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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文化娱乐第1节 童谣（图）

你相信童谣是这些懵懂顽童创作的？
——让人费解的低幼文学古谚童谣，纯乎天籁，而细绎其义，徐味其言，自有至理存焉，不能假也。
——清许之叙《天籁集叙》
羊，羊，吃野草，
不吃野草远我道，
不远打尔脑。
这是齐废帝时的歌谣。不加任何注解，我们可以理解为：羊啊羊，乖乖地吃野草吧；不好好地吃就早点离开这里；不然的话，小心我打你的脑壳！
调皮的孩子形象跃然纸上。
然而，当我们进一步了解到这童谣背后的故事，才发现我们真的想简单了。
北齐时，有一个大臣叫杨愔，在文宣帝高洋手下很受重用。高洋代魏自立时，害死了魏孝静帝，把孝静帝的皇后、他的妹妹太原长公主许给了杨愔，并累封他至开封王。高洋临终的时候，他的儿子高殷还只有十六岁，且个性软弱，他对后事颇为忧虑，便遗诏让杨愔等人辅助他儿子治理国家。然而，这位不得人心的皇帝一死，一场激烈的权力争夺战便开始了。杨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图削弱政敌常山王和长广王的权势，谁知几经努力，却适得其反。一次，杨愔等议及要除去二王，但小皇帝不肯，杨愔等又议要将二王派到外面去做刺史。二王得到密报，决定先下手为强，在拜职会上布下打手，先将杨愔等人痛打一顿，打得他们头破血流，杨愔的一只眼球也被打出来了。接着，二王又将杨等人带到皇帝那儿，要他下令杀之。小皇帝说：“叔父只要饶我性命，这些人随你们处置吧。”于是，杨愔及其同谋等数人均被杀害。太皇太后娄氏用金子放在杨愔被打掉眼珠的眼眶内，算是表示了一点“心意”。
这首童谣反映的就是这样一段史实。作者巧妙地利用了“杨”和“羊”同音的特点，以儿童易于接受的“放羊”的寓言形式，非常形象而又恰切地表现了在封建帝王统治下官吏们的三条出路：一是“吃野草”，即乖乖地听话，在权势者面前服服帖帖，安分守己；二是“不吃野草远我道”，就是丢掉你现在的饭碗，离开主子要你走的“道”，下台滚蛋；三是“不远打尔脑”，也就是说，如果既不愿乖乖地听话，又不想离开现在的位子，就只有被打破脑袋这一条死路了。
此童谣可谓一石三鸟。既有童趣，又有专指，还能够起到概括一大片的作用。纵观中国古代的政治斗争，其中所蕴含的逻辑恰与此同。
可见，童谣并非真的发心于儿童。别说儿童不可能理解透，即便是成人，又有谁能够一眼看穿？我国历史上像这样的与儿童生活和理解力毫不相干的“童谣”数不胜数，至于古代童谣的作者均不可考，所以有“童谣之言，生于天心”之说，把童谣看成是天星垂象，儆戒世人。
清许之叙在《天籁集叙》中则以为：“古谚童谣，纯乎天籁，而细绎其义，徐味其言，自有至理存焉，不能假也。”
其实，是不是“天心”、“天籁”，今人很容易看得出。这种以低幼形式出现的文学作品，往往是有着极深造诣的文学家或政治家所作。他们假借“天心”与“童口”，以置身事外的方式做着悄悄的谋划，借以表达某种政治意图或附着某种神秘色彩。
再看——
千里草，
禾青青；
十日上，
不得生。
这是汉献帝时童谣。表面意义为：千里的草呀，真繁茂。可是禾苗一开始生长，不消十日，就没有杂草的生长余地了！用来表明对丰收的渴望。
可要是说出它的寓意来，就让人惊讶了——献帝时，权臣董卓当道，万民皆怨。这是当时朝廷的政客编写的对董卓的愤恨之词。“千里草”，合成一个“董”字；“十日上”分明就是一个“卓”字；“不得生”就是在咒董卓死。此之后十日，董卓被其义子吕布杀害。
玄机如此，谁能一眼看穿？再看《宋徽宗时京师童谣》——
杀了穜蒿割了菜，
吃了羔儿荷叶在。
字面意思谁都了解，展现农忙，展现小孩子参与劳动的热闹场面。其蕴含的深意一样非常可怕：穜蒿者，童贯与高俅也；菜者，蔡京也；羔儿者，高俅的儿子也。对这些人一律采取“杀”“割”“吃”的方法，小孩子们怕是不会这么残忍。
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个朝代都有童谣。有学者总结出“乱世多于盛世，王朝末期多于王朝早期”的规律，更可以说明童谣的出处在于人为而非天意。

第一部分 文化娱乐第2节 古代娱乐圈儿

——那些活在历史边儿上的人们若不知道人民日常的娱乐方法，便不能认识一个民族，好像对于个人，我们若不知道他怎样消遣闲暇的方法，我们便不算熟悉了这个人。
——林语堂
中国古代有没有娱乐圈儿？如果按照今天的眼光去看的话，恐怕很难找到严格意义上的娱乐圈儿。然而，没有八小时工作制的古人一定有着太多的业余时间需要打发，娱乐活动一定是必不可少。况且，在信息极不发达的古代社会，纵使有精彩的大型演出，也很难流传下来。然而，演艺者的精湛技艺一直填补着我们先辈们的精神生活——尽管他们的遭际甚至不如一盘经典的老式唱片，可以被人常常从尘封的记忆中想起，一次次浸淫其中。在整个的人类发展史上，他们比起那些王公贵族来，只是配角，而已。
古时的娱乐圈儿中人不像今天的明星大腕儿一样可以四处走穴。当然，他们的名气也不会比今天的大腕儿们更大，最主要原因是长时间以来我们媒体的力量过于微弱所致，然而，他们足以凭借自己精湛的技艺做到名噪一地和名噪一时。而这一地与一时恰恰被有心人记录了下来，便成了残缺不全却别有风味的古代娱乐圈儿。
关于他们的故事，总是零散地存在着。那，我们就看一看这些零散的与娱乐有关的人与事——\一篇发了三千年的新闻通稿
中国古代最早的娱乐记者是屈原。他的《九歌》则是一篇发了三千年的新闻通稿。
“九歌”是祀神的巫舞，表演者自然是巫人。共十一篇，前面十篇是每篇祭一个神，最后一篇是结束时的送神曲。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其中所表现的这些神的形象，并不是抽象的、虚幻的精灵，而是充满着人的感情，这些神灵和我们一样，有痛苦、欢乐、愿望和追求。这种神灵的平凡化，已经显示出中国戏剧艺术发展的萌芽。
根据《九歌》的描写，就可以大体上勾勒出这一场歌舞的轮廓：
喜气洋洋的节日里，祭神的坛场已经布置就绪。所祭的神中第一位是“东皇太乙”，是群神之首；另外九位，大部分是山川自然之神，如“云中君”(云神)、“湘君、湘夫人”(湘水之神)、“东君”(太阳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一部分是掌握人们命运的神，如“大司命(管理人类寿命的神)、“少司命”(管理子嗣的神)；比较特殊的是“国殇”，祭的是为保卫国家民族而牺牲的战士英灵。祭品摆满了祭台；乐队排列在两旁(乐器中有钟、竽、鼓、瑟及箫、等)，合唱队也做好了准备。主祭的巫师神情严肃，穿着挂满了玉饰，一路走来就会叮当作响的法衣，手持特制的法剑，首先出来迎神——东皇太乙。
这时，满堂的巫女开始轻盈地跳起舞蹈，她们身穿艳丽的服装，个个花枝招展，舞起来的时候，就像百花开满了神殿，在热烈的歌舞声中，主祭的巫师祝祷着神的康乐。
这是一场作为序幕的群舞。
接着，“小场子”开始了。
群舞结束，“云中君”上场，做空中翱翔状。巫人唱出盼望神灵降临的心愿。
云中君在云层中渐渐隐去。“湘夫人”上场了，她漫步在湘水岸上，等待着心爱的湘君，可是湘君没有来。她便唱出低沉的哀歌，忧伤浸透了她的心灵。最后，黯然离开。湘夫人刚刚离开，“湘君”便来了。他和湘夫人一样，同样地深爱着对方。看不到湘夫人的时候，他也唱出了内心的痛苦，因为是男性的自白，愈显缠绵悱恻。由此可以看出，这一幕决不是爱情的悲剧，只是偶然的误会罢了。他们的结局一定是可以预见的“大团圆”。
接着是“大司命”出场。风神为他开道，雨神洗净云路的尘埃。他独自舞着、唱着，倾诉着对爱情求之不得的感伤。如此威风八面，仍有难以如愿的怅恨，令人同情和费解。
“少司命”上场，他默默无语地舞着，在满堂美丽的巫女中，注视着其中那个自己钟情的女子；可是当这个女子用歌声来表现对他的爱慕之情时，他却又默无一言地飞逝而去，好像有难言之隐，空留一片惆怅。
“东君”驾着龙辇，发出隆隆响声。他是太阳神，出场时自然满天霞光，令人炫目。他看到这场欢乐的歌舞，立刻迷醉了，简直是流连忘返。但他深知自己的职守，理智终于战胜感情，太阳神还是驾着龙车起程前进了。
风流潇洒的“河伯”上场了。他和女孩子们已经玩乐了一天，此时日落西山，他和她们仍然难舍难分，恋恋不舍地送别了女孩子们。
紧接着这些令人快乐的场面，凄厉的“山鬼”出现了。她是那样美丽苗条，但本来含睇宜笑的脸上却冷若冰霜。她正等待着失去的爱人，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也不顾狂风暴雨，她总是伫立在高高的山巅之上；秋风扫叶，山猿夜啼，景色的凄凉更加重了这位痴情女子的千重愁、万种恨。她唱出凄厉的歌声，倾泻着自己炽烈的爱情。
“小场子”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国殇”，这是一场男巫的群舞。他们都扮作战士的模样，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宁死不屈。歌队唱出了对他们的深深怀念和歌颂之情。
最后，又是一场巫女的群舞，她们手拿春花，祝愿幸福美好的生活就像春兰秋菊一样茂盛，天长地久。
演出就在这欢乐的送神曲中结束。
何其精彩的演出现场记录！屈原被后世称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这一点总是让人费解，《离骚》《天问》这些篇章中明明是一脑门子官司的，谈何浪漫？正因为有了《九歌》，屈原才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一千秋美誉。
不禁联想起如今的娱乐圈儿，有哪一个记者会在不拿红包的情况下把一台晚会记录得如此精彩又详尽？
◎ 靠跳舞发迹的安禄山
相传，范阳节度使安禄山骁勇善战，屡立战功，但是，总也得不到重用。一天，听人讲起飞将军李广的故事，这个大男人不禁泪如雨下——难道我注定要和飞将军一样，终生玩命却得不到任何回报？
他想起了自己的一个家丁不久前向他介绍的那个叫做杨国忠的地痞无赖，那人鬼精灵得很，说不定会有什么主意。可是家人跑遍了大大小小的酒肆、妓院，四处打听不着此人，后来听说他居然是当今皇帝宠妃杨贵妃的远房哥哥，已经进宫做官去了。
这消息让安禄山差点死过去——这么一个无赖，居然也当上了官？！而且据说是身兼数要职。
安禄山托人打听到了杨国忠的住处，不惜血本上了一份大礼。向杨国忠倾诉了自己战功赫赫却不得重用的遭遇。杨国忠看见大礼，自然是深表同情。他又觉得安禄山骁勇善战，是个值得培养的对象，便把安禄山引荐给了杨玉环。杨玉环见安禄山生得勇武，顿时喜爱不已，当即认作干儿子，并向他传授了一个升迁秘籍——当今圣上喜爱胡旋舞，你如果会跳这种舞，并且在适当的时候展示，比在疆场上立战功重要得多。安禄山忙问哪里去学。杨玉环当即为他跳了一曲。安禄山哪受过这待遇，跪在地上山呼“娘娘千岁千千岁”，那舞蹈极其轻盈，跳起来疾如飞鸟。安禄山万万没有想到体态如此丰满的娘娘千岁居然会跳这样的舞蹈，心中佩服不已。杨玉环为他引荐了一个民间胡旋舞师，专职教他。安禄山跳这样的舞蹈实在是勉为其难，他的体重足有200斤以上，要达到疾如飞鸟的境地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但为了达到目的，安禄山不惜力气，五年寒暑终成一代胡旋舞大师。此后，杨玉环专门为他安排了一次在皇帝面前显露的机会。安禄山的表演引起了玄宗极大的好感，他对这个胖大的家伙如此精于舞蹈而感到诧异。安禄山五载苦修，一朝成为宠臣，因为胡旋舞。而后来的马嵬兵变，杨贵妃、杨国忠被逼自尽，也是因为胡旋舞。
安禄山的成功，可以说是得益于唐玄宗所创造的当时最豪华的宫廷娱乐圈儿，他感动了宫廷娱乐圈儿的总策划，而恰恰这个总策划的另一个职业是皇帝，于是，剩下的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 不惜千金买琴摔
利用娱乐圈儿出名的方法有很多种。唐代大诗人陈子昂却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他年轻时从家乡四川来到长安，准备一展鸿鹄之志，然而朝中无人，故四处碰壁，怀才不遇，令他忧愤交加。
一天，他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见一人手捧胡琴，以千金出售，观者中达官贵人不少，然不辨优劣，无人敢买。陈子昂灵机一动，二话没说，买下琴，众人大惊，问他为何肯出如此高价。他说：“吾擅弹此琴，请明天到敝处来，我将为尔等演奏。”
次日，陈子昂住所围满了人，陈子昂手捧胡琴，忽地站起，激愤而言：“我虽无二谢之才，但也有屈原、贾谊之志，自蜀入京，携诗文百轴，四处求告，竟无人赏识，此种乐器本低贱乐工所用，吾辈岂能弹之！”说罢，用力一摔，千金之琴顿时粉碎。还未等众人回过神，他已拿出诗文，分赠众人。众人为其举动所惊，再见其诗作工巧，争相传看，一日之内，便名满京城。不久，陈子昂就中了进士，官至麟台正字，右拾遗。
这个故事后来被传为佳话，也成为利用娱乐圈儿成名的一种“终南捷径”。
◎ 丑角唐玄宗
性情皇帝唐玄宗进入娱乐圈儿对于众多戏子而言，实在是个不小的鼓励。
唐玄宗在“梨园”戏班，非常喜欢扮演“丑角”，剧中凡有“丑角”可演，无论角色大小，唐玄宗总是很认真地登台上场。因他是一国之君，登台演出且扮演丑角，有失君威，于是在演出时，特意在脸部挂上一小块白玉片儿以遮面。后来的丑角艺人在演戏时，就效法唐玄宗，在脸上勾画一个类似白玉片的白粉块儿，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戏曲舞台上的丑角脸谱。
因为唐玄宗爱演丑角，丑角便成了旧戏班中的“特权阶层”。梨园名宿和老艺人们说：“过去戏班里的演员，无论你唱得再好，演技再高，在班子里的地位也是老二，惟有唱丑角的演员才算老一，因为尊‘丑’就是尊皇帝。”旧戏班里装有黄蟒、官衣、道袍、王帽、凤冠、九龙冠、圣旨、笏板、尚方宝剑等道具的箱子，是不能随便坐的，惟有丑行演员敢坐。丑角演员在后台可以随意坐立，但其他演职人员就要按章行事。在演戏前，只有丑角演员勾画脸谱后，其他演员才能化装及勾脸。在赶庙会唱戏时，戏班子先要敬“神”，大家都要磕头跪拜，但是唱“丑”的演员，无论年龄大小，男女老少，资历高低，都可以不鞠躬、不作揖、不磕头。这些规矩，皆因唐玄宗的缘故。
这个历史舞台上的主流人物，因为爱好的边缘化，变得丰满可爱起来。丑角唐玄宗比起那些把所有艺人都视为小丑的达官贵人们来，自然是多了不少人性的色彩。
◎ 祢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行为艺术家
《三国演义》中记载了东汉末年青年祢衡击鼓骂曹操的故事。故事是这样讲的：
青年祢衡非常有才气，而且善于击鼓，颇受曹操宠臣孔融的赏识，曾几次向曹操推荐。可是，祢衡却不满曹操的为人，称病不肯前往，曹操非常生气，但碍于祢衡的才名，不便杀他，就令他在宴会上为宾客击鼓助兴，存心出出他的洋相。到了那天，祢衡在曹操的大殿上击鼓，那是著名的《渔阳三挝》，青年祢衡精通音律，在座莫不感怀。按规矩，击鼓要更衣，他慢慢脱下旧衣服，裸体而立，浑身尽露。众人都把脸遮了起来，而祢衡毫不在乎，徐徐着裤，颜色不变。
曹操大骂祢衡不知礼法，无理取闹。
“吾露父母之形，以显清白之体耳！”祢衡慨然应对。
真正有价值的表达都会被当时的一些污浊气息掩盖着，比如祢衡的行为艺术。当然，我们把行为艺术家看作娱乐圈中人，本身就有某种不受欢迎的意味。至于是娱乐圈不欢迎行为艺术，还是行为艺术不欢迎娱乐圈，就不得而知了。

第一部分 文化娱乐第3节 爱玩儿的古人(1)

——打发时光的绝妙方法我以为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活过几十年，那么，生活便成沙漠，要它何用？
——梁启超
宋代大儒朱熹认为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至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艺”中，“游于艺”，就是“玩物适情”。由此可知，最迟在宋代，“游艺”一词已经具有玩物消遣，游戏取乐的含义。
古人对于玩乐与消遣，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也正是因为这种热情，才使得有关玩乐的发明层出不穷。从大类来分，主要包括节日游艺、儿童游戏、博奕、博戏、益智游艺、文字游戏、酒令、禽戏等。要是见一个说一个，那估计说上一整天也说不完。许多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玩法，填补着我们祖先们的业余时光。
◎ 弄虫蚁：古人的宠物世界
虫蚁者，飞禽走兽昆虫鳞介也。古人弄虫蚁，与今人之养宠物相类，然而，却比今人多出许多花样来。
宋代佚名《东南纪闻》记录：“艮岳”初建之时，官僚们未被宏伟的土木建筑难倒，而只为四方贡献来的飞禽不能尽数调教而发愁。这时，有一专门弄虫蚁的市民薛翁，主动请求教练这些鸟儿。薛翁学着飞禽的鸣叫，召唤着飞禽，待飞禽来，用肉炙粱米，让它们吃饱了随意翱翔。教了一月有余，“艮岳”中的飞禽，不用薛翁呼唤便飞来了，而且立在鞭扇之间也不害怕。一天，徽宗驾临“艮岳”，他的仪仗一出，周围的飞禽“闻清道声望而群翔”，多达数万只，薛翁奏道“万岁山瑞禽迎驾”。这种形式别开生面，使徽宗大喜不止，遂对薛翁赏赐加爵。
由于这种“弄虫蚁”可以为宏大、庄严的场面烘托气氛，所以，历代政府都很重视。清代宫廷中，为欢迎西方人而举行的宴会上，就用经过训练的老鼠表演：两只用细链条拴在一起的老鼠，按主人的命令把链子缠结起来，然后解开。这种“特技老鼠”的确出乎人的意料，使观看的俄国人伊台斯勃兰德由衷赞叹：“这些卑微的动物的表演是我看过的表演中最惊人的。”
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记有一只大青蛙教八只小青蛙学念书一事。清代袁枚在《子不语》中又记述了一乞丐所调教的这种“蛤蟆戏”：
场上设一小木椅，大蛤蟆从乞丐身上所佩的布袋中跃出，坐在小木椅上，接着八只小蛤蟆从口袋中跃出落地，环对着大蛤蟆，寂然无声。乞丐喝道：“教书！”大蛤蟆便阁阁叫，八只小蛤蟆都跟着大蛤蟆阁阁叫，大蛤蟆叫几声，小蛤蟆就叫几声，如同先生教学生。乞丐突然说：“止！”这“虾蟆教书”当即绝声……
清代的另一本笔记小说《闻见偶录》，也有这样一则《蛙教书》。看来，清代中后期，此类“弄虫蚁”是很多的。至清光绪庚子年，在北京的天桥还可以看到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者，用一大八小，九只青蛙作的这种“老师给学生上课”的表演。更为奇绝的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曾记述过：
北京市上有人携一十二孔的木盒，每孔伏蛙，弄者用细杖敲蛙首，蛙则作鸣。或与金钱，则乱击蛙顶，如拊云锣，宫商调曲，了了可辨。
清代徐岳《见闻录·奇技》又记：
又见一人以蝦墓，小者二十四只，大者一只，按古曲高下缓急，音节不爽纤亮。
其蝦墓畜之囊中，用大方桌一张，出纵其上，大蛙踞中南向若客，在上则北向，小蛙左右各十二，以次就位，其人依曲挝鼓，蝦墓声应拍不乱。
这样的表演多了之后，便加入了竞赛的味道，于是，渐次发展到赌博的境地。而其中的代表动物就是鸡、鹌鹑、蟋蟀。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描写贫困的王成，见人斗鹌鹑，一赌数千，便训养了一只鹌鹑，走上街头赌酒食，每次都赢，半年便积累了二十金。王成在大秦王府邸战胜了“玉鹑”，大秦王要买下他的鹌鹑，王成出价千金，大秦王认为不值，王成却说：“小人把向市廛，日得数金，易升斗粟，一家十余食指，无冻馁忧，是何金如之？”最后王成以六百金与大秦王成交，他凭靠卖鹌鹑的金子，治田百亩，起屋作器，居然世家。
清代孙佩《苏州织造局志》对斗蟋蟀形容得有声有色：
吴俗每岁交秋，聚斗蟋蟀。光棍串同局役，择旷僻之所，搭厂排台，纠众合斗，名曰“秋兴”。无赖之徒及无知子弟，各怀银钱赌赛，设柜抽头。邻省别属，罔不辐辏，每日不下数千人，喧声震动闾闬。
正因斗鸡、斗鹌鹑、斗蟋蟀有厚利可获，所以人们无不精心饲养调教鸡、鹌鹑、蟋蟀，由此产生了一门研究鹌鹑、蟋蟀的学问。更有人堂而皇之地著书立说，譬如清人程石邻所著《鹌鹑谱》。此书条理分明地讲述了斗鹌鹑的“相法”、“养法”、“洗法”、“养饲各法”、“把法”、“笼法”、“杂法”“养斗宜忌”等等，堪称斗鹌鹑的权威之作。相形之下，斗蟋蟀的书则显得异常丰富，宋代贾似道著有《促织经》，明代袁宏道著有《促织志》，清代陈淏子著有《蟋蟀篇》、梦桂著有《蟋蟀谱》等等。这些著作将蟋蟀在各种环境下的各种反应和表现一一详解，加之文艺家的润色之笔，如今看来，大都是不可多得的科普读物。
◎ 边吃边玩
古语云：吃不言，睡不语。吃饭的时候有太多的言语怕是要因噎废食的；睡觉时说话，定是心情不顺畅所致，是不祥和。
这样一来，吃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应该成了一种最索然无味的工作。颇有想像力的达官贵人们岂能甘于这种平淡？后来的饮宴中，慢慢就有了文化娱乐活动的上演，如听音乐、行酒令、观看歌舞表演等。这样一来，不光可以不违古训，还可以得到身心最大的愉悦，增添饮食的乐趣。
唐时，玄宗与后妃经常在兴庆宫内的龙池举行宴会招待诸王。席间乐声欢奏，其中明皇喜爱的乐器羯鼓，声音最为高亢，而其他乐音相比之下则有些黯然失色。为此，诗人李商隐写道：
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
一般说来，为了迎合皇帝的好大喜功，宫廷中的侑食之乐，大多是些歌功颂德之作。这一方面是皇帝的需求，一方面也是溜须拍马的臣子们为了谋求一己之私所致。如朱元璋就规定进俎时奏《颐和曲》，撤馔时奏《雍和曲》，到嘉靖年间，有文臣向朱厚熜进献《迎膳曲》、《进膳曲》、《进汤曲》等，得到恩准，后人得此曲谱，鼓而奏之，发现语调平缓、填词谄媚并无新奇之处。让人对这位明皇的审美趣味有了一个贴切的认识。
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在一次庆会宴席上曾经导演了一场最为生动有趣的歌舞表演，演员是宫内的娃娃剧团，成员全系皇室子孙，最小的年龄只有4岁。5岁的卫王李范表演了一出《兰陵王》；6岁的楚王李隆基表演了一曲《长命女》；12岁的宋王李成器演出歌舞戏《安公主》；代国公主与寿昌公主对舞了一出《西凉》……娃娃们的精彩表演，使盛大的宴会呈现出空前欢乐活跃的气氛。

第一部分 文化娱乐第4节 爱玩儿的古人(2)-（图）

老赌徒云：“十年能成一学士,二十年难成一老千”。看这位一身二体的大人，可谓官场老千。◎ 曲水流觞：文人的消遣
曲水流觞是文人饮酒时的一种游戏活动。活动规则非常简单：参与者坐于弯曲的流水两旁，酒杯放在船形的载体上，随水漂流，漂到谁的面前，谁就必须取杯饮酒并赋诗一首。
这种文人发明又大肆在文人间推广的游戏颇有市场。历史上许多有名的文人都有过玩这种游戏的经历。
公元353年，书法家王羲之邀约亲友在绍兴兰亭修禊时，共41人参加，一觞一咏，畅叙幽情。此次活动颇有点儿像今天的笔会，活动结束后得诗37首，汇为一册名《兰亭集》；由王羲之作序并书，这就是名扬千古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王羲之后来无数次仿写这篇序言，但无论如何都无法超越当时所写。可见，曲水流觞所营造的氛围之佳，决非言语可以表达。
与此相类似的，酒会上传花，在民间也很盛行，据说是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所创。欧阳修在江苏扬州任太守时，建造了江南有名的平山堂。每逢夏天，太守常携带宾朋到此宴饮，并专门差人从邵伯湖折取荷花百朵，分插四座。游戏开始时，便命官伎作乐并以花传客，当乐声戛然而止时，花在谁的手上，谁就认罚，必饮酒作诗。
相传李清照与赵明诚两口子闲来无事，还会仿这种形式开家庭笔会。想来也是别有趣味。
饮酒赋诗的形式也经常被打破，改为行酒令。行酒令时多作对联，出联后如对不上或对得不工稳，则算输，进而罚之以酒。这从内容上比起诗歌来自然是简单了许多，参与者也就随之多了起来。《红楼梦》第四十回中，就描写了鸳鸯三宣牙牌令的趣事。这次酒会不仅太太、小姐、丫环们参加了，连大字不识的刘姥姥也对出了大火烧了毛毛虫、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等谐句俚语，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 四个中国人，麻将一场
20世纪初的上海滩，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
传说浦东有个土地庙对赌徒来说比较灵验，如果年轻女子前去寄宿的话，神灵会在梦中给予指示，转天去赌的话，按照这个指示投注的八九不离十都能赢。信以为真的丈夫于是便极力鼓动妻子前去试一试。妻子虽然找到了那座建在荒郊野外的小庙，但是却在留宿的时候遭到兵痞的强奸。当她狼狈不堪地逃回到家中之后，丈夫首先不是安抚受到伤害的妻子之情绪，更没有想方设法去惩罚作恶之人，而是急急忙忙地催问神灵给了她什么指示。伤心万分的妻子悲愤地骂了一句：“你这个乌龟头!”丈夫大喜，以为这是昨夜妻子得到的神灵暗示，竟然真的跑去买了个乌龟注。赌博赌到如此境界，也确实不易。有道是：一个中国人，闷得发慌；两个中国人，就好商量；三个中国人，做不成事；四个中国人，麻将一场。
说来，这麻将的历史也着实不短了。麻将牌也作麻雀牌，是由纸牌衍变而成的中国民间传统游戏玩具，并结合了唐代叶子牌、宋代轿夫牌、唐字牌、明代马吊牌、清代默和牌的部分特点，一直到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前，才最终成为现代麻将的范本及模板。整套麻将牌由外盒、牌块、骰子、筹码、位置牌等五部分组成，全副牌共有144张，按照牌面图案和标记，分为纹样序数、方位、季节、文字、植物等五类符号组团，由一筒至九筒36张筒牌、一条至九条36张索牌、一万至九万36张万牌、东南西北16张风牌、中发白12张剑牌、春夏秋冬梅兰竹菊32张花牌组成。在竞赛的时候，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参加的4个人分坐在东西南北4个方位，集中抓取17张基本牌后，按照吃、碰、岔、杠和自行替换的方式，以各类牌型的收集程度作为单局输赢依据，以和牌数量的总数和规模的大小决出胜负。
在民间的传说和野史中，麻将牌上标识的每一个细节都各有出处。譬如说，最早麻将牌面上有“公、侯、将、相、文、武、百”等七个字，为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们所忌，大有下谋犯上、玩弄长官的意思，因此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被视为禁忌游戏。道光年间浙江舟山有位叫陈渔门的普通群众，私下里将“公、侯、将、相”改为“东、西、南、北”，将“文、武、百”改为“中、发、白”，这种大胆的革新使濒临灭绝的麻将重获新生。而骰子本来是单独的一个游戏品种，被吸收加入以后，更以其投掷概率上的随机特点强化了麻将牌游戏的公平性。它最初是橄榄型的，到了三国时期，曹植将其改做立方体，并在六个面上分别镌刻上一点到六点的标注。现在的骰子有两种颜色的点数，即一点和四点为红色，而其余的都是黑色，其颜色的变化与唐明皇有关。传说唐明皇和杨贵妃都酷爱骰子游戏，一次该轮到唐明皇掷骰子的时候，惟有两粒骰子均为四点的时候，才能够赢了杨贵妃，唐明皇在转动的时候就不停地喊“双四”，待骰子停下来的时候果然出现了两个四点。唐明皇见此情形以为吉兆，遂令太监高力士将所有骰子的四点都涂饰成朱红色，后来又将与四点对应一面的一点也涂成了红色，此说引发民间仿效并一直流传至今。
进入晚清，一些达官显贵、王公大夫终日把玩麻将当作第一要务，沉醉于这种被他们认为是高雅的“娱乐”之中。在北京，“京师麻雀之赌，大半侣行于仕禄之家”。仅仅数年间，麻雀“盛行于北方，上而贵官显爵，下而巨商富贾，无不趋之如狂，沉溺忘返，其一掷巨万，废时失业，为害不可胜言”。参赌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与众不同，赌注下得十分豪放，往往一注就超过千元。
20世纪初的北京、天津等许多地区，玩麻将竟然也成为一种时尚。《大公报》报道，“廿世纪之新中国，新机勃兴，南风北竞，首先溥遍于所谓上等社会者，厥维麻雀牌，每见嗜之者，濡首其中，忘餐废寝……且嗜之者，非维新学子，即政界阔官。”具体到天津等地，在众多赌博中，麻将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对于赌徒来说，“雀牌，不但趋时，而且可以联络朋友”。
有识之士在报纸公开发表文章，把麻将称为“亡国奴戏”，痛陈麻将误国殃民之诸多罪状。不过，很显然，这并非是麻将的错。

第二部分 日常生活第5节 服饰（图）

货郎图   原图为南宋李嵩所绘。图中描写宋朝货郎在乡间行商的情况，货郎上的货物品种繁多——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们在画像中见到华盛顿与拿破仑，固然是奕弈赫赫，但如果我们在澡堂见到二公，赤条条一丝不挂，我们会要有异样的感觉，会感觉得脱光了大家全是一样。这话虽然有点玩世不恭，确有至理。
——梁实秋《衣裳》
衣食住行，这种排序方式不知道是谁定下的。总之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种代称。把衣服排在比“食”更重要的位置，这是很说明问题的。因为我们的老祖宗不止一次说过“民以食为天”。通过这个逻辑，结合衣食住行的排序，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穿衣服这件事情比天还要大！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堪称上述理论的一个很好的佐证，至少在年轻的赵武灵王眼中，短小的紧身衣尽管不合传统，但是对打胜仗是绝对有利的，对于打江山也是绝对有利的。
然而，服饰在更多情形下并没有重要到与国家前途有关。
◎ 内衣的秘密
有可考的穿内衣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汉朝。那时的称谓是“亵衣”。“亵”意为“轻薄、不庄重”，因此即使洗干净了搁在那里也不能让人看见，否则是很失体统的。尤其是女性内衣，洗涤后绝对不能晾晒在外人可能经过的地方。大凡书中描写某女在人前露出内衣，那一定非良家女子。《红楼梦》中的尤三姐在与贾珍、贾琏饮酒时，“松挽着头发，大红袄子半掩半开，露着葱绿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绿裤红鞋，一对金莲或翘或并，没半刻斯文，两个坠子却似打秋千一般”。一个在中国古人眼中坏女人的形象跃然纸上。
内衣在我国历史上各个时代有不同的称谓：汉朝内衣称为“抱腹”、“心衣”，魏晋称为“两当”，唐代称为“诃子”，宋代称为“抹胸”，元代称为“合欢襟”，明朝称为“主腰”，清朝称为“肚兜”，再后来就到了近代，则是我们至今仍可见到的“小马甲”了。
内衣称谓的变迁实际上表明了古代女人对胸部审美趣味的不断变化。以唐代“诃子”为例，唐代对女性美早早喊出了“以胖为美”的口号，当然，这里的胖并非肥胖，而是丰满。这决定了美丽的女性不能像前朝人一样穿吊带的“心衣”，那样容易勒出毛病来。于是，唐代女人便发明了无带的内衣，称为“诃子”，她们将裙子高束在胸际，然后在胸下部系一阔带，两肩、上胸及后背袒露，外披透明罗纱，内衣若隐若现，因而内衣面料考究，色彩缤纷，难怪人们总以盛唐为骄傲，那时候便“内衣外穿”了。“诃子”本身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这应该是以杨贵妃为分界线的。之前露胸较多，而后就有所收敛。蔡东藩《唐史演义》记载：“禄山与贵妃，鬼混了一年有余，甚至将贵妃胸乳抓伤。贵妃未免暗泣，因恐玄宗瞧破，遂作出一个诃子来，笼罩胸前。宫中未悉深情，反以为未肯露乳，多半仿效。禄山却暗中怀惧，不敢时常入宫。”由此可见，“遮丑”也是内衣的主要功能之一。
宋代的抹胸与之相比，则显得越发收敛。《续资治通鉴》记载：穿上“抹胸”，“上可覆乳下可遮肚”，整个胸腹全被掩住，因而又称“抹肚”。直至清朝末期随着洋纱洋布进入中国，西方的各种极富美学价值的胸衣才真正演绎在中国女子的身型之上。
上半身的问题说完了，我们谈谈下半身。《礼记·曲礼》告诉人们：“暑勿褰裳，褰则下体露矣。”夏天千万不要撩衣服呀，要是撩的话，你的下体就暴露了！在商周时期的玉俑及汉代的画像石上还可看到，如果将腿伸直而坐，则叫“箕踞”，这种极其随便的坐法在当时是很忌讳的。这些点滴的记载告诉我们：在周朝以前，甚至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古人并没有穿内裤的习惯。由此不难理解，早些年代的古人为什么席地而坐(先跪而后坐在自己的腿上)，主要是为了收敛自身，避免露出下体。
◎ 成人的开裆裤
值得说明的，直到大唐，我国妇女依然穿开裆裤，就像今天小孩子们穿的那种。光绪癸卯进士尚秉和在《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中有“唐女裤仍开裆，如今日小儿”一说。
尚秉和考证说汉昭帝时的皇后上官氏嫉妒心特别强，不允许任何嫔妃和宫女接近皇帝，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便让后宫女子全都穿上“穷裤”，而且要在裤子上系上好几条带子。这样，即便是皇帝先招惹宫女，光是解带子也得解一会儿。他引了《汉书》著名注释家颜师古对“穷裤”的解释：“即今之绲裆裤”。尚秉和进一步分析说，绲，根据毛传的解释就是绳子的意思。《集韵》中认为“绲”是缝的意思。因此，唐朝的绲裆裤，中间有缝，但是用绳子结着，为了方便小解。到了唐朝，带子比之前朝更多，原因很简单：“故多其带以防强暴”。
◎ 白帽子的失意
白色服饰历来被视为不祥之物，今天的很多人依然有这种偏见。三国时期，连年兵祸，加上天荒，百姓生活几乎难以保障，这也牵连到军队的供给。魏主曹操了解到情况，为了节约开支，创造了一种简单的首服(帽子)，其制如上谷皮弁，惟以本色缣帛为之，不加印染，故名“白帢”。考虑到民间的“忌白”习俗，曹操只能带头使用这种首服，连礼见宴会时都不脱下，由此，白帢得以流行。然而，白帢的命运终究不及“胡服”，由于“白色不祥”的理论在民间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因此，魏亡以后，曹操的这一举动还是遭到了公开的非议。甚至被写进后世正史，《晋书·五行志》记载：魏武帝……裁缣帛为白帢，以易旧服。傅玄曰：“白乃军容，非国容也。”干宝以为“缟素，凶丧之象也”。名之为帢，毁辱之言也，盖革代之后，劫杀之妖也。
到了后来的南朝梁时，干脆将魏武帝为了让全民渡过难关而设计的白帢定为丧服，“士庶男子日常闲居均不戴之”。
◎ 壁虎、指甲和贞操
唐朝短命诗人李贺不经意间看见了林家女子对烛染指，信笔写下两句诗：“蜡光高悬照纱空，花房夜捣红守宫”，竟成为中国妇女“美甲”的最早记录。
什么是“守宫”？其实就是壁虎。因为它经常守伏在宫室之壁，捕食虫蛾，故得此雅号。张华《博物志》中说，东方朔曾经告诉汉武帝，守宫砂是检验女子贞否的验方。古人将壁虎养在盛放朱砂的盒中，等它吃了朱砂，全身都变红以后，则将它捣碎。古人坚信用这种“红汁”点在女子身上，可检验妇女是否保持贞操。如果没有发生过房事，红色终身不灭，只要进行过一次性生活，那么红色立即会消失。
《淮南·万毕术》载：
守宫饰女臂，有文章。取守宫新舍阴阳者各一，藏之瓮中，阴干百日，以饰女臂，则生文章，与男子合阴阳，辄灭去。
同书还有一节云：
取七月七日守宫，阴干之，治以井花水和，涂女人身，有文章，则以丹涂之，不去者不淫，去者有奸。
这种乱七八糟的逻辑辅以书籍的正式记载，使得可信度大增。因此，闺中少女争相涂守宫，以示青春之美，同时，向世人昭示：“我是处女！”

第二部分 日常生活第6节 头发保卫战

——想要我的头发吗？那好，连我的头一起拿去吧！我们的很古的古人，对于头发似乎也还看轻。据刑法看来，最要紧的自然是脑袋，所以大辟是上刑；次要便是生殖器了，所以宫刑和幽闭也是一件吓人的罚；至于髡，那是微乎其微了，然而推想起来，正不知道曾有多少人们因为光着头皮便被社会践踏了一生世。
——鲁迅《头发的故事》
曹操在一次领兵打仗的时候，颁布了若干条军纪，其中包括不许践踏农户的庄稼。违令者斩。可是，偏偏是曹操的战马受了惊，一下子踢倒一大片庄稼。曹操立刻拔出剑来要自杀，以示军纪严明。手下连忙拦住，说，我们打仗怎么能没有大王？大王可以例外。曹操想了想，用剑把头发割下一大绺来，说，既然如此，我就割发代首吧。
现代人看来，这曹操真是个大奸雄！头发怎么能有命值钱！
实则不然，在曹操那个时代，人们把头发看得比一切都重要。“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了。尤其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剪掉父母给自己的毛发，不啻为奇耻大辱。曹操作为统帅，以发代首，已经相当难能可贵了。
与此相对照的，发生在之后一千五百多年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头发保卫战”，则是用鲜血告诉我们：想要我的头发吗？那好，连我的头一起拿去吧！
话得从清军入关时说起，大清皇帝为了推行“削平四周，留守中原”的治国主张，设计发明了一种奇怪的发式：将头发之前部到脑顶剃去，再将四周的发际全部剃光，只留下中间集中的一块和一个长长的大辫子。为了一统江山，尤其是统治思想，在汉人间大肆推行。推行的媒介便是剃头匠，清政府把全国的剃头匠召集在一起，每人发给一个挂有圣旨的“吊投旗杆”，随后，这些剃头匠便走街串巷，恩威并施地把人们的头发一一拿下。
经历了无数次朝代更迭的汉人对于谁当皇上这样的事情并没有表现得太过激烈，倒是这场毛发的变革着实惹恼了其中一部分人。当时的清王朝打出的口号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股强硬的时尚风潮出人意外地遭到了历来柔弱的江南民众的反对，江南士子认为剃头便是对他们人格的莫大侮辱，因此群起反抗，指望通过群众的力量让满人有所收敛。然而，这次他们真的打错了算盘，他们的对手再不是软弱的明王朝，顺治皇帝一声令下，接连制造了“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等屠城悲剧，汉人头上的标志连同热血乘鹤西去。当然，屠城也并非可以让所有的人臣服，浙江读书人冯喆坚持留发，情势危急时不得已说服了父亲，离家出走，隐居望头山石庆寺。但时间—长，又心感不安。于是，他返回老家，承欢膝下。当地村民也保护着他。但是有一年，冯家与另一氏族为山林问题发生了严重纠纷。这时，冯喆想从中做调解工作。谁知对方将冯喆的留发一事抓住不放进行威胁。此时，冯的侄子、亲戚都出来劝说，希望他将长发削了，以便诉讼。但是，冯喆仍坚持气节，矢志不渝，并斩钉截铁地说：“宁可官司输了，也不削发。”真可谓百折不回。
“想要我的头发吗？那好，连我的头一块拿去吧！”那种悲壮怕不是我们理解得了的。
1644年到1650年间，意大利人卫匡国写下了著名的《鞑靼战纪》。其中记录了中国南方军民为保卫头发而战的情况：
士兵和老百姓都拿起了武器，为保卫他们的头发拼死斗争，比为皇帝和国家战斗得更英勇，不但把鞑靼人赶出了他们的城市，还把他们打到钱塘江，赶过了江，杀死了很多鞑靼人。实际上，如果他们追赶过去，也许会收复省城和其他城镇，但他们没有继续发展胜利，只满足于保住了自己的头发。
意大利人不懂得我们的国情，他看到的只是局部的一场小小的胜利，他不晓得，天下已经是清人的天下，否则，何至于此。
民间有一风俗——正月不剃头，因为正月剃头死舅舅。这是一种高明的障眼法。在大清国的高压下，一些文人士大夫不再高喊“头可断发不可剃”，而是以“正月不剃头”来表达对明王朝的思念，实为“思旧”，为了掩人耳目，讹传为“死舅舅”，当真是高明的冷幽默。
从19世纪的70年代开始，中国与外国人的交往越来越多，官员开始出国，一到国外就有人围观，看到男人留着中国特有的辫子觉得很奇怪。中国最早那批留美学生，也最早感受到大辫子的不方便之处，一些美国学校通常开设有体育课，要打棒球、踢足球，中国学生要参加进去，辫子就非常不方便。所以一些留学生就开始剪掉辫子，再买个假辫子预备着，要见清朝官员时再戴上。
一场有关毛发的战争足足持续了近三百年。直到近代，国人才真正获得了不剃头和不留辫子的自由。

第二部分 日常生活第7节 缠足（图）

班昭——“两朵金莲”的咒语观看一个小脚女人走路，就像在看一个走钢丝绳的演员，使你每时每刻都在被他揪着心。
——林语堂《中国人·缠足》
有句经典的骂人的话，用以批评演说者大而无当的演说。那就是：“王母娘娘的裹脚布”。这实际上是个歇后语，后半句是“又臭又长”。臭而且长的裹脚布，自然是懒人所为，为什么会给“王母娘娘”扣上，实在令人费解。难道这句歇后语中蕴含了裹脚的历史？中国女人裹脚的历史要从王母娘娘那时候算起吗？如果依照考古学的观点，认定王母娘娘便是西王母，那么，这裹脚的历史当在五千年前。
可是，考古学的发掘证明，一千年前的女尸脚骨并非弯曲的，依旧是天足。于是这个漫无边际的考证宣告失败。那么，这裹脚的历史究竟从哪里算起呢？
史学家依据现有的文献提出了一个假说，如果这假说不被某个突然出土的时代更加久远的小脚女人的尸体驳诘的话，则会成为公认的事实。这事实的残酷之处在于：我们不得不对那个毫无政绩的天才词人皇帝南唐后主李煜开始一个全新的认识。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告诉我们，南唐后主李煜在唐人对“弓鞋”痴迷的审美基础上，别出心裁地将这种弓鞋用长长的布帛缠起来，以代替袜子。并在他的妃子窅娘身上做试验，始行缠足之法，开创了中国女性缠足的记录。
也有一种说法，认为缠足一事自唐代开始，起源于波斯人的舞蹈。南唐与大唐相距不远，况且，缠足起源于舞蹈一说的可信性也较之前者尤甚。或许李后主的窅娘只是一个著名的缠足者，而非开创者？
小脚与天足相比究竟有何不同凡响之处，居然成为一种风尚，流传了如许漫长的年代？又是如何停下它的脚步？
◎ 小脚文学
在男人们呼喊着“毛发肌肤受之于父母”，而不肯伤及自己一根毫毛的时候，却被一种近乎变态的性心理驱使着，口耳相传着女人小脚的千般妙处。“瘦欲无形，看越生怜惜”、“三寸金莲”、“柔若无骨，愈亲愈耐摩抚”。后世苏东坡《菩萨蛮》咏足词云“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堪称绝唱。更有人将两只严重变形了的小脚中部所形成的塌陷形容为“两轮弯月”，实在是处心积虑到极点了。大儒吴承恩在《西游记》里把本是男身的观音菩萨化为美丽的女子，而且是小足观音：“玉环穿绣扣，金莲足下深。”(第十二回《观音呈象化金蝉》)，可见明朝的风气对小足是何等着魔！明清时期男子择偶第一标准就是看女人的脚是否够小，男子嫖妓也多玩妓女的一双纤足，因此被戏称为逐臭之夫。一些文人在嫖妓时就留下了专门描写玩弄妓女小脚的诗词，如彭孙燏的《延露词》：
朱丝宛转垂银蒜，今宵低事抛针线，怪煞大风流，频频撼玉钩。
千般轻薄够，可也羞灯火，渐觉麝兰微，画屏人欲速。
这首词把妓女的一双三寸金莲写得美妙无比。从这样的诗词作品中，可以看出当时整个社会这种畸形的性审美观的流行给人们造成的变态性心理。
更有甚者，清朝有个叫方绚的，自称“评花御史”，又称“香莲博士”。对古代女子缠足一事从诸多角度和方位予以分题描绘，可以说是关于中国女子小足的“专著”。同时，它也反映了封建文人和士大夫们对女子“香莲”充满丰富联想意会和封建历史积累的“审美欣赏”、“审美感受”及“审美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品藻》亦可谓是一部“香莲美学”之作。如此书中《香莲五观》一节说：
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观莲有术，必观其步。然小人闲居工于屟著，操此五术，攻其无备，乃得别戴伪体，毕露端倪。
临风；踏梯；下阶；上轿；过桥。
什么意思呢？方大博士说：观察大海有术的人，必观察其波涛；观察香莲有术的人，必观察其步姿。然而小人家居无事，只会掩盖其坏处而显示其好处。如果操此五术，攻其不备，就可“取真去伪”，使其端倪毕露。“五术”分别为：临风之步；踏梯子之步；下台阶之步；上轿之步；过桥之步。这可以说是体现他作为“评花御史”和“香莲博士”水平的一段文字，是教给众人在什么时机看女人的小脚可以看到“毕露端倪”的真货。细想来，这“五术”原本是人的脚最无处躲藏的地方，方绚对生活观察之细致，用心之良苦，非常人所能及。
他在书中把女人小脚按照品相高下做了比较细致的分类：曰“四照莲”(端端正正，瘦瘦削削，在三四寸之间者)；曰“锦边莲”(苗苗条条，整整齐齐，四寸以上，五寸以下的小脚也)；曰“衩头莲”(瘦削而更修长的小脚，所谓竹笋式者)；曰“单叶莲”(瘦长而弯弯的小脚也)；曰“佛头莲”(脚背丰满隆起，如佛头挽髻，所谓菱角式者，即江南所称之鹅头脚)；曰“穿心莲”(穿里高底鞋者)；曰“碧台莲”(穿外高底鞋者)；曰“并头莲”(走起路来八字的小脚)；曰“并蒂莲”(大拇趾翘起来的小脚)；曰“倒垂莲”(鞋跟往后倒的小脚)；曰“朝日莲”(用后跟走路的小脚)；曰“分香莲”(两条腿往外拐的小脚)；曰“同心莲”(两条腿往里拐的小脚)；曰“合影莲”(走起路来歪歪斜斜的小脚)；曰“缠枝莲”(走起路来成一条线的小脚)；曰“千叶莲”(六寸七寸八寸的小脚)；曰“玉井莲”(跟船一样的小脚)；曰“西番莲”(半路出家之莲，或根本没缠过的小脚)。
如果说前面所说的“五术”是一种了不起的发现，那么，这“香莲十八名”则称得上是伟大的发明了，同时也将小脚文学的成就推向了最高峰。
◎ “两朵金莲”的咒语
而严重跟风的女性们为了这“两朵金莲”所暗含的审美趣味则付出了自由的代价。受人尊重的朱熹朱老爷子极力倡导缠足，认为这是天下大治的基础，因为女人缠了足，便可做到男女隔离、“授受不亲”、“静处深闺”。是啊，连走路都走不稳了，女人岂不就十分“老实”了？然而，正如《夜雨秋灯录》所称：“人间最惨的事，莫如女子缠足声，主之督婢，鸨之叱雏，惨尤甚焉。”这种痛苦，又有谁去“生怜惜”？曾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英国传教士阿绮波德·立德(也作立德夫人)，用女性的细腻记录下了缠足的中国女孩的悲惨童年——“在这束脚的三年里，中国女孩的童年是最悲惨的。她们没有欢笑，……可怜啊！这些小女孩重重地靠在一根比她们自己还高的拐棍上，或是趴在大人的背上，或者坐着，悲伤地哭泣。她们的眼睛下面有几道深深的黑线，脸庞上有一种特别奇怪的只有与束脚联系起来才能看到的惨白。她们的母亲通常在床边放着一根长竹竿，用这根竹竿帮助站立起来，并用来抽打日夜哭叫使家人烦恼的女儿……女儿得到的惟一解脱要么吸食鸦片，要么把双脚吊在小木床上以停止血液循环。中国女孩在束脚的过程中简直是九死一生。然而更为残酷的是……一些女婴由于其父母的感情受到了束脚的伤害，往往在摇篮中就被处死。……束脚痛苦，因合了中年的父亲那非自然的口味而加在了女孩身上。”
“两朵金莲”不啻为一个阴险的咒语，让历史的另一半呻吟了上千年。
◎ 放足之艰难
英明的康熙大帝曾经诏禁汉人裹脚，违者拿其父母问罪。有个大员上奏说：“奏为臣妻先放大脚事”，一时传为笑柄(见《菽园赘谈》)，可见缠足“魅力”之强大。尽管雷厉风行，收效却不大，到康熙七年，大臣王熙上奏请求解除禁令获准，于是民间舝足之风又大盛，影响到满族女子也纷纷起而裹足。乾隆又多次降旨严禁，乾隆的禁令只煞住满族女子的裹足之风，汉族民间女子依然裹足如故。近代改革家康有为写了一篇《戒缠足会檄》，希望家乡的人放弃缠足陋习，并下决心不给自己的女儿缠足。这一举措使康有为在家乡受到很大排挤。
英国传教士立德夫人在20世纪初的中国南方发动了“天足运动”，并成立了“天足会”。在汉口的维多利亚剧院，商会会长亲自安排座位，让政府官员都来听立德夫人的讲演。她的听众穿着官服，带着随从，端着很大的架子。他们感到，由一个女人来和他们讨论一个中国人敏感的话题——女人的脚，是不可思议的。官员的威慑力吓得她的翻译临阵怯场。幸好一位中文讲得极好的传教士赶来救场，立德夫人的讲演才得以进行。立德夫人还借助权威，她让人把张之洞反对缠足的语录用红纸写了贴在会场里，很起作用。她认为张之洞是中国最有学问的总督。在汉阳，她在宣传集会上，让放了足的妇女们站起来，她们当着大家的面笑着站了起来，立德夫人便感到她的湖北之行成功了。
她几乎走遍了中国南方，去了武昌、汉阳、广东和香港，又去了澳门、汕头、厦门、福州、杭州和苏州。这对于一个外国妇女来说，的确需要极大的勇气。她说，“如果你还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踏进冰冷的海水时的感觉，那么你就能体会到我现在动身去中国南方宣传反对裹足时的心情。对那里我十分陌生，而裹足是中国最古老、最根深蒂固的风俗之一。”但是她还是一脚踏进了冰窟。缠足这种折磨中国妇女一生的野蛮习俗给她很深的刺激。她得到了回报，许多男人和女人当场捐款参加天足会，表示自己不缠足，还要妻子和女儿不再缠足。在广州的集会上，九名妇女当场扔掉了裹脚布。
当然，中国妇女不缠足并非因了立德夫人一人之力，但作为“帝国主义”那里来的人，她能够这样做，是值得称道的。这一行为甚至直接影响了慈禧太后，慈禧“新政”中的最初几项改革，就包括在1902年2月1日发布谕令，说官员可以劝止缠足。

第二部分 日常生活第8节 装得下世界的胃口(1)-（图）

我们“见到”的孔子多半是这样一个儒生的模样。我们于是习惯地认为他老人家不会纵马狂奔，更不会驾车和射箭。——舌尖上的狂欢节俗语说得好，只有“两脚的爷娘不吃，四脚的眠床不吃”。中国人吃的范围之广，真可使他国人为之吃惊。
——夏丏尊《谈吃》
孔子说：“食色性也”。这四个字像是蕴含着某种玄机，常常被各色人等提起。鲁迅先生是这么分析的：食是为了延续自身，性是为了延续物种，纯粹是栽树跟乘凉的关系。或者干脆说得浅白一点：食乃经济基础，色乃上层建筑。对于没吃饱的平民百姓而言，是民以食为天；而吃饱了的大王则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吃饱了的不仅仅是大王了，偏爱吟咏风月的文人们则写尽天下艳情。
当然，懂得这道理的，也许孔子并非第一人。在中国最早的一部医学权威著作《黄帝内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吃什么补什么”的影子。《中华本草》中称：狗鞭能温肾壮阳，补益精髓，治阳痿，遗精，不育，阴囊湿冷，虚寒带下，腰膝酸痛，形体羸弱，产后体虚。
于是后人自然而然地效仿。以鞭补肾，尤其是野生动物的鞭，更是视为珍宝。譬如麋鹿，人们普遍相信鹿鞭有壮阳奇效，视之为宝，一旦弄到手便忙不迭地用酒泡起来，常年饮用。鹿鞭确有补肾的功效，可治疗遗精，但治疗阳痿的功效却大可怀疑。服用鹿鞭的确可以提高性激素水平，但临床上真正由于雄激素减少导致肾虚而引起阳痿的病例是少之又少。古人不仅相信鹿鞭，对于很多动物阴茎都有一种盲目的崇拜，这大多是受了“吃什么补什么”这种民间说法的影响，进一步发挥就变成了“以阳具补阳具”。这种说法尽管为一些人所不齿，但至今仍被另一些人所津津乐道。
这当然仅仅是博大精深的中国食文化中很小的一个方面，关于吃，古人可没少给我们留下段子——
◎ 难以满足的“口福”
晋朝的张翰，官做到大司马东曹掾，级别不低了。一年秋天，他下班回家的路上，看见秋风吹动落叶，盘旋起舞，不禁心生感慨：老家浙江那边的菰菜、莼羹、鲈鱼脍正是最鲜最美时分。想起来，口水直流。越想心中越痒，回到府上自言自语地说：人生在世为了什么呢？还不是图个快快乐乐？世俗的名利怎么能够成为我的羁绊呢？第二天上朝，给天子递了一份辞职申请，回家去了。
为了“口福”，辞掉大官儿，历史上这样的人没几个。尽管张翰如此执著，但终究是为了“菰菜、莼羹、鲈鱼脍”，较之以“两脚的爷娘不吃，四脚的眠床不吃”为原则的人们来说，依然是小巫见大巫。如果张翰在世能够看到留传下来的诸多“绝美食谱”，一定觉得匪夷所思——
风干鸡
藏菜。制作时需要一定的手法，且速度必须非常快，制作者要以极快的速度拔毛、取脏、填调料入鸡腹、缝上、挂于通风处(未放血杀死)。这时鸡必须还是活的，然后如风铃一般在风雪之中“咕咕”直叫，其景蔚为壮观。
活叫驴
顾名思义，又活又叫的驴。前提是活驴，客人指定吃驴的哪一部位，大厨直接剥开驴皮，剜下驴肉。听着驴的惨叫，若无其事地食用那只驴身上的某个部分，真正是色香味声俱全！
烤鸭掌
活鸭放在微热的铁板之上，把涂着调料的铁板加温。活鸭因为热，会在铁板上走来走去，到后来就开始跳。最后鸭掌烧好了，鸭子却还活着，切下脚装盘上桌，鸭子留做他用。
铁板甲鱼
将鲜活的甲鱼放在有调料的凉汤中用慢火煨。甲鱼是活的，当水渐渐升温后，甲鱼就会因为热而喝汤，调料自然就进入了甲鱼的体内。渐渐火越来越热，看着锅中甲鱼痛苦地翻滚，举箸之人无不兴奋异常。最后甲鱼熟了时，外面的汤和甲鱼喝下的汤，使甲鱼肉味中都有汤的味道，鲜美无比。
三吱儿
刚出生的小老鼠(活的)一盘，调料一盘。食用者用筷子夹住活老鼠，老鼠会“吱儿”的叫一声(这是第一吱儿)；浸到调料里时，鼠又会“吱儿”一声(这是第二吱儿)；放入食用者口中时，鼠发出最后一“吱儿”(共三吱儿)。
猴头
一个中间挖洞的方桌，几个人围桌而坐，洞口正好容一只猴子的头伸出。猴儿的头顶从小洞中伸出之后用金属箍紧，用小锤一敲，头盖骨应声而落，猴的脑部就完全裸露在食客们的面前。这时，客人用汤匙伸向红白相间的猴脑，随着桌下垂死猴子一声惨叫，拉开了生食猴脑惨剧的序曲。
◎ 美味的剩菜？
在没有电冰箱的古代，剩菜往往是要倒掉的。可是，有一个名人没有倒掉，反而用来招待客人，并因此博得美名。此人便是李鸿章。
翻开徽菜谱，首篇便有一名菜曰“李鸿章大杂烩”，此菜因为李鸿章而得名，自然有一段李中堂的典故。李鸿章在访问美国期间宴请美国宾客，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兴致正浓时，家人暗报：没有下饭的主菜了。由于已至深夜，无处购买菜蔬，李鸿章略一迟疑，对家人嘱咐了几句，家人便笑着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主菜上来了，巨大无比的一个汤盆，五颜六色的食品充斥其中。李鸿章请客人享用。美国要员便问，这是什么菜？李鸿章说，新菜，杂烩！
客人一尝，交口称赞。从此，“李鸿章大杂烩”风行于世。
其实这哪里是什么新菜，分明是午间所剩的菜。李鸿章情急之下，想起自己经常把几种不同的菜搅合在一起，味道独特，便冒险在国外一试，不想竟收到奇效，墙内开花墙外香了。而今的徽菜中，“李鸿章大杂烩”配料有海参、鱼肚、鱿鱼、玉兰片、腐竹、鸡肉、火腿、蛋黄糕、鸽蛋、猪肝、干贝、冬菇、咸鸭蛋黄、菠菜、鸡汤等，究竟有几分保留了当时的味道，已不可考。
杂烩成为名菜，是沾了李鸿章的光。同时，李鸿章也抢走了别人的专利。其实，爱吃杂烩的岂只李鸿章一人？
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就是公侯中的一个。其女孔德懋老人所写的《孔府内宅轶事》，就有这位衍圣公爱吃将别人吃剩的各种菜混在一起的“渣菜”的记述，说是很好吃：“有两户‘大户’，孙家和蒋家，前清年间当过道台之类的官，我父亲常和他们来往。每逢他们家里有喜庆寿筵，我父亲就派当差拿着盆去要‘渣菜’。人家不好意思真的给‘渣菜’，现给做些菜混在一起烩烩，设法做得像一些。”这样的“渣菜”，不就是一种“杂烩”吗？
《汉书·游侠传》有载：汉成帝时楼护，做过京兆吏，“楼君卿唇舌”为时人称道，甚得名誉。《太平广记》采摘《语林》、《世说》、《西京杂记》，皆言此人创制了当世之人称之为“五侯鲭”的佳肴。“五侯鲭”者，就是大杂烩。不过这姓楼的终究不如李鸿章名气大，生生吃了个哑巴亏。

第二部分 日常生活第9节 装得下世界的胃口(2)

◎ 关于吃的品位
《吕氏春秋》第14卷《本味篇》中记载了伊尹以“至味”说汤的故事。其本义是说任用贤才、推行仁义之道可得天下成天子，享用人间所有美味佳肴，但在其中却保存了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烹饪理论，提出了一份内容很广的食单，记述了商汤时期天下的美食。它是研究我国古代烹饪史的一份很重要的资料。
汤得伊尹，祓之于庙，爝以火，衅以牺。明日设朝而见之，说汤以至味。汤曰：“可对而为乎？”对曰：“君之国小，不足以具之；为天子然后可具。夫三群之虫，水居者腥，肉者臊，草食者膻。恶臭犹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变，火为之纪。时疾时徐，灭腥去臊除膻，必以其胜，无失其理。调合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不能喻。若射御之微，阴阳之化，四时之数。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烂，甘而不哝，酸而不酷，咸而不减，辛而不烈，淡而不薄，肥而不腴。
吃要讲究细致的地方，讲究品位，治国当然也不例外。吃有吃的规律和原则，这一切用言语无法表达，治国的微妙之处也是要用心去体味的。正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伊尹为了说服汤，一定在做饭这件事情上下了不少功夫，而且，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做饭提升到“精妙微纤”的地步。接下来，他又给汤讲述了“肉之美者”、“鱼之美者”、“菜之美者”、“和之美者”、“饭之美者”、“水之美者”和“果之美者”，把汤讲得云里雾里，垂涎三尺。譬如，伊尹在谈到“菜之美者”时这样说：
菜之美者：昆仑之蛓；寿木之华；指姑之东，中容之国，有赤木、玄木之叶焉；余瞀之南，南极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树，其色若碧；阳华之芸；云梦之芹；具区之菁；浸渊之草，名曰士英。
菜中极品是“昆仑之蛓”，吃芸豆要吃阳华的，吃芹菜要吃云梦的……讲究品位到了极致。而后，话锋一转，提出“天子成则至味具”的主题，汤纵有铁石心肠，也一定会被说服了。
比伊尹出现稍晚些的孔夫子对于吃还有一句名言——“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可见，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出品位来已经成了共识。中国的饮食很讲究刀工、烹调、拼盘，还讲究色、香、味等，就连菜谱都别出心裁，让人回味无穷。如白水炖鸡叫“出水芙蓉”，鳗鱼和鸡同盘则称为“龙凤呈祥”，大葱豆腐清汤美其名曰“青龙过江”。还有“白玉翡翠”、“百鸟朝凤”、“翠柳啼红”、“天女散花”、“霸王别姬”等等。更有甚者，打起了四大美女的主意，鼓捣出如下“四大美女菜”，真是独具匠心。
西施舌
在西施故里有一种点心被称为“西施舌”。糕点师用吊浆技法，先用糯米粉制成水磨粉，然后再以糯米粉为皮包入枣泥、核桃肉、桂花、青梅等十几种果料拌成的馅心，放在舌形模具中压制成型，汤煮或油煎均可。这种点心色如皓月，香甜爽口。
贵妃鸡
这是上海名厨独创的一道菜肴。它用肥嫩的母鸡作为主料，用葡萄酒作调料，成菜后酒香浓郁美味醉人，有“贵妃醉酒”之意。
在西安还有一种“贵妃鸡”。它是以鸡脯肉、葱末、料酒、蘑菇等为馅包的饺子，形似饱满的麦穗，皮薄馅嫩，鲜美不腻。
昭君鸭
传说出生在楚地的王昭君出塞后不惯面食，于是厨师就将粉条和油面筋泡合在一起，用鸭汤煮，甚合昭君之意。后来人们便用粉条、面筋与肥鸭烹调成菜，称之为“昭君鸭”，一直流传至今。
貂蝉豆腐
又名“泥鳅钻豆腐”，堪列入中国最残忍菜谱中。以泥鳅比喻奸滑的董卓，泥鳅在热汤中急得无处藏身，钻入冷豆腐中，结果还是逃脱不了被烹煮的命运。好似王允献貂蝉，巧使美人计一样。此菜豆腐洁白，味道鲜美带辣，汤汁腻香。
可以想像，边吃这些“美女菜”，边联想古代美女的绰约风姿，该是一种多么美妙的享受！斯时斯刻，关于这些美女菜是否名副其实，自然已经不重要了——精神享受超越了口食之欲。
◎ “民间食圣”的菜单
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的《随园食单》历来被奉为经典，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袁枚的名气，或是因为袁枚的食单颇为全面而周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袁枚的食单是非常讲究品位的，这才是《随园食单》所以著名的原因。
先看其“作料须知”一节——
厨者之作料，如妇人之衣服首饰也。虽有天姿，虽善涂抹，而敝衣蓝缕，西子亦难以为容。善烹调者，酱用优酱，先尝甘否；油用香油，须审生熟；酒用酒酿，应去糟粕；醋用米醋，须求清冽。且酱有清浓之分，油有荤素之别，酒有酸甜之异，醋有陈新之殊，不可丝毫错误。其他葱、椒、姜、桂、糖、盐，虽用之不多，而俱宜选择上品。苏州店卖秋油，有上、中、下三等。镇江醋颜色虽佳，味不甚酸，失醋之本旨矣。以板浦醋为第一，浦口醋次之。
如此讲究作料的运用，对菜的做法自然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列举四种，不难体味其“吃的品位”——
鲫鱼
鲫鱼先要善买。择其扁身而带白色者，其肉嫩而松；熟后一提，肉即卸骨而下。黑脊浑身者，倔强磋丫，鱼中之喇子也，断不可食。照边鱼蒸法，最佳。其次煎吃亦妙。拆肉下可以作羹。通州人能煨之，骨尾俱酥，号“酥鱼”，利小儿食。然总不如蒸食之得真味也。六合龙地出者，愈大愈嫩，亦奇。蒸时用酒不用水，稍稍用糖以起其鲜。以鱼之小大，酌量秋油、酒之多寡。
脑冬菜、黄芽菜
脑冬菜、黄芽菜，淡则味鲜，咸则味恶。然欲久放，则非盐不可。尝腌一大坛，三伏时开之，上半截虽臭、烂，而下半截香美异常，色白如玉，甚矣！根土之不可但现皮毛也。
混套
将鸡蛋外壳，微敲一小洞，将清、黄倒出，去黄用清，加浓鸡卤煨就者拌入，用箸打良久，使之融化，仍装入蛋壳中，上用纸封好，饭锅蒸熟，剥去外壳，仍浑然一鸡卵，此味极鲜。
杨中丞西洋饼
用鸡蛋清和飞面作稠水，放碗中。打铜夹剪一把，头上作饼形，如蝶大，上下两面，铜合缝处不到一分。生烈火烘铜夹，撩稠水，一糊一夹一摸，顷刻成饼。白如雪，明如绵纸，微加冰糖、松仁屑子。
如果说给一道菜起一个或华丽或美丽的菜名有某种哗众取宠的味道，相形之下，袁枚的食单中有些菜名尽管土气，有些甚至没有菜名，却颇具实用色彩。其讲究之程度，也远非常人所能想像。
正所谓“至人只是常”，袁枚能够把菜的品位寓于无形，难怪被民间奉为“食圣”。

第二部分 日常生活第10节 茶道

——壶中天地大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唐］卢仝(丹丘子)《七碗茶诗》
对于茶的品饮，算是中国古人一大贡献。
这不仅仅因为被中国古人喝了几千年的茶至今仍然是世界三大饮料之一，人口基数的多寡似乎还不足以说明全部问题。中国人因为茶而生出了道，才是体现古人贡献的不二法门。
相较于西方人的可乐与咖啡，茶真的可以称得上谦谦君子。散淡、清雅、幽香……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想出许多带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惟美的词汇。而且，因茶而生的种种文本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也占有着重要的一席之地。上至皇帝老子，下至平民百姓，各得其趣，各得其妙。那些散落在历史缝隙中的细节，至今让人回味无穷……
◎ 今日有水厄
在南北朝时期，喝茶这样风雅的行为曾经一度被称为“水厄”。“厄”者，困苦、艰难也，却如何与喝茶扯上了关系？
原来在晋惠帝司马衷时代(公元291～306)有个叫王蒙的人，特好饮茶，相识者凡从他门前经过，只要被他发现了，必请进去喝上一阵，碍于面子，相识者只好舍命相陪。爱喝茶的人还则罢了，不爱喝茶的人简直苦不堪言，不饮又怕得罪了主人，只好皱着眉头喝。久而久之，士大夫们一听说“王蒙有请”，便打趣道：“今日又要遭水厄了！”(《世说新语》)
这堪称万千茶趣中最为有趣的一种。王蒙喝茶能够喝得让人落荒而逃，确实是不简单。
◎ 贡茶可做官?
隋文帝杨坚初登皇位时做了一个噩梦，梦见神人换他的脑骨，自此后时常头痛，苦不堪言，亦无可奈何。后来遇见一个和尚，和尚对他说：“山中有茶树，将茶叶采来煮饮，可治好陛下的头痛症。”杨坚便派人去采集茶叶，一试果然灵验，于是重重奖励了那个和尚。自此，杨坚便养成了饮茶的习惯，臣子们也跟着学会了饮茶。听说皇帝喜欢，便有不少人投其所好，向皇帝敬贡好茶。献茶者便可升官发财。时人嘲笑说：“你钻研通了《春秋》、《周易》，还不如向皇帝送一车茶叶，可以马上封官晋爵。”
◎ 茶可养廉
《茶经》和《晋书》都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东晋时，陆纳任吴兴太守，将军谢安常想去陆府拜访。陆纳的侄子陆椒发现叔叔根本没有做什么待客的准备，便自作主张备下一桌十余人的酒席。谢安到来，陆纳仅以几盘水果和茶水招待。陆椒怕怠慢了贵客，忙命人把早已备好的酒席搬上来。当侄子的本以为叔叔会夸他会办事。谁知客人走后，陆纳大怒，说：“你不能为我添什么光彩也就罢了，怎么还这样讲奢侈，玷污我一贯清操绝俗的素业？！”于是当下把侄子打了四十大板。《晋书》中记载的陆纳是一个崇尚节俭的人，因此，他反对侄子摆宴席而用茶水待客，并非吝啬，也不是清高简慢，而是要提倡节俭。这在崇尚奢侈的东晋时期是非常难得的。
◎ 宁舍千金，不舍一壶
《清稗类钞》记载了一则故事：据说，潮州有一个富翁非常喜爱饮茶。一天，有一个乞丐到了门前，并不讨饭，却讨茶喝，声言：“窃闻君家茶最精，能见赐一壶否？”富翁听了觉得很可笑，说：“你一个叫花子，也懂得茶？”乞丐听了，并不恼怒，说：“我原本也是富家翁，只因终日溺于茶趣，以致穷而为丐。今虽家破，但妻儿均在，只好行乞为生。”富翁听了，以为遇到“茶知己”，果然赏他一杯上好的茶喝。这乞丐品了品滋味说：“果然泡得好茶，可惜味不够极醇。原因呢，是壶太新。”说着，从怀中掏出一个旧壶，色虽暗淡，但打开盖子香气清冽。乞丐说这是他平常用的壶，虽然家贫如洗，冻馁街头从不离身。富翁爱之不已，请求以三千金购之。那乞丐却舍不得，说：“只要你一半钱，从此你我共享此壶如何？”富翁欣然允诺，自此相共一壶，终成至交。
◎ 斗茶的故事
斗茶源于唐，而盛于宋。它是在茶宴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风俗。宋代茶宴之风盛行，与最高统治者嗜茶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宋徽宗对茶颇有讲究，曾撰《大观茶论》二十篇，还亲自烹茶赐宴群臣，蔡京在《大清楼特宴记》、《保和殿曲宴记》、《延福宫曲宴记》中都有记载。一些地方官吏和权贵为了博得帝王的欢心，千方百计献上优质贡茶，为此先要比试茶的质量。这样，斗茶之风便日益盛行起来。
斗茶茶品以“新”为贵，斗茶用水以“活”为上。胜负的标准，一斗汤色，二斗水痕。首先看茶汤色泽是否鲜白，纯白者为胜，青白、灰白、黄白为负。因为汤色是茶的采制技艺的反映。茶汤纯白，表明茶采时肥嫩，制作恰到好处；色偏青，说明蒸时火候不足；色泛灰，说明蒸时火候已过；色泛黄，说明采制不及时；色泛红，是烘焙过了火候。其次看汤花持续时间长短。宋代主要饮用团饼茶，饮用前先要将茶团茶饼碾碎成粉末。如果研碾细腻，点汤、击拂都恰到好处，汤花就匀细，可以紧咬盏沿，久聚不散；如果汤花泛起后很快消散，不能咬盏，盏面便露出水痕。所以水痕出现的早晚，就成为茶汤优劣的依据。斗茶以水痕早出者为负，晚出者为胜。
斗茶不仅要茶新、水活，而且用火也很讲究。陆羽《茶经·五之煮》说，煮茶“其火用炭，次用劲薪。”沾染油污的炭、木柴或腐朽的木材不宜做燃料。温庭筠《采茶录》说：“茶须缓火炙，活火煎。活火谓炭火之有焰者。当使汤无妄沸，庶可养茶。始则鱼目散布，微微有声。中则四边泉涌，累累连珠。终由腾波鼓浪，水气全消，谓之老汤。三沸之法，非活火不能成也。”苏轼也说：“活水还须活火烹”(《汲江煎茶》），“贵从活火发新泉”(《试院煎茶》)。根据古人的经验，烹茶一是燃料性能要好，火力适度而持久；二是燃料不能有烟和异味。人们常说：水火不相容，但在茶文化中，水与火配合得却那样默契、和谐和统一。
除了茶本身、水质和火候外，斗茶还必须掌握冲泡技巧，宋人谓之“点茶”。蔡襄《茶录》将点茶技艺分为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燲盏、点茶等程序。即首先必须用微火将茶饼炙干，碾成粉末，再用绢罗筛过，茶粉越细越好，“罗细则茶浮，粗则沫浮”。候汤即掌握点茶用水的沸滚程度，是点茶成败优劣的关键。唐代人煮茶已讲究“三沸水”：一沸，“沸如鱼目，微微有声”；二沸，“边缘如涌泉连珠”；三沸“腾波鼓浪”。水在刚三沸时就要烹茶；再煮，“水老，不可食也”(《茶经·五之煮》)。宋代点茶法同样强调水沸的程度，谓之“候汤”。“候汤最难，未熟则沫浮，过熟则茶沉。”(《蔡襄·茶录》)，只有掌握好水沸的程度，才能冲泡出色味俱佳的茶汤。
如此精细繁琐、颇多讲究的斗茶习俗对人的耐心而言，着实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我们今天恐怕很难理解古人斗茶的初衷，好好的茶，为何要与人斗？斗过之后又能得到什么呢？范仲淹在《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中说：“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这种听起来颇为夸张的说法，无疑来自于国家最高领导人宋徽宗的积极倡导。这位没有建立什么武功的皇帝其实也有一种亲临沙场的梦想，这种蔚然成风的“茗战”，不就是一种最好的解读？
◎ 提瓶卖茶
我国最早的暖水瓶出现于北宋后期。这种暖水瓶也称“暖水釜”。在宋代的餐饮业中，商贩们冬夜“提瓶卖茶”已成为一种独立的行当，他们所用的“瓶”就是保温的暖水瓶。因为如果用的是铁或瓷制成的瓶子装满茶水，即使在茶瓶的外面包裹厚实的棉被之类，在极寒冷的冬天，也会很快变凉的。
蔡襄在《茶录》中说：“凡欲点茶，先须燲令热，冷则茶不浮。”这也在一个侧面证明了暖水瓶在当时的存在，如果没有暖水瓶，如何斗茶？
宋时暖水瓶的构造是用玻璃为胆，水银为裹，其基本样式为：宽口、长颈、长腹，瓶口安有开启的瓶盖，还有把手，与现代的没有太大差距。据说，皇帝还将这种暖水器皿赐给出嫁的公主。由此可见，使用暖水瓶已成为当时社会的时尚。

第二部分 日常生活第11节 厕所的故事

——肮脏但愉快的历程历史有时候是臭气熏天的。
——［美］理查德·扎克斯《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
很早以前的有钱人家，上厕所是要换衣服的。南朝的首富石崇家的厕所修得富丽堂皇，一般都有十多个身着艳丽服装的婢女准备好了甲煎粉、沉香汁、新衣服等站在门口迎候。家中来了客人，看见这种光景，都不好意思去。王大将军不管这许多，脱了身上的衣服进厕所，大便之后，穿着婢女准备好的新衣服出来，神情中充满骄傲。从这一细节也不难看出，为什么古人会把上厕所称为“更衣”。
当然，在更多的穷苦人家，是不具备“更衣”条件的，但是不论更不更衣，人们在排便时的痛快感受是无可替代的。这一肮脏但愉快的历程，所有的教科书中都不会记录，似乎只有欧阳修“马上枕上厕上”的读书方法很值得推广，这实在让我们的文明大打折扣。看看下面几个带着点历史臭味的故事，或许你会觉得，这刚好是对“发笑”历史的一个很好的补充。
◎ 京师无厕
提起北京城，在世人眼中，那可是几朝帝都，王者气象。近几百年的文人恨不得把所有好词儿全用在这城市身上，以表示他们对“身居京城”的庆幸与感恩。
然而，我今天介绍给各位的是一个污秽不堪、臭气熏天的北京城，下面这段历史最好不要在饭后阅读。在16至19世纪的北京，也就是明王朝和清王朝时期，商业一片繁荣的背后，是公共设施的匮乏和管理的无序。偌大一个北京城，公共厕所寥寥可数，以致有“京师无厕”的说法传世。明代王思任在《文饭小品》中直陈时弊，将京城比喻成一个巨大的厕所。这是不是有些耸人听闻了？
事实上，情况远比这严重得多。由于寥寥几个公共厕所还都是收费的，如果不是出于体面或是别的什么顾忌，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人满大街找半天之后走进去的。“故人都当道中便溺”，不仅普通百姓这样做，一些官员也带头这样做。不仅男人这样随便，甚至女人也将便器直接倒在街上。自然是大便夹杂着小便，人粪夹杂着牛溲马尿，北京城不仅是一个巨大的公共厕所，还是一个巨大的垃圾站。当真是“重污叠秽，处处可闻”(据清代佚名《燕京杂记》)。
直到清朝末年，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北京各街道遍修厕所，不准随地便溺。而且，出现了大粪车，以摇铃为号。
臭气熏天的北京城慢慢干净起来……
◎ 皇家气象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81年的一天中午，晋景公姬獳品尝新麦之后觉得腹胀，便去厕所屙屎，不慎跌进粪坑而死。姬獳很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殉难于厕所的君主，由此暴露出先秦时宫厕的简陋。这沉痛的代价使得后世对屙屎这样的事情多了几分谨慎。
汉高祖刘邦位列“中国流氓史”头把交椅，他的做法实在可以配得上他的身份。他在群臣面前内急，为了节约时间开会，同时也为了不至于掉进厕所中，竟让一个文官把帽子递给他，他背过身去，把帽子倒过来，一会儿，半帽子热气腾腾的尿呈现在众人面前了。
这个流氓皇帝的后代汉武帝刘彻，更是别出心裁，居然在解大便时接见高级官员。这是《汉书·汲黯传》里透露出来的：“大将军(卫)青侍中，上踞厕视之。”史官并没有记录下卫青的情绪，但可以肯定的是，卫青在汉武帝的眼中是一等一的重臣，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获得了在皇帝大便时被接见的机会。
关于皇家厕所的不同寻常之处，《世说新语》有所透露。西晋大将军王敦被晋武帝招为武阳公主的驸马，新婚之夕，头一回使用公主的厕所。初见时，觉得富丽堂皇，比之民间住宅都强得多，进去，才发现原来也是有臭气的，心下稍微平和了些。不多时，见厕所里有漆箱盛着干枣，只当是“登坑食品”，便全部吃光；俟完事后，侍婢端来一盘水，还有一个盛着“澡豆”的琉璃碗，王敦又把这些“澡豆”倒在水里，一饮而尽，惹得“群婢掩口而笑之”。原来干枣是登坑时用来塞鼻子防臭气的，而“澡豆”则相当于近世的肥皂。
或许是受了汉高祖用大臣帽子撒尿的启发，后世的皇帝们多半使用便壶来解决问题，而不亲自上厕所了。《西京杂记》上说，汉朝宫廷用玉制成“虎子”，由皇帝的侍从人员拿着，以备皇上随时方便。这种“虎子”，就是后人称作便器、便壶的专门卫生用具——可知至迟从那时起，皇帝就不一定非得同厕所打交道了。“虎子”后来变了称呼唤作“马桶”，据说与皇帝有关。相传西汉时“飞将军”李广射死卧虎，让人铸成虎形的铜质溺具，把小便解在里面，表示对猛虎的蔑视，这就是“虎子”得名的由来。可是到了唐朝皇帝坐龙庭时，只因他们家先人中有叫“李虎”的，便将这大不敬的名称改为“兽子”或“马子”，再往后俗称“马桶”和“尿盆”。
宋太祖赵匡胤平定四川，将后蜀皇宫里的器物全运回汴京，发现其中有一个镶满玛瑙翡翠的盆子，爱不释手，差点儿用来盛酒喝。稍后把蜀主孟昶的宠妃花蕊夫人召来，花蕊夫人一见这玩意儿被大宋天子供在几案上，忙说，这是先王的尿盆啊！惊得赵匡胤怪叫：“使用这种尿盆，哪有不亡国的道理?”马上将盆子击碎了。
尿盆与酒器难以分辨，这大抵是古人审美趣味不同造成的笑话。便器发展到清朝，已体现出极强烈的人性关怀特征。清代皇帝、后妃们使用的便器叫做“官房”，有专门的太监保管，需要时则传“官房”。皇帝、妃嫔们使用的“官房”是十分讲究的，分为长方形和椭圆形两种形式，用木、锡或瓷制成。木质的官房为长方形，外边安有木框，框上开有椭圆形口，周围再衬上软垫，口上有盖，便盆像抽屉一样可以抽拉，一般木质便盆都装有锡质内里，以防止渗漏。锡质官房为椭圆形，盆上有木盖，正中有钮；这种便盆要与便凳配合使用，便凳比较矮，前端开出椭圆形口，便盆放在下面对准圆口。便凳有靠背，包有软衬，犹如现在没扶手的沙发一般，坐在上面，并不比现在的马桶差，只不过不能冲水而已。
慈禧太后的“出恭”在一些史料中有零星记载。太后说要传官房，几个宫女就去分头准备，一个去叫管官房的太监，一个去拿铺垫，一个去拿手纸。太后官房是用檀香木做成的，外表雕成一只大壁虎，壁虎的四条腿就是官房的四条腿，壁虎的鼓肚是官房盆屉，尾巴是后把手，下颌是前把手，嘴微微张开，手纸就放在其中，壁虎的脊背正中有盖子，打开后就可以坐在上面“出恭”了。官房里放有干松香木细末。太监要把用绣云龙黄布套裹着的官房顶在头上送到太后的寝宫门外，请安以后，打开黄布套，取出官房，由宫女捧着送进净房(净房一般设在卧室床的右侧，明面上装一扇或两扇小门，里面是不足一米宽的死夹道，专门为便溺用)里，宫女把油布铺在净房地上，把官房放在油布上，再把手纸放进壁虎嘴里；太后完事后，由宫女捧出去，交给太监，太监仍然用布套包好，举到头上顶出去，清除完脏物后，擦洗干净，放入新的干松香木细末，等下一次使用。
宫中虽然可以如此，羁旅途中自然不能这样繁琐，一路车马，也不方便端来端去的。这不用我们操心，早有人替太后老佛爷想好了。1903年3月，慈禧以恭谒西陵(在河北省易县西)为名，要乘上火车抖抖威风。卧室内，面对着车窗放置着特制的铁床，床上被褥枕头应有尽有，用幔帐围着。床的一侧有门，打开即是大小便用的如意桶。桶底铺着黄沙，再灌进水银，粪便落入不见痕迹。桶外用宫锦绒缎套罩着，看上去像一个绣花坐墩。
清史家孟森的描述是：“……车中备铁床、裀褥枕被，花车原有卧榻置不用，计吸鸦片烟非此不适故耳。床横置，面车窗，以幔围之，床身购诸肆，嫌柱稍高，截其脚而移高其床面。床侧一门，启之即如意桶。如意桶者，便溺器也，底贮黄沙，上注水银，粪落水银中，没入无迹，外施宫锦绒缎为套，成一绣墩。车身亦(遍)套黄绒，而以缎贴里。”这种如意桶，可算是当时登峰造极的高级卫生设备了。
◎ 用什么擦屁股？
造纸是中国早在汉代时的一大发明，但是直到元朝，这一技术的产品才被运用于人们最实际的生活：如厕。后人揣测，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文化相对比较落后，没有汉民族“敬惜字纸”的意识，所以才使得厕纸进入人们的生活。而之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家都用竹片做如厕的卫生用品，即使是皇帝也不例外。唐宋之前，人们用的是一种叫做“厕筹”的木头片或竹片，《元史》列传第三后妃二记载，“裕宗徽仁裕圣皇后”伯蓝也怯赤当太子妃的时候对婆婆“昭睿顺圣皇后”非常孝顺，她要在婆婆拭秽之前用自己的脸试试手纸的柔软度：“后性孝谨，善事中宫，世祖每称之为贤德媳妇。侍昭睿顺圣皇后，不离左右，至溷厕所。”
连擦屁股的纸都要先用脸试试软硬，这孝心实在是可圈可点。那么，竹片呢？软硬估计已经不是问题，竹子的问题在于毛刺甚多，万一竹片不够光滑，伤了使用者的臀部，实在是一件大煞风景的事情。
《南唐书·浮屠传》记载，南唐后主李煜亲自动手削竹片以供僧徒如厕时使用，并用面颊检验质量，看看是否光洁滑爽。这堪称是礼佛的帝王中最值得称道的了。
◎ 掘新坑成财主
厕所管理员的工作也是三百六十行之外的，这绝对是独辟蹊径，自成一家，值得商家学习，值得全民把玩。
明末清初有一个叫做穆太公的人。当然，没有谁会在自己的名字上带着这么高的辈份。姓穆是一定的了，“太公”则很可能是大家对他的尊称。这位姓穆的老先生是如何赢得群众尊敬的呢？
穆太公是乡下人，有一天进城，发现城里的道路两旁有“粪坑”，且是收费的。老先生进去痛快了一把之后，并没有一走了之，他立在这简易厕所外面呆了半天，发现来解手的人不少，于是，他凭借自己特有的商业敏感度，确立了自己后半生的饭碗——“倒强似作别样生意！”
回到家之后，穆老先生请工匠“把门前三间屋掘成三个大坑，每一个坑都砌起小墙隔断，墙上又粉起来，忙到城中亲戚人家，讨了无数诗画斗方贴在这粪屋壁上”，并请一个读书人给厕所题写了个别致的名字：“齿爵堂”。为了吸引客流，又求教书先生写了百十张“报条”四方张贴，上面写着：
穆家喷香新坑，远近君子下顾，本宅愿贴草纸。
这一手很有吸引力，农家人用惯了稻草瓦片，如今有现成的草纸用，加上厕所环境实在优雅，“壁上花花绿绿，最惹人看，登一次新坑，就如看一次景致”。吸引得女子也来上粪坑，穆太公便又盖起了一间女厕所。
值得说明的是，穆太公的厕所是免费的。那他老人家费这么大劲儿，如何体现经济利益呢？原来，早在城里上厕所的时候，他便已经领悟到，在乡下，厕所收费是行不通的。但是，粪便是可以出售的。他便把粪便收集起来，卖到种田的庄户人家，或者以人家的柴米油盐来置换。一劳永逸，久而久之，便获得了不小的收益。真的是“强似作别样生意”！(据明末清初无名氏《掘新坑悭鬼成财主》)

第二部分 日常生活第12节 沐浴

——洗澡盆中的是非成败我们中国人一向是把洗澡当作一件大事的。自古就有沐浴而朝，斋戒沐浴以祀上帝的说法。
——梁实秋《雅舍菁华·洗澡》
很难想像，在没有自来水的古代城市，人们该如何洗澡。一百多年前，某些先人们使用的依然是井水，那井都是露天打造的，常常可以从中发现死猫和死老鼠。
古时候，人们不仅用水困难，也缺少清洁观念。人每天要洗一洗，这件事开始得不算很久。即便是地位显赫的皇帝也断没有这种意识，更不用说平民百姓了。
白居易曾经写道：“今朝一澡濯，衰瘦颇有馀”。这么大的人物洗一回澡，居然还写诗记录下来。而杨贵妃出浴的故事，就更加轰轰烈烈了：“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好家伙，在华清池洗澡还得经过皇帝允许，华清池不过是个澡堂子！即便如此，这样的享受，平民是无福受用的，不过是家中自备一只木桶或木盆，烧水以涤身。甚而至于，考虑到取水之难，根本不去洗澡。
不过，老百姓们还是有自己的洗澡哲学。明代大学问家、《永乐大典》总编纂解缙就有“千年老树当衣架，万里长江作浴盆”的名联传世。可见，跳进河中洗个澡，在古人看来不是什么新闻。《西游记》第七十二回“盘丝洞七情迷本，灌垢泉八戒忘形”，便详细记录了七个蜘蛛精在灌垢泉洗澡的场景。
◎ 最奢华的沐浴
到底是贵贱有别，平民百姓能够在河中洗个澡就快活无比了。可看看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中记载的慈禧洗澡的全过程，真让人生出些艳羡来。
在北京小汤山有慈禧太后的一个浴池，据测量，长455米，宽290米，深140米。池壁是由经过加工的十块巨大的石头压缝交口镶拼而成的。一个蓄水池与之相邻。洗浴时，温泉水从石缝中涌入蓄水池，将满时把南壁上的一个闸门打开，水穿过暗槽流入浴池。这个浴池设计可谓别致精巧，不愧温泉池之冠。尤其是慈禧洗澡时，更显出这种气派。
慈禧是坐在一条很宽的四条腿的矮椅子上洗澡的，椅子的每条腿上都攀着龙。为慈禧盛洗澡水的是两个斗形的三尺来长的木胎镶银盘，一个洗上身，一个洗下身，绝不混用。光洗澡用的毛巾就要备一百条，每条毛巾都绣有黄丝线金龙，一叠是一种姿势：有翘首的，有回头望月的，有戏珠的，有喷水的。澡盆里的水要永保干净，把毛巾浸透后，捞出来就再也不许回盆里蘸水了，毛巾是用完一条扔一条，洗完上身虽用数十条毛巾，而水依然清澈。澡盆里的水随时舀出一些又随时添入，始终保持一定的温度。为慈禧洗澡的四个宫女，手法迅疾，有序无声。先轻缓地、反复地给慈禧擦胸、背、两腋、双臂，以使毛孔张开，身体轻松。擦完香皂后，再用湿毛巾擦净身上的皂沫，以免皮肤发燥。然后用洁白纯丝棉，沾香水均匀而轻细地拍在身上、乳房上、骨头缝、脊梁沟处，这些地方容易积皂沫，容易让皮肤发痒，需格外注意。最后重新舀水洗脸，浸手。与其说洗不如说熨，特别是在慈禧的额头、两颊热敷，这样据说能够把抬头纹的痕迹化开。
话说回来，把自己的躯体时常裸陈于众人面前，即便是你我这样的小民，也颇觉这是一件不怎么舒服的事情。慈禧太后颇通礼仪，不会不晓得个中的不自在，但是为了显示出自己的尊贵，就顾不了这许多了。
◎ 最暧昧的“洗三”
“洗三”是中国古代诞生礼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婴儿出生后第三日，要举行沐浴仪式，会集亲友为婴儿祝吉，这就是“洗三”，也叫做“三朝洗儿”。“洗三”的用意，一是洗涤污秽，消灾免难；二是祈祥求福，图个吉利。
给小儿“洗三”自然是正常不过了，给干儿子“洗三”，大概只有杨贵妃做得出来。
唐玄宗宠幸杨贵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杨玉环却不甘心只占有一个皇帝，偏偏喜欢上了胡儿安禄山。安禄山为了赢得玄宗的赏识，在贵妃面前大献殷勤，他虽然比杨贵妃大十几岁，却请求给贵妃当干儿子。杨贵妃故意笑而不答。唐玄宗却鼓励贵妃收下这个“好孩儿”。自从杨贵妃当了安禄山的干娘，与安禄山来往就有了名分，你来我往，勾搭成奸。《通鉴纪事本末·安史之乱》记载，天宝十年正月三日，是安禄山的生日，唐玄宗和杨贵妃赐给安禄山丰厚的生日礼物。过罢生日的第三天，杨贵妃特召安禄山进见，替他这个“大儿子”举行洗三仪式。杨贵妃让人把安禄山当做婴儿放在大澡盆中，为他洗澡，洗完澡后，又用锦绣料子特制的大襁褓，包裹住安禄山，让宫女们把他放在一个彩轿上抬着，在后宫花园中转来转去，口呼“禄儿、禄儿”嬉戏取乐。
这堪称最为离奇的一次“洗三”，其中所蕴含的暧昧自不必说。只是，唐玄宗何故如此洒脱，就不得而知了。
◎ 爱看人洗澡的皇帝
“瘦燕肥环”，瘦燕是指赵飞燕。赵飞燕和她的孪生妹妹赵合德生在江南水乡姑苏。赵飞燕窈窕秀美，凭栏临风，有翩然欲飞之态，邻里多以“飞燕”誉之。久而久之，人们渐渐忘记了她的本名，而把她叫做赵飞燕。她妹妹赵合德风姿迥异，生得体态丰腴，玉肌滑肤，美艳妩媚与赵飞燕不相上下。
她们都是汉成帝的宠妃。
赵合德虽然比不上飞燕会来事儿，但是她丰满的身躯，状若含苞待放的蓓蕾，酷似粉装玉琢，着体便酥，恰好是对汉成帝的另外一种强烈的心理补偿。在与赵飞燕日日夜夜缠绵得昏天黑地时，情不自禁地就会想到赵合德，总觉他心中的遗憾只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得到充分的满足。还是在赵合德与汉成帝度过第一个不眠之夜后，汉成帝就在欢畅无比，欲仙欲死中，把赵合德叫做“温柔乡”。说，“我当终老是乡，不愿效武帝之求白云乡了。”这话有如谶语，后来果然应证。
最令汉成帝入迷的是赵合德兰汤沐浴。自从汉成帝一次无意间从门窗隙缝中窥见了赵合德洗澡后，就成为他一种新鲜的刺激：从赵合德宽褪罗衣，玉骨冰肌，兰汤潋滟；到自我欣赏，顾影自怜，关窗锁户，轻蘸细拭。一幕幕活色生香的旖旎画面，有景像、有动作、有表情、更有声音，是汉成帝的经验里从来没有过的。他对身边的太监说：“自古以来皇帝没有两个皇后，如果有的话，我一定要把昭仪(此时赵合德已为昭仪)立做皇后。”后来为赵合德修宫殿，汉成帝特地关照用蓝田玉镶嵌了一个大浴缸，注入豆蔻之汤，更显水光潋滟。不消多说，自然是赵合德的浴缸了。
赵合德知道了自己入浴的过程竟能如此使皇帝神魂颠倒，于是便将计就计不予揭穿。更运用欲擒故纵的手法，尽量铺排无限的媟艳风光，甚至连浴罢的情态也刻意加以美化，以挑逗汉成帝的注意力。
赵合德入浴时的美态，紧紧地扣住了汉成帝的心弦。赵飞燕听到了风声，便有一种失落感，害怕失宠衾寒枕冷，于是，也如法炮制地想要吸引她的皇帝丈夫。汉成帝来了以后，赵飞燕才开始沐浴，她赤身裸体，千娇百媚地挑逗皇上，还不时地故意往皇上身上洒水，以为会给皇上带去新鲜的刺激，谁知这一招让成帝大倒胃口，没等她洗完就匆匆离去了。
赵飞燕哪里知道这位爱看女人洗澡的皇帝的内心世界。汉成帝喜欢“从帷中窃望之”，而赵飞燕请他去观浴，哪还有什么新鲜刺激可言？赵飞燕聪明一世，却不晓得这点心理学知识，着实让人惋惜。

第二部分 日常生活第13节 避讳

——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就错避讳这套想起来实在没有什么道理的习惯，在世界上，可说是中国独有的坏习惯，自找麻烦的坏习惯。我们再反看外国，外国正好和中国相反，洋鬼子们觉得，尊敬一个人，最好的尊敬法子，不是不敢提他的名字，而是偏偏要提他。
——李敖《避讳》
避讳是古人生活中一根超级紧张的神经。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两种最可爱的人不能时常挂在嘴边，也真难为了古人！
南宋有个叫钱良臣的，就很讲究忌讳。他的儿子特别聪明，读书时凡是遇到“良臣”二字，就用“爹爹”来代替。哪知这样一来，可闹了笑话。有一天，他儿子读《孟子》。上边有这么一句话：“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结果读成了这样：“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钱良臣在一边听了，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就对儿子说：“这个地方……就直接念好了。”
关于避讳的典故可不都是这样轻松好笑的，无理的君王和好事的大臣会告诉你，关于避讳，其实是让人发抖的历史——
◎ 皇帝的名讳岂是你可以随便乱姓的？
北宋大臣文彦博，是历史上有名的知识分子。先祖本姓敬，因避石敬瑭讳，其祖父改姓文。至后汉，复姓敬。但到了北宋，又因宋太祖赵匡胤祖父赵敬讳，其祖父又不得不改姓文！连这样的近臣都难以幸免，天下百姓何足道哉！
姓什么本不是自己决定的，受之于祖先父母，代表着家承，岂是随便可以乱改的？孟子曾说：“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
但就在孟子他老人家尸骨未寒之际，避讳改姓之风即冒了头。战国时，宋武公名司空，姓司空的被迫改姓司功；晋僖侯名司徒，司徒便被改为司城。
汉代楚霸王项羽名籍，籍姓只好改为席；汉宣帝名询，荀询同音，荀姓只得姓孙，连他们的先人荀卿也被改为孙卿，于是，历史上同时出现了两个孙子！唐朝皇帝姓李，便明令天下，禁食鲤鱼。唐太宗名叫李隆基，于是以盛代隆，以本或根代基，姬基同音，姬姓都姓了周。玄宗的后代武宗和宪宗，一位名炎，避及啖，啖姓避改为澹；一位名纯，竟避及淳于，淳于姓改为于，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百姓难逃干系，神仙也跟着遭殃。月中嫦娥本名姮娥，唐代大诗人李白诗中就有“白兔秋复春，姮娥与许邻”之句，道尽姮娥寂清之哀怨。宋真宗赵恒继位后，有善于拍马屁的文人墨客向玉兔上了讨伐书，逼姮娥改名嫦娥，并一改至今。
◎ 死物不可免
汉文帝刘恒驾临北岳恒山，兴致颇高。有近臣奏曰，讳恒山当改名为常山。刘恒一听，是这个道理，大笔一挥，恒山变成了常山。
山不可免，城也不可免。南京曾名建邺，司马邺登基后改为建康；玄武湖曾名元武湖，只因清朝有康熙皇帝玄烨。
这等无理举动，实际上是有违周之祖制的。周代命名“六避”是应该让道于官、山川、牲畜、器币的。后世帝王之胄都认为自己是天子，天的儿子还有什么不能改的？山川河流占据了好的名字，不仅故意取以为名，而且要山川之类避其圣讳。在他们看来，山川可废，圣上的大名是万不可动其一毫的。
先人书名更不在话下，《广雅》一书因杨广而改名《博雅》，《太玄》一书因康熙玄烨而改为《大园》……
如此一通乱改，世间一片混乱。也为后世研究前人历史多了不少麻烦。
但凡事有利有弊，不可一概而论。就以这避讳而言，反倒成了辨别历史文献和文物真伪的好办法。有一个叫潘成规的人便根据避讳对《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提出异议。他的根据是《红楼梦》第26回中的一段描写——“众人都看时，原来是‘唐寅’两个字，都笑道：‘想必是这两个字，大爷一时眼花了也未可知。’薛蟠只觉得没意思，笑道：‘谁知道他糖银果银’。”
曹雪芹的祖父叫做曹寅，曹雪芹怎么可能把寅字这样滥用？简直肆无忌惮之极。潘先生认为，“曹公如此大手笔，拈字弄句手到擒来，焉能为区区取一名字而犯祖讳？可见，《红楼梦》并非曹雪芹所著。”
当然，凭此小小细节就断定曹雪芹不是《红楼梦》作者，似乎也有些过分，但是，白纸黑字，很多红学大家拿此也毫无办法。
◎ 你不避讳，我要你脑袋！
可不要小瞧了避讳一事，稍不留神，便可能有杀身之祸。《唐律疏议》规定，故意直呼皇帝名字就是犯了“大不敬”罪，属于不赦的“十恶”之条，哪怕是无意犯禁，亦难逃“法”网。明太祖朱元璋当过光头僧，举过义军旗，因此避“僧”，“贼”二字如避狗屎一样敏捷。杭州学府教授徐一夔写贺表时，用了“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句，朱元璋看后勃然大怒，说：“生者僧也，以为我从释氏也，光则摩顶也，则字音近于贼也，罪坐不敬。”可怜徐一夔，一生忠心耿耿，却死得不明不白又不值！
乾隆时，江西举人王锡侯修订《康熙字典》，自编《字贯》一书。巡抚海成发现书中竟直书了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名字，心中窃喜，赶紧上告皇上，以为能赐官受封，连升三级。不料乾隆的想法大出海成所料，他不仅下令斩了王锡侯及其子孙，连海成巡抚也冠以未能明言《字贯》凡例中的“大逆不法，罪不容诛”之罪，革职查办，最后还判了斩刑，缓期执行。甚至连海成的上司两江总督、江西布政使、按察使等也受了株连。海成巡抚身陷囹圄，连自己拿靴子掌嘴的权力都给剥夺了。

第三部分 性爱与婚姻第14节 洞房悲喜剧（图）

闹洞房险些闹出人命案——新婚三日无大小一看新娘手，二看新娘脚，三看新娘腰，新娘要不亲手送，我们就要伸手掏……
——明朝四川某地流行的《新房曲》
清康熙年间，上海宝山县令接了一个棘手的案子。原告是前日刚刚结婚的新郎官，被告是同村的小泼皮。告状不为别的，是因为小泼皮在新郎新娘结婚那天闹洞房闹过了头，惹得新郎火起，和小泼皮动了手，却因拳脚功夫稍差，反被小泼皮打得鼻青脸肿。于是乎，人生四大喜事之一的“洞房花烛夜”成了“治病疗伤夜”，新郎官儿哪咽得下这口恶气？便告上衙门。
县令大人听完新郎官儿的陈述，觉得小泼皮实在有些过分，便准备关押他几天替新郎消气；可是，小泼皮振振有词地说：“新婚三日无大小！”这话由来已久，县令一听也觉得有理，一时犯了难。
《点石斋画报》并未明说此案的最终结果，依据当时的风俗，小泼皮应该不会受到什么惩戒，而新郎官儿，只好吃个哑巴亏。
闹洞房闹出问题的情况并不少见。《吴有如画宝·风俗志图说》中记载了宁波的一场洞房悲剧——宁波某男子潜伏洞房之中，闻新郎解衣声，新娘脱履声，禁不住暗笑，被新人发现，新郎一气之下用剪刀将听房者扎了个血肉模糊。
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燕地风俗：“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也就是说，在汉朝的时候，闹洞房至少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洞房，新人初夜之所，为何要闹呢？民间自有说法，如“不打不闹不热闹”、“人不闹鬼闹”、“闹得越欢过得越久长”，于是乎，谁不图个吉利，闹就闹呗。
闹房经过历朝历代的演变，加上各地风俗不同，形式也就随之变化无穷。不论如何变化，都与性启蒙有关，以至于“启蒙”不“启蒙”并不重要，毋宁说与性有关。
明朝某地有此婚俗：洞房床上反铺一条花席，需要新娘把它正过来，边翻边有人问：“翻过来了没有？”新娘自然羞于回答，但闹房者一定会穷追不舍，直到新娘红着脸说：“翻过来了！”这大概是闹洞房者有关荤话的最文明的版本了。在这样的场合，黄色笑话自然是可以大行其道了，色情灯谜更是家常便饭。因此，很多羞涩少女在一夜之间成长为凶悍少妇，大概要归功于闹房者的性启蒙。李渔在其色情名著《肉蒲团》中将“看春意(春宫图)、读淫书、听骚声”称为闺房三乐而大肆宣扬。有关“骚声”的说法实在有点过于开放。但毕竟还仅仅是“听”，生怕当事人发现，有些地区闹房居然闹到了“调戏”的程度：明朝四川某地流行的《新房曲》，实在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一看新娘手，二看新娘脚，三看新娘腰，新娘要不亲手送，我们就要伸手掏……”遗憾的是，此曲并未完全流传下来，不过，可以想像，后面的话一定更加不堪入耳。更有甚者，便是发展到了动手摸的程度，被摸者自然是新娘，而新郎官儿纵有千般不悦也只是敢怒不敢言。

第三部分 性爱与婚姻第15节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1)

——高耸入云的贞节牌坊若不问夫妇之间有无可以永久不变的爱情，若不问做丈夫的配不配受他妻子的贞操，只晓得主张做妻子的总该替她丈夫守节；这是一偏的贞操论，这是不合人情公理的伦理。
——胡适《贞操问题》(原载《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1918年)
贞节，不仅仅是贞洁。贞洁指的是肉体上的洁净，而贞节就不同了，是一种法则，一种做人的原则。说白了，就是男人为了防止自家的女人和别的男人发生性关系，而要求女人必须严格遵守的道德义务。具体而言，女人不能有婚前、婚外性行为。后来，进一步发展为：丈夫生时不得改嫁，死后不得再嫁。后来又发展为：未婚妻未过门时丈夫死了，也要守寡，这叫望门寡，守得住望门寡的，才是千载难逢的好样的女人。中国古代战乱频繁，每次战乱，都有成千上万的未婚女子和已婚妇女为了保守贞节而做了殉情烈女。仅《古今图书集成》中收入的明代烈女就有三万六千人之多。
男人对于女性的限制可以说是变本加厉。孔子有言：“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这位“有教无类”的老夫子仍然难以解脱对女人的歧视，也难怪后世人以之为金科玉律，争相发挥了。然而，这并没有激发起太多女性的反抗意识。她们在漫长的封建黑夜中恪守着男人们为她们设计好的一切，谨小慎微地打发着日子，不敢越雷池一步地苟活着……
◎ 受人尊敬的班昭
古人对于女性的要求多如牛毛。《仪礼·丧服·传》记载了对女性品行的种种导向性极强的规定，即“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这堪称是男性对于女性的最无理要求，却被全社会女性所宽容接受，并得以大肆流传。而《周礼》则提出“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进一步表达了男性对女性的苛求。
令人费解的是东汉女学问家班昭作的《女诫》七篇，它包括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连序在内不过1600多字，内容却相当丰富，对女性的要求异常全面，并将“四德”做了注解：“幽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则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她认为女孩一生下来就要遭受与男孩迥然不同的待遇，睡在地上，拿纺轮做玩具。班昭认为这是妇人的常道。于妻子而言，丈夫是至尊至高的，是天的象征，事夫如同孝子敬重父母、忠臣礼顺君王一样，根本不能有平等之念。所以，她极力鼓吹贞节观念，推崇“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义”的原则，强调“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这样，贞节就成了班昭高高举起的大旗，从此揭开了大多数女性受苦受难的序幕。
班昭是颇有才华的女性，她的这一怪异举动被后世学者认作自卑所致。班昭的七条原则不惜丢弃人类普遍的感情内容，忍辱负重，不管男性的言行多么荒诞和悖谬，女性也得忍受，曲不能争，直不能讼，以一厢情愿的贞顺不招惹男性的忿怒，处心积虑地维持道义上的名分。
深受时人尊敬的班昭惟恐女子不守妇道，在《女诫》序言中申明了著书的本意。字里行间所见到的都是女人的自卑。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于今四十余载矣。战战兢兢，常惧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劳，而今而后，乃知免耳。吾性疏顽，教导无素，恒恐子谷负辱清朝（《后汉书》引三辅《决录注》云：子谷即曹成子）。圣恩横加，猥赐金紫，即授封关内侯事。实非鄙人庶几之望也。男能自谋矣，吾不复以为忧也。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他门，取羞宗族。吾今疾在沈滞，性命无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怅，闲作《女诫》七章，愿诸女各写一通，庶有补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勖勉之！
拥有高文化修养的班昭尚且如此，真正“愚暗、不敏”不识字的妇女们有足够的理由在自卑方面变本加厉了。
◎ 为一些人所不齿的卓文君
汉朝的大才子司马相如在汉景帝时担任武骑常侍，觉得真是屈了自己这个大才，常常饮酒作乐，最终称病辞职回到家乡四川临邛。
有一次，他赴临邛大富豪卓王孙家宴饮。卓王孙有位离婚在家的女儿，名文君。文君对司马相如的文采钦慕已久，便躲在屏风后面窥视相如。相如来赴宴时心中早已念着文君，见屏风后人影晃动，心中暗喜，但表面上装作不知。当受邀抚琴时，便趁机弹了一曲《凤求凰》，以传爱慕之情。相如、文君倾心相恋，当夜即携手私奔。相如一贫如洗，文君亦因卓王孙怒其败坏门风而不得一文钱。两人只好变卖所有东西后回到临邛开了家小酒铺。每日，文君当垆卖酒，相如打杂。后来，卓王孙心疼女儿，又为他俩的真情所感动，就送了百万银钱和百名仆人给他们。
这个故事的杀伤力是巨大的，一时间传为佳话，成了古人追求自由恋爱的典范之作。然而，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后来司马相如靠溜须拍马当上了大官儿后，受皇帝宠幸，便宿娼纳妾，竟不理会卓文君。
文君因作《白头吟》以诀。“皑如山上雪，皎如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簁簁。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司马相如见到此诗，佯作落泪，叹道：“文君呀，不是我相如无情无义，只是，你名节不全，我为朝廷命官，怎肯就范……”
司马相如这一举动，又被当朝传为佳话，真的是让人无处说理。明明是司马相如薄情负义，却口口声声说卓文君不贞。这种流氓逻辑居然在古代中国大行其道，岂可怪也欤？！
◎ 自虐的守节
强大的封建礼教攻势加上自甘轻贱的女学问家的鼓与呼，守节就成为古代妇女集体无意识的必修课。妇女们为了表明自己守节的决心，展示不嫁的毅力，不食荤腥、服装粗陋、不听音乐、不出庭户、不沐浴，甚至裁发、割耳、断臂、毁容，几乎无所不用其极。从下面这些摘引自正史《列女传》的烈女行为中，可见一斑。
王琳妻韦者，……琳卒时，韦年二十五，家欲强嫁之，韦固拒，至不听音乐，处一室，或终日不合。卒年七十五。
东平郑氏、大宁杜氏、安西杨氏，并少寡守志，割体肉疗姑病。
段氏，隆兴霍荣妻也。荣无子，尝乞人为养子。荣卒，段氏年二十六，养舅姑以孝称。舅姑殁，荣诸父仲汶贪其产，谓段曰：“汝子假子也，可令归宗。汝无子，宜改适，霍氏业当无预焉。”段日：“家资不可计，但再醮非义，尚容妾思之。”即退入寝室，引针刺面，墨渍之，誓死不贰。
兴和吴氏，自刺其面；成纪谢思明妻赵氏，自髡其发；冀宁田济川妻武氏、深水曹子英妻尤氏，啮指滴血，并誓不更嫁。
王氏，成都李世安妻也。年十九，世安卒，夫弟世显欲收继之。王氏不从，引刃断发，复自割其耳，创甚。亲戚警叹，为医疗百日乃愈。……
守节守到自虐的程度，也真是难为了守节者。史官对此的态度自然是褒扬大于贬斥，否则，正史中定难寻觅到如此鲜活的实例。你断胳膊我刺面，看谁比谁更贞节。把贞节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女人们终究还是女人，爱攀比的特点自然是不能随便丢弃了。

第三部分 性爱与婚姻第16节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2)

◎ 严密的贞节审核制度
中国历史上不缺少贞节女人，历朝历代政府对贞节女人也有着不同程度的表彰。甚至专门成立一些类似于“全节堂”、“保节堂”的机构，大肆提倡贞节，收容安置贞女、节妇。在此基础上，有人苦心孤诣地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奖励、管理、规范贞节“行业”的理论和方法。到了清朝，对贞女的表彰达到了最高的境界，皇帝亲自从国库拨钱为贞女立牌坊，何其感人！
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12月2日，法国人龚当信(PContancin)在广州写给爱提埃纳·苏西埃神父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雍正皇帝还制定了另一条法规，要求寡妇们守节及妻子对丈夫忠贞。皇帝说：国泰民安尤其取决于妇女们的忠贞。她们应该恪守妇道，履行她们的义务。一个年轻的妇女失去了丈夫，如果她能守寡，不再嫁人，在她去世前至少守寡二十年；或者一个妇女为了保持贞操，受到逼迫不屈而死，朕令她的家人不管在如何条件下，都要报告地方官。地方官核实事实后，再奏报朕知道，朕将下旨，从皇家财库里提取必需的银两，在她的家乡为她树碑立传。
(朱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朝廷》)
能够得到皇帝的亲自赏赐，自然是马虎不得。因此，清代对贞节的旌表，有一套较为完备的制度。关于旌表的手续和方法，《道光礼部则例》规定：
直省孝子顺孙义夫节孝贞烈妇女，应旌表者，由该督抚同学政具题，由礼部复议题准后，令地方官给银三十两，听本家建坊，并设位于祠中，地方春秋致祭。
从这项规定中，可以对清代旌表贞节的手续和方法有所了解。
一般地，首先由各地都督巡抚会同学政具题请旌，也就是将旌表对象具体事迹汇总，并提出初步意见如归属种类、旌表等第等，上报礼部；礼部核实情况，证明无误以后，即议定旌表的方法，在地方申报文件上题准；最后，由各相关部门实施旌表。政府给予旌表对象的待遇则是给建坊银，建立牌坊。
一个贞节牌坊的建立要经过这么多繁杂的手续，一层层核实、审批、上报，可见，旌表贞节真的不是一件小事。
◎ 巨大的贞节开支
政府如此倡行贞节，导致贞节妇女数量的激增，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而最严重的后果便是因之而来的政府财政的紧张。
所以自嘉庆年间开始，有了归并众多贞节妇女于一处，只给银三十两建立总坊的做法，并且很快成为制度。如嘉庆四年(1799年)，湖南省苏州、永绥、泸溪、淑浦、保靖、武陵等地在战乱中守节致死的妇女众多，政府规定于“各厅县每年总建一坊，每专结银三十两，交各该地方官支领。于通衢大路择地克期建立，所有大小妇女姓氏，全行镌刻于其上”。此后专坊之建逐渐减少，总坊之建成为普通现象。
道光七年(1827年)礼部复准：“江苏省武进、阳湖两县，自道光元年起，搜采孝节妇共三千一十八口，该绅士等购地捐建专祠，春秋致祭补请旌表，应照总坊之例，给银三十两，于祠外总建一坊，以不朽。”这样，封建政府在减少财政支出的同时，也达到了旌表贞节的目的。
过去一个节妇三十两，而今三千多节妇依然三十两。值得一提的恐怕不是节妇的贬值，而是统治者万般无奈之中嘴角泛起的一丝笑意。
◎ 处女膜悲喜剧
古代医学远远比不上现代发达，可供借助的医疗器械也是少之又少。因此，现代人很容易做到的处女膜修补术，在古人的世界中真是连想都不敢想。古人对于处女的嗜好无以复加，这在文艺作品中常有体现。对处女膜的检验也非常严格，是在新郎新娘的卧榻上铺一块白布，新婚之夜行房完毕，白布见红方可证明新娘为处女，如果未见红，麻烦可就大了，新娘将面临被拷问的命运，甚至一生不得翻身。如果新娘真的在婚前有过性行为那倒罢了，要是没有过，实在是一生的冤案。
王实甫的《西厢记》中有这样的描写：张生与崔莺莺初行房事后，看着落红斑斑的手帕，充满自得地唱道：“春罗元莹白，早见红香点嫩色。”他获得了占有处女的初夜权，因而自鸣得意、自我炫耀，而此时的崔莺莺也表现了对男子处女嗜好的认同，将处女之贞看作是自己的全部价值所在，她说：“妾千金之躯，一旦去之，此身皆托与足下，勿以它日见弃，使妾有白头之叹。”
清朝采蘅子所著《虫鸣漫录》记载了某十二三岁幼女，穿着一条开了裆的破裤子，和小伙伴一起玩，忽然看见一个锄头，便两腿骑在锄柄上，颠簸着玩，玩了一会儿又跑到别处去了。一个老头儿看见锄柄上有鲜血缕缕，知道是这个小女孩的处女膜破裂所致之“落红”，便把锄头捡起来，偷偷收藏在一边。后来这个女子出嫁了，丈夫看不见落红，自然怀疑其不贞，任新娘百般解释自己是少女之躯，无奈丈夫就是不信，想要休掉这女子。事情闹大了，那老头儿听说之后拿着锄头跑了过来，人证物证俱在，一场冤案得以昭雪。否则，那女子要寻短见也未可知。
在世人竞尚处女、再婚妇为人所不齿的清代，竟有人针锋相对地提出“不娶处子”的主张，他便是胡书巢。大学问家袁枚称赞他为“以为非处子则不为天下先之戒”，并在致胡书巢的信中批评嗜好处女之风俗：“以为非处子则不贞耶？不知豫让遇智伯便成烈士，文君嫁相如便偕白头，责报于人，先是问施者何如耳。以为非处子则不洁耶？不知八珍具而厨者先尝，大厦成而匠人先坐，嫠也何害？”袁枚先生这种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即便在今天，也堪称高论。

第三部分 性爱与婚姻第17节 性爱为什么(1)

——有关性爱目的的探讨嗜欲之心，如堤之来水，其溃甚易，一溃则不可复收也。
——清张英《聪训斋语》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性爱观念。为了生娃娃，性行为当然合情合理。皇上的三宫六院，百姓的娶妻纳妾，都不是为了淫乐，而是为了生殖，叫做“为后(代)非为色也”。在这个原则的指使下，甚至可以冲破婚姻的戒律。《聊斋志异》把一个替恩人生子的未婚女性表扬为侠女，而在很多农村中，至今也不认为“借种”为多大的罪过，可见儒家思想的影响之深。
但是，这个原则客观上也就贬斥了一切与感官快乐或精神融合有关的性活动。从接吻、性爱抚、口交等性行为，直到展示和观看裸体，都被视为“不像话”或者“不正常”，哪怕是夫妻之间也不行，因为这些行为都与生孩子无关，或者不可能生出孩子来。
《诗经》中就有“君子之道，五日一御(性交)”的说法，但儒家反对任何形式的“寻欢作乐”。朱熹对此的解释是，“闺房之乐，本无邪淫；夫妻之欢，亦无伤碍；然而纵欲生患，乐极生悲。”也就是说：性交总会有乐，可以；若想主动去寻乐，不行。
对于一个正妻来说，正常女性的许多特点不仅毫无必要，而且没有才好。譬如年轻美貌，这不仅毫无必要，反而容易“朝秦暮楚”、“红杏出墙”，就连诸葛亮这样的大人物都说丑妻是福；再譬如床上功夫，也无必要，能生出孩子，尤其是生出儿子来才是真本事，才是真功劳，否则，一旦妻子欲火攻心，夫将不夫，家将不家；再者，便是情感丰富，这一点尤其没有必要，因为爱情原本就不存在。爱情不可以带来性，而且性中也不会有爱。所谓“一日夫妻百日恩”，有“恩”就行了，没有爱情什么事。
中国历代家训中都强调婚姻并非寄托情感的所在，婚姻的根本目的在于嗣续香烟。每一个家庭尽可能维持一夫一妻制的状况，这样方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家庭矛盾，避免夫妻之间的嫉妒引起家庭混乱，妨碍生育的顺利进行。事实上，古人并非个个一妻一妾的，能够纳妾的还是少数。
◎ 男性择偶时对于异性的感官要求
女性曲线美是生命的奇迹。对于S形的女性美的赞颂，自旧石器时代的女神像中可见一斑。那些彩陶和无色陶质女像，大都赤身裸体、丰乳肥臀，显示出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女性威严和以身躯壮硕为美的观念。西方出土的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女性人体雕像，也是以全裸、夸张的大乳、腹部、臀部隆起为美，这可以称得上对女性乳房和臀部的崇拜。古人对女性乳房的崇拜一则因为它有吸引男性的极大的审美作用，二则因为它是哺育后代的典型象征。至于臀部，人们认为它(骨盆)与怀孕、生育密切相关，中国的古人一直认为妇女臀部肥大是“宜男之相”。
在我国，唐代张萱画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中，可见靓女已穿低胸衫外出郊游；从出土的绢画中亦可见露女性乳沟之图。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封建的种种礼教，乳房较大或臀部较大的女性，被视为多产之相。所以，她们设法用棉布缠住乳房，使胸部变小，走起路来也故意脚尖朝内，以期让人看起来臀部较小。
到了19世纪，人类对乳房美的表现从局部的表现到人体整体结构美的渲染，即所谓“三点式”。三点式是建筑学概念，指三个点之间的位置，其中一点相对于另外两点处于“最佳位置”，即最能给人以美感的位置上。而人类标准的女性的乳房相对于她的头和臀部来说也正处于这一点上。人体的构造就这一点而言真是无以复加，巧夺天工了。
曾有一本《汉杂事秘辛》的书，记载了汉桓帝刘志的选妃标准，女人身上各部分的尺寸被记得很具体——
自颠至底，长七尺一寸；肩广一尺六寸，臀视肩广减三寸；自肩至指，长各二尺七寸，指去掌四寸，肖十竹萌削也。髀至足长三尺二寸，足长八寸；胫跗丰妍，底平指敛，约缣迫袜，收束微如禁中，久之不得音响。……不痔不疡，无黑子创陷及口鼻腋私足诸过。
这可以说是当时择偶的最高标准。大概也只有皇帝老子能够有这样的特权，试想，有几个人可以专挑这样标准身材的女人为伴？而且，那女人还必须没有麻子，没有口臭，没有鼻炎，没有腋臭，没有痔疮，更没有阴部瘙痒和脚气。
民间自然也有方法，这方法简单到八个字——眉清、目秀、唇红，齿白。这源于古代房中术的择偶需求，看似简单，却着实煞费苦心。
首先是眉毛，凡是一字眉的女人，被认为性交技术不佳，缺乏羞答答的姿态，不能得到男人的欢心。两边的眉毛相系的女人，其持续力衰弱，而且神经质。除了八字眉外，只有眉毛丛生的女人才最喜欢阴阳交接之道，她的床上工夫会使男人如醉如痴。这种女人的眉叫做“眉清”。
瞳偏向上方，会使媚眼儿的女性也会令男人销魂。这种女人称为“目秀”。瞳偏向下方的上三白眼的女人，则会使男人身体衰弱和生病，所以要严加警惕才好。
口唇血红，或者口唇紫色的女人，容易引起心脏麻痹。只有红色的口唇，才是一个健康女性的象征，这种女性的口唇，称为“唇红”。
齿白的女人，可谓阳气饱满，齿与肾的关系很深。牙齿不好的人，常因病弱而不能过度做爱。
大才子李渔在他那本被誉为天下第一风流小说的《肉蒲团》一书中，很冷静地指出，男人最喜欢的女人，乃是平凡而新鲜的，也就是要求精通床上工夫的。他讲到一个故事——有位名叫花晨的女人，她曾对未央生授以真传：“要先看书，接着一面行阴阳之道，一面要读书和听声音。”不过，一般人看过了几张图和几本书后，就没有作用了。应当备上数百张，或数百册书，要先看看书，不宜很快进入阴阳之道的境界，仅在十分兴奋时进入。在这一进一出的状态中，一面互相读书和听声音。待入兴奋状态，才开始运动。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继续下去就好，而是暂停片刻，让阳具依然放在阴户里，再次看书读书。
此外，再闻声音，也就是听人的声音，当然是指听在阴阳道上那个人的声音，而且单人做亦可。花晨叫女佣人单独使用道具，照这种方式表演。
边行房事边看书，这倒不是有多好学之故，全是为了刺激眼睛的感官享受。而听声音，则是刺激耳朵无疑。

第三部分 性爱与婚姻第18节 性爱为什么(2)

◎ 《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
事事都有例外，以娶妻纳妾而言，除了生殖，当然不排除单纯的性爱目的。中国古代对于纳妾的宽容满足了一些性能力超强的人们对性爱的需求。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曾作千古奇文《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传世。洋洋洒洒数万言，将性爱的诸般好处言说殆尽。直到今天，依然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赋中采用当时俗语，如含奶醋气，姐姐哥哥等字，至今尚有流传。此赋堪称难得的性文学佳作。
此赋开篇就说：“夫性命者，人之本；嗜欲者，人之利。本存利资，莫甚乎衣食。‘衣食’既足，莫远乎欢娱。‘欢娱’至精，极乎夫妇之道，合乎男女之情。情所知，莫甚交接。其余官爵功名，实人情之衰也。”这白行简的性爱宣言——生命是人最宝贵的东西，欲望则是人生存的需求。保持生命的重要因素是衣食，衣食满足之后，还有功名利禄等欲望和要求，但这些要求比起夫妻性生活的欢快来，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宇宙和自然界已为万物生息安排得完美而奇特，天地交接(指阴阳交接)，日月运转，保持均衡是生物界的巧妙结合。
之后，他便从洞房花烛夜写起，写到一年四季的性爱生活，写到性爱的诸多姿势，每一个细节，毫不隐讳，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堪称极度色情文学了。
最让人心惊神荡的当属对于“偷情”的描写。
嗟乎！在室未婚，殊乡异客，是事乖违，时多屈厄。宿旅馆而鳏情不寐，处闺房而同心有隔。有素之花貌，每恳交欢；睹马上之玉颜，常思匹偶。羡委情於庭弊，愿掷果於春陌。念阳刚之欲断，往往癫狂；觉精神之散飞，看看瘦瘠。是即睡食俱废，行止无操，梦中独见，暗处相招。信息稠于百度，顾眄希于一朝。想美质，念纤腰，有时暗合，魄散魂消。……或有因事而遇，不施床铺；或墙畔草边，乱花深处。只恐人知，乌论礼度！或铺裙而藉草，或伏地而倚柱。心胆惊飞，精神恐惧。当匆遽之一回，胜安床上百度。
这段文字可以对中国古代性爱的“惟生殖目的论”做一个有力的驳诘。倘若仅仅是为了生子，何必惦记旅店隔壁的美丽女子？又何必为之辗转反侧？何必为之癫狂？又何必于梦中请人为之说媒？甚至在梦中与美女交合，弄得自己魂飞魄散，肝肠寸断？当真是“妻不如妾，妾不如偷”。虽然偷情是快乐的，但心中的担忧和恐惧还是有的。有些男女随便野合，没有床
铺，为怕别人发现，在背墙角、草坪、草木深处等地草草行事，或铺裙子，或在身下垫些草；或弯腰从背后插入，或站立靠着柱子交合，虽然有些担惊和不适，但这种幽会和交合，胜过床上的百次。
这篇奇文中也提到了古人的一种性爱养生法——还精补脑。即指当性高潮即将到来时，有时故意不射精，使精液回转而不泄，再深深地吸气，并吞咽口中津液，据说此法可以益寿养生。近世有医家指出，所谓的还精补脑，不过是古人的一种臆测，毫无科学根据，而且，这种做法还易导致前列腺炎，使人过早丧失性功能。可惜此说已无法告知古人。
五、奇异的求爱方法——不可解的方法与不可解的爱情凡欲令妇人爱敬，子日取东南引桃枝，则作木人，书名，安厕上，验。
——敦煌唐人《攮女子婚人述秘法》
中国古人素以含蓄著称，帏幄秘事于外人是万万不能讲的。于是，关于此类问题的探讨也就显得尤其少。所幸的是，开放的大唐帝国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足以填补我们的某种欲求。
在敦煌唐人中，由于性爱习俗的泛滥，产生了一系列奇异的男女求爱的新方法。《攮女子婚人述秘法》就是奇异的求爱法之反映。所谓“攮”，通“禳”。即祈禳，意为祈求福祥，祛除灾变。“婚人”指结过婚的男人。
已婚女子在得不到丈夫的爱情时，有许多方法向丈夫求爱。譬如用赤着的脚放在丈夫肚脐处抓痒；譬如把丈夫的大拇指甲烧作灰，用来饮酒，表示对丈夫极为尊敬，以赢得丈夫的怜爱；譬如取自己下眼睫毛14根烧作灰，用来饮酒，用这种轻微的苦肉计赢得丈夫的怜爱；譬如将自家门户下方五寸范围的泥土取出得到魔力，表示对自己丈夫极度的爱，以赢得丈夫的畏敬与爱情。
男子求爱方法并没有比女子高明多少，然而，其使用率却远远超出女子。
桃枝求爱“凡欲令妇人爱敬，子日取东南引桃枝，则作木人，书名，安厕上，验。”男人得不到妻子的爱，便以为是有鬼将自己妻子的魂勾跑了。于是在某月第一天取东南桃枝做一个木人，上面写上所爱女子的名字，将它安放在厕所上，就可得到这个女人的爱情了。
关于桃枝的神奇色彩，文献屡有记载。《事物纪原》卷八引《玉烛宝典》云：“元曰施桃版着户上，谓之仙木，凶郁垒山桃，百鬼畏之故也。”《山海经》曰：“东海度朔山有大桃树，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门东北曰鬼门，万鬼出入也，有二神，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众鬼之害人者，于是黄帝法而象上，驱除毕，因立桃版于门户，画郁垒以御凶鬼，此则桃版制也。盖其起自黄帝，故今世画神像于版上，犹于其下书右郁垒，左神荼，元日以置门户间也。”
庚子书女名“凡欲令女爱，以庚子日，书女姓名，方圆，无主，即得。”这是未婚少男求其所爱的姑娘之法。意为，凡欲取少女之爱者，在“庚子日”(吉日)写上这女孩子的姓名，贴在其处，如果女方无主，便可得到她了。现代人看来虽觉可笑，但敦煌唐人却是虔诚信之。为什么一定“庚子日”才能书贴呢？因为庚子是吉日，据佰三二四七《大唐同光四年(926)具丙一卷》所记：“(正月)十二日庚子土执，修寨穴吉。”“(四月)十五日庚子土危，镇吉。”“(六月)十六日庚子土执，裁友吉。”所以必需在庚子吉日书名才有效。
喝发灰酒这一方法与女子喝丈夫的指甲灰酒有一拼。“凡男子欲令妇爱，取女头发，烧成灰，以酒和成服之，验。”这是一种感化之法，认为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爱得要命，为了要得到她的爱情，想方设法弄到她的数根头发，将它烧成灰，和酒饮下肚，便能使女子感动得爱他了。
上述种种方法，是敦煌唐人认定的求爱药方。
但奇异的是，吃药在男方(或女方)，却治好了对方之病，召回了对方之魂，这就是敦煌民间求爱法的神秘有趣之处。总之，在敦煌唐人看来，爱情是神秘不可解的，吃这种不可解之药，便能得到这种不可解的爱情。
这其实是巫术在情爱中的应用。
利用巫术来求爱，主要遵循如下两种原则。
其一为感应律。凡曾经接触过的两种东西，以后即使是分开了，也能互相感应，这种叫做“接触巫术”，比如一个人的衣物或东西，因为曾经接触过这个人的身体，施巫术于此物，这些衣物或东西就能与人体互相感应，其人必然受其影响。敦煌唐人认为女子将赤足触夫脐处，必得爱敬，就是典型的接触巫术。还有写着妻子姓名吉日，必得女爱，也是这种巫术恋爱之反映。
第二种原则为相征律。这种也叫“模仿巫术”。一般来说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同类相生死，如仿照某人形状做木偶，此木偶便与某人同类，置木偶于死地，也象征着某人已亡。另一种是同类相疗法，这是最早的巫术医学产生的原则，即吃动物的某一部分器官，就能补救人的某一部分器官。
上面所述，敦煌唐人认为凡欲取得妇人爱敬，“子日取东南引桃枝，则作木人，书名，安厕上，验”。就是模仿巫术恋爱。其特征是以“木人”象征所爱对象。
在宋代仍有模仿巫术，是用寺庙中的土偶来治疗男子的遗精、性衰竭、阳萎等病。据宋朝洪迈《夷坚志》甲志卷十七说，宋代有一姓黄的行者，看见寺庙中有尊泥菩萨乳房垂于被外，便用手去抚爱，以后每到庙里来烧香，便来摸乳房，后来他便有幻觉，感到泥菩萨眼睛动起来，和他一起到屏内去做爱，自是日以为常，经月以后他便病了。庙里的老和尚暗地里偷看，跟着那泥胎演化的妇人上山，后来有一天，等到那妇人又来时，便用手杖打她，她铿然扑地，泥菩萨成了碎土块，奇怪的是在土中得到一个泥儿胎，好像怀孕数月的娃娃。老和尚令黄某人把泥胎带回家，弄成屑末，和药以食，终于治好了性虚。这就是模仿巫术治病虚构的故事，用来迷惑更多人。

第三部分 性爱与婚姻第19节 出卖肉体的人

——风月无边妓女是叫许多中国人尝尝罗曼斯的恋爱滋味。而中国妻子则使丈夫享受此比较入世的近乎实际生活的爱情。
——林语堂
名妓对中国文学的推进作用无可置疑。这笔旧账翻开来，恐怕不风流的古代作家寥寥无几。妓女对于作家心灵的宽慰自然是作家们才思涌泉的好引子，更为直接的，以妓入文，吟咏风月，才子佳人故事成了重要的创作题材。南齐苏小小，唐朝的李冶、薛涛、鱼玄机，宋代的李师师，明清之际的李香君、柳如是、顾眉，近代的赛金花、小凤仙等都属于这一类喜爱结交名流的风尘女子。她们沦落风尘，完全违背三从四德的古训，本应受到封建礼教的绝对排斥，可是，众多有不凡见识的文人墨客却对她们表示出极大的宽容。
以唐朝薛涛为例，她遗留下的诗大部分是赠答相知者的，其中有头有脸的人物就有韦皋、高崇文、武元衡、李德裕、元稹、刘禹锡、萧岉等等。元稹、白居易等著名诗人都有诗赠她。这种一唱一和，无疑提高了薛涛的社会地位。一千多年下来，薛涛的诗尚传世90首，李冶的也有14首，实属不易。而且，她们的诗作都被收入了《全唐诗》中。
然而，仅仅有文采就可以逾越男性所设置的道德标准吗？个中秘密何在？
原来，在男性设置的道德规范下，有文采的风尘女子适应了他们的一种需求——为寻求异性刺激和抒发抑郁感情，为研讨诗文，为显示雅士风度，为出风头和提高名声——从某种意义上，能够与有文采的风尘女子在一起，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如薛涛一般的风尘女子聪慧过人，修养也很好，是文士雅聚的理想坐客和监令。有她们出场，男士们兴致就上来了。据《唐语林》记载，一次西蜀官员聚会，薛涛在座，行酒令，要求语带禽鱼鸟兽内容，一位刺史说“有虞陶唐”，其实“有虞氏”非鱼，说错了，大家忍住没笑出来；轮到薛涛，她说“佐时阿衡”，众人说她话里没有鱼鸟，应当罚酒，她却笑着辩解：“衡”字里有小鱼子，刺史大人的“有虞陶唐”才没有一点鱼呢！说得众人大笑起来，那位刺史也才恍然大悟。薛涛机智风趣的应对，令满座生辉，妙趣横生，士大夫当然要征召她们游宴了。
元稹《寄赠薛涛》说：“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薛涛写了那么多的赠答诗，原因就在这里。在“伴君如伴虎”的年代，官员地位不稳定，妓女年老色衰就更悲惨，两者之间有着命运无常的共同点。被贬江州的白居易，见到“老大嫁作商人妇”的长安妓，同病相怜，写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著名诗句。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风尘女子想要在社会上立足，就必须遵守这个规则，想方设法得到士人的赏识。因为士人不仅能抬举她们，也能贬抑她们。据说以写侠士诗闻名的唐人崔涯，每将诗题于娼肆，不胫而走。他的毁誉，能令这个娼馆或者门庭若市，或者门可罗雀。他写诗嘲笑李端端，李忧心如焚，请他可怜，另写一首好的，他应允了，于是豪富争到李家去。
士人的社会生活需要捧出名妓，名妓更需要士人的扶持。双方实现了生物学上的共生关系。
◎ “娼圣“
三百六十行中，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就是为自己所从事的行当找一个“开山鼻祖”或圣达贤人。比如教书先生把孔夫子当鼻祖，木匠认为鲁班是鼻祖，音乐界推李龟年为“乐圣”，爱茶人称陆羽为“茶圣”，就是这个道理。娼妓也不例外，为了表示这个职业的合理合法，她们也找到了自己的“娼圣”，也就是娼妓神。
是谁当此重任呢？据称是春秋时的大政治家管仲。清代的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云：“娼族祀管仲，以女闾三百也。”关于“女闾三百”一事，《战国策·东周策》云：“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明人谢肇浙的《五杂俎》云：“管子之治齐，为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国。”由于管仲是历史记载最早公开地、大规模地设娼者，所以被后世妓女奉为祖师与神明。
除管仲外，古代娼妓还信奉白眉神。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白眉神长髯伟貌，骑马持刀，与关公像略肖，但眉白而眼赤。京师人相詈，指其人曰“白眉赤眼者”，必大恨，其猥亵可知。徐珂的《清稗类钞》说他又叫妖神：“娼家魔术，在在有之，北方妓家，必供白眉神，又名妖神，朝夕祷之。”千百年来，娼妓对白眉神十分恭敬，“初荐枕于人，必与艾僸(老公猪，指嫖客)同拜此神，然后定情，南北两京皆然也”。
◎ 娼妓为男人们提供的效率与公平
中国古代社会，对于男性实行的是一种有限的性自由。它的限定条件就是：只要是不会破坏婚姻和家庭的性关系就允许；凡是有可能破坏婚姻家庭的性关系，则必定严厉谴责与禁止。也就是说，一个拥有相当的财产和社会地位的男人，在家里完全可以除了妻子以外，再拥有妾(小老婆)，拥有婢(丫鬟)。他可以只跟妾过性生活(但是不能因此而抛弃正妻)，也可以与婢发生性关系(只要事后把她“收房”，纳为妾)。但是在家庭以外，他却不能与任何女性通奸，也不能拥有任何现在意义上的“情人”或者“第三者”。这是因为，如果女方已经结婚，这就会破坏别的男人的婚姻；即使女方还没有结婚，她的失贞也会破坏她将来的婚姻，或者使一个其他男人无法找到老婆。这就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里非常根深蒂固的“社会公平”的内涵在性关系方面的具体化。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限定，就必然会有让步和另外的宽容。那就是允许娼妓的存在和男人有限度的嫖妓。这是因为，娼妓的社会身份往往是非自由人或者半自由人(所谓“卖身”、“养女”等等)，不可能与一个有一定财产和地位的男人结婚，充其量也不过是被男人“赎身”而成为他的小老婆。这虽然往往会使这个男人很丢脸或者没面子，但是却并不违反社会制度。怪是怪了一些，但是毕竟无伤大雅，于别的男人无妨，社会当然不会大加干涉，笑话笑话而已。对于低阶层的男人来说，就是明媒正娶一个妓女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那个妓女在婚后能够恪守妇道就行。
这样一来，妓女的等级实际上就与社会上男人的等级相一致了：贫寒之男只能去烟花巷里的娼“寮”(寨子般的)，找那些惨不忍睹的烂娼；小康之男可以去一些有头有脸的妓“院”(像个家居)，找那些类似小家碧玉的妓女；而那些体面的男人则去那些够得上“楼”(富贵显赫之处)的地方，找那些往往是远远胜过妻妾婢尼的高级妓女。

第三部分 性爱与婚姻第20节 暧昧的历程

——对中国古代同性恋的考察普通的友爱是允许的，但同性间的性爱抚、性抓伤、咬睫毛和嘴唇接触等都应该遭到厌弃。
——［英］马林诺夫斯基《未开化人的恋爱与婚姻》
有关中国古代同性恋的记录非常之多，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不少有关同性恋的文献流传下来，这种流传与保留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
迄今为止，同性恋依然被很多人视做一种病态心理的反映。而在信息相对闭塞的古代社会，这种隐秘的事情是如何传播的呢？看了这些被记录得神乎其神的细节，你会不会对古人的传播能力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 君王同性恋
《战国策·魏策》中记载，有一天魏王和他的男宠龙阳君一起钓鱼，龙阳君钓了十几条鱼，可是却很伤心。魏王问其故，龙阳君说：“当我钓到第一条鱼时满心欢喜，后来我又得到更大的就把第一条扔了。现在我受宠于你，可四海之内漂亮的人很多，有朝一日我就会像第一条鱼那样被扔掉。”魏王说：“你有这种想法为何不早告诉我？”于是发布命令，如有人在魏王面前提出另一个美貌者，就满门抄斩。当时统治者利用权势玩弄俊男很少有不移情别恋的，魏王颁布这一命令足见其用情专一。
清代帝王中最有同性恋嫌疑的当属乾隆。《清稗类钞·异禀类》记录了一个妃子的死。说，清世宗(雍正帝)的一个妃子，美貌娇艳。乾隆十五岁那年，进宫办事，从那妃子身边过，看见妃子对着镜子梳头，乾隆心性天真，便上去从后面捂住那妃子的双眼，想与妃子开个玩笑。妃子哪里知道是太子，被乾隆这么一捂，吓了一大跳，顺手把梳子朝后砸了过去，正好砸在乾隆的脸上。乾隆一疼，立刻放手。第二天，世宗发现了乾隆脸上的小伤疤，问他怎么弄的，乾隆不肯说。后来在严厉斥责之下，乾隆才如实说。太后闻听，怀疑妃子调戏太子，立刻把那个美貌妃子赐死了。乾隆大哭，把一根手指染成红色，在妃子的脖子上点了一下，说，“是我害了你，如果魂灵保佑，那就让你在二十年后和我相聚吧。”
乾隆中叶，和珅以满洲官学生的身份进宫做了銮仪卫，具体工作是抬轿子。有一天，乾隆爷想外出，仓促之间找不到黄盖，乾隆爷问四周人等：“这是谁的过失？”和珅连忙说：“典守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乾隆循声一看，觉得和珅这人非常眼熟，却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回宫之后，回忆自己从小到成年之间的事情，猛然间觉得和珅与那位因为自己而受牵连死去的妃子面貌相似。于是密召和珅入宫，仔细观看他的脖子，发现“指痕犹在”。乾隆爷认定眼前的和珅就是那美貌妃子转世，对和珅“倍怜之”。之后，和珅的仕途一路扶摇，终至相位。乾隆爷即将退位时，对和珅说：“我和你关系非同寻常，后人将不容你。”果然，嘉庆帝即位不久就把和珅赐死。
这则记载于《清朝野史大观》中的文字传奇至极却大有可信之处，否则，以乾隆爷的明察秋毫，怎能不知和珅巨贪？所以不查办他，大概正是因为君臣之间的某种特殊关系。
◎ 男风
宫廷同性恋当然会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但真正使男性同性恋形成一种社会风气的，应该说还是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性观念和性取向的改变，尤其是士人和官员的广泛参与。在中国古代，士人是社会风气和潮流的领导者，他们的趣味和倾向有时往往会比朝廷的诏令更具号召力。
大量的文学作品中细致地反映出男风的生活，这体现出文人士大夫对男风一事的宽容。汤显祖的《牡丹亭》第二十三出《冥判》，以十分轻松幽默的笔调，写出了酷好男风的李猴儿在冥间所受到的喜剧性的发落。现实生活中，汤显祖对同性恋行为同样很是宽容甚至赞赏。
万历十二年，当时的礼部主事、名士屠隆因为喜好男风而遭罢官。时隔一年，著名的戏曲家、南京国子监博士臧懋循又因“风流放诞”，“与所欢小史衣红衣，并马出凤台门”而受弹劾罢官归里。汤显祖把这两件因好男风而罢官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写了一首传诵一时的《送臧晋叔归湖上，时唐仁卿以谈贬，同日出关，并寄屠长卿江外》，其中有句云：
君门如水亦如市，直为风烟能满低。
长卿曾误宋东邻，晋叔讵怜周小史。
自古飞簪说俊游，一官难道减风流？
深灯夜雨宜残局，浅草春风恣蹴球。
杨柳花飞还顾渚，箬酒苕鱼须判汝。
兴剧书成舞笑人，狂来画出挑心女。
仍闻宾从日纷纭，会自离披一送君。
却笑唐生同日贬，一时臧呣竟何云。
这种敢做名教罪人的叛逆精神和蔑视世俗名利、追求纵情适性的洒脱风度，对当时士人震动很大，明末时钱谦益犹赞叹道，“艺林至今以为美谈。”汤显祖毕竟还只是一个开明的文人，而晚明名士张岱则更进一步，身体力行之。他在《自为墓志铭》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来概括自己的早年生活：
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
如此概括，也算得上坦诚之至了。
小说家冯梦龙对同性恋的态度则更高一筹。他在编著的《情史》中专列“情外”一类，搜集自古以来各种文献中所载的同性恋故事，并加以评点。他认为：
男女并称，所由来矣。其偏嗜者，亦交讥而未见胜也。世故有癖好若此者，情岂独在内哉？
明确地将同性恋与异性恋并论，并认为两者之间不存在优劣或正常与反常的区别。这种观念，和近现代的同性恋理论大有相合之处。
大约是相当程度上受到了男风的影响，自明代中晚期到清代，社会对男性的审美理想产生了很大的变异。“面如冠玉，唇如涂朱”成了通俗小说中男主人公的常见形象，文弱纤秀、女性化的白面书生成了这一时期公认的美男子。而男性的阳刚之美，在小说家的笔下，则成了最无知最底层的男性的特征。
◎ 女同性恋者的性游戏
外国称女性同性恋者为“莱斯宾”，此名源于古希腊的一个岛屿。该岛上曾流行女性同性恋的风气，并在社会上广泛流行，于是，人们后来将其当做女同性恋的代名词。中国古代对女同性恋者没有太过专门的称谓，但这丝毫不影响其形式之多变以及参与人数之巨。中国古代女子同性恋的易发地点为宫中，君王后宫佳丽三千，皇帝纵有超凡本领，又哪里临幸得过来？因此，宫女们的苦闷可想而知。解脱之道，往往是进行自慰，然而，自慰之后愈发空虚孤独，而同性恋却不但能使从事者获得身体上的满足，还能使她们从性伴侣那里得到精神上的抚慰，对某些深宫女子因而就更有吸引力。《汉书·孝成赵皇后传》记汉成帝时，中宫使曹官与官婢道房“对食”，颜师古注曰：“宫人自相与为夫妇名对食，甚相妒忌也。”显而易见，“自相与为夫妇”就是同性恋活动，可以达到争风吃醋的地步，由此可见，宫人之间的互相爱恋还是比较深切的。清代剧作家李渔曾创作过一部叫《怜香伴》的戏剧，写的就是女性同性恋的故事。
有一种双头淫具，专门为女同性恋者而备。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曾经寓目过数幅相关的春宫图，他记述道：“器具被系在腰部的两条绶带固定在适当的地方。一个女人可以用伸出的一端像男人一样动作去满足其同性恋伙伴，而同时留在自己一端的器具的摩擦也给她带来快感。”在另外一幅春宫图中，则展现了这样的情景：“地板分为稍高的部分和铺以地砖的较低部分。后者是供沐浴用的，所以有一个圆形的瓷澡盆和一个装热水的木桶。一个裸体女子正坐在一张椅子上，膝上搁着一条毛巾，一个只穿短衣的年轻姑娘站在对面，她正欲把一个双头淫具系在腰间，那另一个女人左手伸向淫具。”
在古代著名的医学著作《医心方》的第二十四节中也提到女子用来自慰的淫具，劝人不可滥用。明代陶宗仪在他的《辍耕录》卷十中对一种用来制造春药和淫具的植物有如下描述：“鞑靼田地野马或与蛟龙交，遗精入地。久之，发起如笋，上丰下俭，鳞甲栉比，筋脉联络，其形绝类男阴，名曰锁阳。即肉苁蓉之类。或谓里妇之淫者就合之，一得阴气，勃然怒长。土人掘取，洗涤去皮，薄切晒干，以充药货，功力百倍于从容也。”
小说《金瓶梅》里描写了另一种女子用来手淫的东西，即“勉铃”(亦称“缅铃”)，据说“出自番兵”。这是一个空心的小银球，在性交前放入阴道。传说曾有人向清代的赵翼出售这种东西，赵翼回忆说：“又缅地有淫鸟，其精可助房中术，有得其淋于石者，以铜裹之如铃，谓之缅铃。余归田后，有人以一铃来售，大如龙眼，四周无缝，不知其真伪，而握人手，稍得暖之，则铃自动，切切如有声，置于几案则止，亦一奇也。余无所用，乃还之。”
可见，苦闷女子们的想像力并没有失去，她们在不得已而为之的性游戏中聊以度日，在不被世人理解的境遇中寻找着仅有的一点快乐与自尊。

第三部分 性爱与婚姻第21节 春宫图

——最流行的色情艺术春宫画不仅是为性指导或消遣而作，而且也被用作护身符。性交代表处于顶点的给人生命的阳气，画有性交的图画据说可以驱走代表黑暗的阴气。……在中国和日本，人们还把这种画放在衣箱里防虫。
——［荷］高罗佩《秘戏图考》
中国的春宫画可以追溯到先秦墓葬，汉砖也有大量表现。有关史料记载，这种“压箱底儿”的东西最初为了进行性教育而设。古老的封建礼教并没有给进入青春期的男女进行过应有的性教育，以至于出现了性无知。在《聊斋》一书中，蒲松龄笔下有一个书痴，叫郎玉柱，他嗜书如命，“家苦贫，无物不鬻，惟父藏书，一卷不忍置”。“昼夜研读，无间寒暑”。然而都三十多岁了，还没有老婆。有人劝他找个媳妇，他说：“‘书中自有颜如玉’，我何忧无美妻乎？”其精诚所至，“绝代之姝”颜如玉真的出现，并与他一齐睡觉。“枕席间亲爱倍至，而不知为人”，用白话来说，就是两人亲爱非常，却不懂得进行性交。如此过了许久，郎一夜谓女曰：“凡人男女同居则生子；今与卿居久，何不然也？”女笑曰：“君日读书，妾固谓无益。今即夫妇一章，尚未了悟，枕席二字有工夫。”郎惊问：“何工夫？”女笑不言。少间潜迎就之。也就是说，颜如玉教导郎玉柱如何性交。郎乐极曰：“我不意夫妇之乐，有不可言传者。”于是逢人就说，听了的没有不暗笑的。
如果我们仅仅认为蒲松龄先生是在借助郎玉柱的经历讥讽书呆子，那就大错特错了。性无知的情况历来并不缺少，直到目下，也有这种性盲的情况出现。1988年出版的由著名学者徐纪敏主编的《性科学》一书的绪论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遇到一位某医学院药学系毕业的女大学生，她竟不知什么是性交，还以为和男性握手、拥抱就可能导致怀孕。”
相信这种尴尬事儿并非只是特例，因此，进行春宫教育似乎显得很是重要了。而图画因其形式更易明了而受到普遍欢迎。春宫画在与平民有了更广泛的沟通后，渐渐达到艺术的高度。明代大画家唐寅、仇英亦技痒难禁，创作过很精致、艺术性很高的春宫画。
荷兰学者高罗佩在《秘戏图考》中考证，晚明社会春宫画册非常流行，品种风格各异，而以五色套印的木版春宫画册最为精美。这类画册装裱非常讲究，以二十四幅的册页居多，画面之外皆配以色情诗词。《秘戏图考》记载了高氏见过的八种画册，即《胜蓬莱》、《风流绝畅》、《花营锦阵》、《风月机关》、《鸳鸯秘谱》、《青楼剟景》、《繁华丽锦》、《江南消夏》，它们大多产生于从隆庆到崇祯的近八十年里，而成就最高的精品，制作于万历天启的二三十年间。这是套色木版春宫画的全盛期，画面纯以线描，气韵生动，清新脱俗，分别用红黄绿蓝黑五种颜色套印起来，严丝合缝毫不走样，给人以明洁流畅之感。可以说，它不仅是春宫画册中的佼佼者，也代表着中国传统的套色木版画的最高成就。
清代坊间也刊行过大量的春宫画册，但艺术质量与此不可同日而语，趣味低俗，制作亦远为粗糙。这种精粗雅俗的区别，与士人参与程度的深浅以及画家对性行为的认识和态度有很大关系。
难道同样的一群人经历了相邻的两个王朝便在性取向方面有了这么大的差别？文人士大夫们一下子变得正经起来了？事实上，朝廷的干预才是这种变化产生的根本原因。
王利器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中清晰地记载了康熙大帝对色情文艺的态度——
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近见坊间多卖小说淫词，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士子，未免游目而蛊心焉，所关于风俗者非细。应即通行严禁。
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上谕
康熙还要求众臣讨论拟定实施办法。结果拟出并得到批准的具体办法如下：
凡坊肆市卖一应小说淫词，在内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与督抚，转行所属文武官弁，严查禁绝，将版与书一并尽行销毁。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
以国家法令的形式来干预，对社会风气的纠正自然是效果明显的了。不过，春宫艺术也随之走向衰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第四部分 罪与罚第22节 臀部的尊严

——被打了几千年的屁股中国社会只有两种阶级：踢人家屁股者，及预备屁股给人家踢者。
——林语堂《论踢屁股》
“拉下去，重打××大板！”
这样的台词在古书与古装戏中随处可见。这里的“重打”，指的是打屁股以及屁股的延长部分：大腿。古人“股”的概念是宽泛的，但即便仅仅打大腿，屁股一样难辞其咎，至少要暴露出来是肯定的了。
为什么会选择屁股作为主要行刑的区域呢？原因有二，其一，此处脂肪较多，打之不伤筋骨，相比其他部位比较容易痊愈；其二，臀部为人耻部，中国乃礼仪之邦，先生教育人们“知廉耻”，因此，当众把裤子脱下来让人打，终究是心痛超过身痛的事情。
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士人间流传着“伴君如伴虎”的说法。无数大员便是在一路棍棒的调教下成长起来，转而有了权力再去调教那些巴望着在仕途上有所成就的人们。
《明史演义》第七十三回记载：明朝著名权臣沈思孝，因触犯朝廷要员，被施以杖刑。沈思孝因受杖时，右腿叠放左脚上，所以他的右臀受伤重，左臀受伤较轻，回家后，大夫从其身上割掉数处烂肉，大的盈把。为了让肉尽快长齐，生割活羊腿上的好肉填实。
与此异曲同工，《娱目醒心编》卷五详细讲述了医治杖伤之法：
用刀割开外皮，剜尽内边烂肉，更取活羊一只，割它腿肉填补空处，使他血肉相连，长成一片，然后可以行动。
如此可以想见，多少古人的屁股上挂着羊肉。只是，人的屁股遭殃，缘何会殃及羊腿，难道只有那里肉质鲜嫩，堪与人臀相媲美？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中记载了慈禧朝中一位老太监对屁股的回忆：
太后宫内的总管首领、妈妈、宫女，平日受太后的严厉训练，即使安德海、李莲英等，也是打出来的，其他人可想而知。太后宫几乎天天有打人声。……御前的首领、小太监和妈妈、宫女等殿上的近御者，屁股上常绑一块橡皮，以防重杖，其皮名叫宝贝……
把“宝贝”穿在身上，这种不得已而透露出的黑色幽默实在让人哭笑不得。而橡皮的这一功用也可以写入中国科技史。
或许是我们的历史太过浩瀚，因此，与屁股相关的许多有趣的人与事我们几乎可以信手拈来——
◎ 行刑者
三百六十行中没有这一行，但这一行绝对是靠手艺吃饭的。笞杖在手，生杀、轻重仅在一念之间。于是，怎么打人就成了一门学问。
李伯元《活地狱》第九回提到此事：
从来州县衙门掌刑的皂隶，这小板子打人，都是要预先操练熟的。有的虽然打得皮破血流，而骨肉不伤；亦有些下死的打，但见皮肤红肿，而内里却受伤甚重。有人说，凡为皂隶的，
预先操练这打人的法子，是用一块豆腐，摆在地下，拿小板子打上去，只准有响声，不准打破；等到打完，里头的豆腐都烂了，外面依旧是整整方方的一块，丝毫不动，这方是第一把能手。凡是犯罪的人，晓得自己理屈，今日难免责打，不惜花钱给这掌刑的……
这样一来，掌握这种高超本领的人，不仅能够顺利完成笞杖任务，而且可以执法违法，从中渔利。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刑罚分考十四》记载，明代厂卫负责施行廷杖的校卒在训练时，先用皮革绑扎成两个人形，一个里面放上砖头，一个里面包上纸，然后再给它们穿上衣服，让校卒对它们行杖。放砖头的人形是用来练习“外轻内重”手法的，要求能做到看起来似乎打得很轻，衣服也不会破损，但里面的砖头要打碎。包纸的人形是用来练习“外重内轻”手法的，要求做到看起来似乎打得很重，但里面包裹的纸不能损伤。行杖要达到这样的水平才算合格。
清代方苞《狱中杂记》中曾记载着他在刑部监狱中亲眼看见的一件事：有三个犯人遭受同样的杖刑，为了少吃点苦头，他们事前都贿赂了行杖的差役。第一个犯人送了三十两银子，被稍微打伤一点骨头，养了一个月的伤；第二个犯人送了一倍的银子，只打伤一点皮肉，不到一个月就好了；第三个犯人给了一百八十两银子，受刑后当晚就步履如常了。
很显然，有钱人犯错误，只要打点得力，一般是可以免去皮肉之苦的。最苦的是那些老百姓们，钱见不着几个，到头来犯点错误，使不上银子，一准落得被狠揍一顿了事。
◎ 旁观者
对于打屁股这样的事情，人人皆有可能轮到。但在棍棒落到自己身上之前，准自由人大可悠游自在，作为暂时的旁观者，欣赏别人伏地挨打不失为一次愉快的精神历险——一定是又新鲜又刺激的！
事实上，行刑是需要看客的，否则就失去了惩戒示众的作用。对于臀部的击打，相比其他刑罚，可能会招来更多的旁观者，因为这种算不得酷刑的刑罚一方面可以满足人们本有的暴力倾向，同时还可以让人得到一份窥阴癖式的快感。挨打者伏地受刑时，生殖器的暴露在所难免，就算是衙役在行刑时有意维护挨打者的面子，可受杖之后艰难地站起来时又能顾得上什么？
因此，县衙公堂就成了很多有心理疾病的闲汉们聚集的场所。尤其是当听到有妇女被打屁股的时候，他们的神经会突地一紧，如同一个重大节日的到来。麦高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一书中给了这些人一个精彩的速写：“事实上，那天这群人聚在一起似乎仅仅是为了某种喜庆的目的。他们真的是快活极了，脸上露出了笑容，相互间开着玩笑，并且就罪犯被捕获一事而相互祝贺。”
清代大学问家俞樾在《右台仙馆笔记》中也记载了这样的嘴脸——
……闻堂上笞一囚，而咴咴呼痛之声，则女子也，诸又趋往观之，拉余俱去。余危坐不起，咸笑曰：“有是哉，子之迂也！”
就后文了解到，这次行刑并非打屁股，而是打嘴巴。于是，看客们大失所望，悻悻而归。
同样是在《右台仙馆笔记》中，另一则记载则突出了看客们的卓越贡献——不仅仅作为看客，还可以作为行刑者的帮凶。事情是这样的：河南某县农家女与人私通，被发现后不仅不知悔改，还教唆相好的挟持自己的丈夫，向夫家索要金银。县官得知，让该女子的父母出面。女子不听，县官便“命隶笞其父臀，批其母颊”。然后又让其父母训导，不行，又照例责打其父母，如是者三。最终官府擒获这对奸人，县官骂女无耻不孝，猪狗不如。“命左右尽去其上下衣，不留寸缕，先批颊如其母数，再笞臀如其父数，然后科以奸罪，决大杖四十。”此事轰动一时，闻风而至者上千人。用刑完毕，县官命父母将其领回，退还聘礼。但事情远远没有完结。当父母扶着裸体的女儿离开县衙时，脱下自己的外衣为女儿遮丑。这时，伟大的极富正义感的看客们出现了，他们抢走了衣服，迫使那女子光着身子回家去。
这一幕，纵然是暴力情色电影的大导演也未必能想到。却在看客，这些与案情毫不相关的人们的导演下上演了。估计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可以作为他们的谈资。事情本身的传奇，加上那女人丰满的血流如注的屁股。
◎ 怕挨打不愿从军的武举们
公元1180年，南宋最富热情、最有抱负的皇帝宋孝宗赵昚为了提高军事力量，颁布了《补官差注格法》。新的补官办法大大提高了武举们的待遇和社会地位，也为他们许下了一个光明的发展前途。如果这项办法得以全面推行，武举们便能够进入军中长期服务，以便把他们在书本上所学到的知识和实践相结合，日后国家用兵之时，就不愁选不到文武双全的将帅之才。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武举们进入军界，军官的素质也会逐步提高，人才也就会源源不断地到来。这位皇帝对号召武举从军给予了很大的期望。
然而，三年之后，再一次举行武举考试时，冷落的考场依然毫不见起色。宋孝宗困惑不已，他找来主考官王蔺，劈头盖脸对他臭骂一通。王蔺同样困惑不已，从军五年就可以升迁，而担任巡检等官的升迁年限是六年，从军还可以让自己有大好的前途，为什么参加武举考试的人就这么少呢？为什么中了武举的人竟然没有几个选择从军的呢？
1183年的武状元林飙等人拜望王蔺的时候，王蔺问他们是否愿意从军。林飙等人回答说：“实在是不堪忍受军中的笞捶之辱。”
王蔺恍然大悟。难怪呀，武功上没有什么建树的南宋朝廷，在军中却存在着极为严格的上下等级制度，而体罚则是体现官大官小的直接方法。事实上，作为一个军人，挨几下竹板木棒，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是，对于取得了功名的武举们来说，当众受刑这种从军的家常便饭还是不吃为好。因为军法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意味着皮肉之苦，那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了！
王蔺当即上书，奏请宋孝帝下诏，命令军士们对武举以礼相待。七年之后，王蔺成了副宰相，他请求光宗皇帝最终废除了对武举的体罚。从此，武举从军一事稍见起色。然而，为时已晚，病入骨髓的南宋王朝并未因此而中兴，终被异族所灭，个中原因实在复杂，按下不表。
◎ 郑板桥的不忍之心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曾任山东潍县县令，期间常有对犯罪者施以刑罚的情况。对于笞杖之刑的施刑位置，郑板桥主张不要打屁股，而改为打后背。为此，还专门在给豸青山人的信中陈述其理由。个中对臀美的赞叹流露出郑青天的一片不忍之心，实在堪称千古奇文。
刑律中之笞臀，实属不通之极。人身上用刑之处亦多，何必定要打此处。设遇犯者美如子都，细肌丰肉，堆雪之臀，肥鹅之股，而以毛竹加诸其上，其何忍乎？岂非大煞风景乎？夫堆雪之臀，肥鹅之股，为全身最佳最美之处，我见犹怜，此心何忍！今因犯法之故，以最佳最美之地位，迎受此无情之毛竹大板，焚琴煮鹤，如何惨怛？见此而不动心怜惜者，木石人也。……我又不知当初之制定刑律者，果何恶于人之臀，惩罚时东也不打，西也不打，偏欲笞其无辜之臀也。臀若有口，自当呼冤叫屈。……圣朝教化昌明，恩光普照，将来省刑薄税，若改笞臀为鞭背，当为天下男子馨香而祝之！
郑板桥先生以经天纬地之才为臀部鼓与呼，实在是感人之至。不过，也有人通过这段文字揣测郑板桥有同性爱之嫌疑，以我看来，尚不足为据。我们不妨从人性和美学的角度去理解这位颇有艺术品位的老先生，其对人性的关怀达到了这样的高度，而且用这样有人情味的语言——了不起的来表述，着实让人钦佩。

第四部分 罪与罚第23节 酷刑的中国

残忍智慧酷刑的方法，却决不是突然就会发明，一定都有它的师承或祖传，……“酷刑”的发明和改良者，倒是虎吏和暴君，这是他们惟一的事业，而且也有工夫来考究。
——鲁迅《南腔北调集·偶成》
规则是打出来的。规则的制定者，那些帝王们，为了让自己的千秋霸业得以永继，不惜在前人的基础上变本加厉，面对最精妙的人类的躯体，极尽摧残之能事。
文艺作品中常常可以见到“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之说。《礼记·曲记》中最早见到前半句，而后半句则无可考，怕是后人为了对仗加上去的。这句看似聪明、贴切的下联很是害人不浅，直接造成了人们对于上半句的误解。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这“刑不上大夫”指的就是“刑，可以不加在权贵者身上”，其实，这是大大曲解了原意。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已经有明确的解释：“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这里的“士”指的是“士大夫”。接着，司马迁对这句话做了阐述，其大意是说，士的气节不可辱。有节之士在未受刑遭辱之前就“引决自裁”了。因此，刑罚很难施到他们身上去了。惧怕刑罚到了宁肯一死的程度，可见刑罚之残酷。
典籍中记载的种种酷刑，让人触目惊心者不下几十种，足见规则制定者超常的想像力。此处只略寻几个，便可窥见一斑。
◎ 一六三九年的一次凌迟
凌迟之刑是诸多酷刑中最惨绝人寰的一种。是将活人的肉一片片割下来，让人慢死的方法。中国历史上有姓名可考的被凌迟处死者不下千人。著名者如颜杲卿、刘瑾、郑鄤、袁崇焕、石达开等等。民间悍妇骂人时常说“挨千刀的”，就是指的凌迟。如此咒人，实在是国骂之精髓，先按下不表。明朝是历史上酷刑最多的时代，百官们竟然用鸩血染衣带，一有捕拿，即吮带死，以免受折磨。
明代《瑞严公年谱》记下明末崇祯进士郑鄤被凌迟处死时的情景——
一六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黎明，圣旨下达让当日执行，有司官员立即下令传齐有关人役押解犯人前往西市(后称西四牌楼，即今北京西四)。那天早晨就有一伙人役在牌楼旁边搭起一座棚子，里面供监斩官等人在此就坐，棚子前面竖起一根上边有分叉的粗木杆。不一会儿，行刑的刽子手们也提前来到，他们每人带一口小筐，筐里放着铁钩和利刃。刽子手们取出铁钩利刃等，放在砂石上磨得非常锋利。辰、巳时分，监斩官带校尉、人役等押着郑鄤来到刑场。郑鄤被暂时停放在南牌楼下，他坐在一只大箩筐里，没有戴头巾也没有穿鞋袜，正在向一名书童喋喋不休地嘱咐家中后事。这时，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把周围的道路、空场堵得水泄不通，附近的房顶上都爬满了人。西城察院的官长就位之后，高声宣读圣旨，由于周围人声嘈杂，他都念些什么，人们谁也听不清楚，只听他最后的一句是：“照律应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刽子手齐声附和，声如雷震，围观的群众莫不心惊胆颤，两腿发抖。只听得三声炮响，之后开始行刑。
人群更加骚动起来，爬在房上的人有的站起身，伸长脖子，想看看刽子手怎样剐人。但由于近处的人围得密不透风，稍远一些就看不见行刑的场面。过了好大一会儿，只见那有分叉的粗木杆上垂了一条绳子，有人在木杆后面拉动绳子，绳子的另一端便吊起一件东西，鲜血淋漓，原来是人的肺和肝，一直吊到木杆最高处。这说明犯人的肉已被割尽，开始剖腹取五脏了。又过了一会儿，木杆上的绳子放下来，卸下肝肺，吊起一颗人头，这说明郑鄤已被砍了脑袋，悬挂示众。接着又把郑鄤的躯体也挂了起来，使他的胸贴着木杆，背朝着众人，大家看见他背上的肌肉被割成一条一缕的，却没有割掉，千百条密麻丛集，就像刺猬似的。这时，凌迟之刑宣告结束，有两名校尉手舞红旗，骑着快马向东飞驰，他们是去宫中把剐的刀数向皇帝报告。后来，有刽子手把郑鄤的尸体取下，把他身上的肉一条条地出售。据说人们买这人肉是作为配制疮疖药的原料。
◎ “人皮草袋”和“沥青人”
活剥人皮这种刑罚不在官方规定的死刑处死方式之列。但在历史上确实被多次使用过，并见诸史籍记载。六朝以前的剥皮之刑只是剥人面皮，后来便进而剥人全身的皮了。尤其明朝剥皮之刑用得最多、最狠。
叶子奇《草木子余录》记载，朱元璋对官员责治甚严，若有贪污暴虐，准许百姓赴京诉冤，贪污数额在六十两白银以上的，就要处以死刑，杀头后枭首示众，并且剥下他的皮，皮里填上草，把这“人皮草袋”置于衙门里官座旁边，让后任官员触目惊心，起警戒作用。府州县衙附近，都要设立一座厅堂，祭祀土地神，若需要实行剥皮就在此执行，因此这座厅堂便叫做“皮场庙”。
天启年间，魏忠贤擅政时也常用剥皮的手段，而且，剥皮的方法非常奇特。夏充彝在《幸存录》中记载：一天，某旅店里有五个人在一起饮酒，其中一个姓徐的术士说魏忠贤作恶多端，不久肯定会倒台。另外四人有的沉默，有的害怕，有的劝他说话要慎重，不然会招来灾祸。那人大声说：“魏忠贤虽然专横，他总不能把我剥皮，我怕什么！”夜里，众人熟睡，忽然门被推开，闯进来几个人，把那位说大话的逮走了。不一会儿，又把一同饮酒的另外四个人带到一处衙门，先捕的那人一丝不挂躺在那里，手脚都钉在门板上，堂上高坐着魏忠贤。他对四个人说：“这位说我不能剥他的皮，今天不妨试一试。”就命令手下人取来熔化的沥青浇在那人身上，过一会儿沥青冷却凝固，用锤子敲打，只见沥青和人皮一齐脱掉，形成一副完整的人的皮壳。那四个人吓得半死，魏忠贤对他们每人赏给五两银子压惊，把他们放走了。
◎ 烹
此刑比剥皮更胜一筹。俗称“上油锅煎”或“油炸”。
楚汉相争之际，楚霸王项羽就威胁要把刘邦的老爹给“烹”了。刘邦倒是满不在乎：“吾与项羽举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分我一杯羹。”项羽听了气得半死，眼看就要把刘邦的老爹烹掉。幸亏项伯及时相劝，才使刘邦的老爹免此一难。
明朝大将铁铉却没有刘邦老爹的好运气。当燕王朱棣兴兵颠覆建文帝之际，铁铉等忠于建文帝的臣子奋力抵抗，然而，终是以卵击石，朱棣攻下南京，铁铉也被朱棣大军所擒获。即位后的永乐大帝大开杀戒，把建文帝的老臣一一处死，铁铉自然难逃。蔡东藩《明史演义》第二十六回记载——
……兵部尚书铁铉，受逮至京，陛见时毅然背立，抗言不屈。燕王强令一顾，终不可得，乃命人将他耳鼻割下，爇肉令熟，纳入铉口，并问肉味甘否？自古无此刑法。铉大声道：“忠臣孝子的肉，有何不甘？”燕王益怒，喝令寸磔廷中。铉至死犹骂不绝口，燕王复令人舁镬至殿，熬油数斗，投入铉尸，顷刻成炭。导使朝上，尸终反身向外。嗣命人用铁棒十余，夹住残骸，令他北面，且笑道：“你今亦来朝我么？”一语未完，镬中热油沸起，飞溅丈余，烫伤左右手足。左右弃棒走开，尸身仍反立如前。不愧铁铉。燕王大惊，乃命安葬。
◎ 过山龙
李伯元的《活地狱》对此刑如此记载：“是叫锡匠打一个弯曲的管子，扯直了要够二丈多长，把犯人赤剥了，用管子浑身上下盘了起来，除掉心口及下部两处。锡管子上边开一个大口，下边开一个小口，用百沸的滚水，从这头浇进去，周流满身，从那头淌出去。这个开水，却不可间断。”
这与谢肇淛《文海披沙》所说的明朝万历年间福建某官府中盘在犯人腰间的“锡蛇”是一样的。审讯犯人时往“锡蛇”的空心里灌开水，犯人受不住烫，只好屈招……相形之下，清代“过山龙”要比明代的“锡蛇”更有想像力和“趣味性”。
◎ 连坐宫刑
宫刑，这种让男人不男的刑罚并非仅存于中国，却在中国得到了极大的推广。因为男子被割除生殖器后，数日内伤口会发出一阵一阵的肌肉腐烂的臭味，所以又称为腐刑。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被判宫刑的人当属司马迁。此人因为没有管好嘴巴，而把那话儿丢了。这让后世文人接受了不小的教训，从此之后的文人老实了不少。
翻开中国的历史，受过此刑的人实在浩如烟海，其中绝大部分是宦官，这本也不足为奇。可是，发生在秦代的一场“连坐宫刑”实在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秦朝大奸相赵高是当时战国七雄之一的赵王室的远亲，在他打入秦国内部之前，被赵国处以宫刑，伤好后他逃到秦宫做了宦官，成了嬴政小儿子胡亥的家庭教师，后来升至宰相，位高权重。说起赵高的受刑，那实在是冤屈。其实犯错误的不是他，而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按照赵国的律法被处以宫刑，赵高的母亲当时正在干柴烈火的年龄，那能和一个废人共同生活，于是改嫁别人，生下了儿子。根据赵国的规定，妻权夫授，即便改了嫁，生的儿子都承继姓赵，于是那个倒霉蛋名叫赵高，而不是李高王高。于是，更别出心裁的法令让赵高陷入水深火热——当时赵国的法令规定，这样生下来的儿子也要被处以宫刑。
对于这种刑罚，姑且称之为“连坐宫刑”。所蕴含的各种变态心理实在值得把玩。这究竟是一种灭绝式的断后刑罚，还是一种仇恨式的报复？
◎ 太监们的生殖器哪里去了?
太监们生殖器的归宿一直是一个不宣的秘密，当然，更多情况下是因为人们不去关心这历史细节中卑微的细节。
北京紫禁城西华门外有间名叫“厂子”的破屋，就是明清两朝赫赫有名的太监工厂，那些身怀绝技的“刀子匠”，按“圣上”的旨意不断制造着太监。按照太监门的规矩，割下来的生殖器不可随便扔掉，大有排场之用，俗称“宝贝儿”。一遇到升迁的机会，必须拿出来呈验；就是在太监临死入棺之前，还得找回“宝贝儿”在原处装上，到了阴曹地府，才不至于尸首不全，以求来世能够六根齐全，重享荣华富贵。
清朝大太监李莲英因自己的太监身份而痛苦，他不止一次说过，来世一定要做个真正的男人，他恳求家人在他死后为他下体装一个木制的生殖器，以求一个完整的身子去见阴间的祖宗。然而，这段“口述史”终究经不住推敲，考古队打开李莲英保存完好的墓葬时，发现除了一颗头颅外，什么也没有。后人猜测：尽管他的家人沾了他不少的光，但他到底是个阉人，就算安上木柄也是辱没祖宗的，故此把他整个身躯都舍弃掉了。

第四部分 罪与罚第24节 对女子行刑的两个极端

——一门处心积虑的艺术向来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幽闭，对女性的宫刑)，但总之，是决非将她关起来，或者将它缝起来。近时好像被我查出一点大概来了，那办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真使我不得不吃惊。
——鲁迅《病后杂谈》
女子在中国古代地位的低下，常常使她们处于男性附属品的地位，深居简出。因此犯罪的几率较之男性，当是凤毛麟角。不过，也不排除某些女性的过激行为惹怒了官府的事情。于是，如何给女人施以刑罚，成了一个颇让人伤脑筋的问题。
有的妇女犯了罪，根本可以不受惩罚，因为她们是男人的附属品，可以有自己的男人代为受刑。这应该算是对女子行刑的一个极端。古书中关于“妇人不著械”“妇人无肉刑”的说法也有很多，体现出法制的“德”的一面。就笞杖刑罚而言，对妇女也是有照顾的，而改用鞭背，对于犯奸罪的则采取脱裤留朡(内裤)的方法。而且，对这类不得不施以笞杖的女犯，行刑者也多半会比较宽容，怜香惜玉之心怕是天生的。
对于处死女犯，古人多用毒药、活埋等“体面”的方法。赐三尺白绫让人自尽的方法看起来也是比较人道的，可是法国一位汉学家依然批评了这种做法，因为在中世纪的法国，为了“体面”，女人是不会被吊死的，毕竟一个女人吊在半空中，在众人的眼皮下甩来扭去，晃动着双腿是极不合礼仪的事，所以必须活埋她。
近代民主革命烈士秋瑾在被捕赴死时，向县令提出了三个条件：“一请作书别亲友，一临刑不能脱衣带，一不得枭首示众。”县令同意了后面两个条件，“秋谢之”。
不过，总有些心理变态的长官，不仅不懂得给女犯留面子，还要变本加厉地暴露她们的耻部。在他们看来，目睹女性赤裸的臀部受抽打，耳闻雌性弱者的呼号，世上或许没有比这更能满足人的偷窥欲和更刺激性欲的事了。前面“旁观者”一节提到的故事，也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不知什么时候，一种超级变态的刑具——骑木驴，悄悄登上了历史舞台。这种刑具是专为因奸情杀夫的女人设置的，当然也包含与奸情有关的直接责任人。据《二十四史演义》说，明末的骑木驴是这样的：先在一根木头上竖起一根木柱，把受刑的女子吊起来，放在木柱顶端，使木柱戳入阴道内，然后放开，让该女身体下坠，直至木柱“自口鼻穿出，常数日方气绝”。遍览中国野史，死于木驴的中国女性有姓名可考者不下百人。这不能不说是一门处心积虑的刑罚，为了寻找这种“伟大”刑罚的发明者，我几乎沦为“寻章摘句老雕虫”，终于在一个夏日的午后，寻到了这位在中国历史上口碑极好的神判——施公施世纶。《施公案》中，这位老爷子洋洋得意地将自己的发明展示给看客，看客们快感十足——谁让那女子淫荡，这下，做鬼也是做爱的姿势！
中国历史上对女人使用凌迟也是极少的，主要用于谋杀亲夫、忤逆以及政治犯。由于受刑前要脱掉衣服，原来与皇帝有过关系的，有身份的嫔妃就可以免受此刑。

第四部分 罪与罚第25节 如此有罪推定！

——闻所未闻的审判逻辑中国的法官仅仅是凭着自己的自由意志来断案的，这使他们经常对一些案件草率地作出判决。
——［英］麦高温《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
英国人麦高温不无刻薄地叙述了中国的刑讯：竹棍夹杖……构成了每一次普通审讯的基础。……在现有体制下，一部分官员仍旧没有废除这种游戏般的刑罚。因为它还替代着严密的盘问、辩护律师的恳求以及法官的精深评论，而后面这几种形式都还没有在中国的法庭上出现过。
鲁迅先生说过：“我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事实上，这种勇气存在于很多人的心中，不过是敢怒不敢言罢了。官员们甚至会采取“打别人屁股，光自己脸面”的方式为自己捞取政绩。而对于案件本身的来龙去脉，则无暇考究。在封建社会，刑讯逼供一度到了合法的地位，就连包拯包青天都动不动说：“再不招供，大刑伺候！”
死于刑讯之下的冤魂数都数不清了，人们只好在幻梦中实现公正。关汉卿便借窦娥之口表达了这种愿望，什么热血丈二白练悬、六月飞雪、楚州三年大旱都是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然而却偏偏发生了。
◎ 动物判官
《春秋》这本史书里，讲述了一个动物断案的故事。
故事谈到，齐国有两个做官的，因为一点小事打起了官司。这官司本来不太复杂，可是不知怎的一打就是三年的光景，搞得狱官始终没有办法裁断是非。齐庄君听说后心里很烦，便命人牵一头羊过来，对两人说：我现在把羊杀了，将羊血洒在神坛前的一条小沟里，你们二人就在神坛前老老实实地念自己的誓辞，不得说谎，否则死羊会有所表现的。两人答应了。当第一个人念完了自己的誓辞，一切照旧，啥事没有。但是当第二个人念誓辞念到一半时，死羊突然跃起，用自己的角将其当场刺死。案子就这么结了(见《墨子·明鬼》)。
无独有偶，汉代王充写了一本书，叫《论衡》。里面说：有一种很像羊的独角动物，本性就知道谁是有罪的，在尧舜时代，著名的大法官皋陶审案子时，只要遇到特别棘手的疑难怪案，就牵独角羊过来，叫它来断定谁是有罪的，而独角羊对有罪的人就用角去触，对无罪的人则毫无反应，因此，十分公正。
这种莫名其妙的断案方式被人们赞美了许多年。一度成为司法公正的典型先驱案例。
◎ 莫须有
尽人皆知，中国历史上死于“莫须有”罪名的代表人物是宋将岳飞，后人为了解气，将杀害他的几个奸臣用白铁铸成跪像立于岳王墓前。这算是一种无奈之举了。
不仅秦桧这样做，清官曾国藩也判了糊涂案。林明光通会匪一案就是典型的糊涂案。林明光的母亲曾救过一个饿昏在他家门前的穷汉子。谁知，这位穷汉子五年后成了串子会的大龙头。这位大龙头为了报答昔日的救命之恩，给林明光家送来了一块串子会的令牌。林明光与本镇熊家父子有私仇，后者就想借此事把林明光摆平，熊家父子还将太平天国的宣传品栽赃到林明光家。于是，人证物证俱在，林明光被关在站笼里游街，羞愤至极，只游了半天，便命归西天。曾国藩在审理此案时也觉疑点颇多，但还是判了林明光勾通串子会。林明光冤案大白于天下后，曾国藩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他有他的想法和思维逻辑——倘若轻易放了林明光，则给别的读书人存一线侥幸之机。即使林明光没投靠串子会，也要借他的头来教训其他不安本分的读书人。为了皇上江山的巩固，宁可错杀一百个秀才。

第四部分 罪与罚第26节 夫妻量刑的区别

——令人发指的“不平等条约”举大地古今数千年号称仁人义士，熟视无睹，以为当然，无为之讼直者，无为之援救者，此天下最奇骇、不公、不平之事，不可解之理。
——康有为《大同书》
男女平等，作为妇女呼吁了千百年的美好愿望，就像一场漫长的拉锯战争一样，在数也数不清的振荡中落下帷幕。然而，这场战争所付出的成本实在是太巨大了，男人们设计好的游戏规则，如同一个个完美的圈套，让女性们尝尽了苦头……
看看历代律法中的规定，就真相大白了。
夫对妻《唐律》规定“诸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宋律》同。《元律》规定：“诸以非理殴伤妻妾者，罪以本殴伤论。”又规定：“若妻不为父母悦，以致非理殴伤者，罪减三等。”科罪尤轻。《明律》规定：“夫殴妻，非折伤，勿论。至折伤以上，减凡人二等。”《清律》沿之。
妻对夫《唐律》规定：“诸妻殴夫，徒一年。”“若伤重者，加凡斗伤三等，处徒二年，此是计加之法。”《宋律》同。《明律》规定：“凡妻妾殴夫者，杖一百。”《清律》同。而殴凡人则处罪较轻。唐、宋律为：“诸斗殴人者，笞四十。”明、清律为：“凡斗殴，以手足殴人不成伤者，笞二十。”“凡妻殴夫……至折伤以上者，各加凡斗伤三等，至笃疾者，绞。”
这是“殴伤”的不平等之处，那么一旦“殴死”，情形又大不一样了——
夫对妻《唐律》规定：“诸殴……死(妻)者，以凡人论。……过失杀者，各勿论。”《元律》规定：“诸以微过，辄杀其妻者，处死。诸因夫妻反目，辄药死其妻者，与固杀常人同。诸妻悖慢其舅姑，其夫殴之致死者，杖七十七。诸夫卧疾，妻不侍汤药，又诟骂其舅姑，以伤其夫心，夫殴之，邂逅至死，不坐。”《明律》规定：“夫殴妻……至死者，绞。……过失杀者，各勿论。”《清律》同。
妻对夫《唐律》规定：“诸妻殴夫……死者，斩。……过失杀伤者，各减二等。”《宋律》同。《明律》规定：“凡妻妾殴夫……死者，斩。故杀者，凌迟处死。”
显而易见，在“夫对妻”的规定中多了一些诸如“(妻)以非理殴伤”、“(夫)过失杀人”等开脱罪名的条例。而在“妻对夫”的规定中多的不是开脱罪名，反而是“绞”、“凌迟处死”等酷刑。
更有甚者，妻子往往成为丈夫的附属品，甚至是私有财产。传统法律自古施行族诛之制，妻既从属于夫，故夫犯重罪，妻姐依例缘作。《汉律》而下，并无例外。正所谓“祸延父母妻子”，妻子从来就是不可逃的。如果碰上的是谋反大案，就连儿子的妻子，也属于不可逃的
范围。然而，不平等的是，妻子如果有罪，却一般只惩罚其个人，与丈夫没有什么关系。

第四部分 罪与罚第27节 吃人肉的故事

——罪，还是罚？吃人肉的故事，有的原因是经济的(像卖人肉的孙二娘)、有的是饥饿的(像吃李鬼的李逵)、有的是嗜好的(像要吃宋江肉的王矮虎)、有的是仇恨的(像以人头祭死人)。吃人肉的原因，各不相同，惟一相同的是：人不但吃动物的肉，还要吃人的肉；不但动物吃人，人也吃人。
——李敖《独白下的传统·吃人》
野史中多处记载了吃人的故事。以人肉充军粮似乎尚可称之为理直气壮，而有着吃别人肉的权利的人在吃过人肉之后触动灵机，为人肉想出的种种别称，实在是煞费苦心。
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南侵，战乱四起，官兵和百姓都无粮可食，于是就把死人全部用盐腌起来，晒成肉干，以供食用。登州人范温组织义军抗金，兵败后乘船渡海到临安，队伍进城后还在吃携带的人肉干。他们把这人肉干叫做“两脚羊”，其中老而瘦的男子叫做“饶把火”(意思是说这种人肉老，需要多加把火)，年轻的妇女叫“不羡羊”(意思是说这种人的味道佳美，超过羊肉)，小孩叫做“和骨烂”(意思是说小孩子肉嫩，煮的时候连肉带骨一起烂熟)。
如此贴切的别称，在那些只有人肉可吃的长官大脑中想出来，实在是艰苦条件下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 吃人肉的“英雄”们
古典名著《水浒传》中吃人肉的故事随处可见。第二十六回中，讲到母夜叉孙二娘开黑店，“盖些草屋，卖酒维生。实是只等客商过住，有那入眼的，便把些蒙汗药与他，吃了便死，将大块好肉切做黄牛肉卖，零碎小肉切馅子包馒头。”在第三十一回里，宋江被强盗抓住后，强盗王矮虎大叫说：“孩儿们，快动手取下这牛子(指宋江)的心肝来，造三份醒酒酸辣汤来！”第四十回：“只见黑旋风李逵跳起身来，说道：‘我与哥哥动手割这厮！我看他肥胖了，倒好烧吃！’晁盖道：‘说得是。’教：‘取把尖刀来，就讨盆炭火来，细细地割这厮，烧来下酒，与我贤弟消这怨气。’李逵拿起尖刀，看着黄文炳，笑道：‘你这厮在蔡九知府后堂且会说黄道黑，拨置害人，无中生有，掇撺他！今日你要快死，老爷却要你慢死！’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才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同样是这个“黑旋风”，在第四十二回里又上演了吃人肉的故事：“黑旋风”李逵在杀掉李鬼以后，“三升米饭早熟了，只没菜蔬下饭。李逵盛饭来，吃了一口，看着自笑道：‘好痴汉！放着好肉在面前，却不会吃！’拔出腰刀，便去李鬼腿上割下两块肉来，把些水洗净了，灶里抓些炭火来便烧，一面烧一面吃。”
如果小说家言不足为据，那么记载于野史的有关明末义军张献忠率军进剿四川，军粮断绝，杀大量俘虏、百姓盐渍做军粮充饥一事，我们是否信之？正史的有关黄巢和张献忠这样的义军吃人的故事，我们又该做何解释呢？
贼(黄巢)围陈郡三百日，关东仍岁无耕稼，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
《旧唐书》卷150下
看了这样敲骨吸髓的记录，哪个还“敢笑黄巢不丈夫”？
英雄们吃人的“英雄”事迹常常被人忽略，他们在历史教科书中满脸沉重地存在着，引发人无尽的追思。可是，当我们清楚了他们嗜血的本性，也许，真的该换一双眼睛了。
◎ 世界上最美的食物，还有超过人肉的吗？
这句不是人话的话的发明者是隋朝末年的反王朱粲，此人与同时代的麻叔谋都因为吃人而名垂千古。朱粲起兵的时候，正赶上大灾荒，白米万钱一斛还买不到，百姓相食成风。朱粲乘乱起兵，常捕捉民间幼儿蒸熟吃肉。他对军士说：“世上最美的食物，还有超过人肉的吗？只要国中有人，我就不用担心没有军粮。”于是下令，让部下分道捕获妇女和儿童，蒸熟分配给士兵当饭。每攻下一座城镇，朱粲就传命把弱小的男女分给各部，需要时就杀着吃。
五代时的赵思绾和朱粲是一丘之貉。他领兵占据长安时，城中没有吃的，就杀妇女儿童为军粮，按一定的数目分给各部，每当犒军时，就杀几百人。赵思绾爱吃人的肝，他把活人绑在木柱上，剖开肚子，割下肝脏，炒熟饱餐，把肝吃完，那被割下肝脏的人还在惨叫。赵思绾从作乱到败亡，共吃人肝六十六副。
◎ 亲人葬于何处？
清顺治九年(1652年)，南明将领李定国率兵攻新会。有一天，城门正要关闭，有几百名乡下百姓涌到城门外请求进城避难，新会县令不同意收留他们，清军守将说：“让他们进来吧！到紧急的时候，这批人可作为我们十天的口粮。”于是打开城门，把百姓放进来。新会县城被围困八个月，守军吃掉民众近万人。有户人家数口被吃，只有一人幸免。兵乱过后，这位幸存者有一天在路上遇见了清军守将，就向他下跪。守将感到惊讶，问：“你拜我干什么？”那人说：“我的父母妻子都安葬在你的肚中了，他们都没有坟墓。如今寒食节临近，我不朝着你的肚子下拜又到哪里去拜呢？”守将满面羞惭，急忙离去。
◎ 人肉市价
把人肉明码标价的事情在历史的缝隙中屡屡可见。
北宋末年靖康之乱时，江淮之间民众相食，一斗米要数十千钱，人肉的价钱比猪肉还便宜，一个少壮男子的尸体不过十五千(不如一斗米贵)。
明代万历四十五、四十六年(1617、1618年)山东大饥荒，蔡州有人肉巿，惨不忍睹。
清同治三、四年间(1864、1865年)，皖南到处人吃人，人肉开始卖到三十文一斤，后来涨价到一百二十文一斤，同时，江苏句容、溧阳、溧水等处卖到八十文一斤。
当卖人肉者从买人肉者手中接过银子的瞬间，他会想什么？而回家以人肉充饥的人，又在想什么？他会算出自己的身躯价值几何吗？
◎ 爱好吃人
吃人也能成为一种爱好？下面这几个古人实在是让人心惊胆寒。
张骞的《耳目记》记录了隋代末年诸葛昂、高瓒二人比富的故事。二人极为奢侈残忍，并互相攀比赌胜负。高瓒请诸葛昂吃饭，煮了两个十多岁的小孩子，把头颅和手脚端上来，共同吃下。诸葛昂后来请高瓒，先叫爱妾出来倒酒，爱妾无故笑了一下，诸葛昂把她喝斥下去了。一会儿便把爱妾蒸熟了，使她坐在银盘中，仍然涂上脂粉，穿上锦绣，命令两个青衣婢女抬到筵席上来，诸葛昂撕下腿肉请高瓒吃，席上座客都吓得遮住眼睛不敢看，而诸葛昂则不慌不忙地取乳房肥脆的部位吃，大饱之后才作罢。
明朝末年山东总兵刘泽清，外表儒雅，但其内心无比凶残。有一天，刘泽清设宴请客，当场拉过来一名死囚，命人打死，取出脑浆和心肝放在金瓯中，刘泽清吃着血淋淋的心脏，喝着白花花的脑浆，旁若无人。

第五部分 医学第28节 致命的幽默感

——看，那些志得意满的江湖郎中们！这些人是聪明的流氓，由于找不到任何其他职业，便操起了四处游走行医这一行当。
——［英］麦高温《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
再现中国古代医学的伟大成就之前，我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渴望，就是把江湖郎中们先抬出来给各位瞧个究竟。他们在中国医学史和社会学史上承担着“黑客”一样的重要角色。他们游走四方，以那一点儿可怜的经验和故作镇静的表情为自己和家人谋取口食，而病人，见的多了，也就麻木了。
英国人麦高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说：“在中国，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人人都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公开行医。而在英国，对行医是有严格限制的，只有学医的人才能从事这一职业。中国没有大学考试，没有医院，没有对医药学和解剖学的研究，行医也不需要烦人的执照。只要那个人有一件长衫，以及对于汤药和成药的肤浅知识，他随时都可以治疗令西方一流的内科医生头疼的疑难杂症。”
麦高温在中国的时间是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这时候的中国，并非像这位洋先生所说的，“没有大学考试，没有医院”。事实上，中国最早的医学教育机构在汉平帝五年(公元5年)就有了，后经隋唐宋明清几代的不断推进演化，有了较为详细的专科分类。
鸦片战争后，医学教育也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而改变。太医院及地方医学的传统医学教育日趋衰退，而帝国主义开办的医院及西洋医学堂代之而兴起。在此形势下，清朝政府也仿照西洋医学教育开办医学堂。最早是在同治四年(1865年)，北京同文馆所设科学系，其中有医学科学研究，清廷聘英人德贞(Dudgeon)为教授，这是中国学习西洋医学教育的开端，但数年后即中断，未培养出人才。1881年天津开设医学馆(第一届学生于1885年毕业)，1893年李鸿章听从美国领事建议将医学馆改名北洋医学堂，由李鸿章直接领导，经费由天津政府拨给。这是最初由政府创办的医学校，其师资力量则仰仗外国人(1914年改称中国海医学校，至1930年停办)。1902年袁世凯操练新军，在天津设立北洋军区学堂，聘请日本人任教，1906年更名为陆军医学堂。以上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举办医学教育，是先从军医开始的。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中医科为八科之一。1903年京师大学堂添设医学实业馆，教授中西医学及外文，1905年称医学馆，该医学馆即后来的北京医学院前身。清末，各省也相继设立医学堂，如湖广设立湖北医学堂，广东设陆军医学堂及海军医学堂等，民间也开始出现了自办的中医院校。
清朝政府也规定了严格的医生上岗制度和医事责任制度，对医生的行为进行监督和限定。
而麦高温所说的又确为事实。这就得联系当时的社会情况来分析了。究其真正原因，乃是社会动荡所致。百姓惨遭战乱，国立医疗机构又不完善，于是，江湖郎中的出现便有了社会基础。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但是他们是聪明的受害者——由于找不到任何其他职业，便操起了四处游走行医这一行当。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麦高温那不无刻薄的评述了——
也许正是因为行医如此容易，才使得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可以凭借自己所掌握的一些医学知识当上医生。事实上，当你发现某个人能谦虚地自称对医术知之甚少，那就太令你吃惊了。一位满脸脏兮兮、油乎乎，衣服上积满了污垢，浑身脏得连你都不愿用一副钳子碰一碰的中国人，偏偏吸引住了你的视线。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没有超人的才智，极易令你不屑一顾，不愿与之相处，可就在这时，却有人在你耳边轻声说，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业余医生，曾经治愈过许多人的病。
我所遇到的这类大夫都能在不一会儿的功夫，为需要有很高技术才能治疗的疾病开出处方。例如，一个患有晚期肺结核的病人，碰巧遇到了一个长相粗鲁、举止笨拙、嗓音震耳欲聋的大夫，他就似一个职业医生一样诊断了病人的病情，并指出，只要细心调制一些草药就能确定无疑地治愈患者的病，没有人对他的意见表示怀疑。他们都十分肯定，如果由他们来治疗这个病人，就一定能治好。
麦高温还详细地记述了某位江湖郎中行医的过程——
……几束干树根和失去汁液的青草，黑色难看的蛇肉，还有在中国医学上享有盛名的草药，这些都毫无吸引力地摊开着。还有一些已经腐烂的毫不卫生的牙。这些牙曾是别人的口中之物，现在又准备为那些不幸掉了牙的人服务。不过这个人并没有把发财的希望寄托在汤药和成药上，而是在自己的智慧上。一小群庄稼人围上来了，他面带笑意，以敏锐的目光，扫视着站到他面前来的每一个人。其中一个人的脸特别发青，江湖郎中把他作为绝好的救治目标，于是开口问道：“尊敬的先生，请务必原谅我向你坦言，但我真的必须向你说明，你得了一种随时都有可能要你命的疾病，你知道吗？你可能还没意识到这一点，但我所受的职业训练，使我能看出你现在情况很糟。”那个乡下人被惊呆了，他的脸色也变得黄中带绿，全身颤抖，出了一身汗。他突然觉得浑身不适，迷茫地看着身旁的人，而他们正在交头接耳地议论着，好像这个人确实有重症在身。
为了加强这种效果，江湖郎中说：“伸出你的舌头。”那个恐惧紧张的人照着做了。他的舌头像胡萝卜一样红，其实人群中没有人知道一个健康人的舌头该是什么样的，或是一个不健康的人的舌头又该是什么样的。“瞧，”郎中说，“这个人的舌头多么糟啊！病情正在恶化，他应该感谢福星保佑让他今天遇着了我，我恰恰有能治愈他的药。我对这种病很了解，我治好过许多像他这样的可怜人，要不是我，许多人早就命归西天了。”在那个乡下人得知这个聪明的郎中有能治好他的药时，脸上露出了宽慰的表情，他急不可待地买了一些药丸，忙着赶回家去告诉他妻子今天这个重大发现，要不是这个郎中医术高超，他过两天就会命丧黄泉了。
这类江湖郎中的人品尽人皆知，可总有许多人中他们的圈套。……
我在这里借一个外国传教士的眼睛再现我们的“江湖医学”，这些可笑的画面不禁让人生出些凉意来。尽管这位英国传教士对中国的医学可谓一窍不通，有些不准确的表述，但是，今天看上述记录，并没有什么恶意在其中。事实如此，有什么可说的呢？
明代浮白主人所辑《笑林》、清代游戏主人所辑《笑林广记》等书中记载了大量医学笑话，其讽喻对象多为江湖郎中，现摘抄几条——
庸医
有庸医误投药饵，致死人命。病家罚令医家全家唱挽歌，抬棺出殡。
医唱曰：“祖传三代做太医呵，呵咳。”
妻唱曰：“丈夫做事连累妻呵，呵咳。”
幼子曰：“可奈亡灵十分重呵，呵咳。”
长子曰：”今后只捡瘦的医呵，呵咳。”
剪箭杆
从前，有一个士兵在一次战斗中腿部中箭，疼痛不已。长官请了一位外科医生来治他的箭伤。医生看了看说：“这个不难！”便拿出一把剪刀，将露在外边的箭杆剪掉，然后就索取手术费要走。
士兵发急地说：“剪掉箭杆子谁不会？我要你拔出射进肉里的箭头呀！”
医生摇摇头说：“外科的事我已做完，挖掉肉里的箭头那是内科的事。”
治泻
从前有一个人，他拉肚子已经很久了，旁边的阿三告诉他一个偏方：用粪车的竹条熬水喝。这个人回去试了一下，但是拉得更厉害了。他去找阿三，阿三叹了口气说道：“那么大的一车粪，竹条都能挡着，却挡不着你那一点，唉！我也就没有办法了。”
中国人的体质素来极好，因此可以耐得住这么多庸医的折腾。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很多人的病便是在江湖郎中的治疗下好转甚至根除的，这里当然不排除江湖郎中们制造的某种精神安慰的作用。有了一次，自然有二次，久而久之，江湖郎中们名声在外，财源滚滚，志得意满。有的竟以“半仙”自居，在招摇撞骗中暗自欣喜。

第五部分 医学第29节 神奇的中医(1)

——不可否认的精湛技艺……我们的中医药，是几亿人经过五千年的实践证明了的。著名的医书《伤寒论》从唐朝到现在也有两千多年，是经过实践证明有效的，是经过总结的相当科学的医书。
——金庸
之所以在讲到医学的时候先把洋人的牢骚和几段戏谑的文字抬出来，是因为平素生活中我们见到的庸医总是比较多。但这一点丝毫影响不了中医的伟大与玄奥。事实上也是这样，最了不起的事物往往并不总是可以轻见。
中国古代的名医众多，医学典籍也非常多。但是，在信息极不发达的时代，百姓与名医的接触几率也就少了许多。不管如何，扁鹊、华佗、孙思邈、钱乙、李时珍……这些伟大的名字如皓月般挂在中国文明的重要部位，让人发出无尽的追思。
下面所记述的是信手拈来的几个故事，与浩瀚的神奇中医相比，不过是沧海之一粟。
◎ 用药如用兵
对于用兵，许多人认为是军事家的事情，与平民无关。尤其在如今的太平盛世，这一点越发明显。然而，在兵荒马乱的古代社会中，情形就大不一样了——百姓茶余饭后更多的谈资便是战场上的生杀成败。这一点在医学界也有体现。背着药箱的医生同时背着被医者的生命，因此，他俨然战场上的将军，可以很自豪地说上一句：“用药如用兵”。
说来真是形象得紧，身体染了病灶，如同被敌人觊觎已久的领土暂时被敌人占据，用兵用得好，可以恢复领土主权，用兵用不好，不仅收不回领土，还可能导致更大的损失，甚至，领土尽失。对生命体而言，自然是该寿终正寝了。
清徐大椿《医学源流论》中对于“用药如用兵”有着很精彩的阐释——
圣人之所以全民生也，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荣为充，而毒药则以攻邪。故虽甘草、人参，误用致害，皆毒药之类也。古人好服食者，必有奇疾，犹之好战胜者，必有奇殃。是故兵之设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后兴；药之设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后用。其道同也。
故病之为患也，小则耗精，大则伤命，隐然一敌国也。以草木之偏性，攻藏府之偏胜，必能知彼知己，多方以制之，而后无丧身殒命之忧。是故傅经之邪，而先夺其未至，则所以断敌之要道也；横暴之疾，而急保其未病，则所以守我之岩疆也。挟宿食而病者，先除其食，则敌之资粮已焚；合旧疾而发者，必防其并，则敌之内应既绝。辨经络而无泛用之药，此之谓向尊之师；因寒热而有反用之方，此之谓行间之术。一病而分治之，则用忧可以胜众，使前后不相救，而势自衰；数病而合治之，则并力捣其中坚，使离散无所统，而众悉溃。病方进，则不治其太甚，固守元气，所以老其师；病方衰，则必穷其所之，更益精锐，所以捣其穴。
若夫虚邪之体，攻不可过，本和平之药，而以峻药补之；衰敝之日，不可穷民力也。实邪之伤，攻不可缓，用峻厉之药，而以常药和之；富强之国，可以振武也。然而，选材必当，器械必良，克期不愆，布阵有方，此又可更仆数也。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
今天看来，这篇短小的论述依然有着非常强烈的可借鉴意义。甚至可以称之为中医用药的典范。“古人好服食者，必有奇疾，犹之好战胜者，必有奇殃。”这句话是对魏晋时期服食以求长生者的总结。事实上也是如此，大量靠吃药乞求长生不老的人最终暴毙。就好像经常无端挑起战争的人，最终很难有好的结局。如今的电视广告上，各种补药铺天盖地袭来，试问，身体如何能够消受得了？
中医非常讲究因人施药。“若夫虚邪之体，攻不可过，本和平之药，而以峻药补之；衰敝之日，不可穷民力也。实邪之伤，攻不可缓，用峻厉之药，而以常药和之。”此原则中体现了中国哲学中最伟大的“和”的精神。逢事不可过，用药如此，用兵自然也是如此。也只有如此，才可能让病人得到恰当的治疗，才可能保证立于不败之地。
◎ 能起死回生的小小银针
针灸疗法如同几年前流行一时的刮痧疗法一样，为大多数西人所不理解——一根小小的银针，扎在身上就能治病，这究竟是为什么？
针灸疗法的基础是中医经络学说。按中医古籍的说法，经络是经脉和络脉的总称，它是人体气血运行的通道、脏腑联系的网络。用一个形象的比喻，经络好比一棵树的枝干，而针灸的穴位，就分布在这棵树的各条枝干上。中国对针灸术的发明，其意义不亚于口耳相传的四大发明。中医第一部经典《黄帝内经》中就记载了系统的针灸理论。两千年前的《八十一难经》中写着，用针刺“俞”位，即可止痛。古代中医总结出的四总穴歌，至今被奉若圭臬——“面口合谷收、头项寻列缺、腰背委中求、肚腹三里留”。意思是说只要扎对合谷、列缺、委中、三里等穴位，相应部位的疼痛即可针到病除。西晋名医皇甫谧所著《针灸甲乙经》中记载的可行针的穴位就有349个，已经非常完善。
为了使学生掌握针灸穴位经络循行方向，早在秦汉时期，人们就绘成针灸腧穴图。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针灸穴位图进一步发展，一般绘成正面、背面和侧面三种，有的图还带有彩色，以标记不同的经络走向，易于辨认。唐代的太医官在教学时，基本上就是先在针灸腧穴图上讲解，然后再在人身上实习、具体操作。然而，针灸腧穴毕竟还是绘在纸上的平面图，估计有时也不容易弄得准确，这是通过唐代十分发达的医学教育之后，人们得出的一个结论。
直到宋朝，才出现了仿人体塑造而成的针灸铜人。
北宋天圣五年(1027年)，宋仁宗诏命翰林医官王惟一制造了两具针灸铜人，其高度与正常成年人相近，胸背前后两面可以开合，体内雕有脏腑器官，铜人表面镂有穴位，穴旁刻题穴名。同时以黄蜡封涂铜人外表的孔穴，其内注水。如取穴准确，针入而水流出；取穴不准，针不能刺入。
针灸铜人慢慢成了后来经络腧穴教学不可缺少的教具。明清等朝陆续制作了不少这样的铜人。清政府令吴谦等人编撰《医宗金鉴》，为鼓励主编者，曾铸若干具小型针灸铜人作为奖品。这批针灸铜人现在上海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藏有一具，系女性形状，高46厘米、实心，表面有经络腧穴，但造型欠匀。中国历史博物馆亦藏有一具针灸铜人，高178厘米，为晚清制造。
中医针灸疗法治疗好的病人不计其数，小小的银针也因此被称为“起死回生针”。
◎ 柳枝接骨
中医一直固执地认为自然与人是和谐的，中医的经络学说、阴阳学说、中草药的运用等等无一不是来自于对自然界的大悟。
然而，直接把自然界的不相干的物种拿来嫁接到断裂的人体上，听起来还是有些玄之又玄。
在傅青主《金针度世》一书中就有关于柳枝接骨的记载：把剥去了皮的柳枝整成骨形，柳枝中间打通成骨腔状，然后放在两段碎骨头的切面中间，代替被切除的骨头，在安放时，木棒的两端和骨头的两个切面都要涂上热的生鸡血，再把一种能生长肌肉的“石青散”撒在肌肉上，把肌肉缝好，在接合部位上敷上接血膏，夹上木板以固定骨位，便大功告成。
植入骨中的柳枝，会渐渐被钙化，成为骨骼。
自然的植物成为人体组织的延伸，可谓是上帝的造化了。

第五部分 医学第30节 神奇的中医(2)

◎ 药王孙思邈
药王孙思邈，隋唐时人。有《千金方》传世。民间流传的关于他的神奇故事不胜枚举。
有一次，孙思邈行医途中，遇到四个人抬着一口薄棺材向郊外的荒丘走去，后面跟着哭得泪人似的老婆婆。孙思邈定睛细看，发现从棺材的底缝里滴出几滴鲜血，便赶紧上前挡棺询问详情。原来棺材里是老婆婆的独生女儿，因难产刚死不久，胎儿仍在孕妇的肚子里。孙思邈听罢寻思：这个产妇可能还有救。于是，请求抬棺材的人赶紧撬开棺盖。只见产妇面色蜡黄，伸手摸脉竟发现还有微弱的跳动。他赶紧取出随身携带的银针，选准穴位，扎了下去，并采用捻针手法，加大力度。过了一会儿，“死去”的产妇竟然奇迹般地睁开了双眼，苏醒过来，同时腹中的胎儿也生出来了，发出一声清脆的啼哭。老婆婆见孙思邈一针救了两条性命，倒头便拜，四个抬棺的也长跪不起。从此，孙思邈能起死回生的声名传开了，被人称为“活神仙”。
◎ 钱乙自治
《宋史·方技》记载，北宋大医学家、“儿科之圣”钱乙，医术高超，但性情倔强。中年之后，他得了怪病，久治不愈。但还是坚持按自己的意念来治疗。后来病情加剧，他叹息着说：“这种病就是‘周痹’啊，如果侵入内脏，就会死人的。我大概是要死了吧。”不久他又说：“我可以把病转移到手脚上去。”于是自己制作药剂，日夜饮用。他的左手和左脚便突然间卷曲不能伸展了。他高兴地说：“可以了！”他的亲朋好友到东山去采到了比斗还大的茯苓，他就按医方上的方法服用，直到把它吃完。这样他虽然半边手足偏废不能用，但却骨节坚强和健康人一样。后来他以有病为理由，辞官回家，再也没有出过门。
钱乙处方用药时并不拘泥于某一师某一门。他什么书都读，对于古人的医疗方法也不拘泥、固执。他治病就像带兵打仗一样，经常安全地越过险要地带，故意暂时放纵敌人然后一举全歼，但结果又与医理吻合。他特别精通《本草》等书，分辨其中失误和遗缺的地方。有人找到奇怪罕见的药物，拿去问他，他总能说出该药的生长过程、形貌特点、名称和形状方面与其他药的区别。把他说的拿回去与书对照，都能吻合。
晚年，他的瘫痪症状有所加剧，他知道自己治不好了，便把亲戚们找来告别，换好了衣服等待着死亡的来临，就这样去世了。他活了82岁。
◎ 鸡鸭鱼肉皆可入药
在我国古代众多的养生家中，有这么一个流派，他们既不主张呼吸吐纳，运动锻炼，也不主张悦意琴棋，服食药饵，他们提倡食疗。这一派人中有南唐的陈士良、元代的忽思慧以及明代的卢和等，但其中最负盛名的要数唐代的著名医药学家孟诜了。
孟诜生于公元621年，卒于公元713年，享年92岁。他从年轻时就喜好医药，后来更精研食疗与养生术，他曾对人说：“若能保身养性者，常须善言莫离口，良药莫离手。”根据自己几十年的实践经验，他搜集了241种兼具医疗作用与营养价值的食品，编成了我国第一部食疗学的专著《食疗本草》。
书中记载了许多常见的食疗品，如，鸡：光粉诸石为末，和饭与鸡食之，后取鸡食之，甚补益。人毒热发，可取三颗鸡子白(蛋清)，和蜜一合，服之差(差，好的意思)。黄雌鸡，补丈夫阳气，治冷气。……鸭：主补中益气、消食。消十二种虫。白鸭肉补虚。鹅：卵，补五脏，亦补中益气。(惟)多发痼疾。鲫鱼：食之平胃气，调中益五脏。羊奶：补肺肾之气，和小肠。亦主消渴。治虚劳，益精气。萝卜：服之令人白净肌细。茶叶：利大肠，去热解痰。煮取汁，用煮粥良。柿子：补虚劳不足。红柿，补气，续经脉气。干柿，厚肠胃，温中，健脾胃气，消宿血。黑豆：令人长生，又益阳道(增强性功能)。
在孟诜的食疗品中，日常生活中的鸡、鸭、鱼、肉、水果、蔬菜无所不包，真可谓品种齐全，琳琅满目。正所谓“药补不如食补”。
◎ 世界上最早的动物临床试验
公元8世纪初，唐代本草学家陈藏器写的《本草拾遗》中所记载的动物实验是世界上最早的动物药理实验。这比西方早了近一千年。
所谓动物药理实验，是指为了弄清药物的性能，用动物进行试验。
《本草拾遗》中载：“赤铜屑主折疡，能焊入骨，凡六畜有损者，细研酒服，直入骨伤处，六畜死后取骨视之，犹有焊痕，可验。”这说明骨骼的复原和连接，可以用铜来治疗使其早日愈合。然而，这次动物实验不是有意识的，只是在受伤的六畜死后，作了解剖才发现的。
真正有目的在动物身上做临床药理实验的，那就是宋代寇宗爽在1116年做的实验了。他在《本草衍义》中写道：“有人以自然铜饲折翅胡雁，后遂飞去。今人(以之治)打扑损。”胡雁的翅膀折断了，然后进行试验，这就是现代药理试验用的模型。给折翅胡雁喂饲自然铜，雁骨伤愈后，就展翅高飞了。然后又把这成功的试验结果应用到临床，给骨折病人服用治疗。
现代科学实验已经证明，铜元素是骨骼中制造骨质的成骨细胞内必不可少的物质。实验还进一步表明，骨折后骨痂的形成过程也需要有铜元素参加。经过分析，在骨痂中的铜，含量比正常骨要高得多。铜离子进入血液后，变成有氧化酶活性的血清铜蛋白，它对体内的铜有着运输和调节的作用。铜对骨痂的形成，起着触媒的作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自然铜接骨之功，与铜屑同，不可诬也”，又说“自然铜接骨之后，不可常服”。说明过多的铜元素对人体会有害处。
到了明清时代，用动物做药理试验就很普遍了。李时珍甚至用自己的身体进行试验，服用较大量的洋金花(即曼陀罗花)对人体的麻醉作用进行验证，显而易见，用动物做试验则成为一种潮流。

第五部分 医学第31节 悬丝诊脉

——扑朔迷离的诊断技巧大凡后妃们生病，总要由贴身的太监介绍病情，太医也总是详细地询问这些情况，诸如胃纳、舌苔、二便、症状、病程等。为了获得真实而详尽的情况，有时太医还要给太监送些礼物。
——近代名医施今墨
在我国古典小说和传统戏曲里，常有太医为皇帝的后妃们“悬丝诊脉”的情节。具体方法是：后妃和太医各居一室，由太监或宫女将一根红丝线拴在后妃的手腕上，线的另一端交给太医把按，通过丝线辨别病情。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宫廷礼制，以防乱了宫闱。
传说孙思邈给长孙皇后看病就用此法。因孙氏系从民间召来，不是有职衔的太医院的御医，太监就有意试他，先后把丝线拴在冬青根、铜鼎脚和鹦鹉腿上，结果都被孙氏识破，最后才把丝线系在娘娘腕上。孙思邈诊得脉象，知是滞产，便开出一剂药方，娘娘遂顺利分娩。同行问其窍门，孙思邈笑而不答。
吴承恩《西游记》中有孙猴子给朱紫国国王悬丝诊脉的故事。毕竟是神话传说，不足为信。或者说，大略只有孙猴子这样的神通，才有可能掌握这神奇的本领。
那么，历史上是否真的有悬丝诊脉之事？病人的脉象能否通过丝线传导给医生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有人在1968年请教过施今墨老先生。施老先生是旧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曾给清廷皇室内眷看过病。他介绍说，这悬丝诊脉可说是亦真亦假。所谓真者，确曾有其事；所谓假者，悬丝纯粹是一种形式。原来，大凡后妃们生病，总要由贴身的太监介绍病情，太医也总是详细地询问这些情况，诸如胃纳、舌苔、二便、症状、病程等。为了获得真实而详尽的情况，有时太医还要给太监送些礼物。当这一切问完之后，太医也就成竹在胸了。到了悬丝诊脉时，太医必须屏息静气，沉着认真。这样做，一是谨守宫廷礼仪，表示臣属对皇室的恭敬；二是利用此时暗思处方，准备应付，以免因一言不慎、一药不当而招祸。
由此可见，悬丝诊脉虽确有其事，但只不过是一种蒙上了神秘色彩的骗人形式而已。如果太医事先不通过各种途径获知详细病情，那么他再高明，也不会看好后妃们的病。

第五部分 医学第32节 炼丹与服食

——成年人关于长生不老的童话……早夭羡中年，中年羡暮凿，暮凿又贪生，服石（食）求不死。
朝吞太阳精，夕吸秋石髓，缴福反成灾，药误者多矣。……
——白居易《戒药诗》
成吉思汗想见丘处机。因为他听说丘处机有长生不老的法术。丘处机二话没说就去了。见面之后，丘神仙并没有带来长生之术，带来的却是卫生之术——止杀戳。成吉思汗大为不悦，你们中原不是流行炼丹吗？我请你来就是要你帮我炼丹的！丘神仙对此不置可否，终究还是没有为成吉思汗炼丹。
炼丹术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特殊方术，其目的是通过炼制某些自然矿石或金属，得到长生不老药“神丹”或人工金银等，因而又有“金丹术”、“炼金术”、“黄白术”之称。
炼丹术并不是古人追求长生不老的最初手段。中国古代盛行过多种长生不老术，服食（亦作“服石”）、行气、房中是其中最重要的三端。炼丹术就是在服食活动中发明出来的。
◎ 葛洪关于长生不老的“伪证”
人究竟能不能长生不老？对于肉体生命的试图超越，早在战国时期已经蔚然成风，始皇帝寻求不老药的荒诞经历成为这种风气的一个最极端的例子。而最终，他死在寻求不老药的路上，堪称一个绝妙的讽喻。然而，虔诚的方术家认为长生是可以的，在他们心中，活了八百年的彭祖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佐证，尽管谁也没见过那个姓彭的老老头。
西汉大学问家刘向说“有神仙”，嵇康说“神仙可信”，但是桓谭却说“无仙道，好奇者为之”。
有没有神仙，能不能长生不老的讨论一直延续了很多年，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延续时间最久的一次思想交锋。今天看来，一切都是明了的，但在古时，正方与反方的观点一直在伯仲之间。
东汉的名医葛洪，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炼丹师，便是相信人可以长生的，而且，为此建立了丰厚的理论基础。
《抱朴子·论仙》有云——
浅识之徒，拘俗守常，咸曰世间不见仙人，便云天下必无此事。夫目之所曾见，当何足言哉？天地之间，无外之大，其中殊奇，岂遽有限？诣老戴天，而无识其上；终身履地，而莫识其下。形骸己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志之所以然焉；寿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长短之能至焉，况乎神仙之远理，道德之幽玄。仗其短浅之耳目，以断微妙之有无，岂不悲哉？
你没见过仙人，就有足够的理由说仙人没有吗？寿命是你自己的，可是你能说出究竟自己能活多长吗？以你自己的短浅来判断微妙的有无，这不是很悲哀的事情吗？葛洪上来便先找个靶子来打击，借以表达自己的不凡见解——
夫存亡终始，诚是大体。……然变化万品，奇怪无方，物是事非，本钧末乖，未可一也。夫官始者必有终者多矣，混而齐之，非通理矣。谓夏必长，而荠麦枯焉。谓冬必凋，而竹柏茂焉。谓始必终，而天地无穷焉。谓生必死，而龟鹤长存焉。盛阳宜暑，而夏天未必无凉日也。极阴宜寒，而严冬未必无暂温也。百川东注，而有北流之活活。坤道至静，而或震动而崩弛。……万殊之类，不可以一断之。有生最灵，莫过乎人，贵性之物，宜必钧一，而其贤愚邪正，好丑惰短，清浊贞淫，缓急迟速，趋舍所尚，耳目所欲，其为不同，已有天壤之隔，冰炭之乖矣，何独怪仙者之异，不与凡人皆死乎。
葛洪以天地阴阳的变化，通过对“有始必有终，有生必有死”的观点的批驳，进一步说明了长生不老的可能性。可是，对他生活的时代，以及之前有过的无数求仙失败的例子，他是怎么看的呢？
他以刘向得淮南王《鸿宝枕中秘书》仍作金不成一事为例，解释说：“虽有其文，然皆秘其要文，必须口诀临文指解，然后可为耳。其所用药，复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便用也。刘向父德，治淮南至狱中所得此书，非为师授也。向本不解道术，偶偏见此书，便谓其意尽在纸上，是以作金不成耳。……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某法而铸作之者。……愚人乃不信黄丹及胡粉是化铅所作。”
这样看似无懈可击的论证，即便在当下，也可以说服一大批人，更何况是在当时呢。葛洪的“伪证”机敏绝巧，自然为他炼丹奠定了极好的理论基础。
◎ 丹药的卓异表现
葛洪在《抱朴子》卷十一记载了各种神仙上药之名：
仙药之上者丹砂，次者黄金，次则白银，次则诸芝，次则五玉，次则云母，次则明珠，次则雄黄，次则太乙禹余粮，次则石中黄子，次则石柱，次则石脑，次则石英，次则硫磺，次则石饴，次则曾青，次则松柏脂、茯苓、地黄、麦门冬、木巨胜、重楼、黄连、石章、楮实、象柴，一名纯卢是也。
整个一个矿物质大会！黄金与水银都是烧炼丹砂之物，而丹砂极热，服者常有燥渴烦剧及毒痈发背致死的情形。
当然，不是人人都有机会服用这些矿物质，服用者多为王公贵族。以唐朝为例，光是有史料记载的死于服食的皇帝，就有太宗、宪宗、武宗、穆宗、宣宗、敬宗，前后共六位。赵翼《二十二史劄记》中，这样评价几位皇帝：“太、宪、武、宣皆英主，何为甘以身殉之？实由贪生之心太甚，转以速其死耳。”
如果葛洪泉下有知，不知该作何想？
炼丹术作为追求长生不老的方术失败了。但是，炼丹家们取得的化学成就却在中国科技史上永放光彩。中国古代的汞化学、铅化学、砷化学、矾化学以及冶金技术，都由于炼丹家的创造而遥遥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也是在丹家的炼丹炉里诞生的；中国炼丹术经过阿拉伯传到欧洲之后，又成了近代化学的发轫。
如果葛洪泉下有知，不知又该作何想？

第五部分 医学第33节 中国古代的防疫

——灾变应对之道……子不能见其父，弟不能见其兄，妻不能见其夫，此其残忍刻薄之行，虽禽兽不忍而为……
——无名氏《避疫论》对隔离的批判
在传统史籍中，对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是，所用的名称有疫、疾疫、疠等，而一般统称为疫，合称疾疫。从现代疾病分类学看，这些疾疫包括瘟疫、瘴气、痢疾、流行性感冒、麻风病等，包含甚广。明代吴有性《瘟疫论》说：“疫者，以其延门合户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由此可知，在中国古代，凡是具有高传染性的疾病都被归为疫类。
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疾疫发生在周代。鲁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按照《公羊传》的
解释，此大灾即大疫。此后，关于疾疫的记载不断增多。据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从死亡人数看，程度最严重的一次是金朝开兴元年(1232年)，汴京大疫，50日间，“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金史·哀宗纪》)。可见，疾疫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力的确非同一般。
从中国古代疫灾发生的具体原因看，疫灾的发生往往与其他灾害相伴生。一般而言，大灾之后，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细菌和病毒便会大量繁殖，从而导致疫灾发生。如隋代大业八年(612年)，天下大旱，继而发生大疫，染疫者多死(《隋书·炀帝纪》)。宋朝庆历八年(1048年)，河北发生大水灾。次年三月，又继发疫灾(《宋史·仁宗纪》)。元代至顺二年(1331年)，衡州连岁大旱，接着发生疫疠之灾，“死者十九”(《元史·文宗纪》)。
以疾疫传染情况来看，大量增加的流动人口是疫灾发生的一个重要诱因。如《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1164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同时，还将疾疫传染给了江南民众，“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 古代防疫方法
大多数古人对于流行病认识，是很难从科学的角度作出判断的。他们往往把疫情的发生归结为由于不顺应天道而造成的天对人的惩罚。
先秦时期，传说帝颛顼有三子，生而亡去为鬼，其中一个居江水是为瘟鬼。为此，人们每于疾疫发生时，作法以驱除疫鬼。《周礼·夏官》中所提到的方相氏四狂夫即是专门的驱疫鬼者。此四人身披熊皮，头带面具，执戈扬盾，帅百隶逐室殴疫，此即后世傩戏的由来。除此以外，历代流行的设醮、纸船送瘟神等民俗，也都是驱疫鬼的具体形式，甚至连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也与驱疫鬼有关。
医学的发展让人们的这种观念渐渐淡薄下来。人们逐渐认识到疾疫发生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从而开始重视公共卫生事业。如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鉴于泉州城内水沟湮阏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兴工清理沟渠。又如吴芾于乾道二年(1166年)知隆兴府，当地“旧有豫章沟，比久湮塞，民病途潦。公曰：‘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亟命疏浚，民得爽垲以居。”(《朱文公文集》卷88《吴公神道碑》)
一旦出现疫情，对病人采取什么手段呢？许多典籍表明，是隔离。这很容易让人想起2003年全国的非典疫情，当时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就是“隔离”了。可见，这种让人颇不愉快的方法实属无奈——自古有之，而且，除此之外，再无更好的方法。关于隔离观察治疗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而到了南北朝时期，则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南朝齐会要·民政》)。
然而，隔离这一方法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甚至遭到极大的反对。
晋时就有记载说当朝臣家染上时疫，只要有三人以上被感染时，即使没有被染上的人，在百日之内也不得入宫。这种有效的隔离方法却被当时人讥讽为行为“不仁”。到了清代，江南文献中还有不少弘扬在时疫流行、人人自危时能坚持照看病人的记载。
这种观念根深蒂固，疫情出现以后，很少有人自觉地采取隔离措施。所以，尽管古人对防疫做了很多努力，其效果还是不明显。每次疫情死亡的人数并没有随着医学的进步而有所减少。
一旦出现疫死者，尸体作为主要传染源，该作何处理呢？据《周礼》所载，从先秦时期开始，就有了处理无主尸体的做法。此后，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尸体的做法。如南朝梁武帝时，郢城大疫，全城十余万口，“死者十七八”。朝廷遂命给死者赐棺器盛殓，以防止疾疫传染(《南史·梁武帝纪》)。这方面仍以宋朝处理得较好。在宋代，官方每于灾害过后招募僧人掩埋尸体，以度牒为奖励。如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带大疫，官府遂招募志愿者，凡掩埋尸体达200人者则给度牒一道作为奖励(《宋史·五行志》)。此外，从北宋末年开始，各地普遍设立漏泽园制度，以掩埋因贫困无以安葬的无主尸体。宋代以后，各地均效仿这一制度，普遍建立漏泽园，从而减少了由尸体繁殖传染病毒细菌的机会。
至于治疗疾疫的药物，除了专业医书所载的药方之外，散见于古代文集笔记之中的验方、偏方尚有不少，其中不少药方值得后人认真总结和继承。如苏轼在《与王敏仲书》中提到治疗瘴疫方为：“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者。”《宋史·外国·吐蕃》中提到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六谷吐蕃的铎督部族发生疾疫，宋廷提供的治疫药物为白龙脑、犀角、硫磺、安息香、白石英等76种。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的一则事例，所用治疫药物为柏叶，颇有神奇之效。《靖康纪闻》中记载的治疫药方为黑豆汤，其方为：“黑豆二钱(令炒香熟)、甘草二寸(炒黄色)，二味以水二煎一盏，时时服之自愈。”元人笔记《辍耕录》中记载：元朝初年时，元军发生疾疫，以大黄疗治，所活近万人，效果亦极显著。
◎ “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
古代政府对于灾变的防治颇让人欣慰。然而，这只是在几千年的防灾过程中零星闪烁着的几点光芒。许多“会办事”的大员对健康有效地防疫体系的建设起到了很不可思议的坏作用，譬如清代的李鸿章。
1896年5月李鸿章时来运转，作为清廷“钦差头等出使大臣”来到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
尼古拉二世素喜铺张排场，所以此时俄国各地都举行了各种大小集会，庆贺沙皇加冕。然而由于组织不周，在莫斯科的霍登广场举行的群众游艺会由于来人过多，混乱不堪，发生严重拥挤，造成近二千人死亡，史称“霍登惨案”。当时的俄国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在《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一书中说，李鸿章见到他后，仔细向他打听有关消息，并问维特，“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维特回答说皇上已经知道，这件事情的详情已经呈报皇上。哪知，李鸿章听后竟连连摇头对维特说：“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然后他又自问自答道：“您说，我干吗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
对此，维特这样写道：“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