，受封了很大的官职。后来金朝攻宋，郭药师又投降金朝，调转枪口，成为攻宋的急先锋。张瑴也是辽代末年人，辽灭降金，后又叛降宋朝。叶梦熊等人怕把汉那吉成了明代的郭药师、张瑴，引起北方的战祸。但是，高拱、张居正都主张接受把汉那吉的投降，最终接受投降的意见占了上风，把汉那吉被授予指挥使的头衔，阿力哥被封为正千户，两人各被赏赐大红纻丝衣一件。

没有永远的朋友（4）

宣大边境那边，事情也在朝着和平的方向进展。方逢时派了一个懂蒙古语的百户前去和俺答谈判，这个百户名叫鲍崇德。他见了俺答，俺答还是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以战争相威胁，说自己的大军可以扫平宣大地区。鲍崇德并没有被他的威胁所吓住，他告诉俺答，你孙子现在可是在我们这装孙子呢，要是打起来，你的孙子就只能到阎王那装孙子了。原来俺答还不知道把汉那吉的情况，当他得知孙子还活着，心里就动摇了。
把汉那吉是他的妻子伊克哈屯一手养大的，他老婆当知道孙子被俺答气走了之后，大为震怒，天天拿着木棍打俺答的头，让他把孙子弄回来。这几天她又开始和自己哭闹，要他找回孙子。这时鲍崇德又照着张居正事先安排的那番话，对俺答进行了一番又打又拉、刚柔并济的说服，俺答也不像先前那么嚣张了。这时鲍崇德又趁热打铁说，朝廷想要的无非是赵全那群汉奸，如果俺答把他们交给明朝，把汉那吉随时可以回去。第一次谈判就这样结束了，双方虽然没有达成什么协议，但是还是有收获的，俺答对鲍崇德印象不错，他临走的时候还送了他一匹好马。
王崇古赶紧把这些消息都飞报北京，张居正马上又给出指示：一定要利用俺答这种舐犊之情，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可以让把汉那吉把赏赐给他的衣服都穿上，去见见俺答的使者，以表我们的诚心实意；同时，目光要放长远一些，要有和俺答商讨互市的准备。王崇古一切照办，俺答听他派出的使者说把汉那吉一切安好，也很高兴，毕竟那是自己的亲孙子，自己起兵前来不是打仗的，而是来要人的，一旦开仗，胜负先放到一边，孙子的项上人头肯定不保了。于是，俺答同意了用赵全等人交换把汉那吉的建议。
张居正接到王崇古的报告后，又给出了最新的指示：首先对王崇古以下广大将士卓有成效的工作给予肯定，同时也提醒王崇古要保持警惕。首先，不要打草惊蛇惊动了赵全等人；第二，俺答掌握的军事力量不可忽视，要防止把汉那吉回去以后，俺答不守承诺，卷土重来。因此，张居正要求王崇古这样做：先让鞑靼把赵全等人送过来，自己这一方再把把那汉吉等人礼送过去，同时将士要做好迎战的准备。
张居正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之前的庚戌之变、桃松寨事件等等，明朝实在没有少吃鞑靼的苦头，这次自然要小心谨慎。所幸，张居正的担心并没有变成现实，赵全、李自馨等十几个人被送到明军手中，经大同一直送到北京。隆庆皇帝在午门接受献俘以后，下令将它们磔死，也就是凌迟处死。随后，他们的头颅在九边“巡游展览”。那么，赵全等人究竟是什么人？明廷为什么会非要“引渡”他们呢？
赵全、李自馨等人原来都是汉族人，他们本来是白莲教教首。当白莲教被明朝定为邪教而大肆镇压的时候，赵全等人便率领教众越过边境，逃到了河套丰州地区。
作为最早的流亡者，赵全等人则依附俺答的势力发展起来，成为一股十分奇特的政治力量。他们经常挑唆蒙人入境侵袭，劫掠口内青壮年劳力，同时还躲在幕后为俺答他们出谋划策，提供各种战术建议，刺探情报。另外，他们还帮助鞑靼人制造利兵坚甲、云梯、冲竿等作战武器。总体来说，他们在鞑靼和明朝的斗争当中，起到了极坏的作用。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都是彻头彻尾的汉奸。因此，明朝才会对他们恨之入骨，借着这个机会，将他们“缉拿归案”，并处以极刑，也算出了一口恶气。

没有永远的朋友（5）

这边明朝处决了罪大恶极的赵全等人，那边把汉那吉也穿着大红纻丝衣回到了爷爷奶奶的身边，亲人相见、泪洒当场，过去的那些不愉快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三娘子已经是爷爷的人了，把汉那吉已经不管她了。孙子能够顺利地从大明归来，也算是一件喜事。这时的俺答喜不自胜（终于不用被老婆打了），他派人告知王崇古：他保证，今后不会再来进犯骚扰了。
俺答这个承诺实在出乎张居正、王崇古等人的意料，他们可没敢期待俺答立誓永不进犯。在张居正给王崇古的信中可以看到，张居正的期望只是将来俺答和明朝再次兵戈相见的时候，能够念在今天的情分上，退避三舍即可。所以说，俺答永不进犯的承诺可是意料之外的收获，而且是大收获，天上掉馅饼了。
“把汉那吉事件”的第一个阶段至此落幕，有关官员处理得很好，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效果，有功之人自然要封赏，王崇古官升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同时兼任宣大总督；方逢时官升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内阁大臣高拱、李春芳、张居正以及新入阁的殷士儋等等也都各有封赏，皆大欢喜。
不过，事情到此还不算完，前面说过，张居正作为掌控全局的政治家，高瞻远瞩，目光放得很远，“把汉那吉事件”在他看来，无疑是彻底解决明朝和鞑靼关系的完美契机。因此，在把汉那吉欢欢喜喜重回亲人怀抱，赵全等祸国殃民的汉奸也都认罪伏诛之后，进一步改善明朝、鞑靼关系的封贡和互市，就提上了议程。不过也许是好事多磨，这件事的实现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封贡互市，这四个字包括了三件事：首先是封，就是明朝封俺答等人为官，当然，俺答他们自然不会到北京或者其他地方政府中去上班，这个官只是一个虚衔，象征意义更多一些；然后是贡，就是俺答他们要向明朝纳贡；最后是互市，双方在边境找一个合适的地方，设立市场，双方自由交易，这叫互市。
鞑靼人的经济结构十分单一，他们的畜牧业十分发达，马匹、牛羊以及各种皮革制品等他们有的是，但是一些生活必需品却缺乏得很，而生产这类生活必需品对于明朝人民来说再简单不过。因此，和明朝互市对于鞑靼来说自然是好，毕竟通过抢夺来满足自己生活之需不是长久之计。再说，这时候明朝边境上是王崇古、戚继光、谭纶等一干狠角色，再来抢东西恐怕也没什么好果子吃，所以鞑靼也赞成互市。
不过，明廷中却有些人持反对意见，他们的依据主要有两点：第一，和鞑靼封贡、互市，好比汉朝和匈奴和亲、宋朝和契丹的“檀渊之盟”，丧权辱国，实在有损明朝颜面；第二，有人举出嘉靖皇帝曾经明令禁止商议互市之事（仇鸾惹的祸）为依据，认为同鞑靼互市是养虎遗患，互市会让鞑靼更加强大，以后还会再侵犯明朝。
张居正当然是赞同封贡互市的，在他看来，那些反对者实在不可理喻，在与王崇古的通信当中，他批评那些阻挠、破坏封贡互市的官员“真犬马之不如也”。在张居正眼中，那些反对者目光短浅，尸位素餐，甚至连只会干体力活的畜生都比不上！从这些“过激”的言辞，我们也可以嗅到一丝当时朝堂激烈辩论的火药味。
张居正认为，反对派的两点依据不堪一击。汉朝、宋朝都是主动向外邦求和，“制和者在夷狄而不在中国”，主动权掌握在匈奴、契丹手中，汉朝、宋朝都是要看人家的脸色行事；现在则正好相反，这次是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主动来降，俺答也多次要求入贡、互市，主动权在明朝手中，“制和者在中国而不在夷狄”。因此，现在和鞑靼讲和与汉、宋旧事没有可比性。至于第二点，张居正不认为俺答强大了，就会对明朝构成威胁。这是因为，俺答虽然强悍，但是他上边还有一个人—鞑靼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还是小王子。所以，俺答即便是强大了，野心膨胀了，他的矛头也会首先指向小王子，去争夺蒙古大汗之位（鞑靼有很多领袖，俺答只是其中之一），而不是对付明朝。所以，只要俺答在明朝主子这里得到了足够的好处，是不会反过来再咬一口的。

没有永远的朋友（6）

不过当时朝廷还不是张居正的天下，他的意见还不能马上转化成政令传达下去，反对派的声势又过于强大。因此，要取得最后的胜利，让自己的想法变成国家的想法，还有一段路要走。
在内阁的授意下，王崇古上疏朝廷，提出了和俺答封贡互市的具体建议，一共有八条，分别是议封号、定贡额、议贡期、立互市、议抚赏、议归降、审经权、戒狡饰。隆庆皇帝实在懒得处理这件事，他看见那些争得面红耳赤的大臣就头疼，于是他召集大臣们一起开会，研究这件事，这叫“廷议”，在廷议上，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都可以阐述自己的主张，但是，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皇帝那里，不过隆庆皇帝可能是这样打算的，既然你们有赞同的，有反对的，那么好，遵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哪一方的人数多，我就遵照哪一方的意见，我也不用听你们那些听起来都很有道理的意见，我数人头就行！
内阁大臣们其实意见比较统一，李春芳、高拱、张居正赞同，新入阁的殷士儋不反对，但是还是要听听其他大臣的意见。廷议开得很激烈，会议结果很雷人：参加会议的共有四十四人，其中赞同封贡互市的有二十二个人，只赞同封贡，但不支持互市的有五个人，都不赞同的有十七个人。总结一下，参加会议的四十四个人，同意封贡的有二十七个人，算是占了大多数，通过；但是，互市却卡住了，赞同和反对的人都是二十二个人，双方旗鼓相当。最后，这个球又踢给了皇帝，隆庆皇帝此时一定在懊悔，召开会议的时候，为什么不多叫一个人来呢？或者比现在少一个人也行啊！四十三个或者四十一个人，就肯定不会出现平手的局面了！
不过现在也没有后悔药可吃，隆庆皇帝只好又和他的内阁大学士们商量。这下问题简单得多了：内阁中是一边倒地支持封贡互市的，因此，皇帝也就给出了“终身判决”：一方面封赏俺答，另一方面也要做好应有的国防政策。就这样，俺答被封为顺义王，赐红蟒衣一件；他的兄弟昆都立哈、儿子黄台吉都被封为都督同知，各赏赐红狮子衣一件，把汉那吉也被封为昭勇将军，先前封的指挥使还继续做。双方在边境开放集市，展开贸易。
国家大事最终竟要由大臣们投票产生结果，这种事情在我们今天看来很常见，但是发生在四百多年前的明朝就很稀奇了。但是，如果你认定当时的明廷就已经实行了民主制，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那就错了，这其实是张居正和高拱暗中耍了一下手腕。他们自己是赞成派，但是反对派的势力很强大，“最高领袖”隆庆皇帝又是个甩手掌柜，如何让自己的意见转化为国家意志，又不让大臣们指责自己专权呢？不如这样：既然大家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那大家就来比比人数。高拱和张居正对朝臣们都很了解，如果按人头算，赞成派多半会占上风，这样那些反对派自然再也无话可说。就算是双方打平，也不用怕，张居正和高拱已经算到了这一点：双方僵持不下，最后还得是由皇帝做最后决定，皇帝又不管事，最终决定大权还得落到内阁手中，内阁中自然是赞成派的天下。所以说，绕了一圈搞什么民主投票，其实还得由几位内阁大臣决定，张居正、高拱可谓老谋深算。

没有永远的朋友（7）

但是不得不说的一点是，张、高等人的观点是正确的，所以为了达到这个正确的目的，耍一些小手段也是无可厚非的。为何说他们主张封贡互市就是正确的？明朝和鞑靼长达数十年的战乱就此结束，“土木之变”、“庚戌之变”那样让明朝颜面无光的事情也不会再出现了。而达到这一切，明朝付出的只是一堆虚衔以及几件衣服而已，换来的却是双方的和平，这买卖实在划算。所以，互市的主要鼓动者张居正以及他最重要的同盟高拱都是功不可没的。
当然，俺答他们也不是傻瓜，互市对他们的好处也很大，有了市场，生活必需品有了来源，鞑靼贵族们也过上了比较稳定的生活，万历九年（1581年），俺答和三娘子修筑了一座城池，城墙都是用青砖砌成的，远远望去一片青色，因此得名“青城”，明朝给它赐名“归化”，寓意鞑靼部对明廷的依附。这座城就是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市。
而就在高拱与张居正联手对朝政进行治理的同时，在内阁中，一场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也如火如荼地上演了，就像那句老话所说的那样：“笑到最后的人才笑得最好。”高拱相信自己有皇帝的信任，有张居正的帮助，一定可以是最后的赢家，他的确在接下来的斗争中获得了胜利，但他似乎笑得太早了些……
内阁里的车轮战
一个人想要施展他的抱负，必须要有适合他施展抱负的条件，没有条件怎么办？自己营造条件。前方路上有障碍怎么办？挪走障碍。高拱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重回内阁自然好，但是这还不足以让他完完全全施展抱负。高拱不是一个甘于平庸的人，一切阻挡他实现理想的障碍都不允许继续存在……
高拱重回内阁之时，其他的内阁成员是李春芳、陈以勤、张居正、赵贞吉，李春芳是首辅，高拱的排名很靠后，原因是入阁最晚。从隆庆三年（1569年）十一月，高拱重回内阁那一刻起，内阁当中就开始了一场权力的角逐，发起者就是高拱。相对于把汉那吉事件的朝野尽知，内阁权力之争更像是隐藏在背后的暗流，虽不引人注意，但却意义深远。
高拱怀有雄心壮志，他对自己的能力很有信心。在当时的内阁中，李春芳是首辅，但是这位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的状元性格平和，淡泊名利，对争权夺利并不热心，况且，此时的李状元已年近花甲，虽然身居显位，但却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早已厌倦了政治斗争的他一心想的是早日退休回家享受天伦之乐。陈以勤和李春芳心态基本一致，高拱不断向上爬的过程中，他和李春芳基本都是在旁观。赵贞吉则不同，他是嘉靖十四年的进士，论资历，是内阁当中最老的，论声望，当年严嵩当权的时候，他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怒斥奸臣，因而被贬官外放。此时虽然身处内阁，却排在资历比自己差得多的李春芳、陈以勤、张居正、高拱之后，心态上自然放不平稳。隆庆四年（1570年）正月，左都御史王廷退休回家，赵贞吉便接过了掌管都察院的担子。都察院属于监察机关，权力很大，威力非凡。一时间，掌管都察权的赵阁老和掌管人事权的高阁老旗鼓相当、势均力敌。
明朝时期的政治制度并不是内阁的一家独大，而是一种“二元制”，六部手中也掌握着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力。其中，相当于现在人力资源部的吏部为六部之首，掌管官员考核、任免大权。因为隆庆皇帝对高拱这位当年的老师极为偏爱，因此让他以吏部尚书的身份入阁，其权力之大直逼首辅。

没有永远的朋友（8）

隆庆四年的权力之争，便以赵阁老和高阁老的斗争为主线，李春芳、陈以勤则作壁上观。到隆庆四年（1570年）七月的时候，陈以勤旁观不下去了，高拱是他在裕王府工作时的老同事，赵贞吉则是自己的四川同乡，自己夹在中间实在左右为难。虽然在官场中当中间派是明哲保身的好办法，但是中间派做久了也是会腻的，所以陈以勤老先生请求退休回家了。这时的张居正呢？他完全支持高拱，因为赵贞吉被挤走，内阁中就少了一个和自己竞争的人，这对自己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
赵贞吉老先生虽然资历深，但是要论政治手段，他还真不是高拱的对手。隆庆四年十一月，二人就分出了胜负。高拱完胜，赵贞吉退休回家。事出考察科道的问题。十月，兼管吏部的高拱提议要考察科道，科就是六科给事中，道是十三道监察御史，这次考察的范围涵盖了几乎整个监察系统。高拱上次就是栽在了言官们手里，因此这次他要好好收拾收拾言官了。要考察言官，就要主管人事的吏部和主管言官的都察院合作着来。赵贞吉主管都察院，不少言官都是他的手下，他自然不能坐视不理，于是向皇上上疏说这次要考察的言官的面太广了，竟然有近二百人，连原来是言官，现在已经升调他处的也算在内，其中肯定有不少忠心敢言的人，如此统一处置，恐怕是忠奸不分，还会堵塞国家的言路。
不过，高拱圣眷正隆，隆庆皇帝没有答理赵贞吉这档子事，接受了高拱的建议。于是，高拱利用这个机会，要罢黜那些赵贞吉的手下。赵贞吉针锋相对，以牙还牙，高拱的手下一律罢黜，双方僵持不下。后来经过调解，双方达成了一个妥协的方案：只要是高拱想要撵走的人，除非他是赵贞吉的人，否则一律撵走。这样，高拱收拾言官的目的也达到了，赵贞吉的手下也保住了。
这一次考察一共让二十七个人落马，其中包括原来是给事中、已经去做广东巡抚右佥都御史的吴时来，曾经是御史、现在是大理寺右丞的耿定向，前者是徐阶的门生，后者是张居正的朋友，这使得此前一直袖手旁观的张居正内心也感觉到一丝不安。
高拱和赵贞吉的斗争还没有结束。高拱指示他的手下韩楫弹劾赵贞吉庸横，考察当中徇私。赵贞吉上书辩解，说自己确实是一个“庸”臣，有负皇上重托，但是高拱才真正是“横”，所以，他请求皇上允许他退休回家。不过，他也建议皇上不要再让高拱掌管吏部了，以免他的权力太大，独揽大权，结党营私。
隆庆皇帝准许了赵贞吉致仕的请求，但对于他的解除高拱掌管吏部的权力的建议却没有采纳。隆庆四年（1570年）十一月，赵贞吉退休回家，笑到最后的高拱成为内阁次辅，内阁首辅李春芳又不善权谋，所以此时高拱已经是实际上的首辅，爬上大明帝国权力顶峰指日可待。
对于高拱来说，虽然自己已经掌控大权，但终归还不是内阁首辅，所以只有自己亲自上阵才是最痛快的。李春芳虽然性格平和，但是不代表他是傻子，身后的高拱如此强势，自己又无心权术，不如赶紧让位，风风光光地告老还乡。不然的话，高拱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像对付徐阶、赵贞吉他们那样，把自己也撵出去。让人家挤出去，再落一个晚节不保，实在不好看。因此，李首辅就任首辅没多久，就开始不断给皇帝打辞职报告，但是隆庆皇帝一直没有批准。隆庆五年（1571年）五月，给事中王祯上书弹劾，说他李春芳不忠不孝，家中有老迈的双亲，却不回家奉养，身居高位却碌碌无为，李春芳于是就坡下驴，又给皇上写了数封请求退休回家的信，这次隆庆皇帝终于批准了。

没有永远的朋友（9）

有人说攻击李春芳的王祯实际上是受高拱指使，这种说法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如果李春芳退休了，那么高拱就是内阁首辅的不二人选，这可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他已经成为名义上的，以及事实上的大明王朝的主宰。这时的内阁当中，除了高拱和张居正以外，还有一个人，那就是隆庆四年十一月（就是赵贞吉致仕回家的那个月）才入阁的殷士儋。高拱虽然说已经是内阁首辅，但是他容不得自己身边还有不听自己话的人，就算他的地位比自己低也不行，对了，这就是说殷士儋呢。
殷士儋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的进士，也曾经做过裕王的讲官，而他之所以能够入阁，是因为走了太监的门路。殷士儋性情耿直，桀骜不驯，自然不会事事依从高拱，所以必然会被锁定为高拱下一个要挤走的目标。隆庆五年的冬天，高拱想要提拔自己的亲信张四维，偏偏御史郜永春上疏弹劾张四维，是谁背后下的黑手？高拱和张四维的目光转向殷士儋，一定是他！于是，高拱指示他手下的言官们大肆弹劾殷士儋，其中御史赵应龙翻了殷士儋的老账，说他走的是太监的门路，不能够参与国事。殷士儋上了奏折为自己辩解，同时请求致仕回家，隆庆皇帝没有同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高拱麾下大将、屡立功勋的都给事中韩楫出马了，在弹劾殷士儋之前，先放出话来威胁他。殷士儋认为，这一定是高拱指使的。而要命的是他还是个暴脾气，于是乎就出乱子了。
殷士儋是一个直性子的人，面对高拱的步步紧逼，他终于“爆发”了。在一次“会揖”上（明朝时候，每逢初一、十五的时候，给事中要到内阁来，和内阁学士们见个面，大家相互作揖，交流下感情，称为会揖），殷士儋遇到了韩楫，于是就对他说：“我听说韩大人你对我不满，对我不满意倒没有什么，千万别被他人当枪使！”韩楫听堂堂的内阁大学士当着这么多人说出这样不客气的话，不禁愣住了，这时一旁的高拱一听这明显是话里有话，就是冲着我来呢！于是，他说殷士儋你成何体统！殷士儋一听高拱说话，气就不打一处来：韩楫背后的靠山就是你，你还在这说我不成体统！怒发冲冠的殷士儋冲着高拱就喊：“撵走陈大人的是你，撵走赵大人的是你，撵走李大人的还是你，现在你想提拔张四维，又想撵走我！内阁难道是你家的不成！”
说着，殷士儋还挽起了袖子，想要上去狠揍高拱一顿，这时，在一旁的张居正实在看不下去了，上前想要劝架，没想到殷士儋转头又把他骂了一顿。在场的别的人这才缓过劲来，一拥而上，把激动万分的殷士儋拉到一边去。这就是明代著名的“宰相打架事件”。
殷士儋回家立刻就写了一封辞职信，要求告老还乡，隆庆五年十一月，殷士儋致仕还乡。这时，内阁当中就剩下张居正和高拱两个人了。这种“内阁二人转”的局面一直到隆庆六年（1572年）四月高仪入阁才暂时告一段落。高拱达到了他人生权力生涯的巅峰，陈以勤、赵贞吉、李春芳、殷士儋都先后被他挤对走了，他也如愿以偿地跻身首辅之位，但是他实在没有预料到，内阁中除了自己以外仅存的那个人，不久之后就会把他赶下台，而这个人，可比陈以勤等人难对付多了，就连他高拱，最终也不是对手。

没有永远的朋友（10）

这个人当然就是张居正。“宰相打架事件”对张居正触动颇深，尤其是殷士儋那句怒吼：“陈大人被你赶走，赵大人被你赶走，李大人也是被你赶走的，现在你看我不顺眼，又要赶我走，内阁难道是你家的不成！”在一旁调解的张居正为这句话深深震撼，高拱看赵贞吉不顺眼，挤对走了；看李春芳不顺眼，挤对走了；看殷士儋不顺眼，又挤对走了。现在我还没有被挤对走，不是因为我的资历比他们强，而是因为我现在和高拱的关系还算不错，再加上我又没什么势力。有朝一日，他看我不顺眼，也会把我挤对走！这可不行，你高拱喜欢首辅的位置，喜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感觉，但是，不好意思，我张居正也喜欢。自从我踏上仕途的那天起，就认准了首辅那个位置，只要坐到那个位置，才能施展我的抱负，现在离首辅只差一步了，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倒下呢？而这个位置，只能容下一个人，现在是你，不把你整下去，我怎么坐？在张居正的心中，一个念头渐渐成形：该找个时机向他的老同事、老朋友高拱下手了。
隆庆六年（1572年）三月，尚宝卿刘奋庸上疏，抨击高拱专权独断，给事中曹大埜上疏弹劾高拱不忠之事十条，其中包括高拱擅权报复，排斥善类，超擢亲戚乡里、门生故旧，亲开贿赂之门等等，据说他们的幕后指使正是张居正。不过，这些弹劾对于风头正劲的高拱来说，不过是蚍蜉撼大树，连一丝毫毛都动不了。高拱的那些手下，一看有人胆敢攻击自己的老大，群情激奋，纷纷奋起应战。最终的结果，刘奋庸被贬到兴国任知州，曹大埜去了乾州当判官，高拱的地位因此更加稳固了。
这种情况张居正也看到了，他非常清醒：高拱根深蒂固、位高权重，朝中党羽又多，和隆庆皇帝关系又“铁”；他自己虽是次辅，“两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只是单枪匹马、孤身一人，还不是高拱的对手。所以，他想整倒高拱的想法还只是停留在酝酿阶段，想要采取行动，他不仅需要合适的时机，还需要一个助手，一个得力的助手。这时，一个郁闷而优秀的太监冯保进入了张居正的视野。
太监是把刀子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郁闷的人，当他们郁闷到一定程度时，不是在郁闷中沉默乃至变态，就是在郁闷中爆发，而爆发出来的人这时会产生非常巨大的能量，给让他郁闷的人以难堪。而张居正找到的帮手冯保，就是“郁闷爆发型”的代表，他也想整倒高拱。
高拱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想拱倒他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人们总说“树倒猢狲散”，但是树没倒的时候猢狲们是不会散的。你要去推倒树，猢狲们还会上来挠你，让你付出血的代价。张居正找来了也想整倒高拱的冯保，正是这个冯保，让不可一世的高首辅的命运急转直下，从人生的巅峰跌落下来。冯保的身份有些特殊，他是一个太监。
人们印象中的太监都是宫中的工作人员，端茶递水、扫地除灰，服侍皇帝、后宫的妃子们生活起居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以明代为例，明朝设置了十二个管理皇室内务的衙门，它们合称十二监，分别是：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每监设掌印太监一员，主管一监事务。十二监任务各有不同，也就分出了地位高低，其中司礼监的地位最高。

没有永远的朋友（11）

不过，有那么些太监的工作就超过了他们的职权范围，他们也参与到治理国家大事当中来，如果国家大权都是被他们所掌握，那就是宦官专权了。在明代，包括郑和、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在内的几个太监都特别出名。但是除了郑和以外，其他的人在历史上都没有留下什么好名声，也许太监确实不适合从政吧！
冯保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甚至称得上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才，琴棋书画他样样精通。在文才方面，有些进士出身的大臣，也未必可以胜过他，但是他却不能走正常的仕途，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名太监，太监由于其职业限制，所以必然要挨上一刀，算是残疾人，这倒也罢了，毕竟这冯保还是很有毅力的，挨了一刀后仍然算得上是身残志坚，在工作岗位上始终勤勤恳恳，而且在绝大多数太监都目不识丁的大环境下，他更是名副其实的人才，所以很快就青云直上，成为一名有地位的太监。但是让他郁闷与痛苦的就是自己多年来的努力，却始终不能得到自己最想要的东西：自己奋斗了几十年，终于依靠自己的才华与干练，当上了司礼监的秉笔太监，距离自己与所有太监的终极梦想，明朝太监职位的最高峰—司礼监掌印太监只有一步之遥，他曾经以为一年半载之内，自己必然美梦成真。可是他没想到这一步却是咫尺天涯，一个人的出现，让他瞬间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宝座的距离变得无限遥远。这个人就是高拱，也是冯保郁闷的根源。
高拱重新返回内阁之后，可谓是春风得意：让老对手徐阶丢了半条命，差点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几乎成为严嵩第二；几个此前排在自己前面的碍事家伙也被赶回了老家；内阁只剩下一个张居正是自己的故交与知己，而且资历不如自己，还轮不到他来叫嚣；皇帝懦弱，而且是自己的学生，凡事都听自己的，这天下间还有谁堪与我辈抗衡？
张居正很了解高拱，他是个眼高过顶的人，也是一个恩怨分明的人。此次高拱能够重返内阁，一是自己的帮助，二是内侍之中陈洪等人的帮助，古语有云：“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琚。”既然得了人家的好处，当然要知恩图报，况且太监虽然身有残疾，却是皇帝身边的重要人物。自古以来，朝廷的大臣们要想过得好，要想地位稳牢，或者想要更上一层楼，都必须搞好与内侍的关系，因为这些人与皇帝接触的时间最长。多数皇帝都比较认可太监对大臣的评价，所以太监说你好，你就能升官发财，太监说你不是东西，那么你轻则丢官罢职，重则人头落地。
高拱为官多年，当然也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当前任司礼监掌印太监退休后，按照规矩，本来应该是秉笔太监冯保接任，但是高拱为了能在内廷有人帮衬，也是为了报恩，强力推荐帮过自己大忙的陈洪，而隆庆帝当然听高老师的，于是陈洪很快就走马上任了，高拱很高兴，他看到了自己更加巩固的权势。可是他没有看到的是背后，冯保那冰冷得能杀死人的目光，而张居正看到了。
过了一段时间，陈洪没混好，下去了，按说这次怎么着都应该轮到冯保吐气扬眉了吧？嘿，高拱压根儿把冯保当成透明人，直接推荐了另一个帮过他的太监孟冲，而更可气的是此前孟冲可是尚膳监的掌印太监，也就是说他是宫里伙头军的头儿，这种人根本没有资格当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想：“抡马勺的都能掌印，这样下去，下次难不成你还找一个扫大街的人骑到我头上拉屎！”冯保恨不得把高拱碎尸万段，他知道只要高拱在朝中一天，自己就永无出头之日，但是高拱是内阁首辅，位高权重，皇帝又非常信任他，凭自己这两下子根本扳不倒这棵参天大树。那么既然单枪匹马不成，那就找一个帮手，一个与自己联手后，足以撼动高拱的人。谁能行呢？他自然而然地把视线转向了内阁次辅张居正，论资历，论名望，也许只有他才可以做到这一点。

没有永远的朋友（12）

而此时，张居正的日子也不好过，他看起来好像风光无限，位高权重，但是只有他自己清楚其实是如履薄冰，不敢有丝毫大意。他经常在午夜惊醒，因为梦见自己被逼致仕回家。他曾经无数次憧憬着身为阁臣的荣耀与权力，但是当他已经是内阁次辅时，他发现自己的处境并不好。高拱，这个曾经的挚友，他们曾经相约共同成为宰辅，就像周公与召公共同辅佐周成王那样辅佐当今天子，如今梦想成真，但就像周公与召公也同样存在矛盾一样，他们之间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冲突与问题。
隆庆帝比较平庸，不像嘉靖帝那样工于心计而且喜怒无常，他更喜欢待在深宫里纵情于声色之间，而把朝政交给内阁大臣。也就是说在现在这个局势下，谁是内阁首辅，谁就是大明帝国的无冕之王，事实上的“皇帝”。
但最高的权位从来都只能属于一人，有人说帝王之道实乃孤绝之道，这句话实在是太对了。宋太祖赵匡胤当年说过：“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如今在不久前还人来人往的内阁，只剩下自己与高拱，作为彼此唯一的卧榻旁的酣睡者，张居正一方面如坐针毡，害怕下一个被撵回家的人就是自己；另一方面，只要想到自己只有一步之遥，就可以登临绝顶，张居正又不禁热血沸腾，只要一步就可以走上权力的最顶峰，只要一步就可以无拘无束地尽展所长，达成自己此前的种种目标与计划。
但是作为高拱的至交，他也知道高拱可不是李春芳能比的，他与隆庆帝是多年的师生关系，现在又挤走了其他的几位阁臣，在朝中大量安插自己的门生故吏，如今已经树大根深。自己虽然也是内阁大学士，但毕竟是次辅，现在还不足以撼动高拱的权位，自己威信也不足，高拱是从底层一级一级提升起来的，而自己是依靠恩师徐阶的提携，从五品官直接被擢拔入阁，资历太浅。而且曾经的交情也让张居正有些举棋不定，两个才华横溢的人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中能成为知己，实在是难能可贵，自己真的要亲手葬送这段友谊吗？张居正很罕见地犹豫了。
“丞相打架事件”是一剂催化剂，高拱没有想到，他赶走了殷士儋，也把自己曾经的亲密同事张居正向着对立面推了一把。此后发生的“三万两银子事件”，则促使张居正下了最后的决心。
高拱重新上台之后不久，就开始报复徐阶，徐阶的两个儿子都先后被抓了起来，后来被充军发配，徐阶的房子都被不明人士给烧了。不过好在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徐阶何止是骆驼，简直就是大象，家大业大，少一座房子还不能怎么样，但是儿子被发配了，这就麻烦了，不能到老时，身边没有子嗣照顾啊，于是徐阶找到了张居正，希望自己过去的门生能把自己的儿子弄回来，别让自己膝下空空。张居正还是很重恩德的，恩师有求，自然是应允下来，但是据说收受了徐阶三万两银子的贿赂。
这件事被高拱知道了，高拱很是恼怒，徐阶是自己的仇人，自己好不容易把徐阶弄了个半死，你张叔大却帮着徐阶，还趁机捞钱，看我不收拾你。高拱这个人的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不够隐忍，过于张扬，所以他直接找到了张居正，说：“上天真是不公平啊！”张居正知道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明显是话里有话，于是静候下文，果然高拱接着说：“为什么叔大你不到五十岁就有了六个儿子，而我已经六十岁了，却一个儿子也没有呢？”张居正以为只是闲聊，就随口回了一句：“儿子多，也有儿子多的难处，不好养啊！”高拱等的就是这句，他用锐利的目光盯着张居正，一字一顿地说：“现在有了徐阶给你的三万两银子，养活儿子不成问题了吧？”

没有永远的朋友（13）

张居正这才明白了高拱的真实用意，有些惊慌，急忙澄清没有这事（也没说是没收钱，还是没帮徐阶，说得很含糊，这样以后如果出了事，也好推脱），还对天盟誓。看着张居正努力辩解的样子，高拱感到很满足，其实他只是想教训一下张居正，让他别太张狂，并没打算真的与之翻脸。在他眼里，张居正虽然才华横溢，但还威胁不到自己，现在既然已经打了一巴掌，于是又给了他点甜枣，说：“这些都是小人造谣，我并没有真的相信。”说完他就大摇大摆地走了，但没想到自己已经种下了祸根。
张居正看见高拱走远了，才松了一口气，他庆幸自己躲过一劫，但也深切地感受到了危机，此次能够免劫，可下一次会怎样，可就不好说了。
经此事的刺激，张居正开始加快了动作，一定要抢先一步把高拱赶走。他开始进一步思考能够与自己形成政治同盟，共同对抗高拱的人，此前就被他列入拉拢范围的冯保逐渐在他的视野里明晰起来。冯保不但是司礼监的头号秉笔太监，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的二号人物，而且深得皇帝、李贵妃的宠信，在后宫是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而更重要的是他与高拱有不共戴天之仇。只要拉拢了他，就有了很大的把握扳倒高拱。
张居正熟读史书，自然清楚太监这股势力的可怕。太监可以说是非常古老而传统的职业，早在商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由于其特殊的职业性质，太监们得以长年陪伴在皇帝身边。日久生情，一些太监得到了皇帝无以复加的宠信与信任，于是权势熏天，可以呼风唤雨，把持朝纲，甚至杀掉皇帝，覆灭一个王朝。历史上涌现出无数的风云人物，如赵高、张让、宗爱、李辅国、鱼朝恩、王振、刘瑾等等，这些人几乎都在史书上留下了血雨腥风的一页。
就算没有以上这些“精英”太监的滔天权势，只要是皇帝宠信的太监，他在皇帝面前说坏话，那么就算是朝廷重臣也难免大祸临头。远的不说，张居正知道在明朝就有活生生的例子：当年明英宗时发生了“土木之变”，明英宗朱祁镇被瓦剌俘虏，明景帝朱祁钰被拥立为帝；朱祁钰做了八年的皇帝，被瓦剌放回来的朱祁镇复辟，重登大宝，史称“夺门之变”。
徐有贞因为夺门之变拥立英宗有功，成为内阁首辅，但是就因为和司礼监的大太监曹吉祥没搞好关系，结果被曹吉祥暗中使坏给黑掉了。当时徐有贞因为拥立有功嘛，在英宗面前红极一时，英宗经常单独和他说一些机密的事情，曹吉祥就利用这个做了文章。一次，他见英宗的时候，好似“无意”地说出了一件事，英宗一听就愣了：这件事非常机密，我只和徐有贞说过，没有和第三个人提过，曹吉祥是怎么知道的呢？他赶紧问曹吉祥：“你是怎么知道的啊？”曹吉祥立刻摆出一副困惑的样子：“徐有贞和我说过的啊，怎么了皇上？”英宗勃然大怒，曹吉祥趁机又加了一把柴火：“外边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啊。”英宗怒不可遏，他就此认定徐有贞是一个口没把门的人，也就渐渐疏远了他。后来徐有贞被贬到广东为官，还没到广东呢又被抓了回来，投入监狱判了死刑，后来捡了一条小命，改判充军云南，下场甚是悲惨。其实此事并非徐有贞泄密，而是英宗与徐有贞商议事情时，当时还有第三个人在场，英宗没看见他，估计看见了也不能在意—那是一个小太监，曹吉祥的党羽，他把听来的话立刻告诉了曹吉祥，于是曹吉祥就有了机会陷害徐有贞。

没有永远的朋友（14）

连首辅都能被太监害惨，其他官员自然也不在话下，而且有些太监十分敏感，稍不小心，就会得罪他们，更何况是冯保与高拱这样的深仇大恨。张居正认为既然曹公公可以扳倒徐首辅，那么如果自己与冯公公联手，也同样有机会扳倒高首辅。那么如何告诉冯保自己的想法，并让他与自己联合呢？
就在张居正为此苦苦思索的时候，冯保也正想着与张居正联合。前面已经说过了，冯保也留意到了张居正，相信只有他可以帮助自己扳倒高拱，于是两个人很快一拍即合，紧密地团结到了一起，迅速结成了攻守同盟，内容只有一条：把高拱从首辅的位置上赶下来。所不同的是，张居正只是想让高拱丢官，仅此而已；而冯保的“理想”更“远大”一些：他不仅想罢了高拱的官，而且还要了结高拱的命！这是两人的分歧，不过要人家的命是以罢人家的官为基本条件的，所以两人现在的目标还是完全一致的。
要想扳倒高拱，最重要的就是扩大自己这一方的权势，张居正现在已经是次辅加少师了，除非取代高拱，否则无法再加官晋爵了，而现在还不能与高拱彻底撕破脸，只好先扩大冯保的势力。冯保如果要再进一步，就成了司礼监掌印太监，成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就有了实力。这时如果朝中出现变故，就有希望趁乱扳倒高拱了。
那么为什么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位置如此重要呢？这与明朝的政治制度有直接关系。明太祖朱元璋定鼎中原之后，为了稳固皇权，借着胡惟庸案废除了延续上千年的宰相制度，从此真正做到了“乾纲独断”。
但是没有宰相，皇帝的劳动强度实在是太大了，朱元璋是穷苦人出身，不怕苦，不怕累，可以始终坚持，可是后来的皇帝锦衣玉食，受不起这个累，而且这么加班也没人给他加班费，何苦呢？于是就设立了内阁，奏折先拿到内阁里，由内阁大臣负责拿出处理建议，把建议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称为“票拟”。之后再把票拟的奏折给皇帝审阅，如果内阁给出的建议合适，皇帝只需要用朱砂笔在票拟的基础上批示就可以了，是为“批红”；如果不同意，再标注自己的意见。这样皇帝就不用那么劳累了。
但是后来的皇帝越来越懒，连批红的耐心都没有了，但是又不能完全推给内阁大臣来决策事务，因为那样会导致内阁权力过大，皇帝被架空。于是重大事务就让自己身边的太监给自己念奏折，然后由太监根据皇帝的意见代为批红，较小的事务就直接由太监代为决策了。这些帮助皇帝批红的太监就是秉笔太监，也就是冯保现在的职务，权力非常大。但是经过批红的处理意见必须加盖印玺才能生效，成为圣旨，也就是说没有盖印的批红等于废纸一张，印章由司礼监掌印太监代为保管，所以说一切政令都必须经过司礼监掌印太监之手，才能生效，所以掌管印玺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权力还在秉笔太监之上，是明代太监“事业”的最高峰。
如果皇帝懒到了极限，什么事都不管了，就像明武宗（正德皇帝）、明熹宗（天启皇帝）那样，那么司礼监掌印太监就独揽大权了，不管你首辅大臣多么牛，没有批示、盖章（司礼监掌印太监也有批红权）什么都干不了。于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就可以直接干预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所以才有了立皇帝（刘瑾）、九千九百岁（魏忠贤）这两个权势无以复加的大太监，无数正直官员轻者丢官罢职，严重的人头落地，朝纲一片混乱，大明帝国日薄西山。

没有永远的朋友（15）

但是，隆庆皇帝幸好还没有昏庸到那种地步，他虽然软弱，也不至于不管事，何况还有实干家高拱在。而且现在的司礼监掌印太监还不是冯保，而是高拱的人孟冲。看来如果没有变故，张居正、冯保就不能趁乱成事，张居正与冯保有机会成功吗？不用急，机会很快就来了，因为隆庆皇帝虽然只有三十六岁，但是他的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而就在他死后不久，一场惊天动地的巨变就发生了。高拱从来就没有正眼看过冯保，但不久他就会发现，正是这个冯保从背后捅了他致命的一刀。
首辅只能一人做
“高处不胜寒”，苏东坡的这句千古名句现在常常拿来形容位高权重的人的悲苦心境：身边的人虚情假意，缺少可以互诉衷肠的知心朋友。确实，政治斗争就是这样，权力是个好东西，人人都想要，权力还有一个特点：只能独享，不能共享，所以，“大权”一定是“独揽”，而独揽大权的人注定是孤独的人。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庚戌日，大明隆庆皇帝朱载垕驾崩，年仅三十六岁。他去世得很突然，据《明史·穆宗本纪》记载，他在去世的前一天“大渐”，就是到了弥留之际。又据《明史·冯保传》记载，就在这一天冯保秘密联络张居正一起起草遗诏，不料此事却被高拱得知，高拱当面质问张居正：“我是内阁首辅，你怎么能不和我，却和一个太监去起草遗诏？”张居正面红耳赤，只得承认自己的错误。
不过，后人也有对这段记载提出质疑的，因为隆庆皇帝感觉要不行了，赶紧就召内阁大臣们入宫，面授顾命，第二天就去世了。这期间只有一天的时间，似乎容不下张居正、冯保、高拱之间接连发生这么多事情，同时张居正是一个行事缜密的人，他和冯保秘密起草遗诏的事却被高拱知道了，似乎不大符合事情的逻辑，所以《明史·冯保传》中的这段记载有可能是失真的。
被后人质疑的关于冯保的记载还有这样一段：“保又矫遗诏，令与阁臣同受顾命。”说冯保还篡改了遗诏，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到了隆庆皇帝临终指定的顾命大臣之列。隆庆皇帝逝世的时候，冯保还是司礼监秉笔太监，他的上面还有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隆庆皇帝越过孟冲而托孤冯保，有一些不合常理。另外，张居正也回忆道：“穆宗弥留之际，召集内阁官员来到他的床前，接受顾命。冯公公宣读遗诏，声音悲怆。当今皇上继位后，遵照先帝的遗命，让冯公公担任了司礼监掌印太监一职。”这是万历二年（1574年）的时候，张居正给冯保写的一篇祝寿辞其中的一段，其中就回忆了隆庆皇帝和万历皇帝交接班时候的情景，并没有说冯保也是顾命大臣，因此冯保并没有篡改遗诏、自己提拔自己做顾命大臣。
所以在隆庆皇帝病逝、万历皇帝登基的这段时间里，冯保和张居正密谋草拟遗诏，并篡改遗诏让自己当上顾命大臣这两件事并不一定真的发生过。不过，有一点是不存在任何争议的，那就是这时冯保已经成为了一股新崛起的政治势力，并且在先皇驾崩、新君登基这段关键的历史时期内，在权力分配与重组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冯保有没有篡改遗诏并受顾命还是个谜团，但是他利用遗诏轰走了老上级、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自己爬上了这个垂涎已久的宝座确实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没有永远的朋友（16）

高拱、冯保两人积怨已久，眼看着自己的仇人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高拱自然不会痛快，一个人大权独揽惯了，突然冒出一个人（尤为过分的还是个阉人）要和自己分一杯羹，高拱从来都是眼里不揉沙子的人。于是，两人为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开始了。
高拱的背后是他庞大的党羽，主要是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御史等一干言官。再看看现在内阁当中高拱以外的两个人：高仪，入阁才两个月，而且还是高拱推荐进入内阁的，肯定会站在自己这一边；还有张居正，这是和自己共事十几年的老同事、老朋友了，而且还有着和自己一样的理想、抱负，他也不会看着冯保一个太监专权的。冯保不是刘瑾，没有很庞大的力量，这次他死定了。
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三日，工科都给事中程文上疏，弹劾冯保曾经给隆庆皇帝进献春药，导致其英年早逝。冯保真可谓罪大恶极，必须严惩！同日，礼科都给事中路树德、吏科都给事中雒遵上疏弹劾冯保，说他窃权矫诏，罪在不赦。这些人都是高拱手下的大将，他们不约而同地向冯保发动猛攻自然是高拱在背后操纵的。冯保是司礼监掌印太监，来往的奏折都从他这经过，他自然什么都知道。另外，冯保这时还兼任东厂提督太监，东厂是特务机构，消息最灵通不过。
高拱的计划很清楚：自己的手下上疏弹劾冯保，皇上接到奏疏，发到内阁拟旨，我是内阁首辅，内阁中我说了算，我说怎么处理这些奏疏就怎么处理，你冯保还能有什么办法？高拱还怕不够稳妥，还曾经上疏要求解除司礼监掌管奏章的大权，一切都由内阁处理。如此一来，高拱觉得冯保一点点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了。
让我们暂时喘口气，暂时把视线离开高拱和冯保的白热化争斗，看两位这场争斗中的局外人在做什么。高仪是个老实人，《明史》上说他性格平和、少思寡欲。他还有一件让人瞠目结舌的事迹：他家的房子不幸遭了火灾，被烧毁了，高仪没有钱盖新的房子，于是就借住在了朋友家，一直到他去世。隆庆六年四月，在高拱的推荐下，高仪入阁（都姓高，但与高拱不是亲戚）。之所以推荐他入阁，高拱就是看中了他老实这一点：内阁里总不能一直就我和张居正两个人唱“二人转”，就算是拉个人进来凑数吧！高拱和冯保争权夺利的时候，高仪本来就是个摆设，现在又病了，而且这次病的非常严重。高仪没有挺过这一关，隆庆六年六月二十五日，高仪病逝，永远地远离了这些是非争斗。
再看那位内阁次辅张居正，据《明史·高拱传》记载，高拱发动对冯保的攻击，同时派人把自己的全盘计划都告诉给了张居正，张居正表面上表示站在高拱一边，暗地里却把高拱的全盘计划都告诉了冯保。如果这段记载属实，那么高拱就完完全全地被张居正欺骗了，他还当张居正是自己的同盟呢！也许主要是因为高拱太自负了吧。
冯保那边呢？他只是一个司礼监掌印太监，如果比人脉，他远远不如高拱。但是，他的背后是内廷，是刚登基十岁的万历皇帝，是万历的母亲李贵妃。万历皇帝名叫朱翊钧，他是隆庆皇帝的第三个儿子。不过他的两个哥哥都夭折了，所以他实际上就是长子。朱翊钧从小就很聪明，深得他的父亲的喜爱。有一次，隆庆皇帝在皇宫里面骑马奔驰，朱翊钧上前和他的父亲说：“父皇您是天下百姓之主，您这样骑着马驰骋，万一摔下来就不好了。”隆庆皇帝见他的儿子如此懂事，高兴异常，赶紧从马上下来，好好抚慰他一番。万历的母亲李贵妃是隆庆皇帝最宠爱的妃子，刚入宫的时候只是个宫娥，隆庆即位后升为贵妃。冯保每天都要和这些人见面。虽然皇帝还小，李贵妃也只是一个后宫之人，眼下的权力斗争还轮不上他们这“妇孺”插手，但是皇帝再小也是皇帝，他虽然还不太懂事，他可都听他妈李贵妃的，这二人身上其实有不可估量的政治能量。高拱恰恰是忽略了这一点，他以为自己是内阁首辅，党羽众多，自己发起的“倒冯运动”势头正猛，自己已经胜利在望。他的对手冯保却很清醒，他选择的突破口便是万历小皇帝还有他的母亲李贵妃。

没有永远的朋友（17）

高拱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成为最终决定高、冯权力之争的胜负关键。隆庆皇帝驾崩的时候，曾经拉着高拱的手对他说：“以天下累先生。”他这是把整个大明江山交给高拱了，希望他辅佐自己年幼的儿子，开创一番事业。高拱和隆庆帝感情很深，皇帝要离去了，他心情自然万分悲痛，新君又是个十岁的娃娃，肩上的担子实在很重。这时，五内欲焚的高拱说了一句：“十岁的太子，怎么治理天下啊！”高拱的意思是强调自己辅佐一个幼童面对一个千疮百孔的江山，困难实在太多。就是这句话被冯保利用，给了高拱致命一击。
冯保在小皇帝、李贵妃面前告高拱的黑状，说高拱为臣不忠，图谋不轨，证据就是那句被他篡改的话：“十岁孩童，如何做天子！”别看仅仅改了两三个字，意思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十岁的孩子怎么能做天子呢？高拱是对隆庆皇帝选的接班人不满啊！难道他想废了万历皇帝，甚至有篡位的野心？冯保继续造高拱的谣言：高拱想立周王为帝，谎话编得有鼻子有眼儿的。
很不幸，万历皇帝和他妈妈相信了。不得不说，万历是个孩子，李贵妃是个妇人，政治经验通通为零。隆庆皇帝驾崩，他们被强行推到了政治大舞台的最前排，他们战战兢兢地审视这个陌生的领域，高拱发动的那场声势浩大的“倒冯运动”让他们看得头晕目眩，他们不懂大臣们之间那些钩心斗角，不懂他们的恩怨是非，凭着做人的直觉，就对在朝中一呼百应的高拱有一种反感：“大伴”他不过是一个太监，你至于这么攻击他吗？
冯保正是利用了万历小皇帝和李贵妃的这种心理，成功地把自己和高拱的矛盾转化为万历和高拱的矛盾，我没你高拱势力大，难道皇帝也没你势力大吗？冯保的这番造谣非常成功，在万历皇帝那幼小的心灵当中，已经埋下了对高拱这个干巴老头刻骨的仇恨：父皇把江山传给我，让你辅佐我，你却看不上我，想找别人替代我！这种仇恨在万历心中扎根颇深，直到六年后，已经是一介平民的高拱在家中去世，他的妻子要求朝廷给予恤典，万历还怀恨在心，不同意高妻的请求，最后还是张居正出面，万历才勉强同意。
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六日，万历皇帝登基后的第六天，高拱接到通知，这天要在宫里召开有内阁大臣、六部尚书等重要人物参加的会议。高拱满心欢喜，他以为自己发动的“倒冯运动”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万历皇帝是要当众宣布罢黜冯保，于是兴冲冲地赶往宫中。不过，当他看见小皇帝的一刹那，居然也看见了站在小皇帝身边一脸阴笑的冯保，四个字登时浮现在高拱的脑海当中：大势去矣！果然，冯保宣读了万历皇帝的圣旨，斥责高拱专权，不把幼主放在眼里。
圣旨话不多，但是已经判了高拱的政治生命的死刑。高拱实在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毕竟已经是六十岁的老人了，他如被五雷轰顶，瘫在那起不来了，还是张居正走过来搀起了他。
万历母子太痛恨高拱了，命令他“不许停留”，这样的惩罚非常严厉。这里涉及了明朝官场上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一般被罢免的官员都可以无偿使用驿站的车马，沿途也可以住在驿站里，圣旨里说“不许停留”，就是让他立刻滚蛋，还不准使用驿站，风光一时的高首辅只好自己雇了一辆骡车回乡，身后还跟着一队兵丁在不停催他：“快走！快点走！不许磨蹭！”后来，又是张居正出面讲情，李贵妃才同意沿途的驿站给高拱提供服务。

没有永远的朋友（18）

高首辅去了，原来的次辅张居正自然升为首辅。高拱被贬，毫无疑问，张居正是最大的赢家，那么在这场政治斗争当中，张居正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他是冯保的同盟者，是高拱倒台的受益人，是整个事件的旁观者。但正是这位旁观者，成功地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而又复杂万分的角色。
前面我们曾经分析过，高拱不是严嵩，他是一个一心为国的政治家，他采取的措施也都是有利于大明帝国的统治，江山永固、蒸蒸日上、百姓安居乐业是他的理想，从这一点来说，他和张居正完全一致。但是，自古以来，权力斗争就是残酷的，越高的台阶越窄，容不下太多的人。高拱又是一个喜欢什么事情都自己说了算的人，他容不下自己的身边存在任何竞争者。因此，从他重回内阁开始，内阁中除了张居正的其他的人，一一被他挤对走，高拱也如愿从内阁大臣最后一名爬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也许对高拱来说这是一种不幸，不过这更可能是千百年来政治斗争当中颠扑不破的真理—权力从来都是独享的。唯一没有被挤走的那个张居正，想得正和高拱一样。当内阁当中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矛盾不可避免地爆发了。高拱挤走了陈以勤、赵贞吉、李春芳、殷士儋，这一次，被挤走的人变成了高拱，张居正笑到了最后。
冯保是张居正手中的牌，用这张颇不起眼，却有着特殊威力的牌，张居正干掉了不可一世的高拱。处在明处的冯保吸引了高拱全部的火力，躲在背后的张居正为冯保出谋划策。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高拱的失败不能说没有他自身的原因—他看错了张居正。也许当瘫倒在地被张居正搀起的时候，他才明白，这位自己曾经无比信任的老同事、老战友，才是真正可怕的对手，不过他醒悟得太晚了：自己居然把弹劾冯保的全部计划都告诉了他，这难免要沦为后世谈论的笑柄了。
不过也有人说，《明史》中张居正搀扶高拱的记载不准确，因为周圣楷在崇祯年间撰写的《张居正传》记载，隆庆皇帝驾崩以后，张居正就离开了北京，忙活“大行皇帝”安葬的事宜去了，直到高拱下台后他才回来。张居正本人也回忆过这件事，说自己在负责隆庆安葬的事务时中暑，于是请了几天病，六月十九日才销假继续上班。因此，六月十六日时张居正并不在京城。
虽然高拱被罢黜的那一难堪时刻，张居正是否在场并且出手相扶存在争议，不过他联手冯保做掉高拱这一事实却基本成为定论。即便他不在场，唯一改变的就是他没有见证高拱倒台的那一历史瞬间。张居正本来就是躲在幕后的人，就算他人在隆庆陵寝那里，也不耽误他给站在台前的冯保出主意。
据说高拱晚年曾著有《病榻遗言》四卷，详细记述了张居正和冯保如何“黑”他的经过，在他眼中，张居正俨然一副阴险刻毒嘴脸。张居正死后，这本书在北京广为流传，成为日后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的一剂催化剂。
高拱走了，但是针对他的打击行动并没有就此完结，一场要置他于死地的阴谋已经在悄然孕育，新的惊涛骇浪即将扑面而来。
糊涂刺客王大臣
有句话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说的是有些人看似聪明，却不怀好意，借着点什么事就想去陷害那些和他们有过节的人。没想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扔出去的黑砖不仅没有砸到对头身上，反倒朝自己的脑门飞来！脑子转得快的，一低头还能躲过去，如果很不幸智商不怎么达标，那就是轻则头破血流，重则呜呼哀哉！正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很不幸，前面那位在高拱面前扬扬得意的冯公公这回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但幸运的是，他有一个好盟友张居正，在最关键的时候拉了他一把，没有让他送掉性命。

没有永远的朋友（19）

高拱已经罢相回家了，和他积怨最深的冯保终于出了一口气。不过，冯保对这个结果还是不太满意，在他看来，仅仅是丢官罢职太便宜高拱了，他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最起码，也得要“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宫中发生了一件事，给了冯保“再踏一脚”的机会。这就是明代著名的“王大臣案”。
万历元年（1573年）正月十九日这一天的早晨，万历小皇帝起得挺早，他坐上轿子前往乾清宫，准备上早朝。就在皇帝一行经过乾清门的时候，侍卫们突然发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他穿着太监的服饰，但面貌不像太监，举止诡异、神色慌张，侍卫们一下就认定：这不是好人！于是一拥而上，将其拿下，接着在他的身上搜出了一把刀、一柄剑。携带利器入宫，这还了得，一定是想要刺王杀驾、图谋造反！经过简单的讯问，侍卫们得到了如下的信息：这个人名叫王大臣，常州武进县人，原来在蓟州戚继光手下当兵，现在开了小差，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混进了宫里。
冯保和张居正经常通气，当张居正知道宫中抓到了一个“刺客”，这个刺客是从戚继光那里来的逃兵时，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戚继光可动不得！当时镇守北方边陲的有三位名将，其中两位是宣大总督王崇古和辽东总兵李成梁，还有一位就是蓟州总兵戚继光。戚继光非常出名，今天的人都知道他是抗倭名将，他和俞大猷等人联手将为害东南沿海多年的倭寇打得屁滚尿流、狼狈逃窜。其实，他不止是在抗倭上功劳卓著，守卫北方边境也很有成就，张居正还要倚仗他来保卫北国门呢。而且最重要的是，明朝的地球人都知道戚继光是张居正的亲信，两人关系相当密切。所以，这件事千万不能把戚继光牵涉进去。
冯保表示同意，其实，抓到一个逃兵是一件再平凡不过的事情，不过冯保却从这件平凡的事情当中看到了不平凡的地方。逃兵王大臣，进宫想要刺杀皇帝，凭他一个小兵自己不会有这种想法，背后一定有人主使！如果这个主使是高拱的话……想到这里，冯保心里已经乐开了花。他知道虽然高拱是自己的政敌，但他绝对算是一个忠臣，打死他都不会产生这种大逆不道的想法。但是，对不起了高拱，谁让咱俩是仇敌呢，不害你害谁？张阁老说了，戚继光动不得，难道你一个落了架的凤凰、斗败的鹌鹑我还动不得？现在我大权在握，该是让你永不翻身的时候了！
冯保有哪些大权握在他的手里？除了司礼监掌印太监以外，他还提督东厂，这个职务可是处理王大臣的正管。东厂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特务机关，王振、刘瑾、魏忠贤等著名太监都当过东厂的首脑，无数渴望成为成功太监的人也都以成为厂公为终极目标。在那些黑暗的时代，东厂几乎成为阎王殿的同义词，人人谈之色变，畏之如虎。到了隆庆万历时代，东厂虽然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了，但是想摆弄一个小小的王大臣，还是绰绰有余的。
冯保找张居正一起密谋策划了这件事，张居正在本意上还是不愿意将高拱赶尽杀绝的，毕竟是这么多年的朋友与知己。但是张居正又回想起此前的历任首辅一旦复职，又会引起大变故，搞不好自己就完了。于是痛下决心默许了冯保的所作所为。

没有永远的朋友（20）

得到了张居正的默许，冯保派出心腹辛儒去先用刑具与王大臣亲热亲热，然后“说服”王大臣，让他说他受前司礼监掌印太监陈洪主使，秉承高拱之意，混进宫中来刺杀万历皇帝的，好报自己被贬之仇。和他联络的还有高拱的三个家人：李宝、高本、高来。这些话当然是冯保教唆他说的，被收拾得惨兮兮的王大臣也就全盘接受了。
有王大臣说他是主使的证词，有从王大臣身上搜出的刀剑，铁证如山。高拱又是刚刚贬职回家，连个辩解的机会都没有，掌权的人又想置他于死地，看来到了这一步，高拱已然是在劫难逃，抓他的官兵也已经在砸他的房门了—确实有朝廷派来的人到了他家，不过不是来抓他的。冯保派了四个东厂校尉，星夜赶往河南新郑高拱的家，对他进行监视，以防他逃遁。高拱的家人一看这架势，以为他们的主子要就此玩完呢，于是跑的跑、逃的逃。高拱也以为皇帝要取走他的项上人头呢，想上吊自杀，未遂，于是又横下一条心去问来他家的东厂校尉：“你们是干什么来的？”答曰：“我们不是来抓你的，我们是来安慰你的，怕你吓个好歹的。”高拱的心这才稍安。
万历元年正月二十二日，也就是王大臣“行刺皇帝未遂”三天后，张居正上疏皇帝，表示在皇宫大内居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令人惊诧，皇宫守备森严，对这里情况不熟悉的人根本不会如此轻车熟路地接近圣驾，因此王大臣一定是蓄谋已久，而且背后还一定有人主使！务必要把幕后这个人揪出来！
看现在的局势似乎高拱的大限已经到了。但是世事就是这样难以预料，看似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其实，冯保的手段并不高明，构陷的痕迹过于明显、漏洞百出，朝廷大臣中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冯保审王大臣，是通过一定的手段取得了想要的口供；张居正是在道貌岸然地提出所谓“严惩背后主谋”。张居正和冯保两人一唱一和的，配合得很好嘛。张居正如果要怪，那就怪他找的这个同盟军冯保吧！人们都知道有个“短板效应”：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这次“王大臣案”，蹩脚的冯保是主谋，聪明绝顶的张居正躲在幕后出点子，很不幸，整个事件体现的都是冯保的可怜的智力水平，张居正被拖了后腿。不过这是后话，暂且不提，接着说张居正上疏要求严查幕后黑手。
冯保的小算盘打得不怎么样，朝中绝大部分人都看出来了：张阁老刚当上首辅，就要兴大狱了，这次不知道是谁要倒霉了，最好不要株连太广！不过，当满朝文武听说王大臣背后的主使是高拱的时候，反应高度一致：不可能！有人栽赃陷害！
同时，他们怀疑的目光再一次集中在了张居正的身上：“撵走了高拱还不行吗？还想整死他？”“王大臣背后是高拱？我看冯保背后是张阁老才对吧！”“张阁老请手下留情，不要赶尽杀绝！”一时间，张居正和冯保两人成为朝廷上下议论的焦点。自嘉靖朝夏言以来，首辅的下场都很悲惨，严嵩掌权，原来的首辅夏言身首异处；徐阶当政，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被处以极刑，他自己最后也被逼死；高拱上台，回家的徐阶朝不保夕，儿子充军，家产被没收；现在难道又轮到高拱了吗？这难道是一个规律，下台的首辅就没个好下场？大臣们多半都在心中默念那八个字：兔死狐悲，物伤其类。

没有永远的朋友（21）

言官们首先表示了他们的不满，尤其是负责监督刑部的刑科给事中们，他们觉得这件事应该由刑部来处理，我们负责盯着刑部，如果我们一句话都不说，眼睁睁地看着这么荒唐的一件事变成了事实，还有什么颜面再做官？于是，他们联名给皇帝上了一道奏疏，请求这件事不要再让东厂插手了，应该移交给三法司，即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会审处理，这样才能审出事情的真相。张居正摆出一个听起来冠冕堂皇的理由拒绝了他们：这件事已经由东厂审结了，已经成为定案了，不用再审了！刑科给事中们还不甘心，他们一起到张居正的家里去找他面谈，张居正索性玩起了失踪，让给事中们白等了好几天。
时任太仆寺卿的李幼孜是张居正的同乡，他一向以张居正的亲信自居，见此时舆论对张居正甚是不利，于是不顾身体有病，来到张居正家，问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张居正回答：“你有何证据说这事就是我的幕后主使？”李幼孜又说：“朝廷抓住了刺客，你马上命令相关人追查背后主使，然后东厂那边得出结论，背后主使是高阁老。你这黑锅背定了，你有办法为自己辩解吗？”张居正还是不承认：“我现在为这件事都要愁死了，你为什么还一口咬定就是我的幕后主使？”两人不欢而散。
张居正此时也陷入了骑虎难下的境地，他没有想到朝臣们的反应会是如此一致地保高拱。据说张居正曾经去过午门的关帝庙拜神求签，请求那冥冥之中的神仙能给他指一条明路，由此可见，此时的张居正内心是多么踌躇！那么，“神仙”给了张居正什么样的启示呢？据说，他求的那支签上写的是：“所谋非善，何必祷神，宜决于心，改过自新。”看来，“神仙”的意思是让他改过向善，但是，当真就此罢手吗？张居正还是下不了决心。
此时，朝廷内外对冯保、张居正不满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冯保和张居正的日子委实不好过。面对一般官员的奏疏以及李幼孜这个级别的人来找他，张居正还能用他首辅的牌子压一压。但是当两位重量级人物来家里找他，张居正就有些坐不住了。这两个人就是吏部尚书杨博、左都御史葛守礼，他们信誓旦旦地说，我们绝对相信高阁老的操守，他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大逆不道的想法！东厂那帮人一向没有良心，冯保这是想把高阁老往死里逼！葛守礼甚至以他全家上百口人的性命为担保，保证高拱是被别人栽赃陷害了。
张居正听了这些话不禁脸红心热，他再也坐不住了，张嘴就问了一句：“两位来找我说这件事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你们认为这件事是我策划的吗？”
说完，张居正取出东厂的案卷笔录，递给葛守礼，他的意思是你们看看这个记录，完全是东厂的人办理的，根本没有我什么事。张居正可能也是在气头上了，他忘了一件很关键的事情。葛守礼是三朝老臣了，他接过案卷笔录一眼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上面有张居正修改的痕迹，还批着“历历有据”四个字，葛守礼当然认识张居正的字迹，他不禁微微一笑，随手就把这份记录揣到了自己的袖子里。张居正这才想起来那记录自己修改过，赶紧讪讪地解释道：“那上面有几个地方不合法理，我就是给他们改改而已，没别的，没别的。”张居正为什么会如此变毛变色？按照惯例，东厂的案卷笔录，除非皇帝许可，不能向任何人泄露，更别说私自篡改，私自篡改乃是死罪。另外，张居正改了东厂的案卷笔录，这不正说明张居正也参与到这件事当中来了吗？

没有永远的朋友（22）

不过，葛守礼并没有点破这一点，听完张居正的掩饰之词，他只是笑呵呵地说：“如此机密的案情，却不先报给皇上，而是先送到内阁，恐怕这不太合适吧！杨博接着又跟了一句：“我们没有说这幕后主使是你，但是，现在只有你才能解决这件事。”
张居正此时的态度已经软了下来：自己亲手把小辫子送到了对方的手中！于是，他就试探着问了一句：“依两位大人所见，此事应如何了结？”杨博说：“这好办，只要派一位‘世臣’（世代为官的人）插手就行了。”
送走了杨博，张居正决定要从浑水中抽身了，他指定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和左都御史葛守礼和冯保一起对王大臣进行复审。这样一来，冯保的把戏无法玩下去了，他还没有觉察自己的盟友已经打起了退堂鼓，把他一个人晾在了前面，他还在憧憬着收获结案、判高拱死罪的胜利果实呢！
朱希孝是谁？他就是杨博所说的“世臣”，他的祖上很猛很强悍，就是那位随着明成祖朱棣东征西讨、功勋卓著的名将朱能，被封为成国公，世袭罔替。现在朱希孝的哥哥朱希忠袭了成国公的爵位，朱希孝便做了锦衣卫左都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靖难之役”以后，当年的靖难功臣们特别吃香，所以成国公朱家是当朝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
自嘉靖朝以来，朱希忠、朱希孝都很受重用。这不，这次全国瞩目的大案—“王大臣案”，也指名朱希孝参加复审。他又主管锦衣卫，锦衣卫是和东厂平起平坐的，由他和冯保搭档最合适不过。朱希孝接到命令后，感到很为难，他当然知道高拱是清白的，但是这时冯保、张居正都不是善茬，判定此案和高拱无关，得罪了冯保、张居正；昧着良心陷害高拱吧，又无法面对朝廷百官的指责，更何况他和高拱的私交也不错。左右为难的朱希孝去问张居正，张居正答复：你还是去和杨博、葛守礼商量商量吧！最后，还是杨博指点了他：张居正不再让冯保一个人负责这个案子，又掺进去两个不相干的人，他这是什么态度你看不出来吗？朱希孝如梦初醒。
万历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对王大臣进行了复审。谁也想不到的是，这场本该严肃、庄重的法庭审判，居然变成了一出闹剧。据说那天天气不错，风和日丽的，朱希孝一到东厂，忽然间乌云滚滚、狂风阵阵，紧接着就风雨交加。有人就说，看到没有，有人诬陷高阁老，上天都给警示了！
复审开始，按照惯例，在正式审问之前，犯人要拉下去先揍一顿板子，这叫“杀威棒”，先杀杀犯人的锐气。闹剧就此开场：王大臣一看自己上来啥也没说呢，就要先挨顿揍，这下可不干了，张嘴就嚷了一句：“不是要给我官做吗？怎么还要打我？”高坐堂上的冯保也是一愣，赶紧定了定神，大吼一声：“王大臣！是谁主使你进宫行刺皇上的？”王大臣回了一句话差点没让冯公公背过气去：“不就是你主使我的吗？你怎么还不知道，又来问我？”这时，另两位主审官朱希孝、葛守礼已经放弃了他们主审官的身份，转而成为围观者、看热闹的：且看冯公公如何把这出戏收场。
那边冯保还在硬撑着审问：“我且问你，昨天你还说是高阁老让你来刺杀皇帝，今天怎么又变啦？”王大臣说的话一句比一句狠：“那些都是你教我说的，我上哪认识高阁老去？”一旁的朱希孝有些看不下去了。这位老兄是一个实诚人，冯保下不来台，我和他坐在一起，同是主审官，自己也颜面无光啊，赶紧出来打圆场：“大胆犯人，竟敢攀诬主审官，左右，给这犯人拖下去！”

没有永远的朋友（23）

这次复审就这样不了了之了，王大臣为什么会突然翻供，放出一颗又一颗重磅炮弹，轰得冯保无处可逃？据《明史·杨博传》的记载，这背后是杨博做的手脚。他看透了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冯保和高拱积怨颇深，直接劝他就此罢手不太可能，既然冯保这里行不通，那就只好从王大臣这里下手了。于是，他派人劝说王大臣，让他翻供，告诫他之后实话实说才能保命。据说他还给朱希孝出了一招：把高拱家的仆人混杂在众人当中，然后让王大臣指认出来。王大臣当然指不出来，因此，高拱主使的说法不攻自破。
当然，让冯保众目睽睽之下如此难堪也许是“计划外产品”，不过，话又说回来，谁让冯保你存心给高拱栽赃呢？
后来，朝廷再次提审王大臣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成了哑巴，无法再说话了—不知道是谁给他灌了一杯生漆酒，变成了哑巴。最后，王大臣被斩首，这件事就这么草草收场了。谁给王大臣灌的生漆酒？《明史》上记载是冯保所为。不过，极有可能是张居正教冯保这样做的：事情不好，快刀斩乱麻，赶紧结束！不然不一定还会出现什么纰漏。
于是，冯保弄哑了王大臣，审问一个哑巴自然什么都审不出来，所以就草草结案斩首了事。张居正总算没有忘记他的这位盟友，在最关键的时候拉了他一把。冯保经过了复审堂上那难堪的场面之后，终于看清了形势：这次想整死高拱是别想了，非但整不死高拱，自己反倒有可能玩完！
可惜，他醒悟得晚了些，至少，比张居正要晚些。
高拱回到内阁，当上首辅后又被罢免，张居正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不可忽视。高拱又下台以后，他终于成为内阁首辅了，他的理想实现了。不，应该说当上首辅只是他实现理想所必需的条件。虽然他的手段算不上光彩，当上首辅以后对待贬职回家的高拱也有些栽赃陷害的嫌疑，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这些手段都是必备的，政治就是这样残酷，否则他也坐不到这个最高的位置。对于政治家来说人品与手段不是第一位的，只要他能做出实事，为民造福，让国家强大起来，那么他就是伟大的。
好了，经过无数的磨难，耗尽无数心血，付出了沉痛代价之后，张居正终于登上了大明王朝权力的巅峰，他终于迎来了得以实现自己宏图大志的时代。这个业已腐朽的大明王朝，我张居正一定要让你重新焕发出生机。
张居正相信在自己的手中，大明王朝不再会有大批闲而无用，尸位素餐，身为蠹虫的官僚队伍；不会有人民苦不堪言，食不果腹的苦难与苛捐杂税；权贵也不能醉生梦死，只躺在祖先的荫蔽下蚕食国家的资源；不会有外夷横行肆虐，杀我百姓，辱我国威。他坚信，他的改革将在历史的长河中名垂史册。不论后人如何评价，都掩盖不了他所进行的改革放射出的耀眼光芒，我坚信。
张居正生平年表
年代（公元）
年龄
大事记
嘉靖四年（1525）
1岁
曾祖张诚梦见白龟，所以为张家新诞生的婴儿取名“白圭”。
嘉靖八年（1529）
5岁
进入私塾读书。
嘉靖十五年（1536）
12岁
中秀才，声名鹊起，轰动荆州。
嘉靖十六年（1537）
13岁
参加乡试，因湖广巡抚顾U有意让张居正多磨练几年，才未中举。
嘉靖十九年（1540）
16岁
中举人，祖父张镇被辽王灌醉致死。

没有永远的朋友（24）

嘉靖二十三年（1544）
20岁
完婚。
嘉靖二十五年（1546）
22岁
夫人去世，不久续娶顾氏。
嘉靖二十六年（1547）
23岁
中进士，同科名人辈出，后被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
嘉靖二十八年（1549）
25岁
上《论时政疏》，但不受重视。
嘉靖二十九年（1550）
26岁
俺答袭北京（“庚戌之变”），赵贞吉反对议和，奉命劳军。“庚戌之变”后，开始对严嵩不满。
年代（公元）
年龄
大事记
嘉靖三十三年（1554）
嘉靖三十四年（1555）
嘉靖三十五年（1556）30岁
31岁
32岁称病回乡期间，和辽王来往频繁。辽王府奉承正（监督官）、居正好友王大用因辽王而死，从此，二人积怨更深。
嘉靖三十六年（1557）
33岁
休假三年后，重返京城，回翰林院，结识徐阶。
嘉靖三十九年（1560）
36岁
受徐阶提拔，升国子监司业，应在此时结识高拱。
嘉靖四十二年（1563）
39岁
参与重校《永乐大典》，主持修撰《兴都志》。（兴都，嘉靖生父封地）
嘉靖四十三年（1564）
40岁
入裕王府给准太子朱载垕讲课。
嘉靖四十五年（1566）
42岁
明世宗死，参与起草遗诏，得罪高拱。
隆庆元年（1567）
43岁
入阁，位居最末。四月，任礼部尚书（正二品）。为高拱求情，徐阶不允。
隆庆二年（1568）
44岁
上疏建议立太子。正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从一品）。在徐阶引退后，上《陈六事疏》，阐释了自己的改革计划。
隆庆三年（1569）
45岁
要求以谋反罪处置辽王，遭到刑部侍郎洪朝选的反对。
隆庆四年（1570）
46岁
十月，与高拱接受鞑靼把汉那吉归降。
隆庆五年（1571）
47岁
力主封贡互市。
年代（公元）
年龄
大事记
隆庆六年（1572）
48岁
隆庆皇帝驾崩，成顾命大臣；将高拱密谋事告知冯保；编撰《帝鉴图说》；任内阁首辅。
万历元年（1573）
49岁
“王大臣事件”中保护高拱；颁布考成法，实施改革。
万历二年（1574）
50岁
向万历上《奉谕整肃朝仪疏》，?开他借祖制开展改革事业的序幕。
万历三年（1575）
51岁
请严格选派督学官，引张四维入阁。南京给事中余懋学上疏请求宽政，针对张的新政提出非议，被罢官。
万历四年（1576）
52岁
在湖广地区试行“一条鞭法”；被刘台弹劾；疏论安民致治之道。
万历五年（1577）
53岁
父丧，回乡，途中探望高拱。（是为“夺情”事件。）
万历六年（1578）
54岁
以福建为试点推行土地赋税改革；派潘季驯治理黄河；被王用汲弹劾。
万历七年（1579）
55岁
取缔书院，何心隐被迫害致死。
万历八年（1580）
56岁
在全国开展清丈土地、平均赋税；请编?历朝宝训、实录；就万历醉酒事进谏，并替其起草“罪己状”。
万历九年（1581）
57岁
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迫害洪朝选；赵世卿疏论张居正新政；病重，但依旧拖着病体上班。
万历十年（1582）
58岁
病入膏肓，又向万历上疏，希望自己死在老家?陵。6月，病逝。死后，家族子孙蒙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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