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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自序

活着太久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告别而去的，究竟又怎么了？
曾经以为不可能被盼到的二零零零年，竟已被如沙的时光悄悄地隐埋；回头看时，了无痕迹。
那么，我们有没有长进一些聪明才智，与人生的顿悟呢？
真的不知道——也许这样比较好。
歌是语言绽放出的花朵；但这样的花朵，即使再娇艳，也并不能保证她不凋零，归根而去。
所以，答案可能在那颗小小的种子里。
但这个时代的小朋友们太快乐了，不可能体认到真正的快乐其实来自受过苦的心灵。
就像，这宇宙里最珍贵的东西，不但是钱买不到，也甚至是摸不到或看不到的，一样。
昨日已逝。这里有我上个世纪写的一些遗稿，看看倒也仍像些文字。对于说罗大佑在吃老本的人而言，我必须给他们更多的把柄来捉，否则大家什么也捉不着。包括自己在内，大家自忙半个世纪。
没有了存在，就不能接轨。父亲在九八年二月过世的那段日子前后，我总算体会到了什么叫生死。这个接轨，是在一些死亡的状况以后完成的。相信父亲在天之灵不会介意我不打算有小孩子的不孝行为。
在二十一世纪初的北京长安大街上的饭店内写这样的一篇序文，不但是一种缘份，也可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对在大陆靠行文为生的朋友们先说声抱歉，我真的不是要来捞过界抢饭碗的；二十年来如果靠的是写文章过日子，罗大佑早就饿死在资本主义大都会的某个阴暗的角落里了。日子要过，饭得吃，戏得上演，歌得唱。还有些可以的旋律在后头，但要把手头上的账款先清一清，吃饭毕竟不能做为人生的终极目标。
序幕再度拉开，乐队兄弟们已准备出场。二十年来歌手生涯，最怕的本来就是开演唱会，但心一横倒突然想到，咦，一个死去过的灵魂难道还怕鬼吗？何况台下坐着的还是一堆活生生的冲着你来的支持者呢！
好吧，弟兄们，上喽！一个民族的生命得延续，大家得过得理直气壮。吉他弦已调正，干吧！
谨将此言献给过世的父亲。
我们，没白活。
罗大佑
2002年2月26日于北京

第一部分昨日遗书

看到的每一个人，都令我生厌。
在一场电影散场后回来的途中，在那个蛇店的门口处看到了那只笼内的猴子，显然它和人是完全不同的。我于是将它买了下来；应该，和动物的相处会好过我和其他人类的关系

，我想。
将它运回来后，第一件事就直接进入了浴室，打开笼门。我准备为它全身上下洗个彻底的澡。但它竟向我的身体攀附上来。利爪的猴子，我将它推开。它再度抓上我的身体爬上来，这次用力得多。慌乱中，我以双手奋力排斥它的纠缠，于是用嘴竟咬住了我的左手；用力挣开，嘶！左手中指划出了一道血沟，静脉内的血液喷洒在浴室内白色的磁砖上。
原来它嘴内两边各长了一颗巨大的獠牙。这是一只你终于发现站立起来到人的大腿半处的泰国猴。圈在笼内两年从来没有出来过，而我竟想帮它洗澡。白色的磁砖浴室内的冷肃，猴子的动物本色对它自己生命质疑该所产生的原始野性。浴室内顿时展开一场心惊肉跳的人猴大战：拳头、踢脚、猴爪与獠牙的来去在那沾满血液的白色磁砖上翻腾着。那是种原始森林内生死拼斗般的恐惧，彼此。
终于用了那个铁笼子将它困在一角，正好笼门对着它，动弹不得后，终于它才慢慢的爬入了它所熟悉的那个笼子内。
坐在沙凳上喘息时，心还在胸口内猛烈的跳撞着。是了，大概没错，并非所有的人让我生厌，而是，我愿当就是那个使自己生厌或是使所有的人生厌的那个人。这只猴子刚刚就如此的证明了给我看。
恍然大悟。是我该走的时候了。
我感到空气中有一股暗示的感觉，凝重、稳定，而且慢慢袭来。
下午从滚石出来的时候，尾随所有的人出门，突然我下意识地摸摸全身口袋，转身开了办公室的门再进去瞧瞧。“我有没有带什么东西来？”没有。我有没有带什么东西来？“没有。”多么强烈的暗示：我要离去了吗？
晚上从香颂的门口出去的时候，忽然又伸手掏钱。“老板，我的账付了没有？”“XX已经帮你付了。”我的账付了没有？清了没有？多么强烈的暗示：我要离去了吗？
我有没有带什么东西来？我的账付了没有？多怕什么东西带来的不能确定，多怕什么东西欠下的还没还清；好像离去的时候所有的价值的清算似的。好像要确实自己所有的成绩、或是施受、或是认定、或是一些什么说不上来的感觉。我倒不禁要笑了。像是要想到，假如在我离去以后，谁在某个夜晚想到我这个曾经存在的人时，可能或不可能掉下的眼泪一样。
仿佛整个人变成一个快要中空的物体，四周一块一块的黑影已向我靠近，一个个找到它们的定位，像拼图游戏般，在我浑身上下四周凝成整圈的、浑圆的球体。几乎全快暗下来了。我只等待最后的一块拼图的带着黑影镶上来，那就全暗了，那我就成为如同一个皮球不带橡皮的内部，浑圆、黑暗、无实质，但具体。我只看到一道光线昏昏暗地指向我，进来；我只等待最后的拼图徐徐镶到上边时，惟一的完整。
什么是对错呢？什么是黑白呢？什么是方向，什么是真理呢？我只能更靠近，而无法与任何东西真正贴在一起；但当我更靠近时，我似乎离它又越远；我想做得更好的时候，却发现原来那是最差的；我想逃避的时候，发现这个想法似乎是最接近的。我开始想到妈妈，那个生下我的人；虽然是个事实，却难以想像我曾经蜷缩在她温暖的子宫内如此温暖的确实地膨胀地成长。虽然难以想象，却更想妈妈，更想回到她的体内，享受她的青春的喜悦，以及那股黑暗的，蜷曲的无知的，温暖。
这个世界是不会错的，因为它存在，而且早已存在了。我曾想用面对面的方式，给它感受一点点热力与温暖；它用冰冷的温度，冷却了我火热的心跳。我没有办法明白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假，就像一个朋友说的，和尚，其实是一个最大的野心家。在身旁来去的身影中间，我仿佛永远存在他们夹缝的边缘。我的笑脸后，有一线创痛，而泪眼后似乎隐藏了一丝笑意。当祖父死去的时候，我想我曾经为他庆幸他的解脱，而当我为一个朋友的某一件事高兴了以后，却又先为他想到了一个字：“唉！”我曾经那么痛苦的尝遍欺骗的滋味，却也不得不接受那是一个不灭的定律。那么，亲爱的，告诉我，什么是真理？有时候我感觉每一件事物都是那么清楚时，就开始慢慢掉入这种清晰后面的困惑里，而这种困惑本身，却又是那么清楚，清楚得使我照向镜子时，那块镜子变成了一片玻璃，那一边的我，那样的，向我同情地凝视，比我更知道自己，只是我摸不到他而已。摸摸自己的身体，彷佛周身只包了一层假想的皮。
早上醒来的时候，身边静得可怕。铝门窗外的车子来去的声音，非常遥远。沉寂得可怕，稳重得可怕。但我好像意识到一个轰隆疯狂的地震马上就要突然来到，摇动整座大楼，晃动每一扇窗户，捏碎每一片玻璃，荡倒每一个站立的物体，倾裂每一面完整的墙，带来整批震裂人肺腑的可怖的隆隆的巨响，然后将我从七楼的房间隆着稿纸、碎壁、床单、钢琴、水管、沙发、磁砖、蟑螂、闹钟、唱片、天花板、电话、生力面、黑松汽水、抽水马桶、浴缸、铜板、电梯一起重重的摔到地面上，紧接着用八楼以上的所有建筑的残骸砸烂我的身体。后来时钟上秒针的声音逐渐唤回我的记忆的勇气；还好电话铃声响起时我已经挣脱起来拉开窗帘了。
每一个人说的话我都要花很大的努力使他们觉得我对他们还感兴趣。我的每一个动作我都会考虑它是否得体，是否多余。自己说的每一句话的语气非常肯定，但自己对它们带了一些怀疑。看着每一张面孔，我都知道他们真正的自我实在是善良的。说实在，谁又愿意如此虚伪的、衣冠楚楚的，装作很关心别人的样子和别人沟通呢？他们的午餐，不是实实在在的吃到了自己的嘴里，而且喂饱了自己的肚子吗？看着婴儿室里的婴儿，我只想到他们的母亲将来会不会喂她们自己的奶。
我想到那些用自己的笑容来当作手段的人；开始时你会认为这样的人实在太友善了。慢慢的你发现他的笑容与关怀太多了一点，直到最后终于看到了那张笑容后面真正的脸，还有那双手，因为太想操纵别人长年累积起来的茧。我想到那些一遍又一遍的谎言，真无法了解后面那具欺骗的灵魂如何去面对一个平静的夜晚的梦靥。我不是没有说过谎，但我没有办法了解如何说谎使自己心安理得。还有那些裹着象征圣洁的白色制服的心，如何去榨取另一些早已喘息不已、残缺不全，赤裸而毫无防御能力的心。我仿佛看到一幕残酷无比的厮杀，是用着握手寒喧、笑容满面互相聊天的方式进行。夹处在这种厮杀的行列里，我的手中被绑上一只双面开口的刀，在此起彼落的杀声中困惑着敌人的方向。
这怎么可能呢？我慢慢发现，虽然他们告诉我敌人在那一边，可是我太明白敌人真正是存在这边的，因为身旁所有的刀上的手，我可以感觉得出来，都隐藏了一点犹豫、一点怀疑、一股焦虑、一股危机。我清楚得感受到每一个人心中都比我更不确定，但他们做出比我要坚定的表情，喊出令我惊讶的、强烈的厮杀声。但我知道近处已经有血腥发生了；冥然中有一股力量能使一些甚至比大多数人清醒的、更有力气的人挥刀斫砍。我知道有血痕数道、有血柱喷洒，有人张皇乱窜，有人死命掩住伤者怖惧尖叫的嘴。而操刀的人早已因各种理由不见了，没有人看到任何操刀的人。有人暗示周遭不要声张。于是看来又一片井然有序。我知道每个人都像我一样，警觉着四周的刀口甚过于他们对敌人的注意。握紧手中绑上的、双面开刃的刀，我知道，没有一个方向我可以下手。
将埋在双手中的脸孔抬起来，我发现浑身上下失去了力气，失去了知觉。电话中传来外祖母进入弥留状态的消息时，我几乎笑了出来。多么安适的离去方式，多么潇洒、轻松的人世。早在二十年前，我就知道即使她在骂人时，那是她正原谅你了。即使在数月前的极度神经质状态，我也知道她有一个再清醒不过的灵魂，有一颗永远如此坚定跳动的心。我不相信她这一辈子曾经真正困惑过。的确，她是我永远必须去学习，永远可以告诉我人生的智慧的，永远的外祖母。现在我坐在这里。整个身体忽然觉得轻了起来，像恰好飘浮在椅子上的汽球。空气凝聚在我的四周，它们不重，也不轻。我觉得我像一条势均力敌的拔河比赛上的绳子。原来因为双方强烈的拉扯而过身抽痛，后来因为拉锯的来去次数太多而迷惑不已，直到双方的力量被证明真正相当时，我的感觉一下收缩到整条绳子上绑着红旗的那一点：因为双方的援军不断地加入双方的尾巴。所以当没有任何一方会输的时候，绑上旗子的我必须输，必须终于断裂。我想到那些满面笑容的人，我必须转身；虽然我知道他们也绝不会赢，但难道看到一张终于不能发笑的脸就是我原来要的吗？而为什么竟会有人为了一点点面子的问题就真的否认真心是存在的？而当我没有勇气去面对所有的谎言时，我的感情不也是不够坚定吗？但，什么是坚定的呢？是不是将我那有如风筝般飘来飘去的情感靠一条线掌握在掌上的另一只手？
昨夜我梦到一具美丽的身躯裸陈在平交道铁路上，众人观望，没有人想采取任何行动，连讯号管理员听到火车的声音远远驶近时都不记得将栅栏放下来，他只是双手叉腰观望，如众人般带点好奇、带点惊讶、带点茫然。而我并不觉得挽救她对所有的人会有什么帮助，我只想飞奔冲向那列迎面驰来的火车头，让那撞击的音响来转移所有人的注意而已。
我想到，我算什么样的人呢？到底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地方安置我？假如我是个歌手，假如我是个医者。我知道都会有人不满，而且不安，他们可不愿意见到这么个奇特的人，别说听到他的声音了！老杨向我说过一个他想到的剧本：“有一个人，全身穿黑衣，戴墨镜。出现在许多的媒体上，做过很多奇怪的事，带来很多奇怪的感觉。后来人们终于发现，原来那是一些人扮演的形体，而根本没有这个人的存在。”我想我就是那个多余的人。父亲一向非常担心我走音乐的路。多年前，在傍晚的电视前，他一边看着银幕上的新闻，一边自言自语似的向我说：“这个世界上最多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最多的，就是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想到，多年后他儿子会想到自己的多余。我夹处在两种职业的选择之间，在东与西的矛盾之间，夹处在政治势力的对立间，夹处在爱情的绝对谎言与真心之间，夹处在熟识与陌生的人们的眼光之间，夹处在人性的虚假与现世的真实之间，夹处在不满的呐喊与茫然的沉寂之间，夹处在黑衣与白衣之间，一如黑夜与白昼之间。我想到了我该像是黄昏，至少必须带点美感。我想到那个陨落的孩子，世界不能容纳他的来到，他的父母大年轻，无法给他一个该有的家。但，他依然是在那边的，假如你可以感觉得到的话。他在的，偶尔哭泣，但没有哀痛；偶尔笑笑，但没有快乐。它可不需要任何怜悯，它也从来没有亏欠过人世什么。他只在风中静观，在风中游戏，在风中哭泣，随着风来，随着风去。世间，所有的所谓不平，也不过如此。我开始想到我写过的一首歌。真的，即使在炎夏的密闭的大楼中这样的一个宁静的午夜，我的内心还是苍凉寒冷的。我感觉不到一丝暖意，开始想像人们之间打招呼时的脸庞……
我的确是恰好飘浮在沙发椅上的气球，没有任何重量。四周不轻不重的空气，又像拔河比赛那均衡的一刻所带来的，撕裂似的抽痛后，均衡的惟一暖意。慢慢的，好像我找到了一点终于确定或是值得的，开始有一个肯定的去法。四周的厮杀声隆隆响起，变成一片暗灰红色的蝉鸣，凉凉；我手上仍绑着那把双面开刃的刀，我于是确定它惟一的指向，耳中终于响起那些儿童合唱的歌声，鼓声苍茫而有力。这个客家人的儿子，你带来了什么？欠的你还清了吗？你不会说家乡话，只有你母亲永远抚平你不知所措的情绪。
但，亲爱的母亲，告诉我，这是，什么，道理。

第一部分美丽的宝岛

美丽的宝岛
人间的天堂
四季如春呀
冬暖夏凉
胜地呀好风光
阿里山，日月潭
花呀花莲港
椰子树，高苍苍
凤梨黄呀香蕉香
啊，美丽的宝岛
人间的天堂
四季如春呀
冬暖夏凉
观光的好地方

第一部分家（三）

我反复看看四壁。太熟悉了。熟悉到以前有一段时间内我几乎是讨厌起它来了。那期间——如果我还是坐在这里的话——我几乎会感到母亲的声音就要从门的那一边传过来，叫我去吃饭。我恨透了那些用吃饭、洗澡、功课与睡觉之类的东西规划出来的日子，它们像是另几道墙，比这四面的墙还冷峻得多，把我的自由分割成好几块；而我那时候也早已体会到了，当自由被分割的时候，就像一只鸡被切成几大块，你叫它鸡肉，它已经不是鸡了。
记得有一种最亲切而爽快的回忆，那是在吃完晚饭以后，大人们正开始忙着那些饭后整理、洗澡与松懈的三不管时间里，我一个人偷偷摸摸从门口摸出去的感觉。门外是另一个世界，即使门外的屋檐一样熟悉。夜晚会带来另一种心情：冷静，黑暗，悠闲与清凉。尤其是跑出家门三十余公尺左右，到了街角时，迎面吹来的风会告诉我，确定今晚的潜出是成功的。所有的墙已经被它们自己的同类封死，所有的时间在我意志的安排之内，所有的呼唤在我耳朵的听觉之外——听着，是我没听到，不是我不听。因此，事后任何的臭骂，我仍然可以理直气壮。而你也知道，即使手上只套了几条橡皮筋，我已经把一个早夜的整条街全栓在手里了。出去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出来了。
在雨后的下午，有时我会在凝着雾气的玻璃窗上，用手指写下这个女孩子的名字。这永远会是个秘密。这扇玻璃窗会替我凝住这个最深、而且最透明的情绪。我后来才知道自己有多依赖这扇窗子。父亲在这窗子上装冷气施工的时候，我把功课移到沙发上去作。我愤怒地折断了一枝墨水不顺的圆珠笔，撕毁了一本错字连篇的笔记簿，而且用火柴在桌角上烧了一个永远移不去的焦痕。从此冷气装上了，炎热的下午变得凉多了，蚊虫也不会再飞进屋子干扰我的情绪，但这扇窗子永远再也打不开了。
窗外楼下的屋顶瓦片上，有许多橡皮筋，是我在那么无聊发楞的下午一圈圈打出去的，我记得几乎已经快可以打到马路上了。这扇窗子以后只成了一道透明的墙，后来就不可能有那种想抚摸天空的感觉。而且，我讨厌下雨时雨滴打在冷气机上那种硬梆梆而沉闷的声音。
但至少我仍然可以在玻璃窗上写下那个女孩子的名字。她的名字会在天空的背景下，显得特别清晰，透亮；遥远，但可及。这永远会是个秘密。
有一阵子，用空气枪打麻雀变成了我们家这一带最先进的行为。隔壁住了一位神枪手大哥，他借来一枝空气枪，继续着他在这一带孩子们中的领导地位。空气枪沉着而威严，黑亮而冷酷。你很难在那么多兄弟之间能有机会抢到那枝枪试试，尤其我的年纪是如此轻的辈份。很难忘记当初那种热切但必须仅表现出稍有兴趣的冷漠的围观心情。但机会终于来了。
是那位大哥在装子弹后误触扳机，伤了一个我一向不知道名字的整天垂着鼻涕的黑皮肤的另一条街过来的黑鬼的那次。子弹并没穿透他的皮肤，我第一个观察到的；但那种痛楚可想而知。那个黑鬼倒地抱腿呼天叫娘。现场一片大乱，咸认大难临头。是在那枝枪被所有人拒绝承认与它的牵连关系，被抛弃在地上而大家全去抢救那个流鼻涕歇斯底里痛哭的黑鬼时，我终于握到了那把枪。真的没有人注意到我。很容易潜伏在一个没有同伴的地方，而且很容易在电线杆上找到那只麻雀。
我知道我对麻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有时在它们边叫着边飞过去时，我完全不在乎它们的存在；有时候会去注意一下它们在电线杆上的表情；有时候我慢慢观察它们在地下蹦跳着啄食的警觉神情；但我想最令我不满的一点，是它们有翅膀，随时可以飞走。
我开始举枪瞄准，枪身果然沉重，但稳定。木制托柄靠紧下巴，温和而有力。整个世界凝结在两点瞄准器与偶而晃动着脑袋的麻雀形成的探索的直线上。摒住了呼吸，心脏在猛烈地撞击着胸口。手指逐渐在扳机上用力，有点儿汗水。我知道我只有一次机会。扣。
那只麻雀真的就这样直楞楞的掉到地面上。
我从来就不是那种幸运的或准确的人。功课平常，顽皮，没有什么特长。有什么奖抽的话，永远是“铭谢惠顾”。赛跑时很容易看出我在一群同辈中中等的发展程度与定位。除了在游艺会内扮演过一群强盗内的小喽罗外，从没有任何出风头或显示自己特殊的纪录。但这次，我的生平第一枪就打下了一只麻雀。
我赶到时，它的翅膀正停止了扑动，腹部渗出一丝血迹。我跪在地上凝视着它，无法相信这个奇迹似的命中。它的眼睛己经闭上了，爪子略微缩起。翅膀早已停止不动了，但扑动后凌乱的羽毛正缓缓的，结论似的，轻轻的翕拢在一起。
女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我身旁。她也不再凝视着那只麻雀的尸体。我相信她完全没有分享到我的兴奋、无措与壮举后的莫名，因为她看也不看我一眼，隔一下就走了。从此我发现她再也没有正面瞧我一眼。后来听说她家搬走了，搬到遥远的新店。
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她后来对我有那样害羞的笑容了，我也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要用那把枪去枪杀麻雀。
也许我们没有翅膀。我们不能飞。
《相片》这张全家福照片，发黄了。二十多年只会使一张纸变得黄一点，但足够让你惊讶了。
其实我们全家每一个人还跟相片里的神情一样，没有变。只是后来哥哥成了一个医生，去了美国；而姊姊也变成了一个药剂师，去了美国；我后来变成了一个——我不知道怎么说；但现在一个人在台湾的这个家看着这张照片。发呆。哥哥小时候就留着照片里那种和我一样的马桶盖似的头发。他的成绩自小一向优秀，他到英国去拿了博士学位，后来转到美国去做内科医生。在我刚开始成长的初中阶段，我常和他吵架，或打架，当然是我输。后来我上大学后他一直很关心我的医学课程，常为我的不用功而发脾气。他的脾气真的不太好，当他和任何人发脾气时，他通常是差不多已经准备要让步了，所以他非发那个脾气不可。我还记得他小学毕业旅行回来时，替我带回来一把佩有腰带及子弹的手枪。又有一次，家里没有办法送便当来学校，他拿了一张五元钞票来给我，说是妈要我去买面包吃。他的表情有时候总会那么不自然一下，好像他也有点搞不清楚他和我之间的关系本应有的态度，是要和我再更亲热点？或是用更自然的方式来递给我一些什么东西？他甚至有点别扭。但这是我们家的通病，我们全家都不太善于向彼此表达感情。连电视里那种情溢于辞的“谢谢您！爸爸！”或是小男孩飞奔搂向妈妈并哭喊“妈！”的画面有时都会令我全身觉得不自在。
照片里爸一只手抓着姊姊的手臂。爸一向比较疼姊姊。她是家里的公主。当然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任何分配不均的不平等待遇，但爸是比较疼姊姊的，那是一种感觉，我说不上来，但存在的。姊是我们家最健康活泼的，她在学业、身体、脾气、做人各方面，显然是孩子里面最均衡的。家里如果有她在时，总是显得比较活泼而有朝气。她嫁给了同校的同学，医生，两个人现在都在美国。姊大我一岁半，和我比较能聊；后来在我事业及情感出问题时，她是我最重要的精神支持者。姊在家里和每一个人的沟通都最好，任何两个人中间出了什么问题，她一定是协调者。有一次父母吵架，看情形很难收拾。但她只一哭，爸妈就马上停止争议，马上去安抚她。如果要问我的话，其实，女生，还不错？
爸妈，他们只是生我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到现在我还无法描述他们，我只能说我无法在这世界上找出更令我感谢的人。
爸妈都已逐渐老了。
家。
五、六年前哥姊相继踏出家门以后，他们几乎再也没有回来过。我仿佛看到哥出门时的背影，他那时身材就有点微微发胖，略吃力地将行李放在汽车的后厢。
他脸上还是挂着那不大自然的笑容，尤其有那么多人来送他。
妈哭了，但她可不是那种哀伤的哭法。
我绝少看到妈掉眼泪，她确实是全家族里面最强的人。在爸妈有一段不合的时间里，她用双手包容了所有的酸楚与困难。我知道她心里有一种像海一样的东西，使所有的情感汇集在那里，然后她用她身体的热度将它们蒸发，没有人需要看得见。天下大概没有什么事情是她那弱小的身躯扛不下来的。
她哭得显然也不很自然，你知道她也不是擅于表达自己的情感的；但我觉得她的哭法就应该是那样，我想我的母亲只有一种流眼泪的方式。她让你知道她是坚强的，而且恰如其份。
我后来才知道，所有真正坚强的人，都是比较吃亏的；你必须花那么大的功夫，才能学到她那么一点。我说她的眼泪恰如其份，但也足以暗示我，这个家已经在稀释中，也许它已经在变成另一种东西了。当有人的背影消失在门外后，那道门似乎就永远将它隔离了。住在里面的人仍然按时在清晨将这门打开，在晚上把它关上。仍然有人守住这扇门，使它的内部多少保持完整，使它维持住最起码的，家的感觉。
《家》我看到晕黄的光亮，桌上的灯柔和地轻抚着每一件看得到的家俱。一套轻型的沙发上，坐垫不经意地摆着。木条的地板掉了一些深褐色的漆，闻来有一股经过例行清洁的淡淡木头味。每一道棱角依然整齐；茶杯覆盖在那儿，像在等人随时取用。墙还挺挺地拥抱住整个内部的温暖。床静悄悄的卧在那里，所有的椅子规规矩矩地并坐或对坐箸，窗子半阖了眼帘。门，仍然坚定地挡在那边。
这里的确发生过一些事情。
许多年前有一对年轻男女，相爱而结婚，他们开始慢慢经营出一点空间，属于他们自己的空间。他们开始抚养他们自己的儿女，小心整理每一道射入室内的光线，使它们在四壁间反射出一种熟悉的，带有情感的光泽。后来屋内的情绪变化开始频繁，有时炙热，有时清冷。门，就这么开开关关个不停。整个内部变得一片生命的流动体，即使没有人在内时亦然。家具都知道的。后来有人终于陆续留下了背影在门口消失，而且不再回头。它开始慢慢维持住起码的余温，保持尚称得上柔和的昏暗光泽。那一对男女终于变老了，但他们仍捧得住那余温，抚得出那光泽，即使外人根本感觉不出来。
这里的确发生过一些事情，但也只有那昏暗而柔和的光所照着的全家福相片能证明它曾经那么确确实实发生过。你可以在空气中略略闻到一股淡淡的气息，优雅而庄重。这是人类的故事的轨迹，这是我的家。

第一部分成长印记

记录一下这样的事，可能也挺有趣的。
祖父《八十年回忆》内记载，因族谱失散，故仅知他的祖父万史公约两百多年前迁居到台湾时，是在苗栗海岸登陆，而定居于关西。历时一百多年，再迁往桃园新屋乡之埔顶。
万史公两百年前是由广东梅县迁往台湾的。
我和父亲是客家人。父亲与籍贯台南县的母亲结婚。母亲的祖籍却是福建泉州人，详情待考。
我在台北出生。五岁时住过宜兰约两年。宜兰市乡土民情特别淳朴，我童年的田园印象镜头几乎全来自此地。
后迁回台北读小学。初二下，即十三岁时迁往高雄念完初中及高中。
大学考上的医学院在台中，求学及实习过程中，一直从事音乐工作。一九八零年大学毕业后一直住台北--一直到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三日移民往美国纽约。
移民就当然是大件事了——“革命事业一切从头做起”，将人生的观念、价值与做事的目标与态度，做了一个极大的修政——接受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为时未晚。据说客家人其实是血统极纯的中原人，于五胡乱华时集体南迁居住，梅县是其中重要聚会点。
上次在柴湾坟场看那许多墓碑上的记载：江西的、广东的、河南的、黑龙江、海南岛。整个故事是个老阿灿、阿灿的子孙的故事。
三十年够不够呢？
使我的记忆回到最小最小的时候，刚刚开始能将这个世界的镜头转成照片，收入那个灵魂的资料室内时。
有张照片是暗淡的，是模糊中圣诞卡上黏上去的金银的亮片：闪闪。闪闪。闪闪。耶稣基督诞生了。好遥远遥远。他是谁？和我有什么关系？不如那些碎的亮片反射出来的光那么清楚。闪闪。闪闪。闪闪。有张照片是罗莉斯。她比我小两岁。这只狗后来活到十八岁才死去。她是我童年时的狗，不可取代的家庭的一分子。
卡其布的制服。我上学了。第一天是在教室里面从头哭到尾，因为妈妈不见了。我想我大概是真的哭得很伤心，因为他们后来好像不敢再让我进去受罪。不过后来我也慢慢习惯了，因为我开始揍那个坐在我后面的流鼻涕的家伙。
卡其布的制服叠在衣框下方的抽屉内。和另一套换洗轮流穿。
全家福的照片，挂在墙上。这张是真的。拍照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这是件大事，所以大家都比较严肃，没有笑，但是都看看镜头。爸爸、妈妈、哥哥、姐姐。
有对蜻蜓的翅膀在字典里。翅膀的主人早已不在。留下了他的希望，他的翅膀，在那本学生的字典内。妈妈叫我吃饭的声音。这张照片最真实。她身躯娇小，但她的脸后来变成比电影银幕还大，模糊。模糊到我忘了，她是我年幼的阳光。
志气
小时候在学校写作文《我的志愿》。
这个题目在学校里反反复复大概也写了有几百次了。立志做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起先我想玩音乐。
后来因为家里是医院，全是干医的，而且，父亲对我说：“如果你干医生，你还可以一方面搅音乐；但如果你干音乐这一行，是不可能一边做医生的。”
这话也对：其实医学这一行我是有兴趣的。
人的身体是你的行业的“营业对象”，这还不有趣吗？如果不是人的身体的话，人的心理或是精神状态如何？心理医师或精神科医师——这不是更有趣吗？
后来两条路一起走，走了几年，高下终于分出来了。不但和你的能力有关，可能和你的个性与习惯都很有关系。你做的最好的，往往是和你的个性有关系的。
我是习惯晚睡的人，朋友说我的眼睛要在夜晚十一点半以后才会发光的。于是发现两个行业做事的方法以及纪律差别愈来愈大——后来“不务正业”的那个行业：音乐，终于赢了。其实人的性向是要蛮久的发育生长才能逐渐越来越清楚的。难怪《我的志愿》作文内的行业，我很少有写一样的：科学家、慈善家、消防员、老师、作家、军人、歌星、医生、探险家等，都写过。
就是现在的作曲家没写过。
想想，大概自己实在并非是个有志气的人。
父亲念的医学书，全是日文。小时候看着书架上那些拼起来比人还高的林林总总的医学书籍，头被吓大——都是切割过的人体：手、脚、眼睛、心脏、头骨。日本占据台湾达五十年之久。父亲出世时，日本人已殖民了二十多年了。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便将台湾割给日本，二次大战赢了才收回。
我念的医学书，全是英文！偶尔杂点词释的中文。医学是非常麻烦的，光是二年级的实体解剖的过程，已是个很大的考验了。
尸体放在金属的巨箱内，表面浸满福尔马林防腐。福尔马林的味道非常呛鼻，四、五个钟头聚精会神的操刀在尸体上切切割割，加上那个味道，你还真得挺得住。
当然是从体表往内割。先从手臂切开皮肤，向下找到最浅的几条头静脉、贵要静脉等。别以为好找，人死了血液不流，皮外根本看不出活人那些血脉。好不容易找到了——小心翼翼的延着它向内侧探索。天天往内：翻切开每条肌肉、找到动脉、神经、韧带、骨头。向内，再到胸腹：胸骨、纵隔膜、肺、心膜、胃肠……
一具尸体要整整搞三、四个月。解剖完祭拜后，以沸水煮烂附着的肉及软组织——骨头尚可用来继续教学。从父亲的日文到我的英文，医学教育一直就是这样。人死了将自己的身体捐出，宏扬医学。我们尊敬这个教育。
入世
因为我的所学，使我有了一个介于家庭学校和社会之间的环境——医院。
医学院要念七年：第六年见习，第七年实习。
七年级的实习医生生涯，是这个人入世的开始。
实习医生的地位，大概是全医院最低的。你在所有人来医院前开始工作：抽血送化验、早晨会议报告入院新病人、点滴打针。搜集如X光、实验室、别科会诊的报告资料。忙完又马上入开刀房帮忙开刀，如果碰到个全胃切除手术的胃癌病人，这一拉钩(开腹)站下去很容易是超过七、八个钟头的。回到病房你得再查下是否你有新病人入院；整理新病案，陪总医师或主治医师探查每个病人记录病情。值班？经常是两、三天就一班。那就是说四、五十个病人从今天下班到明天上午上班前，有任何事情医生都会要找你。所有需要打针的人，所有外伤的换药、或是开完刀排不出尿的病人的倒尿，或是这段期间内所有新入院病人的病案探询及记录。
你绝没有好觉可以睡的。
然后因为你是最小的医生，每个医生都可以用知识来修理你——人命关天，你敢不服？
内外小儿妇产耳鼻喉眼皮肤所有的科你都不太懂，但全都要学。
最后，经过病房时，你听到一个母亲在哄她的啼哭的小孩：“再哭我叫实习医生来给你打针。”
你变成了人类拿来恐吓不乖的小孩的魔鬼了。
她做的那项工作，是没有人能取代的。
没有人。
母亲今年(1989年；编者注)脑内动脉瘤破裂中风的事，对我性格上的改变很大。
原来潜意识里一直有一种依赖感：反正世界上有一个人，不给你怎么和她吵得不愉快，不论你怎么去忽略她的存在，不论她自己有多少心事而你可以不管，不论你跑得再远，离家再久——她会原谅你，而且她对你的关怀永远可以保持那一样的温度。
反正你根本不在乎。事实上，你吃定了她。
即使她那样臭骂你，那也是因为她已经原谅你了——你知道她的双手，是随时要帮助你，或是在你不知道的时候用她的心来拥抱你的。但她今年在纽约开刀的事完全改变了我的想法。她神智不清，甚至胡言乱语；她大小便都失禁，每夜我和姊姊要替她换好几次尿布；她完全不能走路，要两个人才能扶得动。开完刀在加护病房内，她的脸浮肿瘀血得完全认不出人来，头脸上插了七、八条管子。她完全不省人事。
我领略到：她不是永远会在那儿。这是我的母亲。我欠她的，多到我的理解能力以外。我不对她好，我要对谁好？她现在康复了，神接受了我的祈祷：我们是幸运的。我要她知道我是爱她，而且关心她的——在我们都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只想公平一点。

第二部分音符旅程(1)

距写此文时年长了十四岁，但对音乐的看法依然没有改变。——作者注
我记得非常清楚，小时候夏天下午睡午觉时，阳光透过木窗洒在似睡非睡的榻榻米上的我的身旁，外祖母躺在另一端。她也许睡着了，但她手里的纸扇则永远是轻轻、悄悄的、

慢慢的摇晃着；外头传来的树上蝉的叫声有时单一孤只，有时又逐渐回旋成整个外头世界的嘈杂。但不论阳光、纸扇、蝉鸣以及电风扇在那样的下午做出什么样的表示，最有劲的还是祖母小型收音机内歌仔戏持续的唱腔。我实在也不懂那个女人在那么小的收音机内到底唱些什么，但她似乎很不开心，但声音永远是那么宏亮，像是她有说不完的话或是表达不完的情绪，要告诉所有的人。记忆中好像永远是那个女的，要么就是我没有能力分辨她们的声音之间的不同，要么就是她们实在唱得太像了。唱腔虽然悲哀，但有一种永久绵延不尽的生命力；这样的声音似乎已经变成外祖母脸上表情内的某些皱纹，刻划成很深的一道道的记忆。有时候，即使外祖母回台南去不在家的时候，偶尔你还是会听见隔壁的收音机内传来那种一模一样的声音。那个女人的声音到处都可以听得到：她也像个童年的身影般，永远在不知不觉中跟随着我。那个声音我并不喜欢，也不讨厌，反正有没有它我都无所谓，而且它也不会对任何事情造成妨碍；何况外祖母是个很怕打扰别人的人，她总是把音量开到恰好的小声，恰好到只有在沉寂的午睡的那一段时间，那个女人的声音才变得清晰可闻。我永远不晓得外婆在听这样的声音时，她内心的感受是怎样的。快乐？悲哀？一定都不是。你从她偶尔叫你去买包“新乐园”的语气或在母亲的说话中插句嘴时，都可以知道她的心情完全不受那个收音机内女人的声音的干扰的。但是她可需要那个声音。她那么准时的收听那个声音就像她睡觉需要那个硬梆梆的枕头一样，什么东西都无法替代它们。外祖母手上带着一个细环状的金戒指，手腕上则有一个绿色的玉镯。她总是清晨一大早起来梳理她的头发，然后盘成一个髻。每天。她过世已经五年了。我们叫她阿嬷。这是一般人的叫法。很奇怪，她很怕打扰人，对陌生人格外客气，像欠了人家什么似的。她即使发脾气时声音也不可能太大声，虽然唠唠叨叨的。她永远保持那样的关心：对外孙、买菜、对她自己的头发、对邻居那个讨厌的太太、对收音机内那个声音。她生活得好好的，从不越过自己生活空间的接触范围。除了有时稍微罗嗦一点以外，她的存在大概是对任何人都有好处的，除了她完全帮不上忙的事物外。她会去做任何她帮得上忙的事情。她有一种极强韧的生命力，但不容易感觉出来，除非日子久了，或你留心观察：因为她不是冷的，也不是热的，她是温的，永远有那种温度。她给我一种太极拳般的动感，徐缓，但有韵力。就像睡午觉时，她枕在那个硬枕头上面，你很难知道她是否睡着，即使她手中的扇子一直是那么徐徐的晃动着。但你确知她是永远会在那边的，还有那种几乎探察不出来的温度。我想这可能是为什么当我知道她去世时，我哭都没有哭的原因。我开始想到那个收音机内唱哭调的女人的声音。我已经再也听不到了，这样的声音。现在想起来。那个声音虽然唱起来悲哀，但你总可以想像那个女人走出了收音机后，她和她的朋友或同事拍个肩或开什么玩笑，总觉得什么事也不会使她在收音机内的那个声音受影响而改变了点。总之那声音是那么牢牢的扣住了我，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但那个声音已经随阿嬷的去世而消失了。现在的生活环境里，没有人再需要那样的声音，那样的音乐，那样的历史了。所有的事物像高楼一样，慢慢的抬起了它们的头，离地面越来越远，那么骄傲的，越来越不需要别的东西，除非有个显著的理由。现在想起来，那种哭调的唱腔也许真太悲了，太过单调，甚至夸张。但它曾经就那样几乎是贴到阿嬷的耳旁向她做人与人之间最直接、最原始的倾诉似的告白，来自一颗心，穿过一张嘴的一种能量与心意的延伸。今天我才明白阿嬷为什么会需要那个声音。我想它代表了一种心与心之间的共鸣，而且，那么赤裸。不论是那个声音或阿嬷。她们永远没有去伤害过任何人，但她们就这么永远消失了。
餐厅内，音乐实在太重要了。不是人们要不要听音乐的问题，是，他们不想听到邻桌说的话或，他们说的话不想被邻桌听到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电梯的门一关。一种似有压力的沉默马上袭来的原因。但电梯里每个人站得实在太近了，放音乐也没有用；如果真要达到隔离的效果，音乐显然必须大声到令你尴尬的地步。所以，最好还是不放音乐，不说话。这个问题，自电梯发明到现在，一直都还没有解决。常常在计程车内听到那样的音乐。没有唱的演奏曲，编制简单，只有电子琴、电吉它、低音琴、电子鼓；节奏非常清楚，它又有点土味，又有点东洋味，但也常常演奏国语歌曲。不只在计程车上，在夜市地摊上、某些唱片行、有些小冰果店、地方戏院内，甚至出殡的场合，都有专车上载台电子琴，并附注特别标示以资辨别。以上这些场合已经暗示了这种电子琴音乐已经乡土化了，或者，这是乡土的“电子化”。它的声音似乎已经指向我们最原始本土的核心，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一部分了。对我而言，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在阿嬷那个年代，歌仔戏哭调的赤裸裸的人声已经改变成为纯旋律性的电子音乐。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整个社会最基层的部分，现在听的是这样的音乐——就像外祖母当年需要那个歌仔戏的哭调声音一样。电子琴的声音在那么多的乐器内，它的润饰程度最高。一种说法是，它物超所值，音色使人感觉比一般乐器在编制上庞大。一种说法是，它有能力制造一种假象。流行歌曲用到电子琴，我可以选购，因为它合乎了流行歌曲的本质的某些需求。但在一个农村的仅存的四合院内传来那电子琴的演奏的声音时，我就变得困惑了。我们原本认为任何力量都难以改变的那一部分，那个社会里最强、最原始的部分，人们在心灵上已经变了。他们的需求已经是另外的一种东西了。没有人会那么想要假象，但我们生存的空间内，假象比我们以为有的要多太多了。多到我们习惯性的需要它。
听那首弗兰克的A大调小提琴奏鸣曲时，音乐中的某些片段竟会使我有一种——我很难讲得明白——一种抽离的感觉。像小提琴的弓用力磨在迷走神经上，它先是带来一种类似巨大痛苦的东西，你必须用力皱起眉头，全力绷紧某些肌肉；随后又像释放了某种大量的化学物质，也许是迷幻药之类，使那干瘪炙热的所谓灵魂一下子又浸在这些液体内，得到了一种浸润舒坦的清凉。像一种得到宽宏的谅解的释怀。但，且慢，乐声尚且进行，所以类似这样的感觉像在你体内分好几个不同部分进行同时发展，有绷紧有舒解，同时或交替，造成一种类似性行为时生理与心理上那种错综复杂但亦单纯、紧缩；罪恶但亦畅然放松、黑暗然而又充满巨大的空间的感觉。乐声静止时，你得到一种平静而持久的喘息。音乐在这个时候就像是一头极具文明特质的野兽，在你身上做了一些使你狂热的愿意接受的骚扰。我想我看到了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的一个，宝蓝色的星空。
但我知道音乐是极其敏感的东西，它不会驯服在这种实质上的统一里面。即使它像一头被关起来的野兽，它也不会不咆哮挣脱的。有力气的早已挣脱了；我看到一些无力的音符在空中强颜欢笑，有气无力地扭动身体跳舞，像电视里那些配舞者的表演。
听到一个也写点歌词的女诗人突然冒出这样的一句话：“我写一首歌词只要十分钟。”然后似乎完全不经意的继续另一个话题。使我的心中充满了敬畏。歌词是文字的花朵，只有文字在成熟到某种程度以上，经过不断的咀嚼、沟通，人们牙齿的锤炼与喉气的吹靡之后才慢慢长出来的：“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不可能有太深的歌词——当然这牵涉到你怎么去说“深”。如果有人要为一滴露水的哲学或大自然微妙的交互物理作用去算计，我得马上闭嘴。但简单的东西就是简单的东西。简单的歌词就是听得懂，而且与人一定要有那种肉体的关系，那种共呜自内部的，甚至于那种血管与神经的胀缩，直接的像男人的生殖器的勃起——怛别忘记需要多久才会绽放出一个女性娇媚成熟的挑逗。“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看过所谓的“艺术歌曲”的一些曲谱与歌词，歌词故意写得连声韵都是高低相反的平仄运行的用法，据说是为了添上一层文学与音乐结合之间的层次或“艺术性”，但问题是，演唱会上那个女高音不论怎么努力的去大声、清晰咬字地去唱出来，就是没有人听得懂歌词在说什么。他们为什么不写朗诵诗算了？或者，纯演奏也好！音乐与观众都会更感激他们的。有人十分钟编织一朵人造花，而且不屑的样子，其实是要告诉你他们的文字根基有多雄厚。那颜色与造型也许鲜明有趣，但我闻到一股这个环境里文艺界特产的那种酸臭的气息。
说实在话，“艺术”这种东西其实是非常脆弱的。脆弱到比计程车费涨价这样的东西还不值一顾。因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人会因为没有“艺术”而死掉(除了可怜而执着的艺术家会饿死以外)。我这样说也许无情而残酷，但艺术家假如不能提供别人能感觉得到，我说，感觉得到的作品的话，一个执着但无能的艺术家饿死其实也只是一个活该的事实。因为这样一个自私的人其实不应该管比他自己肚皮更多的事情。
看过许多的气质：热情、激昂、痛苦、沮丧、衣着发型、悲愤、爱情与悸动、流离、老人茶、脏、怪异行径，等等，但有趣的是，当他们了解到现实不会向他们妥协时，或躲在家里纳闷，或转行，或出国深造，那时他们却又和正常人没有两样了。这其中有许多人(据他们自己说)把艺术看作是比他们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的东西，因而上述这种结果只能证明他们对艺术的背叛能力还是相当强烈的。我实在不愿这么残酷的来看这种事情，但所有的结果告诉了我什么事情呢？有些人其实是没有能力为自己负责的。

第二部分音符旅程(2)

内涵、诚恳度、美感、自由、正义、真实、想像力、情感、气质、关怀、人性，等等，都是谈论“艺术”这个东西时常会产生的一些用语。许多人乐此不疲，仿佛拥有这些名词以后即可使他自己变成一个天才。说实话，我没有能力去讨论这些东西。当天才们在热烈进行讨论的时候，凡人最好闭嘴。天才们的特点是使别人无法加入他们的谈话：大深奥了，天才们大激动了，他们一拍桌子举世震惊，革命于是风起云涌，因此，凡人不宜。我只想了解用什么厂牌的弦能令我的吉他听起来略有不同。天才们偶尔会非常关心辛苦的劳工同胞们的生活，他们热烈地讨论中下阶层的生活困境，并且将一股浓浓的乡土关怀及乡愁情绪藉着手中的名牌香烟倾吐出来。当我在想着如何筹备一场学生演唱会时，我更无法不感到自卑：天才们的神圣使命感使这个动乱的大时代平添了几许尊严。他们确实也不会忘记去讲一些别人私生活上的一些私人事情，他们慷慨激昂，口诛笔伐不遗余力，因而使人类至高无上的精神道德在一个沉寂的夜晚放出不朽的光芒。天才们知道怀疑别人的人格是必须的，哦！怀疑，是的，虽然天才们为了自己的私德从不去用这个难听的字眼，但他们确知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格是界定即使像一件小小的陶艺品这样的东西的艺术价值的最起码标准。天才们的审慎态度通常使平凡的我不寒而栗。战战兢兢地坐在他们外围，甚至不敢告诉他们我的音乐可能在唱片行内有得卖。我无法想像他们会有什么样的集体反应产生，因为通常他们只要听到“商业行为”这四个字，掩鼻、呕吐、晕眩、四肢发软、歇斯底里、尖叫、痛哭、捶胸顿足、休克，等等诸样生理反应都可能发生，而你绝不可以去伤害天才的。因为天才们确知，艺术像他们自己一样，是无价的。
这个东西，其实是绝对民主，而且绝对专制的。艺术只有两种，好的，和坏的。一个人不可能因为整天和巴赫、莫扎特、勋伯格的音乐厮混在一起而使他自己变成一个“好的”音乐聆赏者，他充其量只是“好的音乐”的聆赏者而已。但谁说贝多芬就没有骗钱糊口的作品呢？因此，对于那些只晓得“跟随着音乐革命先驱的脚步”听音乐籍以提高本身音乐格调的聪明人而言，这样做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我只知道。庄严的弥撒曲加上一套超高价值的音响是无法使一个庸俗的心灵升华的。当一个人坐在那么大一对喇叭前四公尺距离严肃地聆听帕格尼尼的超技练习曲而想从其中获致“高度临场感”时，我只知道音响世界里又多了一个傻瓜而已。人们到底想从严肃音乐的世界去认同什么呢？或是被认同为什么呢？在1983年的一次音乐展里，有这样的现代音乐作曲家说了这样的话：“假如你们对我的音乐还有感觉的话，表示你们的音乐心灵还没有被环境里的音乐污染。”这位可怜的作曲家，他显然为了自己的音乐未曾受到广泛的重视而感到愤怒与伤心；但音乐毕竟是民主的，当观众在布满红地毯的大厅内用他们困惑迟疑的掌声表达了他们的尴尬与不解后，回家后再度放起肖邦的夜曲来洗涤那一个被那些恐怖电影配乐似的现代音乐污染的心灵。所有的人困惑着同一点：何处不妥？何处短路？在整个荒谬的艺术环境里，我们得设法使音乐变得至少比较不荒谬。有些人孜孜于用他们自认为是的观念去肯定、否定某些艺术品或个人，却忘了整个大环境本身就是个混沌未明的局面，忘了环境里究竟有什么样的养份来灌溉一个创作的胚芽，于是他们赞叹一朵鲜花的娇艳，践踏一堆杂草的荒芜，却忘了一片树林成长的历史。这些人依我看，只是知识水平的道德戒律使他们没有去从事翻版唱片的行业而己。
音乐是一种能量的延伸。有音乐可感觉得到的场合，一定需要一些能量的推动，不论是人力、电力，或来自大自然的天然力量。也没有人能解释音乐的力量来自何处。就譬如，你可以不信教，但你得相信宗教是有力量的。它绝不仅只是一种无知、偶然或迷信或盲从或无助之下的产物。你永远无法解释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前面四个音符为什么那么有说服力。这显然就是音乐的抽象性。当然我们可以用电脑来作曲并且使音符变得极其多变而复杂，但你马上会发现那样的音乐里缺乏了某些成份，而那一点点成份也可能就是那个最重要的，即“人”的特质。对了，音乐不可能脱离人性而存在，也因此音乐是无法欺骗人的。有些人无法成为一个有意义的音乐家，是因为他们将所有的力量耗费在音符的组成上面；而等到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得到音乐时，却甚至还没有发现自己已经离开“人”远了。我必须要丢弃一些这样的音乐，我才能知道整个的过程事实上是一种尝试错误的经历。后来你才会知道曲子是要用什么东西来写。至于那位音乐家，当他在抱怨自己的音乐不被别人重视的时候，是一种极有趣的现象：他忘了自己从来没有去重视别人，却要别人重视自己的音乐。那么有些音乐家似乎把音乐和感情的结合看成是一种他们不屑为的事情。这马上牵涉到情感这两个字的定义。人的情感绝对多于人类所发明来用以叙述情感的任何语言的总和。在详细定义各种不同的情结与情感时，文字的单独表现往往是极其无能的，喜怒哀乐等诸如此类的字眼，其实只是某种状况的描述，对于情感的表达，帮助极小。其实日常生活中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处在喜怒哀乐这些定点之间的游移过渡的段带情绪里。假如我能说明中午出去吃午饭前在穿鞋子时的心情，把情感看成是一种单纯的爱、恨之类的东西的想法，本来就是一种幼稚的思考。这就像一个人被教育成为，只能爱自己的国家民族，一定要恨敌人的国家民族一样，其现象与结果都是可悲的。音乐、情感、天气、宗教、真理诸如此类的东西，本来就是无法用知识来解释的。但在我们所受的教育里，大多数人都早已习惯于替自己在每一样事物上找一种硬梆梆的解释，或，正其名而顺其言。也许我们真的不了解这种习惯在人性上有多大的危险性。所有这样子的人，他的一辈子的所有意义你都可以把它们输入电脑，作下记录，而且，不会有任何遗漏或差错。
想想这样子有多可怕。
你如何去判别两部名牌录音机的品质的优劣？测试数据当然可以作参考，但我的经验告诉我，它们只能作参考。而且，你如何使比如Wow & Flutter(抖晃仪；测量磁带录音摇晃抖动的一种仪器；编者注)的差距在相差百分之零点零一的情况下的数据的实质意义显露出来？
我只会相信耳朵。各拿两部A牌与两部B牌的录音机。用A的甲放音，A的乙来录音，同样的音乐过带如此反复二十次，到第二十代的声音你放来听听，与B牌的同样过程第二十代录音比较，应该可以判断出音质的优劣。耳朵是惟一的任何形式的声音的鉴别者。
当然你得各有两台这样的录音机的条件。而且，如果二十次不行，两百次应该可以听得出差别。
这个近乎疯狂的想法，很奇异的给了我一种非常近乎人性的联想。
糟糕，余光中的《乡愁四韵》的歌词使用费还没有给。有点过份，这事已经拖了五年多了。偶尔还是会想起来。但还没缘见面。反正欠人的钱，见面总会有话题聊。上次到Yale去将钱还给郑愁予，聊得蛮愉快的。用别人的歌词是一种奇特的感觉。第一个，非常轻松。像《童年》那种歌词写了五年，最后还是被张艾嘉威胁利诱抢去先唱了，真划不来。但无论如何，用别人的好诗是绝对划得来的，才付一万块钱，你要怎么样？徐志摩早已作古，吴晟、余光中、郑愁予，都是一代诗人，所以，第二，可以沾光，或是互相沾光，那一天搞不好我先作古了。第三，音乐显然会受到诗的影响而有极不同的改变：《错误》、《乡愁四韵》、《歌》、《吾乡印象》，四首曲子显然截然不同。但，要摩登一点就难些，毕竟嘻笑怒骂都要有一点，而且年轻一点。搞得那么严肃干什么？看来，不能放松或幽默点看事情的人真的是比较危险的人。但环境当然有关系。You Are What You Eat.真的，别骗人了，我们什么时候创作出什么环境完全没有的东西了呢？作曲家也只不过是把环境所有的东西作素材转化成新的组合罢了。毕竟还是只有十二个音吧！《家》那张唱片的问题在于，我想去组合成的东西是离开越来越远的东西，而且，是支离破碎的。从这个角度去看，显然这样的东西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制作方向。别骗人了，你喂自己吃什么，你就是什么。更何况天天吃的东西。我要，不等于我有。而且应该比较接近我没有。我没有，就会比较灰色，就会被禁唱，所以，完全解释了我的问题。人是环境的产物。从这一点来看，是一个最好的印证。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只有一个。希望余光中不会去告我。但说实在，一辈子我竟也会有压榨其他艺术家的机会，可能潜意识里我故意拖长这段时间不付钱，来平衡自己饱受摧残的艺术良知呢！余光中损失了利息，反正我还是只会付他一万块。我损失的，老实说，到这里还计较什么呢？
巴赫听不到莫扎特；莫扎特听不到舒伯特；舒伯特听不到李斯特、肖邦、舒曼；而这几个家伙又听不到斯特拉文斯基；斯特拉文斯基连《猫》都听不到，别说重金属摇滚了。我想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问题是，我们什么都听得到。你的问题只是选择的问题，而且还有，选择得对不对自己的个性的问题。
假如你要严肃一点看，我们所面对的，实在是自有人类以来在人与音乐之间最大的一个困惑。绝不夸张。怎么办呢？你喜欢什么音乐？莫扎特？但你对肖邦怎么交待？而且，舒伯特也挺浪漫的，甚至，假如没有冒犯你，理查德·克莱德曼亦清新玲珑，怎么办？什么？你都喜欢？对不起，问错人了，看来你是那种有个手提收录音机就可完全满足的家伙。我们要那些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音乐的人，而且，不喜欢其他的干扰。古典音乐？对不起，这样的人通常有点自认清高，而且，不见得是对老的乐器声音有兴趣，而极可能是对死去的音乐家的作品才感到有信心。这种人投机取巧，专拣死人的便宜，挑活人的是非，最不可靠；好大喜功，莫以此种人为甚。像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一样，这些人充满了无聊的自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绝不会一辈子安份在欣赏者的角度听音乐，而是特别喜欢评估音乐家水准及音响的音质。眼高手低，通常连大提琴及倍低音琴的四根弦在音程上的不同都搞不清楚。
那么你到底真的喜欢什么样的音乐？
太难了。
但我真的认为这是我们时代一个最大的音乐问题：选择大多了，我们只有两个耳朵，而且它们必须只能同时听一种声音。所以，如果你最近感到困惑，你绝非惟一的孤独者。而最后的方式很可能是，顺从你的心情，上午刮胡子时，巴赫《布兰登堡协奏曲》；中午吃饭时保罗·莫里亚乐团；下班赴约计程车内麦当娜与晚上睡觉前的蔡琴。然后你马上发现自己变成一个事实上只拥有一台手提收录音机的家伙的同辈。最糟的是以前对音乐，对某些乐团、某些乐曲、某个歌手的那种狂热感，竟逐渐消失了。现在，都不错，甚至，都很好。但，这个很好完全不是以前那种你会为了某个曲子触电的感觉了。糟糕。小心地说出两个字：老了？还是，现在的人面对音乐的心情。本应如此？而且，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然后，你发现这不只是音乐的问题。现代的人对爱情呢？还这样去暗恋一个异性，直到死都不愿将这秘密透露？对政治呢？骂人的人到处都是，但革命的理想者呢？还有，我们忠于什么样的资讯呢？饥荒，流血、剥削与斗争，有什么是你真正忍受不了的，无法视若无睹的？我知道有这样一个人，自十九岁起就开始整天对着电视机与诸多份报纸前流泪、悲叹，如今他是个职业同情家，以聆听别人的不幸的方式谋生。我也亲眼看见，嘴里嘲讽着别人“英雄变混蛋”的人，马上变成了一个英雄，马上再变成一个混蛋。于是我发现我们处在一个如此精采的时代，你可以用苛责别人作为手段与资本，用最省力的方法走向那条英雄变混蛋的路。终于，我知道，巨变已经来临了。你必须变得更薄，因为你要变得更宽。你本身终于就是要能成就为一件艺术品，不论从任何角度来看。既然你不可能逃掉，为什么，不全部卷送去算了？使自己带点透亮。这样的时候，终于来了。想着自己是某种树。而不是某个音乐家。
整个东西，是种声波，而不是音符；
整个东西，是种品质，而不是说出的道理；
整个东西，是那颗心，而不是大脑；
整个东西，是种沉默，而不是声音。
1809年，门德尔松；1810年，肖邦、舒曼；1811年，李斯特；1813年，威尔第、瓦格纳。好家伙，短短的五年之内，出了六个巨头。我们谈的是人类音乐史的巨头。这样的密度，在19OO年美国的柯普兰以后，已经是天方夜谭了。也许我的看法是功利式的偏见，但，事实是这样的：传统音乐在二十世纪很明显的向谷底滑落了。我是说，这样的一种形态、编制，这样的一种发展，与它的王国。音乐民主化了。从巴赫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教堂的金字塔的顶点，向下宫廷、沙龙；斜肩浪漫掠过；民族乐派，到十二个音各自为主，或谁都不是主而相互攀附，依次入土。到今天民谣摇滚流行重金属与电脑。1685年出生的两巨头，巴赫与亨德尔，三百年后以同量的天份分布于数千数万个摇滚乐手的母亲的胎盘内，化成另一种东西再度来到这个世界。坏消息是：永远不会再有另一个巴赫了。好消息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天分，本来就是种运气，实在没办法，你只好认的。大致说来，只要是不要自大的太过份的家伙的话，上帝的这种安排大致上还是可以忍受的。何况，巴赫的音乐实在太专制了。我还是比较喜欢我们生存的时代的这种分配。我中六合彩二奖两千元的那次，头奖由三组人共得。其中一组是二十二个移民工人共买的彩券。每个人有五十万美金，多好。而且巴赫的东西不能拿来跳舞。
看到杨凡收藏的那幅画上的十六个字，怵然心惊：
少有道气，终与俗违；乱山乔木、碧苔芳晖。
好的艺术家本身最后就是一个艺术品。好的艺术家，经得起磨，他本身就是一件生活的雕塑品。
假如我这部取样器的精确度可以到，甚至给你不同钢琴厂牌的音色重现的话，怎么办？法国号的透明度好极了，大提琴的低音厚度有那种浑的感觉，直达第八脑神经。尼龙弦吉他、竖琴、西塔琴、定音鼓，全部可在键盘上用手指按出来。然后下一个问题是，谁要花二十年的时间去钻研巴松低音管？如果我用手轻轻一按就可以弹出那样，至少十年的功力的音色的话？糟了。出事了。但，这也许是我一直在等待的。以前做音乐的时候，“人”的问题太大了；现在至少我可以相信机器。会有妥协的，电力与人力，但，终究是为了最后那个你不愿去妥协的。谢天谢地。
全世界的音乐革命已经到了。
觉醒吧！同志们。

第二部分梦 魇(1)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篇，写于1980年2月28日，民进党前主席林义雄家里发生血案，母亲和一对孪生女儿遇害，至今仍是悬案。——作者注
微温晕红的夕阳向我朦胧和上的双眼刺来。对立的玻璃大楼在红灰互映的黄昏中依然

有能力互相扭曲对方的形象。
身旁摊子上红橙黄绿的各色水果颜色依然晶莹透澈。我是不卖任何可能过期的水果的，也因此，只有少数识货的熟客才能接受我那些偏高的价格。这年头也只有那些仅有的人坚持那些新鲜的果色能提供他们更清澈的生命。也许所有不接受腐化的个体才能互相尊重并彼此维系他们心照不宣的灵魂共同的需求。
依然困顿。但愿即使眯着的双眼仍然能扫描到我预感中今天即将来临的变故。暮霭中稀疏的过往行人似乎告诉我，清晨到现在的冷静但热切而未知的等待也许即将落空。我的敏感度是否迟钝了呢？数年的耐心经营，是否在今夜来临以前将完全落空了呢？一个使者背负的使命难道是一个错误的安排？但自从这世界在六天内被创造了以后，类似这样的讯息是从没有发生过任何失误的。我仍然必须继续坚持下去……但眼皮的确是越来越重了，斜卧的藤椅似乎也越来越舒适了。
夕阳越来越红，包围在她四周的灰色天际显得多凝重，是了，像是染在一件古老衣服上的一滴暗红色的血迹。血迹……谁呢？谁用利刃剌向那颗通往我们灵魂的心脏呢？血液哗然涌出，淹没了惊怖的脸庞所迸出的最后凄厉的哀鸣。灰暗的四壁悚然凝视，我像看到了人体横陈。似乎有人影掠过，有一只手，有一张睑，几道深划的血痕。谁呢？但，又是什么事呢？为什么在我的幻觉中凝重得马上要爆裂出什么似的？像是一堵墙上慢慢裂出的一条曲折的隙缝，马上要流出一些透露某种惊人秘密的汁液。
一阵轻轻的笑声将我从梦幻中扣回来，两个小孩正在轻轻地揑着那些鲜红的蕃茄，然后互相耳语一番，然后相视大笑，然后继续寻找她们认为有趣的水果。那是多么可爱的小女孩子，我马上会爱上她们，那股新鲜活跃的生命，充满了童稚好奇的喜悦，散发出这样的年龄，蓓蕾似的辉映。我说不上哪一个年龄此较大，而且她们像极了，类似那些小蕃茄的柔嫩。她们有一种光泽，我顿时感到整摊的水果全都张目结舌，傻乎乎的目瞪口呆的望着她们的笑脸发愣。我从没有觉得我的水果有那么失色过。这一旁，一位阿婆正仔细的挑着，彷佛生活里这一点点果实的品尝是那么慎重而富有意义。我一看就知道她和那些大多数的外婆是同一类型的。好熟悉，似乎马上会转过头来对你微笑一下，告诉你要用功一点或什么的。即使她挑橘子挑得那么仔细，你也会知道她是从来不会去伤害任何人的。我可以祝察到她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是善良的，而皱纹通常来自于对儿孙经年累月过多的忧虑。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使这个都市的黄昏抹上一层古老而纯朴的，幻觉似的美感。我彷佛听到多年前某个炎夏的午后身边传来的歌仔戏的唱腔。两个小女孩以及阿婆在黄昏摊子旁戏剧化的景观，使我陷入一种梦境般的茫然。
转过头来，果然是这样的微笑。阿婆递过来一张钞票，随身招呼两个正顽皮的小女孩上路。其中一个小女孩顺手接过果蓝，就被阿婆一手牵着一个的离去。你看，在已经昏暗的夕阳下，面对着晕红的天际，婆孙三个人成为一个极为相称均衡的剪影，走远。红透的天际那边似乎形成某种遥远的光源，而阿婆慢步而去的两旁牵着的两个小女孩的背影又像是一对孪生姊妹般的灵巧，均匀的三人行构成一个温暖的光圈指向黄昏的尽头。
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几年来等待的希望都随着夕阳沉向山的那一边去了。我知道今夜来临时我再也按捺不住数年来压抑住的激情与颤栗。我将把这摊水果弃置于路旁任其腐化，怎么回事呢？如果是我误判了讯息的话，我只有躲到莲叶下去哭泣，把我自己萎缩成另一朵莲。我的生命已经必须转化成另一种停滞于时空的绿色的凝固体。血水已欲夺眶，我要走了。
抛弃手边的一切事物吧！水果摊子，铜板，包括刚才阿婆给我的那张钞票，我笑。
顿时全身的血液凝固住了，一阵冰冷从脚底透过脊髓窜到脑门。那，不是一张钞票，那是一张纸，我仔细端详，上面有一幅半身的男人黑白照片，照片上有个圆圈，圈住了一个阿拉伯数字，下面写了些话——那是一张选举的宣传单。阿婆，孪生姊妹，血迹，黑影，还有，这张宣传单。
凝固的血液在瞬间沸腾起来。一切都没有错的，没有白费的讯息的传递，长久的直觉，数年的等待，压缩的思绪，按捺的激情。感谢这一切，终于来了。我抽出身旁的水果刀，拔足狂奔向那已知和未知婆孙三人的消逝方向，仅有的一点晕红。
四周的景物迅速地向后消逝，狂奔的脚步声在街上引起清澈的回响。路上了无其他行人，连路旁向后掠过的楼房都越来越模糊了。但眼前那道光却似乎越来越明亮起来，我知道我已经找到了，这笔血债必须在现在马上了结；我也知道是什么事了。
我开始注意到自己的脚步声，沉重而有力。每一步似乎都重重的踩在我自己那一颗急速跳动的心脏上面。我可以感受到全身的血脉扩张着，随着心跳在膨胀着我。全身彷佛受到这种膨胀而变得轻了许多，脚步逐渐密布，和回响交织成一种雨滴重击莲叶的效果。四周的景物已经全部隔离在一层紧密的灰暗雾幕之外。脚上沉重但又柔弱的感觉告诉我，我已经不在地面上了。
迎面袭来的风带着一股极度轻淡的腥味，我知道那是什么。小时候削铅笔划破了手指时，我曾经闻到那股味道。脑海中浮起那座为那只死亡的麻雀用双手铺盖的墓。我不知道那座插了羽毛的墓还在不在，但我确知那只麻雀还是一样用那样的姿势安祥地睡在那边的。
不错，看到了，虽然远远的。一个完美的对称，一手牵着一个姊妹。阿婆，我来了，我们虽然从未谋面，但我们知道有人告诉我们只要终于等到今天，所有的一切都会还我们公道的。你来带路，虽然你的脚步那么缓慢，但我知道我飞奔的脚步并不比你的足迹急切。我们都困感了那么久，沉默了那么久，煎熬了那么久，阿婆，再忍耐一下，眼前这一道光会帮我们把一切找到的。光泽变得越来越清楚，只是脚下再怎么狂奔，总也追不上那看似悠闲的漫步。
我脑海里慢慢出现了一堵墙，用水泥砌成的一堵冰冷的墙。它逐渐裂出一道狭长的隙缝，慢慢的延伸。一些鲜红色的液体慢慢的渗流出来，夹杂了几缕淡蓝色的轻烟。隙缝里面像一种悲沉的怒吼，喃喃地用沙哑的沉默来表达一种撕裂的呻吟。逐渐有泡沫冒出隙缝的表面，越来越多，迸裂后化作一道道暗腥红色的液体沿着墙上的凹凸流下来。隙缝突然间随着一股巨大的震动裂成一道宽约寸许的空间，里头传来一个小女孩凄厉的尖叫声。泡沫、液体顿时停止外冒，轻烟散去。

第二部分梦 魇(2)

突然间婆孙三人都消失了。似乎她们马上变成逐渐透明，步履依然缓慢；然后就像雾气一般，就地蒸发而去。
眼前原来还有一个人在跑。他的脚步蹒跚，状似疲痛已极。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他竟不时回头匆匆张望。他显然发现了我，因为他的脚步更加加快了，双手更用力的前后摆动；但这只有使他的行动变得更加错乱，因而他差一点使自己绊倒在地上。也许是他已筋疲力竭了吧，就这样被我轻易追上。他手上握着一把凶器，开始面对着我。
你总该知道会有这样一个人来找你吧？这就是你的凶器了吧？可是那有什么用呢？它永远抵不上人性报复的双手的，看你的胸口喘得这么厉害，看来你终于懂得什么叫害怕了。
你的眼睛为什么张得那么大？它布满了血丝，看起来真凶恶极了。这样的眼睛你永远不该拿来面对任何小孩子的，你会把他们吓坏的，但你竟然干了什么呢？天啊！你竟然干了什么了呢？孩子们经常是如此安祥而无虑的睡在母亲的怀中的呀！我们甚至不忍吵醒她们。但你又干了什么了呢？别再后退了，你看，我说了你不听，摔倒了吧！别再用双手支撑着倒退着爬，你看，武器掉了吧！这就是你的凶器了吗？你难道看不到它上面已生了一层厚厚的苔了吗？什么东西在生虫腐化啊？那是仇恨的心，仇恨的意志与仇恨的凶器哩！它们会腐化的，像一只只的蛆烤在烈日下的柏油路面上，它们会痛苦的翻动着它们的身体，然后慢慢停止翻动，逐渐停止，挺直些，僵硬些，慢慢变黑，然后在蒸烤下冒出一丝丝几乎看不到的烟，但夹杂一股浓浓的恶臭。我等一等得真的看一下你的心，你如此猛烈的跳动的心。
这是你握着那支凶器剌下去的手了吧？它多么健壮呀！即使这只手友善的搭在一个老年人的背上，她也一定书吃不消的呀！但你又干了什么了呢？天啊！你又干了什么了呢？我知道生命有多么脆弱的，尤其是那衰老的以及幼小的；去创造一个生命是多么艰巨的工程。我没有办法原谅你的。请你原谅。我们花了多久的时间去冲淡一些敌意与愤怒，我们好不易容才平息了一点伤口上剧烈的痛楚，我们好不容易才开始互相能够面对彼此。但你无理而惊人的仇恨意志却使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白费了。你一手斯下了我们刚愈合不久的疤，又用你尖锐丑陋的指甲在上面用力抓了数道血痕。于是有人更惊恐了，有人更加深猜忌了，有人更愤怒的互相指责了，有人绝望而再度背过身去从此一言不语了。是你使一些伤口由体表深划到灵魂上去的。而我们最痛苦的一点，是大家都不愿也不能提及的，将这些伤痕与隐痛埋到心里去；虽然有人表面谈笑风生。
你的强壮的手为何颤抖呢？别张大了嘴巴那么惊讶的望着我，这是我的水果刀，对了，它只切向生命的，它非常犀利，可以帮种子劈开最盲目的生命挣扎的困境。今晚它将解剖你。
今晚将是你痛苦的恐惧的结束了。那么多夜晚里，你有没有握着那把凶器从梦中惊醒过来发现天花板上有一个影子沉沉的向你压下来将你压得透不过气来然后消失而，夜夜如此？因此你变得不大敢睡眠，看看你仅能显露惊怖的，面孔。你无力抗拒的。逃跑的都有停住的最后一步的。现在就是那个黑影终于真正压上了你的身体的时候。假如这是一场谋杀的话，为什么你会听到那夹杂着欢呼与掌声的，上千万人的叫喊的声音？
这样子刺下去，对不起，我必须来回这样上下的锯，因为这里是固定住你的肋骨的软骨，它们比较需要费点力气。那么痛吗？不会吧，一下子就好了；别花太多力气在张大嘴叫喊上，不会有声音的；这里宛如无菌与滤过空气的状态。在这样的解到台上，只有切割肉与骨头的声音是响的。有没有听到我，这样，用力，剥开你两边肋骨向两旁，撕开的裂声？多利落，扯开你厚实的胸肌。你看，下面有东西拼命一下一下往上窜，那就是你的心脏。我们必须切开纵膈腔内的膜才能看到它。但你的血有点脏，呈暗红色，难道都是静脉血吗？不是吧？有点脏，要仔细剥离腔膜与心包膜还不太容易。开了。天啊！我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样的一颗心脏，冒上来这样的腥味。尽管它的形状和别人的一无二致，但那颜色真的感觉像是一种东西，而不是心脏。它呈深墨绿色，到暗处甚至黝黑。有种很不舒服的感觉是它上面乾乾亮的，竟沾不上任何一丝滑腻。仔细看，它表面还有一点一点一小块一小块的灰色的斑，像长了癣或青苔一样。有些部位甚至还有一种毛茸茸的感觉。上面环绕的冠状动脉的血管壁简直是透明的，因为你可以看见紫红色的血液在那儿流动。我小心的用手将它掌握着。它向外撞击得非常厉害，简直有点握不住，像一只小动物要挣脱我的手似的。
这是一颗仇恨的心。
原来仇恨的心是长得这个样子的。己经太久太久没有人提起过了。听说仇恨的心在世界上仅存在极少数极少数的几个人身上。它跟一个人的智慧与仇恨一起成长。仇恨愈多它就跳得愈诡异。到最后，他们仇恨实在太多了，就在一夜之间会像昙花一现一样，整个心的外观与颜色作一个可怕的巨大改变，然后就永远是这样了。有仇恨的心的人他们自己永远不会知道，因为不会有任何感觉的。最可怖的是，他们不会知道，在胸口那个温暖处跳动的，竟然是一颗这样令人作呕的恐怖的心。
他已经吓死过去了。这样的解剖在我这样的熟手下，绝不会死的。刚才我略略把他的心掏出来一点让他看，他才俯头一望就全身打了个大寒颤，张大的嘴牙齿一紧咬，死了。眼睛还张得大大的，像是不敢相信他自己所看到的。
我必须切下你这只掌握过凶器的手腕。我将把它掩埋。你会知道你将往何处去的。或许你将来发现这是一场可怖的恶梦，你将蹒跚的奔向更绝望、更恐惧的逃亡。或许你将走向另一条更遥远的路。
黄昏。一座绿野上的小屋屋内。
窗外传来小女孩们活跃快乐的歌声，唱着：
“你还来得及改变你的心，
你还来得及改变你的心，
猜什么在我的胸口砰砰的跳？
猜什么在你的胸口砰砰的跳？
我把心中的爱呀给了你，
请不要把你的给了她。
如果不把心中的柬西给我看呢，
你还来得及改变你的心。”
屋内有人在叫喊“吃饭罗！”老妇人炒着最后一道菜。
有两个小女孩子蹦蹦跳跳的进了屋子。其中一个手上抱了一只小狗。
“阿嬷！你看这只小狗好可爱呢！它好可怜，断了一只脚，我们把它养起来好吗？”
这是二月底的一个黄昏，该是春天快到的时候了。
后记
198O年2月28日，我在仁爱医院小儿科实习，当班于急诊室内，正替一位受伤的小孩缝头皮时，急诊诊疗室的门突然“砰”的一下打开，进来了自院长以下的大大小小好多医生，以及好多便衣刑警。躺在救伤床上的是一个小女孩。整个气氛在内内外外的奔腾下，生平仅见。
吃紧的手术后留下了一枝胸腔穿刺针，长尺许。当所有人都离开后，当班的我将它拾起，保存了起来。
很难忘记这件事。

第二部分天凉好个秀(1)

本文起因为台湾某报刊登的某某女记者杜撰的罗大佑与张艾嘉的绯闻。——（编者注）那么就让我们来玩玩这种三流的文字游戏吧！
某某是个影剧记者的名字，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或者和她谈过话。她写这条有关我的绯

闻的时候我没有见过她，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见过她。
记者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因为记者把大众看不到或接触不到的事物报道给大众；因此大众对于一个人或是一件事的印象上，记者扮演了几乎是决定性的角色。事情可信，是因为记者有公信度的累积的评价；事情不太可信，是因为读者或多或少可从记者笔锋的用法知道其中可能另有文章。而一件事的报道，不论真相如何，都是一种讯息的传递，来自事物本身或，来自记者本身。称职的记者扮演的是一个透明的角色，他搜集一些够多的客观资料，让读者作最后的评断，因而在这种情况下，读者是自由的。
演艺行业也是个特殊的行业，因为直接牵涉到个人，亦即：演员、歌手或是幕后的工作人员，或任何与表演媒体有关的资讯。但不论哪一种表演媒体的资讯，都和人的活动有关，所以影剧圈最强烈的特点，即在于人的色彩的突出。
大众对于明星或歌星的印象，既然极依靠影剧记者的报道，因此记者对于演艺人员而言，关系不但密切，而且相当复杂，其中充满了太多的做人的艺术，有时这种艺术甚至高过了表演的艺术。毕竟，说明表演艺术的好坏实在太抽象了，只有专家才能分析得清楚，但写在报道上的个人主观的字眼或演艺人员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形容方式，给予读者在印象上的反应，实在太直接了；因此做人的艺术上，艺人与记者的相处是一种极复杂的，通常穿插着或多或少的，表演。
表演，没有什么不好，再怎么说，这个圈子不是股票市场；再怎么说，有时毕竟人生如戏。但，身为一个艺人，身为像某某这样的记者的一个报道对象，我想我有足够的经验与资格来“挖一挖”这种报道之后的另有的那一层平时绝难一见的文章。是了，那句放诸四海皆准的理由：“读者喜欢看嘛！”好极了，今天我们把位置倒转一下，每个人扶正椅背，系上安全带，把自己的水准调到“读者喜欢看嘛！”的适度范围内，这样，我们就可以像她们(！)顾虑自己报纸杂志的销量般，也许能多卖几本书。
事情的确令人吃惊，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地步了。“你们演艺圈子怎么会臭到那种地步呢？”真的，透过有些影剧记者们的描述，这个圈子似乎已经到了令人觉得身为一个艺人是一种极堕落的职业选择了。但令人更吃惊的是，艺人们对于影剧记者的报道的容忍，更似乎已经到了绝望的炼狱：“凡到这里来的，弃绝了所有的希望吧！”我的天，艺人们的尊严在碰到媒体的迫害时，表现竟是如此的默然吗？
当然了。你别忘了谁是真正的超级巨星了。“你以为你是大牌是不是？看我写篇东西修理你。”你别忘了他们的报纸销量是数十万份百万份，你别忘了她们写出的文章越能把黑白的字变成桃红腥黄就越惹人注意，你别忘了前页那篇报纸文章上头本报记者“某某”那三个字比其他字要大出了好几号。操纵明星的超级巨星，笔杆是她们的麦克风，报纸篇幅与方块是她们的舞台。秀？早已上演多时了，而且票房早已暗中随着她们的劲舞狂歌高升为数十万份的大报了。什么？你从来没注意到？说我太夸张了？你知不知道她们还分大牌小牌的？
天凉好个秀。
这是我所知道的职业里头仅有的一种可以靠公然作贱别人来抬高自己的行业，而且有时，撒谎；而且，当着订阅或买她们的报纸杂志的读者前面，以数以数十万计的方式公然撒谎或捏造事实。她们的方式可多了，如前篇的报道般，她从来没有见过你的，可以写到你的心情里去；谈都没有和你谈过的，可以在自写自话的头条报道前加一条附括弧的“本报记者XXX香港越洋电话专访”；她们自己有意见要炒新闻，可以自己写上用“我”为主语的文章，附带一张记者会上她们拍到的你在谈话的照片，所以不论听起来看起来都像是你在说话；等而下之的，像有家杂志的影剧记者自己发表了一些政治主张，但主语当然是看起来像接受过他们访问的罗大佑，然后就会有一些脑筋不清的怒气冲冲的人士把这笔账算到罗大佑的头上。呜呼！
告他们？权利是争取来的？别开玩笑了，那不是一个人的问题，那是一种行业的问题。何况，歌星怎么可能告得过超级巨星，们？而我有理由相信这种人的品质的问题追究起来，最后会追到格物致知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问题上，做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所在。让我举起双手表示赞成吧。
于是我感觉像是掉到一个麦芽糖的大池子里被捞上来后想用一把梳子梳头的一种努力。
但无论如何，我的目标必须清楚。影剧记者，千万别忘了这“影剧”两个字。
对，而且，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好的，只有少数的几个人使我对这整个行业的印象大大改观。我们千万做事不可以偏概全，贻患无穷，甚至造成他们对我们永远无法谅解的后果。和为贵，和为贵。
但是要说的恐怕还是要说。譬如张毅与杨惠姗的报道，那些人搞了一大堆名流人士发表他们的看法，公开讨论。不论每个人的意见如何，我的感觉像极了大人民公审。好家伙，那种你人站在台上，所有的人都有权利——权利！——来发表对你的看法的批判的场面：我不知道谁告诉那些编辑或是记者他们有权利这么做，但我知道这种方式确实是中国人的民族性里最丑陋的阴暗处的一角。中国人是，你把他们集体弄到一块时，他们最脏与最丑陋的那一面你才会真正看到的。集体庆典里的公然谎言，排队上车的精彩场面，大家庭里的勾心斗角，台北街头的交通曲线，反正大致上是，既可以拿来娱乐读者，又可以讨论并端正社会风气伦理道德，再者张杨二人，有才有貌有雍容华贵的气质加影后之衔，好好大家一起来，不彻底作贱一番何以消除那种集体挫败感？
于是报纸销量又增加了，读者得到他们“喜欢看的东西”了，社会风气从此端正了，自此男有分，女有归，一片安和乐利。
牺牲的只是才子美人而已，反正他们罪该万死。
我太夸张了？问题扯到那里去了？
那么让我说说我的偏见吧！
大陆“文革”时被斗臭、斗死的名单中，杰出的人才占了很重要的比例。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的中国人容国团，自缢而死；乒乓名将姜永宁，自缢而死；乒乓名教练，傅其芳，自缢而死；傅聪的双亲名翻译家傅雷夫妇，双双自缢而死；作家老舍，投太平湖自尽而死；黄梅戏名演员严凤英，自尽身亡；反对“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的青年作家遇罗克，处决而死。刘少奇的太太王光美出国时戴了戴项链，为此就被搞了个游街当小丑斗臭。那些死掉的人，你数不完的啦！当然有政治的背景。但，当你想到能做点事的人都是这样的下场，如果你稍微微了解一下人性，研究一下中国人，你会发现最丑陋的那个本性的中心是环绕着两个字走的：嫉妒。“你有我为什么没有？”那么，“你怎么可以有？”所以：“看我们怎么修理你。”于是，人要修理人当然不会没有办法啦，尤其是菜可以烧到那么好吃的出奇的中国人。台湾的说法是：“见不得人家好。”但原理都是相同的。于是，真可以做点事的人死的死，逃的逃。然后他们最后还忿忿不平的说：“为什么诺贝尔文学奖不颁给中国人？”
嫉妒。最丑陋的人性。你看看台北街头的奔驰车辆为什么全都少掉了它们的鼻子，你就会惊讶到它是如此虎虎若生的存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
我的偏见也许离谱，但，聪明的你，给我一个比较好的解释或道理。
由此你隐隐可以感觉到为什么一个从未见过面谈过话的影剧记者如某某者，为什么会写出一篇那样的文章出来。当然也许她当时身受情绪的波动，正好碰到一个穿黑衣戴墨镜的男人如罗大佑者，竟还唱了一首《恋曲198O》，你会写歌是不是？好像还蛮受欢迎的嘛，你还是个医生是不是？喔！你没事还歌曲里多管点闲事抗议抗议是不是？
你不错嘛。看我怎么修理你。

第二部分天凉好个秀(2)

我必须承认，我当时的确被某某修理到了。我正换了一个新的工作环境，把所有的东西全丢了下来，准备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来自于一个素昧平生的记者的报道，而且是那样一种颠倒是非的你可以感觉到她是站在那儿叉腰冷笑的一种方式，我的天，小姐，我到底对你做了什么让你无法原谅的事了？张艾嘉干了什么样的事情，她自己肚子里最清楚。你马上知道某某在等待的是一种互揭创疤的连锁反应。
我还记得那时我一个人坐在黑暗的放射摄影室内，沉默。我的感情的波折，我的音乐的困境，我的新的工作环境。我已经可以感觉到同事们对我的眼光了。怎么回事呢？他们要什么呢？我对这个社会是不是真的做了一些无法被原谅的事情了？但是，什么事情呢？有一种麻痹的感觉。我相信，所有我的黑白是非与价值标准在那个时刻是完全被摧毁掉了。当然，你不会笨到完全无视于你早晨打开的报纸内有关于你的头条新闻的报道。就是这么简单。某某是一定会得手的，不管她要的是什么。生平第一次，我有了一种直觉：“这个社会，我不能待。”我一向是个敢讲话的人，但这一次，我第一次知道自己沉默的力量。在那一段黑暗时期里，最后我对自己说：好吧！如果这是你们要的话，如果我对你们能有任何贡献的话，请全部拿去吧！反正我也给不起那些我没有的，反正原来我也一无所有。如果你们需要尊严，如果你们需要信心，请从我身上扒下来吧！如果我的勇气挑战到你们，骚扰到你们，如果你们需要一个可怜虫、失败者或者小丑，你们可以把我写成任何你们想要的样子；如果你们欠缺面子，我脸上的请全部扒下来拿去，但别忘记，我不是不要脸，不要脸的也不是我。
他们最拿手的一招，就是，“据说”。如某某小姐写的：“传言中指出，罗大佑改变形象(把留了好几年的长发剪成短短的西装头)，是企图挽回可能要悄悄溜走的爱情。”这句话的公式，非常好用，而且完全可以不负任何责任：聪明的记者如果懂得去运用这种公式，即使他们自己就是这种“传言”与“据说”的制造者，也很容易可以使自己杜撰的新闻稿看起来像是充满了客观的报道似的。这种效果一试便知：据说有些女人的嘴特别喜好搬弄是非，是因为她们喉咙及齿缝中积藏了过多的致癌垢，因而像鼠类一样，必须不断的啃啖物体止痒。消息来源又指出，此类女子，通常外表正经，表情不形于色，正常反应是作疑问状问你：那句话是什么意思？然后作惊讶不解状。传言中又证实，这种女子有时虽然较为严肃，但事实上在端详其脸孔较久后，众人可以观察出其隐藏的真实表情下对某些不便告予人知的嗜好的特殊偏爱。这样，如同某某小姐的嘴所做到的一般，我们说了要说的话，而且完全闪掉任何可能有的对文字的责任。
真是下流。突然间我发现人完全可以不必担心自己没有下流的能力；只是，虽然我们无法像她们那样一直可以保持得那么下流。
有时候她们也会换句话说。另一位记者，她可没说“读者喜欢看嘛！”她说：
“大家都很关心你们呢！”而老实说，我自以为她是我可以当朋友的那种，谈了谈，再三叮咛她不能写，于是就和她聊；当天几个朋友，还喝了点酒。后来杂志出来时，就像你看到的那个样子了。她也许是个不错的女孩，但在我前面，她毕竟是个撒谎者。因我有理由相信一个会用自己的关系和职位向数十万人公然撒谎的人平时不可能会是那么一个诚实的人。
上次和林青霞聊天，我问她有关这些台湾的影剧记者的一些看法。她说在台北的机场有个女记者问她在香港平时都做什么消遣。她说：“看看书啊，和朋友聊聊天逛逛街，还有游泳啊！”那个叫做XXX的女记者就马上抢问：“那你怎么还是那么白呢？”然后几个女记者就嘻嘻嘻笑起来了。我的天，写这样的事情实在是真无聊，不过，她们真的是随时在等待着讥笑那些她们认为你可能说的谎呢！林青霞也许习惯了，不在意，但你别想叫我别在意这种人的心态。
台北的影剧记者，一种依赖作贱影艺人士生存的行业。
好极了，我现在发现写这种文字的乐趣了。那就是，你可以把自己的所有的挫折藉着修理那些你不喜欢的人发泄出来，而且，随便动动笔就有几十万份拷贝出去。太好了，可以泄忿，可以很有面子的作贱那些有头有脸的明星歌星，又可以娱乐大众，而且还可以营生；最妙的，是完全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反正报纸杂志撑在后头，谁敢得罪我们？
天凉好个秀。
但谁又缺乏修理别人或伤害别人的能力了？
生平第一次，我把箭头指向一些人的姓名，一些女影剧记者的名字。这样做我自己都觉得恶心，但问题在，她们在抖别人的名字时根本就是家常便饭，绝不犹豫；问题在，当她们发现你抗议来抗议去绝不会提到个人的名字时，她们就似乎把你当个像被揭穿的纸老虎似的，她们很心安的用她们自己的名字来作贱你的名字，发现你绝无反击的可能，吃定你为了自己的后路必须忍气吞声。
有时候像某某这样的判断似乎也可能有差错的地方。
好，这种文字游戏，我作贱自己，陪你们玩一玩，没有关系。
听着，你们这些像某某一样的影剧记者：影剧行业是个很难走的行业，尤其在台湾这样的黑白两道都夹杀的环境下：今天你们看到的比较成功的艺人，没有不是凭真本事上来的；两三年的侥幸会有，超过十年的侥幸绝无可能。艺人的品德只是社会标准，他们也是环境的产物，不会比社会一般标准好，但也不会比社会标准差。其他的都是渲染出来的。如果你们要渲染民族救星的桃色新闻史，那也绝不会比艺人们高级多少，但你们当然不敢：雷公打豆腐，从软的先下手。但也不要认为艺人们先天就背负了让你们作贱的命运。这是个每个人缺乏尊严的时代，请别任意作贱我们的尊严来增加你们的尊严，这是不道德的。演艺事业是你们的全部，作贱艺人就是作贱你们自己的行业，就是这么简单。别沾沾自喜，你们事实上才是台北最糗的一群。把你们的报纸杂志拿掉，你们就是光溜溜的一群，一无所有，你们真的认为自己可以写一辈子的三流文字吗？专制的新闻制度可以保障你们的专制言论，你们的心态只不过是那种不正常的制度下的副作用引起的一个性脓疮罢了，就像不正常的社会里的不正常娱乐制度下的艺人的心态一样；但这并不是说你们的行业可以任意的践踏我们这个行业。制度，会改的，趁还没太晚，看看以后的世界。为了你们自己。
请停止作贱我们的行业。
我是不是太严肃了一点？
写这种文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太容易停手。我不知道是因为会上瘾还是因为写文章骂人总比做事要容易得多。而事实上似乎两者都有。尤其是自我被自己靠着作贱别人来膨胀了许多以后。
但我没有每天几十万的发行量，这方面的问题起码小了十分之一。
所以我想我还是在安全高度内，可能有些人真的走了条不归路。
聪明过人的J君的妻子王小姐已经不干影剧记者多时了，但她还写一点文章。一个会写文艺文章的前影剧记者，充满了艺术气质。自以为是他们夫妇的好友的我，在看了这篇文章以后不无吃惊之处。整个东西是那种，“看我把你全部抖出来让大家瞧瞧”的心态。你才知道做这样的人的朋友有多危险。你然后才知道，干惯了影剧记者，修理人惯了以后，那种残存在血液里的文化流氓的气质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在一个去职已久的貌似文静的女子身体冒出来。
作贱别人的心灵内，埋藏的是一个蛊。
所以好不容易有个杨惠姗出来，这些人弄个两三下，又没有了。人才的成长很慢，可是用这些人的方式去被掐死，太容易了。人，什么时候缺乏过修理别人或伤害别人的能力了呢？他们当然会得手的。
而台湾已经几乎快没有人了。如果你抱怨“金马奖”香港人拿了太多的奖的话，你不妨多留意一下那些记者的名字。台湾已经差不多没有真正撑得起来的明星了，全部被作贱掉了。而最后你恍然大悟，原来，有那么多的记者在暗中霸住那些超级巨星的位置，用另一种舞台在做另一种秀。她们才是台湾仅有的明星，有着强烈无比的自我与矛盾的自卑情结。你以为我夸张了吗？如果你胆敢不太认识她们——尤其是那些大牌的，她们是会在报上修理你的，你以为没发生过的事？但毕竟，拿起麦克风她们还是有点心虚，终究还只是敢在报纸上修理人的。放大自己的名字是敢的，真的让她们站到舞台上面对所有的人的话，还是很难见得大场面的；这也是为什么你不太认识她们她们会不悦的原因。心情极其矛盾。
在香港看看，我看到甄妮、邓丽君、林青霞、叶倩文，她们似乎好得很。花边新闻？多的是，可是你不易感觉到那种恶意的作贱人的心态存在。香港的影剧记者此台湾的影剧记者清楚太多了，他们知道自己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然后你会没事看到台北的影剧记者在写：为什么香港人个个是大牌？为什么他们作得起来？我们的明星太不争气了！
真亏她们还写得出来。
反正，上述几个从台湾过去香港的女星，如果她们一直待在台湾，我向你保证她们绝不会有今天的地位的。事实其实说明的太清楚了。
如果有人觉得这篇文章太情绪化，太下流，那就是我要的，没错。在一个法理不彰、舆论混沌的环境里，你让那些言论早已失控多时的记者真正体会到她们下笔时该有的客观谨慎是惟一能够保证她们在自己剩余的生命里——是的，一生——不受到另一个行业的从业者的反扑的凭藉。一个投入的艺人是一生的事业，而这些影剧记者，也别想打了就跑。该来的总会来。而来的时候，我们不是用拳头、刀子、麦克风或斧头。我们用他们最拿手的道具：文字。
台湾影艺圈受到的创伤，不是短短两三年可以恢复过来的。有些事情，总得有个开始。
很简单，如果艺人不受到最基本的职业尊重，你不要想环境里会有什么值得尊重的作品或是表演存在，这个社会对艺人简直是到了令人发指的虐待的地步：要劳军，要捐钱送炭，要明天会更好，艺人们全部过来排队表演呼口号，一片光辉的人性，国恩家庆。利用完了没事的没事，有事的上电视作游戏供大家消遣，或上报纸杂志搞搞绯闻娱乐大众，替台北早就乱七八糟的地下地上的男女关系，那些所有人早就心知肚明而不便于披露报端的新文明作代罪羔羊，大快人心。这个环境的舆论，到底有没有能力反省自己？这个环境的艺人，有没有能力替自己争取尊严？大众，有没有能力拒绝自己被列入“读者喜欢看嘛”的阶层？
拜托拜托，停止作贱我们的这个行业吧！
我是可以停止了，做这种三流的事情。反正肮脏的工作总得有人做。
封杀我？谢谢，请便，我将把它视为我一生最高的荣誉。不开玩笑。

第三部分人物素描

陈达，台湾民歌手。——作者注
公元1979年7月，我到台北市立疗养院去当精神科实习医生时，距陈达过世还并不是一段太长的时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表演，但对他死前在疗养院内的一些情况却听说过一些，因为我所待的第三病房恰好就是当初他所住的病房，护士偶尔会说起。
望向病房大厅，每个走来走去的病人，陈达离开世界前的最后一段时间的状况就像这样浮现出脑海，这是台湾最后一位真正的民谣歌手生命中最后一站的现场。
他的照片还是看得到的。脸上的所有的皱纹是他历经整个世纪，在这个岛上——他完完全全的家乡所渡过的，风月的刻痕。
如此平凡的人物。他来自没有麦克风、没有喧嚣呼声掌声的年代。在饭后，夜正年轻的夜晚的室外，几把长凳，几个摇着扇子的乡人的围拢之下，一把走天涯的月琴，就这么就唱了，大概还不必讲究琴的调音的。“咚咚咚咚咚咚咚”，琴声有点蹒跚，几乎没有什么太深奥的技术可言；如果你尖酸刻薄一点，你甚至可以说他就凭这两手琴艺也竟可以到处招摇撞骗，随时编编歌词就这么给他混了一辈子。
“思啊，想啊，枝——”
来了。大概绝不是那种会讨好的嗓子。干涩的声音自录音带内冷冷的飙出来，划破半个世纪以后依然的月空。那个“想”字后面的“啊”字渗杂了浓厚的鼻音，全世界除了这块土地以外不会有其他任何地方有这样的，乡土的鼻音的唱法。“枝……”这一声是个尾音，延长了好久。它在夜晚的空气中划出了一道几乎是看不到那弯曲的弧线。随着音的延长，这弧线竟变得越来越锋利，甚至，凄厉。然后，它毫不留情的，像毫无任何阻力一般的，轻易的切割人你的心灵的肌肉。也不见血，但像把极精细的外科手术刀般，你知道它已深深切入，传来那种很薄很薄的，深深的刺痛。
瞬间我感到榻杨米旁祖母手中扇子传来的轻轻的，风。祖母似已睡着，她手中的扇子偶尔会停一下，但等等又会再扇起来。她的小收音机内传来的声音似乎早已曛人空气中，成为整个室内的一部分。那样的静止状态的我的生命，只是个冷血的，无动静的，纯观察的，像被包在蓓蕾内的一个，苗似的幼体。偶尔嗅到一丝“新乐园”透入的烟味。
但那个弧线已抛远到连尾音的回声都听不到时，似乎有内部的某种冷冷的液体已开始慢慢滚动了，而且热了起来。第二句已经开始唱了。
陈达，来自这块土地的，又被吞没于这块土地。我想，他可能连名字都是这块土地取的。陈达，真正的传奇。
许不了，台湾喜剧演员，是我心目中台湾有史以来最好的喜剧演员。——作者注
有两种说法来形容一个人的心意。锦上添花的人和雪中送炭的人。前者不足为奇，后者也不是没有；大致上社会不论怎么变，这种类型的人都会有，只是比例会略有变更。但前述的分类显然未曾顾及到其他可能有的状况。像我，我觉得自己是比较属于锦上添炭的人，如果他们不介意的话。而另一种人就更为有趣，这种人雪中送花，那就是许不了。
和许不了见过短短的几面，第一次是在录音室里，为他们写了一首后来被禁唱的《大兵歌》的录音时。许不了一把拿去我正要开罐的啤酒，他手一按罐面，身一转，“波！”的一声巨响，你以为罐子被打开了，事实上是他用另一只手的手指用嘴内的吸气发出来的声音。这和他的变魔术一样，拿手的口技，你学都学不来的。
最早看到他在电视上，是很早以前的一个凤飞飞主持的周末午间节目。他的确是个非常好笑、非常引人注目的喜剧演员。那种表情、动作、反应和声调，绝不是故意装了讨好别人逗笑的那种。他生来就是应该在喜感的气氛里串联人的笑声的。我还记得有一位太太上台把一件新台币编成的衣服套在他的身上，说他们全家有多喜欢他。这样的人，连观众对他的方式都是带着创意式的清新的可喜感。还记得许不了穿了那件钞票装在台上反而受宠若惊得不知该怎么办。
后来他一路越来越红，成为电影的票房保证。红到黑社会的大哥们把他架来架去的拍戏，搞到他不得已失踪了，躲起来了，但没办法呀！观众需要他的出现来制造笑声，后来还是听说摆平了，票房依旧，笑声依然。
有一次我去佑民医院，副院长和我聊起来，说许不了来过要求打Demerol，作用类似吗啡的药剂；想他那时大概早巳上瘾了。“但是没办法呀！你看他的两边屁股都已经被扎到硬透了，好不容易找到个部位把针扎进去了，药剂却怎么样也打不出来。”
他死前的一星期左右，是从医院被用担架抬到那时的香颂餐厅去拍电影的宣传片的。上妆时扑的白粉跑到他眼内，他还不知道，但一直擦着眼睛很迷惑的向旁边的人说：“奇怪，我的眼睛怎么看不到？奇怪？”是那种喜剧电影里的小人物受到欺负时的语调，他从来不必去装出这样的声音，但这次恐怕是发自他生命的最深层的呼喊。
他死的时候我不在台湾，但听人说起来，他的最后一部电影《小丑与天鹅》在他死后不久上映，票房又是好得不得了，笑声依然。老实说，我真的觉得许不了给这个社会的，远大于这个社会能给他的。
后来在写《明天会更好》的歌词时，我为他填了一句“谁能忍心看他最后的小丑带走我们的笑容”，但被认为太灰色，无法采用。为此，我觉得非常沮丧，但，也证实了我自己的一些想法与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许不了，百分之百台湾的，包括他的国语，他的长相。他的死一直是让我很难释怀的一件事，也许可能很不幸的，那也是百分之百的后来的台湾的。
但我真的相信他带走了我们最后即使可能会有的，真正的笑容。
洪通，台湾“素人画家”。我所理解的“素人画家”，是完全没有经过学院派的训练，完全自成一派的画者，而学院派却很难否定他。——作者注
记忆中洪通似乎老戴顶帽子。如果漫画家画到画家时老喜欢替他们加顶帽子的话，洪通的那顶帽子无疑在画家中是一个异数，像他的人一样。但毫无疑问，他是个画家，因为他有那顶帽子。
洪通的画展我也跟大家一样，跑去看了。他的画是那种你并不是很懂，但会很好奇，也可能很喜欢，但绝不会去买的那种。坦白说，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他会画那么多的小人，一个一个一个，手牵手。红黄蓝绿紫，他的用色颇为缤纷，完全不理所谓光线比例或什么黄金律之类的东西。但如果你在成长的经验中为了不管什么样的理由去了一些庙之类的地方，庙柱子啊、香炉啊、神像啊、拜拜的人之类，你应会知道他的作品是非常非常原本，非常非常台湾的，
这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陈达到台北的民谣西餐厅驻唱过：而洪通到台北时，是美国新闻处为他开的展览的。我完全不知道那种转变是怎么样去的，但我想洪通看着每个都市里的文明人鱼贯排队入场，争相看他那些斗室内完成的画时，感觉一定不比陈达第一次用麦克风在国父纪念馆内对着两千多人演唱民谣时更知道怎么反应。当然我很清楚艺人本来就和一般人会有些地方不是太相同的，但这两个老家伙后来的行径简直太离谱。陈达大家都知道了。听说洪通到后来县长陪着蒋经国去看他的时候，让他们在外头等了十五分钟，开了门后还骂人。另外他后来开价五百万元要让出所有的画时，好像也没有找到买主。最后连他一直想娶一个细姨的愿望也没有达成就走了。应该，不只是一般人认为的艺人，神经神经而已。
到此，我隐隐感觉到为什么他的书会画那么多的小人，一个一个一个的，手牵手。好多的人。
洪通，用台语讲，是一个很让人疼惜的人。

第三部分明天会更好

我们又来到这个湖边。小时候集邮册封面上的那个剪影似的、平静的湖边的那棵树下，我们坐卧。
对岸的山与所有见得到的地方，全铺上了绿色。

至于湖面，就给它那个蓝色吧！平静得连波纹都认真难辨。
有鸟，斜影，掠过。
舒适而沉默，连风都是懒洋洋的。
我于是陷入那个问题的沉思；毫无挣扎，我只是随着那个问题漂流而去，竟因这样的放任而有了一点回旋的乐趣。
啊！周身的通畅。
终于她开口了：“如果你不愿两个地方跑，为什么不把你做一个医者的能量全灌注到你的音符里去呢？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她于是闭眼，转翻身去。我想她就这样逐渐睡去了。
我于是再度盖上双眼。
真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但更简单的事，似乎四处存在。
在街上那每一张迎面擦身掠过的脸，侧面交臂而过的脸，尾随着我的脸，人群中交叠的脸，竟都是我心情的脸。每一张与每一张的我的脸，映在不同的五官的结构上，像是些四面八方不同的大小明镜，以各种不同的角度反投然后折射回来，映出我的心情，写出我的情绪的暗语。
我又惊讶的发现，即使是那只早就不能发亮而萎缩在天花板上的一角的灯泡，竟也是我的心情，以最沉默的方式表达它消沉的意志。
由此，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改变整个世界最迅速有效的办法。
一样的圈圈，不论你是向内层画，不论你是向外层画，你所付出的力气与消耗的能量，都是完全相等，而且无止境的。直到你必须停止。
惟一的差别，只是你那向内或向外的选择，而已。
有一阵子，我事实上已经成为雨的牺牲者。那是说，当下雨的时候，它会毁掉我去看一场电影的欲望，并且使我闷在家里，沮丧、颓废，并望着窗外阴沉的天气想像着这是一个如何没有希望的世界。并可能迁怒几个身边的人。
只是因为下了雨。
而当我成为了诸如雨这样的东西的牺牲者时，我便开始想像其实我是脆弱的不堪一击的。而这样的想法又使我自己对自己的信心与希望降到了最低点。
只是因为下了雨。
于是她再度转过身来面向我，带着惊奇的表情问我：“那你为什么不去买一把那种特大号的彩色伞来用呢？”
于是任何一个阴沉的天气我就拿着那把伞出街去。一个阴暗的下雨天在这么一个彩色的大伞下观察这个唏哩呼噜的世界，的确有任何一个晴天里没办法享受的乐趣。
不论是，不是，对，不对，有，没有，能，不能，亲爱的。
其实你真正该说的只是要不要而已。
如同你现在，点头，再，点头，再点头。
又点头。
那样简单。
那是她留下的一张奇怪的纸条，因我醒来时，她已离去。背后写着凌乱的最后这几个字：“当你放手，才往前再去；当你死去，才就此重生。”
终于，他走了。撒手也好，归西而去，也对。总之是再也不会再回来了。再也没有人看得到他。我还拿得他走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这绝非一个没有感觉的年代，但我惊讶于自己对它的麻木。”这个在战后出生，在台湾受教育，长大的青年，终于带着他的所有的矛盾的情感，以及他黑色的背景，走了。

第三部分香 港

一开始，她就知道那是个妥协的开始与结局。
所以她为自己施了这样的一抹妆，并为自己准备了一个这样的名字，人们可以这样叫她。
水上往来，日夜千帆。
她从未眨眼，因为她永远如此忙于收容那些沦落的、逃难的、不为异己所容的、不忍看自己人如此对待自己人的人们。
即使是海盗的聚落或异族的掠夺与侵占，她竟也只是用这样的一种沉默的、充满母性的力量，将它们缓缓化解，缓缓包容，与时间共同将那创痛的伤痕慢慢抚平，使所有的一切泪水与不平化成水上与岸边那些晶莹的点点；在入夜以后向人们沉静的表示。
她为自己做出任何的改变：假如人们需要她改变，或假如人们改变。
是的。从鸭寮街的蹲在路边卖菜的女人到中环的高层在楼内望向海景的白领人士。都一样。对她而言。
她更知道，有些事情是不可能走回头路的，就像日落是不可能由西到东的一般。她早已准备好。
奇怪的是，竟然很少人注意到她；大概他们真的是那么忙碌于照顾自己。
但这是不会影响她的决心的，因为一开始，她就知道了。
她已准备好做出任何的改变：
假如人们仍然需要她改变。
或者，假如人们仍然继续改变。
九十年代，是个告别的年代。
人们将向旧有的价值、旧有的世界、旧有的整合告别。虽然没有人知道，未来的世界，将会是如何。
在这里，她仍然是那个严缤纷且最神秘而多变的舞台。
她早已准备好，而且下定了决心。
虽然他们仍然还没有注意到她是如何这样一贯的矗立在这里。而且他们将更忙于自己，他们将仍然不会注意她的存在。
而她是不会在乎的。她知道她自己。
听：
“小河弯弯向南流
流到香江，去看一看
东方之珠，我的爱人
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
月儿弯弯的海港
夜色深深，灯火闪亮
东方之珠，整夜未眠
守着沦海桑田变幻的诺言
让海风吹拂了五千年
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
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
让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
船儿弯弯入海港
回头望望，沧海茫茫
东方之珠，拥抱着我
让我温暖你那苍凉的胸膛”
不论我在何处，当那一天到的时候，香江，我必在此与你会面；抱着会见那老情人的心情：兴奋且难奈。
——就这么约定。

第三部分罗李罗嗦

有余
我们在讲起司徒华和李柱铭，我说：“起码，对于专业人士，我还是较有信心；他在工余出来做点事，是出于真诚。”于是，李默小姐就说：“我们来写一篇《有余》吧，我也很讨厌那些拿民意作幌子的人。”
过了不久，她就把孔子那“行有余力，将以学文”，及若干孔子名言，传了过来。然后在电话中说：“《论语》已翻了好几遍，一个晚上一事无成。”我说：“你行有余力，翻查有用资料，怎会一事无成呢？”有些事情不是以目前看的。有些事情真的不能以目前功效看的，譬如我坚持国语歌曲。
还是我父亲当年的话对：“学医还可搞音乐；学音乐，则不能做医生。”这世界，哪有轻而易举可以有余？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人多。人们说：“我到了××地步，就会利用它来为国家社会做点事，这就是我搏命的原因。”很简单，先利后名，或者两个伸手并抓。话多藉口多。这不还叫做“有余”，而是“有所为而为”。孔子令人吃不消，最主要的是还是他太刻意于有所为而为，难怪有人建议儒道墨法各取精华，就最理想。李小姐的面皮又现微愠，说：“我专业写作，有余无余都是写作。”那又不然，能花一个晚上为两句话翻书，心与力足矣。李小姐应当看过我们录音时的情景，几个白天连通宵，我写专栏和写曲子，都未必是有余，还是有话要说吧。
面相
一坐下来，我就有点后悔了。他的衣服远看似乎有点道行，可惜长相近看似乎有点业余。
何况李默还跟他讲价：看两个一百元，足足打了他五折。而这个家伙竟然也答应了！
“你食指与无名指等长，可见你对自己和对朋友一般好，常帮助人，但是没有什么回收。”这个我可以作证，李默是这样没错：她是比较没有害朋友的能力的人。
但这一句已经是最准的一句了。
“你是做生意的，对吧？而且还有两间铺子。”如果这一句是对的话，那龙门阵简直就是个超级市场了。“婚姻线分成两段，可能今年或出年会结婚哦！”他妈的，李小姐已经八百年前就离婚了。“但也不能怪你先生的，是你自己有第三者的！”据我所知，李小姐现在连第二者都没有，还有第三？“有两个小孩子吧！再婚还会有一个的。”斩钉截铁。咦？这下子我有点不确定了，偷偷看李默的表情。看面相看了一半，他捻了捻似乎是留得很辛苦的胡子，严肃道：“嗯！这颗面颊上的青春痘如果是颗痣，你就不得了了。”后面站了很多人围观，我很不自在。“如果再婚的话，他爱不爱我呢？”他一边潇洒的微笑。我望着他那握住李小姐手掌的右手，不骗你，指甲长一点也罢了，但是我受不了那指甲圈内黑压压的一层层。我想他白天大概是修电单车的，而且有两间铺子。
待价者
每个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都是一个待价者。
这个“价”，当然并非一定是金钱的施或受，但它一定是有个目标或是价值在内的。即使你是一个慈善家，你都是在“买”一种价值，或是“卖”一种价值。像你现在看的这篇专栏一样，我正在兜售给你一些文字、情绪或感觉。交易正在进行当中，不知不觉。
你的代价：港币两元。换到你现在不是那么无聊。
我的代价：三更半夜爬起来写这篇文章。明天一点上班前没传到报社，编辑先生就又要“十万火急”了，不好意思。换到我的稿酬及“有话要说”的目的。
但编辑先生也有他的代价，催十八个专栏作家的稿可不是容易的事——这些人是世界上最会找藉口的，拖拖拉拉拖拖拉，排字房内一定时常惊险万状。代价内一定包含胃溃疡，换到文字工作的乐趣及薪酬。于是孔老夫子木槌一敲：“卖了！卖了！这一行太难搞，老子不干了。”后来当然了：不干未成身先死。干到底了。
等了两千五百四十年，辛苦的忧时忧国及不干的牢骚代价，终于换到了这样的评价：“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
伟大如孔子，待价下场如此；我们凡人，不会白活的。
年龄
咦？怎么现在与年轻的音乐界当红的歌手或作曲家比起来。似乎他们语气中，有点把我当作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
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从写第一首后来被公开发表的曲子《歌》以来，也已经有十五年了。天哪！我想大概只有自己知道：要保持音乐内的高度原创性，而可以维持十五年之久，有多难了。
忧的是：钱赚够了没有？想要的生活方式有了吗？会不会明天就做不出任何创意了？喜的是：如果有任何新出炉的当红派的后生仔要向我挑战一比高下的话，我会告诉他：“等你十五年后还可以在这里写曲子唱歌，而且还被接受，再来跟我比。”
既然“德高望重”，那只好倚老卖老了。
看到滚石合唱团几个家伙的美加巡回演唱的消息，暗中叫好：这些人起码大我生肖一轮以上，还在摇，还在摆。摇摆乐已成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音乐型态了，而大家是一起成长过来了。不论你喜不喜欢。年龄增加，有好有坏。但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一种生命力的累积，它肯定是好的：熬得住的，才能证明自己。而曾经自以为非常年轻的我，也竟写了这篇文章
脾气
我决定改一改自己的脾气。
一、对自己喜欢的人——更好。

二、对自己不喜欢的人——更坏。
三、对喜欢自己的人——更好。
四、对不喜欢自己的人——更坏。
五、更努力执行到底：宁可不讲话，但千万不要撒谎。
六、对喜欢撒谎的人——全力打击到底。
七、对于烂好人——只确定他是烂的，绝非好人。
八、对反反覆覆的人，划清界线——我绝不会有这样的朋友。
九、对常常会接触到的伙计、的士佬之类的先生女士好一点，而且多给点小费——人生点点滴滴都是缘份，对大家好一点，也是为了个自私的理由：自己会愉快一点。
十、可以睇衰人，但绝不要睇死人——每一层人都可能有最后的机会，不要连最后的余地，也不留。老实说，时间已剩下不多了，真的没有多余的精力和心神去左估右量那一张诚恳的笑容后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獠牙和爪子。做人别那么累了。电影里教父快死的时候告诉艾尔·帕西诺(AL PACINO)：“小心那个要拉你和敌人去谈和的人。”
就这么决定。

第四部分现象

又怎么样？
又怎么样呢？
有时在家中写曲的时候，很不想接电话。
写曲子的时候，事实上是一种至少是部分自我封闭的状态的。
是这样的：如果一段短过一分钟的旋律，在自己的脑子里能转过至少三个礼拜以上的话，就大概可以确定这首歌出街以后，购买者至少可以听到两个月以上……天天听。
有些歌是很短的，如《童年》或《飞砂风中转》，它们都是重复、重复再重复，变化不大。这种型态的曲子特别容易写，因为没有比这种东西更简单的了——但是也特别难好听、难持久。你想想，人类历史上大多数的民歌都是这样写的，几千年下来，你还能搞出什么不同的花样？
太难了。
写曲子容易，但要使曲子的生命长一点，就很难。我相信曲子的生命是和你放进去写曲的心和时间的生命过程是成正比的。没有白吃的午饭；也不会胆敢自以为是天才。
我们凡人最好有点自知之明，也只好多用心点了。
老实说，真的没听说没接到电话就死人的。一种声音在诞生阶段时，最怕的是其他声音的干扰，对打电话的人而言，只有抱歉了。
没接到电话，SO WHAT？坏了事了，想办法弥补。每种职业都有自己的特点。出了问题，解决就是了。自己可以负责就好。那又怎么样？
爱好
不知不觉，已经拥有十七把吉他。
十一把在香港，四把在台北，两把在纽约。
“天哪！你疯了！又买吉他！”
咦？干你什么事？老子的钱，爱怎么花就怎么花。
何况是像买吉他这么神圣的事情。
我的吉他弹得不算好，但是过得去。近年来。自己分析一下会对买吉他上瘾的原因，大概是因为用电脑做音乐做太多了。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你每天听到的流行歌曲的乐器部分，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是电脑做出来的。
电脑处理音乐当然是特别方便快速了。理论上，什么乐器都可以做出来：你用数位方式将原音乐器取样后，输入电脑就可以完全用自己的方式弹出来。无所不能。
但是就少了那种像吉他似的，抱在怀里弹的时候那条E弦的震动经由吉他的木身共振而传到自己身体上的共鸣。像做爱一样，这种震荡有来有往：颤动的弦音再激发创作者的脑神经与心弦，曲子就这么写出来了。
然后你看看吉他的腰身是多么圆滑，双手轻抚下来再到达两侧下缘，根本就是个异性丰满的臀部。在你的双手轻抚之下她温柔的吟唱起来。入夜，入秋。树叶都慢慢在战抖了。有了钱总不能老是鲍翅大闸蟹。“买——吉——他——”下定决心：宁可被定罪黑五类，此生不能不拥有三十把以上的吉他。
占有
喜欢搜集吉他，无非是想占有。
既然人无法同时娶几个老婆。但也不妨形而下地拥有几个情妇，或形而上地结交几名异性知已；或者，随自己所好，收集古代精品、现代精品、环境品、艺术品、大自然产品……一切不犯法而又有价可买的东西。想来不无代偿的心理作用。
然后就想到了少年时用空气枪打麻雀的事。
电线杆上鸟儿左侧着头，再右侧侧头，“吱！吱！”叫了雨声。
真的无忧无虑。
低头喙喙翅下的动静。
左、右再侧侧头。
它还有翅膀可飞，整个世界是它的自由与空间。它的神态完全告诉你。
“砰！”
它真的就这么直楞楞的掉到了地面上。
只因为子弹出发的时候，它正好在瞄准器瞄出的直线上。
后来我将它埋葬了。因为那只是只死麻雀，腹部渗出血渍。
我没有得到它那自由自在的，随时可飞走的自由。
完全没有。
即使是那架着鸟笼散步的人，他也完全没有得到任何那笼中的鸟的自由。完全没有。鸟的翅膀失去意义的时候，那鸟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我于是学习到：任何的生命，当我想去占有他的时候，就是我真正开始失去他的时候。
包装
包装不外两个目的：
一是使别人对自己产生信心。
二是使自己对自己产生信心。
香港人在所有的中国人内，是最注重包装的，而且，包装的技术也是一流的。它呈现出来的好处是整个社会有一种文明的气息；大家互相提醒彼此：我们是有要求的，我们是进步的，而且我们是正式而绝不随便的。
逐渐形成一种社会的游戏规则：有了包装，你才能真正上桌打牌，上桌谈判。否则：“衣服都穿不好，还敢出来见人？您还是回家先学学怎么梳头吧！”眼光如是说。
不过，要是你在尖沙咀找一个服装最新潮的入时的后生仔，让他穿着他的衣服到纽约曼克顿的东村——第三大道以东的第一街到第十四街之间，包括字母城市在内的那块全世界艺术家最集中、而且艺术观念最先进的地区——去绕一个下午的话，我罗某人在这里向你打个包票：你可以问问他第二天还敢不敢再做同样的事。敢吗？真的敢吗？
别开玩笑了。
艺术是前瞻性的；品味是潮时性的。艺术，就是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品味。所以您如果是真正的一个艺人，你绝对不屑于跟随潮流——除非你是个假的或是个半吊子的艺人。
未来的世界必须货真价实，请包装一下内容。

第四部分纽 约

表态
表态好，表态妙，表态呱呱叫！表态万岁！有话就说，无话也要说，实话要当成假话的说，假话要当成真的说。在这个以嘴巴和耳朵先行的时代里，若不表态枉为人。
心里想的，在实践着的，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走出来，嘴巴上大声说。说了就
算，他们将这叫做真，从来不太需要去想前因后果。若想问他为何如此表态？他在无词以对之下，仍然会一脸骄傲地回一句：“只因我不情愿，不喜欢！”哎哟，是谁封了你做心理学家、政论家、教化部长啦？
凡是触及他自身喜好的，他都可以表示厌恶和谩骂，但他从没想过他可能并不代表所有的人。人家对他的表态有兴趣，可能不是因为赞同，只不过因为人性中“望人衰”的特质。哗众和故作愤世嫉俗的话，说得多了，自然野心就大起来，进而要代替许多人甚至所有人说话。
继续表态吧。把缺点、丑陋一股脑都表出来。还扭捏些什么？老子早已表得一清二楚的，我就是我！
才气
才气两字稍嫌肉麻，其实是英文里的TALENT，天份。
每个人生来世界上，我相信都是有附属在你身上的天份的。
很多人并不这样觉得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花足够的力气、专注与时间去搞清楚那些天份的本质。天份是一棵幼苗，需要极长久的时间与生活的培育，才可能会变成一颗茁壮的树的，这种东西哪有那么容易判断出来？我们看到的李白、杜甫，或巴赫、贝多芬，其实都是很现实的以结果和成败来论英雄的。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他们的作品是被时间论定了：有价值，公认。然后自己一看，真的不错，也跟着竖起大拇指。但那是个结果，你可知道这些艺术家生前所需去面对的生命的煎熬及生活的折磨吗？
很奇怪的是才气与命运往往是极有关联的。所谓的际遇。你想想贝多芬的耳朵、史蒂夫汪达的眼睛、发了疯的舒曼、三十二岁就死去的舒伯特、尸骨葬于何处都找不到的莫扎特、飞机撞山而死的徐志摩、切腹的三岛由纪夫、身患肺结核的肖邦、染上疟疾的柴可夫斯基、家门前被枪杀的列侬、淹死的李白、胀死的杜甫、梵高的断耳、娄特列克的双腿……当一个艺术家使尽自己的才气与生活压力来做一个最后的对抗的时候，火花真的是会冒出来的——像烟花一样的冲上空中。那个代价是燃烧了这个艺术家的生命与身躯。
艺术
第一件事，最重要的问题，这两千多年内，除了可怜的艺术家以外，有没有人会因为没有艺术而死的？
没有。艺术不像是食、衣、住、行这种生活上一定需要的东西。
所以除了那种做出来的艺术很烂，又偏偏要那么执著地去坚持走自己的艺术路线的艺术家会可能饿死以外，是死不了人的。何况我也还没有听说过那一个东西烂到大家都不会接爱的艺术家，虽然东西烂得可以，却终身不从事艺术不行。这样我们才能继续谈下去：因为这年头打着对艺术的狂热、忠诚及执著，甚至不惜一死的决心来捍卫自己艺术的假艺人太多了，我们不得不防着防着他们混进来扰乱视听。这种人通常在发现炒股票比较好赚钱之后，就可能会背叛艺术转行而去，你千万别被他们的艺术表态给骗了。这样说，是因为艺术太容易拿来骗人。我感觉，如果你事实上是个无业游民，最容易找到的藉口就是说自己是个艺术家：谁能反对呢？艺术根本就是生活的经验的结晶。所以如果你失业，你可以说：“我最近在严肃而真切的体验生活，想做个艺术家。”那就对了。
真的艺术家，到最极致的成就时，本身就是个艺术品，他最后的自己——如耳聋的贝多芬般——排除世间庸俗的价值观，告诉世界：“听听看，没有我，你们的生活少了什么？”

第四部分书生

书生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那个唇眉俊秀的文弱书生突然自椅上一踏而起，拔地二丈高。你只见他在空中倒翻了个筋斗，像身后长了眼睛似的，凌空自怀中掏出两只金笔向下抛射出。可怜那无恶不作的天山双煞各自惨叫一声，当场倒地气绝而死。众人探望向前，见那双煞的眉心不偏不倚各穿入了只金笔，深达笔末！
“望回书生，那厢他早已飘然落回座上，若无其事的继续啜着那碗白干。”这肯定是一个书生的作品。而且是一个书生手淫的作品。而且还是一个书生手淫来给其他的书生手淫的作品。手淫太难听，那我们说“自慰”好了——以文会友，以笔自慰。
当然，以前所谓的书生，就是现在的知识分子。而你知道为什么知识分子会被迫害得那么厉害吗？不论是生活压力的迫害或是来自政治运动的迫害？因为有很多知识分子只能靠笔，靠文字。文字的力量当然是大的，但那是以前的社会——资讯只有文字，别无选择。你看看现在的社会：文字加报道——新闻。文字加音乐——歌。文字加策略——广告。文字加叽叽歪歪——写专栏。文字加终端机——电脑。文字加剧情——剧本；再加声光画面——电影。全和文字有关，别落伍了。写唱《生在美国》的布鲁斯也是知识分子：尚可救国。别落伍了，书生：万( )。
后遗症
后遗症，不同于并发症。
并发症是疾病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的全部或是部分的症状。并发症有它的必然性。
后遗症则是疾病的过程中由于病状过于恶化或治疗的不当而引起的相关病状——在原有的疾病已经痊愈后会继续存在。
治疗不当。
治疗不当的最多原因来自诊断的错误或诊断的延误——都是诊断的问题。
根本整个医学领域差不多就是个以诊断为中心的学问。
治疗？
当然重要，但是并发症，就是该怎么治疗，你的选择不多，而且该有的治疗能有效的，差不多都知道了，知道病情而束手无策，如癌症等，就是束手无策。
所以治疗不是重点，它是附属于诊断的。
一个医生，若真的诊断不出病因，并不可耻，因为病情往往错综复杂，以为是原因的往往是结果，以为是结果的，往往又导出其他的结果。
所以，一个好的医生，绝不滥下诊断。
他真的没有把握，一定把你推介给其他更称职的专科医生——起码他不会拍拍你的肩膀：“没问题，吃吃药打打针就好。”
等到你的病因为延误了真正治疗期而变成终身后遗症时就来不及了。医生，如果不能当一个全能者，有如“华陀再世”，至少，不可误导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