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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评传》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孟浩然
左宗棠，湖南省湘阳县人。他自幼随祖父和父亲学习儒家经传，十九岁求学于湖南名儒贺熙龄，一年后乡试中榜，后投身仕途，官居兵部郎中、闽浙总督、两江总督等职。他严守御"外患"与除"内忧"的忠君爱民思想，精心求学，积极探求"上慰宸辰，下安百姓，振刷纲纪，济时匡世"的途径，先后参与和指挥了围剿太平军、陕甘捻军及收复新疆等一系列战役，并推动了洋务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在他的一生中，既有精忠报国、抵御外侮的积极一面，又有镇压农民运动的消极一面。但无论如何，他都应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
目录
导论　左宗棠与他所处的时代
●生平篇
第一章　乡间寒士第一节　出身于以"耕读为业"的"寒素"之家第二节　举业坎坷与涉足经世致用之学第三节　"海邦形势略能言"第四节　自号"湘上农人"
第二章　幕宾生涯第一节　出山入幕第二节　再入湘幕
第三章　从襄办军务到总督闽渐第一节　建立楚军，出湘入赣第二节　进军浙、闽、粤
第四章　创办福州船政局第一节　近代海防的产物第二节　福州船政局的筹建与早期经营
第五章　用兵陕甘第一节　"进剿"捻军第二节　镇压陕甘回民起义
第六章　收复新疆与开发西北第一节　"引边荒艰巨为己任"第二节　运筹帷幄，进规北疆第三节　决胜千里，底定南疆第四节　"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第五节　"引得春风度玉关"
第七章　入京辅政与督师东南第一节　"入赞纶扉"第二节　"尽南洋大臣之职"第三节　"闽事吃紧，慷慨请行"第四节　"督师南下，遗恨平生"第五节　立言传世
●思想篇
第一章　左宗棠的政治思想第一节　"心忧天下"的参政意识第二节　忠君与爱国第三节　"为政先求利民"第四节　"天下切要之政莫如讲求吏治"
第二章　左宗棠的经济思想第一节　"平生以农学为长"和以农为本第二节　纾商力、挽利权、听任商办企业
第三章　左宗棠的文化思想第一节　"俗以程朱为宗"第二节　"穷经将以致用"第三节　"中不如西，学西可也"
第四章　左宗棠的教育思想第一节　"兴教劝学"，"经正民兴"第二节　"艺局为造就人才之地"第三节　"守此耕读家风"与"读书非为科名计"
第五章　左宗棠的洋务思想第一节　"求强"观与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的主张第二节　"求富"观与兴办近代民用企业的主张
第六章　左宗棠的外交思想第一节　"欲存国体，必难尽协夷情"第二节　"诎以求伸"与"张我国威"
第七章　左宗棠的军事思想第一节　"兵之用在精，兵之精在将"第二节　"整军，乃可经武"第三节　"用兵之道"第四节　"海防与塞防并重"

导论　左宗棠与他所处的时代
在中国近代史上，本书传主左宗棠（字季高，又字朴存）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生活的时代，经清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历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边疆危机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作为清朝的封疆大吏，他自然在"靖内"方面与民众的反清起义为敌；作为反抗列强侵略的民族英雄，他又能够在"御侮"方面誓同西方殖民主义者抗争；作为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巨擘之一，他则为中国的近代化立下了创榛辟莽的劳绩。如果把其生平与思想置于时代变迁的发展脉胳中加以认识，那就可以得出初步的印记：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以争取民族独立、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以促进中国的近代化，是其功绩；站在人民起义的对立面，维护与拯救清王朝统治的举措，是其过失。
清嘉庆五年（1800年），乃世纪之交。步入19世纪的清王朝，由盛转衰，不复再现"康乾盛世"的景象，其衰落的迹象，固然表现在统治机制的紊乱，如吏治昏暗、军纪涣散等，但更重要的则是表现在闭关锁国政策和昧于世界大势。对于这一点，恰是习惯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朝最高统治者所没有、也根本不愿觉悟的。
世界历史的进程在16-18世纪因新大陆的开辟、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相继进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蒸汽机的发明利用和机器工业代替手工操作，大为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坚船利炮成为殖民扩张的有力工具，非洲、西亚、南亚沦入西方殖民者的樊篱，位于东亚的中国在19世纪初正成为其觊觎的目标而濒临被蚕食的危险。
然而，清朝最高统治者对世界大势的这一流变却不屑一顾，他们在闭关心态的支配下，表现得过于迂腐和昏愦。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派遣阿美士德使团来华，抵京后要求觐见嘉庆皇帝。嘉庆皇帝答应予以接见，同时申明英使觐见须行三跪九叩大礼。阿美士德不愿行此礼节，结果被立即遣迭回国。嘉庆皇帝依然把阿美士德使团视为"贡使"，殊不晓19世纪初的英国已经发展成为海上霸主和世界第一工业强国。他甚至把使团带来的机器制品看作"奇技淫巧"，曾"敕谕"英吉利国王称："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器"，①对西方的近代文明采取鄙斥的态度，主张"实力禁绝"。道光皇帝在他统治的第20个年头遇到了鸦片战争。他自继位后，面对西方殖民者的不断侵扰，认为只要简单地闭关绝市，即可万事大吉，却不料英国的叩关脚步已在加紧。因此，尽管英吉利多次遣使来华，把大量的鸦片输入中国并掠走巨额白银，英舰已在中国沿海穿梭游弋，但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字少穆，一字元抚，福建侯官人）到广州查禁鸦片并开始了解外国的情势之前，不仅清朝的皇帝、大臣们对外国的情况茫然无知，就连驻在唯一通商口岸广州的地方大员也未曾注意一下英国的情况，难怪鸦片战争打了近两年时，道光皇帝还在"上谕"中问道："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①皇帝如此昏愦，战争的结局可想而知。咸丰皇帝更是以虚骄著闻。庚申之役（指1860年英法联军之役）的"创巨痛深"并未扭转其闭关的心理，他躲到热河行宫不敢"回銮"，确缘于不愿至京师同外使就觐见递国书的礼节问题再起纠葛，而他在派奕为议和大臣时所告诫的"汝不值与该夷见面"的言辞却难以实现。奕在京师同英法代表议和不可能不互相见面，且奕还受到英使额尔金的傲慢相待。令咸丰皇帝不满的是"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②，他所关心的仍是天朝的所谓"威严"。但第二次鸦片战争津沽失陷、京城遭劫的结局，已经使清王朝的威严扫地了。因此，清朝的"衰落"是与列强的"强盛"相较而言的。
于是，拯衰于兴、转弱为强，摈弃闭关心态而置换开放的理智，成为时代的需求。林则徐"睁眼看世界"的行动预示了中国近代新思维的脱颖而出。他"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①加以研究的创举和提出"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其坚"，"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②的主张，被其好友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以"师敌之长技以制敌"③而概括之。继林则徐之后，魏源"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忐》，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而"钩稽贯串"、"前驱先路"所作的《海国图志》，系统地阐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认为"夷之长技"主要为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三个方面，建议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以"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④林、魏的主张触及到坚船利炮的器物文化层面。
善于洞悉社会环境，能够跟上时代步伐的历史人物往往在其共识方面表现出颇为惊人的相似之处，本书传主即是一例。鸦片战争爆发前后，左宗棠不过是个湖南的乡曲布衣，而他却能以超前意识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即注意对"海国故事"探赜索隐，且于战发后与其师贺熙龄（字庶农，湖南善化人）讨论战守机宜，主张"更造炮船、火船之式"，"以之制敌"。当然，左宗棠此时的认识水准还未达到"师夷长技"的高度，但他"海邦形势略能言"的自白，则证明他也已睁开眼睛瞄视着"海国"演进的情况。可贵的是，左宗棠不仅自诩为林则徐、魏源思想的继承者，而且他的行动也表明其为林、魏主张的实践者。他对林则徐被道光皇帝罢免一事深为痛惜，认为"目前人望无如此公者"。他在读了林则徐《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等疏稿后，感到此"与宗棠策洋议论多有合者"。①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他与林则徐在长沙湘江木舟上的会面晤谈，更是受益匪浅。同治五年（1866年），他在林则徐的"桑梓之邦"创办了福州船政局，正实现了林氏仿造外国船舰的愿望。他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莅福州组织抗击法国侵略之际，在为《林文忠公政书》作《叙》时写道："军书旁午，心绪茫然，刁斗更严，枕戈不寐，展卷数行，犹仿佛湘江夜话时也"。②左宗棠实乃林则徐事业的后继者。左宗棠对魏源的《海国图志》推崇备至，赞为发愤之作，并称"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此魏子所谓师其长以制之也"。③左宗棠确实汲纳了魏氏"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精髓，且予以弘扬光大。
"师夷"以"制夷"，这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新命题。也就是说中国原有的刀矛弓箭、帆篷舟楫已无法抵御外国近代化的坚船利炮，要变更此况，必须学习外国的长技，使"西洋之长技皆中国之长技"，以抵御列强的侵略。这一符合逻辑推断的新主张不仅领导了19世纪40至80年代中国思想领域的发展潮流，而且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与开新起到了非同小可的积极推动作用。中国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之兴，无疑是"师夷长技"思想结下的硕果。
两次鸦片战争的炮火，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震动。诚如时人所说："夷情之强悍，萌于嘉庆年间，迨江宁换约，鸱张弥甚，至本年直入京城，要挟狂悖，夷祸之烈极矣。"①面对此况，许多有识之士决意把购买和仿造外国船炮作为救时第一要务付诸于实践。曾国藩（字涤生，湖南湘乡人）说："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②左宗棠指出："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③丁日昌（字雨生，广东丰顺人）认为："不可不熟思所以自强之策"，"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中国亦在此"。④李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建议尽快制造轮船，"以之行驶海口长江，庶为中国御侮自守之用"。⑤洋务派在谋求自强以御外侮方面达成的共识，促成了洋务运动的兴起。左宗棠正是以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推行者的身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师夷长技"，即向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那么怎样学习，有无必要学习，乃西学东渐之风还未强劲之晚清社会中颇有歧异的一个难题。左宗棠是主张学习西方的。他说："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做以无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①"中不如西，学西可也"②。这种开放的姿态同顽固派墨守旧习，闭目塞听，以为向西方学习定会"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③的心态和"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④的表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当然，左宗棠也界定了学西的范围，认为西方的"艺事以语言、文字、制造三者为要"，强调"艺事虽所兼长，究不能离道而言艺，本末轻重之分固有如此"。⑤他把中学视为"本"，将西学看成"末"，正与中国近代化初始时期"中体西用"的理论息息相通。这虽然限制了学西的内容，但又给西学的引入加上了"正当学问"的标签，为封闭型的封建文化模式向开放型的融合中西的近代文化结构的转型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因此，左宗棠在对待"请觐"礼仪这一久争未决的问题时，便表现得开明多了。他认为"泰西各国与中国远隔重洋，本非属国"，清朝自然就不再应以"天朝上国"自居，把西洋各国来使以"贡使"相待。况且"今既不能阻其入觐，而必令其使臣行拜跪礼，"①这是不可能的。显然，左宗棠的这种认识不仅同国际交往中的礼节习惯相接轨，更重要的是他摆正了中国在世界新格局中的地位，摆脱了闭关心理的制约。
"制夷"，即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这是时代的主旋律。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备受列强的侵扰和欺凌，主权受损，领土被割，财富遭劫，生灵涂炭。因此，如何御侮而自强，就成为时务之急。左宗棠说："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诸邦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竞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②可见，"师夷长技以制夷"正揭示了这个主题。一个颇应引起重视的史实是，在以求强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兴起后的十几年至二十几年内，曾发生有日本侵台、阿古柏匪帮（左宗棠称之为安集延夷人）和俄国侵略新疆、法国侵华等事件，经实践检验，"师夷长技"带来的成果改变了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完全失败的记录。日本侵台事件刚发生，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字幼丹，福建侯官人）即被任命为台防大臣，率福州船政局制成的15艘轮船加紧布防，使日军感到"抵台南之船均非中国新船之敌"，③未敢轻举妄动。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可谓深谋远虑。在规复新疆的过程中，左宗棠强调"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①其中在"精求枪炮"方面，左宗棠创办的兰州机器局就加紧赶制军火，以供应西征大军，保证了进取北疆、底定南疆的顺利实现。中法战争期间，左宗棠派其部将王德榜组织"恪靖定远军"，并负责转运由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制造的武器装备增援两广前线。随后，任两广总督的洋务派新秀张之洞起用名将冯子材，会同王德榜，取得了镇南关-谅山大捷。此时，左宗棠己督办福建军务，挫败了法军侵占台湾和进一步染指东南沿海的阴谋。因此，史学界在为中法战争结局定性时所称的"中国不败而败"中的"不败"，正是张之洞、左宗棠与爱国官兵的努力使然；"而败"则是清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所致。左宗棠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巩固塞防和加强海防两个方面。对此，他本人也是引以为荣的。在他人生尽头仅一个月前，左宗棠以豪迈的气质作诗回顾了他出关持节和坐镇东南的历历征程。诗中"提戎敌忾效前驱，马蹄蹴破天山雪"一句，再现了西征大军随他收复新疆的壮观场景；"海防善后事孔急，将士还须猛着鞭"②一句，则展示了他对海防的关切之情和奋斗不息的拼搏精神。所以说，时代造就了左宗棠，而左宗棠也没有负于他所处的时代。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九，页五二。
②《艺学说帖》。《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75页。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二。
②《题〈疏勒望云图〉》，《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66-467页。
①［清］王先谦编：《东华续录》（嘉庆朝），卷四二。
①《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776-1777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②《筹办夷务始未》（咸丰朝），第7册，第2334、2547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①［清］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上册，第174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②［清］林则徐：《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85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③［清］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上册，第177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④［清］魏源：《筹海篇》，《海国图志》，卷二，页四至六，光绪二年重刊本。
①《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七。
②《〈林文忠公政书〉叙》，《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75页，岳麓书社1987年版。
③《〈海国图志〉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57页
①《筹办夷务始未》（咸丰朝），卷七一，页一七。
②[清]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四，页一○，长沙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刻本。
③《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七，页二五。
④《海防档》（丙），《机器局》，第1册，第4页，台北版。
⑤《海防档》（丙），《机器局》，第1册，第28页，台北版。
①《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61-63页。
②《答陈俊臣》，《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七，页三三。
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页二五。
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八，页二至四。
⑤《艺学说帖》，《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76页。

生平篇　　第一章　乡间寒士　　第一节　出身于以"耕读为业"的"寒素"之家
清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日（1812年11月10日），左宗棠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东乡左家棠的一个以"耕读为业"的"寒素"之家中。
左宗棠的祖辈自南宋由江西迁至湖南后，世居湘阴。湘阴位于省城长沙北面约30余里处，濒临洞庭湖，并有湘水这条长沙城下最大的河流绕贯县内，环境优美，交通方便。左家算得上在当地有一定声望的大家族，"支派繁衍，其间忠孝节义，散见于郡邑之志载及家乘之所传闻，乡人士类能言之。"①左家"先世耕读为业，以弟子员附郡县学籍者凡七辈，"②可谓是一个以七代秀才传世的书香门第。左的曾祖父左逢圣为县学生员，以孝义著闻，且"居贫好施"，"生平举止端严，所读经史皆手录"。③其祖父左人锦是国子监生，以"律躬之严，闲家之肃，敦睦家族推济乡里"④而名扬乡里。父亲左观澜乃县学廪生，曾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贫居教书20余年，其"教人为文必依传注诠经旨"。⑤生长于这样的家庭中，接受耕读家风的沐浴，自然会深深地受传统思想文化及伦理道德的熏陶。
左宗棠一家有祖辈遗田数十亩，岁收谷40余石，但靠此来维持一个三代十口之家的生活也不算宽裕。家境的清贫，使他的父亲左观澜不得不为生计而四处奔波，为人教读，以所得束修维持全家的吃穿费用，甚至出现了"非修脯无从得食"的境况，遇到灾荒，只能是"屑糠为饼食之，仅乃得活"。⑥对于这样"寒素"的生活，左宗棠后来在写给他儿子的信中常常回忆述及，多有感慨。他说：
"吾家积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纸不能详。尔母归我时，我已举于乡，境遇较前稍异，然吾与尔母言及先世艰窘之状，未尝不位下沾襟也。吾二十九初度时在小淹馆中曾作诗八首，中一首述及吾父母贫苦之状，有四旬云："研田终岁营儿铺，糠屑经时当夕飧。乾坤忧痛何时毕？忍属儿孙咬菜根。"至今每一讽咏及之，犹悲怆不能自己。①吾家本寒素，尔父生而吮米汁，日夜啼声不绝，脐为突出，至今腹大而脐不深。吾母尝言育我之艰、嚼米为汁之苦，至今每一念及，犹闻其声也。"左宗棠成长于如此清贫之家里，逐步养成了吃苦耐劳和节俭质朴的生活习惯。
左宗棠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他作为年龄最小的男童，倍受其祖父左人锦的宠爱。左宗棠三岁时，常"读书梧塘"（梧塘为左家先祖课诸子孙处）。一次，左宗棠随祖父到宅后山上采栗子，他采到栗子回家后能平均分给哥哥、姐姐，"不自取食"。左人锦喜曰："此子幼时分物能均，又知让而忘其私，异日必能昌大吾门。"③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挈家迁居省城长沙贡院东左氏祠，以开馆授徒维持全家的生计。左宗棠、左宗植、左宗棠兄弟三人随父读书，"不名他师"。左观澜对儿子们抱有厚望。他自己虽是个秀才，多年未中举人，便望子成龙，希冀他们以后能步入科举的殿堂。于是，他"教人循循善诱，于课子尤严，数年之间入学食饩，一时从游者甚众"。①左宗棠四岁时便随其兄听课。他每次听其父"讲授生徒"及其兄"诵读之书，辄默识不忘，偶属对，颖悟异人"。一日，左观澜课宗棫、宗植读《井上有李》文，至"昔之勇士亡于二桃，今之廉士生于二李"句，便问"二桃"的典故出自何处，坐在一边旁听的宗棠即刻答道："古诗《梁父吟》有之"。②左宗棠5岁起开读《四书》中的《论语》和《孟子》，兼读南宋理学家朱熹的《大注》（即《四书章句集注》）。他8岁开始，学习制艺（即八股文），其父"每命题，必令先体会《大注》，一字不许放过"，③目的是让左宗棠对科举考试的必读和必考书《四书章句集注》，从小便能够烂熟于心。左宗棠还间读史书，留意书法，"自童儿时，即知慕古人大节，稍长，工为壮语，视天下事若无不可为"。④这样，左宗棠在童年时代即得到其先辈的循循善诱和严格训导，培养了浓厚的读书兴趣。正如他后来在长沙城南书院的老师贺熙龄所说："左子季高从余游，询其学之所自，则一禀于尊甫先生之教。其教于家者，必本于身，肃然翼然，尊卑上下，罔敢稍越。余于是而知季高学业之成就，其父教然也。"⑤
③［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4页。
①［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钩：《左宗棠年谱》，第5页。
②［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4页。
③《正谊堂全书>卷首·与杨雪沧书》，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5页。
④《答吴桐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一七。
①左宗植，《慎盦文钞·族谱序》，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1页，岳麓书社1983年版。
②《钱南园先生文存>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66页。
③［清］郭嵩寿：《湘阴县图志》，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1页。
④［清］贺熙龄：《寒香馆文钞》，卷一，页一一，道光二十八年刻本。
⑤《长沙徐君墓表》，《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340页。
⑥《二十九岁自题小像八首·第四首自注》，《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58页。
①《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64页。
②《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88页。

第二节　举业坎坷与涉足经世致用之学
道光六年（1826年），14岁的左宗棠始应童子试。第二年，他又应长沙府试。长沙知府张锡谦对他的试卷"亟赏之，屡拔置前，欲以第一录送"，但"旋见某生年老"，又抑置左宗棠为府试第二名，并亲自召见之，"加奖勉焉"。①左宗棠顺利地通过了为取得生员（秀才）资格的童子试和府试这两项预备性考试。正当他踌躇满志地准备参加院试（又称郡试、道试）之际，却因其母亲病重而未赴院试，放弃了这次考秀才的机会。
道光八年（1828年），左宗棠于丁母忧期间，"益致力于学"。②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16岁之后为勤勉于学的得力时期。他说："人生读书得力只有数年。十六岁以前知识未开，二十五六以后人事渐杂，此数年中放过，则无成矣，勉之！"③左宗棠企望能走科举登第之途，但他又没有把全部心思用在应科举、读四书、做八股上面，而是对经世致用之学颇加留意。道光九年（1829年），年方17岁的左宗棠在书铺里购得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便"潜心玩索，喜其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了如指掌。"他还买到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乾隆朝名臣齐召南的《水道提纲》诸书，更是认真研读，"于可见之施行者，另编存录之。"①他对家中所藏的清道光年间由著名思想家魏源代江苏布政使贺长龄所编的旨在"经世以表全编"②的《皇朝经世文编》则是爱不释手，加注评语，"丹黄殆遍"，详加考论。左宗棠对经世有用之学的追求，引起了许多沈醉于八股时文的士人的非议和嘲讽。对此，左宗棠后来对其儿子追述这一情形时说："土人但知有举业，见吾好此等书，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③
道光十年（1830年），被左宗棠视为"学术之纯正，心地之光明"的"嘉、道两朝名臣"贺长龄因丁忧居长沙。左宗棠出于对这位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名臣的敬慕之情，拜访了贺长龄。贺与左交谈，深为其年少学博而高兴，竟"以国士见待"。④其实此时的左宗棠不过是一名年仅18周岁连生员资格还未取得的青年人，而贺长龄则早已是进士出身、官至江苏布政使的地方要员。左宗棠受到如此器重，说明他在经世学问的探索上已有足以为贺所赏识的见解。贺长龄面对眼前这个"颇好读书，苦贫乏无买书资"的青年人，答应出借家中所藏图书。左宗棠"每向取书册，贺长龄必亲自梯楼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左宗棠还书时，贺长龄又"必问其所得，互相考订，孜孜龂龂，无稍倦厌"，贺的"诱掖末学，与人为善之诚"深深地感动了左宗棠。他勉励左宗棠说："天下方有乏才之叹，幸无苟且小就，自限其成。"①左宗棠在贺长龄的热情关怀下，学识大有长进。道光十一年（1831年），左宗棠读书于长沙城南书院。当时主持书院的山长是贺长龄之弟贺熙龄。贺熙龄曾任湖北学政，他"掌教城南，辨义利，正人心，谕多士，以立志穷经为有体有用之学"，②他对清代乾嘉学派重在考据、崇尚空疏的学风加以批评，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他指出："读书所以经世，而学不知要，瑰玮聪明之质，率多隳败于词章训诂、襞襀破碎之中，故明体达用之学，世少概见"。③贺熙龄在讲学中，对诸生"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④培养的学生多为既崇奉宋儒义理之学，又能穷经而致用的有用人材。左宗棠追随贺熙龄"十年从学"，深受贺氏思想的影响。左宗棠自己说，他"从贺侍御师游，寻绎汉宋儒先遗书，讲求实行。"⑤贺对左也尤为器重，曾说："左子季高，少从余游，观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察其进退言论，则循循然有规矩，而不敢有所放轶也。余已心异之。"⑥左宗棠在城南书院还与同窗好友胡林翼（字贶生，号润芝，湖南益阳人）等人以学行相砥砺。胡林翼"不为章句之学，笃嗜史记、汉书与左氏传、司马通鉴暨中外舆图地志，山川扼塞、兵政机要，探讨尤力"。①他与左宗棠在很多问题上有着共识。这一年，左宗棠还到由湖南巡抚吴荣光设立的湘水校经堂学习经学，七次取得考试第一名的成绩。他在城南书院和湘水校经堂学习期间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一年前，他的父亲左观澜因病去世，左宗棠失去了生活的依靠，"日食不给"，只能"赖书院膏火之资以佐食"。②但贫困的生活并没有难倒左宗棠，他在艰苦的环境中奋力学习，并争取到优异的成绩。对此，左宗棠曾感慨他说："自十余岁孤露食贫以来，至今从未尝向人说一穷字，不值为此区区挠吾素节。"③
道光十二年（1832年），左宗棠纳资为监生，应湖南乡试。在科举考试中，考生的试卷须先经同考官阅看，择其优者加以评定，然后向主考官推荐，方能取中。左宗棠的试卷未能通过同考官这一关，被斥为遗卷。但由于这一科是为道光皇帝五十寿辰而开的"恩科"，特命主考官搜阅遗卷，主考官徐法绩披览五千余卷，搜遗得六人，其中左宗棠位六人之首。同考官疑此为人情"温卷"，不愿补荐，恰湖南巡抚吴荣光监临闱中，他深知左宗棠才华出众，同意徐法绩复取的六人，加上"在事诸公多有知余姓名者"，④左宗棠这样才考中了举人。重要的是，左宗棠通过这次乡试，在湖南已多少有了一点知名度。左宗棠参加乡试后，与周治端（字筠心，湖南湘潭人）结婚。由于无钱操办婚事，只得入赘湘潭周家。尽管左宗棠感到"居妇家，耻不能自食"，但结婚的欢悦和"婚未逾月，湖南省试名录至"①的喜讯都为他的生活增添了色彩。而且与左宗棠同岁的周夫人能文善诗，对于夫君的学行关怀备至，倾心相助，也使他领略到了家庭的温煦。
中举之后，左宗棠的下一个目标是参加第二年春季在京师举行的会试。左宗棠贫不能治装，周夫人则"出百金治行"。此时左的姐姐"贫不能举火"，他又将旅费百两"悉举以赠"。亲戚闻讯，又凑积"百金"以赠，才使左宗棠得以北行。
道光十二年（1833年）春，左宗棠在北京参加了癸巳科会试，在三场考试中的三篇四书文、一首五言八韵诗、五篇五经文、五道策问文虽被考官评为："首警透，次、三妥畅，诗谐备"，"气机清适，诗稳"，②却与进士无缘。出闱后，左宗棠积所见闻，写成《燕台杂感》诗八首，用"报国空惭书剑在"，"谁将儒术策治安"③等诗句，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情感。在归家途中，他对沿路各地的"时务"做了考察。谓："春榜既放，点检南归，睹时务之艰棘，莫如荒政及盐、漕、河诸务。将求其书与其掌故讲明而切究之，求副国家养士之意"。④
左宗棠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再度北上应试。这次会试，他本可榜上有名，但临揭榜时，考官发现湖南多中一名，竟取消了他的进士资格，仅给他一个"誊录"。左宗棠不甘心做一名为史馆注籍的誊录，毅然南返湘潭，在周夫人的协助下，潜心于地理学的研究，并"以图为之本，以诸史为之证"。①两年之后，应湖南巡抚吴荣光之召主讲醴陵渌江书院。该书院有学生60人，左宗棠对他们从严要求，每日查阅功课，对"旷废不事事及虚词掩著两次"的学生，将其"本课膏火除去，加与潜心攻苦之人"。他还于每月初一"会订功课日记，为之引掖而督勉之，其有不率，则朴责而斥逐之"，使学生"俱知勉强学问"。②
左宗棠在醴陵结识了时任两江总督，后来成为其亲家的陶澍。陶澍任两江总督期间，在江苏巡抚林则徐、布政使贺长龄及魏源、包世臣等人的协助下，在吏治、河工、漕运、盐政、荒政等方面都做出了较大的成绩，并以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受到世人的赞誉。一次，陶澍在前往江西阅兵的路上，转道醴陵回安化省墓，醴陵知县在为陶澍安排馆舍时，请左宗棠撰写楹联。左宗棠出于对陶澍政绩卓著的敬慕之情，挥笔写道：
春殿语从容，甘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陶澍看到这副楹联后，"激赏之"，急忙询问此联的作者，经知县引见，作为渌江书院主讲的举人左宗棠，终得与大名鼎鼎的陶澍会面，陶对左"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②
道光十八年（1838年），左宗棠第三次赴京师参加会试。会试榜发，他仍然未能取中。南返途中，他到南京拜访了两江总督陶澍。陶"即留住署中，日使幕友、亲故与相谈论"。③陶还为其子陶桄（字少云）求婚于左的长女左孝榆。表明陶澍对他这个会试落第而又具真才实学的举人非常器重。左宗棠也在三次会试失败之后，决计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诚如他所说："比三次礼部不第，遂绝意进取"。④他在家乡不仅"于农书探讨颇勤"，而且钞录了十数册的《畿辅通志》、《西域图志》及各省通志，增长了地理学与军事学等方面的知识。道光十九年（1839年），左宗棠抵长沙，居次兄宗植家中。他俩常切磋学问，"或谈国故，指列时事"。"每剧谈竟夕，争驳不已，家人乃温酒解之。酒后或仍辩难，或遂释然"。⑤左宗棠为克服"气质粗驳"的缺点，注意从"寡言，养静二条实下功夫，强勉用力"。①这一年，陶谢逝于两江总督任所，遗七岁孤子陶桄，左宗棠受贺熙龄之托，并因与陶澍"有一日之雅故"，遂在次年初前往安化小淹陶家，承担了为陶桄教书的义务，并在陶家教书八年中饱览了丰富的典籍。对此，陶谢之婿胡林翼曾做过如此评说："左孝廉品高学博，性至廉洁。在陶文毅公第中读本朝宪章最多，其识议亦绝异。其体察人情，通晓治体，当为近日楚材第一"。②
②癸巳科会试文"注"，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56页。
③《癸巳燕台杂感八首》，《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57页。
①《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三。
②《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六。
①［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15页。楹联中"印心石"指陶澍少时读书于安化石门潭之滨的石屋，潭心有石即"印心石"。道光十五年（1835年），道光皇帝亲书"印心石屋"四字赐与陶澍。
②［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15页。。
③《清朝野史大观》，第7卷，第90页。
④《亡妻周夫人墓志铭》，《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356页。
⑤《〈慎盦诗文钞〉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58页。
①《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
②［清］胡林翼：《启程晴峰制军》，《胡文忠公遗集》，卷五四，页一四，光绪六年刻本。
①［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7页。
②［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钩，《左宗棠年谱》，第7页。
③《与癸叟侄》，《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6页。
①［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7页。
②［清］魏源：《皇朝经世文编五例》，《魏源集》，上册，第158页。
③［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7页。
④《与谭文卿》，《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二，页一六。
①《清将前任云贵总督贺长龄事绩宣付史馆并准入祀湖南乡贤祠片》，《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七，页三○。
②［清］唐鉴：《御史贺君墓志铭》，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8页。
③［清］贺熙龄，《寒香馆文钞》，卷二，页一一。
④［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掌年谱》，第8页。
⑤《〈正谊堂全书〉卷首·与杨雪沧书》，见罗正钩：《左宗棠年谱》，第8页。
⑥[清]贺熙龄：《寒香馆文钞》，卷一，页一一。
①梅英杰：《胡文忠公年谱》，卷一，页八。
②［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钩：《左宗棠年谱》，第9页。
③《与郭意城》，《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五，页六九。
④《徐熙庵先生家书跋后》，《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81页。
①《亡妻周夫人墓志铭》，《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356页。

第三节　"海邦形势略能言"
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时左宗棠方在陶家教书，战争的炮火牵动着他的心。
还在道光十九年，左宗棠已开始留意唐、宋以来的史传、别录、说部以及官私各书对"海国故事"的记载。因此，当英国挑起战争，英军犯浙江、陷定海、进逼天津海口等消息传到湖南后，左宗棠以朴素的爱国热忱，对战况表示出关注之情，数次贻书贺熙龄讨论战守机宜。他指出："洋事于屡次挫衄之余，忽又失利，愁愤何可言？"认为"军兴以来，大小十数战，彼族尚知出奇制胜，多方误我，而我师不能致寇，每为寇所致"，实在令人痛心。于是，他提出的固守持久之谋为："练渔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讥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火药归营，修合兵勇"，数者实力行之，"以之制敌，即以之防奸；以之固守，即以之为战"。①
左宗棠的这些主张恰与林则徐在广东的备战御敌之举颇有相似之处。林则徐注重加强广东海口的防御，添建炮台，购买和仿制外国船炮，对广东水陆各军进行整顿与充实，招募渔民疍户编练成水勇，并组织人力翻译外国书报以了解敌情。因而取得了九龙之战、穿鼻洋之战、官涌之战、长沙湾之战、磨刀洋之战、关闸之战和矾石洋之战的胜利。
然而，由于清王朝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清朝统治集团中的绝大多数昧于世界大势，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心态导发出昏愦的举动。当英军在广东受挫而掉转船头北上逼至大沽口时，昏庸的道光皇帝把英军来犯的原因归咎于林则徐"措置失当"和"办理不善"，决定以罢免林则徐而派琦善赴广东同英军议和来换取英国退兵。身为乡曲布衣的左宗棠闻知后深有感触，他致函贺熙龄说："洋事卒支离至此，令人愤懑。……彼族轻我甚矣，率数十艇之众越重洋九万里而来，屡战而屡利，我屡却而屡受其侮。……不识谋国者复将何以待之？此草莽之臣所为日夕皇皇而不能自释者也。"②
左宗棠对琦善在广东的所作所为表示出愤慨之情。他指出："洋事为琦善所误"，实为"奸谋误国，贻祸边疆"，其结果是"遂使西人俱有轻中国之心，将士无自固之志，东南海隅恐不能数十年无烽火之警"，琦善"其罪不可仅与一时失律者比"。他主张："皇上欲伸天讨，似宜驰使封剑"，将琦善"斩首军前，数其输国之罪，布告中外，庶有以壮三军之气而寒彼族之胆，庙堂战胜之策，无逾此者"。同时，左宗棠对林则徐"恐未必即能复任"又表示叹息，认为"目前人望无如此公"，希冀朝廷能"若何殊恩，毅然图旧"，重新起用林则徐，如此，"上足昭天子虚怀善任之明，下足固岭南千里之守"，才不致负天下人之望。左宗棠还认真读了林则徐"前后各疏"，自以为"与宗棠策洋议论多有合者"。①又以"海邦形势略能言"②的诗句自勉，期待着战局能有所好转。
但是，左宗棠的愿望与事态的发展是大相径庭的。林则徐不但未被起用，却又加罪发送伊犁军台效力；琦善不仅没有被斩首军前，却因是满清贵族而受到开恩释罪。道光皇帝似乎要挽回战败的面子，派出皇侄奕山、奕经分别为"靖逆"将军和"扬威"将军分赴广东、浙江，结果奕山在广东竖旗投降，奕经在浙江靠梦幻同英军交仗而大败溃逃。道光皇帝甚至对奕山把自己求降说成是英人乞求通商，把赔款说成是商欠的谎报信以为真，批答，"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朕谅汝等不得之苦衷，准令通商"。③奕经在浙江溃败后，道光皇帝决定不再进行抵抗，一变忽战忽和的政策而转向对外妥协。因此，左宗棠的一腔热血只能付诸东流。可贵的是，他对清政府的腐败给予了痛陈："洋事日寝不佳，浙西复作败局。……以一二庸臣一念比党阿顺之私，令天下事败坏至此。凡尔君子，未闻有以公是公非，诵言于殿陛间者。仕风臣节如此，古今未有也"。①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英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清政府步入了丧权辱国的岐途。左宗棠对这一严酷事实发出了"远殊深怅"之慨，表示："时事竟已至此，梦想所不到，古今所未有，虽有善者，亦无从措手矣"。②于是，他产生了"买山而隐"的想法，试图通过"力耕读书，以自勉其所未至"。③
①《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至一一。
②《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犊，卷一，页一二至一三。
①《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六至一七。
②《感事四首》，《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59页。
③《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1046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①《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九。
②《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二六。
③《答吴桐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一七。

第四节　自号"湘上农人"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左宗棠"举积年修脯"所得，买田70亩于湘阴东乡柳家冲，并决定"明年移居湘上，此为有家之始"。④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左宗棠携带妻小由湘潭周宅移居湘阴东乡之柳家冲，署其门曰柳庄。他"每自安化归来，督工耕作，以平日所讲求者试行之。日巡行陇亩，自号'湘上农人'"⑤，打算从此做一个"太平有道之民"。⑥
左宗棠视"农事为人生第一要务"，注重农学，于道光二十五年（1835年）撰写了《朴存阁农书》，"以诏农圃"。⑦他"自耕之田，略以古农法之便于今者行之，甚良。……茶园所入，今岁差可了清国课，逐渐增加，于人事不无裨益。倘更桑竹之利成，其可以存廉耻广惠爱者大矣"。①对此，左孝同记述称："府君于柳庄艺茶、种树，期尽地利。湘阴产茶，实府君为之倡"。②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湖南在连年苦旱之后遇到大水灾，饥馑遍野。左宗棠四出奔波办理赈务，劝富有人家捐赈。他认为"捐赈是古今通义"，他于"授徒之暇，亦曾办过，统计长沙、善化、湘阴、湘潭、宁乡各属所捐银钱谷米，不下五十余万"。③他还"劝族里储谷以备荒"，并对络绎经过柳庄的饥民，罄其所藏，与周夫人"散米俵食，并丸药乞病者"。④
第二年，左宗棠来到长沙，于朱文公祠开馆授徒，所带的学生如周开锡等人"颇能刻苦立志，为有用之学"。⑤这一年，在长沙湘江舟中，左宗棠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了林则徐。这次会面对左的一生都有着意义非凡的影响。林则徐早年于江苏为官时曾被两江总督陶澍所赏拔，他在遣戍伊犁释回后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担任云贵总督。其间，他视部下胡林翼为左右手。陶与林的同事关系及与左的亲家关系，胡与林的上下级关系和与陶的翁婿关系及与左的同窗好友关系，都构成林与左会面的因缘。特别是左对林则徐伟人品质的一向倾慕和林从胡处得悉左对经世致用之学的追求，更促成了此次湘江之会。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冬，林则徐因病卸云贵总督职回福建原籍途中经过长沙，遣人至柳庄约请左宗棠相晤。左宗棠赶至长沙，在湘江见到了他所崇拜的林则徐。早在这次会面的前一年，胡林翼已向林则徐推荐了被视为"楚材第一"、"究心地舆兵法"的左宗棠。由于左宗棠已为"陶婿预订读书之约，未能忽然"，无法离湘赴滇去做幕宾，惟有"西望滇池，孤怀怅结"而已。他在复胡林翼的信中表述了对林则徐的倾慕之情：
少穆宫保爱士之盛心，执事推荐之雅谊，非复寻常所有，天下士粗识道理者，类知敬慕宫保。仆久蛰狭乡，颇厌声闻，宫保固无从知仆。然自十数年来，闻诸师友所称述，暨观宫保与陶文毅往复书疏与文毅私所纪载数事，仆则实有以知公之深。海上用兵以后，行河、出关、入关诸役，仆之心如日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愤，忽而喜，尝自笑耳。迩来公行踪所至，而东南，而西北，而西南，计程且数万里，海波、沙碛、旌节、弓刀，客之能从公游者，知复几人。乌知心神依倚惘惘欲随者，尚有山林枯槁未著客籍之一士哉？此刻，左宗棠与林则徐同乘一舟，心中激动不已，他视林则徐为"天人"，于"江中宴谈达曙，无所不及"。①林则徐对左宗棠则"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②"谈论竟夕，称为不凡之材"。③左宗棠对他们的这次会面作了如下描绘：
"是晚乱流而西，维舟岳麓山下，同贤昆季侍公饮，抗谭今昔。江风吹浪，柁楼竟夕有声，与船窗人语互相响答。曙鼓欲严，始各别去。"橘洲之畔，岳麓之滨，好一派"潇湘夜话"的美景！二人纵横古今，神驰南北，尤其是对东南海防和西北塞防的探讨，为日后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创举和收复新疆的业绩铸下了思想基础。
一年后，林则徐便奉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镇压天地会起义，途经广东普宁县病逝。左宗棠在悼林则徐的挽联中写道：
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个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
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⑤
左宗棠既对林则徐卫国御侮的历史功绩予以肯定，同时他又对其未能完成清政府赋予的镇压天地会起义的使命而感到惋惜。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处理国内阶级矛盾时，必然是站在同人民起义对立的一面，无论是林则徐还是左宗棠都不能例外。
咸丰元年（1851年），已经39岁的左宗棠依然在柳庄过着"湘上农人"的生活。他在致友人贺仲肃的信中说："兄东作甚忙，日与庸人缘陇亩。秧苗初茁，田水琮琤，时鸟变声，草新土润，别有一段乐意。"①他还作诗道："柳庄一十二梅树，腊后春前花满枝。娱我岁寒赖有此，看君墨戏能复奇。便新寮馆贮琼素，定与院落争妍姿。大雪湘江归卧晚，幽怀定许山妻知"。②左宗棠并不想作桃花源中的陶靖节，而是以卧龙岗上的"诸葛亮自期"。③恰在这一年，洪秀全（原名仁坤，小名人秀，广东花县人）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骤起广西，威胁到邻近的贵州、湖南。此时在贵州任知府的胡林翼与左宗棠书信频繁，讨论战守机宜，左宗棠认为："当剧寇纵横，防剿并急之时，则用团练，断宜参用碉堡"，"以步步为营之法，同时渐进，逼近贼巢。"④此时，他已公开站出来为镇压太平天国出谋画策。
咸丰二年（1852年），已届不惑之年的左宗棠鉴于太平军冲出广西，攻入湖南，兵锋直指长沙的境况，慌忙从柳庄"徙居湘东白水洞，诛茅筑屋，为自保计"。①此时，曾在道光年间被林则徐"应诏举贤良"而推荐为郡守的张亮基（字采臣，号石卿，江苏铜山人）担任湖南巡抚，经胡林翼的积极推荐，左宗棠终于出山进入湘幕，开始了新的生涯。
④《唁林镜帆》，《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五三。
①《与贺仲肃》，《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一。
②《催杨紫卿画梅》，《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60页。
③左钦敏：《清丞相左宗棠列传》，《湘阴人物传》，第25页，1915年刻本。
④《答胡润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二至四。
①《张叔容墓碣》，《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349页。
④《亡妻周夫人墓志铭》，《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356页。
⑤［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23页。
⑥《答张玉夫》，《左文襄公全集》书犊，卷一，页三三。
⑦《与罗研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三六。
①《上贺庶农先生》，《左文翼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三八。
②［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23页。
③《答谭文卿》，《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九，页四三。
④《亡妻周夫人墓志铭》，《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356页。
⑤《请敕署福建藩司周开锡久于署任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183-184页。
①《答胡润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四九至五○。
①《与贺仲肃》，《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五二。
②[清]胡林翼：《致左季高》，《胡文忠公遗集》，卷五五，页二二。
③[清]胡林翼：《启湖广总督程晴峰》，《胡文忠公遗集》，卷五四，页一。

第二章　幕宾生涯　　第一节　出山入幕
咸丰二年（1852年），左宗棠在四十岁时进入湖南巡抚幕府，是为他正式跻身于政治舞台的开始。
左宗棠考取了举人，算得上是"正途"士子，但他却因未能取得"甲科出身"的进士功名而不能沿循着"学而优则仕"的晋官之路顺利地走上仕途。同时，生长于"寒素"之家的左宗棠，既无钱而且更无意像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通过捐纳方式捐得官职。尽管左宗棠以"淡泊明志"，不是如同俗士那样热衷于入仕做官，但为了实现其以"儒术策治安"和"心忧天下"的抱负，又非进入仕途不可。这样，摆在左宗棠面前的唯一途径便是靠自己的"孝廉方正"被举荐，因为举人的身份给予他被举荐成功的更大可能性，加上他不凡的才华，也为他日后步入上层统治集团提供了条件。
左宗棠正是走了由人幕进而跃登官位的仕进之路。左宗棠在人湘幕之前，多次放弃了被清朝大员起用做幕宾的机会。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他因在湖南安化教陶桄读书，而未能入云贵总督林则徐之幕府。咸丰元年（1851年），清政府为镇压广西天地会起义任命在籍的前两江总督李星沅（字子湘，号石梧，湖南湘阴人）为钦差大臣，李星沅曾邀左宗棠"参戎机"①，但李至广西不久便病死，左也满足于"湘上农人"的生活，他的"出山之想，又因此抛却矣"。②这年年底，胡林翼又把他视为"楚材第一"的左宗棠推荐给湖广总督程矞采（字晴峰，江西新建人），由于"程请不坚，左亦漠然不愿"，遂作罢论。尽管此时左宗棠还没有出山入幕，但他的出众才华已为政坛要员所赏识。导致他最终跻身湘幕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太平天国起义军进兵湖南。在异常激烈的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殊死搏斗中，左宗棠从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站到了与农民起义为敌的一面。
自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太平军于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正式起义后，至咸丰二年五月（1852年6月）的近一年半时间内，他们在广西境内同清军对战。此后，太平军在洪秀全的带领下，经蓑衣渡之战，冲出广西，进入湖南。在湘南，太平军连克道州、郴州等重镇，清廷为之震惊。太平军突入湖南，使湖广总督程裔采极为恐惧，他"自衡州疾还长沙"，①想躲到省城避祸，并函请尚在广西的钦差大臣赛尚阿督师湖南。赛尚阿却把湖南军务推卸给程矞采。鉴于这种状况，咸丰皇帝一面严旨赛尚阿、程矞采同办湖南军务，一面改任广西、湖南、湖北三省巡抚，想以此来加强内线的防御。这样，担任云南巡抚的张亮基于咸丰二年五月被清廷任命为湖南巡抚。张亮基抚湘，也成为左宗棠出山入幕的重要机遇。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接连攻克道州、郴州并沿途袭挠安仁、攸县、醴陵，围困长沙，由湘南而湘中，三湘形势日蹙。左宗棠急忙由柳庄"举家避居"湘阴与长沙交界处的东山白水洞，且"亲故多从之"。②恰在此时，在贵州任黎平知府的胡林翼已向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推荐了左宗棠。胡致函张说："左子季高"，"才品超冠等伦"，"廉介刚方，秉性良实，忠肝义胆，与时俗迥异，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精能时务"。③张接受了胡的推荐，在赴湖南上任的路上，三次派专人携带书信到山中请左出山入幕，并表示对左是"思君如饥渴"。胡林翼又致函左宗棠说："张中丞不世奇人，虚心延访，处宾师之位，运帷幄之谋，又何嫌焉。设楚地尽沦于贼，柳家庄、梓木洞其独免乎？"④经张亮基遣人"备礼走请"，胡林翼积极敦促，以及与左宗棠同居山中的好友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兄弟等人的劝说，加上左宗棠于道光二十九年在湘江与林则徐会面时听林亲口称赞张亮基是一个"开爽敏干"的官员，①他遂决定应张之聘，于咸丰二年八月十九日（1852年10月2日）随张亮基抵长沙城外，八月二十四日（10月7日），进入长沙城，成了湘抚的幕宾。此时，太平军攻打长沙之役正方兴未艾。
太平军在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率领下攻占湖南郴州后，西王萧朝贵得悉"长沙城卑防疏"的情况，便向洪、杨建议由他率领"轻兵数千，倍道袭之，垂手可得"。②洪秀全、杨秀清同意由萧朝贵率偏师奔袭长沙，他们则留驻郴州，牵制清军主力。咸丰二年七月初七日（1852年8月21日），萧朝贵率数千太平军从郴州出发，七月二十七日（9月10日）行抵长沙城东十里扎营。第二天，向长沙城发动进攻，打响了长沙战役。此时正值湖南新旧巡抚交接之际，张亮基尚未抵长沙，城防由帮办军务罗统典负责。萧朝贵带领太平军主攻长沙城南门时被清军炮火击中而负重伤。太平军一如继往，勇猛攻城，且使"城门倒破"，清军"万分危急"。③但不久清军主力调往长沙和张亮基、左宗棠的到来，使清朝方面得以苟延残喘。也就在张、左进入长沙城仅4天之后，洪秀全、杨秀清统率太平军抵达长沙城南。双方鏖战更趋激烈。
左宗棠刚刚进入湘幕，张亮基便"一以兵事任之"。④左宗棠审度战场形势，向张亮基"干以数策，立见施行"。①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他认为太平军"背水面城"，而清军"援军既扼其东北"，太平军"已自趋绝地"。只有西路的土墙头、龙回潭是太平军的粮食补给线和唯一的西进路线，因此，他主张"先以一军西渡，扼其他窜，可一鼓歼也"。②看来左宗棠是妄图将太平军扼杀于长沙城南，其胃口不谓不小。但援湘清军多为乌合之众，且分隶十几个总兵和提督，指挥不一。张亮基先后命令总兵常存、马龙，以所部西渡，而他们都"畏贼不战"。接着，张亮基又请内召进京途径长沙的赛尚阿遣提督向荣赴西路督战，向荣渡过湘江后，初是"迁延不进"，继则在牛头洲被翼王石达开所率太平军击溃。此时，清廷新任命的钦差大臣徐广缙抵湘潭，张亮基派江忠源"躬赴湘潭"，并"再三咨请"徐率军至长沙，也遭拒绝。③左宗棠又向张亮基建议调徐的部将提督福兴疾出河西，扼龙回潭，福兴却按兵不动。于是，张亮基欲自督兵往龙回潭，左宗棠力赞之，因此刻太平军攻长沙城甚急，城垣多次被太平军所用隧道爆破战术所"轰塌"，④张、左等人只得留在城中死守。但太平军进攻长沙80余日也未能克复，洪秀全决定从长沙撤军，十月十九日（11月30日）深夜，太平军主力从长沙经龙回潭转移，后转战于益阳、岳州等地，冲出湖南，进入湖北。太平军于长沙撤围11天后，钦差大臣徐广缙才敢率兵抵达长沙。对此，左宗棠在致陶桄的信中说："徐爵帅人甚朴实，用兵实非所长，……贼已北窜，始悔不用河西合围之策"。①左宗棠初次出山就显示出高人一筹的军事才识，足使清军将帅刮目相看，由于左宗棠防守湖南有"功"，清廷下旨将其以知县用，并加同知衔，他总算是第一次捞到了官衔，步人仕途。
接着，左宗棠协助张亮基在湖南一方面整饬吏治，另一方面镇压会党起义。在左宗棠的谋划下，张亮基派江忠源仅用12天就把浏阳"征义堂"会党起义镇压下去。于是，左宗棠又被提升为"以直隶州选用"。
太平军进军湖北后，于咸丰二年十二月初四日（1853年1月12日）攻克武昌。左宗棠闻讯后"不胜骇叹"，他说："孤城被围二十余日，在外救援之师不能乘机疾进，在内防堵之师不能严密固守，致蠢兹小丑竟敢猖厥至此，殊为可恨"。②他鉴于清朝正规军作战能力极低的状况，设想在湖南练就一支由绅士统领的团练武装来筹办防剿。于是，十二月十九日（l月26日）由左宗棠草拟、张亮基签署的《筹办湖南堵剿事宜折》中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委明干官绅，选募本省有身家来历、艺高胆大之乡勇一二千名，即由绅士管带，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所费不及客兵之半，遇有缓急，较客兵尤为可恃"。③左宗棠写好这份奏折的第三天，被清廷于二十多日前任命的帮办团练大臣曾国藩由湘乡赶至长沙，他"日与张石卿中丞、江岷樵、左季高三君子感慨深谈，……盖无日不共以振刷相勖"。①接着，曾国藩也向清廷上奏说，以往"所用之兵，未经练习，无胆无艺，故所向怯也。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他"与抚臣熟商，意见相同"。②这两个内容稍异但根本点相同的奏折，构成张亮基、左宗棠、曾国藩创办湘军的最初设想。他们都是想要建立起一支由绅士管带、招募乡勇并采用戚继光的成法进行编练的军队，此后产生的湘军，较之以往将弁由清廷按定制委派的绿营有着明显不同的特点。因此，可以说湘军起源实由左宗棠肇其端，而经曾国藩继其成。张亮基调署湖广总督和左宗棠一度离开湘幕期间，曾国藩独立承担起编练湘军的任务，这就是将前经左宗棠檄调来长沙的以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湖南湘乡人）为首的1000名湘乡团练编练成了第一支湘军陆师。
曾国藩在长沙的初次出现给左留下深刻的印象，"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③左宗棠既指出了曾的弱点，也甚有相见恨晚之感。曾国藩到长沙仅5天，张亮基就被清廷调署湖广总督，张偕同左宗棠于咸丰三年正月二十二日（1853年3月1日）抵达武昌。
左宗棠进入湖广总督幕府之际，正值太平军胜利进军之时。咸丰三年正月初二日（1853年2月9日），洪秀全率领太平军撤离武昌，"由武汉下江南也，帆幔蔽江，衔尾数十里。……炮声遥震，沿江州邑，……莫不望风披靡"。①太平天国水陆大军直下三江。从武汉到南京1800里江防的清军主要集结在三个地区：九江、安庆、芜湖。太平军依次突破这三道防线，兵锋直逼南京。②二月十一日（3月20日），太平军攻入南京内城。9天后，太平天国正式建都南京，改名天京。遂又于四月初一日（5月8日）、四月二十七日（6月3日）分别开始了北伐与西征。
张亮基总督湖广，缘于太平军一举攻克湖北省城武昌。清廷在震惊之余，试图通过重用这个"保全湖南"的巡抚来扭转湖北的不利局面。当张亮基、左宗棠来到武昌时，太平军已按新的战略部署弃武昌而蔽江东下了。张、左遂在湖北加强军事布防。这年六月，太平天国西征军攻入江西，张亮基、左宗棠赶至湖北黄州，在与江西九江临近的田家镇设防。七月，太平天国北伐军的吉文元部因在河南遭清军堵截，未能渡过黄河北进，便转而南归攻入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左宗棠看出太平天国的这支南归军有由黄安经麻城、黄冈攻取武汉的意图，向张亮基建议从省城调兵勇3000余人星夜驰往团风镇，以扼"出江上窜武汉"之路。果然不出其所料，南归军从新洲乘船南下，并有骑兵在岸上护卫，但在团风镇一带遭到清军伏击。南归军被迫后退突围，经罗田取道安徽莫山（今属湖北省）等地，只剩少部分人与太平军西征军会合。左宗棠对此役非常得意，吹嘘说，"是役甫及八日，非制军相信之坚，断不能有此奇捷。用兵无他，训练得法，谋略须先贼一着，自然应手"。①左宗棠在湖督幕中也确为张亮基所重用，据他自己所说："制军于军谋一切专委之我，又各州县公事禀启皆我一手批答，昼夜无暇。……制军待我以至诚，事无巨细，尽委于我，此最难得。近时督抚，谁能如此？"当然，左宗棠并不满足于仅是谋士身份的幕宾，他的理想是出幕为官。他说："若朝廷与制军以钦差大臣剿贼，吾与岷樵佐之，老贼何遂猖狂至此"。②左宗棠的野心可谓暴露无遗。对于左宗棠在两湖的所谓"功绩"，张亮基也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全恃季翁为我部署，此君天下才也，办土匪，歼粤匪，以战则克，以守则固，进贤进能激励兵将，以残破之两湖而渐有生气。仆何能为，皆季翁之力。吾兄为我请其出山，则此功当与吾兄共之"。③
咸丰三年八月（1853年9月），张亮基被清廷任命为山东巡抚。左宗棠遂决定离开张亮基幕府，于九月初四日（10月6日）由鄂返湘。九月二十二日（10月24日），他抵达湘阴，次日入山回到白水洞家中。湖南巡抚骆秉章（原名俊，号儒斋，广东花县人）闻左已归湘，便以"书币见招"和遣人"入山敦促"等方式聘左再入湘幕。但左宗棠以一年来幕宾生涯使其"心血耗竭"为由，表示"不欲复参戎幕"，并"托词谢之"，打算"自此匿迹销声，转徙荒谷，不敢复以姓字通于尘界矣"。①
出乎左宗棠意料之外的是太平天国西征大军进兵异常神速，锐不可挡。九月十三日（10月15日），就在左宗棠离开湖北仅9天，石祥祯所部太平军一举攻克曾由左所设重防的田家镇，打开了湖北的门户。九月十八日（10月20日），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汉口、汉阳，遂撤军至湖北黄州（今黄冈）。咸丰四年正月十五日（1854年2月12日），太平军在黄州大败新任湖广总督吴文镕所率清军，吴投水殒命。4天后，太平军第三次占领汉口、汉阳。紧接着，石祥祯率领太平军又由湖北挺入湖南，从二月初一日（2月27日）至十三日（3月11日）的13天中，太平军连续攻克岳州、湘阴、靖港、宁乡等地，威震长沙。太平军占领湘阴时，身居距县城50里山中的左宗棠听说"贼将入梓木洞得吾而甘心焉"，他感到"今幸暂免，是又得一生也"。②正是缘于死里逃生的侥幸和与农民起义为敌的本性，又加上骆秉章再三"使币入山，敦促再出"，使左宗棠感到一旦太平军攻入省城，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才"不得已，勉为一行"，③又一次进入湘幕。
③《答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一○。
①[清]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3册，第141-142页。
②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上册，第350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①《与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一一至一二。
②《与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一三。
③《张亮基致胡林翼函》，湖南省社会科学院藏。
①《与周汝充》，《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一四。
②《与夏憩亭观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一六。
③《与胡润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三五。
①樵：《纪左恪靖》，《晨报》，民国24年4月5日。
②《与贺仲肃》，《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一至二。
①[清]李滨《中兴别记》，《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2辑上册，第27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②《亡妻周夫人墓志铭》，《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356页。
③[清]胡林翼《启张石卿中丞》，《胡文忠公遗集》，卷五四，页一六。
④[清]胡林翼，《致左季高》，《胡文忠公遗集》，卷五五，页八。
①《与胡润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三四。
②[清]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3册，第291页，神州国光社，1952版。
③佚名：《粤匪犯湖南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第64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④[清]郭嵩焘：《养知书屋札记》，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31页。
①《与胡润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三四。
②[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31页。
③[清]江忠源：《江忠烈公邀集》附录，下册，第20页。
④[清]张亮基：《贼踪纷窜省城解围折》，《张大司马奏稿》，卷一，页一九，光绪十七年重刻本。
①《答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九。
②《答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一○。
③[清]张亮基：《筹办湖南堵剿事宜折》，《张大司马奏稿》，卷一，页三五。
①[清]曾国藩：《复胡润之》，《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页八.光绪二年长沙传忠书局刻本。
②[清]曾国藩：《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页五六。

第二节　再入湘幕
左宗棠自咸丰四年三月初八日（1854年4月5日）抵长沙，至咸丰九年十二月二十日（1860年1月12日）出署，在骆秉章幕府度过了近6年的幕宾生活。他入幕之初曾一度想"更名隐姓，窜匿荒山"，但因骆秉章对他"推诚相与，军事一切，专以相付"，而"不得不留此共相支撑"。①在骆幕，左宗棠从撰写奏折到批答地方禀函均一手包办，身为巡抚的骆秉章则"但主画诺"，对左的"行文书不复检验"。②骆对左的信任和依赖程度可见一斑。正基于此，左宗棠几乎成了把持湘抚衙署的人物，以致于许多逸闻和时人的撰述、笔记都对此作了形象的描述。当时湖南即有"文武官绅非得左欢心者不能得意，而得左欢心者无不得意"③和"巡抚专听左宗棠，宗棠以此权重，司、道、州、县承风如不及矣"④等说法。这样，身为幕宾的左宗棠在骆幕期间不仅在军事上为镇压太平军出谋画策，而且于整饬吏治、调理财税等方面均得以展示其"才能"。
在军事方面，左宗棠为谋划防守湖南和进兵湖北、江西等地而继续充当镇压太平军的帮凶。
左宗棠再入湘幕，面对的是太平军大兵压境的局势。在此之前，当太平军由湖北入湖南之时，曾国藩已在衡州编成湘军陆师15营、水师10营，实现了张亮基、左宗棠等人于湖南创设由绅士统领的军队之初衷。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1854年2月25日），曾国藩督湘军自衡州出动，迎击太平军，并发布了《讨粤匪檄》。太平军虽接连攻占岳州、湘阴、靖港和宁乡，但迫于湘军的攻势，遂一度放弃这些地方，撤回湖北。石祥祯与林绍璋部太平军在湖北会合后，又重整旗鼓杀进湖南，于三月初十日（4月7日）再克岳州。接着，太平军乘胜南进，连克乔口、靖港等地，湘军纷纷溃逃，曾国藩也狼狈窜回长沙。由于骆秉章、左宗棠在长沙严密防守，太平军决定由石祥祯扼守长沙北面的靖港，林绍璋则率主力绕道宁乡趋往长沙西南的湘潭，以成南北合围长沙之势。三月二十七日（4月24日），太平军攻占湘潭。到长沙仅20天的左宗棠急忙与曾国藩等人商讨对策，提出以湘军主力南攻湘潭而暂不北取靖港的建议。于是，曾国藩派其部将塔齐布统领湘军陆师、褚汝航和彭玉麟率湘军水师驰往湘潭，水陆夹击太平军。曾国藩原准备动身赴湘潭，却在临行前改变了主意，自己带湘军一支向靖港进发，结果被这里的太平军打得大败，曾国藩逃至铜官渡时跳人湘江自溺，被随从章寿麟救起。不久，左宗棠"缒城出，省公（按指曾国藩）舟中，则气息仅属。所着单襦沾染泥沙，痕迹犹在。责公事尚可为，速死非义。公瞑目不语，但索纸书所存炮械、火药、丸弹、军械之数，属（余）代为点检而已"。①此时，曾国藩颇为未听从左宗棠的计策而懊侬。恰巧，湘军于四月五日（5月1日）攻占湘潭的消息传来，骆秉章、左宗棠、曾国藩在兴奋之余，又妄图一举把太平军逐出湖南。入湘太平军也因湘潭战败，主动退守岳州，由进攻转入防御。六月十三日（7月7日），湘军兵分三路直趋岳州。七月一日（7月25日），湘军占据岳州。一个月后，太平军被迫退出湖南。
太平军撤离湖南后，左宗棠与曾国藩在长沙密谋出省作战问题，他们"无一日不见，无一事不商"，①遂决定由曾国藩率湘军出兵湖北，而左宗棠在湖南为湘军补给军火、饷源。咸丰四年八月（1854年10月），湘军出兵湖北，在武汉、田家镇等地击败太平军，旋又进入江西，于年底兵抵九江。此时，胡林翼任湖北按察使。短短三个月之间，胡又由改任湖北布政使而于咸丰五年三月（1855年4月）升任署湖北巡抚。这样，基本上形成了以左宗棠经营湖南后方基地，曾国藩、胡林翼分别盘踞江西、湖北的湘系势力的发展格局。
左宗棠对湘军在省外的军事动向十分关注，他既为湘军连克数地而庆幸，又对其由此而产生的虚骄之风表示担忧。他说："东征大局为天下所仰望，自复岳州以后，直捣浔阳（按指当时的浔阳道，驻九江），节节得手，军威大振，然将士之气渐骄，主帅之谋渐敌，弟尝贻书戒之，而不我察也"。②不久，曾国藩的湘军于咸丰四年年底（1855年初）败师江西湖口，即被左宗棠所言中。
当曾国藩率湘军攻克武汉，直趋九江之际，太平天国派出翼王石达开带领西征援军由安庆抵湖口。此时，曾国藩趾高气扬地吹嘘说："长江之险，我已扼其上游，……东南大局，似有转机，……臣等一军以肃清江面，直捣金陵为主"。①于是，他分兵诸路，试图一举攻占湖口、九江等地。石达开以敏锐的眼光看出湘军的弱点："将士皆骄，甫攻九江，即围湖口，兼击彭泽，……兵分势单，易生瑕隙"。②因此，他决定扼守各要塞，并将敌人分而歼之。结果，进至湖口的湘军水师被太平军分割于鄱阳湖内和湖外长江江面，湘军水师遭到太平军的痛歼，曾国藩慌忙弃座船而逃至湘军陆营，羞愤欲寻死，被罗泽南劝止。
石达开率领太平军取得湖口大捷，扭转了太平天国西征军自湘潭战败以来节节失利后退的被动局势。石达开旋令林启容在九江牵制曾国藩的湘军，派秦日纲、陈玉成率大军进攻湖北，于咸丰五年二月十七日（1855年4月3日）攻占武昌，太平军在湖北同胡林翼所部湘军及所辖绿营兵展开激战。九月初，石达开西援武昌，遂于一个月后由湖北突入江西，在半年内连克七府四十七县，使得龟缩于南昌的曾国藩发出了"道途以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③的哀叹。左宗棠也对"江西全局岌岌"的势态十分震惊，他说："自章门（按指南昌章江门）数十里外，东抵吾乡，北抵鄂，皆贼踪也"，"吾为涤公危，亦为吾乡危"。④他向湖南巡抚骆秉章上策道："贼不得志西北，欲且逞于东南。江西一有蹉跎，则江、浙、闽、广皆为贼有，而湖南亦危，东南大局不可不问矣。以时局论，固无有急于援江西者"。①骆秉章、左宗棠一面吩咐王鑫在湖南招兵买马，一面派刘长佑速带援军于咸丰六年（1856年）初赶往江西。左宗棠遣刘部湘军援赣，使得曾国藩藉此苟延残喘，而太平天国内部情势的变化，更使江西战局向不利于太平军的方面转变。本来石达开已控制了江西战场，并有可能全歼曾国藩的湘军，但天京方面却在咸丰六年二月（1856年3月）下令调他率军东归去夹击江南大营。石达开在回军途中，没想到天京城内又发生了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证事件。"天京内证"的出现，恰为湘军的卷土重来提供了客观的条件。
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丁忧回藉，左宗棠开始担负对入赣湘军的遥控指挥。左宗棠派江忠义于湖南募集1000湘勇补充刘长佑所部湘军，又调王鑫所部湘军3000人星夜驰往江西。这样，入赣湘军的总兵力达16000余人，其每月需饷9万余两均由左宗棠在湖南筹备。左宗棠在用兵方略上主张控制南昌以南、赣州以北的江西腹地，把攻打瑞州、临江（今清江）等府城视为关系"江西大局"的急务来对待，认为："以江西大局论，非临、瑞速得不能望转机也"。②在左宗棠的策划下，湘军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即先后攻克瑞州、袁州、临江、吉安、抚州、建昌六府，使太平天国西征军所开辟的江西根据地大部丧失。左宗棠还与胡林翼合谋进取九江。胡林翼指挥所部湘军在攻占湖口后又于咸丰八年四月（1858年5月）攻克九江。这样，湘军的势力完全控制了江西。
咸丰九年二月（1859年3月），从太平天国分裂出去的石达开率所部太平军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等省攻入湖南，连克郴州、桂阳州等地，进围衡阳。湖南巡抚骆秉章对湘南的局势深为震惊，他说："大股逆贼乘虚窜突，倘不能迅速剿除，不但本省生灵遭其茶毒，即绅民之出境援剿者，皆不免有吞顾之忧，而东南大局且将不可复问。"①左宗棠立即在湖南动员在藉湘军头目刘长佑等人迅速招集旧部，对太平军严加防堵。他还根据太平军的进军动向，判断出石达开有可能出兵湘中的宝庆，便命令湘军"必由益阳、安化、新化以指宝庆"。②三月，石达开果然率军于祁阳强渡湘江，四月向宝庆疾进。六七月间，太平军同湘军在宝庆激战，连连失利。石达开只得率兵从宝庆撤退，冲出湖南，进入广西，他试图攻占湘军老巢的进军目的未能实现。而左宗棠在宝庆之战后，则更为自己的筹划和湘军的作战能力大加吹嘘。他在致湘军头目李续宜函中说："宝郡为湖南腹地，左右伸缩，均足有为，故逆贼必欲甘心于此。若有差失，则吾楚将旰食不遑，而东南大局直不可问，台麾一指，虐焰旋销，其为功桑梓，造福东南，殊非浅鲜"。③左宗棠在骆幕期间，的确为加强清朝的反动统治立下了鹰犬之劳。
左宗棠还十分重视整饬吏治和调理财税。他冉入湘幕之初，便"劾奏失守镇道以下十八人，与属吏更始"。①他把奖廉罚贪视为整饬吏治的关键，并同巡抚骆秉章"以廉俭率下"，"故威行于府县，贪靡之风几格"。②他注重起用绅士任官，不断扩大绅权，湖南地方官吏和湘军从统领到营官的各级官职多由湘籍地方士子充任。正是骆秉章、左宗棠苦心经营多年而形成的官绅结合的新的封建统治机制，不仅确保了湖南的防守，而且把湖南建成了支撑湘军在湖北、江西作战的后方基地。左宗棠还通过委任绅士来增收财税以筹军饷。他向来认为"筹兵不难，难在筹饷"。③于是，他在咸丰五年（1855年）除了在捐输中委派绅士劝捐外，还在长沙设立厘金总局时主张："务洗向来衙署关务一切陋规，仿唐臣刘晏用士流之意，屏退吏胥市侩，访择廉干士绅，资以薪水，令其随同委员赴局办理"。④左宗棠还在整顿赋税方面采用湘潭举人周焕南要求核定征收钱粮的办法，"以助军为名，定丁粮两加四钱，减于前三钱；漕折石银三两，减于前四两；南折石一两，减于前二两。凡减浮收银四万，实增正纳三万余两"。⑤这种大减浮收的改革措施，有效地阻止了地方官吏的盘剥，同时增加了湖南的税收。
左宗棠在骆秉章幕府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此，时人曾做过这样的评述：
"宗棠刚明有智略，幼读书究心舆地，夙以诸葛亮自负。秉章资其赞画，内绥土寇，外协邻军，东征兵源、饷源倚之为根本。湖南屹然强国矣。"①
左宗棠的所作所为在政界声名鹊起。咸丰五年十二月（1856年1月），与左宗棠"无一面之缘，一字之交"的浙藉御史宗稷辰在上疏荐举人才时将左列为首位，他说："所知湖南有左宗棠，通权达变，为疆吏所倚重，若使独当一面，必不下于胡（林翼）、罗（泽南）"。②六年正月（1856年2月），曾国藩又上奏表述左宗棠接济军饷之功，清廷命左以兵部郎中用，并赏戴花翎。接着，胡林翼于七月（8月）上奏复荐左宗棠为将才。于是，左宗棠成了一个为朝野所瞩目的人物。咸丰皇帝命骆秉章出具切实考语，将左"送部引见"。骆秉章当然不愿让这个"素有谋略"的被喻为诸葛亮式的才子离开湘幕，在复奏中表示"俟湖南军务告竣，遇会试之年，再行给咨送部引见"。③咸丰八年（1858年），骆秉章上奏为左邀功请赏，咸丰皇帝下诏赏加左四品卿衔。这年年底，咸丰皇帝在召见翰林院编修郭嵩焘时专门询问了左宗棠的情况，又让郭劝说左"一出办事才好"。④
正当左宗棠有望升腾之际，却因卷人两湖地区统治集团围绕"樊案"所展开的一场争权夺利之争而险些身败名裂。咸丰八年（1858年），湖南巡抚骆秉章赴京陛见，他鉴于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声名恶劣，同城员弁兵丁无不咨怨"的情况，向咸丰皇帝"参其私役兵弁乘坐肩舆"。接着骆又派人查核樊"镇署中零用皆取之营中，提用银九百余两，公项钱三千三百余串，又动用米折银两"，并"据实严参"。①樊燮被拿问审办。樊则以湖广总督官文、湖南布政使文恪等满族贵族为奥援，并经他们唆使，于咸丰九年（1859年）向湖广总督署和都察院呈控左宗棠以幕宾的身份把持湖南军政要务。于是，清廷谕令官文及湖北正考官钱宝青对左进行审办。据薛福成（字叔耘，号庸盦，江苏无锡人）记载，咸丰皇帝已令官文密查，"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②樊案引起了轩然大波。
樊案的出现，正是反映了满族地方要员与新崛起的汉族地方势力的重重矛盾。自清王朝建立后就存在着统治阶级内部满汉矛盾，而满族贵族一直占据着优势的地位。但在太平天国起义后，身居要位的满族贵族对太平军的勇猛攻势束手无策，恰恰是以汉族地主势力为代表的湘系集团的兴起，使清王朝得以支撑东南危局。因此，尽管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并没有得到官府的实职，却能独立操纵战事，身为总督的官文则只能成为"伴食"。尽管官文以钦差大臣、湖广总督的职务节制两湖，但他"于兵事未曾用心，亦毫无定见，但知何处请兵，即敷衍何处而已"。①左宗棠指责官文统治下的湖北"政以贿成，群邪森布"②,认为："自张石帅（亮基）去后，湖北无好督。近闻大官专以酿乱为事，尤恐一击不中，恶焰益张"③，非常瞧不起官文，还常与官文为难。咸丰五年，官文遣人到湖南劝捐，结果被左所拒绝。六年，左宗棠委派由他一手扶植起来的"老湘军"王鑫部从岳州进兵湖北，连克四城。官文便想通过奏请加王按察使衔，以道员留用的办法将王部湘军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左宗棠看出官文的用心，立即将王鑫调回湖南仍驻岳州，并致函王鑫说："此公（按指官文）为众所不与，润公（按指胡林翼）已与构隙"，如留在官文处，实在是"明珠暗投，固已太辱"。④左宗棠在为湘抚致湖督所拟的咨文中秉笔太直，对官文也多有冒犯。由于咸丰五六年间，正值太平军压境湖北，官文不得不借助于左、骆等人抵抗太平军，以为他的"钦差"脸上增光，只得暂时忍耐，表示他"不惟不咎秉笔者，即主政者亦并不怪"，摆出一副"廓然大公，所见者大"的样子，⑤实际他已积怨于心，等待时机予左以致命的报复。咸丰九年，太平军己基本上被逐出两湖，官文便以樊案为契机倾轧左宗棠。然而，此时的左宗棠毕竟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京师中许多人为解救他而积极奔走。翰林院编修郭嵩焘请求在南书房为咸丰皇帝教读的潘祖荫出面，潘即上奏说："楚南一军立功本省，援应江西、湖北、广西、贵州，所向克捷，由骆秉章调度有方，实由左宗棠运筹决胜，……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宗棠为人，负性刚直，嫉恶如仇。湖南不肖之员，不遂其私，思有以中伤之，久矣。湖广总督官文惑于浮言，未免有引绳批根之处。"①咸丰朝重臣肃顺也接受了其幕客王闿运的说项，到咸丰皇帝面前为左宗棠说情。官文也在窥视京师的动向，未敢对左加以处置。左宗棠则深为"遭此谤陷"而痛感官场的险恶，遂决定"藉会试一游京师，脱离此席，非敢再希进取，以辱朝廷而羞当世之士"。②咸丰九年十二月（1860年1月），他向骆秉章告辞，荐刘蓉入湘幕，从而结束了他的第二次幕宾生涯。
左宗棠被迫退出湘幕后，于咸丰十年（1860年）正月从长沙启程，准备到北京参加为咸丰皇帝三十华诞而特开的"恩科"会试。三月初三日（3月24日），左宗棠一路冒风履雪行抵湖北襄阳。襄阳道毛鸿宾向左宗棠"出示润公（按指胡林翼）密函，言含沙者意犹未慊，网罗四布，足为寒心"③，且"鄂帅（按指官文）方思构陷之策，蜚语已满都中"。④左宗棠这才大悟自己的处境险恶，深感"侧身天地，四顾苍茫"，"帝乡既不可到，而悠悠我里仍畏寻踪"。于是，他决意"由大别沿江而下入涤老（按指曾国藩）营，暂栖羁羽，求一营官"，甘愿拼死在同太平军作战的疆场，也不肯"死于小人"。①左宗棠从鄂西北的襄阳辗转至鄂东英山县的胡林翼大营，遂又从英山抵达皖西宿松县的曾国藩大营。左宗棠在宿松时，曾国藩忽奉咸丰皇帝为左"昭雪"的寄谕。曾国藩、胡林翼先后上奏说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如"令其速在湖南募勇六千人，以救江西、浙江、皖南之疆土，必能补救于万一"。②五月初八日（6月26日），左宗棠于宿松返抵长沙3天后接到了清廷命他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的谕令。这对左宗棠来说，可谓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的政治生涯面临新的转机。
③《与郭意城》，《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三六。
④《与陈俊臣》，《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四八。
①《与郭意城》，《左文囊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三六。
②[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71页。
①《与陶少云》，《左文翼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一七。
②《答郭筠仙侍郎》，《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二五。
③秦翰才：《左宗棠逸事汇编》，第14页，岳麓书社1988年版。
④王闿运：《湘军志·湖南防守篇》，页一一。
①《〈铜官感旧图〉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67-268页。
①左宗棠：《致严正基》，《名贤手札》，湖南社会科学院藏。
②《与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三一。
①[清]曾国藩：《请饬各路带兵大臣督抚择要防堵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四。
②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第242页，三联书店1956年版。
③[清]曾国藩：《陈明邻省援兵协饷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七，页七六。
④《与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四九至五○。
①[清]罗正钩：《左宗棠年谱》，第46页。
②《与王璞山》，《左丈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五三。
①[清]骆秉章，《江西大股贼匪审扰南路筹办情形折》，《骆文忠公奏稿》，卷九，页三，光绪十七年刻本。
②《与刘荫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一四。
③《与李希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一六至一七。
①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40页。
②[清]王闿运：《湘军志·湖南防守篇》，页一一。
③《答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三九。
④〔清〕骆秉章：《保举盐茶厘金两局出力官绅折》，《骆文忠公奏稿》，卷八，页九。
⑤《光绪湘潭县志》，第6卷。
①［清］王安定：《湘军记》，卷二，页九，光绪十五年刻本。
②[清]宗稷辰：《保荐人才疏》，《躬耻斋文钞》，卷四。
③[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51、59页。
④[清]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1卷，第20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①[清]骆秉章：《骆文忠公自订年谱》，页五五，光绪二十一年重刻本。
②[清]薛福成：《肃顺推服楚贤》，《庸庵笔记》，卷一，页二三，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①佚名：《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1册。
②《与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三，页二七。
③《与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三，页三五。
④《与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三，页二七。
⑤《魁联给胡林翼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件，转引自龙盛运：《湘军史稿》，第17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①[清]潘祖荫，《奏保举人左宗棠人材可用疏》，《潘文勤公奏疏》，第2526页。
②《与刘岘庄》，《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三三。

第三章　从襄办军务到总督闽渐　　第一节　建立楚军，出湘入赣
左宗棠得到了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的任命，便从一个仅以绅士身份参戎幕府的宾客而转变成清廷的命官。从此，他得以独自建立军队，自立门户，短短几年便由襄办军务而帮办军务、巡抚浙江、总督闽浙，跃居清朝督抚要员的地位。
"樊燮事件"虽迫使左宗棠退出湘幕，却造成他政治生命的新契机，并受到清廷的重用，这与咸丰十年（1860年）清朝统治集团所面对的社会环境有直接的联系。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一向寄望于它的正规军队绿营兵能夺得"首功"，即在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清政府于扬州和镇江先后建立江北、江南大营，试图依靠这两个由满族贵族指挥的绿营军收复天京。然而，江北、江南大营在咸丰六年（1856年）便被太平军所击垮。清廷重新组建这两营，江北、江南大营又先后于咸丰八年和十年被太平军围歼。江南大营的覆灭，标志着清朝正规军队的崩溃，清政府以湘军出力，江北、江南大营收功的计划破产，只能重用由汉族地主武装组成的湘军了。湘军集团成员也自此在晚清政坛中青云直上。这一年刘长佑被任命为广西巡抚，曾国藩被任命为署两江总督，不久实授。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左宗棠才否极泰来，受到清廷重用。
左宗棠在长沙得悉清廷命他"襄办曾国藩军务"后，表示出兴奋之情，感到"恩遇优渥，实非梦想所期"。①此时，曾国藩已总督两江，率军渡江扎营皖南祁门，以图攻取安庆。曾国藩函请左宗棠在湖南募练军队支援安徽。左宗棠则向曾国藩献上"保越图吴"之策，强调"先将江西兵事饷事逐为经画，亦当务之急也"。②随之。左宗棠在湖南着手组建军队。
左宗棠凭借着自己两次进入湘幕的威望，"招所知湘楚旧将弁，以勇敢朴实为宗"③，得崔大光、李世颜、罗近秋、黄有功、戴国泰、黄少春、张志超、朱明亮、张声恒九人，"四出选募"，设立四营、四总哨和八队亲兵，约3500余人。左宗棠还收集王鑫"老湘营"旧部1400人，由王鑫之弟王开琳统领。由于这些湘军将弁过去曾得到左宗棠的赏拔，此时"勇将健卒多归心"，①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左宗棠就募军5000人，并正式命名为"楚军"。②楚军是湘军的一个支系，左宗棠在创立这支军队时不用湘军之名而称楚军，表明他的意向在于独树一帜，自辟蹊径，而实际上左宗棠所部楚军与曾国藩的湘军相较也有其独到的特色。在招勇方面，左宗棠不像曾国藩那样主要招收湘乡籍兵勇，而是主张在湖南各府县招募，其兵源来自长沙、湘乡、郴州、沅州、湘阴等府县，以避免曾部湘军"尽用湘乡勇丁，无论一县难供数省之用，且一处有挫，士气均衰"③的弊端。在营官的选用方面，曾国藩组建湘军时主张"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④即以"文员"、"儒生"领军，左宗棠则强调"营官多用武人"，"止取其能拌命打硬仗耳"。⑤左宗棠的这种办法，使其所部楚军战斗力较强，且完全听命于他的指挥，但不能像曾国藩的湘军那样其部属如李续宜等人能以文员而升为巡抚，因此，在政治势力上左宗棠一系就显得非常薄弱。
楚军以左宗棠为统帅，由王鑫之堂弟王开化总领全军营务处，刘典、杨昌浚副之，军饱由湖南巡抚饬局给领。咸丰十年六月（1860年7月），楚军在左宗棠的率领下于长沙城外加紧训练，准备开赴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战场。
此时，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所部太平军在贵州活动，并有进人四川的动向。清廷打算调派左宗棠督办四川军务，率楚军由湘人川。曾国藩得悉这一情况后，深恐左宗棠去就"督办"的高位而不能随他"襄办"军务，从而削弱湘军对安庆乃至南京的攻势。胡林翼劝左宗棠说："公人蜀则恐气类孤而功不成"。①其实左宗棠也不愿人川作战，而是集中主要精力对付太平天国苏、皖根据地。他向曾国藩、胡林翼表示："我志在平吴，不在入蜀矣"。②于是，清廷只好派湖南巡抚骆秉章督办四川军务。左宗棠则率楚军于咸丰十年八月（1860年9月）从长沙取道醴陵，向江西开进。是为左宗棠第一次统帅军队出省作战。他对这次人赣非常重视，在家书中说："我此去要尽平生之心，轰烈做一场，未知能遂其志否"。③
在左宗棠入赣前后，太平天国方面在痛歼清军江南大营之后相继进行了东征与西征。夭京解围后，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提出"乘胜下取，其功易成"，"俟下路既得"，"再沿长江上取"的建议，④得到洪秀全的批准。咸丰十年四月（1860年5月），太平军开始了东征。忠王李秀成率太平军东下，连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嘉兴、太仓、常熟、松江等地，并进攻上海，建立了以苏州为首府的苏福省，开辟了苏南根据地。六月，英王陈玉成率太平军从江苏宜兴进入浙江，攻克临安、余杭等地，兵锋直指杭州城下。不久因安庆被湘军围困，陈玉成回师救援。安庆是天京屏障，保卫安庆对太平天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破江南大营后，太平天国即制订了西征与保卫安庆的战略决策，步骤为夺取苏、杭后，"发兵一枝，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枝，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①八月，陈玉成、李秀成决定按原计划行动，分南、北两路大军西征，期于第二年二三月间会师武昌，逼迫湘军回援武昌而放弃对安庆的攻势。陈玉成、李秀成分率北路和南路大军西进。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定南主将黄文金、右军主将刘官芳等人也随李秀成南路大军行动。南路军在皖南和赣北展开了攻势。
曾国藩移营祁门，目的是在皖南阻止太平军由浙、赣进援安庆，以确保长江北岸的湘军全力进攻安庆。同时祁门与赣北的景德镇临近，湘军在南昌设总粮台，军需物资均经景德镇转运祁门大营，因此皖南与赣北对湘军来说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左宗棠还在湖南编练楚军时就向曾国藩建议当务之急是筹划江西兵事饷事。曾国藩也意识到："不患贼之逼我前，而患贼之抄我后，故须广布局势，稳立脚跟"。②于是曾国藩决定由左宗棠率楚军盘踞江西，以力保祁门大营的后路。
就在左宗棠出湘入赣的前后，太平军已在皖南战场连连得手。咸丰十年（1860年）八九月间，李世贤、杨辅清等部太平军相继攻占宁国、绩溪、徽州、休宁等地，在祁门东线直逼曾国藩大营。曾国藩急忙于九月初五日（10月18日）调左宗棠军从南昌东进驰援。九月二十日（11月2日），左宗棠带领楚军抵达赣东北的景德镇，二十七日（11月9日），左宗棠到祁门面见曾国藩商讨军事，然后返回景德镇驻守。曾对左"精悍之色更露，议论更平"①而深为佩服。此时，太平军兵锋直指曾国藩祁门大营，十月十九日（12月1日），李秀成率领太平军攻占距祁门仅60里的黟县。当时，曾国藩祁门大营非常空虚，仅有兵力3000人，如李秀成能乘势进攻，有望将大营破除。但李秀成不知曾国藩的虚实，却在黟县调转进军方向，南下改道浙江进入江西。尽管如此，其他几支太平军仍对祁门形成东、西、北三面围困之势。十一月四日（12月15日），杨辅清、黄文金部太平军攻占建德，切断了祁门大营北面与进围安庆湘军的联系。十一月初九日（12月20日），黄文金又率太平军攻占江西彭泽，从西面夹击祁门。十一月十七日（12月28日），李世贤部太平军又从东面的休宁逼近祁门。这样，祁门大营只有南面的景德镇为其门户了。
左宗棠驻军景德镇后，于十一月初主动出击，攻占德兴和安徽婺源（今属江西省）两地，旋因太平军进攻景德镇而回师。在左宗棠看来，景德镇"为江省前门，涤公祁门后户，傥有疏失，不堪设想"。②同样，太平军进军赣北，用意也在控制这一地区，以断皖南曾国藩湘军对外联系和粮饷供应的通道。于是，双方在景德镇一带展开了激战。咸丰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861年1月5日），黄文金、李远率太平军分兵五路进攻景德镇，并分军攻浮梁。左宗棠在景德镇布置防御，击退太平军。十一月二十八日，曾国藩调派鲍超由皖南赴赣北，增援左军。咸丰十一年正月初九日（1861年2月18日），左宗棠会同鲍超向太平军发动反击，黄文金抵挡不住，于次日退至彭泽和皖南建德。左宗棠又派楚军协助鲍超军加紧追击，攻克彭泽、建德。黄文金部太平军损失惨重，只得退守芜湖，无法参与皖南、赣北战事。黄文金首攻景德镇败退后不久，李世贤部太平军于正月二十七日（3月8日）从安徽休宁攻占婺源，分兵进攻浮梁和景德镇。左宗棠派王开琳带领"老湘营"出景德镇抵御，太平军初战失利，随后李世贤亲率大军向西挺进，王开琳败退景德镇。曾国藩急调皖南镇总兵率部由建德移防景德镇，左宗棠率军转攻鄱阳。二月三十日（4月9日），李世贤向景德镇发动猛攻，全歼守将陈大富一军，太平军胜利攻克景德镇。左宗棠害怕被太平军所歼，遁往乐平。李世贤回师皖南，准备再攻祁门。景德镇落入太平军手中，使曾国藩祁门大营粮断路绝。曾国藩亲率湘军从祁门抵达休宁，试图攻取徽州，打开通往浙江的饱道，结果被太平军打得大败，逃回祁门。曾国藩在绝望之中，写下遗嘱交代后事，坐以待毙。恰于此刻，左宗棠在乐平击败太平军。曾国藩绝处逢生。
左宗棠在景德镇之战败退至乐平后，经过休整，乘机出击，于乐平的桃岭、塔前击败太平军。正在向祁门进军的李世贤闻知左宗棠卷土重来的消息后，调转军队于三月十三日（4月22日）向乐平发动进攻。左宗棠凭借着乐平背山面河的有利地形，督兵三路在次日大败太平军，竟以六七千之众将号称十万的李世贤大军击退。李世贤被迫向东撤退，由赣北进入浙西。左宗棠乘势占取景德镇等地。祁门的后路又得以巩固，曾国藩大喜过望，他向清廷上奏称赞左宗棠"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①曾国藩还在家书中说："凡祁门之后路，一律肃清，余方欣欣有喜色，以为可安枕而卧"。②清廷根据曾国藩的奏请，遂将左宗棠由襄办军务而改为帮办军务，紧接着又授左宗棠为大常寺卿，左的官位隆至正三品。
六月初二日（7月9日），左宗棠率军进至婺源。此地为左宗棠所崇拜的南宋理学家朱熹的故乡，左在这里倡导复兴程朱理学，并待机入浙作战。
左宗棠在赣北的战事，对牵制太平军西征和确保曾国藩集中兵力围攻安庆的战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太平军黄文金部和李世贤部均在赣北受到重创而分别退至皖东和浙西。李秀成部太平军绕道江西腹地抵进湖北时，陈玉成的北路太平军已从湖北撤兵两月去救安庆之急，李秀成便从湖北经江西也开进了浙江。而曾国藩则在赣北之战后从祁门移营进驻集贤关，加紧对安庆的围攻，于八月初一日（9月5日）攻占安庆。
安庆陷于湘军之手，使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上游已失去了屏障，太平天国试图通过西征而解安庆之围的计划破灭，西征军的两支主力军李世贤部和李秀成部则去锐意经营浙江了。咸丰十一年三月至九月，李世贤在赣北失利后转进浙江，克复常山、寿昌、金华、义乌、严州（今建德）等地，控制浙中地区。李秀成进入浙江在严州与李世贤会商后，即进兵克临安、余杭等地，十月初进围杭州，十一月二十八日（12月29日）攻破杭州。这样，浙江大部已为太平军掌握，并与苏南根据地连成一片。但是，这些并不能弥补太平天国在皖北战场和天京上游的损失，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的不利局面已难以扭转。
也在湘军攻占安庆后不久，北京城内发生了一场宫廷政变。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1861年11月2日），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等人，解除了咸丰皇帝遗命的载垣、肃顺等八名"赞襄政务王大臣"的职务，开始垂帘听政，夺得了清朝的最高统治权，并将新继位的年仅六岁的皇帝的年号改为同治。慈禧太后掌权后，进一步对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崛起的汉族地主阶级地方实力派加以重用，使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势力不断膨胀。十月初，太平军进围杭州，清朝中央政府中的一些人如侍讲学士颜宗仪、给事中高廷祜等纷纷上奏，要求命曾国藩密保于员，取代浙江巡抚王有龄、江苏巡抚薛焕。王有龄也自认无能，先是奏请由左宗棠督办浙省军务，后又保荐左宗棠接任其巡抚职位，甚至发誓："倘有虚言，有如此日"。①清廷遂于十月十六日（11月18日）任命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两天之后，曾国藩也奉旨受命督办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巡抚、提、镇以下文武官员皆归其节制，他布署了三面进攻太平天国的战略：由曾国荃率湘军主力从安庆沿江东下，主攻天京；李鸿章带领新组建的淮军进入上海，主攻苏南；左宗棠率领楚军进取浙江。十二月二十四日（1862年1月23日），清廷又根据曾国藩等人的保荐，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不久，左宗棠率军杀人浙江。
①[清]曾国藩：《请将左宗棠改为帮办军务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三，页五三。
②[清]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卷七，页二九至三○。
①静吾、仲丁：《吴熙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第88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
①《与陈俊臣》，《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四八。
②《与曾涤帅》，《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四二。
③[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73页。
①[清]王闿运：《湘军志》，页八九，光绪十一年刻本。
②《与胡润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五○。
③《与胡润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五○。
④[清]曾国藩：《与彭房、曾香海》，《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页二。
⑤《答曾涤帅》，《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五一。
①[清]胡林翼：《致左季高》，《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六，页一。
②《答胡润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五四。
③《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4页。
④[清]洪仁玕；《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2册，第852页。
①[清]洪仁玕：《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2册，第852页。
②[清]曾国藩：《妥筹办理并酌拟变通章程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一，页六八。
①[清]曾国藩：《复胡宫保》，《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一三，页二九。
②《答刘荫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七四。

第二节　进军浙、闽、粤
同治元年正月十五日（1862年2月13日），左宗棠以浙江巡抚的身份率军由赣北经皖南进入浙西开化，开辟了浙江战场。
浙江与天京、苏南同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基地。李秀成、李世贤兄弟着意经营江浙，在浙江布有重兵。李秀成在攻克杭州后，南进江苏，两次攻打上海，旋率兵救天京之围。浙江战区主要由李世贤负责，他以金华为中心，以20余万的兵力设重防于浙西、浙中地区，试图阻止左宗棠由西向东的进犯。同时，李世贤还设兵于宁波、绍兴，并会同汪海洋和李秀成部将分别防守杭州、湖州。此外，杨辅清部太平军在皖浙交界一带活动。
还在咸丰十一年底左宗棠准备入浙之前，杨辅清率太平军进攻徽州，"意在扰徽郡以犯江西"，左宗棠"以徽郡为皖南、江西大局所关，且系臣军人浙后路，断不可任其滋蔓"，①遂派刘典督兵赴婺源，以阻挡杨辅清的攻势。随后左宗棠率军由江西广信"拔营入婺"，进入皖南。左宗棠与杨辅清在皖南展开激战，杨辅清战败撤退，此时，清廷正"因浙省军务紧要，迭经谕令左宗棠赴浙援剿"。清廷给左宗棠下达的进兵方案为：着左宗棠迅即督率所部兵勇，亲赴浙江衙州，收复金华、严州（今建德市），然后攻取杭州。但娴熟兵略的左宗棠认为，浙江大部分地盘已为太平军占据，在浙西仅有衢州府城为清军把持，该城已成孤注之势，一旦进入该城"后路将梗"。他根据多年的作战经验向清廷上奏指出：
逆贼每遇坚城，必取远势包围，待其自困而后陷之，频年东南贼踪验之，历历不爽。办贼之法，必避长围、防后路，先为自固之计，然后可以制贼而不为贼所制。臣若先入衢城，无论不能固江、皖边围，亦且不能壮衢城声援，一堕逆贼长围诡谋，又成粮尽援绝之局。故决计率亲兵由婺入浙，先剿开化之贼，以清徽郡后路，饬所部老湘营由白沙关渐进，扼华埠要冲，以保广信而固衢城。
这样，左宗棠率军以开化县作为人浙的突破口。而且左宗棠还以"正值戎马倥偬之会，有时奏报稍迟，或思虑未周，奏报未及详尽"为借口向清廷陈述其独到的用兵方略，得到了清廷的许可。
同治元年正月（1862年2月），左宗棠攻占开化后，遂于二月克复遂安县城。他向清廷提出"依傍徽郡，取道严州"的建议，认为由李世贤设重兵的"金华介衢、严之中，城坚贼众，臣军若由金华进攻，则严州之贼必由淳、寿一带潜出包抄，亦非善策。善奔者置子四旁，渐近中央，未有孤立贼中而能善其后者"。①但这时李世贤率大军出金华攻衢州，左宗棠只好从遂安回兵救援衢州。左宗棠同李世贤军在衢州一带交战相持两个多月，李世贤因久攻衢州不下回军金华，以龙游、寿昌、兰溪三县为犄角之势。六月，左宗棠在解衢州之围后，改变了原先拟订"直捣严州，以规省会"的用兵计划，认为"杭州守贼无多，贼之大势趋重金华。自应并力先将龙游、寿昌、兰溪、汤溪等处次第攻剿，撤其藩篱，犁其巢穴，然后分兵严、处蹙之，以取破竹之势"。于是，他制订了"先金华而后严、处"②的进攻方略。从左宗棠战略这一转变来看，他起初因兵力不足，不敢与李世贤决战于金华，想走捷径从严州进取杭州。而此时他在衢州一带屡败太平军，且"新募之勇陆续前来"，又"造船调炮，添设水师"，③使左军的实力大为增强。这样，左宗棠决心在金华与李世贤决战，妄图于此歼灭太平军主力，为克复全浙打下基础。从此，左宗棠结束了在衢州一带徘徊半年的局面，把进取金华作为战略重点，展开了金华一线的会战。
同治元年七月（1862年8月），左宗棠率军进攻龙游、兰溪、汤溪，以图"规复金华"。在此前后，浙江战场出现了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太平军的局势，使太平军处于不利的地位。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转而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左宗棠入浙后，只能在浙西同太平军交战，而对浙东沿海太平军所据有的地盘望尘莫及。英、法侵略军恰是瞅准了这一时机，于四月十二日（5月10日）悍然向宁波的太平军发动进攻，占据宁波。接着，英国侵略者刁乐德克仿照美国侵略分子华尔组织的常胜军（原名洋枪队），在宁波募集军士1000人，以英人为教练，组成常安军和定胜军。宁波海关税务司法人日意格与法海军军官勒伯勒东募华勇1000人，后增至3000人，由法国军官任教练，名为常捷军。法国公使还照会清政府，已让勒伯勒东免去法国水师参将军职，专任中国军职--署理浙江总兵，"听浙江巡抚及宁波道节制"。清廷竟发布上谕声称"即应由该省巡抚给付札凭，以一事权"。①七八月间，英、法侵略者又协助清军攻占慈溪、余姚、奉化等地。英国驻宁波领事夏福礼说："无疑地，攻克余姚，将使宁波的形势趋于完全稳定，将来克复绍兴，更会促进宁波的繁荣"。②这样，清王朝依靠着常安军和常捷军的大炮轰开了太平军占领着的城他的大门。③对清政府惜外人之师助剿太平天国的做法，左宗棠此时持慎重的态度，他认为：
沿海各郡，自五口既开之后，士民嗜利忘义，习尚日非。又自海上用兵以来，至今未睹战胜之利，于是妄自菲薄，争附洋人。其黠者且以通洋语、悉洋情猝致富贵，趋利如鹜，举国若狂。自洋将教练华兵之后，桀骛者多投入其中，挟洋人之势，横行乡井，官司莫敢诘治。近闻宁波提标兵丁之稍壮健者，且多弃伍籍而投洋将充勇丁，以图厚饷。此常胜一军所以增至四千五百人也。若不稍加裁禁，予以限制，则客日强而主日弱，费中土至艰之饷，而贻海疆积弱之忧，人心风俗日就颓靡，终恐非计。①
因此，他对清政府发给勒伯勒东札凭的上谕采用冷处理的办法，以"宁波距上海近，距臣军远，中隔贼氛，暂难兼顾"为由，主张"勒伯勒东札凭应由李鸿章就近发交，方资控制"。②左宗棠深知李鸿章在上海积极鼓吹"借师助剿"，主张对外人"曲意联络，冀为我用，以助中国兵力所不逮"。③
正当左宗棠率所部近万人投入金华决战之际，清军福建记名提督秦如虎于七月十九日（8月14日）攻克位于金华南面的处州府（今丽水），使太平军金华守军失去一面屏障。八月，由广西按察使调任浙江布政使的蒋益澧带领广西左江镇总兵高连升的8000人湘军经湖南、江西进入浙江，与左宗棠军会合。闰八月十三日（10月6日），高连升攻占寿昌。九月初二日（10月24日），左宗棠移营距龙游城五里处的新凉亭，布署对金华外围的进攻。他饬令蒋益澧、刘典、高连升在北、西、东三面猛攻汤溪，以打破金华与汤溪等地的犄角之势。汤溪太平军顽强拼搏，与敌军血战数日，守住了该城。左宗棠对汤溪攻剿不利，"恐未免旷日持久，致滞戎机"，于两军的相持中寻找新的突破口。恰在此时，曾国荃的湘军正加紧围攻天京，李秀成则率十余万太平军驰援天京，抵达天京城南，展开了雨花台大战。李世贤奉洪秀全之命，带领太平军7万余人从浙江赶到江苏，参加了这次战斗。李世贤率军离浙，使金华一带的太平军在同敌军的对垒中失去了优势。左宗棠乘机调整战略部署，计划"俟龙游、汤溪攻克，缓攻金华，急攻严州"①，以图在金华北面的严州打开缺口，形成对金华的围困之势。九十月间，左宗棠分军数路进攻龙游、汤溪、兰溪、严州等地，同太平军交战数十起，双方均有胜负。太平军依靠"各城及附城诸垒坚不可拔"，"遂以死守城垒穴墙开炮为得计"，导致"官军逼攻逾猛，伤亡愈多"，使左宗棠时常"不得已仍收队而还"，只能发出"盖攻坚之难如此"②的感叹。但左宗棠深知攻下龙游、汤溪、兰溪三城的重要性，尽管其军队伤亡颇多，还是坚持硬攻。他指出："龙游、汤溪两城为金华要道，必两城下、后路清而可攻金华，兰溪一水直达严州，必兰溪下、饷道通而后可攻严郡。"①十一月，左宗棠又一次调整主攻方向。他认为太平军"以金华为老巢，恃严州为犄角。严州地势，外通皖南徽、宁两郡，内达杭州，形势尤重"。②于是，他派遣精兵猛攻严州。十一月十四日（1863年1月3日），严州落于左宗棠军之手，金华北面的屏障已失，左宗棠狂妄他说："现在严郡既克，金华右臂已断，如能速克兰溪，则严州之水运通，金华孤而杭州亦震，龙、汤两城之克亦当不远"。③在这危急关头，驻扎在湖州、绍兴的太平天国戴王黄呈忠、首王范汝增、梯王练业坤率十余万人增援金华。李世贤离浙后，负责节制金华一带太平军的忠神天将李尚扬亲赴汤溪前线指挥反击，多次扑向左宗棠大营，太平军在金华战区仍然还有可为。但是，太平军个别将领的变节行为，使左宗棠轻易攻取汤溪。同治二年正月初九日（1863年2月26日），驻守汤溪的太平天国战将彭禹兰向敌军密约乞降，遂于第二天将李尚扬等8名战将诱到城外，被埋伏于此的蒋益澧部湘军俘获。十日夜，蒋益澧率兵攻城，彭禹兰则开启西面城门，引狼入室。尽管城内太平军进行了殊死的反抗，但已抵不住湘军的攻势，十一日晨汤溪陷于敌手。十二日，龙游、兰溪的太平军在经过数月"忍饥顽踞"后，鉴于汤溪已经陷落、李尚扬等主将被俘的情况，主动从两城撤离。左宗棠"见三城已复，正拟南取永康、武义，北取浦江，为进捣金华之计"，适接蒋益澧飞函报称，太平军援军黄呈忠与金华守军已从金华遁走。这样，左宗棠在十三日不战而得金华，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他说："金华府城最得地势，城垣坚固异常，考历代浙中兵事，均以此为关键，攻取之难，十倍他郡。此次乘胜而克，实非愚臣意料所到。……浙事转机或在于此"。①
左宗棠在金华战区从投入兵力到占据金华府城用了半年多时间。他的下一个目标是进取浙江省城杭州。太平军从金华撤兵后，位于金华以东的武义、永康、东阳、义乌、浦江、诸暨等六县的太平军也纷纷撤离。左宗棠所部在不到一个月内接连占据武义等六县，与此同时，宁绍方面的太平军也在退却，正月二十六日（3月15日），清军伙同常捷军攻占绍兴。时隔3天之后，左宗棠一军又攻占杭州上游的桐庐，直逼富阳。二月，左宗棠移营严州，在此"调度一切"。他在给清廷的上奏中说："绍郡既克，浙东郡县已一律肃清，桐庐复克，杭郡上游全为我有。刘典一军追贼已抵富阳县境，当杭州之西南，距省城仅八十里。蒋益澧所部高连升、熊建益等，已饬由临浦、义桥、萧山而前，当杭州之南，距省城亦不过百余里。"②三月十八日（5月5日），清廷授左宗棠为闽浙总督，兼署浙江巡抚。
太平天国浙江根据地在金华、宁绍两大战区失陷后，还剩下杭州、湖州两个战区。杭州战区西南以富阳为前沿，北端以余杭为依托。太平军自"金华、龙游、严郡、温、台等必陆续退守，兵屯富阳"。①杭州守将汪海洋亲临富阳，组织坚守。李秀成为力保杭州，也从江苏调派陈炳文部驰援富阳，并命陈统帅杭州战区诸军。
由于太平军在富阳加强了防守，使左宗棠进攻富阳的计划接连受挫。相持了5个多月之后，左宗棠看到李鸿章的淮军联合英人戈登的常胜军已于七月十五日（8月27日）进围太平天国的苏福省会苏州，而自己却连富阳也拿不下来，未免在清廷面前丢脸。于是，他改变了不联合洋人助剿的态度，调"法国总兵德克碑酌带洋炮并熟习洋枪队勇丁前赴富阳，为轰攻城垒之计"。②八月初七日（9月19日），左宗棠一军同德克碑的常捷军向富阳大举进攻，德克碑用大炮轰开城外营垒，遂于第二天攻占富阳，接着，左宗棠令蒋益澧部湘军攻杭州，杨昌浚部楚军会同康国器部粤军攻余杭。杭州与余杭的太平军则分别在陈炳文、汪海洋的率领下奋力扼守。
左宗棠围攻杭州两个月后，李鸿章的淮军于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四日（1863年12月4日）攻占苏州。左宗棠不愿李鸿章插足浙江，在陈述战局的上奏中说："苏州既克，杭州之围正急"，"海宁、嘉兴之贼不足为苏州之患也，是李鸿章所部可缓攻嘉兴"。③但李鸿章邀功心切，命淮军程学启部由苏南进入浙北，于同治三年二月二十八日（1864年3月25日）攻入嘉兴。左宗棠深恐淮军在浙江夺得首功，改变了既攻杭州，又派遣精兵援皖以堵天京后路的做法，急忙调黄少春部由皖返浙，集中全部兵力猛攻杭州、余杭二城。二月二十四日（3月31日），太平天国杭州守将听王陈炳文弃城北走，蒋益澧部湘军和德克碑的常捷军攻陷杭州。同一天，太平天国康王汪海洋也从余杭北撤，康国器部粤军占领余杭。清廷以左宗棠攻下杭州，加恩赏加他太子少保衔，并赏穿黄马褂。
太平军陈炳文部与汪海洋部分别从杭州、余杭撤军后，在浙北德清与李世贤、杨辅清等部会合。左宗棠认为太平军湖州战区"以武康、德清为湖州屏障，石门为通杭、湖要道"，决定"先克此三城，而后可进图湖郡"。①二三月间，左宗棠派杨昌浚率楚军攻武康，饬蒋益澧率湘军进规石门、德清。李世贤、陈炳文、汪海洋等部太平军分别由德清进入皖南，后又转战江西。湖州则由黄文金、杨辅清、李远继等部太平军坚守。
六月十六日（7月19日），天京被湘军攻破，李秀成携带幼天王洪天贵福逃出天京。李秀成将自己的坐骑让与幼主，自己被俘。幼天王自苏南经皖东南进入浙北湖州。左宗棠会同淮军郭松林、潘鼎新、张树声等部进围湖州。七月下旬，黄文金与洪仁玕等人决定撤离湖州，沿浙皖交界一带西走。七月二十七日（8月28日），太平天国在浙江的最后一个战略要地湖州失陷，左宗棠总算夺得了全浙要地。于此，清廷又封他为一等伯爵，并赐爵名"恪靖"。
天京的陷落和苏南、浙江根据地的丧失，标志坚持了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已基本失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为清政府立下了鹰犬之劳。然而，太平军余部的顽强抵抗，又成为清朝统治集团面对着的一个棘手问题。曾国藩与左宗棠也在对待这个问题上闹得不可开交，互相上奏告状。本来，曾国藩被清廷授予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的权力，左宗棠是归曾国藩节制的。曾国藩深知左宗棠性格倔犟，对浙江的用兵方略只好听任左宗棠独立谋断，并常与左通过书函等形式"敬商"一切。曾国藩与曾国荃兄弟在攻陷天京时，不仅没有抓获幼天王洪天贵福，反而在他们所统辖的皖、赣、浙交界一带仍活跃着太平军的余部，这使曾国藩大为难堪。于是，曾国藩把太平军余部存在的责任推给左宗棠，在复奏幼天王下落的奏片中说由于左的放纵，致使杭州一带汪海洋、陈炳文等部太平军"十万之众全数逸出"。左宗棠则上奏强调攻克杭州"以片时之久，一门之狭，而谓贼众十万从此逸出，殆无是理！"他进一步认为："李世贤由湖州、广德、绩溪窜徽州，旋由婺源窜江西，贼数十五六万，其时曾国藩有皖南诸城岌岌之奏"，说明太平军余部主要是从湖州撤走的，而其主力"不在杭、余两城也明矣"。①左宗棠与曾国藩无非都是在清廷面前邀功请赏。清廷恰好利用这一点，一面表示"朝廷于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以使左宗棠对清廷感恩戴德，一面也通过进一步重用左宗棠限制曾国藩的势力过分膨胀。这样，在湘系集团中，左宗棠率先敢于同曾国藩分庭抗礼，他们二人的矛盾也从此臻于激化，以致于彼此不通音问。此后，作为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又奔往福建去镇压太平军余部。
太平军余部分为北、南两支。北方余部由皖北的陈玉成部将赖文光等人统率，与张宗禹率领的捻军会合，组成新捻军，活动于黄淮一带。南方余部由皖南和苏、浙的太平军为主，分别在李世贤、汪海洋等人的统率下，先是汇合于江西，后转战于福建、广东。左宗棠此时所面对着的正是太平军南方余部。
还在同治三年二月十七日（1864年3月24日），即左宗棠占领杭州天7之前，李世贤为保存实力，令陈炳文、汪海洋从杭州、余杭撤军，在德清会合后转战江西。左宗棠在攻克杭州、余杭、湖州后，指挥所部由浙入赣，对付李世贤。洪天贵福、洪仁玕等人在天京失陷后，转道湖州折入江西试图同李世贤会合，因左宗棠与江西巡抚沈葆桢合力堵截，李世贤、汪海洋作战失利，陈炳文投降，太平军余部退至赣、闽、粤边界，致使幼天王、洪仁玕未能与李世贤会合，在江西石城被俘后就义。李世贤与汪海洋因陈炳文叛变产生矛盾，各自为战。九月中旬，李世贤经广东大埔等地攻占福建漳州。不久，汪海洋也兵抵福建长汀、连城、上杭一带。入闽太平军多达20余万人。面对这一情势，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感到"闽省军情吃紧，漳州陷后贼势未识何如"①，不免有些紧张。左宗棠更担心太平军一旦由漳州北进攻占福州，于是，调黄少春、刘明珍两军赶至福建邵武一带接防，令康国器部从邵武直奔漳州攻李世贤部，饬刘典部急赴汀州对付汪海洋部，派高连升部速驰宁波乘船至福州。左宗棠也赶往福建。
十一月二十七日，左宗棠行抵福建延平（今南平县）扎营。他深知对太平军"欲求聚而歼之，势有不能矣"，认为太平军今后的动向"非入江西，即入粤东"，而两广总督毛鸿宾和江西巡抚沈葆桢"空有援闽之议，恐将来仍须闽之往援耳"。①显然，左宗棠的目的是把太平军撵出福建。
同治四年（1865年）初，左宗棠加紧调集各路人马进攻太平军。江苏巡抚李鸿章派郭松林、杨鼎勋两军由苏援闽，抵达厦门。四月十五日（5月9日），左宗棠来到福州。调黄少春、王德榜率楚军会同郭松林、杨鼎勋部淮军猛攻漳州，李世贤向西南败走。汪海洋部在永定、上杭等地连战失利，不得已离闽入粤，占广东镇平县（今蕉岭）。汪海洋在镇平筑营一个多月后，李世贤于六月底至汪海洋处，却被汪杀害，实在令人痛惜。可此时清朝方面则集中了来自福建、广东、江西三省的军队对镇平形成围困之势。汪海洋突出重围，一度进入江西，后又转进广东，攻占嘉应州（今梅县市）城，并决计在此死守。左宗棠则一面调兵遣将进围嘉应州，一面行抵广东大埔亲自督战。清廷也发布上谕令左宗棠节制广东、福建、江西三省军队，授予他"节制三省之责"。
十二月十二日（1866年1月28日），左宗棠指挥各路军队向嘉应州城发动总攻，"血战竟日"，以致"大战处血渍满蹊径，涧水尽赤"。左宗棠也不得不承认："诸将士皆言逆贼是日分布之密，搏斗之苦，实为从征数年来所仅见。"①太平军坚守嘉应州城10天，终在二十二日夜间因难以抵挡敌军的攻势而启西南门退走，嘉应州城失陷。至此，江南太平军余部的斗争已经失败。不久，分散逃出的太平军将士或被招降，或被迫杀。左宗棠完成了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使命。
同治五年二月十八日（1866年4月3日），左宗棠从广东回到福建的闽浙总督衙署。他从同治元年入浙，先后巡抚浙江和总督闽浙，镇压太平军是其主要罪过，而作为一个封疆大吏，他注重恢复农业生产，进行盐务和茶务改革，整饬吏治，讲求"劾贪奖廉"与"修明政事"。对于这些举措，就连一向同左宗棠交恶的赵烈文也不得不认为："在浙江，绍兴居民皆已复业，萧山诸境，民船夜行，橹声相应也，杭省百废俱起，复城未两月，已议及海塘。各郡之漕皆减定，颂声大作。以此观之，左之吏治实胜李（按指李鸿章）十倍。"②特别是左宗棠在参与镇压了农民起义后，能够把自造轮船以抵御外来侵略提上议事日程，创办了福州船政局，进而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倡导者和近代企业的开拓者。
①《遵旨督办浙江军务据探省城失守敬陈办理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3页。
①《复奏驻军开化马金街正可兼顾衢城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27页。
①《复奏筹画进取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37页。
②《衢州东南北三路一律肃清现筹进取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66-77页。
③《衢州东南北三路一律肃清现筹进取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67页。
①《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三二一，页一二至一三，同治十一年刻。
②王崇武、黎世清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29页，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
③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第255、26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①《发给勒伯勒东札凭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24-125页。
②《发给勒伯勒东札凭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24页。
③[清]李鸿章：《驾驭西兵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四，页三三，光绪三十一年金陵刻本。
①《攻剿龙游汤溪兰溪逆贼连胜克复寿昌县城及各要隘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06页。
②《逼攻龙游汤溪县城贼垒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18页。
①《逼攻龙游汤溪县城贼垒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22页。
②《攻剿严州克复郡城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29页。
③《附陈贼情并监放炸炮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35页。
①《连克汤溪龙游兰溪三县并金华府城生擒首逆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56页。
②《克复绍兴桐庐府县城池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74页。
①《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28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②《克复富阳县城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弟278页。
③《复陈筹办军情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333页。
①《克复武康德清石门三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394-395页。
①《杭州余匪窜出情形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513-514页。
①《孙长绂致刘于浔函》，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清咸同年间名人函札》，第128，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
①《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94页。
①《进逼嘉应东路痛剿大胜首逆汪海洋伏诛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2册，第350页。
②［清］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383页。

第四章　创办福州船政局　　第一节　近代海防的产物
在近代中国，摆在国人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是如何加强海防以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林则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仿造外国船舰的主张和活动，显露出了中国海防近代化的新迹象。林则徐认识到中国的旧式师船已难以对付英国的新式舰船，于是决意加以仿造。他"检查旧籍，捐资仿造两船，底用铜包，篷如洋式"①，开了中国仿造西式船舰之先例。②林则徐认为："外海战船，宜分别筹办也。查洋面水战，系英夷长技，如英夷逃出虎门外，自非单薄之船所能追剿，应另制坚厚战船，以资战胜"。①他的目的在于"师敌制敌"。
19世纪50至60年代，由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风起云涌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创痛巨深，使得中国社会各层面的矛盾交织在一起。重新审视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的问题，以及清政府与太平天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互相克制的问题，促使仿造外国船炮的意识与初步实践活动开始活跃起来。
从太平天国的情况来看，其购买和仿制外国船炮的意图是带有打击清王朝的统治和顺应世界近代化潮流的双重含义的。自咸丰三年（1853年）起，太平军开始装备西洋枪炮。是年，两江总督抬良奏报查获了太平军"装载洋枪"、"火药等物"的船只。②此后，太平军使用西洋船炮的情况屡见不鲜。60年代初，李秀成所部太平军"三分之二均有洋枪"。③洪仁玕向洪秀全提出过"买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的军事谋略，以图"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④李世贤所率太平军余部于1865年在福建"购买大火轮船"⑤，以对抗清军的镇压。太平天国采用外国的枪炮船舰来打击清政府反动统治，这是无可非议的。而在太平天国的近代化方案中能够把"火船、火车"等西洋器物称为"夺造化之巧"、"正正堂堂之技"①带有强烈的学习西方的色彩，这更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就清政府方面的情形而言，清朝统治集团面对着"内优"与"外患"的困厄，同样把购买和仿制外国船炮视为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和对外抵御列强侵略的工具。用曾国藩的活来说就是"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②须指出的是，在咸丰十年（1860年）的"庚申之役"前，清政府的这一活动以"靖内"为主要目的。但清王朝受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重大冲击后，则是把"剿贼"，和"御侮"并列，而且随着国内人民起义逐步被镇压下去，"御侮"的色彩日趋明显。
也在咸丰三年，左宗棠筹划湖南防守时主张"造船以争大江之险"③，曾国藩则着手在衡州创立了湘军水师。第二年，曾国藩率湘军同太平军展开湘潭战役时已开始使用洋炮，认为此战获胜"实赖洋炮之力"。④于是，湘军自咸丰四年起，逐步装备了洋枪洋炮。咸丰六年，光禄寺卿宋晋上奏建议雇外国轮船以助剿太平军，认为浙江"现雇之火轮船只有二只，尚觉稍单，似可仿照此法，多雇数只，庶冀一举鼓荡，使江路千里肃清，贼氛可迅就殄灭"。①对此，清廷没有采纳。咸丰十年，西方列强鉴于通过发动侵华战争攫取到了新的权益，向清政府表示了"中外合好"的姿态，并建议清政府"借师助剿"，以便共同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左宗棠抓住了清政府与列强关系暂时缓和这一机遇，开始了仿造轮船的活动。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罗致有徐寿、华衡芳等科技人才。次年夏，徐寿等人研制出轮船所用蒸汽机一台，其机"以火蒸水气"，"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②到年底制成了一艘长约二丈八九尺的小轮船，试航于安庆江面。曾国藩亲自登船观看，建议将船"以次放大"。同治四年（1865年），轮船的放大试制在南京完成，曾国藩把该船命名为"黄鹄"。曾国藩的造船实践取得了初步成效，而他向清政府提出的购船建议却因"中英联合舰队事件"而受挫。同治元年至二年间，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李泰国在英国为清政府买下了一支舰队，却擅自任命英国海军上校阿恩本担任舰队司令。总理衙门大臣奕等人认为李泰国"竟思借此一举将中国兵权、利权全行移于外国"③，这是不能接受的。结果是该舰队被遣散，已买回的军舰变价出售，清政府在这次购船过程中经一买一卖的折腾花掉了70万两白银的"学费"。鉴于此况，左宗棠则是反复阐述了自造轮船的重要性，并在杭州仿造了一艘小轮船。同治二年（1863年）初，他致函总理衙门说：
将来经费有出，当图仿制轮船，庶为海疆长久之计。
是年十二月十四日，他在给浙江宁绍台道道员史致谔的手札中指出：
轮舟为海战利器，岛人每以此做我，将来必须仿制，为防洋缉盗之用。中土智慧先逊于西人，如果留心仿造，自然愈推愈精。如宣城之历学，及近时粤东、扬州之制造钟表、枪炮，皆能得西法而渐进于精，意十年之后，彼人所恃以做我者，我亦有以应之矣。李泰国之事变，实为雇佣洋人，而不使华人得与其间。闻曾节相上书恭邸，言其不可。各国公使亦共斥之，乃得了结。然恭邸斥之者，恶其谬诈，而各国公使所以斥之者，一则忌其专利，一则不欲以利器假人也。毕竟沿海各郡长久之计，仍非仿制轮舟不可。欲仿制必得买其舡，访得覃思研求之人，一一拆看，模拟既成，雇洋人驾驶，而以华人试学之，乃可展其有成。为此始有费而终必享其利，始有所难而终必有所获。鄙见如是，仍乞留心。
同月二十八日，左宗棠又致函史致谔说：
海上用兵以来，过犹不及，言之腐心。……大轮舡总当刻意办理，由粗而精，不惜工本，无不成之事也。……吾辈办事，不逮泰西，望由苟安一念误之，今当引以为鉴。
左宗棠在积极倡导仿造轮船的同时，于同治三年在杭州仿造小轮船一艘，试航于西湖。他邀请法国军官德克碑、税务司日意格前来观看。德克碑等人认为该船与西洋轮船相较，"大致不差"，便出示法国造船图册，请求代为监造，"以西法传之中土"。由于太平军攻克漳州，左宗棠忙于"入闽督剿，未暇及也"。德克碑辞去军职回法国后，将制船图式、船厂图册及购买轮机、招募洋匠等事逐款开载，寄给日意格转送左宗棠大营，恰好左又忙于"赴粤督剿，未暇定议"。③可见左宗棠并没有急于仿造轮船去对付太平军。直到同治四年十二月（1866年2月），左宗棠镇压了太平军余部后，才集中精力把加强海防，以御外侮，设厂造船的问题置于主导地位。
同治五年二月二十八日（1866年4月3日），左宗棠行抵福州。此刻，他作为总督闽浙的封疆大吏，深为身莅林则徐的故乡任职而倍感自豪。26年前对林则徐在广东抗击英军的敬佩之感，17年前同林则徐相会于湘江舟中的情形，都涌动在心头。他决心将林则徐仿造轮船的未竟之业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经两个多月的深思熟虑，于五月十三日（6月25日）正式向清廷提出了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奏请。
左宗棠认为，中国"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自广东、福建而浙江、江南、山东、直隶、盛京，以迄东北，大海环其三面"。而自海上用兵以来，西方列强的火轮兵船横行于中国沿海，"星驰飙举，无足当之"。针对此况，他强调指出：
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
左宗棠觉察到了世界许多国家争先恐后的军备竞赛情况，深刻指出："西洋各国与俄罗斯、咪利坚，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精。东洋日本始购轮船，拆视仿造未成，近乃遣人赴英吉利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制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东洋轮船亦必有成。独中国因频年军务繁兴，未暇议及。"这样，"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①左宗棠能认识到世界大势的这一变化，诚为难得。这时，中日两国的造船都处在起步阶段，左宗棠设厂造船的主张及活动，使中国的海防暂时还没有落伍于日本。很明显，抵御列强对中国沿海的进一步染指，达到未雨绸缪之目的，是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思想动因。
清廷对左宗棠设厂造船的奏仪表示赞许，在"上谕"中称："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近习，讲求利用实际。该督见拟于闽省择地设厂、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①于是，福州船政局得以创办，它成为近代海防的产物。
①［清］林则徐：《广东舟师实难分遣赴浙会剿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65页。
②戚其章：《北洋舰队》，第2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①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第17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1册，第233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③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下册，第900页，上海书店1986年版。
④［清］洪仁玕：《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2册，第852页。
⑤《舟师缉获通贼洋匪解沪讯办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2册，第54页。
①［清］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2册，第526页。
②［清］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曾文正公全集》，卷一四，页一○至一一。
③［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36页。
④《曾国藩全集》奏稿，第1册，第161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
①［清］宋晋：《保奏道员雇船抽厘片》，《水流云在馆奏议》，卷下，页六，光绪十三年刊。
②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250页，科学出版社1957年。
③《海防档》（甲），《购买船炮》，第1册，第161页。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六，页一○。
①《史氏家藏左宗棠手札》，南京大学历史系太平天国史研究室编：《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第24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史氏家藏左宗棠手札》，《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第247页。
③《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64页。
①《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61-63页。
①《上谕》，《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5册，第10页。

第二节　福州船政局的筹建与早期经营
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上奏被清廷批准后，即着手于船厂的筹建。他函邀时任江汉关税务司的法国人日意格和正在越南海滨旅行的法国退役军官德克碑速到福州商讨设厂造船等项事宜。
选择局址是一项首要任务。日意格于同治五年七月初十日抵福州后，随同左宗棠前往马尾，"择定马尾山下地址，宽大二百三十丈，长一百一十丈，土实水清，深可十二丈，潮上倍之，堪设船槽、铁厂、船厂及安置中外工匠之所"。②选定马尾作为福州船政的局址具有战略意义上的考虑。马尾地理位置险要，沿闽江而上距离省城福州有60余里，顺闽江以下抵五虎门海口约80余里，闽江口外有许多岛屿，星罗棋布，沿江的金牌门、长门、罗星塔等处设置有炮台，江的两岸群山环绕，"只要布置几个水雷，便能阻住入侵的船只"。①局厂设于马尾，前面临江，背面依山，有利于设防。
局址选定后，左宗棠同日意格议订了设局、建厂、工程期限、经费、造船、驾驶等事项，并草签了合同，由日意格去上海面见法国总领事白来尼画押担保。八月二十七日，德克碑到达福州，左宗棠向他出示合同，德克碑无异词。
正当左宗棠派德克碑去上海见白来尼，"并约日意格及始议之按察使衔福建补用道胡光墉等同来定议"船厂事宜时，忽于九月初六日（10月14日）接到清廷调他担任陕甘总督的谕令。左宗棠感到离闽在即，速遣德克碑赴上海白来尼处画押后再返回福州"面订移交后任"。同时他加紧了船政局的筹建工作，并物色主持船政的人选。他上奏指出："轮船一事，势在必行，岂可以去闽在迩，忽为搁置？且设局制造，一切繁难事宜，均臣与洋员议定，若不趁臣在闽定局，不但头绪纷繁，接办之人无从谘访，且恐要约不明，后多异议，臣尤无可诿咎。臣之不能不稍留两三旬，以待此局之定者此也。惟此事固须择接办之人，尤必接办之人能久于其事，然后一气贯注，众志定而成功可期，亦研求深而事理愈熟。"②经左宗棠"再四思维"，认为只有丁忧在籍的前江西巡抚沈葆桢可以担当此任。沈葆桢不仅"在官在籍久负清望，为中外所仰"，而且是林则徐的女婿，左宗棠把举办船政的重任托付于他，用意十分明显。左宗棠"三次造庐商请"沈葆桢，希望他"主持此事，必期就绪"，而沈"始终逊谢不遑"。左便请求朝廷出面"温谕沈葆桢勉以大义"，并特命沈"总理船政，由部颁发关防，凡事涉船政，由其专奏请旨，以防牵制"。①左宗棠还布置设局经费由署理布政使周开锡会商福州将军和督抚调取。一切工料及延聘洋匠，招募华工，开设艺局等，责成胡光墉一手经理。
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的消息传出后，沈葆桢与绅民百余人联名呈称："创造轮船一事，关系甚巨，非常之功，非他人任。……事成则万世享其利，事废则为四裔所笑，天下寒心。诚使督臣左宗棠驻闽中，豫将赴甘之师先行部署，俟外国工匠毕集，创造一有头绪，即移节西征。"②
清廷同意左宗棠提出的宽限数旬赴陕甘和闽省绅民恳留左暂缓西行的请求。左宗棠"昼夜忙并"③，抓紧进行人事、购机、筹款、制订船政章程、艺局章程、购买局厂地基、挑选驾船人才等事宜的落实。
在人事方面，沈葆桢经左宗棠反复劝说答应总理船政，从而为左离闽后船政局创建工作"不致中乖"和早期经营的较顺利展开确定了得力的入选。左宗棠于九月二十二日向清廷递上《请简派重臣接管船务折》举荐沈葆桢总理船政后，立即将该折抄给沈葆桢阅看。沈以丁忧人员不应与闻政事为由，"且呈固辞，引经据义，坚不可夺"。左宗棠则以总理船政究与服官不同，"所履之地，并非公署，所用之人，亦非印委"来打消沈的顾虑，并向沈陈述他"奉命西征，克日就道，洋员回闽，即须与之要约，以便交替，非得中外仰望之人担荷远猷，无以坚远人之信"的利害关系，"复以此商之沈葆桢"。沈被左的数次真诚相邀所感动，致函左答应待第二年六月丁忧期满后"始敢任事"。至此，左宗棠才如释重负，发出了"庶大局可冀有成"的肺腑之言。进而左宗棠请旨敕下沈葆桢于"未任事之先，所有船局事宜，仍一力主持，以系众望而重要工"。①左宗棠对船政局的接替人如此看重是有其道理的。他奏请创办船政时已列出社会上纷纷扬扬的7个难题，此时他要离闽西行，最担心的就是船政局的主持人问题。他建议由沈葆桢总理船政的上奏也被清廷采纳。清廷原拟由吴棠接任闽浙总督，并"特经谕令吴棠接办"船政，现"据左宗棠奏清派重臣总理船政接管局务一折"，决定由沈葆桢"总司其事，并准其专折奏事"。②不出左宗棠所料，他"西行以后"，新任闽浙总督吴棠到任后，"务求反臣所为，专听劣员怂恿。凡臣所进之人才，所用之将弁，无不纷纷求去"。因此，他再次吁请清廷："船局一事，蒙皇上天恩，交沈葆桢经理，事有专司。"③正是在左宗棠的一再呼吁、清廷的积极支持和沈葆桢勇于以船政为己任的情况下，才使得福州船政局的兴办和早期经营能够有所起色。沈葆桢从同治六年六月十七日（1867年7月18日）正式担任总理船政大臣到光绪元年十月初一日（1875年10月29日）赴两江总督任的8年多时间内，对船政局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福州船政局设总理船政大臣，这是左宗棠的灼见，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空前的创举。总理船政大臣的有折奏事的权力，地位相当于督抚，这是只设总办的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所望尘莫及的，反映出福州船政局确实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左宗棠在举荐沈葆桢总理船政的同时，还奏请将"二十年前从臣读书湘中，颇能刻苦立志，为有用之学"①的周开锡和"才长心细，熟谙洋务"②的胡光墉交由沈葆桢差遣，以协助沈主持局务。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一日（1866年12月7日），左宗棠收到清廷于十月十三日下发的任命沈葆桢总理船政的谕旨，感到"船政交沈葆桢总理，尤深幸慰"。③正是鉴于船政"接办有人"的情况，左才于得悉清廷这个谕旨10天后放心地启程离闽。
在经费方面，左宗棠估算购机及机器的保险、装运，洋员的薪水及往来盘费、募雇洋匠的盘费、盖造铁厂、船槽、船厂学堂及外国员匠公所住屋，并置办一切用器、购买地基等项费用"约需银四十三四万两"，请"准由四成结款项下拨银四十万两"④，作为建厂经费。清廷在左宗棠的奏折中批道："著照所请"。⑤除上述购机建厂费用外，左宗棠还奏请船政局每年的造船等项经费，即常年经费由闽海关六成项下每月拨银5万两，"概行拨充轮船经费"。①对此，清廷也谕令"如数筹拨，毋许迟误"。②
同治五年十月二十三日，胡光塘偕同日意格、德克碑到达福州。日意格等向左宗棠禀呈经白来尼印押担保的《保约》、《条议》、《清折》以及《合同规约》各件，经左"逐加复核"，认为"均尚妥洽"。接着，左宗棠与日意格、德克碑商定："所有铁厂、船槽、船厂、学堂及中外公廨、工匠住屋、筑基砌岸一切工程，经日意格等觅中外殷商包办"。日意格、德克碑俟厂工估定，"即回法国购买机器、轮机、钢铁等件，并购大船槽一具，募雇员匠来闽"。船政局开设学堂，名曰"求是堂艺局"，"挑选本地资性聪颖、粗通文义子弟入局肄习"，"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此后机器、轮机可令中国匠作学造"。③
左宗棠除将日意格、德克碑所呈禀《保约》、《条议》、《清折》、《合同规约》照抄咨报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存案外，他还亲自制订并"胪举船政事宜十条"，和"艺局章程"，上奏呈报清廷。《船政事宜》（即《船政章程》）所胪列10条中的主要内容为：
第一，船政局雇洋员为正、副监督。即"以日意格通晓官话汉字"，"令德克碑推日意格为正监督，德克碑为之副"。"一切事务均责成该两员承办"。
第二，船政局内设立艺局"以拔人材"。"艺局之设，必学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精研算学，乃能依书绘图，深明制造之法，并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此项学成制造、驾驶之人，为将来水师将材所自出"。
第三，规定5年期限。"轮船一局，实专为习造轮机而设。俟铁厂（按指机器厂）开设，即为习造轮机之日。故五年之限，应以铁厂开厂之日为始"。
第四，定轮机马力，并搭造小轮船。大轮船轮机马力以150匹为准，除拟买现成轮机两副外，其余9副由铁厂自造。5年期内造150匹马力大轮船11艘，80匹马力小轮船5艘。
第五，饬洋员与洋匠要约。与"洋人共事，必立合同"。船局所雇洋匠的"赏罚、进退、辛工路费，非明定规约，无以示信"。
第六，预定奖格，以示鼓舞。"洋员及师匠人等，须优定奖格，庶期尽心教导，可有成效"。5年限满，教习中国员匠能自按图监造，并能自行驾驶轮船，加奖洋员、洋匠银共108000两。
第七，从国外购买机器须交纳按洋法包装费和由洋行保险费。
第八，凡需用纹银之项，应准开销银水。闽省通行银色，向较江、浙、广东为低。船局支发各款，除在闽境采办物料无庸补水外，其采买洋料等用款，应准将补水银两作正开销。
第九，宜讲求采铁之法。轮机水缸需铁甚多。据日意格说，中国所产之铁与外国相同，但开矿之时，熔炼不得法，故不合用。现拟于所雇师匠中，择一兼明采铁之人，就煤、铁兼产之处开炉提炼，"庶几省费适用"。
第十，轮船中必需之物宜筹备。轮船中应用星宿盘、量天尺、风雨镜、寒暑镜、罗盘、水气表、千里镜、玻璃管，以及垫轮机的软皮等件，现饬日意格等回国探问制造器具价格，如所费不过数千金，即由日意格等筹购一分，并约募工匠一人同来，"一并教造"。①《艺局章程》分为8条，主要是明文规定了船政学堂学生的学习纪律、学堂的规章制度、奖惩办法以及学生毕业后的待遇等问题。左宗棠派人对该章程加以刊刻，"出示招募艺局于弟"，"逐加遴选，方准报充，以昭慎重"。②
日意格、德克碑向左宗棠所禀呈的《保约》实际上是一个担保合同书。该《保约》中称："所有奉委采买外国傢伙物料、募雇员匠教造轮船并造船傢伙，及开设学堂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教导监造驾驶诸事务，理合出具保约。除拟呈详细条议附开款目清折并拟定合同规约与外国员匠要约外，合具保约是实。"《条议》共18条，其主要内容为日意格等遵奉左宗棠"宪谕饬查募雇外国员匠制造轮船暨采办外国傢伙、物料一切价目，并开设学堂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造船、算法及一切船主之学，教成中国员匠能自监造驾驶各事宜款目"，"开具条议"。《清折》则为"遵议采买制造轮船各厂傢伙及轮机物料先领银两，分别全半数目，开具清折"。①《合同规约》为船政局正、副监督日意格、德克碑承左宗棠令，与所雇外国"谙练员匠三十七名"所订立的规约，共14条。其中规定："今本监督等荷蒙中国大宪饬委监督制造，倘有尔等正副监工及各工匠等办理不妥，系归本监督等两人自问"。外国员匠受雇期间自铁厂开工之日起以5年为限。"五年限内，该正副监工及工匠等务各实心认真办事，各尽所长，悉心教导各局厂华人制作迅速精熟，并应细心工作，安分守法，不得懒惰滋事"。"该正副监工及各工匠等或不受节制，或不守规矩，或教习办事不力，或工作取巧草率，或打骂中国官匠，或滋事不法，本监督等随即撤令回国，所立合同作为废纸，不给两月辛工，下发路费"。本《合同规约》至"限期满工竣日销"。②
上述《船政章程》等项条文的制订，表明左宗棠设厂造船的构想已经有计划地着手实施，反映出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所要达到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目的，其特点有二：
首先，明文规定了船政局使用外国人监督和指导造船属于雇佣性质。作为正、副监督的日意格和德克碑是由左宗棠"责成"其"承办"，他们是"荷蒙中国大宪饬委监督制造"。其他外国员匠由日意格、德克碑代船政局雇来，受到合同的约束。船政局雇佣日意格等39名员匠明确定下受雇期为5年，限满予以辞退。这种以合同的形式雇佣外国员匠指导造船的方法实力左宗棠的开创之举，而与福州船政局同一个时期创办的金陵机器局（1865年由李鸿章创办）、天津机器局（1867年由崇厚创办）分别以英人马格里和英人密妥士为监督，却根本没有签订任何合同，以致于马格里、密妥士在局中飞扬跋扈，自行其是，辞退他们也颇费周折。正是由于左宗棠在雇佣洋员洋匠的过程中先与立约，才使得船政局的筹建和早期经营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且船政局的大权一直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手中。日意格在致沈葆桢函中承认这一点，他说："中国创造船政，派钦宪为总理大臣，盖总中国外国员匠而理之也。总理之下，设立监督，固有约束洋员匠督工教造之任，然而每事必请示于钦宪而后行，盖以钦宪膺船政之重责也"。①就连法国驻华公使伯洛内在致总理衙门的函中也声明，日意格等人在船政局的活动"均应随便中国做主，本大臣绝不过问"。②因此那种认为船政局长期被法国势力所把持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其实，左宗棠在创办福州船政局的过程中，雇佣外国员匠也是不得已的事情，对此沈葆桢讲了一句剀切之言，他说："当左宗棠之议立船政也，中国无一人曾身历其事者，不得不问之洋将。"③
其次，明确规定在5年期内不仅要造成大、小轮船16艘，而且更重要的是当5年限满时外国员匠须教会中国员匠能按图自造轮船和自行驾驶轮船，船政学堂"学成制造、驾驶之人，为将来水师将材所自出"。这表明左宗棠不但要把船政局建成国内第一个近代化的造船工厂，进而还要将它发展成为一个培养海军人才的基地。可见左宗棠在实现5年的近期目标时考虑更为周密的是达到自造、自驾轮船的长远目的。诚如左宗棠所说：兹局之设，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也，非如雇买轮船之徒取济一时可比。……窃谓海疆非此，兵不能强，民不能富。雇募仅济一时之需，自造实擅无穷之利也①如果轮船学造已成，夺彼所恃，彼将弭耳贴伏，不敢妄有恫喝矣。……夫习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展转授受，传习无穷耳。
十月间，左宗棠布置"买用马尾山下民田二百余亩作为局厂地基"，③为建厂开工做好准备。他还荐举"好善急公，熟习洋务"①的广东补用道叶文澜及参与议拟船政章程的侯补同知黄维煊入船局差遣。派五品军功贝锦泉亲自驾驶闽省新买一只取名"华福宝"的轮船"由上海展轮来闽"。"并令贝锦泉多募宁波少年，在船习练驾驶，庶将来成一轮船，即有驾驶一轮船之人，无须外雇。迨五年轮船成，局中船主之学亦成，人才固不可胜用也"。②他还认为对"士绅民商中可用之才，应由沈葆桢随时搜访，札调入局差遣"。③
这样，左宗棠自九月初六日接奉总督陕甘的谕令后，经过50多天的"赶紧筹商"和连日奔波，"至十一月初三日，轮船局务俱有眉目"。④于是，他在十一月初五日连续呈递了上述《恭报西征起程日期折》、《复陈业经交卸闽浙督篆情形片》、《详议创设船政章程购器募匠教习折》等有关船政局的8个折、片。十一月初十日（12月16日），他自福州西行。
清廷收到左宗棠的这些上奏后，在"上谕"中称："此次创立船政，实为自强之计"。"自当坚定办理，方能有效。左宗棠所见远大，大臣谋国，理当如此"。"其所议优待局员酌定程限甚为周妥，均著照所请行"。"其余所议各条亦属妥协，并著照所议办理"。"左宗棠虽赴甘省，而船局乃系该督创立，一切仍当预闻"。此后"遇有船局事宜"的陈奏，"均著仍列左宗棠之名，以期始终其事"。①左宗棠得此高度评价，是当之无愧的！他"身虽西行，心犹东注"②的愿望也得到了清廷的认可。
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七日（1866年12月23日），船政局的建设工程破土动工，标志着福州船政局的正式成立。③自此至同治十二年底左宗棠与日意格等订立的合同期满④，外国员匠被遣散，船政局培养的员工、学生已能担负轮船的自造工作，这7年可以划为福州船政局的早期经营阶段。对这一阶段的情况作些简要的叙述，可以进一步明晰左宗棠所议船政章程等条款的实施结果。
在建局工程方面，自同治五年冬开工后，先筑起船坞，然后在坞内滨江处依次建有船槽及铁厂、轮机厂、机器厂等厂房。船坞的东北面为船政局办公处所，附近设有外国员匠住房、船政学堂等。依山而上，建有中国员匠住房及护厂楚军营垒等。到同治七年底，船政局的基建任务基本完成，"计建造衙、廨、厂、坞、洋房等八十余所"，局内设有铁厂、水缸厂、打铁厂、铸铁厂、合拢铁器厂、模厂、轮机厂、船厂、钟表厂、帆缆厂、火砖厂、舢板厂等16个分厂①，工人数目达到2500人，成为中国第一个大型近代造船局厂。
在轮船制造方面，日意格依照合同的规定，于同治五年底动身去法国办理购买机器、轮机和招募洋员匠等事宜。次年九月，他带领所雇洋员匠回到福州。十一月，由日意格从法国购到的各种机器及轮船所装配的轮机运至船政局。十二月，船台建成，为轮船的组装、制造做好准备。同治七年正月（1868年1月），沈葆桢、日意格亲自督率中外师匠开始"绘一百五十匹马力船式于地板之上"，"按图仿造"第一号轮船。到同治八年五月初一日（1869年6月10日），这艘被命名为"万年清"号的轮船造成，"自陆入水，微波不溅"，"且一律用中国人驾驶"。②八月底，该船展轮北上，驰驶天津海口，由清廷派大臣勘验。总理衙门大臣奕等人对福州船政局试造轮船的成功给予肯定，并认为："该船均系中国人驾驶，并不搀用洋人，尤为难得。"
福州船政局为轮船自驾确实开了个好头。福州船政局在早期经营阶段共成船15艘，其中150匹马力轮船9艘，250匹马力轮船一艘，80匹马力轮船5艘。根据左宗棠与日意格订立合同规定应造150匹马力轮船11艘，因第7号轮艘"扬武"号改为250匹马力，日意格认为该船的费用与制造难度相当于两艘150匹马力轮船，得到沈葆桢认可。因此，造船计划是与左宗棠原议基本相符的。值得称道的是，从同治十年制造第5艘轮船"安澜"号始，船政局所造的其他8艘150匹马力轮船的轮机全部为自造，也实现了合同的要求。"扬武"号的制成，提高了造船技术，该船以其马力大的优势后来成为福建水师的旗舰。第13号轮船"海镜"号以商船模式制造，后来被轮船招商局承领。此外，从第一号轮船制造起，"船上铁轴、铁胁俱能打造"，"大而铁柱，小而齿轮，俱可成功"。其他配件、配物，"大自桅舵、烟筒、煤舱、舢板，小至明窗、水管、绳缆、栏梯，精自舵表、气表、远镜、号气钟，粗至帆旗、衣装"等，各分厂均能"逐件制造"。①这样，福州船政局在造船和驾驶两方面的成绩，与左宗棠"设厂制造轮船、习造轮机兼习驾驶为当今应办急务"②的初衷是相符合的。同治十年，远在西北的左宗棠深为"闽局各事日见精进"而感到高兴，认为："去海之害，收海之利，此吾中国一大转机，由贪弱而富强，实基于此，快慰奚如。"③
左宗棠在创办福州船政局的过程中，十分重视设立船政学堂以培养制造和驾驶人才，他在离闽之前在福州城内初设学堂。沈葆桢同样看重人才的造就，认为："船政根本，在于学堂。"④同治六年（1867年），船政局学堂基建工程基本结束，原由左宗棠设于福州的学堂迁至此处，名为"求是堂艺局"。船政学堂分为前学堂和后学堂。前学堂即制造学校，专习法文和轮船制造技术。后学堂即驾驶学校，专习英语和轮船的管轮驾驶技术。此外，为培养制图人才，这一年又增设绘事院。第二年又创办培养技术工人的艺圃4所。在船政局就学的艺童、艺徒有300多名，造就了中国第一代轮船制造和驾驶人才。同治十二年六月（1873年7月），也就是在船政局按合同遣散外国员匠半年之前，沈葆桢今日意格逐厂考校，挑出中国工匠艺徒之精熟技艺、通晓图说者为正匠头，次者为副匠头，由外国员匠付给造船图表，"即不复入厂，一任中国匠头督率中国匠徒放手自造，并令前学堂之学生、绘事院之画童分厂监之，数月以来，验其工程，均能一一吻合，此教导制造之成效也"。后学堂学生学习天文、地理、数学等课程，"就船教练，俾试风涛"，"现保堪胜驾驶者已十余人"。"管轮学生凡新造之轮船机器皆所经手合拢，分派各船管车者已十四名"，"此教导驾驶之成效也"。①船政前、后学堂的学生已能胜任轮船的监造和驾驶任务，这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成就。对于船政学堂所取得的成绩，左宗棠曾兴奋他说："今船局艺堂既有明效，以中国聪明才力，兼收其长，不越十年，海上气象一新，雅片之患可除，国耻足以振矣！"②
十月十八日（12月7日），沈葆桢在《船工将竣谨筹善后事宜折》中认为："中国匠徒能放手自造，与遣散洋匠两无妨碍"。于是，他决定按合同如期遣散洋员洋匠。沈葆桢还指出："此后如为节省经费起见，则停止造船"，那么"不免尽弃前功，而鹊巢鸠居，异族之垂涎尤可虑"。因此，他建议每年"仍造船两号，则已成之绪不致中乖，而洋人辛工岁可省十余万"。他意识到"中国员匠能就已成之绪而熟之，断不能拓未竟之绪而精之"，要求派遣前、后学堂学生分赴法、英两国留学，以"窥其精微之奥"，①迎头追赶西方先进的造船与驾驶技术。总理衙门对沈葆桢的建议表示赞赏，并将其同意每年造船2艘和拟派留学生赴法、英的意向函告左宗棠。左宗棠在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函中说："幼丹诸疏，语语切实，能见甚大。尊疏议允其每年造船两只，庶几有基无坏，日起有功，洵为开物成务要图"。"今幸闽厂工匠自能制造，学生日能精进，兹事可望有成。再议遣人赴泰西游历各处，藉资学习，互相考证，精益求精，不致废弃，则彼之聪明有尽，我之神智日开，以防外侮，以利民用，绰有余裕矣。"②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1874年2月16日），由左宗棠与日意格等所签订的合同中规定的5年限期届满，福州船政局辞退了外国员匠，进入自造轮船阶段。
应该指出，外国员匠在福州船政局受雇期间并非尽心竭力，他们"大率唯利是趋，节黠者又居其半，动辄挟制居奇"。③并且"随事沾沾自喜，虽极平常之法，亦不胜珍惜，必几经催促，而后出以示人"。①"日意格等本非精于造船之人，所募洋匠帮办艺亦平平，所造之船多系旧式，即如康邦机器，外国通行已久，而该局迟至光绪年间始行改用"。他们还故意拖延工程进度，"因恐成船太速，不能久留以食薪饷，往往派华匠造一器，必先宽其期；有先期而成者，必以为不中程式弃之"。②这是应当引以为训的。
福州船政局的造船水平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如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制成，其排水量仅1500吨，而此时英国所造成的"朱庇特"号轮船的排水量已达10000吨。③但是，不能就此来否定福州船政局的创办。要求福州船政局在短短几年中就赶上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造船水平，显然是不现实的。中国近代造船业能够从无到有，且培养了轮船自制和驾驶人才，这是应当肯定的。至于同治十年十二月（1872年1月）清朝内阁学士宋晋所说："此项轮船将谓用以制夷，则早经议和，不必为此猜嫌之举，且用之外洋交锋，断不能如各国轮船之利便；名为远谋，实同虚耗"④，对福州船政局大加指摘，无非表现出封建顽固派的目光短浅、冥顽不化。而1874年英国势力所操纵的《北华捷报》把福州船政局说成"不过是个大玩具而已，完全无用"①，则是纯属诬蔑不实之词。福州船政局恰是在不断提高造船技术方面求生存的，在其创办21年后的1887年，它的发展情况是："昔者匠作悉借洋员，今则尚象考工，华人能集其事也；昔者机器购由外国，今则绘图模式，厂所各擅其能也；昔者船皆木质，器尽立机，马力不过百五十匹，今则由木质而铁胁，而快船，由立机而卧机，而康邦，其马力且由七百五十匹推而大至二千四百匹也。"②
总之，由左宗棠创办的的福州船政局，使我国有了第一家机器造船工厂，有了第一所船政学堂，派出了第一届留学欧洲学生，有了第一代轮船布防于沿海7省。这些，为左宗棠和福州船政局赢得了应有的地位。
②《清简派重臣接管轮船局务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132页。
①［法］日意格：《福州船政局》（p·Giquel：《TheFoochowArsenal》），第9-10页，1874年英文版。
②《清简派重臣接管轮船局务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133页。
①《清简派重臣接管轮船局务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133页。
②《同治五年九月福州将军英桂福建巡抚徐宗干奏》，《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5册，第14页。
③《调补陕甘未能迅速卸篆起程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138页。
①《筹款购买轮船机器请令沈葆桢仍管船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156-157页。
②《同治五年十月十三日军机大臣字寄》，《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5册，第17页。
③《遵旨密陈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481页。
①《请敕署福建藩司周开锡久于署任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183-184页。
②《请简派重臣接管轮船局务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335页。
③《恭报西征起程日期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335页。
④《开造轮船请暂动结款折》，《左宗掌全集》奏稿，第3册，第197页。
⑤《开造轮船请暂动结款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198页。
①《闽海关展限月协五万两请拨充轮船经费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198页。
②《上谕》，《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5册，第49页。
③《详议创设船政章程购器募匠教习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337页。
①《洋议创设船政章程购器募匠教习折》，附清单，《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339-342页。
②《密陈船政机宜并拟艺局章程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42页。
①《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左宗棠咨呈附清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5册，第36、37、40页。
②《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左宗棠咨呈附清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5册，第43─46页。
①《海防档》（乙），《福州船厂》，第1册，第211页。
②《海防档》（乙），《福州船厂》，第1册，第68页。
③《同治十一年四月初一日沈葆桢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5册，第115页。
①《详议创设船政章程购器募匠教习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338页。
②《密陈船政机宜并拟艺局章程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342页。
③《铁船槽多用银两拟就续拨关税年提用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345页。
①《咨送闽浙官绅交船政大臣差遣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347页。
②《咨送闽浙官绅交船政大臣差遣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347页。
③《咨送闽浙官绅交船政大臣差遣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348页。
④《复陈业经交卸闽浙督篆情形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336页。
①《上谕》，《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5册，第48-49页。
②《答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六○。
③《海防档》（乙），《福州船厂》，第1册，第59页。
④左宗棠与日意格所订合同规定"五年限期以铁厂开厂之日为始"，铁厂于同治七年底基本建成，日意格向沈葆桢提出5年之限以同治八年正月初一日（1869年2月11日）为始。《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5册，第82页。
①［清］林维煊：《福建船政局告成记》，《怡善堂賸稿》，卷上，光绪十九年刻本。
②《同治八年五月十二日沈葆桢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5册，第84页。
③《海防档》（乙），《福州船厂》，第1册，第204页。
①《同治八年八月二十六日沈葆桢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5册，第86页。
②《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五三。
③《答胡雪严》，《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一，页五四。
④《同治六年八月初八日总理船政沈葆桢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5册，第55页。
①［清］沈葆桢：《船政教导成功吁恳奖励折》，《沈文肃公政书》，卷四，页六六，光绪六年刊。
②《答沈幼丹中函》，《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一，页八至九。
①［清］沈葆桢：《船工将竣谨筹善后事宜折》，《沈文肃公政书》，卷四，页六四。
②《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四○至四一。
③《海防档》（乙），《福州船厂》，第1册，第207页。
①《海防档》（乙），《福州船厂》，第1册，第193页。
②《光绪六年六月初八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等片》，《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5册，第247页。
③［美］罗林森：《中国为发展海军的奋斗》（J·L·Rawlinson，China'sStruggleForNavalDevelopment，1839-1895），第52页，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④《同治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内阁学士宋晋片》，《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5册，第105页。
①《北华捷报》，1874年3月5日。
②《船政奏议汇编》，卷三五，页一八至一九，光绪戊子（1888年）刊本。

第五章用兵陕甘　　第一节"进剿"捻军
左宗棠由闽浙总督而改任陕甘总督，纯系清廷鉴于"回氛甚炽"，而前往陕甘总督杨岳斌"办理未能有效"，便以"左宗棠威望素著，熟娴韬略，于军务、地方俱能措置裕如"为由，特授左为陕甘总督，"以期迅扫回氛，绥靖边圉"。①这样，左宗从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交卸闽浙督篆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八月的近7年时间内，先后镇压了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在其历史上又留下了暗淡的一面。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十日（1866年12月16日），左宗棠从福州启程，拟经江西、湖北、取道河南赴京"入觐天颜"。十二月间，他行至江西九江，忽接清廷于初六日命其"驰赴甘肃督办军务"、"暂毋来京陛见"的谕令。紧接着，清廷于十六日和十九日又因陕西巡抚刘蓉对捻军督剿不利，复令行至湖北的左宗棠"带兵迅即入秦，杜贼窜鄂"。①清廷亟切盼望左宗棠将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镇压下去。
捻军是太平天国时期由捻党转化而来的活跃于安徽、河南和山东西南部及江苏北部一带的农民起义军。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北伐路过安徽、河南，捻党纷纷响应，捻军起义由此兴起。咸丰五年（1855年），各路捻军首领齐集于安徽蒙城雉河集，推举张乐行（又作张洛行）为盟主，建立黄、白、红、黑、蓝五旗军制，规定"各旗统将皆听盟主调遣"。②咸丰七年（1857年），张乐行被太平天国封为"征北主将"，后又加封"沃王"，捻军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同治二年（1863年），清军僧格林沁部进攻雉河集，捻军战败，张乐行被俘遇害，其余捻军转战各地。次年，太平天国因天京失陷而基本失败后，太平军北方余部在遵王赖文光率领下与梁王张宗禹、鲁王任化邦统率的捻军会合，组成"新捻军"。新捻军依据太平军的编制进行整编，并改步兵为骑兵，提高了在北方平原作战的战斗力，于同治四年（1865年）在山东曹州（今荷泽）全歼清军僧格林沁部，随后又重创前来反扑的曾国藩部湘军和李鸿章部淮军，声势复振。同治五年（1866年），新捻军在河南许州（今许昌）分兵两支，一支为东捻军，由遵王赖文光、鲁王任化邦率领，在中原继续抗清；一支为西捻军，由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督率，进兵陕甘，联络回民起义军。陕甘回民起义是响应太平天国起义的各地少数民族起义中的一支。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扶王陈得才率军进入陕西，渭南的回民相继发动反清暴动。清政府先后派出胜保、多隆阿、都兴阿等人率军赴陕西，并任命湘系要员刘蓉为陕西巡抚，一度将陕西回民起义镇压下去。"会陕回为多军所败，窜清水、华亭，甘军不能抵御，于是回蜂起响应"。①回民起义在甘肃省内不断高涨。甘肃回军逐步形成了4个中心，即灵州（今宁夏灵武县）马化龙部，河州（今临夏市）马占鳌部，西宁马永福、马桂源、马本源部和肃州（今酒泉市）马文禄部。②陕西回军则主要活动于陕甘交界的宁州（今甘肃宁县）董志原一带，主要首领有禹得彦、崔伟、马正和、白彦虎、马长顺等。督办陕甘军务的左宗棠面对的正是西捻军和陕甘的回民起义军。同治六年正月初十日（1867年2月14日），左宗棠于湖北黄州（今黄冈市）向清廷上奏陈述了他的用兵方略："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兰州虽是省会，形势孑然孤立，非驻重兵不能守。驻重兵，则由东分剿各路之兵又以分见单，不克挟全力与俱，一气扫荡。将来臣军入甘，应先分两大枝，由东路廓清各路，分别剿抚，俟大局勘定，然后入驻省城，方合机局。是故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然后饷道常通，师行无梗，得以壹意进剿，可免牵制之虞。……已复之地，不令再被贼扰。当进战时，即预收善后之效。民志克定，兵力常盈。事前计之虽似迟延，事后观之翻为妥速。"①于是，左宗棠把对清朝统治威胁最大的捻军视为首先拔除的目标，而其后在"进剿"陕甘回民起义的过程中也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战略构想进行的。
左宗棠从福建启行时仅带楚军3000余人，他奏请由刘典帮办陕甘军务并委托刘再从湖南募兵3000人。他在湖北接见黄州守令，得知捻军已"大入鄂疆"，并接到清廷有关陕西剿捻不利的"寄谕"。他决定于原拟6000人外再加募6000人，合成12000人。鉴于捻军"易步为骑"的特点，左宗棠主张训练马队，制造炮车。他还奏请调派陆路提督高连升随同征剿，并请敕广东巡抚蒋益澧于香港"购办上好洋枪二千杆"。左宗棠把粮食补给和西征饷项视为军事行动的要着。他建议于湖北省城设立陕甘后路粮台，于陕西省城设立甘肃总粮台。因"甘肃饷事，向恃外省协济；陕省饷事，向恃本省钱粮，非若东南各省有大宗厘税、关税，堪资捐注"，且"近值捻回迭扰，窘迫殊常"，"贼之难办，甚于各省；饷之难筹，亦甚于各省"。①左宗棠奏请除福建、广东、浙江等省协甘之饷仍拟解甘外，另由左军在上海设立的"采办转运局"委员胡光塘与洋商借银120万两，以应急需。左宗棠为镇压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以维护清朝的统治已不惜血本。
正当左宗棠为进兵陕甘而积极谋划之际，清廷于同治六年正月十八日特授左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清廷同意左提出的"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的用兵方略，并令左宗棠速入陕西，指挥"老湘军"刘松山部和鲍超等部军队，"不虑无兵调度"。清廷还谕令左到陕西一意督剿，其陕甘总督督篆哲由穆图善署理，左仍以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身份任事。
二月二十日和二十四日，左部楚军分前、中、后三路从汉口启行向陕西进发。六月十八日，左宗棠抵达陕西潼关，驻营西关外。此时，陕西境内活跃着捻军和"乘捻逆之乱，络绎回陕"的陕西回军，以及被视为"土匪"的董福祥等武装势力。左宗棠主张"务将捻逆尽之秦中，免致流毒他方，又成不了之局。捻逆既平，则办理回逆余逆，亦易为力矣"。②他的用兵之道，基于如下分析："陕省全局之患，在捻与回。以贼势论，回狡而捻悍，回散而捻聚。以贼情论，回之通捻，图借捻以抗拒官军，遂其剽掠；捻之通回，图借回以牵制官军，便其纵横。盖回逆意在乱秦，捻逆意在窜豫，彼此各有所图，两不相喻。盗贼群居，无终日之计，故旋合而旋离也。官军之讨贼也，宜先捻而后回。盖捻强于回，捻平则回益震，一也；捻在秦不过秦之患，窜豫则中原之患，两害相形，在秦为轻，又一也。"①因此，左宗棠在陕西尽管受到捻军、陕西回军、董福祥等武装的夹击，始终以"剿捻"为首要任务，他亲自驻扎邻近河南的潼关，目的是防止捻军攻入河南以威胁中原。
西捻军在受到左宗棠和刘典分别由陕东和陕南的夹击后，被迫于九月初向陕北进军，转入北山，试图打开进入山西的通道。左宗棠急忙重新部署兵力，力图阻止捻军进入山西。十月，清廷在给左宗棠的"寄谕"中称："晋省为畿辅屏翰，左宗棠当如何力筹兼顾？陕西兵力不为不厚，总当就地歼除，不可以驱贼出境即为了事。倘任贼东渡，阑入晋疆，惟左宗棠是问。"②左宗棠也试图把捻军剿杀于秦境，但他又深知剿灭捻军良非易事。还在其入陕之初，便认为"剿捻之难，甚于发逆（按指太平军）"。③因此，他到潼关后，"凡所布置，均为就地歼贼起见"，对捻军"大举围逼，期歼贼于渭、洛之间"。他设防于陕豫、陕鄂交界处，防范捻军向豫、楚"奔逸"，却不料捻军向北突围，且"北山荒瘠殊常，官军追剿，皆以无粮不能急进"④，加上陕西回军的牵制，使左宗棠对捻军的作战并不得力。十月下旬，捻军接连攻占陕北的延川、绥德二城。左宗棠调派与捻军作战的军队仅有刘松山所部10000人，郭宝昌3000人，刘厚基3000人，而高连升和刘典各所部5000人只能去应付陕西回军。"捻自南而北，千有余里；回自西而东，亦千有余里"①，左宗棠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67年12月18日），西捻军由宜川强渡黄河，从陕西进入山西。左宗棠非常惊慌，急派刘松山、郭宝昌入晋追剿，自己也随后拔队入晋。西捻军从山西经河南入直隶，于同治七年正月十二日（1868年2月6日）逼近卢沟桥，清廷大为震惊。清廷鉴于西捻军进入直隶的状况，"降旨"先行将剿办捻军的钦差大臣李鸿章随后并将署直隶总督官文和左宗棠"交部严加议处"②，以让他们戴罪立功。清廷指令"左宗棠前赴保定以北，妥为督剿，以赎前愆，毋再延误"。③二月初，左宗棠率军抵保定近郊。李鸿章、官文和山东巡抚丁宝桢等也督军加紧对进入直隶的西捻军予以堵防。
张宗禹率西捻军由陕冲入晋、豫、直三省，原是应东捻军赖文光之求救以解东捻军在运河被困之势。但当西捻军仅到达晋、豫之际，东捻军已于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一日（1868年1月5日）的扬州之战中被李鸿章部淮军全歼，赖文光被俘后就义于扬州。张宗禹不知此情，一意率西捻军北进，固然逼近京畿，但也陷入清军的重围。
左宗棠在直隶不仅亲自率军"追贼"，而且明定斩捻军的"首级赏格"，并对生擒、阵斩张宗禹等人"从优悬立赏格"，"以作士气而速戎机"。①这一手段是非常拙劣的。西捻军在清军的追剿下，被迫撤出直隶，于同治七年二月三十日（1868年3月23日）夜渡过漳河进入河南。三月初，左宗棠旋督军追至河南彰德（今安阳市）。西捻军又从河南进入山东西部并转入直隶静海。四月初四日（4月26日），左宗棠赶至山东德州。五月初，捻军在直隶作战失利，转入山东海丰（今无棣县）宁津、陵县、临邑、济阳后，又从陵县转向西南进入德州。六月中下旬，张宗禹率西捻军试图从德州高家渡抢渡运河，结果为清军击退，被迫退至德平、平原、茌平。六月二十八日（8月16日）的在平南镇之役，西捻军被淮军全部击溃，只有张宗禹率十余骑突围至徒骇河边，"穿秫凫水，不知所终"。②至此，捻军起义失败，清廷论功行赏，着加左宗棠太子太保衔。
①《调补陕甘总督谢恩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123页。
①《附录上谕》、《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351～353页。
②《涡阳县志》，《捻军》（资料丛刊），第2册，第100页，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
①曾喻瑜：《征西纪略》，《回民起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3册，第26页，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
②灵州当时属甘肃省宁夏府。宁夏于1928年置省，1958年改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宁府当时属甘肃省。1928年青海置省。
①《敬陈筹办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372-373页。
①《遵旨宽筹饷项以支危局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406-407页。
②《分道入秦妥筹办理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429页。
①《剿捻三胜截击回逆归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440页。
②《和厚两营遇回逆失利并遏捻东窜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493页。
③《请散捻逆胁从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401页。
④从《和厚两营遇回逆失利并遏捻东窜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493页。
①《捻逆连陷州县回逆狓猖自请严议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511页。
②《附录上谕》，《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600页。
③《附录上谕》，《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603页。
①《皖豫两军另悬赏格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630页。
②《涡阳县志》，《捻军》（资料丛刊），第2册，第108页。

第二节镇压陕甘回民起义
清政府在扼杀了捻军之后，又急忙把镇压的目标对准了陕甘回民起义。于是，清廷一方面答应了左宗棠进京"陛见"的要求，一面以"陕甘等省军务紧要"为由，令左宗棠节制陕甘各军，统带刘松山等各军迅速"回剿"。①八月十五日（9月30日），左宗棠被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召见时询以陕甘之事何时能了结，左回答"非五年不办"。"慈圣颇讶其迟"②，但为左面陈"西事艰险"等理由所说服。左宗棠还在上奏中陈述了陕甘"筹饷之艰"，"转运之难"，"抚之为难，尤甚于剿"等8个方面的困难，希望清政府拨发实饷，使他"得从容整理，以奠危疆"。他"立意仿汉赵充国，议开屯以省转馈，抚辑以业灾民，且防且剿，且战且耕，不专恃军威为勘定之计者，区区之愚，盖以办回逆与剿群寇不同，陕甘事势与各省情形各别，将欲奠此一方，永弭后患，则固不敢急旦夕之效，而忘远大之规也。"③这可以说是左宗棠谋略陕甘的基本方针，他试图通过剿与抚兼施的政策不仅把陕甘回民起义弹压下去，而且通过"善后"之方以保持西北地区的长久稳固。因此，左宗棠进一步要求"用东南之财赋，赡西北之甲兵"，关键在于"饷足，则将能驭军，而军不敢犯；兵能卫民，而民不受扰"。他认为："无论筹剿，则必裹行粮、储刍粟、设转运；筹抚，则必筹安插、给口食、散籽种。非有宽余款项应手，不能随时举办"。他强调："一面用兵，即须一面筹办善后，庶几一了百了，后必无灾"。他还向清廷表示"与西事相终始，期挈全境还之朝廷"。①
同治七年十月十三日（1868年11月26日），左宗棠抵达西安，即与署陕西巡抚刘典等人会筹军事，调度军食，把目标对准了陕西回军和董福祥等部"土匪"。左宗棠分析了陕西局势，认为进兵的重点乃陕东北的"土匪"势力和陕西南的董志原陕回"十八营"。于是，左宗棠调派高连升、周绍濂、魏光焘、刘端冕、吴士迈等军"剿回"；令刘松山军从河南经山西赴陕北与陕北清军刘厚基、成定康、刘厚填等部进攻"土匪"，署宁夏将军金顺也已驻扎陕北榆林。十二月十八日（1869年1月30日），刘松山等军在延安府定边县的镇靖堡击败董福祥军，董福祥的父亲董世有、弟弟董福禄向清军投降，董福祥突围后被唤回来乞抚。左宗棠从董军挑选千余人改编为董字三营从征，并对镇靖堡一带"御回力竭，无家可归，迫而为匪"②者加以招抚。随后，左宗棠加强了对董志原一带陕西回军的进攻。据守董志原的十八营回军于同治八年（1869年）二月多次分股反击，均被左军击败，他们在"饥蹙日甚，屡次乞抚，复无成议"③的情况下，遂倾全力主动迎击，结果余彦禄等人战死，其他首领败退董志原。在这种情况下，陕西回军只好"挈眷先徙金积堡"，将十八营并为四大营，以其半护家口、辎重先行，留崔伟、马正和等人断后。二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4月4日-5日），左军雷正绾等部先后攻占泰昌镇、西峰镇、萧金镇、直抵庆阳府城，董志原一带为左军占据。陕西回民起义失败。左宗棠的下一个目标对准了甘肃回军。同治八年六月（1869年7月），左宗棠抵达甘肃径州。他首先攻剿灵州金积堡马化龙部。灵州一带回军以金积堡为中心，周围有堡寨四百数十余所。金积堡首领马化龙曾多次向清朝官府求抚，旦改名马朝清，以表示对清朝的归顺，于同治四年由宁夏将军穆图善奏请赏加副将衔。本来左宗棠对陕甘回民起义表示"剿抚兼施"，但他因陕西回军曾阻挠其镇压捻军，以致捻军进入山西、直隶，左宗棠为此受到清廷的指责，于是他决定全力剿杀陕西回军。左军在攻打董志原时，陕西回军曾得到马化龙的粮食和军火接济，特别是陕西回军遁往金积堡，左宗棠更为未能"一收聚歼之效"而恼火。于是，他对马化龙"阳虽就抚，阴实助逆"大为不满，遂决定对金积堡马化龙部实施痛剿。左宗棠表面上讲"只分良匪，不分汉回，为久远之规，制贼之本"，但实际上他在为镇压马化龙部已找到了借口。他上奏清廷说："业经就抚之灵州金积堡回目马朝清即马化漋，清水县张家川回目李德昌，或以马械、粮食显与市易，嗾其扰陕；或以官军声势浩大，劝其暂就安抚，相时而动。皆以同教一家，隐相亲附。外虽貌为恭顺，无异王民，内则暗肆狓猖，仍滋他族。"①"若壹于主抚，贼必以抚愚我，阴集其党众蚕食汉民，又将抚不可抚，窃恐渐渍既久，势不至如云南抚回为回所制不止！臣前疏所言攻心为上者，窃以为大局虽终归于抚，然非俟其畏剿之极，诚心乞抚，则固未可漫然允之。"①可见左宗棠坚持要对马化龙部采取"主剿"的政策。他认为："以大局计之，欲平陕甘回逆，非先攻金积堡不可。"②左宗棠分兵三路，除南路直趋秦州（今天水市）以扼陇南回军外，中路和北路合力进剿灵州金积堡一带回军。八月初六日，刘松山与马化龙所部回军开始交战。自此至同治九年十一月十六日（1871年1月6日）马化龙向左宗棠军投降止，进攻金积堡等堡寨的战斗持续了一年三个月。在此期间，回民起义军屡次痛击左宗棠军，左的亲信战将刘松山在同治九年正月（1870年2月）进攻马五寨时被飞弹击中身亡，左以刘的侄子刘锦棠（字毅斋，湖南湘乡人）为"老湘营"总统。金积堡被攻克后，左宗棠将马化龙杀害。尽管左宗棠打垮了灵州金积堡一带的回军，但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不得不承认："陇事艰阻万分，先攻金积，尤非时局所许，一年之间，连丧大将，人心震骇。……仆十余年剿发平捻，所部伤亡之多无逾此役者。"③
金积堡之役结束后，左宗棠进兵河州马占鳌部回军。河州属兰州府，且与省城相连接。河州回军对陕甘总督治所兰州构成威胁。早在左宗棠初任陕甘总督时，他就向清廷陈述须"俟剿捻事竣，自当先剿陕甘交界之回，节节扫荡而西。惟不敢冒昧从事，急趋兰州，致蹈杨岳斌故辙。"④他在部署进剿金积堡时，署陕甘督篆的穆图善奏请清廷令左宗棠由泾州赴秦州接篆，然后就近进入省城。左宗棠则把进攻目标重点放在金积堡，坚持在泾州一带指挥作战，而不立即到兰州赴任。他说："臣若舍泾州而进秦州，局势何以异此！人之议臣者必且谓知有穆图善而不知有国事，知有兰州而不知有陕甘。"①左宗棠在用兵方略上确比杨岳斌、穆图善高出一筹。左宗棠在进攻金积堡时，专门派出南路军到秦州以牵制河州回军并壮兰州之威。当金积堡被他攻占后，自然移兵由东向西挺进。据有河州的马占鳌获悉金积堡遭荡平的消息后，急于求抚。左宗棠感到"马占鳌求抚之心乃益切"，认为"此时而言招抚，固可省兵力而赴戎机"。但他也强调"此等嗜乱之民，非创巨痛深，固难望其永久帖服也"。②同治十年八月初二日（1871年9月16日），左宗棠率军抵达安定（今定西县）后，即向河州马占鳌部回军发动攻剿。马占鳌被迫于同治十一年初向左军投降，其"所递央保投诚禀词，极为迫切"。③左宗棠决定对马占鳌予以招抚。左宗棠认为："办抚之道，以编审户口为要；编审户口，以迁徙客回、安辑土回为要。……安插之地，汉、回各有攸宜。"④这样，左宗棠比较顺利地解决了河州问题。不久，左宗棠又从马占鳌回军中挑选两营，饬马占鳌督带，并赏马占鳌五品顶带翎顶。
同治十一年七月十五日（1872年8月18日），左宗棠在"肃清"陕甘后路的情况下进驻兰州。这是他被任命为陕甘总督7年后第一次进入总督驻地。他的下一步进军计划为"致力西路，以清边圉"。①
八月初，左宗棠调派刘锦棠等部军队向西宁马永福、马桂源、马本源部回军发起攻势。鉴于清军来势凶猛，马永福及逃至西宁的陕西回军首领崔伟、禹得彦等于十月中旬向刘锦棠交出马械投降。马永福的两个堂侄马桂源、马本源兄弟则撤出西宁至巴燕戎格（今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陕西回军头目白彦虎也西逃，后来至新疆。接着，左宗棠调驻守河州的前山西按察使陈湜率军进剿巴燕戎格，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正月将马桂源、马本源捕获。马氏兄弟原先曾受到清政府的重用，马桂源担任西宁府知府，马本源为西宁镇标中军游击，他们在西宁率领回民起义，被左宗棠视为"罪大恶极"，遂在兰州遭杀害。至此，甘肃回军的4个中心只剩有肃州（今酒泉市）。
还在左宗棠抵安定开始进攻河州回军的前七天，即同治十年七月二十五日（1871年9月9日），左宗棠接到了清廷的一个"上谕"，内称俄国已派兵于五月十七日侵占伊犁，"并闻俄人尚欲带兵前往乌鲁木齐"。清廷认为："伊犁沦陷，兵力未能顾及，致俄国从而生心，难免觊觎要求情事，若乌鲁木齐再为该国收复，则更难于措手。"于是，清廷令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统率所部出关，以"肃州一带关系紧姜，着左宗棠迅即调派劲旅前往扼剿窜匪，替出成禄一军出关剿贼，毋得以兵力不敷稍形推诿。刘铭传所部已谕令鼓行而西，绕赴兰州北路，由甘，凉、肃一带出关，节节前进，为收复新疆各城之计。左宗棠身任兼圻，本应统筹全局，况镇、迪一带又系该督所辖，尤当妥筹兼顾。"①左宗棠指出俄国占取伊犁，"名虽代为收复，词近顺而心甚狡"，应当以武力对付。他一面咨商刘铭传（字省三，安徽合肥人），酌定进兵道路；一面飞饬所部徐占彪一军速由靖远防所取道兰州，逾凉、甘两郡以抵肃州，替出成禄一军出关。左宗棠还把肃州视为通往新疆的通道，认为陇中局势，"自宜先规河、湟"，"然后一意西指"。②这样，他派徐占彪赴肃州的目的除替出成禄出关之外，就是要消灭肃州回军，以打开西进的道路。十一月二十七日（1872年1月7日），徐占彪军驰抵高台，与成禄会唔，交接防务，开始对肃州发动进攻。肃州回民起义军首领马文禄率部抵抗长达一年九个多月。同治十二年八月十二日（1873年10月3日），左宗棠亲抵肃州，驻营城南两里许，指挥攻城。左部各军用后膛大炮和劈山炮等新式武器对肃州城猛烈轰击，马文禄与所部回军难以抵挡，遂于十五日出城投降，随后被杀。清军在夜间闯进肃州，"诸军入城纵火，枪轰矛刺，计土回五千四百余名，除拔出老弱妇女九百余口外，尽付焚如，肃州以平"。③
至此，活跃了十几年之久的陕甘回民起义基本被镇压下去了。这是左宗棠继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之后犯下的又一严重过错。左宗棠为了维护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在镇压国内人民起义方面确实是竭尽全力。特别是左宗棠在镇压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的过程中，从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开始"陆续招募马、步土客各营"，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肃州克复截至年底止"，共开销白银40148500余两①，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一半。清廷在左宗棠"平定"陕甘之后，赏加他为协办大学士。
①《料理西征就绪即行赴京陛见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759页。
②《与吴子儁庶常》，《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一，页五一。
③《陕甘饷源奇绌请旨拨实饷折》，《左宗棠全集》奏槁，第3册，第778779页。
①《饷项苦绌恳增拔巨款以利戎机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785-788页。
②《刘松山径捣贼巢并剿败北窜回逆现筹安抚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4册，第14页。
③《回逆全股东犯迎剿大捷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4册，第49页。
①《进驻泾州筹办军务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4册，第122页。
①《复陈查明刘松山各情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4册，第195页。
②《答刘寿卿》，《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一○，页三六。
③《答王子寿比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一，页三五。
④《遵旨复陈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504页。
①《敬陈分道进剿布置联络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4册，第132页。
②《敬陈进兵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5册，第100页。
③《迭攻太子寺屡胜两挫逆回乞抚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5册，第209页。
④《收复河州安插回众办理善后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5册，第281页。
①《后路肃清进驻省城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5册，第311页。
①《派兵前赴肃州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5册，第113页。
②《派兵前赴肃州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5册，第114页。
③《克复肃州尽歼丑虏关内肃清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5册，第503页。
①《遵旨开单报销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66-67页。

第六章收复新疆与开发西北　　第一节"引边荒艰巨为己任"
左宗棠收复新疆，是中国近代反对外国侵略斗争的一大壮举。正是在"引边荒艰巨为己任"的使命感支配之下，左宗棠勇于担负起历史的重任，提出塞防与海防两者并重的主张，并经过积极的谋略和艰苦的筹备，为清廷制定规复新疆的决策起了关键的作用。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西汉年间，中国的文献中已把此地称作西城。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和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西汉政权曾两次派张骞通西域。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西汉政府又命郑吉为西域都护，遂设都护府代表中央政府行使权力。及至清朝，乾隆二十年（1755年）开始勘定西域，四年后将西域改名新疆。①清政府在伊犁（今伊宁市）设伊犁将军，为新疆地区最高军政长官。另设乌鲁木齐都统，为该地区的军政长官，地位仅次于伊犁将军。乌鲁木齐以东设镇西府和迪化州，由镇迪道统辖地方民政事务，隶属于陕甘总督。新疆回部事务，则设立伯克管理，伯克由清政府任命。
随着清王朝的衰落和各种矛盾的激化，人民日益反抗清政府的统治。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期间，全国许多地区的起义纷起响应，同治三年（1864年），新疆各族人民也先后在库车、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举行起义，打击清王朝的腐败统治。但起义的成果却被各族封建主和宗教上层人物所据有，新疆地区出现了五个封建割据政权：即以喀什噶尔（今喀什市）为中心的金相印、司迪克政权；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妥得璘（妥明）政权；以库车为中心的黄和卓政权；以和阗为中心的玛福迪、哈比布拉汗政权；以伊犁为中心的迈孜木杂特政权。这些割据政权的混战，给伺机入侵新疆的外国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同治三年十二月（1865年1月），位于我国新疆西面的浩罕汗国利用金相印、司迪克向其求援的机会，派阿古柏带领侵略军进入新疆，先后攻下天山南路的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县）、喀什噶尔、叶尔羌（今莎车县），和阗（今和田县）等地。同治六年（1867年）又攻占乌什、阿克苏和库车。阿古柏在喀什噶尔悍然宣布建立"哲德沙尔汗国"（意即七城汗国），自立为汗，据有南疆。同治九年（1870年），阿古柏势力又向天山北路扩展，在北疆打败妥得璘政权，占取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新疆几乎沦为异域，阿古柏野蛮势力浸染天山南北。
阿古柏对新疆的入侵，加剧了正在觊觎新疆的俄、英两国的争夺。俄国是攫得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俄国趁火打劫，共割占了中国东北地区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西北地区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继而俄国又把侵略目标对准南疆，试图把喀什噶尔置于沙俄的"保护之下"。①当俄国吞并了中亚地区的浩罕、布哈拉和希瓦3个汗国后，便急不可待地策划"对东干区的两个主要中心--伊犁和乌鲁木齐实行军事占领。"②阿古柏先后对喀什噶尔和乌鲁木齐的侵占，俄国不免有姗姗来迟之憾，便于同治十年五月十七日（1871年7月4日）出兵侵占伊犁，宣称"伊犁永归俄辖"③俄国还"欲带兵前往乌鲁木齐"。④显然，俄国想把新疆据为己有。第二年，俄国向喀什噶尔派出使团，与阿古柏订立《喀什噶尔条约》，以承认阿古柏政权为交换条件，俄国得到在南疆通商等权益。俄国的目的是把新疆从中国的版图中肢解出去，再一次蚕食中国的领土。英国作为发动两次鸦片战争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攫得侵华权益，其势力不断向长江流域渗透，而且对中国的西北、西南边疆也是垂涎三尺。阿古柏侵入南疆后不久，英国侵略分子已频繁到喀什噶尔表示对他的支持。阿古柏为得到英国的庇护，对英国使节说："女王就和太阳一样，在她的温和的阳光里像我这样可怜的人才能够很好地滋长繁荣"，声称从这里到伦敦任何人都可以自由来往"。①同治十三年（1874年）初，阿古柏与英使订立了《英国与喀什噶尔条约》。英国同样无视清政府对新疆的领土主权，以承认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为独立国而换取了在新疆的特权。阿古柏也"遣使"到英国，并从英国人手中得到武器弹药的资助，阿古柏一心投入英国的怀抱，成为英国势力插足新疆的工具。
这样，新疆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阿古柏的入侵，更为严重的是俄国、英国正在实施着分割新疆的图谋！因此，收复新疆，对于反对外国的侵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在清政府长期积弱的情况下，要把俄、英侵略势力逐出新疆也并非易事，左宗棠勇于把收复新疆引为己任，正是他爱国与反侵略思想的集中体现。
左宗棠在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得悉俄国派兵侵占伊犁的消息后，即一面速派徐占彪抵肃州以替出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出关，一面致函请假在湖南的刘锦棠说："俄入侵占黑龙江，北地形势日迫，兹复窥吾西陲，蓄谋既久，发机又速，不能不急为之备。阁下假期将满，希即挑募数千，于九月率以西行，是为至要"。左宗棠还说他"本拟收复河湟后，即乞病还湘，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陕甘总督、督办陕甘军务，他的职责主要是镇压陕甘回民起义，而且他此时已年届60，又有多种疾病缠身，他完全可以在陇事平定后告休回籍。再则清王朝自乾隆以来派往新疆主管军政的伊犁将军、乌鲁木齐都统等向以满族贵族等旗员充任，当阿古柏和俄国军队先后入侵新疆后，清政府依然把规复新疆的希望寄托在伊犁将军荣全、乌鲁木齐都统景廉、提督成禄身上，而像左宗棠这样的汉族地方要员是难以得到督办新疆军务职位的。然而外国侵略势力对新疆构成的严重局势，又使左宗棠逐步坚定了收复新疆的信念，进而又向清政府筹议出关大略，敦促清廷立排浮议，制订用兵新疆以保卫领土主权的决策。
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月至十一月间，左宗棠连续在家信中谈及他的想法。他指出："俄罗斯乘我内患未平，代复伊犁。朝廷所遣带兵大员均无实心办事之意，早被俄人识破，此事又须从新布置。我以衰朽之躯，不能生出玉门。惟不将关内肃清，筹布出关大略，遽抽身退休，此心何以自处？"②"我年逾六十，积劳之后，衰态日增。……断不能生出玉门矣，惟西陲之事不能不预筹大概。关内关外用兵虽有次第，然谋篇布局须一气为之。以大局论，关内肃清，总督应移驻肃州，调度军食以规乌鲁木齐。乌鲁克复，总督应进驻巴里坤以规伊犁。使我如四十许时，尚可为国宣劳，一了此局，今老矣，无能为矣。不久当拜疏陈明病状，乞朝廷速觅替人。如一时不得其人，或先择可者作帮办；或留衰躯在此作帮办，俟布置周妥，任用得人，乃放令归，亦无不可。此时不求退，则恐误国事，急于求退，不顾后患，于义有所不可，于心亦有难安也。"①左宗棠以新疆军务的"局外人"能对谋略规复新疆考虑得如此周密，这正是其甘于以"边荒艰巨为已任"的体现。接着，左宗棠于十二月上奏请简派新的陕甘总督并钦差大臣以收复新疆。他说："关外局势，以区区之愚揣之，实非从内预为布置，从新预为调度不可"。"何敢自惜残生，置身事外！"他建议特简贤能接任陕甘总督篆务的理由是"精力心思迥不如前，设有疏误，边城安危必更烦朝廷异日之擘画，问心何以自安！"②显然，左宗棠并非知难而退，他的上奏目的从根本上讲是强调对收复新疆必须"从内预为布置，从新预为调度"。他对荣全等人的所作所为是不满意的。他试想说服清廷简派陕甘总督去谋略新疆的用意已是不言自明。清代官场上欲进先退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对左宗棠的做法亦可以如是观。
正如左宗棠所说的那样，当俄国侵占伊犁后，清廷派伊犁将军荣全"前往收回伊犁城池"，令乌鲁木齐都统景廉"相机规复乌鲁木齐"，调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迅速出关赴任所。荣全从蒙古的科布多行至新疆的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市），向俄人交涉收还伊犁，俄国侵略者则采取狡狯蛮横的手法，宣称已向清政府说明他们无久占伊犁之意，只是"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①，使荣全在谈判交涉中不得要领而归。景廉、成禄都按兵不动，待机观望。特别是成禄自同治四年新疆人民起义后不久就窜至甘肃高台逃避战事，他"屡奉谕旨，敕令出关"，却直至同治十一年仍"尚无出关确耗"。此时，阿古柏已窃据乌鲁木齐二年，俄国侵占伊犁一年。成禄不仅在高台"截留省粮，为数甚巨"，瞒报营数，其"实数不过五六营"却自称十二营，以多领军饷，而且"久驻高台，蓄养戏班，相为娱宴"，"并遣人赴都接取第三妾来高台"，把"荒边远塞，竟视为安乐行窝"，甚至"虚报胜仗"，可谓""谬率乖张"。因此，左宗棠在同治十一年上奏说："如成禄者，此时迁延不进，固失事机；即令勉强出关，终难期其振作有力，克当一路"②，建议将成禄撤职。
鉴于新疆问题的严重性，总理衙门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初向左宗棠询问有关情况。左宗棠在写给总理衙门的复函中，首先指出俄国侵占伊犁带来的严重后果，他说：
俄人久踞伊犁之意，情见乎词。尊处持正论折之，实足关其口而夺其气。惟自古盛衰强弱之分，在理而亦在势。以现在情形言之，中国兵威且未能加于已定复叛之回，更何能禁俄人之不乘机窃踞。
左宗棠旋又对荣全、景廉等关外所用清军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俄国"狡然思启，必将不夺不厌，恐非笔舌所能争也。荣侯深入无继，景都护兵力本单，后路诸军久成迁延之役。兵数虽增，仍多缺额。且冗杂如常，并无斗志。望其克复要地，速赴戎机，实无把握，并虑徒增扰累，以后更无从着手。"于是，左宗棠提出了收复新疆的应办事宜和用兵方略，他指出：
宗棠所以有从内布置、从新筹度之请也，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乌城克复，我武维扬，兴屯政以为持久之谋，抚诸戎傅安其耕牧之旧，即不遽索伊犁，而已隐然不可犯矣。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遣使奉国书与其国主，明定要约，酬资犒劳，令彼有词可转。彼如知难而退，我又何求。即奸谋不戢，先肇兵端，主客、劳逸之势攸分，我固立于不败之地。俄虽国大兵强，难与角力，然苟相安无事，固宜度外置之。至理喻势禁皆穷，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制此劳师袭远之寇乎！……要之，目前要务不在预筹处置俄人之方，而在精择出关之将，不在先索伊犁，而在急取乌鲁木齐。
左宗棠的上述建议可以说为清政府筹划规复新疆从总体上进行了谋略，此后左宗棠在进军新疆的过程中基本上是沿循此战略构想进行的。特别是左宗棠提出国家领土"尺寸不可让人"的主张，反映出他维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爱国主义色彩是多么鲜明！
左宗棠在同治十二年八月率军攻克肃州（今酒泉市）从而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后，即把战略重心移向关外，同治十三年（1874年）正月，他调派广东陆路提督张曜所部"嵩武军"抵达玉门关。三月，清廷派前乌里雅苏台将军金顺和凉州副都统额尔庆额率军出关。张曜也随即率军行至哈密。七月，清廷以景廉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为帮办大臣。八月，清廷命左宗棠在肃州设西征总粮台，督办粮饷转运。此时，金顺所部前锋与额尔庆额马队已抵达新疆古城。
尽管清廷给予左宗棠的职权是负责从关内筹解粮饷以达古城，但左宗棠仍为谋略新疆积极献计献策。左宗棠认为景廉"以科布多、乌里雅苏台采粮一石，运至古城需银十余两，劳费多，停止之"，遂"奏请出关粮料，应由关内接济"①的做法是不妥的。其实，从关内运粮至哈密，每石"已费银十一两有奇"，再"由哈密至巴里坤、古城又千余里，均责关内转挽接济，是西师永无见贼之日矣"。②因此，左宗棠对景廉只派前锋抵古城，按兵不动，且留主力于肃州、安西，"观望不敢继进"③的所作所为是不满意的。左宗棠上奏陈述了他对出关之师粮饷转运和设立粮台的看法。他说："军行粮随，移台之举自不容已。……西疆地形，以天山为界，划分南、北两路，哈密全部介居其中：由哈密北行，迤而西，历巴里坤、古城、乌鲁木齐各城，达伊犁，为北路，准部旧地也；由哈密西行，历辟展、吐鲁番、库车、阿克苏各城，达喀什噶尔，为南路，皆回部错居之地。"因此，景廉进军北路，不宜在肃州设粮台，而应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设粮台以供支北路之军。他认为"应顶为筹措，厚其储峙，备支应续进之军"。①左宗棠的这一建议未被清廷采纳，他只能"实力筹办，力任其难"。②
正当左宗棠为出关各军筹办粮饷转运之际，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就日本侵略台湾问题展开了一场关于加强海防的讨论。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1874年5月6日），日本政府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军3000人陆续从琅登陆，进犯台湾。清政府派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为督办台防大臣，率自造轮船赶赴台湾，加紧布防。日本虽未敢贸然开战，却在外交上捞到好处，清政府迫于压力，于九月二十二日（10月31日）签订《台事专条》，规定中国赔款50万两白银，日军撤出台湾。日本侵台事件在朝野上下引起很大震动。总理衙门在九月二十七日的上奏中指出，对于日本侵略台湾拿件，"明知彼之理曲，而苦于我之备虚"，日本"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之观变而动，患之濒见而未见者也。"③总理衙门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6项旨在加强海防的措施，请求饬令沿海、沿江有关大臣讨论。当天，清廷发布"上谕"，令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兼署江苏巡抚李宗羲、钦差大臣办理台湾等处海防沈葆桢等10余人详细妥议，限一月内复奏。于是，有海防之议。此时左宗棠因在陕甘总督任上，所辖并非滨江、沿海地方，不在饬议之列，但总理衙门认为他"留心洋务，熟谙中外交涉事宜"，所以特将筹议海防的6条措施等函寄左宗棠，希望他能"筹议切实办法，以为集思广益之助"。①内地督抚将军中，受总理衙门之器重者唯左宗棠一人而已。
同治十二年十月十三日（1874年11月21日），左宗棠收到了总理衙门的来函。他函复总理衙门筹议海防的6条措施可谓"因应之妙，道合自然"，"闳远精密，无少罅隙"，认为就"海防言之，凡所筹画，宜规久远"。这表明左宗棠对加强海防是完全赞同的。同时他感到用兵新疆主要依靠沿海各省协济军饷，担心"沿海各省因筹办海防急于自顾，纷纷请停缓协济，则西北有必用之兵，东南无可拨之饷，大局何以能支？"②左宗棠如此估计是有其道理的，因为他在督办陕甘军务时常常遇到沿海省份应拨协甘之饷拖欠的情况，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李鸿章在给清廷的复奏中不仅是要停止西征之饷，而且竟谬提放弃新疆，实令他为之寒心和气愤。
十一月初二日（12月10日），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论及"筹饷"一条时公然提出放弃新疆的主张。他认为乾隆年间统一新疆是"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己为不值"，而且新疆已被俄、英势力围困，"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何况"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因此，他强调只能重视海防。他指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他建议对西征军"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①
光绪元年正月二十九日（1875年3月6日），清廷下"旨"令亲王、郡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等廷臣对沿海、滨江各地方大员的复奏和左宗棠致总理衙门函进行"廷议"，限一月内复奏。二月初三日，清廷不待廷议复奏汇集之前，又"密谕左宗棠通筹海防、塞防全局并关外兵事粮运"。清廷将李鸿章停西征之军和西征之饷的奏议转寄左宗棠，令他统筹全局，酌度机宜，妥筹具奏。清廷在"上谕"中认为："如可暂缓西征，节饷以备海防，原于财用不无裨益。惟中国不图规复乌鲁木齐，则西、北两路已属堪虞；且关外一撤藩篱，难保回匪不复啸聚肆扰近关一带，关外贼氛既炽，虽欲闭关自守，势有未能。"②看来清廷在海防和塞防孰重孰轻问题上尽管模楞两可，但为维护其统治的目的，其规复乌鲁木齐的用意主要是防止"回匪"。从这个目的出发，清廷加强塞防的意图在这个"上谕"中是显而易见的。清廷不仅令左宗棠统筹全局，还将协助左宗棠办理粮台的户部侍郎袁保恒因"彼此龃龉，殊失协和之道"而撤回北京，并以左宗棠"老成谋国，素著公忠"，令其专司粮运事宜。清廷还令左宗棠就关外景廉等统帅及兵力的情况予以密陈。
二月十二日左宗棠接到军机处的密寄"上谕"后，于三月初七日（4月12日）呈上《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和《遵旨密陈片》。左宗棠批驳了李鸿章的论调，提出收复新疆与加强海防并重的主张。他指出："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他肯定了乾隆皇帝用兵新疆，统一祖国的功绩，认为"圣意闳深"，"拓地二万里"。他针对"论者拟停撤出关兵饷"而放弃新疆等条陈，强调指出：
无论乌鲁木齐未复，无撤兵之理；即乌鲁木齐已复，定议划地而守，以征兵作戍兵为固圉计，而乘障防秋，星罗棋布，地可缩而兵不能减，兵既增而饷不能缺，非合东南财赋通融挹注，何以重边镇而严内外之防？……今若画地自守，不规复乌垣，则无总要可扼。即乌垣速复，驻守有地，而乌垣南之巴里坤、哈密，北之塔尔巴哈台各路，均应增置重兵，以张犄角，精选良将，兴办兵屯、民屯、招徕客、土，以实边塞，然后兵渐停撤，而饷可议节矣。……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审处者也。①
从李鸿章、左宗棠的见解来看，就塞防与海防的关系而言，李鸿章单纯强调海防是片面的，主张放弃新疆亦是错误的。左宗棠能够从中华民族的全局利益着想，虽身处西北，仍关心东南沿海的防务，他坚持用兵新疆是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角度考虑的，其"海防与塞防并重"主张的提出，无疑丰富了国家总体防御的战略思想。在晚清的海防与塞防之议中，左宗棠的主张是正确的。
左宗棠还建议对关外统帅加以调整，认为景廉"泥古大过，无应变之才"，请求"以景廉之任改畀金顺"②，由金顺任乌鲁木齐都统，以统驭关外诸军。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主张被清廷所采纳。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1875年5月3日），清廷发布"上谕"，称左宗棠筹办海防塞防的奏疏"所见甚是"，决定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仍帮办军务，调景廉等来京供职，授左宗棠关外用兵、粮饷转运等各项权力。这样，身兼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又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新职踏上了规复新疆的征程。这对于左宗棠来说，他多年甘愿引边塞之苦为荣，决心收复新疆的愿望有了实现的可能，可谓英雄有用武之地！
就左宗棠被清廷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而言，清朝最高统治者不仅对海防与塞防同样予以重视，而且一改以往任用旗员节制、统辖新疆的惯例，不是以金顺接替景廉负责关外用兵事宜，而是赋予左宗棠以督办新疆军务全权去收复新疆，表明一向在反侵略战争中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此时也强硬起来，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清政府难得做出的一次正确抉择！对于左宗棠的新使命，署两江总督刘坤一（字岘庄，湖南新宁人）在致左宗棠函中称此为"任天下之至重，处天下之至难"。①这一评说是合乎实际情况的。左宗棠本人在接受新任两年后的回顾中也说：
臣本一介书生，辱蒙两朝殊恩，高位显爵，出自逾格鸿慈，久为生平梦想所不到，岂思立功边域，觊望恩施？况臣年已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长，乃不自忖量，妄引边荒艰巨为己任，虽至愚极陋，亦不出此！而事顾有万不容己者：乌鲁木齐各城不克，无总要之处可以安兵；乌鲁木齐各城纵克，重兵巨饷，费将安出？……伊犁为俄人所踞，喀什噶尔各城为安集延所踞，事平后应如何布置，尚费绸缪。
无疑，左宗棠用兵新疆，并非要为个人利益去"立功边域"，他甘愿"引边荒艰巨为已任"的"不自忖量"之举，恰出于对祖国边疆安危高度负责的责任感。尽管征途坎坷，困难重重，但他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规复新疆的历史重任。
①《清高宗实录》，卷五九九，页三三。
①《红档》1927年，第21卷，转引自黄鸿钊：《沙俄在太平天国时期的侵略活动》，《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第63页。
②［俄］巴布科夫：《我在西伯利亚的回忆》，第440页，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③《西国近事汇编》，卷三，页一四，光绪三十二年上海石印本。
④《派兵前赴肃州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5册，第113页。
①包罗杰：《阿古柏伯克传》，第185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①《与刘毅斋京卿》，《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一，页四七至四八。
②《与威宽勋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72-173页。
①《与威宽勋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77页。
②《请特简贤能接任陕甘总督并钦差大臣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5册，第403页。
①袁大化等，《新疆图志》，卷五四，页四，《交涉志二》，宣统三年刊印。
②《成禄出关难期振作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5册，第254-256页。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一至三。
①［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268页。
②《答吴桐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四，页二○至二一。
③［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268页。
①《敬筹移设粮台办理采运一切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119-121页。
②［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278页。
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八，页一九。
①《光绪元年正月二十九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等奏折附片》，《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1册，第105-106页。
②《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四，页四六、四七、五二。
①［清］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四，页一九。
②《附录上谕》，《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154-155页。
①《复阵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188-191页。
②《遵旨密陈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196-197页。
①［清］刘坤一：《复左宗堂》，《刘坤一遗集》，第4册，第1823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新疆贼势大概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422页。

第二节运筹帷幄，进规北疆
左宗棠奉命督办新疆军务，可以说是为中国近代反对外国侵略斗争史揭开了新的一幕。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承担起收复新疆重任的唯有左宗棠。对此，就是左宗棠本人也是十分清楚的。他在家书中说：
现奉谕旨督办新疆军务，应预筹出关驻节。衰病余生，何能担荷重任？惟密谕"英、俄有暗约扰我西路之说，英由印度窥滇之腾越，俄窥喀什噶尔，使我首尾不能顾"。……此时西事无可恃之人，我断无推卸之理，不得不一力承当。
左宗棠预筹出关的举措主要包括进行军事部署和充分考虑、实施后勤保障问题两个方面。
在军事部署方面，左宗棠注意从制订战略战术计划和整顿营伍以提高战斗力两点入手。还在左宗棠被任命为督办新疆军务前的有关加强塞防的奏折和函牍中，他已陈明先歼灭阿古柏匪帮，然后索还伊犁的战略构想。他还认为实现收复除伊犁外的新疆领土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应分为两步走，即首先平定北疆，接着再底定南疆。他分析新疆地形时说："天山南北两路"，"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①他督办新疆军务后，认为必须布署周妥，乃可定师期，令刘锦棠"自定出关马步二十余营，以缓进速战为义"。②左宗棠召集各军"分统来兰会商办法"③，共同讨论军事问题。随后，左宗棠确定了消灭阿古柏势力的具体步骤。他指出："此次进兵，先北路而后南路。如大军攻剿古牧地乌垣、红庙一带，帕夏敢赴北路之援，官军猛打数仗，自可挫其凶锋。将来下兵南路，声威已张，或易著手。"④"官军出塞，自宜先剿北路乌鲁木齐各处之贼，而后加兵南路。当北路进兵时，安集延或悉其丑类与陕甘窜逆及上回合势死抗官军，当有数大恶仗。如天之福，事机顺利，白逆歼除，安集延之悍贼亦多就戮，由此而下兵南路，其势较易。是致力于北而收功于南也。"⑤在进行战斗部署的同时，左宗棠还依照"整军乃能经武"的古训，一面对已出关和准备出关的军队予以整顿，将金顺、景廉、穆图善等部加以裁并，一面强调"精择出关之将"，任用"英锐果敏，才气无双"的刘锦棠总理行营事务，对其他"统领、营哨各员，均酌简相信员弁乐事赴功者用之"，⑥并对各军严加训练。
在筹划军队的后勤保障方面，左宗棠把精力主要用在筹粮、筹饷和筹转运上面。左宗棠认为行军打仗离不开粮食的供给。他说："师行粮随，事豫则立。"因此，"师行北路，宜用北路之粮，不但节费，亦免粮耗。"他建议北路于归化（今呼和浩特市）设立北局，南路以肃州（今酒泉市）为南局，负责北、南两路的粮食补给。他还命令已出关各军在巴里坤、哈密等地办理采粮、开垦，并对"蒿武军"统领张曜"在哈密办屯垦水利，事必躬亲，不惜劳瘁"的做法给以肯定，认为"以后踵而行之，固此奥区，保绥戎藩，可成数十百年无穷之利。"①左宗棠为筹饷问题在议论海防、塞防两者并重时强调应保障西征用饷。西征军的军费每年支出约800万两，但实际收到的各省协饷只有500万两。后来"各省之协济洋防者，又皆以洋防为急、塞防为缓"，以致西证军"出款日增，入款大减"，光绪元年西征军"每年只发一月满饷"。②因此他多次上奏请求敕下各省如数拨解协饷，并主张暂借洋款以补不足。西征军饷源匮缺的情况受到清廷重视。光绪二年（1876年）三月左宗棠督率大军出关之际，清廷发布"上谕"称，"左宗棠出师塞外，必须士饱马腾，方足以壮军威而张挞伐。各营将士踊跃前驱，尤深廑念。各省协解西征饷银未能足数，致有积欠口粮。此次远道进兵，粮饷必须充裕。……加恩着于户部库存四成洋税项下拨给银二百万两，并准其借用洋款五百万两，各省应解西征协饷提前拨解三百万两，以足一千万两之数。"①左宗棠对此"感激涕零"，"不能自己！"②出征将士总算有了物质上的保障。除筹粮、筹饷之外，左宗棠还十分重视粮食和军火物资的转运问题。西征之师须驰骋数千里，筹划转运也并非易事。左宗棠主张关内运粮以车驼为主，关外则以驼运为主，解决了粮食转运的难题。他还通过上海采办转运局、汉口后路总粮台、西安总粮台等转运军火物资，并由兰州机器局自造枪炮供应前线。
经过近一年的积极备战，左宗棠于光绪二年二月二十一日（1876年3月16日）离开兰州西进，三月十三日（4月7日）抵达肃州（今酒泉市），就近指挥收复新疆的战略决战。
从四月初开始，左宗棠与刘锦棠"熟商进兵机宜"之后，令刘"率各营长驱大进"③，开赴新疆哈密，旋进至古城。五月，"蜀军"徐占彪部出关进驻巴里坤。此时，张曜部"蒿武军"已先期驻扎哈密，金顺所辖军队在济木萨、古城一带活动。左宗棠目送出关各军，心情格外激动。他说："前军已陆续开拔，大约五月内始有战事。万里长驱，每营仅发四个月盐菜，无却步者，忠哉我军。"④"出塞诸军，英气勃勃"⑤，这正是对为保卫祖国领土而挺进新疆的西征军出关情形的真实写照！
左宗棠规复新疆的第一个战略目标是进取北路乌鲁木齐、玛纳斯二城，重点是攻克乌鲁木齐。
新疆北路被阿古柏匪帮侵占后，原陕西回军的首领白彦虎从甘肃逃至新疆投入阿古柏的怀抱，成为民族败类。阿古柏盘踞南疆，在北疆则委派所谓的乌鲁木齐阿奇木伯克马人得联合白彦虎代行其统治，据有乌鲁木齐和玛纳斯等城，其主要兵力集中于乌鲁木齐东北面的古牧地。
此时，先后出关的西征大军已由东向西依次进驻哈密、巴里坤、古城、济木萨。左宗棠认为，金顺驻军济木萨，距乌鲁木齐尚远，"贼之精锐多在古牧地，是处距阜康县城九十里"。因此他命令刘锦棠"到济木萨后，以大队径驻阜康县城，出队捣古牧地。此关一开，则乌垣红庙子贼不能稳抗，白逆必窜吐鲁番，以寻去路"。①根据左宗棠的部署，刘锦棠带轻骑至济木萨金顺行营，商定进兵方略。然后，刘锦棠返回古城，率湘军马步各营于六月初一日（7月21日）抵济木萨。刘锦棠、金顺二军会合后，均于六月初八进至阜康。白彦虎知悉清军已兵临古牧地附近后，便从乌鲁木齐移踞于此，试图负隅顽抗。阿古柏也从南疆调遣援军前来助战。刘锦棠于八月二十一日潜师夜赴，会金顺所部，进袭黄田。由于"官军奋威猛击"，二十二日"攻拔黄田坚卡"。二十三日，刘锦棠派营分扎古牧地城正东及东北面。次日，大军开始攻城，各营"士气愈奋，皆冒枪炮斩关而入，立将城关攻破"。二十七日，刘锦棠、金顺饬所部各营急攻，于第二天攻克古牧地城。白彦虎带领残部向南疆逃窜。刘锦棠乘势于八月二十九日（10月16日）直捣乌鲁木齐。这样，被左宗棠视为"新疆关键"①的乌鲁木齐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刘锦棠、金顺会同署伊犁将军荣全派兵于九月二十一日（11月6日）又乘势克复玛纳斯城。阿古柏匪帮在北疆的势力被全部驱除。
①《与宽勋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93-194页。
①《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191页。
②《答曾沅浦》，《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五，页三九。
③《答刘岘庄》，《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五，页四○。
④《答张郎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六，页二○。
⑤《新疆贼势大概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421页。
⑥《请敕两江迅解老湘全军月饷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330页。
①《督办新疆军务敬陈等画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288-289页。
②《清敕各省匀济饷需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328-329页。
①《钦奉恩谕拟缓借洋款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461页。
②《钦奉恩谕拟缓借洋款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462页。
③《驰抵肃州各军分起出关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458页。
④《与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六，页一五。
⑤《与雷纬堂提军》，《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六，页一六。
①《答刘克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六，页二九至三○。
①《会师攻拔古牧地坚巢克复乌鲁木齐迪化州城大慨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491-494页。

第三节决胜千里，底定南疆
左宗棠在乌鲁木齐克复后，即筹划进军南疆的第二步战略计划。他一面拟商金顺布置各城堡要隘和善后事宜，一面"咨调张曜、徐占彪会同刘锦棠进规南路"。他认为："不得乌鲁木齐，无驻军之所，贼如纷窜，无以制之，不仅陕甘之忧，即燕晋、内外蒙古将无息肩之日"②。
左宗棠认真分析了南疆的局势，他指出："安集延酋帕夏已派贼骑五千，合乌垣、红庙逸去之贼，踞乌垣南二百余里之达坂城即噶逊营，以拒官军。帕夏自踞托克逊，筑三城为犄角，与其悍党守之"。白彦虎窜入托克逊，阿古柏"待之甚倨，并勒其随行贼众剃发易服，傍三城以居"。"察度南路贼势，守吐鲁番者拒哈密官军，守达坂者拒乌垣官军，皆所以护托克逊坚巢也。而达坂、托克逊，尤悍贼麇聚之区，贼骑皆多至数千，守御甚固。"③因此，要进兵南疆，必须集中兵力击破吐鲁番、达坂、托克逊这三城所形成的犄角防线，痛歼阿古柏的主力，这样才能为收复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今莎车县）、和阗、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今焉耆回族自治县）等"南八城"打开通道。
左宗棠在对南疆的敌情进行分析研究之后，认为规复南疆仍须采用"缓进急战"的战略战术，告诫刘锦棠在北路肃清，"屡胜之后，尤宜慎宜加慎，勉力图维，断不可掉以轻心，致贻后悔。"①因此，他不同意刘锦棠提出的在克复乌鲁木齐后急于进攻南路的建议，指出："所议会师进规南路八条，可采者多，已分别咨行照办矣。惟用兵之道宜先布置后路，后路毫无罅隙可寻，则转运常通，军情自固。然后长驱大进，后顾别无牵掣，可保万全。"②左宗棠决定第二年春季进兵南疆，同时强调"目前应办之事必应迅速办理"。他命令刘锦棠、张曜、徐占彪等部抓紧进行军队休整和军需补给工作，并奏请调派驻山西包头的"卓胜军"记名提督金运昌率所部至乌鲁木齐，以替出刘锦棠部南下。
光绪三年（1877年）春，西征军南进的时机成熟。此时，金顺已被清廷任命为伊犁将军，驻守玛纳斯以西，负责北疆西部地区的防守，并监视伊犁俄军的动向。金运昌所率"卓胜军"抵达乌鲁木齐，与刘锦棠部湘军换防。三月初一日（4月14日），刘锦棠亲率马步各营及炮队由乌鲁木齐逾岭而南，进军达坂城，开始了规复南疆的战斗。与此同时，张曜和徐占彪分别从哈密和巴里坤西进吐鲁番。这样，西征军对达坂、吐番鲁、托克逊一带的阿古柏匪帮主力形成了从东面和北面的攻击态势。
阿古柏面对着清军攻取乌鲁木齐和即将进规南疆的局势，极为慌恐不安。于是，他试图通过英国主子说服清政府让其在南疆"立国"。光绪二年（1876年），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利用处理"马嘉理案"与李鸿章谈判之机，要求李鸿章转告总理衙门，称英国可以代阿古柏乞降"立国"。总理衙门将此事函告左宗棠。左宗棠认为阿古柏"窃踞南八城及吐鲁番"，且勾结白彦虎盘踞乌鲁木齐等地，"中外共知"。威妥玛代其请降，又称阿古柏为"喀王"，"请为属国"，竟"敢以此妄渎尊严"，实属可恶。左宗棠拒绝了威妥玛的"说情"，揭露了其真实用意，即"英人代为请降，非为安集延，乃图保其印度腴疆耳，俄英共争印度数十年矣"。左宗棠表示向南疆进军的信心和决心是不容动摇的。他致函总理衙门大臣说："南路贼势重在达坂即噶逊营、吐鲁番、托克逊三处，官军南下，必有数大恶仗，三处得手，则破竹之势可成。"①阿古柏企望英国向清政府施加压力的图谋未能得逞，便想依恃天山之险布重兵于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以继续顽抗。达坂是由乌鲁木齐进入南疆的必经通道。从达坂至东南方向的吐鲁番有200里，至西南方向的托克逊为百余里。因此，阿古柏在达坂重点设防，委派爱伊德尔呼里防守于此。吐鲁番旧有满、汉两城，阿古柏遣白彦虎等据守此地。托克逊为阿古柏侵入新疆后长期经营的老巢，其主力盘踞于这里，阿古柏看到清军来势勇猛，便离托克逊到距此700里的喀喇沙尔（今焉耆回族自治县）遥控战局，并令其次子海古拉守御该城。阿古柏自以为"设险重叠，有恃无恐"，却不料在刘锦棠等部"取急风迅雷之势"①的打击下，达坂、托克逊、吐鲁番三城在仅仅11天之内就全部被西征大军所攻克。
三月初三日（4月16日），刘锦棠率部抵达柴窝铺，留营驻扎。当天夜晚，刘锦棠调派兵力"乘贼不觉，径趋达坂"，"立合锁围，杜贼窜逸"，向达坂发起进攻。第二天，刘锦棠亲率大军"环列圆阵，匀布整齐"，敌军"擎洋枪指击，并发开花大炮"。"我军伤亡十余人，屹立如故"。刘锦棠在自己的坐骑中弹立毙的情况下，又"易马而前"，饬各营奋勇攻城。经数日激战，刘锦棠率军于三月初七日攻克达坂城。接着，刘锦棠率各营于十一日"潜师夜起"，至十二日抵白杨河。刘锦棠分兵二路，一路由道员罗长祜等带领驰往吐鲁番会同张曜等部主攻此地，一路则由刘锦棠率领"由西南进，直捣托克逊城"。经一夜激战，刘锦棠部于十三日晨攻克托克逊。同一天，张曜、徐占彪，罗长祜等部也一举攻占吐鲁番满、汉两城。白彦虎、海古拉自闻西征大军即将攻托克逊时，便分别从吐鲁番、托克逊"踉跄而逃，曾不停趾也"。②
达坂、托克逊、吐鲁番三城克复后，左宗棠指出："以目前局势言之，南八城门户洞开，应即整旆长驱，以符'缓进急战'之议。"他正告阿古柏："如知去逆效顺，缚白彦虎，献南八城，固可不重烦兵力；否则，深沟高垒，先据形势，图老我师，则官军分道长驱，集粮转馈，事不容已。"①左宗棠决定迅速收复南八城。他命令刘锦棠速谋进取，务出万全。调张曜同赴前行，兼筹粮运。饬徐占彪留吐鲁番办理善后，西征大军已锐不可挡，南八城的收复也为期不远。
阿古柏在西征军的强大攻势面前，"知人心已去，日夜忧泣"，遂于四月行至库尔勒"饮药自毙"。②海古拉集结残匪向喀什噶尔溃逃，又被其兄伯克胡里杀死。阿古柏建立的所谓"哲德沙尔汗国"已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之中。
清廷在"关外军情顺利，吐鲁番等处收复后"的有利形势下，令左宗棠就南疆和伊犁问题"通盘筹画"，"统筹全局"，迅速密奏。左宗棠在上奏中指出：
"立国有疆，古今通义。……顾祖禹于地学最称淹贯，其论方舆形势，视列朝建都之地为重轻。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不特前代所谓九边皆成腹地，即由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以达张家口，亦皆分屯列戍，斥堠遥通，而后畿甸宴然。盖祖宗朝削平准部，兼定回部，开新疆、立军府之所贻也。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
方今北路已复乌鲁木齐全境，只伊犁尚未收回；南路已复吐鲁番全境，只白彦虎率其余党偷息开都河西岸，喀什噶尔尚有叛弁逃军，终烦兵力，此外各城，则方如去虎口而投慈母之怀，自无更抗颜行者。……英人为安集延说者，虑俄之蚕食其地，于英有所不利。俄方争土耳其，与英相持。我收复旧疆，兵以义动，彼将何以难之？设有意外争辩，枝节横生，在我仗义执言，亦决无所挠屈。……至省费节劳，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已者。"
这段议论可谓高瞻远瞩。左宗棠不仅阐述了保卫新疆的重要意义，而且第一次正式向清廷提出于新疆设置行省的建议，为清政府的正确决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光绪三年七月十七日（1877年8月25日），刘锦棠等部经4个月休整后开始向南八城进军。刘锦棠先派提督汤仁和率队由托克逊进扎苏巴什、阿哈布拉两处，继派总兵董福祥等率营由阿哈布拉、桑树园、库木什、榆树沟一带至曲惠安营，随后刘锦棠率部由大路向开都河进发。开都河源于天山之麓，汇而南趋，横贯库尔勒和喀喇沙尔。白彦虎逃窜至喀喇沙尔渡过开都河西岸后，"即壅开都河水以阻官军，漫流泛滥，阔可百余里"。①刘锦棠师至，只好令将士凫水径过或搭浮桥转运军械。九月初一日（10月7日），刘锦棠军不战而入喀喇沙尔。此时白彦虎因惧被歼，早已窜至库车。九月初三日，西征军进入库尔勒，又是空城一座。接着，刘锦棠督率所部于当月十二、十八、二十日先后进取库车、阿克苏、乌什。这样，南八城中的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已为西征军克复。左宗棠认为："新疆南路以阿克苏为关键，北通伊犁，西连乌什，东接库车，迤西达喀什噶尔，又可达叶尔羌、英吉沙尔，稍南而东，则达和阗，为形势所必争。阿克苏既复，该逆窜路悉穷，既由乌什边外逸去，非至喀什噶尔，别无归宿。所盼大军围剿，或可聚歼。"此时，左宗棠激动不已，他看到"此次官军浩荡西征，一月驰驱三千余里，收复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四城，南疆八城已复其半。"
刘锦棠部在阿克苏会师，张曜部也于十月初二日由喀喇沙尔（今焉耆回族自治县）遄指库车，"前矛既锐，后劲仍道，戎机顺迅，古近罕比。"这样，"如叶尔羌速下，官军会攻喀什噶尔，并规全局，似戡定之期当亦不远矣"。但他仍告诫西征将士要保持冷静，指出："军事瞬息千变，非敬谨襄事，必蹈危机，固有不可轻心尝试者。"①十一月间，刘锦棠分兵两路进攻喀什噶尔，伯克胡里与逃至那里的自彦虎窜往俄国境内。西征军于十三日占领喀什噶尔。随后，又于十七、二十、二十九日连克叶尔羌（今莎车县）、英吉沙尔、和阗。南八城中的西四城均为西征军夺得。这样，除伊犁外的新疆领土已全部光复。于是，清廷晋封左宗棠二等侯爵，以资激励。
左宗棠在底定南疆后，总算是舒了口气。他总结了前此进兵的经验，肯定了西征军将士的功绩，在家书中这样写道：南疆底定，以事功论，原周秦汉唐所创见。盖此次师行顺迅，扫荡周万数千里，克名城百数十计，为时则未满两载也。而决机制胜全在"缓进急战"四字，细看事前各疏可知大概。至其本原，则仁义节制颇有合于古者之用兵。理主于常而效见为奇，盖自度陇以来未有改也。贼以其暴，我以其仁；贼以其诈，我以其诚，不以多杀为功，而以妄杀为戒。故回部安而贼党携，中国服而外夷畏耳。实则我行我法，无奇功之可言，在诸将士劳苦功高。朝廷论功行赏，礼亦宜之。至于锡封晋爵，则在我实有悚息难安之隐。②
左宗棠此言感人肺腑！这正是他高风亮节政治风格的映照。他还在致刘典函中说：新疆用兵，全以关陇为根本，同心断金，乃收其利。前折所陈数千里一气卷舒，虽但指新疆而言，其实则自关陇以至酒泉，自沪鄂以至关陇，何独不然？如琴瑟然，手与弦调，心与手调，乃能成声，此理易晓。周秦汉唐之衰，皆先捐其西北，而并不能固其东南。我国家当天下纷纷时，不动声色，措如磐石，复能布威灵于戎狄，错杂之间，俾数千里邱索，依然全瓯罔缺，以此见天心眷顾，国祚悠长，非古今所能几其盛美也。吾辈数书痴，一意孤行，独肩艰巨，始愿亦何曾及。此而幸能致之者，无忌嫉之心，无私利之见，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左宗棠的爱国热忱呼之欲出！
②《详陈攻拔古牧地克复乌鲁木齐迪化州城战状请奖恤出力阵亡各员弁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509-510页。
③《搜剿窜贼布置后路进规南路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548页。
①《与刘毅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七，页一四。
②《西宁刘道禀乌垣克复急宜进攻南路应办事宜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373页。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七，页三○至三二。
①《湘军刘总统禀规取南路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393页。
②《攻克达坂城及托克逊坚巢会克吐鲁番满汉两城详细情形请奖恤出力阵亡各员弁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654-659页。
①《攻克达坂城及托克逊坚巢会克吐鲁番满汉两城详细情形请奖恤出力阵亡各员弁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659页。
②《逆酋帕夏仰药自毙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698页。①《遵旨统筹全局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701-703页。
①《进规新疆南路连复喀喇沙尔库车两城现指阿克苏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755-756页。
①《穷追回夷连复阿克苏乌什两城请奖恤出力阵亡各员弁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776页。
①《答刘克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五。

第四节"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
如果说左宗棠指挥西征大军歼除并驱逐了进犯我国新疆的阿古柏匪帮，为规复北疆和南疆立下了不朽的功绩，那么他下一步亲自率大军出关，以武力为后盾从俄国侵略者手中索还伊犁，更为伊犁回到祖国的怀抱和捍卫中国的领土主权做出了永远值得称道的历史贡献。
本来左宗棠在同治十年（1871年）得知沙俄侵占伊犁的消息后就非常愤慨，他曾致函刘锦棠指出俄国"窥吾西陲"的阴谋，并决心"与此虏周旋"。俄国在入侵伊犁之后，也玩弄了花招，向清政府表示只是"代为收复"，"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①此时，俄国根本不相信清政府能收复乌鲁木齐。然而，左宗棠规复新疆的壮举，表明中国不仅在北疆，甚至在南疆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军事胜利。中国从俄国手中索还伊犁按理说已不成问题。但是，俄国不仅在中国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后拒不交还伊犁，就是南疆底定之后仍想赖帐，拒绝了清政府提出的由左宗棠与其交涉索还伊犁问题。这样，清政府于光绪四年六月（1878年7月）决定派署盛京将军崇厚去俄国谈判收回伊犁。清廷还就伊犁"交还以后，如何防守"问题令左宗棠"先事图维"。②左宗棠对清廷偏倚外交谈判索还伊犁的作法只能表示赞同，但他仍然强调："前疏所称地不可弃者，窃以腴地不可捐以资寇粮，要地不可借以长敌势，非乘此兵威，迅速图之，彼得志日骄，将愈进愈逼。而我馈运艰阻，势将自绌，无地堪立军府，所忧不仅西北也。伊犁收还以后，应于边境择要筑垒开壕，安设大小炮位，挑劲兵以增其险。……伊犁未收还之前，金顺大军驻库尔喀喇乌苏，其西精河地方，势处要隘，向驻马队，以资扼截。"③左宗棠对收复伊犁有他自己的"图维"，他希望以武力收复。
光绪五年八月十七日（1879年0月2日），崇厚在出使俄国后擅自在克里米亚半岛与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俄伊犁条约》（即《里瓦基立条约》）。按照该约，俄国虽交还伊犁，但割去中国霍尔果斯河以西、特克斯河流域及穆素尔山口等要地，使伊犁以西、以南险要尽失，且俄国还攫得伊犁"代守费"和通商、免税等权益。消息传来，全国舆论大哗，群情激愤，要求改约，甚至"街谈巷议，无不以一战为快"。①左宗棠更是义愤填膺，他上奏指出："武事不竟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闻加遗，乃遽议捐弃要地，餍其所欲，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何极！此可为叹息痛恨者矣。"他回顾了俄国在伊犁问题上施用的伎俩，主张武力收复伊犁，并亲率大军出关。他说："俄人自占据伊犁以来，始以官军势弱，欲诳荣全入伊犁陷之以为质。既见官军势强，难容久踞，乃借词各案未结以缓之。此次崇厚全权出使，嗾布策先以巽词之，枝词惑之，复多方迫促以要之，其意盖以俄于中国未尝肇起衅端，可间执中国主战者之口，妄忖中国近或厌兵，未便即与决裂，以开边衅，而崇厚全权出使，便宜行事，又可牵制疆臣，免生异议。……就事势次第而言，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臣虽衰庸无似，敢不勉旃！"他决定"明春解冻后，亲率驻肃亲军，增调马步各队，出屯哈密，就南北两路适中之地驻扎，督饬诸军，妥慎办理"。他还"务期内外一心，坚不可撼"①，以收复伊犁。
清廷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先是将崇厚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继则把崇厚定为斩监侯，待秋后处决，并于光绪六年正月初三日（1880年2月12日）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赴俄谈判改定崇厚所订的条约，并令左宗棠做好军事准备。
光绪六年四月十八日（1880年5月26日），左宗棠亲自率领大军离开肃州（今酒泉市），出嘉峪关向哈密挺进。据说左宗棠为表示收复伊犁的决心，曾"舁榇以行"②，甘愿拚死于疆场。他68岁，抱病出关，表现出的正是"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老怀益壮"③的豪迈之情。五月初八日（6月15日），左宗棠行抵新疆哈密，布署三路进兵以收复伊犁的军事计划：一路由金顺进驻精河从正面佯攻，以牵制俄军主力，且防俄军向东进犯；一路由张曜从阿克苏越过天山进击伊犁南部；一路由刘锦棠经乌什越冰岭直赴伊犁西面的后路。左宗棠对"生力之军络绎而至，足供指挥"④的战局充满必胜的信心。因此，论者谓如果这次中俄之战真的按左宗棠的计划而实施，那将是他战场事业的新里程碑⑤，此言是有道理的。
然而，正当左宗棠为收复伊犁积极备战之际，清政府却在列强的胁迫和俄国的武力进逼面前有改变以往在新疆问题上的强硬态度而转向妥协的意图。首先，清政府对崇厚的处置，遭到西方列强的抵制。列强纷纷向清政府施加影响，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亲自写信给慈禧大后为崇厚求情，俄国也声称如不对崇厚予以赦免，便不同曾纪泽谈判。清政府迫于压力，宣布免去崇厚的斩监候之罪。其次，俄国加紧调兵遣将，对清政府进行武力恫吓，不仅增兵伊犁，还在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部署重兵，并调集20余艘军舰组成一支舰队由黑海驶往日本长崎，扬言封锁中国沿海，威逼京津。再次，英人戈登的游说确实起到了恶劣的作用。此人曾任"洋枪队"头目，与李鸿章有私交，他此时受清政府之聘，为中俄伊犁交涉调停。戈登至天津面见李鸿章，威胁说："如果你要作战，就当把北京的近郊焚毁，把政府档案和皇帝都从北京迁到中心地带去，并且准备作战五年。"①本来就不主张收复新疆且对崇厚签订条约加以支持的李鸿章非常恐慌，他立即将"戈登赠言"进呈清政府，内称："中国一日以北京为建都之地，则一日不可与外国开衅，因都城距海口太近，洋兵易于长驱直入，无能阻挡，此为孤注险著。"②果然，清廷发生了动摇。七月初六日（8月11日）清廷以"现在时事孔亟，俄人意在启衅，正需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之顾问"③为由将左宗棠调至北京。临战易帅，恰表明清政府在是否敢于以武力抗俄问题上举棋不定。
七月二十四日（8月29日），左宗棠接到调他赴京供职的"谕令"。他对清廷的用意虽不十分清楚，但也预感到这次内调已意味着清廷的政策有所变化。因此，他在家书中说："俄意欲由海路入犯，而在事诸公不能仰慰忧勤，虚张敌势，殊为慨然。我之此行本不得已，既奉朝命，谊当迅速成行"。①他致书帮办新疆军务的张曜说："俄事尚未定议，而先以兵船东行，为恐喝之计，谟谋诸公便觉无可置力。国是混淆，计抵京时，错将铸成矣，为之奈何？"②但左宗棠仍对主战抱一线希望。他致函总理衙门说："察看情形，实非决之战胜不可。究之言战本是一条鞭法，无和议夹杂其中，翻觉愈有把握。"③他奏请由刘锦棠接任督办新疆军务一职，以便继续抗击俄军，并致函刘锦棠说："俄事非决战不可，连日通盘筹画，无论胜负云何，似非将其侵占康熙朝地段收回不可！"④左宗棠期望着早日抵京，"拟从新鼓铸，一振积弱之势"。⑤左宗棠于十月十二日（11月14日）从哈密启行入关，经兰州交卸陕甘总督篆务后，又于十二月初四日（1881年1月3日）从兰州赶往北京。
这个时候，曾纪泽正在俄国彼得堡谈判索还伊犁问题。在谈判中，曾纪泽以左宗棠在新疆的布防为后盾，经据理力争，于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1881年2月24日）与俄方签订了《改订条约》（又称《中俄伊犁条约》）。此约较崇厚条约争回了一些主权，俄国交还伊犁和特克斯河流域及通往南疆的穆扎尔山口，但仍将霍尔果斯河以西的中国领土划给俄国，且在赔款方面有增无减。这依旧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恰在曾纪泽与俄国谈判代表订立条约这一天，左宗棠经日夜兼程抵达北京。他得悉条约签订的消息后，气愤他说："伊犁仅得一块荒土，各逆相庇以安，不料和议如此结局，言之腐心！"①左宗棠"一振积弱之势"的愿望没有实现，而他"不复以出塞为苦"的坚定反侵略举动，确实为伊犁的收回起到了关键作用。
左宗棠为新疆"长治久安计"，在督办新疆军务期间四次奏请于新疆置行省，设郡县，他在调任两江总督后又作了第五次疏请。清廷采纳了他的建议，于光绪十年九月三十日（1884年11月17日）在新疆正式设省，以刘锦棠为首任巡抚。从此，新疆与祖国的联系更加密切。
①袁大化等：《新疆图志》，卷五四，页四，《交涉志二》。
②《复陈新疆情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三，页三○。
③《复陈新疆情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三，页三一。
①《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二一，页一○。
①《复陈交收伊犁事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五，页三一至三九。
②王安定：《湘军记》，卷一九，页二二。
③《答赵玉班》，《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二七。
④《答刘毅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四四。
⑤张家昀：《左宗棠》，第97页，台湾联鸣文化有限公司1981年版。
①［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369页，三联书店1958年中译本。
②〔清〕李鸿章：《述戈登回国》，《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一一，页二五至二六。
③《清实录》（光绪朝），卷一一五，页六。
①《与孝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36页。
②《答张郎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六二。
③《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七四。
④《与刘毅斋爵堂》，《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七五。
⑤《与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七六。
①《答刘兰洲》，《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六一。

第五节"引得春风度玉关"
左宗棠在用兵关陇、进军新疆的过程中，除了每到一地加紧布置善后措施，以恢复民众的生活并重组官府的统治秩序外，他在开发西北方面的建树，堪称是度得"春风"与漠漠边疆。
唐代诗人王之涣在描写塞上风沙之景的《凉州词》诗中写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这一情形在1000多年以后有了根本的改观。光绪五年（1879年），新任帮办甘肃、新疆善后事宜的杨昌浚目睹了左宗棠在西北的所为，赋诗一首："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①该诗不但颂扬了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的功绩，而且对他沿道植树，开发西北的成效大加赞赏，以"引得春风度玉关"作了形象的比喻。
左宗棠不仅仅是个军事家，他对于发展西北的经济颇为关注。他鉴于甘肃"地气高冷，节候暑少寒多，物产甚稀，民生日蹙。蚕桑既限于土宜，裘褐亦艰于购制。……民间无衣之苦，甚于无食"的状况，建议广种棉田，以解决穿衣问题。他认为："甘省各地方，凡向阳肥暖之区可种罂粟者，无不宜种棉花。"于是，他"通饬各属严禁种植罂粟，劝谕农民广种草棉，设局教习纺织"，"又购觅纺车织具，雇请民妇教习纺织"，目的在于"拔恶卉而植嘉苗，为一举两得计也"。他还刊行《种棉十要》及《棉书》，分行陕、甘两省，"谆饬官吏士民一律切实经理"。并对"其因地土不宜种棉者，亦饬令广种杂粮，以裕生计"。他强调"严禁罂粟，劝种棉花，在甘肃尤当务之急"②，且期望此举能"为甘省开万年之利"，"将来政绩可书，功德无量"。
左宗棠在西北注意修河、治路，于沿河、沿路"广种榆柳"，"数年来陇中遍地修渠、治道、筑堡、栽树，颇有成效"。①尤其是植树绿化举措颇得后人称赞："左恪靖命自径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是为艳称的"左公柳"。②
左宗棠在收复新疆之际，为解决粮食供给问题，主张开荒屯田和兴修水利。这固然出于军事目的，却也具有开发大西北之用意。他认为："历代之论边防，莫不以开屯为首务。或办之用兵之时，以省转债；或办之事定之后，以规久远。"于是，他令张曜率军在哈密办屯垦、水利，垦得荒地19000余亩，获粮数千石。他根据张曜垦荒的经验，强调说："西北治地开荒，尤资水利。就洼储水，障之令深；引渠溉田，洒之令普。既需人工，尤资器具。……张曜躬率所部，殚力经营，而后得著成效。以后踵而行之，固此奥区，保绥戎藩，可成数十百年无穷之利。"③
左宗棠还善于因地制宜，依据新疆许多地方"可渔可牧，不必垦田种粟亦可足民"的特点，认为："西北之利，畜牧为大；而牧利又以羊为长，其毛可织，其皮可裘，肉可为粮，小民日用所必需也，何必耕桑然后致富？长民者因其所利而利之，则讲求牧务，多发羊种宜矣。"④这种主张对发展畜牧业是有利的。
对于左宗棠的上述举措，新任新疆巡抚刘锦棠评价说："师行万里沙碛之地，虽酷署严寒必居营帐，与士卒同甘苦。……垒旁隙地，悉令军士开垦，荒芜既辟，招户承种，民至如归。城堡、桥梁、沟渠、馆舍，每乘战事余暇修治完善，官道两旁树株遍植，迄今关陇数千里柳荫夹道，行旅便之，蚕织、畜牧诸政罔不因势利导。"①
把近代机器生产引入西北，更是左宗棠的一大功绩。西安机器局、兰州机器局和兰州织呢局的创办，揭开了西北地区近代化的序幕。同治七年（1868年），左宗棠在参与镇压捻军后抵西安，他为解决所部使用的军火从上海等地采办价值甚昂的问题。决定在西安设立机器局。他从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调募一批工人，并购买机器，从事枪支、子弹的制造。
同治十一年（1872年），左宗棠进住陕甘总督任所，他将西安机器局的机器搬至兰州，创办了兰州机器局，以精通西洋枪炮制作的记名提督赖长为该局总办，并从福建、浙江、广东等地抽调了技术工人。兰州机器局生产的项目主要有枪、炮、子弹、炮弹。兰州机器局的设立，既有镇压回民起义的用意，更有针对关外、收复新疆之图，因为在该局创办前一年，俄国已派兵占据伊犁，左宗棠便在筹画规复新疆和收回伊犁时提出"精求枪炮"的主张。很明显，他在兰州设局是为了实现这一主张。诚如左宗棠所说："尝叹泰西开花炮子及大炮之入中国，自明已然，……利器之入中国三百余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做我，索一解人不得也！"①他还说："于省城设局制造枪炮，饬镇领其事，盖欲仿洋式制造枪炮及大小开花弹子，为攻坚之用，兼备守具。……大炮开花子均系赖镇一手经理，攻克肃州，即得其助。……见在新疆各城，次第速复，惟西四城所得贼遗大小炮位一百数十尊，余则空城一座。正须增添布置，伊犁收回，旧炮既不合用，俄人枪炮岂肯留以赠我，将来颇费周章，……是此项制造不能停工。"②
军事工业的创办不但引进了近代机器生产和出现了雇佣工人，而且促成了民用企业的兴起，这在西北地区的近代化进程中也得到同样的验证。如果说福州船政局的创设引发了轮船招商局的创办，那么兰州机器局的设立又导致了兰州织呢局的兴办。光绪三年（1877年），赖长在兰州机器局内试制了一台织绒机，用甘肃所产羊毛织成一块绒布，呈送给左宗棠验看。友认为此绒"竟与洋绒相似，质薄而细，甚耐穿著，较之本地所织褐子，美观多矣"。于是，赖长打算从国外"购办织呢织布火机全付，到兰仿制，为边方开此一利"③，得到左宗棠的支持。左宗棠即写信并附赖长所绘织机之图给在上海的采办委员胡光墉，以甘肃羊毛、驼绒均易购取，煤也易得，只要有机器便省工力等由请他访购织呢机器。左宗棠创办织呢局的消息传出后，得到舆论的支持。《申报》载文称："如能以羊毛织呢，一如外国所产者，未始非利民之善举也。"①
光绪四年（1879年），经胡光墉向德国采购的全套织呢机器运至上海。从上海往兰州运送机器，是非常艰难的，据上海《大清国》杂志记载："机器系装在一条货船上，由招商局的轮船在1879年拖运到汉口。在汉口又将这些机器用民船水运、又由人们背运到兰州府。有些机器非常重，而且难运，所以锅炉得拆散了一块块地运，山路有时得开凿了然后才能把大件的机器搬过去。"②光绪五年（1880年），织呢机器全部运至兰州，织呢局正式开工，中国第一家纺织工厂在西北诞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左宗棠看到机器运抵兰州，非常高兴，他认为"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甘人自享其利，而衣褐远被各省"，且"由关内而及新疆"，实乃"数世之利也"。③他还设想以原料就地而取，"能使成本低廉，足以抵制洋呢入口"。④可见左宗棠创设该局具有对内以利民用，对外以挽利权的双重效应。
左宗棠看到机器运抵兰州，非常高兴，他认为"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甘人自享其利，而衣褐远被各省"，且"由关内而及新疆"，实乃"数世之利也"。③他还设想以原料就地而取，"能使成本低廉，足以抵制洋呢入口"。④可见左宗棠创设该局具有对内以利民用，对外以挽利权的双重效应。兰州织呢局由左宗棠委派赖长为总办，采用官办近代民用企业的经营方式，购机建厂费用约合银31万两。⑤局内雇佣德国人石德洛未为洋监督，由10余名德国员匠教习织呢技术。至于该局的规模与生产情况，据左宗棠于光绪六年十二月（1881年1月）的上奏称：
"兰州织呢局结构宏敞，安设机器二十具，见开织者尚只十具，所成之呢渐见精致，中外师匠及本地艺徒率作兴事，日起有功。……蚕丝织呢等局雇用中外师匠及办理局务华洋各员弁，有实在出力著有成效者，应由刘锦棠，杨昌浚随时汇案奏请奖叙，以示激励，庶几人心竞奋，利无不兴矣。"
左宗棠把兰州织呢局视为"气象更新"之举，他为兴此利民善举可谓费尽苦心。
但是，兰州织呢局的生产并不像左宗棠预期的那样理想，其产品，"不管在品质上或价格上，都比不上外国的呢布，因为把厂中产品运到各通商口岸，就比从欧美输入呢布要贵多了"。②左宗棠在光绪七年（1881年）对该局产品做了进一步调查后，也承认"已织成洋绒若干匹，其质略逊于洋呢，然可供着用"。③特别是到了光绪八九年间，由于"局中安置了一大堆冗员，干领薪俸"和所"织成的呢绒品质很坏，几乎完全不能出售"①的原因，该局在创办后仅4年就面临着破产的危机。光绪十年（1884年），兰州织呢局被迫停办。
对于这样的结局，《申报》载文认为，该局"功败垂成，实力可惜"，"设能将此局归作商办，涓滴无遗，安见必无起色也？"②由官办企业转向商办，已成为时代的呼声，兰州织呢局恰为中国近代企业这一经营机制的调节和重组提供了借鉴。近代维新思想家陈炽（字次亮，号瑶林馆主，江西瑞金人）在述及兰州织呢局时指出："左文襄前任甘督，亦尝购买机器，仿织呢绒。然牧场未立，风气未开，万里甘凉，艰于转运，资本大重，不利行销。"③此论切中实际。左宗棠经营近代民用企业的这次尝试未能成功，但他勇于在风气未开的情况下把机器生产率先引入西北，已是一个创举。
①引自秦翰才：《左立襄公在西北》，第163页。
②《请奖励劝教兼施之州县折》，《左字堂全集》奏稿，第6册，第27-29页。
③《札陕甘各州县试种稻谷桑棉》，《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99页。
①《延榆绥刘镇厚基禀兴修河城工程经费不敷及举办地方事宜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366页。
②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63页。
③《督办新疆军务敬陈筹画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288-289页。
④《黄令长同禀查明罗布淖尔河道暨哈萨克输忱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55页。
①《新疆巡抚刘锦棠奏》，《左文襄公全集》卷首，页一二。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四○。
②《与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二，页四二至四三。
③《与胡雪岩》，《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九，页五九。
①《申报》，1879年1月10日。②《大清国》，1881年1月3日。
③《赖镇长禀验收后路粮台解到各项机器请委刘道专司局事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41页。
④《关册》，引自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898页。
⑤夏东元：《洋务运动史》，第38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①《甘肃气象更新请将王必达等各员奖叙片》，《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七，页四七至四八。
②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899页。
③《陕甘总督左宗棠片》，载《京报》和《北华捷报》，引自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900页。
①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903页。
②《申报》，1884年2月16日。
③瑶林馆主：《续富国策》，第1卷，第39页。

第七章入京辅政与督师东南　　第一节"入赞纶扉"
左宗棠入京辅政，乃晚清政坛中颇为引人注目的事情。他从西北抵京后第三天，即光绪七年正月二十九日（1881年2月27日），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并管理兵部事务。清廷赋予左宗棠直接参与和决策中枢的政治、外交、军事诸要务的权力，这对咸、同之交崛起的汉族地主地方大员来说是前所未有之事。在被时人称为"中兴名臣"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中，曾、李虽先后在向被视为畿辅重地的直隶担任总督，且曾以一等侯爵高出左，李晋封大学士早于左，但曾、李二人终其一生也未得到入值军机、主持总署和参戎兵部而集三权为一身的殊荣。此时，曾国藩早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过世，左宗棠与李鸿章所分别代表的湘、淮两系势力在晚清政治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且左同李之间的矛盾在镇压捻军时已经激化，到海防与塞防之议时双方公开互相指责，尤其是在关于伊犁交涉问题上李鸿章更是支持崇厚并反对左宗棠的求战主张，使左愤愤不平。李鸿章与京师的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们遥相呼应，十分惧怕列强的武力恫吓，主张对外妥协。奕诉则早在同治四年（1865年）因与慈禧太后争权而被罢免议政王，此后他在主持总理衙门并任军机大臣期间，常与慈禧太后发生争执，慈禧亦不断寻找机会压制奕。本来奕对左宗棠等人办洋务以兴办近代工业是支持的，但他对外立场的软弱却使左宗棠感到不满。这样，慈禧太后利用左宗棠和京城"清流派"的主战言论，调左进京"以备朝廷顾问"，恰出于牵制奕、李鸿章的目的。所以，人们对左宗棠辅佐朝政一事有如此议论："持清议诸臣以外交事素不惬鸿章所为，知宗棠持议与鸿章左，益扬左以抑李。"左宗棠入值军机处和任总理衙门大臣，"明代沈相（按指军机大臣沈桂芬），暗倾恭邸（按指恭亲王奕诉），其势其焰，几于桓温。"①
左宗棠入京辅政的原因，除了慈禧太后有通过左宗棠来牵制奕和李鸿章的用意之外，如上一章所述，清廷迫于列强的压力、俄国的军事恫吓以及李鸿章等人的馋言而促使其改变了同俄国交战以收复伊犁的立场，想以调左入京之机向俄国表示一下姿态，从而有助于应付已激化的中俄矛盾，且希望曾纪泽能在崇厚擅自订立的《里瓦基亚条约》的改订方面与俄国达到妥协，这也是事实。但左宗棠入京的最重要原因，则应该是他收复新疆的壮举轰动京城，使得一向以指陈时政、标榜风节为己任的那些多在都察院和翰林院供职的士大夫们所组成的"清流派"特别看重左宗棠的德才。正是在他们的积极建议和一些王公大臣的支持及慈禧太后对左的赏识之下，左宗棠才有"入赞纶扉"的可能。
还在光绪四年（1878年）清廷派崇厚出使俄国之际，时任翰林院教习庶吉士的清流健将张之侗就代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字幼樵，直隶丰润人）上奏强调崇厚赴俄不应行海路，而应走陆路，途经新疆，以"身历其地，体察形势"，并"与左宗棠定议而后行"。①虽这一建议未被采纳，却足见清流派已垂青左宗棠。次年崇厚擅订《里瓦基亚条约》后，已任司经局洗马的张之侗上奏列出"不可许"的10个理由和"必改此议"的"四要"，并痛切指出：
"观世变日益艰难，西洋挠我榷政，东洋思启封疆，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更忍之让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无论我之御俄本有胜理，即或疆场之役，利钝无常，臣判战俄人虽五战不能越嘉峪关，虽三胜不能薄宁古塔，终不至掣动全局。旷日持久，顿兵乞食，其势自穷，何畏之有。然则即今一决，乃中国强弱之机，尤人才消长之会。此时猛将谋臣，正可一战，若再阅数年，左宗棠虽在而已衰，李鸿章未衰而将老，精锐渐尽，欲战不能，而俄人已域于东，屯于西，行栈于北，不如今日捍之于藩篱，而待他日斗之于庭户，悔何及乎？"
张之洞此论与左宗棠以武力收复伊犁的见解可谓不谋而合。张之洞的主张代表了京师清流言战和对左宗棠予以支持的倾向。光绪六年（1880年），清流派更主张调左宗棠进京辅政，以改变由奕为首的军机大臣"泄泄沓沓，未能匡弼"的局面。清流要角、御史邓承修指出："观今之大臣志虑忠纯、畅晓戎机、善谋能断者，无如督臣左宗棠"，若"委以军国之大柄，使之内修政事，外揽兵权"，就可望"拯今日之急，守宗庙社稷"，且"当今要务，莫逾于此"。②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奕"认为左胜于李"，干脆提议让左宗棠"入赞纶扉"。③于是，慈禧太后决定召左宗棠进京。由此可见，左宗棠入京辅政，并不是因为他武力抗俄的态度坚定，慈禧太后慌忙召其进京，以削其兵权，避免他在新疆挑起战事，妨碍清政府对俄妥协投降。而实际上左宗棠如不被调往北京，即使他在新疆一再言战，也不会在没有得到清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对俄开战。清廷调他入京之日，正是俄国在中国东北和西北耀武扬威之时，清政府的确需要他这样"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之顾问"。
左宗棠能够"入赞纶扉"，可谓是清廷对他这个功绩卓著、德高望众的老臣的倚界。他初到京城，即被召对两次，慈安大后谈及他数载"忧劳"，"声泪俱下"。①清廷切望左宗棠能"襄赞"中枢。左宗棠品性正直，既不善于而且也根本不愿意阿谀奉承、曲意为官，他并无借此飞黄腾达的奢想。左宗棠接到清廷调他进京的命令时，即接连致书将到任的护理陕甘总督杨昌浚说："拟遂请开阁缺，终老邪寓"②，"拟于展觐时陈请以闭散长居京师备顾问，一则步履维艰，一则免入军机被人牵鼻。"③他在北京，"窃见时局，亲贤在位，上下交孚，盈朝虽非尽惬时望，而好佞贪诈之辈则罕有之"，"极知忝窃非衰朽所堪，只以慈圣（按指慈禧太后）盼待甚殷，不敢重拂，优睐靦(tian)颜就列，良非得已。"④
正是鉴于清朝统治中枢的腐败，人们对左宗棠"入赞纶扉"抱有很大希望，以致"人皆以司马君实目之"。⑤左宗棠抵京不久也看到"俄事和局已成，倭奴思效西国，多方要索"。因此，他不能容忍清政府再在对待日本提出的侵略权益方面一再退让，表示"此时万无言退之理"。⑥严重的民族危机感和试图改变军机处、总理衙门一向"积弱"的高度责任感，使左宗棠毅然走上新任。
对于左宗棠任职中枢的情况，在翁同龢的日记中有一些记述。翁多年为光绪皇帝的师傅，且跻身清流，自然与左交往甚频。他们"初次识面"后，左就给翁留下"豪迈之气，俯视一切"的印象。左宗棠一改总理衙门对待外国公使毕恭毕敬的媚态，他召见英使威妥玛交涉鸦片加税等事宜，数议于总署，均"谈次有风棱"，使翁同龢感到左宗棠的举止确在"壮中朝之气"。翁还在记载左宗棠的一次谈话中写道："其言以死生荣辱为不足较，并论河道必当修，洋药必当断，洋务必当振作。……余服其有经术气也。"①
可见，左宗棠是把"河道必当修，洋药必当断，洋务必当振作"作为任政要纲努力加以实施，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修治河道是左宗棠的一贯主张。此时他把重点放在兴修京畿的永定河上。他在新疆赴京途经山西、直隶，目睹永定河失修所带来的严重危害。他说："治水一事，在畿甸璈急"，"皇居附近，乃粒食维艰，民间流徙靡常，生计萧索，至此已十余年，尚无妥策以善其后。坐视神州陆沉，心何以忍？"因此，他入枢垣后就倡议治理京畿水利。治理永定河属"直境之工"，左宗棠需商之李鸿章，结果是"李相则姑漫应之而已"②，对左的建议并不支持。左宗棠只得调派他的部将王德榜、刘璈、王诗正率各军抵涿州一带修治永定河，他还"躬亲其役"，莅涿州工次，勘察金门闸坝，巡视南岸河堤。经4个多月的加紧施工，永定河疏通和加固堤坝等工程基本完工，被认为是"直隶十余年为之无成且群疑为不治者"的永定河经左宗棠的治理有了较大改观。醇亲王奕譞"遣人往阅，始叹为创见"。①
左宗棠对外国的鸦片输入向来深恶痛绝。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威逼下被迫接受了鸦片贸易"合法化"的事实，也是左宗棠个人的能力所无法解决的。清政府为减少鸦片输入和白银外流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于同治七年（1868年）与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协商将进口鸦片的征税由旧额增加20％。但十几年过去了，增税的问题一直受到外国鸦片贩子的阻挠而未能实现。此时的左宗棠"念正俗急务，尤在禁食鸦片，而已积重难返，惟加增洋药土烟税捐，以湮其流"。②左宗棠上奏指出：
"窃维鸦片产自泰西印度地方，由英国商人转贩而来，流毒中国，名为洋药。其患先中于市廛衙署，凡中人温饱之家，佚游燕僻子弟，聚处而嬉，用以遣日，比吸食有癖，积渐成稳，瘾重而形神交瘁。于是资倾家破而身命随之，内地罢民抛宜谷、宜蔬、宜瓜果腴地以种罂粟，劙果取浆，名为土药。其患先中于镇集乡村，儿食贫力作之人，游手无聊之辈，久且视为寻常，日用所需不知禁令为何事。于是吸食者多，更成积重之势。华民之吸烟者多，洋药之销路亦日益畅。从前各海口每岁进洋药三万余箱，嗣渐增至五万余箱，近闻且增至七万余箱矣。而洋药之价前时每箱百斤售银七百余两，近闻已减至五百余两，是销路之畅由于货价之减可知也。……臣前督陕甘，先以禁种罂粟为务，饬各属随时查拔以清其源。遇有洋药入境，则标识封存行栈，靳由原路折回，不准在地销售，其故违者察出焚之通衢，已著微效。惟此法行之一方为宜，若统筹全局，则令其由原路折回，于此者或销于彼，仍为不了之局。详察事宜，断非加洋药、土烟税捐不可。税捐加则洋药、土药之价必贵，价贵则瘾轻者必戒，瘾重者必减，由减吸以至断瘾，尚有可期。"
左宗棠痛陈了鸦片烟毒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他提出以加税捐的办法来阻绝鸦片的建议，对于试图解决积重难返的鸦片流毒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当然，从外国鸦片贩子的疯狂倾销和吸食鸦片已成为普遍存在的社会积弊方面来看，左宗棠这种堵卮塞漏的举措已经无济于事。
左氏关于"洋务必当振作"的主张，是针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20年来在对外交涉与联系中遇事屈从、过于卑怯的外交格局而提出的。他担任总理衙门大臣后，决心一改前此的软弱格调，以"壮中朝之气"。因他任此职时间甚短，其在对外交涉中的表现仅能从与英使威妥玛谈论鸦片加税一事中体现出来。他说自己"奉命与闻各国事务，责无可辞，曾于接晤英使威妥玛时论及鸦片宜加征税厘冀可减瘾"。他以"权自我操"为谈判基点召见威妥玛，使"威妥玛无以难之"。但威妥玛为保护英国已取得的侵略权益，又在谈判中"语多反复"，"于加价一节，犹龂龂然若重有所惜者"。左宗棠认为如从其议，实与他的"期收实效本谋大相刺谬"。于是，左宗棠不仅驳回了威妥玛的无理狡辩，而且恳请清廷敕下各督抚将军对"洋药"予以加税，以行使一个国家的主权。左宗棠此举被时人称为"奇横有趣"，"可令彼族夺气"。①清政府长期因"积弱"而媚于列强的习惯为之一改！所以慈禧太后对左宗棠做出了"尔向来办事认真，外国怕尔之声威"②的评价，从中华民族反对外国侵略的角度观之，这无疑是对左宗棠一贯勇于维护民族尊严的爱国举止的最高褒奖。
左宗棠入政枢垣后，以身作则，反对结党营私的官场弊端和不负责任的官僚作风。他说："自入国门以来，每闲朋侪许与之，谈辄逊谢不遑，且以党附为戒。遇言者指摘枢垣，必面陈勿予驳斥，以开言路。""惟事有是非，人有邪正，政有利弊，谋有臧否，苟有所见不敢不言，言之亦不敢不尽也。知我者以为然否。疏稿惟关地方利害、民生疾苦者，始随时刊布。意在外闲牧令，奉有文檄，每不留心省览，付之幕吏，而文书由院行司道，司道行府厅州县，遇连篇累牍帖写，厌其冗长，随意删节，漫无文理，其报张帖日期处所，一纸塞责，上下不相检校。如是，而望草野周知政令，必达难矣。"③
尽管左宗棠颇想有所作为，但业已腐败了的清朝枢垣是容不下他的。他的秉直刚介恰与那种行阳奉阴违之术、媚言诡诈之法的晚清政坛恶习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一心想"从新鼓铸"的左宗棠面对着的只能是"成例具在，丝毫难于展布"，"有所建白，亦为同僚所尼，多中缀"①的局面。尤其是他"入赞纶扉"，即有"暗倾恭邸"、"扬左抑李"之说，奕与李鸿章等人对他不是暗中拆台，便是处处掣时，甚至予以攻击。同奕交往甚密的军机大臣宝婆竟然辱骂左宗棠为"一团茅草"，使翁同龢感到"正人在位之难"。②李鸿章因兼任北洋通商大臣的关系，免不了常与入值军机处并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的左宗棠打交道，所以对左强作笑颜，主动写信与左"略叙契阔"，且到北京拜访了左宗棠。但在背地里，李鸿章却对左宗棠大加贬斥，说左入京"赞襄未必有益"，"左相精力甚健，于枢廷政务、各省情形不甚了澈，所建练旗兵、借洋债、兴畿辅水利、加洋药税厘诸议，似属救时要政，却近老生常谈，恐有格于时势不能尽行之处。"③李鸿章的亲信薛福成则把左宗棠描写成一个意气用事之人。据薛记载，他代李鸿章所拟《复陈海防事宜疏》由奕交给左宗棠审阅时，左"每展阅一叶，每因海防之事而递及西陲之事，自誉措施之妙不容口，几忘其为议此折者，甚至拍案大笑，声震旁室。明日复阅一叶，则复如此。……诸公并厌苦之，凡议半月而全疏尚未阅毕"。①在薛福成笔下，左宗棠似乎成了不关心海防和办事拖沓的人物。左宗棠在奕、李鸿章等人的内外夹击之下，深感京师无他留身之处，于是连续告假3个月，随后疏请退出仕途。清廷为了王公贵族的利益，在对左作了一番"慰留"之后，于光绪七年九月初六日（1881年10月28日）外放左宗棠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
这里比较一下左宗棠在收复新疆和入京辅政两个阶段的情况是有必要的。他为规复新疆，甘愿"引边荒艰巨为己任"，发出了"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的豪情壮语。他被调进京且"入赞纶扉"，这在一般人眼里可谓炙手可热的官位，但左宗棠起初并不情愿，继而因日本有踵俄国之辙试图进行要挟的状况才使他挺身而出担任新职，并力图使中国备受列强欺凌的外交格局得以改观。他如果在宦海随波逐流，随俗浮沉，也许就会在京城安度晚年了，但他并不愿违逆素志，结果只能被官场恶习所排斥。左宗棠几乎是被人撵出京城的！拍手称快的则是奕、李鸿章之辈。李鸿章甚至回顾了他与左宗棠唔谈的感想，贬低左"不但无鞭挞四夷之心，抑且无经营海上之志，外强中干，概可知也"。②左宗棠离开北京时的状况同他9个月前从新疆赶往北京那种"闻命不宿，振旅入关，关内外闻之，自颁白耆庶，下逮萌隶媪稚，胥惶然如失所覆，巷议户祝，筹所以留公，而不可得，则奔趍愊亿，顶香膝跃，呼感恩，数十百里无绝声"①的情景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
尽管左宗棠在入京辅政期间成绩斐然，且有目共睹，而他却被排斥出枢垣，这只能说明清朝统治集团的腐朽确已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然而，左宗棠并没有因为"入赞纶扉"的挫折而后退，他依然在两江总督任上为加强海防和投入新的抗法斗争而努力拼搏着，他的行动恰与李鸿章的诬蔑不实之词相左。
①秦翰才：《左宗棠逸事汇编》，第78、52页。
①〔清〕张佩纶：《大臣奉使宜策万全折》，《涧于集》奏议，卷一，民国七年刊。
①〔清〕张之洞：《熟权俄约利害折》，《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二，页一至六，民国十七年刻本。
②〔清〕邓承修：《时局艰危请饬调辅臣入赞枢密折》，《语冰阁奏议》，卷二。
③〔清〕刘体智：《异辞录》，卷二，页一九。
①《答冯展云中丞》，《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五。
②《答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六七。
③《答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七三。
④《答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五。
⑤〔清〕刘坤一：《复李若农》，《刘坤一遗集》，第4册，第1934页。
⑥《答冯展云中丞》，《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五。
①［清］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七年，页一五、二○，民国14年影印本。
②《答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三七。
①《答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三八。
②［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389页。
①《严禁鸦片请先增洋药土烟税捐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八，页一四至一五。
①［清］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第304页。
②[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392页。
③《答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三八。
①徐珂：《左文襄公见畿而作》，《清稗类钞》，第7册，第3358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②[清]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七年，页五八。
③[清]车鸿章：《复丁稚黄宫保》，《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二○，页一○。
①[清]薛福成：《左文襄公晚年意气》，《庸庵笔记》，卷二，页四一至四四。
②《复丁稚黄宫保》，《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二○，页一九至二○。
①[清]周寿昌：《思益堂集·送左侯相入觐序》，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388页。

第二节"尽南洋大臣之职"
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82年2月10日），新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左宗棠至江宁（今南京市）接篆视事。两江总督之职，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南洋大臣则从同治十二年（1873年）起例由两江总督兼任，其职责是代表朝廷主管南方的对外通商事务并兼及海防，它与由直隶总督所兼任的北洋大臣分别成为晚清南、北方最有权势的封疆大吏。左宗棠担任此职，正可谓英雄有用武之地，较之在枢垣处处受人掣肘来说，在这里更有利于发挥他的作用。因此，清廷命他总督两江，既有"安慰"这个忠诚老臣之意，也有迫于法国武力进逼而让左宗棠去加以对付之图。
法国试图通过占据越南并进而侵略中国的阴谋由来已久。早在18世纪50至60年代，英法为了争夺殖民地，发生了"七年战争"，结果是法国失去了其殖民地印度领土的大部分和将近全部的北美辖地。于是，法国开始把它在东方殖民掠夺的重点从印度转到了越南，对越南进行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到19世纪60年代，法国已侵占了整个越南南部。至70年代中期，通过两次《西贡条约》的签订，法国声称越南已置于它的"保护"之下。这样，中国的西南边疆，已受到法国侵略势力的严重威胁。光绪六年（1880年），茹费理出任法国总理，他更加积极推行殖民扩张政策，增兵越南，策划侵略中国。光绪八年（1882年），法军攻占越南河内，企图打开红河通道，直窥云南。次年，法军攻下越南首都顺化，使越南变成法国的殖民地。接着，法国的侵略矛头对准了中国。
正基于这样的形势，左宗棠一上任，便把"防边固圉"作为重要的任务加紧布置落实。光绪八年正月二十五日（1882年3月14日），左宗棠在抵南京仅一个多月，就开始查阅江苏营伍情况。他指出如对水陆各营加紧训练，"以后日加振厉，化弱为强，自有成效可睹"。他通过亲自阅视各营，发现"弁兵年逾五十者颇多，并有六十余岁而仍食粮充伍者"，对此他下令一律加以裁汰，新"募取精壮补额"①，既免致虚糜，又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此次出阅江苏营伍，左宗棠周历扬州、清江、镇江、常州、苏州、上海等地。值得一提的是，他到上海经过租界时，那些一向鄙视清朝官员的外国人急忙在租界"换升中国龙旗，声炮执鞭，迎道唯谨"。②第二年左再次到上海，此景不仅复现，而且外国人"恭谨有加"，以至"观者如堵，诧为从来未有之事"。①可见外国人畏左之声威并非一句空话。左宗棠也确在国势一向"积弱"的环境中为中国人争了气。
左宗棠把加强海防视为防止外国对东南沿海染指的关键。他除了亲赴吴淞口和沿长江校阅海口与内江水师外，还建议防守南洋须添造大兵船10艘，以"洋防为时务要著"。为此，他从福州船政局定造了"开济"与"镜清"号两艘快船，从德国购进"南深"、"南瑞"号巡洋舰，加强了南洋水师的力量。他认为如不加强南洋之防，"万一南洋有警，何以待之？"因此，"谋国者当计及久长，岂以我躬不阅遽图恝置乎？"②他于光绪九年三月三十日（1883年5月6日）所写的有关筹办海防的奏折，系统地阐发了其精辟的见解。他说："自海上用兵以来，事势纷坛，未能确操胜算，虽阅四十余年，内外极力支持，尚无定局"，其原因在于"泰西各国以经商致富，广造机器，增制轮船，动辄挟其所长，多所凌忽"。而中国不但不"以经商为本务"，反而对机器生产多予责难，甚至对勇于抵抗外来侵略的官员和将领予以压制，使中国失去了40余年的机遇！他指出：
综观往事，窃有不能已于言者。海上用兵以来，文如林则徐，忠而有谋，以之制初起之寇，本有余力，不幸为忌者所间，事权不属，不克竟其设施；武如陈化成，力扼吴淞，苦战不却，不幸右路未战先溃，致夷兵革于右路，力遂不支，遂以身殉。是则议论不协，勇怯不齐，有任其咎者，遗憾至今四十余年，不知伊于胡底！而所谓识时务者，仍以因循粉饰，苟且目前之安，此志节之士所为抱抑塞磊落之怀，扼腕叹息者也！
接着，左宗棠强调"和局可暂不可常，其不得已而出于战，乃意中必有之事"。此时，他已意识到法国的入侵已不可避免。他认为就"自古谈边防者不外守、战与和"三方面而言，次第为"必能守而后能战，能战而后能和"，反对那种一味求和的妥协论调。他认真分析了东南沿海的军事实力，感到"虽海外与战，难言遽有把握，但筹边固圉，则尚力所能为，亦有未可因循玩惕坐昧机宜者"。他看到了南洋"诸将领又各思发愤为雄，自可及锋而试"。因而饬令"一面挑选奋勇弁丁，一面严明赏罚，订立规程，俾互相激劝，以齐心力，遇有外国兵轮闯入海口不服查禁者，开炮测准轰击"。①左宗棠的这些主张，恰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法国的进逼面前妥协求和的态度截然不同。李鸿章在光绪九年四月接到清廷派其迅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的命令后，极为不满，他说："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①他声称："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②显然，李鸿章不愿也不敢奔赴抗法前线。
左宗棠的这些主张，恰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法国的进逼面前妥协求和的态度截然不同。李鸿章在光绪九年四月接到清廷派其迅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的命令后，极为不满，他说："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①他声称："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②显然，李鸿章不愿也不敢奔赴抗法前线。
与李鸿章的表现相反，左宗棠于光绪九年二三月间会同受命巡阅长江水师的彭玉麟（字雪琴，湖南衡阳人）在吴淞口布置海防时接见诸将校的一段对话，充分显示了左宗棠和爱国将士为保卫祖国不怕牺牲的英勇气概。左宗棠向诸将校说："能破彼船坚炮利诡谋，老命固无足惜。或者四十余年之恶气藉此一吐，自此凶威顿挫，不敢动辄挟制要求，乃所愿也。"彭玉麟说："如此断送老命，亦可值得。"诸将校表示："我辈忝居一二品武职，各有应尽之分，两老不临前敌，我辈亦可拼命报国。"③对此，左宗棠非常激动，他不仅记述下了这段对话，而且还在家书中写道："值此时水师将领弁丁之气可用，悬以重赏示以严罚，一其心志，齐其气力，所为必成。我与彭宫保乘坐舢板督阵誓死，正古所谓'并力一向，千里杀将'之时也。"④正是为了一吐40余年之恶气，左宗棠甘愿拚命于疆场也在所不惜，他在给清廷的上奏中表示："总督亲履行间，所办者辖疆江海防务，责无旁贷。遇有寇警，应亲临前敌，督战防所，即其汛地。如敌人轮船冲过白茅沙总要隘口，则防所即是死所，当即捐躯以殉。"①左宗棠的这些话是多么感人肺腑！
左宗棠还牢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把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用以"保民"视为加强海防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说："莅事以来，以治水行盐为功课，而精神所注，则在海防。盖必治水而后可以保民，能保江淮以北之民不为岛人所驱使，而后两江之兵不可胜用。岛人之势日孤，官军之气日壮。"因此，他在两江任内"唯农田水利一事，躬亲相度"，"凡修堤坝、开沟洫，去淤垫"无不认真部署，治理了运河、淮河，加固了淮北盐城沿海一带的滨海大堤。左宗棠以为实现了治水"保民之道"，再"加以桑棉之利"和"垦荒成熟"，就可以用中国的"本富"去抵抗外国的"末富"，说下了"彼之末富安能与我之本富争，彼之淫巧安能与我之食货比"②的话。这表明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认识是有误差的，且同他曾意识到西方"以经商致富，广造机器，增制轮船"的思想也是相矛盾的。但他着眼于兴修水利和发展农业生产，则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不无促进作用。实际上左宗棠加强海防的主张更多的是强调师法西方，引进和仿制外国船炮，并在两江督所令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增制枪炮，以御外侮。正如左宗棠谈及他治水的目的时所指出：
"江南要政，以水利、海防为急。……我朝治吴有声绩者，推陈鹏年、陶澍、林则徐，皆名显当时，功垂后世。诚以民为邦本，食为民天。水利兴，而后旱潦有备，民得所养。民得所养，而后礼义廉耻由此兴，尊亲乐利之心由此笃。民心定，民力纾，官司有所恃以为固，更得精兵利器辅之，自可销好慝之萌，折骄寇之焰。由是言之，水利固关系国计民生，亦实海防根本。"
左宗棠意识到为进行反侵略战争必须在国内创造一个民有所食、民有所养的安定社会环境，这种思想是有着十分积极意义的。此外，左宗棠在筹划海防的过程中、对沿海人民群众的力量寄予厚望。他令滨海20多个州县的官府组织渔团，加以训练，藉此作为反对外国武装侵略的一支生力军。他亲自到沿海校阅渔团，认为："此军有成，则海外有截，豪俊之士闻风而至，以战以守，均确有把握。"②
左宗棠在筹划两江布防的同时，对法国侵略越南并进而入侵中国南疆的局势极为关切。特别是光绪九年四五月间奕、李鸿章等人的议和妥协主张以及李鸿章拒绝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而仍以北洋大臣的身份去上海同法国代表脱利古谈判，对此，他异常愤懑。他致函总理衙门说："法越交兵一事，议论纷坛，究以执咎无人，莫敢以正义达诸政府"。他则"默察时局"，强调"惟主战于正义有合，而于事势攸宜"。③左宗棠还令其部将王德榜于回湖南省墓之际，将云贵总督岑毓英（字彦卿，广西西林人）在江南制造总局订造的枪炮顺道由上海经湖南转运云贵，并嘱王德榜"回籍后，遗其旧部与刘永福熟识者，径赴刘永福处探视军情，路途据实禀报，以便区画，一尽南洋职分"。①不久，左宗棠在写给两广总督张树声（字振轩，安徽合肥人）的信中，说他筹防江南海防乃"未雨绸缪之计，果能制敌死命，与否固未可必，而自处之道则预以白诸朝廷。盖衰朽余生，得以孤注了结，亦所愿也。法虏骄横，谓越南非我属国，竟思倾国从事，而不顾其后。刘永福以一健卒，为越捍边，力挫虐焰，似亦人所难能。但孤立无援，势难持久，吾华将有唇亡齿寒之虑。南洋以兼筹边防为责，岂能袖手旁观"？②接着，左宗棠致函其密友、时为潜运总督的杨昌浚，谈了他愿请求奔赴抗法第一线的想法。他说："法越交兵一案，枢部束手。不得已为赴滇粤边界之请，先令王朗青方伯（按指王德榜）于回籍之便挑募广勇乡兵数营，一面径赴刘永福处察看军情、地势。弟再率新募各营接踵前进，一往图之，为西南数十百年之计，以尽南洋大臣之职。未知朝廷许我否耳。"③七月，左宗棠专折向清廷陈述南洋应办边务机宜。他指出，法人脱利古"始则欲以西贡为屯兵之所，继则扬言进规广东矣"。对此不能在谈判中示弱。"我愈俯则彼愈抑，我愈退则彼愈进"，"法人得陇望蜀，滇、黔、广西边患愈迫。中国吁食方勤，未敢置之不理。臣任重南洋，兼管七省海口，尤属义无可辞。"尽管左宗棠对李鸿章不愿赴两广"多责备之词"，他欲"反而求之"，即希望清廷能派自己去"督办越南事宜"，但"朝命未临"又使他不能实现这个愿望。于是，左宗棠请求"由南洋出师，助滇越边防"，计划"于巡勘崇宝海防后，率新募各营回湘继进，以赴戎机"。①然而，清廷并没有同意左宗棠奔赴抗法前线的要求，以"滇粤边界，均有重兵"为由，令左宗棠继续留任两江。
从左宗棠的上述言论来看，他是一反李鸿章之所为，甘愿冒死命请缨前往抗法前线，"以赴戎机"。尽管未能如愿，但其抗击法国侵略的决心则是始终不渝的。尤其是他对刘永福领导黑旗军抗法斗争的肯定，回击了李鸿章把刘永福称作"土寇伎俩"②的说法。他派王德榜携军火至云南，并在广东、湖南一带募兵，确为增强抗法前线的军事实力起到了积极作用。光绪九年秋冬之交，王德榜募军十营，被左宗棠命名为"格靖定边军"。左宗棠调派提督陈广顺等富于作战经验的将领充实该军，并解去饷银十万余两和军火物资。随后，左宗棠令王德榜率领该军驰赴广西。该军在抗击法国侵略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左宗棠是称得上恪尽南洋大臣职守的。
光绪九年十一月十二日（1883年12月11日），法国侵略军在孤拔的指挥下，向驻扎在越南山西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正式挑起了中法战争。十六日，法军攻占山西。光绪十年二月二十五日（1884年3月12日），法军新任统帅米尔又率军占领北宁。
山西、北宁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清廷大为震惊。慈禧太后把责任全部推给与她有权力之争的奕诉。经与奕策划，于三月十二日（4月8日）下令革除以奕为首的五名军机大臣的职务。任命以礼亲王世铎为领班军机大臣的新的军机处成员，命令由庆亲王奕主持总理衙门，并于次日宣布"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商办"①，奕从此控制了军机处。此为颇有影响的"甲申政局之变"。然而，清朝统治中枢的这次大规模的人事变动并没有给中法战争带来什么转机，新的军机处对外实行的仍是妥协方针。因此，时人有"易中驷以驽产，代芦服以柴胡"②之说。与奕诉关系甚密的李鸿章不但未受到这次政局之变的牵连，反而弹劾他有六可杀之罪的翰林院编修梁鼎芬却被清廷加以"莠言乱政"的罪名被革了职。李鸿章攀附上奕，不久即有"在内醇亲王主之，在外李鸿章主之"③的传言。
接着，李鸿章于光绪十年三月（1884年4月）在法国政府抛出的议和骗局引诱下，向清廷提出"随机因应，早图收束"的建议。清廷旋命他"竭诚筹办，总期中法邦交从此益固；法越之事，由此而定"。④四月十六日（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该约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承认法国有权保护越南；将驻越清军调回边境；法商可以从越南向中国自由运销货物。这显然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左宗棠于光绪九年七月上奏请求督师"以赴戎机"的愿望未能实现后，十月因目疾加剧恳请开缺回籍调治，清廷准假两个月。而他鉴于两江海防仍需他"力疾料理"，便带病在"赏假以后于海防、水利、盐务各要件"继续加紧布署。左宗棠本想通过"延医多方调治，期得早日痊可，届时即行奏明销假，以副余年图报之忱。无如年老气血衰惫，病根已深，未见速效。见在所最苦者，右目因流汁过多，受伤益甚，检校文书万分吃力，稍一搁置，隔日即成堆垛，勉强判阅，下笔不能成字"，不得已于光绪十年正月再次请求准假，以免"贻误要公"。①清廷勉如所请，又赏假四个月。左宗棠奏荐安徽巡抚裕禄、漕运总督杨昌浚、前两广总督曾国荃自代。清廷决定由曾国荃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同时，清廷以"左宗棠劳勤懋著，朝廷倚任方殷，当此时局艰难，尤赖二三勋旧之臣竭诚干济"为由，希望左宗棠"早日就痊，出膺重寄"。三月十三日（4月8日），左宗棠向"兼程莅任"抵达南京的曾国荃交卸两江总督篆务。
左宗棠虽自正月十八日起因目疾加重续行休假四个月，但他并没有安心回籍休养，而是仍留在南京布署江海防务并关注着前线战局的变化。特别是在"频阅越南电报文牍"，得知"北宁失守，兴化相继沦陷"，法国提督又"带兵船八号分驶福建、江南、天津，横行无忌"①的情况后，遂于四月初二日上奏请求提前销假。四月初九日（5月3日），清廷下令召左宗棠这位"素著公忠，不辞劳瘁"的老臣进京"陛见"。
左宗棠对滇、粤边防的局势作了进一步的了解之后，于四月十七日上奏指出："法人既攻北宁、兴化，兵端已开，滇、粤藩篱尽撤，边防之不可不急谋增黾也明矣。滇、粤溃败各营，不足复用，所恃者仅王德榜楚军八营，而分扼镇南关、谅山两处，要区兵分力单，能守而不能进，坐失事机。自应增调一军为后劲之师，俾王德榜得一意驰驱，免虞后患。庶足绥藩服而伸天讨，收已失之人心，戢异族之凶焰。"因此，他建议由前任浙江提督黄少春在湖南"挑选弁兵五营，驰赴广西镇南关外，为王德榜策应之师。并饬预选臣旧部之散处本籍者，编为数营，名之臣军，营务处营率之同征，以厚其势。如蒙俞旨允行，是黄少春此行，于王德榜为后劲，于臣为前驱，似与时局较为有益。"②左宗棠仍抱有率军前往滇、粤抗法前线的愿望。
左宗棠呈递拟令黄少春募兵策应滇、粤边防的奏折这一天，正与李鸿章在天津签订《中法简明条约》同日。这两个同被清廷所倚注的"中兴名臣"，一个在积极请战，另一个却在妥协求和，孰高孰低，自不待言！
也缘于李鸿章的妥协求和得到清廷认可的因素，本来在对待法国侵略的态度上已摇摆不定的清政府此刻更加动摇，所以未采纳左宗棠的主张，并阻止由黄少春募兵增援滇、粤边境。
四月二十一日（5月15日），左宗棠离开南京趋往北京。行途之中，他细心研读了李鸿章与福禄诺在天津议订的《简明条约》五条，并于"途间细思中、法议和，上关国家大计，有不能无疑者，应即条陈所见，聊效一得之愚"。于是，他写下了《时务说帖》。在这篇说帖中，左宗棠不仅回顾了他总督两江，"时逾两载，所创举者，增制船炮、兴办水利、增复盐引为三大宗"的治绩，而且反复阐述了对付法国侵略"非决计议战不可"、"议和之应从缓"的鲜明见解，进一步表示了他愿"亲往视师"，誓与法国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他说：
"宗棠今春有增灶之请，意在令黄少春纠集旧部，添造水师船只，会同王德榜札饬刘永福挑选熟习海战弁丁，为其管带驾驶，冀收桑榆之效。偿蒙俞允，宗棠亲往视师。窃自揣衰庸无似，然督师有年，旧部健将尚多，可当丑虏。揆时度势，尚有可为，冀收安南仍列藩封而后己。不效则请重治其罪，以谢天下。此一劳永逸之策也。"
左宗棠希望能通过这篇说帖打动清廷，赢得支持，以根本扭转中法战争的不利局面。他正是怀抱着这样的心境奔向京城的。
①《并案查阅江苏营伍先闻江北各营分别举劾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九，页一至二。
②［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394页。
①《与周荇农阁学》，《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二七。
②《答彭雪琴》，《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三至四。
①《筹办海防会商布置机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页三六至三八。
①[清]李鸿章：《复张蒉斋署副宪》，《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二○，页四三。
②［清］李鸿章：《论海防兵单未轻言战事》，《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一四，页一○。③《与孝宽孝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41页。
④《与孝宽孝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41页。
①《筹办海防会商布置机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页三九。
②《与周荇农阁学》，《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九。
①《出省勘收水利工程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页一二。
②《校阅渔团回省日期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一，页四二。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四三。
②《答两广总督张振轩制军》，《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四四。
③《答杨石泉漕督》，《左文襄公全集》书犊，卷二六，页四五至四六。
①《敬筹南洋应办边务机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一，页一四至一七。
②《复张蒉斋署副宪》，《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二○，页三七。
①[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第1677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②吴语亭编注：《越缦堂国事日记》，第6册，第3062页。
③[清]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二，页三。
④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第18、22页，1932-1933年排印本。
①《假期届满目疾未痊仍恳开缺回籍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二，页一至二。
①《目疾稍愈遵旨销假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二，页四二。
②《筹布滇粤边防拟令黄少春募兵策应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二，页四三至四四。
①《时务说贴》，《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77-579页。

第三节"闽事吃紧，慷慨请行"
光绪十年五月二十日（1884年6月13日），左宗棠经一个月的"水陆趱程，未敢休憩"，抵达京师。五天后，清廷发布"上谕"：著左宗棠"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该大学士卓著勋绩，年逾七旬，著加恩毋庸常川入直，遇有紧要事件，豫备传问。并著管理神机营事务"。①左宗棠再次担任军机大臣。
左宗棠复入军机，可以说是对和战之局颇有影响的一项人事安排。原因是李鸿章签订《中法简明条约》后，引起了京师及地方的普遍反对，清廷迫于舆论压力，也只得作出几分主战姿态。四月二十八日，清廷派一向主战的前山西巡抚张之洞署理两广总督。接着，左宗棠又再入枢机。这些都表明清廷有转向主战的意图。所以李鸿章在清廷任命左宗棠为军机大臣的"上谕"发布后第二天，即致电淮军将领、广西巡抚潘鼎新说："左相进京，正议主战，内意游移。"②
也就在《中法简明条约》签订后仅40多天，法军于闰五月初一日（6月23日）又在谅山观音桥一带挑起战端，被清军击退。法国一手挑起了观音桥事件，反诬中国破坏《简明条约》，再派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率舰队驶往福建沿海，准备扩大战火。
针对法国新的军事挑衅，左宗棠根据王德榜发自前线的，电文，于闰五月初七日向清廷上奏陈述了他对战局的看法。据王德榜电文称，"法人果又蠢动"，"分为两路，一犯观音桥长庆粤西各营，一犯王德榜谷松之营"。"各军请战"，而"潘鼎新谕令毋得生衅"。因此，左宗棠请求清廷敕下滇、粤督抚"严饬防军，稳扎稳打，痛予剿办"，这样才能对付法军的侵略活动。左宗棠还指出："法人请和之不足信，而缓兵之伎俩毕露矣。且自天津和议条款一出，天下臣民莫不共愤而痛憾狡虏之欺侮朝廷也。兹又衅自彼开，法人虽狡，无可置辩。"因此，左宗棠一再强调必须以战取胜。他复请饬黄少春募军赴边，会同王德榜、刘永福等军痛击法国侵略者，"以张挞伐而振天威"。①左宗棠此折得到清廷赞许。
六月十五日（8月5日），法国远东舰队的三艘军舰突然袭击台湾基隆。督办台湾防务大臣刘铭传指挥清军顽强抵抗，打退了侵略者的进犯，取得基隆保卫战的胜利。
然而，清廷却因法军侵略基隆而又在动摇不定。清廷乞求列强出面调停，却因"英、德与法仇，不肯过问，美滑无力"而毫无结果。李鸿章乘机怂恿清廷接受法国提出的赔款议和条件，甚至以"战后亦必赔偿，为数更巨"来吓唬清廷。慈禧太后六神无主，急忙召见奕哭诉："不愿再经咸丰故事，但亦不愿大清江山由我而失，由我示弱。"奕回答说："可以打。"慈禧太后也说："打就打到底。"接着，慈禧太后召开了由御前大臣、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及六部九卿参加的御前会议。她说："和亦后悔，不和亦后悔。和就示弱，不和会割地赔款而且损伤不少，或许引起内乱而且亦赔不起。"显然，慈禧太后在和与战之间仍在徘徊。她讲了这番话后，会场一片寂静，许久无人答言。猛然间左宗棠站立起来疾呼道："中国不能永远屈服于洋人，与其赔款，不如拿赔款作战费。"①慈禧太后听过此言，遂下令罢朝，含泪称是。至此，清廷才下了主战的决心。
法国悍然进攻基隆，在中国东南沿海挑起战端。法军受挫于基隆后，法国政府决定扩大侵华战争，通过驻华代理公使谢满禄于六月二十九日向清政府提出赔款8000万法郎的新条件，并以最后通牒的形式限48小时答复，否则下旗离京，由孤拔立即采取军事行动。清政府拒绝了法国的无理要求。七月初一日，谢满禄果然下旗离开北京。初三日（8月23日），孤拔指挥法国舰队向停泊在福州马尾军港的福建海军发起突然袭击。福建海军的军舰还没有来得及起锚，就被法舰的一排重炮击沉两艘，重伤4艘。福建海军仓猝应战，十分被动，广大爱国官兵仍奋勇还击，但已无法挽回败局。经短短一个多小时的海战，福建海军的11艘战舰均为法舰击沉击伤，官兵伤亡700余人，福建海军几乎全军覆没。第二天法军又向位于马江北岸的福州船政局开炮，击毁许多厂房和厂内正在制造的舰船。由于船政局作了积极布防，法军攻占船厂的计划未能得逞。
马尾之战爆发后的第三天，即七月初六日（8月26日），清廷下诏对法宣战。此时，左宗棠深为福建沿海的严重局势焦急不安。七月十五日，他亲赴醇王府面见奕，请求统兵出征。奕在记述与左谈话的情形中说："左相响晦来谈，仍是伏波据案之慨，其志甚坚，其行甚急。已嘱其少安勿躁，十八日代为请旨，始去。"①七月十八日（9月7日），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
此前，左宗棠曾多次要求奔赴前敌同法国侵略者决战，但均没有得到清廷的允准。是刻，他的愿望终于实现，其心情可以说是万分激动的。他以72岁的高龄，不顾体多有病，毅然投身到抗法前线。七月二十五日（9月14日），左宗棠在启行前特地向翁同龢辞别。他在翁同龢处"坐良久"，"其言衷于理而气特壮"，给翁留下深深的印象，两人"怅惘而别"。②
对于左宗棠勇于赴汤蹈火的果敢行动，舆论界曾作出如此评价："左候相以闽事吃紧，慷慨请行，所谓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方之古名臣，曾不多让！诚哉斯言！"
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二。
②[清]李鸿章：《寄潘抚》，《李鸿章全集》（一），电稿一，第14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①《滇粤边防紧要请饬黄少春迅速成军前往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三至四。
①窦宗一：《李鸿章年（日）谱》，第163-164页，转引自苑书义：《李鸿章传》，第27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①《醇亲王奕譞致军机处尺牍》，《中法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5册，第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②陈义杰编：《翁同龢日记》，第4册、第1863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③《申报》，1884年10月19日。

第四节"督师南下，遗恨平生"
左宗棠于七月二十六日（9月15日）离开京师后，经一月"水陆兼程"抵达江宁（今南京市）。在这里，左宗棠与两江总督曾国荃商讨了东南沿海的防务问题。左宗棠认为，江苏"防务布置尚属周密"，只有福建海防"情形吃紧"。因此，他决定立即招募旧部，"迅速成军，开拔前进"。①
本来，清廷于七月十九日，即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的第二天，曾在"上谕"中只是令左宗棠"前往浙江、福建交界地方，督兵驻扎，以备策应"。②清廷旋又于九月初九日复谕左宗棠"应遵前旨，在闽境驻扎，毋庸身临前敌，自不必亲统多营"③，以示对这个老臣的"体恤"，但左宗棠并没有"遵旨"而行，他感到福建防守"兵力尚单，难资分布"，需要他全面部署，便上奏请求对"如何扼要驻扎"等事宜准其"体察情形，随时具奏"。这样，左宗棠在江宁经半个多月的积极筹措，在组军、筹饷和咨商南北洋大臣各调派轮船四五艘帮助援台等方面略有眉目之后，于九月十三日离宁赴榕。
十月二十七日（12月14日），左宗棠率军抵达福州。此时，福州城内正因前此马尾之败和法军又于八月十三日攻占台湾北部的基隆而人心惶惶，一片混乱。左宗棠的到来，使福州人心大定。据记载，当钦差大臣左宗棠带领军队进入福州城时，"凛凛威风，前面但见旗帜飘扬，上大书'恪靖侯左'，中间则队伍排列两行，个个肩荷洋枪，步伐整齐，后面一个乘肥马，执长鞭，头戴双眼花翎，身穿黄绫马褂，……主将左宫保是也"。"盖榕垣当风声鹤唳之秋，经此一番恐怖，一见宫保，无异天神降临，所以敬礼如此也"。①福州人民夹道欢迎"左侯相"，在这位钦差大臣行馆的大厅上贴了一副楹联：
数千里荡节复临，水复山重，半壁东南资保障；
亿万姓轺车争拥，风清霜肃，十闽上下仰声威。②
左宗棠在阔别福州18年后重临此地，确实是感慨万分的。然而，他此时无暇回顾往事，只有倾其全力投入到派兵援助台湾和布署闽江防务等紧要军务中去。
援兵赴台是左宗棠要首先解决的难题。他到福州后两天，就根据对台湾情形进行的"详察"，上奏提出必须"妥筹赴援"台湾的主张。他一面"密敕刘铭传速督所部剋日进兵，规口口复基隆"；一面根据法军"封禁全台海口"的严重情况，派杨口口在元"密赴厦门一带确探情形，设法雇船暗渡营勇援台"，并希望"一俟南洋兵轮赴闽有期，再行调兵分扎马祖澳芭蕉山等处，以图首尾牵制，不任其肆意久据"①，从而打破法国舰队对台湾海峡的封锁。
左宗棠在福建海军已全军覆没的情况下，原想得到南北洋大臣的支持，各派舰船四五艘援闽。但由北洋大臣李鸿章操纵的北洋海军却拒不南来，由南洋大臣曾国荃控制的南洋海军也借口海路受阻而"遇敌不前"。左宗棠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又与德国商人商议雇船，也因其"坚以有碍公法为词"而遭回绝。左宗棠感到："目前军务重在援台，而援台之兵难在渡海"，"似此海道梗塞，纵有雄兵，不能飞渡"，因而"焦灼万分"。最后，他决定派王诗正统领"恪靖亲军"三营陆续开赴泉州一带，令杨在元从厦门"驰往该处准备渔船多只，俟王诗正兵勇取齐，扮作渔人黑夜偷渡"。左宗棠嘱咐王诗正抵台后遇事禀商刘铭传，并说"军情瞬息千变，如有机会可乘"，"亦准其相机行事，不必过于拘牵"。②至十二月底，王诗正统带恪靖各营分起分批渡过台湾海峡，抵达台南，增强了台湾的防卫力量。刘铭传、王诗正督率各军力挫强敌，终于保住了台湾。孤拔在企图攻占台湾的阴谋破灭，复经淡水之役败溃和基隆被围后又企图进取浙江镇海，结果又被中国守军打退，孤拔也被击伤，法军只得于光绪十一年二月（1885年3月）退踞澎湖群岛，孤拔不久在此毙命。左宗棠督军援台，对于扭转台湾所面临着的严重危局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布置闽江防务是左宗棠要着重对待的第二个问题。闽江海口有一大岛曰瑯崎岛，岛上的金牌与北岸的长门"为入口最要之地"。左宗棠派福建按察使裴荫森、道员刘倬云等"星夜督工，就该处竖立铁桩，横以铁绠，没入水中，安设机器，随时捩转起落，以便我船出入，敌船至则起绠以阻之"。随后，他又于"距省城三十里之林浦、魁歧及闽安右路出海之梅花江，概经垒石填塞，仅容小舟来往"。并在"以上各处均建筑炮台，安放炮位，派兵驻守，可资捍卫而遏敌冲"。①左宗棠还与帮办福建军务的闽浙总督杨昌浚、福州将军穆图善会商"妥筹一切"，决定"将海口水道标识立即撤去，并督饬水雷教习将各雷火药装齐，沿港遍布"。左宗棠把长门、金牌各炮台视为"闽港第一关键"，布署穆图善驻军于此。穆图善把从马江中起出的被击沉军舰上的大炮"迅催安妥"，"又将原设各炮次第修备，督同各将弁昼夜巡守。敌船如敢来犯，立予轰击"。被左宗棠视为"第二重门户"的"闽安之南北岸，亦关系紧要，原设备炮台被敌轰毁之后，正在修整。原设各炮亦有数门可以开放"。这样，安放在闽江出海口的铁绠，犹如一把铁锁，而长门、金牌炮台和闽安南北岸炮台则宛如两道铜关，可谓铁锁铜关，互为表里。十二月二十六七日（1885年2月10日、11日），左宗棠同杨昌浚先后出省城，到南台、林浦、马江、闽安南北岸"遍加巡视"。二十八日同到长门、金牌，"各营将士均站队试枪，军容甚肃，各炮台可放之炮亦皆演放数过"。左宗棠通过检查防务情况，满怀信心地说："如狡寇果来，势难插翅飞过。"①福建前线的防务大为增强，5个多月前马尾之战的悲剧此时已不可能再演了！
此外，左宗棠还"拣派勤练明干之员分赴福州、福宁（今霞浦市）、兴化（今莆田市）、泉州四府各海口设局，会同地方官及本籍绅士办理渔团，择渔户中骁勇善水者作为团长，"勤以步伐，犒以资财，动以功名"，借助民力"而御外侮"。②
法国侵略者在中国东南沿海受挫后，又把进攻的重点转移到中越边界的陆路战场。光绪十年十二月二十日（1885年2月4日），法军向谅山一带的清军发动攻势。广西巡抚潘鼎新节节败退，甚至自动放弃谅山和镇南关（今友谊关），一直逃回广西龙州。光绪十一年正月初九日（1885年2月23日），法军占领了中越边境上的重镇镇南关。遂焚掠镇南关后退回谅山。
镇南关失守后，清廷将潘鼎新革职。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荐冯子材任广西关外军务帮办，接替镇南关前敌指挥权。二月初七日（3月23日），法军分兵三路猛攻镇南关，被冯子材率军打退。次日，法军再攻镇南关，冯子材会同王德榜的"恪靖定边军"坚决抗击，将法军逼离长墙，压下山谷。初九日，冯子材下令各军反攻，各路清军勇猛冲杀，法军全线溃退。初十日，冯子材、王孝祺率军夺回文渊州。十二日，冯子材、苏元春、王德榜三路夹击谅山，于第二天（3月29日）克复谅山，大败法军。这就是威震中外的镇南关-谅山大捷。
张之洞在总结这次战斗时指出："法二次犯关，非有生力大军，难遽言战；非冯子材创筑长墙，与王孝祺合军死守，则诸军无所依倚；……非王德榜截其后路，断其军火，关内外夹攻，则（法军）亦不能如此大溃。""法虏自谓入中国以来，未有如此次之受巨创者。"①可谓当年左宗棠在总督两江时派王德榜募"恪靖定边军"赴广西前线是有远见的。
此刻，左宗棠在福建、张之洞于两广，都在抗击法国侵略的斗争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特别是法军在镇南关、谅山大败后，茹费理内阁因此而垮台。战局对中国来说不仅有利，且大有可为。就连把持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务的英人赫德私下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如果真能打到底的话，她（按指慈禧太后）会赢的！"②然而，就在中国军队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之后又进而袭郎甲、攻北宁之际，清廷却于二月二十二日（4月7日）下令前线停战和撤回前线的军队返回关内，并公开向战败的法国求和。
其实就是这个赫德，早在光绪十年七月二十九日（1884年9月18日），就秉承英国政府希望中法早日结束战争，解决争端，而不情愿战争继续下去使自身侵华的经济权益受到太大影响的旨意，急忙发出密电令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驻伦敦办事处的英人金登于即赴巴黎，面见茹费理，劝法国放弃赔款要求并同中国议和。赫德的目的无非是在清政府被迫对法宣战后试图阻挠中国对法国的抵抗。当然，由于赫德多年在华的原因，他对清廷"愿意和平，但不肯'丢脸'以取得和平"的面目看得也很清楚，并指出："不幸的是这里所认为'丢脸'的，倒并不是丧失事物本身，而是丢掉它的名义。"①所以，他对派金登干去法国活动又抱有希望，即说服法国不要让清廷"丢脸"，其他均好协商。十一月二十五日（1885年1月10日），金登干抵巴黎，表面上是交涉不久前中国海关的"飞虎"号轮船在台湾海峡被法军扣留事件，实际上则要包揽中法"议和"。赫德说："我正在抓住冲突双方'死不放手'，我得把事情亲自抓在自己手里，并尽量保守秘密--这是我们取得成功的唯一机会，我甚至不让大人物李鸿章知道，也不让他插手此事。"②"我只能把所有的事闷在自己肚里，也不敢把一切都告诉总理衙门。"③很明显，赫德一手操纵了中法之间的"对话"，而指使他派金登于赴法国直接去找茹费理的人物只能是慈禧太后。对此，赫德不加掩饰地对金登干声称："目前的谈判，完全在我手里，我要求保守秘密，并不受干预，我自守机密，总理衙门也如此，皇帝已有旨，令津、沪、闽、粤各方停止谈判，以免妨碍我的行动。"①赫德、金登干实际上在为法国人说话。正如赫德自己所表白的："我想我们已脱离了'绝境'，而且恰巧是时候。因为法军在谅山的胜利（这消息昨天在此地传开）也许会诱使法国再增加要求。"②然而，赫德想使法国攫得更多的侵华权益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中国军队旋又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使赫德惶恐不安。金登干在法国的谈判由此产生波折，他致函赫德说："真的看到这种情况出乎预料地突然发生时，还是使人伤心的。"但是，就在镇南关-谅山大捷即将取得之际，直隶总督李鸿章、主持总理衙门的"新王爷"奕却积极主张对法议和。据赫德于光绪十一年二月初七日（1885年3月23日）致金登于函中说："李在过去三个星期里特别地烦躁不安，他被皇帝派遣与日本为朝鲜事件而派来的特使伊藤博文伯爵谈判，为了不使法国问题妨碍他，虽然没有上面的命令，他还是对这事插了手。总理衙门--特别是新王爷--在我们直接去找茹费理以后，坚决地支持了我"④。赫德说这番话后仅6天，法军大败于谅山，李鸿章乘机提出了"乘胜即收"⑤的主张。他认为："当藉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要求。"①便致电总理衙门说："谅山已复，若此时平心与和，和款可无大损，否则兵又连矣。"②
这样，李鸿章的主张不仅与赫德的思路相符，而且更与慈禧太后在不丢掉面子的情况下议和的初衷相吻合。于是，清廷决意停战议和。二月十九日（4月4日），金登干在得到清廷的认可后，代表清政府与法国政府代表毕乐在巴黎签订了《中法停战条件》。其内容为中国批准《中法简明条款》；双方立即停战，中国从越南撤兵，法国撤除对台湾的封锁；法国允派一员至天津或北京，商定所订条约的细目。于是，清廷下令停战撤兵，并于三月二十九日（5月13日）派李鸿章在天津与法使巴德诺开始谈判，以签订正式条约。
面对清廷停战、撤兵与议和的"谕旨"，左宗棠痛感失望和愤懑不平，他上奏直陈"要盟宜慎，防兵难撤"，指出：法夷犯顺以来，屡以忽战忽和误我大局。上年四月十三日之约，口血未干，即来挑衅，甚且逞其无赖。……一面踞我基隆，一面驶入马尾，乘瑕蹈隙，驯至溃坏而难收拾。前车宜鉴，大局攸关。津约五条已置越南于度外，占踞之基隆与新失之澎湖，岂可再涉含糊耶？自去秋至今，沿海、沿边各省惨淡经营，稍为周密，今忽隐忍出此，日后办理洋务必有承其蔽者。如果基澎不遽退还，则当道豺狼必将乘机起噬，全台南北不独守无可守，抑且防不胜防。此要地之不得不争，所宜慎之于先者也。……此边军之不可遽散，所宜防之于后者也。军之不可遽散，所宜防之于后者也。与左宗棠有同感的张之洞在接二连三地提出反对撤兵、议和的建议后，自知"人微言轻"，便致电左宗棠希望他能力挽狂澜。张之洞说：
闻洋约十条数日内即画押，无非利法害华之事。洞请发沿海、沿边疆民筹议，不报。洞前后电奏二十二次，三争撤兵，余争条约、地界、商务、刘军、义民；初则切责，后则不报。人微言轻，无术挽救。若再草草画押，后悔易追！公有回天之力，幸迅图之。张之洞以其少壮有为想挽回局势却"无术挽救"，左宗棠则虽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亟望一吐"四十余年之恶气"，却也无"回天之力"。左宗棠对清廷的衰朽面目已完全看透，张之洞的电报除去徒然增加他的几分苦恼之外，他已无言以对。他深知清廷发出了"由李鸿章分咨沿海、云粤各督抚如约遵行"的"电旨"和派李鸿章在天津议订条约，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四月二十七日（6月9日），李鸿章奉慈禧太后之命，在天津与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又称《中法新约》），规定：中国承认越南归法国保护；中国同意在两广、云南的中越边界开埠通商，法国享有减税通商权；以后中国建造铁路时，应向法国商办。当然，在这个不平等条约中，加进了"言明必不致有碍中国威望体面"①的字眼，这也算是满足了慈禧太后的心态。战争的结局是以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的事实收场了。
五月初六日（6月18日），左宗棠以"身体赢瘦、饮食锐减"，"头晕眼花"，"喀血时发"②的实情向清廷上奏请求告退。六月十七日，他再次上奏恳求交卸钦差差使回籍，并陈述了自己的肺腑之言："微臣衰朽残年，谬膺重寄，成功未奏，方切疚心。"③中国不败而败，左宗棠何以心甘？！
即使在身体病重和失望有加的情况下，左宗棠在六月份仍上两折，对保卫台湾和加强海防提出了颇有见地的建议。他认为："台湾孤注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请移福建巡抚驻台湾，以资镇摄。"④清廷对此予以采纳，于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五日（1885年10月12日）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福建巡抚事务由闽浙总督兼管，台湾设立行省，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左宗棠还在专设海防大臣的奏折中提出"师船宜备造"、"巡守操练宜定例"、"铁路宜仿造"、"士气宜培养"等意见，并指出由新设的海防大臣"驻扎长江，南拱闽越，北卫畿辅"。①在台湾设行省的同一天，清廷下令设立海军事务衙门，命奕总理海军事务，这与左宗棠的建议也有密切的关系。
七月二十七日（9月5日），业已73岁的左宗棠在两日前接到了清廷"俯如所请"的"上谕"，但耗尽了毕生心血的他再也无力返回湖南老家了，这一天他病逝于福州，临终之前，他在口授遗折中说：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左宗棠死后，清廷发布"上谕"称："大学士左宗棠学问优长，经济闳远，秉性廉正，莅事忠诚"，"叠著战功"，"运筹决胜"，"底定回疆，厥功尤伟"，"尽心民事，裨益地方，扬历中外，恪矢公忠"，着追赠太傅，加恩予谥"文襄"。③他的"左文襄公"之名由此而得。
①《行抵江宁会筹拨调勇营赴闽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二○。
②《行抵江宁会筹拨调勇营赴闽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二○。
③《添募勇营并宽筹经费请敕部先拨实饷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二七。
①采樵山人：《中法马江战役之回忆》，《中法战争》（资料丛刊），第3册，第138页。
②《申报》，1884年12月19日。
①《行抵闽省详察台湾情形妥筹赴援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三九至四一。
②《派员援台并会等一切情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四三至四四。
①《派员援台并会商一切情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四三。
①《会阅海口炮台严备闽防并待船援台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四，页一。
②《办理各海口渔团片》，《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四八。
①［清］张之洞：《广军会合各军保关克谅撤兵回界折》，《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一○，页二一至二二。
②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4卷，第124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①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3卷，第655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②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4卷，第25页。
③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4卷，第35页。
①《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81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4卷，第35页。
③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4卷，第61页。
④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4卷，第52页。
⑤［清］李鸿章：《寄粤督张香帅》，《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五，页二九。
①罗惇《中法兵事本末》，见荣孟源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第248页，三联书店1954年版。
②［清］李鸿章，《寄译署》，《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五，页二四。
①《密陈要盟宜慎防兵难撤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四，页二二至二四。
②［清］张之洞：《致福州左中堂》，《中法战争》（资料丛刊），第4册，第504页。
①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弟1册，第467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②《恳恩交卸差使回京复命并恳先行回籍调理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四，页二九。
③《再恳交卸差使展假回籍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四，页三四。
④〔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403页。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帝国主义侵略类·中法战争案卷》，第107号卷。
②《左文襄公实录》，第8页。
③［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404页。

第五节立言传世
早在春秋时期，鲁大夫叔孙豹便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为不朽。"①本书传主左宗棠也深悟"立德、言、功，为三不朽"②之古训，在立德、立功的同时颇重立言，并以立言即其思想的底蕴来指导其行动，成为一个善治文书，勤于笔耕的兼政治、军事、思想家于一身的人物。对于他的"立心行事"，与左宗棠为"同乡布衣之交，共事日久，相知最真"的杨昌浚有如此评说："凡有利于国家之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见无不为，为无不力"，其"果敢之气，刚介之风"足"振顽懦"。③可见左宗棠所立之言与其所立之德、之功有机地融为一体，具备了"虽久不废"，为后人所称道的价值。于是，尽管左宗棠的著述中不可避免地含有一些封建的毒素，但就其积极意义和价值主体而言，仍可以不朽之作留传于世。
左宗棠生前以幕宾跻身仕途，他先后为担任湖南巡抚的张亮基和骆秉章代拟奏稿，因而《张大司马奏稿》和《骆文忠公奏稿》向来被视为左宗棠之笔。左宗棠在襄办曾国藩军务时，代曾国藩撰写奏章，这样在《曾文正公全集》中也夹有左宗棠的墨迹。左宗棠致友人函也被视为珍品保存，宁绍台道史致谔的《史氏家藏左文襄公手札》即是一例。左宗棠声名鹊起之际，其著述屡被《京报》、《申报》所载，一时脍炙人口。光绪七年（1881年），《盾鼻馀瀋》在长沙开雕，是为左宗棠首部问世的结集，内容主要由诗文构成。
左宗棠辞世后，其奏稿、札件、诗文、函牍及家书被陆续整理刊行，主要形成以下几种版本：
《左文襄公奏疏》（3编），光绪十二年（1886年）锓版。
《左文襄公全集》（135卷），光绪十六年（1890年）开雕，杨书霖等编辑。全书包括左宗棠的奏稿、谢折、说帖、告示、批札、咨札、书牍、诗文，以及卷首和附录张亮基《张大司马奏稿》、骆秉章《骆文忠公奏稿》、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其中左宗棠的奏稿64卷，谢折两卷，说帖、告示各1卷，批札7卷，咨札1卷，书牍26卷，文集4卷、诗集1卷及联语，其他各卷为附录。杨书霖等人在整理编排《左文襄公全集》时，信守"凡出自公手而有关事实者，虽夹片数行必录；幕府所拟，必经公修饰最多者始行编入"的编辑方针①，这对于保留左宗棠的著述原旨和反映左宗棠的言论本意是有益的，但也使许多出自幕府的文字散逸，实属可惜。然而，这部全集在问世后的近百年内，以其内容广袤、史料翔实的特点颇为学界看重，成为一部比较完备的巨著。
《左文襄公家书》（2卷），1920年刊行、左孝同辑。内收左宗棠自咸丰二年（1852年）至光绪九年（1883年）与夫人、仲兄、子侄函札157通，分为上、下两卷。是书为上述《左文襄公全集》所未收，却可视为《全集》的一个部分，其内容不仅在筹兵筹饷以及用人行政等方面为"有章奏书札所未尽、可相印证者"（左孝同语），而且在训谕家常琐事方面又反映出左宗棠的人生价值观及家庭教育等主张。继左孝同辑《左文襄公家书》梓行后，上海大东书局、群学书社、新文化书社、启智书局部印行过此书，卷数或分或不分，内容则没有改动。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中央书局印行的《左文襄公家书》（《清代十大名人家书》之一），此书体例芜杂，内容可疑，绝大部分内容是利用左氏给师友朋僚的函札，移花接木、连缀补苴而成的，作伪痕迹显然易见。①
《左宗棠全集》（20册），上海书店1986年版，为《左文襄公全集》光绪刻本的影印本。
《左宗棠未刊奏折》（1册），岳麓书社1987年版。该书为《湘军史料丛刊》之一种，收录左宗棠自同治元年（1862年）至光绪九年（1883年）的奏折479件。书中所收各件皆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件，为前此各出版物所未刊。
《左宗棠全集》（15册），岳麓书社1986年起陆续出版。该书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计划，由湖南省社会科学院负责会同湖南省图书馆、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长沙市湘江师范学校、岳麓书社等单位组成《左宗棠全集》整理组进行整理出版工作，全书拟分为15册，计有奏稿9册，札件1册，书牍3册，诗文·家书1册，附录1册。目前已出版奏稿7册，诗文·家书1册，札件1册。《左宗棠全集》奏稿，以光绪年间开雕的《左文襄公全集》奏稿、谢折为底本，另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中辑出左氏未刊奏疏，并从其他出版物搜集左氏奏疏，进行增补。奏稿9册中的前8册，收录左宗棠起自咸丰十一年（1861年），止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的奏折。奏稿第9册为由左宗棠所执笔的《张亮基奏稿》、《骆秉章奏稿》的内容。《左宗棠全集》札件，包括批札、咨札、告示、说帖，时间起自咸丰十年（1860年），迄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仍以《左文襄公全集》的有关内容为底本，另增补了一些内容。《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分为家书、文集、诗集、联语四个部分。其中家书部分以左孝同辑《左文襄公家书》为底本，用湖南省博物馆藏左宗棠家书手迹进行校勘；文集、诗集、联语部分仍以《左文襄公全集》的相应部分为底本，另收入湖南省图书馆藏《左宗棠会试文》、秦翰才辑《左文襄公集外文》以及其他原件档案资料。《左宗棠全集》书牍，内容为左氏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至光绪九年（1883年）的函牍。《左宗棠全集》附录，包括有左宗棠年表、左宗棠传记资料选辑、左宗棠著作版本目录、左宗棠研究论文、书目索引等项内容。这部书一经出齐，势必将成为内容比较完备的、当之无愧的左宗棠"全集"。
①《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②《祭沈丹林先生文》，《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391页。
③《闽浙总督杨昌浚奏》，《左文襄公全集》卷首，页八。①［清］杨书霖：《《左文襄公全集）跋》。
①引自岳麓书社版《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的《编者前言》。

思想篇　　第一章左宗棠的政治思想
左宗棠的政治思想
在本书传主的生平篇中，可以看出左宗棠是一个关心政务，洞察时局，忧国忧民，善于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物。他在人生之旅中的建功立业，正是其思想指导的结晶。因此，从思想史的角度对人物进行深层次的研究是必要的。本章所展示的主要内容为：左宗棠在晚清风云变幻、新旧交替的社会环境中，胸怀"心忧天下"的忧患意识，正视忠君与爱国的辩证关系，奉行"为政先求利民"的施政方针，强调"讲求吏治"的理政之术，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政治观点和政治主张。

第一节"心忧天下"的参政意识
忧国忧民的政治意识，素为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所重视。战国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孟子指出："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①北宋名臣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②清初大儒王夫之认为："忘身以忧天下，则祸未发于天下而优于吾之所忧也。"③他们的这些主张展示了以忧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
本书传主在青年时代便形成了忧国忧民、书生参政、经邦治国的强烈意识。由于左宗棠早年对经世致用之学的追求，使他对中华民族的兴衰存亡表现出关注之情。道光十三年（1833年），年仅21的左宗棠在第一次赴北京参加会试后写下《燕台杂感》七律诗八首，其中"皆忧危之词，若预知天下将乱"。④左宗棠在此诗的第一首中写道：
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儒术策治安？
国无苛政贫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
天下军储劳圣虑，升平弦管集诸官。
青衫不解谈时务，谩卷诗书一浩叹。
左宗棠对"世事悠悠"、"升平弦管"的现象表示不满，主张应以"儒术策治安"。他在第四首诗中写道：
南海明珠望已虚，承安宝货近何如。
攘输品俗同头会，消息西戎是尾闾。
邾小可无惩虿毒，周兴还诵旅獒书。
试思表饵终何意，五岭关防未要疏。
罗正钧认为左宗棠的这首诗"时已深忧有夷祸也"。①左宗棠对"南海明珠"广东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鸦片侵袭和武力威胁十分担忧，对伶仃洋上"趸毒"蔓延深为愤慨，他针对广东"夷祸"的严重性，提出了"五岭关防未要疏"的主张，目的在于抵抗外国的武力侵犯。继之，左宗棠又在第五首诗中描述了国内人民的悲惨生活：
湘春门外水连天，朝发家书益惘然。
陆海只今怀禹迹，阡庐如此想尧年。
客金愁数长安米，归计应无负郭田。
更忆荆沅南北路，荒村四载断炊烟。
左宗棠在参加会试途中，目睹了江河治理不善而水患严重的局面，鉴于此，他写下了"想尧年"、"怀禹迹"的诗句，希望再现"尧年"的太平盛世和大禹定九州、治水患的历史业绩。左宗棠对粮食短缺、饿莩遍野、炊烟断绝的状况十分不满和不安，他担忧的是如此下去必然要引起国内的动荡不安。左宗棠以一书生，企望能以所学的知识用于治国，即以"儒术策治安"，来拯救这种危局。但他此时除了忧心忡忡之外，并无施展抱负的机遇，因此，他在诗中不无感慨地写道：
报国空惭书剑在，一时乡思入朝饥。
贾生空有乾坤泪，郑繁元非令仆才。
洛下衣冠人易老，西山猿鹤我重来。
清时台辅无遗策，可是关心独草菜？①
从左宗棠的《燕台杂感》诗中，可以看出他的忧患意识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担心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力求清除苛政，防止民有饥心而酿成民变；二是对外国资本主义的鸦片输入和武力威胁表示担忧，主张通过加强国防来抵御外国的侵略。
道光十五年（1835年），左宗棠在第二次参加会试的试卷中针对国内人心和世道的变故，阐述了他对"人心之忧"和"世道之忧"的看法：又有甚者，仕宦成而薄君亲之爱，阅历久而忘廉耻之真，始逾其闲，犹恤夫人言；继逾其闲，直恬诸梦寐，盖不至决吾之大闲不止也。此则人心之忧也。……又有甚者，逞私见而远贻家国之忧，擅名业而抱人伦之憾。始逾其闲，而犹存公论；继逾其闲，而习为故常，盖不坏天下之大闲不止也。此则由世道之忧也。②
左宗棠在这里不过是重复儒学"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①的论调，试图以重名教来正人心，以明伦纪来救世道，他在这篇八股文中所说的"人心之忧"和"世道之忧"，反映的是他为加固清朝的统治而服务的愿望。
道光十六年（1836年），左宗棠作联语自勉，展示出他"心忧天下"的浓重心境。联语写道：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出身于"寒素"之家的乡村布衣左宗棠之忧国优民的参与意识跃然于纸上！
道光二十年（1840年），左宗棠在《二十九岁自题小像》七绝诗八首中，阐述了他的忧国意识。他说：
十数年来一鲜民，孤雏肠断是黄昏。
研田终岁营儿哺，糠屑经时当夕飧。
乾坤忧痛何时毕，忍属儿孙咬菜根。
左宗棠在后来为官时，仍念念不忘这首诗。正如他自己所说："至今每一讽咏及之，犹悲怆不能自己。"④他也因此养成了"非宴客不用海菜，穷冬犹衣袍，冀与士卒同此苦趣"①的生活作风。左宗棠的忧患意识在反对外国侵略中国的民族战争中表现出鲜明的爱国色彩。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英国侵略军占据香港，两广总督琦善一反林则徐的反侵略之举，将林则徐在广州海口的防御设施拆除，并邀请侵略者在莲花岗参加宴会，公然开门揖盗，使英军乘机进逼广州。对此，左宗棠深为愤懑，写下《感事》诗四首。诗中道：
司马忧边白发生，岭南千里此长城。
英雄驾驭归神武，时事艰辛仗老成。
龙户舟横宵步水，虎关潮落晓归营。
书生岂有封侯想，为播天威佐太平。
……
海邦形势略能言，巨浸浮天界汉蕃。
西舶远逾师子国，南溟雄倚虎头门。
纵无墨守终凭险，况幸羊来自触藩。
欲效边筹裨庙略，一尊山馆共谁论？
左宗棠将林则徐喻为"司马"，讴歌了林则徐保卫祖国的业绩，并把林则徐比作"长城"。左宗棠感到在民族危难的关头，书生也要立志报国，辅佐"太平"。他对世界大势有所了解，却无用武之地，不得已发出了"一尊山馆共谁论"的呐喊。左宗棠在致贺熙龄的信中，说他"近作《感事》四首，聊以抒发愤懑，不可言诗。"①在这封信中，左宗棠指责了琦善的误国行径，他说："洋事为琦督所误，……奸谋误国，贻祸边疆，遂使西人俱有轻中国之心，将士无自固之志，东南海隅恐不能数十年无烽火之警，其罪不可仅与一时失律者比。皇上欲伸天讨，似宜驰使封剑，斩首军前，庙堂战胜之策无逾此者矣。去冬果勇杨侯奉诏北行，有人自侯所来，云侯言：'琦善得西人金巨万，遂坚主和议，将恐国计遂坏伊手'。昨见林制府谢罪疏末云，并恐彼族别生秘计云云，是殆指此。"②左宗棠希望的是严惩琦善，与英人决战。但他哪里知道，琦善作为满清贵族要员，在定为"斩监候"不久便被释放了，后被起用为驻藏大臣和四川总督等职。而林则徐却免不了被罢官、发送新疆效力。对此，左宗棠愤懑不平，他在《挽林文忠公》文中说："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③这可以说是对林则徐忧国忧民品德的正确评价。左宗棠同林则徐一样，都成为"忧国如家"的典范。"海上事起，忧国心瘁"④，代表了左宗棠等一批主张反对外国侵略的仁人志士的共同心声。本书传主在为官期间，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忧国忧民思想。由于左宗棠出仕是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为契机，其忧患意识必然带有为清朝的统治而担忧的色彩，反映了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利益的局限性。然而，左宗棠在收复新疆和中法战争时期的忧患意识，却是他为中华民族分忧解难思想的体现，折射出其优国忧民思想的光彩。左宗棠对国内人民起义这个"内忧"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这个"外患"深感担忧，他在为善于"忧时感事之作"的四川学者李斗恒的诗集作序时指出：
"蜀自乾、嘉之交，好民以邪教煽乱，蔓延数行省。值训政之际，仁宗先天下而忧，黜贪奖廉如恐不及，一时朝野澄清，惠泽滂霈，用能搜山狝泽，翦除奸顽，作新斯民，与之更始。越五十余年，岛夷肇祸，粤寇随之，皖、豫寇起，秦、陇、滇、黔戎患并兴，天下绎骚，几无完土。而揆其构祸之由，则吏治窳而民生蹙，本实先病，患乃见于枝叶，其与乾、嘉邪教之变犹一辙也。然则先生所为忧时感事见之诗者，与余今日所处不有同欤？"
显然，左宗棠对清仁宗（嘉庆皇帝）"先天下而忧"、"黜贪奖廉"之举是称道的，他把国内人民起义的原因归结于"吏治窳而民生蹙"也是有道理的。左宗棠面对着"岛夷肇祸，粤寇随之"的"外患"与"内忧"，主张从整顿吏治、振兴民生入手，以稳固清政府的统治机制，否则，"本实先病，患乃见于枝叶"，因此须从治本做起。
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对福建的政务深表忧虑。他说："忧患之念日积怀来矣。闽事败坏至极。所忧者不仅军政之不修、武事之不竞，而在民风之不正、吏治之日偷。自入闽以来，所见所闻无非八九年前各省泄沓颓败气象，纵此时无巨股阑入，亦必趋于危亡。盖人心日弛，人才日敝，浸浸乎纲隳纽散之虞，非一时所能整顿也。"①在担任陕甘总督时，他又说："时局方艰，人才日继，吾之忧也。"②"自度陇以来，目睹地方凋攰，兵事、吏事颓靡不振，阘茸混迹，庸妄接踵，心以为忧。"③可见，左宗棠胸中所怀抱着的"内忧"，不仅仅是人民的起义，更重要的一面则是清朝统治集团的腐败。为国担忧的意识成为驱使左宗棠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勇于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斗争的动力。他痛感新疆被侵略者强占，强调必须规复新疆，否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④于是，他陈请督军出塞，收复新疆。他对崇厚擅订《里瓦基亚条约》感到气愤，认为"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何极？"⑤并对"在事诸公，不能仰慰忧勤，虚张敌势"而"殊为慨然"。⑥他面对法国的武力进逼，批评了那些"所谓识时务者"的"苟安于目前"①的消极格调，主张上下一心，共同对外，居安而思危，避免鸦片战争的悲剧重演，因而他多次要求奔赴抗击法国侵略的第一线，将忧国之念转化为备战御敌的实际行动。总之，左宗棠"心忧天下"的忧患意识，既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封建政治思想中忧国忧民的精华部分，又揉进了近代中国反对侵略、谋求独立以拯救民族危难的新因素，而后者恰恰构成左宗棠爱国主义思想的政治基础。
①《孟子·梁惠王下》。
②［宋］范仲淹：《岳阳楼记》。
③［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五。
④〔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11页。
①〔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11页。
①《癸已燕台杂感八首》，《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56-457页。
①《论语·子张》。②《家塾》，《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70页。
③《二十九岁自题小像八首》，《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58页。
④《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64页。
①《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64页。
②《感事四首》，《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59页。
①《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七。
②《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犊，卷一，页一六至一七。
③《挽林文忠公》，《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80页。
④《祁文端公诗卷>跋后》，《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85页。
①《〈就竹山房诗集〉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54页。
①《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93页。
②《与孝威等》，《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47页。
③《奏调吕耀斗吴大徵等来营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781页。
④《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191页。
⑤《复陈交收伊犁事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五，页三五。
⑥《与孝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36页。
①《筹办海防会商布置机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页三八。

第二节忠君与爱国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忠君与爱国是两个性质不同而又有密切关联的概念。忠君，是指在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中处理君臣关系的最高道德规范。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②，"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③，强调按礼制的规定，贵贱有等，主张以礼、忠、信等道德来维系君臣关系，归结点为臣须忠君。宋代司马光更强调"臣之事君，有死无贰"④，把忠君的观念推向极致。历代统治者更是将忠君与爱国相提并论，以使其臣民在忠君爱国的政治道德追求中稳固统治者自己的地位。清朝康熙皇帝说："读《离骚》，当识其大意所在。屈原以忠君爱国之心，原本山川，极命草木，微文见志，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遂为千古风骚之祖。"①在中国封建社会，忠君与爱国又浑然一体。
本书传主的忠君思想自然离不开传统思想的薰陶，而其由一个三试礼部不第的举人被清廷破格任用为封疆大吏并能入值军机，更使得他感到是"蒙皇上天恩"、"蒙皇上恩命"，以图报答其"知遇之恩"。从左宗棠的生平来看，他先后担任的主要官职为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协办大学士、大学士、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管理兵部事务并在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军机大臣上行走并管理神机营事务、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等，并被清廷赏加了太子少保衔、赐封一等伯爵、赏戴双眼花翎，赐封格靖伯、赏加太子太保衔、晋封二等侯爵等。左宗棠几乎每次被加官、晋衔、封赏，都要向清廷呈递"谢恩折"，以表达他对皇帝的感激和效忠之情。正如他在《补授闽浙总督谢恩折》中所说：
"臣湘水庸才，草茅下士。读书未通世务，徒窃虚声；学战谬厕戎行，鲜裨大局。乃荷先皇帝特达之知，由举人不次拔擢，洊至正卿。皇帝御极之初，复蒙界以封疆重寄。……自顾何人，膺兹宠遇，敢不竭忱尽瘁，以期稍答恩知。"
左宗棠的这种情感在其家书中也随处可见，他说：
"我一书生，蒙朝廷特达之知，擢任巡抚，危疆重寄，义无可诿，惟有尽瘁图之，以求无负。①我一书生乖窃至此，从枯寂至显荣不过数年，可谓速化之至。绚烂之极正衰歇之征，惟当尽心尽力，上报国恩。"
左宗棠的忠君思想决定了他始终站在同人民反抗清政府斗争相对立的一面，他参与或主持镇压过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等人民群众的正义斗争，在处理国内阶级矛盾中他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卫道士，他甚至把这些活动作为其"平生之志"相标榜，他指出：
东南贼势尽聚皖南，只看数月内有转机否。……我此去要尽平生之心，轰烈做一场，未知能遂其志否。③国恩高厚，报称为难。时局方艰，未知攸济，亦惟有竭尽心力所能到者为之，期无负平生之志。④朝廷倚注日隆，体念亦甚至，我自当尽瘁以报。⑤
左宗棠的忠君思想又影响到他在近代反侵略斗争中所持的立场。在左宗棠的一生中，他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边疆危机和中法战争。面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他常常把忠君与爱国视为一体，主张"为国宣劳"，强调愤出自于义，从而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去。这样，尽管他的爱国思想仍然局限在地主阶级的利益之内，把抵抗侵略同忠于清王朝交织在一起，但他把忠君思想纳入爱国的反侵略的新内容，就使得他能够在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成为反侵略的民族英雄。特别是左宗棠在已年逾花甲、精力不足的情况下，毅然走上收复新疆的征途，恰与这一思想的支配是密不可分的。对此，左宗棠多有述及：
我年逾六十，积劳之后，衰态日增。腹泄自吸饮河水稍减，然常患水泄，日或数遍，盖地气高寒，亦有以致之。腰脚则酸痛麻木，筋胳不舒，心血耗散，时患健忘，断不能生出玉门矣，惟西陲之事不能不预筹大概。关内关外用兵虽有次第，然谋篇布局须一气为之。以大局论，关内肃清，总督应移住肃州，调度军食以规乌鲁木齐。乌鲁克复，总督应进驻巴里坤以规伊犁。使我如四十许时，尚可为国宣劳，一了此局，今老矣，无能为矣。不久当拜疏陈明病状，乞朝廷速觅替人。如一时不得其人，或先择可者作帮办；或留衰驱在此作帮办，俟布置周妥，任用得人，乃放令归，亦无不可。此时不求退，则恐误国事，急于求退，不顾后患，于义有所不可，于心亦有难安也。①现奉谕旨督办新疆军务，应预筹出关驻节。衰病余生，何能担荷重任？惟密谕"英、俄有暗约扰我西路之说，英由印度窥滇之腾越，俄窥喀什噶尔。使我首尾不能相顾"云云。……此时西事无可恃之人，我断无推卸之理，不得不一力承当。②吾年己衰暮，久怀归志，特以西事大有关系，遽尔抽身，于心未尽，于义未可。……吾方头白临边，岂遑分心内顾！衰年报国，心力交瘁，亦复何暇顾及！
中法战争前后，年过古稀的左宗棠在忠君与爱国思想的支配下又一次担负起反对外国侵略的重任。光绪八年（1882年），时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以"力疾经营未逞，朝夕而病久不愈，肢体痿弛，耳鸣目眯，举动维艰"⑤为由请求开缺回籍。但第二年，面对着法国侵略者对中国的步步进逼，左宗棠不顾年迈体弱，身体力行地投入抗法斗争。他亲自到吴淞口和沿江查阅防务，并在校阅官兵时说：
此在各人自尽其心，义在则然，何分彼此？但能破彼船坚炮利诡谋，老命固无惜。或者四十余年之恶气藉此一吐，自此凶威顿挫，不敢动辄挟制要求，乃所愿也。左宗棠在给皇帝的上奏中还说：总督亲履行间，所办者辖江海防务，责无旁贷，遇有寇警，应亲临前敌督战，防所即其汛地，如敌人轮船冲过白茅沙总要隘口，则防所即是死所，当即捐躯以殉。……臣固不敢妄图一死塞责，置江防大局于不顾也。光绪十年，身为军机大臣的左宗棠数次向清廷上奏，请缨离京直赴抗法前线，终被清廷派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在记述左宗棠与他辞行的情形时说："左侯来辞行，坐良久，意极倦倦，极言辅导圣德为第一事。默自循省，愧汗沾衣也。其言衷于理而气特壮。"③《申报》在报道中称："左侯相以闽事吃紧，慷慨请行，所谓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方之古名臣，曾不多让！"④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然而，在晚清社会中，由于清王朝统治的腐败和在对外战争中常常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致使近代许多以忠君爱国相砥砺的志士仁人只能抱恨叹息，左宗棠也不能例外。他怀抱"衰年报国"之志，为收复新疆、索还伊犁立下汗马功劳，看到的结局却是："庙堂意在休兵，英使威妥玛有从中调处之说，恐不免为其所误耳。"①他"极言辅导圣德为第一事"，甚至以"老命固无足惜"、"捐驱以殉"的无私奉献精神和满腔爱国热忱投入抗法斗争，并藉此来一吐外国侵略中国、压迫中国这存于他心底"四十余年之恶气"。而中法战争的结局更使他大夫所望，他非但不能倾吐40余年之恶气，却只能面对着《中法和约》这又一个近代史上的不平等条约而"遗恨平生"了。因此，以忠君为前提的爱国思想在清王朝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往往是要落空的，清王朝所代表的是满清贵族狭獈的私利而非中华民族整体的利益，只要外国侵略者不推翻其统治，只要让其统治继续维持下去，它就会以中华民族的利益换取清王朝统治的私利，在近代中国的历次对外民族战争中，清王朝无一不施展着这一伎俩。左宗棠爱国抗敌的政治抱负不能得以最终实现，与此是有直接关联的。
但是，不能因为左宗棠主张忠君爱国而去贬低他的爱国思想。他作为地主阶级中的一员，不可能要求他不存在忠君的思想。他的忠君爱国思想，比起那些只空言忠君却又向外国侵略势力妥协退让，只倡言忠君而又提不出行之有效的御敌方略的误国官员来说，还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
左宗棠是近代中国继林则徐等人之后的一个爱国主义者，这已为史学界经过多年的学术讨论所基本认可。他的爱国反侵略举措与其爱国主义思想是相辅相成、完美统一的。其爱国主义思想的底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自己的祖国怀抱着最深厚的感情。综观近代爱国者的思想，他们都是胸怀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投入反侵略斗争的。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后，曾作《眺月》诗："蛮烟一扫海如镜，清气长此留炎州"①，展示出其豪情满怀、斗志昂扬的心境，表现出他抗敌保国的气概。魏源在鸦片战争后写下《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其中《圣武记》以宣扬清朝开国的业绩而号召人们奋勇抗击"英夷"的侵略，目的在于"是以后圣师前圣，后王师前王，师前圣前王，莫近于我烈祖神宗矣"。②左宗棠早在道光十二年（1833年）作《燕台杂感》诗，对"南海明珠"广东受到鸦片烟毒的侵蚀和英国武力威胁颇有感慨，强调"五岭关防未要疏"。光绪元年（1875年），他在为《海国图志》重刊作序时以豪迈的情感，描述了祖国"土宇宏廓"和"圣哲贤豪"层出不穷的情况，并对魏源"师夷制夷"的"发愤"之作表示赞赏。左宗棠指出：
"国家建立中极，土宇宏廓。东南尽海，岛屿星错，海道攸分，内外有截。西北山水之根，以声教所暨为疆索，荒服而外，大隃无垠，距海辽远。以地形言，左倚东南矣，然地体虽方，与天为圆，固无适非中也。以天气言，分至协中，寒暑适均，则扶舆清淑所萃，帝王都焉，历代圣哲贤豪之所产也。海上用兵，泰西诸国互市者纷至，西通于中，战事日亟，魏子忧之，于是搜辑海淡，旁摭西人著录，附以己意所欲见施行者，俟之异日。呜呼！其发愤而有作也。"
光绪三年（1877年），左宗棠率西征大军抵肃州（今酒泉市），在收复南八城后，他即兴作诗道：
今我访酒泉，异境重湖拓。……
出关指疏勒，师行风扫箨！
强邻壁上观，弭伏一丘貉。……
水国足鱼稻，笋蕨耐咀嚼。……
丰年醉人多，仙我共此乐。
他年倘重逢，一笑仍夙诺。
诗中将左宗棠热爱祖国，怀寄深情，坚决收复失地，维护祖国主权的愿望烘托出来。因此，左宗棠的爱国主义思想恰是体现了那种"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③前面谈到左宗棠"海上事起，忧国心瘁"的意境，正是其爱国主义思想的生动写照。
第二，对外国殖民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径持有强烈的反抗精神。鸦片战争爆发后，左宗棠即意识到英国侵略者"包藏祸心，为日已久"，"彼族轻我甚矣，率数十艇之众越重洋九万里而来，屡战而屡利，我屡却而屡受其侮"，于是，他亟切寻求御侮之方，指出："今日情形所急者，必在一省之力足当一省防剿之用，而后可以省兵节饷，为固守持久之谋。其策如练渔屯，设碉堡，简水足，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讥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而海上屹然有金汤之固，以之制敌。"①左宗棠能在中国近代史上较早地指出英国侵略中国乃久已"包藏祸心"，这同梁廷枬所说："英夷狡焉，恩逞志于内地久矣"②，林则徐所说英国"早已包藏祸心"，"鸦片来则以渐而致寇，原属意计中事"③的观点是有共识的。因此，自鸦片战争始，左宗棠就萌发了反侵略的爱国思想。此后，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针对外国侵略者挑起的一系列的侵华活动，均能坚定地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倡导反击侵略，抵制妥协投降，站在主战派一方，力图扭转中国近代备受列强凌辱的局面。诚如左宗棠所说："遇有寇警，应亲临前敌，督战防所"，"则防所即是死所，当即捐躯以殉。"④他这种"督阵誓死"⑤的精神，恰是其爱国主义思想的升华。
②《论语·颜渊》。
③《论语·八佾》。
④［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九一。
①《清圣祖实录》，页一二○。
②《补授闽浙总督谢恩折》，《左宗棠全集》，第1册，第228页。
①《与孝威等》，《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52页。
②《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03页。
③《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4页。
④《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8页。
①《与威宽勋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75页。
②《与宽勋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93页。
③《与孝宽》，《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97页。
④《答王若农》、《左文襄公全集》书犊，卷二三，页三九。
⑤《病势增剧恳恩开缺回籍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九，页六三。
①《与孝宽孝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41页。
②《筹办海防会商布置机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页三九。
③《翁同龢日记》，第4册，第1836页。
④《申报》，1884年10月19日。
①《与孝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35页。
①［清］林则徐：《中秋嶰筠尚书招余及关滋圃军门饮沙角炮台眺月有作》，《云左山房诗钞》，卷五。
②［清］魏源：《圣武记叙》，《圣武记》，第2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①《〈海国图志〉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55-256页。
②《秋日泛舟泉湖作》，《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64-465页。
③［俄］列宁：《皮梯利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列宁全集》，第28卷，第168-169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①《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至一三。
②［清］梁廷枬：《夷氛闻记》卷一，页一。
③［清］林则徐：《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84页。
④《筹办海防会商布置机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页三九。
⑤《与孝宽孝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41页。

第三节"为政先求利民"
在为政与利民的关系问题上，先秦时期的许多思想家已多有述及，提出了具有积极意义的见解。孔子说："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则民作让。"①墨子认为："国家发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若此甚众，然而何可为之？……为政若此，非国之务者也。"②管子主张："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③盂子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④这些主张构成了古代政治思想的精华，对后人起到了启迪作用。
左宗棠出身于"寒素"之家，他早年所经历的贫困生活使他对民众的疾苦有比较深刻的认识，进而萌发并逐步形成了以"民生为务"的利民思想。在左宗棠的会试文中，他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这一问题。
左宗棠认为，为官从政者应当以"为民"作为己任，明"安民之道"。他说："古者设官分职，凡以为民而已。以天下之监司寄之大吏，以天下之郡守寄之监司，以天下之牧令寄之郡守，以天下之民寄之牧令。故牧令之职虽卑，而其任甚巨，其选甚难。"⑤他强调以贤良之官安民，指出："贤良进而民隐闻，知人安民之道也。"①在左宗棠看来，贤良之官即"循吏""自《史记》始作"，后来历代称之为"良吏"、"良政"、"能吏"等。他"读史而有疑焉：论盛治者极于三代，其时岂必无慈惠之师、廉静之吏与其君共拊循斯民者哉？""三代之天下，封建之世也。诸侯各君其国，各子其民。""秦兴，变封建为郡县，于是天子之权不能不分之于守令，而民生之休戚系之。"他肯定了秦朝郡县制的设立。他认为：司马迁"踵《春秋》而作《史记》，循良之传始置专门，非通古今变而有超越寻常之识者哉！"他强调"物力之丰，人民之乐，非良有司樽节爱养之力而能致此乎？"他希望"皇上勤求民瘼，澄叙官方，在位诸臣当何如贤良自励，以勉图报称也哉！"②显然，左宗棠的政治理想之一是切盼出现利民的"良政"。左宗棠主张利民的措施主要有重农桑、兴水利、办荒政等方面的内容。在重农桑方面，左宗棠指出：
农桑者天下托命之具，大利之原，而国家无尽之藏也。是故善养民者，不必损己以益民，而民自益；善富国者，不必穷民以富国而国自富。其亦于此留之意乎？……且夫言农政者，将欲图匮于丰，为吾民开百世之利源也。
左宗棠"平生以农学为长"并主张以农为本。对此，本书关于其经济思想一章中将予以具体论述。在兴水利方面，左宗棠首先论述了水利对于农业的命脉关系，他说：
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先。是故王道之始，必致力于农田；而岁功之成，尤资夫水利。大禹开衣食之原，先治沟恤；周文普旬宣之化，先即田功。
接着，他又阐述了如何兴修水利同利民还是厉民的关系。他指出对于兴修水利应当因地制宜，即"因地之利而利之"，否则只能厉民而不能利民。他说：今将与西北之民谋水利，则开其沟畎，治其陂塘，筑其堤岸，设其闸坝宜也，而孰知其地固不可以沟畎陂塘者乎？土浮沙壅，故善淤也，固不可以堤岸闸坝者乎？土松水悍，将易圮也。今将与东南之民除水害，则决其围坑，浚其川泽，坚其堤防，捞其水草宜也。而乌知不可以用其决与浚乎？决则失业，浚则己劳也；不必其坚与捞乎？坚既伤民财，捞又夺民利也。不以为利民，先以为厉民矣。①
在举办荒政方面，左宗棠鉴于"救荒之政自古不一"的问题，从"管仲通轻重之权，准岁之丰歉为之；李悝设贵贱之论，准谷价之贵贱为之"论起，通过对中国历史上荒政的阐述，主张恢复推广常平仓、义仓、社仓以"赈民"。常平仓始设于西汉年间，汉朝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令边郡筑仓贮，谷贱时增价籴以利农，谷贵时减价粜以便民"。义仓之法起于隋朝，"其时有黎阳、广通诸仓。长孙平请因百姓及军人劝课，收获之时随其所得，劝出粟及麦，即于当社造仓贮之，每年若有饥馑，即以此谷赈济之"。由于义仓设于里社，亦名社仓。左宗棠认为常平仓与义仓的不同之处在于："常平粟藏于官，以官赈民者也；义仓以粟藏于民，以民赈民者也"。左宗棠批评了唐代"假义仓以济他费，既因资于民，及谷不足，则又置库蓄钱，后又兼储布帛。不知民当积困之候，钱与布帛将安用之，是救荒而反益其荒也"。左宗棠对南宋朱熹将社仓"行之于崇安"的做法表示赞赏，认为推广社仓能够起到"苏艰困而济穷黎"的作用。左宗棠吁请"皇上勤求民痪，恺恻旁敷，即今畿民日犹给赈。诚哉圣德之隆，超越千古矣！"②
左宗棠踏上仕途后，所到之处，无不以"治民各事极意讲求"，力陈"为政先求利民，民既利矣，国必与焉"。③他在担任闽浙总督时主张"民之治桑，其栽培灌溉，与治水田无异。故自古治浙有声者，莫不以水利为重也。海塘关系吴、越两省农田，……欲及时修复。"①由于左宗棠在浙江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比较得力，从而得到了"东南诸省善后之政，以浙为最"②的评价。
左宗棠在担任陕甘总督经营西北的过程中，不仅重视农业生产，推广区田法，以提高产量，而且强调兴修水利，以此养民，并把丰衣足食视为治政的前提条件。他说："水利所以养民，先务之急以此为最。论者每谓大乱初平，宜先休息。不知欲先休息，必先图所以休息之方。……水利修则饥寒之患免，劳于前者必逸于后也。"③"古圣王躬耕为治，两汉循吏莫不讲求水利者，诚以衣食为人生所急需，必有以开利赖之源，而后民可得而治也。"④
左宗棠在督办新疆军务期间，为恢复和发展新疆的农业生产，主张"首以屯田为务"，他"师行所至，相度形势，于总要之处安营设卡。附近营卡各处，战事余闲，即释刀仗，事鉏犁，树艺五谷，余种蔬菜。农功余闲则广开沟洫，兴水利，以为水利；筑堡寨，以业遗民；给耕具种籽，以赒贫苦。"⑤他还主张使用机器从事农业生产和兴修水利。他认为："农器为作苦所必需。乌垣既旧有铁厂，工匠当亦易招集，应仍开厂采铸，以收地利而便民用。"①"须于外洋购觅织造机器，始可节省工力，速观厥成。……饬沪局购器募匠前来，正直趁此时督率原习织造匠工相从仿效，庶事半功倍。"②"泰西水器有裨实用，为中土急宜仿效之事。"③对于左宗棠这种安定民心以求治的思想和举措，《申报》以《论新疆购用耕织机器》为题发表评论指出：
"今观左爵相檄购机器一事，则又知爵相加意民事，而又能随地之宜，因时之利，其意之良而法之美，盖不胜心服焉！新疆之地，荒芜本多，加以连年征伐，民无安居。此时大难初平，疮痍未复，人民稀少，种作维艰，苟无利器以资其用，则地广人稀，荒芜者何日能治？而且阡陌不分，田区广阔，则运用机器更觉相宜。芜者何日能治？而且阡陌不分，田区广阔，则运用机器更觉相宜。"左宗棠在陕甘、新疆还把交通设施的建设同利民联系起来看待。光绪二年（1876年），他为甘肃会宁县的一座新桥命名时，欣然命为"平政"桥，并为此桥写了碑记。碑记中写道：
"邵阳魏君光焘备兵平庆泾固，巡视斯道，良用恻然。请于余，率所部屯军循山凿石，去廉利，填塞洼坎，……尽岁俸所入以充用，率所部将士千数百人就工作，昼夜罔间。经始今年闰月，凡五阅月而功成。余闻而嘉之，命其桥曰"平政"，并为之记。客有谓余曰：孟子平政之说，就役民言也。会宁之治道建桥，所役者军，公以此义当之，有说乎？余曰：惟其时耳。凡厥庶民修桥治道，力役有征，农隙为之，其常经也。若夫役不可已而民力不足举之，商旅俱病，又适当征调络绎，军书旁午，驿传攸经，而乃脱辐没踝，灾及行役，将若之何？会宁乱后，遗黎仅存，魏君慨民力之艰，不得已以屯军代役之，其恤民也。……桥修道治，会宁休息有年，丁男萎衍，足任斯役，异时缮其坍纪，补其缺坏，有不待催呼而自亟者，追维始事之功不益晓然平政之义矣哉！
左宗棠在入京辅政和总督两江期间，均把治水视为有关国计民生的要政来对待。他于光绪七年（1881年）指出："水利废兴，关系国计民生"，"禹之治何，为肇事于冀也。"他针对"顺天、直隶水患频仍"的局面，充分发挥自己治水的经验，"用其所长"，令其所部参加永济河的治理工程，终于将永济河制服，实现了他"大流东趋，官民相庆"，"而十余年积患一扫而空"①的愿望。光绪九年（1883年），左宗棠上奏描述了江淮水患的情形："淮北运河经流漫溢，拍岸盈堤，底水更高于上年"，高邮一带"居民多在水中，偶值西风骤起，自忖无可趋避，倾刻间将尽成鱼鳖，号泣之声闻数百里，情形惨切，耳不忍闻。"因此，他要求从引淮水入海工程做起，以图根治江淮水患。他指出："熟察江南时务，有关于国计民生者，惟引淮水仍归云梯关入海一着，足以截断众流，捍卫淮扬数州县亿万生灵，且可化灾区为腴壤，而于江南盐、漕诸政及各省荒政均大有裨益。……此工告成，去水之害得水之利，从兹江南北禾稻遍野，于漕运民食大有裨补，积久盖藏充裕，治水之费亦可渐次减少，而驱游手于陇亩，徐收经正民兴之效，将视此矣。"②左宗棠主张治政应当以"视民如伤"为前提，并要有"爱民之心"。他在《燕台杂感》诗中说："国无苛政贫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他于致友人书中指出："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乱，故以丛脞为戒。器久不用则蠹，政不常修则坏，故以累省为戒。……视民如伤，当铭诸心。"③他正是在利民思想的指导下来治政的。
①《礼记·坊记》。
②《晏子·非攻》。
③《管子·牧民》。
④《孟子·尽心下》。
⑤《会试文·癸已科第三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08页。
①《会试文·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36页。
②《会试文·戊戌科第三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44-445页。
①《会试文·戊戌科第四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46页。
②《会试文·乙未科第四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27页。
①《会试文·戊戌科第四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46-447页。
②《会试文·癸已科第五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12页。
①《敬陈浙江应办善后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584页。
②金粱：《道咸同光四朝佚闻》，第18页。
③《华州王牧赞襄禀遵札设局开办修筑堡寨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96-97页。
④《札陕甘各州县试种稻谷桑棉》，《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97页。
⑤《复陈移屯实边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０，页二八。
①《署镇迪周道崇傅禀乌垣等处善后事宜并金巡检劣迹及捕蝻诸事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28页。
②《赖镇长禀验收后路粮台解到各项机器请委刘道专司局事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41页。
③《刘道璈禀省城东关外地方宽厂堪以建造机器房屋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43页。
④《申报》，1878年12月14日。
①《会宁县平政桥碑记》，《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372页。
①《复陈涿州工作已可就绪情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八，页一九至二一。
②《夙恙难痊恳恩开缺回籍调治仍力疾料理海防水利盐务事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一，页四五至四六。
③《书赠徐讱庵》，《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76页。

第四节"天下切要之政莫如讲求吏治"
（一）整饬吏事与"察吏"
吏治的好坏，关系到封建统治机制能否正常运行。因此，历代统治者面对着吏治腐败的状况，都对整顿吏治予以关注。然而封建制度本身的局限，恰恰又使得其吏治的整饬难见成效。清王朝自乾隆朝后期起，吏治日趋昏暗。嘉庆初年，曾处理了乾隆宠臣和珅贪污一案，嘉庆皇帝也力图振刷纲纪，但官吏的腐败已成普遍现象，其处理胡齐伦贪污案采取大事化小的办法即表现吏治整顿乃困难重重。嘉庆皇帝发出了这样的哀叹："各省地方官积习因循，稍能守法奉职者，已不可多得。"①道光皇帝也曾采取一些措施整顿吏治，甚至做出节俭的样子，时常穿着打有补钉谓之"打掌"的旧裤子，试图有所作为，扭转颓风，结果也未能使政务有什么起色。道光朝所面临的不过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②的政局，"公卿大夫日以薄书期会相责成，而天下之利权，非中饱于私家，即漏卮于海表。"①对此，左宗棠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嘉、道以来，天下切要之政莫如讲求吏治"②，主张从整饬吏事入手。左宗棠意识到人民群众反抗清王朝的起义与"吏治不修"密切相关。他说："惟吏治不修，故贼民四起，此时再不严治好民，慎择牧令，事更不堪问矣。"③"天下之乱，由于吏治不修；吏治不修，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由于人心不正。"④因此，他主张："勘乱之道，在修军政，尤在饬吏事。军政者弭乱之已形，吏事者弭乱之未发也。用人之道重才具，尤重心术。才具者政事所由济，心术者习尚所由成也。浙江吏事因循废弛已久，故大乱随之。……深维致乱之原，于属吏之庸鄙猥诈者，实不觉恨之深而绳之峻。"⑤左宗棠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利益出发，强调对吏治的腐败进行整饬，目的是为了防止天下大乱。这固然表现出左宗棠所持的阶级立场，但他认为整顿吏治为"弭乱之未形"，说明他对社会"致乱"的原因还是有比较深刻认识的，揭露出清朝吏治的腐败成为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
左宗棠对整饬吏治尽管决心很大，但清朝吏治昏暗已成积重难返之势。对此，左宗棠多有述及。他说："闽省吏治、军政之坏，由于因循粉饰已久，积习相沿，骤难更易，……一省之大，筹兵则无一卒之恃，筹饷则无一月之储。问守令，则朴于者难得数人；察局员，则练达者未能指数。"特别是随着捐官风气盛行，许多人"一经得官，即可兼权子母。入仕之始，即怀苟利之心，取息稍丰，又可为捐升之本。而且委署必计年限，更换多因调剂。其作官也，伊若经商；其视官也，一如传舍。"左宗棠深为"吏治不修，官司不知教养为何事，治本之策已亡；官司不知政刑为何事，治标之策复失"而感慨，他在上奏中表示了如此心境："自入闽以来，所见所闻竟有出意想之外者，中夜以兴，罔知攸措。"①他在家书中同样说道："闽中兵事尚无他，所苦在本地无一将一兵之助，而吏治民风竟颓敝无可下手处。"②"惟吏事则贪庸者多，尚难整理，……是为焦烦耳。"③左宗棠的可贵之处，是知难而进，主张对昏愦、贪庸之官予以革职，对精明、廉正之官给以褒奖，并强调"为治之道，兴利不如除弊，任法不如用人"④，在吏治的整饬中把"察吏"作为如何用人的重点来对待。左宗棠数次上奏主张将那些"年力衰颓，昏鄙不职"而"难膺表率"、"貌似有才，心殊狡诈"而"有玷官箴"、"庸懦糊涂"，"性情乖谬"而"不堪造就"、"才庸识暗，贪利忘公"而"庸劣不职"⑤的官吏革职。他甄别官吏的方法为："凡属官之贤否，政事之得失，舆论之是非，俱默为存记，时加访察。"在这些思想指导下，左宗棠不仅革去了一批贪庸之官的职位，而且对那些"为守兼优"、"堪膺表率"、"廉干朴勤"、"舆情爱戴"、"守洁才长"的"官声卓著、政绩昭彰者"力请加以任用，以表明"澄叙官方至意"。①
左宗棠寄希望于"良吏"任政，并亟"求治事之才"。他说："良吏难得，良吏而兼将材者更难得。"②"维经武之道，丰财居一；理人之术，得才为先。闽省吏治、军政之坏，实均因贫困而起。则治闽之要，首在理财。理财之要，在于修明政事。孟子所谓'无政事，则财用不足'者此也。今欲修明政事，则必先求治事之才。"③在左宗棠看来，清朝的衰败与缺乏人才有关，"偌大世界，能胜督抚者竟不可多得"。④他认为"东南大局，若有实心任事、稍通方略者三数人及早经理"⑤，局势将会对清政府的统治有利。于是，他强调指出："我国家自强之道，莫要于捐文法，用贤才，任亲贤以择督抚，任督抚以择守令。政事克修，远人自服。"⑥他的结论是："任法不如任人，人存而斯政举；兴利不如除弊，弊尽而利自生。"⑦可见，左宗棠所遵循的是儒学政治思想中"人治"的观念，把为官之人的道德品行和才干视为吏治好坏的关键。
左宗棠不仅主张将庸劣之官革职和任用政绩卓著者来整顿吏治，而且强调对那些鱼肉百姓、贪赃枉法的官吏雷厉风行地进行惩处，他在处理江苏道员杨坊"因奸致富，又复为富不仁"，"膜视邦族奇荒，不加拯恤"时指出："杨坊以市侩依附洋商致富，十数年间，拥资百万，捐纳道员。从前在浙经手洋务，往往从中渔利，人所共知。……此次因浙省奇荒，谕令捐米五万石赈恤灾民，竟敢藐抗不遵，委催罔应。"鉴于此，左宗棠上奏"相应请旨，敕下江苏抚臣将已革道员杨坊派捐京米勒限追缴，再行押解来浙捐输赈米，以杜规避。"①左宗棠主张"察吏必先惩贪"，他面对贪官污吏充斥的状况指出："国家好好地方，好好百姓，尽为若辈搅坏，殊深发指。"②他强调对欺压民众的官吏应绳之以法，指出："朝廷设官，所以为民，当为地择人，不当为人择地。……当留其贤者久任其职，责其成功，加以拔擢，其不肖者重法绳之。"③他主张对"鱼肉缠民，假权作势"者应"收回魁柄，惠此一方"。④他在查处甘肃徽县知县杨国光营私一案时指出："杨令国光前在署徽县任内一意营私，声名狼藉，业经本爵大臣阁部堂札饬撤任查办。"但在查办过程中，不仅该知县的下属们纷纷"设词开脱"，"代为弥缝"，而且作为其上司的巩秦阶道的道台也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法，表面上以"实事求是自任"，而实际上却是"随俗波靡，于应办各事并无整顿实效，此次委查杨令国光劣迹又漫不加察"。左宗棠不无感触地说："甘肃官场恶习，惟以绚庇弥缝见好属吏为事，不复以国事民事为念，驯致上下相蒙，吏事废弛。若再事因循，不知伊于胡底。兴念及此，实深叹恨。"①于是，他将包庇杨国光的县丞、道台给予记大过处分。
左宗棠在整饬吏事时，主张对陋规严加革除。他指出："吏事之坏，大部见得而不思义者，实阶之厉。当官而不能持廉，则属吏得以挟持之，丁书得而朦蔽之，层累脧削，往往本官所得无多，而属吏丁书取赢之数且数倍过之。日久视为应得之款，名曰陋规。踵事增加，无有纪极。家肥国瘠，职此之由。究竟攘夺之财，每多意外之耗，蠹国者未必即能肥家，而公家经入之数已不可复按矣？兴言及此，良用慨然。"因此，必须"裁革各项杂项，最为正本清源要图。"②他还指出："官评以操守为重。属吏馈赠、官价派买与衙门一切陋规不准收受，例禁綦严。晚近以来仕风不正，道府取之州县，州县取之民间，上下交征，吏事遂不可问。……做官不要钱，是本分事。"③左宗棠对查处陋规态度严明，特别是在茶务以票代引的改革中做出了"如有丁书巧立名色需索规费，查出立毙杖下"④的规定。
左宗棠力主对日趋腐败的吏治加以整饬，他通过察吏即检察官吏是否遵循封建的道德法律，是否有政绩来断定官吏的处置，这对于惩治贪官污吏和奖掖清官良吏从而整顿吏事，是有积极作用的。他主张采用亲自考察和听取舆论相结合的察吏方法也是行之有效的。他"于文武各员性情才识，无不随时详加考察"，对各官"或因公接见，询以吏治得失；或接阅禀详，考其政绩设施；凡人才藏否，舆论是非，具已默为辨别，得其梗概。"①
（二）"训吏"、"恤吏"与为官之遣
如果说对业已腐败的吏治严加整饬和通过察吏辨别是非有助于吏治改进的话，那么对官吏进行教育训导和对其施以体贴亲恤更对吏治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左宗棠对这一点认识得非常清楚。他说："今日道府以上至督抚均言察吏，而不知察吏之外尚有训吏、恤吏两端。训之使不至为恶，恤之使可以为善。斯其成就者众，而转移自速也。"②他还说："知府须知一府之事，欲知民事，必先亲民；欲知吏事，亦须亲吏。今人但言察吏而不知训吏，但言课吏而不知亲吏，故贤否混淆，而属吏亦无所观感。所谓亲者，不在勤接见、通声气，要有一副恳心肠与之贯注，见善则奖，见过则规，宽其不逮，体其艰苦，则中材自奋者必多，而吏治乃有蒸蒸日上之意。"①可见，左宗棠在主张察吏（课吏）的同时，更强调训吏和恤吏（亲吏）。
在"训吏"方面，左宗棠主张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第一，对官吏"兴教劝学"。左宗棠说他"区区于戎马倥偬之余，教稼劝学，姑启其端，以俟后之君子已耳。"他将清初名臣汪辉祖的《佐治药言》和陈宏谋的《在官法戒录》分发给官吏，"俾其知所儆畏"。他引用古人"一时教人以口，百世教人以书"的名言，认为"有怀匡济者必取诸此。"②他还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兰州精心选编了陈氏的施政文书、汪氏的《称职在勤》以及清朝专论吏治的文章共18篇，编成《学治要言》一书，"颁诸寅僚"，其目的是"冀同志诸君子玩索是编而有得焉"，"因公接晤时，当即是编相与考订往复，以求一是"。他强调："学优而仕，往训攸章，未有不学而临民者。近世士夫竞习帖括，尚词章记诵，而经术早荒；鹜利禄功名，而儒修罕靓。甲科之选已不古若，军兴捐例频开，保叙辈出，宦途日益猥杂。求仕风之进于古不已难哉？"③于是，他试图用《学治要言》训导官吏，使官吏牢记"官必爱民，乃为尽职"④，"地方官职在牧民，民之事即己之事也，一举一动，皆须从民生起见"①，"当官三字，曰清、曰慎、曰勤"②等古训，并希望由此形成"善气所召，休祥应之，造福于民者，已必与焉"③的新氛围。第二，通过对属吏禀详的批答训导官吏。在左宗棠的批札中，他多次在核阅属吏享详时亲加批答，对训导部下提出了剀切的要求。如他在批复临潼县知县伊允侦禀接印视事情形的批札中说：
做官要认真，遇事耐烦体察，久之无不晓之事，无不通之情。一片心肠都在百姓身上，如慈母抚幼子，寒暖饥饱，不待幼子啼笑，般般却在慈母心中，有时自己寒暖饥饱翻不觉得。如此用心，可谓真心矣。有一等人，其平日作人好，居心好，一旦做官，便不见好。甚或信任官亲幕友门丁差役，不但人说不好，即自己亦觉做得不好。……今以百姓之事交付官亲幕友门丁差役，若辈本非官，官既非真，心安得真耶？诗曰："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当引为大戒。因来禀虽是到任例禀，而其中有"东国迂儒"及"自愧疏庸，难膺繁巨"等语，预以无才自命，觉其用心非真也，姑书此箴之。④
在"恤吏"方面，左宗棠以"恤之使可以为善"为出发点，论述了官职高卑与缺分肥瘠的关系。他说：
官职高卑，缺分肥瘠，晚近士大夫所较论者。此不过数十年勾当，若作得数十年好官，干得无数济民利物事业，不强于富贵庸人耶？昔人谓当官无政〔绩〕，便似宝山空回。诚能修职业，时时存一毋负此官之想，则官成名立，位虽卑而品则高，身虽瘠而民则肥，所得多矣；况官不必卑，禄不必薄乎。民则肥，所得多矣；况官不必卑，禄不必薄乎。显然，左宗棠不是主张为官者只能为苦行僧，而是强调其不要计较职位高低、傣禄厚薄，关键之处是于出政绩，才不似"宝山空回"。他还主张对官吏体贴关照以鼓励其有所治绩。他在批复陕西绥德州知州成定康的禀文时指出："该守积劳成疾，实深挂念。血性男子，遇事不肯放过，不肯随人，固是本色。然当百忙之中，亦须稍存暇豫之意，庶心神和适，不致竭蹶。古人云：'爱其身以有待也'。又云：'能事不受人迫、促，乃为入粗入细经纶好手'。愿贤者百尺竿头，再加进步。"②他在批复甘肃甘州府知府龙锡庆的禀文时说："该署守洁己爱民，早所深悉。当此时局艰难，非虚心观理、实心任事不可，于行己、事上、养民、使民一切尤宜细心斟酌，务期措置咸宜，方为尽善。黄署道于事理或体察未周，或用人欠酌，尽可随时据实婉商，和悦而诤，自可转圜。若婞直自将，无论于使民之义、养民之惠多有窒碍，即以该署守行己、事上言之，亦有未尽。可深思之。"①
在左宗棠讲求吏治的主张中，他多次述及为官之道，其主旨是官要以爱民为己任，提倡为官者做事要处以公心。他还希望于此来培养官吏的素质，以使日趋衰败的吏治有所起色。他指出：
官无论大小，总要有爱民之心，总要以民事为急，随时随处切实体贴，所欲与聚，所恶勿施，久久官民如家人父子一般，斯循良之选矣。勤理案牍，操守端谨者次之。专讲应酬，不干正事，沾染官场习气者为下。其因循粉饰，痿痺不仁，甚或倚任丁役专营私利者，则断不可姑容也。他还说：见事贵乎明理，处事贵乎心公，理不明则不能辨别是非，心不公则不能裁度可否。惟理明心公，则于事无所疑惑，而处得其当矣。忠者行法之本，信者行法之要。在古人之后，议古人之法易；处古人之位，行古人之事难。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居官之七要也。凡所为，当下即求合理，勿谓今日姑如此，明日改之。一事苟，其余无不苟矣。去弊当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未，众人之所暂快，贤知之所深虑也。李景让母郑氏曰："士不勤而禄，犹灾其身。"亦可为居官怠职者戒。一命之士，苟存心爱物，于人必有所济。天下事无非分所当为。凡事苟可用力者，无不尽心其间，则民之受惠者多矣。作官常忧不能尽其职，则过人远矣。左宗棠的这些主张，寓意深刻，发人悟醒，在今天看来，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①《清仁宗实录》，卷二七九。
②[清]龚自珍：《尊隐》，《龚自珍全集》，第8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①［清］黄彰年：《林文忠公政书序》，《陶楼文钞》，卷八。
②《〈林文忠公政书〉叙》，《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74页。
③《答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八。
④《答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三，页三七。
⑤《甄别道员厅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64页。
①《沥陈闽省困敝情形请调员差委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2册，第5-7页。
②《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96页。
③《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98页。
④《敬陈浙江应办善后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585页。
⑤《甄别道员厅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64页：《参革庸劣知县刘荣亮等员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468页。①《特保政绩卓著知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537页。
②《答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三，页三六。
③《沥陈闽省困敝情形请调员差委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2册，第7页。
④《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16页。
⑤《复仲兄》，《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99页。
⑥《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70页。
⑦《沥陈闽盐试行票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2册，第326页。
①《请勒追革员京米捐款再行押解来浙捐输赈米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244页。
②《答徐树人中丞》，《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三五。
③《答护陕抚谭文卿中丞》，《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二，页一四。
④《答张朗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二，页一六。
①《崇藩司保等详查前署徽县杨国光营私一案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319-320页。
②《福建盐法吴道大廷禀裁革陋规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1页。
③《凉州府刘守思询禀到任裁革陋规及征收畜税等银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46页。
④《札试办甘省茶务章程》，《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12页。
①《密陈提镇司道府年终考语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607页。
②《答周受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一七。
①《凤翔府原守峰峻禀陈到任察看地方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70页。
②《翁藩司同爵禀呈〈四种遗规〉等书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47页。
③《札甘藩司发〈学治要言〉》，《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05页。
④〔清〕陈宏谋：《申饬官箴檄》，见左宗棠编：《学治要言》，第1页，光绪十五年（1889年）陕西藩署重刊本。①〔清〕陈宏谋：《通饬留心图册檄》，见左宗棠编：《学治要言》，第8页。
②〔清〕汪辉祖：《称职在勤》，见左宗棠编：《学治要言》，第45页。
③《札甘藩司发〈学治要言〉》，《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05页。
①《阳曲县高令崇基禀交卸介休后即可驰赴新任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104页。
②《绥德州成守定康禀攻克霍家沟寨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124页。
①《甘州府龙守锡庆禀地方公事各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365页。
②《陕西延榆绥道禀考察官吏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14页。
①《书赠徐讱庵》，《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76-277页。

第二章左宗棠的经济思想
在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中，农业一直居于主导的和向受重视的地位。在近代经济成份的变迁中，工商业的抬头与崛起，给中国经济的近代化注入了活力。作为"耕读之家"出身的左宗棠，自然倾心于农学，致力于农业，这是他的可贵之处。他同时又能关注于近代工商业问题，表明其确曾顺应了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向。左宗棠"平生以农学为长"的追求、"以农为本"的主张和"纾商力"、"挽利权"、"听任商办企业"的呼声，构成了其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

第一节"平生以农学为长"和以农为本
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是同农业这一社会经济的主要产业联系在一起的，"以农立国"的国策在中国延续数千年之久，对农业问题的研究和重视也素被人们所关注。孔子早在春秋时期便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①，即强调不违农时，以利于农业生产，并把生产足够的粮食作为一项治国之道。此后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对农业与国计民生关系的论述颇丰。孟子认为："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②，他把解决温饱同稳固政权的统治结合起来。管子指出："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凛，国多财则远来者，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③，初步触及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联系。韩非子说："仓廪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④于是，不仅历代统治者把农业作为"本务"行其治国之道，采取"劝民农桑"、"以农为本"的政策和奖励垦荒、兴修水利等扶植农业生产的种种措施，而且在社会民众的心理中也流行着"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⑤的普遍观念。这样，本书传主作为一个出身于耕读之家的地主阶级士子自然会把农业问题看得至关重要，对农学倾注了精力。
左宗棠对农学的注意始于少年时代。据他自己所说，由于"家世寒素，耕读相承，少小从事陇亩，于北农、南农诸书，性喜研求躬验而有得。"⑥他把农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细加研究，甚至曾有过这样的想法："早岁甘于农圃，不乐仕进，所求易足，无营于外，心亦安焉。"①当然，从小就熟读儒书的左宗棠如同中国封建社会中无数士子那样还是迈上了科举考试之路。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科举考试的答卷中，左宗棠也对农业问题做出了自己经过多年探研的心得总结。他在道光十三年（1833年）癸巳科、道光十五年（1835年）乙未科、道光十八年（1838年）戊戌科三次会试中，系统阐述了有关农学的思想。
左宗棠提出了重视农桑和怎样劝农的主张。在癸已科第三场五道策问的第三问中，左宗棠指出：民于何养？日农桑。天事不至，有形之灾；人事不至，无形之灾。是故勤作之家必无甚贫，乐偷之子鲜能长富，有由然也。农桑可不重乎？惩惰民，以刑劝；敬老农，以礼劝；省讼累，以时劝；修田具，以器劝，于是而民有不安于饱煖者乎？②左宗棠在乙未科的会试卷中又指出：
农事极其精，而劝相必及矣。夫事不极其精，而遽冀其获，难矣。耘籽交至，此黍稷之所以茂也。故于适亩时而寓劝农之意。且天下之所待以养者，农也。晹雨为有形之灾，而人能补之；辍忽为无形之灾，而天地之利不能救之。临民者将欲为国厚其生，为民谋其食，而苟无情意以行于劳民劝相之间，则其事终不修，而其农终不劝。从左宗棠的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他对人与自然同农业生产的关系作了比较合理的论述。他认为农业生产中遇到自然灾害是无法避免的，但人的积极性的调动对发展生产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强调应当勤于耕作，并对如何劝农提出了用刑劝以惩情民，用礼劝以敬老农，用时劝以省讼累和以器劝以修田具的具体措施，左宗棠还对官员提出了"为民谋其食"的要求。后来左宗棠于闽浙总督任内在浙江"劝谕耕垦，并给发耕牛、籽种、农具，借资补助"②，于陕甘总督任内在甘肃主张"亟应劝农耕垦"③，并"通饬各属严禁种植罂粟，劝谕农民广种草棉，设局教习纺织。官绅士庶有能实力奉行、著有成效者，准予择优奖叙"④，都是左宗棠重视农桑和劝农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左宗棠认为中国自古以来都是重视农业的，把农业作为治国之道的根本大计是天经地义和不可动摇的。他说："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先。是故王道之始，必致力于农田"，"大禹开衣食之原，先治沟洫；周文普旬宣之化，先即田功"，"全春秋而全省，农可称神。"①左宗棠心目中的上古农业理想国的图景是"率彼妇子，而南亩和迎春之曲。勤则不匮，无情农以自安。""是以自天降康，君子有谷。而因地之利，王用勤民。"他企盼"皇上躬先万姓，典重四推。进无逸之图，稼穑维宝。"②左宗棠对兴农桑与开利源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细致的阐述，他在戊戌科的会试文中指出：
"农桑者天下托命之具，大利之原，而国家无尽之藏也。是故善养民者，不必损己以益民，而民自益；善富国者，不必穷民以富国，而国自宫。……且夫言农政者，将欲图匮于丰，为吾民开百世之利源也，顾其事亦有难言者焉。官斯土者，非习斯土之人也，其地之肥硗，候之迟早，水泉之何出，土物之何宜，器具之何使，必不及其地之民虑之早而知之审也。……不以为利民，先以为厉民矣。虽然，因地之利而利之，不必强西北皆水田，东南皆陆海；因民之利而利之，不必强东南民食麦，西北民食稻。枣栗亦有其利，不必拔而植桑；棉苧亦惟其宜，不必转而为茧。而又以其时，行其野，历其乡，询其利，访其宜，不以为己之功，并不以为官之事，亦何利之不可兴哉？"
显然，左宗棠承继了孔子"使民以时"的恩想，并把农业问题视为人类生存的基础，是"大利之原"之所在。他把国家的农业政策同"为吾民开百世之利源"联系起来，强调了农业的重要性，并希望"皇上廑念民依，敦崇本计，丰盈有象，乐利永怀，卦亩时登，爻闾胥慰，其以此也夫！"②左宗棠还对地方官员不知农时、不懂耕种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有力的抨击，指出他们不是"利民"，而是"厉民"，申明农业生产不能依靠长官的意志行事，只有这样才能兴利。
在这篇会试文中，左宗棠对中国农学发展的概况作了评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
古今之言农政者，《夏小正》、《豳风》其最初者矣。刘向《七略》别"农家"为一流，经生而知本务之急，识已卓矣。贾思勰《齐民要术》取材博而考核精，识者虽讥其言之太文，然求之于古盖亦难焉。宋陈旉《农书》三卷，自谓胜于贾书，今按其书，多切近时用，诚与华士不同。他如元代之《农桑辑要》、鲁明善之《农桑衣食撮要》以及王伯善之《农书》皆各悉其土宜物性，为古今所不易得者，而《农书》尤赅博绝伦焉。明周王守藩开封，念天灾之流行，民生之日蹙也，于是乎有《救荒本草》之作。别其性，分其种，著其味，其于一物数名及形状同而实异者必谨志之。视鲍山之《野菜博录》，兹为精矣。徐光启《农政全书》，凡古今载籍所言利农之器、宜植之品、播种之时、任土之法靡不旁搜远绍，著为成编，卷帙繁多，高至尺许，其致力也勤，其用力也苦，宜世之说农田者宝之也。①
道光十八年（1838年）左宗棠第三次参加会试落第后，他决计不再走科举考试之路，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对农学及地理学等经世之学的研究上来。他说："吾平生志在务本，耕读而外别无所尚。三试礼部，既无意仕进。"②"自戊戌罢第归来，即拟长为农夫没世，于农书探讨颇勤，尝自负平生以农学为长，其于区种一事，实有阅历。"③左宗棠从中国古代农书中吸取精华，主张以区种为良，作《广区田图说》指陈其利。他指出："区田之制，农书传之。创自伊尹与否未可知，若语农务之粮良，古近无以过。盖论农之理，具六善焉；论农之事，兼三便焉。"左宗棠认为在农业生产的基本理论中，实行区田法的"六善"有：第一，"今法田必秧种"，也就是说要用"水渍谷"，"逼使芽"，"甫芽布诸秧田"，"区田法布谷于区，手覆按令着土，足履区旁高土，水不绉，谷不易其所，有撮谷之利而无其病"。第二，"凡农之道，厚之为宝"，土地与肥料是农业的宝藏，"土宜禾，粪宜土，粪欺土者穰，土欺粪者荒"，于是农民治田先治粪，"粪与田称，禾之良也"。"区种法，区用熟粪二升，一亩一千三百五十二升，旁土不粪，土受粪者止亩四之一，实土载粪，粪圜禾，质取其熟，力取其多，以视恒田倍十有加"。第三，"禾畏旱畏风"，"今田竟亩不为畎，费水多"，而采用"区田法费水止今田四之一，水易足"，区田法还可以使庄稼避免风灾，"区深一尺，禾自出叶已上至结实时，旋助区土壅之，无虑七八寸，振林之风不损"。第四，"禾畏虫"，今农田"禾长掩亩，气不得利，郁蒸所至，并钟五贼。积热在土，盛雨卒加，为湿裹燥，根则受之，是生蟊"。采用"区种法，空四旁，风贯行间，緉緉然，郁者通，结者解，虫类无由滋"。第五，"区种务勤锄厚壅"，"隤土附根，深可七八寸，旁根绝，正根王，穗蕃硕而长，圆粟而少糠，米饴以香，多沃而食之疆"。第六，"先农尽地力，又惧地力乏"，从而采取"岁易之法易其田，代田之法易其圳"的做法，这是合理的。但"今农为田，宁普种而薄收，地稀种则诧，禾稀谷则无究之者"。采用区田法可以"岁易其所，不甚其取，旋相为代，地气孔有"，起到"尽地力"的效果。左宗棠还认为在农业生产的实践中实行区田法有三项便利之处：一是"区田用力虽频，不甚劳累，力小者亦任。开区治田，担粪引水，壮夫任之；和土布谷，锄草土壅根，余丁力可给。……老自六十已下，稚自十岁已上，主妇童女自治馈应饷外皆量力而趋。……人无冗而力无虚"。二为"区田法治田少而得谷多"。三乃"力作不惰，……易乏为饶，反瘠为沃，效莫捷焉"。左宗棠对区田"良法于数千百年而未能多睹其验"而感到愤愤不平，他力主在农业生产中实行区田法，使"读书养素之士，世富习耕之家，未作趁食之民，游手无俚之子，皆能自营转雇，称力而食，一家为之一家足，一邑为之一邑足，天下为之天下足。聚民于农，人朴心童，几蘧之理，于焉隆矣。嗟乎！吾言区田之利，吾农重思之，不诚如此乎？"①
左宗棠所要推广的区田法，也称区种法，即把农作物种在带状低畦或方形小区内的一种农作法。其长处是作物种在低畦处或小区内能蓄水保墒，区内深耕细作，集中施肥、浇水，适当密植，有利于作物的生长和较多地获得收成。战国时期已有将农作物种于低畦处的记载，汉代赵过在此基础上发展为代田法，记胜之又进一步对此总结研究，提出了区田法。此后，历代虽沿袭了此耕作方法，但未广为推行。为改变这种状况，林则徐对区田法即非常重视，他说："田父尔勿喧，听我区田歌。区田所种少为贵，收获乃倍常田多。……下不遗地力，上不违天和，及时勤事无蹉跎。"②左宗棠进一步把区田法画成图样，以求推广，并在《〈广区田制图说〉序》中阐述了他的见解。
左宗棠以"力耕读书"自勉。在力耕方面，他主张学用结合；在读书方面，又强调学以致用。他常常到田间"督工耕作，以平日所讲求者试行之，日巡行陇亩，自号'湘上农人'"。③左宗棠阅读了近儒著论之书"殆不啻万卷"，感到的是"近人著书，多简择易成而名美者为之，实学绝少"，而"赏心者不过数种已耳"。①因此，他对好友罗汝怀说："阁下有志著述，愿拌数十年精力专攻为之，幸勿如近人之为之也。仆近因农家为人生第一要务，而古近颇少传书，思有所述，以诏农圃，志此者数年矣，而尚未得成，卷帙不过十数篇，精力想尚可及，后晤时当详告之，亦人世不可少之书也。"②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经过左宗棠数年的苦心钻研和不断实践，终于写成了一部农学书。该书以左宗棠的表字（左字朴存）题名，称《朴存阁农书》。由于这部书稿没有刊刻，未能实现左宗棠编写这部书为"人世不可少之书"的目的，该书也没能成为传世之作。但他通过是书的写作，进一步扩大了视野和加深了对农学的认识，并批评了清代学者著书不重"实学"而唯求"名美"的不良倾向。左宗棠对农学的重视，也为他保持耕读家风和日后任官期间在各地注意发展农业奠定了基础。
左宗棠曾在湖南湘阴县东乡柳家冲置地70亩，以古农法耕柳庄之田，以尽地利。他致函尊师贺熙龄说："宗棠自耕之田，略以古农法之便于今者行之，闻甚良。……茶圃所入，今岁差可了清国课，逐渐增加，于人事不无裨益。倘更桑竹之利成，其可以存廉耻而广惠爱者大矣。"③这与管子所说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有相通之处。左宗棠还致函贺熙龄称："宗棠于农学颇有所窥，尝问之而得其事，亦学之而得其理。以为今之农者，与今之学者弊正相等，皆以欲速见小，自误而以误人，其关系天下不小也。"①左孝同在评价其父于柳庄的耕种业绩时说："府君于柳庄艺茶、种树，期尽地利。湘阴产茶，实府君为之倡。"②左宗棠在担任了封疆大吏后，军务繁忙，戎马控偬，辗转数省，每到一地无不重视农业的恢复与发展。他"自负平生以农学为长，……师行所至，辄教将士种树艺蔬，为残黎倡导，并课以山农泽农诸务。故劫余之区，得稍有生意；兵民杂处，临去尚颇依依，亦当年为农之效也。"③
左宗棠力倡保持耕读家风，教育子女不负他"平生志在务本"的愿望。他在为亲族子弟题写的联语中写道：
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
要守六百年家法，有善策还是耕田。
左宗棠在给其长子左孝威的信中说："尔父二十七岁以后即不赴尝试，只想读书课子以绵世泽，守此耕读家风。"⑤他给其次子左孝宽的信中也称："吾平生志在务本，耕读而外别无所尚。……子孙能学吾之耕读为业，务本为怀，吾心慰矣。若必谓功名事业高官显爵无忝乃祖，此岂可期必之事，亦岂数见之事哉？或且以科名为门户计，为利禄计，则并耕读务本之素志而忘之，是谓不肖矣！"①显然，左宗棠主张耕读务本，反对片面地去追求名禄。
左宗棠把重视农业生产作为增强国力以抵御外侮的重要措施来看待。他指出："迩自海氛不靖，泰西各国乘吾戒备不夙，群起而侮之。"反抗外来侵略的办法之一是"农服先畴本务，则耕食足、织衣足也，庶几长为太平有道之幸民与！一旦寇仇至，富强贫弱一心敌忾，其不待征调以为兵，转挽以为食也。况夫习战阵，筹守御，有防海固圉之责者，固不乏其人欤。孰与伈伈伣伣怀不可终日之计，苟旦夕之安也。"②这反映出左宗棠以农为本的农业思想同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时代脉博是紧紧扣在一起的。
在左宗棠的农业思想中，还折射出他主张以农产品的市场商品化来实现转贫为富的倾向。他说："民勤耕织，衣被之余转售海舶，比户熙熙，其富庶可知也。"③表明他发展农业生产的目的，并不仅仅为了自给自足，而是要把剩余的农副产品纳入市场的流通领域，"转售海舶"，这对封闭的自然经济无疑是一个冲击。
左宗棠以农为本、重视农学的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那种把左宗棠的重农思想说成是为了保护中国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的论点是缺乏依据的。在左宗棠的农业思想中，他以农学为长是为了经世致用，以古农法中有价值的理论指导耕田是为了以尽地利，他振兴农业的主张是为了开百世之利源，而且他劝民农桑、丰衣足食的务本思想又与抵御外侮结合起来，并有农产品商品化的思想倾向，说明他以农为本的主张并没有维护封建的自然经济的原意。更重要的一点是，左宗棠的重农思想中并未带有抑商的因素，反而他强调的是既重农也重商，力主保护工商业，表明他的农业思想既吸取了中国古代以农立国的精华而又不泥古，他重视农业、保护工商的思想超越了那种维护封建自然经济的重本抑未思想。因此，左宗棠的农业思想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所稗益。即使是晚于左宗棠的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同样强调以农为本，重视农学。郑观应（字正翔，号陶斋，广东香山人）说："中国伊古以来，以农桑为本。内治之道，首在劝农。阡陌广开，闾阎日富，似于耕作垦荒之事，我行我法，得以自用其长矣。"①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认为："万宝之原，皆出于土，故富国之策，咸出于农。上古重垦辟，有尽地力之教。"②孙中山（名文，字德明，号日新，改号逸仙，广东香山人）主张改良农业，认为"收获之多寡迥乎不同者，农功之勤惰为之也。"他建议对中国古代农书《齐民要术》、《农桑辑要》、《农政全书》加以推广普及，使这些书不仅为"文人学士博览所资"，更应做到"家喻而户晓"，以改变那种"虚有其文"的状况。他强调指出："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具备，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①加强对农学的研究推广和重视农业的地位，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①《论语·学而》。
②《孟子·梁惠王上》。
③《管子·牧民》。
④《韩非子·诡使》。
⑤《汉书》，卷二四。
⑥《复陈移屯实边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０，页二九。
①《答沈吉田》，《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一二。
②《会试文·癸巳科第三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08页。
①《会试文·或耘或籽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20页。
②《浙江绍金衢等属水灾分别履勘安抚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466页。
③《请豁免甘省积欠钱粮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6页。
④《请奖励劝教兼施之州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27-28页。
①《会试文·乙未科第四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27页。
②《会试文·乙未科第四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27-428页。
①《会试文·戊戌科第四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46-447页。
②《会试文·戊戌科第四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47页。
①《会试文·戊戌科第四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46页。
②《与孝宽》，《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96-197页。
③《与谭文卿》，《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九，页六一。
①《〈广区田制图说〉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44-247页。
②［清］林则徐：《区田歌为潘功甫舍人作》，《云左山房诗钞》，卷二。
③［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23页。
①《与罗研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三六。
②《与罗研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三六至三七。
③《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三人至三九。
①《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四○。
②［清］左孝同：《先孝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23页。
③《与谭文卿》，《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九，页六一。
④《左氏家庙》，《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69页。
⑤《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9页。
①《与孝宽》，《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96-197页。
②《〈宝山县志〉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68页。
③《〈宝山县志〉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68页。
①［清］郑观应：《垦荒》，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73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清］康有为：《请开农学堂地质局以兴农殖民而富国本折》，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第349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①孙中山：《农功》.《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6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第二节纾商力、挽利权、听任商办企业
在中国古代社会，手工业、商业同农业都是社会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战国时期，工商业曾受到人们的重视。管子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②商鞅说："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农辟地，商致物，官法民。"③在"以农为本"的主导思想中，"禁末"论也随之而出。管子、商鞅等人也都提出抑未的主张，但他们所指的"末"是"雕文刻镂"和"锦绣纂组"等奢侈品的生产。管子说："使刻镂文采毋敢造于乡。"④商鞅说："未事不禁，则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众"。⑤直到战国末期的韩非才把"末"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工商业。韩非说："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趣本务而外未作。"⑥在这里，韩非明确将从事工商业和游食的人都包括在"末作"的范围以内。此后，中国历史上以工商为未的思想逐步发展，到西汉时就成了流行观点。于是，重农抑商和重本抑未才成为同义语。①这种"重本抑末"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绵延了两千年之久。"重本"固然稳定了小农经济，维持了国家机器的运转，"抑未"却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中国古代的社会经济难以注入新的活力，终于在近代落后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因此，所谓"抑未"即压制工商业的思想是十分有害的。尤其是在近代社会，如果不鼓励工商业的发展，那么中国的社会经济根本不可能向近代化的方向迈进。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能否冲开传统的重本抑未思想的束缚，并大力倡导兴办工商业，这是评价其思想是进步还是落后的一个重要标准。从本书传主的言行来看，他对工商业的基本态度是扶持而非压抑，其发展工商业的思想主要表现在野商力、挽利权、听任商办企业三个方面。
（一）纾商力
左宗棠纾商力的主张是针对商人面临着重重盘剥、"视商务为畏途"的状况而提出的。
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田赋、盐课、茶课等项，自清朝开国初便有定制。咸丰三年（1853年），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筹集军饷，试行厘金制度，次年推广到全国。厘金乃作为一种工商税对运销过程中的商品征收捐税。这样，经营盐、茶的商人除了交纳正课外，还要被征收厘金，只能惨淡经营，收获微利，维持生计。然而，除去正课和厘金，盐商、茶商还要交其他苛捐杂税。以茶务为例，即有"捐助、养廉、充公、官礼四项陋规作为杂课"，"积弊相沿，由来已久"，"本行商人及外行商贾所以视茶务为畏途者"，实"因杂课繁重之故"。①从盐务来看，也有"军标、马价、盘费、钦工、普育、鳌峰等六款帑息"，盐商"终岁经营，半耗于陋规之需索，半迫于帑息之虚驮。商力几何，其堪此层层朘削，而不倒罢相踵乎？"②因此，左宗棠主张对盐务和茶务进行改革，目的是"有裨国课，有便商民，力除从前积弊"③，"纾商力而保利源"。④
在盐务改革方面，左宗棠主张改"就场征课，按包抽税"为试行票运。清代征收盐课的办法可谓变化多端。雍正年间，"各场委官监管，地方官随处设卡，委员收税，先完课而后给单，听其配运售卖"。乾隆年间，"归商办理，划地分售，即以当年所收税银作为引额"，结果"此法一变，商之浮费遂增，盐之行销遂隘"。"后人补偏救弊，朝令暮更"，"迨道光年间，一变为佥商，再变为试办，三变为官运，而盐法之败坏极矣"。⑤如官运之始，"销路尚觉疏通，迫其后官视为利薮，开销挪垫，虚抵搪塞，办运者扣费以人私橐，督销者卖私以取盈余。比课额太悬，则又捏报失水抢毁等情，上下分肥，弊端百出，遂致所领成本逐渐消磨。"①咸丰初年，户部鉴于"商疲引滞"的情况，采取"就场征课、按包抽税"的办法。由于当时正在进行清军镇压太平军的战争，在战火中"场署大半无存，官坎莫考"，各场员"遂不驻场经理，借寓省垣。遇有海私进口商人收买运销，各场员则冒认场分，指私为官，截角收买，借图渔利，以致埋、坎全废，遍地皆私。……此场务之积弊也。"②
面对着盐务"积弊相沿"的状况，左宗棠"亟筹通变之方"。同治三年（1864年），左宗棠向清廷上奏提出在浙江试行票运的建议。他"拟请杭、嘉、绍、松四所一律试改票盐，无论新商旧商，但能纳资到库，即给票认地行运。并于各府设立府局，稽查销数。所收课银，全数提作正课，解充军饷。内外杂课，概行停支。……总之，创办之始，首重辑私以疏票引，痛革浮费以纾商困，核减卖价以敌邻私，严查煎数以杜影射。舍此四者，别无良策。"③第二年，左宗棠又上奏请求在福建试行票运。他说："闽省盐务，积弊相沿，已非一日，全纲受病，亦非一端。……计惟改行票运，厘、课并抽，庶可借图整饬。"①于是，左宗棠"毅然有改行票运，试办一年之请"。通过"试办票运，实收实解，方且一洗从前挪移陋习。从前解款半，而今解款倍之，其无侵蚀之事可见。旧商只令照额认为，分别买票帮销，完缴课厘，不准挂欠，一切浮费概行革除"。左宗棠在福建试行票运仅半年，"所收实解之款已抵前此一年及一年半之数"，而且"察之商情，均以为便也"。②这说明各种"浮费"的数目要比清政府对盐务的正课高出二至三倍，左宗棠把盐务称作"腥羶之场"、"奸弊之薮"不是没有根据的。左宗棠将上自闽浙总督衙门，下"至大小盐务衙门规费一概革除，计所裁之数每年不下七八万两，又停收一切杂支之款。是皆向之所谓以陋规太多为苦者，一经厘革净尽，群情欣然，如沉疴之释体"。③左宗棠还建议将盐商历年"积欠带输筹银分别减免，总期商力稍纾，渐能照额买票赶运畅销，或可以盈补绌"。④左宗棠在福建试行闽盐票运一年并取得明显的成效后，于同治五年（1866年）上奏请求将闽盐票运著为定章。他指：
一年期内尽心筹办，取从前销册两相比较，赢绌迥殊。如果著为定章，得人而理，庶几弊尽利生，商民均便，有裨国计，良非浅鲜。设非遇阴雨过多，场壤缺产，地方有事，馆埠滞销，课额当不至过于减少也。……如有额外加买运帮行销者，固听其便；或销数短绌，事出有因，以至本代票额不能买足者，亦似应准予尽征尽解，不限以额，俾纾商力而保利源。
这样，闽盐票运制度的实施，使得所有愿意运盐的商人都可以通过领票的方式进行较为自由的运销。左宗棠盐务改革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商民均便"和"纾商力"。这同道光十一年（1831年）两江总督陶澍进行的淮盐改革颇有相通之处。陶澎在淮北推行票盐制度就是为了解决"商困课绌，发岌不可终日"②的问题。道光十五年十二月（1836年1月），接署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的林则徐对陶澍的票盐改革予以赞赏，认为前督臣"陶澍于辛卯纲起，将湖运滞食各岸减轻科则，改行票盐"，是"试行有效"的。③曾协助陶澍进行淮盐改革的魏源指出："票盐特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故价减其半而利尚权其赢也。"④显然，左宗棠继承了陶、林、魏的思想和作法。光绪八年（1882年），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时对陶澍的淮盐改革表示敬佩，他认为"道光十一年前督臣陶澎创行票法以救淮北之穷，严剔陋规以除准南之弊"①是卓有成效的，可惜的是这次改革行之不久便受到"格守遗法"者的干扰，加上后来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东南，"金陵被陷，盐法荡然"。左宗棠在两江总督任内力主淮盐票运，"定为永远章程，庶几裕课、便民、恤商三者兼权并计推行，尽利其法，乃可大而可久。每于接见僚属士绅时，往复谘商，得其大概，而新旧商贩知事在必行，行之宜有益无损，于是领票认引者纷纷而来。"②
在茶务方面，左宗棠也以纾商力为改革的重点。同治十一年（1872年），左宗棠在甘肃颁布了《变通试办茶务章程》，系统提出了他的变通、改革主张。该章程的内容有四条：
一，招商应先行清欠也。查商人欠课甚巨，又有积欠各案官本生息银两，以此众皆视茶务为畏途。非畏茶务，畏积课也。……若不通融办理，亦谁敢充商，以滋巨累？……庶积欠既清，后累可免；商累既蠲，商情自期踊跃。
二、招商应先行清引也。……其初原因茶引畅销定额，兹茶务停废已经十载，复议招商试行，事同创始，势难如额行销。应候陕、晋二省新商募到，由该总商查明共承引数若干，饬令众商量力领票，措资前赴湖南采办。三、招商先行清课也。……本行商人及外行商贾所以视茶务为畏途者，亦因杂课繁重之故。……应将每引一道每年杂课银一两四钱零停止征收，以法宿弊而重正课。四、招商应先行清商也。向来甘省茶务，本地商民赀本微薄，不能承引，其力能承引之大商均籍隶山西。……查传力能承引之商，令于陕西先开官茶总店，一面试办新引。商情既无疑虑，庶期踊跃争趋。
清欠以免商累、清引而实行票茶、清课以除陋规、清商而明晰商情是左宗棠茶务改革的核心内容，也是"招商"办茶务的基本前提。
当然，左宗棠提出改革盐务、茶务的主张是为了增加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但如此实施的结果毕竟也有助于商力的恢复与发展。此外，左宗棠还在闽浙总督任内主张停止船捐"以纾商力"②，在担任陕甘总督期间主张废除甘肃省内使用的货币司钞，以改变行使司钞"仅止省城内外，外来商贾不肯携带出外交易，而销路日塞，商贾因之裹足不前，百物翔贵，民困愈多"的状况。司钞停止使用后，甘肃省出现了"商民均便"、"大路疏通，百货并集，市价有减无增，群情欣悦"③的局面。
（二）挽回利权
左宗棠经济思想中最能代表时代特色的部分是其挽回利权的主张。这一思想是针对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而提出的，其中心内容是同外商竞争和"权自我操"、"收回洋人夺去之利"。挽回利权思想所产生的积极效应，有助于扶持和推进中国近代工商业在同外国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得以生存与发展。
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带有鲜明的挽回利权色彩。他意识到外国轮船航运业对中国旧式运输业的破坏，使得江、浙一带依靠运送漕粮为生的沙船商面临着完全破产的危机。清代的漕粮本来由运河北运，道光六年（1826年），由于运河阻塞，道光皇帝下令将其改为海运。这样，在江、浙一带，逐步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沙船商人主要行驶于北洋航道，担负着漕粮北运和其他物资转运的局面。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以南的五个通商口岸被迫向列强开放，外国轮船航行于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沿海进行贸易。由于上海以北的口岸还未开放，因而对漕运的影响并不太大。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订立，使中国沿海和长江增添了十几个通商口岸，其中有北方沿海的牛庄、登州、天津。从咸丰八年（1858年）起，外国轮船开始经营北洋航线的沿海转口贸易。当时中国的沙船商人在北运漕粮后，回程主要装载牛庄、登州等地的大豆、豆饼等物，以此为"谋生之路"，勉强与外商竞争。同治元年（1862年），由于清政府开放"豆禁"，致使"中国商船立见废弃，沿海居民生计壅阻"。①也在同治元年、同治二年期间，洋商鉴于在华经营轮船航运业大获其利的情况，即"往返一次所收水脚足敷（轮船）成本"②，便纷纷插足于这一领域的竞争，仅在这两年之中就有20家洋行在上海经营起轮船业务，可谓大利所在，趋之若骛。面对这一严重状况，左宗棠认为中国必须改变旧式的沙船运输为新式的轮船航运。他指出：
自洋船准载北货行销各口，北地货价腾贵，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者，往北置货，价本愈增，比及南回，费重行迟，不能减价以敌洋商。日久销耗愈甚，不惟亏折货本，寝至歇其旧业。滨海之区，四民中商居什之六七，坐此阛阓萧条，税厘减色，富商变为窭人，游手驱为人役。并恐海船搁朽，目前江浙海运即有无船之虑，而漕政益难措手。是非设局急造轮船不为功。
可见，左宗棠主张自造轮船的目的带有支持中国商人同外商竞争和解决漕运两个方面的意义。当然，左宗棠因受到社会历史的局限，他当时并没有十分弄清楚兵船与商船的区别，甚至以为轮船能够兼兵船与商船之用，既有加强海防的意义，又有振兴经济的作用。所以，他建议所造轮船的船型乃兵商兼顾，"以新造轮船运糟，而以雇沙船之价给之，漕务毕则听受商雇，薄取其值，以为修造之费。海疆有警，专听调遣，随贼所在，络绎奔赴，分攻合剿，克期可至"。"故船成之后，不妨装载商货，借以捕盗而护商，兼可习劳而集费，似岁修经费无俟别筹也"。他还由此推论说："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①这些主张的提出，对于人们逐步接受轮船这个新事物是有着积极影响的。"沙船自沪达津以月计，轮船自沪达津以日计"②，表明以轮船取代沙船的近代化趋向是不能逆转的。可贵的是，左宗棠"官轮商雇"的思想，正是适应了当时许多商人向近代轮船运输业转化的要求，从而有利于打破外国轮船商垄断中国航运业的局面。同治十一年（1872年），中国第一家近代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恰恰带有对外挽回利权和对内淘汰旧式沙船而促进航运业近代化的双重作用。轮船招商局的创办人李鸿章不仅认为："各口岸轮船生意已被洋商占尽"，则"须华商自立公司"以同洋商竞争，还指出："江浙沙宁船只日少，海运米石日增，……请以商局轮船分装海运米石，以补沙宁船之不足。"③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在挽回航运业利权的过程中，采用轮船运输和设立轮船公司的重要性。对此，左宗棠不无感慨他说："宗棠原奏请以新造轮船运漕，而以所雇沙船之价给之，并听商雇，薄取其值，藉以护商捕盗，与见设之招商船局所议略同。"①左宗棠的见地是先于并高出同时代其他人的。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并不是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这是不言而喻的。当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的状况下，外国侵略分子纷纷插足中国事务，当然不会放弃对近代新式工业的干预。对此，左宗棠采取了相对抗的态度。福州船政局创办伊始，左宗棠致函总理衙门，陈述他对于设厂造船一事"思之十余年，诹之洋人，谋之海疆官绅者又已三载"。创办之前"不得不密者，缘彼族险競嗜利，有利于我之事，彼必挠之"。西方各国"或以利器不可示人之说，行期间于外国，或以工繁费巨事难必成之说，行其间于中国，使我疑信相参，颠倒于彼术之中，而彼得久据其利。"②事实果然如此。英国驻华领事"以造船费大难成，不如买现成船为便宜"，来干扰船政局的设立。法国驻华公使也鼓吹中国自造之船，每艘较买外国现成之船，"价银总有数倍之差"。他们的用意无非是企图使清政府长期依赖外国人购买船舰，以此"为牟利之张本"。③
左宗棠就外国茶商垄断茶叶贸易问题，主张对中国商人征收茶税不设定额，以维持华商的生计而不致于被洋商挤垮。左宗棠指出，茶叶的行销"以外洋商贩为大宗，每年春间，新茶初到，省垣洋商昂价收买，以广招徕。迨茶船拥至，则价值顿减，茶商往往亏折资本。加以浙江、广东、九江、汉口各处，洋商茶栈林立，轮船信息最速，何处便宜，即向何处售买。"①因此，华商"起运、运销茶税，碍难议设定额"。这对于保护华商是有利的。
光绪八年（1882年），左宗棠主张为徐州铜山县境内的利国煤铁矿减税，以敌洋商。是年，利国煤铁矿兴办，招商集资，设局开采。左宗棠根据矿务承办人胡思燮的呈请，上奏指出："创办之始，购办机器有费，聘请矿司有费，以及起造厂屋厂炉一切无不有费，聘请矿司有费，以及起造厂屋厂炉一切无不有费，所需成本为数甚巨。若不酌减税银，非但成本更重，而洋产亦难敌矣。"因此，左宗棠请求"减税银以期畅销"、"以维国本"。②
左宗棠还反对外商对中国纺织业的染指。光绪九年（1883年），左宗棠致函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倡办者李鸿章说："上海织布局此禀，在沪华商遵案附股入局合办，似可照准。惟上年禁止机器纺纱，原以华民生计攸关为言，恐机器一行，失业者多，无从安置，故洋人亦无能相强，然觊觎之心固未绝也。兹由局禀，清华商附股合办，洋人得有藉口，必烦词絮聒，无以折服其心。与其转圜于后，不若慎之于前。"③透过左宗棠的这段话，可以看出他对华商附股合办机器织布局是赞同的。左宗棠担心的是一旦扩大华商附股入局的规模，外商便会以此为借口在华设立纺织厂，对此他是坚决反对的。因此，从上述全段函件的内容来看，左宗棠是把"恐机器一行，失业者多，无从安置"一句话作为杜外人觊觎之心、防外人藉端之口来使用的，并不表明他反对近代的机器生产。有的论者采取掐头去尾的方式，单独抽出"恐机器一行，失业者多"这一句话来论证左宗棠不重视工商业的发展，而是保固自然经济，未免与事实不符。左宗棠防止外商对中国纺织业的插足是有积极意义的。其实，早在同治四年（1865年）英商便计划在上海兴建棉纺织厂，吸收中外商人投资，由于华人"绝无顾而问者，议遂中止"。①然而，外国侵略者不甘就此罢休，19世纪70年代以后更千方百计地企图设厂制造纱布，由于清朝各方面的反对和抵制，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前，它们设厂的阴谋活动一直未能得逞。②左宗棠可以算是反对和抵制外商在华设纺织厂的代表人物之一。
左宗棠善于把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同近代反侵略战争联系起来。在中法战争期间，他针对法国驻华公使福禄诺在天津议订《简明条约》的五条内容，于光绪十年（1884年）写下了《时务说帖》，其中就该约第三条内所谓的"中国宜许以毗连越南北圻之边界，所有法、越与内地货物听凭购销，商约税则务期格外和衷，其于法国商务极为有益"的论调进行了驳斥。左宗棠指出：
查越南南折西贡六省沦为异域，该国精华已竭，局势岌岌不支，犹幸有北圻堪以支格。而北圻尤滇、粤屏蔽，与吾华接壤，五金之矿甚旺，法人垂涎已久。若置之不顾，法人之得陇望蜀，势有固然。追全越为法所据，将来生聚、训练、纳税、征粮，吾华何能高枕而卧？若各国从而生心，如俄人垂涎朝鲜、英人觊觎西藏、日本并琉球、葡萄牙据澳门，鹰眼四集，圜向吾华，势将狧糠及米，何以待之？此固非决计议战不可也。……论通商，必指定南北圻交界之所设立码头，红河行船必权操自我。而与欧洲各国公立条约，皆得通商，毋使法人专利，庶彼此铃制，俾法人不另生希冀之心。如犹不从，则仍示以战。
此时左宗棠能够意识到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将导致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局，表明他已站在时代的高度思索这一关系到中华民族存亡的问题。同时左宗棠主张同各国"皆得通商"，也反映出他的经济思想中已带有浓厚的开放色彩，而且这一思想恰是以"权操自我"为核心的。
道光十一年（1885年），左宗棠在福州奏请创办机器制糖厂时，强调必须"收回洋人夺去之利"。他指出，自与外洋通商以来，外商每年从福建购买红白糖数十万石，按说当地农民本来可以富裕起来，但他们愈加勤劳的结果却是愈来愈贫困，"考厥缘由，证诸西艺，盖中国贫农制器不精，熬煎失法，不能与外夷比"。"今外夷互市，彼精我粗，彼巧我拙，虽购华糖，并非自食"，外商在"香港等处已广设机厂，提红糖变为白糖，以其半载回彼国，半仍卖还华商，皆获重利。中国贫农之辛苦，不能自享其膏腴，岁产徒饶，利权外属，无如之何"。其实，制糖"由红提白之法，中国亦可自行"。中国设立机器制糖厂，"不夺民间固有之利，收回洋人夺去之利，更尽民间未尽之利"。他建议"先派熟知糖务之员，亲赴美国产糖之区，参观做法，购小厂机器，兼雇洋工数名来华试制"。糖厂由那些"不搭洋股"的商人"呈资入股"兴办。①
（三）听任商办企业
左宗棠经济思想中能够反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趋向的部分是其听任商办的思想。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没有能够像西方资本主义经历了简单协作、手工工场和产业革命后出现的大机器工业三个阶段，而是走上了一条艰难的独特道路。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封建势力的压抑下，没有发展到直接向近代工业过渡的阶段。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又斩断了中国社会经济正常发展的道路。直到19世纪60-70年代，随着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和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的不断扩大，才使中国资本主义民用企业的产生和发展具备了客观的条件。从70年代初开始，洋务派创办了一批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近代民用企业。同时，一批拥有财富的地主、商人（包括买办商人）及官僚认识到投资于新式工业的好处，便把他们积累的一部分资本开始投资于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还有一部分人则独自投资经营近代工业，创办了许多商办企业。这样，在兴办近代企业的过程中，官办与商办既有联系又有矛盾。特别是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官办的弊端不断暴露，日益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于是，一些进步思想家纷纷批评官办的弊害，主张商办企业。王韬（字紫诠，江苏吴县人）认为："官办不如商办，官办费用浩繁，工役众伙，顾避忌讳之虑甚多，势不能展其所长。"①郑观应说："一归官办，枝节横生，或赢或亏，莫敢过问。"②本书传主同样意识到这一问题，指出："招商办理，乃期便利。一经官办，则利少弊多，所铸之器不精而费不可得而节。"③因此，由官办而转向商办代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
左宗棠作为清政府的地方要员主张兴办近代工矿业，不反对官办企业，强调"官商合办"，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左宗棠立论的角度则是在主张官办的前提下，更侧重于商办的意义。左宗棠说："大抵矿务须由官办，无听民私采之理。惟官开之弊防不胜防，又不若包商开办，耗费少而获利多。似须以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④这同郑观应论开矿的思想颇有吻合之处。郑观应指出：矿务"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①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清政府对矿务控制颇严，把商人开采视为例禁。左宗棠能够提出"商办承其后"的主张是非常可贵的。
在左宗棠论述近代工矿业的言论中，对听任商办问题多次提出了颇有见地的主张。光绪三年（1877年），左宗棠在评议官办的基隆煤矿时说："即台郡近事言之，鸿荒乍辟，物产丰盈，煤矿樟脑本有可言之利。西法听商经营，官收其税，故所为多成，国计亦裕。若由官先给成本，并商之利而笼之，则利未见而官已先受其损。盖商与工之为官谋，不如其自为谋。其自为谋也尚有工与拙之分，其为官谋更可知也。"
左宗棠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听商经营"之法是赞叹不已的。光绪四年（1878年），左宗棠在新疆主张"为政先求利民"。他的利民措施之一是为农民制造适用的农具。左宗棠指出"农器为作苦所必需"，应当在乌鲁木齐开采生铁，设立铸厂。铸厂的创建"须招商办理"，不能官办，因为官办"利少弊多"，"不如其已也"。左宗棠还主张："金河一带淘取沙金，从前既未设厂，应即听民自采，官只抽分可耳。"①第二年，左宗棠在批复其部下禀请是否到远离肃州八百里的山中采金问题时指出："官采不能获利，徒耗采本，应作罢论。"②左宗棠还在新疆提倡使用制钱，主张"开设钱店汇庄，应候地方富庶，商贾流通，听民自谋，无须官为之强，强也不行也。"③
左宗棠认为经营商务要按"商规"办理。光绪八年（1882年），他在徐州利国矿务招商章程的批示中指出："集资开采利国驿煤铁，仿用西洋，购买机器、铁炉，酌雇一二洋人管理机器，事属可行。""所请矿务一应事宜，概照买卖常规，以免糜费，最为扼要。"集商招股中"商本赢亏"均"由商任"。④在官办与商办这一组关系中，前者体现的是清朝封建政权对企业的控制，后者反映的则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力量在企业中的活力。左宗棠对官方办企业的弊端给予了充分的揭露，并且指出"以官经商可暂而不可久"⑤，表明他的经济思想已开始冲出封建传统思想的樊篱而逐步跨入资本主义思想的门槛。他上述思想言论的归结点即是："听商经营"，"听民自采"。左宗棠的这一思想有利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综观左宗棠的经济思想，他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业和工商业均提出了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当然，左宗棠在对待农业同工商业的关系方面，虽然都予以重视，强调"以农为经，以商为纬"，但他仍然摆脱不了传统的本末观的影响，这是毋庸讳言的。如左宗棠认为："税厘一项，取之商贾较之取诸农民本末攸分。"①他还说："民安于陇亩，人心既固，民气自强。彼以逐末而终致贫寡者，我以务本而自致富强。"②说明左宗棠在农业和工商业的重心方面有偏重于农业的倾向。然而，必须明确的是，左宗棠并不是要限制和阻止工商业的发展，而是大力主张振兴工商业，通过盐务和茶务的改革以纾商力，通过自办工商业以挽回被外人夺去之利，通过提倡听任商人办理企业以增强经济活力，这是有助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壮大的，左宗棠经济思想的主导方面顺应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潮流。
②《管子·小匡》。
③《商君书·弱民》。
④《管子·立政》。
⑤《商君书·外内》。
⑥《韩非子·五蠹》。
①《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册，第145-14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①《变通试办茶务章程》，《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52页。
②《闽商力顾票运课厘恳免兼征帑息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95页。
③《闽商应带完课银请归票运案内收算划完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75页。
④《闽盐票运成效截数造报拟请著力定章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91页。
⑤《沥陈闽省鹾务积弊请试行票运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2册，第132页。
①《沥陈闽省鹾务积弊请试行票运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2册，第132页。
②《沥陈闽省鹾务积弊清试行票运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2册，第133页。
③《两浙商盐议请试行票运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530页。
①《沥陈闽省鹾务积弊请试行票运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2册，第134页。
②《沥陈闽盐试行票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2册，第323页。
③《沥陈闽盐试行票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2册，第324页。
④《沥陈闽盐试行票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2册，第325页。
①《闽盐票运成效截数造报拟请著为定章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90-91页。
②赵尔粪等：《清史稿·陶澍传》，第38册，第11606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③［清］林则徐：《甲午纲淮北盐课奏销额款全清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318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④［清］魏源：《淮北票盐志叙》，《魏源集》，下册，第439页。
①《筹办淮鹾力图兴复引岸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九，页一一。
②《筹办淮鹾力图兴复引岸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九，页一五。
①《变通试办茶务章程》，《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51-453页。
②《清将浙籍商船停免船捐片》，《左宗棠未刊奏折》，第152页，岳麓书社1987年版。
③《请敕部核销甘省部司各钞票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5册，第433-434页。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页五○。
②［清］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8册，第96页。
③《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60-61页。①《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62-64页。②《同治十一年四月初一日沈葆桢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5册，第115页。
③《试办招商轮船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页三二至三三。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四一。
②《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六二。
③《海防档》（乙），《福州船厂》，第1册，第13-14页。
①《闽省征收起运运销茶税银两未能定额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160-161页。
②《开采徐州铜山县境煤铁援案请减税银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九，页七二。
③《与李少荃傅相》，《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三一至三二。
①《申报》，1879年3月21日。
②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第215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①《时务说帖》，《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77-579页。
①《试办台糖遗利以浚饷源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五四至五五。
①［清］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一○，页三○一。
②［清］郑观应：《船政》，《郑观应集》，上册，第212页。
③《署镇迪周道崇傅禀乌垣等处善后事宜并金巡检劣迹及捕蝻诸事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28页。
④《与周渭臣提军》，《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三，页二四。
①[清]郑观应：《开矿·上》，《郑观应集》，上册，第704页。
②《答何小宋制军》，《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九，页七。
①《署镇迪周道崇傅禀乌垣等处善后事宜并金巡检劣迹捕蝻诸事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27-429页。
②《刘道璈禀省城东关外地方宽厂堪以建造机器房屋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43页。
③《札镇迪周署道筹办善后事宜》，《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26-527页。
④《徐州道详转陈胡恩燮拟办利国矿务招商章程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66页。
⑤《试办台糖遗利以浚饷源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五五。
①《巩秦阶唐道启荫洋据阶州禀报商民滋事厘局一案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13页。
②《病势增剧恳恩开缺回籍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九，页六四。

第三章左宗棠的文化思想
左宗棠说过，他"不为名儒，即为名将"，展示出其人生追求的价值取向，表明他是怀有当一"名儒"抱负的。左宗棠还常常以"一介寒儒"自称，也说明他把自己纳入通儒学的文化人圈内。左宗棠从幼年起便诵读《论语》、《孟子》，兼读《大注》，青少年时代一面学制艺，应科举，一面研学经世有用之书，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观。他对儒家学说尊崇备至，表示要"纳轨躬儒行"，强调"儒术盛而世教修"。他尤其重视程朱理学，决心"格以程朱为宗"。他将传统文化中精华部分的"通经致用"之说发扬光大，反复强调"穷经将以致用"，大力提倡实学，主张"实事求是"。因左宗棠所处时代的缘由，西学东渐的风风雨雨已对中国原有的以儒学独尊于思想文化界的结构予以冲击，左宗棠很快适应了新的文化氛围，反对当时居正统地位的"严夷夏之大防"，视西学力"奇技淫巧"、"雕虫小技"的思想，承继鸦片战争以来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阐发"中不如西，学西可也"的观点，形成了具有开放意识的新型文化观。

第一节"俗以程朱为宗"
左宗棠终其一生都服膺儒家学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左宗棠对儒学的两个主要流派宋学和汉学则是褒贬不一的。他对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学倍加尊崇，主张"恪以程朱为宗"，"以程朱为准"，"宗程朱以探原孔孟"。①他对汉学，特别是清代乾嘉年间盛行的以训诂考据为特征的汉学则多有微词，指出："自乾隆中叶以来，声音训诂校雠之习盛，士竞时局，逐声气，以搏击儒先为能，放言无忌。"②"近世士大夫专尚考证、训诂、书数之学，以窥隙攻难为功，至标立汉学名字号召后进，于书之言身心性命者相戒为空疏迂阔之谭，弃置不一顾。其甚者乃敢躬冒不匙，轻议先儒，及问以四子书义，不能答，尝以利害细故，颓乱而无所守。"③为此，左宗棠主张"箴汉学之膏盲，而一以朱子为归"，以实现"儒者传道报国之功"④，并达到"入宋儒之堂奥"⑤的目标。
左宗棠所尊崇的宋学是宋儒以理学为代表的义理之学。宋学产生和发展的大致脉胳是：北宋新王朝建立后，当时儒家的思想家们，在儒、释、道三家长期相互斗争、相互渗透的基础上，以孔孟学说为主，吸收各家之长，建立了以理学为名的新儒学。先有孙复、石介、胡瑗等"北宋三先生"首倡儒学，紧接着周敦颐提出太极图，邵雍发挥《周易》先天学，张载论气为万物本体，程颢、程颐兄弟大谈天理，以理为宇宙存在的根据。至此，游离孔子思想实际的新儒学体系基本完成，因为特别重视道或理，所以称为道学或理学。南宋朱熹以程颐的学说为主，吸收各家之长，建立了所谓程朱理学。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发挥孟子和程颐的学说，明代王守仁又发展了这个学说，建立了所谓陆王心学。在这两派之外还有张载、王廷相、罗钦顺等人的学说。①在理学几百年的发展史上，程朱派是主流派。②程朱理学具有理论创新和为统治者利用的双重效应。它发前人之所未发，遂别成为一时代之学术。③它作为由宇宙本体的"天理"，到完美人格的修养所组成的一个有机的学说体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官方的正统思想④，在宋、元、明三朝地位极尊。即使在清初出现了批判理学、复兴汉学的社会思潮，程朱理学在文化思想界的正统地位仍旧保持。康熙皇帝即有崇奖朱学之举。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皇帝特颁谕旨，将朱熹由孔庙两庑升祀大成殿十哲之次。康熙皇帝还在《朱子大全序》中称赞朱熹道："集大成而绍千百年绝传之学，……启愚蒙而定亿万世一定之规。"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在清代仍当作士人必修的教科书、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任何要想取得科甲功名的人不读此书是过不了关的，程朱理学对文人的影响可见一斑。
以"寒儒"自诩的左宗棠正是把程朱理学视为圭臬，在其一生中表现出对程朱理学是何等的顶礼膜拜。左宗棠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紫阳学统，弟何能窥其百一，然自六岁读《论》、《孟》时，即兼读《大注》。""九岁学作制艺，先子每命题，必令先体会《大注》，一字不许放过。"①紫阳学统，即朱熹理学的学统。②左宗棠在少年时代，就深受朱熹学说的熏陶。稍后，左宗棠在家塾和亲戚的学塾中分别找到广西理学家陈宏谋的五种遗规、河南理学家张伯行的《正谊堂汇刻》，对此细心研读。左宗棠十九岁时考入长沙城南书院。该书院与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并列为湖南三大书院，均为理学阵地。朱熹曾讲学于岳麓书院，自然对湖南士子沿袭的尊奉程朱之学风有极深的影响。左宗棠在城南书院受到了宿学名儒、书院山长贺熙龄的器重，被"诱以义理经世之学"③，左宗棠在书院也潜心"寻绎汉宋儒先遗书"。④左宗棠21岁时，于朋友"周铁樵裕梓案上，见正谊堂所刊儒先遗书十数种，中有清献陆先生《读朱随笔》一册，尝手钞以视贺侍御师及耦耕尚书"。①《读朱随笔》乃清朝康熙年间著名理学家陆陇其研究《朱子大全》的著作，该书对朱子之书"摘其精蕴，分条纂录，而各加案语以申之"②，在清代素为尊奉理学者所重视。左宗棠将此书逐字逐句地抄录下来，当作珍品送给贺长龄（耦耕尚书）、贺熙龄（贺侍御师）阅看，以示他对恩师教诲的报答，从这里也可看出左宗棠对程朱理学是多么的崇拜。左宗棠26岁主讲醴陵渌江书院时，依据朱熹编撰的《小学》，"撮取八则，订为学规，以诏学者。月朔望会订功课日记，为之引掖而督勉之"。③左宗棠48岁入官后，不仅以义理之学相标榜，还在为官治所大量刊刻理学著述，希冀于此来保住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他率楚军居江西婺源时，颇为自己能来到朱熹的故土而自豪。他说："婺源为朱子阙里，夙称文献之邦。"④在婺源，他下令以程朱理学教谕百姓，并同理学家夏炘"论学甚欢"。夏炘记述道："左公讲朱子之学，见余《述朱质疑》而善之。"⑤夏炘赠送给左宗棠"《小学》、《孝经》、《近思录》、《四书》四种，刻本极精"，左宗棠把这些书转交给在湖南家乡的儿子"好为藏之"，表示"若我治军之暇尚有余力，当翻刻《小学》、《孝经》、《四书》、《近思录》四种以惠吾湘士人。"⑥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以闽中为理学之邦，思有以"续闽学之绪"。闽学，即朱熹创立的理学学派，因朱熹大半生在福建讲学得名。清康熙朝理学家张伯行曾任福建巡抚，号清恪公，编有《正谊堂全书》，收入程朱学派之书55种500余卷，收录原则为"必须与程朱相合的话始行录入"。①左宗棠为自己能总督闽浙、莅官福建而自豪，认为这是他倡行闽学的大好时机，便在福州设立正谊堂书局，厘订重刊《正谊堂全书》。他在《创设正谊堂书局告示》中指出："曩者仪封张清恪公孝先生之抚闽也，与漳浦蔡文勤公闻之先生讲明正学，闽学大兴。清恪汇刻儒先遗书五十五种，扫异学之氛雾，入宋儒之堂奥。本爵部堂乡举以后，即得是刻残编读之，以未睹全书为歉。兹来清恪旧治，亟询是书，仅存四十四种，而鳌峰书院所藏版片蠹蛀无存矣。爱择省会文昌宫设正谊堂书局，饬司道筹款，就所存本先付手民开雕，余俟访寻续刻。书成散之各府县书院，俾吾闽人士得以日对儒先商量旧学，以求清恪、文勤遗绪。"②他还颁布了《正谊书局章程》，对刊刻《正谊堂全书》作了详细的规定，其中要求"分校者按卷先读一遍，校一过。将副本及别刊本再校一过。破蛀者补缀完善"③，以确保这套丛书的质量。该书从同治五年（1866年）开雕，至同治八年（1869年）竣工，成为宋儒理学著作之渊海。左宗棠为福州正谊书院写下联语，希望书院能培养更多的闽学后继者。
联语写道：
青眼高歌，异日应多天下士；
华阴回首，当年共读古人书。①
左宗棠在为此联作的按语写道："卅年前湘塾见正谊堂刻儒先书廿余种，心诚好之，以不得见全编为憾。持节来闽，访求清恪汇刻旧本，盖亦仅有存者。同治五年春，自粤班师回闽，开正谊堂书局，属同人搜致开雕，意将以此绪闽学之绪也。工未半，复奉西征之命。临行，同学诸子请数语志诸楹间，遂书此示之，并以为别。"②左宗棠在任陕西总督期间，还根据不同省区的地方文化特色推行他的主张。他在陕西强调恢复宋学的另一重要学派关学。关学为北宋张载创立的理学学派，因张载长期在陕西关中地区讲学而得名。二程弟子认为关学来源于二程的洛学③，杨时说："横渠之学，其源出于程氏，而关中诸生尊其书，欲自为一家。"④尊奉理学的左宗棠自然对张载的关学也倍加推崇。他在泾阳力主兴复学舍，即使"费至数千金，以惠寒畯"，也要"复勤旧业"，"将见儒术盛而世教修，关学遗风无难复振于今日"。⑤张载于儒家《六经》研究较深，关学即以此为特征。左宗棠在陕西和甘肃复刻《六经传注》，"但愿边方髦俊熟读深思，庶延关学一线，老夫亦不枉此一行也"。他指出："晚近读书，不知讲明义理，藏之心而体之身，但以之习章句，博科名，以求世俗所为富贵利达而已，此心何可令古昔圣贤见乎？"①左宗棠在督办新疆军务期间，针对民众"鲜明义理"的状况，刊刻发布了道光朝钦颁《敬阐〈圣谕广训·黜异端以崇正学〉韵文》，以此来提倡"正学"。左宗棠说："何为正学？今学校中所奉之先师孔子，乃我中国第一圣人。所传授的学问，皆是堂堂正正，无一毫偏倚，是以唤做正学。"他强调将崇正学的这篇韵文遍颁乡塾，"诚使乡塾子弟无不诵习，为父兄者更为之讲解详说，则吾民亿万年皆享升平之福矣。"他引用了程、朱的话，指出："程子尝言：'古诗简奥，欲别作诗令学者朝夕歌之，似当有助。'朱子亦言：'《曲礼》中所有韵语皆古人教小儿遗文。'恭读宣宗成皇帝钦颁《黜异端以崇正学韵文》一篇，并谕令乡塾童子诵习，与程、朱两大儒教人之意若合符节。"②
从上述内容来看，左宗棠对程朱理学确实达到了虔敬信服的程度。进一步考察他的思想渊源，可以看出左宗棠在以下五个方面直接继承了程朱理学的宗旨。第一，理气论。
在中国哲学中，理和气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指事物的条理、规律或准则，后者泛指一种细微的物质。程颖、程颐把理视为宇宙的最高本体，认为："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须是质诸天地、考诸三王不易之理。"①他们在论述理气关系时，不仅主张理在气先，还认为理是永恒存在的，而气则有生灭。朱熹继承并发展了二程的理气说，进一步认为理作为太极，是天地万物的本源。他说：
"圣人谓之太极者，所以指夫天地万物之根也。"②"所谓太极者，合天地万物之理而一名之耳。"③同时，朱熹虽然也认为理气不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④，但他仍强调理本气末。可见，程朱理学的理气论实质上是理本体论，它的理论作用显然在于论证封建制度的永恒性。左宗棠承袭了程朱理学的理气论，形成了为清王朝封建统治效力的世界观。他说：世有升降，升降者，运数使然，非道有隆污也。气有强弱，强弱者，禀赋使然，非道有异同也。是故就文而言，则朝代家数之分有之，至语夫道，则其原出于天，其是衷诸圣，亘古今来之易也。很明显，这段话的立意在于说明天理之道不可改变，道出于天，是不能更易的，与二程的说法相通。左宗棠还说："设位而以易行，是天地者易之门也，而以观于圣。无极往而太极出。当夫机椷未析，圣人原与天下共其本原。理所触而气以附，气所附而形以全。"①此说类似于朱熹的观点。第二，理欲观。
程朱理学的中心内容是把理欲观与天理论联系起来，使之成为其伦理文化的核心环节。程颢、程颐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以有天理也。天理之不存，则与禽兽何异矣。"②朱熹对此加以发挥，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他说："天理人欲，不容并立。"③"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④因此，朱熹主张"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宣扬"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⑤
程朱理学的理欲观是一种反人道的理论，它的作用是在于让人们放弃任何欲望，而听命于封建专制政权的统治，以"灭人欲"来维持封建主义的"天理"得以永存。左宗棠同样主张去人情之逸乐，而维护所谓的天理。他说：
人情耽于逸乐，当无事之时，觉眼前无复可虑，耳目口体之欲日盛，而天理日见其消亡，冥然顽然仅存入形而已。本然之善，具之生初，所谓性也。然四端初发，非忍则不能坚，非坚则不能达。善念之起，若存若亡，旋生旋灭，所谓务决去而必得者无有也。浮游其耳目，陷溺其心思，而善念日销，恶念日积矣。
这就是说，人的欲望日盛，"而天理日见其消亡"。要存天理，就须从忍、坚、善等做起。左宗棠还说："近日人心，只自私自利四字，蚀尽无他，学术不明，天理澌灭故也。"②比较程、朱与左宗棠的言论，其共同之处都是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主张存天理而灭人欲。所不同的是，程、朱所处的时代还在大谈天理，反对人欲，此说盛行于宋、元、明三朝。但经几百年的时代变迁，左宗棠所面对的则是人欲盛而"天理"亡的局面。于是左宗棠竭力主张倡程朱之学术，复兴濒临澌灭的"天理"，借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所以，左宗棠一生都以清朝的忠臣自诩，且受到清廷数十次颁谕嘉奖，是不足为怪的。第三，性与理。
性是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宋儒以前有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和由董仲舒开其端而经韩愈承其后的性三品说等等。程朱派理学家另辟蹊径，把性纳入理的范畴，以理为宇宙的本源，也以理为人性的本质，提出"性即理也"的观点，从而湮灭人性，去追求所谓的"理"。二程说："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①朱熹说："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②左宗棠则把性与道联系起来，提出"性受于天"，"道可见性，而性不外道"的主张，同程朱理学的"性即理"的论述并无二致。他说：
"性皆受于天。天无私于圣，降衷之所以有恒；圣不必求寄于天，率性之所以明道。……是人离性以求性，而性不存；圣本性以求性，而性无不存也，则存存之说也。而性功至矣，而道义出矣。盖性居夫道之先，道可见性，而性不外道。即见道，即见性，见道见性，即见易也。操修在一己，夫固有恃原而往者焉。性为义之本，义以成性，而性先有义。即见义，即见性，见义见性，即见易也。"③无论是左宗棠的性即道，还是程朱的性即理，都是把"道"或"理"作为"性"的本质来看待的。程朱即认为道、理、太极三名一实，均指宇宙的本原和规律，并对道赋予理学的道德准则，左宗棠论证"道可见性，而性不外道"的目的显然是要求在谈论人的本质这个"性"的概念时，要服从于封建统治这个"道"的规范。第四，"涵养须用敬"。
涵养，指人的身心道德方面的修养。程朱学派在论述作人之道方面，强调要"用敬"来达到致圣的目的。程颐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①意思是说人在身心道德修养方面要"持敬"，在读书方面要穷理而致知。左宗棠在道德行为的修养方面，多次引用程颐"涵养须用敬"的话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说：
宗棠自维气质粗驳，动逾闲则，年来颇思力为克治，冀少变化其旧。然而，消融不尽，乖戾时形，即或稍有觉察，旋自宽假，病根蟠固愈深，随处辄见。寻思致此之由，觉先儒"涵养须用敬"五字真是对症之药。现已深自刻励，严为课程，先从寡言、养静二条实下功夫，强勉用力。②
左宗棠在教导儿子读书写字时说："读书先须明理，非循序渐进，熟读深思不能有所开悟。""即如写字，下笔时要如何详审方免谬误。""程子作字最详审，云'此即是敬'，是一艺之微亦未可忽也。潦草即是不敬，虽小节必宜慎之。"③"儿志在读书，吾所深喜，然程予以玩物丧志为嗜书不知要者戒，亦所当知。"①第五，义利之辨。
义利之辨是关于道德行为和物质利益或功利关系问题的讨论。孔子提出"义然后取"和"见利思义"②的命题，强调"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③在义和利的问题上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然而，董仲舒却对孔子义利观的本义予以篡改，宣扬"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④二程和朱熹更把义和利对立起来。二程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人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圣人以义为利，义安处便是利。"⑤朱熹说："义者，宜也，君子见得这事合当如此，却那事合当如彼，但裁处其宜而为之，则无不利之有，君子只理会义，下一截利处更不理会。""小人只理会下一截利，更不理会上一截义。盖是君子之心，虚明洞彻，见得义分明。"⑥
那么，本书传主是怎样样看待义利之辨的呢？左宗棠在青壮年居家时期曾写过一篇《名利说》，对名与利的关系及利义之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
"天下员顶方趾之民无算数，要其归有二，日名也，利也。人率知之，能言之。然试察其志之所分与其途之所自，合则亦日利而已矣，乌有所谓名者哉！名有三，日道德之名，文章之名，一艺一伎之名。古人吾弗能知，吾思夫今人之于名。以道德名者，人因其道德而名之乎？抑己因其名而道德者也？或市于朝，或市于野，归于厚实已矣。以文章名者，亭林顾氏所谓巧言令色人哉？负盛名招摇下天，屈吾身以适他人之耳目，期得其直焉，不赢则又顾而之它尔。以一艺一伎名者，其名细，今之君子不欲居，然亦百工之事也。吾益人而不厉乎人，尽吾力食吾功焉，斯亦可矣。顾伎庸术劣，抑人炫己以求自利者又何比比也！徇私灭公，适己自便，此皆宋儒谢氏所谓小人儒者也，利也。夫恒情所谓求利者有其具，农之畔，工之器，商贾之肆，此以其财与力易之者也。此之所谓求利者亦有其具，不以其财，不以其力，以其廉耻易之而已。诗日："不素餐兮"，"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古人盖以为诧矣，今何以恬然若无足深诧，且相与睨而艳之，恤恤乎恐彼之不如耶？廉耻之道衰，嗜利之心竞。意其弊必有受之者，而非斯人之谓哉？"
从这篇《名利说》的内容分析，左宗棠对待名与利的基本看法有三点：其一，他对天下趋利忘义的社会现象深为担扰，试图以宋儒的理论去辨析义与利的关系。他认为天下虽有名和利两个概念，但根本的一个便是利字，为名也是为利，名与利"合则亦曰利"，"乌有所谓名者哉"。如那些以道德为名者，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了美德才得到名，也不是因为他们有了名便有好的道德，他们不过是"或市于朝，或市于野"，取得有道德之名完全是为了利。以文章名者同样以其"盛名招摇天下"，目的还是为了利。他们"徇私灭公，适己自便"都是嗜利忘义，他们都是来儒所说的"小人儒者也"。因此，左宗棠所担心的是"廉耻之道丧，嗜利之心竞"，只好搬出宋儒的"圣人以义为利"的古时丹。其二，左宗棠固然承袭朱熹之说认为一艺一伎之名"今之君子不欲居"，但重要的是，左宗棠对从事一艺一伎为业之人通过"尽吾力食功"表示赞赏，表明他对从事劳动所取得的名和利都是认可的。他指出"农之畔，工之器，商贾之肆，此以其财与力易之者"。他的这种名利观有利于农、工、商的发展。其三，左宗棠对于那些"不以其财，不以其利，以其廉耻易之"的求利者给予批评，并引用《诗经·伐檀》中的名言，指责不劳而获者采取卑劣的手段所得到的利。这与孔子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观点十分吻合。
当然，左宗棠在义利辨中不能不深深烙下以程朱为宗的痕迹，他在为官期间触及到义与名利的问题时，仍旧从程朱理学寻求理论依据。他说：
"程子云："一命之士，存心利物，于世必有所济。"不佞窃取此意，亦谓："一命之士，存心报国，于国必有所济。"唯存心为一已之私者无取焉。一己之私谓何？名也，利也。心在名利，则为私之念多，为公之念少；为私之念重，为公之念轻，天下将何赖焉？"
经过左宗棠的发挥，他把义升华到"存心报国"的高度来认识，这就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了。需要指出的是，左宗棠在义利之辨中，所反对的"利"是指那些以道德之名、文章之名取利的人，还有那些伎庸术劣抑人炫己以求自利者，以及那些不以其财和力而以其廉耻取利的人，这些人一心追逐名利，自然"为私之念多，为公之念少"，如此嗜利可以说是见利忘义。反而左宗棠对一艺一伎为名者以尽其力、食其功利的做法表示赞同。因此，不能把左宗棠完全说成是一个反对谈利的人。
左宗棠把名和利作为两个同一性质的概念加以论述，名和利的归结点为"合则亦曰利"。以往一些论者在关于左宗棠名利说中常常把"名"与"义"作为相同的概念来论述，认为"名"与"利"的关系即"义"与"利"的关系，这是不妥的。
从左宗棠的义利之辨来看，左宗棠指责的"名"与"利"是自私自利的利，是见私利而忘大义的利，这种利是不可取的。而对于可取的利，即在本书关于其经济思想一章中所论述的兴农业之利，振兴工商之利，挽回洋人夺去之利，等等，左宗棠则是大力提倡的。
①《南菁书院题额跋尾》，《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94、295页。
②《〈马征君遗集〉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51页。
③《陶文毅公节书冯定远〈杂录〉跋后》，《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78页。
④《〈马征君遗集〉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51页。
⑤《创设正谊堂书局告示》，《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50页。
①匡亚明：《孔子评传》，第382-38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②阎韬：《孔子与儒家》，第76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③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卷，第2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
④赵吉惠等主编：《中国儒学史》，第549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①《〈正谊堂全书〉卷首·与杨雪沧书》，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4、5页。
②由于朱熹的父亲曾读书于安徽歙县的紫阳山，朱熹居住于福建崇安时题名书房为"紫阳书室"，朱熹因此被学界奉为紫阳先生，其学派为紫阳学派。
③[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8页。
④《〈正谊堂全书〉卷首·与杨雪沧书》，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8页。
①《〈正谊堂全书〉卷首·与杨雪沧书》，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11页。
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③《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六。
④《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35页。
⑤［清］夏炘：《景紫堂集·自订年谱》。
①［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20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创设正谊堂书局告示》.《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50页。
③《正谊书局章程》，《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50页。
①《福州正谊书院》，《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71页。
②《福州正谊书院》，《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71页。
③洛学力北宋程颢、程颐创立的理学学派。因二程长期在河南洛阳讲学而得名。
④［宋］杨时：《杨龟山集》，卷五。
⑤《泾阳绅士姚德禀捐建泾千学舍请书匾额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155页。
①《岷州吕牧恕禀请颁发书籍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94-295页。②《黜异端以崇正学示》，《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68-571页。
①[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边书》，卷二。
②[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四。
③[宋]朱熹：《朱文公集》，卷七八。
④[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
⑤《答吴南屏》，《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二八。
①《会试文·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17页。
②［宋］程颢、程颐：《粹言》，卷二。
③［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五。
④［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
⑤［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
①《与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七，页二九。
②《答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四三。
①［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二二。
②［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
③《会试文·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18页。
①［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
②《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
③《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32页。
①《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65页。
②《论语·宪问》。
③《论语·述而》。
④《汉书·董仲舒传》。
⑤［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一、一六。
⑥［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二七、五一。
①《名利说》，《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43-244页。
①《光禄寺典簿陈彝爵禀由山西取道赴辕听候差遣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102页。

第二节"穷经将以致用"
穷经致用，通经致用或经世致用，是左宗棠文化思想中既与儒学传统相联系、又同近代社会实际相结合的"务实"思想。
孔子收徒授学，号称弟子三千，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培养了一批经邦治国的有用人才，这固然与孔子的谆谆教诲有关。他对弟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亦奚以为？"①他还注重道德教育，主张"博学于文"②和"行己有耻"③，提倡学与行的结合。这便是孔子创立原始儒学所倡导的学以致用的学风。
孔子之后，儒学在其两千年的发展史上，可谓学派林立，各有其说，致使孔子思想的原貌被其崇拜者在阐释过程中改变了原有的形态。尤其是宋明理学大谈天理、理欲、人性、心性，抽象化地把孔子倡导的经世意图演绎到空疏清谈，脱离了儒学经世的轨道。于是，明末清初特别是有清一代，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通经致用思潮滥筋与勃兴的新格局。
清初大儒顾炎武上承晚明思想家高攀龙"学者以天下为任"④、"徐光启"率天下之人而归于实用"⑤的主张，以"天下兴亡，匹夫固宜有责"自勉，楬著"经世致用"的徽帜，以"其意气魄力，自足以领袖一代之风尚矣"。①顾炎武的文化思想以"崇实致用"的实学思想为特色。他摈弃"明心见性空言"，代以"修己治人之实学"②，主张"凡文之下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③，强调"务本原之学"。④他针对明代"言心言性"，"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的空疏浮泛学风，重新发挥了孔子"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积极思想，将其实学思想建立在博学与行己相联系的基础之上，并以此为"圣人之道"来鼎力倡导。他指出：
所谓圣人之道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他认为只有做"行己有耻"的有本之人和治"博学于文"、"好古而多闻"的务实之学，才能达到"圣人之道"的境界。
与顾炎武同时代的黄宗羲、王夫之也提出了通经致用的思想。黄宗羲主张"治天下，为民用"，强调"经世应务"，认为"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①王夫之同样认为研究学术是为了"述往以为来者师"，以实现"经世之大略"。②顾、黄、王的主张在清初形成了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健实学风。
顾炎武在治学方面，主张复兴汉代的经学，提出"理学，经学也"③的新说，强调"治经复汉"，指出："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④当然，顾氏所复兴的经学不是以阐发经文微言大义为特色的今文经学，而是以对经文进行考据和训诂为特色的古文经学，他"治音韵为通经之纶，而通经为明道之资。明道即所以救世，亭林之意如是"。⑤他"学有本源，博赡而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未，参以佐证，而后笔之于书"。⑥他是以"通经致用"为目的开创清代以考证之法研究经学的大师。
然而，在清乾隆、嘉庆年间继顾氏而起的以振兴汉代古文经学相标榜的汉学家们，固然沿袭了顾炎武等人倡导的考证、训诂的朴实治经方法，并且在学术研究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乾嘉之际所兴盛的以考据学力特征的清代汉学，又使得这些汉学家们面对故纸，专重名物的考究、文字的训诂和典章的钩稽，却抛开了顾氏崇实致用的治学之本。他们"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①，致使乾嘉汉学在经世的功能方面几乎误入"万马齐暗"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但是，清朝的统治自乾隆中后期起开始由盛转衰，嘉道之际社会危机不断加剧，这又不能不使许多学者重新审视儒学经世致用的内在价值，主张冲破汉学脱离实际、繁琐考据的藩篱。于是，自嘉庆未至道光、咸丰年间，在学术文化思想领域，出现了今文经学批判汉学和宋学抨击汉学以重振经世致用实学的两条思想脉络。今文经学派主张"引经致用"，以刘逢禄等人开其先，其弟子龚自珍、魏源等人承其后。魏源指斥汉学"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②治宋学者批驳汉学"驳杂细碎"，从恢复理学正统地位和反对"汉学专制"的角度，试图通过提倡义理之学和经世实学来达到挽救清朝衰世的目的。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基本上沿顺着这条路径而走上了经世致用之途。
前面谈到，左宗棠主张"恪以程朱为宗"，表明他是以宋学为圭臬的。左宗棠的义理、经世之学得力于他的老师贺熙龄的诱导。道光年间宋学家唐鉴曾这样评价贺熙龄："君掌教城南，辨义利，正人心，谕多士，以立志穷经为有体有用之学。"③左宗棠在城南书院师从贺熙龄，贺对"其教诸生，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于左"尤加器异"。①贺熙龄对左宗棠从学所获深为赞赏，他说："左子季高，少从余游，观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察其进退言论，则循循然有规矩，而下敢有所放轶也。余已心异之。"②贺还作诗对左评述道：
六朝花月毫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
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
贺在该诗的自注中称："季高近弃词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③左宗棠从顾炎武的崇实致用思想中汲取了养分。他17岁时便从书肆中购得顾氏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悉心研读，"于可见之施行者，另编存录之"。④他在义利之辨中，认为那些皓首穷经以"文章名者"而"招摇天下"的人，即是"亭林顾氏所谓巧言令色人哉"。⑤他对吴立纲"以朴学称"，"尝手抄《史》、《汉》、《文选》及顾氏《日知录》"⑥的做法深表赞许，并在自己为官期间对"名儒顾亭林先生在明季时饱经忧患，所著《日知录》"中的经世之方予以实践。左宗棠承继了以今文经学谈经世致用的龚自珍、魏源的思想，其中他尤对魏源推崇备至。他说："道光朝讲经世之学者，推默深与定庵，实则龚博而不精，不若魏之切实而有条理。近料理新疆诸务，益叹魏子所见之伟为不可及。"②左宗棠居家时，对家中所藏由魏源编辑的旨在"备矇诵，知民务，集群虑，研几微，究中极"③的《皇朝经世文编》进行了反复认真的研读，"丹黄殆遍"。他致书陶桄说："多读有用之书，讲求世务。《皇朝经世文编》、《五种遗规》两书，体用俱备，案头不可一日离也。"④他被魏源所著《圣武记》和《海国图志》深深吸引，认为："默翁《圣武记》序次有法，于地道、兵形较若列眉，诚著作才也。后四卷附武事余记，其谈掌故，令人听之忘倦。"⑤而"《海国图志》一书，尤足称也"。左宗棠穷经致用的思想是建构在对乾嘉汉学专重训诂、考据进行批评基础之上的。他指出：
"夫穷经将以致用也，而或泥于章句训诂之学，捃摭遗义，苏索经余，前人所弃，后复拾之，纵华辨之有余，究身心之何补？或好为诡异凿空之论，影借旧闻，创为新学，古人所无，今故矫之，既隐怪之可伤，复源流之不辨。若是者博士赏之，纯儒羞之，曲学主之，至人辟之，职是之由也。方兹文教幸彰，典籍明备，洞本澈原，超汉轶宗。士生斯时，有不濡染圣化而振启版蒙者哉！"
左宗棠十分重视儒术的经世作用，他曾作诗抒发了这个方面的情感。他说：
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儒术策治安？
国无苛政贫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
天下军储劳圣虑，升平弦管集诸官。
青衫不解谈时务，漫卷诗书一浩叹。
他还写诗道：
犹作儿童句读师，生平至此乍堪思。
学之为利我何有？壮不如人他可知。……
只恐微才与世疏，圣明何事耻端居。
河渠贾让原无策，《盐铁》桓宽空著书。
学道渐知箴快犊，平情敢妄赋枯鱼。
幽闲岁月都无累，精舍优游乐有余。
幽闲岁月都无累，精舍优游乐有余。从左宗棠的这些诗句来看，他是怀抱着以"儒术策治安"和"谈时务"的雄心壮志的。他对学不为利、学"与世疏"的"空著书"现象表示不满，认为学了儒术而对治国之方"原无策"，实乃幽闲岁月"耻端居"。左宗棠对读书与致用的关系极为重视。在左宗棠的家书中，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可以说俯拾皆是。左宗棠指出：
"读书更要勤苦，何也？百工技艺及医学、农学，均是一件事，道理尚易通晓。至吾读儒书，天地民物，莫非己任。宇宙古今事理，均须融澈于心，然后施为有本。"
他告诫其长子左孝威说："尔今年小试，原可不必，只要读书明理，讲求作人及经世有用之学，便是好儿子，不在科名也。③非多读经书，博其义理之趣，多看经世有用之书，求诸事物之理，亦不能言之当于人心也。尔初学浅尝，固宜其视此太易。今岁并未见尔寄文字来，阅字画亦无长进，可见尔之不曾用心读书，不留心学帖，乃妄意幸博科第，以便专心有用之学，吾所不解。……且尔欲为有用之学，岂可不读书？欲轰轰烈烈作一个有用之人，岂必定由科第？汝父四十八九犹一举人，不数年位至督抚，亦何尝由进士出身耶？当其未作官时，亦何尝不为科第之学，亦何尝以会试为事。今尔欲急赴会试以博科名，欲幸得科名以便为有用之学，视读书致用为两事，吾所不解也。①"
左宗棠与同时代的通经致用学者都主张学习与实践相结合，提倡"力行"。魏源说："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俱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②曾国藩认为："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③左宗棠指出："所谓识字者，非仅如近世汉学云云也。识得一字即行一字，方是善学。终日读书，而所行不逮一村农野夫，乃能言之鹦鹉耳。纵能掇巍科、跻通显，于世何益？……务实学之君子必敦实行，此等字识得数个足矣。"④他还指出："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⑤
左宗棠主张恢复实学和提倡"实事求是"精神，批评了空读书、空著书和不切实际的空疏学风。他指出："近人著书，多简择易成而名美者为之，实学绝少。仆近阅新书，殆不啻万卷，赏心者不过数种己耳。学问之敝，人才之衰，此可概见。"①"所贵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学作圣贤，不在科名一路，如果是品端学优之君子，即不得科第亦自尊贵。若徒然写一笔时派字，作几句工致诗，摹几篇时下八股，骗一个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究竟是甚么人物？……近来时事日坏，都由人才不佳。人才之少，由于专心做时下科名之学者多，留心本原之学者少。"②因此，他强调"多看经世有用之书，"主张"士之有意用世者，盖欲行其志"③，并身体力行地运用"实事求是"的思想，以此作为自己军政实践的指针。他在筹办台湾防务的奏折中指出："募练水兵，以求实效，必须镇道得人，同心共济，而部中不复以旧制相绳，庶几实事求是，而船政可举也。"④他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内设船政学堂，亦取名"求是堂艺局"。他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病逝于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任前，仍念念不忘他说："上下一心，实事求是，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⑤可见左宗棠一生都是以经世致用力已任的。
左宗棠经世思想的核心是"穷经将以致用"。诚如他自己所说："吾读儒书，天地民物，莫非己任"，展示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他把读经求知的范围展拓到面向社会的不同领域，最终目的是为了"致用"。
左宗棠对地理学有较深入的研究。他认真阅读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齐召南的《水道提纲》，均是为了日后待机"施行"。他对绘制地图颇感兴趣，认为以往的地图由于时代的变迁、疆索沿革的变化已不适用，便"拟先作皇舆一图，计程画方。方以百里，别之以色，色以五物，纵横九尺。俟其成，分图各省，又析各府，各为之说。再由明而元而宋，上到禹贡九州。此图为之本，以诸史为之证"。其目的是"以志绳史，以史印志"。①左宗棠鉴于"近人著书，多简择易成而美名者为之，实学绝少"的状况，按照顾炎武"著书不如钞书"②的古训，模仿顾氏纂辑《日知录》的办法，钞录了《畿辅通志》、《西域图志》以及各直省通志，"于山川关隘，驿道远近，分门记录，为数十巨册"，③以图"以史印志"。左宗棠说他"从事地学图说，拟于山川道里、疆域沿革外，但条列历代兵事而不及形势，盖以地无常险，险无常恃，攻守之形，不可前定。"④左宗棠在给总理衙门的咨札中指出："查地理之学，百闻不如一见。近时地方文武所呈各辖舆图，率皆照据旧本临模，于地方道里、方向、曲直、广袤、山之险夷、水之深浅均无体会，惟填用颜料，模山范水以取美观，究竟地之真形全不相台，若此与俗画山水何以异乎？……惟康熙、乾隆年间内府舆图最为精当，虽未开方计里，而山水方向、道里远近较为确实，顾外间绝少流传，无从稽览。"①因此，他建议县、府、道重新各绘舆图，以避免"地失真形，难于省览"。左宗棠的地理学知识为其在军事上的突出成就奠定了基础。正如他自己所说："吾频年兵事，颇得方舆旧学之力。"②
农学是左宗棠经世之学中的主要部分，他生长在以耕读为业的"寒素"之家中，终生对"农书探讨颇勤"，"自负平生以农学力长"。③他居乡时常"巡行陇亩"，对"平日所讲求者试行"于田间，作《广区田图说》，推行区田耕种之农作法，编写《朴存阁农书》，"以诏农圃"，以重实学。他为官后，仍注重农学的实用价值，在浙江、福建、甘肃、新疆、江苏等地着意发展农业。诚如他所说的："入浙以后，兼及荒政、农学，大都昔时偶有会心，故急时稍收其益，以此知读书之宜预也。"④
左宗棠把对清朝典章制度的探研同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务之学紧密联系起来。荒政、盐政、漕运、河工历来被视为社会的"大政"，左宗棠把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称作时务之学。他指出："睹时务之艰棘，莫如荒政及盐、漕、河诸务。将求其书与其掌故讲明而切究之，求副国家养士之意，与吾夫子期许之殷。十余年外，或者稍有所得乎？"⑤他于道光年间在陶澍家教书的七年时间内，曾饱读陶家所藏为数甚丰的有关治理荒政、盐政、漕运、河务的典籍。对此，左宗棠的好友胡林翼曾说："左孝廉品高学博，性至廉洁。在陶文毅公第中读本朝宪章最多，其识议亦绝异。其体察人情，通晓治体，当为近日楚材第一。"①
对中国边塞和海疆的研究构成左宗棠经世致用思想的又一主要内容。道光年间的文化思想界，曾出现过研究边疆史的小热潮，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蒙古图志》，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新疆识略》，沈垚的《新疆私议》，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北徼汇编》可谓其代表作。其中，龚自珍对新疆的研究颇具功力，提出于新疆设置行省的建议，并有"五十年中言定验"②的预见。此时的左宗棠同样注意对西域边塞的研究，他在诗中指出：
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
橐驼万里输官稻，沙碛千秋此石田。
置省尚烦它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
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
左宗棠写这首《燕台杂感》诗47年后，他于光绪六年（1880年）第四次奏请新疆建置行省，并在答陶桄的信中说："来书述癸巳《燕台》旧句，于置省开屯时务已预及之。五十年间志愿，到今尚行之不尽。而当时相与商榷之友朋，无一存者矣。道光朝讲经世之学者，推默深与定庵。"①龚自珍与左宗棠于新疆置省的建议一脉相承。左宗棠同样注重对海防的研究。他"自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国朝志乘、载记、官私各书，有关海国故事者，每涉猎及之，粗悉梗概"。②这样，在左宗棠的经世致用之学中又增添了新的内容，这就是对"海国故事"的了解与探索，左宗棠步林则徐、魏源之后，在他们"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启迪下，强调"中不如西，学西可也"，走上了学习西方的经世新途。
①《论语·子路》。
②《论语·颜渊》。
③《论语·子路》。
④［明］高攀龙：《与李肖甫》，《高子遗书》，卷八。
⑤［明］徐光启：《几何原本杂议》，《徐光启集》，卷二。
①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146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②［清］顾炎武，《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日知录》，卷七。
③［清］顾炎武：《与人书》，《亭林文集》，卷四。
④［清］顾炎武：《与周籀书书》，《亭林文集》，卷四。
⑤［清］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亭林文集》，卷三。
①［清］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鲒埼亭集》，卷一一。
②［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
③［清］顾炎武：《与施愚山书》，《亭林文集》，卷三。
④［清］顾炎武：《与人书》，《亭林文集》，卷四。
⑤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134页。
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日知录提要》。
①［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4页。
②［清］魏源：《武进李申耆先生传》，《魂源集》上卷，页三五九。
③［清］唐鉴：《御史贺君墓志铭》。
①［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8页。
②［清］贺熙龄：《寒香馆文钞·左斐中像赞》。
③［清］贺熙龄：《寒香馆诗钞·舟中怀左季高诗》。
④［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7页。
⑤《名利说》，《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43页。
⑥《吴县吴君家传》，《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98页。
①《醴泉县孟令丕荣禀遵雇车辆移送咸阳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87页。
②《答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一八。
③［清］魏源：《〈皇朝经世文编〉叙》，《魏源集》，上册，第156页。
④《与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一○。
⑤《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三九。
⑥《答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一八。
①《会试文·癸已科第一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06-407页。
②《癸巳燕台杂感八首》，《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56页。
①《二十九岁自题小像八首》，《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57页。
②《与孝威孝宽》，《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9页。
③《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1页。
①《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88-89页。
②［清］魏源：《默觚上·学篇二》，《魏源集》，上册，第7页。
③《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家书，第1册，第40页。
⑤《左氏家庙》，《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69页。
①《与罗研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三六。
②《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9-20页。
③《吴县冯君家传》，《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300页。
④《筹办台湾吏事兵事请责成新调镇道经理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147页。
⑤《左文襄公实录》，第1册，第9页。①《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至二。
②［清］顾炎武，《钞书自序》，《亭林文集》，卷二。
③［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16页。
④《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八。
①《咨复总理衙门绘具舆图情形》，《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74页。
②《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85页。
③《与谭文卿》，《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九，页六一。
④《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85页。
⑤《上徐熙庵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
①［清］胡林翼《启程晴峰制军》，《胡文忠公遗集》，卷五四，页一四。
②［清］龚自珍《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第516页。
③左宗棠：《癸巳燕台杂感八首》，《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56页。
①左宗棠：《答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一八。
②《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64页。

第三节"中不如西，学西可也"
近代中国，面对着西学东渐、西力东侵的挑战，思想文化界逐步形成了摈弃闭关自守的旧习、冲破华夷之辨的羁绊而倡导向西方学习以图御侮自强的新的文化氛围，鸦片战争时期的开眼看世界思想实为近代向西方学习思潮的嚆矢。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道光十九年（1839年），他初到广州，便"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③，加以研究，目的是"知己知彼"，把握外国的情况。不久，林则徐将翻译的外文书报编成《四洲志》草稿，介绍了世界各大洲的情况。林则徐的这一举动，在当时举世昏昏，对世界大势蒙昧无知的闭塞状况下，无疑给中国打开了一扇眺望世界的窗口。接着，魏源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依据《四洲志》及其它材料，编成《海国图志》50卷本，继而又在道光二十六七年（1846-1847年）间增订为60卷，咸丰二年（1852年）扩充为100卷，刊于扬州，该书成为比较完整地介绍世界史地的力著。徐继畬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写成《瀛环考略》，在此基础上又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在福州刊刻了《佩环志略》，是书简洁明了地叙述了世界各国的地理方位和历史沿革等。梁廷枬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于广东刊行了《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合省国说》、《粤道贡国说》，又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完成了《兰偶说》，四种书合刊为《海国四说》，介绍了中外通商和美、英等国的情况。姚莹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刊刻了《康輶纪行》，书内涉及英、法、俄、印度等国史事，并绘有中外四海舆地图。开眼看世界思想的出现，反映了中国人对待外部世界的冷漠态度开始扭转，表明中国人对待世界知识由被动接受转向主动探寻，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①尤其是这种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同抵御外侮的现实紧密联系起来，更使得由此发展而来的向西方学习的社会思潮赋予了新的时代特色。林则徐开"师敌长技以制敌"思想之先河。对此，魏源作了精辟的概括：林则徐奏言"中国造船铸炮，至多不过三百万，即可师敌长技以制敌。"①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正是对林则徐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就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后，本书传主在远离广东沿海有千里之遥的湖南内地乡村，竟不谋而合地也在依据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以及清朝的志乘、载记和官私各种图书来考察"有关海国故事者"。他认为："敌之所恃，专在火炮，能制其长，即可克日蒇事。"②但左宗棠对如何才能"制其长"所提出的办法还不是"师夷长技"，而是要在城根安放"水簾、丝纲、生牛皮各物为之障蔽"。③同时他的外国史地知识是很肤浅的，甚至认为"米里坚即明之洋里干，西海中一小岛耳。乃亦严然以敌国自居，思踵英人故辙，实力可笑"。④显然，他把米里坚（美利坚）视为海中一小岛，采取藐视的态度，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究其原因在于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确实限制了人们的视野，而且左宗棠身处内地乡间，也不能像林则徐，梁廷枬在广东、徐继畬在福建、魏源在江苏、姚莹在台湾这些地处东南沿海省区得风气之先。但是，此时的左宗棠能够去主动探索有关海国故事，并试图能"制其长"，表明他与那些率先开眼看世界的人们具有异曲同工的内在联系。
左宗棠能够对世界大势有进一步的了解并坚定向西方学习的决心和勇气，概得力于魏源的《海国图志》。从史料来看，左宗棠未谈及他何时读到《海国图志》。但从他对《海国图志》的评价和他同贺熙龄的交往来分析，他在道光末年有可能读到了这部书。左宗棠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曾向贺熙龄函索《圣武记》。魏源将《海国图志》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呈送给贺熙龄。这样，左宗棠从贺熙龄处借阅《海国图志》是有较大可能性的。左宗棠对《海国图志》赞叹不已，他说："默深《海国图志》于岛族大概情形言之了了，物形无遁，非山经海志徒恢奇可比。"①他还认为魏源的《海国图志》"切实而有条理，近料理新疆诸务，益叹魏子所见之伟为不可及。《海国图志》一书，尤足称也"。②光绪元年（1875年），魏源族孙甘肃平庆泾固道魏光煮重新刊刻《海国图志》，请左宗棠为是书作序。左基于对魏源的崇敬心理，在"序"中写道：
海上用兵，泰西诸国互市者纷至，西通于中，战事日亟，魏子忧之，于是搜辑海谈，旁摭西人著录，附以己意所欲见诸施行者，俟之异日。呜呼！其发愤而有作也。
左宗棠还认为他在同治年间即实践了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说："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其长亦差与西人等。……器之精光淬厉愈出，人之心思专一则灵，久者进于渐也。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
足证左宗棠是《海国图志》的热心读者和实践者。魏源的《海国图志》100卷本共80余万言，有地图75幅，西洋船炮器艺图式57页，是19世纪中叶中国以至东亚内容最丰富的世界知识百科全书。②魏源的这部书具有"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作用，为中国人从全新的角度认识世界和进行"师夷长技"的观念转换有着积极的意义。正如魏源所说：《海国图志》"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③然而，这部不同于过去海图之书的新著，在鸦片战争后的20余年中并未受到朝野的重视。与魏源同样注重了解外国情势的姚莹不无感慨地指出，《海国图志》因其广泛地介绍世界而有"犯诸公之忌"。④这样，清朝的统治者依然昧于世界大势而自安自得，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只能束之高阁。
诚如左宗棠所指出："百余年来，中国承平，水陆战备少弛，适泰西火轮车舟有成，英吉利遂蹈我之瑕，构兵思逞，并联与国，竞互市之利，海上遂以乡故。魏子数以其说干当事，不应，退而著是书。其要旨以西人谈西事，言必有稽；因其教以明统纪，征其俗尚而得其情实，言必有论。所拟方略非尽可行，而大端不能加也。书成，魏子殁。甘余载，事局如故。
可见，清朝闭关锁国国策对人们心理文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而左宗棠能对《海国图志》备加推崇，表明他是有胆有识的，他同魏源在学习西方问题上是有共鸣的。他从对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等"以中土人谭西洋"转向对《海国图志》"以西人谈西事"的追求，标志着他学习西方的文化思想的不断深化。左宗棠不仅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想继承者，而且他对《海国图志》的重视程度也是其它洋务派要员所不及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举办洋务运动时都主张"借法自强"。但在曾国藩的所有著述中，从未有过他曾翻阅《海国图志》的记载。李鸿章固然说过"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②的话，他却不能像左宗棠那样把兴办洋务工业称作"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因此，曾国藩似乎对《海国图志》抱着不屑一顾的心态，李鸿章则在"制夷"方面打有折扣。许多论者认为曾、李不是魏源思想的继承者，有其一定的道理。而左宗棠作为洋务派的要员，直接继承了魏源于《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制夷"的思想，是勿庸置疑的。
左宗棠在创办福州船政局的上奏中系统地阐述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他说："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有能傲以无也。"他通过西洋各国"互相师法"和中国已落后于世界大势的事实批驳了顽固派讥讽向西人学习造船为"失体"的论调，并巧妙地对所谓本末观进行了恰如其分的阐释，论证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引进现代化的机器生产并不是"失体"。他指出创办船政局，雇佣外国员匠教造轮船，是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始则忧其无成，继则议其多费，或更讥其失体"，这是他已料到的事情。对此，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防海必须使用海船，而过去乃至目前中国海防所依恃的帆蓬舟揖无法与外国的轮船相比。西洋各国与俄国、美国等国，数十年来讲求轮船的制造，"互相师法，制作日精"。就连东洋的日本也开始购买西方的轮船，拆视仿造末成，便派遣留学生赴英国"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制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东洋轮船亦必有成"。唯独中国对仿造轮船不予重视。鉴于由外国代造轮船和英中联合舰队事件的教训，无论是代造还是购雇轮船都是不适宜的。他指出中国自广东、福建而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盛京以迄东北，大海环其三面，"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那么怎样才能保住海疆的利权呢，他形象地比喻了落人之后的情形：
"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继之，左宗棠对传统的本末观进行了辨析：均是人也，聪明睿知，相近者性，而所习不能无殊。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姑置弗论可耳；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较著者也。"
左宗棠的这段话是很有分量的。它切中了中国士大夫空言义理，将智慧运用于"虚"的要害。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个妨碍社会发展的因素即是把义理视为本，将艺事看成末，且反复强调重本抑末。冥顽不化的守旧者常常也以此为护符，对学习西方的艺事横加攻击，以为这是"失体"，乃大逆不道。左宗棠尽管说中西方为"本"为"末"各是其是，两不相喻，而实际上他是对外国将其"聪明寄于实"和"以艺事为重"表示赞同的。他反对顽固派把艺事同义理完全割裂开来的观点，认为讲义理者也应当成为执艺事者。他承认中国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迎头赶上的唯一办法即是"藉外国导其先"，防止"外国擅其能"。左宗棠还反驳了守旧者那种认为造船糜费太多的论调，指出：
"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纵令所制不及各国之工，究之慰情胜无，仓卒较有所恃。且由钝而巧，由粗而精，尚可期诸异日，孰如羡鱼而无网也！"经过一番论述，左宗棠认为仿造轮船不为"失体"。他说："至以中国仿制轮船，或疑失体，则尤不然。无论礼失而求诸野，自古己然。即以枪炮言之，中国古无范金为炮施放药弹之制，所谓炮者，以车发石而已。至明中叶始有"佛郎机"之名，国初始有"红衣大将军"之名。当时得其国之器，即被以其国之名。……近时洋枪、开花炮等器之制，中国仿洋式制造，亦皆能之。炮可仿制，船独不可仿制乎？安在其为失体也？"
这里，左宗棠并不是单纯地翻翻古时丹，而是为其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找些历史的依据。这样，左宗棠提倡学西，就不能不对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作出新的判断与界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有"道"、"本"、"体"与"器"、"末"、"用"这些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其中"道"与"器"是就事物的本体而言，《易经·系辞》中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说，"道"即指事物的道理，"器"即指客观事物；"本"与"末"按事物表现的形式划分，"本"指事物的主导形式，"末"指事物的从属形式；"体"与"用"则是兼二者有之。由于西学东渐的结果，中国思想文化界把这一组关系套在中学和西学上面，形成了中学力"道"、"本"、"体"，西学力"器"、"末"、"用"的概念。于是，顽固守旧者强调的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维护中国纲常名教的正统地位，把西学视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认为引进西学乃为"失道"、"失体"。因此，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派要引进西学，也不能不对"道"与"器"、"本"与"末"、"体"与"用"进行新的阐发，以便为"师夷长技"提供理论依据，摆脱守旧势力的攻击。咸丰十一年（1861年），冯桂芬（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率先提出这个方面的主张。他说："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又善哉！"①此后，一些洋务论者于19世纪70-80年代从不同的角度表述了这一思想。王韬指出："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②薛福成认为："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惮西人不敢蔑视中华。"③郑观应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①到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系统地阐发了这一理论，提出"旧学力体，新学力用"八个字。这是晚清关于中学与西学关系的"中体西用"论发展的大致状况。左宗棠在怎样对待中学和西学问题上，同样离不开谈"道"与"器"、"本"与"末"、"体"与"用"的关系，他实际上是"中体西用"论的倡导者。
如前所述，左宗棠于19世纪60年代中期在创办福州船政局的上奏里，在论述了"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之后，紧接着强调指出："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对这一句话，可以引伸理解为：从事作为"末"的艺事者不能舍弃义理之学这个"本"，而讲求作为"本"的义理之学者也绝不能轻视遗漏艺事这个"末"。也就是说要"本末兼顾"，"明体达用"。19世纪70-80年代，左宗棠进一步阐述了"道"、"本"、"体"与"器"、"末"、"用"的关系，其思想不断深化。他在光绪元年（1875年）所撰《（海国图志）序》中说：
"泰西弃虚崇实，艺重于道，官、师均由艺进，性慧敏，好深思，制作精妙，日新而月有异，象纬舆地之学尤征专诣，盖得儒之数而革其聪明才智以致之者，其艺事独擅，乃显于其教矣。"
西方各国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得益于其"弃虚崇实，艺重于道"。左宗棠能意识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光绪十年（1884年），左宗棠在《艺学说帖》中论述了"艺事"与"道"的关系问题。他首先旁征博引阐明了行艺事的好处，指出：
"艺事系形而下者之称，然志道、据德、依仁、游艺，为形而上者所不废。《经》称工执艺事以谏，是其有位于朝，与百尔并无同异。况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请邦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竞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宗棠在闽浙总督任内时，力请创造轮船，并有正谊堂书局、求是堂艺局之设，所有管驾、看盘、机器均选用闽中艺局生徒承充，并未参杂西洋师匠在内。洋人每言华人明悟甚于洋人，亦足见其言之不诬也。见闻广东正绅多延访深明艺事者课其子弟。此风一开，则西人之长皆吾华之长，不但船坚炮利可以制海寇，即分吾华一郡一邑之聪明才智物力，敌彼一国而有余。……此言艺学之宜行也。"
接着，左宗棠阐述了"道"与"艺"的关系。他说："缘古人以道、艺出于一原，未尝析而为二，周公以多材多艺自许，孔子以不试故艺自明。是艺事虽所兼长，究不能离道而言艺，本末轻重之分固有如此。"显然，左宗棠是通过把艺事纳入自强之策，来实现"西人之长皆吾华之长"的目的。他尽管从古代经典和先王圣人那里引出道与艺并举的范例，但其归结点仍然是强调"不能离道而言艺"，道与艺的关系依然是"本末轻重之分"。他的这些主张与"中体西用"论并无二致。
左宗棠在学习西方文化过程中的道器、本末、体用观在19世纪60-80年代是有积极意义的。这种思想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它较早地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联系起来考察，形成了适应于近代社会发展的中西合璧的新型文化观。它说明西学也可以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服务，有利于清朝的统治，这就为西学在晚清的传播找到了一条为朝野能够基本接受的特殊的门径。它给予长期以来清朝统治集团昧于世界大势、视西方长技为"奇技淫巧"的封闭状态以一定的冲击，对那些敢于突破"视洋务为畏途"观念、勇于把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己任的人们给以保护。正如主张"中本西末"、"中主西辅"的郑观应所说："今之自命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②由此可见，包括左宗棠在内的"中体西用"论者不无提防顽固派对他们提倡西学横加指责的用意。当然，"中本西末"、"道本艺末"、"中体西用"观又限制了他们学习西方的范围，左宗棠也无法摆脱这一历史的局限性。
左宗棠学西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器物文化①方面，即从器物上承认中国不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步，把西方的艺事置于所学的范围之内。在左宗棠看来，外国的"长技"主要有轮船、火器、机器、开矿、电报、铁路以及语言、文字等。对此，他多有述及。
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在创办福州船政局的过程中，除了主张仿造轮船外，他还指出："如虑机器购觅之难，则先购机器一具，巨细毕备，觅雇西洋师匠之俱来。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巨，化一为百。……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②他建议在福州船政局内设立学堂，其目的是，"习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展转授受，传习无穷耳。故必开艺局，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后西法可衍于中国。"③
同治十三年（1874年），左宗棠致函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谈了他对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艺事的看法，指出：
"窃维义理之学广大精深，故虽毕生穷研，不能罄其蕴。至艺事则数可考，象可求，重聪明不重神智，但有己事可以起悟，勤者能精，不必效法他人之长，成功则一耳。艺局生徒赴各国游学，以扩闻见长识解，自题中应有之义。愚见布洛斯近出后膛螺丝开花大炮，精妙绝伦，最为利器，弟亲临试放，数百出，知其命中致远，实为洋中所罕见。似可乘遣赴各国之便，亦到布洛斯讲习制炮造子诸法。……泰西各国艺事有益实用者，火器而外，水器为精。西北水利不修，农功阙略，关陇同病，陇又甚焉。如今艺局生徒到各国时留心研究，择其佳者携至中土，照式制造，裨益实多。"
光绪五年（1879年），左宗棠又谈到开河机器的长处。他说："大抵泰西水器有稗实用，为中土急宜仿效之事。此时仿效制造，必选材质与之相近、学艺已有几分者为之先导，庶几易睹成功。将来传其法于中土，华人可以互相师法，无须洋匠教习，则与福建轮船局同功矣。"光绪六年（1880年），左宗棠再次论述学习西方坚船利炮的好处，对中国"仿造益精"的成效感到自豪，强调不应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他认为：
"海上兵事起，泰西诸国乘吾守御未设，群起侮之。然彼以火轮车船枪炮相耀而已。款议成，且取所有机器市于我无靳也。未几而中国仿造益精，彼固无所挟以做我，且羡中土之人敏慧胜于西。过此以往，人其人而物其物，其于古者立贤无方，楚材晋用之说不益有合乎？策士之言日："师其长以制之。"是矣。一惭之忍，为数十百年之安，计亦良得，孰如浅见自封也。"
光绪八年（1882年），左宗棠主张仿西法以机器开采徐州铜山利国煤铁矿。他指出："铜山利国驿土产煤铁，应准开采，以尽地利。惟矿务兴废虽有其时，而人事不可不尽。洋铁所以加于土铁者，由于炉化之精，足以全其真液耳。西人独擅其长，其实无他谬巧。兹据禀称，职员胡恩燮集资试采，延矿师巴尔勘识，复购觅机器以速其成，似有把握。"光绪十年（1884年），左宗棠在《艺学说帖》中谈了"艺事"的内容。他说："大约艺事以语言、文字、制造三者为要。能通中西语言、文字，则能兼中西之长，旁推交通，自成日新盛业。……自强之策，固无有急于此者。"光绪十一年（1885年），左宗棠在临逝世前仍念念不忘地主张通过学习西方以致富强。他说："如电报、轮船，中国所素无者，一旦有之，则为断不可少之物。倘铁路造成，其利尤溥。③凡铁路、矿务、船炮各政及早举行，以策富强之效。"左宗棠向西方学习思想的上述主要内容表明，他所要引进的西学即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从而使中国向近代化的方向挺进。他的这些主张是对林则徐、魏源学习西方思想的继承。林则徐"师敌长技"的范围是"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更直接地谈到他对"夷之长技"的认识，他认为夷之长技有三点，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因此，他建议在沿海地区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这便是魏源"师夷长技"思想的中心内容。左宗棠的思想内容显然继承并拓展了林、魏的主张。左宗棠向西方学习思想的着眼点即是"中不如西，学西可也"。他对中国知识界长期昧于世界大势，对西方长技不屑一顾的现象深为不满，诚如他所指出："窃以为近时人心之蔽，每因此关，未能勘破，遂尔见异思迁，夺其素志，浸欲崇般倕之社而废泽宫，精考工之言而弃官礼，傎孰甚焉！今试以艺事言之，聚儒者于一堂，而课以金工、木工之事，固问十不能答一，盖以非所习也。与华之百工校且然，况泰西师匠乎？治天下自有匠，明匠事者自有其人，中不如西，学西可也。"①
当然，左宗棠作为程朱理学的崇奉者和封建政权的卫道士，他的文化思想中不可能不把中学与西学的"本"与"末"关系视为天经地义的真谛，他强调的是"不能离道而言艺，本末轻重之分固有如此"。即西方资本主义的"艺"要服从于清朝封建主义的"道"。他还说："言学而至于艺，言战而专于械，不过学与战之一端。我不能而人能之，吾不可不师其长，固也。若谓学止在艺，战止在械，夫岂其然。吾人读书，志其大者、远者，博与巧非儒所尚，有时迂疏寡效，不如小道可观，致使人以儒为戏，此固学者之过，岂儒术误之耶？"特别是在关系到农业这个"本务"与工商业这个"末务"的重大问题上，左宗棠尽管不排斥工商业的发展，但他对怎样看待这一关系时却是颇有偏差的。他指出："彼之未富安能与我之本富争，彼之淫巧安能与我之食货比，操赢以驭其绌，一转手而富强，且十百于泰西。"②
鉴于此，我们可以说左宗棠的西学文化观是受到中国传统思想制约的，他对西方的认识程度是不够深刻的，这也是洋务派在引进西学中的一个通病。与左宗棠同时代的李鸿章也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③表明他们学习西方的意识主要集中在船坚炮利的器物层面。然而，左宗棠能够倡导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主张引进近代化的机器生产，强调"艺事"的重要性及其内在价值，这比较那些"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①的封建顽固派来说，实在有着天壤之别，表现出左宗棠的开明姿态和开放型的文化观。在左宗棠的思想意识中，他不认为中国人的才智比外国人差，而认为只要中国能够稍重视一下"艺事"，就可以赶上西方列强。正如左宗棠所言："中国人才本胜外国，惟专心道德文章，不复以艺事为重，故有时独形其绌。"②学习西方的"艺事"，这就是左宗棠"中不如西，学西可也"的对西方文化认识的思想归结点。
通观左宗棠的文化思想，联系晚清中西文化交流的大环境，可以引导出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左宗棠一生都奉程朱理学为圭臬，但他并未于此而显得特别守旧，而他所大力倡导的却是经世致用之学和西学。因此，那种认为传统儒学对洋务思想只有消极影响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都是儒学的崇奉者，但他们都能程度不同地主张向西方学习。而像倭仁这样的理学大师，则主张"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未，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成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③由此可见，无论一个人在学术倾向中是尊奉宋学还是汉学，或者是治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对其人文化思想的各个层面都不能起到完全的制约作用。曾国藩乃倭仁弟子，而他们二人却分属洋务派和顽固派。左宗棠曾说他与倭仁"颇属心交"①，但这只不过是对倭仁治理学的成绩表示敬佩，而左宗棠从来也未对倭仁始终反对学习西方的态度表示首肯，他反复强调的是自己学习西方的举动乃"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左宗棠一贯坚持主张"中不如西，学西可也"的观点，同倭仁向来鄙视西学的见解形成巨大反差。总之，左宗棠的文化思想在清季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交融中是站在先进人物一边的，对其加以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是有借鉴意义的。
③［清］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上，《魏源集》，上册，第174页。
①潘振平：《鸦片战争后的"开眼看世界"思想》，《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138-153页。
①［清］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上册，第177页。
②《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五。
③《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五。
④《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三四。
①《答顺天府府丞王孝凤》，《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二六。
②《答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一八。
①《海国图志>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57页。
②冯天瑜，《中国文化史断想》，第222页，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③［清］魏源：《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上册，第207页。
④［清］姚莹：《与余小波言西事书》，《东溟文后集》，卷八。
①《〈海国图志〉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56-257页。
②〔清〕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九，页三五。
①《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60-64页。
①［清］冯桂芬，《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卷下，页三九。
②［清］王韬：《韬园尺牍》，第30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韬园文录外编》，第323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③［清］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第5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①［清］郑观应：《西学》，《郑观应集》，上册，第276页。
①《艺学说帖》，《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75-576页。
②［清］郑观应：《西学》，《郑观应集》，上册，第272页。
①庞朴认为，中国近代史所发生的中西文化冲突，无异于文化结构的逻辑展开：从鸦片战争，经洋务运动，至甲午战争，是在器物上"师夷之长技"时期；从甲午战争，经戊戊变法，至辛亥革命，是在制度上进行变法的时期；从辛亥革命，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文化深层进行反思的时期。见《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第81-98页。
②《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61页。
③《密陈船政机宜并拟艺局章程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342页。
①《答沈幼丹中丞》，《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四，页一至二。
①《刘道璈禀省城东关外地方宽厂堪以建造机器房屋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43页。
②《薛庐美树轩题额跋尾》，《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92页。
①《徐州程道国熙禀聘请矿师探验铁质试办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65页。
②《艺学说帖》，《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77页。
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帝国主义侵略类·中法战争案卷》，第107号卷。
④《左文囊公实录》，第1册，第9页。
①《答陈俊臣》，《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七，页三二至三三。
①《与董韫卿大司农》，《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五，页四三。
②《与周荇农阁学》，《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九。
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五，页九。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五，页一○。
②《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卷九，页五九。
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七，页七。
①《与崇俊峰方伯》，《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七，页四四二。

第四章左宗棠的教育思想
左宗棠出生于一个以七代秀才传世的书香门第，其父贫居教书20余年，这样的家庭环境自然对左宗棠的成长有一定的影响。左宗棠20岁中举，先后主讲于醛陵渌江书院和长沙朱文公祠，并在陶谢家教私塾8年，旋以一名教书先生的身份跻身仕途。从左宗棠的生平事业来看，他的前半生可谓以教书为主，其后半生则主要从事于军政活动。而他对于教育问题的一些看法和主张，又大部分是入官后提出的。当然，这与其青少年时期的从学与教书活动也是密切关联着的。
左宗棠教育思想的内容，恰同其文化思想的底蕴有潜移默化的相通之处，他一生都尊崇儒学，服膺程朱，故极力主张振兴传统的封建教育；他能够正视西学东渐的影响并顺应近代化的潮流，所以大力强调兴办近代教育；还由于他出身"寒素"和一贯奉行通经致用的原因，他在家庭教育及培养子弟方面，反复提倡保持"耕读家风"，并一再阐述"读书非为科名计"和读书讲求"经世之学"的道理。

第一节"兴教劝学"，"经正民兴"
左宗棠非常重视以儒学为正统地位的传统封建教育。他在主讲醴陵渌江书院时，以宋儒朱熹所编纂的汇集儒家道德标准为内容的儿童教育课本《小学》为基本教材，从中"撮取八则，订为学规，以诏学者"。在教学管理中，他主张奖勤罚惰，从严督学，"月朔望会订功课日记，为之引掖而督勉之"，发现不用功者，"则朴责而斥逐之"，使学生"俱知勉强学习，不谓苦也"。①他认为兴办教育的关键在于"劝学"，即提倡和勉励读书学习以实现"经正民兴"的目的。他指出："朝廷有重士之意，主试者不忍负其一日之长，则兴教劝学其效将有可睹，于世道人心非小补也"。②因此，他在师行所到之处，均以振兴传统的封建教育为己任，试图以此维护清朝的统治秩序。他在福州设立正谊书院，重新校刊儒家典籍"百数十卷"，以这些儒学著述为书院的教材，并"亲课诸生"。③他在陕、甘等地注意恢复和新建一些"义学"，主张以《小学》来灌输"入塾童子"，他指出："塾师非仅因安置寒士起见，兴教非仅因文章科第起见。古人八岁入小学，十五人大学，次第节目一定不可易。故小成大成各有规模，经正民兴，人才从此出，风俗亦从此厚矣。览诸生所陈义学条规，鲜有见及者。须知自洒扫应对至希圣希天，下学上达，皆是一贯。今日入塾童子，先宜讲求《幼仪》、《弟子职》，而归重于《小学》一书，方为得之。"左宗棠还"设局鄂省，影刊《四书》、《五经》、《小学》善本，分布各府厅州县。师行所至，饬设立汉、回义塾，分司训课，冀耳濡目染，渐移陋习，仍复华风"。因此，他力主在甘肃"分闱就试，届时简派学政，按期校阅，则经正民兴，边氓长治久安之效，甚于此矣"。①左宗棠还认为他一向不以博得科名为人生追求，强调"圣贤之学，不在科名，士之志于学者，不因科名而始劝"，但他也认为"非科名无以劝学，非劝学则无读书明理之人，望其转移风化，同我太平，无以知之"。②为了"兴教劝学"、"经正民兴"的目的，他对封建教育不断加以推崇也就不足为怪了。
左宗棠常以"寒儒"自诩，大谈自己熟读儒学经典的好处。他在批阅甘肃兰山书院院生的文稿时说：
"本爵大臣四十年前一贫士耳，然颇好读书。日有粗粝两盂，夜有灯油一盏，即思无负此光景。今年垂耳顺，一知半解都从此时得来，筋骨体肤都从此时练就。边方无奇书可借，惟就《四书》、《五经》及传注昼夕潜心咀嚼，便一生受用不尽。诸生勉旃。事平至兰州，当课诸生背诵也。可录此示监院，以晓诸生。"③他还注重刊刻儒学典籍以供"劝学"之需，他指出："经正民兴，一定之理。……人不悦学，不及时兴教劝学，祸患何可胜言1……不佞少贫嗜学，苦无钱买书，于家塾中得见桂林陈文恭公在湖南刊行《四书》大字本及《五种遗规》，又于亲戚书塾中得见仪封张清恪公正谊堂汇刻儒先各种书残缺本，辄欣然忘食。……两公为平世理学名臣，而所莅之地皆有传书，即此可想昔吾先正之流风，其为斯世斯民谋者无弗周。况当兵戈满目，学校颓敝之日，斯文断续之交，顾可坐令坠绪弗理乎？①《六经》鲍本最佳，影刻较易。惟较雠工夫最宜详慎，非独圣经不可亵，并令承学之士免受讹舛之误，攸关匪细也。西北之人质厚有余，颖敏不逮。关陇兵燹连年，弦诵久辍，坊间刻本绝少佳者。兄因广立义学，各州县求书者纷纷而至，不得不购俗本应之，殊歉然也。盼鄂刻成，先印千本，庶资分布。"
在左宗棠的积极倡导下，其辖区内"兴教劝学"的风气一度高涨。特别是陕、甘地区，在左宗棠任总督期间，仅从同治八年（1869年）至光绪六年（1880年）的11年时间内，就新办或修复重办书院30余所，创设各级各类义学320余所①，至于刊刻发给学生的教材就不计其数了。左宗棠在收复新疆后，"与南北两路在事诸臣筹商，饬各局员、防营多设义塾，并刊发《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字韵语》及杂字各本以训蒙童，续发《孝经》、《小学》课之诵读，兼印楷书仿本令其摹写，拟诸本读毕，再颁行《六经》，俾与讲求经义。叠据防营、局员禀，兴建义塾已三十七处，入学回童聪颖者多甫一年，而所颁诸本己读毕矣。其父兄競以子弟读书为荣，群相矜宠，并请增建学舍，颁发《诗经》、《论孟》。其讲习局员送阅各塾蒙童临摹仿本，笔姿颇秀，并称蒙童试诵告示，皆能上口，教以幼仪，亦知领会。盖读书即可识字，而由声音以通言语，自易为功也"。②尽管左宗棠向学生灌输的是儒家学说，但他如此热心于教育，且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左宗棠说他"区区于戎马倥偬之余，教稼劝学，姑启其端，以俟后之君子已耳"。③这个表白，反映出像他这样征战南北的军政大员能如此重视"劝学"，实为难能可贵。在他与发展教育有关的活动中，令他最为得意、也是其改革颇有成效的事情是甘肃乡试分闱。甘肃自康熙二年（1663年）从陕西划出建省后，在210多年内向与陕西合并举行乡试，贡院设在西安。这样，"甘省距陕道阻且长，而乡试必须赴陕"，难度很大。左宗棠上奏陈述了请分甘肃乡闱并分设学政的理由，他指出：甘肃"自改建省治以来，甘肃士人经明行修能自淑其乡里者，尚不乏人，至掇科登第，以文章经济取重当世者，概不多见。非各省皆知稽古之力，争自濯磨，甘肃士人独安固陋，不求闻达也。计甘肃府厅州县，距陕近者平庆泾、巩秦阶两道，约八九百里、千里；兰州一道，近者一千三四百里，远者一千六七百里；兰州以西凉州、甘州、西宁，以北宁夏，远或二千余里，或三千里；至肃州安西一道，则三千里或四千里，镇迪一道，更五六千里不等。""边塞路程悠远，又兼惊沙乱石，足碍驰驱，较中原行路之难，奚翅倍蓰！""士人赴陕西应试，非月余两月之久不达。所需车驮雇价、饮食刍秣诸费，旅费、卷费，少者数十金，多者百数十金。其赴乡试，盖与东南各省举人赴会试劳费相等。""故诸生附府厅州县学籍后，竟有毕生不能赴乡试者，穷经皓首，一试无缘，良可慨矣！"因此，他主张仿湖广、云贵等省分闱取中的办法，将陕甘乡试也予以分闱，"俾边缴寒微得照备省一律就近应试，则投戈讲艺，士气奋兴，文治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可计日而待也"。①光绪元年（1875年），适值新帝登基，清廷令各省举行纪元恩科乡试，决定甘肃乡试分闱独自筹办。恰在这一年，左宗棠受命督办新疆军务，又得到清廷同意甘肃乡试分闱的喜讯，他身兼陕甘总督，自然有照例人闱监临之责。他在家书中写道："现奉谕旨督办新疆军务，应预筹出关驻节。……甘肃分闱已定，数千百年旷举，足慰士心。兰山书院肄业者多至四五百人，各郡县亦多闻风兴起，或者自此人文日盛亦未可知"。①于是，左宗棠亲自督率官员择定在兰州袖川门外建修贡院，经数月加倍赴工，试院应备堂室、号舍等于初秋举试前建成。左宗棠又奏请简派正、副考官，于八月初六日举行了甘肃分闱后的第一次乡试。参加考试者达3000余人，较以往赴陕人数多出数倍。九月初榜发，第一名解元，恰是左宗棠所赏识的兰山书院的高材生安维峻（字晓峰，甘肃秦安人）。左宗棠颇感高兴，据他在致友人信中记述说："榜首安生，文行均美，闻其先世贫苦嗜学，为乡邦所重，意其报在此。弟于甄别书院及月课，录科均拔寘，弟一意其不仅为科名中人。闱中秋宵，尝倚仗桥边，忽仰视而言：若此生得元，亦不负此举。不虞监水官在后窃闻，后为庆伯谦访言之，弟初不自觉。写榜日，两主试先以闱墨见示，掀髯一笑，乃如四十年前获隽之乐。频日宴集，必叙此为佳话，觉度陇以来，无此兴致也"。②安维峻也未负左宗棠所望，他中举后又考中进士，为官期间以敢于上奏言事而闻名，后来担任过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成为一名有用的人才。左宗棠对这次乡试的举行是颇为惬意的，他入闱监临时曾写下如此楹联：
共赏万余卷奇文，远撷紫芝，近搴朱草；
重寻五十年旧事，一攀丹桂，三趁黄槐。③
左宗棠由于出身寒苦的原因，深知学生读书不易，便常常向书院"添助膏火"，捐赠"廉银"，并主张将"修城之捐改为移建书院"①，以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他还常在战暇亲临书院，与诸生交谈与探讨学问。其在肃州指挥规复新疆，抽空去酒泉书院即是一例。他曾给榆阳书院题写"北学其先"四字，以旌其门。他在入京辅政路过柳湖书院时亲自前往巡视，认为该书院"规模宏敞，间架整齐，新植嘉树成林，尤称胜境"。②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为南菁书院题写了"绎志多忘嗟老大；读书有味且从容"③的联语。这些都表明了左宗棠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①《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五至六。
②《徐熙庵先生家书跋后》，《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82页。
③《翁藩司同爵呈赍各种书籍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44页。
①《请分甘肃分闱并分设学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5册，第561页。
②《请分甘肃分闱并分设学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5册，第561页。
①《翁藩司同爵呈赍各种书籍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44-245页。
②《王道加敏禀刊〈六经〉即附崇文书局办理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48页。
①奉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53-259页。
②《办理新疆善后事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六，页二二至二三。
③《翁藩司同爵禀呈四种遗规>等书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47页。
①《请分甘肃乡闱并分设学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5册，第558-560页。
①《与宽勋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93-194页。
②《答吴清卿学使》，《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五，页六七。
①《与宽勋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93页。
②《与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八○。
③《南菁书院讲堂》，《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75页。

第二节"艺局为造就人才之地"
艺局是为学习西方的"艺事"而开设的新式学堂，它的出现，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起到了披蓁辟路的作用。左宗棠在创办福州船政局时认为："兹局之设，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因此，他在有关船政事宜所胪列的十条清单中明确提出一项非办不可的重要事情就是创设艺局。他说："艺局之设，必学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精研算学，乃能依书绘图，深明制造之法，并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是艺局为造就人才之地，……轮船一局，实专为习造轮机而设。"①接着，他又在拟定艺局八项章程的奏折中指出："夫习造轮船，非为造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展转授受，传习无穷耳。故必开艺局，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后西法可衍于中国。"②左宗棠能够在19世纪60年代提出这种重在"学造"而不重于"制造"，把为学习外语和算学等近代科技知识而设的艺局视为造就新式人才之地，把教育的近代化看成中国近代化关键的认识，确实表明其思想之深刻，眼光之远大，正代表了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正确方向。
由左宗棠亲自创办的"求是堂艺局"（即福州船政学堂），是中国第一个专门培养近代造船与驾驶轮船人员的工业技术与军事技术学堂。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1866年12月11日），左宗棠在制订船政章程时，便"一面开设学堂，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名曰求是堂艺局，挑选本地资性聪颖、粗通文义子弟入局肄习"。③左宗棠将艺局冠以"求是"二字，恰是他多年主张学以致用、奉行实事求是思想的反映。他还专门拟定了《艺局章程》，对学制、规章制度、管理体制和培养目标及待遇等问题分为8条做了详细规定。①
学制包括学习期限和考试制度，规定："子弟入局肄习，总以五年为限。于人局时取具其父兄及本人甘结，限内不得告请长假，不得改习别业，以取专精"。"开局之日起，每三个月考试一次，由教习洋员分别等第：其学有进境，考列一等者，赏洋银十圆；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情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其三次连考一等者，于照章奖赏外，别赏衣料，以示鼓舞。"制订如此严格的考试制度，对于鼓励学生的学习是很奏效的。特别是采用淘汰制有助于培养出合格的人才。
在规章制度方面，《艺局章程》规定："各子弟到局学习后，每逢端午、中秋，给假三日。度岁时，于封印日回家，开印日到局。凡遇外国礼拜日，亦不给假。每日晨起、夜眠，听教习洋员训课，不准在外嬉游，致荒学业。不准侮慢教师，欺凌同学。"这种只按中国传统节日放假而不在星期日休息的做法一方面反映出左宗棠过于看重民俗习惯，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强度，是不可取的。但对学生从严要求和进行尊师爱生的教育，则又有助于艺局形成良好的风气。
左宗棠主张在艺局的管理方面，"拣派明干正绅常川驻局，稽察师徒勤惰，亦便剽学艺事，以扩见闻"。这种以封建士绅管理新式学堂的体制，不免带有封建衙门化管理的色彩。而左宗棠又想通过派正绅驻局以学点艺事的办法，来扭转士绅们长期闭目塞听的积习，却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学生的待遇和培养目标方面，《艺局章程》规定："各子弟到局后，饭食及患病医药之费，均由局中给发"，此外，"每名月给银四两，俾赡其家"。"各子弟学成后，准以水师员弁擢用"。"各子弟之学成监造者，学成船主者，即令作监工，作船主。每月薪水，照外国监工、船主辛工银数发给"。这种给学生上学以优厚的待遇和学生毕业后予以重用的规定，反映出左宗棠对近代科技人才的器重，同时也对于打破社会上普遍存在着的以读《四书》、《五经》和做八股文章为习尚且以猎取科举正途为荣耀的传统观念有一定的作用。在当时，不仅近代科学技术没有被社会所接受，就是谁去从事造船和驾驶轮船，也为一般士子所不齿，因而左宗棠所说"艺局初开，人之愿习者少，非优给月廪不能严课程，非量予登进不能示鼓舞"①之言确实切中实际。
这样，左宗棠主张在"求是堂艺局"内开设英语、法语和算学等课程，聘请外籍教师任教，且制订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艺局章程》，使该艺局形成为一所新型的近代学校。同治五年十一月上中旬，左宗棠在制订了《船政章程》、《艺局章程》之后便招生于福州城内定光寺（白塔寺）上课。据同治六年正月十五日（1867年2月19日）署闽浙总督英桂致总理衙门函称：福州船政局"于十一月十七日（1866年12月23日）开局，先行鸠工庀材，派委员绅与洋员督同砌岸筑基，缭垣建屋。习学洋技之求是堂，亦经开设，并选聪颖幼童入堂，先行肄习英语英文"。①据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严复（初名传初，曾改名宗光，字又陵，福建侯官人）回忆说："同治丙寅（1866年），……开船厂，招子弟肄业，试题'大孝终身慕父母，，不肖适丁外艰，成论数百言以进。"②"当是时，马江船司空草创未就，借城南定光寺为学舍。同学仅百人，学旁行书算"。③可证艺局先于船政局开局而设。左宗棠这种教育为先的做法和主张，是值得赞赏的。艺局于同治六年（1867年）春季从福州城内迁至船政局所在地马尾，并分为前、后两个学堂。前学堂设有轮船制造和设计两个专业，后学堂设置轮船驾驶和轮机两个专业。前学堂的课程主要有算术、几何、几何作图、物理、三角、解析几何、微积分、机械学、透视原理和法语；后学堂的主要课程为算术、几何、代数、直线与球面三角、天文气象学、航海测算、地理、蒸汽机结构原理、仪表使用和英语。④福州船政学堂设置如此系统的课程，确是一个创举，许多课程对中国教育界来说是前所未有的，这无疑对传播和吸取西方近代科技文化知识起到了积极的并具有开拓性的作用。当然，在船政学堂内也开设有中文课，且对学生加强儒学思想的教育，但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引进，给中国的教育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左宗棠对船政学堂是抱有厚望的。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1872年5月2日），他针对内阁学士宋晋停造轮船的谬论，从船政学堂培养人才的角度论证了船政局不可停撤的理由，且肯定了船政学堂在培养人才方面的成绩。他上奏指出：
据夏献纶禀各厂匠作踊跃精进，西洋师匠所能者均已能之，而艺局学徒一百四十余名，既通英、法语言文字，于泰西诸学，尤易研求。臣前据闽局函报，天文、算学、画图、管轮、驾驶诸艺童，有学得七八分者，有学得五六分者，屡请英、法教师考校，列上等者约七八十名，次亦三四十名，将来进诣尚未可量。如果优其廪饩，宽以时日，严其程督，加以鼓舞，则以机器造机器，以华人学华人，以新法变新法，似制造、驾驶之才，固不可胜用也。①
左宗棠不仅倡导把外国教师请进来教习中国学生，也主张将中国学生派往国外留学以长见闻，以精学业。同治十二年十月（1873年11月），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会同陕甘总督左宗棠等人联衔上奏派遣船政学堂学生出国留学，总理衙门为此事函商左宗棠。左宗棠于复函中指出："闽厂工匠自能制造，学生日能精进，兹事可望有成。再议遣人赴泰西游历各处，藉资学习，互相考证，精益求精，不致废弃，则彼之聪明有尽，我之神智日开，以防外侮，以利民用，绰有余裕矣。就此一节而论，沈议遣赴英、法，曾议遣赴花旗。窃意既遣生徒赴西游学，则不必指定三处，尽可随时斟酌资遣。如布洛斯枪炮之制，晚出最精，其国颠嗹曾言，波中新制水雷足破轮船，如中国肯挑二十余人同往学习制造，则水雷、后膛螺丝开花大炮，亦可于三年内学得，……即此类推，则不独英、法、咪应遣人前往，此外尚可商量，明矣。"①经沈葆桢、左宗棠和李鸿章的积极建议，福州船政学堂于光绪三年二月（1877年3月）挑选出毕业生30名分赴法国、英国学习轮船的制造和驾驶，此举开了近代中国向欧洲派遣留学生之先河。
左宗棠提出"艺局为造就人才之地"的主张仅10年间便已初见成效，30年则大见成效，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及留学生在造船、开矿、通讯、铁路等行业和军事、教育、科技、外交诸领域都起到了骨干的作用。从船政局本身来看，船政前学堂学生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已能独立地监造轮船，后学堂毕业生也能自行驾驶轮船，逐步取代了由旧式水师将弁管驾轮船的情况。此后，"制造船身学生魏瀚、郑清濂、吴德章，制造轮机学生陈兆翱、李寿田、杨廉臣等六员"，"历制开济、横海、镜清、寰泰、广甲、龙威等船，均能精益求精，创中华未有之奇"。②船政学堂的驾驶人才掌握了远程航行的水平，他们"驾驶心细胆大"，"独当一面"，且引起中外人士的赞叹。如由林国祥、邓世昌驾驶的"琛航"号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驶至上海时，登船参观的外国人评价说："气象严整，修治清洁，督饬工役，训练士卒，井井有条。"①光绪二年（1876年），严复等人驾"扬武"号炮船驶往日本，开了中国近代首次军舰访问外国的先例，颇有影响。据记载："福州船政局之扬武炮船，昨由烟台出洋，为练习海道起见，其至日本洋，日人颇生艳羡。嗣入内港，气势昂藏，足令日人骇异。……后回上海抵福州，满拟来春游历英美各国并欧罗巴洲等处。此举殊足壮中朝之威，而使西人望风额庆也。且此班生童其精进正未可量，虽此行为中朝所仅有，而中外皆欢欣鼓舞而乐观厥成焉。"②所以，严复对在船政学堂的学习生活是很留恋的，他说："回首前尘，塔影山光，时犹呈现于吾梦寐间也。"③船政学堂的毕业生和留学生在各地也普遍受到欢迎。严复从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大学毕业回国后，初在船政学堂任教习，后被直隶总督李鸿章邀往天津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成为一名军事教育家，后来又发展成为近代中国最为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调船政学堂毕业生罗臻禄为广东矿务委员。他转任湖广总督后，又调张金生、池贞铨、游学诗三人至湖南负责矿务勘探。丁日昌任福建巡抚时，派船政前学堂毕业生苏汝的、陈平国专司台湾电线的敷设工程。魏翰于前学堂毕业后赴法国留学深造，归国后经几年锻炼，长期充任福州船政局总工程师，后来又担任广九铁路总理。留学生李荣芳、郑诚，分别在驻法、驻美使馆担任翻译。在海军人才方面，更是不胜枚举，仅北洋海军参加中日甲午黄海海战的12艘战舰中，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和留学生就占有10舰管带之职，他们是："镇远"舰管带林泰曾、"定远"舰管带刘步蟾、"致远"舰管带邓世昌、"靖远"舰管带叶祖珪、"经远"舰管带林永升、"来远"舰管带邱宝仁、"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平远"舰管带李和、"扬威"舰管带林履中、"超勇"舰管带黄建勋。因此，李鸿章在甲午战争爆发十年前就说："闽厂驾驶、管轮学堂之设，用意极为深远，"①这是符合事实的评价。
除福州船政学堂外，左宗棠还于光绪八年（1882年）底为"南洋接设电线，设立同文电学馆"加以筹画。他一面"饬派教习，招募生徒，学习电学、打报事宜；一面委员赴沪，向大北公司采购各项机器料物"。②这是左宗棠兴办的又一新式学堂。
艺局的创办，无疑给社会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但是，在晚清守旧心理的制约与影响下，新式学堂的学生常被称作"官学生"，而受到以通过科举考试的"正途出身"为荣的社会观念的歧视。在《大清会典》的第六卷中划分官绅的出身为九等，艺局学生出身者排在进士、举人、贡生、荫生、监生、生员之后，列在第七位。因此，福州船政学堂招生时，报考者多为贫寒人家子弟，且有的学生入学后也出现过退学的事情。据载："李景先，字欣，年十三应马江船政学堂试第一，既而寄家书求退学，专攻中文，……肆力于经史"。①所以说左宗棠在制订《艺局章程》时主张提高学生在校和毕业后的待遇是有远见的。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官学生"地位低下的问题。于是，光绪十年（1884年）国子监司业潘衍桐奏请特开"艺科"作为科举考试中的一科，"以储人才"。面对这种改革科举的呼声，顽固势力坚决反对，内阁学士徐致祥上奏主张"止开艺科"，以"预防微渐"。他说："近世士大夫议及西法，或歆羡弗逞，或逊谢弗及，积习移人，势成固结。彼必有一说焉，以上动圣听，傥或曲从，即隳大计，艺科不行，恐将来更有以铁路之说进者，以气球之说进者，谓不如是不足制敌御侮，在圣明洞鉴，原不惑于奇衺，而臣下愚忱，亟思防其微渐。"②针对徐致祥的谬论，左宗棠写下《艺学说帖》，在陈述了中国要抵御外侮，"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的道理，肯定了"艺学"宜行于中国之后，认为潘衍桐原奏所请特开艺学一科之说"则似可无庸置议"，表示赞同。他提出了在科举考试中设置艺学一科的具体办法，指出："惟登进之初，必先由学臣考取，录送咨部，行司注册，然后分发各海口效用差委，补署职官乃凭考核。立法之初，应由海疆督抚饬委海关道及侯补道员专司察验考生三代籍贯，具册开报，一呈送督抚，一由督抚咨送学政。其愿就文、武两途，由各考生自行呈明注册，听候学政考试，分别去取，移明督抚传验，会同出榜晓示。……至于取中额数，以应考名数为断，大约学额十名，取录艺事两三名。于学额无所损，而于人才则大有益，省虚文而收实效。自强之策，固无有急于此者。"①显然，左宗棠是想名正言顺地把艺学纳入科举考试的一科，这对于改革传统的科举制度可谓破天荒之举。因此，可以说左宗棠设艺局、改科举的教育改革思想，实为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广开学堂和变科举之先声。作如是评价是不过分的。
①《详议创设船政章程购器募匠教习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338-339页。
②《密陈船政机宜并拟艺局章程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342页。
③《详议创设船政章程购器募匠教习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337页。
①《密陈船政机宜并拟艺局章程折》附清单，《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343-344页。
①《密陈船政机宜并拟艺局章程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342页。
①《海防档》（乙）《福州船厂》，第1册，第59页。
②［清］严复：《送沈涛园备兵淮扬》，《严复集》，第2册，第364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③［清］严复：《海军大事记>弁言》，《严复集》，第2册，第352页。
④［法］日意格：《福州船政局》，第17、21、29页。
①《复陈福建轮船局务不可停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5册，第231页。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四一。
②《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署理船政大臣裴荫森片》，《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5册，第381页。
①《申报》，1874年10月19日。
②《记扬武炮船出洋练习》，《万国公报》，第373卷，引自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450-45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③严复：《〈海军大事记〉弁言》，《严复集》，第2册，第352页。
①［清］李鸿章：《请设海部兼筹海军》，《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一五，页三○。
②《南洋接设电线设立同文电学馆经费开单报销折》，《左宗棠未刊奏折》，第605页。
①《闽侯县志》，卷六七，页二四。
②［清］徐致祥：《止开艺科预防微渐疏》，《嘉定先生奏议》，上卷，第3页，宣统二年刊。
①《艺学说帖》，《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75-577页。

第三节"守此耕读家风"与"读书非为科名计"
左宗棠有关家庭教育的一些主张，为丰富其教育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
左宗棠十分注重"耕读家风"的保持，他写下"纵读数千年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要守六百年家法，有善策还是耕田"的楹联，"悬刊祠中，以示族子弟"。②他据"儿求训甚切"之况，遂书"要大门闾，积德累善；是好子弟，耕田读书"和"慎交游，勤耕读；笃根本，去浮华"的家训以"诏其子弟"。③左宗棠在述及自己的人生追求时说："只想读书课子以绵世泽，守此耕读家风，作一个好人，留些榜样与后辈看而已。"①因此，他进一步阐述道："吾平生志在务本，耕读而外别无所尚。……子孙能学吾之耕读为业，务本为怀，吾心慰矣。若必谓功名事业高官显爵无忝乃祖，此岂可期必之事，亦岂数见之事哉？或且以科名为门户计，为利禄计，则并耕读务本之素志而忘之，是谓不肖矣！"②他还指出："吾所望于儿孙者，耕田识字，无忝门风，不欲其俊达多能，亦不望其文章取科第。小时听惯好话，看惯好榜样，长大或尚留得几分寒素书生气象，否则积代勤苦读书世泽日渐销亡，鲜克由礼，将由恶终矣。"③
左宗棠主张用"苦心力学"的清寒生活习惯培育后代，以使他们能够保持"耕读家风"。他说："读书时候，能苦心力学，作一明白秀才，无坠门风，即是幸事。"④他还说："尔辈衣无求华，食无求美，则当用之钱可不致缺矣。此时尚无外事分心，可勤苦学问，勿悠忽度日，最要最要。"⑤所以，尽管左宗棠身居督抚要职，官职不可谓小，俸禄也不能说薄，却始终谆谆诱导子女从寒苦艰难中做起。他在给长子左孝威的信中说："吾愿尔兄弟读书做人，宜常守我训。……我一介寒儒，忝窃方镇，功名事业兼而有之，岂不能增置田产以为子孙之计？然子弟欲其成人，总要从寒苦艰难中做起，多蕴酿一代多延久一代也。……尔为家督，须率诸弟及弟妇加意刻省，菲衣薄食，早作夜思，各勤职业。樽节有余，除奉母外润赡宗党，再有余则济穷乏孤苦。其自奉也至薄，其待人也必厚。兄弟之间情文交至，妯娌承风，毫无乖异，庶几能支门户矣。……断不可恃乃父，乃父亦无可恃也。"①
左宗棠最担心的是晚辈沾染纨袴子弟的恶习，他在反复教育其子时指出："古人训子弟以'咬得菜根，百事可作'，若吾家则更宜有进于此者，菜根视糠屑则已为可口矣。尔曹念之，忍效纨袴所为乎？"②"正恐渐流入纨袴一类，隳吾家寒素耕读之风。"③为此，他要求儿子对"所有妄言妄动须日一检点"，以便"能自知有过则过亦少，知有过而渐知愧改则业自进"。左宗棠之所以如此严格要求，原因在于"先世艰苦太甚"，虽"勤瘁半生，而身所享受尝有先世所不逮者"。二则子弟"学业未成，遽忝科目，人以世家子弟相待，规益之言少入于耳，易长矜夸之气，惧流俗纨袴之习将自此而开也"。④所以，左宗棠告诫他的子女说："古人教子必有义方，以鄙吝为务者仅足供子孙浪费而已。吾之不以廉俸多寄尔曹者，未为无见。尔曹能谨慎持家，不至困饿。若任意花销，以豪华为体面；恣情流荡，以沈溺为欢娱，则吾多积金，尔曹但多积过，所损不已大哉！"⑤
在谈论读书的目的问题时，左宗棠一向主张不要完全是为了博取科名而去读书。他说："读书非为科名计，然非科名不能自养，则其为科名而读书，亦人情也。"但是，读书必先求识字，"识得一字即行一字，方是善学"。否则，"终日读书，而所行不逮一村农野夫，乃能言之鹦鹉耳。纵能掇巍科、跻通显，于世何益？于家何益？非惟无益，且有害也"。①因此，他主张"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而"不在科名一路"。②他认为之所以同意其子参加科举考试，并不是要想同社会上俗士那样只追求读书做官，而是"欲尔等知此道辛苦，发愤读书。至科名一道，我生平不以为重，亦不以此望尔等"。③左宗棠自己在青少年时代读书的经历，恰证明他在参与举业的同时倾心于经世之学，对他后来的军政活动是有帮助的。所以他希望儿孙们能效法他的读书方式，不要去一味追逐科名。当然，左宗棠在与左孝威的来往书信中，也"窥其心之所存，不免有功名科第之念"。他认为"此在寻常子弟亦不为谬，然吾意却不以此望儿也。"因此，他强调说："至科第一事无足重轻，名之立与不立，人之传与不传，并不在此。"④他要求儿孙"勿囿于科名之学，多读正书为要"。⑤他强调于"诸孙读书，只要有恒无间，不必加以迫促。读书只要明理，不必望以科名。子孙贤达，不在科名有无迟早，况科名有无迟早亦有分定，不在文字也。不过望子孙读书，不得不讲科名。是佳子弟，能得科名固门闾之庆；子弟不佳，纵得科名亦增耻辱耳"。⑥左宗棠正确对待了读书与科名的关系，他的观点是颇有灼见的。
左宗棠说："读书明理，讲求作人及经世有用之学，……不在科名也。"①关于经世致用之学，在前述左宗棠文化思想中已经述及。至于怎样做人，左宗棠又有一番论述。他指出："读书作人，先要立志；……志患不立，尤患不坚；……如果一心向上，有何事业不能做成？"②"志向一定，并力赴之，无少夹杂，无稍游移，必有所就"。左宗棠把立志向上视为作人的关键。他还要求其子弟以"厚"待人，认为："用财有道，自奉宁过于俭，待人宁过于厚，寻常酬应则酌于施报可也。"③他强调与人交往中的一切言行以"慎"为戒，对孝威说："尔少年侥幸太早，断不可轻狂恣肆，一切言动均宜慎之又慎。凡近于名士气、公子气一派断不可效之，毋贻我忧。"④"当得意时最宜细意检点，断断不准稍涉放纵。……一开口，一举足，均当敬慎出之，莫露轻肆故态，此最要紧。"⑤左宗棠在课子方面的这些论述，无疑给中国重视家教的传统增添了有价值的思想内容。
②《左氏家庙》，《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69页。
③《家塾》，《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70页。
①《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9页。
②《与孝宽》，《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97页。
③《与孝勋孝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Ol页。
④《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57页。
⑤《与孝威孝宽》，《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71页。
①《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41页。
②《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64页。
③《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95页。
④《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94页。
⑤《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84页。
①《与癸叟侄》.《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5页。
②《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9页。
③《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53页。
④《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91-92页。
⑤《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70页。
⑥《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96页。
①《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1页。
②《与孝威孝宽》，《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8页。
③《与癸叟侄》，《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5页。
④《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61页。
⑤《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60页。

第五章左宗棠的洋务思想
洋务思想，是对洋务运动的产生与发展有倡导作用的思想，它在19世纪60至9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形成为一股推进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新的社会思潮，其主要内蕴为"求强"与"求富"。本书传主左宗棠是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中国近代军事工业与民用企业的开拓者之一，对其洋务思想的形成、内涵及特色进行探讨，是本章所要阐述的重点。

第一节"求强"观与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的主张
左宗棠"求强"思想的形成，与两次鸦片战争的炮火对中国的冲击紧密相关。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左宗棠在湖南乡间已密切注视"洋事"的动向。他对"洋事于屡次挫衄之余，忽又失利"，而感到"愁愤何可言"，主张"编泊埠之船，讥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以之制敌"。①这表明左宗棠谈论洋务的思想已开始萌芽。他把当时与外国打交道的事务称作"洋事"，而不用习称的"夷务"，表明他的意识比那些习惯于闭关而视西人为"夷"的人们多少有点开明之处。而且他还指出："洋事卒支离至此，令人愤懑。""彼族轻我甚矣，率数十艇之众越重洋九万里而来，屡战而屡利，我屡却而屡受其侮。"②可见他已朦胧意识到中国已处于前所未有的"变局"之中。
把左宗棠的这些想法同鸦片战争时期的社会思想认识做些比较，可以看出左氏的思想是有独到之处的，且与当时进步思想家有相通的地方。
首先，对"夷"、"洋"的看法。"洋务"一词由"夷务"转化而来。明清之际，来华的外国人被称为"夷人"，成为惯语。鸦片战争前，伴随着外国武力进逼的步步加紧，英国侵略分子胡夏米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因苏松太道吴其泰在给他的批文中有"该夷船"的字样，认为是对他的"凌辱"，在抗议中说"英国终不是夷国，乃系外国"。双方引经据典，进行舌战，吴其泰只好改称"该商"含混过去。③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谈判期间，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声称："夷字不美，嗣后望勿再用"。而在谈判现场的吉林副都统咸龄却搪塞说，孟子曾把舜称为"东夷之人也"，可见"夷"字不是蔑称。似乎战败的面子要恃口角占上风来挽回，可谓昏愦。尽管双方"争论字义，良久未定，"①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还是在不书写"夷"字的情况下签订了。左宗棠能较早地把同外国打交道的事情称作"洋事"，说明他并不是在文字的用法上囿于成见，关键是如何寻求御外之方。
其次，对西方"船坚炮利"的认识。早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两广总督卢坤在上奏描述泊于虎门之外英国兵船的情形时说："该夷人除炮火外，一无长技"。"倘该夷人自恃船坚炮利，阴蓄诡谋，不听约束，犬羊之性急则反噬，则驱逐出省，不能不示以兵威"。②而实际上卢坤所依靠的不过是刀矛弓箭、帆篷舟楫，他只是看到了英人的船坚炮利，却根本提不出克敌致胜的方略。与此相反，林则徐在广东主张的是"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以通夷之银两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其利，造船必求其坚，似经费可以酌筹，即祈裨益实非浅鲜矣"。③魏源进一步在《海国图志》谈"议战"时指出："英夷船炮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视为寻常。广东互市二百年，始则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毒烟受之；独于行军利器不一师其长技，是但肯受害不肯受益也。请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法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之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抡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如钦天监夷官之例。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他认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①左宗棠当时对西方长技的认识虽不如林、魏那样深刻，但他能闪现出设厂造船，"以之制敌"的思想火花，这是难得可贵的。因为在那个时代，朝野上下对"师夷长技"普遍取敌视态度，林则徐"制炮造船的建议被道光皇帝硃批为"一片胡言"，魏源的《海国图志》也遭到守旧势力的诋毁，林、魏的主张只能束之高阁。第三点是"变局"观的出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黄钧宰首倡此说。他指出，中国人"初不知洋人何伏，英法何方也。乃自中华西北环海而至东南，梯琛航赆，中外一家，亦古今之变局哉。"②此后，黄恩彤也说："迨英吉利立市开关，粗角条理，而米利坚、佛兰西各使踵至，均不免非分之干，其余各小国亦窃睨其旁，妄生觊觎，均数百年中外一大变局也。"③变局观的提出，对于重新审势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是有积极意义的。当然此时的变局思想还主要基于对面方列强不断东犯的初步认识。左宗棠对英国"数十艇之众越重洋九万里而来"所发出的惊呼，恰折射出他对变局的最初理解。
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震动是空前的。津沽失陷，京师被劫，皇室北窜，"天朝大国"已失去前清的威风。中国人在震惊之余，观念也在转换。"洋务"取代"夷务"已从口角之争转向兴办洋务以"借法自强"。早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江南道监察御史骆秉章在上奏中曾有"把持洋务"①的字样，但当时更为流行的是"夷务"一词。咸丰八年（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第五十一款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②显然，由"夷"字向"洋"字的转变带有胁迫色彩。《天津条约》签订后不久，大学士桂良向咸丰皇帝奏请说根据该约"不书夷字"，"原明指谕旨而言"，而"将来军机处发出各件"，仍可用"夷务"字样。③对这种以"口角取胜"的作法，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就不以为然。他指出："凡于往来语言文书，可称照会、交好，通知、亲爱等意，其余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④可见，"洋务"替代"夷务"已是大势所趋。19世纪60年代初，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谈论洋务。重要的是，"洋务"的内蕴已不再是"夷务"单指外交，而是加上了"采西学"、"制洋器"等内容，并视此为"自强"的出路。咸丰十一年（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多处谈到："洋务为国家招携怀远一大政"，关键在"得西人之要领而驱之"，他认为"西人之擅长者，历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而"我中华智巧聪明必不出西人之下，安不知冰寒于水，青出于蓝，轮船、火器等制尽羿之道？"他强调"宜于通商各口，拨款设船炮局，聘夷人数名，招内地善运思者从受其法，以授众匠"。主张向西方学习乃中国自强之途，"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①被称作"洋务衙门"②大臣的奕指出："探原之策，在于自强"。③后来王韬概括性他说："盖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④洋务与自强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19世纪40年代中期出现的变局观到60年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遂成为提倡洋务以谋自强的一种新的时局观。同治四年（1865年），王韬在《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中系统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说："当今光气大开，远方毕至，海舶估艘，羽集鳞萃，欧洲诸邦几于国有其人，商居其利，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能，无不款关而求互市。……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⑤同一年薛福成在《上曾侯书》中也指出："方今中外之势，古今变局也。……西洋诸国，航海通商，凡欧罗巴、亚墨利加数十国之人，颉颃并至中国，而以英吉利、俄罗斯、佛兰西、米利坚四国为最强，于是地球几无不通之国"。中国若"不为邻敌所侮"，"莫如夺其所长"。"西人所恃，其长有二：一则火器猛利也，一则轮船飞驶也。我之将士，闻是二者，辄有谈虎色变之惧。数十年来，瞠目束手，甘受强敌之侵陵而不能御。……为今之计，宜筹专款，广设巨厂，多购西洋制器之器；聘西人为教习，遴募巧匠，精习制造枪炮之法，……兼仿造火轮船数十艘，平居则以运糟，移卫所各官及漕标之兵以隶之，既以护运漕粮，实以练习海道，暇则兼操战法。若是，则彼之所长，我皆夺而用之矣"。①李鸿章采纳了王韬的看法，他认为："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②这样，无论是洋务理论家还是洋务派官员都已经意识到中国在国际环境中所处的地位和中国本身所面临的危局，这种对"变局"的认识恰促成了"借法自强"的洋务运动的产生。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探讨"自强"之策的过程中，左宗棠的洋务思想日臻成熟。咸丰十年（1860年），左宗棠在为两江总督曾国藩"捉刀"③而作的《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中提出了如此见解：
"驭夷之道，贵识夷情。……此次款议虽成，岂可一日而忘备？河道既改海运，岂可一岁而不行？如能将此两事妥为经画，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远，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史学界常以此说把曾国藩视为洋务运动的首倡者，而真正的倡导者当属左宗棠。事实是，左宗棠能够提出这一主张并非偶然，这恰是他自鸦片战争时期就建议"讥造船之厂"，"更造炮船、火船之式"想法的延续。更重要的是，左宗棠通过以曾国藩的名义上奏的形式，率先向清政府正式提出将来学习西方以造炮制船的主张，这就为几年后洋务派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举动之开始和洋务运动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具有倡导性的历史作用。因此，可以把此说定为左宗棠洋务思想开始形成的标志。
同治二年（1863年），左宗棠上书总理衙门，强调中国今后"当图仿制轮船"，以此"为海疆长久之计"。②两年后，左宗棠又把仿造轮船的主张同"求强"思想结合到一起。他指出：至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此项人断不可不罗致，此项钱断不可不打算，亦当及时竭力筹维。转瞬换约，届期须预为绸缪也。
这表明左宗棠以谋求自强为目的的洋务思想业已成熟。所以，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年）在关于筹议洋务事宜的奏折中认为："西洋各国，向以船炮称雄海上。……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适火轮兵船已成，英吉利遂用以入犯。厥后寻衅生端，逞其狂悖，瞰我寇事方殷，未遑远略，遂敢大肆狓猖"。要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必须"习造轮船，兼习驾驶"。对此，左宗棠说他"怀之三年，乃有此请"。②这一年，他在致总理衙门函中也说："宗棠于此事思之十余年，诹之洋人，谋之海疆官绅者又已三载"。③可见，左宗棠在同治二三年间已决心仿造轮船，至同治四年他把仿造轮船纳入"自强之策"也就顺理成章了。
于是，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正式向清廷上奏提出了设厂造船的主张。他认为"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我国家建都于燕，津、沽实为要镇。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显然，左宗棠已对鸦片战争以来的"变局"有了清醒的认识。正是基于这种"变局观"，他进一步指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①清廷认为左宗棠奏陈各条实乃"自强之道"而加以肯定。左宗棠以"求强"相标榜的洋务思想与19世纪60年代出现的洋务思潮既有相通之处，也存在自身的特性。就洋务思潮的共性来看，"自强"思想的内涵起初是以"制洋器"，即追求和仿制西方的坚船利炮为主要内容的。同治三年（1864年），奕上奏指出："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奕把"制器"提到"治国之道"的高度来认识。他感到"外洋如英法诸国，说者皆知其惟恃此船坚炮利，则置焉弗讲。即有留心此事者，因洋人秘此机巧，不肯轻以授人，遂无从窥其门径"。因此，他建议"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②同一年，丁日昌在给李鸿章的一个"密禀"中提出设厂制造船炮的主张。他指出："不可不熟思所以自强之策"，"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中国亦在此"。"既不能拒之使不来，即当穷其所独往。门外有虎狼，当思所以驱虎狼之方，固不能以闭门不出为长久计也"。③李鸿章接受了丁日昌的建议，他在同治四年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的奏折中说："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庶几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①左宗棠于同治五年创办福州船政局时同样认为："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巨，化一为百。机器既备，成一船之轮机即成一船，成一船即练一船之兵。比及五年，成船稍多，可以布置沿海各省，遥卫津、沽。由此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②他还强调采用机器"制造轮船为中国自强之策"，无论如何为难，必须设法办理"。③同治五年底，清朝满族贵族鉴于汉族地方要员设厂制造枪炮、轮船的状况，也未等闲视之，急于在畿辅重地天津设局。奕亲自出面，上奏清廷，强调指出："练兵之要，制器为先，中国所有军器，固应随时随处选将购材，精心造作，至外洋炸炮、炸弹与各项军火机器，为行军需要。"他建议由满族贵族、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设立机器局，认为于天津设局制造军火，不但"取用甚便"，而且"在我可收临阵无穷之用，在彼不致有临时挟制之虞"。对此必须细心筹划，"力求实效，尽得西人之妙，庶取求由我，彼族不能擅其长；操纵有资，外侮莫由肆其焰"。④清廷发布"上谕"："著崇厚督同天津道专设局厂，遴派妥员认真赶办。"⑤这样，在洋务派把"制洋器"以仿造坚船利炮从而谋求"自强"思想的指导下，从1865年至1867年间，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先后创办，中国近代第一批以机器生产力特征的军事工业便应运而生，中国的近代化也由此发韧。与此相反，顽固派照样抱守残缺，认为："不可购买洋器、洋船，为敌人所饵取；又不可仿照制造，暗销我中国有数之帑项，掷之汪洋。"①"中国数千年来，未尝用轮船、机器，而一朝恢一朝之土宇，一代拓一代之版章。"②相比之下，洋务派"制洋器"的主张确实较顽固派的迂腐之见高出一筹。
纵观中国近代历史，随着外国侵略的日益加剧，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无疑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具体而微，则各个军事工业局厂有其不同的特点。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以制造枪炮为主，天津机器局以制造火药为要，福州船政局则专门以制造轮船为特色。这些特点是与各局厂创办者的思想分不开的。
左宗棠所以重视轮船制造缘于其思想认识动因。他除了认识到仿造轮船是为了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军事侵略、经济侵略和政治侵略的目的之外，还在于他善于对西洋的长技探赜索隐，认为仿造洋枪洋炮并不难，最难的是仿造轮船。还在同治元年（1862年）他与太平军交战时，就发现"江西所存五千斤木壳铜心大炮，能发三十七八斤重炸弹，其制与洋人落地开花炮略同"。"可见西洋所恃为利器者，亦只能惊可动之众、无备之城，无他谬巧也"。①这种认识尽管不十分正确，却是他经亲身实践所得。左宗棠对轮船的"偏爱"是从鸦片战争以来的教训中得到的。他认为鸦片战争前"各国未造火轮船，彼尚无所挟也"。然而，"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则恰"适火轮兵船己成，英吉利遂用以入犯"。所以他深感"彼之所恃以傲我者，不过擅轮船之利耳"。他还指出："若枪炮之制，广东无壳抬枪，三人可放两杆，一发可洞五人，无需洋火药、铜帽之费，足收致远命中之功，较之洋人所推来福炮更捷而更远。大炮之制，新嘉坡所铸不如其祖家之良，中国若讲求子膛、药膛、火门三事合式，改用铁模，净提铁汁，可与来福炮同工。硼炮一种又称开花炮、天炮，用生铁铸成者重百余斤，可放十余斤炮子；用熟铁制成者重四十五斤，亦要放十斤零炮子，远可三里许，落地而始开花，其巧在子而亦在炮。"他在福建督匠铸制这种炮30余尊，"用尺测量施放，亦与西洋硼炮同工"。因此，他进一步认为："至轮车机器、造铁机器，皆从造船机器生出。如能造船，则由此推广制作，无所不可"。"陆地之战，彼之所长皆我所长，有其过之，无弗及也；若纵横海上，彼有轮船，我尚无之，形无与格，势无与禁，将若之何？"②显然，左宗棠并不反对仿造外国的枪炮，只是他误认为早已把洋枪洋炮的制造学到手了，甚至已超过了外国的制造水平。但他作这样论述的用心则是为了证明自造枪炮并非难事，而中国没有轮船与外国在海上争衡，"自强"之说只能是一句空言。所以，他把自造轮船视为"自强之策"的关键，并藉此"以夺彼族所恃"，可谓切中要害。
据左宗棠自己说，他对外国的"火轮兵船之制"，自"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即已予以注意。他在任闽浙总督后又与法国人德克碑、日意格"往返讲论，渐得要领"，且"谋之海疆官绅者又已三载"。因此他才敢于力排雇船和买船的议论，毅然提出自造轮船的设想和具体计划，并反复向清廷和总理衙门陈述防止外人干预和不为浮言所惑的主张。左宗棠说：
"就局势而言，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①至自造轮机成船，较买见成轮船多费至数倍，即较之购买见成轮机配造成船，亦费增过半，所以必欲自造轮机者，欲得其造轮饥之法，为中国永远之利，并可与别项之利，而纾目前之患耳。外国多方阻挠，乃意中必有之事，见在英国领事等屡以造船费大难成，不如买见成船为便宜，此即暗中使坏之一端，不然伊何爱于我，而肯代为打算乎！惟既能造船，必期能自驾驶，方不至授人以柄。②此时东南要务，以造轮船为先着，人皆知之。其所以不敢遽议及此者，以事体重大，工费繁巨，难要其成，遂莫执其咎。其留意此事者，又率存姑为尝试之心，欲泯其学习制造之迹，彼亦靳不肯与，固无如何。兹既开设船局，名正言顺，彼无所庸其阻挠，我亦无所庸其秘密。……现在洋人闻有开设船厂之举，明知无可阻挠，多谓事之成否尚未可知，目前浪费可惜者。实乃暗行阻挠之意。①合计自始事至威事五年之中，需费至三百万两，可谓多矣，然而果有成，则海防、海运、治水、转漕一切岁需之费所省无数，而内纾国计利民生，外销异患树强援，举乎在此！惟赖朝廷坚持定见，力排浮议，方能宏此远谟，持此险局。……宗棠首倡此议，所恃者由寒素出身，除当年舌耕所得薄置田产二百余亩外，入官后别无长益，人所共知。②数年之后，彼之所长皆我之长也。惟赖朝廷坚持定见，不为浮言所惑，则事可有成，彼族无所挟以傲我，一切皆自将敛抑。自强之道，此其一端。"设厂造船遇到重重阻力，而左宗棠敢于承担风险，并且抱有很大的决心，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曾国藩、李鸿章所不及的。
曾国藩对西洋船炮的认识始于咸丰四年（1854年）的湘潭之战。此后，他与左宗棠同为洋务运动的最早倡导者。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设立安庆内军械所时即已着手仿造轮船。同治六年（1867年），他建议在江南制造总局内设造船分厂，并于次年造出"恬吉"号（后改名"惠吉"）轮船。但他未能像左宗棠那样在设厂造船问题上下最大的决心和作长远的思虑。对此，就连曾国藩本人也愧知不如左宗棠。曾国藩在比较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时指出："此间购买机器在闽之前，开局造船在闽之后。拟试办二三号，即以本省之资养之，为本省捕盗护运之用，初无耀兵瀛海之意，约旨卑思，自愧规画之隘。闽厂蓄谋深远，用费甚巨，除苏省自行制造外，其余各省或可分拨闽船，共筹养船之资。"①事实也是如此，江南制造总局造船主要由洋匠主持，而福州船政局经过三四年的学造已逐步转向自造；福州船政局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于同治八年（1869年）下水时，俱由华人管驾，而江南制造总局到同治九年（1870年）以后才起用华人驾船。因此，左宗棠说："东南之有船局，惟沪与闽。沪非洋匠、洋人不可，闽则可不用洋匠而能造，不用洋人而能驾。故曾文正晚年欲渐易沪局而从闽，以事理攸宜耳"。②
李鸿章迟至同治元年（1862年）才对西方的"长技"有所认识。这一年他奉曾国藩之命乘轮船由安庆抵达上海，因武器以刀矛为主和仅配有少量土枪土炮，且服装不整而受到外国人的嘲笑。李鸿章在上海亲眼看到洋兵使用西式武器同太平军作战的情形，致函曾国藩称："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鸿章遵师训'忠信笃敬'四字，与之交往，密令我营将弁随从，学其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亦得切磋观感之益。"①李鸿章由此萌生办洋务的思想。同治三年（1864年），丁日昌向李鸿章呈递"密禀"强调"不可不熟思所以自强之策"时，本来建议由李鸿章咨商总理衙门选择沿海口岸设立船厂，得到了总理衙门的许可，李鸿章也嘱丁日昌在上海着手购买机器。但同治四年丁日昌在上海虹口购得美商旗记机器铁厂修造轮船和枪炮的机器后，李鸿章却把以这些机器为基础新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设成主要制造枪炮的军火工厂。李鸿章为何着意去制造枪炮而不愿涉足造船，他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致曾国藩函中的一段自白道出了其真实思想。他说："兴造轮船兵船，实自强之一策。惟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虑其始必不能善其后，是以鸿章于同治四五年创议铁厂时，左公已先议造船，鄙意未敢附和，但主仿造枪炮军火，谓可自我发而收之也，即不备于水而尚有备于陆也。兹闽、沪造船已六载，成器成效不过如此，前兴之而后毁之，此信之而彼疑之，及今吾师与左公尚存，异议已多，再数年、十数年后，更当何如？""师门本创议造船之人，自须力持定见。但有贝之财，无贝之才，不独远逊西洋，抑实不如日本。日本盖自其君主持，而臣民一心并力，则财与才日生而不穷。中土则一二外臣持之，朝议夕迁，早作晚辍，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①李鸿章虽然认识到制造轮船与"求强"的重要关系，但他却知难而退，这与左宗棠甘愿身莅险局，勇于承担重任的个性可谓差别甚大。当然，那种认为李鸿章唯求制造枪炮就是为了镇压人民起义的说法也是不妥的。左宗棠说过："闽局专注意轮船，于制炮一事，尚未暇计"。"或以机器既备，制炮非难，故且置为缓图"。②这说明左宗棠在主张造轮的同时并不反对造炮。
左、李二人把制造枪炮、轮船都视为"自强之策"，这是毫无疑问的。关键是谁的决心更大，考虑得更为深远。显然左宗棠把"制造轮船"看作"实中国自强要著"，强调此举"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做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并且希冀由此"去海之害，收海之利"，为"吾中国一大转机，由贫弱而富强，实基于此"。③左宗棠以仿造轮船为主的"制洋器"思想能达到如此高度的认识水平，这正是李鸿章等人所望尘莫及的。
左宗棠"求强"思想的另一主要内涵是"采西学"。他在创办福州船政局的过程中上奏指出："夫习造轮船，非为造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展转授受，传习无穷耳。故必开艺局，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后西法可衍于中国。"①他致书总理衙门也说："欲穷其制作之原，通其法意，则固非习其图书、算学不可，故请于船局中附设艺局，招十余岁聪俊子弟，延洋师教之，先以语言、文字，继之图书、算学，学成而后督造有人，管驾有人。"②同治五年（1866年）底福州船政学堂的设立，恰开近代军事工业兴办新式学堂风气之先，并与前此设立的专门培养外语人才的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遥相对应，代表了近代以创办新式学堂来引进西方"长技"的进步趋向。继福州船政学堂之后，江南制造总局于同治八年（1869年）将广方言馆并入，作为局内所设学堂。天津机器局于同治九年（1880年）设水师学堂。"采西学"的结果使得"制洋器"的水平不断提高。诚如总理衙门大臣奕所说："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疆臣如左宗棠、李鸿章等，皆能深明其理，坚持其说，时于奏牍中详陈之。上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机器局，由京营拣派兵弁前往学习；近日左宗棠亦请在闽设立艺局，选少年颖悟子弟，延聘洋人教以语言、文字、算法、画法，以为将来制造轮船机器之本。由此以观，是西学之不可不急为肄习也，固非臣等数人之私见矣。"③奕所谓京营拣派兵弁往江南制造总局学习一事，是指北京神机营在训练威远队时需洋枪洋炮，派人到上海学此技术。这同福州船政学堂聘外国教师传习西方科技是有着明显差别的。但奕把福州船政学堂的设立与"采西学"相提并论，且视此为"自强之道"，这是符合实际的。因此，左宗棠积极倡导"采西学"，并身体力行地率先忖诸于实践，这正是他的独到之处。
左宗棠"求强"与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的主张，确为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积极作用，福州船政局等一批近代军事工业的兴办，实开中国早期近代化运动之先河。尤为可贵的是，左宗棠在晚年能够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他的"求强"思想。光绪十一年（1885年），担任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的左宗棠上奏总结了以往的造船情况，他说：
同治五年奏设船政，于福建仿造外国兵船，甫蒙俞允。即拜西征之命，一切制造，经历任船政大臣斟酌办理，不敢耗费财力。所制各船，多仿半兵半商旧式，近年虽造铁胁快船，较旧式稍利，然仿之外洋铁甲，仍觉强弱悬殊。船中枪炮概系购配外洋，兵船所用又有多寡利钝之分，所以夷衅一开，皆谓水战不足恃也。
左宗棠作为福州船政局的创办者，并不因仿造轮船的式样陈旧而掩掩遮遮，他主张迎头追赶西方的先进造船制炮技术，建议拓增船炮大厂，"以图久远"。他指出：
攘夷之策，断宜先战后和，修战之备，不可因陋就简，彼挟所长以凌我，我必谋所以制之。……如能筹得二三百万金，矿、炮并举，不惟炮可自制，推之铁甲兵船与夫火车铁路，一切大政皆可次第举办，较向外洋购买，终岁以银易铁，得失显然。……此次法夷犯顺，游弋重洋，不过恃其船坚炮利，而我以船炮悬殊之故，匪独不能海上交绥，即台湾数百里水程，亦苦难于渡涉。及时开厂制办，补牢顾犬，已觉其迟。若更畏难惜费，不思振作，何以谋自强而息外患耶！穆源铁矿，臣接见闽省官绅，均谓便于开采，似应委员试办，并拓马江船厂兴工铸炮。臣又闻江南徐州铁矿，矿苗之旺甲五大洲，若能筹款开办，即于吴楚交界之处，择要设立船政炮厂，专造铁甲兵船、后膛巨炮，实国家武备第一要义！
这不仅表明左宗棠举办洋务的认识比60年代深入了一步，同时也反映了军事工业对民用企业的创办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左宗棠还说：臣老矣，无深谋至计可分圣主忧劳，目睹时艰，不胜愧愤。惟念开铁矿、制船炮各节事虽重大，实系刻不容缓，理合请旨敕下内外臣工迅速妥议具奏，伏乞寝衷独断，期于必行，天下幸甚！①左宗棠的这份上奏，实揭开了晚清第二次"海防之议"的帷幕。清廷在"上谕"中称："现在和局虽定，海防不可稍驰，亟宜切实筹办善后，为久远可恃之计。前据左宗棠奏，请旨敕议拓增船炮大厂，昨据李鸿章奏，仿照西法创设武备学堂各一折，规画周详，均为当务之急。自海上有事以来，法国恃其船坚炮利，横行无忌。我之筹画备御，亦尝开立船厂，创立水师；而造船不坚，制器不备，选将不精，筹费不广。……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①可见清廷不仅采纳了左宗棠"请旨敕议"的建议，还提出了"大治水师"的海防新目标。左宗棠的"求强"思想正是在近代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得以升华。
①《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
②《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二。
③许地山：《达衷集》，第49-60页，1925年排印本。
①［清］张喜：《抚夷日记》，《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5册，第3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②［清］梁廷枬：《粤海关志》，卷二七，页二二；卷二九，页一六。
③［清］林则徐：《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85页。
①［清］魏源：《筹海篇》，《海国图志》，卷二，页四至六。
②［清］黄钧宰：《金壶七墨》，《浪墨》，卷四。
③［清］黄恩彤：《抚夷纪略序》。
①《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191页。
②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02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③《钦差大臣桂良等奏英以上谕中用有夷字指为背约片》，《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3册，第53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④［清］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2册，第528页。
①［清］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页一○○、一○一、七三、六九。
②咸丰十一年（1861年）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被时人习称为"洋务衙门"。《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1册，第288页。
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二，页一一。
④［清］王韬：《韬园文录外编》，第33页。
⑤［清］王韬：《韬园尺牍》，第7卷，第2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①［清］薛福成：《上曾侯书》，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第22-24页。
②［清］李鸿章，《复朱九香学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六，页三七。
③曾国藩致胡林翼信中说："得惠缄承奖，借夷助剿一疏，系左季翁捉刀为之，鄙人不办此也"，但"鄙见与翁公相同"。见曾国藩：《复胡宫保》，《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一三，页四七。
①见《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二，页五七至五八。
②《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六，页一○。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七，页二五。
②《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67、69页。
③《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第六二页。
①《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61页。
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五，页一。
③《海防档》（丙），《机器局》，第1册，第4-5页。
①［清］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九，页三四至三五。
②《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61页。
③《开造轮船请暂动结款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197页。
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四，页一七。
⑤《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五，页六二。
①《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通政使于凌辰奏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1册，第122页。
②《同治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杨廷熙条》，《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2册，第46页。
①《附陈贼情并监放炸炮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35页。
②《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67-69页。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一二。
②《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五五。
①《船局创始之初未可期以速效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169-170页。
②《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六四。
③《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九，页五九。
①［清］曾国藩，《复沈幼丹星使》，《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三二，页一四。
②《答浙抚杨石泉中丞》，《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二，页三九。
①［清］李鸿章：《复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一，页二○。
①［清］李鸿章：《复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一二，页一二至一三。
②《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四，页二二。
③《答胡雪岩》，《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一，页五四。
①《密陈船政机宜并拟艺局章程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342页。
②《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六三至六四。
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六，页四四。
①《光绪十一年五月初九日上谕》，《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2册，第559-560页。

第二节"求富"观与兴办近代民用企业的主张
左宗棠在19世纪60年代主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过程中，初步接触到与兴办民用企业有关的问题。同治五年（1866年）二三月间，他在班师由粤回闽途中，亲眼看到民间"瘠苦特甚"的境况，认为"厚生之道，亟应讲求也"。他着重指出："漳、泉、兴化，地皆濒海，居民以海为田，除渔船一项外，多置船为经商之计。近自番舶西来，受载多而行驶速，内地船商之利，遂被侵夺无遗。昔之海拗有船数十者，近则只存数号而已。"①因此，他在两个多月后所上《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中主张"以设局急造轮船"的办法扭转滨海商人"阛阓萧条"、"变为窭人"局面，提出"以新造轮船运漕，而以雇沙船之价给之，漕务毕则听受商雇，薄取其值"的建议，并强调"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②接着，他在《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中指出："轮车机器、造铁机器，皆从造船机器生出，如能造船，则由此推广制作，无所不可。"③
在左宗棠提出上述主张8个多月前，李鸿章在《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中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李鸿章说："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抑臣尤有所陈者，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仍不外乎机括之牵引，轮齿之相推、相压，一动而全体俱动，其形象固显然可见，其理与法亦确然可解。惟其先，华洋隔绝，虽中土机巧之士，莫由凿空而谈。逮其久，风气渐开，凡人心智慧之同，且将自发其覆。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④
可见，洋务派在倡导创办军事工业的同时，也注意到"有适民生日用者"或"有稗民生日用"的问题。只是由于他们把军事工业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还来不及兴办民用企业。但以军事工业的创办来带动民用企业的设想毕竟出现了。有论者或以左宗棠曾有反对架电线和筑铁路等言论，论证左宗棠在兴办民用企业过程中的消极作用。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如果把左宗棠的有关言论能与其提出的背景和洋务派的普遍看法联系起来考察，可以发现左宗棠是别有一番用意的，即抵制列强对中国电报业和铁路的染指。
左宗棠在同治五年的《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中谈到了机器制造的长处后，接着说："其信线一种，则运思巧而不适于用，安置数十里之远，无人常川监护，则机牙易坏，徒增烦扰，非民间所宜，非官所能强。上年臣过福州时，美里登曾申前请，臣以此谢之，给以价值，收其器具，现尚存福州府库也。此外奇巧之器甚多，然皆美观而不适于用，亦玩艺而已。"①
从这段话字面上的意思来看，左宗棠是反对包括电线在内的"奇巧之器"的。然而，左宗棠发此议论是有所指的。其一，福建税务司英人美里登于同治三年"请自福州口南台河边到罗星塔一带架设电线"，遭到清政府拒绝。总理衙门大臣奕等人认为："倘任其安置飞线，是地隔数千里之遥，一切事件，中国公文尚未递到，彼已先得消息，办事倍形掣肘。且该线偶值损坏，必归咎于官民不为保护，又必丛生枝节。"②左宗棠对美里登申请架设电线予以婉拒，与总理衙门的态度是一致的。其二，左宗棠的《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是针对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和威妥玛的《新议略论》而写的。赫德、威妥玛称："外国所有之方便，民均可学而得，中国原有之好处，可留而遵。外国之方便者不一而足，如水陆舟车、工织器具、寄信电机、银钱式样、军火兵法等，均极精妙，国民两沾其益。""各省开设铁道、飞线以及五金、煤炭各厂"，"虽谓于外国有益，实于中国更有益"①。清廷将赫德、威妥玛的议论说贴发交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地方督抚讨论，并令妥议一折，以"预为筹画"。左宗棠恰是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提出创办福州船政局的主张，认为"现在借新法自强之论既发之威妥玛、赫德，则我设局开厂，彼虽未与其议，当亦无词阻挠"。②而他对外人觊觎已久的电线等事宜则不主张仿行。江西巡抚刘坤一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指出："造船、军火、兵法各事，自可斟酌仿行。轮车、电机，益令彼之声息易通，我之隘阻尽失，以中国之贸迁驿传固无倾此，而地势物力均所不能，断不可从其所请。"③
同治六年（1867年），左宗棠致函总理衙门谈及铁路问题。他说："至铁路原因火轮车而设，外国造铁路，抽火车之税，利归国家，我无火车，顾安用此。应宝时七不可之说，此间未曾见过，如复议及，自可据此驳之，大抵西洋各国争新斗奇，因此为利，我如立意不行，或以民情不便，或以事多窒碍为词，彼亦不能强也。"①
显然，此时左宗棠既不打算自筑铁路，又强烈反对外国在华修建铁路的图谋。还在左宗棠写这份致总理衙门函的四年前，江苏巡抚李鸿章即对英、法、美三国要求筑苏州至上海铁路一事加以抵制。他指出："三国所凯觎者，在苏州未通商地方，竟以开路为主，其用意似有深浅之殊，其关系亦有轻重之别"，因此，"万难允许"。②同治四年，英国又想修建沪淞铁路，被上海道员应宝时以"七不可"予以回绝。李鸿章也认为："铁路费烦事巨，变易山川"，"断不能允"。③
可见，在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的议事日程中，虽附带有兴办与国计民生有关的民用企业的意图，但因外国势力易插足于民用企业，特别是列强对电报业和铁路的觊觎，更使洋务派加以担心。在这种情况下，民用企业的进程只能向后推延了。
然而，19世纪70年代以后，洋务派在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海陆军的过程中，遇到了资金拮据、后勤供应不足、燃料短缺以及缺乏或没有运输、电讯等事业相配合的困难，于是他们感到仅仅"求强"是不行的，从而把注意力转向"求富"，便从新式民用企业的创办入手，洋务运动转入"求富"阶段。洋务派的"求强"观和创办军事工业的主张恰促成了兴办近代民用企业的主张和"求富"观的出现。创办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轮船招商局是中国近代第一家官督商办的近代民用企业。它的创办与清朝统治集团围绕着是否继续制造轮船的争论有着密切的关联。
这场争论是因内阁学士宋晋奏请停办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的造船工程而引起的。宋晋是顽固派的一个著名代表人物。他在咸丰六年（1856年）任光禄寺卿、署理礼部左侍郎时，曾向清廷建议雇用外国轮船来配合清军进攻太平军。咸丰十一年（1861年），他又为镇压太平天国，疏请扩大曾国藩的兵权，并请求提升左宗棠、沈葆桢等人。当曾、左等人在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大举兴办洋务之时，宋晋又视西方的科学技术、机器生产为洪水猛兽，竭力加以抵制，主张恪守祖训，注重礼义道德，维护纲常名教。同治十年十二月十四日（1872年1月23日），他向清廷上奏说：福州船政局连年制造轮船，经费已拨用四五百万两，"糜费太重"。他认为，如果说造船是将用以"制夷"，现在中外早已经议和了，因此"不必为此猜嫌之举"。他把福州船政局说得一无是处，即便是造了一些船，但真的用于同外国在海上交锋，也断不如各国轮船之便利，"名为远谋，实同虚耗"。他还说江南制造总局造船的情况与福州船政局相同，建议将两处轮船局厂"暂行停止"①。清廷收到宋晋的奏折后，觉得也有些道理，假如福州船政局与江南制造总局的造船情况果真像宋晋所说的是"徒费帑金，未操胜算"，那么也只好"迅速变通"，停止造船了。清廷将宋晋的奏折发交地方官员讨论。福州将军兼署闽浙总督文煜、福建巡抚王凯泰倾向于宋晋的观点。他们于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九日（1872年3月17日）上奏称：福州船政局用款已超过原来的预算，现在虽造成六艘轮船，但"与外洋兵船较之尚多不及，以之御侮实未敢谓确有把握"。因此，他们主张"将闽省轮船局暂行停止以节帑金"①。
而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一批洋务派官员则反对宋晋停止造船的奏请。两江总督曾国藩于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1872年3月7日）致函总理衙门说："铁厂之开，韧于少荃；轮船之造，始于季皋；沪局造船，则由国藩推而行之。非不知需费之巨，成事之难，特以中国欲图自强，不得不于船只炮械、练兵演阵入手，初非漫然一试也。"②陕甘总督左宗棠见到宋晋、文煜等人停止造船的奏议后，怒不可遏，拍案而起，立即于三月二十五日（5月2日）上奏指出："制造轮船，实中国自强要著"，其目的是"师其长以制之"。他驳斥了宋晋那种认为中国所造之船不如外国兵船，因此中国不必造船的谬论，强调制造轮船"为沿海断不容已之举，此事实国家断不可少之事。若如言者所云，即行停止，无论停止制造，彼族得据购雇之永利，国家旋失自强之远图，隳军实而长寇仇，殊为失算"。③四月初一日（5月7日），船政大臣沈葆桢上奏力驳宋晋的非难，他指出宋晋以制造轮船为"猜嫌之举"，有碍同西方列强"和议"，那么就应该尽撤藩篱，甚至水陆各营也必须全部解散而后可。他论述了自造轮船的"未雨绸缪"目的，比较了轮船与沙船的优劣，认为"沙船自沪达津以月计，轮船自沪达津以日计"，建议船政局解决"费无从出"的一条出路为"间造商船未尝不可，亦不患领者之无人"①。五月十五日（6月20日），直隶总督李鸿章也上奏指出："窈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此停止轮船之议所由起也。"他不同意停止造船之说，认为"苟或停止，则前功尽弃，后效难图，而所费之项转成虚糜，不独贻笑外人，亦且浸长寇志"。接着，李鸿章进一步论述了船政局的经营问题，并由此而提出了"间造商船，以资华商领雇"的建议，认为"中国殷商每不愿与官交涉，且各口岸轮船生意己被洋商占尽，华商领官船另树一帜，洋人势必挟重资以倾夺，则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本巨用繁，初办恐无利可图。若行之既久，添造与租领稍多，乃有利益"。李鸿章还认为"船厂、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于是建议"招觅商人购买机器开采"煤、铁矿，"设法劝导，官督商办，但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此等日用必需之物，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①。
这场争论的结果是，不仅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得以续造轮船，而且沈葆桢、李鸿章的兼造商船，由华人雇领的建议也得到清政府的采纳。总理衙门上奏称："间造商船、华商雇领一节，李鸿章、沈葆桢俱以为可行，应由该督抚随时察看情形，妥筹办理。"清廷下旨曰："依议，钦此。"②经李鸿章半年的努力，同治十一年十一月（1872年12月），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左宗棠对轮船招商局的设立是表示赞同的。他说："宗棠原奏请以新造轮船运漕，而以所雇沙船之价给之，并听商雇，薄取其值，藉以护商捕盗，与现设之招商船局所议略同。"③由此可以说左宗棠是近代民用企业的倡导者，特别是福州船政局的创办和经营确为轮船招商局的诞生带来了机遇。对于这种机遇，李鸿章是颇有感触的。他说："思同治六七年间，曾国藩、丁日昌在江苏督抚任内，迭据道员许道身、同知容闳创议华商置造洋船章程，分运漕米，兼揽客货，曾经寄请总理衙门核准，饬由江海关晓谕各口试办。日久因循，未有成局。"现在机会到来了，李鸿章设想通过轮船招商局的创办而"从此中国轮船畅行，闽沪各厂造成商船，亦得随时租领，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其关系于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①此外，李鸿章在关于续造轮船的奏折中，提出了以官督商办形式兴办近代机器采煤的建议，也为日后煤炭工业的兴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样，在19世纪70年代，由创办近代军事工业转向兴办近代民用企业，从"求强"观转向"求富"观，已是大势所趋。
用"求富"特指兴办近代民用企业以同以往笼统谈富强的观念加以区别，并明显地界定"求强"与"求富"的内涵，是由候补同知直隶州知州薛福成提出来的。光绪元年（1875年），薛福成在代李鸿章写给盛宣怀（字杏荪，号愚斋，江苏武进人）的信中说："方今中国欲图自强，先求自富，自富之道，以矿务为一大宗。"②此后，李鸿章正是接受了他的幕宾薛福成等人的建议，使其对洋务的认识水平大为提高，甚至超过了左宗棠等其他洋务派官员。而左宗棠虽在西北征战多年，却并未因此而落伍于时代发展的认识水平，他的"求富"思想依然跟上了近代化发展的历史脉膊。
左宗棠"求富"观的内涵是"阜民即所以裕国"。他着手于兴办近代民用企业的实践活动始于光绪三年（1877年）。是年他致函在上海的胡光墉，主张设立兰州织呢局和采用机器治理河道。他说：
来示新出掘井、开河机器，极为利用。自明以来，泰西水法已著称。前年曾托幼丹制军代购，迄未见复。又兰州制造委员赖长以意新造水机，试制洋绒呈验，竟与洋绒相似，质薄而细，甚耐穿着，较之本地所织褐子美观多矣。惟以意造而无师授，究费工力。伊拟购办织呢、织布火器全付，到兰仿制，为边方开此一利，希即留意访购，赖镇所呈之图并附览。盖此间羊毛、驼绒均易购取，煤亦易得，只要有火机便省工力也。见通饬陕人凿井区种，以救旱荒。尊处购掘井、开河机器，并请雇数洋人，要真好手，派妥匠带领来甘，以便试办。此种机器流传中土必大有裨益，。与织呢、织布火机同一利民实政也。
左宗棠把兴办民用企业视为"利民实政"，完全是为了实现"阜民"的目的。特别是他主张以民用机器生产"为边方开此一利"，更为祖国大西北的开发和近代化的起步立下了首功。光绪五年（1879年），左宗棠鉴于兰州织呢局试办一年初见成效，主张将机器生产加以推广。他指出：
陇中寒苦荒俭，地方数千里，不及东南一富郡。新疆南北两路夙号腴区，从未经理，兵燹以后，更难覆按。见筹开河、凿井、制呢诸务，以浚利源，阜民即所以裕国。购运泰西机器，延至师匠，试行内地，有效则渐推之关外，以暨新疆。纵使有成，亦非十年以后不能睹其成效。自知衰朽余年，神识钝绌，未足语此。然目睹时艰，舍此不图，又无以善其后，如是则劳费虽巨，亦有所不辞耳。①
左宗棠提出"阜民即所以裕国"的主张，目的是通过引进西方的民用机器来改变西北地区的落后状况。仅就织呢等行业的情况来说，这已同洋务运动进入"求富"阶段之初，许多民用企业多有服务于军事工业的情形大不一样，表明左宗棠兴办民用企业的"求富"思想确有独自的特色。其"求富"观不仅仅体现在"裕国"方面，而是以"阜民"作为前提的。对于"阜民"和"裕国"的关系，左宗棠于光绪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885年2月7日）的《试办台糖遗利以浚饷源折》中的论述颇有代表性，从中可以归纳出其基本思路及实质所在。他认为：
开利之源，自以因民所利而利之为善，盖源开而流弊自少，故与民争利不若教民兴利之为得也。
……海滨之农，种蔗熬糖者十居七八。昔年中国自为贸易，衣食粗足。外洋通商以来，岁购红白糖数十万后，民当增富。讵农日加勤，其贫犹昔。考厥缘由，证诸西艺，盖中国贫农制器不精，熬煎失法，不能与外夷比，而朴拙同安，虽无利犹觉无害。今外夷互市，彼精我粗，彼巧我拙，虽购华糖，并非自食。香港等处已广设机厂，提红糖变为白糖，以其半载回彼国，半仍卖还华商，皆获重利。中国贫农之辛苦，不能自享其膏腴，岁产徒饶利权，外属无如之何。臣宗棠等抵闽之后，见边防紧急，营勇日增，库司告竭，邻协维艰。不得已商借洋款，暂顾目前。然款多息巨，筹填匪易。适有条陈糖利者，据称洋人煮糖之法精于中国，出糖之数加多一二倍，由红提白之法，中国亦可自行，不夺民间固有之利，收回洋人夺去之利，更尽民间未尽之利。
……拟于借款内提银数万两，先派熟知糖务之员，亲赴美国产糖之区，参观做法，购小厂机器，兼雇洋工数名来华试制。俟考定得糖实数，另议章程，或购蔗制糖，或代民熬煮，民利仍还之民，官止收其多出之数，著有成效，即行扩充，不惟内地各口可以一律照办，台湾产蔗尤多，军务一平，即须加意仿办。……惟以官经商，可暂而不可久，如官倡其利，民必羡之，有的实之户不搭烊股者，呈资入股，应准承课充商。官办既还，止收岁课，不必派员管厂。
止收岁课，不必派员管厂。左宗棠此论与其所一贯坚持的"为政必先利民"的思想是一致的。外国资本主义机器生产对中国手工劳动的冲击，造成了中国民间原有之"利"被攫夺的局面。清政府在财政危机、饷源枯竭的情况下，也千方百计地搜刮民间之"利"。这样，如何才能"收回洋人夺去之利"和怎样避免争夺"民间固有之利"，成为晚清经济发展中能否正确对待的一个重要问题。左宗棠试图通过引进机器生产，以提高劳动效率和产品质量，从而使中国的工业化产品能够与外国的商品相抗衡，以"挽回利权"，这是其举办洋务的活动中所不断奉行的原则。同时，在兴办洋务企业的过程中，左宗棠反对只求官府的利益而对民间加意盘剥的作法。他主张"不夺民间固有之利"，表明其重视民间的利益。他强调"更尽民间未尽之利"，则是要通过机器生产来改变原有的手工操作，把社会生产引入资本主义的近代化轨道，以顺应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他所说的"官止收其多出之数"，指的正是采用机器生产后由于技术提高多产出的那一部分，这对于解决以往官与民争利的矛盾是有益的。在左宗棠看来，无论是照顾民间之利以"阜民"，还是官府收其多出之利以"裕国"，都是为了"收回洋人夺去之利"，他兴办近代民用企业的认识水平已达到了为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而振兴民族工业的高度。尤其是他在处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产生进程中的官与商的矛盾时，一直强调官办不如商办，"以官经商，可暂而不可久"，这正是对洋务企业自创办到经营的十几年实践中，因官办近代工业所产生的种种弊端的清醒认识，表明左宗棠是力倡商办企业的，反映了近代商人投资于新式企业的愿望，不能不说左宗棠的"求富观"和创办近代民用企业的主张代表了洋务运动的正确方向。
当然，在对待"阜民"和"裕国"这一既辩证又矛盾的关系时，左宗棠作为朝廷命官，不可能不对"裕国"问题加以关注。光绪九年十二月初七日（1884年1月4日），他在两江总督任内谈及安徽池州煤矿时说："集资拓办，冀收自有之利以济财用之穷，实于税课饷糈大有裨益。"①尽管清政府与洋务派官僚都试图谋取由贫转富、由弱转强的出路，但洋务派创办的近代民用企业又不能冲破封建主义的羁绊，左宗棠的"求富"愿望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以实现。然而，他对于"求富"的追逐与渴望，却是值得称道的。
到19世纪80年代，左宗棠兴办近代民用企业的主张涉及纺织、开矿、电报、铁路、制糖等轻、重工业，其思想认识已较60年代大为提高，特别是他任两江总督和督办福建军务期间，又一次得沿海省区开风气之先社会环境的影响，其洋务思想不断深化。光绪八年十一月十四日（1882年12月23日），左宗棠在奏请开采徐州铜山矿务时指出："南北洋筹办防务以制造船炮为第一要义，而各省所设机器、轮船等局制造一切，又以煤、铁为大宗"。于是，他建议"以机器开采"煤、铁矿，并建议"酌减税银"，以敌"洋产"。②光绪九年六月初三日（1883年7月6日），左宗棠主张筹办长江沿岸陆路电线。他认为："电线兴自泰西，无论水陆程途千里，音信瞬息可通，实于军情、商务大有裨益"。这样，左宗棠改变了60年代创办福州船政局时把"信线"视为"运思巧而不适于用"的看法，并鉴于"洋商议添设水线，由长江以达汉口，虽经盛宣怀、王之春竭力阻挡，幸即暂止。然洋人狡作嗜利，未必遽作罢论"的情况，主张"应由中国先行设立陆线，杜其狡谋，所有一切经费仍由华商自筹"，请求清廷"敕下总理衙门速咨江西、湖北、安徽各省一律举行"①。光绪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1885年3月11日），左宗棠又把铁路视为"大政"，要求"次第举办"②。在左宗棠的洋务思想中，他对西方国家致富的原因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指出：
自海上用兵以来，事势纷坛，未能确操胜算，虽阅四十余年，内外极力支持，尚无定局。诚以泰西各国以经商致富，广造机器，增制轮船，动辄挟其所长，多所凌忽。自古谈边防者不外守、战与和，而就三者言之，亦有次第，必能守而后能战，能战而后能和，斯固古今不易之局也。泰西各国均以经商为本务，而英吉利为之宗，所以雄视诸国者，该国之规模法度较西人本为整齐，又明避实击虚之略，故所向无前。
从左宗棠的这一段论述中可以归结出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左氏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40多年中，中国虽萌发并进而搞起了以"求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但成效不大，"尚无定局"，其根本原因就是只抱着言守、言战、言和的古训，而没有从泰西各国学到"以经商致富"的根本。其二，他把西方列强"动辄挟其所长"，对中国备加凌辱局面的形成，视为泰西各国能够通过经商致富，且"以经商为本务"，以致于国富兵强。其三，左氏感到英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实因"该国之规模法度较西人本为整齐"。这表明左宗棠已开始有从对器物文化的追求转向对制度文化探索的倾向。尽管他还没有提出学习西方制度文化的要求，但其对英国"法度"的赞赏，恰与19世纪80年代从洋务思想游离出来的早期维新思想有着某种相同之处。可见，从仿造坚船利炮、师法工商技艺，从向往西方的"规模法度"，正展示出左宗棠的洋务思想逐步由低向较高层次发展的轨迹。
①《恭报回省日期及沿途察看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16页。
②《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60-62页。
③《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69页。
①《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69页。
②《海防档》（丁），《电线》，第1册，第5、10页。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页一七至一八。
②《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70页。
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一，页四四。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九，页五四。
②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册，第4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③《海防档》（下），《电线》，第1册，第8页。
①《同治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内阁学士未晋片》，《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5册，第105-106页。
①《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九日文煜等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5册，第107-108页。
②《海防档》（乙），《福州船厂》，第1册，第325页。
③《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左宗棠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5册，第110-113页。
①《同治十一年四月初一日沈葆桢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5册，第114-117页。
①《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李鸿章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5册，第119-124页。
②《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李鸿章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6册，第5页。
③《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四一。
①《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李鸿章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6册，第5-6页。
②［清］薛福成：《代李伯相复盛杏荪观察书》，《薛福成选集》，第91页。
①《与胡雪岩》，《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九，页五九至六○。
①《答王夔石少宗伯》，《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二，页三三。
①《试办台糖遗利以浚饷源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五四至五五。
①《光绪九年十二月初七日两江总督左宗棠奏》，《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7册，第108页。
②《开采徐州铜山县境煤铁援案请减税银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九，页七二。
①《筹办沿江陆路电线叶》，《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一，页八至九。
②《请旨敕议拓增船炮大厂以图久远析》《左丈襄公全集》奏稿，卷六四，页七。
③《筹办海防会商布置机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页三六。

第六章左宗棠的外交思想
左宗棠外交思想的内容，主要包涵他在议论或参与清政府对外交涉事件与活动中的一些看法和主张。在左宗棠人生旅途的后45年里，经历了从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等一系列列强侵华的重大事件。他面对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凌辱，不能不有感而发，有言必出，形成了敢于抵制列强藉端要挟的外交观，在晚清备受欺侮的外交格局中堪称难能可贵。

第一节"欲存国体，必难尽协夷情"
左宗棠在对待有关中外交涉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均能坚持力挽主权、反对妥协的基本立场，其"欲存国体，必难尽协夷情"一语正体现了他的外交思想的主导意识。还在鸦片战争时期，身为乡曲布衣的左宗棠已经开始对清政府的妥协外交政策加以指陈。他针对琦善在广东的投降行径，作诗写道："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①他对《南京条约》的签订更感痛心疾首，认为："时事竟已至此，梦想所不到，古今所未有。"②他此时只能发出慨叹并进而研究"海国故事"，企望有朝一日能向清廷进一家之言。左宗棠的言论，同在京师充任翰林院编修的曾国藩所说的"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宴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③的观点相比较，真可谓有天壤之别。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左宗棠尚在湖南巡抚幕府。他一面为镇压太平天国出谋划策，同时也关注着英、法侵华战局的变化。咸丰八年（1853年），英法联军曾攻占大沽，侵至天津郊外，并声言进攻京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对此，左宗棠致函胡林翼说：
"为人臣子，当时局败坏时，一心为国家计算，不但置己之生死利害勿顾，即所事之成败利钝亦不深较，亦可谓纯臣之用心矣。夷务屈辱至极，恐将更有不堪者。然窃意华夷杂处，衅端之开必速。彼时以一枝劲旅护天津，而后与之决死战，当可得志。但只求勋旧诸公勿参异论以惑视听，则吾事谐矣。"④
左宗棠此论，可谓切中要害。在对付外来侵略问题上，清政府决心不大。大沽炮台失陷后，咸丰皇帝急忙派出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全权议和大臣，前往天津议和。桂良等人在谈判中受到英、法代表的"咆哮要挟"，使他们"畏夷如虎"，以"该夷枪炮迅利"，"若抵都门，祸恐难测"①为由急忙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因此，左宗棠对清政府内部妥协势力的指陈和提出派劲旅赴天津同侵略者决一死战的设想，都反映出他勇于抵御外侮的坚定立场。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通过扩大侵华战争不仅进占天津，进而劫掠京师，咸丰皇帝仓惶北逃热河行宫。在此之前，左宗棠被任命力曾国藩军务帮办，以对付太平军。他刚刚在湖南练成楚军，便得悉"燕都夷患逼近，征调川楚勇丁赴援"的消息，深感"时事之大可忧者"，表示："我既挺身任事，亦不敢有所推诿，竭吾心力所能到者为之而已"。②于是，左宗棠向曾国藩请求由自己率兵北上"勤王"。曾国藩在致左宗棠的信中对其"慷慨勤王之志，敬仰无既"。但他并不愿上奏荐左北上。因为曾国藩此时一意在皖南进剿太平军，当他接到清廷令其调兵"勤王"的命令后，上奏要求清廷在他与胡林翼两人中指派一人统兵北上。他显然想利用奏折呈批往返需一个月来拖延北上的时间。所以曾又对左说，"此时若再陈奏，别无可说，只有自行耳。若不能自行，而奏请阁下一行，或骆一行，是近于推诿也。"①恰巧，恭亲王奕在京师办成了"抚局"。曾国藩接到的是"言抚议就绪"，勿庸北行的"寄谕"，兴奋地说："吾辈得以一意筹议南事，岂非至幸？"②左宗棠北上抗击侵略者的希望成了泡影。他只能对"英夷事已于九月十二三互换和约"的结局发出"辱甚矣"③的感叹！
19世纪60年代初，出现了所谓的"中外和好"局面。一方面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采取了对外妥协的外交方针。奕诉认为："自换约以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④随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深感"英、法两国，自换和约后，彼此均以诚信相罕。此次在上海帮同剿贼，尤见真心和好，克尽友邦之谊"。⑤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则在对华策略上暂易武力侵略为互相"合作"政策，企图通过公使驻京和控制中国海关等办法来对清政府的内政和外交施加影响，并以"借师助剿"为诱饵进一步迫使清政府加深对列强的依赖程度。
"借师助剿"问题经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数次争论，清廷于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1862年2月8日）决定采纳此策，在"上谕"中称："上海情形实属万分危急。借师助剿一节，业经总理衙门与英、法住京使臣商酌。……上海为通商要地，自宜中外同为保卫。……其事后如有必须酬谢之说，亦可酌量定议，以资联络。"①左宗堂本来并不赞成"借师助剿"，他在咸丰十年代曾国藩所拟《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中，既主张对外国提出的此议可"奖其效顺之忱"，但又强调须"缓其师期"，进而申明要牢记"自古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的古训，且认为"此次款议虽成，岂可一日而忘备？"②表明他对"借师助剿"是抱有警惕的。此刻，他作为浙江巡抚，只好接受清廷的谕令，并在同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确也使用过德克碑及"常捷军"。这表明左宗棠在维护清朝的统治以镇压太平夭国方面不惜勾结外国侵略者。然而，左宗棠却并不想去认真贯彻清政府"借师助剿"的政策，他反复阐述要对外来势力的渗透加以防范。他认为借助于外国势力对太平军加以进剿，"虽可偶用其长，未可常恃其助也"③。"主弱客强，终非长久之计"④。他还对"争附洋人"，"趋利如鹜，举国若狂"的境况表示不满，主张将不断迅速扩充的洋枪队"稍加裁禁，予以限制"⑤。左宗棠在致宁绍台道史致谔的信中谈到了他本意不愿"借师助剿"，但奉旨不得不行的苦衷。他说："我不必借其力以为强，亦不必因自强而求逞"⑥。"我不求彼之助，彼无可居之功，尚可相妥以处，否则衅端日积，何以善其后乎？海上士大夫多不知兵，故宜妄自菲薄，所恩议者，无非得过且过之计。"①因此，他告诫史致谔不要像李鸿章在江苏处处依赖英人戈登那样"全资其力"。他指出："海上用兵以来，过犹不及，言之腐心。我辈于此，争得一分是一分，了得一件是一件，不必事事仿效吴中。"②所以他在攻取全浙后，就令史致谔"将洋兵陆续遣散"，以防止"洋将有功则益形骄慢"，"日后更多要挟"③。
左宗棠在担任浙抚和闽浙总督期间，鉴于东南沿海中外交涉事件颇多，而一旦事发，外国人常常先告状到总理衙门的情况，感到"内地驿递迟滞，较之由甬沪轮船直达都门，迂捷自异；或有时彼国信息早到，而此间尚待查询确切，始敢咨呈，所有公牍必落其后"④，便致函总理衙门建议应实行"欲存国体，必难尽协夷情"⑤的外交方针。也就是说在涉及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原则问题上，不能完全满足列强的侵略胃口和无理要求。左宗棠此说，恰对习惯于妥协外交的总理衙门是当头一棒。而且他也正是以此作为自己在论及或参予对外交涉中所坚持的基本准则。
左宗棠对英人赫德攫取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一职从而控制中国海关大权之事非常不满，他说："总理衙门之信督抚，不若信赫德之专，亦殊可笑。"⑥他还就外国驻华使节的干政阴谋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同治五年（1866年），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在公使阿礼国的授意下，向清政府提交了《新议略论》，建议清政府"内改政治，外笃友谊"，认为中国如试行"新法"，"各国闻之，无不欣悦"，还称这些虽"于外国有益，实际中国更有大益"，并声言清政府必须照外国的意旨行事，否则"一国干预，诸国征之，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能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分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①左宗棠对这种赤裸裸的强盗逻辑感到异常愤怒，他说此次威妥玛与前不久赫德所递的论议、说帖，"悻慢之词，殊堪发指"。他揭穿了所谓"中外和好"的骗局，指出："西洋各国，外虽和好，内实险竞，共利则争。"左宗棠认为威妥玛此论并不是要立即借端挑衅，而是为以后换约攫取到新的权益制造舆论。他说："窃有虑者，各口未开以前，英人专互市之利，所获甚饶；各口既开之后，有约、无约之国均来中国贸易，利以分而见少。……未届换约之期，或无异说，数年以后，彼因生计愈耗，求赢于我，将顾而之他，借端要挟，恐所不免。"②
不出左宗棠所料，根据咸丰八年（1858年）《天津条约》的规定，十年后中英双方要修订海关税则和通商条例，英国方面想通过这次修约的机会，用"和平方式"从中国攫取更多的权益。总理衙门在修约谈判之前一年发出了"致各省将军督抚修约书"和"条说"，希望地方军政要员对修约一事提出具体意见和办法。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在临潼接到此密件后，即致函总理衙门，谈了他对"请觐"、"遣使"、"铜钱、铁路"、"内地设行栈、内河驶轮船"、"贩盐挖煤"及"开拓传教"等六个问题的看法。①
"请觐"之争的关键是外国使节在面见中国皇帝时应否行三跪九叩之礼。清朝统治者一向以天朝大国自居，把西方各国来使视为古时周边的朝贡国来对待，令其在觐见皇帝时须行三下跪、九叩首的大礼。直到同治初年，"请觐"的礼节问题仍未解决。左宗棠认为："自古帝王不能胥外国而臣之，于是有钧敌之国，既许其钩敌矣，自不必以中国礼法苛之，强其从我。泰西各国与中国远隔重洋，本非属国"，又何必强求其尊行中国礼法呢？他对嘉庆皇帝强求阿美士德使团非行三跪九叩之礼不予接见，并将该使团遣返回国，以致"英人衅端实伏于此"的教训加以重温，希望一改前此的闭关心态和妄自尊大习性。左宗棠已意识到当修约届期，英人"必首先以此事相读，其必不遵行拜跪仪节自在意中"。因此，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愚以泰西诸国君臣之礼本极简略，当于无意中询知，岛人见其国主，实无跪拜之事。今既不能阻其入觐，而必令其使臣行拜跪礼，使臣未必遵依。即能如来谕酌中定制，亦似于义无取。窃思彼族以见其国主之礼入觐，在彼所争者中外钧敌，不甘以属国自居，非有他也，似不妨允其所请。"左宗棠能提出如此开明的见解，非当时顽固势力视改礼仪为"伤国体"的一片叫嚣，所能望其项背。
"遣使"问题是指西方列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根据《北京条约》取得了公使驻京的权利，遂又喋喋不休地要求清政府也"遣使"出洋。在国际交往中，互派使节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西方列强则是在武力征服中国的同时，试图通过驻华使节直接对清政府进行外交讹诈和干涉中国政务。而在清代，由于长期闭关锁国心理的影响和谁欲与外人打交道就可能被扣上"变而从夷"、"深为可耻"的帽子这种社会氛围的制约，出使外国并非荣耀，总理衙门也就以种种理由对"遣使"而加以拖延。然而，左宗棠对这个问题却有远见卓识，他指出：
外国于中国山川、政事、土俗、人情，靡不留心谘考，而我顾茫然；驻京公使恣意横行，而我不能加以诘责。正赖遣使一节，以诇各国之情伪，而我公使之专横。尊虑远隔重详，择使既难，筹费不易，自是目今实在情形。惟思自海禁大开以来，江、浙、福建、广东沿海士商经历各海国者，实不乏人，其中亦有通晓各国语言文字者。……惟责成各督抚及总理船政大臣精为访择，必有可应命者。此项人才以游历为名，搭坐各国轮船，所费亦少。其使臣则五年一派，即从此项人才内挑派。
这些言论实开中国近代向国外派遣使节以促成外交近代化之先声。"铜钱、铁路"、"内地设行栈、内河驶轮船"与"贩盐挖煤"等问题均属外国资本主义想通过修约之机向中国索取的新的经济权益。左宗棠此时还没有意识到中国应自办电报和铁路以抵制外国在华架设电线和修筑铁路的图谋，只是强调应以"或妨民间出入，或近田畴"等理由加以拒绝。他还指出："议内地设行栈、内河驶轮船，此皆洋商怂恿所致，若允其请，则中国好商匀附洋人与局卡为难，影射偷漏，厘税因而减少，船商行户因而失业"，因此他建议总理衙门在修约谈判时"以此折之"。可以看出左宗棠此说既有防止中国自然经济免受解体的消极一面，同时也更具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积极一面。左宗棠还认为："洋船拖带盐船大为盐务之害"，"洋人挖煤，实则开矿"，"如准其租山，则变成夷业"，对于这些都须予以阻绝。
外国教会势力在中国的"开拓传教"问题是晚清中外关系中一个交涉频繁、颇为棘手的难题。通过两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同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其中外国的教会势力获益颇丰。因为"传教士是外国人，他们自然从条约的某些条款中获益"，且依据治外法权"使传教士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①。特别是咸丰八年（1858年）中英、中法《天津条约》规定外国传教士可以到中国内地自由传教，更为传教士的活动带来了方便。咸丰十年（1860年）中法订立《北京条约》时，法国特使葛罗的翻译德拉马和美里登竟在条约的中文本中私添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②的内容，进一步为外国教会势力的侵略活动创造了条件。传教士在租买土地、建造教堂等活动中势必要同中国民众和官府发生纠纷。因此，在外国教会势力不断向中国渗透的过程中，自然有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使中国人视西方宗教为"异端"而加以排斥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则是外国教会势力在中国强买土地，修建教堂，欺压民众，挟持官府，致使"人民积不能平，官绅亦渐嫉怨"①，而引起了教案的发生。教案迭出，此伏彼起的局面，又使清政府难于应对。所以，左宗棠在谈论修约时向总理衙门提出了他对传教问题的看法。他指出："若遇有中国民人与教士构衅之事，中国但持原议，与之争论，彼亦不得横生枝节。……全在地方官之贤者为士民扶持正气，乃能渐睹成效，非一时所可骤。几观天主、耶稣之教，自利玛窦等人中国至今三百余年，根株不能净绝，可知塞源拔本之难。惟不令教民得恃为护符，遇有教士干涉公事、袒庇教民，则地方士民公同排斥，官从而维持之，尚可随时补救。"
左宗棠给总理衙门提出的上述6条建议，可谓为总理衙门不久将要进行的修约谈判开出了应付之方。左宗棠认为"所有此次修约，有可迁就者，有不可迁就者"。其"可迁就者"为第一、二条建议，即他对"请觐"和"遣使"的阐述并不是为了适应外国侵华的需要，而是顺应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历史趋向。其"不可迁就者"为第三、四、五、六条建议，即关于"铜钱、铁路"、"内地设行栈、内河驶轮船"、"贩盐、挖煤"、"开拓传教"等的论述则具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宗教侵略的意义。诚如左宗棠所言，此次"蒙垂询修约事宜"，深感"时务之可虑，筹策之多艰"，但他知难而进，献策数条，目的是"于此而欲变已成之局，别图自强"①。左宗棠的这些建议对清政府的外交政策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同治七年（1868年）为中英修约之年，清政决定在谈判中采取"窒碍最甚者应行拒绝，其可权宜俯允者，仍与羁縻相安"②的方针。经谈判，中英双方在次年签订新订条约16款及新修条约善后章程10款。因这个新修条约未能满足英国的侵略欲望，英国政府拒绝批准。
当然，左宗棠在议论修约问题时也不是没有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做出一些让步的倾向，他主张对列强采取"羁縻"之策，就反映了一定程度上的妥协性。他在致总理衙门函的同时，向清廷递上《尊旨密陈折》，在此折中说："夷务之兴，其始由于中国不悉夷情，而操之太蹙，疑之太深，遂致决裂不可收拾。迨庚申之变，则寇深祸迫，不能不暂与羁縻。立约之初，原冀乘此闲暇，急谋自强，以待事机之转。……此次修约，但能就已成之局仍与羁縻，不能禁其多方要挟也明矣。"同治九年（1870年），发生了天津教案。这次教案的起因是法国在天津望海楼设立的天主教堂育婴堂频繁拐骗幼孩并常发生婴幼死亡事情而引起了群众的不满。五月二十日（6月18日），拐犯武兰珍诱拐幼孩时被村民发现，被抓送县衙。武兰珍供认用药迷拐属实，迷药系教堂内的教民王三所给。王三归案后，先供认迷药由传教士神父所授，后又翻供。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为尽快了结此案，将武兰珍正法。愤怒的群众仍聚于望海楼天主教堂门外，抗议育婴堂残害幼婴的行径。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要求崇厚派兵弹压，但崇厚不予置理。丰大业便直奔崇厚衙署，竟取枪向崇厚射击。在未击中目标的情况下，丰大业又捣毁衙署器物，随后冲出。行至浮桥，适遇天津知县刘杰，丰大业又举枪向刘杰开火，刘虽躲过，但其随从高升却被击伤。丰大业的蛮横狂妄，导致了事态的扩大。围观的群众怒不可遏，遂当场将丰大业及其秘书西蒙打死。接着，群众焚毁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馆和英、美教堂，又打死18名外国人。天津教案发生后，法国驻华代理公使罗淑亚竟撇开丰大业率先开枪、屡次挑衅的事实不提，反而联络英、俄、美、德、西、比等国公使发出七国联合照会，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井进行武力威胁。清政府只好派直隶总督曾国藩由保定赶赴天津去办理此案。尽管曾国藩表示"我兵久经行阵，不惮战也；我年逾花甲，不惧死也"①，有进行抗争的欲望，但他毕竟又不想因为此教案导致战争的爆发，遂在上奏中主张"为消弭衅端"而"委曲求全"②。因此，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的结果为："先后两次，共得正法之犯二十人，军徒各犯二十五人，办理不为不重，不惟足对法国，亦堪遍告友邦。"③天津教案发生后，左宗棠正在甘肃忙于镇压回民起义，他对这一震惊中外的教案不能不予以关注。他致函总督衙门说："津郡事变之起，由迷拐激成，百姓群起与之为难。虽受迷无据，而幼童百许、童贞女尸适从何来？王三虽未承招，武兰珍则生供具在，不得谓无其人无其事也。百姓之哄然而起，事出仓卒非官司授意致然。丰领事且以洋枪拟崇大臣、天津令，从人已受伤矣。"他对天津教案的缘起和事态扩大原因所作的分析是正确的。他接着指出，此案"曲不在我"，法使罗淑亚"所称四层，如志在索赔了结，固无不可通融，若索民命抵偿，则不宜轻为允许"。显然，左宗棠反对杀民谢敌的做法。他进而陈述道："津民之哄然群起，事出有因，义愤所形，非乱民可比，正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隐示以凛然不可犯之形。"①左宗棠强调借助民众的义愤和进行整军备战以对付列强的武力威胁。左宗棠还致函浙江巡抚杨昌浚说："津门近事，民间激于义愤，弟于复总署信时略举胸臆以告。未审近时有无变态，然沿海宜未雨绸缪。"②接着，他又写信给总理衙门指出："方津事之殷也，彼方虑词恫喝，调兵船入津门，由电线寄信本国，我能无戒备申警乎？彼如思逞，疆吏自当防患未然，岂能束手以待！"③左宗棠远在西北，对天津教案处理的情况不可能完全了解，他起初就曾国藩了结津案的奏折表示赞同，在致福州船政局提调夏献纶的信中说："律门事暂作了局，曾侯之奏尚为得宜。"④但他进一步掌握了津案结案的实情后，又致函夏献纶指出："津事草草了结，侯相颇不为时论所许。然当仓卒时，议论纷坛，莫敢执咎。侯相平日于夷情又少讲求，何能不为所撼。观其内愧方寸，外干清议之奏，亦可谓较然不欺者。彼张皇夷情，挟以为重，与严索抵偿、重赔恤费者独何心？……数月内尚有谭夷务之人，稍暇，则又将脑后置之耳。"①左宗棠的主张不仅与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措施完全不同，而且同接替曾国藩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所说的"我诎彼直，不论势之强势，总以议和为是"②的论调更是大相径庭的。同治十三年（1874年），出现了日本侵略台湾事件。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开始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积极向外扩张。从19世纪70年代起，日本把朝鲜、琉球和中国台湾作为它的侵略目标。同治十三年初，日本成立台湾事务局，准备侵台。三月二十一日（5月6日），日本侵略军在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的指挥下在台湾南部琅（今恒春）登陆，进犯台湾。清政府急派福州船政大臣沈藻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率轮船兵弁赶赴台湾，加紧布防。左宗棠也立即致沈葆桢说："贼图逞志于此，必先上岸作埠头，……我军水陆并力，乃可制此凶锋。"③随后他又写信给总理衙门，强调："水陆防剿，均宜兼筹。"他指出："闽中各郡半滨大海，台防有警，各郡海口均宜设备。台郡地形如梳，延袤千有余里，均须严密布置。是本省兵力不敷分布，不能不别有调拨。而滨海各省均须戒备。"他对李鸿章派援兵赴台深感欣慰，称赞道："少荃之请调枪队，所见诚伟。"但他担心的是"惟不知人数若干，此外尚有可续派否？"他对福州船政局"轮船已成十五号，洋防可固"和清廷派沈葆桢总理台防而倍增信心，他认为："幼丹志虑忠实，久悉中外情形，兹以闽人办闽事，朝廷任之既专，以事理而言，自能有济。"①正如左宗棠所说的那样，沈葆桢在台湾的积极布防，挫败了日本企图攻取台湾的阴谋，又由于日本"抵台南之船均非中国新船之敌"②，日军也不敢贸然开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转而通过外交谈判勒索清政府。
日本先是以驻华公使柳原前光进行外交讹诈，继而又派大久保利通为特使于七月三十日（9月10日）到北京进行谈判。大久保声称要中国赔款"至少亦须二百万两"，被总理衙门拒绝。接着他又扬言"日本一意要办到底"③，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左宗棠得悉这个消息后说："闻倭使来京，朝议允给百万元，而倭使仍欲久踞番地，未知确否？果尔，则我已有词，届时兵勇、船械均已齐备，水陆防剿，自有把握，可以战矣！"④正当中日双方谈判陷于僵局之时，李鸿章提出了妥协的论调，他致函总理衙门说："目前彼此均不能下台，能就通商一层议结，洵是上乘文字。……是其注意，实在占地、贴费二端，落到通商，必非所愿。……念该国兵士远道艰苦，乞思犒赏饩若干，不拘多寡，不作兵费，俾得踊跃回国。且出自我意，不由彼讨价还价，或稍得体，而非城下之盟可比。"①总理衙门大臣文祥也怕冲突升级，便采纳李鸿章的建议，于九月二十二日（10月31日）与大久保利通签订了《台事专条》（即《北京专约》），规定中国不仅赔银50万两，还要承认日本侵台为"保民义举"。
就在日本侵台的同时，英国也在觊觎云南。同治十二年，英国组织以陆军上校柏郎为首的"探路队"由缅甸进入云南，并邀英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前来迎接。马嘉理于光绪元年正月（1875年2月）带领探路队行至云南蛮允时，被当地群众打死，发生了马嘉理案（或称滇案）。英国借机扩大事态，英使威妥玛先后向清政府提出将云贵总督岑毓英等提京审讯、增开通商口岸、免除厘金等项无理要求，并多次声言下旗离京，且赴烟台与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赖德会晤，以武力施加压力。面对此况，李鸿章主张对英妥协，他说："中外交涉，先论事理之曲直，此案其曲在我，百嚎何辞？威使气焰如此张大，断非敷衍绚饰所能了事。""揆度彼此情形，皆有不值启衅之势"，"所以和好一说，最为稳着"。他还引经据典，宣称："语云：'毒蛇螫手，壮夫断腕'，不断腕则毒螫不能消也"②。显然，李鸿章在颠倒是非，并强调以丧失主权来换取中外"和好"。与李相反，此时担任督办新疆军务的左宗棠则揭露了英国进窥云南的侵略目的，并主张不应被英国的威迫所吓倒。他指出："泰西岛国协以谋我，志在通商。近因海口货多滞销，形见势础，不免捷足窘步之悔。英人笼鸦片以毒我，每岁出口之银几三千万两，兹复欲于东南印度越缅甸以开市滇边，就近广销毒物，此非各国所共之利。……英兵骄逸成性，陆战又非所长，其扬言调印度之兵亦未尝不见及。于此，滇边土人以敌印度之兵，固不足。然以主制客，不为利诱，则地险心固亦未尝不足捍卫吾圉。愚见此时虽不可显为搘格骤起衅端，亦不可专以柔道牵之，致需泥召寇之失。"①他还指出："英夷越缅窥滇，志在就近销售鸦片，岑彦卿请阻止通商，持义甚正。此时似不必以肇衅沮之，如能纠合土司，力捍边圉，亦时局转机矣。"②左宗棠对总理衙门和李鸿章怂恿赫德调停马嘉理案一事表示不满，主张对赫德应加以提防。他说："近日自称解洋务者，多为英人赫德所误，此虏乍阴乍阳，不可信也。"③他对李鸿章的妥协态度进行了批评，指出："威妥玛多方恫喝，……论者但冀目前无事，曲意允从，彼亦悟其非诚，更加恫喝，未审将来如何归结也。伯相擅淮军自雄久矣，既谓天下精兵无过淮军，又谓淮军不敌岛族，是天下古今有泰西无中国也。"④
马嘉理案经一年多的交涉后，清政府迫于英国武力进逼的压力，决定对英妥协，于光绪二年六月（1876年7月）派李鸿章赴烟台同威妥玛谈判。李鸿章在离天津前致函南洋大臣沈葆桢说："彼族以便宜行事求朝廷，弟岂敢以便宜行事应付彼族，稍不如愿，恐兵端随其后，若使其如愿，天下之恶皆归焉。"①看来李鸿章最害怕的是英国借此挑起战端。对此，左宗棠说："岛人多方要挟，当局委蛇相与，意在暂顾目前，不卜将来，如何结局，念之心腐。"②恰在此刻，左宗棠为魏源的《海国图志》重刻本作序，他正是针对中英交涉的这种局面，发出了"二十余载事局如故"的感慨！左宗棠还密切关注着威妥玛与李鸿章的动向。他对威妥玛的蛮横举止表示气愤，他说："威酋要挟本在意中"，"其过天津，不见合肥，强而后可见面"，随后"拂衣竟出"，实在欺人太甚。但不仅李鸿章主张妥协，就连沈葆桢也转向李鸿章一方，因此左宗棠说："沈幼丹近奉合肥为准的，大约仍以牢笼为主。"③这样。从总理衙门到南、北洋通商大臣，清政府主持外交事务三大要害部门均在对英交涉中持退让态度，马嘉理案谈判的结局可想而知了。七月二十六日（9月13日），李鸿章与威妥玛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该约除规定清政府对滇案赔款谢罪外，还在关于优待公使和通商事务等与滇案根本不相关联的问题上扩大了英国的侵略权益，中国被迫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地为通商口岸，大通、安庆、湖口、沙市等六处为停泊码头，英国可派员到重庆等地查看英商事宜，英国商人在通商口岸租界内免交厘金。这些新攫取到的权益，正是英国借马嘉理案之机所要挟而要达到的目的。对此，左宗棠指出："见在洋防已经定局，准开十三口，准免洋厘，计每岁失去千万之利，均为英人所夺，枢垣与李相专一示弱，时局未堪设想！"①
就在威妥玛与李鸿章在烟台就滇案谈判之际，受英国庇护的阿古柏匪帮侵略新疆的活动遭到左宗棠西征大军的沉重打击，威妥玛以"调停"为名，向李鸿章提出将阿古柏政权"作为属国，只隶版图，不必朝贡"②的建议。总理衙门将这一情况函告左宗棠后，他当即表示："英人代为请降，非为安集延，乃图保其印度腴疆耳。"③左宗棠在督军收复乌鲁木齐后，制定了规复南疆、彻底摧毁阿古柏政权的战略计划，决心抵制英国的外交骗局。
光绪二年十一月（1877年1月），清政府派郭嵩焘为出使大臣抵英就滇案向英国政府"赔罪"，同时郭嵩焘又以常驻英国公使的身份留在伦敦，这是清政府首次向国外派遣公使。威妥玛也赶到伦敦，与郭嵩焘会谈。郭接受了威妥玛提出的让喀什噶尔作为一个政权存在下去的说项，并向清政府建议："与其穷兵糜费以事无用之地，而未必即能规复，何如捐以与之"④。清廷将郭嵩焘所奏有关英人照会等事情告知左宗棠，令他斟酌核办。左宗棠上奏指出：
英人以保护安集延为词，图占我边方名城，直以喀什噶尔为帕夏固有之地，其意何居？从前恃其船炮横行海上，犹谓只索埠头，不取土地，今则并索及疆土矣！彼阴图为印度增一屏障，公然向我商议，欲于回疆撤一屏障，此何可许？臣奉职边方，才疏德薄，致启远人轻视之心，无所逃罪。惟以局势言之，我愈示弱，彼愈逞强，势将伊于胡底！左宗棠不甘向英国示弱的态度是鲜明的。威妥玛的阴谋只能成为泡影。
左宗棠指挥西征军于光绪三年十一月（1877年12月）攻占喀什噶尔后，中俄伊犁交涉的问题又摆在清政府面前。清廷于光绪四年六月派崇厚去俄国，谈判交收伊犁。左宗棠致函总理衙门谈了他的想法："地山侍郎此去，当得其要领，惟刚柔之间最宜斟酌。过刚固虑做不到，过柔亦恐了不了。"②他希望崇厚能在谈判中"仗义执言"，对俄方"索价太高"的要求"可据事势情理与之辩驳，不患无词"，"即使彼执意不回，星使难于久待，则弥饰言旋，而后照万国公法，集各国共相评论，亦非不可"。③但崇厚却在俄国的十个多月时间里受到沙皇政府的愚弄，他们"先以巽词之，枝词惑之，复多方迫促以要之"，因而有《里瓦基亚条约》的签订。对此，左宗棠认为："邦交之道，论理而亦论势"。"彼此信义相持，垂诸久远者，理也"。"至争城争地，不以玉帛而以兴戎，彼此强弱之分，则在势而不在理。所谓势者，合天时人事言之也，非仅直为壮而曲为老也"。他提出的办法为："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①清廷改派曾纪泽使俄谈判改订条约，恰与左的前半句话相符，而左宗棠亲自率大军出塞，又是对他后半句话的实践。光绪六年（1880年）初，左宗棠得知曾纪泽即将出使俄国和清政府内主战的呼声占据上风后，兴奋地指出：
伊犁事，非先之议论，继以兵威，实难望有归束。幸朝廷主之，亲贤辅之，天定人诚，得不为异议所惑，诚数十年未有之盛轨，臣工复疏，力持正论，天下事大有可为！……近奉有劼刚通侯使俄之谕，想已衔命展轮，是否成议而返，固未可知。然覆辙在前，当有所鉴，或不致仍前愦愦也。惟是能断大事者，非贯彻全局于胸，未能言之了了。枢垣、总署能将中外疏稿全交省览，则夷情备见，彼己形势了然，自期决理不恇，无所回惑。否则因愤生葸，因有恐惧而失其正，在所难免。②
左宗棠整军备战的积极姿态，确为曾纪泽在俄国的外交努力提供了实力后盾。曾纪泽在谈判桌前面对俄国代表的战争恫吓，坚定他说："中国可让者，我不难冲口说出，断不为先争后让之术；其不能让者，无论贵国有若干兵船，中国定不答应。"①曾纪泽所签订的条约与崇厚原订条约相较，挽回了一定的主权。英国驻俄公使德佛楞评价改订条约时也认为："中国逼使俄国做出了她从来没有做过的事，那就是吐出了她已经吞进的土地。"②显然，第二次鸦片战后沙皇俄国大量侵吞中国领土的悲剧此时已难以重演了。这是与左宗棠较强硬的外交主张和十分有力的军事部署分不开的。
中俄伊犁交涉结束后仅一年，法国又在越南北部挑起战火，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西南边疆。于是，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又就法越交涉和中国的外交方略问题展开了争论。李鸿章的《法越交涉事端重大遵旨妥筹全局折》代表了对法妥协、求和的观点。他虽然也说了几句"越如为法所并，凡我属国，咸有戒心，而滇粤三省先失屏蔽"，"边患固无已时"的话，但他对局势的分析并没有得出中国应当抵御法国侵略的结论。他认为："今越与内地相去数千里，若陈师远出，而反戈内向，顾彼失此，兵连祸结，防不胜防"，且法国海军强盛，"其船械之精，操演之熟，海上实未可与争锋"，陆战虽可"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因此他强调决不可与法国"决裂"，以免"全局动摇"。③
此时已告退回到湖南的前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也附和李鸿章的观点，认为："中外论臣一袭南宋以后议论，以和为辱，以战为高，积成数百年积习"，强调"中国无可战之机，无可战之势，亦无可战之理"①。针对李鸿章等人的言论，在京的张佩纶、张之洞、陈宝琛等一批"清流"人士纷纷提出对法持强硬的态度。
左宗棠则在两江总督任上也就中、越、法交涉问题谈了颇有影响的看法。他对与自己私交甚深的郭嵩焘进行了直率的批评，指出："尊论谓南宋识议无足取，弟以今日人才衡之，似南宋尚胜一筹。以彼国势日蹙，逞言长驾远驭之规。兹则金匝无缺，策士、勇将又足供一时之需，乃甘心蠖屈，一任凌夷如此之极，询有令人难解者矣！"②他写信给李鸿章说："法人于越南早玩之股掌之上，亦越南有以取之。惟其疆土日蹙，则粤、滇边务亦宜借筹，南洋未可坐视。"③左宗棠在上奏中提出了与法国交涉中的基本立场："我愈俯则彼愈仰，我愈退则彼愈进"，"法人得陇望蜀，滇、黔、广西边患愈迫"，因此中国不能"置之不理"④。他还接连致函总理衙门，陈述了自己的主张。他指出："惟主战于正义有合，而于事势攸宜，即中外人情亦无不顺。……法人所以图越南者，盖垂涎滇、黔五金并产，意在假道于越南以开矿取利。故先取西贡为屯兵储粮及器械子药之地，不仅以夺越疆为止境也。滇、黔矿利，为泰西各国所共争，英人之越缅甸而来，意亦在此。兹见法人捷足先登，开通海道，必将接踵而至。法人固不敢拒英，中国既以款法为事，亦无词以谢英。此外各国络绎奔赴，实意中事。是越终必亡，而我之外藩尽撤，广东边字危，滇、黔之边腹均形棘手，其祸患何可胜言！"①他还指出："外人反复无常，得步进步，是其惯伎，似非示武不足以杜彼蚕食之谋，而纾吾剥肤之急。"②左宗棠能较深刻地认识到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本性，揭露了法国以越南为跳板进而觊觎我国西南边陲的阴谋，并主张以武力对付法国的"蚕食之谋"，从而为中、越、法交涉问题提供了可行性的建议。
清政府一度在对待法国的外交讹诈和武装挑衅面前能够持较强硬的态度，这是与包括左宗棠在内的主张抗法的人们的努力分不开的。当然，清政府最后以"乘胜即收"了结了中法战争，这并不表明其外交政策有多么高明，而正是反映了它在近代外患频仍的情况下一再妥协退让的虚弱本质。清廷怂恿英人赫德委托金登干去法国议和一事，不但总理衙门不知所谈内容的细节，就是处于抗法前线的督办福建军务的左宗棠和两广总督张之洞也一直蒙在鼓里，对赫德、金登于的行动闻所未闻。清政府的外交已衰朽到何等程度！被左宗棠视为关系到"中国强弱一大关键"的中法交涉只能以"越南和战"的结局而告终，左宗棠长期以来所奉行的"必难尽协夷情"的外交主张只能落空，其"欲存国体"的愿望也难以实现。
①《感享四首》，《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59页。
②《上贺庶农先生》，《左文囊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二六。
③[清]曾国藩，《禀祖父母》，《曾国藩全集》家书，第1册，第33页。
①《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六，页一二；卷二七，页一。
②《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3页。
①[清]曾国藩：《致左宗棠），《曾国藩全集》书信，第3册，第1685-1686页。
②[清]曾国藩：《复胡林翼》，《曾国藩全集》书信，第1692页。
③《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4页。
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一，页一八。
⑤《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页二。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页二至三。
②《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二，页五七至五八。
③《台州宁波郡县克复温郡渐就肃清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68页。
④《请以奏如虎署理浙江提督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07页。
⑤《发给勒伯勒东札凭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24-125页。
⑥《史氏家藏左宗棠手札》，《江浙豫皖太平大国史料选编》，第235页。
①《史氏家藏左宗棠手札》，《江浙豫皖太平无国史料选编》，第236页。
②《史氏家藏左宗棠手札》，《江浙豫皖太平夭国史料选编》，第247页。
③《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六，页一二。
④《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六，页一○。
⑤《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六，页一一。
⑥《答徐树人中丞》，《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三五。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页二四至三六。
②《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68-69页。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九，页五二至五五。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九，页五三至五四。
①[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591-59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中文版。
②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47页。该汇编"注"中称：法文本并无"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规定。
①《筹办夷务始未》（同治朝），第一一卷，第二五页。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九，页五二。
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三，页一。
③《遵旨密陈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481页。
①[清]芍唐居士编：《防海纪略》，下卷，第30页，上海书店1987年版。
②[清]曾国藩：《复陈津案各情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九，页四七。
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七，页一八。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犊，卷一一，页一三至一四。
②《答杨石泉中丞》，《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一，页一七。
③《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一，页二八。
④《与夏小涛》，《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一，页一八。
①《答夏小涛》，《左文襄公全集》卷一一，页二六。
②[清]李鸿章：《复丁乐山观察》，《李文忠公全书》，卷一○，页一五。
③《与总理海防沈幼丹大臣》，《左文囊公全集》，卷一四，页二○。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四，页二一至二三。
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四，页四。
③《筹办夷务始未》（同治朝），卷九八，页一三。
④《答李筱轩》，《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四，页四一。
①[清]李鸿章：《论台事归宿》，《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二，页四一至四二。
②[清]李鸿章：《论滇案不宜决裂》，《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三，页四六。
①《答董韫卿大司农》，《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五，页四三。
②《答李筱轩》，《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五，页四四。
③《答李筱轩》，《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五，页四四。
④《答李筱轩侍御》，《左文囊公全集》书牍，卷一五，页五八至五九。
①[清]李鸿章：《复沈幼丹制军》，《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一六，页一八。
②《答彭雪琴宫保》，《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六，页三六。
③《答刘克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六，页七○。
①《与刘毅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七，页二四。
②[清]李鸿章：《述威使代喀酋乞降》，《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一，页二八。
③《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七，页三一。
④《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一一，页二。
①《复陈办理回疆亭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736页。
②《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一，页三○。
③《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一，页三六。
①《复陈文收伊犁事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五，页三七至三八。
②《与朱茗生侍郎》，《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九。
①[清]曾纪泽：《奉使俄罗斯日记》，第141页。
②[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373页。
③《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四，页二二至二三。
①[清]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奏疏，卷一二，页六、三八。
②《与郭筠仙侍郎》，《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一二。
③《与李少荃傅相》，《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三一。
④《敬筹南洋应办边务机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一，页一四至一五。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四二。
②《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四六。

第二节"诎以求伸"与"张我国威"
在左宗棠的外交思想中，"诎以求伸"反映的是其策略主张，"张我国威"则烘托出他力争改变半殖民地外交的最高追求。"诎"同"屈"，相对于"伸"。"诎以求伸"正是一个既矛盾又辩统一的命题。左宗棠的这一外交策略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左宗棠认为已经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不可逾越。尽管他对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均持深恶痛绝的态度，但条约一旦订立，他也只好表示要"守定条约"。他在同治五年（1866年）致函总理衙门说："窃维夷性贪而无厌，罔知中国礼法，所用多中国坏种，教猱升木，靡事不为。从前和约，迫于形势，不得不然。条约既定，自无逾越之理。然若于定约之外，更议通融，恐我愈谦则彼愈亢，我愈俯则彼愈仰，无所底极。惟有遇事守定条约，礼以行之，逊以出之，冀相安无事而已。"①
其二，左宗棠对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欠清醒的认识，甚至以列强"非利吾土地"而抱有幻想。光绪元年（1875年）他在陈奏中指出："窃维泰西诸国之协以谋我也，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必别有奸谋。缘其国取给于征商，故所历各国一以占埠头、争海口为事，而不利其土地、人民。盖自知得土地则必增屯戍，得人民则必设官司，将欲取赢，翻有所耗，商贾之智固无取也。惟其志在征商也，故设兵轮船、议保险以护之，遇有占埠头、争海口之举，必由公司召商集议，公任兵费，而后举事。自通商定议，埠头、口岸已成，各国久以为利，知败约必妨国用也；商贾计日求赢，知败约必碍生计也，非甚不得已，何敢辄发难端？"①他在光绪五年（1879年）还指出："道光中叶以后，泰西各国船炮横行海上，闯入长江，所争者通商口岸，非利吾土地也。亦谓重洋迢递，彼以客军深入，虽得其地，终无全理，战则势孤，守则费巨。合纵之势既成，独据则诿争，分肥则利薄也。中国削平发、捻，兵力渐强。制炮造船，已睹成效。彼如恩逞，亦在戒心。而谕约称兵，各国商贾先失贸易之利，苟且相安无事，其亦知难而息焉。"②
其三，左宗棠鉴于中外力量对比弱与强的悬殊状况，强调以"诎"来求"伸"，颇有"卧薪尝胆"之意。他在同治六年（1867年）写信给总理衙门说："窃维时务之可虑，筹策之多艰，夫人知之矣。于此而欲变已成之局，别图自强，不但海疆督抚难得其人，且内地寇盗纵横，人物唸耗，事力亦断不及。"③因此，必须权宜行事。同治十年（1871年），他进一步指出："我国家当多难之余，如大病乍苏，不禁客感也。"这样，他引古训为据："越勾践于吴，先屈意下之；汉文之于南粤，卑词畏之，反弱为强，诎以求伸。此智谋之士所优为，黄老之术所以通于兵也。古云，圣人将动，必有愚色。图自强者必不轻试其锋，不其然乎？"①
上述左宗棠所讲的"诎"字，恰是近代中国长期积弱的局面给清政府的外交政策蒙上的一层阴影，也是左宗棠所处时代许多官员或思想家的一个思想认识通病。李鸿章同样认为："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②郭嵩焘也说："洋人之利在通商，无觊觎中国土地之心。"③薛福成则指出："中国武备未精，未可为孤注一掷也。"④然而，左宗棠的着眼点更强调一个"伸"字"。他"守定条约"的主张包含有依据已经签订的条约限制列强进一步攫取新的权益的意义，反对在"定约之外"就列强的侵略要求再"更议通融"。他认为列强侵略中国主要为通商而来，没有认清西方殖民青对中国进行领土扩张的野心，但他能够意识到利用外国商人"计日求赢"而怕"失贸易之利"的心理，与外国相抗争，也反映出他运用外交手段以阻止列强"辄发难端"的可能性。他"诎以求伸"、"图自强者必不轻试其锋"的主张，则主要是根据客观现实，力争取得"相安无事"的国际环境，以尽快使中国"反弱为强"。左宗棠的这些主张又与王韬所说"一循条款，专主约章，可者许之，不可者拒之"⑤；薛福成所言"彼窥见我之情实，益肆要求，无所底止"，"中国将奚以自立"①；李鸿章所称"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②等观点颇有相近之处。当然，李鸿章更强调的是"外须和戎"，即认为"目前须力保和局，即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开衅，彼族或以万分无礼相加，不得已而一应之耳"。这正是左宗棠与李鸿章不相同的地方。所以李一直强调"须"与外国和好，且认为"暂胜必终败"，把自强新政的结果视为"以制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侮实未敢信"③，由此构成了他妥协外交的基调。
左宗棠"求伸"的愿望是非常强烈的。他针对俄国派兵侵占伊犁的情况，发出了"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④的呼声。他对滇案办理的结果表示愤慨，强调"烟台定议，国势日卑，将来非决战不可"。⑤他在中俄伊犁交涉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主张。他说：
"俄自窃踞伊犁以来，无日不以损中益西为务，蓄机已深。此次崇厚出使，乃始和盘托出。若仍以含糊模棱之见应之，我退而彼益进，我俯而彼益仰，其祸患殆将靡所止极？不仅西北之忧也！⑥
主战固以自强为急，即主和亦不可示弱以取侮。
譬之围棋，败局中非无胜著，惟心有恐惧，则举棋不定，不胜其耦矣。慨自海上用兵以来，其始坏于不知洋务之人，不知彼己真实情形，侥幸求胜；继坏于自负深悉洋务之人，不顾大局，长久下落，苟且图存，以致愈办愈坏，无所底止。"
这不仅表明了左宗棠在对待和与战问题上的基本态度，而且展示出他勇于抵御外侮、竭力扭转清政府"苟且图存"外交局面的雄心壮志。特别是在中法有关越南交涉之际，左宗棠进一步认识到法国的侵略野心，坚决主张抗法卫国，把"张我国威"视为奋斗目标，希望籍此一吐40余年之恶气，其"求伸"的爱国思想昭然若揭。
左宗棠"张我国威"的思想，一方面表现在他的主战姿态，另一方面则体现于他在同外国人打交道时处处以维护国家尊严的潜意识来支配自己的行动。同治五年（1866年），法国驻华公使阿礼国向总理衙门"控告"左宗棠，理由是左在对待法国驻福州领事贾禄时"较上海、广东有失礼之处"。贾禄认为，福建官府给他的行文"不应用札称该领事"，"领事见将军督抚，皆开门鸣炮，福建何独不然？"左宗棠则以"外国领事与中国道员平行"为由，认为"闽、浙向来遵约用札，来见向不鸣炮开门"，拒绝了贾禄的非份要求。左宗棠"守定条约"的主张即由此出。他向总理衙门建议不要在条约之外更议通融，"如阿使再向尊处饶舌，请向其询问如何违约，如何失礼，以便逐条登复"。①左宗棠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口角取胜，而是要维护中国的尊严，反对在外国人面前唯唯诺诺的妥协媚态。他在光绪三年（1877年）指出："窃维邦交之道，诚信为先。彼此实意交孚，而后情顺理周，推之皆准。其一切权变作用、牢笼驾驭之说，非所尚也。诚信立矣，而又加之以明，济之以恕，则刚柔协节，彼此均在情理之中，不必以口舌取胜，而事得其平，终可要诸久远。"②可以说左宗棠此论已完全摈弃了那种"夷性犬羊"、"加意牢笼"的"驭夷"之说，表明了他的开放姿态。他在担任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时，决心一改清政府外交长期积弱的局面，提出"洋务必当振作"的施政纲领，以"壮中朝之气"。即使是一向对总理衙门飞扬跋扈的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被左宗棠召去商议鸦片加税问题时，也不得不为左宗棠的声威而"夺气"。左宗棠因此而得到了"外国怕尔之声威"③的美名。他的外交思想和举措为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斗争增添了新的光彩。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五○。
①《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188-189页。②《复陈交收伊犁事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五，页三三。
③《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九，页五二。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一，页四五。
②[清]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四，页一○。
③[清]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奏稿》，第343页，岳麓书社1983年版。
④[清]薛福成：《与法兰西立约通商保护越南议》，《薛福成选集》，第167页。
⑤[清]王韬：《韬园尺牍》，第149页。
①[清]薛福成：《与法兰西立约通商保护越南议》，《薛福成选集》，第167页。
②[清]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四，页一一。
③《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四，页一二。
④《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七，页二。
⑤《答刘荫渠》，《左文囊公全集》书牍，卷一七，页四○。
⑥《复陈李鸿章所奏各节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五，页四一。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六六。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四九至五○。
②《遵旨派员确查中外交涉案件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709页-710页。
③[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392页。

第七章左宗棠的军事思想
左宗棠以一"寒儒"从戎，生前由清廷赐爵号"恪靖"，身后又被清廷溢以"文襄"。据《钦定大清会典》称："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劳曰襄，因事有功曰襄。"咸丰三年（1853年），"上谕"更明令大臣武功未成者不得溢"襄"。晚清重臣中以"文襄"谥者仅左宗棠、张之洞二人。①足见左宗棠在晚清军事史中的重要地位。
左宗棠自咸丰二年（1852年）入湖南幕府"即与闻兵事"起，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逝于督办福建军务任所止，在3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于戎马倥偬之际形成了一套颇为出色的军事主张。
①冯天瑜、何晓明：《张之洞评传》，第32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第一节"兵之用在精，兵之精在将"
"兵之用在精，兵之精在将"①，是左宗棠在概括其建军思想时说的一句话。鉴于清朝八旗、绿营兵业已腐朽、失去战斗力的状况，左宗棠提出了仿效戚继光"束伍"之法编练军队的主张。束伍，即编制军队。戚继光的束伍制以"队"为基本单位，队长辖士兵；队上为"哨"，"四队为一哨"，哨长辖队长；"四哨为一官"，哨官辖哨长；前、后、左、右四"哨官"为一"总"，"把总居之"②。这样，"把总"成为一"总"的统将。戚继光还对统将的"节制"作用倍加重视，认为："舍节制必不能军。""节制工夫，始于士伍，以至队哨，队哨而至部曲，部曲而至营阵，营阵而至大将，一节相制一节，节节分明，毫不可干"③。左宗棠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就把"我师不能致寇，每为寇所致"的原因归结为没有实行"南塘束伍之法"④。因此，他在入张亮基幕府后，积极主张编练军队时"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⑤率先向清廷提出将湖南的乡勇按此法加以改编的建议。随后，曾国藩编练湘军时所主张的"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①，与左宗棠的见解是相吻合的。接着，左宗棠依照戚继光成法，创行了新的成军规则："先择将而后募勇，有将领而后有营官，有营官而后有百长，有百长而后有什长，有什长而后有散勇，其长夫又由各散勇自募"②。这样，曾国藩受命办理团练事宜后，他编练的湘军恰改造并沿用戚继光的"束伍"之法。左宗棠接令招募楚军也同样采用此法。这就使湘军或楚军较之"官皆补选，兵皆土著，兵非并之所自招，弁非将之所亲信，既无恩义，自难铃束"③的绿营兵来说，湘、楚军能"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④，一去绿营呼应不灵，指挥不动的积弊。在左宗棠的建军思想中，他强调把"选将"视为要着。他指出：
"治兵，以选将为要。……兵有强有弱，而其实无所谓强，无所谓弱，视其将领而已。将领得人，则廉以率属而额可足，勤以练兵而技可优，忠义以倡其勇敢之气而胆可壮。否则，兵有轻其将领之心，而怯者亦骄；兵有不顾其将领之心，而骄者仍怯；出队则忧其怯，归营又苦其骄，而兵乃不可用矣。窃以为治兵莫要于选将者，此也。"
于是，左宗棠在咸丰十年（1860年）招募楚勇时便十分看重营官是否具有"将才"。他所选用的副将崔大光、游击李世颜、罗近秋等9人，均被左分别认为是"久历戎行，最为勇敢"、"人素勇往，久经战阵"、"技艺优素，人尚朴实"、"朴诚勇敢，深知战事"②可见，左宗棠的选将标准重在精于兵事、勇敢和朴实三个方面。对此，他反复阐述道："营官多用武人"，"止取其能拌命打硬仗耳"③。"将领勇则兵强，将领怯而兵弱"④，所以"频年涉历军事，于用人一事颇当留心，大抵贵谋贱勇一说，未可尽恃。盖好谋而成，原是统将之事，未可尽以此望之偏裨僚佐"⑤。"从来兵事最宜质实之人，最不宜浮文巧诈之人"⑥。"大约取人总以诚实为主，多一分文，少一分质，于兵事尤不宜也"⑦。正基于这些认识，左宗棠强调说："用兵之道，选将为先"⑧；"选将之方，朴谨为要"⑨。"军营兵勇得力，全在将领得人。非勇锐不足以振军威，非端廉不足以明纪律。将材难得，求备固难，然必其质地蠢实，实堪造就，而后可用其长而去其短。"①左宗棠不仅有明确的"选将"标准，而且还有独到的"用将"之方。用将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待人才。他在致胡林翼函中说：
"有强将无弱兵，此其征也。……所急者人才也。然人各有才，才各有用，尝试譬之草皆药也。能尝之、试之，而确知其性所宜；炮之、炙之，而得其性之正，则专用、杂用均无不可。否则必之山而求棒，必之隰而求芋，乌乎可，且乌乎能也！曾涤生尝叹人才难得，吾窃哂之。涤问其故。吾曰："君水陆万余人矣，而谓无人，然则此万余人者无可用乎？集十人于此，则必有一稍长者，吾令其为九人之魁，则此九人者必无异词矣。推之百人、千人，莫不皆然也。"见在湘省所用，皆涤公用之而不尽，或吐弃不复召者。迨湘省用之而效，涤又往往见其长而欲用之矣。然则涤之弃才不己多乎？阁下开口便求将才，谈何容易。然实论之将才虽多，阁下亦未能识，未能用也。……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谓之知人，非开诚心、布公道不能得人之心，非奖其长、护其短不能尽人之力，非用人之朝气、不用人之暮气不能尽人之才，非令其优劣得所不能尽人之用。"②人才难求，所难在用，用才之难，所难在辨。尝草而后知药性，辨才而后知长短。用人所长，避人所短，方是用才之道。因此，使用将领须从知人善任做起。
左宗棠对刘典的起用正反映了他的用将特色。创办楚军之际，左宗棠咨请湖南巡抚骆秉章将宁乡县候选训导刘典调给他差委为楚军营务处副总领，左认为刘"品端守正，熟习营务，堪资赞画"。后来，左又奏请委任刘帮办军务，指出"治军首重得人，用才贵于善任。同一军也，用之或胜或不胜，则将帅之才否不同也；同一才也，用之或效或不效，则任使之宜否不同也"。"臣与刘典为布衣交，在军中虽有僚佐之谊，欢若弟昆。……臣与刘典共事最久，相知最深。其为人刚明耐苦，廉于而有志节，臣可保其断不负国，断不厉民。其用兵最长于审察地势，临阵必身先士卒，以倡勇敢之气。然性稍褊急，有所见必直达其是，亦以此常见件于人。臣尝言之曾国藩，而曾国藩不甚以为然；言之杨岳斌，并奏请帮办杨岳斌军务，而杨岳斌尤不以为然。"①左宗棠重用刘典，使其成为自己的左右手。
左宗棠在用将方面，还强调扬长避短，发挥将之所长。他指出："人才未能一律，长短互见本是常情，惟在识其真而用得其当，乃期各奏尔能。"②他认为对有功的将官必须破格提拔，以激励人才涌现。他主张"于哨官中拔营官，营官中拔小统领，再于小统领中求大统领，否则破格求才，恐终无济"①。
左宗棠在募兵问题上强调"兵之用在精"。他招募楚勇时，令崔大光等人严格把关，认为"凡勇夫人等，务须一律精壮朴实，毋得以吸食洋烟及酗酒、赌博、市井无赖之徒充数。"②他一贯主张"兵在精不在多"③，要求将领在添募兵员时坚持"挑选精壮，无论南北籍贯"的原则，并格守"兵不可多，饷不可少"的"八字秘诀"。④他指出：
"查营勇病故逃亡，势所不免。然无精壮有根着勇丁挑补，宁缺无滥。本大臣爵阁部堂师行十二省，所部楚勇而外，各省壮丁收录亦多，然必慎简营哨之才，令各就所知展转招致，从不准以无业游手充数，故较之他军尚能得力。若临时随意招添，不暇查询来历，若辈多系游勇营棍，懒惰成性，不守营规，令严则逃，造谣生事，无所不至，尚望其出力那？……其实若就见存入马之数加意简练，率之西行，兵在精而不在多，亦未尝不可得力。"
可见，左宗棠所率之军能够有较强的战斗力，是与他上述建军思想分不开的。
①《遵旨密陈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203页。
②[明]戚继光：《纪效新书·束伍》，卷一。
③[明]戚继光：《练兵实纪·练将》，卷九。
④《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卷一，页一○。
⑤[清]张亮基，《筹办湖南堵剿事宜折》，《张大司马奏稿》，卷一，页三五。
①[清]曾国藩：《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页五六。
②[清]骆秉章：《援军将领滥收游勇偾事请旨革讯折》，《骆文忠公奏稿》，卷七，页六二。
③《清史稿》，第14册，第3903页。
④[清]王闿运：《湘军志》，第163页。
①［清］骆秉章：《参劾文武各员折》，《骆文忠公奏稿》，卷一，页五四。
②《札崔副将大光等招募楚勇》，《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71页。
③《答曾涤帅》，《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五一。
④《答福州税务司美里登》，《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七，页一四。
⑤《答徐树人中丞》，《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六，页二三。
⑥《与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四、页二七。
⑦《与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三，页四九。
⑧左宗棠：《请催调各路营勇来浙并速发捐输部照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5页。
⑨《请将营官杨正谟革职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190页。
①《请将参将杨海泰等分别降革片》，《左宗棠未刊奏折》，第9页。
①《请简派帮办军务大员以资赞助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134-135页。
②《答李质堂提军》，《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五四。
①《答刘克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九，页五二。
②《札崔副将大光等招募楚勇》，《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71页。
③《秦丞国辅禀贼众兵单未便轻进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8页。
④《谭提督玉龙禀请调赴前敌效力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63页。
⑤《札统领卓胜军金提督停募勇丁》，《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21页。

第二节"整军，乃可经武"
"整军，乃可经武"①，是左宗棠治军思想的重要体现。"练兵"，是治军的关键。左宗棠说："用兵最贵节制精明，临阵胜负只争一刻工夫。譬如在家读书、作诗文、习字是平时治军要紧工夫，而接仗不过如入场就试耳。得失虽在一日，而本领长短却在平时。"②他强调了平时练习本领在治军中的重要地位。左宗棠对练兵的内容作了这样的阐述：
"训练"二字不可偏废。练其技艺，一可当十，到临阵时自然所向无前。至兵下列名行伍，将来功名官职未可限量。做官要想如何始能成一好将，当百姓要想如何始能成一好人，日日存一向上的念头，要好的心思。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不可不随时讲究，心中明白，自然作事不差。将官时以此训其千把外额，千把外额时以此教训兵丁，则人人知道理，有志气，乃是第一好营头，不在吃朝廷钱粮也。
这是左宗棠于光绪四年（1878年）督办新疆军务时说的一段话，它含有两个方面的涵义：其一，对军队要"练其技艺"，即加强军事技术的训练；其二，对官兵进行"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方面的训导，即从封建政治教育的角度使将士"知道理，有志气"。特别是关于后一层面的涵义，左宗棠更为重视和反复进行阐述。他说："大小操演固宜加勤，然非调之随征，俾令历练有素，则虽技艺可观，终不足恃。盖打仗以胆气为贵，素练之卒，不如久战之兵，以练技而未练胆之故也。"①"练兵之要，首练心，次练胆，而力与技其下焉者。"②
应当指出，左宗棠以治心学来治兵，即用传统的伦理道德来武装官兵的思想，这在对付以荷枪实弹的外国侵略军时也不能不说是行之有效的。诚如左宗棠在收复新疆时所指出的："阅刘锦棠所行，俄官文稿声口似涉粗率，然据理辩论，亦不得不尔。与外人交涉，当强者不可示弱。屡接各将领信，均言军威之壮，西域种人实为震慑，甚且谓其能飞。向之以枪炮队称雄者，皆嗒然若丧。盖不明练心、练胆之术，而但侈器之精、技之长、阵之整，固有时而穷此矣。此次天威震荡，足令西域闻风胆落，惟威宜养而气不可屡洩"③这说明在近代战争中，武器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但人的因素也不能不说是更为至要的。在晚清以装备洋枪洋炮为特点的军队近代化过程中，楚军能够屡战不殆，且特别能打硬仗，的确体现了左宗棠所强调的"练心"、"练胆"、"养气"的作用。
同样，左宗棠对加强军事训练的重要性也有足够的认识，且揭露了清军在"练兵"中的腐败之处。他指出："夫有兵不练与无兵同，练之不勤与不练同。今日之制兵，陆则不知击刺，不能乘骑；水则不习驾驶，不熟炮械。将领惟习趋跄应对，办名册，听差使。其练之也，演阵图，习架式，所教皆是花样，如演戏作剧，何裨实用？省标尚有大操、小操之名，届时弁兵呼名应点，合队列阵，弓箭、藤牌、鸟枪、抬枪次第行走，即毕，散归不复相识；此外各标营则久不操练，并所习花法，所演阵式而忘之矣。水师战船失修，朽腐殆尽。将领巡洋会哨，但有文报而无其事。遇需巡缉，辄雇民船代之。弁兵无船、炮，无以练习，名为水师，实则就岸居住，一登海船则晕呕不堪，站立不稳，遑云熟习沙线，惯历风涛。设遇有事，奚望其有万一之幸乎？是则练兵为救时之急务矣！"
左宗棠还认为自同治初年在直隶军额之绿营兵内挑选士兵仿湘军营制加以编练的"练军"，是空有其名，并无其实。他指出："方今制兵之不足用，由于饷薄而兵不能精，亦由营伍习气已深，骤难更革。承平无事之时，制兵徒供差遣。千、把、外、额按缺递升，副、参各员，专讲应酬，何知战阵？一旦令当前敌，所用非其所习，纵令壮健过人，而阅历未深，难免仓皇失措。""是虽有练兵之名，究难睹练兵之效。"因此，他建议将"营伍习气得以蠲除，未经战阵之兵丁得久经战阵之将并节制训练，倡其勇敢之气，亦将争白濯磨，日有起色矣"。左宗棠则亲自对省标各营严加训练，身赴校场，校阅战阵，观看连环枪炮、喷简等武器的施放，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期于有勇知方，以收实效"②。然而，能够像左宗棠这样身体力行地对军队严加训练的军政大员在晚清军事史上是并不多见的。
在左宗棠的治军主张中，他所坚持的一项原则是"整齐队伍，严明纪律"。③他一再强调"驭军之道，纪律为先"。④他在创建楚军时即仿曾国藩的《湘军营制》制订了《楚军营制》，并"自成师以出，无日不以此申儆各营，亦无日不以此为课程"，认为"近来兵事稍稍顺利，其得力亦颇在此"。⑤他在总结江南大营于金陵溃败的原因时说："近观金陵局势之坏，不在无健将劲兵，而在军无纪律及队伍不整之故。本京堂恩力矫其弊。"⑥于是，他反复告诫部下将领须恪守军纪。他在给部将王德榜的信中说："军律难整易坏，断宜随时加意约束，务恳严饬营、哨各官，自相稽察，不可稍事徇隐。"①他又致函高连升说："军律却须切实讲求，不可因闻谤而生愤。请饬诸营、哨加意整理为要。"②左宗棠还强调用严明的纪律对官兵加以约束，以处理好军队与地方、军队与民众的关系。他指出："行军最要纪律严明，方期军民相安，诸事应手。否则处处皆荆棘，一步难行也。"③此外，左宗棠在督办陕甘军务和督办新疆军务时曾分别在给"恪靖"前路统带官刘端冕、总理西征军营务处刘锦棠的指示中说："前檄该提督等申明纪律，除临阵外不准滥杀，不准奸淫妇女、搜抢财物、烧毁粮食，如敢故犯，准随时军法示惩。盖不但目前整军勘乱之计，亦所以销弭异日怨毒隐伏之根也。"④"进规南路应剿者陕甘叛回（按指白彦虎）、安集延夷兵耳，积年叛弁耳，此外缠回及先附贼而后反正者均应宽贷，亦天理人情所宜。所部各营均知法度，老湘风气尤冠一时，此次如能各遵行军五禁，严禁杀、掠、奸淫，则八城回民如去虎口而投慈母之怀，不但此时易以成功，即后此长治久安亦基于此。"⑤左宗棠把严整军纪提到了"长治久安"的高度来认识，表明他的治军思想是非常深刻的。他在总结收复南疆的经验时说："此次官军进征，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完善如初。"⑥这固然不免有夸张之意，但较之当时各支清军军纪败坏，四处烧杀奸掠的情况，他所督率各军的纪律严明确实是很难得的。
左宗棠还主张裁撤冗疲和庸劣将弁兵丁以整军。他认为"兵之应亟汰者四：老弱疲乏之兵，吸食洋烟之兵，虚名占伍之兵，塘汛零星之兵。此皆无所用亦不可练者。外此各标协营听差、传号、书识各名色不与操练之兵，实为军政之蠹，亦应酌量裁减，以实行伍。约计应汰之兵至少不下四成余。兵既减少，则员弁亦可酌量裁并，所裁之廉俸、薪乾亦可留养练兵。大概挑留可练之兵五成有余，即以裁兵四成有余之饷给之，饷、米并计，守兵每月可得银三两，战兵每月可得银三两数钱。日用足敷，无须别营生业，自可聚居勤练，而免散漫荒嬉之弊。"①对于清朝绿营之弊端。左氏此论可谓一针见血。当时绿营兵有60余万人。人数虽多，却并无多少战斗力。这一方面由于训练荒废，另一方面则缘于兵多饷缺，以致出现了冗疲充斥的局面。按绿营营制，守兵月饷银一两，战兵月饷银一两五钱，但实际上由于"库款告匮"，士兵"每月仅获半饷"。这样，"每兵所得月饷，不足供一人十日之食，余二十日则悬釜待炊，衣履无出"，"如是少壮者不愿入伍，而入伍者多老赢疲弱，穷无所归之人。其市井之徒，或挂名册籍，以小贸、佣工为本业，而以余暇应差操"②。因此，左宗棠提出了裁撤绿营兵四成以上的建议，以力矫其弊。他对时论"以兵改勇"的呼声表示赞同，但又表示不能"借以兵改勇各色为开销实饷地步"，防止出现"兵饷虽加，仍无实际"的结果。他认为应在"以兵改勇"之际对军队加以整顿，指出各省之兵"相沿既久，军营恶习太深，将弁只知当差赚钱，兵丁只知吸烟、赌博、诈索陋规，于打仗、守城诸事毫不得力。……此时以兵改勇，必先将行伍积习一律划除，从新整顿，方期实效。而欲兵勇得力，必先将管带之营哨各官逐一挑选，务得其才。不必定用本标副、参、游、守、千、把、外额办事管饷，办文册不准仍用营书队目。惟责令营官选哨官，哨官选十长，十长选兵丁，方期选募训练一气呵成，渐得以兵改勇实效"，"必期一兵得一兵之用"①。左宗棠还认为："武营习气太深，整饬不易，其庸劣不职者，应即随时参劾，以肃戎行。"②他一经发现不称职官弁，即随时予以革职。左宗棠在筹划进军新疆之际，除精挑出关之兵和精择出关之将外，还主张对金顺等"虚拥多营"、"坐食迁延"的情况加以整顿，并上奏清廷请敕金顺能"深思兵贵精实之义，汰去虚冗疲乏将弁兵勇，归并成营"，这样才能够"制胜有权，免贻异日之悔"③。
此外，左宗棠注重对将士勤苦耐苦作风的培养，强调"治军者知以习劳戒逸为教"。他指出：
"楚军所至，皆于战阵余暇务屯垦，勤树艺，筑城堡，兴水利。凡民力不逮者，均师人代之，工竣薄给赏犒以酬其劳，而省官钱无数。……可见治军者知以习劳戒逸为教，恤民勤事为心，其军必可用，于国事必有济。①防营无事，修筑城堡，开耕荒地，差操之余种菜栽树，以习劳练其筋力，以作苦范其心思，胜于坐食嬉游多矣。……本大臣爵阁部堂积苦兵间，所至皆以此为务，而所部亦自成风气，无敢扰累百姓者。②臣之度陇也，首以屯田为务，师行所至，相度形势，于总要之处安营设卡；附近营卡各处，战事余闲，即释刀仗，事锄犁，树艺五谷，余种蔬菜；农功余闲，则广开沟洫、兴水利以为永利，筑堡寨以业遗民，给耕具、种籽以赒贫苦，官道两旁种榆柳垂杨以荫行旅。自臣以下至营哨各官，于驻营之地，日巡行省视，以劳来而劝勉之。……所部楚军，向用农家，不收游手，其将领又多由佣耕作苦而来，故以其所习课其所能，不烦教督而自劝。至所属蜀、豫、淮各军，则固未能一律绳之。"③
这些言论既淳朴又感人，集中体现了左宗棠在整军方面确有与众不同的特色。
值得称道的是，左宗棠能够自觉地与将士同甘共苦，且以身作则，诚以待下，廉以率属，从而鼓励了士气，使整军经武得以可靠的保证。他在家书中说："军兴既久，饷绌日甚，我军欠饷三月有余，刻忧饥乏，有时事机必赴而运掉不灵，无如之何。幸诸将士相从日久，知我无丝毫自利之心，尚不至十分迫索耳。"①"自入军以来，非宴客不用海菜，穷冬犹衣缊袍，冀与士卒同此苦趣，亦念享受不可丰，恐先世所贻余福至吾身而折尽耳。"②"我在军中，作一日是一日，作一事是一事，日日检点，总觉得自己多少不是，多少欠缺。"③"带兵五年，不私一钱；任疆圻三年，所余养廉不过一万数干金，吾尚拟缴一万两作京饷，则存者不过数千两已耳。"④他还在上奏时指出："臣之驭军，别无才能权智，所恃者诚信不欺，丝毫不苟，不敢以一时爱憎稍作威福，致失人心。行之既久，湖湘子弟习而安之，虽欠饷积多，尚无异说"，因此在远征新疆之际，"将士闻臣荷新命，多赴兰州自请随征出塞者"⑤。于此可见，左宗棠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德高望重、业绩卓著的军事统帅，正是他砥节励行的结果；楚军之所以有较强的凝聚力，且治军效果显著，也得益于左宗棠的身先士卒。
①《答金和甫》，《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五，页二五。
②《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36页。
③《督标中军尚副将兆嘉禀阅过督标等营春操事竣并境内得雨日期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25页。
①《答徐树人中丞》，《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六，页四○。
②《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四，页五五。
③《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二○。
①《闽浙兵制急宜变通谨拟减兵加饷练兵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124-125页。
①《复陈善后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758页。
②《校阅省标各营官兵春操事竣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226页。
③《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二。
④《请将营官杨政谟等革职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190页。
⑤《李副将金旸禀驰抵江省并拔营赴剿日期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9页。
⑥《李副将金旸禀驰抵江苏并拔营赴剿日期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9页。
①《与王郎青》，《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七，页六七。
②《答高果臣》，《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二八。
③《丁提督贤发禀派队护送粮运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12页。
④《刘提督端冕等禀在胭脂沟等处击贼夺获军械辎重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346页。
⑤《答刘毅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七，页六二。
⑥《答刘克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二五。
①《闽浙兵制急宜变通谨拟减兵加饷就饷练兵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126-127页。
②《闽浙兵制急宜变通谨拟减兵加饷就饷练兵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124-125页。
①《延榆绥刘镇声集等禀请以兵改勇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108-109页。
②《请将废弛营务之朱纶等三员革职片》，《左宗棠未刊奏折》，第548页。
③《敬筹采粮转运核实支销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5册，第482页。
①《刘镇厚基享请附奖工程人员并卓胜军开拔各情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395页。
②《延榆绥谭镇仁芳禀报神木游勇拒捕毙兵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06页。
①《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9页。
②《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64页。
③《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68页。
④《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88页。
⑤《杨昌浚如能去浙度陇可资臂助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342页。

第三节"用兵之道"
左宗棠善于讲求"用兵之道"。这也是他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
左宗棠制定指导战争全局的战略计划，向来主张"规摹局势，先后缓急"①。还在浙江镇压太平军之际，左宗棠便"亲履行阵，于军情、贼势、地形刻意讲求，颇有所悟"②，从而较为准确地确定重点打击目标，其战略意识不断成熟。在镇压捻军和陕甘回军时，他的基本战略是"先捻后回"，"先秦后陇"。他指出："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因此，他主张先进剿捻军，然后镇压陕甘回军。他还认为："将来臣军入甘，应先分两大枝，由东路廓清各路，分别剿抚，俟大局勘定，然后入驻省城，方合机局。是故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③这就是说在镇压陕甘回军的过程中，以进兵陕西为先，然后进取甘肃。当阿古柏匪帮侵入新疆，俄国又派兵占据伊犁后，左宗棠积极"筹布出关大略"，认为："关内关外用兵虽有次第，然谋篇布局须一气为之。以大局论，关内肃清，总督应移驻肃州，调度军食以规乌鲁木齐。乌鲁克复，总督应进驻巴里坤以规伊犁。"①他还指出对新疆局势应"从内布置、从新筹度"，"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②。左宗棠制订收复新疆的战略计划正是在认真"规摹局势"后作出的。他认为："天山南北两路，旧有富八城、穷八城之说。北自乌鲁木齐迤西，南自阿克苏迤西，土沃泉甘，物产殷阜，旧为各部腴疆，所谓富八城者也。其自乌鲁木齐迤东四城，地势高寒，山溪多而平川少；哈密迤南而西抵阿克苏四城，地势褊狭，中多戈壁，谓之穷八城。以南北两路而言，北八城广，而南八城狭，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③因此，"此次进兵，先北路而后南路。如大军攻剿古牧地乌垣、红庙一带，帕夏敢赴北路之援，官军猛打数仗，自可挫其凶锋。将来下兵南路，声威已张，或易著手。"④"官军出塞，自宜先剿北路乌鲁木齐各处之贼，而后加兵南路。……是致力于北而收功于南也。"⑤这样，先攻北疆，次取南疆，然后索还伊犁，形成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正确战略思想。
在进行战争的战略策略方面，左宗棠主要强调了"布置后路"、"缓进急战"两个方面的问题。左宗棠一贯主张布置和严防后路，以便前线军队能够长驱直入，无后顾之忧，层层推进，稳扎稳打。他在浙江同大平军作战时说："办贼之法，必避长围、防后路，先为自固之计，然后可以制贼而不为贼所制。"①他在进兵陕甘的过程中也说："凡战事总须严防后路，最忌一泻无余。"②特别是在收复新疆的用兵谋略上，左宗棠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方面的思想。他在玛纳斯南城既克，北路一律肃清的情况下，认为"官军方图下兵南路，扫荡而前，北路所宜筹者防，南路所宜筹者剿，大致判然。……主剿之军，步步向前，步步顾后，克复一城一堡，即宜分兵驻守，要隘冲途，均须设局防护，以通运道而速文报。程途愈进愈远，兵力愈分愈单，其不得不预筹增调以为之备，固也。"③正是鉴于底定南疆路途遥远，保固后路更加困难也日趋重要的特点，左宗棠一再强调指出："用兵之道宜先布置后路，后路毫无罅隙可寻，则转运常通，其军情自固。然后长驱大进，后顾别无牵掣，可保万全。譬若兵器，丰其本而锐其未，锋芒自无顿挫也。"④他还指出："实则用兵之道，前进必须先固后路，坚扼乌垣等处关键，庶规取南路得以一意驰驱，论功固无防剿之分也。"⑤
"缓进急战"是左宗棠总结出来的颇为有效的用兵策略。所谓"缓进"，就是在战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和部署；所谓"急战"，就是在战争的进行过程中速战速决。左宗棠说："自办军务以来，拿定主意，宁肯缓进，断不轻退。"①这表明他不同意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急于出兵的做法。他在收复南疆的战略准备方面可以说有独到的见解。刘锦棠率军于光绪二年（1876年）秋克复乌鲁木齐之后，认为已基本肃清北路，从而主张急于出师南路，拟进兵事宜8条，请左宗棠批复。左宗棠指出："以见在局势言之，则今年万元进兵之理。总统新病甫愈，将养复元尚须时日，所部患病甫痊者亦多，非缓养不可即戎，一也；玛纳斯南城未复，助剿之军未能归营，二也；蜀军、嵩武转运军粮于药未能加以迫促，三也；古城采运不能迅速，民车民驼既经周守迫压从事，人多逃散，见难招致，而伏贼四出，劫掠频仍，人皆视为畏途，该总统前存之粮尚未运竣，后采之粮凭何转挽？四也；节届大雪，冰凌载涂，南进之后战事、运事均难着手，而人马已形困瘁，五也。思之，思之。察看情形，通筹利病，进兵之期非俟明岁春融不可。天时人事皆显而易见，智勇所不能违。"从左宗棠的这段批文内容来看，"缓进"即做好准备和部署要充分考虑三个因素：一是投入战场的兵力和将领的状况，需要经过养精蓄锐，然后才能发动下一个战役；二是要集结优势兵力配备和补充好军队的武器弹药和粮饷；三是应详察天时地利，根据自然气候的变化选择有利的进兵时机。"惟进兵虽俟明春，而目前应办之事必应迅速办理"，"如此则明岁春融师期不致再误，而局势仍以缓进急战为义，可以制胜矣"①。左宗棠重视与强调"缓进"，意在为"急战"做充分的准备，一旦准备得当，时机成熟，便"取急风雷雨之势"②民因而他把"缓进急战"视为克敌致胜的法宝。"急战"是吸取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讲的"速战"主张，强调在"缓进"的过程中速战速决。
春秋时期的兵圣孙武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③"其用战也（贵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④孙子这种兵贵神速，以速战来解决战争的战略思想颇为历代兵家所推崇和汲纳。左宗棠既继承这一思想的合理因素，又针对用兵新疆地域广袤、行程较长的特点，根据自己多年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在缓进中求速战的战略思想，发展了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后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采取"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的"战略方针"⑤，同左宗棠的"缓进急战"主张是有一些相通之处的。左宗棠能够成功地完成收复新疆的壮举，可以说是他"缓进急战"策略思想的实践结果。他自己也总结说："南疆底定，以事功论，原周秦汉唐所创见。盖此次师行顺迅，扫荡周万数千里，克名城百数十计，为时则未满两载也。而决机制胜全在'缓进急战'四字。……至其本原，则仁义节制颇有合于古者之用兵。"①
左宗棠用兵之道所坚持的原则是一个"慎"字。他说："'慎'之一字，战之本也。"希望"诸君其勉之又勉，毋以逆耳置之。"②左宗棠在督率军队行军打仗的过程中，无论在制订和实施战争谋略，还是在运用战术方法方面，都尽量做到"慎之又慎"。③他指出："打仗是过硬的事，一分乖巧著不得。"④他尽管对收复新疆抱有充分的信心，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却仍怀抱慎重的念头，强调在执行战略的战术安排上应重视敌人，认为"如果缓进急战，慎以图之，西事或犹可为耳"⑤。"贼势虽甚衰弱，然悬军深入，不可不倍加审慎，能劲气直达，而又后顾无虞，庶免差错。"⑥左宗棠还常常告诫部将即使在胜利在望之际，仍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切忌骄傲，务必谨慎。他反复指出："惟事到将成，尤宜加意稳慎。须饬诸将勿争功好利，致有贻误。"⑦"南疆勘定有期，幸稳慎图之为要。"⑧"官军即会攻喀什噶尔，兵力足资分布，大功告成为期定当不远。惟屡捷之后不期骄而自骄，当时以此申做所部，勿忘敬慎之义。是为至要。"①"功到垂成之际，更宜小心，随处随时详审周密，庶免疏虞。'慎'之一字，彻始彻终，不可忘也。"②左宗棠在长期的军事活动中很少失误，当归因同他始终不渝地坚持"慎以图之"的原则。
在左宗棠的戎马生涯中，他逐步由独当一面的领兵将领发展成为统帅一方的军政大员。他作为一名将领，在战略战术的谋划方面要亲自过问，正如他所说："臣自咸丰十年忝任军寄，军中事无巨细，均出亲裁。营务人员非别将一军，独当一路，遇有军事，皆须咨禀而行。"③但他成为率领各路大军的统帅后，则主要对战略计划和策略予以确定，并对进兵战术提出建议，而把战役的指挥权和战略、战术的具体实施交给前敌将领负责。左宗棠认为："军事胜负，难以预决。然必彼此互相知照，战状毫无虚饰，庶主兵者得以随时布置，克协机宜。"④因此，在进军新疆时，"其前路进止机宜，已面授总理行营营务处西宁道刘锦棠，令其相机办理，不为遥制"⑤。他还强调："兵事无遥制之理，缓急之宜，分合之用，惟该总统相机酌之。"①这表明左宗棠并不是揽权独断、我行我素的武夫，而是一个善于用将的高明军事统帅。他认为战略的制订并非难事，关键是怎样去实施战略目标，如何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对于两者的关系，他的阐述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指出：
"至用兵之道，规摹局势，先后缓急，尚可预为商酌；至临敌审儿致决，瞬息不同，兵情因贼势而生，胜负只争呼吸，断无遥制之理。臣自忝预军事，至今阅时颇久。窃维用兵一事，在先察险夷地势，审彼己情形，而以平时所知将士长短应之，乃能稍有把握。其中，有算至十分而用七八分已效者，有算只七八分而效过十分者，亦有算至十分而效不及三四分者，更有我算多而贼不应，并有贼算出于我算之外者。始叹古云"多算胜少算"及"每一发兵，须发为白"非虚语也。平时用兵，亲临前敌，于地势、贼情、军情审之又审，尽心力图之，可免贻误。有时不必亲履行阵，但画定大局，料定贼情，用其相信之将领并所部之人才，亦可集事；惟过则归己，功则归人，以策后效，以励将来，可常胜而不败。盖于所部将士知之有素，所部饷需计之已深，故随事随时泛应，而可期其曲当也。若以此骤加之别部，行之异地，譬如盲人道黑白，又若挚人手足，令其搏斗求胜，不能尽人之长，适成己之短，其害将不止人、己两负。此可见遥制之难矣。"
左宗棠不仅于此重申了其善审机微和慎之又慎的主张，而且着意阐述了兵事"断无遥制之理"，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发挥前敌将领的才能。左宗棠"精择出关之将"，选用刘锦棠总理行营营务处事务，目的也在于此。他在谈论营务处的作用时说："军中以营务处之权为重，而委任之意却难尽同。……大抵营务处之设，有隆其事寄者，亦有等诸虚设者，得其人则崇其事权，虚衷委任可也；不得其人则躬亲经理一切，战事则与各统将谋之。取其更事多、阅历久，任事之人即论事之人，尤无隔阂之可虑也。"②刘锦棠恰是得力的人选。左宗棠称赞刘"英锐果敏，才气无双，近察其志虑忠纯，尤堪重任。现令率所部老湘全军从征，并委总理行营事务，俾随征各营得有禀承，庶资展布"③。他委刘锦棠以前敌全权指挥权，强调："师期迟速，一听该总统酌定，本爵大臣阁部堂不为遥制。"④刘锦棠也未负左之厚望，"每战身先士卒，忠勇奋发，独出冠时"①。他在率军进击南疆阿古柏匪帮的战斗中，"筹策之周，赴机之速，古今未尝有也"，以致左宗棠在肃州大营"一俟接到贵京堂详细续报，红旗驰报，仰慰宸廑"②。左宗棠在督办福建军务令王诗正率楚军援台时，也嘱其到台后可根据"军情瞬息千变"，一旦"机会可乘"，要"相机行事，不必过于拘牵"③。
左宗棠在用兵的过程中非常讲求阵法，其中最典型的是采用了孙武的"常山率然"之阵。孙武说："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④左宗棠指挥收复新疆的战斗中，正是从古之"常山率然"的阵式中汲取养料。结合新疆地方的山川形势，排布用兵法式，屡屡获胜。他曾这样描述道：
"自肃州、嘉峪关以抵吐鲁番，自吐鲁番托克逊以抵库车，皆防军也。自库车至阿克苏、巴尔楚克，为且防且战之军。自巴尔楚克、玛纳巴什以抵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则主战之军。常山率然势成，首尾相应，数千里一气卷舒，将士心目中皆有全局洞贯之象。"①
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壮观的战争场面就这样布置起来了！
左宗棠在战术的确定和应用方面主要采取了"分道进捣"即分进合击的方法。他在进剿捻军时，认为应当"视贼之所向，随时随地分三支，一拦头，一击尾，一横截"②。左宗棠在用兵陕甘和收复新疆的过程中也分别使用了"三路平回之策"和"三道并进"的进攻战术，通过分进合击，互相呼应，以实现"终归于合"的目的。他指出："曾文正、胡文忠曾力主兵不宜分之说，虽老成慎重、阅历有得之见，然弟每与之争，谓当看贼势轻重，贼踪整散因而定计。又必择能当一面者分任，然后有分兵之益而无其弊，若守定不分之义，亦未免坐昧机宜，攻吐鲁番必两面下手，虽系暂分，终归于合"。③因此，他指示刘锦棠说："明春进兵，以道路远近计之，大约嵩武军先进，蜀军次之，湘军暨马步各营乃鼓行而前，仍应由该总统先约师期。盖以三道井进，须克期会集，非数千里外所可遥制。"④攻占吐鲁番、达坂、托克逊三城后，左宗棠又认为下一步"分道进捣喀什噶尔，及嵩武进规叶尔羌、和阗，安远军进驻库车、拜城，均合机宜。"⑤左宗棠提出分兵进击的战法，恰是以三支力量相对强而有力的军队，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以歼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其要取得的结果是"克期会集"、"终归于合"。对左宗棠的这种作战方法，杨昌浚曾评述道："其行军也，分三道并进，使诸回各自顾，莫相应援，而后出奇以挠之，蹈瑕以攻之，招降以携之。当机决策，因应无穷，而胜算乃独操矣。"①
在左宗棠的"用兵之道"中，他把军队的后勤供应问题看得十分重要。首先，左宗棠强调了后勤工作中的三要素为"筹饷"、"筹粮"、"筹转运"。他认为在西北地区作战，"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尤难于筹粮"②。因此，他每在筹画用兵方策时都事先把这三件事办得有着落才可放心。他还进一步指出："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又难于筹粮，古今不易之局。而采粮、转运两者，尤非实饷到手，无从筹办。虽有良将，不能点铁而成金；虽有神兵，不能煮沙以当粥。迨军士因饥致溃，伍籍空存，搜括民粮以为食而民亡，强募游手以充兵而兵废，卒至战不能战，守不能守。"③其次，左宗棠阐述了后勤工作对实施用兵方略的重要关系。他指出："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着，事之利钝迟速机括，全系乎此。千钧之驽，必中其机会而后发，否则，失之疾与失之徐，亦无异也。"④再次，左宗棠认为对从事后勤工作的人员应与前敌将士一视同仁，"一体论功"。在左宗棠看来，"转馈之功，岂出于战伐下哉"①。因此，他强调指出："转运、采办各局，遍地设立，非实心奉公、廉能耐苦之员，不足以胜繁剧而任艰险。然有志之士，无不争赴前敌军营，以图自效，至于后路差使，翻党委任乏才。臣因多方激励，许以经理无误，当与前敌一体论功，而后鼓舞奋兴，军用无缺。"②所以，左宗棠在每次褒奖"打仗出力"的将士时，也对那些"不避艰险，设法运解"军火、军装、军粮的"著有劳绩"人员"一律奖叙，以昭激劝"③。他还认为"于前敌将士保案宁从其薄，而协解之劳未敢或忘者，亦义在则然也"④。这种注重加强后勤保障的主张，对于前线的作战是有利的。
①《遵旨密陈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198页。
②《复奏筹画进取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37页。
③《敬陈筹办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372页。
①《与威宽勋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73、177页。
②《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一。
③《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191页。
④《答张郎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六，页二○。
⑤《新疆贼势大概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421页。
①《复奏驻军开化马金街正可兼顾衢城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27页。
②《答陈舫仙》，《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二，页五一。
③《请裁汰北路征军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577页。
④《西宁刘道禀乌垣克复急宜进攻南路应办事宜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373页。
⑤《湘军刘总统禀规取南路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391-392页。
①《复仲兄》，《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99页。
①《湘军刘总统禀病痊筹议进兵南路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384-385页。
②《湘军刘总统禀规取南路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393页。
③《孙子·九地篇》。
④《孙子·作战篇》。
⑤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0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①《与孝勋孝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04页。
②《李道耀南等禀分营驻扎徽县等处并缮禀错误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167-168页。
③《李道耀南等禀分营驻扎徽县等处并缮禀错误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167页。
④《答刘峙衡》，《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四，页二八。
⑤《答刘克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六，页二七。
⑥《答张郎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六，页九至十。
⑦《雷提督正绾等禀全剿峡口获胜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17页。
⑧《湘军刘总统禀攻克达坂城擒获安集延夷人押解肃州监禁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09页。
①《湘军刘总统禀连复阿克苏乌什两城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13页。
②左宗棠《湘军刘总统禀剿办回匪麻木尔并收抚余众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16页。
③《复陈定边安定失陷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4册，第329页。
④《巩秦阶张道瑞珍禀请兵援剿甘南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133页。
⑤《会报抵兰出塞日期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420页。
①《总统湘军西宁刘道禀筹办防剿各情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371页。
①《遵旨密陈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198页。
②《湘军刘总统禀周道汉闻赴回籍请遴员接办营务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08页。
③《请敕两江迅解老湘全军月饷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330页。
④《湘军刘总统禀攻克达坂城擒获安集延夷人押解肃州监禁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09页。
①《湘军刘总统禀剿办回匪麻木尔并收抚余众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15-416页。
②《湘军刘总统禀克复喀什噶尔叶尔羌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17页。
③《派员援台并会筹一切情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四三至四四。
④《孙子·九地篇》。按：常山指恒山，是五岳之北岳。
①《剿除沙雅尔逆回分道进规喀什噶尔各城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801页。
②《与李少荃宫保》，《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六。
③《与刘毅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七，页一四。
④《湘军刘总统禀规取南路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393页。
⑤《湘军刘总统禀剿办回匪麻木尔并收抚余众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16页。
①《平定关陇纪略序》，《回民起义》（资料丛刊），第3册，第244页。
②《料理西征就绪即行赴京陛见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761页。
③《请敕各省力筹协饷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4册，第97页。
④《金军未能迅速出关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5册，第473页。
①《答刘岘庄制军》，《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二，页一○。
②《请奖各项差使出力员弁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5册，第134页。
③《遵保南路官军出力员弁勇丁暨采运制造各项差使人员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5册，第141-142页。
④《答刘岘庄制军》，《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二，页一○。

第四节"海防与塞防并重"
构成左宗棠军事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加强国防建设。左宗棠说："窃维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⑤这样，"海防与塞防并重"的国防观，代表了左宗棠在对待近代中国反对和抵御外国军事侵略这一时代主题上的基本看法。
近代以降，外国资本主义依恃着坚船利炮，多由海上进犯中国，海防问题异常严峻。由斯萌生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防观。林则徐的"时事艰如此，凭谁议海防"的呼唤引起了人们对海防的重视。左宗棠把林则徐推为近代议海防第一人。他在为《林文忠公政书》作叙时指出："嘉、道以来，天下切要之政莫如讲求吏治、整顿钱漕、加意海防诸端。……道光己亥、庚子之岁，西夷英吉利称乱粤东，公衔命查办海口事件，修筑虎门、横档各炮台，击夷船于尖沙嘴、潭仔洋、官涌等处，斩馘甚多，夷目义律遁澳门。公虑夷人之窜扰邻省也，疏请敕下闽浙、江苏各督抚严防海口。其陈夷性无厌，得一步即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等语，皆洞悉奸谲，如烛照数计。迄今数十年，谈海防者必推公，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公为国朝名臣，非可企而及也"①。显然，左宗棠对林则除海防思想的开拓性意义作了充分的肯定。继而左宗棠又承袭并发展了林则徐的海防思想。
在左宗棠的海防思想中，他最关心的是改变传统水师专恃帆篷舟楫的状况，主张代之以新式轮船，实现水师向近代海军的转变，以顺应海防近代化的潮流。他指出："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适火轮兵船已成，英吉利遂用以入犯。厥后寻衅生端，逞其狂勃，瞰我寇事方殷，未遑远略，遂敢大肆狓猖。……彼之所恃以傲我者，不过擅轮船之利耳。"②因此，中国"防沿必用海船，海船不敌轮船之灵捷"，"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①据此，近代海防的产物福州船政局应运而生。同治九年（1870年），福州船政局造成"万年清"、"湄云"、"福星"三艘轮船，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奏请设立"轮船统领"，以便统一指挥。清廷同意调派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为"轮船统领"旦令他"勤加操练"、"悉成劲旅"②。于是，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③福建海军的建置初步形成。这不能不说是与左宗棠自造轮船的远见卓识有关。所以，民国初年任海军部副官的池仲祐在作《海军大事记》中称："闽浙总督左宗棠议兴船政"，"是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④这一评说是符合史实的。池仲祐还说："欧风东渐，机轴西来，鼓荡汽轮，横行海战，我国迫于时势，不能不步武后尘"⑤，肯定了创办近代海军乃顺应时势之举。"
左宗棠对海岸防御主张"慎以求慎"，把此视为海防的重要环节。他鉴于日本侵台事件的教训，在致函总理衙门论海防问题时指出："从前设炮台，有不得地势者，有不如洋式者，有和议定后虑以更置启论端者。今既言防，不能不慎益求慎，一事而加以万虑，一念而重以三思，宜其恤恤乎无终日之计也。"为此，他对如何建置炮台提出了具体建议。他说："炮台各式，以西人铁制为最；次则砖砌，层留炮眼，顶用铁砖，两尺厚者，盖成圆锐形，台身周围囊沙五尺厚护之，外开三丈阔，两丈深之壕足矣，费较铁炮台为省，而功用相当，台上所安大炮，宜对准船之来路，度炮力所能及，必无虚废乃可。炮床下宜安活轮，随时取准，可放多数倍而不费曳挽之力。水面阔，安大炮，水面狭，安次者小者。再能如西人测定坠数，施放则用炮，设台能事毕矣。"他还认为"今议防海之器，似水雷亟宜讲求"。他建议由福州船政局学造水雷，"如其有成，则海防固而费亦可节也"①。接着，左宗棠又写信给总理衙门，就丁日昌议海防的条陈表示赞同其"沿海择要修筑炮台"的观点，进一步指出："西人重城池，不如重炮台"②，再次陈述了炮台在沿海防御战中的重要作用。所以，此后左宗棠在任两江总督和督办福建军务期间，都非常重视对沿海要隘的防务设施进行修整充实，主张于"各处均建筑炮台，安放炮位，派兵驻守，可资捍卫而遏敌冲"③。
中国是一个具有漫长海岸线的国家，如何才能统一与协调沿海七省的海防，这是清政府长期不予关注与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兴起的"海防之议"中，这个问题才被提上议事日程。左宗棠作为非沿海、沿江内地督抚中唯一参与议海防者，提出了他的看法："就海防分言之，闽、粤、吴、越、燕、齐及孤悬各岛，凡可收船寄椗之处，均宜逐加察勘而预为之防，固也。然后七省同筹，则只此一海，如人之一身，有气隧、血海、筋脉、包络、皮肉之分，即有要与非要之别。要处宜防宜严，非甚要处防之而不必严可也。天津者，人之头项；大江，三江入海之口，腰膂也；各岛之要，如台湾、定海，则左右手之可护头项、要脊，皆亟宜严为之防。以此始者以此终，不可一日驰也。此处则视如髋髀，然谓者无足爱惜，固不可；谓其必全力注之，亦不必也。"①这种"合七省同筹"、重点设防的观点是可取的。随后，左宗棠又就丁日昌《海洋水师章程六条》中"拟设北东南三洋提督"②的条陈指出："洋防一水可通，有轮船则有警可赴。北东南三洋只须各驻轮船，常川会哨，自有常山率然之势。若划为三洋，各专责成，则畛域攸分，翻恐因此贻误。分设专阃三提督共办一事，彼此势均力敌，意见难以相同。七省督抚不能置海防于不问，又不能强三提督以同心，则督抚亦成虚设。议论纷纭，难言实效。必由乎此，不可不慎也。"③左宗棠不同意分洋设防，这固然与丁日昌设三洋提督以发展海军的主张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但左宗棠所担心的"畛域攸分"的后果也不是没有道理。光绪元年（1875年），清廷分别任李鸿章、沈葆桢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后，李鸿章独揽海防经费，专意于北洋，致使南洋大臣沈葆桢在光绪四年（1878年）发出了"派定南洋海防经费，若仍悉数解归北洋，似臣博让之美名，而忘筹防之要务"①的不满之言。在光绪十年（1884年）的中法战争中，左宗棠鉴于福建海军已失的严重情况，原想得到南北洋大臣的支持，由他们各派数艘军舰援闽，但北洋大臣李鸿章掌握的北洋海军却拒不南下，南洋大臣曾国荃控制的南洋海军也借口海路受阻而"遇敌不前"。统一海军指挥权已是刻不容缓。左宗棠等人遂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议海防的条陈中，就这个问题提出了新见解："海防无他，得人而已。今欲免奉行不力之弊，莫外乎慎选贤能，总提大纲，名曰：'海防全政大臣'，或名曰：'海部大臣'。凡一切有关海防之政，悉由该大臣统筹全局，奏明办理。界以选将练兵、筹饷、造船、制炮之全权，特建衙署驻扎长江，南拱闽粤，北卫畿辅。该大臣或驻署办事，或周历巡阅，因时制宜，不为遥制，另择副臣，居则赞襄庶务，出则留守督工，权有专属，责无旁贷，庶成效可立睹矣。惟此大臣任大责重，必品望素著，深通西学，为中外倾服者，始可当之。"②清廷对左宗棠的这个奏折非常重视，慈禧太后发布"懿旨"称："海防善后事宜，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会同李鸿章，妥议具奏，醇亲王奕著一并与议，所有左宗棠等条奏各折片，均著给与阅看。"总理衙门等"遵旨会议海防"，且对左宗棠等人的奏折"公同阅商"后，在复奏中认为：海防"不外练兵、筹饷、用人、制器数大端，而目前自以精练海军，为第一要务。左宗棠谓宜设海防全政大臣，或名海部大臣，驻扎长江；穆图善谓海部宜设天津；吴大澂谓宜在京师设水师总理衙门"；"臣鸿章前次复陈折内，亦有或设海部，或设海防衙门之议。此次臣等会同商酌，窃谓自沿海设防以来，亦尝立船厂，设机器局，制造轮船、枪炮，历年既多，所费甚巨，未尝不收效一二，而缓急究不足恃"。其原因一是经费不足，二则人才不出。"筹饷、选将二者，如此甚难。臣等再三斟酌，如左宗棠所称海军宜立十大军，穆图善所称海军宜区四部，杨昌浚所称水师宜设三大支，臣鸿章亦奏宜设水师四支，皆为统筹全局起见。然与其长驾远驭，难于成功，不如先练一军，以为之倡。此后分年筹款，次第兴办，自可日就扩充。查北洋屏蔽畿辅，地势最为扼要，现有船只亦较他处稍多。拟请先从北洋开办精练水师一支。"①尽管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会同李鸿章妥议的结果是定下了以精练海军为第一要务、先从北洋开办精练水师一支的调子，但左宗棠一贯主张的在海防中须统一指挥权的主张还是发生了积极的影响，并为清廷所采纳。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五日（1885年10月12日），"总理海军衙门"的正式成立，表明清政府在对待设立一个总揽海防的机构问题上有了清醒的认识。
在左宗棠的海防思想中，他把"民为邦本"、"民得所养"视为巩固和加强海防的"根本"。他说："江南要政，以水利、海防为急"，且水利与海防互为表里。他指出："诚以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就必须大力兴修水利，"水利兴，而后旱潦有备，民得所养"，只有"民心定，民力纾"并"更得精力利器辅之"，才能"折骄寇之焰"。"由是言之，水利固关系国计民生，亦实海防根本"①。
左宗棠提倡在海防建设中兵民联合御敌，强调沿海民间武装"渔团"是"自卫身家"、"而御外侮"的组织，反对清政府内部屡起的对渔团加以裁撤的动议。他指出"近日浙江、福建均仿办渔丁保甲，似渔团之有益无损，所见佥同。……而海上新闻纸传播，竟称江南练得渔团二万余人，外人颇为震惊。若令一旦议撤，不惟见诸实效者为可惜，今并虚声而无之，良可惜也"②。他还亲自组织并校阅渔团，认为"以战以守，均确有把握"③。
左宗棠的海防主张，丰富了近代中国的海防思想，也推进了中国近代的海防建设。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由于俄国侵占伊犁和日本侵略台湾，中国的西北边塞和东南沿海几乎同时面临着危机的局势。塞防与海防之危接跑而至摆到清政府面前。对待海防与塞防的关系问题，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意见不一。直隶总督李鸿章主张撤塞防而专重海防，强调两者相较，"孰重孰轻，必有能辨之者"，建议停撤塞防经费以"匀作海防之饷"④。可以称之为片面海防论。湖南巡抚王文韶则主张"以全力注重西征"，强调"俄人攘我伊犁，殆有久假不归之势，履霜坚冰，其几已见。今虽关内肃清，大军出塞，而艰于馈运，深入为难。我师退一步，则俄人进一步；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事机之急，莫此为甚。"①可以视之为片面塞防论。李鸿章、王文韶固然分别陈述了海防与塞防各自的重要性，这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偏执一端却是错误的，尤其是李鸿章公然主张放弃新疆，这只能是误国之论了。左宗棠评析了这两种观点，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今之论海防者，以目前不遑专顾西域，且宜严守边界，不必急图进取，请以停撤之饷匀济海防；论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无虞，东南自固。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见自封者也"。继之，他针对"论者拟停撤出关兵饷"等论调指出，"无论乌鲁木齐未复，无撤兵之理；即乌鲁木齐已复，定议划地而守，以征兵作戍兵为固圉计，而乘障防秋，星罗棋布，地可缩而兵不能减，兵既增而饷不能缺，非合东南财赋通融挹注，何以重边镇而严内外之防？是塞防可因时制宜，而兵饷仍难遽言裁减也。……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审处者也"。他还就论者又谓"宜以全力注重西征"的观点指出，此乃"于边塞情势容有未审"所致。在左宗棠看来，王文韶侧重塞防以保东南的想法不过是一厢情愿，李鸿章专重海防而摈弃塞防的主张则是更不可取。他的结论是："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①据此，史学界常把李鸿章与左宗棠议论海、塞防的争论称作"海防与塞防之争"，这是不恰当的，而比较准确的表述应为："片面海防论与海防塞防并重论之争"。左宗棠虽身处西北，仍不偏废东南海防。他说"西事安危，尚不过一时之计；而轮船则控驭西海，实国家久远之规，彼此相形，情形迥异也。"②他对于福州船政局在巩固海防中的作用寄予厚望，认为："去海之害，收海之利，此吾中国一大转机，由贫弱而富强，实基于此。"③在前述关于海防、塞防的奏折中，尽管他在陈述塞防的重要性方面着墨较多，但仍就海防建设中购造轮船、枪炮、守具，修建炮台和水陆练军等问题提出了颇有价值的建议。所以，不能把左宗棠仅仅说成是一个塞防论者。李鸿章与左宗棠之间的"片面海防论与海防塞防并重论之争"，反映的是他们如何对待国家总体防御体系问题上的争论。在这次争论的过程中，左宗棠见解无疑是正确的。
在左宗棠的塞防思想中，他十分看重新疆的战略位置。他认为："立国有疆，古今通义"。"伊古以来，中国边患，西北恒剧于东南。盖东南以大海为界，形格势禁，尚易为功；西北则广莫无垠，专恃兵力为强弱，兵少固启戒心，兵多又耗国用。以言防，无天险可限戎马之足；以言战，无舟楫可省转馈之烦，非若东南之险阻可凭，集事较易也。周秦至今，惟汉、唐为得中策。"他从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中吸取了重视地理环境和观察"方舆形势，视列朝建都之地为重轻"的观点，认为清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蒙古依托新疆，"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他阐述了新疆问题的严重性，"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他特别指出"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中国所面对着的是虎视眈眈的沙俄侵略者，且"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若新疆不复，局势难以设想，"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①他把规复新疆同保蒙古、卫京师联系在一起，充分说明了塞防的重要性，也是他决心规复新疆的思想基因。
左宗棠把国家领土"尺寸不可让人"②作为其塞防思想中所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并把"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③以及"筹饷"、"筹粮"、"筹转运"视为规复新疆以重塞防的可靠保证，也才有了这样的塞防思想体系。于是，"大军西征，如飞如翰，自秋徂冬，挚回疆全境还隶职方"④；"强邻或鹰化为鸠，或坯户而蛰，声实俱壮，汉唐以来未尝有也"⑤；"即劳烈而论，已足光垂史牒；若夫功成迅速，则实古今罕见"①的壮观场景出现了！
底定南疆后，左宗棠的心情格外激动，他即兴写道："兹当西戎即叙，海宇澄清，而此乐不可复得。尽瘁以仕，纵赋归来，访旧亦多陈人矣，可胜慨叹。……青眼高歌，是在诸少年人矣。"他对海防与塞防并重思想所带来的"西戎即叙，海宇澄清"的硕果颇为满意。
八年之后，左宗棠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抗击法国侵略第一线的福州，阅读了为"海内士大夫争相传诵"的《林文忠公政书》，他在所作"叙"中不仅表示了对林则徐的敬仰"而不能已"之情，而且决心象林则徐那样保国抗敌。他说："宗棠荷三朝知遇，屡膺重寄，自维服官临民之际，未能希踪先哲。今老矣，属以法夷构衅，海疆多事，莅公桑梓之邦，亲历各海口，见公所建炮台，形势扼要，证以是书所云，益叹公忠诚体国，独有千古。然则公之传固不必以是书，而是书已足以传公矣。小迫促索叙，谨缀数言付之。军书旁午，心绪茫然，刁斗更严，枕戈不寐，展卷数行，犹彷佛湘江夜话时也。"确实，左宗棠没有辜负林则徐的厚望，他在中国近代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斗争中的表现，正是继林则徐之后又一位值得颂扬的民族英雄！
⑤《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188页。
①《〈林文忠公政书〉叙》，《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74-275页。
②《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67-68页。
①《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第3册，第63、61页。
②《同治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军机大臣字寄》，《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2册，第279页。
③史学界对"水师"、"海军"两个词的使用有分歧意见。此处所称"近代海军"以其主要采用轮船为标志。
④池仲祐：《海军大事记》，《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8册，第481页。
⑤池仲祐：《海军实记》，《清末海军史料》，上册，第175页。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四，页五○至五二。
②《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四，页五五。
③《派员援台并会商一切情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四三。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四，页五○至五二。
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八，页二三。
③《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四，页五六。
①［清］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卷七，页五二。
②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第227卷，第9731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遵旨会议海防折》，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上册，第58-59页，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
①《出省勘收水利工程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页一二。
②《时务说帖》，《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80页。
③《校阅渔团回省日期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一，页四二。
④［清］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四，页二○。
①《筹办夷务始未》（同治朝），卷九九，页六○至六一。
①《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188-192页。
②《请敕闽省的拨船经费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5册，第351页。
③《答胡雪岩》，《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一，页五四。
①《尊旨统筹全局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701-702页。
②《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二。
③《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二。
④《湘军刘总统禀克复南路西四城全疆肃清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20页。
⑤《刘道璈禀在籍迁延未能及时来营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23页。
①《湘军刘总统禀克复南路西四城全疆肃清由》，《左宗棠全集》礼件，第402页。
②《〈睢阳五老图〉跋后》，《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87页。
①《〈林文忠公政书〉叙》，《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74-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