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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华盛顿：美国情报之父一半是天使 一半是魔鬼(1)-(图)

中央情报局：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1956年4月的一天，在东柏林郊外的索恩法尔德公路上，一小队苏联通讯兵正在对地下通讯电缆做例行检查维修。这里是供东德军事和民政当局使用的一个重要电话线缆接头，可同时供432条线路通话。
“嘿，伙计，这是什么？”一个年轻的士兵吃惊地望着手中一条包着厚铅皮的电线，这条多出来的“杂散”线路是不应该在这里出现的。这条线路一直通向一条陡直的甬道，下到甬道里面，是一条水平的隧道，在不远处，一扇钢筋混凝土的大门堵住了去路。门上用德文和俄文写着：“严禁入内——奉总司令命令”。通讯兵在大门面前迷惑不解，他们隐隐觉察到这扇门背后将有一个惊人的秘密，又惶恐于门上的命令，不知如何是好。
经过一阵慌乱和电话里的争吵，士兵们终于得到逐级传递下来的指示，批准他们打开大门。士兵们全副戒备，强行破门而入。眼前的一切让他们目瞪口呆：一间独立的钢板制小屋，里面摆满了各种精密的电子窃听仪器，不同颜色的指示灯还在闪烁。屋内空无一人，电炉上已经煮沸的咖啡滋滋地响着，暗示主人刚刚离去。在小屋后面，是一条宽敞齐整的隧道，向远处延伸……
这就是震动世界一时的柏林隧道。美国中央情报局花了7个多月，从西柏林境内秘密挖掘了这条长达500码的地下通道，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窃听线搭在东柏林的地下电话线揽接头上。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经由这条线缆的所有电话都被监听，每天都有大量的磁带和情报分析由此源源不断地送往华盛顿。
柏林隧道让苏联震怒，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谴责，而西方舆论则称赞它是“现代间谍史上的奇迹”。双方都使用了“大胆……异想天开……甚为巧妙……而且十分艰巨”之类的词藻来形容这条神秘的通道。
无论如何，通道挖掘要在苏军和东德士兵脚下秘密进行，土方要在不引人注意条件下运走，工地入口处要小之又小，地面要不留痕迹，施工不能有噪音，方向要对准，电子仪器工作时热量不能传到地面……这实在是一项巨大而艰难工程。
其实，被称为“黄金”计划的柏林隧道事件只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历史上一个很小的片段，它折射出中情局行动的一贯特点：周密策划，敢想敢做，一旦确定目标，不择手段。中情局向来坚持，成功的基础在于判断、分析以及对有限目的持之不懈的追求。这一点从它诞生之日起从未改变。
中央情报局正式成立于1947年9月18日，二战时的战略情报局是它的前身。二战结束不久，冷战的“铁幕”就悄悄拉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为及时掌握敌方情况和世界动态，美国军事指挥系统做出了重大调整。
1947年7月26 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建立中央情报局的《1947国家安全法》，规定中央情报局的职权和任务是收集有关国家安全的情报，直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从而直接向总统）汇报，执行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任务，以及协调政府各部门有关国家安全情报的任务。
随着冷战格局进一步确定和激化，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更加凸显，1948年6月，哈里·杜鲁门总统签署NSC-10/2文件，明确规定中情局可以在国外从事各种秘密行动，“作为美国政府公开外交活动的补充”。秘密行动的方式各样，包括策反宣传、心理战、破坏、反破坏、颠覆、暗杀、准军事行动、策动和援助叛乱等等，几乎囊括了除发动大规模正式战争以外的所有方式。1949年，《国家安全法修正案》规定，中情局所要求款项可以不依据相关政府法令，中情局局长特批的重要外国人员可直接入境并永久居住。这些超越法律的特权大大增加了中情局的权力。
中情局的局徽造型独特、警醒，在蓝色镶金边的圆形底盘中心，是一面银色的盾牌。盾牌中心是一个有16个红色尖角的罗盘图形，盾牌上面是一颗美国秃鹰的头。外圈写着“美利坚合众国中央情报局”的字样。银盾象征中央情报局是保护美国安全的一道强有力的屏障。罗盘图形的16个尖角象征中情局的势力渗透到世界各地，各种情报资料从四处向中心汇集。秃鹰头则象征机警、灵敏和冷酷——这正是中情局的风格。
中央情报局是当今美国政府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机构。它最主要的服务对象是美国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但直接或间接利用其情报的有500多个政府部门。凭借分布世界各地的1/3的职员，它及时向行政当局提供最新情报，使美国能够在各种事务上先发制人，占尽优势。同时，它还奉总统的直接命令从事一些隐蔽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政府是不宜露面的，这为美国外交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极大便利，历届总统对使用这一点都乐此不疲。
不受法律限制的特权和广泛的情报网络使中央情报局神通广大，它也因此是美国政府中透明度最差的一个机构。它的人员和预算从不对外公开，只有总统和国务卿等极少数人了解它的行动情况。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它在行动中采取的一些非法手段、行径一般也不会被追究。这些特殊待遇在其他政府机构看来颇为眼红和恼火，国会、五角大楼和国务院都和它有过摩擦，其中斗得最狠的无疑是联邦调查局。作为分管国外和国内情报工作的两大机构，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向来看对方不顺眼，在各种场合明争暗斗，互相扯后腿。埃德加·胡佛任联邦调查局局长期间，一度禁止手下与中央情报局接触，害得那些人只能偷偷地跟中情局的人见面。另外，中央情报局守口如瓶、秘而不宣的作风也不可避免地导致猜疑，世界上很多阴谋诡计都被怀疑跟它有关。

第一部分：华盛顿：美国情报之父一半是天使 一半是魔鬼(2)-(图)

在中央情报局近60年的历史上，充满了各种大大小小，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其中不乏石破天惊之举。1948年，策划资助基督教民主党击败共产党，执政意大利；1949年盗窃苏联米格—15型喷气式战斗机的设计图和飞行记录；1953年“阿贾克斯”行动，颠覆伊朗左翼摩萨台政府；1954颠覆危地马拉政府；窃取并公布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引起东欧各国的骚乱；参与组织和煽动在印尼、越南、老挝等国的秘密军事行动；在非洲策划组织50多次政变；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精准提供情报；策划“杰尼弗行动”，打捞苏联核潜艇；以准确的情报保证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的全胜；在冷战期间与克格勃频频斗法；策划暗杀多位外国领导人等。
正是因为做出了这些震惊世界的事情，中央情报局的触角在全球范围内才得以无所顾忌地伸展，这个情报组织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公开的情报组织”，表面上，它似乎没有秘密可言。不过，中央情报局要为这样的自信（或者说是狂妄）付出代价。
因此，中情局也有不少失手的时候，行动计划失败，违法行径曝光，在国内国外被骂得狗血喷头，历任局长没少为此而被弄得焦头烂额——1960年，派去苏联上空侦察拍摄的U-2型飞机被击落，飞行员被苏联人活捉；耗费巨大心力的旨在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猪湾行动”在开始三天后即全军覆没；参与因秘密追查五角大楼绝密文件泄露事件而严重侵犯人权的埃尔斯伯格事件；被怀疑参与爆出尼克松竞选丑闻的“水门事件”……
其中，最惨的还当属“伊朗门事件”，中情局先是情报判断失误，接着谈判未遂，只好向伊朗出售武器以换取人质获释，同时它背着国会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内幕也被曝光，相关重要官员全部被迫辞职，甚至有人因为难辞其咎而自杀，局长凯西脑瘤发作，不久后即黯然谢世。这一事件对中情局的声望杀伤力极大。
冷战结束以后，虽然美国最大的敌人苏联解体，但是为了全球霸权的稳定，中情局并未放松对世界各国情报态势的监视与控制。
“9·11”事件发生以后，中情局遭遇到近年来最大的怀疑与挫折，举国上下均指责它工作上有重大失误，警惕性不高，既不能及时阻止恐怖袭击发生，也错过了歼灭拉登及“基地”组织的大好机会。
再追根溯源到“伊朗门事件”的时候。那个时候为了对付入侵阿富汗的苏联，中央情报局曾经煞费苦心地培养了大批美国人现在称之为“恐怖分子”的“自由战士”，以对抗“邪恶帝国”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以及打压苏联在中东的势力范围。可是美国人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再次做了作茧自缚的蠢事。
近日，前任中央情报局第三号人物A.B.巴泽-克隆戈德声称：“让本·拉登‘逍遥法外’不失为上策，从某种意义上讲，拉登的存在将使世界更加和平一些。如果有一天拉登被捕，其他的恐怖分子和拉登的忠实追随者将策动新一轮的恐怖袭击。”克隆戈德甚至还表示，拉登“并不像一个恐怖主义领袖，而更像是一个冒险资本家。”这一极具争议的声明表示，在追捕了本·拉登3年多而仍然未果的情况下，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也显得有些身心俱疲了。由歇斯底里的通缉追捕到放任自流，中央情报局体现出的疲态和对恐怖分子旁敲侧击的举动无论如何不能使纳税人和政府满意，各种指责纷至沓来。
中央情报局对于自己被当做替罪羊这一事实，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最近出版的一本名为《丢失本·拉登》的书这样写道——至少有2次，通过侦察机和全球定位系统，克林顿政府已经获悉了拉登所在的确切位置，却没有将他抓获，尽管克林顿政府很清楚拉登是对美国安全的一个巨大威胁，但是那时正忙于摆脱莱温斯基丑闻与准备竞选连任的克林顿总统却没有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认真对待这一问题，这不能说不是克林顿政府的一个巨大失误。此书由前《华尔街日报》社论作者里查德·米尼特主笔撰写，由REGNERY出版公司出版，现在颇为畅销。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稍微给中央情报局减轻了一些罪责，然而，重实际的美国人不会停止对中央情报局的指责。
在伊拉克战争结束以后，这种指责和攻击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美国是以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主要理由发动对伊战争的，但迄今为止，美国当局并没有在伊拉克发现任何“违禁武器”，于是各方又都将“让美国如此丢人现眼”的责任推卸到中情局战前情报工作不力上来。
2004年7月，原中情局局长乔治·特纳特引咎辞职，副局长约翰·麦克劳克林暂时代理局长职务，他表示，中情局将采取措施，加大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力度。
布什总统在1个月后提名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波特·戈斯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戈斯则表示感谢布什总统的信任，非常高兴又能回到以前曾经工作过的地方。随后，布什又指示命令戈斯拟定计划，增招数千名特工和情报分析人员，使中情局规模扩大1.5倍。这将是中情局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扩军”——50%的“扩军”幅度意味着中情局至少要再招募数千人，这让不少情报界人士瞠目结舌。虽然在遭遇“9·11”事件之后，美国就已经开始加强情报机构的力量，但自中情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以来，如此大的动作绝无仅有。
那么，中央情报局究竟是美国自由梦想的威胁，还是国家安全的卫士？情报工作不可或缺的秘密性与公众的民主权利之间该做何种选择？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似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第一部分：华盛顿：美国情报之父美国国父的苦心经营(1)-(图)

在两百多年前的北美殖民地，当地人传播着一个永远的神话——
一位骑着白马的年轻将军，高举利剑，驰骋沙场。他英俊、勇敢、精力充沛，宽阔的额头里蕴涵着令人敬佩的智慧，深邃的眼眸中充满着坚定和执著、热情与信任。就是这个人，率领一群同样勇敢的战士，冲锋陷阵，一手缔造了这个伟大的国家——今天的新罗马帝国，美利坚合众国。
他是美国的“国父”，乔治·华盛顿，一个具有神话色彩的人物。他率领美国人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联邦政府，创建了美国宪法……他的政治才华与军事才能我们耳熟能详，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他也是美国情报事业的开山鼻祖，美国“间谍之父”。
然而，华盛顿第一次接触情报工作，恰恰是为日后的敌人效命。
1753年，英法两国为了争夺在北美的领地和人口，在俄亥俄地区斗得天翻地覆，甚至整个北美大陆上也弥漫着一股火药味。这种一触即发的危险态势令弗吉尼亚的英国总督感到不安，他决定给法国人写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要求他们放弃这块土地。一方面，这是英方发出的最后通牒，为避免战争做最后一次努力；另一方面，也借机窥探法国人的虚实，包括法国驻军的实力、他们的扩张计划与方向等等。作出这个计划后，总督却开始为信使的合适人选发愁——这个人必须有足够的忠诚、勇敢和机智，显然，这样的人不是那么好找。
在多个被举荐和考虑的人选中，总督看中了一个21岁的少校副官，他身材高大、健壮，外貌俊朗，沉默寡言，他的上级和同僚对其能力和性格都无一例外地大加赞赏。他来自弗吉尼亚，名叫乔治·华盛顿。
“他是一个天生的军人。”总督听亲信这样评价华盛顿。
此时的华盛顿和当时多数弗吉尼亚青年一样，对宗主国英国充满了信任和忠诚，怀着为国献身的神圣使命感，相信英王乔治二世是“世界上最好的国王”。
他乔装打扮，穿越一片人迹罕至的危险地带，进入俄亥俄领地。他成功地递交了通牒，同时，善于观察细微事物的华盛顿少校发现，这个地区的法国人嗜酒成性，有不少殖民地官员成天泡在小酒馆里喝得烂醉。他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获取情报的来源。于是，他开始频繁出入于各个大小酒馆。
酒是最好的媒介，凭着不凡的酒量与优雅的谈吐，华盛顿很快就与一些法国人混得很熟。喝晕了的法国人对这个热情豪爽的“亲法”青年全无戒心，酒桌上充满了各种毫无顾忌的言论，只需几句看似漫不经心的问话和点拨，大量情报就到手了，然后华盛顿从中筛选出来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华盛顿在这一行动中表现出了与他的年纪极不相称的老成，还有极高的情报搜集天赋。这一段亲身的“间谍”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为他以后组织情报搜集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755年，法国和印第安人的战争爆发，华盛顿随英国殖民军队参加杜肯堡战役。由于对情报的疏忽，英军孤军深入，在孟农加希拉河遭法军伏击。掌握了对手实力和地形情况的法军神勇无比，英军几乎被全歼，总司令布雷多克重伤身亡。这次战役的惨败使华盛顿大为震动，他开始认识到，在军事活动中，高质量的情报工作具有多么巨大而惊人的能量。
华盛顿的学习能力和独创性是人所公认的，这位几乎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的年轻人正是凭着艰苦的自学不断丰富自己的头脑。当他看到间谍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他的这种学习和创造能力便不可遏制地发挥了出来。
华盛顿虽然愿意忠于英王，但是他更爱北美殖民地的那片热土以及那些渴望自由的人民。在二者只能择其一的情势下，很快，华盛顿就走向了宗主国的对立面，参加了北美独立战争。
1775年4月，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华盛顿被推举为大陆军总司令，深知情报工作重要性的他很快着手创建一套美国自己的情报体系。
1776年，他组建了一支专门用于执行侦察和突击任务的部队——“诺尔顿”突击队。这支部队是美国最早的军事情报部队，今天美国陆军的突击队、特种部队和“三角洲”部队都将这支部队视为他们的前身。
万事开头难，华盛顿最初的尝试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失败。
1776年，在英军的猛烈攻击下，大陆军被迫退出长岛地区，为了解英军军事力量和部署情况，年轻的耶鲁毕业生、“诺尔顿”突击队员、上尉内森·黑尔奉命去英国占领区内打探情况。所以黑尔在严格意义上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间谍。
黑尔强壮、勇敢、满腔爱国热忱，但是他最大的缺点是没有经过任何专门的间谍培训。他一潜入敌后，就被英军一个经验丰富的反间谍人员——假扮成大陆军间谍的英军少校罗伯特·罗杰斯盯住了，黑尔不但相信眼前的人是“自己人”，还毫无戒备地将自己此行的任务和目的和盘托出。
这样，黑尔因为轻信他人而被捕，随即被判绞刑，英军为了恐吓大陆军，将黑尔的尸体悬挂在绞刑架上达3日之久。黑尔在临刑前，他留下了一句至今仍为传诵的名言：“惟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第二次生命献给祖国。”这句名言被刻在与真人同样大小的黑尔雕像上，长久地伫立在今天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总部，以纪念他的爱国热情。

第一部分：华盛顿：美国情报之父美国国父的苦心经营(2)-(图)

华盛顿吸取教训，加大对情报人员的专业培训力度。他派遣多名军官潜入北美各重要地区，谨慎地建立起情报网络，并逐步扩大，同时招募、培训了很多单独行动的优秀间谍人员。他深知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在经费方面不惜花大价钱。有官方记录表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华盛顿光为费城的间谍就开销了6170美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在整个独立战争期间，他用于情报收集的经费大约占所有军费开支的10%。在当时艰苦的战争条件下，华盛顿的这一做法不可能不引起争议和不解，但他以坚定的决心、巨大的魄力和崇高的个人威望而将这项事业坚持了下来。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些重金花费是有丰厚回报的。
不久，华盛顿的苦心经营渐见成效，他手下的一群得力干将在英军的各个驻地内外都安插下了大量间谍。在英国人控制的一些重要城镇里，从贵夫人到平民乞丐，间谍分布在不同的社会阶层里，无孔不入。
在费城，有一位端庄娴雅的贵夫人，定期举行各种沙龙和宴会，衣香鬓影，名流云集，很多英军高级指挥官都是她的座上客。谁也不知道，这位热情美丽的女主人却是华盛顿手下的情报高手。这样的间谍网一经建立，威力极大，华盛顿每天都能接到有关各地英军调动情况的汇报。在关键时刻，神通广大的间谍们甚至还能搞到敌军指挥官的作战计划。
“考尔帕”谍报网就是这一情报体系中最为优秀的小组之一。
“考尔帕”间谍网是1776年英军占领纽约城以后，华盛顿在城中布建的大批间谍网之一。它有20多名成员，联络人是康涅狄格第二轻骑兵团的本杰明·陶马奇少校，华盛顿最为得力的谍报干将之一。
1780年7月的一天，在哈得逊河畔的秘密据点里，少校收到一位代号叫“夫人”的谍报员的紧急报告，英军主将亨利·克林顿爵士计划派军队走海路，攻击纽波特罗德岛的法国军队。这支法国部队是前来支援美国人的独立革命的，历经了两个月的海上行程，刚刚才上岸进行休整。狡猾的英国人打算在法国人立足未稳之前就把他们都消灭。华盛顿得知这一重要情报后，将计就计，设置了一个巧妙的圈套。在他的精心安排下，一名当地农场主咋咋呼呼地跑到英军哨所，说在附近的路上发现了一些文件，上面透露了可怕的革命者的进攻计划。同时，一支大陆军的队伍假装大摇大摆地向纽约推进。多疑的克林顿信以为真，立即下令部队从海上撤回增援纽约。这份宝贵的情报挽救了由罗香波将军指挥的这支法国军队，而正是这支军队，在1781年10月9日约克敦围攻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迫使英军主将康华利投降。
华盛顿的手下有一类特殊的间谍，他们多单独行动，执行秘密任务，不与其他人发生联系，知道其身份和活动的只有很少人，有的甚至由华盛顿一人直接领导。这类间谍一般都有特殊的社会身份和职业做掩饰，神通广大，往往能提供很多有价值的情报。人们广为传诵的华盛顿圣诞夜渡河袭击敌营的传奇，就是在这样一个出色的间谍帮助下实现的，他的名字叫约翰·霍尼曼。
约翰·霍尼曼在战前是一个做纺织品生意的商人，因为同情独立战争而愿意为华盛顿效力。1776年，他奉华盛顿的命令，去新泽西的新不伦纽克搜集情报。在那里，他成为一名专做牛肉生意的人，财产颇丰，并宣称忠于英国——并且曾因为这个差点被“叛变的暴徒”抓捕。霍尼曼很快就成了当地知名的亲英派商人，他的生意做得很顺当，并因此与特伦顿地区的英国驻军和黑森雇佣军（系英国从普鲁士征召的雇佣兵）建立了密切联系。他的慷慨、友好和“对大不列颠的忠诚”，使他得以和一些英军高级指挥官攀上交情。
1776年12月22日，华盛顿司令下令，逮捕“亲英奸商”霍尼曼。
然而，没过几天，霍尼曼奇迹般地从大陆军的军营里“死里逃生”，“逃回”新不伦纽克。此时，华盛顿已知道，特伦顿地区的英军已被派往纽约，只留下黑森雇佣军驻守。指挥官鲁尔上校狂妄自大，他的部队也嗜酒成性，疏于防备，没有修筑任何防御工事。逃回去的霍尼曼向鲁尔上校报告说，大陆军都待在冬季兵营里，没有任何行动的迹象。军士们更加放心，昼夜狂欢。就在圣诞节的夜晚，华盛顿指挥军队悄悄渡过特拉华河，正陶醉在圣诞节欢乐中的黑森雇佣兵们被打得措手不及，只好束手就擒。特伦顿之役规模不大，但这个胜利是在战争初期大陆军屡遭挫败，士气最为低落的关键时刻取得的，因而意义重大。显然，霍尼曼在其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谍报工作因此显得更加意义非常了。

第一部分：华盛顿：美国情报之父美国国父的苦心经营(3)

值得一提的是，华盛顿手下有一名代号为“355”的女间谍，她善于伪装，行踪诡秘，机智大胆，颇得华盛顿的赏识，甚至被称为“完美的间谍”。作为一名间谍，她的成绩堪称完美。她揭开了美军叛变将领本尼狄克特·阿诺德的真面目，后者企图以2万英镑的价格将西点要塞出卖给英军。同时，她还单枪匹马擒获了英军情报首脑约翰·安德烈少校，使英军的情报网几乎陷于瘫痪。美国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她功不可没。“355”的真实名姓至今仍不可知，在很多人看来，她是拯救美国的英雄，也是所有美国优秀间谍的女祖师。
反间谍战暗流汹涌
作为后起新秀，华盛顿创下的北美情报组织进步很快，表现也堪称出色，但间谍历史比光荣革命还要久远的英国人也不是好糊弄的，亲英的破坏分子甚至一度混进了华盛顿的卫队，成为最接近和保护他的人。幸而，华盛顿还有一位优秀的反间谍助手，他就是后来美国联邦法院第一任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
1776年夏，纽约地区的托利党人（亲英的保皇派）策划了一个阴谋，企图破坏纽约城的防御设施和军事建筑，迎接英国占领军的到来。在英国总督和纽约市长的大力支持和资助下，他们有恃无恐，气焰嚣张，甚至设法策反了华盛顿的卫兵。幸运的是，这个阴谋很及时地被察觉到，在杰伊的主持下，革命党人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调查这一阴谋。杰伊四处布满眼线，从嫌疑最大的人着手，绝不轻易打草惊蛇，一个个顺藤摸瓜，最终将阴谋分子一网打尽，华盛顿的卫兵托马斯·希克伊因涉案被处决，英国总督一直逃到纽约港的英舰上，才保住一条性命。
杰伊辖下的“纽约调查委员会”专管反情报事务，搜捕间谍、亲英派托利党人、阴谋和破坏分子。这是一件让人头疼的差事。在战争初期，支持独立的北美人并不是很多，英军的节节胜利使一些本来同情和中立的人也对革命失去信心，英国人乘机以土地和金钱为诱饵，招募了大量的亲英分子刺探情报，其中有不少是颇有影响的社会名流和富商。同时，由于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和缺乏管理，起义军最初的反间谍活动也是一片混乱，该抓的不抓，不该抓的乱抓，还有人乘机公报私仇。
杰伊改变了这些，他不断使人们明白反间谍工作的重要性，加强对下属的组织和管理，还培养了相当数量的精干的反情报特工。科劳斯比就是杰伊手下最为成功的情报人员之一。他的故事至今还在哈得逊河流域流传，很多人相信，著名作家詹姆斯·F·库伯的小说《间谍》主人公就是以他为原型。
科劳斯比原来是个鞋匠，战争爆发后，他采用多个化名，混进了不同的托利党组织，收集他们的活动情报并及时向杰伊汇报。他使用的化名如此之多，每隔一段时间就以不同的身份出现，有时连杰伊都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科劳斯比最大的本事就是，总能在自己参加的组织被围捕时“设法逃脱”。这是十分危险的。托利党人很可能因此怀疑并识破他的身份，除了杰伊等少数高级反间谍官员，不明真相的革命者完全可能将他误作托利党人逮捕和击毙。更麻烦的是，哈得逊河地区如此狭小，居民住得密集，几次“大难不死”的科劳斯比到处蹿来蹿去，很快就成了当地的名人，很多人对他的面容都熟悉。这让他不得不减少用化名的次数，并且为其找到充分的理由，当然啦，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躲避革命党人的追捕”。
科劳斯比也有倒霉的时候。
1777年10月，他去哈得逊河北岸的马尔伯罗执行任务，装成一个被革命党人追捕和迫害的亲英派人士，在一个小酒馆里“不经意”地透露自己在纽约城等地搞破坏的经历，并“惊喜”地结交在这里“偶然”结识的托利党“朋友”。这个酒馆本来就是亲英分子经常聚会的地方，这位极端“崇拜和忠诚”的“史密斯”先生很快就获得了大家的欢迎和接纳，他顺利地混入了一支由英国人指挥，由当地托利党人组成的武装分队。
有一天，科劳斯比得知，部队将在第二天晚上突袭革命军，便以“史密斯”的名义巧妙地把这个情报发给了杰伊。革命军的一支突击队早早埋伏好，把不知圈套傻傻地走近来的托利党人打得无还手之力。科劳斯比本来准备偷偷躲进一堆干草垛，事后再爬出来，假装又一次“死里逃生”。但突击队员用明晃晃的刺刀对着他，他不得不举起双手以示投降。执行任务的突击队长并不知道科劳斯比的真实身份，科劳斯比也绝不能告诉他。于是他与所有的“同党”一起都被押回了杰伊的住处。科劳斯比满怀希望，可是杰伊恰好在这个时候外出了，他的运气简直糟透了，尤其是他的战友正在外面拿着枪商量如何处置他们这些“敌人”。
万幸的是，杰伊的女仆认出了科劳斯比。聪明又好心的女仆想法支开了守卫，让他们去喝白兰地，并巧妙地放走了科劳斯比。这次可是惊心动魄的冒险。“史密斯”先生“死里逃生”的消息传遍了托利党分子社团，“勇敢而机智”的他很快又加入了新的托利党组织，同时收获的还有信任和钦佩。

第一部分：华盛顿：美国情报之父美国国父的苦心经营(4)

与杰伊同时堪称华盛顿左膀右臂的是一位世界级知名人物——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位发明避雷针的北美绅士，除了是世界公认的杰出科学家，还是华盛顿手下名头最响的间谍。只不过，他的威力主要发挥在外交和社会活动场合。
1776年，富兰克林成为北美革命者驻巴黎的半正式外交公使，他的主要任务是设法与法国结成同盟，共同对抗英国。富兰克林学识渊博，多才多艺，风度翩翩，举止优雅，诙谐幽默，处处表现得诚实无私，谦虚友好，颇得法国人的好感。他所表现出来的北美人的形象与法国人心中傲慢浅薄的英国人形成鲜明反差。法国政要和巴黎民众都很喜欢他，对他所代表的北美革命也充满同情和支持。这种良好的公众形象和不错的私人交情为富兰克林接下来的行动提供了极大便利。
制造宣传和舆论攻势是富兰克林的拿手好戏，他不断地制造假消息，揭露英国政治和军队的种种黑幕，通过各种渠道地巧妙散播出去，而他本人的“正直品格”使得这些消息具有相当的可信度。英国的形象在法国甚至欧洲越来越糟糕。
1777年，莫名其妙地，在北美殖民地作战的普鲁士雇佣军内部忽然流传出一封信札，据说是普鲁士王储写给他在英军服役的雇佣军将领的，这封信很快也流传到欧洲大陆。王储在信中说，他怀疑英国人为了减少补偿金，故意瞒报雇佣军阵亡人数，他还“建议”雇佣军指挥官不要救治伤员，因为伤员都是“残废”，毫无用处，而英国人付给阵亡者的钱比伤员多得多。这封信件在雇佣军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和愤怒，逃兵数量激增。欧洲各界对英国花“血钱”将那些把士兵生命当做商品出卖的做法抗议如潮，英国外交部和军部一时疲于应付。自然，这封信札的作者正是富兰克林。
1782年，富兰克林又精心炮制了另一杰作。
这次，他伪造了一整版波斯顿报纸。在这份报纸上，分类广告、地方新闻和花边轶事样样齐全。其中有则文章称，英国派驻加拿大的皇家总督正在向其印第安盟友悬赏收买北美殖民地人的头皮。报道强调说，许多印第安人卖给总督的头皮实际上都是妇女和孩童的。消息立即在英国国内和欧洲各地激起轩然大波，抗议浪潮不断，反对派辉格党人乘机强烈要求政府澄清事实，并尽快结束战争。英国政府这次真是被弄得焦头烂额，窝火得很。
有趣的是，富兰克林甚至曾经一度当上“海盗”的头子。在北美独立战争中，有相当数量的革命者驾驶着武装船只，在海上四处拦截英国的商船，富兰克林就负责在欧洲各国港口协调这些私掠船活动。他有序地安排出击计划，还组织一批专门的港口工人，负责对这些私掠船提供补给、维修和销货。法国政府对这些“海盗”活动睁只眼闭只眼，有时还同意购买从英国人那里抢来的“赃物”。“销赃”得来的资金则被富兰克林用来购买军火和军舰。富兰克林的“海盗”活动给英国带来不少麻烦。由于商船经常受到袭击，英国海外贸易利润也跟着急剧降低。英国公众怨声载道。罪魁祸首是谁，英国政府心里有数，他们多次愤怒地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但终因没有证据和后者的偏袒而作罢。

第一部分：华盛顿：美国情报之父美国国父的苦心经营(5)

1799年，乔治·华盛顿在他种满葡萄藤和无花果树的庄园里平静地与世长辞。 作为美国的开国元勋，他对美国情报事业的创立和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和影响，美国情报界也一直将他视为祖师爷。中央情报局特意将兰利总部联络会议中心的一间会议室，专门以乔治·华盛顿的名字命名，以纪念这位伟大的“国父”，这位伟大的“间谍之父”。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1787年美国宪法因为南北妥协而承认了奴隶制的合法性，但是一个黑奴间谍却因为他的机智与忠诚而成为美国间谍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
1781年夏，北美独立战争的焦点集中到了弗吉尼亚。英军将领康华利（就是后来向华盛顿交出佩剑投降的那个将军）率领7000英军士兵驻扎在约克敦。美军在法国人拉法夷特的指挥下与之对峙。当时，英军主力集中在纽约，该部与康华利的联系主要依靠水路。华盛顿判断，只要打掉约克敦的康华利，战争才会以胜利告终，这要取决于能否切断两地英军的联系。这个任务将由法军增援舰队完成。但此时此刻，美军还急需在康华利身边安插可靠眼线，密切监视英将的一举一动。
一个名叫詹姆斯的黑奴听说这个消息后向他的主人“毛遂自荐”。詹姆斯忠诚可靠、聪明异常，随机应变和即兴表演更是他的特长。于是，拉法夷特决定招募他为美军间谍。
不久，“老实肯干”的詹姆斯以劳工身份顺利打入英军营地，赢得英军赏识的詹姆斯被指定负责搜罗食物。这个任务也方便了他来往于两军营地之间。由于其“出色表现”，詹姆斯很快引起了康华利的注意并取得了他的信任。康华利最终决定招募詹姆斯充当英军间谍。于是詹姆斯经常潜入美军营地“刺探情报”。当然，他真正的工作是将在康华利身边刺探到的内幕情报通报给拉法夷特。拉法夷特在给华盛顿的信中多次赞扬了这个“聪明的家伙”。
另一方面，詹姆斯也向他的另一个“主人”康华利提供了不少“有用的信息”，在这些所谓情报的误导下，康华利决定就地按兵不动。结果在1781年8月30日，法军增援舰队及时赶到，9月5日至9日，猝不及防的英军舰队被击败。约克敦守军被彻底包围。接下去发生的就是华盛顿预言的战争胜利。
1781年10月19日，遵照当时的风俗，胜方指挥官拉法夷特前往英军营地作礼节性拜访。康华利也作了回访。令后者深感吃惊的是，在美军营地前来迎接他的人中竟然包括他最信任的那名黑奴间谍。
1782年11月30日，交战双方签订《巴黎和约》，美国独立，但詹姆斯本人却仍然是个黑奴。1784年，拉法夷特重访美国时找到了这个间谍朋友。在拉氏的活动下，詹姆斯于1787年元旦正式成为自由民。为表示感激，詹姆斯改姓拉法夷特。詹姆斯于1830年8月9日在他的农场去世。为表彰詹姆斯的功绩，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瓦伦丁博物馆至今仍陈列着他的油画。

第一部分：华盛顿：美国情报之父一把旧雨伞羞辱了整个美国情报界(1)

1937年10月的一天，在人头攒动的曼哈顿码头，从一班德国轮船上走下来一位身材微胖的中年男子，他的头顶稍稍有点秃，肚子有点发福，拎着两个大旧箱子，一脸长途旅行后的疲惫，很容易看得出，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商人。
在海关，检查员对他的雨伞表示了莫大的兴趣：“您好！呃……阿尔佛雷德·兰丁先生，您这把雨伞很有趣啊，哈哈，简直，简直就像一件间谍用的玩意儿。”检查员摸着那把夹在一个木套里、因不知道怎么打开而看起来像一把拐杖的雨伞，笑嘻嘻地说。中年男子也笑了。
走出码头，深吸一口曼哈顿秋天的空气，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挂上他的嘴角：“曼哈顿，我来了！”
这位“阿尔佛雷德·兰丁”先生名义上是德国好几家编织公司的贸易代表，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尼古劳斯·里特尔，德国军事情报部航空处处长。他曾在这片土地上经营编织厂达10年之久，但这次，他为“诺顿”而来。
4个月前，德国军事情报部汉堡办事处收到一份材料，是一叠图纸，上面全是用虚线连接起来的一套正方形和圆形，没有任何数据和说明。没有人能破解这些图示的意思，只好暂时把它搁在一旁。这份材料是由居住在布鲁克林的一个消息人亨利·索恩发出的。没过几天，他又发回来一份报告，说图纸是由一个自称“波尔”的人提供的， “波尔”在曼哈顿诺顿轰炸瞄准具厂工作，并且表示，愿意为德国提供更多的情报。
这份报告让德国的情报官欣喜若狂。“诺顿轰炸瞄准具” 的大名早已传遍大西洋的西岸，据说它的精确度极高，能从25000英尺的高度把炸弹投进一个小木盆！德国人早就想把它搞到手了，只是一直没能找到门路。现在线索自己送上门来，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好馅饼！
好消息很快被报告给元首，希特勒的眼睛闪烁着奇特的光芒，他盯着面前的下属：“一定要把它弄过来，给我！就放在这张办公桌上！”
这就是里特尔出现在这里的原因。
里特尔以“兰丁”为化名在一家小旅馆订了房间，把原来的德国护照和重要文件寄存在一个保管公司里。他手里有全套的东西足以证明“兰丁”的身份，伪造各类证件是难不倒德国那帮伪造专家的。忙了几天编织“生意”之后，“兰丁”通过索恩，找到了“波尔”——他的真名叫赫尔曼·兰。兰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德裔美籍机械师，说话温和，举止优雅，生活富足，不关心政治，有一个和美的中产阶级家庭。不过他愿意帮德国搞到剩下的图纸，而且不要一分钱的报酬，只是因为他“热爱自己的祖国”。
诺顿轰炸瞄准具厂的规定很严格，每个检查员在下班前要把手中的秘密图纸集中起来，放进保险箱。这项工作恰巧是由兰负责的。于是，他每天下班后，偷偷地将集中起来的图纸带回家，等妻子和女儿都睡熟了，就躲在厨房里摹制图纸。他很快就复制了大部分的图纸，余下的就不容易搞到了，但是德国的工程师应该有足够的能力把它们补充完整。
里特尔对事情的进展很满意，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如何把这些图纸送回德国。图纸太大，在海关检查的时候很容易被人发现，尤其是那些不知道躲在哪里的密探。他想办法联系到在“不莱梅”德轮上当服务员的一名线人，请他帮忙捎上去。为避人耳目，里特尔把图纸裹在伞的里面，装在木套里，看起来没有丝毫破绽。但是当他们会面时，这位线人连连摇头，“我出来的时候没有带伞，回去的时候却夹着一把伞，海关一定会检查的！”商量了一阵子，他们决定第二天再碰一次头，这次这个线人下船的时候就带了一把伞。
第二天，线人拄着一把与里特尔给的差不多的雨伞出来了。可是这天天气很好，同事们觉得他此举很奇怪，他急中生智，说；“别提了，倒霉透了！这该死的脚踝昨天不知道怎么扭了，我只好拄着这么个破东西帮忙走路。”这套理由在海关顺利通过。于是，诺顿轰炸瞄准具的绝密图纸就在当天悄悄运离了美国。
盗窃诺顿轰炸瞄准具秘密图纸是德国情报工作的得意之作，这一工作主要是由一个非专业间谍的普通人完成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时美国的情报和反情报工作的落后与迟钝。事实上，从一战结束以后，当别国正大张旗鼓地发展自身的情报系统的时候，美国的情报机构却一直处于裁减、萎缩和衰败中。
“君子不偷看他人的信件”，这是20世纪30年代的国务卿史汀生的名言。一战结束以后，美国回归孤立主义，主要的安全目标收缩为两个:捍卫本土和附属殖民地的安全，不允许别的势力插手西半球事务。部队大幅度裁减，情报机构更是首当其冲。所有违法的特工业务被下令取消，还关闭了专门从事密码破译的“黑室”——后者在一战后曾名动世界一时，破译过好几十个国家的45000多个密码信号，手段高超无比。但是可敬的史汀生先生认为这种手法太过卑鄙，也没有必要，把它解散了。

第一部分：华盛顿：美国情报之父一把旧雨伞羞辱了整个美国情报界(2)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的情报机构一直处于混乱状态。联邦调查局专门负责国内的情报工作，国家情报活动则由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等部门分管。各个机构各自为政，负责的领域界限不分，有的大量重复，有的根本没有人去研究，情报搜集和分析不成体系，人员素质普遍低下。不仅不能提交高质量的情报，机构之间还经常为经费分拨不公或一些“越俎代庖”的事而争吵、搞内讧。
见有机可乘，于是大量的德国和日本间谍抓住这个机会，来到美国疯狂地搞情报，而这时美国政府的很多机密东西都缺乏必要的保密和控制手段，要搞到它们简直是易如反掌。有一次，一个德国间谍要搞到美国某个海岸炮兵连与近海舰队联络的通信密码，他找到一个从这个连里退伍不久的兵士，只花了30美元就买到了。更有甚者，连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秘密通信电文，德国人居然也大摞大摞地搞到手。
诺顿瞄准具图纸被盗之后不久，一个庞大的间谍组织——格里布尔间谍网被破获，共有18人被指控为德国间谍。这一事件在美国引起极大轰动，公众本来就担心在美国有大量德国间谍在作案，现在事实更证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意大利媒体披露日本建成了两艘超级战舰，美国竟然对此一无所知。海军部的一个军官奉命去调查，要求日方给予答复，日本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说对意大利的报道不作评论。美国也就从此打住了调查。这几件事使美国情报界丢尽了脸面。一名高级海军将领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国家完全缺乏一个像样的情报和反情报机构。”
“野蛮的比尔”来了！
罗斯福上台后，对美国情报机构的现状非常不满意，还得不停地协调各情报机构之间的纷争。1938年末，为扩大反情报工作，他给联邦调查局专门拨款30万美元，这让其他情报机构很不服气。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乘机拟出一项规划，要求与陆、海军情报部不定期交换情报，但是这两家不买他的账。同时，国务院、财政部等其他非军事情报机构也不愿意削弱自己的情报职能，觉得联邦调查局太过嚣张。情报界一时吵得不可开交。老奸巨滑的胡佛找了个机会，把这一堆烂摊子又推回给了白宫。罗斯福总统慌了，这时希特勒已经占领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而且德意日三国都已开始动手，国际形势十分紧张——国内的这些情报精英不但交不出他想要的东西，竟然还为争夺控制权吵个没完！因此，1939年，总统发布秘密指示，将全部谍报工作、反谍报工作和对敌破坏工作交给联邦调查局和陆、海军情报部。同时，他还授权联邦调查局在拉丁美洲针对轴心国间谍开展反情报和安全工作。
随着德国军队闪电般的进攻，希特勒在欧洲战场一路长驱直入，占领了法国后与几乎算是“硕果仅存”的英国隔海对峙。罗斯福心急如焚，他开始着手支持被围困的英国。可是情报机构长期效率低下，国务院又思想僵化，爱和他唱对台戏，他对这些固定的情报渠道实在不放心，于是开始重用私人情报网。他跳开政府的规定，直接挑选和使用一些对他极为忠实和可靠的人，这些人直接对他本人负责。这些人中间有外交官、军方人士、记者、作家、社会名流，还有一些是他的私人朋友。中央情报局的开山始祖，威廉·多诺万就是其中之一。
多诺万是罗斯福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同班同学，两个人骨子里都是强硬派，看问题总要发表意见，经常因为意见不合争起来，外人看起来像在闹别扭，其实两个人私底下关系很不错。多诺万强壮、勇敢、意志坚决，上了战场就极其的兴奋活跃。“一战”的时候他随陆军上将潘兴出征墨西哥，有段时间天天长途行军。他的部下怨声载道，永远精力充沛的多诺万上尉就冲他们吼道：“看我，我都没有倒下去，也没有喘气，你们为什么就吃不消！”有人在队伍后面悄声地说：“我们可不像你，野蛮的比尔。”从此，这个外号就慢慢传开去。不料，多诺万知道后反而很高兴，俨然以“野蛮的比尔”自居。到战争结束时，“野蛮的比尔”已晋升为上校，成为功勋卓著的战斗英雄。
退役后的多诺万曾想走仕途，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可是他的运气不好，连续几次竞选州长都以失败告终。1924年他担任美国司法部副部长，日后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此时是他的下属。随着好友赫伯特·胡佛当选总统，他一直以为自己会被任命为司法部部长，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他都没能如意。多诺万于是拍拍屁股走人，在华尔街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后来白宫又曾邀请他担任海军副部长，他觉得没劲，便不客气地拒绝了。

第一部分：华盛顿：美国情报之父一把旧雨伞羞辱了整个美国情报界(3)

多诺万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佬，他的性格极其豪爽，社交广泛，律师事务所的生意一直蒸蒸日上，很快发了大财。不过这个老兄是个闲不住的人，挣钱与他的雄心壮志比起来算不得什么，他很快就把事务所交给合伙人，自己跑到欧洲各个战场上去巡视。他目睹了德国在欧洲气势汹汹的进攻，分析了轴心国的活动态势和走向，并考察了英法等国的抵抗运动，回国后写了一大堆分析报告，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美国要尽早做好全面的战争准备。在这一点上，多诺万与老同学罗斯福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过他要激进得多。当时美国精英阶层关于是否要参与这场大战还存在争论，“野蛮的比尔”对此很是生气：“在这样一个残酷无情、恶魔当道的时候，怎么能像个女人一样扭扭捏捏呢！”
1940年7月，多诺万接到邀请，来到罗斯福的椭圆形办公室里，谈谈他对国家形势和英国的看法。他的听众有四个：总统、国务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多诺万情绪高昂，滔滔不绝，再三强调美国要做好战争准备，并及时给予英国必要的援助，以对抗纳粹。另外，美国还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对外情报机构”。这和罗斯福当时的想法是不谋而合的。此时华盛顿刚刚收到两份完全相反的情报报告，驻英大使肯尼迪悲观地认为英国抵抗不了多久就会投降，使馆其他人员则坚持英国的抵抗运动一定能坚持下去。为切实了解英国的实际情况，密谈结束后，罗斯福委派多诺万去英国，考察其士气和抗击纳粹的实力，同时了解它的情报工作和反谍经验。
1940年12月，多诺万来到英国，受到最为隆重的欢迎。日益吃紧的英国一直拼命谋求美国参战，并与美方就交换秘密情报开展了初步合作。英方希望保持这种情报合作的稳定性，也希望情报上的合作能促使美国进一步看清事态，及早参战，因此一直竭力说服罗斯福，美国需要建立一个协调性的统一的情报机构。多诺万的来访是一次重要的机会。
英国秘密情报处处长孟齐斯亲自陪同多诺万全程访问，并向他保证，他能见到他所想见的任何人，能了解他想了解的任何情况。而且，若美国决定建立统一的情报机构，英国情报机构愿意提供必要的帮助。在孟齐斯的陪同下，多诺万看到了英国为抵抗纳粹而做好的各项准备，看到了英国人最新发明的秘密武器，还了解到英国情报工作的经验、训练方法和一些基本技战术。他还受到丘吉尔首相和乔治六世国王的接见，丘吉尔向他反复强调了谍报工作的重要性。
多诺万回国后的乐观报告坚定了罗斯福放弃中立、援助英国的决心。同时，多诺万向总统提议，仿效英国的方法，建立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国外情报工作，搜集敌情，并为总统提供分析意见。罗斯福对这一提议有点动心，但是陆、海军情报部和联邦调查局一致反对，他们担心多诺万的机构会侵越自己的权限，都拒绝与这个“随心所欲”“无法无天”的人共事。
多诺万不管这些，不屈不挠地找罗斯福；英国谍报官员，有“小比尔”之称的斯蒂芬森借着与白宫的特殊交情为他辩驳。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开战。形势的严峻程度已经大大超出之前的预料，罗斯福迅速做出决定，成立美国情报协调局，由多诺万任局长。
1941年7月，多诺万从预算局要来45万美元的拨款，在白宫附近几间破旧的大楼里开始工作。他运用灵活的社交手腕，招徕一大帮精英分子。这里面有哈佛大学的知名学者，著名诗人、商人富翁、银行家、电影导演、剧作家等等，全都是显赫人物，个个精明强干，神通广大。
几个月以后，情报协调局的膨胀能力让所有人跌破眼镜：它的工作人员从最初的几十人猛增到600多人，在华盛顿很多地方和纽约都设有大大小小的办事处。但多诺万还不满意，他要把机构规模再扩大一倍！
多诺万完全不管有关的行政规定，大肆招揽各种身份的人才，不管是鸡鸣狗盗之徒还是有不同政治倾向的人，他一概不管，只要有一技之长就行。招揽来的人大部分对情报工作一窍不通，连最简单的领取日常工作用品的机关常识都没有。但是多诺万一点都不在意这个，他要通过正规的训练把这些“有潜力的人”训练成最一流的情报人员。在一些秘密学校里，英国的情报专家担任教师，教授情报协调局特别行动处的人各种隐蔽行动技能，包括制图、暗杀、爆破和格斗等等。
情报协调局的工作分公开和隐蔽两部分，公开活动主要是由学者们对情报进行专门的分析和研究，隐蔽工作主要是指在敌后从事破坏和颠覆活动。协调局由5个专业机构组成：秘密情报处，从事谍报工作；特别行动处，从事破坏与颠覆活动；反情报处，从事防谍工作；心战行动处，制造和传播黑色宣传；作训处，训练打入敌占区的游击分队。另外，还有财务管理、通信联系、人员招聘等后勤部门。

第一部分：华盛顿：美国情报之父一把旧雨伞羞辱了整个美国情报界(4)

研究开发处是情报协调局下的另一个重要部门，它主要由发明家和科学家组成，负责开发各种情报工具，伪造各类身份证件，研制专供特工使用的特别武器。他们发明了很多暗杀使用的无声手枪和精巧的爆炸装置。有一种叫做“凯西·琼斯”的精巧装置，专门用来破坏铁路，它用磁铁吸在火车头和电眼的下部，这样火车只有在进入隧道时才会爆炸，造成的损失更大。
研究开发处的处长斯坦利·洛弗尔看上去沉默寡言，实际上是个狂热的异想天开分子。听说希特勒是素食者，他就想了个怪主意：在希特勒的蔬菜中偷偷注入雌性激素，使他的胡子掉光，接着说起话来就会尖声尖气，像个女人——这样就达到了“阉割”这个魔头的目的，进而可以毁坏他的个人形象，让德国人不再尊敬这个女人似的“元首”。说了这么多，洛弗尔先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想，大约是他想凭借对希特勒个人形象的破坏来破坏德国纳粹政权的稳定吧。
情报协调局的发展很快，多诺万源源不断地给罗斯福提供各种情报报告，总统对他的工作是满意的。但是，这时候它的地位还远远没有达到多诺万预想的高度。罗斯福多疑的性格使他不相信任何一个机构或某个人提供的情报——至少有10多条情报渠道在运转。陆、海军情报部和联邦调查局担心情报协调局的扩大会危及自己的利益，因此对它十分排斥，拒绝提供一些秘密情报，总之，拖多诺万后腿的事他们也没少干。
事实上，情报协调局成立之前那种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这种不该出现的情况最终导致了一场历史性的悲剧的发生。
极度混乱中浴火重生
1941年12月，一个晴朗无风的日子，多诺万正在波洛运动场看一场足球比赛，眼看到了射门的关键时刻，赛场外的高音大喇叭突然响了起来：“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威廉·多诺万上校，请给华盛顿19号话务员打电话！”
华盛顿19号话务员！这是白宫的一条紧急电话线路，多诺万立刻知道出大事了。总统的秘书告诉他，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军珍珠港基地遭到毁灭性打击，总统要他立即赶回华盛顿。
“这帮混蛋！”挂上电话，多诺万愤怒地骂了出来。他早就向陆海军情报部索要过有关日本军事动向的材料，那帮混蛋没给！虽然情报协调局的职责之一就是“协调各情报机构”，但他根本拿不到最及时最核心的秘密情报，而陆、海军情报部自己向总统呈交的则是些基本的原始材料，而不是整体的分析成果。
多诺万急冲冲地赶到华盛顿，立刻召集情报分析专家开会，准备给总统和内阁提供分析材料，但他手头缺乏基本的日本情报，而此时三大情报机构乱成一团，都忙着自己搜集情报，没有人在意多诺万索要情报的要求。多诺万气坏了。
12月7日深夜，多诺万被叫进椭圆形办公室，罗斯福阴沉着脸，房间里的气氛很尴尬。忽然，总统狠狠地敲了下桌子，开始大发雷霆：“他们像猎人打野鸭一样在打我们的军舰！打鸭子！比尔！”他挥舞着手臂，激动而愤怒。
珍珠港事件在整个美国社会引起巨大的震惊。为什么没有任何警报？那么多情报机构都在干什么？谁应该为这一国家的悲剧负责任？
多诺万有理由发火，珍珠港的悲剧本来可以避免的，种种资料表明，从1941年初开始，美国的军方情报机构曾通过不同的渠道多次获得关于日军可能袭击珍珠港的情报，但是，这些情报要么因为某种原因被搁置起来，要么被认为不重要而忽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情报军官埃德温·莱顿发现日军航母动向异常，多次警告在远东和珍珠港可能发生战斗，但是他却因此被作战部的军官视为庸人自扰，“酷爱散布星期六危机”。在陆军和海军情报机构中，没有一个人负责研究日本外交情报，没有人专门整理互相交错的秘密情报，也没有一个精干的中央机构对总统和内阁获得的大量情报进行分析，使其看到最为迫切和危险的事情。
无论如何，就像一位军方高官所说：“情报部门对珍珠港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陆军和海军情报部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被骂得抬不头来。
在愤怒和耻辱感中，任何荒唐滑稽的方案都可能出笼——
头脑同样发了一回热的多诺万怂恿总统派遣剩余的太平洋舰队的一半兵力和1万多名突击队员——美国其实没有这样的突击队员——去攻打日本北海道。还有人建议美国轰炸日本火山，把日本埋在岩浆和灰烬中。情报协调局不知道从哪里搞来情报，听说日本人极端害怕蝙蝠，提出向日本空投蝙蝠，以扰乱人心。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罗斯福总统居然认真考虑并采纳了这个计划——美军不辞劳苦地捕获了数万只大蝙蝠，在它们身上绑上一种特殊微型炸弹，以便让它们在降落后引起爆炸和火灾，造成更大的恐慌。后来美军出动了多架轰炸机把这些蝙蝠空投到日本境内，结果大部分蝙蝠还没落地就在高空冻死了或摔死了，没死的也是奄奄一息——而日本人根本就不怕这个！总之，这种种荒诞怪事，竟然发生在一个现代民主国家，也算是千古奇谈了。

第一部分：华盛顿：美国情报之父一把旧雨伞羞辱了整个美国情报界(5)

珍珠港事件之后，在罗斯福的支持下，多诺万加大了情报协调局的活动范围和力度。他甚至一度从老朋友斯蒂芬森手中接过英国间谍原来干的一项活儿，即定期到西班牙驻华盛顿大使馆进行秘密搜查，偷拍亲轴心国的佛朗哥政府的密码本和重要文件，以协助英国攻克德国“迷”字机密密码。但是这一秘密举动令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大为光火，因为这该是他管的事。胡佛一气之下，在情报协调局的密探再潜入使馆时，联邦调查局出动车辆，打开明亮的信号灯，并且高放警报信号，最后把惊慌失措的密探给逮回去了。多诺万气得浑身发抖，他和胡佛一直吵到罗斯福面前，但是总统出于自己的考虑，并没有训斥胡佛，反而是下令把这项任务转交给联邦调查局。
为改善当前的混乱情报局面，1942年初，罗斯福一度想解散情报协调局，将其各个机构分配到其他情报部门中去。多诺万为了使这一想法不被实施，真是费尽了心思，后来他找到了一个意外的盟友——美国最高军事机构参谋长联席会议。后者坚信美国必须有一个机构专门从事对敌秘密工作，多诺万则使他们相信情报协调局就是最好的执行者。
1942年6月13日，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多诺万的联合建议下，罗斯福下令将情报协调局与军方情报力量结合，成立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多诺万任局长。这是美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也是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它的正式工作是破坏、谍报、反间谍和部署、实施秘密行动——这些工作成为后来中央情报局的基本行动范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杜鲁门总统解散了战略情报局。但是杜鲁门总统很快发现自己无法应付来自政府各部门的情报报告。于是，他又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及其行动机构，即中央情报组（CIG），以协调并核对这些报告。因此，中央情报组既是协调机构，也负责情报搜集，它可以被看作是国家的安全需要和组织上总设想的一部分。
4个月后，总统建议“联邦所有的外国情报活动必须被计划、发展和调整以确保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情报任务能最有效地完成。”这些情报活动由国务卿、国防部长、海军部长和总统的私人代表组成的国家情报局领导，他们得到一个中央情报组的协助，中央情报组由来自这些成员各自部门的人员组成，并受一个中央情报主任的领导。
随后，杜鲁门总统批准了《1947年国家安全法案》，它在中央情报主任下设立了中央情报局。由于联邦调查局的游说和公众对正在创建的一个“美国盖世太保组织”的恐惧，致使联邦调查局被指派负责国内安全事务和反间谍活动。中央情报局必须符合“没有警察、传票或执法力量或国内安全职责”的规定。这一结构导致了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其他情报机构之间以及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之间的关系紧张。世界上最公开的情报组织——中央情报局就这样在这种微妙的政治环境中诞生了。

第二部分：从战略情报局到中央情报局“如果怕狼，就别待在森林里！”(1)-(图)

这是多诺万的名言。
现在，他又把这句话搬了出来，在情报协调局的秘密会议上，瞪着手下一帮情报专家：“无论如何，要在一周之内拿出这份东西！”
一帮手下面面相觑，快一年了，一年里几乎他们所有的行动都围绕那个大计划展开，凡是跟这个计划沾边的，头儿就特别地紧张和兴奋。到了今年秋天，他简直是高度紧张，任务越派越多，要求越来越细，给的时间越来越紧。就像现在，刚刚收到北非传来的消息，海边的一支德国军队有调动的迹象，他立刻要求以最快的速度查明它的意图和动向，写出一份详尽的分析报告。
多诺万知道大家的心思，在散会之前，他再一次清楚地强调：“先生们，我们的整个未来将取决于这个计划的结果，所以，请务必绝对保证我们情报的准确性和机密性！”
窗外，正是1942年的秋天。多诺万强调的那个“大计划”从去年年底就开始酝酿和准备。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一次计划的结果，直接关系战略情报局的命运。
1942年11月7日深夜，20多万人的盟军队伍在轴心国丝毫没有察觉的情况下成功登陆北非，一时间震惊世界。“火炬计划”成功实施，多诺万终于松了一口气。
火炬计划
1941年底，美英达成协议，盟军将于次年底进入北非，开辟新战场。这一计划代号为“火炬”。这时华盛顿对北非的形势简直是一无所知。陆军情报部的一位专家奉命分析利比亚的供水情况，他在资料室里找了半天，只找到一个很薄的文件夹，里面夹着“一份20年前的电报，一篇报纸副刊上的文章，题目是《饥渴的沙漠》，还有一份旅游宣传材料，印着沙漠和几棵椰子树的照片。这就是相关的全部资料。”
情报的空缺必须立即填补起来。战略情报局迅速接管了美国在北非的情报机构，多诺万委派“一战”英雄、海军陆战队上校威廉·埃迪为负责人。埃迪拿着200万美元，扩大了先前法国的地下秘密组织，并找到当地的部落和宗教首领寻求帮助，后者出动了上千名信徒帮盟军搜集情报和偷运武器。
埃迪的间谍提供了大量有关北非海岸的防御工事和法军军力的情报，使北非远征军司令艾森豪威尔得以对作战条件有全面深刻的了解。不仅多诺万，就连多诺万的死敌，陆军情报部部长史特朗也对他的情报工作表示赞赏。1942年8月，埃迪去伦敦向盟军领导人汇报情报，负过伤的腿一瘸一拐，胸前挂满勋章，让人心生敬意。巴顿将军曾不无敬佩地说：“这个兔崽子总是大难不死。”
埃迪作风冷酷，热衷于非传统的隐蔽手段。他一直主张暗杀干掉德国驻北非某些机构的领导人，因为他们可能是盖世太保成员，后来又打算派非洲黑人在纳粹官员的饮料中放安眠药，结果美军参谋部都没批准。还有一次，埃迪派人劫持了一名德国气象专家，把他装在汽车后备厢里，等带到目的地时，差点把人给闷死了。
10多万人的队伍，加上所有的武器装备和给养，规模是十分庞大的。为保证盟军队伍的动向不被轴心国察觉，战略情报局的间谍四处散布假消息，说远征军要去法属西非海岸的达喀尔，集结在直布罗陀的大量船只则是为了救援被围的马耳他。德国人相信了这一消息，于是派出专门的空中力量紧盯“开往马耳他的舰队”。
1942年11月8日，希特勒被急电从梦中惊醒。副官告诉他，盟军在法属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了。
希特勒半天没回过劲来，在此之前，他的军官没有任何人向他提过敌人会有类似的移动意图。在他睡觉前不久，还有人向他报告这支盟军可能的动向，但是，没有提到法属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是的，没有提到！
守港的法国维希政府的海军同样措手不及，不过战斗仍然很激烈。战略情报局乘机指挥法国地下组织举行暴动，埃迪的特工则为登陆的盟军提供地图、带路、介绍重要的设防情况和要塞位置。激烈的巷战一直持续了两天两夜。此时7架德国中队的飞机还在几百英里外的邦角半岛上空盘旋，苦苦追赶“开往马耳他的舰队”。
北非登陆以盟军胜利告终，德国的王牌军——非洲军团遭到美英的前后夹击，被迫撤出。但美国政府最后搞的“达尔朗交易”令很多人不快。达尔朗是维希政府首脑贝当的副手，后来与美国合作，这次是他最后说服亲维希部队放弃抵抗。在他的统治下，反犹的维希法令仍然有效，支持盟军和戴高乐的法国军官和不少地下组织成员被关进集中营，这令战略情报局的特工非常不满和愤怒，尤其是那些来自学术界的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妥协，在一段时间里故意消极执行命令，以示抗议。多诺万对这个交易也很有意见，认为有损盟军对欧洲抵抗力量的号召力。他一度想派人暗杀达尔朗，结果后来另有人代劳。1942年底前，达尔朗被一个法国刺客暗杀。美国人如释重负。
北非战役使战略情报局的声望大大提高，它提供情报的准确性和活动力令华盛顿和军方刮目相看。军方开始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这个机构可以成为自己在战争中好的合作伙伴。战略情报局乘机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

第二部分：从战略情报局到中央情报局“如果怕狼，就别待在森林里！”(2)-(图)

1943年1月末，12顶降落伞悄然落在缅甸北部的亚热带森林里。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这里一直活跃着一支百余人的小队伍。他们是由艾夫勒率领的战略情报局101分队。
101分队吸收了很多当地的卡钦人为骨干，他们以这个人迹罕至的像地狱一样的森林为据点，行踪不定，在整个缅甸搞游击、破坏和营救，神出鬼没，杀敌无数。中国—缅甸—印度战区的司令史迪威将军对此极为高兴，他的队伍之前曾被日本人赶跑，撤退的时候还遭到伏击，这回101分队可算帮他出了口恶气。不过将军对他们的杀敌数字有怀疑，有一天他问一个卡钦人，他们是怎样统计杀敌数字的。这位卡钦人低头揭开腰间的一个小盒子，倒出大堆干果一样的东西。
“这是什么？”将军非常不解。
“日本人的耳朵。”
像101小组这样的破坏行动是多诺万的最爱——“野蛮的比尔”一直渴望像巴顿将军那样驰骋战场，既然办不到，他就转而率领自己的一帮弟子，在世界各地大搞颠覆活动。他喜欢厮杀和破坏，觉得“搜集情报还勉强可以接受”，因为或多或少有点冒险性，在办公室里分析情报和撰写报告就“太无趣”了。在他的带动下，战略情报局的一般人员都瞧不起搞情报的活儿，宁愿去战场上冒险，或者在敌后搞颠覆。这样的工作特点也影响到了日后的中央情报局的走向。
1942年，丘吉尔首相发出“到欧洲放火”的号令，正中多诺万的下怀。他选派大批战略情报局的人去英国接受训练，回来后分成多个特别行动小组，去各地执行特种军事任务，其中多数是“烧、杀、砸、抢”等颠覆和破坏活动。除了太平洋地区海军和麦克阿瑟将军领导的部门不许他们插足外，多诺万麾下的特别小组几乎遍布世界各地。有时他自己还要求参与某些冒险活动，尽管以他的身份和级别，这是不被允许的。
盟军在欧洲发动攻势后，多诺万坚持要去诺曼底亲身体验一下。他找到一位关系不错的海军上将，但是后者一口拒绝了。多诺万的身份太特殊，了解太多机密，这样的重量级官员无论牺牲或被俘，都会带来非常重大的负面影响。多诺万争辩说，在诺曼底牺牲是一名军人最光荣的事，而且他是没有权力做俘虏的，如果陷入绝境，他会服毒，如果没有毒药，他就用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无论如何他一定要去。为了实现这一想法，多诺万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死活赖着要去。最后他终于“靠关系”登上了诺曼底海滩，他像普通战士一样，全副武装，在敌人呼啸的子弹中沉着应对。登陆之后，多诺万心满意足，他的“关系人”却吓出了一身冷汗。
胆大的多诺万不仅爱搞些这样的“小冒险”，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也很执拗，凡是他认为对美国有利的，就算上司不同意，他变着法儿也会干。1944年末，战略情报局搞到苏联4种军事和外交密码（苏联人当时还不知道这些密码被破获，仍然在使用）以及约1500份文件，多诺万欣喜若狂。可是罗斯福总统和国务卿爱德华·斯瑞纽斯却命令他在不透露来源、不留副本的前提下，将密码与文件交还苏联。多诺万执行了这一命令，但在送还之前，他偷偷地将密码复制了一套。这些副本后来在调查隐藏在美国的苏联间谍时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初，多诺万还擅自下了一个口头命令，让手下的人收集分析能透露苏联人在巴尔干的意图的秘密资料。
在多诺万的带动下，战略情报局的风格极其自由，这里的人一个个都被训练得胆大包天。由于它的机构人员很多是临时雇佣的，没有一个正式的等级制度，就显得更加混乱了。
二战快结束时，战略情报局进行了一项代号为“纸夹”的行动计划，专门搜寻德国科学家，把他们带回美国，防止落到苏联人手上。一个名叫罗兹的中尉在执行任务时遇到了一个不肯合作的美国上校，上校指责他的做法，并且拒绝交出这些科学家。罗兹竟然掏出手枪对准他，并指挥他的小分队包围了这些科学家。后来他因为这一鲁莽的行为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多诺万却很欣赏这样有胆色的举动并为他提供证词和辩护。他表示，罗兹无视军纪的做法令他很恼火，但是他“宁可看到一个有胆量不服从命令、坚决完成任务的中尉，而不是一个循规蹈矩、只顾自己往上爬的下属。”
多诺万不拘一格的用人标准和长期的实战经验使战略情报局里走出了不少优秀的特工人才，其中很多人后来直接成为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有4个人还先后当上了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杜勒斯，在瑞士指挥对德间谍网；赫尔姆斯，当过记者，参与过反纳粹的秘密活动；科尔比，作为杰德堡突击队队员空降到挪威和法国执行破坏任务；凯西，领导德国谍报小组。其中，尤以杜勒斯的表现最为出色。
日出行动
1943年8月，“驻瑞士大使特别助理”杜勒斯在使馆接待了一位神秘的德国客人，他请来客入座后，便开门见山地问 ：“我们怎么相信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德国情报机构派来的奸细？”
“很简单。如果我是奸细，我为什么带上这186份文件，而不是两三份？”

第二部分：从战略情报局到中央情报局“如果怕狼，就别待在森林里！”(3)-(图)

杜勒斯大致地翻了翻这186份文件，有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谈话的备忘录，德国潜艇与日本潜艇会合的地点，德军谍报局设在葡萄牙某港口的谍报网情况……件件绝密！他努力按捺住内心的震撼与激动，望着来人。来人这才表明自己的身份：“弗里茨·科勒，在德国外交部供职。我每天将所有的文件过目，然后摘要呈递给里宾特洛甫。我痛恨纳粹，所以愿意定期给你们提供这些绝密文件。”杜勒斯凭直觉判断，此人价值重大。于是他与科勒约定，两个月之内，让他再来伯尔尼联络。
杜勒斯仔细地阅读了这些文件，确实详尽机密。后来科勒又向杜勒斯两次提供了重要情报，其中包括一名德国间谍混进了英国在土耳其的使馆。杜勒斯立即把这个情报通报给英国人，可是他的上司开始怀疑科勒的动机。战略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处的情报分析家一起为科勒的情报做鉴定，最后都断定材料是真实的。不过他们还是怀疑这也许是德国人使用的伎俩，是为传递假情报做准备。但杜勒斯凭直觉相信，科勒是真诚的。他几次致电多诺万，担保科勒。多诺万也同意他的看法，并在罗斯福面前极力担保。
1944年3月，战略情报局突然需要一些有关日本的政治和军事情报，下令杜勒斯尽快和科勒联系。杜勒斯从苏黎世向科勒发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亲爱的朋友，你还记得我的小儿子吗。他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你能不能在柏林帮我买一些这里的商店过去常卖的日本玩具？”复活节过后几个星期，科勒果然出现在杜勒斯面前，他带来了大量缩微胶片，里面包括日本海军舰队的战斗序列，德国间谍从东京发回的有关日本政治经济的评估等。杜勒斯兴奋地致电华盛顿：“伍德（科勒的代号）带来了200份以上价值极高的复活节礼物。”
“日出”是杜勒斯导演的另一精彩行动，是美国情报史上的一大经典。1945年2月，党卫军意大利战线负责人卡尔·沃尔夫将军的两位代表来到杜勒斯面前，谈判关于投降的事。沃尔夫是希特勒的心腹，在党卫军中他的权威仅次于希姆莱，位高权重，杜勒斯不能不怀疑。为考察其诚意，杜勒斯提出：两位意大利游击队重要人物落在盖世太保手里，如果沃尔夫真有诚意，先释放这两个囚犯。几天后，这两位游击队领导人被送回，接着沃尔夫亲自来到伯尔尼，要与杜勒斯就投降问题直接谈判。
沃尔夫主动提出愿意做三件事以示诚意：停止针对意大利各党派的敌对行动；将关押在意大利北部的最后一批犹太人释放；对关押在意大利蒙塔的350名盟军战俘的安全负责。在杜勒斯的要求下，他还答应回去说服意大利战线德军统帅凯塞林元帅投降，因为他与凯塞林私交很好。杜勒斯的报告传到战略情报局总部，多诺万极其兴奋，赶紧上报。华盛顿立即把这情报通知给英国。亚历山大元帅派出两个将军来到伯尔尼，准备谈判并接受投降。这次行动的代号叫“日出”。
这时事情发生了变故，凯塞林元帅被召回柏林任西线德军总司令。沃尔夫试图说服他，把投降的规模扩大到整个西线。可是凯塞林不同意，但他也没有去告发。将军们等了一个星期没任何消息。此时盟军正一步步向前推进，如果不能赶在盟军取得重大胜利之前实施投降，这个行动就没有意义可言了。
杜勒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要知道此事都已经捅到了英美两国的元首那里，被看成是一个既成的事实了。一直等到3月26日，沃尔夫终于带来口信，说他将带来一个“完整的方案”。但是直至4月11日还没有新消息，连杜勒斯都忍不住怀疑自己被骗了。就在这时，罗斯福总统逝世，杜鲁门上台后，立即命令战略情报局停止在伯尔尼与德国人接触。杜勒斯在4月20日收到了总部的电报，可是第二天他就得到消息：沃尔夫将军已经带人在前往瑞士的路上，准备立即就意大利的德国陆军、党卫军以及盖世太保的投降问题与盟军磋商。
杜勒斯心急如焚地向参谋长联席会议请示，但是杜鲁门总统不想改变自己的指令。杜勒斯只好让瑞士情报部的韦贝尔作代表与德国人周旋。磨了两天之后，沃尔夫似有察觉，愤然回意大利，指挥部下顽强抵抗。
4月26日，杜鲁门终于改变主张，接受沃尔夫在卡塞塔投降。5月6日，杜勒斯被召到艾森豪威尔设在法国的前线指挥部，出席德军的投降仪式。持续65天的“日出行动”从此成为美国情报史上的经典，杜勒斯也因此获得自由勋章和总统嘉奖。
英国老师与美国学生
战略情报局刚成立的时候，多诺万选了一大批青年特工去英国接受专门的训练。
刚接触秘密情报行动的美国青年对这一行还显得很陌生很稚嫩，但都充满热情，认真好学，这和英国情报界的那帮老油子形成鲜明对比。英国人在国内开设了6处大型秘密训练基地，教他们基本的谍报经验，包括暗杀、格斗、擒拿、爆破、审讯、伪装、野外生存、侦察与反侦察等等。

第二部分：从战略情报局到中央情报局“如果怕狼，就别待在森林里！”(4)

赫尔姆斯对他最初在训练营里接受的教育一直记忆犹新。在那里，他们被告知，不许用真名姓，要设法了解同学的真实出身。英国著名突击队的训练官费尔巴恩上校教他们在生死关头如何自救，全都是些致命的狠招——费尔巴恩甚至还教他们如何对付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第一步是威胁她，要毁她的容，如果这一招不能奏效，就揪住她的下嘴唇，狠狠打她一个耳光！
年轻的赫尔姆斯和他的同伴一样，被这种与大学里迥异的讲课方式与内容惊得目瞪口呆。很多技术或者说是手段并不令人愉快，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冷酷无情的，但上校说，用绅士的方法将人致死，这是自卫的正确态度。后来，当这些美国徒弟告别老师毕业的时候，他们已经不是当初的毛头小子了，在很多方面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战争初期，英美情报界的关系一度非常密切。作为老大哥兼师傅，英国特别行动处执行处在很多实战中都指导自己的“小弟”与学生，而战略情报局也老老实实地接受它的“大哥”地位，虚心学习它在领地上的经验。在有些国家和地区，战略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处驻当地的机构甚至完全结合在一起。在诺曼底登陆时，这对师徒还联手演出了一手好戏，他们在东英格兰的海滩上精心搭制了大量道具，看上去到处是军舰、坦克、大炮、弹药、营房、燃料堆，极力营造出“美国第一军”的假象。这场惊天大骗局一直持续了一年多。美英情报员中会德语的人还联手欺骗德国飞行员，通过电台给他们发假指令。
1942年，英国获悉情报，德国要援助日本一船密码机。它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战略情报局，双方统一行动，不加任何阻拦地使运送密码机的德国船安全过关了。因为英国情报机构早就将德国这种密码机发送的密码破译成功了，如果日本也使用这种密码机的话，那它的所有行动就都在盟军的掌握中了。
担心自己密码安全的日本海军在全军范围内大量普及德国的密码机，英美则加强了对它电码的破译工作。不久，破译了日本的一封电报，电报中说，将把一个代号为“AF”的地区作为主要攻击目标。根据情报分析，“AF”可能是指阿留申群岛、夏威夷群岛或者中途岛。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上将猜测，可能是中途岛。为了证实这一判断，他让中途岛的警卫部队用明码发出一封电报，说中途岛极缺淡水，要求补给，然后等待着日本方面的反应。过了几天，又截获了一份日本电报，说“AF”缺乏淡水。“AF”必是中途岛无疑。美国人以此精心制定了一套作战计划，诱使日本海军进攻中途岛。此役以美军大获全胜告终，也是英美情报机构合作的范例。
不过这种愉快的合作关系没持续多久，矛盾就开始显现出来。英国人担心随着美国人实力的增长，最终会压倒英国；美国人则不甘心一直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在后来的具体行动中，两方经常为活动方式、权限划分等分歧吵起来。多诺万愤愤不平地说：“英国人太专横，拿了我们的飞机和钱，还处处卡我们！”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一位上校则更为不满：“我们同德国人打仗的时间最长，遭受的苦难最多，我们教会了他们如何在外面生存和活动，可这些可恶的美国佬却跳出来，指手划脚。”但是，不管吵得多凶，双方的合作还要开展下去，只是互相不服气。
在后来中央情报局成立之后，它只在三个国家不搞秘密行动，英国就是其中之一。英美在情报上的合作关系一直持续到今天——在令人头痛的伊拉克问题上，英国情报机构和中央情报局也是同进退，可谓难兄难弟。
“美国超级盖世太保”
傍晚，多诺万坐在战略情报局总部的办公室里，望着远处沉思。他很器重和欣赏的一位副手，也是好朋友，安彻斯特少校走到他身边。
“我看到今天那篇报道了。”多诺万点点头，没有说话。
“战略情报局的命运会怎样？”
“我想，没办法了，结束了。”多诺万叹了口气，很无奈也很痛苦地回答。很久以来，他一直在努力为这个问题争取一个不同的答案。不过现在看来，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
1945年初，罗斯福让多诺万制定一个有关战后长期情报机构的规划，这正是多诺万一直想做的事。他很快拿出一份绝密计划，提出建立一个常设的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该机构由总统直接控制，机构负责人与国务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共同组成顾问委员会，协调各大情报机构，完成谍报、反谍报、研究与分析、对外政治颠覆和总统可能交给的“与情报有关的其他工作”。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计划暂时被搁置起来。
不久，多诺万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这份计划走露了风声，随之而来的是四方的抵制、批评和反对。本来就对战略情报局不满的国务院、参谋长列席会议、预算局和陆、海军情报机构都对这一想法强烈反对，胡佛更是愤怒之极，因为他正在起草让联邦调查局控制所有国外情报工作的计划。这次，他决心和多诺万大干一场。

第二部分：从战略情报局到中央情报局“如果怕狼，就别待在森林里！”(5)

1945年2月，反对罗斯福的《芝加哥论坛报》和《华盛顿时代先驱报》都以醒目标题登出多诺万的这一计划，说他“要建立战后超级间谍系统”，“监视公民生活”，并称这一机构将是“美国超级盖世太保”。多诺万心里清楚，能搞到这个绝密文件又把它泄露给外界的正是他的老对手胡佛。不过他现在没工夫吵架，建立中央情报机构的构想已经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反对声不绝于耳。他开始多方寻求支持者，并极力地说服总统。
1945年4月，罗斯福逝世，哈里·S·杜鲁门接任总统。杜鲁门本身不喜欢搞秘密组织，华盛顿的各个情报机构趁机大告战略情报局的状，包括机构膨胀、人浮于事、腐败无能、严重亲英等等，媒体也开始新一轮的抨击。这一切都令多诺万感到大事不妙，他清楚地看到，战略情报局在战后很可能将不复存在。他试着挽回这一局面，并为之四处奔走，但此时他对白宫的影响力已经和往日不能比了。
1945年9月，杜鲁门下令解散战略情报局，他对多诺万长期的杰出表现表示感谢和赞赏，但在和平时期，“这种才能已经不再需要”，但安慰他说，“政府的战后情报机构将以你创立的组织为基础建立起来”。
9月28日，在战略情报局总部，多诺万颤抖着声音，向下属们宣布解散。他感谢他们在战争时期的优秀工作，赞扬他们的勇敢与献身精神，并肯定这一工作对美国今后还将有重要的意义。最后，他再次望了一眼这栋熟悉的大楼，独自离去。
战略情报局结束以后，没有了中央的协调和分析系统，美国的情报活动又陷入混乱和分散中。杜鲁门经常发现他办公桌上的情报毫无条理，各个机构发出许多未经分析和相互矛盾的报告，让事情更加混乱。这并不是他乐于见到的。他开始意识到，解散战略情报局是一个错误。
1946年1月，杜鲁门下令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其成员由国务卿、陆、海军部长和总统军事顾问组成，全面负责美国对外情报活动。委员会下设一个中央情报组，作为执行机构，代替原来战略情报局在海外的情报活动。
中央情报组完全不能与当年的战略情报局相提并论，它没有自己的独立预算，无权雇佣和训练自己的人员，夹在几大有权势的部门中间，干些综合各家观点的活儿——但是这项差事却并不轻松，因为各方的观点往往是矛盾的，而且有些情报军方机构根本拒绝提供。中央情报组首任组长西德尼·索尔斯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国务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各借了两个人来帮助开展工作——他的下属实在少得可怜，而且没有任何材料基础。
在霍伊特·范登堡担任组长期间，中央情报组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他出身名门，有强大的家族势力作支撑，做事极有胆色与魄力。他为中央情报组争取到了更多的经费和编制，并且利用国务院挫败了联邦调查局，夺取了该局在国外的全部情报网。在他的带领下，情报组开始独立秘密搜集情报，研究分析。情报组交上的第一份独立的专题情报评估是有关苏联的实力和动向，深得杜鲁门的好评，也为情报组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相比之下，第三任组长罗斯科·希伦柯特就不如前任有气魄，在很多事情上争不过其他几个大情报机构。但他工作勤恳，坚持为情报组招进来一大批有才华的新人，为这个机构的发展增添了活力。
随着冷战态势的加剧，从1946年开始，美国军事指挥系统开始作大调整，建立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也被提上日程。1947年7月2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1947年国家安全法》，决定建立中央情报局。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中央情报局的职权和任务是“收集有关国家安全的情报”，“直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从而直接向总统）汇报”，“执行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任务”，以及“协调政府各部门有关国家安全情报的任务”。
1947年9月1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式诞生，希伦柯特任首任局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两大阵营对立的加剧，冷战在世界范围内展开。CIA“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职能迅速撕下了伪装，直接成为美国全球战略推进的急先锋。
除了经济上的空前成就和军事上的辉煌胜利，第一次将触角伸及全世界的美国政府战略安排很清楚：光依靠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并不能确保其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胜利，他们急切地需要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对苏联阵营展开一场攻势，取得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优势以保证其霸权的持续。正是在这一战略背景下，根据《1947年国家安全法》建立起来的CIA，虽然说表面上的职责是收集、整理、分析、评估各方面的情报，但实际上，它工作涉及的范围很快就超越了这些。

第二部分：从战略情报局到中央情报局“如果怕狼，就别待在森林里！”(6)

著名的“八千字电文”的撰写者、冷战的设计者之一、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处主任乔治·凯南曾明确地说：“美国没有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白。”这句话是对CIA地位的一次重要定性，等于直接告诉人们，“为了遏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在“自由世界”也是十分必要的！
虽然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最大的赢家，可是站在保守固执的欧洲文化堡垒面前，新大陆仍然被看作是一片文化沙漠——美国人再有钱，也还是一群嚼着口香糖、开着雪佛莱车、满口美式俚语的暴发户和市侩。
因此，中央情报局在其成立之初，就十分明确了其文化宣传的目的：一是反共，“遏制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二是塑造美国的新形象，也就是“系统地、科学地为美国的生活方式塑造形象”，开展“长期的思想运动”，来输出美国的生活价值与世界观。
中央情报局的基本框架和设置基本与多诺万当年的构想吻合。多诺万的行事风格也直接影响到了中情局的好几辈人。他没有在中情局担任过任何职务，但人们公认他是“中央情报局之父”。每逢中情局的重大活动，会场里都会挂上他的画像。他的照片一直挂在中情局的大厅，永远注视着他的门徒们。

第二部分：从战略情报局到中央情报局一个最特别的邻居(1)

1972年的一天， 在弗吉尼亚州麦克莱恩市的乔治敦大道上，平稳地行驶着一辆黑色汽车。本·阿杰明握着方向盘，边开边注意着街边的牌号。他是西部一个反战组织的联系人，这次是特意来拜访斯卡特古德女士，这位热心的女士长期以来为组织捐赠了大笔资金。
阿杰明对麦克莱恩不熟， 斯卡特古德女士的住址写在一张纸条上，他不得不停下来问路。那个大嗓门的胖子还算热心，只是在指完路以后，又打量了他一下，耸耸肩膀，笑了起来。阿杰明发动车的时候还听见他在后面喊：“朋友，就是那栋白色的楼，祝你好运！”有点怪怪的，他想，不过算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前面就是那栋白色的楼了，阿杰明缓缓把车靠了过去。快临近大门时他发现，这栋建筑四周被栅栏围着，上面有带刺的铁丝网和警示牌，还有一些奇怪的人在门口周围转悠。似乎有点不对头，他猛然地一踩刹车，车子“吱——”地一声停住了。
不过已经晚了，他靠得显然太近，门口的那几个彪型大汉已经把目光转向他这里，其中两个径直向他走过来。
“先生，我能为你做什么吗？”阿杰明猛地回头，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车边也立着一个男子，面带微笑，做着请他下车的手势。
类似阿杰明的事情已经发生不止一次了，胖子没有告诉他，这栋白楼就是中央情报局在兰利的总部，或许他以为阿杰明就是来中情局做客的？更倒霉的是，今天确实有特殊的客人光临这栋白色的大楼。
阿杰明完全可以把账算在罗伯特·肯尼迪的头上。本来，从1961年兰利大楼初建时起，在乔治·华盛顿大马路的岔道上，一直架有一块高高的牌子，上面标着“C·I·A”的字样。后来这位司法部长看见了，大为恼火：“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傻的事情”，哪有情报机构在公路边竖了那么大的牌子来宣传自己的！于是立即下令予以拆除。其实，这样的命令意义也并不大，占地105公顷的兰利总部实在很显眼，来往的飞机驾驶员都把它看作华盛顿国家机场的定位点，这里的居民也都知道，联邦公路局旁边的那栋白楼就是中央情报局。1973年，施莱辛格当上局长后，觉得没有地面指示牌很奇怪。请示白宫之后，中情局在原处又重新树立了一个牌子，写着“中央情报局/右转弯；非经许可，车辆不得入内”，不过，不知为什么，这块标牌却经常被偷。
兰利大院的保卫措施很严密，不过他们有个小问题。兰利的这片土地是中情局从联邦公路管理局手中要来的，而后者在收购土地时，有13公顷的土地没能够买到手，这片土地的主人就是玛格丽特·斯卡特古德。联邦政府曾想说服她卖掉这片产业，老太太坚决不肯，并且设法使法庭通过了一项私法，根据这一规定她有权不受任何干扰地住在这里，直到去世。这样，斯卡特古德的房子就像一个尖角插入中情局的大院。有些人找不到去她家的车道，就一直闯到中央情报局的大门口。阿杰明就是这样的麻烦制造者之一。
斯卡特古德女士每年有10万到12.5万美元的年收入，不用付抵押贷款，生活简单富裕。她是名贵格会教徒和和平主义者，反对战争和屠杀，热心帮助民权组织，并为它们提供了大量捐款，同时她还不断地给国会议员写信，要求削减军费和情报开支。她从心底里不喜欢自己的邻居。
斯卡特古德女士年事已高，1973年惟一陪伴她的朋友去世，她从此独自一人生活。她的住所的一部分嵌在兰利大楼的大院里，中央情报局的警卫人员在安全巡逻时把她家也一并算上了，所以她的家比美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安全。凯西任局长时，她还被邀请到局长餐厅吃饭，不过老太太一点也没客气，在席上直接把中情局在全球范围内搞颠覆、发动别国内战的做法狠狠批评了一通。
这位可敬的女士和中情局做了25年的邻居。1986年她因中风去世，至此中情局才把她的产业圈进自己的栅栏里面。
兰利大楼的名气如此大，几乎全华盛顿的居民都知道中情局在哪里。曾经有一个反对中情局的民间组织，派人守在兰利的入口附近，偷偷地用相机拍下了很多进出汽车的牌照号码，并且据此查出部分中情局雇员的名单，登在报纸上。这让中央情报局很窝火，因为有些雇员的身份是严格保密的，绝对不能为外界知道他在为中情局效力。更可怕的是，有证据表明，苏联人也采取过类似的手段。中情局和主管机动车注册的部门反复交涉，后者答应修改部分条例，对根据牌照号码查询车主姓名的做法加了诸多限制。

第二部分：从战略情报局到中央情报局一个最特别的邻居(2)

兰利大楼是不对公众开放的，门禁严格，不知道在哪一个角落，就有全副武装的警卫、警犬和闭路电视摄像机。1977年，有三个喝醉了的海军军官想攀越兰利的栅栏，以显示自己的男子汉气概。他们刚触到栅栏，警铃就响了，一个倒霉的家伙在大院里被抓住，另外两个在爬上汽车的前一刻被逮住了。他们被押回海军基地，关了两个星期的禁闭。
近年来，兰利总部逐渐开放，接待一些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小型团体参观，不过范围非常有限，只是冷战展览会、行动中心等极少的非机密的部分。
白种男子的精英组织
1996年圣诞节期间，在闻名遐迩的英国《经济学人》周刊上，刊登了一份引人注目的广告。该广告以《最终的海外生涯》为题，非常直接地为美国招聘优秀的间谍人才。
广告中提出了几项具体条件：
1、具有学士学位并且成绩优秀；
2、有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
3、写作清晰准确；
4、对国际问题感兴趣；
5、35岁以下；
6、应聘者及其配偶都是美国公民。
《经济学人》是面向全世界发行的知名杂志，总共60多万份，仅在美国就有23万份。这则广告理所当然地在世界各地引起轰动，而始作俑者，广告的发布人——中央情报局却安之若素。其实，为了竞争人才，中情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在报纸上刊登自己的银盾局徽，做大型广告，只是这次投入的手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总共耗资2000英镑。
公开发布广告，招聘间谍。这是中情局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70年代以后，有关中情局的丑闻就不断地冒出来。冷战结束以后，一些材料解密，更多的事情被揭露出来。1994年“鼹鼠”埃姆斯间谍案等爆光，在俄罗斯工作的众多中情局特工暴露身份，有几十人被处决，更使得中情局的声誉和形象大跌。公开招募情报人员，一方面是为了增加中情局工作的公开性，提升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另一方面也是想网罗大量的优秀人才。
中央情报局一向重视对优秀人才的引进，它在大学生身上花费了很大气力，负责网罗人才的官员每年访问各州的名牌大学两次。情报工作的神秘性、挑战性、冒险特点和“007”式英雄主义色彩，也使它对年轻的大学生充满了吸引力。每年都有大批的高才生应聘中央情报局，其中不乏哈佛、耶鲁这样的世界著名大学。
中情局的招聘面向全社会，除年轻的大学生外，它也录用社会各个领域的方面的人才。它还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招聘宗教人士。所有应聘者在录用之前须经过严格的筛选、测谎和检查，被录用者将接受为期3年的专门训练。
不过，中情局对高级职位的招聘有特殊的规定。历任中央情报局的局长都毕业于名牌大学，惟一的例外是1950～1953年的史密斯，他不是大学毕业生。在中央情报局建立初期，它的高级官员多是常春藤联合会所属的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另外，华盛顿的政府官员倾向于在熟人中招募间谍，这似乎成了美国政界的传统。所以中情局早期的骨干中有不少出身显赫的，或是社会知名人士。
中央情报局的提升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工作成绩，不论资排辈，这种自由的机制很有激励作用。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黑人、拉美裔或亚裔美国人担任过任何部门的最高主管，人们因此认为，中情局是一个“白种男子的精英组织”。女性职员在中情局也很少担任高级职务，不过9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开始有所改变。1995年约翰·多伊奇担任中情局局长后，首次任命一位女性担任一部之长。
中央情报局所有的雇员必须遵守保密和沉默的规定，不得对任何人，包括配偶，透露自己工作的细节内容。除此之外，他们与华盛顿其他办公人员一样，按照固定的时间上下班。在麦克莱恩附近的饭店和酒吧里，中央情报局的雇员们经常结伴而行，上班时挂在脖子上的工作证随便塞进衬衫的口袋里，你很容易把他们辨认出来。他们可以公开承认自己的工作单位，但是，就此打住。而在以前，被问到职业，只能含混地回答：“在政府里工作。”问的人也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上述自由并不包括秘密特工，尤其是中情局行动处，那里面主要是谍报、反间谍人员和秘密操作员，他们的身份是必须绝对保密的。
公众事务办公室
1975年，克诺夫出版社出版的《中央情报局及情报迷信》面市。由于水门事件和不久之前关于这本书的那场沸沸扬扬的官司，这本关于中央情报局的书很受欢迎。书里有168处空白——出版商特意标明这是被中央情报局删掉的地方。此举令书的身价倍增，人们趋之若鹜，疯狂购买。该书也迅速荣登畅销书的前三名宝座。
与此同时，中情局的公众事务办公室里乱成一团，媒体和公众打来的电话一直没有间断过，被这本书搞得大为光火的上级和同事也间或跑过来，问问消息，发发牢骚。这段时间以来，他们已经被这本书折腾得焦头烂额了。

第二部分：从战略情报局到中央情报局一个最特别的邻居(3)

这部书是由神通广大的维克特·马凯蒂和约翰·马克斯合写的，前者原来担任过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执行助理。中情局认为他违反了保密合同，委托司法部对他进行起诉。马凯蒂则认为中央情报局坚持删改他的书，要起诉中情局。两起诉讼闹得沸沸扬扬，最后马凯蒂都输了，并且他的上诉被驳回。但是书还是出版了，并且引起了比预想中还要大的轰动。中情局对此很是生气，但无可奈何。
令公众事务办公室的人郁闷的是，这种事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1964年，中央情报局从一个偶然的机会拿到《隐形的政府》一书的草样，书里面揭露了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等机构的一些违反法律的行为。中情局认为这本书会惹来很多麻烦，一定要予以制止。得知书将由兰德姆出版社出版，中情局去跟出版社的总裁巴尼特·瑟夫交涉，问他能不能把第一次印刷的书全买下来。瑟夫满口答应，说他太乐意了。中情局的人还没松一口气，瑟夫又接着说，但他还会印第二批，第三批。被涮了一把的中情局很气恼，可是没有办法。他们想过把作者送上公堂，可是写书的两个，戴维·怀斯和托马斯·罗斯，是记者而不是它的前雇员。
无独有偶。1977年，前中央情报局官员弗兰可·斯内帕出版了《适当的间隔》一书，讲述他在越南的经历。他的书和马凯蒂一样，事先没有经过中情局出版审查委员会的审查。他最后输掉了官司，被迫把所有稿费上交给政府。
20世纪80年代末，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将他的《秘密与民主：转变中的中央情报局》一书送审，出版审查委员会要求他删去100多处，主要是关于中央情报局的部门隔离的部分。特纳很不满，可是他的争辩毫无用处，尽管公众事务办公室是他一手创立的。
出版审查委员会是公众事务办公室下的一个重要部门，主要负责对工作人员或前工作人员准备公开发表的手稿进行审查以免泄露机密。在证明有关材料是出自机密文件的前提下，委员会将对手稿做相应的删除。其审查时间之长，删除力度之大，令人足以打消写作的意图。
公众事务办公室在中央情报局中地位比较特殊，它是不隶属于任何部门而直接向局长办公室报告的8个部门之一，下设出版审查委员会、艺术委员会、公开资料科等，还有专门负责处理媒体和公众来信来电、剪报、起草局长演讲稿以及联络学术界人士。
公众事务办公室经常干些吃力不讨好的事，公开资料科就更是这样。它主要负责根据《公开资料法》的条款，答复外界关于查阅中央情报局文件的要求。不用怀疑，这项工作怎么做都会得罪人。拒绝请求、答复太慢、给的资料太少，或者在提供的资料上有太多涂改的痕迹，都会使提出要求的人生气，批评中情局做法不民主、不尊重公民的知情权；更为严重的是，其中“有太多秘密”，而这些“秘密”都与现在局里的保密工作有着或多或少的实际联系——法律上的规定往往与现实不那么吻合，这是一个麻烦。有时候在认为没有损害的情况下为外人提供了部分材料，却把自己的同事惹恼了。有好几次，其他部门的同事会气冲冲地跑进来，大发一通脾气，说公开的资料给他们带来了天大的麻烦。
2001年3月，中央情报局公开了850份冷战时期针对苏联的分析报告，共有19000多页。此前，中情局曾公开过2700份左右的类似的分析报告。随后一段时间，它又公开了71份关于中国的绝密材料，并且，估计将有更多的历史文件被解密和公开。这在世界情报组织中是绝无仅有的。
中央情报局不喜欢征求外界意见，因此，为弥补自身分析工作可能出现的失误，它会公开出版一些非机密情报，以征求广泛的检验和评论。然而，这样做最大的困难还是难以区分哪些资料是可以透露，哪些是不能透露的。中情局还曾因为这个惹来一场麻烦。那时白宫正极力促进美国银行贷款给波兰，而中情局恰巧刊出了一份有关波兰经济的资料，说波兰向西方借的大量外债未能使经济改观，连贷款也难以偿还。国务卿布热津斯基气得“脸色发青”，严厉地指责中情局说，一个政府部门损害政府的政策是骇人听闻的，白宫对中央情报局随意向公众透露情报的行为必须坚决予以控制。

第二部分：从战略情报局到中央情报局一个最特别的邻居(4)

中央情报局的新闻发言人令很多同行望而兴叹，对一个秘密的情报机构来说，这是不可想像的。就像艾森豪威尔总统所说的，“基于根本的性质，在中央情报局……你们的成功不能够张扬，你们的失败不能够解释！在情报这一行里，英雄得不到表彰，得不到歌颂，经常甚至在他们自己的伙伴中间也是这样。”
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虽然早在1951年，中央情报局就设立了对外发言人，不过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无可奉告”。对所有的问题，哪怕是极其严重的怀疑和指控，他们也只能回答“无可奉告”。因为任何肯定或否定的回答都需要理由，而任何理由背后都会牵扯出很多机密，所以只好表示沉默。这种守口如瓶的做法使它难免遭到误解，而在历史上，中央情报局也习惯了当“替罪羊”。
最让中央情报局头疼的还是那帮“无冕之王”。发言人对新闻界说的东西总是很简单，严格局限在某个特定的范围内，而且是经过局长批准和指示的。记者们对此很不满意，他们打电话请中央情报局就某条消息发表评论，也遭遇沉默。不过厉害的记者绝不就此罢休，他们揪住一点线索就不放，深挖下去，往往能把中情局最不想透露的事情掏出来，公之于众。中情局一位官员曾经不讳言地说，记者们添了不少乱。不过新闻界是不能得罪的，有时候还得借助这些神通广大的记者们的宣传力量。麦科恩和赫尔姆斯就喜欢通过一些倾向于中情局的记者和专栏作家吹风，有时候中情局也借助新闻界获取和分析情报。总的来说，中央情报局在很长时间内把新闻界当做一个可利用的工具而并不信任它。
出于这种心态，中央情报局并不重视对新闻界的联系。有一位官员就曾经抱怨，他以前在总部负责联系新闻界，那是一个完全公开的职务，谁都知道他是中情局的人。没想到很快又把他派驻国外，从事秘密行动，而这个岗位又非常重要，绝对不能暴露中央情报局的身份。他无可奈何，在工作中不得不时时提防，时刻准备撒谎，并保持低调。
特纳上任以后，这种情况开始改变。他认为，与新闻媒介交换意见的做法对中情局是有益的，并且有利于纠正很多错误的或被夸张了的关于中情局的报道，因此，应该改善与新闻界的关系。1977年5月，他设立了第一个公众事务办公室，不定期地向新闻界做情况介绍。负责办公室事务的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公共关系专家——赫布·赫特。赫特雄心勃勃又谨慎从事，他头一次把电视节目“60分钟”和“早上好！美国”带进总部，他广泛分发非机密的中央情报局研究成果，安排新闻记者参加中情局礼堂的例会，听取情况介绍和答复询问。赫特尤其强调，在回答新闻界和公众提问时，永远不能说“无可奉告”。
情况介绍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央情报局和新闻界的关系。但是中情局别的部门对此很不理解，尤其是行动部的人。从事秘密行动的行动部特工认为公众事务办公室完全是中情局的另类，它所做的一切都背离了中情局的宗旨。他们抱怨说，有很多代理人就是因为知道中情局出了个公众事务办公室才不干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会泄密，从而导致自己送命。
秉持类似观点的凯西一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就要求公众事务办公室停止对记者做情况介绍，不过他的做法遭到了激烈的反对。于是他退而求其次，把情况介绍的内容范围大大压缩了。1981年，凯西将公众事务办公室改组，并入了别的办公室。不久，出现了“常春藤花冠”和“丹尼洛夫”事件，中情局与新闻界的关系大大恶化了。
“常春藤花冠”是国家安全局主持的一个项目，后被用作窃听苏联的海底电缆，但是被苏联人识破了，装置也被搬到莫斯科的一个军事博物馆里。本来这一事情只限于极少的知情人，但是后来成为指控克格勃“鼹鼠”佩尔顿的证据，媒体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凯西认为这种公开的追逐和评论会危害类似正在执行的项目，而且等于承认美国的非法行为。他考虑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控告详细报道“常春藤花冠”行动的几份报纸。媒体认为他只是要掩盖美国的情报丑闻，对他的威胁更为生气。双方互相指责和诟难，不可收拾。之后发生的“丹尼洛夫”事件，中央情报局利用《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驻莫斯科的记者尼古拉斯·丹尼洛夫传递情报，造成后者被捕。这是严重违反“中情局禁止利用记者进行间谍活动”的规定的。中情局和新闻界的关系一时降到最低点。以至于后来“伊朗门事件”发生后，媒体无不发难，对中央情报局落井下石。

第二部分：从战略情报局到中央情报局一个最特别的邻居(5)

韦伯斯特当局长后，着手扭转这一对立局面。他批评手下人拒绝跟新闻界打交道的做法，因为媒体是对中情局前途最有影响力的两大因素之一。他恢复了公众事务办公室，并重视和新闻界的定期联系。罗伯特·盖茨担任局长后，对媒体更为开放，他允许中情局副局长以下的官员接受录音采访，并下令对陈旧的档案逐步解密。
公众事务办公室的主要任务是为中情局作正面宣传，因此和很多记者，尤其是大报的记者，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它会安排有关的分析人员为记者做专门的情况介绍。它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中情局的功绩是不能宣扬的，因为要保护信息来源和运作机密。因此，它为新闻界提供的情况多是一些笼统说法，或者相关的侧面介绍。记者们在写关于中情局的东西时，也比较注意。1982年，国会通过《情报工作人员身份保密法》，明确规定公开秘密特工的身份是犯罪行为。这使得记者在写此类东西时更加谨慎小心。
在美国民主体制的约束和推动下，中情局工作的公开性一直在日益增加中，公众事务办公室的重要性也随之提升。或许我们永远也无法弄清中情局组织的内部运作与机制，但它确实可以称做“世界上最公开的秘密情报组织”。
关于本节开头提到的神通广大的马凯蒂的那本书《中央情报局及情报迷信》，故事还没结束。书中留下了168个天窗，随着中央情报局公开性的增加，一些秘密材料逐步公开，使一些空白处可以填补起来。出版社每一次发行新的版本，就用不同的字体把新补充进去的内容突出出来，因此，出版商玩的这个鬼把戏使得这本书畅销至今。
中央情报局的机构组织
提到中央情报局，人们很快会想到詹姆斯·邦德那样的特工。事实上，秘密的谍报活动只是中情局活动中很小的一部分，从事这一任务的是行动部。中央情报局不是铁板一块，它由不同的部门组成，每个部门有特定的任务、性质、操作方式和秘密。它们互相配合，协调运作，彼此也竞争和对抗，都坚信自己的工作最为崇高和有意义，时刻防备别的部门抢走自己的秘密。
一、 行动部
行动部是中央情报局资格最老，最秘密也最骄傲的部门。它为中情局干了不少挣脸的事，也惹来了最多麻烦。行动部的人干的都是007的活儿，风险最大，他们认为这样才算是真正的情报工作。行动部因此坚信自己是中情局里最重要的部门，看不起其他部门，并且动辄抗议，某个部门又干涉了他们的行动，或者泄露了他们的秘密什么的。
行动部的骄傲是有理由的。任何时候，人力情报和间谍工作的重要性是技术手段无法替代的。中央情报局在很长时间内都重视秘密活动，轻视分析。行动部的部长和副部长都是相当重要级别的人，往往得要多年的资历和经验，才能坐上这个位子。他们很有可能成为更高层的领导（杜勒斯和凯西就都曾当过行动部的副部长）。这样一来，行动部更加有恃无恐了。
行动部在1973年9月以前叫计划部，发展到今天，它有11个重要的组成部门，大约5000多名全职雇员。另外，它在全世界分布有130多个工作站。
1、 军事行动办公室
原名特殊行动办公室，负责评审准军事行动计划的可行性，与军方协调和联络，在军事行动期间为军方及时提供情报。有时代表中央情报局参加全球性的大规模军事演习。
2、 反间谍中心
1988年成立，负责协调情报界打击外国情报组织在世界各地破坏和渗透美国情报机构的活动。
3、 反恐怖活动中心
中央情报局第一个跨部门跨地区的综合单位，统一追踪对美国公民暴力犯罪的外国恐怖主义，并协助把他们押回美国受审。为实现这一目标，它有权最有效地集中各部的有关人员和资源，并与国内其他情报机构合作。它自身有200多名工作人员，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也都有派驻人员。
反恐怖活动中心有一个世界知名的资料库，储存着世界上所有已知恐怖主义组织的完备资料，包括它们的基地、主要成员、经费来源、以及与一些特殊国家和情报机构之间的关系。
由于联邦调查局也被授权调查所有反美恐怖主义活动，反恐怖活动中心的任务和它难免有重合之处。两者在很多时候必须合作，但有时也难免闹矛盾。联邦调查局有好几次把功劳全部揽在自己身上，令中央情报局非常不满。
4、 间谍训练中心
负责对行动部特工进行专门培训，包括在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郊外的皮尔里营训练中心，以及在北卡罗来纳州和亚利桑那州山区里的准军事行动训练营地。行动部所有特工在正式执行任务前都必须接受一年的间谍训练，学习各种间谍技巧，并在相关部门进行一个月以上的实习，以保证获得足够的实践经验。
5、 国内资源处
又分国家信息收集科和外国资源科。前者的活动是公开的，主要搜集从国外回来的美国人的见闻。后者负责招募来访美国的外国人，说服他们为中央情报局工作。招募对象包括外交官、留学生、专家学者等等。它在美国各大城市都有设有办事处，但不公开自己的身份，而是打着商业公司的牌子。搞招募工作的外国资源科人员每人都有好几个假名字和身份。
6、 地区部门
按地域范围划分的11个部门，包括俄国及欧亚处、欧洲处、近东及南亚处、东亚处、非洲处、拉丁美洲处等，每个部门分别负责各自辖内区域的情报工作。
除这6个主要部门，行动部的人还遍布中情局在全世界的130多个工作站中。他们负责物色和招募代理人、搜集所在国的政治经济情报，以及策划和执行秘密行动。他们由兰利总部统一领导，但在一些具体或紧急问题上，由本地站长直接负责。

第二部分：从战略情报局到中央情报局一个最特别的邻居(6)

二、 科技部
詹姆斯·邦德的能耐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功能复杂的设备。科技部的任务就是提供这样的先进设备和技术服务。在这一点上，它做得很成功。从1992年起，科技部每年组织一次地区性中学生科技竞赛，向在物理、工程、计算机等领域表现优秀、有创新特质的学生颁发“中央情报局特别奖”。
1、研究开发办公室
科技部最重要的部门之一，负责研制各种大型复杂的设备，涉及通讯、卫星、人工智能、高效计算机等多个尖端领域。轰动一时的U—2飞机就是这个办公室发明的。
2、工程开发办公室
研制相对小型的项目，例如无人驾驶飞机、特制的汽车、船只等。1974年打捞苏联潜艇的格洛玛号船就是它研制的。
3、外国广播信息服务处
监听全世界所有的广播，包括近50个国家的电视节目，记录并翻译其内容。部分内容可以公开向外界提供。
4、技术服务办公室
为从事秘密行动的特工提供各种必需的间谍小设备，包括化装用具、监听工具、密码发射机、外形巧妙的手枪、摄像机等等。它有好几百名各个领域内的专家，几乎什么样的小东西都能制造出来。它伪造的假文件和证件完全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
5、技术情报办公室
又叫信号监听行动办公室，主要负责对世界重要战略性信息的截获，但不从事对一般通信监听和分析，因为那是国家安全局的份内事。在冷战期间，专门负责对苏联军方进行监控。
6、国家图像译度中心
有2000多名雇员和最一流的电子设备，其任务是分析空中侦察获得的图像，包括飞机和卫星拍回来的照片。
三、 情报部
虽然行动部一直看不起情报部的工作，但它毋庸置疑地是美国情报系统的重要枢纽。它的主要任务是综合有关国家安全的某个问题的所有情报，整理分析，判断局势和走向，供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等高层决策。它对行动部等信息收集部门的情报进行分析，更多时候对后者提出要求，即有高度目的性的收集。情报部的工作要求客观准确，不受政治的影响。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往往不太容易。所有的总统都离不开情报部，但是从不完全相信它，他们更多时候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可利用的情报。
情报部的保密性相对不如行动部和科技部，近年来解密的文件很大部分是它在冷战时期的分析报告。它每年出台大量的报告，内容五花八门，但都要求做出精准的判断和估计，不允许出现含糊其辞和“大概、可能、也许”等字样。这需要相当深厚的专业知识和广博的知识面，因此情报部的分析人员从不敢懈怠，时刻从各种信息中寻找线索。
情报部有3000多名雇员，1/3是博士，许多是大学教授。他们可以公开承认自己是中情局雇员的身份。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疑，对所有信息来源都要反复地考察和验证，力求分析报告准确无误。
1、 情报收集及评估办公室
情报部的“大脑”，负责汇总分析人员的信息需求并将其传达给情报收集部门，同时对现行收集系统进行评估，使分析人员掌握下达信息收集任务的程序，也明白收集能力的局限性，因为分析人员经常提出一些不可能达到的要求，招来行动部门的嘲笑和抗议。
2、 情报专业委员会
确保情报部获得它所需要的专业人才，考察需要的人才类型，制定有针对性的招募计划，并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3、 政策辅助办公室
包括总统分析服务处和行动中心。前者编纂专供总统阅读的《总统每日简报》和政府高级官员的《国家情报每日简报》和《经济情报简报》。后者24小时监视世界各地的动态，一旦有危机发生，它就是中央情报局的指挥中心。其他情报机构在这里有常驻代表，在非常情况下及时提供各自的支持。
4、 辅助服务办公室
负责开发和监控信息处理系统，维护和管理情报部内部共享的资料库，提供配套的技术服务。
5、 反犯罪和毒品中心
收集有关毒品走私的信息，供执法机关用作逮捕和指控的根据。
6、 环境中心
协调情报界与环境问题有关的所有活动，并从政治、经济和科学的角度评估涉及美国利益的环境问题。
7、 反武器扩散中心
汇总和分析所有有关核武器和生化武器扩散方面的情报，制定相关情报的收集计划和要求。
8、 高级分析工具办公室
采购、开发、研制和评估各种先进的技术硬件和软件，保障信息分析的质量。它同时隶属于科技部和情报部。
9、 地区性分析办公室
三个地区性分析办公室：亚太及拉美分析办公室，近东、南亚及非洲分析办公室，俄国及欧洲分析办公室。各自负责分析辖内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面的情况，撰写综合研究报告，并就重大变化向白宫和有关部门提出预警。
10、 跨国事务办公室
情报部最大的办公室，主持跨地区跨国界的情报分析，主要关注武器、科学技术、经济安全和社会冲突4方面的问题。

第二部分：从战略情报局到中央情报局一个最特别的邻居(7)

四、 行政管理部
中情局的行政管理部和一般企业、单位的管理部门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都是处理一大摊子的琐碎事情。但是，由于中情局很多部门有严格的保密制度，部门之间事实上的隔离，有些任务执行起来不是很容易。
1、医疗服务办公室
为中情局的雇员提供医疗服务，既有常规的检查、体检、免疫，也包括心理咨询和帮助，这对长期从事秘密行动的特工人员来说，是极其必要的。医疗办公室下面有一个特殊的小组，专门研究外国领导人的健康状况和个性特点。
2、保安办公室
负责整个中情局机构的安全，包括兰利总部的警戒、局长和其他高级领导成员的人身安全、机密文件的控制、总部和国内外各办事处防窃听等。在联邦调查局的协助下，抵制外国间谍在美国对中央情报局的活动。
3、人事安全办公室
负责审查中情局的新雇员和合同雇员，包括对他们进行测谎试验，调查其家庭背景和可靠程度等。所有中情局的工作人员每5年都要接受一次测谎试验。它同时负责为在海外活动的特工提供伪造身份，包括假的雇主、薪金支付、银行信贷等配套档案，确保他们在官方记录上不出现任何与中情局有关的字样。
4、训练教育办公室
负责安排对雇员的职业训练课程。新招募来的人员一般要接受两类训练和考试，一是常识性的东西，另一类则和将要从事的具体工作有关。训练教育办公室有最优秀的老师，仅语言就有25门课程，供去不同地区的特工学习。
5、财务管理办公室
管理中情局日常财务，发放薪水，给驻外工作站拨款，也通过假公司和特殊渠道转移经费，配合行动部的秘密行动。它有全美国最大的几家会计事务所公认最严密出色的财务管理制度，很少发生盗窃、挪用和做假的事情。
6、 后勤办公室
管理中情局的一切后勤服务，包括中情局下属的以各种名义经营的产业，以及在世界各国购买武器和军火。它的军火仓库里几乎有世界上所有种类的五花八门的武器。很多时候，后勤办公室的人员也不得不从事一些秘密行动。
7、 信息技术办公室
管理总部所有的电脑，驻外工作站里的很多电脑都装有特殊装置，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立即烧毁机器。
8、 招募中心
主管全国范围内的招募工作，每年招收1000个左右的全职、兼职或合同雇员。不过，由于经济不景气和中情局本身的吸引力，每年递交简历和申请的远超过15万人。
五、 局长办公室
局长办公室是中央情报局的核心机构，它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正、副局长，统一指导和协调各部门的计划与活动，研究和制定中情局的年度计划与预算，提供事务咨询，处理日常的机密文件与电讯。它有7个主要的直属部门。
1、法律顾问办公室
责任有三：为局长提供有关法律事务的建议；从法律角度监督中情局的行动，保证符合美国法律；处理与中情局有关的法律纠纷。由于中情局的很多活动在根本上是触犯法律的，这一办公室的工作很棘手。在历史上它一度是被忽视的角色，直到法官出身的韦伯斯特担任局长，它的作用才得到了显著的加强。
2、公众事务办公室
负责中情局与新闻界、社会组织和公众之间的沟通、交流，被很多部门，尤其行动部，视为异类，认为它与秘密的原则相抵触。
3、国会事务办公室
负责与国会的联系，包括信件往来，安排局里的高级官员应召到国会作证，回答国会质询等。
4、意见调查官办公室
中情局每年因为安全或其他原因会开除一些雇员，意见调查官办公室就负责受理这些人对中情局的申诉。这些案子的最后结论必须经由局长批示。
5、国家情报委员会
中情局最重要的部门之一，负责起草美国情报界最重要的产品《国家情报评估报告》，决定情报界工作的重点以及可以与盟国分享的情报内容。
6、总监督员办公室
负责对中情局的活动进行内部监督，定时对各部门的工作进行审查，也接受雇员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指控。它在名义上与局长平起平坐，实际上没有什么实权，一般不会给中情局惹麻烦。
7、 审计办公室
监督中情局整个机构的财务工作。
此外，还有两个部门也直接向局长办公室报告工作：情报界协调办公室和情报研究中心。这两者的主要共同点是影响力微乎其微。前者负责协助局长协调美国情报界的活动，其作用基本可以忽视，平时自不待言，在危机情况下，情报界会成立特别行动小组统一行事，它完全没有表现的机会。后者则负责保管中情局的历史资料，收集中情局退休人员的回忆录，并撰写保密的中情局历史。它充当的是中情局的档案室。

第二部分：从战略情报局到中央情报局一个最特别的邻居(8)

与联邦调查局之间的勾心斗角
“叮铃铃——”，中央情报局局长办公室里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赫尔姆斯看了一眼，是那条特殊线路。他沉着脸放下手中的报纸，拿起电话。
“是我。” 赫尔姆斯立刻听出来了，是联邦调查局局长助理威廉·萨利文。虽然他对联邦调查局一向感冒，不过他们两个人私下里关系还不错。
“比尔，我正要找你。我要你为报纸上的东西做一个解释！！” 赫尔姆斯不客气地说，他瞪着面前的报纸，感觉简直不可思议，“听着，比尔，我马上去你那里，我们当面把事情说清楚。”
“不不，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别过来，我现在就去你那里。”萨利文的声音同样急促。
“那好吧，我等你。”挂上电话，赫尔姆斯的视线又回到了报纸。那上面用明显的字体标着，联邦调查局将在多米尼加开展活动，而总统居然也同意了这一做法。他觉得既愤怒又荒谬，国外的情报活动，向来是中央情报局的事，联邦调查局那帮家伙，国内的事情不干好，跑到这里来掺和什么呢。要是约翰逊命令中央情报局在纽约市调查案件，那这个胡佛老头子还不知道要闹成什么样呢！他愤愤地想。
稍后不久，坐在办公室里的两个人面面相觑，简直没法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萨利文和赫尔姆斯同样恼火。作为局长助理，他太了解胡佛了。这些年来，他从来没有放弃在全球建立联邦调查局的情报网。约翰逊总统认为联邦调查局的参与有助于解决多米尼加的问题，胡佛简直是跳起来去执行，其实，联邦调查局就算去了，什么也干不了。中央情报局在那里有多年的秘密活动，此举只是浪费人力和资金罢了。
一想起胡佛，萨利文就头疼，那是个专横自负，从来不听任何人意见的家伙，爱听奉承，又对什么都充满了怀疑。他坚持要过来找赫尔姆斯，是因为他知道，只要赫尔姆斯走进局里，不出30秒钟，就会有人给胡佛报信。胡佛从不吝于在局里面安插密探。
赫尔姆斯知道萨利文的痛苦，胡佛的蛮不讲理和权势谁都领教过。谈判的最后结果是，在多米尼加，双方进行合作，互不干扰对方的行动。虽然他还是很不高兴，但也只能这样了。
在临走的时候，萨利文再三叮嘱：“这个协议千万对老头子保密，否则我立刻会被开除的！也不要让他知道我来过这里。”
这是1965年秋天发生的一幕。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浓墨重彩的争斗史上，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矛盾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说在中情局成立前就开始了。在埃德加·胡佛执掌联邦调查局的40多年间，这两家互相看对方不顺眼，明争暗斗，不可开交，一度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埃德加·胡佛于1924年5月开始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在这一职位上任职48年，历经8届美国总统，堪称美国政坛的“不倒翁”。他关系广泛，权力巨大，手里握着包括总统在内的无数达官贵要的秘密材料。凡是他看不顺眼的，就要给对方好看。中央情报局就是他的死对头。在胡佛看来，中央情报局这个“鬼东西”原本就不该存在！
一战结束时，主管打击国内犯罪活动的联邦调查局的权限很大，除了负责国内安全与反谍，还在海外广泛开展情报活动。不过胡佛不满足，他希望逐步将国内外的情报搜集活动都统一到联邦调查局的控制范围内。就在这时，多诺万向总统提出建立统一的对外情报机构的设想。
胡佛很恼火，这一提议一旦实施，无疑会夺去联邦调查局在国外的活动权限，于是他坚决反对，拒绝和“随心所欲”、“无法无天”的多诺万共事。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在多诺万的推动下，罗斯福开始考虑建立战略情报局。胡佛再次反对，他认为多诺万“太过分了”，必须采取实际措施，给予“颜色”。他怀疑多诺万与英国情报机构有不寻常的密切联系，暗中指使手下的密探去搜集有关多诺万“伤风败俗”的材料，可是什么也没找着，反倒令多诺万有所察觉。
“野蛮的比尔”也不是什么好惹的主儿，对胡佛的再三阻挠和牵制，多诺万也早就很恼怒。趁着这个机会，他暗中派人，搞到了胡佛与克劳德搞同性恋的大量现场照片。后来中情局曾用这些照片敲诈胡佛，可想而知，胡佛气得暴跳如雷。
胡佛很不甘心，一直派人盯着情报协调局的活动。1942年，多诺万的手下秘密潜入西班牙驻华盛顿大使馆，偷拍密码本。胡佛知道后大为光火，因为这该是他管的事。他一气之下，破坏了那次活动，而且把情报协调局的密探逮走了。多诺万为这个和胡佛大吵了一架。罗斯福为了安抚这两个脾气暴躁而固执的家伙，做了一个分工：将欧洲和亚洲交给多诺万，联邦调查局则负责在南美洲的秘密活动。但是，这种分工并没能维持多久，两家在情报配合上一直不是很愉快。

第二部分：从战略情报局到中央情报局一个最特别的邻居(9)

1945年初，多诺万向罗斯福提交了一份秘密备忘录，建议在和平时期，建立一个统一的主管对外情报的机构，为避免与联邦调查局发生太大冲突，他在备忘录中特意注明：该机构在国内和国外都没有维护治安和执行法律的功能。不过这份备忘录还是走漏了风声，当时胡佛正在起草关于联邦调查局统一接管国外情报机构的计划，愤怒程度可想而知。同时，以他多年政场经验意识到，这回握住了对手的一大把柄。他决定好好利用。
胡佛派人搞到了秘密备忘录的内容，违背保密法的规定，将这一内容泄露给了媒体。很快，这一消息就被披露，各种批评一涌而上，罗斯福恰在这时去世，多诺万心余而力不足，战略情报局终于被杜鲁门宣布解散。
扳倒了老对手，胡佛很高兴，他继续策划在国外建立联邦调查局的秘密情报网络。不过，他没能高兴多久。1946年，杜鲁门改变主意，决定建立中央情报局，主管对外情报工作，联邦调查局的工作则限制在国内。胡佛想让总统改变主意，他推出了一大堆陆军将领和两院议员去白宫当说客，可是杜鲁门坚决不让步。他命令联邦调查局立刻关闭在国外的办事处，只允许在少数城市（伦敦、巴黎、罗马、渥太华和墨西哥城）继续设办事处，而且那里的特工人员只能处理国内案件中的涉外部分，不准进行收集外国情报的活动。
胡佛对这一命令大为恼火，但又不敢不执行。在关闭国外的办事处前，他特别指示，所有办事处无论如何不得把任何文件和情报交给中央情报局。那些办事处的人只好偷偷地把档案移交给中央情报局。
中央情报局成立以后，它和联邦调查局成为美国情报系统中两个并驾齐驱的最重要的机构。前者负责国外的情报活动，开展特别行动。后者负责国内的安全和反谍报活动。它们没有隶属关系。中情局是一个独立的机构，直接向总统负责；联邦调查局则归司法部管辖。其实联邦调查局拥有的实际权力还是很大的，因为它有直接的执法权，但是胡佛不这么看，他固执地认为中央情报局夺走了本该属于联邦调查局的东西。
尽管没有授权，胡佛还是指示手下在墨西哥城等办事处搞活动，收集情报。这种做法完全超出了政府对联邦调查局职责范围的规定，大量工作与中央情报局重复，并且很多情报错误百出。连联邦调查局自己的人都怀疑这些耗费人力和财力的事情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是胡佛坚持，其他人也无话可说。
刚建立的中央情报局向联邦调查局提出一些经正式批准的要求，例如交接文件，提供某些可疑分子在国内的活动情况等。胡佛总是采取拖的办法，能不管就不管，或者只满足一半，剩下的就置之不理了。这样当然会招来中央情报局的不满。这种事情发生了好几次后，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生气了。他给胡佛写了一封措辞非常严厉的信，说道：“无论你胡佛先生是否喜欢我，这都同我们负责的两个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毫无关系。你有义务在你的权限范围内同中央情报局全面合作。”“如果你不这样做，如果你要在这个问题上坚持这样，那么我准备在整个华盛顿同你斗。”遇上了强硬对手的胡佛反而退步了，他甚至让联邦调查局负责同中央情报局联络的人为他和史密斯安排一次午餐。
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虽然互相看对方不顺眼，但在工作中还是需要配合的。因此，双方都设有专人负责与对方联络。在很多时候，双方关系与这个联络人密切相关。胡佛曾指派他的亲信德克·德洛奇担任这项工作，这对双方的关系实在是大损害。德洛奇不喜欢中央情报局，他明知胡佛对中情局的权力很嫉妒，还对胡佛暗示说中情局打算把活动范围扩大到整个美国。这完全是火上浇油，胡佛愤怒得不得了，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的隔阂也越来越大了。联邦调查局中有一些人看到了问题所在，可他们毫无办法。
萨利文在他的回忆录提到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中央情报局要我去向该局的1500名左右雇员作演讲，德洛奇担任两方的联系人。在中央情报局三个人的陪同下，德洛奇亲自开车把我送到林肯纪念馆对面中央情报局经常开会的那座大楼。我们6点半到那里，但会场一个人影子都看不到。讲演原定7点举行，但6点三刻的时候还是没有人来。我很不安，但德洛奇却说不用担心，中央情报局组织松散，可能人人都迟到。到7点差5分的时候，大厅里还是只有我们几个人。这时德洛奇去打电话。他回来时边走边骂中央情报局，坚持说他们把地址告诉错了。等赶到预定的地点，那里坐的1500多人已经很不耐烦了。我们7点一刻到那里，中央情报局的几个人和我都连连道歉，但德洛奇毫无此意。他对站在门口焦急等待的中情局的代表说：“没法不迟到，实在没办法，我们在忙一个非常重要的间谍案。”
胡佛一直没有放弃在国外开展情报活动的想法，1965年，当约翰逊总统为多米尼加问题发愁的时候，他获得授权在那里开展活动。于是就有了本章开头的那一幕。后来他又说服尼克松总统，允许联邦调查局在海外多开设一些办事处，并保证“提供比中央情报局更好的情报”。这样做引起了另外一起纠纷，因为胡佛要求把一切情报直接寄给他，而不是先送给大使、中央情报局或国务院审核。有一次在以色列的特工送来了一些错误情报，并被胡佛直接送给尼克松和基辛格，惹来一堆麻烦，国务院的人吵翻了天，中情局非常不满。尼克松不得不指示胡佛，这些特工的情报寄回美国之前，必须先送大使和中央情报局审核。

第二部分：从战略情报局到中央情报局一个最特别的邻居(10)

联邦调查局与美国许多家小型报纸和周刊有秘密联系，那上面经常发表表扬联邦调查局的大作，有时也登载一些故事和文章批评胡佛想攻击的对象，中央情报局就在其中占很大分量。胡佛非常乐于把一些罪名推到他的死对头身上。
二战结束以后，联邦调查局拿到大量与苏联相关的电讯情报，其中有价值的东西很多。胡佛拖了好久才给中央情报局和英国情报部门送去一些，但他拒绝给加拿大骑警队提供任何东西，因为他和骑警队的头儿哈威森有私人过节。过了10年以后，他决定把这些材料交给加拿大人。这个差事实在不好办，萨利文问他：“哈威森要是问我，为什么拖了10年之久才给他们。我应当怎么回答？”胡佛说：“把过错推到中央情报局身上。”
胡佛在晚年时期开始禁止联邦调查局使用“非法手段”调查，结果很快就遭到其他情报机构，尤其是中央情报局的抗议。联邦调查局本来就很少向其他部门提供情报，现在更是根本不提供了。这严重地损害了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因为在国内，它没有合法权利和特许状从事任何调查，必须需要联邦调查局的协助。
这时，有两个已被察觉的苏联间谍在美国活动，中央情报局要求联邦调查局监视这两个人并窃听他们的电话。但是胡佛拒绝了，并且吼了起来：“我们又不是为中央情报局服务的！”他对手下的人说：“告诉赫尔姆斯先生，如果他想监视这两个人，他可以自己干。” 赫尔姆斯听到这句话后，非常冷静地让那个人回去告诉胡佛：“我不打算命令我的人在纽约城里搞监视活动。我们无权干这种事。所以，你们要是不搞，那就干不成了。” 赫尔姆斯知道，如果他下令在纽约搞监视活动，胡佛会立刻告诉新闻界，他最乐意给别人设置这种圈套了。
胡佛不止和中情局一家闹矛盾。几乎华盛顿所有情报机构的主要领导人都和他吵过架。美国设有全国情报委员会，中央情报局局长任主席，负责协调全国13个军队和政府部门的主要情报机构，包括联邦调查局。但是“协调”只是一个虚名，他没有实际权力命令和调动联邦调查局。而胡佛在很多时候总不愿意与大家合作，他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领导权不容干涉。
有一次，情报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要求各个机构成员把自己部门的印章牌带去，并且全都做成直径为12英寸的圆形，这样就可以把它们并排挂在会议室的墙上。萨利文作为联邦调查局的代表，负责这项工作。一个星期以后，在去情报委员会开会之前，他去局总部取印章牌。包装印章牌的硬纸盒的尺寸太大，他觉得有点不对劲，想要检查一下是否有差错。但是工作人员说这是经胡佛局长本人同意的印章牌，他只好用手拎着这个大包装盒上了汽车。来到会议室打开纸盒一看，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联邦调查局的印章牌直径足足有3英尺，几乎比其他机构的印章牌大三倍。挂在那里特别突兀。他感到十分难堪，却无可奈何。委员会的成员开始开玩笑，他们建议萨利文征得胡佛的同意，做一个比这块再大一倍的联邦调查局牌子，把它单独挂在会议室的一面墙上，把所有其他部门的牌子挂在对面墙上，这样一定会更对称。并且，大家一致认为，胡佛一定会同意这样做的。
中央情报局对胡佛也不客气。有一次中情局派一个特工在国内搞秘密行动，被联邦调查局逮住了。这牵涉一个很重要的案件，中情局要求胡佛网开一面，予以配合。结果自负的胡佛很干脆地拒绝了。这回胡佛彻底把中情局惹火了。于是中情局派了一个人去面见胡佛，递给他一大叠照片，都是关于他搞同性恋的。胡佛当场气得“暴跳如雷”，“把照片扔得满地都是”，并“指着门咆哮着让他滚出去”。不过事情倒是解决了，那个特工很快没事了。
胡佛在1972年去世，他在任时的每一个中央情报局局长几乎都和他吵过、斗过。但是，虽然双方一直看对方不顺眼，两个机构之间的基本合作还是一直保持着。即使在胡佛最厌恶中情局的那段时间，他的手下还是和中情局背着他开展了不少合作。有一次，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案件上，联邦调查局需要付给一个告密者大笔金额，但是胡佛削减了这一款项。萨利文找到赫尔姆斯，后者从中情局经费中给了联邦调查局9000美元，双方合作，获得了急需的极其重要的情报。
胡佛去世之后，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之间的情况有所改善，但竞争与矛盾在所难免。例如，在谁有资格审理苏联克格勃叛逃者的问题上，双方一直争论不休，即使有时能经过协调达成妥协，也各自把从叛逃者那里知道的情况瞒着不告诉对方。
1987年，前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姆·H·韦伯斯特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他受到非常冷淡的欢迎，甚至怀疑和敌视。所有人都怀疑总统做出这决定是不是疯了。不过韦伯斯特的作为逐渐赢得了中情局工作人员的认同。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合作大大加强，关系有了不错的进展。

第二部分：从战略情报局到中央情报局一个最特别的邻居(11)

作为美国最主要的两个情报机构，相似的工作性质、看似明确实则紧密相关的任务分工，部门利益的竞争，以及在具体意见上的分歧，都使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天生就是竞争对手，这种矛盾几乎无法调和。双方一直保持着这种既合作又提防的关系，明争暗斗不见减少。在90年代后期的一次秘密行动中，中情局为了放长线钓大鱼，迟迟没有将一名外国间谍的活动通知联邦调查局，最后这个外国间谍有所察觉，自杀并毁掉了重要资料，线索被迫中断。联邦调查局为这个和中情局大吵了一场。
“9·11”事件发生以后，美国情报界的日子非常不好过，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更是被国会和公众责难的焦点。双方都有失职之处：中央情报局未能在国外获得本·拉登策划这一活动的预警情报，联邦调查局则没能在国内发现和制止恐怖分子的准备活动。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美国各情报机构门户之见太深，互不合作、不通信息，是这个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
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曾一度就“9·11”事件相互责难，都说问题出在对方。这样的互相指责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双方都意识到对彼此都没有好处，于是决心加强相互间的情报合作与共享。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米勒将这一点列入他的改革计划中，决定设立一个情报办公室，由中央情报局派员管理，并由中央情报局派出专家帮助联邦调查局收集和分析情报。中央情报局对这一点予以积极配合。
2004年10月，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就“9·11”恐怖袭击预警的责任问题达成谅解，承诺今后不再相互指责对方有失职行为。他们达成谅解的第一个标志就是，双方合作逮捕了美籍“基地”组织成员穆加西尔，挫败了一起袭击阴谋。
然而，这两家之间长期的历史恩怨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全化解的，很快，在审讯俘虏的问题上，双方又发生了争执。
反恐战争开始以来，美军手里抓到了不少俘虏，其中不乏重要分子，如“基地”组织的重要头目本·沙伊赫·利比，阿布·祖拜达，穆罕默德·卡塔尼等。按照惯例，审讯俘虏是联邦调查局的传统地盘，但是随着反恐战争的紧迫开展，中央情报局得到授权，使用新的、更加严厉的审讯手段，撬开被俘恐怖嫌疑人的嘴巴。对于联邦调查局“只给胡萝卜不加大棒”的审讯策略，中情局认为太“纯洁”，并且收效太慢。二者由此开展了关于审讯权的“激烈争斗”。 双方互不相让。联邦调查局把问题捅到局长米勒那里，中央情报局找到该局负责反恐问题的负责人科弗·布莱克。布莱克打电话给局长乔治·特纳特，后者直接去了白宫。最后，这些重要分子被交给了中情局。
在关塔那摩基地，中情局严酷的审讯手段让联邦调查局大开眼界，只有“好奇地将鼻子贴在玻璃上观看”的份儿。殴打、饥饿、剥夺睡眠、感官刺激、水牢、还有一种“水板”刑罚：在被审讯者脸上盖一块湿布，并不断往湿布上滴水，这样受刑者会产生溺水的感觉。
中情局在执行命令之前没有忘记自我保护，但是，尽管司法部备忘录为他们的做法提供了法律依据，它还是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一直以执法部门自居的联邦调查局认为自己被边缘化了，并且不认同中情局的审讯手段；随着虐俘丑闻不断被揭露，军方也对中情局提出抗议。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纳特终于不堪各种重荷，宣布辞职。
“9·11”事件之后，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都加大了机构组织的改造力度，前者加重对人力情报的投入，后者扩大了权限，进行机构改革。不论发生什么变化，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对老对手之间既合作又争斗的关系还将继续持续下去。
合作不会终止，争斗更不会罢休。

第三部分：麦卡锡的白色恐怖炮弹打向国务院(1)-(图)

20世纪40年代的末期到50年代，美国的政界被一种极度的恐怖气氛包围着。整个美国上到总统，下到一般的政府工作人员，每天都在惴惴不安。每个人都担心自己突然被有关部门提审，被控告与共产党有联系，而因此遭受牢狱之灾。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麦卡锡主义”带来的，被称之为“麦卡锡主义”的白色恐怖。
从40年代开始，在美国出现的这一股极端的思潮，被成为“麦卡锡主义”。麦卡锡主义的鼓吹者便是约瑟夫·R·麦卡锡。他是当时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是有名的反共狂热分子。他的出现是历史的一个偶然，但是却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之所以称之为偶然，是因为当时的朝鲜战争和园子间谍案给他提供了活动的气氛。因此，当其大肆宣称共产主义包围了美国的时候，会得到民众的支持。并在美国政界掀起了一股大清洗的狂潮。这就是美国历史上有名的“麦卡锡主义”。在40年代开始的十多年时间里，美国上到总统，下到普通的民众都没有享受安稳的生活，而是活在麦卡锡的恐怖中。
约瑟夫·麦卡锡生于威斯康星州北部一个爱尔兰裔小农场主家庭。当时人们评价说 “他大胆而且十分巧妙的撒谎，使他的手法与一般的颠倒黑白有天壤之别。”下面我们就看看他是怎么颠倒黑白的。1939年他成为威斯康星州第七区历史上最年轻的法官。可是后来人们才知道，他在参加竞选巡回法官时竟然虚报了年龄！不仅如此，麦卡锡还欺骗人民称自己参加过战争，并且在他英勇无畏的冲锋陷阵时遭受了大大小小无数次的严重受伤。“炮弹的碎片曾钻进了我的胳膊里、大腿里，我的身体承受着剧痛，可是我的爱国激情让我感到快乐。”据他自己说，医生和护士都为他感动的落泪。他高明的谎言终于取得了成效，使他在1946年成为威斯康星州参议员。可是，纸始终包不住火，没有多久，麦卡锡的谎言逐渐被人民识破。他渐渐地从一个战斗英雄、年轻有为的政治家变成了一个热衷于喝酒和赌博的骗子。当时人们都知道，麦卡锡议员关心的不是人们的福利，而是威士忌酒。当所有的人对麦卡锡失望至极，他的政治生涯也走向灭亡的时候，麦卡锡找到了最后的一张牌，也是可以救命的杀手锏——麦卡锡主义。可以说，他利用当时偶然出现的政治气氛，将它推至夸张顶点，使人们进入了一种共产主义恐怖而忘记了他之前的种种劣端，甚至转而感谢他。麦卡锡再一次利用了人们的无知，并牺牲国家的利益来成就自己的政治事业。
第一个遭到麦卡锡攻击的是美国国务院。1950年麦卡锡主义首先攻击国务院，声称在国务院中已经隐藏着205个共产党员，必须对他们进行查处。2月9日正好是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的诞辰年纪念日，麦卡锡决定在这一天“把炮弹打向国务院”。麦卡锡的第一颗“炮弹”是在俄亥俄县一篇题为“国务院里的共产党”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声称在他手中，有“一份205人的名单”，这些人全都是共产党和间谍网的成员。国务卿知道名单上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至今仍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麦卡锡的演讲的确像一颗重炮落在了人群当中，引起了美国的震惊。在此之前政治生涯马上要走向终点的麦卡锡则一夜之间成为声震全国的政治明星。此后，麦卡锡开始在全国各地宣传他的麦卡锡主义，每到一方他就向大家展示他手中的名单，告诉人们他所掌握的人名都是“潜伏在美国的共产主义间谍，他们从事着破坏我们的民主和法制，将我们出卖给共产主义……”没过几天，麦卡锡已经取得了足够的支持，以至于他敢于发电报给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要求他们对他的演讲公开表态。收到电报后的杜鲁门恼羞成怒，但并没有做什么。在当时正是麦卡锡主义猖狂的时候，连总统对他无可奈何。1950年8月，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只好和麦卡锡共同向新闻界公布，允许麦卡锡对美国国务院的工作进行干预。这件事可让麦卡锡感到特别的风光，同时他也更加大胆地推行他的麦卡锡主义。
在麦卡锡主义的风暴中，处在最明显危险地位的当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麦卡锡主义分子认为，在中情局中隐藏了大量的共产党和同情共产党的人。他们利用自己工作之便向共产党国家提供大量的帮助，并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麦卡锡在一次聚会上说道，“不敢想像如果我们国家的情报人员中混藏着共产党员将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他们掌握了我们国家最重要的情报，并提供给我们的敌人，那么我们的国家迟早要吃大亏的。然而事实上证明，恰恰在我们的情报系统中确实存在着与我们敌人秘密联系的人”。他的这番话显然是冲着中情局来的。当时，连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屈服于麦卡锡主义，无奈的公布了“忠诚法案”，对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进行审查和鉴定。

第三部分：麦卡锡的白色恐怖炮弹打向国务院(2)-(图)

值得一提的是，在麦卡锡主义最为猖獗的时候，联邦调查局在其中也起到了一定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的联邦调查局长，正是麦卡锡的又一密友——埃德加·胡佛。麦卡锡和胡佛在对付中央情报局这一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胡佛十分乐意借助麦卡锡主义来对中央情报局进行清洗。于是，胡佛公开指责中情局已经充满了共产主义的叛徒和间谍，如果不对其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洗和整顿，“将会对美国人民的民主和幸福造成重大的伤害。”麦卡锡此时也同胡佛遥相呼应，不断地制造不利于中情局的舆论，声称“中情局已经成为敌人的情报部门，我们的周围已经被敌人包围了。”在麦卡锡和胡佛的共同压力下，中情局面临了巨大的困难。面对支离破碎的中情局，美国国务院终于向麦卡锡等作出了妥协，不得已任命了新的中情局局长——史密斯。史密斯是和麦卡锡与胡佛相互勾结的又一个所谓“麦卡锡密友”。他上任后推行麦卡锡主义不遗余力，成为麦卡锡主义的又一个忠实走狗。可是好在他没有对中情局进行直接的清洗，客观上使得中情局避免了被裁撤的危险。
麦卡锡将手伸向中情局
1953年，中情局面临了重大的转折。在麦卡锡主义的恐怖阴霾下，中情局已经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正在这个时候，一个重要的人物走到了中情局历史的前台。他就是艾伦·杜勒斯，国务卿约翰·杜勒斯的弟弟。他成为中情局的新任局长。杜勒斯从此成为美国中情局历史上的传奇人物，他成为美国历史上任职最长、影响最大的中情局局长。在这里，我们首先对艾伦·杜勒斯这个传奇的中情局长进行简单的介绍。艾伦·杜勒斯以前是名律师，二战期间摇身一变成了代号为110的美国特工。他每次执行的任务都能出色的完成，他机智、冷静、沉默又不失风趣。后来人们把他成为当时的“007”。杜勒斯当时所属的美国战略情报局，这就是后来的中情局的前身。主要负责在二战期间向罗斯福提供战时情报。杜勒斯不久被派到了瑞士，在那里他成为明星特工。杜勒斯在瑞士的工作十分出色，显示出了他极强的判断能力和处事能力。在他刚去瑞士的第二年，有一天，美国驻瑞士大使馆突然来了一个德国人，他带来一些文件：“里面是新近发往柏林的绝密电报摘要。是从德国外交部获得的，类似的情报还很多，我可以带来很多。” 在所有人都拒绝相信这个德国人的时候，杜勒斯显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判断，他没有马上断然拒绝。在对这个德国人的经历进行了解后，杜勒斯得出结论：这是一个痛恨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德国人，于是，他相信德国人提供的情报是有价值的。德国人也对杜勒斯产生了信任，“我愿意定期将这些绝密文件提供给美国政府。”经过两三次精心安排的接触和对德国人带来的情报的仔细研究，杜勒斯最后证明了这个德国人所说的是真实的。并且后来证明，德国人带来的情报对美国的军事部署和战略研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杜勒斯功不可没。
还有一件事情是杜勒斯在任中情局局长前所执行的一次精彩特工任务。在1943年，杜勒斯通过自己的活动，发现了德国内部有一股特殊势力对希特勒十分不满，并能够对其采取行动。可是大多数人并不以为然，英国的特工尤其如此。杜勒斯对于自己的判断十分有信心，在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下，他采取秘密行动。他首先找到了德国驻伯尔尼领事馆副领事汉斯·吉斯维乌斯，并从他那里获得了一个消息，反对希特勒的地下组织将要采取一次暗杀行动，手段很可能是炸弹，但必须得到美国的支持。后来消息被证实，炸弹被安放在希特勒的飞机上，可是希特勒的命大，爆炸装置在高空冷却没有爆炸。这件事情更加深了杜勒斯的判断，“德国国内存在着一些积极反对希特勒的秘密组织”。在他的努力下，从吉斯维乌斯获得了一份“反希特勒名单”。此后，杜勒斯深入虎穴，试图同这些秘密组织一一取得联系。可想而知，要想获得秘密组织的信任是多么的困难，稍有偏差便会丢掉脑袋。可是，杜勒斯做到了，他用自己的勇敢和牺牲精神取得了那些秘密组织领袖们的信任。渐渐地，杜勒斯手上关于德国内部反对希特勒的秘密组织的资料越来越详细，他基本上已经看到了希特勒被推翻的希望。于是，杜勒斯急切地将自己的发现和分析报告给了中情局高层。无奈的是没有获得他们的认可。杜勒斯很失望，但是没有放弃努力。有一次，一个秘密组织告诉杜勒斯，他们将要进行一次为了“全人类的战斗”，并表示，如果英国和美国答应支持他们，他们有很大把握“将魔鬼希特勒送上断头台”。杜勒斯马上将这一重要消息报告上去。可是，中情局没有人相信一个秘密组织有能力推翻希特勒。杜勒斯的希望又一次破灭了。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杜勒斯的判断。一个名为“黑暗组织”的秘密组织发动了对希特勒的攻击。但由于没有足够的支援而失败。据说行动已经近乎成功，并使得希特勒受伤，差一点儿就能结束他的生命。无论如何，对杜勒斯而言，这次事件无疑是他在情报上的一个胜利。政变发生前，英国人死活不肯承认德国存在一个反对希特勒的地下组织，事实证明他们错了。

第三部分：麦卡锡的白色恐怖炮弹打向国务院(3)-(图)

杜勒斯由于他在中情局出色的表现成为中情局的新任局长。他当然不会让任何人对中情局作出破坏和打击。他一上任就极力抵制麦卡锡主义对中情局的干预。当麦卡锡公开表示中情局内部隐匿了至少100个共产党员，并要求将他们挖出来时，艾伦·杜勒斯并没有被吓倒。他运用法律条款，强调有关中情局的人士档案是对外保密的，而且涉及到政府对外决策的重大问题也应该是保密的，这得到了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保护。这使得麦卡锡更加恼火，决心想尽一切办法寻找突破口打进中情局。由于总统的保护，麦卡锡于无法直接对艾伦·杜勒斯采取行动，因此便想通过打击中情局的重要官员来达到目的。这里面有一个小故事。有一天，麦卡锡指示手下给中情局的法律顾问沃尔特·福兹海默打电话，让他告知要求中情局情报处长助理威廉·P·邦迪一个半小时后到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去。福兹海默找到情报处长，经过两人的商量认为，麦卡锡一定是想对邦迪进行迫害。麦卡锡分子们正是想利用邦迪在几年前的一件间谍案时为被告募捐这件事，借机打击邦迪以达到打击中情局的阴谋。邦迪当时正是中情局想要重点培养的对象。两人决定在麦卡锡的人找到邦迪之前立即通知局长艾伦·杜勒斯。可是由于杜勒斯正在白宫开会而无法联系，在情急之下，福兹海默想到一计来拖延时间，他马上给邦迪的妻子打电话：“夫人，我现在这边有一个十分紧急的事情需要你的智慧和冷静，它关乎到你先生的前途甚至生命。”邦迪的妻子吓了一跳，不过很快镇定下来。福兹海默接着说：“我是你丈夫的同事和好朋友福兹海默，有人现在想要用诬陷来对你的丈夫进行攻击，所以你必须保证他们的人在1个半小时之内无法找到邦迪，首先你要找到你的丈夫，然后想个什么办法……”
“然后假装我们去旅游了？”
“您太聪明了！对，就这么办。您马上准备好旅游所要准备的一切东西，和你先生到随便什么地方——像新英格兰或者什么地方——直到我们给你们电话才回来。”
打完电话后，福兹海默也让邦迪的同事以为他不在办公室。在安排妥当后，福兹海默才打电话给对方，说邦迪今天休假旅游去了。计划成功后，设法找到了局长杜勒斯，并详细报告情况。杜勒斯在听完汇报之后十分恼火：“他们简直就是一群疯狗，我绝不让他们的奸计得逞！”
此时，他决定把这件事向副总统尼克松汇报并寻求帮助。艾伦·杜勒斯立即驱车前往尼克松的住处，向他说明了情况。最后他愤怒地说：“他们一定是想借助整邦迪来捅中情局一刀。”尼克松听完后表示愿意在这件事上帮助中情局。随后，他找来麦卡锡，委婉地表明了他的态度：“约瑟夫，你知道吗？如果你还是要一直揪着邦迪的事情不放，你会失去很多的选票。”麦卡锡在听了之后并没有明确表态，但是后来邦迪终于从“休假中”回来并继续上班，表明了麦卡锡在邦迪的事情上暂时让步了。
但是，麦卡锡绝对不会就此放弃，他马上又挑出毛病向杜勒斯挑战。
再次挑战杜勒斯
这次，麦卡锡一伙借助的目标是一位名叫科德·迈耶的先生。迈耶是杜勒斯亲自选拔并十分欣赏的部下，他各方面素质都符合杜勒斯的要求，被认为将是未来中情局的重要角色。
1953年9月，麦卡锡通过胡佛的联邦调查局要求对迈耶进行调查。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针对杜勒斯和中情局的挑衅。
杜勒斯当然进行反对，并决定打赢这场战争。他告诉迈耶：“科德，你是我亲自招募的人才，只要你能严格按照自己的信仰办事，坚信美国的正义和个人自由并且为之奋斗，那么就让那些混蛋们的调查见鬼去吧！”
迈耶当即表示：“我决没有做过任何对中情局不利的事情，他们之所以对我指责是想要使我们的中情局蒙羞。我之所以来到中情局工作，全都是出于对您的佩服，您是我敬仰的对象和奋斗的目标，我会向您学习，不向他们屈服。”这此谈话后，联邦调查局多次找来要求审问迈耶，都被杜勒斯拒绝。同时中情局进行了内部调查, 证明迈耶的清白和抵制麦卡锡的诬陷。
就迈耶的事情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麦卡锡和杜勒斯之间的斗争从9月份一直持续到感恩节。中间反复的斗争十分激烈。谁也无法知道哪一方能够获胜，无法知道迈耶究竟是要被审问还是可以安心过节。
直到感恩节的那天，迈耶突然接到了杜勒斯的电话：“朋友，我有一件感恩节礼物要送给你，那就是FBI对你的秘密审查工作已经结束了，你被宣布是无罪的！”
迈耶听到之后欢呼起来：“太棒了！这真是我所收到的最好的礼物，谢天谢地！”
兴奋之余，迈耶没有忘了感谢他的局长：“谢谢你，艾伦，如果没有您的保护，我可能早就被投到监狱里去了，我要怎么感谢您呢？”
“加倍工作吧，为了我，为了我们的中情局！”杜勒斯丝毫不掩饰对得力下属的欣赏之情。这件事以后，迈耶被任命为计划处国际组织科科长。

第三部分：麦卡锡的白色恐怖炮弹打向国务院(4)

艾伦·杜勒斯对麦卡锡的胜利，在美国政界广泛传开，这也使得中情局在社会上的声誉不断提高，提升了中情局的地位。中情局的行为使美国联邦政府其他机构的官员受到鼓舞，他们再也不把麦卡锡的传票看在眼中。从此，很多官员对麦卡锡不再那么顺从。到1954年，麦卡锡彻底垮了台。
在1954年的“陆军—麦卡锡听证会”上，麦卡锡遭遇了他的“滑铁卢”。他的种种劣行被公布出来，他在麦卡锡风暴中所作的陷害和污蔑被一件件揭露。面对证据如山，麦卡锡无计可施，只能无耻地干扰听证调查。1954年12月1日，在全国上下的一片声讨声中，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对麦卡锡进行谴责。麦卡锡的疯狂之旅到了尽头。
虽然麦卡锡发动的那场疯狂的政治迫害已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可是时至今日，麦卡锡主义的幽灵仍然游荡徘徊在美国政坛。华裔物理学家李文和一案就是麦卡锡主义在新世纪的翻版，而众议员考克斯，则是20世纪末的麦卡锡——这两个人也同是共和党右派。考克斯以及他所领导的调查中国盗窃美国国防秘密的专门委员会轻信情报人员的片面证词，从美国情报部门所偷窃到的一本中国内部参考资料上看到的有关微型核弹头的图形，从而怀疑中国从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偷走了美国微型核弹头W88的资料。经过精心准备之后，发表了长达872页的指控报告，即臭名昭著的《考克斯报告》。
对李文和的指控显然站不住脚，很快李文和被无罪释放。这一镜头很快在美国各大电视台上频频出现，被冤枉的李文和成了华人中的英雄人物。“李文和案”的始作俑者、美国能源部反情报部门代理副主任特鲁洛克提出辞职。另一方面，美国司法部长雷诺在当天受到记者质问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法官帕克所表示的“难堪”连声道歉。由此可见，真正难堪的还正是她和她的属下。美国情报界又一次被打了一个响亮的耳光。
事情还没有结束。紧接着，李文和向记者表示，他将向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政府对他的虐待，李文和案并没有结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李文和的迫害者这次匆匆退却的举动，说明在新世纪，在这个由网络深刻地改变了民主和自由的追求、实现方式的信息科学时代，政府——不管什么样的政府——都不能再为所欲为了。
尽管如此，在那个充满了复杂矛盾的美国社会，仍然潜伏着麦卡锡主义的可怕病毒，不对此保持必要的警惕，这股充斥着狭隘狂热的宗教情怀的政治思潮随时会卷土重来，像俄克拉荷马州的龙卷风一样肆意践踏人类所热爱、珍视的民主、人权与自由。

第三部分：麦卡锡的白色恐怖苏伊士运河危机(1)

苏伊士运河危机要从1956年10月的一天下午说起。10月23日在普通人看来是一个十分平常的日子，可是在离巴黎不远的赛夫勒，一个秘密的会议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会议的参与者竟是英国、法国和以色列的国家领导人，他们经过秘密的商定后，制定了一项阴谋的行动方案：由以色列进攻埃及的西奈半岛，然后英法两国以“保护运河”为借口，目的便是重新夺取苏伊士运河。
苏伊士运河全长172.5公里，北边从地中海沿岸的赛得港开始，南到红海的陶菲克港。河宽180到200米，最多可以通行6.5吨的巨轮。苏伊士运河大大缩短了从欧洲到印度洋和太平洋西岸的航程。原来的航线是从非洲的好望角绕行，比苏伊士运河要多很多航程。通过苏伊士运河，从欧洲到印度洋的航程可以缩短最多8000公里，从地中海到印度洋可以缩短8000到10000公里。英法和以色列之所以要对苏伊士运河打主意，正是是看中了它巨大的经济价值和战略地位。运河是中东石油的大动脉，欧美石油需求量的80％都必须经过它来运输。
这样重要的苏伊士运河美国当然不会放任别人来瓜分,而介入埃及来争夺苏伊士运河管理权的重任便自然地落在了中情局的肩上了。实际上，中情局早在1952年就奉命采取了行动。中情局内部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工作，把夺取苏伊士运河的关键放在了正在领导埃及革命的纳赛尔身上。当时中情局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纳赛尔的革命得到了埃及人民的支持，并将最后取得胜利。“革命成功后的埃及将是对美国友好的埃及”，到时候苏伊士运河将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的了。因此，中情局决定全力支持纳赛尔取得成功。
同时，中情局也分析了同纳赛尔合作的可能性。首先，纳赛尔的“自由军官组织”想要推翻埃及政府的统治面临着困难。当时的埃及政府是法鲁克王朝，它受到英国的保护，并得到英国的资助。纳赛尔想要以一己之力同英国以及国内的政权力量对抗是十分危险的。第二，美国有着足够的力量可以对纳赛尔提供援助，包括物资上和军事上，而且，也只有美国可以同英国对抗。
在得到了以上结论后，中情局确定了援助纳赛尔的行动目标。下面就是确定执行任务的人选问题了。这的确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因为中情局知道，能执行这个任务的人，必须是一个头脑冷静、口才了得、并且敢于冒险的人。在经过一番比较和研究后，中情局最终选择了小罗斯福。小罗斯福曾经在布赖米绿洲行动中表现出了冷静、勇敢、机智、善于说服的优势，这正是中情局要完成苏伊士行动所需要的。
中情局派出小罗斯福秘密和纳赛尔联系。正如中情局所料，纳赛尔自知现在的实力想要成功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他对中情局的示好表示出了热情。双方一拍即合。在两人的一次见面中，纳赛尔向小罗斯福表示，目前革命者在武器和装备上遇到了问题。小罗斯福当即表示，中情局会说服白宫尽快向纳赛尔提供武器和资金援助。同时，纳赛尔暗示说：革命成功后，埃及人们一定会记得美国的无私帮助。对于此事，小罗斯福微笑着保持沉默。
于是，在中情局的大力支持下，埃及的革命成功了，纳赛尔成立了新的共和国，中情局特地训练了特工保护埃及新任总统纳赛尔的安全。这时候，小罗斯福找到了纳赛尔，希望他能够提供保证，保证美国所付出的努力会得到回报。可是，精明的纳赛尔却又提出了另外的要求。他在一次秘密会见小罗斯福的时候说道“你是我的老朋友了，同时也是埃及人民的好朋友。埃及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可是，目前我们依然面临着威胁。伊拉克和土耳其正在企图侵犯我们，而且在我们的国土上——苏伊士运河，还有大量的英国军队。这是十分危险的。”小罗斯福对纳赛尔的这种态度十分厌恶，他知道纳赛尔只不过是想要得寸进尺。可是小罗斯福表现出了耐心，并告诉纳赛尔，“将回去告知中情局高层”，并保证“埃及人民会得到满意的答复”。因为小罗斯福知道，这个时候只能按照纳赛尔的意志行事，否则中情局和美国政府以前的一切努力将化为泡影。

第三部分：麦卡锡的白色恐怖苏伊士运河危机(2)

可以想像，当小罗斯福将纳赛尔的额外要求报告给中情局的时候受到了多大的压力。他们痛骂纳赛尔的无耻和贪心。但最后，中情局仍是无奈的接受。通过一系列的谈判和威胁，中情局帮助埃及和伊拉克、土耳其签订防御条约，使得英国作了让步，英军撤出运河地区，但保留军事机场使用权。
正当中情局满心欢喜地等待着自己应得的回报时，上台后的纳赛尔却要求向美国寻求援助，购买武器。同时，他表示埃及目前不能按照美国规定的用现金交易。美国政府拒绝了。于是，纳赛尔找到了中情局，说：“如果你们破坏我们原本的情谊，拒绝给我们援助，我们很可能会向你们的敌人苏联寻求帮助。”随后，埃及用棉花换取了捷克的苏联武器。中情局顿时感到不安。1956年7月26日下午，纳赛尔在埃及亚历山大广场向25万群众发表重要演说，宣布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他说：“为了开挖苏伊士运河，我们有12万儿女在强迫劳役中丧失了生命。为了建设苏伊士运河，我们曾经付出了800万英镑。苏伊士运河变成了一个国中之国，它使历任部长和历届内阁都感到耻辱。”中情局此时还没有放弃自己的希望，决定进行最后一次努力。可是当中情局把“美国可以帮助埃及共同管理苏伊士运河”的意愿告知纳赛尔时，得到的回答是仅仅是“谢谢你们的好意”。这下不仅是中情局大为不安，连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也异常震怒。他大发雷霆，“我们能帮助他上台，我们也同样能够赶他下台。那时候纳赛尔就会知道欺骗美国的代价”。
于是，中情局内部开始进行研究，策划用一次政变把纳赛尔赶下台。这个方案引起了一阵思考，最后杜勒斯决定暂不采取行动。原因首先是推翻纳赛尔在埃及来说已经是几乎不可能了；第二，即使换成另外一个人，美国也无法保证他会完全服从美国。
正当美国束手无策的时候，英国和法国采取了突然行动。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在英法的鼓动下对埃及发动突然袭击，不到两天就占领了西奈半岛。英国和法国也按照事先部署好的计划执行，在以色列向埃及发起进攻的第二天就向埃及和以色列发出最后通谍，要求两方立即离开运河区。所有人都看得出这是一个阴谋。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急速束缚住埃及的军事部署，引埃及上钩，从而取得出兵的“合理”的理由。正如英法所预料的那样，埃及急速向西奈半岛运输军队，英国和法国就在那时开始了对埃及的空中轰炸以及军事介入。
对于英法的这次突然行动，中情局其实早有察觉。小罗斯福也不断告诉中情局，要留意英法的行动。当时，大量的报告显示，以色列已经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随时可以发起攻击。为此，局长杜勒斯召开会议，情报处长认为，以色列的进攻对象很可能是埃及，而且很可能发生在本周六日出以后，因为传统的犹太人的安息日是周五的日落到周六的日出这段时间，这期间，犹太人不吃不做。由此可见，中情局在这次军事行动的问题上分析十分准确。可是杜勒斯并没有将这些告知艾森豪威尔，使得总统很是恼火。但是，这时正好是美国总统大选的关键时候，艾森豪威尔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角逐布赖米绿洲
苏伊士运河危机问题上表现出了美国中情局和英国情报局之间的斗争，其实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一直都存在，尤其在运河危机前的布赖米绿洲事件上有所展现。
1954年，沙特国王和费萨尔王储通过秘密渠道联系中情局，并由中情局找到杜勒斯。沙特国王和费萨尔王储向中情局秘密表示，如果美国能够帮助他们获得布赖米绿洲，美国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美国想要的石油。当时布赖米绿洲是属于英国支持下的阿曼和阿布扎比。沙特国王还提到美国在沙特阿拉伯有大量的投资，他们对美国是十分友好的。
中情局局长杜勒斯随后决定承担这项任务。可是派谁去执行这个棘手的行动呢？在短暂的考虑后，他最后锁定了一个人，那就是小罗斯福。他曾经在伊朗的工作表现得相当出色，只有他能胜任。于是他找来了小罗斯福，“你对中东的感觉怎么样？”小罗斯福回答道，“相当好，那次在伊朗的阿贾克斯行动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那一次你做得十分出色，立下了汗马功劳啊。”略微思考一下，杜勒斯含笑着说：“想不想在中东继续你的辉煌？你将可能成为‘地下’大使飞往沙特，同沙特国王联系，帮他把那个布赖米绿洲拿到手。”

第三部分：麦卡锡的白色恐怖苏伊士运河危机(3)

小罗斯福接受了任务，但在他看来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因为阿曼和阿布扎比是在英国的保护下，小罗斯福的对手就是英国的情报局。为了不被英国人发现，小罗斯福秘密飞到了沙特，在沙特特工人员的护送下来到了国王的会客室。国王首先对小罗斯福的到来和美国的帮助表示感谢，随后他们商量如何把绿洲拿到手。小罗斯福对沙特国王表示，想要一下子就把布赖米绿洲拿到手的难度很大，应该从长计议。他提议先找一个借口，作为夺取绿洲的准备。在经过一番研究后，小罗斯福告诉沙特国王，如果在布赖米绿洲搞一次公民选举，可能会给沙特夺取绿洲提供有利条件。可是沙特国王有些怀疑，因为他知道布赖米绿洲的酋长和他的对手阿布扎比酋长是兄弟，绿洲酋长一定会使选举向着有利于对手的方向进行。国王向小罗斯福表示了忧虑。但小罗斯福很有信心地回答道，中情局有办法保证选举正常进行。
中情局的办法就是对绿洲酋长进行贿赂。中情局对该送什么给酋长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事实证明他们的研究报告是错误的，中情局大大低估了布赖米绿洲酋长对阿布扎比兄弟的感情，仅仅想用一辆当时十分先进的高级轿车来贿赂他。第一次计划失败了。分析失败的原因，小罗斯福认为中情局开给酋长的条件不够丰裕，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用巨额金钱来第二次贿赂酋长。在研究这个计划时，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第一次的失败不仅仅是因为美国提供的条件不够好，而是因为绿洲酋长和阿布扎比酋长的关系是无法被金钱所破坏的。小罗斯福并不这么认为，决定向酋长提供更多的好处，他表示愿意出9000万美元的黄金，条件是绿洲给沙特并允许美国的石油公司在那里开采。事实上，布赖米绿洲的酋长当时的确有些动心，可是他对美国存有戒心，害怕美国给他们开空头支票。因此，酋长要求小罗斯福给他立个字据。小罗斯福当然不会同意。第二次计划再次失败。更糟糕的是，酋长把这件事通知了英国。英国在得知情况后十分生气，向在日内瓦的国际法庭提出起诉。中情局为了能够掩饰自己罪责，第三次采用了贿赂的手段，不过这次贿赂的对象是国际法庭的仲裁人。结果在英国情报局的破坏下这个计划又失败了。最后国际法庭判英国胜诉，布赖米绿洲仍然归阿曼和阿布扎比所有。
小罗斯福和中情局在绿洲事件上三次行动，三次失败。不过杜勒斯并没有怪罪小罗斯福，认为他已经尽力了。
两万米高空的黑色幽灵
1956年6月的一天，在苏联领土的上空突然出现了一个黑色的不明飞行物。苏联炮兵部队接到命令，无论那是什么东西都要把它打下来。于是近百颗炮弹射向那个黑色的飞行物，可是，没有一颗能够接近它。苏联人惊奇异常，甚至以为这是来自外太空的飞行物。过了一段时间，那个黑色飞行物慢慢地离开。苏联人对其百思不得其解。其实那个不明飞行物就是中情局主持研制的最新型侦察机U-2型飞机，可怕的“黑色幽灵”。
为了能在两极争霸中取得优势，新总统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后制定了新的战略，即大规模打击对方的终极目标。这一战略包含着两个重要方面，一是需要有终极打击的武器。这一问题随着核武器的出现而解决；第二方面就是能够准确掌握对方的重要战略目标，即充分了解对方重要设施的所在位置，以便打击的准确性。这就需要掌握苏联尖端军事科学的核心情报。众所周知，这是中情局的工作。而且，中情局的确开展了大量的谍报工作，可是由于苏联的保密工作做得较好，中情局始终无法探明这个神秘又危险的国家。
中情局总结了以往对苏工作的失败和教训，得出一个结论：探明苏联的战略目标，必需要有一个超级间谍工具。于是，中情局成立了专门行动小组。埃德文·兰德是这一行动小组的负责人。然而，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仍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没想到中情局内部的一次展览使得这一计划有了头绪，并终于想出派遣一种间谍飞机，秘密窜入苏联领空进行摄影侦察。1954年，兰德和中情局的基利安等人参观了一次有关摄影技术的展览。这次展览会将当时最先进的新型摄影机、高科技的镜头和胶片展列出来，使得参观的中情局人员十分震惊。兰德向基利安表示，如果能够将这些新型的摄像设备用来拍摄苏联的军事情况，那将对中情局是非常有利的。基利安其实也在想这一问题，可是他考虑到即使美国有了如此先进的摄像设备，还是没有办法进入苏联进行拍摄，美国当时的侦察机无法达到这样的要求。最后兰德决定，要用一切手段来促使空军发展能够在苏联上空安全飞行的侦察机。

第三部分：麦卡锡的白色恐怖苏伊士运河危机(4)

兰德和基利安研究后提出了一个设计的方案，空军要立即研制出一种飞机，可以飞越苏联上空而不用中途加油；飞机的飞行高度一定要能够逃避苏联导弹的追踪。他们马上把这个方案交给了中情局长艾伦·杜勒斯。杜勒斯开始时表示出犹豫不决，因为仅仅几个月前，中情局要求过空军购买一种高空单引擎侦察机，可是遭到了空军的拒绝。因此，杜勒斯对这次的方案能否得到空军的同意更加没有信心。兰德和基利安态度十分坚决，他们告诉局长，上次空军拒绝我们的建议是犯了一个大错，想用气球飘过苏联上空侦察的办法是行不通的。两人通过私下里不断向杜勒斯劝说，终于说服了他。三人一致认为，只有得到总统的赞成，才能得到空军的支持。在感恩节那天，三人一同晋见了总统艾森豪威尔。他们详细地向总统说明了得到苏联军事部署和行动的资料对美国是多么的必要，而且只有通过发展配备高科技侦察设备的新型侦察机才能达到目标。艾森豪威尔对此表示赞同，可是他有自己的忧虑。如果行动泄露将会引起轩然大波。杜勒斯等三人对总统保证，一定会将计划严格控制，加强保密。在这种情况下，新型的侦察飞机进入了秘密的研制阶段，为了掩人耳目，新飞机被命名U-2侦察机。
中情局的方案进入实际操作阶段时，理查德·比斯尔被委以重任。比斯尔是杜勒斯的特别助理，是中情局中一个十分厉害的人物。杜勒斯任命比斯尔来专门负责此事，说明了他对这一计划的重视程度。事实证明，比斯尔并没有让局长失望。首先，比斯尔将U-2计划的控制权从空军那里抢到中情局手中。在空军研究发展局的会议上比斯尔提出，研制新型侦察机的计划应该由中情局来负责，这是得到总统同意的。然后，他又成功地从局长那里提取了2200万美元，这些钱保证了中情局研制飞机的费用。同时，他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成功地摆脱了国会对U-2计划的干扰。比斯尔做事有自己的风格，他为了计划的保密性能够得到保证，甚至连杜勒斯都不能直接干预。他向杜勒斯表示，U-2计划的保密工作是头等重要的，如果知道的人太多，可能被苏联发觉并研发针对U-2侦察机的导弹，这样计划就前功尽弃了。杜勒斯对此表示同意。比斯尔同样对中情局的办公地点的保密性提出质疑，于是他悄悄地在中情局总部的临街设立了一个秘密的办公地点。他严格地控制特别行动小组的人员，所选的都是精干人员。而且他们之间的联系全部通过军方的通讯网络，保密性超出了中情局的其他任务。U-2侦察机的试验也被秘密地安排到了犹他州的联邦原子能试验厂进行。
生产U-2飞机的工厂，还有个译名，叫“臭鼬工厂”（臭鼬是美洲的一种小动物，灵巧并且机敏，每当它遇到攻击时，它就会边跑边从肛门里喷出一种液体，这种液体的特点是奇臭无比，完全可以将敌人熏跑，或者使敌人的行动受阻，自己趁机逃跑）。这个“臭鼬工厂”生产的U-2间谍飞机，就具有臭鼬的特点。当其被敌人的雷达或者导弹电子导航系统锁定的时候，它就会从后面放出电子干扰波，使导弹偏离方向，而自己则安全撤退。这正是臭鼬的脱身之处。由此看来，给这家工厂起“臭鼬”这个名字倒是很贴切的。

第三部分：麦卡锡的白色恐怖苏伊士运河危机(5)

由于计划保密性做得十分成功，加上比斯尔高效的组织工作，仅仅8个月后，第一架U-2型飞机诞生了。U-2飞机是当时最为漂亮的飞机，全金属框架，整个飞机长25米，两翼完全展开后达40多米。当它飞行的时候，轻盈得像一只风筝，因此有人把它比喻成金属的风筝。同时，与U-2飞机配套的技术也完成，高空飞行时的特殊燃料以及高空的广角镜头相机都顺利完成。杜勒斯对此十分满意，大大夸奖了比斯尔的能干。有了U-2飞机，中情局就可以在情报方面领先于美国的国家安全部门。为了向总统展示自己的研制成果，中情局打算为总统拍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必然不是普通照片，而是从几万米的高空上拍下的。当总统艾森豪威尔收到中情局的照片时，大为震惊。他当然记得这是他在高尔夫球场打球时被拍的。可是，从两万米的高空拍的照片居然会如此清晰，如果不是亲眼看到，他是决不会相信的。
在得到总统的大加赞颂后，中情局决定大量生产U-2飞机。到1956年6月已经有22架。为了保密起见，中情局把U-2挂到美国国家航空宇航局名下，表示飞机是用来气象研究。但实际上，中情局正在秘密准备着派出U-2飞机对苏联进行飞行侦察。自从U-2飞机试飞成功后，杜勒斯和比斯尔一直在做总统的工作，希望他能批准飞机在苏联上空使用。艾森豪威尔尽管知道这种新型飞机的厉害，可是始终下不了决心。杜勒斯和比斯尔十分着急，可是无可奈何。终于有一天，艾森豪威尔突然告知杜勒斯U-2飞机可以在苏联上空进行侦察，不过只有10天的机会。在10天内，具体的飞行时间由中情局自己决定。消息来得十分突然，然而比斯尔早有准备。他告诉杜勒斯，我等这一天好久了，我们的U-2终于可以大显身手了！随后，比斯尔立即进行部署，在短暂的时间里组织了4架U-2飞机，配备了6名飞行员和200名地勤人员。当飞机从土耳其起飞，飞到莫斯科的上空时，杜勒斯和比斯尔都在心里默默祈祷。当时苏联人发现了天空中出现了一个黑色的“不明飞行物”。高炮团上校团长发出命令，数十门高炮同时开火，惊天动地，从下面看，密集的火网已将U-2飞机团团围住，马上要被撕成碎片。可是它仍在火网中悠闲地穿行。原来它飞得太高，高射炮弹对它无能为力。 随后两颗绿色信号弹从空军基地升起，最新“米格”喷气歼击机编队起飞，准备追击U-2。结果无可奈何，因为U-2飞得太高太快。苏联发射地对空导弹的防空司令不惜血本，命令10发弹连射。没料到，导弹也是徒劳无功。能用上的都用上了，苏联的卫士们，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黑色幽灵”在自己的领空里，如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最后U-2飞机成功飞越莫斯科继而列宁格勒上空，然后安全降落在基地。比斯尔这才长长舒了一口气。
U-2的这次任务得到了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赞扬，飞机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包括许多苏联的重要设施和军事部署。但是艾森豪威尔对飞机在苏联的使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每次飞行都要经过他的亲自批准。
此后一直到1960年，U-2飞机在苏联领空一共进行了50多次飞行，为中情局提供了大量及时有用的情报。

第四部分：CIA的第一桶金：白银行动凯南八千字电文与“白银行动”(1)-(图)

白银行动是中情局建立后不久展开的比较重要的行动，这次行动可以看成是中情局的“初试身手”。这次出手可称不凡，并且原来情报界的老大哥英国情报局从此沦为中央情报局的小兄弟，而美国中情局就逐渐成为世界情报界的领头羊。
涉及到中情局在这一阶段的活动，不得不提到乔治·凯南电报。1946年2月22日，美国国务院接到了一份十分特殊的电报。国务院的工作人员收到电报时惊呼：“天那！我敢肯定这是世界上最长的电报！差不多有八九千字！”所有人都惊讶不已，“太令人无法相信了！电报是从哪来的？” “嗯，是从我驻苏联使馆来的，我要马上将这份电报交到上面去！”于是这份长达8500字的电报被送到总统杜鲁门那里。杜鲁门在惊叹之后问道：“电报的作者是什么人？”“是我们驻苏联使馆的参赞，乔治·凯南。”“立即把他召回白宫，我们要仔细研究一下这份报告。”这份电报就是有名的乔治·凯南电报，世界上最长的电报。在电报中，凯南对苏联的内部社会和其对外政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对付苏联的一项长期战略，这就是最终被美国政府所采纳的遏制政策。
电报被复制并送到白宫的各个高层，而且军界的高层官员也都收到了一份。电报引起了美国政界的轩然大波，凯南的电报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同意。在报告中，凯南提到“苏联统治者对自己的制度缺乏自信，他们只是一群想保住自己特权的残暴的统治者，因此他们向外部世界打交道时，从不冒有可能直接与西方正面冲突的风险，他们向外扩张时只是伺机而动，有利可图时就趁机捞一把，遇到强有力的对手时则知难而退”。基于以上分析，凯南判断，在战后的世界上，“苏联不会直接向发达的西方世界扩张，而是要向不属于西方世界的国家和战前的广大殖民地地区，即介于西方世界和苏联之间的广大的中间地带进行扩张。因此必须下决心与苏联争夺中间地带”。这些都得到了一致认同。因而这封电报就成了美国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的基础。而乔治·凯南从此成为美国的一个重要的外交顾问，并从莫斯科回到白宫，担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而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中央情报组长的特别顾问。
在凯南报告的精神的指导下，中情局开展它的活动。这一时期较早的比较有影响力的就是中情局的白银行动。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英国秘密情报局就把它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对付苏联上来。随着德国的败局逐渐明朗，英国秘密情报局分析得出结论，应该把战略重点转移，苏联将成为英国的主要威胁。实际上，根据英国人介绍，英国秘密情报局在二战前的主要工作重点，就是放在对付苏联上面，因此，战争一结束，它就重操旧业。在这方面，秘密情报局还有不少有利条件。组织上，二战期间成立的特别行动执行局是专门用来对付德国的，所以为它战后转而针对苏联的密谋活动提供了条件。英国秘密情报局在战后接收了特别行动执行局的全部，它的隐蔽行动功能也转到了秘密情报局的名下。这样，进行隐蔽行动就成了秘密情报局的一个重要任务。
维也纳的帝国饭店是欧洲著名的建筑。从前，这里曾是哈布斯堡王朝香布伦宫的范围，并且是维也纳最繁华的地方，每天大量的达官贵人在帝国饭店里进进出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占领了帝国饭店，把它变成了自己的司令部。同时它也是战后苏联情报中心的秘密基地。
谁会想到帝国饭店竟然引起了中情局（当时叫战略情报局）的兴趣，而将中情局的目光带到帝国饭店的人叫做卡尔·纳尔逊。据说当时他只是一次在马路对面无意的张望，便对其产生了奇特的兴趣，进而将其同苏联的情报中心联系起来。那天，卡尔·纳尔逊站在帝国饭店对面的旅店的窗前，眺望维也纳的街景，豪华阔气的帝国饭店占据了他的主要视线。从前的帝国饭店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饭店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饭店成了苏联占领军的司令部。卡尔·纳尔逊知道，这里面每天向世界各地的苏联军队传达着重要的军事情报，而这些正是中央情报局梦寐以求的。可是由于帝国饭店守卫森严，并且苏联的反谍报工作十分难对付，因此长期以来中情局只能像卡尔·纳尔逊这样，远远地观望着它。纳尔逊转换他眺望的角度，目光渐渐移向维也纳的小环形马路。纳尔逊只见到一列列军人在饭店门前巡逻。奥地利现在处于盟军的占领之下，它要为大战期间依附希特勒德国发动对外战争付出代价。苏联、法国和英国、美国四大国的军队占领了奥地利，其首都维也纳也成为盟军占领军的司令部。帝国饭店眼下就是苏联占领军的司令部。如果不是因为这一点，纳尔逊对它的兴趣恐怕没有这么大。

第四部分：CIA的第一桶金：白银行动凯南八千字电文与“白银行动”(2)-(图)

进入冷战时代，原来在二战时是盟国的美苏变成了势不两立的敌人。他们相互之间都在尽一切办法收集对方的情报，进行破坏活动。纳尔逊是中情局的通讯专家，所以他想到向苏联的通讯系统下手的办法。而帝国饭店作为苏联在欧洲的联络总部自然成为他关注的重点。
经过仔细的实地考察，纳尔逊等人最后绘制了帝国饭店下面的电缆图。这个电缆图十分复杂。从帝国饭店开始，一直延伸到很远的地方。穿过马路、经过树丛，甚至到达了维也纳的郊外。这是一个庞杂的电路系统，纳尔逊等人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完成绘制。然而纳尔逊付出的辛苦没有白费，最后，他发现，电缆在郊外最终和莫斯科的长途电话线相连。那么只要能够渗入到这个电缆系统中，就能对苏联的情报了如指掌。
纳尔逊立即向中情局报告了这一发现，并希望上级能够批准他对帝国饭店的线路进行渗入。然而在这个时候，一件事情出乎纳尔逊的预料。中情局收到了来自英国秘密情报局的通报，声称其对纳尔逊的行为一直处于观察的过程中，并且他们早已经做完了纳尔逊刚刚开始的努力。纳尔逊这才明白，原来早在他之前，英国人就想到了这一点。英国秘密情报局同时还向中情局表示，要求能够和美国一同进行这个任务。中情局首先是十分惊讶，但马上分析得出结论，英国自己没有能力独立完成任务，因此求助于美国。事实的确如此，二战给英国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使得英国在各个方面都力不从心。秘密情报局在这次行动中不得不与中央情报局联手，实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其实作为情报界的老大哥却要求助于只有两岁的中情局，英国人是十分不情愿的。在以前，英国情报人员对美国情报界十分鄙视，认为他们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娃娃。可是今非昔比了。秘密情报局缺乏经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因为1943年英国与美国之间签订了一个情报合作协定。协定规定，英国必须将自己掌握的重要的机密告知美国，与之共享，同时美国也要履行相同的义务。这使得英国人十分不情愿。后来除了英国之外，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都加入了这个情报合作网络。美国在这些国家建立了大量的活动站，对英国原来的情报资源进行毫不客气的占有。英国本来在这个情报系统中处于主导地位，可是自从美国进入后，美国人成了老大，而且对英国毫无尊敬。老大哥最后沦为小兄弟，事事得看美国人的脸色。但是，秘密情报局也毫无办法，根本原因就是帝国已经丧失了战前对欧洲的主导地位，情报机构自然也要退到美国的身后! 其实在之前秘密情报局也设计了各种进入苏联的方法，比如水路和空投，可是都不是十分成功。
美国人知道英国早就对帝国饭店大有研究，自然乐得和英国人合作了，而且将来行动的主导权依然是美国中情局的。双方一拍即合，这样，双方商定，由秘密情报局出人，中央情报局出钱，西德的盖伦情报组织出船，三方共同经营此次隐蔽行动。
纳尔逊从英国秘密情报局那里得知，早在1949年，秘密情报局就想到了这个主意，他们在位于维也纳郊区不远的地方开了一个花店。情报局开的花店当然不是为了卖花赚钱，而且也不在花的上面做任何手脚。其实，英国秘密情报局的真实目的是要在花店的地下做文章。他们借装修花店的名义，大兴土木，暗地里却动用工程兵组成的施工队重新整修了公路地面，大面积地铺设了结实的钢筋混凝土。与此同时，工程兵从房子下面挖了60多米长的地道，一直延伸到苏军的通讯电缆下面，安装好窃听器材。然而令英国情报人员哭笑不得的是，心思不在卖花上，可是花的生意却特别的好，每天上门卖花的人络绎不绝，这显然影响了秘密的情报工作。原本以为，在经受了二战失败打击的维也纳人，应该没有经济能力来购买作为奢侈品的鲜花。为了保险起见，花店故意只进一些名贵的罕见的花类，这样来买花的人自然会更少。可是正是英国情报人员选择的珍贵鲜花，吸引了大量的顾客。英国人十分苦恼，不卖花肯定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一个真正的花店不可能不卖最为赚钱的花。但是继续卖的话，秘密的地下挖掘和窃听行动就容易暴露。最后，英国人实在无可奈何，便找到一个理由停止销售那种名贵却畅销的花。这个理由竟然是：鲜花的产地遭受罕见的虫灾，暂时没有货源。
英国人的确从中得到了大量的情报。秘密情报局在决定派什么人来传递情报的问题上也经过了专门的安排。他们尝试了各种人物，其中有一个漂亮的女人曾替他们完成了大量的工作。漂亮女人的任务就是将情报带到一个固定的公园里，那里会有一个英国军官在等待着她。可是出现了他们没有想到的事情，由于这个女人的长相十分漂亮，她的出现往往会引起大多数人的瞩目。但是，负责和她接头的英国军官在一次见面时化妆成又脏有破的乞丐。两个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以至于当时路过的警察误认为乞丐要调戏美丽女人。于是“乞丐”被带到了警察局。他随身所带的情报也被警察局发现，这下可急坏了秘密情报局，他们马上向奥地利政府施加压力，军官才被放出来，并且情报的事情也没有泄露出去。大多时候，秘密情报局的这一行动还是顺利完成的。

第四部分：CIA的第一桶金：白银行动凯南八千字电文与“白银行动”(3)-(图)

纳尔逊从英国秘密情报局得到的东西，的确是他刚刚想到的东西；同时，他不得不对英国秘密情报局的能力由衷敬佩。但是他也十分尴尬，可他没有表现出来，反而谴责英国没有按照美国情报界与英国情报界之间的情报交换协议及时将情报报告给美国。中央情报局最终批准了与秘密情报局共同进行这次秘密行动。秘密情报局虽然不太乐意，但考虑到美国作为西方盟国的首领和战后英国的衰落，它还是答应了。事实证明，这种考虑是正确的。中央情报局虽然资历远远不如英国，但是它有强大的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并且美国中情局有窃听的新方法。这种方法，是英国人能力所不及的。中情局的最新窃听手段是改变了以往频率低、波长长的电波，他们发明了一种频率较高、波长较短的无线电通讯方式，电波不随地球的曲线而折射，而是做直线传播。这种方法使得电波安全性大大加强，而且接收能力超强。纳尔逊随即利用美国的技术和人员优势，又有了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帮助，他很快得到了突破。挖掘窃听隧道，最大的困难是需要先确定苏联军方通讯电缆的位置，然后在电缆之下开凿隧道，以便能达到最佳窃听效果，此外还有技术难题。当时苏军对西方间谍已经相当警觉，将领级的官员通电话必须按规定加密干扰声音。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中情局通讯专家经过长期研究，发现声音受干扰的一瞬间，原声仍留在电话线上， 如能运用特殊技术，以1％秒速度截收原声，就可清晰听到通话的内容！
当时，中情局已经掌握了“西格托拉”无线电系统，这是由美国贝尔电报公司研制的。这种通讯系统有着强大的优势，在纳尔逊的主持研究下，中情局发挥“西格托拉”无线电系统的特长，研制出一种当时最先进的通讯方式。信息通过光缆传输过来后根本就不需要转化，直接就可以译成文字。这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在时间上就可能决定斗争的胜负，这是十分重要的。纳尔逊对自己的发明十分得意，他的确也有资格骄傲，因为即使是老牌的情报专家英国人也无法做到这一点。杜勒斯自然对纳尔逊大大褒奖。中情局立即作出决定，将这一先进的技术保密，不向任何人泄漏，包括英国人。纳尔逊表示，将这一技术保密，可以使美国的窃听技术领先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同时，中情局也发现不能忽视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工作，因为英国人已经在帝国饭店附近设立了多个秘密监听点，而中情局只有一个，所以纳尔逊立即向英国要求将他们的监听点向美国中情局开放，这样中情局就能省很多力气。
白银行动给美国和英国带来了苏联的大量情报。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情报局的白银行动慢慢结束了。在这次同英国秘密情报局合作共同对付苏联情报系统的过程中，中情局显示了强大的实力，此后，英国秘密情报局的老大地位慢慢被中情局取代。当然，在这次合作中中情局也从英国人那里学到了很多经验，为以后开展大量的活动扫清了道路。
“废料行动”和间谍之王乔治·布莱克
在中情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开展同苏联在维也纳斗争的“白银行动”结束后没多久，中情局长杜勒斯就考虑在柏林监听苏联情报的可能性。于是“黄金行动”在德国的柏林秘密筹划和展开。不过这次却没有那么幸运了。“黄金行动”最后被戏称成“废料行动”。
中央情报局这次瞄准的是位于柏林的民主德国军事和民政当局。利用在“白银行动”中积累的经验，中情局决定开展“黄金行动”。中情局随即制定出了行动方案：准备挖一条长约1476英尺、直径为78英寸的隧道，延伸至东柏林，拦截在卡尔斯霍斯特的苏联空军司令部与柏林连接的陆上通讯线；从西柏林南郊的阿尔特格里尼克开始钻孔打洞。因为该地区大部分是低矮的棚屋和板房，这是来自民主德国的难民用旧材料和破砖瓦搭建而成的，在这里钻孔打洞，完全可以避人耳目。杜勒斯批准了这个方案，“黄金行动”便秘密地展开了。可想而知，这个工程将是多么的复杂和艰难。首先它要面临的困难就是位置很危险。要挖的隧道正好处在苏联人和民主德国巡逻队的脚下，一不小心就会被敌人发现。第二，挖掘时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声响，也必然会引起敌人的注意；第三，挖隧道会带来大量的泥土和沙石，如果敌人发现凭空多出这么多的土石必然会起疑心；第四，在挖掘时和挖掘后，隧道里都需要大量的空气，否则隧道里会使人窒息。因此需要有相当数量的排风扇。面临着这么多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杜勒斯认为只有一个人可以完成这个似乎无法完成的任务。他就是比尔·哈维。
比尔·哈维是中情局中与苏联间谍打了多年交道的高级特工。哈维负责此次在柏林全面指挥隧道的挖掘工作。与维也纳“白银行动”的做法一样，在“黄金行动”，中情局继续同英国秘密情报局合作。

第四部分：CIA的第一桶金：白银行动凯南八千字电文与“白银行动”(4)-(图)

中央情报局自己做的工作是：首先选择场地，使隧道的位置正好处在苏联人的电缆线下面；然后录音所有收集到的电讯信号，最后把所有电讯材料送到华盛顿处理。英国同行的任务是：建造通讯管道，在苏联的电缆线上搭线，将有用的信号输送到隧道顶端的窃听室录音；帮助在现场再建立一个处理录音材料的工作室。为了确保隧道的挖掘工作万无一失，分工后双方分别做了试验和研究，一切完成后隧道的工程正式开始。对于解决多出来的泥土等问题，比尔·哈维想出了声东击西的一招。他命令工兵部队先在距两德交界处建立一个地下大仓库，而这个大仓库就是为了吞掉挖隧道所产生的几千吨泥土。从表面上看，从这个大仓库里进进出出的是装有电子仪器和泥土的车辆，会被人误认为这里将要建造一个无线电雷达拦截站。而当时建立无线电拦截站是十分平常的事情，苏联并不会对其产生疑虑。中央情报局正是利用了苏联人的这一想法，建立伪装的雷达站，以此来迷惑苏联人。1954年8月至1955年2月25日，中央情报局在英国情报机关的协助下，用了7个月左右的时间，终于把隧道挖掘成功。为了解决潮湿空气影响电子设备正常工作的问题，比尔·哈维将隧道与其毗邻的窃听室进行隔绝，使窃听室成了近乎封闭的独立小屋，并在窃听室外面15码处，安装了一扇钢筋混凝土的坚固大门，门上用德语和俄语写着：“禁止入内!”安装这扇门是有道理的，中央情报局估计到这条秘密隧道迟早会暴露，一旦被发现，有人沿着隧道查到门前时，便无法继续向前，窃听室的人就可以利用这点时间进行必要的准备。
然而在所有的工作完成后，中情局和秘密情报局都指望着柏林隧道能作为一个超级的情报来源，在苏联采取军事行动前能提前得到一些预警时间。但是后来的苏联出兵匈牙利事件，中情局竟然没有从隧道里获得一条有用的情报，这使得他们产生了怀疑。难道苏联人已经发现了他们？原来，早在隧道还未动工之前，有一个间谍就已经把这项绝密计划的相关文件泄露给克格勃了。当时苏联人并没有马上拆穿中情局的阴谋，而是采用了“将计就计”。从此，俄国人就把机密情报改在其他线路上传送，同时，利用这几条电缆向西方传送假情报。
这个本领超强的间谍究竟是何人？他是如何在中情局和秘密情报局的眼皮底下作出如此大胆的事情却没有被及时发现。其实，中情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也拿他没办法，因为他就是世界情报史上的间谍之王——乔治·布莱克。乔治·布莱克原姓贝哈，于1922年11月11日生于荷兰鹿特丹。父亲艾伯特·贝哈是英籍土耳其人，母亲是荷兰贵族后裔。乔治·布莱克一生可谓十分坎坷和充满神奇。乔治·布莱克在还是孩子的时候便失去了父亲，13岁的布莱克前往埃及的姑母家寄居。在那里，布莱克同他的叔叔，后来成为埃及共产党领导人的亨利·库里尔朝夕相处了几年，可以说，这几年的时间改变了乔治·布莱克的一生，他受到了早期共产主义教育。此后，他回到了他的祖国。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由于参加共产党的活动而被希特勒的军队关进了监狱。可是，乔治·布莱克居然奇迹般的从监狱中逃脱了出来，并且继续抵抗运动。在这个时期，乔治·布莱克首次接触到了他后来终身从事的事业——谍报工作。当时，乔治·布莱克主要是负责情报的传递。为了躲避盖世太保的追捕，布莱克前往英国，并报名参加了英国海军。由于他出色的学习能力和语言方面的天赋，他掌握了英语、荷兰语、法语和德语，而且他获得了到军官学校培训的机会。在那里的培训，使得乔治·布莱克成为一名真正的情报人员。接受完培训，布莱克先在海军情报部门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转到特别行动委员会荷兰分部，从事密电码的截收和破译工作。1945年，布莱克晋升为海军上尉，在汉堡的英国军舰上任情报官。1947年，由于特别情报处官员肯尼思·科恩的推荐，外交部决定录用布莱克，并派他进入剑桥大学唐宁学院学习俄语。布莱克在唐宁学院的学习持续了一年，毕业之时已经精通俄语。可以说，乔治·布莱克获得了别人难得的学习机会，同时他也把握住了这样难得的机会。毕业之后，他暂时任代理领事。事实上，乔治·布莱克此时已经是一个秘密的情报人员。正当他的事业将要迎来高峰的时候，命运将他带到了东方。在这个地方，他的人生之路彻底改变了。二战结束后的第四年，乔治·布莱克被派到韩国。所有人都认为这将是乔治·布莱克大展拳脚的地方。可是朝鲜战争爆发使得乔治·布莱克成为了阶下囚。当朝鲜人民军攻进汉城后，英国公使馆里所有人，包括布莱克都成了俘虏。他们一起被拘留在鸭绿江边的一个地方。在营救这些人的过程中，中情局、英国秘密情报局和苏联进行了长期的谈判和讨价还价。终于在1953年，布莱克和英国公使、领事等人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安排下，经北京、莫斯科、西柏林，返抵英国。

第四部分：CIA的第一桶金：白银行动凯南八千字电文与“白银行动”(5)

当乔治·布莱克满脸平静的通过欢迎他们回来的人群时，没有人能够了解他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也没有人察觉到乔治·布莱克身上已经发生的变化。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重新开始了工作。他的工作就是负责查出隐藏的苏联克格勃特务。可是，没有人知道，乔治·布莱克本人已经是一名克格勃特务。其实，在早些时候就有人发现乔治·布莱克同苏联人有秘密的接触。当被上级问到此事的时候，乔治·布莱克冷静地回答道：“我只能说这是一个机密，由于我要处理特殊的任务”。因此，在英国秘密情报局眼中，乔治·布莱克的身份是一个埋伏在克格勃中间的英国卧底。然而，事情恰好相反，乔治·布莱克服务并效忠的单位是克格勃。在乔治·布莱克为英国秘密情报局工作期间，他向克格勃提供了大量的情报。而且，乔治·布莱克将英国秘密情报局隐藏在苏联内部的特工名单交给了苏联人。这使得英国情报局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许多英国特工被克格勃逮捕，其中，有42名英国间谍因此失去了生命。后来，乔治·布莱克被逮捕并被英国司法当局判处42年徒刑。之所以是42年，就是为了替被乔治·布莱克出卖的42个英国特工复仇。可是，神奇的乔治·布莱克又一次奇迹般地逃离了监狱。在苏联特工人员的帮助下，他逃到了苏联。据说，在那里，他受到了像英雄一般的欢迎。此后，乔治·布莱克这个名字似乎突然间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在哪，也没有人知道他是否活着。其实，乔治·布莱克尚在人间，只不过是告别了间谍生涯，过着隐秘的生活。在那段时间里，他也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做，而是在苏联的一个研究所里。而且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写作的《我的间谍生涯》一书，公开出版，从此人们才渐渐知道了他的传奇一生。
布莱克向中情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开了如此之大的一个玩笑，他们毫无颜面。中情局一直到1956年4月22日才发现自己的可笑。当一个苏联通信工程兵在维修电缆时，突然掉进隧道，柏林隧道无意中暴露出来。苏联当即召开记者会，指责美国人入侵苏联管辖区，并让众多记者参观这条通向美占区的隧道。与此同时，美、英传播媒体也大肆宣传，说这条隧道三年来的窃听行动，是冷战中西方最大的成功。直至1961年，布莱克间谍案曝光后，英美情报机构才意识到自己被苏联人耍了。

第四部分：CIA的第一桶金：白银行动一次失败的成功 盗取苏共20大报告(1)

“那份报告将使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目瞪口呆！”
中情局在成立初试不仅在情报窃取方面取得很大进步，另一件比较重要的事件就是中情局窃取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
1956年 3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收到一份打入苏联内部的中央情报局高级特工发回的秘密情报：“苏联内部将要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个报告给杜勒斯产生了极大的震动！这个时候斯大林去世已经4年，赫鲁晓夫刚刚主持苏联共产党开完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美国中情局其实早就分析出苏联内部将发生变化，可是没有预料到会发生如此震惊的变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赫鲁晓夫代表党中央，作了一个国外共产党代表不能参加的“秘密报告”。由于赫鲁晓夫的报告是在苏共二十大期间特别安排的一次会议上作的，报告的复印件没有散发，只有克格勃保存了几份报告，那是用来听取苏联党内和东欧共产党国家的意见时用的。这个报告严格保密。杜勒斯立即将这可能影响深远的变化报告给总统艾森豪威尔。总统也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以及将要带来的重大变化，于是他向杜勒斯指示道：“马上命令你的手下想尽一切办法把赫鲁晓夫的报告内容搞到手。这很有可能会使苏联发生我们无法想像的变化。”
如何才能够得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这可让杜勒斯伤透了脑筋，“首先要找一个精明能干的人，”他在脑中思考，“然后要让他充分认识到这个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及不能马马虎虎。”一个一个得力手下的名字在杜勒斯的脑中闪过，最后他仍然无法想到一个合适的人选。最终他决定在中情局开一个高层成员的会议来讨论。会议的确带来了结果，有两个中情局的年轻人最后成为杜勒斯的选择对象，罗伯特·艾默里和威斯纳。这两个人都是当时中情局里的出类拔萃的特工，他们年轻，前途远大而且能力卓越。艾默里交游广泛，人缘极好，办事顺利而又圆满；威斯纳则往往独辟蹊径，出奇制胜，屡建功勋。两人都想借助这个难得的机会向上发展。杜勒斯一时无法决定选用哪一个。这时，杜勒斯的亲信向他介绍，艾默里和他的手下人员与南斯拉夫人的关系颇为不错。杜勒斯找到艾默里问道：“如果我将这个十分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你将如何完成？”艾默里自信地回答道：“我可以亲自通过南斯拉夫外交部这一渠道，争取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搞到手。”杜勒斯当然知道苏联一定会送给南共联盟一份秘密报告的副本。艾默里补充道：“南斯拉夫正接受美国数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与南斯拉夫的这一笔交易准会成功。”杜勒斯听了之后十分满意，但他只留下一句话，“我只要最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能够放到我的桌子上，并且要快！”
实际上杜勒斯同意了这个方案。于是艾默里的秘密行动悄悄地展开了。但是与此同时，杜勒斯也同意了威斯纳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赫鲁晓夫的密报。谁能先将报告送到他手上，谁将是胜利者。
带着秘密使命，艾默里于1956年3月从华盛顿飞抵贝尔格莱德的美国使馆。他的公开身份是美国外交特使。很快艾默里从贝尔格莱德那打听到，赫鲁晓夫很可能会对斯大林进行极端批判。他向中情局送回一些赫鲁晓夫与斯大林结怨的报告，报告表明赫鲁晓夫的儿子的死跟斯大林有关。赫鲁晓夫与第一个妻子生的儿子列昂尼德·赫鲁晓夫在战争爆发后当上了一名飞行员。在一次战斗中，列昂尼德驾驶的歼击机向德国人的方向飞去，他失踪了。后来从苏共中央行政机关和克格勃一些人那里知道了列昂尼德的下落，他成了德国人的俘虏。最终他向德国人妥协，成了敌人手里的一名人质。斯大林得知后，下命令：不惜任何代价把列昂尼德清除。派到德国执行任务的“锄奸队”完成了这一任务。他们将列昂尼德押回莫斯科。根据活跃在敌人后方“锄奸队”收集到的列昂尼德的犯罪事实，莫斯科军区军事法庭判处列昂尼德死刑。赫鲁晓夫当时曾多次请求斯大林对他儿子从宽处理。斯大林在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后最终决定实行枪决。

第四部分：CIA的第一桶金：白银行动一次失败的成功 盗取苏共20大报告(2)

艾默里继续收集情报并且开始同大使馆接触。为保密起见，对于所负的秘密使命，艾默里只向大使本人做了暗示。名义上，他还担负着同南斯拉夫谈判的使命。 艾默里来到贝尔格莱德后，顾不上休息，直接拜访了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副主席兼外交部长爱德华·卡德尔。在近两个小时的密谈中，艾默里开始没有提任何有关苏联的事，他大谈南斯拉夫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一再表示，美国政府对与南斯拉夫签订贷款合同很有信心。他谈南斯拉夫的现在，又谈南斯拉夫的过去，从南斯拉夫的建国历史中，又很自然地谈到斯大林，谈到苏联。艾默里说：“南斯拉夫共产党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政党。在过去的日子里，南、苏关系的破裂，责任全在苏方。苏联人自负、专横，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非但不帮助兄弟民族，而且倒打一耙，给南斯拉夫制造不应该的麻烦，挑拨南斯拉夫与其他友好国家的关系。”艾默里还引经据典，从俄国历史中撷取事实，说明了一个道理：俄国人不是真正可交的朋友，无论何时，都要对其留上一手。在漫谈中，艾默里轻描淡写地向卡德尔提出了谈话的主题。他说：“据可靠消息得知，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曾作过一个报告，报告中谈到了对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这个报告，你们的代表团也拿到一份复印件，对吗?”艾默里问得非常巧妙，他没有显出丝毫的用心，掩盖了问话的真正目的。卡德尔证实了艾默里的问话。“苏联是大国，美国总统对这件事很关心。他让我转告你方，美国想看看苏联的报告，你看行吗?美国方面将对此事严加保密!”艾默里抬出了美国总统。 这一次，卡德尔的回答已不十分明确了。显然，他已意识到了艾默里的用心。“这件事，需要铁托同志批准。”卡德尔显得无可奈何。 艾默里很清楚，他这是找退路。艾默里只有同意，但是他向对方暗示这件事情将会影响到美国对南斯拉夫的经济关系。第二天，艾默里又去外交部。见到卡德尔时，他竟不顾外交礼节直接问道：“怎么样?”卡德尔没有回答，却递给艾默里一杯威士忌酒。艾默里接过酒杯，并没有喝下去，他只是看着卡德尔。“朋友，铁托说了，‘我们要尊重友国。’”艾默里明白了：南斯拉夫不相信苏联，可更不愿巴结美国。艾默里想到过南斯拉夫人的拒绝，但没有想到他们会拒绝得这么干脆。
与此同时，艾默里在中央情报局的竞争对手威斯纳也正在千方百计地独辟蹊径，他想抢在艾默里之前，把这份报告搞到手。最终，他如愿以偿。据后来的档案记载，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作完后不久，苏共领导人便将这一报告的文本赠送给了前来参加苏共二十大的波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贝鲁特、保加利亚党中央第一书记契尔年科夫、匈牙利党中央第一书记拉科西、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乌布利希和中共代表团团长朱德。另外，法共中央总书记多列士、意共中央总书记陶里亚蒂、奥共中央主席科普勒尼希、西班牙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伊巴露丽拿到了报告的摘要。3月初，铁托也得到了报告的完整文本。从3月份下半月开始，对“秘密报告”的报道、转述、摘要已陆续出现在某些党或国家的报刊上。后来波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贝鲁特在参加完苏共二十大后不久，便于1956年3月12日在莫斯科病逝，他的国内战友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秘密报告”的文本，其中的某个人复制了报告文件，很快“复制件”便出现在华沙的黑市上，其中的一份被一位美国人以300美元的价格买走并交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这个人就是威斯纳。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情报界的“木马屠城记”
1956年 3月12日，威斯纳得到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贝鲁特在莫斯科病逝的消息，他敏锐地感觉到这可能会帮助他得到秘密报告。果然如他预计，消息传到波兰后政府一片混乱。为了代替贝鲁特继任第一书记这个诱人的职位，波兰内部代表不同派系的势力展开了竞争。威斯纳抓住这个机会，迅速和他的部下研究行动方案。随后，他马上指令活动在波兰的计划处特工，趁着大好形势，尽快取得散发给波兰代表团的赫鲁晓夫报告的复印件。当人们把注意力放在了“第一书记”的位子上，放松了对一些国家机密的注意。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巧妙地利用了这一难得的机会。威斯纳通过一些途径接触到了波兰政府的相关人物并用金钱收买他们，因此他很容易地接近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从这个掌握党内重要材料的人物那里，轻而易举地复印了一份赫鲁晓夫的报告。 4 月初，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将这份报告秘密送到莫斯科，经过美国驻苏联大使查尔斯·波伦的鉴定，确认确实是赫鲁晓夫的报告。然而，这一份报告中，有35处删节，有关苏联今后对外政策方面的内容全部被删去了。苏联发给东欧共产党国家的报告原来都是节略本。

第四部分：CIA的第一桶金：白银行动一次失败的成功 盗取苏共20大报告(3)

威斯纳立刻召集特工们召开动员会，表扬了计划处在这次行动中的成功举动，同时要求特工们再接再厉，再窃取一份报告的全本。这次动员会上，隶属计划处的反情报处处长詹姆斯·安格尔顿发现一条宝贵“途径”。他告诉威斯纳，只有借助“摩萨德”的帮助，才能尽快搞到情报。
“摩萨德”是以色列的情报机关，他们在以色列复国、打败阿拉伯联盟对以色列的进攻、保护以色列等重大行动中做出过出色贡献，很受西方各国注意。中情局对“摩萨德”的活动很熟悉，也与他们有着密切的关系，“摩萨德”办事果断，从不为无代价之举。当威斯纳对工作在苏联的“摩萨德”头目提出此事时，他当场答应，但却提出很高的要价。威斯纳无奈，只得答应他的要求。两周后，中情局以几十万美元的巨款从“摩萨德”特工手中换回一份赫鲁晓夫报告的全文。这份报告是从一个加入苏联共产党的犹太人手中购得的。威斯纳拿到报告后有些痛惜巨款，但他更没忘记验证报告的真假。他当即把报告送交给机要情报室负责人雷·克莱因做权威性鉴定。一周后，克莱因异常兴奋地在一次威斯纳主持的秘密会议上宣布：“这是一份真正的报告!我们拥有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全文!”
报告的主体部分是谈斯大林违背列宁“遗嘱”，违背马列主义，取得联共(布)中央第一书记后，在卫国战争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做出的有悖于国家领导人、有悖于苏联共产党、有悖于苏联人民的种种“令人发指”的行为。报告详细地列举了斯大林时期种种案件的真相，举出了许多为苏联人民所不知的事件内幕。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指控斯大林为“暴君”，说他在一系列大清洗中，处决或逼死了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上千名十月革命时的老布尔什维克，屠杀了包括“红色拿破仑”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内的数百名红军高级将领，杀害了十几万工程技术人员和干部，数百万人被流放，上千万人遭株连……斯大林简直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我这个报告不想全面评述斯大林的生平事迹。关于斯大林的功绩，还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写了大量的书籍、小册子和研究论文，已经进行了足够的研究。斯大林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以及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尽人皆知的。现在，我们关心的，是一个对我们党的现在和将来都有重大意义的问题，那就是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逐步形成的，它怎样在一定阶段上变成一系列极其严重地歪曲党的原则、歪曲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根源……”这不是一份即席所作的演说，而是经过仔细准备、罗列详细材料的“秘密文件”。赫鲁晓夫目的明确，言辞激烈而又“严肃”，开宗明义就向“斯大林主义”发起全面进攻。赫鲁晓夫最后提到，“我们必须坚决彻底地揭露个人崇拜，无论在思想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要在我们党的全部思想工作中恢复并且坚决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原则，即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类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改造社会和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赫鲁晓夫的这份报告预示着，苏联社会和整个共产主义阵营正处在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上，整个国际形势的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随后，赫鲁晓夫又采取一系列措施，斯大林的遗体被迁出红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更改了名称。一个曾经被苏联人民引以为荣的显赫人物，顷刻间坠入了十八层地狱。
CIA乘胜追击
后来中情局让美国的全球广播电台“美国之音”，隔一小时播一次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这样让整个世界为之一震。世界各地开始了对苏共“斯大林主义”的批评。西方国家开始大量批判斯大林，批判社会主义国际，批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也都纷纷受到影响，国内产生了动乱。这一切，又都是出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苦心经营。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被中情局揭露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普遍出现政治危机。随即导致了10月的匈牙利工人发动武装起义，结果苏联出兵镇压。中情局与苏联的斗争接着便在匈牙利展开了。有趣的是，在中情局争抢秘密报告活动中争得你死我活的两个对手艾默里和威斯纳，在匈牙利的行动中慢慢地走到了一块儿，并一同合作。
我们先来看看匈牙利事件的简单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匈牙利国内有个“箭十字”的反动组织，它像法西斯一样残酷迫害犹太人。苏军占领了匈牙利后，“箭十字”中的一些成员摇身一变，混入了新政权领导的秘密警察AVH。后来匈牙利陷入一个人的统治，他就是拉科西。此人身短体胖，秃顶，斯大林背后叫他“屁股头”。拉科西十分信奉斯大林那一套独断专行的做法，他领导下的AVH成了一支镇压人民的队伍。AVH有正式成员10万，还有数以万计的外围人员。AVH 极力模仿当时苏联的一套，大搞个人迷信，对拉科西顶礼膜拜。可是苏共二十大后，拉科西因为对斯大林的迷信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最后在赫鲁晓夫的压力下，拉科西不得不辞职。苏联随即在匈牙利组织了自己的政权。

第四部分：CIA的第一桶金：白银行动一次失败的成功 盗取苏共20大报告(4)

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的学生走上街头反对苏联对本国的占领。这时中央情报局开始活动。杜勒斯命令让匈牙利的“红袜-红帽”小组行动起来，参加到反对者中去，并帮助把他们组织起来。匈牙利的工人和学生们一起举行反对苏联占领军的示威，要求结束共产主义的统治。“自由欧洲电台”和“红袜-红帽”小组对此推波助澜。这时中情局抓紧时机，向匈牙利人表示只要脱离苏联就会得到美国大量的援助。10月31日，匈牙利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这可让苏联暴怒。苏联立即派遣了20万部队和2500辆坦克与装甲车去镇压叛乱。双方进行了一场激战，苏联伤亡很大。在这个时候，刚刚在窃取赫鲁晓夫二十大报告中大获成功的中央情报局计划处处长威斯纳密切注意着匈牙利发生的冲突。他根据所掌握的情报和眼前发生的事情，预见到赫鲁晓夫在匈牙利的军事行动会取得成功。因此威斯纳立即找到局长杜勒斯，告诉他，“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苏联一定会有效地控制住匈牙利的局势，如果我们现在不帮助匈牙利人的话，我们将失去最佳的机会。”杜勒斯犹豫不决。威斯纳多次催促杜勒斯局长，他提出方案： 利用“红袜-红帽”的地下人员，并动用中央情报局秘密军事力量，支持匈牙利取得胜利。
威斯纳在之前的竞争中抢得先机，于是他想趁热打铁，再获战功。可是，在抢夺赫鲁晓夫报告中失利的艾默里当然不会就此罢休，他也想通过匈牙利事件来争取战功。情报处长艾默里看准了苏联在匈牙利采取军事行动中的不利因素，大胆提出了新的设想。艾默里认为，苏联核武器力量薄弱，目前又遭到匈牙利军方和老百姓的联合抵抗，苏联与匈牙利东部连接的铁路线和公路线十分脆弱，只要对苏联山区要隘处进行核力量打击，那么苏联通向匈牙利的运输线将会陷入瘫痪状态，苏联就不会向匈牙利提供支援。艾默里也找到局长杜勒斯，并十分自信地对他说，“苏联绝对不会为此和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冲突。”
这一次，威斯纳十分同意艾默里的设想，并且他提出要采取常规的秘密军事行动。于是在艾默里和威斯纳两人共同的催促下，杜勒斯向白宫报告，但最后很遗憾地告诉二人说：“你们的建议和设想无法付诸行动。”他十分无奈地说，“现在是大选的关键时候，白宫不会拿这件事冒险。”
但是，中央情报局计划处策划的“红袜-红帽”秘密行动已准备就绪，只等上面一声令下。然而，匈牙利事件发展之快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正当华盛顿有关方面为美国是否要卷入这一事件争论不休的时候，匈牙利的暴动已经被镇压了下去。
11月4日，匈牙利成立了以卡达尔为首的工农革命政府。就在这前一天，苏联严厉地谴责了“自由欧洲电台”煽动匈牙利国内反革命暴动的“无耻行径”。最后，“红袜-红帽”行动也被美国中止了。 又一次冷战对抗因为双方势力的均衡暂告结束。

第五部分：CIA的伤疤：精神药物与人体试验“蓝鸟行动”和“蓟菜工程”(1)-(图)

中情局早期不仅在窃取情报方面表现出色，而且在对人类研究方面也开展了大量的活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在朝鲜战争中，有一件事极大地刺激了美国中情局。那就是在战争中被俘虏的美国大兵的异常表现。他们在无线电广播中为共产党和苏联大说好话，并谴责美国卷入朝鲜战争。本来，美国士兵在派往战场前都经过训练，在被俘后不会如此容易的叛变。中情局认为，他们一定是受到了苏联人的特殊的审问，苏联人一定是通过什么神秘的东西控制了人的大脑。
这引起了中情局的极大的兴趣。于是，中情局决定在这个方面上展开研究，争取获得能够掌握控制人类大脑的能力。首先开展的行动被称之为“蓝鸟行动”。
蓝鸟行动的目的在于研制出一种药物。这种药物可以使人麻醉，并且在不知不觉中将他所掌握的秘密讲出来。这个任务主要是由中情局的谢菲尔德·爱德华兹负责，他是当时的安全处处长。中情局的安全处就是防止中情局人员受到敌人渗透的部门。谢菲尔德·爱德华兹在接到任务后深感这项任务的艰巨性。他反复地思考这种药物的可行性，任何人都知道要想控一个人的行为可能不难，可是要控制一个人的思想却是十分困难的。同时，谢菲尔德·爱德华兹深知，这种药物的试验也涉及十分棘手的问题，它不仅仅要用动物来进行试验，它最终试验的对象是人。这将引起什么呢？他不敢再往下想下去。不过既然答应了局长接下了这个任务，爱德华兹知道只能尽一切努力开展下去。
爱德华兹找来大量的精神病学家、催眠专家和中情局的测谎专家、技术人员，并组成了一个研究试验小组。爱德华兹在研究小组的第一次会上告诉他们，这将是一个改变人类的研究行动，所以所有人必须十分的谨慎，不能出现任何差错，而且绝对禁止消息外泄，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在爱德华兹的领导下，研究试验小组迅速展开秘密行动，他们找来了大量的药物进行研究。
研究试验小组发现了一种药物——普斯普剂，被称为PCP。爱德华兹他们经过研究发现这种药物有麻醉作用并能使人产生幻觉。经过进一步研究，中情局的研究试验小组发现PCP通过影响人的大脑及中枢神经活动对人体产生多种作用：小剂量服用会出现与大多数抑制剂相似的镇静效果；中等剂量服用则产生感觉障碍，表现为痛觉缺失或感觉缺失现象；如果大剂量服用PCP，将产生幻觉和惊厥、昏迷甚至死亡等急性中毒症状。大剂量用药后1～2小时，吸毒者开始出现情绪不稳、兴奋躁动、失去痛感、神经麻木并自感失重，继而注意力不能集中，产生思维障碍，逐渐出现幻觉，有的还因此导致进攻行为或自残行为。随后的研究和试验使得爱德华兹十分满意。研究人员通过大量的工作最后告知爱德华兹，如果给人服用较大剂量的PCP会使之产生思维混乱、感觉迟钝、判断力和自控力下降，在这个时候配合特殊的审问便会使被审问者不知不觉地讲出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而且服用PCP的人有一定的心理依赖性，他们会为了得到药物而不得不按我们的要求做。爱德华兹立即要求研究试验小组对PCP的作用进行证实，不过这可难坏了研究人员。爱德华兹自己也明白这有多么困难，“难道让他们去找活生生的人来进行试验？”，“这太可怕了。”于是，他去找局长，当时的中情局局长是希伦科特。希伦科特听了爱德华兹的抱怨后也没有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不过他让爱德华兹的小组继续努力，研制更多的药物，将来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爱德华兹和局长都知道，这一天的到来是很难预测的，可是大家也只能如此了。
与此同时，研究试验小组陆续发现并研制了许多其他的特殊药物。麦角酸二乙基酰胺就是其中一个。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ysergids），简称LSD，是一种无色无嗅无味的液体，属于半合成的生物碱类物质。这种物质是由瑞士化学家艾伯特·霍夫曼在1938年利用麦角中所含的麦角胺、麦角新碱首次合成的。LSD是已知药力最强的迷幻剂，极易为人体所吸收。吸毒者服用该药30～60分钟后就出现心跳加速，血压升高，瞳孔放大等反应，2～3小时左右产生幻视、幻听和幻觉，对周围的声音、颜色、气味及其他事物的敏感性畸型增大，对事物的判断力和对自己的控制力下降或消失。此时，在生理上常伴有眩晕、头痛及恶心呕吐等症状。LSD要在肝内代谢，通过肠道排出体外。当药效消失、迷幻期结束后，服用者往往会感到严重的忧郁，有些人还会出现幻觉重现的现象。对这种现象的恐惧性反应有时会导致自杀行为。LSD会使服用者产生顽固的心理依赖性，长期服用也会出现药物耐受性以致服用量不断加大。长期或大量服用LSD除了使记忆力受到损害，并出现抽象思维障碍外，还有相当严重的毒副作用，会大量杀伤细胞中的染色体。中情局研究人员发现，通过给人服用这种药物，再配合心理攻势，能容易将一个人的思想控制住，并在一段时间内被安全控制。可是同PCP一样，研究人员无法对这种药物进行最终的可行性试验。

第五部分：CIA的伤疤：精神药物与人体试验“蓝鸟行动”和“蓟菜工程”(2)-(图)

爱德华兹和他的研究小组前前后后发现了许多类似功能的药物，包括毒品。他们对这些特殊的药物进行了分别的研究，并在一定程度取得了成果。可是，由于无法通过实际的试验来检验先前研究，爱德华兹们陷入了一个困境。正当他们苦恼的时候，中情局长找到了爱德华兹，告诉他：“你和你们的药物马上就能派上用场了，我们在日本抓到了几个人，他们被怀疑是双重间谍，所以你派你的人带上你们研制的那些东西去东京审讯他们。这可是你们的机会，别让我失望。”这次会面后，爱德华兹十分兴奋，他们辛苦研究的药物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他对他的研究人员很有信心。而且确信这次通过真人的试验会为以后的研究十分有利。于是他派出了研究小组前往东京，结果他们在东京的表现让中情局十分满意。爱德华兹受到了局长的表扬。爱德华兹和他的特别研究试验小组的工作得到了肯定，他们的研究继续秘密地进行着。
与此同时，中情局内部还有一项十分特别的研究试验项目。这个研究项目被称为“蓟菜行动”，它的目的是通过特殊的技术手段使得人成为特殊的人，他们的意志和信念被特殊的药物改变，思维程序受到控制和支配。其实就是把人变成“机器人”。后来“蓟菜行动”和“蓝鸟行动”被中情局合并到一块儿，统一负责。而这个任务的总负责人就是后来的中情局长，有名的艾伦·杜勒斯。中情局由此秘密地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试验。“蓟菜行动”和“蓝鸟行动”合并到一块儿去是因为他们有相似方向和研究手段。从此，更多的中情局部门和人员投入到其中。后来的材料揭示出在那段时间里，共有44个大学、15个研究机构、12个医院和10多个制药厂商参加了这项行动。美国的情报部门、司法部门、卫生部门和教育部门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替中情局进行过秘密试验。
在美国不同的地区，这种试验也在悄悄地进行着。据称，在纽约，有个试验点利用妓女把人引到一个特定的地点，然后秘密地让她们喝下含有特殊药物的饮料，同时试验者在暗中观察研究。据后来了解，大概在20年来有成百上千人被秘密地进行了试验。
奥尔森案件
其实，在“蓝鸟行动”和“蓟菜行动”的试验中，出现了大量的问题，很多被试验者因此丧命。其中比较有名的一件事故是奥尔森事故。
弗兰克·奥尔森是当时的美国陆军生物中心的医生，他也是中情局秘密试验的一名试验人员。1953年11月18日，一些穿着讲究而且各个表情严肃的人陆续来到阿巴拉契亚山附近的一个庄园里开会。他们都是药物研究人员，其中的一个人叫做弗兰克·奥尔森。在会上，他们分别将自己最近一段时间的研究和发现做了报告，然后就一些技术问题进行讨论。这种研讨会大概一年都要秘密进行两三次，每一次都有相应的主题，而这次的主题就是药物LSD。包括弗兰克·奥尔森在内的这些科学研究人员都很喜欢这样的研讨会，通过会议可以借鉴和学习别人的研究成果。而且，这些会议的组织单位也给了他们大量的资金。但是，他们不喜欢会议的进行方式，总是在十分秘密的场合；而且他们要保证会议的过程和结果都不许向别人透露，会议结束后所有人不许私下联系。当然，他们更不知道组织这些会议的单位到底是干什么的。其实，这个单位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中情局希望这些生物、药物学家可以为他们研制出他们所需要的特殊药物。至于这些药物将来要用作什么是不会告诉他们的。每一次会议都是由中情局严密组织，而且会议的各个角落都有中情局人员在关注着。18日的会议很成功，与会的专家们对他们新近研制的LSD十分满意，认为这种药物已经达到了预先设计的效果。会议结束后，像往常一样有一个小小的庆祝仪式。这时，会议工作人员拿出一瓶威士忌，说：“祝贺各位在LSD药物上取得的成绩，让我们为LSD干一杯怎么样？”大家当时都很高兴，于是每个人都倒了一杯——除了不会喝酒的两个专家。“我有一个建议，既然我们研制出了LSD，为什么我们不首先品尝一下它呢，我们都知道，喝一点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一建议也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因为他们都认为这些剂量不足以产生对人体有害的作用，并且他们都想亲自体验自已研制的药物的效果。

第五部分：CIA的伤疤：精神药物与人体试验“蓝鸟行动”和“蓟菜工程”(3)-(图)

酒喝完了，会议也结束了。所有的人都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并继续进行研制工作。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个月左右后，中情局接到了药物LSD研究小组负责人的报告，“LSD药物出现问题，可能导致受药者丧命”。弗兰克·奥尔森回家后出现了反常的行为。他的家人也发现他越来越情绪低落，行为古怪，而且经常出现痛苦的情况。当中情局知道这一情况后，他们立即意识到可能是LSD出了问题。于是马上派人将奥尔森送到纽约的精神病医院。治疗之后又转到疗养院进行继续护理。然而所有的治疗全都没有任何效果，奥尔森的情绪越来越失控。终于有一天，他病情恶化，脾气暴躁，当砸完屋里所有东西后跳楼自杀了。
这一件事惊动了当时已经是中情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他得到的解释是“不应该是LSD药物出现问题，因为其他服用的人员都没有出现问题”。他命令有关部门马上立即展开调查，并保证以后不能再出现类似事件。后来调查表明，实际上奥尔森本身就有一定程度上的精神问题，服用LSD后病情加重最后导致了事件。中情局最初向奥尔森的家属公布的是，奥尔森是由于一种罕见的疾病而死亡，后来才告诉他的妻子，奥尔森是跳楼而死。最后，他的亲属得到了75万美元的赔偿。福特总统还以个人名义向奥尔森家属道歉。
奥尔森事件发生后，中情局内部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很多人开始反对继续进行这种人体试验。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要求研究工作继续下去。事实上，这种秘密的研究试验一直没有停止。奥尔森事件中，他的家属得到了应有的赔偿，可是在美国的各个地方以及世界上很多地方，有多少个像奥尔森这样的人存在，他们成了试验的受害者，然而却不为人所知。
物质主义笼罩下的美国人，总是相信人类的精神活动可以通过物质手段严格控制，并一再试图以这种思想引导情报工作的进行。当LSD、“吐真药”之类的精神药物似乎不起作用时，一度被认为是屡试不爽的测谎仪就开始大行其道。
所谓“测谎仪”，实际上是一套由各种电子元件组装成的间谍仪器，可以利用电磁频率的变化记录下被审讯者的血压、脉搏、呼吸、排汗等方面的变化。一般情况下，被审讯者由于思想压力、心理紧张和恐惧，面对杀气腾腾的中央情报局讯问特工提出的问题，回答“是”或“不是”的时候，血压、脉搏、呼吸、排汗等方面的数据记录则可证明他们是诚实的还是在说谎。
在被测试之前，首先要进行预测。所谓“预测”即是中情局人员把要提出的问题从头至尾先问被测试者一次。那些不能直接回答“是”或“不是”需要加以解释的问题要重新措辞。预测完后，正式测试开始，被测试者的身体安装仪器部件：一条可以伸缩的橡皮管环绕在胸脯上来测呼吸；在腿上、手臂上戴上量血压的扣环来检验血压和脉搏的变化，仪器会做自动记录。操作者坐在仪器后面，仪器则放在被测试者身后，然后由操作者提问一个个问题，让被测试者一一回答。测试结束后，测试者研究图纸上的记录，找出那些被测试者没有说出真话的征象。
试验完毕后，测试者对这些“征象”进行讨论，问被测试者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是什么干扰乱了他的思想，当时他有什么心理负担。接着再进行第二次测试。事实上，要判定回答是否谎言，至少需要进行三至四次测试才行，一种不正常的反应至少要在两次不同的测试中都出现才有一定意义。仪器测试之后，被测试者还得应付测试者有意无意之中的“心理测试”。比如，明明仪器记录没有说谎征象，但测试者却会对被测试者说，你在这个地方没有说真话，请再回答一遍。实际上这是向他们施加心理压力。
对测谎仪的作用，中央情报局历来争议激烈，莫衷一是。事实上，许多人撒了谎但测谎仪却没能测出来——这通常归功于其过硬的心理素质——例如震惊整个美国的双重间谍埃姆斯就成功地两次躲过了测谎仪的检查。阿富汗战争后塔利班战俘被测试时，多次把假话说出来，美军就信以为真，接着徒劳无功地采取多次大规模的空中打击和地面搜捕行动。这些战俘今天说重要人物逃到巴基斯坦境内，明天说逃到阿富汗南部山区，后天说逃到索马里或者在空袭中死亡等，使美军耗费了大量人力和弹药，甚至导致一架KC-130空中加油机坠毁、7人死亡的有史以来的最大的一场悲剧。
2001年12月，美中央情报局特工通过测谎仪审讯战俘后得知，重要目标“根据地”秘密转移到了海上，并组成了一支大约20艘舰船规模的舰队，分布在以阿拉伯海和印度洋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对此，美军在地面部队加紧在阿富汗搜索重要目标的同时，美国海军也在全球各大洋展开了“围剿”行动，力求将重要人物一网打尽。结果证明这是一个假情报。
实践证明，美国中央情报局使用的测谎仪是不灵验的，连美国参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最近在一项报告说：“测谎被认为是有用但不可靠的审讯手段。”特别是一些好人有时被测之后，被误成是恐怖分子，在美国受到了长期监视。

第五部分：CIA的伤疤：精神药物与人体试验“蓝鸟行动”和“蓟菜工程”(4)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慎重地告诫说：“对那些有泄密之嫌的人做测谎试验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不应该根据靠不住的测谎试验便断送一个人的职业生涯。”然而，在过去7年中，测谎在反情报界得到新的地位。中央情报局至少对4万名涉嫌人进行了测谎检查，以寻找吸毒者和潜伏的间谍，但功效不大。
据情报部门和执法机构的官员说，测谎仪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实施反情报、反渗透的一个重要工具。然而，目前多数法律案件中不允许把测谎的结果作为证据，因为人们对它的准确性有怀疑。中央情报局那些得到撒谎测试结果的雇员常常发现自己处于被称为“测谎束缚”的社会底层。有时错误的测试结果将使中央情报局不知花费了多少精力，甚至要用两年的时间进行调查，寻找被测者与外国情报机构的联系。联邦调查局的反情报特工马克·马拉就是其中一个，被美国特工进行了长达19个月的监视，并多次搜查他的住处。中央情报局有时对他进行一天24小时的监视，包括在他的头顶盘旋的联邦调查局的飞机。直到1995年7月才证明他是清白的，恢复了原职。
如果以正常的道德良知来评价，中央情报局的人体试验可以说是一种唯利是图的政客的阴谋与攫取情报的卑鄙手段，而这一切，如果和它对日本细菌战部队的支持相比，又显得“黯然失色”了。
早在二战结束后，美国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批准对臭名昭著的战犯、日军中将石井四郎和他的细菌战部队（即所谓的“731部队”）免予战争罪行的控诉，交换条件则是让他把资料和技术提供给美方进行生物武器的研究（特别是在马里兰州德特里克要塞进行的研究），并稍后在朝鲜战争中进行实地试验。对于这一令人唾弃的肮脏交易，在20世纪80年代，在日本也发表了有确凿证据的详尽报道并有专著出版。就这样，手上沾满中国受害人鲜血的“731部队”的战犯成为美国政府麾下的研究精英。美国政府把他们从1948年留到1968年，继续在美研究生化武器，这批日本战犯带着731实验室的菌种到马里兰州德特里克要塞的美军实验室，相安无事地继续他们的“科学研究”。
历史是最杰出的讽刺小说家，在“9·11事件”后，美国许多政府部门都收到了里面装有炭疽菌的信件，也有人受到炭疽菌侵害——这是一种致命的毒性极强的病菌。美国政府号令各级情报组织倾全力调查。紧接着，令人哭笑不得的结果出来了：《华盛顿邮报》和美国有线电视网等众多媒体都报道说，导致多名美国人丧生的炭疽菌来源，其实就是位于马里兰州德特里克要塞的美国陆军生化战研究室！
《华盛顿邮报》报道，德特里克要塞实验室有两打以上的细菌样本于1991年的时候不知去向。当时在实验室工作的人，以及次年陆军内部的调查报告显示，遗失的这批危险的样本，包括炭疽菌在内和去年攻击美国的炭疽菌事件，已查出源于一处。这个生化战研究室是由中央情报局及其二战时的前身所资助的，中央情报局与此事脱不了干系！美国人一向鼓吹至高无上的“天赋人权观”，然而，当他们的道德高调遭遇了他们的情报组织时——这些情报组织按照政府的授意，对曾大肆进行活人解剖试验的日军战犯实施保护行为——人权的大旗也似乎摇摇欲坠了。
无论是对精神药物和测谎仪的迷信，还是对日本细菌战部队的资助与扶持，这些事件都在中央情报局不长的历史上留下了一个个巨大的永远无法抹去的污点，中央情报局也因其自身浓重的政治色彩而为公众甚至是外国同行所诟病：“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第五部分：CIA的伤疤：精神药物与人体试验CIA搁浅“猪湾”(1)

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美国在二战后对苏联采取的“遏制政策”，在这一思维的指导下，中情局展开了针对苏联的一系列行动，如我们提到过的白银行动、黄金行动和窃取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等等。其实，在“遏制”战略的另一个方面，南美洲和北美洲被认为是美国利益头等重要的地区，无论在军事、经济还是在原料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1950年开始，美国白宫就被各界人士提醒要注重拉丁美洲的地位。拉丁美洲一直作为美国的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曾以一份电报闻名的乔治·凯南将自己在电报中阐述的对苏联遏制的思想延伸到拉丁美洲，他向白宫报告说，“如果拉丁美洲落到了我们的敌人的手中，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可以想像得到，拉丁美洲作为美国的“后院”，如果这里出了问题无疑是后院起火。凯南断言说，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必须把美国的安全利益放在首位。乔治·凯南在向白宫的建议中反复强调共产党的可怕性，如果美国的身边出现了共产党的国家，那么会慢慢地将美国包围。艾森豪威尔最后被说服了，并决定对拉丁美洲国家的独裁统治者提供大量的帮助，换来他们对美国的臣服并且反对共产党的渗透。这项任务的执行者，自然是中情局。在这段时间里，中情局在拉丁美洲向当地的统治者提供支持，帮助训练警察部队，临时指派顾问人员交换情报和信息等。
然而，古巴革命者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共产党人于1959年在美国的“后院”点起了第一把大火。在卡斯特罗的领导下，古巴革命者推翻了中情局支持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美国白宫的决策者脑中出现了如乔治·凯南等人所描述的场景：共产党一个接一个地在拉丁美洲的国家取得政权，最后形成大火，将美国包围在大火中。古巴的新政权在掌权后的做法更加使得美国人感到了恐惧。美国人在古巴的庄园和财产在一夜之间被卡斯特罗政府没收，美国人的企业也被收回。这使得美国政府大为不安。白宫马上采取行动，“一定要把火势控制并消灭”。于是古巴遭遇了美国指挥下的经济封锁、政治孤立，遭遇了美国有计划、有组织的颠覆活动。但是，在卡斯特罗的领导下，古巴丝毫不惧。卡斯特罗对待美国和西方的态度就像他的胡子一样倔强。他一次又一次地让美国的行动失败。当时，美国白宫的那些人只要一提到卡斯特罗，一个个都只是无奈地摇头。甚至有人提到大胡子都会让人感到不舒服。在无可奈何之际，艾森豪威尔只好把希望寄托于自己最后的一张牌——中央情报局，让它承担起从肉体上消灭卡斯特罗的“责任”。
中情局在领到任务后进行了详细的部署和安排，并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可是最后还是没有逃脱被卡斯特罗羞辱的命运，而且造成了著名的“猪湾事件”。
1959年12月11日，J.G.金上校向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送交了一份备忘录，上面写道，“仔细考虑之后，认为非干掉卡斯特罗不可……许多了解古巴情况的朋友都相信，只有干掉他才能加速古巴现政府的垮台。”杜勒斯批准了这份备忘录。随后，由比斯尔和金上校负责组织暗杀卡斯特罗的秘密行动。
在获得白宫的同意后，金上校组织了一个行动小组，研究具体的行动方案。7月，中情局总部向哈瓦那发去一份密电，命令对方同时暗杀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但不知道为什么，中情局总部当天又收回了这项命令。9月，暗杀卡斯特罗的计划已经就绪，中情局首先想到的是找犯罪集团合作，实施这一计划。
与此同时，比斯尔在中情局组织了以反对卡斯特罗为主题的政策研究，最后他向中情局提供了一整套的行动计划。比斯尔建议采取四个步骤：首先以流亡在外的反对卡斯特罗的古巴势力为基础组建一个反对政权，然后帮助这个政权发动强大的舆论攻势向卡斯特罗发动攻击。下一步就是在中情局的帮助下建立一个秘密的行动系统，具体负责针对卡斯特罗政府的情报和其他秘密行动。最后，建立一支武装力量，用来将卡斯特罗最终消灭。比斯尔的计划立即得到了艾森豪威尔的批准。而且总统告诉比斯尔，立即执行第一个步骤，即找到一个流亡的古巴人，由他来组织一个绝对反对卡斯特罗的敌对政府，并接受美国的管理。在这里应该提到的是，在美国有许多从古巴逃亡到美国来的人，他们过去往往从事赌场、走私、毒品之类的黑社会行当。中情局断定他们可能敢于冒险。于是在接下来的近一年时间里，比斯尔将他的计划逐一付诸实践。第一步在开始的时候是比较成功的，许多反对卡斯特罗的古巴流亡人像潮水一样涌入迈阿密。这些人都希望美国人能帮助他们赶走卡斯特罗，于是他们就能重归家园。可是在随后出现了问题，中情局找到的“流亡政府”的未来领导人是巴蒂斯塔，他并不能得到大多数流亡者的肯定和支持。一些人支持巴蒂斯塔，多数人反对巴蒂斯塔。中情局接着又试图找其他人来成立政府，可是没有一个人能胜任。与此同时，推翻卡斯特罗政府的武装部队也在比斯尔的指挥下建立和秘密训练。比斯尔招募了大量的狂热分子。最初中情局将训练营地选在迈阿密郊外，但因为这一基地的保密性不好，所以这支队伍被送到巴拿马运河区。

第五部分：CIA的伤疤：精神药物与人体试验CIA搁浅“猪湾”(2)

中央情报局首先挑选了少数的一些人，大概30个。这些人将来要成为执行美国在古巴任务的骨干，他们接受训练后就被派到古巴国内，在那里为将来的行动做准备，并组织游击部队。比斯尔告诉中情局，这只是他的初步计划，一旦他们所训练出来的古巴反卡斯特罗力量强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美国就可以退出行动，那些中情局训练出来的人完全能够独撑大局。
就这样，中情局慢慢培养出了一定规模的反卡斯特罗力量。比斯尔有计划地让他们分别向古巴的海岸渗透。可是他们的力量相对于卡斯特罗的力量太有限，并且得不到有力的支持。所有的行动都没有获得理想的结果。
于是，比斯尔面临着两个问题，首先是如何提高行动的规模，因为前面的教训告诉他，小规模的行动根本不起作用；第二就是如何找到更好的秘密训练基地，可以更好地培养反卡斯特罗力量。首先，比斯尔明白，要想扩大行动规模就必须有足够的经费，于是他向中情局报告要求增加对反卡斯特罗任务的投入。可是中情局给比斯尔的回答是，增加资金必须得到总统的批准。于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中情局开始和总统艾森豪威尔不断磋商。最后的结果很使比斯尔满意，总统一下子给了他1300万美元。这样就有了足够的资金来升级行动规模。然后就剩下找到一个理想的训练基地的问题了。在中情局给予比斯尔选择的几个基地位置中，他看中了位于危地马拉的加勒比海沿岸的一个训练基地。那里有着同古巴相近的地势地形，有利于演习登陆古巴的行动。同时那里偏僻而隐秘，不容易被人们发现。当所有问题都解决后，中情局开始招募大量的人员到那里受训。在那里的训练水平和强度都大大提高。
当看到基地的训练成绩一天比一天好，比斯尔感到信心十足。同时，他和中情局也开始研究如何进入古巴的方案。在经过了一系列的研究和比较后，比斯尔接受了一个比较大胆的方案。这是一个陆海空相结合的战斗计划。首先由美国的海军发动攻势，将古巴海岸的防御工事摧毁，同时将中情局培训出的特工们送上海滩，并保护他们；抢摊登陆的特工们就地进行部署，运用他们在受训时学到的阵势原地坚守，等待命令。然后，美军出动飞机，对哈瓦那进行空中打击，与此同时，严守阵地的特工们在飞机的配合下进军哈瓦那。更为重要的是中情局将控制古巴的电台，并对卡斯特罗的军队进行宣传，使他们丧失斗志。这一计划大胆而冒险，必须每一步都能够按照预先设计严格执行。当时，中情局内部对这一计划的可能性产生了分歧，可是比斯尔自己有足够的信心，因为他知道他训练出来的特工们绝对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战士。最后，比斯尔成功地说服了意见不同者，并为即将执行任务的军队取名之为“古巴旅”。“古巴旅”里的特工们自己称自己为“2506”战士，因为这个旅有自己独特的旅徽，图案是“2506”，上面压着一个十字架，军旗和士兵佩戴的符号，用的都是这种徽记。因此“古巴旅”也被称为2506旅。凡是参加这个旅的“战士”都将每月从中央情报局那里得到薪水，据说每人175美元。而且，他们的家人也会按月得到补助，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正当“古巴旅”行动即将执行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原来支持这一计划的总统艾森豪威尔任期已满，而新当选的总统——民主党的约翰·肯尼迪，他对于这个冒险计划没有足够的信心，而且刚刚执政的他容易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于是，比斯尔下面的任务不是如何对付古巴人，而是如何说服新总统允许他继续执行“古巴旅”任务。随后，比斯尔找到了杜勒斯，二人合力对总统再三劝说，最终中情局的计划获得了批准。1961年4月10日，冒险行动开始了。比斯尔命令“古巴旅”从危地马拉基地出发，先到尼加拉瓜贝萨斯港。在那里整顿后，“古巴旅”经过海路乘坐中情局为他们准备的船向古巴进发。由于“古巴旅”的这是些战士坚信自己将要投入的战斗为了自由，因此，他们所乘坐的船也被称为“自由号”。据称“古巴旅”的“自由”船队驶离贝萨斯港时，尼加拉瓜总统路易斯·索摩查亲自到码头送行。当“古巴旅”的战士向告别的人群挥手道别的时候，有人大声地喊出：“我会把卡斯特罗的胡子拔下带回来。”
经过一系列的考察，比斯尔最终将登陆的地点选在猪湾地区，在战略地图上，比斯尔用红线将猪湾地区内的40英里的古巴海岸线圈上，那里将是打开“胜利”大门的地方。中情局选择了三个地点作为登陆后争夺的阵地。并且，空军将在海湾通向古巴的公路进行空降并控制公路。空军另外的任务就是击落前来进攻的古巴飞机，并对古巴空军基地进行轰炸。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出动的飞机全部都是二战时的飞机，而不是美国最好的飞机。这么做的原因是不想使别人发现美国的军事存在。于是，所有的飞机上都被涂上古巴飞机的标志；而且这些飞机的驾驶员也都是逃亡国外的古巴人，因此，即使行动失败，也没有人会想到是美国人在搞鬼。同时飞机也不使用美国当时的先进武器和炸弹。

第五部分：CIA的伤疤：精神药物与人体试验CIA搁浅“猪湾”(3)

可以说，比斯尔对自己的计划相当满意。他向总统肯尼迪保证，如果一切能够按照计划进行，那么十个小时之内战斗就会结束。可是事情却没有像比斯尔预料的那样。当“古巴旅”的“自由号”船队驶抵猪湾后，比斯尔立即命令当地早已准备好的“蛙人”出击。当夜，中情局的蛙人出现在萨帕塔沼泽地的吉隆海滩，他们的任务是为“古巴旅”标明登陆点。这些蛙人主要是美国自己的特工，而不是训练出来的“古巴旅”的古巴特工，因为只有“古巴旅”的特工没有足够的能力完成任务。在这方面一度让总统大为忧虑，一旦在古巴战场上发现了美国人，那么他将没有办法向人们解释。可是，事态的发展已经无法控制了。于是肯尼迪只能向上帝祷告这些美国特工不出什么差错。比斯尔的计划一开始执行得按部就班，当天刚刚亮的时候，中情局的C-54和C-46运输机从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起飞，并在吉隆海滩上空投下一批伞兵。这些伞兵按照训练时的内容迅速强占了美国蛙人特工事先表明的目的地。同时“古巴旅”的战士随着5辆坦克向深处前进，由于得到B-26轰炸机和P-51野马式战斗机的掩护，一路上还算顺利。但此后，事情朝着比斯尔不想看到的方向发展了。为了掩人耳目而使用的落后的飞机根本没有办法同古巴的空军抗衡，在这一点上，中情局低估了古巴的空军力量。古巴新从苏联引进的的T-33喷气式飞机、B-26飞机和“海上怒涛”式飞机完全强于“古巴旅”的老式飞机，结果“古巴旅”的B-26被当成了空中靶子。在短暂的对战中，“古巴旅”的B-26就被打下好几架。由于本身飞机就落后，而且为了增加飞机的载油量，飞机的机枪被中情局拆除，代之以油箱，这使得“古巴旅”的B-26更加没有招架能力。结果计划中的空军行动宣告彻底失败。伴随而来的是更还的消息。由于失去了空军的保护，进行抢摊登陆的“古巴旅”“自由号”船队便成了被随便攻击的靶子了。卡斯特罗命令“海上怒涛式”飞机首先进攻“古巴旅”的装载备用军火和通讯设备及其它补给品的船只。于是随着火箭炮从“海上怒涛”式上射出后，“古巴旅”的两艘“自由号”船被炸沉入大海。
比斯尔看到自己的飞机一架架被打落，自己辛苦培养出来的“古巴旅”战士在还没有到达陆地的时候就被卡斯特罗随意歼灭，他心如刀绞。中情局中有人提议马上进行第二轮空军行动。原本比斯尔也计划出动两次空军打击。可是，此时的比斯尔摇摇头说道：“没有用的，派出再多的空军也只能是增加我们的伤亡，我们低估了卡斯特罗。”又有人说，“那么我们已经登陆的‘古巴旅’特工怎么办，如果我们不能马上援救他们，他们只有死路一条。”比斯尔当然也想将他们救出来，可是他知道没有任何的希望。最后，已经登陆的“古巴旅”成了卡斯特罗的瓮中之鳖。他们没多久就缺乏弹药和其它补给，与此同时卡斯特罗军队则迅速增加并加强反击。卡斯特罗出动了苏制T-34坦克和重炮，古巴军队越战越勇，最后将敌人团团围困在吉隆滩。当得知中情局不会再进行二次空袭后，被困的“古巴旅”战士绝望了。情急之下，他们采取了最后一搏，进行突围。结果“古巴旅”被全部围歼在海滩上，只有少数人逃出，躲进了海边的丛林中，但没多久，包括“古巴旅”首领阿尔廷梅在内也都成了卡斯特罗的俘虏。
猪湾计划最后以惨败告终。肯尼迪总统对中情局十分的失望。他训斥道：“你们不是告诉我行动只要7个小时就能摧毁卡斯特罗的抵抗力吗？我看没用上7个小时，我们的力量就已经被卡斯特罗吞没了！”在后来的教训总结中，中情局认识到失败的原因：首先是过高估计了自己和低估了敌人；其次是“古巴旅”的战士平均年龄偏大，而且实战能力欠缺，作战纪律性差。总之，猪湾计划成为了中情局历史上的耻辱。
中情局的惨痛失败使得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十分难堪，因为“猪湾事件”偏偏发生在肯尼迪任职后的两个月，因此打击之大可以想象。在此之前，杜勒斯、比斯尔是被全世界称赞的“隐蔽行动”的专家,如今他们也都在这件事件上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相反，中情局的失败使得卡斯特罗威望大增。

第五部分：CIA的伤疤：精神药物与人体试验CIA搁浅“猪湾”(4)

暗杀卡斯特罗
“猪湾事件”失败以后，白宫和中情局脸面全无。美国看着自己的后院的火势越来越猛，也越发感到不安。中情局上下都决定一雪前耻。于是，“干掉卡斯特罗”这个想法慢慢地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同意。
当年，中情局的特工们策划了第一次行动。这次还是以流亡美国的反对卡斯特罗的人为内线。中情局找来了大批这样的人。其中有心甘情愿为美国效劳的，也有在中情局强迫或者许诺好处的情况下加入其中的。卡斯特罗当时的专职医生米勒就是中情局收罗的大量内线中的一个。为了方便米勒的秘密行动，中情局把最先进的微型电台配给了他，并教会他如何使用。此后，就是利用这个隐蔽的电台以及米勒特殊的身份，中情局获得了大量有关卡斯特罗的情报。显然，中情局并不仅仅满足于对情报的窃取。中情局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卡斯特罗那个大胡子从美国人的眼中彻底消失。于是，中情局命令米勒将卡斯特罗以秘密的方法杀死。可是，这在当时是多么的困难。米勒向中情局表示，“这个任务的难度相当于让鸡飞上天空。”然而不久，米勒在向中情局的秘密报告中突然一改以前的态度，他表示目前有一个十分“微小”的机会可以将卡斯特罗送上天。原来当时卡斯特罗患了一种眼疾。中情局认为机会难得，于是根据米勒收集的情报，立即制造了一种毒药。为了不让卡斯特罗识破，中情局特地搞到卡斯特罗使用的那几种药品，将毒药灌入其中。米勒在接到中情局交给他的含有毒药的药品后，便开始寻找机会下手。本来作为卡斯特罗的专职医生，米勒经常给他治病开药。可是当真正要将毒药交给卡斯特罗的时候，米勒还是不敢。有一次，在中情局的逼迫下，米勒终于决定实施计划，但是老天好像有意阻止，米勒在拿药的时候不慎将毒药瓶打翻了。这样一来他更加害怕了，因为他看到了中情局的毒药竟然将水泥地都腐蚀了。以后，每当他心中闪出要毒害卡斯特罗的时候，脑子里就会浮现出水泥地被强烈腐蚀的可怕一幕。于是他就更加不敢下手。还有一点是中情局无法想到的，随着时间越拖越久，米勒在与卡斯特罗的亲身接触中慢慢地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对卡斯特罗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古巴人民解放事业的行为深为钦佩。最后面对中情局的加紧逼迫，米勒选择了向卡斯特罗自首。卡斯特罗并没有为难米勒，而且安排到他到一家医院工作。于是，中情局的第一次行动就这样失败了。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这次中情局找到了黑社会势力，企图通过美国的黑社会同在古巴的黑社会势力联合，对卡斯特罗进行暗杀。当时，美国黑社会活动猖獗，他们经常从事一些暗杀活动，手段十分高超。其中的约翰·罗赛里是好莱坞黑手党首领，中情局首先找到了他和他的同伙。1961年，中情局与芝加哥黑社会头目经过讨价还价，达成一项交易：只要能在1961年5月以前干掉卡斯特罗，中情局将给他们15万美元。 据后来披露，黑社会头目当时只领取了1.1万美元的报酬。中情局承诺在事成后交付剩余的数目。但是，这些黑社会势力怎么是强大的卡斯特罗的对手，在经过一系列秘密活动遭到失败后，黑帮也放弃了行动。
毒药一直被中情局视为谋害卡斯特罗的“法宝”。1961年6月，中情局向特工部门的领导人开出了一系列“可行性”方案。其中包括：用海蜇毒汁加工过的毒针；被细菌感染过的手帕；加到卡斯特罗喝的茶、咖啡或汤里的特制药水。当这些头号间谍们还在逐一筛选各种方案的时候，黑手党又送来一个据说特别有效的致命药丸。这种药丸通过他们的渠道被迅速送到了古巴，并准备由一个任职古巴革命政府的人员在某一时刻实施放毒计划。然而，不巧的是，此人在前一天被突然“解职”了。
几次暗杀行动失败后，中情局开始怀疑卡斯特罗究竟会不会死亡，甚至怀疑他是否同正常人一样会衰老。因为卡斯特罗身体一直健康、精力令人惊讶的充沛。当中情局的特工对卡斯特罗的日常活动、饮食习惯进行大量密探和分析后，大失所望，他们没有发现卡斯特罗在日夜操劳后仍然精力充沛的原因。不过他们大量的工作没有白费，其中的一个小的细节使得中情局的专家们有了意外的收获，卡斯特罗爱好游泳和潜水，中情局决定在这个方面做些文章。
中央情报局技术处特地赶制出一种能爆炸的海蚌壳。他们决定将这个特殊的海蚌壳放在海底，当卡斯特罗去那里游泳的时候，海蚌壳将会爆炸。然而，由于实施起来困难太大，最后被放弃了。

第五部分：CIA的伤疤：精神药物与人体试验CIA搁浅“猪湾”(5)

还有一个计谋是通过潜水服暗杀卡斯特罗。把刚刚研制出的一种真菌涂在潜水服上，这套衣服经过中央情报局专家的特别处理，它的内层涂上了肺结核杆菌以及能引起皮肤病的霉菌苗，这种真菌感染后皮肤会慢慢烂掉，最后引发多种疾病而导致死亡。潜水服制造好后，中情局就想方设法寻找送给卡斯特罗的机会。在想了大量的办法后，中情局想到了詹姆斯·多诺万律师。这位律师刚刚与卡斯特罗接触过，完成了一笔交易，用美国提供的药品换回了一千多名“古巴旅”的俘虏。于是中情局认为多诺万能够接近卡斯特罗。中情局让他把这件致命的潜水服作为“礼物”送给卡斯特罗。可是，最后多诺万并没有将有毒的潜水服送给卡斯特罗，而是将自己临时买的一件潜水衣送给了他。多诺万究竟为什么这么做，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不过有人猜测说，多诺万是知道内情的，但是他不想将卡斯特罗害死。还有人说这位律师并不知内情，他只是认为这件礼品“太轻了”，便自作主张在商店里另买了一套更贵重的潜水服。不管怎么样，中情局的计划又一次落空了。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使得中情局十分无奈，但又促使他们加紧了更多方法的研究。有人提出使用人类历史上最古老但最有效的办法，那就是美人计。这时的中情局已经到了任何方法都要一试的地步。于是中情局迅速物色到了一个古巴姑娘，对她进行了秘密的训练，并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巴蒂”。中情局首先设计巴蒂在古巴文艺界成为明星，来吸引卡斯特罗。巴蒂在刚到古巴不久便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她迅速结交了大量古巴政府中的要员。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巴蒂开始策划一项暗杀行动。她打算利用卡斯特罗与人民群众欢度国庆的机会，在国庆活动上将卡斯特罗杀死。中情局批准了这一行动，并对此期望很高。巴蒂在国庆节前夕开展了大量活动，最后弄到了卡斯特罗参加国庆活动的具体安排方案，并得知卡斯特罗将在广场上同人群握手。这便是巴蒂和中情局最好的机会。在人群中，中情局将安排假装成记者的特工，当卡斯特罗接近时就可以用手枪将其击毙，然后借助人群的混乱可以安全逃脱。中情局为此做了周密的安排，直到他们认为计划百分之一百会成功。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正是中情局自己的行为，搬起石头却砸到了自己的脚。中情局一直在通过制造古巴旅馆、酒店的爆炸来造成古巴国内的动乱，并打进了古巴的经济支柱——旅游业。国庆前夕，中情局正好有一次行动，他们制造了哈瓦那科希巴酒店的大爆炸，总共6死8伤。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死者中就有巴蒂的弟弟和妹妹。于是巴蒂对中情局产生了痛恨之情。加之在同卡斯特罗的接触中，巴蒂也慢慢被其感染，成为她的爱慕对象。最后，在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巴蒂也向卡斯特罗自首。自首的时候她哭道：“我是美国派来谋杀卡斯特罗的特工。然而，美国人却杀死了我的弟弟和妹妹。我愿意接受任何处罚。”
在中情局疯狂地想要置卡斯特罗于死地的过程中，香烟都成为他们借助的武器。当中情局获知卡斯特罗离不开香烟这一消息时，他们立即行动起来，将一种剧毒放在香烟里。同以前一样，中情局千方百计收买了一个有机会接近卡斯特罗的人。这次行动差点成功，中情局安排的人如愿将香烟带给了卡斯特罗。可是中情局还是没有“美梦”成真。原因简单得可笑，仅仅是因为卡斯特罗不喜欢那个牌子的香烟。于是计划再次失败。
香烟致死的方法失败后，中情局还在香烟上面做了其他文章。中情局曾企图在香烟中掺杂某种迷幻药，让习惯在演说前吸烟的卡斯特罗使用，即使不能达到置人于死地的目的，也要让他神志不清，胡说八道，当众出丑。可是计划仍然失败。中情局通过香烟暗杀卡斯特罗的计划不仅没有得逞，而且促使卡斯特罗开始戒烟。中情局的人真是哭笑不得。
中情局想尽一切办法想要除掉卡斯特罗，下面还有几个比较有趣的“故事”，其中是有关古巴最大兰姆酒厂——“巴卡第公司”的故事。卡斯特罗组成政权后开始在国内实行公有制，随后巴卡第公司和所有它的子公司的产业都被收归国有。这样使得辛苦经营了大半辈子的公司老总佩平·波斯奇十分不满。他积极活动希望能够为自己的公司留下一条活路，但毫无成果；相反，其他公司却和古巴领导人妥协取得了一定保护。于是巴卡第公司就和古巴政府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中情局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找到了“巴卡第公司”。中情局认为巴卡第公司和卡斯特罗的仇恨是无法化解的，而且该公司在古巴有着强大的人力和物力，是中情局执行消灭卡斯特罗的最佳伙伴。随后，中情局开始了和巴卡第公司老总佩平·波斯奇的秘密联系。令中情局高兴的是老总佩平·波斯奇很快就答应了中情局的计划。最后由中情局在幕后阴谋策划，利用佩平·波斯奇提供的资助，并派出美国黑手党成员充当杀手。中情局要求巴卡第公司拿出15万美元，用来执行任务。这些钱正是中情局后来许诺交给黑手党的那些，而在这15万美元中，巴卡第公司总裁佩平·波斯奇自己就掏了10万美元。然而随着黑社会行动的失败，中情局和巴卡第公司的这次阴谋也没有得逞。

第五部分：CIA的伤疤：精神药物与人体试验CIA搁浅“猪湾”(6)

还有一件事更令人吃惊。中情局为了消灭卡斯特罗，竟然还打起了大文豪海明威的主意。这个想法是在海明威的第四任妻子玛丽·海明威去古巴后形成的。1961年7月2日，海明威在爱达荷州自杀。玛丽·海明威决定去海明威在哈瓦那郊区的农场整理海明威的遗物。中情局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即组织人力物力，对玛丽·海明威的古巴之行进行跟踪监视。由于他们之前已经获知卡斯特罗是海明威忠实的读者，因此，估计卡斯特罗会很关注玛丽的到来。果然，卡斯特罗为了表示关心特地送了玛丽·海明威一大篮水果，尤其让中情局惊讶的是卡斯特罗还专程来到农场拜访。在同玛丽·海明威的见面中，卡斯特罗显示了对她的完全信任，没有带足够的安保人员。于是中情局认为这个女人将是暗杀卡斯特罗的一大法宝。随后中情局找到了玛丽，并开始策划利用海明威的农场来刺杀卡斯特罗。但是，中情局最终没有采取这项计划，原因也无从得知。
还有一件事情，中情局差一点儿就获得了成功。这次同样利用的是美人计。而这次的“美人”是马里塔，一个卡斯特罗曾经深爱过的女人。马里塔的父亲是“柏林”号大型游船的船长，马里塔喜欢和她的父亲在大海上旅行。就是在这艘船上马里塔第一次见到了卡斯特罗。这一天卡斯特罗乘坐的游船刚好抛锚，恰巧“柏林”号正停在附近。于是卡斯特罗便登上了马里塔的“柏林”号。
柏林号的船长，也就是马里塔的父亲自然要设宴招待卡斯特罗，马里塔获得了同卡斯特罗坐在一起的机会。一顿饭之后，马里塔已经深深爱上了卡斯特罗。而卡斯特罗也对同桌的这位漂亮的女孩产生了好感。很快他发现自己喜欢上了马里塔。在离别时，卡斯特罗向她要了电话号码。在回去后，卡斯特罗一直没有忘记马里塔，于是他给她打了电话并邀请她来哈瓦那。马里塔也时常想念着卡斯特罗，于是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很快，马里塔便被卡斯特罗安排的人员用专机接到了哈瓦那。马里塔在那里同卡斯特罗度过几个月的时间。据说她与卡斯特罗深深相爱，马里塔曾计划着同卡斯特罗结婚生子。当马里塔回到美国时，她发现她已经有了卡斯特罗的孩子。这样一个与卡斯特罗如此密切的女人自然成为中央情报局的目标，苦于无计可施的中情局将马里塔作为一个赌注。中情局通过各种办法最后迫使马里塔接受了任务。当马里塔再次前往古巴时，他的箱子里藏着中情局准备的毒药，这些药物将被放进卡斯特罗的牛奶杯子里。可是中情局低估了马里塔对卡斯特罗的感情，更低估了古巴情报机构的能力。其实卡斯特罗的情报机构早就知道中情局对马里塔的所作所为。在见到马里塔的时候，卡斯特罗双眼正视她，冷静地问道：“你这次来是否为了杀我？”马里塔的回答是：“是的。”因为她根本无法对自己深爱着的人下毒手。卡斯特罗原谅了她，并如以前一样爱着她。中情局的再一次失败使得他们十分恼火，当马里塔再次回到美国后受到中情局的严厉惩罚，肉体上的摧残，精神上的折磨，搞得她几乎自杀。
卡斯特罗l971年对智利出访也成了中情局下手的机会。中情局首先想到下手的地方是卡斯特罗所乘坐的汽车。于是，两个中情局的特工在卡斯特罗出访前一天晚上悄悄潜进卡斯特罗车队的车库。他们将事先准备好的炸弹安放在几辆汽车后逃走。可是，当卡斯特罗的车队启动后直到访问结束，炸弹都没有爆炸。原因中情局至今也不知。其实是卡斯特罗的保安人员早就算准了中情局将要对卡斯特罗的汽车下手，于是对车的安全检查十分谨慎。炸弹早在第二天一清早就被解除。当然中情局没有把除掉卡斯特罗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汽车炸弹上。同时，他们还安排了两个化装成记者的特工，计划在卡斯特罗演讲时假装成录像师而对他下毒手。然而，一个小小的“故障”使得行动没有开始就被迫结束。原来是一个特工突然肚子疼痛难忍，另一个又无法单独完成任务，于是计划取消。在智利之行中卡斯特罗粉碎了中情局的种种暗害阴谋，以后仍然频繁地出访。后来，卡斯特罗出访委内瑞拉，也险些遭到中情局“毒手”。在出访前，卡斯特罗已经预料到中情局不会放过机会来暗杀他，早在出访前就命令手下同委内瑞拉方面联系，以保证他的安全问题。于是，在卡斯特罗的保安人员和委内瑞拉人员的共同检查中，发现了大量的秘密武器被安置在会议附近，而且在海岸找到了一艘小艇，并在小艇上抓到了四个人。在后来的审问中，四个人都承认是反古巴集团组织的暗杀卡斯特罗的行动。卡斯特罗又从中情局那里死里逃生。
卡斯特罗一次又一次地逃脱了中情局的暗害，其中有的是因为中情局的失误，有的是因为卡斯特罗的机警，有的是因为运气，有的是命运。总之，卡斯特罗仍然活着，而且仍然是古巴的领导人，这让中情局脸面何存？卡斯特罗曾风趣地说道：“今天我还活着，但过错不在我，而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更让中情局难堪的是，在哈瓦那有一个博物馆，里面全都是卡斯特罗怎样遭各方力量暗害的内容，其中有很大部分都是中情局失败的行动。据古巴有关单位统计，中情局一共向卡斯特罗发动了600次以上的暗害行动。最后是中情局给了卡斯特罗一个“冠军”的称号，那就是受到暗杀次数最多的人。

第六部分：卡扎菲的利比亚谁是卡扎菲(1)-(图)

前面我们提到了古巴的“大胡子”卡斯特罗与中情局之间的角斗，其实还有一个人也是像卡斯特罗一样令中情局一提及到就怒气冲天却无可奈何，他就是利比亚的卡扎菲。
1942年，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在利比亚南部费赞沙漠地区的一座羊毛制成的帐篷里出生。童年时期的卡扎菲经常帮助父亲种地和放牧，从小就养成了勤劳简朴和吃苦耐劳的性格。卡扎菲是家里惟一的儿子，备受父母的器重。为了让他能出人头地，他们卖掉了骆驼和牛羊供卡扎菲读书。卡扎菲青年时代深受埃及革命领导人纳赛尔的影响，信奉阿拉伯主义，拥有复兴阿拉伯民族的雄心壮志。他们仇视犹太复国主义及其西方支持者，对大部分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贪图石油利益、缺少反对西方勇气而无所作为深恶痛绝。1956年，英、法和以色列发动了侵略战争，企图夺回纳赛尔已经宣布收归国有的苏伊士运河。这一行径深深震动了卡扎菲，他不顾当局的阻挠，带领同学举行罢课，声援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学毕业后，1961年，卡扎菲在班加西大学攻读历史。1963年，卡扎菲实现了多年的梦想，进入班加西军事学院学习。1965年毕业，被授予少尉军衔。第二年，他在英国桑赫斯特军事学院受训，回国后任信号兵团上尉代理副官。1969年，卡扎菲秘密成立了“自由军官组织”。同年9月1日以卡扎菲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伊德里斯王朝，成立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9月5日，哈桑王储发表声明：放弃对王位的一切权力，支持新政权。“九·一”革命不发一枪、不流一滴血而取得成功。
卡扎菲在成为利比亚国家领导人后仍然过着简朴的生活。卡扎菲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执政后在利比亚提出恢复伊斯兰教的“纯洁性”的口号。利比亚原是酒的出口国，但他颁布法令禁止酿酒和出售一切烈性饮料。说起卡扎菲禁酒，还有一段故事哩。1969年的一天，他带着许多秘密传单乘车从的黎波里返回班加西，途中翻车出了车祸，幸好没有人受伤。一个前来帮忙的工人感慨地说：“是万恶的酒造成了这次事故。”革命成功后，卡扎菲不仅自己不饮酒，也禁止酿造酒。
卡扎菲出身游牧民族，尊崇部族社会的自然公平，他反对奢侈豪华。他本人生活十分简单，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也不饮其他高级饮料，仅喜欢喝矿泉水和驼奶。他喜欢住帐篷而不喜欢住豪华宅邸，喜欢骑骆驼而不喜欢坐高级轿车。卡扎菲的妻子和儿女一直住在的黎波里的军营里。他在帐篷里办公和会见外宾。1989年，他到南斯拉夫出席不结盟首脑会议，就住在自己带去的帐篷里。革命成功后，他的父亲在首都贫民的窝棚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卡扎菲说，等所有的人都有了适当的住房，他父亲才有像样的住所。无论任何场合，卡扎菲总是身着同一颜色的服装，有时是白衣、白裤、白鞋、白头巾、白手套，外披一件镶着金边的白色斗篷；有时是黄色咔叽布军服，戴同样颜色的头巾，在十几名保镖的护卫下出场。卡扎菲的饮食十分简单，早餐是面包和驼奶。午餐多为烤牛肉或烧牛排，外加利比亚汤。
“卡扎菲曾是我们的朋友。”
别看中情局把卡扎菲看成眼中钉，其实美国与卡扎菲曾是“老朋友”。美国当年对利比亚产生极大的兴趣，原因便是那里丰富的能源储备。利比亚是北非重要的石油生产国，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十分丰富，石油探明储量为450亿～500亿桶，天然气探明储量达12890亿立方米。但是利比亚一直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美国要想进入这个地区并得到那些宝贵的石油便遇到了困难。正当这个时候，卡扎菲出现在美国中情局的视野中。当年卡扎菲领导“自由军官组织”想要发动政变，推翻当时英国人扶持下的政权。中情局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并且向白宫报告说，如果美国此时向卡扎菲表示友好并提供帮助，那么他很有可能将英国人的势力赶出利比亚，那么以后的利比亚将会是美国的兄弟，而且是一个有着大量石油的小兄弟。白宫批准了这一计划并要求有效的执行。就这样，中情局和卡扎菲就秘密进行了亲密接触。当时在卡扎菲看来，中情局的到来将成为他政变成功的关键因素，因此他与中情局的合作十分愉快。
卡扎菲是聪明的，他不仅得到了中情局大量的物资支援，而且利用中情局获得了大量的情报。事实证明中情局向卡扎菲提供的情报十分重要。根据中情局的情报，卡扎菲成功地逮捕了正在出席宴会的国王警察部队的高级将领，顺利占领了电台和其他要害部门。最后，他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的政变取得了成功。这时候，中情局十分满意，他们基本上可以肯定地看到了不久后一个亲美的利比亚政府，将要向他们曾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但是中情局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卡扎菲刚刚上台没多久，就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这些政策让中情局和美国伤透了心。卡扎菲上台的第二年，就断然宣布收回美国在利比亚的惠勒斯空军基地，使美国失去了与苏联在地中海地区角逐的前哨阵地。再过两年，卡扎菲又迫使美军撤出利比亚。卡扎菲在把美国作为头号敌人的同时，积极发展同苏联的关系。中情局自然恼羞成怒，自己辛辛苦苦煮熟的鸭子，快要吃到嘴里的时候却飞走了。卡扎菲的“忘恩负义”使中情局将他确定为“该死”的敌人。从此，卡扎菲和美国就结下了仇恨，而且越结越深。

第六部分：卡扎菲的利比亚谁是卡扎菲(2)-(图)

干掉卡扎菲！
1970年6月，当卡扎菲宣布收回美国的惠勒斯空军基地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和利比亚反对派勾结在一起，一连6次派遣刺客暗杀卡扎菲。虽然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但他们并不善罢干休，于当年9月1日利比亚建国一周年的庆典上，又准备第7次暗杀卡扎菲。
这次中情局选择的杀手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她叫莎菲娥。中情局命令莎菲娥在利比亚国庆的庆典上找机会干掉卡扎菲。在之前，莎菲娥早已根据中情局的指示潜入利比亚，并在那里建立一个秘密的行动小组。莎菲娥在利比亚国庆阅兵的那天乔装成一个负责现场的急救护士。当天，庆典开始后，卡扎菲正在检阅台阅兵。莎菲娥找准机会突然冲上检阅台，挤到卡扎菲的身边，这时她离卡扎菲已经很近了，近得足够使卡扎菲无法躲开她的子弹。可是她在那一刹那竟然犹豫了。原来在利比亚执行任务的这段时间，她每天都在关注和研究卡扎菲。渐渐地，她无法阻止自己爱上了这个利比亚的英雄。当她如此接近心中爱慕的人时，当英俊健壮的卡扎菲如此接近她的时候，她怎么会下得了手呢。这时卡扎菲的警卫冲上来抓住了她，并把她关了起来。
阅兵仪式结束后，卡扎菲亲自提审莎菲娥。当一个美丽而倔强的女人出现在卡扎菲的面前，并得知这就是差点儿使自己丧命的人时，卡扎菲竟对莎菲娥产生了怜悯之心。他发现自己无法把眼睛从这个女人身上移开。
审问开始了，“你为什么要暗杀我？”“我是中情局的特工，我的任务就是杀你。”卡扎菲又问道，“那你为什么没有下手？”话出口后，卡扎菲直视着莎菲娥的眼睛，目光严肃但又似乎有着什么异样的东西。“因为……因为……因为我爱上了你，就这么简单！”莎菲娥起先还有些不知如何回答，但后来她决定实话实说。卡扎菲没有再说什么。
当中情局得知莎菲娥的行动失败并被捕后，他们估计莎菲娥生存的可能性不大，卡扎菲一定会处死她来警告中情局。但是一星期后传来的消息让中情局大吃一惊，刺杀卡扎菲的女刺客莎菲娥和这位国家元首正式结为夫妻。中情局辛辛苦苦计划的行动又一次失败了，而且这次失败得如此丢人。不仅自己的刺客成了卡扎菲的妻子，而且这次行动的有关人员都在随后被卡扎菲一网打尽。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中情局前7次的暗杀行动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中情局上下并没有就此放弃，反而要置卡扎菲于死地的愿望更加迫切。对卡扎菲的第8次谋杀便计划出台。这次中情局可是疯狂出击。这时的中情局已经是凯西的中情局，他是美国新总统里根任命的。里根对卡扎菲向来是很强硬的。于是当凯西找到里根时，里根向他表示，为了能够成功地干掉利比亚卡扎菲，总统将会支持中情局的任何行动。凯西于是策划了世界上最大的一起谋杀事件。1986年4月15日凌晨2点，多架美国战机飞临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城上空。一刻钟后，美国飞机扔下了500磅激光制导的炸弹和2000磅重型炸弹，然后扬长而去。顷刻，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和第二大城市班加西，许多建筑被炸塌，100多名无辜的居民遭到严重伤亡，其中还有外国人。但是令凯西十分无奈的是卡扎菲本人幸免于难，只是头部被轻轻擦伤；他的妻子莎菲娥被砸伤，3岁和4岁的儿子都受了重伤，经医院抢救，总算脱险。但是卡扎菲惟一的最小养女，却被惨忍地炸死，她的生命才刚刚走过15个月。
对于中情局一次又一次的谋杀，卡扎菲能够死里逃生，可谓是奇迹。但是卡扎菲并不是任人宰割的，他要让中情局知道卡扎菲不是好惹的。
就在凯西策划的空袭后没多久，卡扎菲到埃塞俄比亚的一次出访时讲道，“我要对付里根，就像他对付我那样”。这一消息被中情局在埃塞俄比亚政府里的内线得知，并迅速地通报给了凯西。在随后的秘密窃听中，中情局还发现卡扎菲的目标不仅包括总统里根，还包括中情局的官员。这下可使得中情局上下一片恐慌，凯西和中情局都认为，卡扎菲是个“疯子”，他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得出来。于是每个中情局的高级官员在那段时间都诚惶诚恐，甚至有些人专门为自己配备了保安措施，更有甚者还为自己的家人担心，给他们也配备了保安措施。虽然事后证明卡扎菲并没有采取具体的行动，可是这的确使得中情局大捏了一把汗。
自卡扎菲取得利比亚的最高领导权以来，尽管西方世界对他和他的国家进行了形形色色的孤立、威胁、制裁，乃至进行暗杀和轰炸，卡扎菲却一直安然无恙地继续着他的统治。他像是一棵国际政坛的另类“常青树”，几十年来一直顽强地生长在北非的大沙漠里。
值得玩味的是，不知从何时开始，被阿拉伯同胞们誉为非洲“雄狮”的卡扎菲开始主动向西方世界摇起了“橄榄枝”，相应地，欧美列强对利比亚的立场也开始软化——许多征兆似乎都在预示着，西方列强有可能将利比亚从“流氓国家”的黑名单上划掉！
2004年3月底，英国首相布莱尔首当其冲，做出了一项令西方世界咋舌的事来：他不顾国内外反对派的强烈批评和抗议，毅然对利比亚进行了一次意义重大的正式访问。卡扎菲也热情地把会谈地点定在了自己位于沙漠中的贝督因帐篷里。此后，卡扎菲在许多场合的言论——甚至包括批评朝鲜私自发展核武器和萨达姆独裁政治的言论——也都越来越让西方列强感觉到，这块昔日的最难啃的硬骨头似乎变得亲西方了。
无论如何，利比亚人的贝督因英雄——卡扎菲上校的神奇与怪异又给CIA那荣耀与耻辱并行不悖的历史上添上了尴尬的一笔。

第六部分：卡扎菲的利比亚苏联核潜艇为何沉入海底(1)-(图)

中情局自成立以来通过秘密行动获得了大大小小成百上千的战利品。到底有多少战利品谁也数不过来，可是什么是中情局获得的最大战利品却是无可争议的，那就是中情局秘密打捞出来的苏联的核潜艇。而且为了打捞这个庞然大物，中情局投入了大量的美元，并成为世界上开支最大的一次秘密行动。
574号核潜艇属于苏联远东海军。它一直是苏联人十分放心并委以重任的重要潜艇。因为在574号上的官兵和船员可以说都是苏联海军中经验最为丰富、能力最强的一支队伍。可是谁会想到正是这艘潜艇和这支“令人放心”的队伍最后一起沉没在太平洋的深处。后来证明，正是由于苏联远东舰队对574号过于“放心”，加上艇上的官兵船员一个个向来骄傲自满，以至于粗心大意造成悲剧。1968年2月24日那天，苏联高层作出了一个突然的决定，要求远东舰队执行一次出航任务。远东舰队的负责人当时就表示，将要派574号执行任务。这时有人提出了反对，理由是时间太仓促，而且574号全舰有一半的人正在休假当中，突然之间让他们执行任务风险太大。然而，这个珍贵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因为所有人都盲目相信，574号不会出事。
于是第二天凌晨， 574号核潜艇悄悄离开了远东军港，向太平洋开去。此时，574号就像一个突然从睡梦中被强迫叫醒的人，然后让他马上出发。由于根本没有时间将正在各地休假的人员召集，当574号开始出发时，船上只有一半的人。而且，其他各项传统的准备也都没有做完。那么，574号出事便是情理之中了。
当苏联海军指挥部连续两天同574号失去联系的时候，他们开始惊慌了。但是，他们宁可相信是船上的通讯设备被暴风雨损坏，也不愿认为574号可能已经出事。然而，又一个两天过去后，苏联远东海军不得不无奈地接受这个事实，574号失事。这令苏联高层十分不安。不仅仅因为核潜艇和船员的损失，更为担心的方面是来自苏联的对手——美国。因为在574号上有着美国中情局一直想要的东西，苏联的核武器和潜艇技术。于是，苏联海军接到命令，尽一切努力要在中情局找到失事的潜艇之前找到它。苏联海军马上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紧急搜索行动。他们出动了大量的搜寻船队进行不分昼夜的搜查海上，同时，也派出了侦察机进行空中查找。一天好几次交替的搜查行动，接连好几天过去了，仍然没有一点儿关于574号的消息。于是苏联人不得不承认一件事，苏联永远不会找到574号了。他们此时惟一希望的就是中情局也不要找到574号。
“光辉考察号”暗渡陈仓
然而，苏联人在太平洋上大规模的活动早已引起了美国中情局的注意。此时的中情局局长是赫尔姆斯。他马上命令中情局发动在苏联的间谍系统了解苏联人行动的情况。同时，赫尔姆斯要求美国的太平洋海上监听系统加强监听。果然，中情局的努力没有白费。1968年3月的一天，夏威夷的美军海军监听站给中情局一个特殊的报告，他们在监听中收到了“不同寻常”的信号。赫尔姆斯得到消息后十分高兴，于是马上组织中情局对这个信号进行研究。研究结果着实让赫尔姆斯和中情局大吃一惊。研究小组呈给赫尔姆斯的报告表明，在太平洋上的信号很可能是一艘庞大的潜艇。赫尔姆斯思考了片刻，随后，他决定把这个报告立即呈交总统。尼克松在看过后也同样是大吃一惊。片刻过后，总统严肃地向赫尔姆斯作出指示，立即查明海下的东西是什么。“它可能对我们美国十分有用”，尼克松最后补充了这样一句话。接到命令后，赫尔姆斯和中情局立即展开工作，经过近两个月的大量搜查，照相，分析。最后中情局确定，海中16000英尺的下面有一艘沉没的核潜艇，苏联的核潜艇。这一结论也得到了中情局安置在苏联的特工的确认。
于是，报告再一次呈送到总统手里。尼克松认真听完赫尔姆斯的解释后，只问了他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能力把它捞上来？”赫尔姆斯当然想过这个问题。他摇摇头说:“不知道，不过依靠我们的财力和技术，应该有可能。”“那么好的，我们就把它捞上来，上面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太有用了。”
此后，中情局开始和美国海军高层领导讨论如何打捞这艘苏联潜艇。赫尔姆斯明白一个问题，那就是千万不能让苏联人知道，因为苏联人不会轻易地让美国人打捞上他们的核潜艇，从而获得苏联的核技术和潜艇技术等重要的秘密资料。于是，在和尼克松商量后，中情局决定将这一消息保密，连同美国国会和新闻界一起，全都要高度保密。中情局和海军经过多次开会讨论研究，最终制定出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行动方案。

第六部分：卡扎菲的利比亚苏联核潜艇为何沉入海底(2)

中情局当然知道不能由自己明目张胆地去打捞，他们必须找到一个掩护。这件事难不倒赫尔姆斯。因为他认识一个人，这个人正是合适人选。被赫尔姆斯看中的这个人是霍华德·休斯，他拥有上亿的家产。同时他的公司涉及到采掘海底矿务资源。当赫尔姆斯找到这个富翁的时候，霍华德·休斯表示了强烈的兴趣。
于是，中情局决定，由霍华德·休斯的公司进行对太平洋的海下矿物资源开采，同时为中情局打捞苏联的核潜艇。这项任务被命名为“杰尼弗行动”，中情局估计当任务完成后，大概要花掉3.5亿美元。
首先，打捞苏联核潜艇计划的第一步是要建造一艘打捞船。当然这艘打捞船绝不是一般的打捞船。这个任务自然交给了霍华德·休斯，他自己刚好有多个造船公司。为了掩人耳目，打捞船被分成许多部分，分别在不同的造船公司制造，当都造好后，才统一安装。同时，霍华德·休斯对外宣布，这只是一艘海上石油勘探船。仅仅造这艘打捞船，霍华德·休斯公司和中情局就花费了两年时间，最后一艘36000吨级的大船造好了，这艘船被命名为“光辉考察号”。船上还配备了特制的能够起重800吨的209英尺的起重机。
两年时间里，中情局为了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利用各种渠道，积极散布休斯将用这艘船去开发海底矿物的消息，掩盖该船的真正用途。1972年，在尼克松的批准下，赫尔姆斯终于亲见了“光辉考察号”开始出航。但是这次出航并不是直接去打捞潜艇，而是首先要掩人耳目去进行海底矿物勘察工作。当“光辉考察号”于两年后再次出航时，这时已经没有人会怀疑它不是一艘用于石油勘探的船只了，但此时，“光辉考察号”真正地开始了它的使命。“杰尼弗行动”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同年夏天，“光辉考察号”在核潜艇6年前失事的地方开始了打捞行动。“光辉考察号”将一个特别工作船缓慢地放入水中。这艘工作船有几十个机械抓，可以从各个方位紧紧抓住潜艇。工作船费了好长时间终于将潜艇稳稳地抓住。在一切准备完成后，“光辉考察号”启动了起重机，574号潜艇缓缓地随着工作船的上升而浮起。这个过程相当缓慢，潜艇逐渐地升向海面。然而就在还差5000英尺的时候，潜艇的船身由于经受不住海水的巨大压力而突然断裂，变成两截。尽管“光辉考察号”立即收紧机械抓，可是只能抓住船的一半，另一半又沉入了大海。最后，“光辉考察号”打捞上来了574号的船尾，只占整个潜艇的三分之一。在这三分之一的船身中，中情局如愿地获得了苏联潜艇里的核导弹以及相应设备。同时，在打捞上来的船里还有6具574号船员的尸体。其中一具尸体的手中有一个重要的报告记录，是关于苏联海军核系统的操作方式。可以说，中情局在这次“杰尼弗行动”中收获相当丰富。
由于想获得仍然在海里的苏联潜艇的有关情报，赫尔姆斯和中情局想继续进行打捞行动，但此时尼克松认为这种冒险行动有可能使美苏关系恶化，于是没有立即同意中情局的请求。 然而，赫尔姆斯没有放弃，再三向总统劝说。

第六部分：卡扎菲的利比亚苏联核潜艇为何沉入海底(3)

“杰尼弗行动”文件被盗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件意外的事件，使得赫尔姆斯的最后希望破灭了。这次意外的事件是一次偷盗事件，而被盗窃的对象是参与“杰尼弗行动”的霍华德·休斯的公司，公司丢失了大量的现金和贵重物品。最让中情局不安的是 “杰尼弗行动”的秘密文件丢失了，其中包括休斯关于打捞苏联潜艇的亲笔记录。
中情局立即动员全局，一定要在消息散布到大众之前将有关记录找到并销毁。但是最终秘密还是被公开了。很快，美国的各大报纸和新闻媒体对中情局秘密打捞苏联核潜艇进行报道。其实，中情局早已对此情况作过估计，他们最终觉得隐藏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况且“杰尼弗行动”中美国得到的是成功，不是失败。于是，中情局主动向媒体公布了整个打捞的过程。
然而出乎中情局预料的是，苏联并没有对中情局秘密打捞核潜艇一事进行更多谴责。于是，中情局再次考虑要不要继续进行潜艇的打捞。最后，中情局的打捞计划没有被执行，苏联574号核潜艇的另一部分至今仍躺在太平洋的海底。值得一提的是，中情局将打捞出来的苏联士兵的尸体都隆重地安葬了。
1975年2月，《洛杉矶时报》在头版以醒目标题“情报机关捞起一艘苏联潜艇”报道了事情经过。中情局见潜艇打捞事件已经暴露，便干脆对“杰尼弗行动”计划做了详尽的介绍，并宣布找到了70名船员的尸体，安葬仪式用俄、英文进行，整个过程还被拍成了电影。由于苏联政府的反应不强烈，美国方面还决定进一步打捞，新的行动代号为“斗牛士”计划，但这一计划至今尚未实施。
包括建造“光辉考察号”的费用在内，“杰尼弗行动”总计花费了3.5亿美元，从费用这个角度来看，“杰尼弗行动”是世界间谍史上一项开支最大的秘密行动。但是由于装有导弹舱和密码舱的部分没有被打捞出来，而这部分正是中情局最想得到的部分，因此为了获取苏联潜艇的全部密码与指挥示意图等不可多得的情报，中情局认为应该继续进行打捞行动。然而，此时美国高层中的一些人认为这种冒险行动有可能使美苏关系恶化，反对继续进行打捞。就在两派意见争执不下的时候，这一秘密行动的内情终于被无孔不入的美国记者获悉并通过媒体予以曝光。在“杰尼弗行动”被公开后，苏联政府一直希望获得574号遇难潜艇的消息。
1990年1月，苏联方面要求美国提供打捞潜艇的详细材料，包括发现的遇难人数、海葬地点等。据分析，当时苏方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可能是计划自己动手打捞剩下的潜艇残骸。但是，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苏联的打捞计划最终也不了了之。“杰尼弗行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美国对苏联挑起的一场间谍战，表面上看是美国赢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实际上从最终结果看，美国花费3.5亿美元代价进行的这场行动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