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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鱼汲胜
１９８６年，香港《广角镜》月刊４月号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对五十岁以下的中国人来说，张学良就象一个活的影子，没有人不知道他，但也没有人见过他。在近代史中，如果要弄一个十大风云人物排行榜，张学良必可名列前茅。一位驻北京多年的外国记者表示，中共的许多高级政要，甚至一般民众，对国民党健在的政治人物，最感兴趣的，除了蒋经国，就是张学良了。”
人民之所以深切怀念张学良，是因为他是中华民族的儿子，是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真诚朋友。１９３４年，张学良为东北大学校刊题词：“现在唯一救国之方，是坚确决心，把我自己无条件的供献给社会和我的国家”。在民族危亡之秋，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学良将军置个人生死荣辱于不顾，与杨虎城将军一起义无反顾地发动西安事变，并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和五十周年大会上，周恩来和习仲勋先后代表我党高度赞誉张学良与杨虎城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他们的不朽功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最近，我一口气读完了即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由范克明同志撰写的《张学良传》一书，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这本书主题鲜明，史料翔实，文笔流畅。作者不是根据研究张学良的现成结论去表达主题，而是以大量文献、资料和活生生的史实为依据，并注意吸收近年来国内外有关西安事变和研究张学良的最新科研成果，秉笔直书，立论公允，既写史，也写人，既写景，也写情，力求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为传主立传，因而使它既有相当的文学特色，又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它从张学良的青少年一直写到他幽居台湾的晚年。全书内容充实，时间跨度大，涉及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多。但作者从容以对，如数家珍，以饱含激情和清丽隽永的笔墨，展现出张将军所走过的曲折坎坷、而又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道路与他那丰富复杂和波澜壮阔的精神世界，从而较深刻地揭示了他是怎样从一个封建统治集团的成员演变为一个杰出的爱国将领的。因此，与其说它是一位爱国名将的奋斗史，不如说它是从民国初年至今大半个世纪的历史画卷。
作者是五十年代初期的大学毕业生，现在在一所高等院校任教，是副教授。几十年来，他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走过了一条漫长而艰辛的路。他治学严谨，勤于笔耕。在执教之余，经常进行科研活动。如今，他在工作、家务繁重的艰苦条件下，怀着对张学良将军的一片深情，利用业余时间，孜孜不倦地从事《张学良传》的写作。这种精神，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我衷心祝贺《张学良传》的出版。
我热切期待此书的出版能对促进祖国统一发挥积极的作用。
１９８８年３月３０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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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的遗憾
——写在前面的话
人们常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影片一旦拍成，很难改动，所以遗憾的艺术每每留下艺术的遗憾。
其实，岂只是电影，人生又何尝不是也常会有这样和那样的遗憾呢。唐代后期杰出的诗人李商隐诗云：“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①这不是说连传说中的仙人也有遗憾吗！
由此，使我很自然地想起举世闻名的张学良将军。众所周知，他是因为同杨虎城将军在五十年前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而被长期幽禁的，若说遗憾，在当今之世，在还活着的人们当中，恐怕没有比他对此感受更深的了。这，从他当年所写的一首诗里，也清楚地显示出来：
万里碧空孤影远，
故人行程路漫漫。
少年渐渐鬓发老，
唯有春风今又还。
这是张学良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囚禁在湘西沅陵凤凰山时，题写在凤凰古寺墙壁上的一首诗，题为《自我遗憾作》。五十多年前，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和宋氏兄妹等作出所谓“人格担保”和保证张学良安全的许诺之后，张学良只身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不料却被扣留；杨虎城也被迫离开了西安。这时，全民抗战已经展开，张学良一方面以西安事变的目的终于得以实现而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的被囚而忧愤。诗中的“孤影远”“路漫漫”，就是感叹他和杨将军的不幸遭遇的，这不也正反映出他义愤填膺，未能效命于抗日疆场的隐痛和事与愿违的遗憾吗？
每当夜阑人静，在长时间伏案工作之余，我常推开通往凉台的门，爱在自己高楼住所的凉台上，向东南方遥望，很想写一点关于张学良将军的文字，可又觉得将这位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潇洒豪爽的勃勃英姿和始终如一的纯真的爱国主义激情，丹心如铁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事迹很好地反映出来，要把他从一个旧军阀转变成为“特别使人怀念”的民族功臣的过程如实地加以再现，并对这位曾经走过一条极其曲折、复杂、伟大而又磨难重重的道路，然而却并非完全没有争议的爱国将领的思想发展和无私贡献，尽可能作一些客观、公正的分析、评述，谈何容易！但由于他的一生的经历和历史功绩深深地感动了我；特别是从将军的遗憾又联想到周总理对他的评价，以及总理为著名爱国人士高崇民改诗的动人事迹，我似乎又茅塞顿开，文如泉涌了。１９６１年１２月１２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会议上，张学良将军的老部下和好友高崇民思念将军，热泪潸然，当场赋诗一首，诗云：
兵谏功成廿五年，
乾坤扭转话凌烟；
今日座中皆旺健，
一人憔悴在东南。②
那次聚会，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也参加了，有人把这首诗拿给总理看，他看了略一沉吟，立即指出，“憔悴”二字太消极，建议改为“奋斗”，即“一人奋斗在东南”③，这也就是说，张学良身虽被囚，其志不移，不消沉，不悲观，仍在奋斗呢！这其实不正是生动地表达了党和人民对他的敬重和深切思念之情吗？
是的，张、杨两将军的个人命运是不幸的，一位牺牲在特务的屠刀下，一位是终身幽禁，他们都怀有深深的怨恨与遗憾。但如果从西安事变有功于抗战，有功于国家，有功于民族以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这方面看，又可以说是求仁得仁，求义得义。“这种纯粹由个人恩怨造成的历史悲剧，却只能增添他们作为千古功臣的光辉。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他们为民族作出的重大牺牲是值得的。”（杨拯民语）如果杨将军地下有知，经过八年抗战和四年的解放战争，中国人民终于获得了解放，并又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时，他是会瞑目九泉的。张将军的遗憾心情，也会大大减轻。这一点，在他被囚后，实际也是渐渐意识到了的，他诗中的“唯有春风今又还”，不就反映了他看到抗日力量的发展而欢欣鼓舞的心情吗？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行动给予后人的将不是遗憾，不是悲观失望，而是鼓舞，是深思，是奋进，是力量！
“噹，噹……”室内挂钟在深夜里发出的显得格外清晰的响声，打断了我的沉思，我这才发觉，自己在凉台上站的时间不短了，但不知为什么，却毫无倦意，也不想进屋，仍然默默地凝视着东南方那象碧海般的夜空，并情不自禁地想到了雪窦山、苏仙岭、凤凰山、黔灵山、麒麟洞（这些都是当年囚禁张学良将军的地方）：
黔灵青山叠，雾云遮，藜花泪溅，杜鹃声切。芳草天涯无觅处，一代英姿人杰。沧海事，千秋澄澈。祸急寇深燃箕豆，更乡关，遍洒黎元血。家国恨，誓当雪。
华清池畔擒枭桀。少将军，死生度外，义薄云阙，大礼可须辞小让，笑对刀锋斧钺。身囚禁，丹心如铁。引颈望风长怀想，凭栏处，唯有山前月。吟到此，语幽咽。④至此，我又想，张将军目前的处境怎么样？身体还好吧？听说将军渴望自由，很想离开台湾到国外旅游，更希望能重回大陆，记得报上还曾透露过类似的消息，好象将会获准出国一趟了。但后来便无下文，将军依然故我，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如众所周知，１９３６年西安事变张学良以团结抗日为重，亲送蒋氏回南京，“死生度外，义薄云阙”，是蒋氏食言，张学良才身陷囹圄。这原本就是个大冤案，又经历了漫长的半个多世纪的冷雨铁窗，张学良将军也由年轻少帅而垂老矣，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退一步说，也正象海外著名作家江南生前在论及这一问题时所讲的：“释放后，任由其鹏程万里，会对国府甚至台局有何影响？但其正面意义，如对历史的交代，那就无法估量”，还说：“经国有胆识，尽可昭告天下，或悄悄然送他到美国或去大陆，父亲的过失，儿子去补救过来，何等光明磊落！”他谈得多么好呀！而且，不谈蒋介石早已作古，如今国内外形势也都今非昔比，这桩早该结束的历史悲剧，难道还能让它再继续下去吗？特别是近年来邓小平同志关于“一国两制”设想的提出，以及香港、澳门归属问题的解决，更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台湾当局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这也正如前几年廖承志致蒋经国的信中所说的：“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纭，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祖国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很明显，祖国统一的日子不会太远了，到那时，对张学良将军的幽禁将被彻底解除，他将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他定能重返祖国大陆，与亲人团聚。啊，张将军，你在哪里？做什么？在这样的深夜里，您大概已经休息了吧？当然，也可能在此刻你也无睡意，看到外面月色好，又披衣来到庭院中，对月兴叹，浮想联翩；也许，也许还会轻声吟咏起李白那脍炙人口的名句：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是啊，我知道，知道您怀念故乡的一片深情。人们常说，叶落归根，您离开大陆四十多年了，对故土、家园的思念，怎能不与日俱增呢？有朝一日祖国统一时，海峡两岸齐欢腾，到那时，可以肯定，您将第一个束装就道，渡海西行，返回大陆。回来先到哪里？当然首先会先到北京，然后到哪里？是先去东北呢，还是先来西安？我想，您也许会先来西安看看吧。啊，西安，这古老的历史名城，她曾是周、秦、汉、唐的故里，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文明的圣地，然而，俱往矣，如今她以您与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和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而闻名于世。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一个伟大转折的西安事变，停止了持续十年之久的内战，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奠定全民族团结御侮的基础。“战胜日本法西斯强盗的民族革命战争由它肇始，土地革命战争的硝烟最后消散在这里，全民抗战的曙光升起在古长安的城楼。华清池，再不会为仅有水滑洗凝脂、渔阳鼙鼓动地来而羞辱于史册。它更有在凛冽的寒风中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喊杀拼命的勇士。二十世纪中华儿女的雄风一扫李氏皇朝的侈糜……”⑤所以对于古城西安，对于您与杨虎城将军的历史功绩，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每一年的１２月１２日，人们都要集会纪念，颂赞你们的不朽的业绩。你们当年在这里生活战斗过的金家巷和芷园的住所，都保存完好，并于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前夕修葺一新，成为供人们瞻仰的西安事变遗址纪念地。啊，张将军，您何日能回来？您如能旧地重游，亲自回来看一看，该有多好啊！如今海峡两岸已开始出现历史性的松动，台湾不是已经允许居住在那里的人回大陆来探亲吗？张将军也是符合条件的，如今已经八十七岁，被幽禁了五十多年，五十多年前的恩怨难道还不该消除？难道要让历史留下永远的遗憾吗？啊，将军，家乡故土的亲人都殷切地盼望着您的回归。但万一回来不了，您也不要着急，还是要注意保重身体，还是要坚强地“奋斗”下去。西安、东北和全国人民都时时刻刻怀念着您，在殷切地等待着与您团聚，甚至希望对您遭受的漫长的囹圄之苦作出必要的报偿，不然人们心里过意不去呀。啊，张将军，听到这些您会怎样想呢？我思量，您一定很高兴，也许会说：“谢谢，谢谢诸位，我不要报偿，能回来亲眼看到祖国面貌的巨大变化，能再同我的东北和西北的父老兄弟姊妹们见见面，这对我就是最好的报偿，最大的安慰。”啊，将军，请多珍重吧，中华一统、举国上下乐融融的日子为期不会太远了……
“噹，噹，噹……”室内挂钟又在用它那悦耳的奏鸣曲催我进屋了，我却留连忘返，乐此不疲：
西安捉蒋翻危局，
内战吟成抗日诗。
楼屋依旧人半逝，
小窗风雪立多时。⑥
作　　者
１９８６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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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商隐：《嫦娥》，见《李商隐诗选》，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组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出版。
②③　高存信：《白山黑水忆将军》，见《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④　杨德政游黔灵山麒麟洞忆张学良将军的旧体诗词，原载《贵阳晚报》。
⑤　张国星：《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论西安事变》，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⑥　许涤新著《百年心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３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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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父子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这是托尔斯泰的名言。太凡读过《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名著的人，都不会忘记它。
笔者赞赏这个精辟的论述，叹服作家良好敏锐的艺术感知是他对问题的深刻思考。其实，也不仅限于家庭，世界上的许多人和事又何尝不是如此。生活就象万花筒，人生的道路也决不会径情直遂。古人云：“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以语人无二三。”还有的说：“人生，是无休止的战场，是幸福与苦难的奇观。”①有些事可以预料和预防，但在多数情况下，却往往又很难未卜先知，君不见，许多看起来反常、总觉得不可能、不含理、甚至是难以想象的事，不是也常常会发生吗？
比如张学良，由于出身豪门，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照说定会是无忧无虑、一帆风顺吧，实际不尽然。出生于荒凉的辽中平原一所普通民宅中的这个乳名“小六子”的婴儿，从他呱呱坠地的那个时刻起，世道就不曾有过片刻的安宁。就是在他父亲张作霖飞黄腾达时，张学良的处境也未见有多大的好转。那时家中虽然声势显赫，宾客盈门，可他由于少年丧母，顾影自怜，不无孤寂之感。
又如在帅府，张学良原本是最早受到西方文化熏陶，是主张婚姻自由的，可是当父亲仅凭义气和生辰八字而让他与梨树县乡间小镇上的于凤至结亲时，他却一唯父命，默认了这桩包办婚姻。幸而于系才女，又极贤慧，婚后二人感情尚好，不然，不是会带来很大的痛后吗？
还如张学良早年是新派人物，在处置暗结党徒、阻挠统一、公然与他分庭抗礼的杨宇霆、常荫槐时，举棋不定，后竟以投掷银元的办法以卜吉凶。有人不信会有此事，然而这却是事实。
１９２８年６月４日，发生了皇姑屯炸车案，一代枭雄张作霖车毁人亡，而这天刚好是阴历的４月１７日，是张学良的生日，在这里，生与死，苦与乐，幸福与灾难，是如此地冰炭难容而又阳错阴差地形成了这样残酷的巧合，谁又能料想得到呢！
至于张学良将军的丰功伟绩，他终身幽禁的历史悲剧，不也都是从不可能到可能，甚至成为不可移易的历史现实吗？
因袭的重负与人为的悲剧，是最令人惋惜的，但他认为只要国家能独立，民族能得救，个人得失全不计！向前看，心地宽，殷盼祖国早统一。
那末，是不是有鉴于此，你才要为他立传呢？不，笔者承担不了此一重任，这里只不过就他某些特殊的经历，作些笔录与评述，以表达对将军的敬慕和怀念之情。
既要诉诸笔墨，也就不能不在沉思中极力使时间倒流，以便在对往昔峥嵘岁月的遨游与探索中，努力去追寻将军那早已失去、但却使人难忘的身影……
张学良，字汉卿，号毅庵，祖籍辽宁海城，１９０１年６月３日（夏历４月１７日）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九间乡鄂家村张家堡屯（旧称桑子林詹家窝铺）。
张学良的这个简历，照说是无异议的。但他出生在哪一年，在国内外有关张氏生平的著述中却并不一致。是的，这也正如李传信副教授所说的：提出张学良究竟出生在哪一年，似乎有些奇怪，因为就现在看到的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回忆录和书刊，一般都说张学良出生于１９０１年……可是，海外不少学者专家却说张学良出生于１８９８年。如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谈到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时说：张学良当时“年轻（只有三十三岁）”。戴维·贝尔加米尼的《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５０２页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的１９２８年，张学良“年三十岁”。韦氏辞典第九版人名录的１３９８页，也说张学良出生于１８９８年。这就有了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说法对呢？我倾向于１９０１年出生说。主要根据是周大文的文章。周大文是张学良的同学和结盟兄弟，长期追随张氏父子。在他所写的《张作霖集团的形成》一文中说：张作霖在１８９５年与同龄的赵氏结婚，１８９６年生一子，不久即死；１８９８年赵氏又生一女名首芳；“１９００年秋赵氏已怀孕张学良三个月”，据此推算，当然是１９０１年出生了。还说到：１９１２年“四月间赵氏病死”，“时学良十二岁，学铭五岁”。既然首芳是１８９８年出生，张学良与首芳不是孪生姐弟，当然不可能是１８９８年出生了。②从上面这些比较确凿的资料和论证来看，张学良出生于１９０１年是明白无误的。而且，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张学良出生在动乱的年代。因为１９０１年正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第二年，那时满清王朝昏庸腐朽，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广大农村田园荒芜，盗匪如毛，民不聊生。其父张作霖，由于少年家贫，流落江湖，常年浪迹于山林草泽间，所以他和母亲以及年幼的姐姐也是在兵荒马乱中朝夕不安而又饱经忧患的。后来只是随着父亲地位的变化，他到省城里去了，才结束了这种动荡的生活。
当少年张学良怯生生地来到老大帅府那面阔三间的旧王府式门前时，他看见门对面有一座大照壁，“大门两侧有石雕抱鼓石，其前有虎虎如生的一对石狮子。青石垫铺的门阶，使人感到宽敞整洁；滚圆挺直的高耸廊柱，撑着遮阳生阴的青瓦屋檐；朱漆雕花镂空牙子，又增添了一股细灵的秀美……”
“啊，好气派！”张学良不禁暗暗赞叹了，他心想，这不都跟画上看到的那些王公贵族之家一个样吗？是的，父亲是个很能干的人，或者也可说是个英雄，但他怎么升得这么快？曾几何时，他不是还出没于山林草泽间，后来成为官军，也不过是个级别不高的管带，怎么转瞬间就平步青云，有了如此显赫的权势？总之，这时他一方面发现，这个新的家与往日的动荡生涯，与过去在八角台一带的那个家是大不相同了，一方面脑子里也有一些问号。如果说，儿时的记忆还比较单纯、幼稚，那末，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疑虑和不安也就日益明显。因为最初的新鲜、新奇感没有了，生活的优裕弥补不了心灵上的孤寂与空虚。特别是父亲家法严，在家里，他是一言九鼎，什么事都得听他的，他的话就是金科玉律，所以他感到压抑，总觉得没有过去那么自由了。那时他跟母亲在一起，有母亲的抚爱，邻里的关心，他可以随便跑到外面去玩，可以上树，可以到河沟边去。可现在他不能随便出去，也不能随便与外人接触，甚至出门必坐汽车，还有勤务兵护送，直到重又返回这门禁森严的幽深的宅院。所以那时他常想：这不成了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鸟吗？
天性好动、喜欢海阔天空的少年张学良，不甘寂寞，开始动脑筋，变着法儿破常规，要想给这个声威显赫、但却缺少生气的王府透点新鲜空气了。
张学良是张家兄弟姊妹中较年长的孩子，乳名小六子。他从小就性情开朗，活泼好动，书他虽然也是爱读的，但玩起来也总是别出心裁，乐而忘归。“张作霖有八个儿子、六个女儿。在童年时代，张学良是这十四人队伍的‘头头’。怀英与怀卿（张学良的妹妹）说：‘我父亲思想封建、保守，在家里有很多禁令，特别是对女儿们，要求文静，不许出大门，不许穿印度绸，不许剪发……’‘可是，我们大哥敢于突破大帅的禁区。是他领着我们在帅府里“藏蒙蒙”（捉迷藏），是他每年７月１５日领着我们去小河沿看放河灯，是他冬天指挥我们堆雪人打雪仗。大帅死后，是他叫我们剪了辫子留短发，甚至烫发。’”③
张学良是张作霖发妻赵氏所生。同母的有比他大三岁的姐姐首芳，以及比他小六岁的弟弟学铭。１９１２年，他们的母亲病故，那时张学良才十一岁，学铭五岁，多亏庶母卢氏（即张作霖二夫人卢寿苎。赵氏临终留下遗言：“我死后，小六子他们交西屋妈抚养。”“西屋妈”即卢夫人。赵夫人生前住东屋）和姐姐首芳悉心照料，他们弟兄才得以长大成人，也许正是不忘抚育之恩吧，张学良对卢夫人和姐姐一直敬重，“未敢稍渝”。对卢夫人，他叫“妈妈”，视同生母。后来卢夫人被大帅扶为大夫人。大帅皇姑屯遇难后，张学良成为东北军政首脑，日理万机，但对卢夫人仍极尊敬，并下令一律称她“为‘老太太’，对错称者罚二十军棍”④。至于对大姐，更是念念不忘，甚至在他身处幽禁之中时还给她写过两封信，一封说：“……我的一切请你们不用挂念，尤其是身体，我自己会照应我自己的。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上说过：那个混蛋才把身体弄坏哪（类似这样的话，文句我记不清了）。您送来的东西，现在谢谢您。我晓得您手头并不松快，下次不用再带东西了，留点钱给孩子们用吧。”另一封信是托姐姐买《明史》的，说他因为几年来常在菜油灯下看东西，眼睛花了，托她买一本好版大字的《明史》，信写得较长，也极诚恳，姐弟之间，仍是那样互相信赖，一往情深。
当然，话又说回来，在那“威赫赫爵禄高登”的气氛中，在那样一个封建军阀的大家庭里，若硬要说人杰地灵，似乎张学良就是天生的全才，没有受到任何消极的影响，当然也是欠妥的。但他与其父亲毕竟有不同的地方。他的心智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朝向另外的方向，而其所以如此，也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良年方十一岁，慈母见背，先大夫宠爱有加，但忙于军政，素少庭训，又乏良师益友。”但后来，由于他既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汲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科学文化的营养，特别是结交了一些比较开明的人士，“学会笃信和平，懂得容忍，懂得开放胸襟，他的存心待人非常忠厚。西安事变后，王卓然又说他理想非常之高，他的济世救人的怀抱，有似佛门弟子；他的牺牲自我服役他人的心愿，竟是一个真正的耶稣信徒；同时，他的谦逊达观，看破世事人情，对一切名利毫不在意的态度，又极象老庄之流亚。张学良自己也认为，过于同情他人，不审远近厚薄之一义，常有同情对方之感，而对失败者更时生怜惜之心，化敌为友之念。都可以说，是在这一段少年心理发展过程中种下了种子。”⑤
也许正是这种谦恭豁达和宽厚的气质，使他常常保留着纯真少年的无邪天真，就是在他那过早到来的婚姻问题上，他也逆来顺受，听之任之了。以致当他还只有十五岁时，就根据“父母之命”，与比他大三岁的于凤至结了婚。这是父亲张作霖给他定的亲。张家儿女们的婚事都是大帅一手缔结的。在他看来，婚姻大事由父母决定，历来如此，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改变的。他虽为军阀，但对妻室儿女的要求还是严格的，他把他们安置在帅府里，孩子们可以上学读书，也可以在府内庭院里玩耍，但不许他们出入茶楼酒馆、戏院，更不许任何人在外面仗势欺人，惹事生非。是的，作为一个满脑子马上英雄境界的行伍出身的人，作为一个不可一世的草莽英雄，他的一个很大的遗憾是没有好好念过书，缺少文化，可能也正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虽然很有权势，但既非名门望族，又谈不上德高望重，因而可说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吧，所以他平日家教甚严，尤其对于他寄予厚望的张学良，更是悉心栽培，期有所成。
这若细说起来，显然又与张作霖本人的身世和经历有关。张作霖，字雨亭，人称“大帅”或“雨帅”，１８７５年３月１９日生于辽宁海城县驾掌寺村。他原籍河北河间府大城县，他的祖父张永贵是因为河北遭灾，无以生计，挑着他的父亲张有财闯关东，才在辽宁海城落户的。但是很不幸，父亲有财在张作霖十三、四岁左右时被一同村无赖王某打死。当时乡约（即乡间管事人）曾到海城县报案，当局决定通缉凶手，但王某闻风而逃，始终未捕获归案。
父亲死后，家境更加每况愈下。母亲王氏，生三男一女，大哥作泰早丧。母亲领着他们兄妹几人生活无着，告借无门，不得已才又逃荒到黑山南乡赵家庙村东沟子亲戚家中，靠母亲做针线活和哥哥作孚“扛活”度日，生活困苦，常常吃了这顿没那顿，母亲发愁，常常为此流泪。张作霖是最小的儿子，俗称老疙瘩，母亲心疼他，没让他去帮工。但他自幼机灵、乖巧，不忍看母亲作难，所以也尽量设法找活干，如他打过短工，学过木工，卖过针线，还在赵家庙卖过包子。那时，他在一姓郭的小包子铺发货，开始也还干得不错，但后来就不行了，因他也许是觉得卖包子终非长远之计，准备另谋生路了；也许是他实在被饥饿折磨得再也无法忍受下去，所以“余货卖不出时即自食，因此时常拖欠货款。一日下小雨，货未卖出多少，剩有半篮多包子，遇有几位乡里老太太赌马掌纸牌，张要参加，大家不带他玩，怕他输钱不给，他说：‘我虽无钱，有包子，你们怕什么？’……郭家小包子铺因他赊欠太多而倒闭。后来，张当督军时，郭家小包子铺老头来沈阳，找张要账，先与门岗卫兵争吵，后来张到门口问这老头：‘你认识我吗？’老头说：‘我不认识你，我找张作霖要欠账，听说他阔了。’以后张把这老头留在马号看门。”⑥又过了一段时间，张作霖改学兽医。这时，他已长大成人，倒是眉清目秀，一表人才。他那时拜著名兽医吴老先生为师，此人医术高超，而老疙瘩张作霖自幼聪颖，学艺专心，所以不过两年时间，他便掌握了一手医马和相马的绝招，对所谓“一观形，二切脉，三查口色，四便功，五起卧，六口腔，七渗八饮九汗出，十问旧病有与无。”这套医马诊谱，他都烂熟于心，得心应手，使一些眼看没救的好马，得以起死回生，因而人们对他开始刮目相看了。但由于战乱频繁，世风日下，加之那时的高坎镇，是个三教九流云集之地，张作霖混迹其间，一方面“与乡坤、地痞、土匪、赌徒及各种女人厮混纠葛”，同时，又有一副侠义心肠，与贫困善良的乡亲患难与共，也正因为他为人的良知还未泯灭，终为恶势力所不容，被迫离开高坎。这时甲午战争爆发，大批清军开赴朝鲜，曾路经黑山，张作霖便跑去当兵了。在战争中，他智勇过人，立下战功，得了军功牌，并升任哨长，颇受信任。后来甲午战争失败，清军败退，他看到从戎无望，骑马开了小差，重又回到家乡。
这时张作霖已二十一岁了，母亲催他完婚，最初他有些犹豫。原来，在四年前，他曾与赵家庙乡坤赵占元的二女儿结识，互相有意，有一段罗曼史。由于那时他还是个没有出息的小货郎，求婚不成，他也凉了心。现在得知赵二小姐仍未婚配，张作霖决定再次求婚。出门那天，他礼帽长衫，带着军功牌和礼品，骑着高头大马，意气风发地来到赵家，终于如愿以偿，喜结良缘了。
在这之后，他虽然在繁荣的高坎镇重操旧业，开了个兽医庄，成为远近闻名的治马能手。但他并不安于现状，而是利用职业之便，广为交游，结交了一些马上的黑道朋友，并逐渐开始了他的绿林生涯。初开始，他也势力单薄，以后人枪渐多，加之他又格外机警灵活，善于网罗各种人才，所以势力越来越大。但这既非万全之策，也不是长久之计，有人为他出谋划策，认为：“绑抢已成强弩之末，现在民生凋敝，十宽九空，商旅不行，将至抢无可抢，绑无可绑之势，不如趁早改变方法，先使农民得活，将来清廷恢复原状时，你可以受到招抚，岂不为善。”张采此议，到八角台与另一绿林头目张景惠联系，得到他的支持，二人兵马合在一起，约近三百人，公推张作霖为首，就在台安桑林子詹家窝铺一带为该处保险，按地抽饷，名为团练，颇具实力。当时的新民知府得知此事，亦表示欢迎。张作霖遂被委任为骑兵营管带。“张奉到委任，即赴奉天营务处谢委。该营务处以张是绿林出身，声名甚大，员司们都要看看这个人物如何。见张二目灼灼有光，俊品人物，不是山大王的样子，倒象个文雅书生。头戴五品亮白顶蓝翎，身穿天青宁绸军制服，周身沿黑色缎边，袖盘黑缎大盘卡，腰佩洋式军刀，足穿薄底快靴，威风凛凛，气度不凡，就是身材不大，因此大家称呼张为‘小个子’。”⑦在日俄战争前后，张作霖为左路巡防队统领，驻郑家屯，后又将他调到洪南，这里离沈阳还有数百里。武昌起义爆发，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十分惊慌，最初拟调后路统领吴俊陞来沈护卫，吴迟了一步，张作霖却马不停蹄，抢先进了省城。原来张作霖部下张景惠在沈阳讲武堂受训，他了解了这一情况后，立即给张作霖透了消息，请他迅速来省，所以张作霖便率领一哨马队，星夜兼程，直驱沈阳。他“在赶路时，经过吴俊陞防地，片刻不停，只遣马弁持名片约吴于沈阳相会……吴接到张的名片后大吃一惊，说张统领的行动何其神速！”⑧
实际那时反对满清统治的怒潮日益高涨，张作霖完全是凭着非凡的应变的能力，凭着灵通的情报和时任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的信任，以及奉天革命力量受挫、一般城乡人民对革命尚缺乏了解之机，才得以走进了东三省中枢的奉天的官场，而崭露头角的。
但他真正掌握整个东北的军政大权，那还在袁世凯称帝失败之后。因为当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虽然也是拥袁的，可袁对他并不放心。那时他不过是个师长，虽有一定的军权，但袁对他有提防，曾派亲信段芝贵任奉天督军兼节制吉黑两省军务，已使他颇感不快，等到袁世凯“登极”做皇帝、加封段为公爵、张为子爵时，张作霖就更加不满了，曾愤愤然说：“我何能为人做子！”所以，后来当袁世凯的八十三天皇帝梦破灭时，张作霖就毫不留情地把段逼出东北，并轻易地获得了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的职务。随后，他又以武力迫使吉林督军孟思远下台，黑龙江的督军也由他的亲信担任，终于把东三省的军政大权统统抓到了自己的手中。
很明显，张作霖虽由绿林起家，但他决不是猛张飞式的人物，而是“长于权谋术数”的军阀，而且也并非象人们想象的那么威风凛凛，喜怒无常，或者是傲视一切的。相反，他倒是知人善任，并还颇有点礼贤下士的作风哩，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很尊重，他对王永江（曾在东北当过省长）、杨宇霆这些人从来没有责骂过。王永江每次到帅府去见他，事先打去电话，张接到电话，就请王来。而且把正门打开，亲自到门口迎接，彬彬有礼。平时正门是不开的，一般官员都从旁门走，只有贵宾来才开正门。张作霖这一点与鲁莽武夫截然不同”。⑨
不仅如此，他还特别注重实际，颇善察言观色，但凡确有不同凡响表现者，那怕也许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倍受青睐，破格擢升。据说，有一年春节，他独自漫步至前楼（那是民国初年，督军署内有前后两排楼，前楼办公，后楼为公馆），见一人在办公室内写字，问他为何不回家过年，那人说家离这里太远，回去一趟路费用得多，现在把省下的路费寄家，家中过年更宽裕，不也是很好吗？张又提出为何不到亲友家消遣，回答是：不便干扰，“‘外面消遣，以浪费金钱，卑职素喜写字，来此写字，亦所以消遣也。’公不禁怡然为之动颜色，连声夸赞‘好小子有出息’不绝口而去。”后来，张对此人一直不能忘却，让秘书长把他找来，几番寻找不可得。后来好不容易把这位老兄找到了，张欢喊道：“对啦，就是这小子！”可此写字人（录事）却甚惊惧，以为大祸临头，吓得面无人色，然而张却“温语有加”，并为之安排了一个好差使，让他到哈尔滨某税局当了局长。⑩
另有一事，说得更绝：
帅府重地，门禁森严，对值勤守更者，雨公（即张作霖）规定午夜一过：不许任何人进出。一日，雨公自己归来迟，逾时限，叩门门不应，连扣仍不应，雨公乃高叫曰：“我是大帅啊！”值守者应曰：“你是大帅也不行，大帅有话，过了时限，任何人不得进出的。”雨公再叫，门亦终不开，无已，公只好绕行后门，颇费手脚始得入。
翌日起，趣召此守更者，守更者骇极，以为大帅震怒矣，急跪地请罪曰：“报告大帅，奴昨夜确不知是真的大帅回，才不敢开门。”公欢颜曰：“起，好小子，你他妈的不开门，是真听我话呀！我不但不怪你，还认为你这小子善看守，有出息！这样吧，你就去接任模范监狱所的所长吧！”守更者急叩头谢罪曰：“奴蒙大帅不罪，已感激望外了，让我做官那怎行？”公笑骂曰：“他妈的，你做官不行，难道找做大帅行吗？我他妈的叫你行，你就行！”
守门者又曰：“报告大帅，奴才确不行，奴才连个字都不会写啊！”公曰：“那好办，我叫个会写字的给你做秘书，专替你写字，快去吧！”⑾
不言而喻，就如同人称一代枭雄和怪杰的张作霖这个传奇人物本身一样，这些介绍也是带有传说性质的。但无风不起浪，类似的事儿也可能出现过，总之不管怎么说，从中仍然反映了张作霖的某些心态和面影。这里，笔者无意对他故作褒贬，更不打算对他进行全面的评价，只是觉得，作为一个早年浪迹山林、行踪不定的流浪汉，作为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草莽人物，他能本着于细微处见精神的原则，注意选贤任能，还是难得的。其实，不也正是因此之故，张氏父子才吸引和聚集了一批人才，从而为创立奉张政权奠定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吗？
上述种种，说明他这个出身卑微，来自绿林草泽的军阀，虽有其专横、贪婪的一面，但也还有他的特点，他的个性，他的不寻常处。他不仅胆子大，有谋略，有心计，而且也是比较机敏而又细心的；尤其是，他也很懂得笼络人心、恩威并重和耍权术、抢机会、抓权利这一套的，而这不也正说明“他在这一方面上具有强大的欲念和野心，他是处心积虑的准备随时随地打破现状的一种人物”吗？
张作霖哪能不崛起、不飞黄腾达呢，正所谓试看脱颖乱世，从此际会风云！
而作为张老帅之子的少帅张学良，也正是在这个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张作霖扶摇直上但却并非没有风险的时期投身军旅，走进自己的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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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黎汝清：《皖南事变》，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出版。
②　李传信：《张学良究竟出生在哪一年？》原载《武汉政协报》１９８７年３—４期。
③　张高峰：《张怀英回忆大哥张学良》，载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１日《团结报》。
④　卢廉波：《与学良哥回忆我们的童年》，载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９日《团结报》。
⑤　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香港〕星辉图书公司１９８６年７月出版。
⑥⑦⑧　周大文：《张作霖集团的形成》，载《吉林文史资料》第４期。
⑨　刘鸣九口述，武育文整理：《郭松龄反奉及其他》，载《沈阳文史资料》第一辑，１９８１年６月出版。
⑩⑾　《张雨亭将军草莽轶闻》，见《张老帅与张少帅》，〔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２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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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少帅
张作霖作为奉张政权的开创者，尽管他是比较走运的，可以说是青云直上，迅速的登上了东北王的宝座，但他毕竟也是历尽艰险、费尽心机，才有了这份家当的。也许正是他深感世事多变，创业艰难、并自知才疏学浅难孚众望吧，所以平时重视招揽人才，注重听取谋士意见。他对儿女的学业也是极为关注的。尤其对张学良，更特地请省城有名的举人，名儒作他的塾师，也正如王益知所说的：“张学良七、八岁时开始读书，延台安举人崔骏声作开蒙师，续请海诚老儒杨景镇（雨辰）及白永贞、金梁诸人讲授五经四书。学良颖悟异常，多所记诵……还有金梁（息候）亦曾教过张学良。据其所写资料，‘张学良十二、三岁即从我学文，能作千言，下笔颇快’，又说，‘汉卿英敏过人，尤嗜文艺，锐气革新，余唱印文溯阁四库全书，共续辑书目，修奉天通志，设故宫博物馆，复兴翠升书院，皆次第举行’。所说多是张学良掌握东北政权以后事。如翠升书院曾聘王晋卿、吴挚甫诸名家主讲，沈阳故宫博物馆长由金先生担任。惟影印文溯阁四库全书（沈阳原有四库全书一部藏于故宫文溯阁故名），徒托空言，未能实现。”①无疑地，这些名师的教导，使张学良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国学基础。后来在囚系中他遍览古籍，尤爱研读明史，有时还写点古典诗词，想来与他早年的旧文学功底不无关系吧？
然而，当他步入社会，开始了他那走南闯北的军旅生涯时，他却更注重实际了，有人向他宣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他不爱听；什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类的说教，他也觉得颇似空谈。他常说：“天下是马上打来的，主义有什么用？”还说：“人家有人家的一套，我们也有我们的一套，主义不主义，不相干，各照各的干。”
莫非他真的是主张闭关自守、拒绝接受一切新事物吗？那倒也不是，对于国内外的新的科学理论和技术，对于外文（他有较好的外语基础，尤长于英语，据说西安事变时，他与宋美龄、端纳谈话时，就常常讲英语；后来在幽禁中，他还订了英文的《字林西报》。）的学习，他却是很努力的。而这个基础，正是在青少年时代打下的。就说学英语吧，他就起步早，“初由奉天交涉署英文科长徐启东担任教师。王正廷之妹亦教过一个时期。至于重点学习英文，是在沈阳基督教青年会。”②当时，张学良曾任沈阳基督教青年会董事，会中有专设的英文夜校，所有课程全由外籍干事亲自讲解。后来，赴美国留学归来的阎宝航，作了青年会的总干事，“他每天教张两小时英语，旁及国际情况，西方风俗习惯，使张之常识有所增益，对于教会有所理解，终于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是不无影响的。”③这也就是说，他那时积极参加基督教青年会，主要并不是为了信教，而是为了学习西方，学习外语和一些新的科学知识。及至随后子继父业，成为东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时，在他身边工作的顾问秘书，亦仍有不少知识渊博的专家学者，都使他受益匪浅。这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受西方教师与朋友的影响超过本国师友。但是，也不能不看到，由于他自幼生长在一个军阀家庭里，一些源远流长的封建的伦理道德和愚忠愚孝的思想，对他也有较深的影响。这从奉系乃至东北军中一些将领的作风，以及张学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尽管被利用、受排斥、遭冷落，而他总还是委曲求全来看，都表明他存在着一定的封建正统观念。尽管张学良后来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以及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方面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成为千古功臣，但却也仍有他的历史的局限性。
当然，我们也还要看到，张学良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某些不足，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主流，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反帝爱国思想在他思想上仍占主导地位。而之所以如此，又实与当时的时代、社会历史环境、与他耳闻目睹帝国主义的蛮横无礼，与严重的民族危机有密切关系。
那时，年轻的张学良不仅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不仅学业大有长进，而且在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方面，也是个活跃分子。有一次青年会为赈济河北水灾举行义卖，人称大公子的张学良，也积极为救济灾民而奔波。“他着紫色衣裳，在会场往来穿梭般活跃，手拿大把物品，逢人劝购，高呼‘密斯特’，卖得最多。”④那时青年会常邀请各地名流来此讲演，这也对他启发很大，他说：“幼时对国家异常悲观，以为中国将从此任列强之割宰，无复望矣。及十四年前于辽宁青年会聆贵校（按：此系张学良１９３０年在天津对南开大学学生的一次讲演，见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１日天津《大公报》）校长张伯苓先生《中国之希望》之讲演，中有‘中国之希望不在任何党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每一个中国人之奋发图强，努力救国’云云。予闻此大悟悲观之非当，乃立誓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以救中国。余之有今日，张先生一言之力也。”
张学良公忠体国，锐意进取，早年就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富强，很有些奋发图强的精神，所以进步较快。１９１９年，他入东北讲武堂炮兵科训练，１９２０年毕业，即当了乃父的上校卫队旅长，不久，又升为东北第三混成旅旅长，授少将军衔，与郭松龄领导的第八旅混成一起，统称为“三·八”旅，是奉军中的佼佼者。又过了一段时间他由于战功卓著，被晋升为中将，成为独挡一面的第三军团军团长。
张学良跻身军阀行列，举足轻重，照说他会离人民越来越远，发展下去，甚至也会象其父那样，成为割据一方的大军阀的。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往往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非但没有被“溶”过去，反而走向了它的反面。早在１９２１年的赴日本观秋操中，他就表现了强烈的御侮自强的精神。那时，面对日本人的傲慢无理的挑衅行径（他们故意让他参观甲午战争时日本从中国夺去的所谓‘战利品’）张学良义正词严地正告对方：胜败乃兵家常事，今天的中国已不是甲午之战时之中国了，并明确表示：“你们日本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你们日本人不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请君等拭目以待。”话虽如此，他仍不能不为中国的前途担忧，并常为此向父亲涕泣陈词，力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他曾沉痛地说过：“余自十九岁参加内战，不论胜败如何，无不感到痛苦，因所到之处，都看到民众所受战争之苦，将士死于无意义之斗争，若为维护国权而牺牲，则何等光荣。”
在他写给在日本留学的胞弟张学铭的信中更慨然坦露心迹说：“我们要为中华民族造福，不是为个人谋荣华富贵也。”还说：“一念同是同种，互相惨杀，心中又怏怏焉，如有对外征战，则兄马革裹尸，死无恨也。”所以他表示自己“不争权夺利”，“绝不愿成为军阀”。１９２５年５月在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使张学良深为痛惜，当即以自己工薪二千元相捐助，抚恤沪上此次死伤的学生，在致全国学生会电文中说：“痛我莘莘学子，竟被摧残；莽莽神州，人道何在；积弱之国，现象如斯；凡我国人，宜知奋勉。”并亲率奉军教导队５０００人奔赴上海，保护居民，维持秩序，慰问伤员。他郑重表示：“至带兵一层，因在津闻悉沪案发生后，外人尚纷纷征调海军陆战队登岸，保护治安，既在我国领土，鄙人亦不得不带兵来沪，保护华人生命财产。”在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面前，表现了一个爱国将领的英雄气概和可贵的民族气节。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尽管张学良从一开始就同父亲走着一条不同的道路，反帝爱国的思想表现得较为明显，但要说这是轻而易举、或方向已经十分明确，那也不是实情。这正如张德良教授在论述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时所说的：“反帝爱国、爱民思想，反军阀、反内战思想是产生了，然而付诸行动，由于种种原因和条件，必然是步履维艰，迂回曲折，而不可能径情直遂，一往无前。例如他是两次直奉军阀混战的实际参加者和指挥者，对‘五卅’爱国反帝运动主张‘卫国保民和平处事’，认为罢市罢工‘徒受自己损失，希先复业，静候交涉。’甚至发出布告，言及‘如有假借团体名义，破坏秩序，危害外人生命财产，为大局之障碍，招邻国之责言者，本军长为维持治安计，不得不执法以绳’。然而这一切都是张学良沿着辩证法道路前进中不可避免的现象。”⑤
笔者赞同这个客观的分析。并认为这是容易理解的。既然一般人的进步与提高，也不会在一个早上就能实现，那末，对于象张学良这样在旧军阀营垒里走出来的人，思想的转变，就会更为艰难。但有一点也是明显的，这便是达官显贵们的消极没落思想对他虽然也有影响，但他却并不消极，更不陶醉，而始终是兢兢业业的。他有理想，有抱负，顾大局，识大体，不仅对自身的修养、学习刻苦努力，对部队的训练和体育，也是非常重视的。对于那些军事训练好，而又勇敢善战的部下，他特别喜爱，总是给以嘉奖，委以重任；而对于那些平时不重视军训、不重视军容、军纪的人，就不喜欢，总是给以善意的批评。曾经当过张学良的裁缝、跟随他多年的赵新华，谈过一桩关于张学良决心驯服烈马，鼓励他试骑性子特别暴烈的“盖西北”的往事，讲得有声有色，扣人心弦，他回忆说：
“一九二八年，经我兄弟赵国栋介绍，我到东北军兵工厂庶务处制服部当裁缝。张学良将军到兵工厂视察，我见到了他。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才有幸结识了张学良将军……因我曾给少帅改过衣服，少帅挺满意，让我留在公馆内做衣服。但由于当时公馆内没有裁缝的编制，就把我安排到马匹管理所当个挂名上士，从此，我就进了张公馆，当了张学良将军的裁缝。
“一九三六年秋，宁夏军阀马鸿逵送给张学良将军一匹好马。这匹马是菊花青色，四尺多高，五、六岁口。据张学良将军说，马鸿逵送马时，说这匹马很不得了，两头见日头，中午喂一次，一天能跑八百里。在西北五省独一无二，因此人称‘盖西北’。
“张学良将军得到这匹马以后，就想找人试一试究竟。写通知下去好一阵子，却无人敢试，张学良为这事十分着急。
“没人敢报名的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对‘盖西北’不了解，一听日行八百都发怵。第二条是对马鸿逵这个人不了解，都听说他很狡猾，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一天，刘海山（张学良的副官）告诉我说：‘张副司令找你。’我也就没加思索地去了。见到张学良将军以后，他开门见山地说：‘赵新华，你敢不敢骑“盖西北”？’我一听这话，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这样的马我可没有骑过。可是今天少帅提出来了，我说不敢骑，不是伤了少帅的心吗？想到这，我就说：‘敢是敢，就是没有太大的把握。’张学良听了很高兴，就说：‘那好，那你就试试，骑不好也没关系，总不能老没人骑呀！’他看了看日历又说：‘今天是星期五，你做准备，下星期一试马。’并让副官通知东北军军师长和杨主任（杨虎城）邵主席（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参加。
“事后我才知道，张学良让我试骑‘盖西北’，是刘海山推荐的。”⑥
刘海山为啥推荐他呢？这是因为他知道赵的马术较高。曾制服了不少烈马，从来没摔下来过。
赵新华说：“试骑那天，我一早吃完饭，坐车来到了西安北门外的教场坝。这时候，教场坝已经装饰一新，临时搭起了布篷，做看台。篷内摆着桌椅茶点。过了一会，东北军的军师长们都赶到了，张学良将军，邵力子省长，杨虎城将军也先后到来。
“张学良将军一到就问：‘赵新华来了没有？’副官们都说：‘来了，来了’。这时‘盖西北’已被马匹管理所的人牵来了，鞍子已经备好。我过去一试，觉得蹬皮有点短，就对少帅说了。张学良将军马上打发人坐他的汽车回去，把我常用的鞍子取来了。
“一切都准备好以后，张学良将军就让我上马，我心里有点发怵，就说：‘请长官们先上马吧，我后撵。’
“‘盖西北’一看别的马跑了，就有点急躁，前蹄直刨地，挺胸抬头，霍儿霍儿乱叫。马匹管理所的两个人紧忙帮着，一个人为我拉马，一个人为我拽蹬。我一手抓住缰绳，一手抓住马鬃，左脚认上蹬，便飞身上马。谁知道这一瞬间，那马就蹿出去了，我一屁股坐到了鞍座后头。我一看不好，连忙抓住鞍桥了，一挺身才骑到了鞍座上。随着，右脚也伸到了马蹬里。这时，心里才刚刚有了一点底。这马跑起来，两只前蹄都超过了耳朵稍，真象飞一样，耳边风呼呼直响，把我的帽子都刮掉了。只是一会的功夫，就把军师长们一个一个地甩到了后边……下马后一打听，才知道这个镇子叫草滩镇，离西安城八十里地。
“过了好长时间，那些军师长们和少帅他们才陆续赶到。大伙看我平安无事，都说我骑术好。张学良将军也称赞了几句。……”⑦
讲实效，敢碰硬，不示弱，张学良的这种性格一如乃父；同时，由此事也可看出，他虽然少年得志，却并不自傲，而是待人诚恳，平易近人，不摆官架子。“在东北讲武堂学习时，郭松龄当过他的教官，每次郭松龄旅长到‘总办’来，张学良总是亲切地称呼他郭老师，问长问短，虚心请教，并且一块前往北大营视察部队。张学良还经常到工厂车间参观，主动和工人们打招呼，了解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有时同飞行员掰腕子，谈笑风生。”⑧所以他的部下都喜欢同他接近。皇姑屯事件后，他继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成为东北军的主帅，仍保持这种平等待人，关心、爱护部下的作风，据原东北军少将行政处长卢广绩回忆，当年他曾当面提出少帅缺乏老帅对待部下那种威严时，张学良不以为然地说：“当年老帅部下多为武人，文化不高，对老帅有盲目崇拜心理。所以老帅对他们有失当之处，他们也不介意。今天不同了，你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教育都与老帅部下不同。你们都有自己的主张和见解，有自尊心，我现在对你们也象老帅那样，你们受得了吗？如受不了，又怎样精诚合作、共图大业？”
“他（少帅）又举例说：‘有一次吴督办（黑龙江督办吴俊陞）来给老帅拜年。他磕过头，对我们这些晚辈说：‘过年了，给你们每人一千元押岁钱。’说着就给我们掏钱。这时，在一旁的老帅看见，把脸一沉，生气地说道：‘扯他妈拉巴子这个干什么？有这个精神头，把黑龙江的事情好好办办，就比什么都强了！’吴督办听后，立即给老帅磕头。忙说：‘大帅别生气，我一定照大帅的话去办。’说完乖乖地退了出去。老帅的举动，使我们在场的人都觉得下不了台，可在那时就能行得通。现在对你们也采取这种态度，大家想想，会引起什么后果。”
张学良为人正直，性情豪爽，有正义感，也很精明。他不仅处处关心，体贴部下，也非常爱惜人才，任人唯贤。对部下一惯开诚相见，用而不疑，放心信任，而不管你是从那里来的。他不搞拉伙结帮、勾心斗角，疑神疑鬼、小鸡肚肠那一套，而是虚心纳谏，广开言路，比较讲究民主。所以在那时，他确也团结了一批政治、军事人才和有识之士。卢广绩谈到，有一次张学良曾感慨系之地对他说：“‘中国之所以落后，屡遭外国侵略，不重视知识和人才，是重要的一个方面。’还说‘前些天在武汉抓到一个共产党员叫潘冬舟，这个人通六国语言，很有才华。这样的人，中国还极少。如果用其所长，一定能为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可是，就因为他是共产党员，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就非杀不可，甚至连我出面保了几次，都遭到（蒋介石）拒绝，最后还是被杀害了。’言下不胜惋惜。”⑨
潘冬舟，亦名玉华、文郁、问友，他是“共产党员。一九二八年被捕自首后，翻译《资本论》，第一章第一节曾单独出版。以后，中共北方局军委派人推动他为党工作，并且通过黎天才推荐给张学良，作情报工作并争取张学良。潘有才华，受到张学良器重，任他的秘书。一九三四年中共顺直省委被破坏，叛徒供出了潘文郁（也有人说是因他泄密被发现），蒋介石向张学良指名要潘（张为潘开脱，遭蒋申斥——引者）。张学良让蒋孝先派人来监督，一九三五年在武汉枪决了潘文郁。同时，按潘的要求，把他夫人和两个孩子送回湖南原籍。张厚赠了遗孤。”⑩
其实，张学良爱惜人才，岂止是潘冬舟，他与爱国将领王以哲的结识也是耐人寻味的。
原来，一八九六年出生于吉林省宾县（现属于黑龙江）的王以哲，是从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以优等成绩毕业后回到东北的，打算加入东北军。可是因他在沈阳举目无亲，跑了多天，却毫无结果，于是，他采取了向张学良写自荐信的办法，以求帮助。“信云：‘目击日寇纵横，国势危殆，举凡有爱国心的青年，莫不发指。个人身为军人，且系东北人，不忍坐视，故于保定军校八期毕业后，来沈阳投效东北军。经连日奔走，无人受理。似乎偌大的东北军已经人才济济，连一个小小尉官都容纳不下了。然而我看到的是：东北军军纪不整，扰民特甚，为军官者不知其兵，只知吃喝嫖赌；为兵者以老百姓为豕狗。个人固不敢誉为贤者，但在正规军事学校毕业，学有专长，还抱着一颗杀敌报国、整军爱民的决心，回到家乡，自谓当一名下级军官尚可充数其间，不料今竟穷困潦倒于旅途之中，食宿皆成问题，望钧座量之而处之，能用则用，否则请速赐回音，以绝留恋之念，俾别作打算。’
“王以哲以为这种批评性的自荐信，不会有多大希望，正准备行装，投奔他乡，不料当天晚上，张将军即派人来领见。他真没有想到张学良能听逆耳之言，而又如此之快地召见了他。将军接见了王以哲之后，当即委王为东北教导总队第一期中尉排长。王上任后尽心竭力，其所带之排，成绩突出，学术科考试成绩为全队之冠。第二期开学，王被提升为上尉连长。他被提升如此之快，遭人嫉妒，诬他为‘标新立异’，他的严格要求竟被诬之为虐待学生。张将军为了查明真象，亲到教导队视察，举行操场教练、野外演习、实弹射击和刺杀等测验，王以哲连的学生成绩又为全队之冠。张将军非常高兴，喜得王以哲这样一个干才。在检阅总结大会上，张严厉谴责了诬告王以哲的人，并当着大家的面，把诬告信销毁。鼓励王以哲大胆地努力去干。他说：‘成绩就是你工作的一面镜子，诬告信就是对你的表扬书！’
“教导队第三期开学，王以哲升为少校营长。时值郭松龄反奉，又以教导总队为基干，编成一个师，把教导总队三个营编为三个团，王以哲由少校营长提升为上校团长。不久张的卫队旅长姜化南在张家口遇难，张又提王以哲为卫队旅少将旅长。张对王的晋升，大都在力排众议的情况下，不到六年即被提升到旅长、将军衔。一九三三年擢升为东北军六十七军中将军长。以后王以哲又成为张将军联合红军的最得力的助手……”⑾
由上可知在张学良身上，确实具有不少优秀军人所具有的优良素质。但是从另方面看，笔者倒认为他实际也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将军型的人，有人说他是儒将，不是没有道理的。也许他当初干别的事会更好些。因为他心地善良，极富于同情心，一向把别人（如蒋介石等）或官场看得过高；他重然诺，讲义气，易轻信，有时甚至很天真；他一向笃信和为贵，对于那些无休止的内战，他是十分反感的。但对于普通的老百姓和爱国青年，却非常关心、体贴、爱护，而从不耀武扬威，耍大官威风。早年曾是张学良创办的东北大学学生的吴景勋在一篇谈张学良早年轶事的短文中，讲了少帅的往事，其中有两件事特别使人难忘。一件事是：
一九二三年清明，早六点左右，私立奉天三育中学师生前往北陵旅行。大家分乘几辆马车，迤逦前进。由于头一天下了场小雨，石头马路崎岖不平，低洼处积了一些泥水，马车走得很慢。途经工业区时，将近八点，路窄人多，街面异常拥挤，同时前边还有个挑灯罩的老头，在泥泞中缓慢地走着，马车夫更不敢快赶了。
这时，一辆汽车从后面徐徐开来，车内前边左侧坐着一个西装青年，右侧坐着一个武装军人，后边有些眷属。表兄彭长祺认得西装青年，忙说：“你看，少帅自己开车。”汽车在灯罩挑子旁边慢慢驶过时，传来一阵“唏哩哗啦”响声，原来是汽车的尾巴刮着了灯罩挑子，所有的灯罩完全“报销”了。老头愁眉泪眼，唉声叹气地站在泥水里；行人围上来，七言八语地说着。道路堵塞了，我们的马车前进不得。
那辆汽车也停在路旁，车门响处走下来一个全副武装的军人，手里拿着点什么，他分开人群走到老头跟前说：“挑着灯罩也不靠边走……怎么办？值得多少钱？”“我这是三块多钱的本儿。”老头颤声地回答。“给你，这是二十五块钱，少帅赔你的。”军人一边说着，一边把手里的钞票递给了老头。“啊！”老头接过钞票，破涕为笑地说：“谢谢少帅……少帅真好！”“你昨晚上做好梦了……”军人笑着跑步回去，汽车开走了。
人群中不知道谁说，“你老头儿，今天真走时气，遇着了少帅！”“损失赔偿，少帅讲理。”“这是六、七倍的价钱呀！”“他有的是钱，还在乎这点儿？”“那可不一定，有钱的人，吝啬的多着呢！”“少帅恤老怜贫嘛！……”老头小心地揣好了钞票，高兴地走了，周围的行人也散了，我们的马车这才向北陵继续前进。⑿
另一件事是：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大学校址在北陵南边，新开河北岸。全校四个学院三千多学生，大都在校住宿。每天晚饭之后，同学们常常三五成群地到北陵丛林间散步。
记得那是一九三○年春夏之交的一个傍晚，我和几个同学走出西校门，朝北陵方向走去。路过北陵别墅时，见校长张学良将军在几个卫兵护卫下走出大门。
“去、去，远点、远点！”一个卫兵指手划脚地向我们吆喝着。校长看我们佩带着东大校徽，忙说：“别、别，让他们来。”并笑着向我们招手。
我们走过去行了礼，祝了晚安，然后随他往陵里走去。恰好前边有一套石桌、石凳，“我们坐下聊聊。”校长说着，首先坐下，并示意我们都坐下。“你们是哪个学院的？”“文法学院的。”“功课忙吧！”“不太忙。”
忽然一位同学欠起身来说：“校长，我们部队在外县驻防，可以占用农民耕地辟做操场吗？”“不可以，你是哪县的？”“法库县的。”“把详细地址和部队番号写下来。”
他写好后把纸条交给了校长，他略看一下，揣在衣袋里。
“我家经济挺困难，还靠着这块地出钱供我上学呢。”这同学红着脸低声地说。“啊，啊，好，好。”校长点头答应着。
该上晚自习了，于是我们告别了校长。路上这同学自言自语地说：“校长真能管这件闲事吗？”“他公事挺多，那可不一定。”另一个同学漫应着。
过了几天，传达老艾推开宿舍的门说：“先生来信了。”这位同学接过信拆阅后，高兴地站起来，笑着说：“部队把地退回来了，还向我父亲道了歉。校长说话算数，真办事！”……⒀
时光如水，往事历历，从那时至今，转瞬间已过了半个多世纪。想张将军爱国获罪，长期幽囚，无比痛惜。但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一切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事，总是不得人心的，只有顺应时代潮流，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才特别使人怀念。“谢谢少帅”不是普通的话语，而是人民的衷心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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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　王益知：《张学良外纪》，载《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５年第３期。
⑤　张德良：《论民族英雄张学良》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⑥⑦　赵新华口述，孙震、何再治整理：《往事的回忆》，载《沈阳文史资料》第九辑。
⑧　傅德口述，傅庆云整理：《勤务兵的回忆》，见《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⑨　卢广绩口述，薛景平整理：《回忆张学良将军》，载《沈阳文史资料》第十辑。
⑩　张魁堂：《张学良是怎样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一文注释，未刊稿。
⑾　高存信：《白山黑水忆将军》，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⑿⒀　吴景勋：《轶事二则》，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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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的战争
从张学良早年的经历中，不难看到，作为一个自幼处于“东北王太子”地位，年纪轻轻就带兵打仗的年轻将领来说，他能虚怀若谷，团结部属，并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随波逐流，确是难能可贵的。但他的不同凡响处，还不止此，在瞬息万变的政治军事斗争中，他也是敢作敢为、雷厉风行的。据说，他有一把刀，那是大帅的珍贵遗物，他很喜爱，一直把它带在身边。这刀做工精致，锋利无比，刀柄上有一行字，写的是：事到临头须放胆。他很欣赏这句话，而且看得出来，这对他以后的行动也不能说没有影响。
但张学良并非鲁莽之辈。他多思重谋，机敏坚定，终于成为奉军中一员饶勇善战的优秀将领，并在两次直奉战争中显山露水，开始引人瞩目了。
第一次直奉战争发生在１９２２年，不过它的起因却早在两年前就出现了。“一九二○年曹、吴倒段之役，由于当时总统徐世昌的袒奉，奉军进关，唾手而得京津，不但军事上坐收瓜分段派边防军的好处，而且政治上又使亲奉的梁士诒得以组阁。曹、吴看在眼里，恨在心中，而一时无可奈何，因此乃有一九二二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和奉军的失败。”①很明显，那时曹锟、吴佩孚与张作霖的矛盾，还是权利之争，因为“自一九二○年直奉两方联合打倒皖系以后，共同的敌人没有了，从而双方又发生了新的矛盾……总的说，直系扩张了陕鄂两省的地盘，而江苏又和直系接近（江苏督军李纯暴毙，直奉双方争夺他的遗缺，亲直系的齐燮元当了江苏督军，使奉方大为不满——引者），这使奉系很不甘心，甚至组织反直同盟，其中赵倜，卢永祥和旧交通系的首领梁士诒等是这一同盟的重要分子。”②经张作霖举荐，梁士诒是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做了内阁总理的，因为他有那样的背景，上台之后自然处处向着奉系，为使其进一步发展军力，曾积极为之筹款。后他的内阁又“有以开放盐行、管理缉私为条件借款九千万之事”，遭致吴佩孚的公开反对，吴通电指责梁的借款是卖国行为，并联合苏、鄂、赣、鲁、豫、陕六省督军省长电请徐世昌速免梁职；同时声称在梁未下台前，他们将采取不合作态度，拒绝接受梁的任何命令。这么一闹，梁的日子固然是不好过的，张作霖也觉得脸上无光。其实，吴佩孚反梁还并不是重要的，他的主要目的还是反奉张，要夺权，他们当然很清楚，梁士诒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关键还在于他的后台张作霖。张作霖不甘示弱，遂以“保卫京畿”为名，发兵入关，并也公开指斥曹、吴作乱，破坏统一。直系军阀也不相让，驰电回击，内中有“大浩之篇，入于王莽之笔，则为奸说；统一之言，出诸盗匪之口，则为欺世”等语。张作霖闻知，火冒三丈，于是在１９２２年的四月间，双方便兵戎相见，互相攻杀起来。
战争初期，奉军凭着兵多将广和锐不可挡的士气，曾连连得手，打了一些胜仗，尤其西路长辛店一仗，直军大败，几乎不可收拾。可是后来直军忽然反攻过来，并且攻势甚猛，奉军措手不及，有的地方还被抄了后路，终于溃不成军，竟被直系军队打败了，而且，还败得很惨。如果不是张学良和郭松龄率领的新军比较得力，在危急关头，连打了几次顽强的狙击战，张作霖的很多军队只怕是连退路也都会被截断，退也无处可退了。这不能不使称雄一时、纵横无阻的张作霖大为震惊。一想到他的几十万军队竟被吴佩孚这后起小辈击败，就又气又恨，心中象翻了个五味瓶，使他坐立不宁。
但毕竟，这次的败北，也使张作霖那发热的头脑开始冷静了点，他不能不重新估价他的张家军的战斗力了。但是不是直系军队就很强大，或者象有些人所说的，直军的胜利，是由于吴佩孚指挥有方、神机妙算的结果呢？那也不是。奉军的失败，自有其致命的弱点，这是不消说的。但直军的胜利，却也有一定的偶然性。
在这次战争中，曾任直方张锡元参谋长的孟星魁就认为“直军的胜利出于偶然和侥幸，还是借重于冯、张等部的客军。”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战争开始时，直军打得并不好，因为当时吴佩孚怕驻防河南的赵倜发生动乱（赵与奉张有旧，有二心），住在洛阳不敢动。直到陕西的冯玉祥（当时属于直系）出了潼关，并派张锡元和李呜钟两个旅先行到洛阳后，他才到了前线，并又急电张、李二旅星夜北上。本来，西路奉军得胜，直军已败，现在援军到达，便又重整旗鼓，“张旅加入西路正面出击，李旅则从大灰厂拊奉军之背。奉军方面认为直军已无力作战，有些麻痹了，现在看到大批直军忽然从正面打了过来，而且还有伏兵抄了他们的后路，被弄得莫名其妙，以为是中了直军之计，于是张景惠下令全线撤退……吴佩孚即令张锡元之旅迅速前进追击，进入天津。这时京津间消息不通，因为东路奉军受西路败退影响急向后转，把铁路电信都破坏了，因而京津隔绝。这时直军实际前进到天津的只有张旅，而奉军不知，几乎草木皆兵……”③
张作霖这一次是栽了个不小的筋斗。而且，偏偏还祸不单行，因为奉军战败，直军又占上风，总统徐世昌又变了脸，下令免除张作霖本兼各职（即东三省巡阅使，蒙疆经略使，奉天督军兼省长等）要把他赶下台。但这时已今非昔比，张作霖在东北大权在握，凭一纸手令就罢他的官，也不是那么容易。命令发布不久，东三省议会便出面举荐张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干脆宣布东北“独立”了。
但由此事，他也意识到，年纪不饶人，看来自己的锐气已不如当年，思想、眼光也都太陈旧了；军队的武器装备虽然不错，但缺乏训练，纪律不严，还是“妈拉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那一套，那能不碰壁呢。还有，过去他总认为，象张景惠、吴俊陞、孙烈臣、张作相和汤玉麟等，都是跟着他一起打天下的患难弟兄，是他的得力干将；而象儿子张学良以及杨宇霆、韩麟春、姜登选、郭松龄等新派将领，则毕竟稚嫩，是不能与前者相提并论的。可是这次作战，有两件事使他的看法不能不有所改变了，原来“一九二二年的直奉战争，奉军旧派的军队在长辛店作战，新派的三、八旅在杨柳青以西作战，结果长辛店方面的旧派军队溃不成军，而杨柳青以西的三、八旅则虽败而未溃，这是一件。另一件是王文升团在山海关的浴血奋战。原来奉军在长辛店和杨柳青战败以后，直军以破竹之势直追到山海关，满以为一举可以捣毁奉张的老巢，不想到了山海关石门寨之线，突然遇到三、八旅中王文升团的猛烈抗击。王部战斗力强，远远超出曹、吴意料之外。结果虽然王文升团长阵亡，全团官兵也损失甚重，但毕竟阻止了直军的攻势，稳住了整个奉军的阵脚，迫使曹、吴不能不有所顾忌而接受了和议。这两件事不但博得了张作霖的特殊赏识，并鼓舞了新派的信心，而且也使旧派相形见绌，不得不在军事上有所退让。因此以后的整军经武，实权大部掌握在新派手中，并逐步深入到旧派军队，使旧派军队也起了变化。所以全部整军经武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新派抬头和壮大的过程。”④正是由于在奉军中有了这种新的变化，所以有一天张作霖才特地把儿子张学良找来，商量对策。
在平时，父子俩兴趣爱好不同，有些谈不拢；加之张作霖脾气暴躁，张学良对他不得不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但经过这次战争的失败，张作霖觉得自己过去轻视新军是失策了，所以一改过去那种过于自负的姿态，进而态度亲切，比较重视张学良的建议了。因为他知道儿子机灵，带兵打仗有经验，这次虽然也没有打赢，但他和郭松龄的新军表现不错，他们临危不惧，败而不乱，这就很难得。而自己呢，却还是老一套，动不动就是“他妈拉巴子，你们好好地干，干得好，我除老婆子，不给你们，什么都会给你们”，动不动就是“哥们兄弟”、“有脑袋算一个”、“为朋友两肋插刀”或“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等，这显然是太落后了，得有高招，弃旧图新才行啊！
张学良理解父亲的心情，但却不同意在短期内再出关作战，他婉转地向父亲进言：“世上常胜将军少，您不是也常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吗？军队打仗，总是有胜有败，打胜了的，不一定就是最强大的，因为胜败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失败了的，只要好好总结经验教训，秣马厉兵，枕戈待旦，就能变弱为强，转败为胜。”
“嗯，对对！”张作霖面露喜色，觉得儿子果然颇有见地，所以连声说：“这你算说到爹心窝里去了，爹盼的就是转败为胜，以雪我奉军之耻呀！今天爹把你找来，就是让你帮爹出主意，这你还不明白吗？”
张学良想了想，胸有成竹地说：“这我明白，叫我看摆脱困境并不难，我们奉军并不是不能打仗，问题是缺乏严格的训练，必须下决心整军经武，选贤任能，使它的面貌有一个大的变化才行哩。”
“嗯，对对！”张作霖越听越觉得儿子说得在理，就象忽然获得了什么灵丹妙药似的，急切地问：“你刚才说什么，要整，整……”
“整军经武。”
“对对，整军经武，这又怎么讲呀？”
“整军经武就是认真整顿和训练军队。”张学良见父亲对他的谈话发生了兴趣，心里高兴。但看他连整军经武这个名词都完全茫然，又不免有些悲哀；不过这点他没有表现出来，还是很谨慎地说：“只是这整顿和训练与平时一般的操练不同，它不是简单的竞赛，也不是只图个表面红火，而是要提拔优秀青年军官，充实军事人才，要有一个硬实的班底儿。总之，是要从根本上改良军队、提高军队的战斗素质，要有通盘考虑和详细计划才行哩。”
“嗯，对，好主意，好主意！”因为吃了过于自信的亏，张作霖现在觉得儿子的话十分入耳，所以赞不绝口：“你小子既然早就胸有成竹，为啥不早说呀，你关于从根本上改良军队的想法很好，我们不就是靠军队起家吗？如果军队散了架，咱们的江山也难保，所以你提出要整顿军队，我很高兴，这事该怎么个搞法，你心里大概有个谱吧，快说说看。”“好。这事我是曾经考虑过。”张学良说，“不过，还很不成熟。我初步设想，当务之急要是致力于建设诸军、兵种合成部队，训练好队伍，改良武器，加强空军，筹建海军，并搞好炮、工、通信等特种兵培训和军工生产，不知您同不同意这样做？”
“同意，同意！”张作霖觉得儿子的主张颇合他的心意，所以满口答应了：“就照你说的办，你下去好好合计合计吧，咱们趁热打铁，说干就干！”
这以后，张学良在杨宇霆、郭松龄等新派将领和一些老臣宿将的帮助下，用两年时间，对奉军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整顿。原东三省巡阅使署撤销了，改为东三省保安司令部，下设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当时，陆军整理处总监是孙烈臣，副监是张作相、姜登选，张学良为参谋长。由张作霖兼堂长、张学良兼任监督的东三省陆军讲武堂（这是一所老军校，初创于１９０６年，在它的早期和中期还不很完备，规模不大，到张学良统治东北时，才有了较快的发展），也是整军经武中的重要机构。它是专门培训军官的，是当时东北地区的最高军事学府。肖其煊任教育长。暂编陆军第八旅旅长郭松龄也参与讲武堂的领导和建设工作。那时，为统一东北军队的编制，大力整顿陆海空三军，同时开办了各种训练班。
那时，积极参与整军经武领导工作的，除张学良、郭松龄、肖其煊等人外，还有一批从保定军校转过来的优秀毕业生。他们中不少人为振兴东北军作出贡献，并成为军队的骨干，原东北军军长何柱国就是“在这里任职时比较认真负责，博得好评，由此逐步得到张学良的赏识和信任，最后成为张学良手下的重要干部之一。”总之，在这个时期，为使奉军改变面貌，张学良是出了大力的，他虽然只是参谋长，但许多重振奉张军威的决策是他提出的，他实际是居于统帅领导地位。
经过几年认真的整顿和编练，奉军中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新派军官陆续担任要职，对士兵的训练也加强了，并建立了一支拥有飞机三百架、军舰二十余舰的相当强大的空、海军劲旅，这都是当时国内各地军阀所无法相比的。
总之，那时张作霖听从了儿子的劝阻，没有马上再入关作战，但要向吴佩孚报这一箭之仇，他是时刻不忘的。那两年，他除了大搞整军经武、养精蓄锐外，还派人与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和住在天津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及浙江提督卢永祥联系，结成“三角同盟”，并策动冯玉祥倒戈，使他脱离直系。在这前后，孙中山不仅与张氏父子有书信往来，也见过面。当年曾亲自接待过孙中山的另一位使者伍朝枢的何柱国谈及此事时说：张氏父子与孙中山的联系，是由姜登选两次派人去见谭延闿，谭派人回访，然后再以张作霖名义派韩麟春去广州正式拜会孙中山（随同韩麟春前去的还有张作霖的副官处长即袁世凯的女婿杨毓珣）。孙中山先派汪精卫等来东北与张氏父子商议讨伐曹、吴的大计，随后又派伍朝枢来东北进一步促成讨伐曹、吴的实现。在谈到汪精卫的东北之行时，他着重提到：
汪精卫是一九二三年秋来到东北的。直接接待他的是张氏父子和杨宇霆、韩麟春、姜登选等人，我只能从张学良和姜登选等口中得知一些情况。以我所知，汪精卫此来不是普通的拜会和联系，而是奉孙中山之命前来商议讨伐曹、吴的大计的。据说汪精卫首先提出军事方面的方案，即提出由南方革命政府下令讨伐曹、吴，从南方出兵北伐，用以牵制长江以南的曹、吴军队，而由东北进军关内，直捣北京，这样南北夹击，打倒曹、吴。
东北当局完全同意南北夹击之议，但强调分头进行，意思是各自发动，彼此不必有统属关系。不过这一点双方皆未明言，而心中却都领会，可以说是无形中取得了协议。汪精卫接着又提出政治方面的方案，即提出讨伐曹、吴胜利后如何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家的统一和建设的问题。当时张氏父子心目中最主要的是在军事上如何打垮曹、吴，至于打垮曹、吴后如何解决政治问题，其实胸中尚无成竹，经汪一提才觉得问题重要。因此张氏父子的回答是含糊的，大意是说只要打得垮曹、吴，什么都好说，既未明白表示赞成国民会议，也未明白表示反对，所以这个问题只能当作是个悬案。⑤
对于汪精卫的出使东北，张作霖很重视，不仅进行会谈，还隆重欢迎。他曾对宁武说：“汪精卫我也久仰了。我想隆重地招待他们一下，表示重视孙中山的代表，做给日本小鬼看看。这差事就交给你办。”⑥当汪精卫、路孝忱抵奉时，张曾盛宴欢迎，气氛热烈：
张作霖在将军府大厅摆下了酒宴。整个大厅张灯结彩。他身穿大礼服，笑呵呵地等候着贵宾汪精卫的到来。
他不时向秘书长催问他邀请的东北各界人士到齐没有？
还不时地说：“这些家伙是羊屙粪蛋离离拉拉。”……
汪精卫由姜登选、韩麟春陪着走进了客厅，掌声象一阵暴雨似地泼过来。汪精卫穿身闪亮光的黑色西装，衬领、领带、笔直的裤线，可以说是衣冠楚楚，一表人才。
他从大厅中间往主宾席座位跟前走，手势扬得不高，但使站着的高矮个头的人们都能看见。脸上不卑不亢地微笑着。今天这盛大的欢迎会，出乎他意料之外。他在心里猜度：一介武夫张作霖，对他这般出格的热情欢迎，究竟是何居心？
张作霖迈着小碎步迎上前来，握住汪精卫的手说：
“欢迎，欢迎！欢迎大驾光临我的奉天。”
汪精卫很灵敏，用眼睛的余光瞟着张作霖弯腰的角度，寒暄地说：“见到雨亭将军，感到荣幸，荣幸。”他看着讲台，用心地听着张作霖说多少句，他好回答相同句数的答谢词。他在生活中有着自己的独特逻辑。
张作霖走上讲台，拿着秘书写好的欢迎词，大声地念出第一句：“值此金秋之际，”他从来不习惯念讲话稿。
秘书长说，汪精卫是个文明人物，讲究这一套，张作霖才浑身长刺似地来当众念书。谁知他刚念出头一句，不知怎么顺嘴说出：“快到八月节了吧？”他又回头问秘书长：“还有几天吃月饼？”秘书长赶忙说：“还有十三天。”
张作霖笑笑又说：“关里关外，我的奉天和汪先生的广州也都吃月饼吧？”他在台上伸脖向汪精卫打招呼。汪精卫微微点下头，这下子把张作霖讲了几句全忘了。最后张作霖总算吭哧瘪肚地把讲话稿嘟囔完了，也说不清自己诌上多少句。
汪精卫走上讲台，掌握好了腔调的抑扬顿挫，说：
“我向欢迎我的你们，致以崇高、热烈、光荣而荣幸的感谢。为革命的发展、进程、前途、希望，来到欢迎我的你们的东北三省的奉天。今朝南北联合讨伐国逆，实乃古今绝唱……”在热烈掌声中他致了答谢词。
接着碰杯喝酒一番热闹。当天三点就在将军府会议室举行了双方商谈。
汪精卫手里不住地摆弄一支漂亮的钢笔大讲了一通对曹锟、吴佩孚之流的讨伐。他说：“我们的意见，是先由南方革命政府下令出兵北伐曹锟和吴佩孚；由奉天革命政府出兵关内，直捣北京，以收南北夹击之效。”
张作霖满心眼儿喜欢汪精卫称他的奉天为革命政府，他同意南北夹击。他用两只手不住地比划，又不住地把胸脯拍得山响。他强调各自发动，彼此不必有从属关系，意思是不愿当孙中山的配角。
汪精卫提出……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家的统一建设问题。
张作霖听到这里，摆手让端出奉天稻香村、老稻香村、老老稻香村三家驰名果子店做的月饼，亲手抓起一块递给汪精卫。他先咬了一口含在嘴里，边嚼边说：“我的奉天和汪先生的广州，是象月饼一样团圆。”说完又咬了一口。
汪精卫眨眨秀气的眼睛紧盯着问：“召开国民会议，是为全国团结统一，不能象月饼，咬下一口就不圆喽。”
张作霖哈哈大笑说：“吃到肚子里就团圆统一了。”又连喝几口水，涮得满嘴哗哗响。他含糊其词，故意不作正面回答。他根本不想召开国民会议，而是想奉军二次入关占领北京，由他张作霖把持政权。经过几次商谈，张作霖同意帮助广州五十万元军费。他再三地要广州的北伐军每到一个地方要先和他打声招呼。⑦
这些记述，不一定很准确，但它对这一历史场景的展现和人物心理的描写，还是与当时的时代和人物的思想发展吻合的。怎见得？我们不妨再举一例，如关于孙中山派汪精卫北来，以及姜登选与谭延闿的联系，当时曾参与其事的何桂国就还保存着两封信件的照片，信的来源和内容是怎样的？他谈了如下的事实：
有关孙、张结合……我还保存着两封信的照片：这便是一封是孙中山回张学良的，另一封是谭延闿给姜登选的。这两封原信都是姜登选被害后从姜的遗物中捡出。
当时我们捡到这两封信，大家很高兴，把它摄影洗了几十份，分给各高级将领作为纪念。我的一份保存至今，还很完好。现把它附在这里。当韩麟春去广州拜会孙中山的时候，除带去张作霖的信外，张学良也另有信给他带去，所以孙中山也另有回信给张学良。当时张学良之所以要另自备函，是因为那时张学良不但已露头角，而且多少还有点新思想。我还记得张学良在东北陆军整理处刊行的军事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革命》。
我看了这个题目很新鲜，心想少帅也谈起革命来了，急忙读了下去。读后才知道他谈的革命不是别的，只是因为曹锟的总统是贿选出来的，采用革命的名义就是为了推翻曹锟。这原是一种没有多大内容的最起码的思想，但在当时的奉军，就连这点最赶码的思想也要算是可贵的。
兹将这两封信的原文附录于后：
１．孙中山给张学良的回信
汉卿仁兄惠鉴：
顷颂手书，借悉一切。所论奉省暂持冷静态度，以俟时机，实为特识。文顷致书尊公，述此后军事进行，宜由西南发难，据险与敌相持，使彼欲进不得，欲退不可。
然后尊公以大兵直捣北京，略定津保，以覆其巢穴，绝其归路，敌必可灭，正与高明之见不谋而合。望力持定见，他日运筹决胜，可为预期也。韩芳辰君来，连日讨论，悉东三省整军经武，养锐待发，曷胜忻慰。兹特倩汪精卫先来谒，一切代述。希赐接洽为荷。专复，敬颂
台绥孙文九月二十二日
２．谭延珣给姜登选的信
超六（姜登选字）仁兄惠鉴：
不奉教久矣。曩晤东省来人，俱道执事以迈众之才，树匡时之业，知贤豪固自不凡也。自顷成君济安来粤，复详近履，为之快慰。弟昨随中山先生来粤，国事蜩螗，无以自勉。惟有本此精诚，相与始终耳。一切近情，托石侯兄面达，不复言。专此，敬请勋安
弟谭延闿三月十六日
至于张、段联合瓦解直系和第二次直奉战争内幕，也有当事人于立言的笔录，他说：
一九一七年七月，冯国璋就任代理总统，段祺瑞仍为国务总理并兼任陆军总长，府院不和也愈深刻，冯段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与表面化。冯为扩大个人势力，掌握京津，背着段祺瑞，与当时北京九门提督步军统领李长泰暗中商定，成立十八个独立团，向日本订购可装备四个师的军火武器。不料事机不密，为段探悉，段急派陆军部亲信冷聘渔（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前往奉天，通过丁超（奉天军械厂厂长）、杨宇霆（奉天督军公署总参议），与张作霖密商劫留这批武器共同伙分。张作霖大喜，即派丁超率队随同冷聘渔到秦皇岛。冷聘渔事先已准备有陆军部接收军火的证件，待日本军火船“清快丸”抵岸后，即办妥手续予以接收。从此奉系与段系种下善因，为张作霖二次进关伏下引线。
一九二四年直奉战争之前，张作霖已早与段祺瑞、李长泰等往还密约，张允供应段等勾搭直系内部倒戈所需款项及酬应等费，以便在关内买通直系军队。但杨宇霆说，热河境内直军戒备谨严，硬打较难凑效，不如把张鹏飞（当地士绅、民团头目——引者）拉过来，从刀尔登地方打开缺口，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大军插进去。张作霖听了大喜，初步谈（金钱收买）妥后，张鹏飞到了奉天，二张相见如故，张鹏飞口口声声说：“我们是同宗；
我一定保你入关。”
一九二四年八月，张作霖派军长李景林和张宗昌率部潜入热河，直奔刀尔登地方。李景林和张宗易亲往拜见张鹏飞，张派地方民团的马队数十人领路。李景林派一营骑兵随同马队从刀尔登由山间小道直奔滦县，李景林和张宗昌亲率大军跟随在后直抵滦县车站大桥。彼时直军主力均在山海关、秦皇岛附近集结戒备，滦县仅有部分铁路护路警看守，不战而散，奉军遂得长驱直入天津。
吴佩孚在前线得悉奉军进关到达滦县确信后，即赶回天津。吴在天津东站由电话向段祺瑞（段当时在其内弟吴光新宅）说：“拟把军队开进天津各国租界，好引起外国插手干涉。”段回答说：“你是最优秀的军人，为什么要惹出国际问题呢？我看你先休息几天吧！”吴佩孚听了之后连称：“老师，我遵命。”当即乘车回塘沽转船逃走。……⑧
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在张学良和一批得力将领的帮助下，埋头整军，有了两年的充分准备，特别是他是在北方直系政权出现危机之时，率军入关，进行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加之，又取得了直系内部具有革命思想的将领冯玉祥的支持与配合（冯于１９２４年１０月间发动“北京政变”，囚曹锟，赶走了吴佩孚），所以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胜。当时，冯、张等曾联名邀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事。在此后政局的归属与方略上，他们虽有分歧，如冯倾向于请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会议；而张则倾向于拥段，主张举行以实力派的代表为基础的善后会议，孙、段之间的联合终因政见不同而破裂。但在这个时期，他们有过一些接触和交往，原来：
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组成国民军推翻了曹（锟）吴（佩孚）政权，张作霖乘胜长躯入关，进驻天津。
十二月四日，孙中山先生北上到达天津，翌日即往访张作霖，以谋求建立统一的革命战线。孙中山先生指定李烈钧、杨赓笙、孙科、邵元冲和汪精卫同行，杨赓笙因另有工作，未能同去。
张作霖知中山先生将至，故意炫耀军容，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中山先生等人至客厅坐下良久，张作霖始出。
中山先生顾全大局，不以为意，首先打开僵局，他对张作霖说：“昨日抵埠，承派军警迎接，盛意可感，特来申谢。”张作霖面色稍缓，点头还礼。中山先生说：“此次奉直之战，赖贵军之力，击破吴佩孚，实可为奉军贺。”
张作霖听后说：“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为贺？”李烈钧见状出来解围说：“事虽如此，若不将国家之障碍如吴子玉（吴佩孚的号）诸人铲除，则欲求国家之进步与人民之幸福，终属无望。总理孙公之贺，实有价值，亦唯公能当之也。”李烈钧这几句话使张作霖听后非常高兴，大笑起来，中山先生乘机接着说：“协和（李烈钧的号）之言是也，自民国成立以来，得我之贺词者，亦唯雨亭（张作霖的号）兄一人耳。”这时气氛遂转和谐，宾主交谈甚欢，张作霖表示愿与中山先生合作。中山先生告辞时，张作霖亲自送出大门，归语张学良：“中山伟人也，名不虚传，彼有容人之雅量，吾服矣！”
中山先生一行回到旅馆后，杨赓笙询问会见情况，汪精卫抢先说：“险哉！险哉！今日之鸿门宴也！”李烈钧听后笑对汪说：“如此胆力，即可以刺清摄政王乎？无怪事之不成也。”在场的人听了同声大笑起来。汪精卫则紧锁双眉，面红耳赤，至感窘愧。⑨
由上可知，两次直奉战争的前前后后，斗争还是复杂的，面对年轻的张学良来说，这无疑也是一次实战的锻炼，从他协助父亲对奉军的大刀阔斧的整顿，以及他亲率大军入关，奉军胜利和他对军阀混战的厌恶，特别是他因见“官兵伤亡之惨状，人民之流离失所，皆深感痛苦”这些认识来看，他毕竟还是吃一堑长一智，而对自己的行动也开始重新审视了。也正是这个时期他与奉军爱国将领郭松龄的相识以及几年后郭的倒戈反奉，更使他受到极大的震动，有人甚至认为这给他一生“带来了一个富有风暴性的人生教训”，我看不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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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郭维城：《张学良将军半生事迹浅论》，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②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载《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６月出版。
③④⑤　孟星魁、李泰棻：《第一次直奉战争直军得胜的真象》，载《沈阳文史资料》。
⑥　宁武：《孙中山与张作霖联合反直纪要》。
⑦　杨大群：《东北王世家》，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０出版。
⑧　于立言：《张作霖通过段祺瑞瓦解直系的内幕》，载《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６月出版。
⑨　杨仲子：《孙中山在天津会见张作霖》，载《文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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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龄
“汽车刚开出不远，迎头一队骑兵跑过来，围着汽车这一队骑兵，立刻刀出鞘，子弹推上膛。等来到近前才知道是传杨宇霆（实际是张作霖、杨宇霆——笔者）的命令：‘把郭松龄和他的太太就地枪决！’这是怕中途被劫走。大汽车停下了，王永清把郭松龄和他的太太拉下车来。骑兵在外围，步兵在里圈，围了个大圆场……
“韩淑秀看着凝目沉默的郭松龄，她在心里想：茂宸哪，想当年，你在广州讲武堂，毅然参加同盟会（实际是在四川陆军当连长时就加入了），提枪北上武昌，投身辛亥革命，这是何等英雄。
“郭松龄在刹那间看着韩淑秀想：当年，你在北京大学读书，参加“五四”运动，在天安门前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这是何等豪迈。
“秀，你还记得新民县城怒斥日本领事的情景吗？
“韩淑秀多么明白男人的眼神，她在心里回答：记得！
“那时，人海横流，炮火满天。茂宸你临危不俱，大义凛然，斜视太阳旗，白眼日本领事，慷慨陈辞，怒斥日寇，表现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英雄气概，这是何等的自豪！她不由大声说：‘将军！你生平最爱读爱国诗人屈原的《国殇》。今天，我要对酒高歌，为将军高吟一曲，以壮行色！’
“‘好！秀，你唱！我来为你击节！’郭松龄往前猛地迈出几大步，这几大步就是他头顶青天脚踏大地击响的拍节。
“韩淑秀傲慢地用眼睛横扫一下周围的大兵，然后，在刀光剑影中引吭高歌起《国殇》来：
…………
出不入兮往不反，
平原忽兮路遥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
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
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
魂魄毅兮为鬼雄！”①
这里浓墨重彩、满含深情叙述的是张学良的挚友，爱国将领郭松龄倒戈反奉、方期壮志可酬、不料败倒荒郊、英雄饮恨的悲壮场景。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为反满清和反军阀而横戈跃马、驰骋疆场的郭松龄，是早年的同盟会会员，也是一位爱国军人。年轻的张学良，在东北讲武堂受训时，与他结识，二人志同道合，心心相印，情同骨肉，相见恨晚。那时，张学良很钦佩郭松龄的为人和作风，而郭则因“见张是一个颇有爱国思想和进取心的青年，可以造就成国家有用之材。因此经常向张学良灌输“练精兵，御外侮”等爱国主张，并劝张学良训练新军，以期借助张学良的地位和实力，实现自己改造奉军之夙愿。”②郭松龄虽矢志革新，但那时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军事教官，并无多大名气，可以说是地位卑微，和奉军中张作霖的一批旧臣宿将是无法相比的，后来他的一切作为和成就，跟他艰苦卓绝的实干精神固然有关，但与张学良对他的“逾格信重”也是分不开的。张学良常常不加掩饰、同时也是满怀无限信赖之情地说：“我就是郭茂宸，郭茂宸也就是我。”
不料，不久后，这一对好得简直象一个人似的朋友，突然产生了矛盾，走向了两条不同的路，虽然还不能说已经一刀两断、甚至完全是分道扬镳，但毕竟是各择其所，并终成永诀了。
微黑的长方脸、双目炯炯有神、蓄短胡、魁梧奇伟的个头、胸挺颈直、仪表堂堂的郭松龄，是辽宁省沈阳市东郊渔樵寨村人，生于１８８３年。他名松龄，字茂宸。他早年在私塾里念过书，后因家贫辍学，给人家扛过活，种过地。日俄战争爆发后，他看到日、俄等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满清政府腐败无能，广大劳苦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便投身军旅，以报效国家。他先任职于北洋陆军，后随朱庆澜调往成都驻防。在此期间，他与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接触较多，积极参加覆清活动，并加入了同盟会。在震动全国的保路风潮和武昌起义中，他与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组织，领导暴动，拥戴朱庆澜出任四川军政府副都督。后因川军将领发动兵变，反对客籍将领治川，朱庆澜离开了成都。郭松龄亦辞职回奉。
那时，奉天的革命党人张榕等正准备进行武装起义，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心惊肉跳，惶惶不可终日。郭松龄联络革命志士，意欲乘机举事。不料，反动势力疯狂反扑，革命党人的起义计划遭到破坏，张榕等人被暗杀。不久郭松龄也因“剪发易服”而又“身畔挟有民军护照”而被判处死刑，当局准备将他斩首。这时的郭松龄，也不再对生抱什么幻想，亦认为是必死无疑了。
可是，说起来也真有点离奇，一个行将问斩的死囚犯，后来竟死里逃生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说奇也奇，说不奇也不奇。
原来，是由于有超人胆识，被誉为“巾国英雄”的韩淑秀“不顾风险，冒死拦截刑车，陈述郭松龄是他的未婚夫，归奉完婚，根本没有参加革命党的事，因此郭才未遭杀害”③并应聘当了张作霖的教训队的教官。
至于张学良与郭松龄的结识，这与其说是历史的巧合，不如说是张学良追求进步、崇拜英雄人物的一种心理要求。郭松龄虽然不能说在那时名气多大，但却也是个出类拔萃的优秀教官，在战术讲堂上，他“博学多识，风貌堂堂，一下子便征服了听讲的张学良。而且，郭松龄是一种好学深思型的人物，生活上律己很严，不吸烟饮酒，虽是职业军人，但书卷气很重，遇事讲原则，理想的格调很高。这和张学良生活浪漫、耽于享乐的外倾性格虽然大相径庭，但，张学良却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偏偏喜欢追求一种为他自己所付诸缺如的性格的一型人物。张学良心折于知识人，而郭松龄正是学识丰富。郭松龄为人正直、严肃，凛然有一股不可侵犯的气概，也正是张学良所最欣赏的一面。郭松龄年纪大张学良十九岁，并且做过他的教官，对张学良来说，郭松龄正是他所需要的亦师亦友的理想人物。”④
是的，志向不凡，且又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郭松龄是个上进心、事业心很强的人。他不仅是个好样的教官，也是个优秀的指挥员。他治军有方，指挥若定，率军作战，总是身先士卒，冲杀在前，成为奉军中一员功勋卓著的战将。不幸的是，论功行赏往往赏不及郭松龄，张作霖对他并不信任，更不愿重用。在讲武堂开学典礼上，张作霖甚至还语含讥刺地问他：“郭教官，你不是到南方去革命了吗？为什么回来了呢？……你还是回来的好，在外边没有什么混头。”郭松龄当时没有说什么，但他心想，让你得意，这口气我权且忍了，来日方长，咱们走着瞧。不想郭氏时运不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于他刻苦练兵，训练得法，他带领的队伍，成绩冠于各军，以致“忌之者亦日众。异口同音，谓公所练之军队，纪律虽佳，未必善战。盖当时统兵长官，多由胡匪出身，不知学、术两科为何物，而惟以能战自豪。以公出身学堂，无战事经验，故以此讥之。”⑤
不消说，这些闲言碎语，是使人很不愉快的。不过，郭氏为人豁达，不愿与那些目光短浅的人去争一日之短长，这些他都一笑置之，并不放在心上。然而，后来，以权势炙手可热的杨宇霆为首的一些头面人物，也冷言冷语，对他处处刁难、排斥，他就难以容忍了。
如果说郭松龄与杨宇霆等人的矛盾在初期还比较隐蔽，而到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期，就变得日益尖锐起来，如在榆关，九门口之战中，“当榆关久攻不克时，张作霖命姜登选、韩麟春率部由九门口攻入；当姜、韩所部顺利到达沙河寨，包围山海关背后之敌时，遭到直军的顽强抵抗。姜登选与张学良商定：将山海关郭军的八个团加入沙河寨。郭松龄奉命赶到后，坚决要求接替第一线，从正面突破敌人。‘姜、韩认为郭氏争功’，破坏军纪，让郭‘充作预备队’。张学良也不同意郭的请求，对郭略有责难。郭愤然率部撤退，掉头而去。张学良闻讯，‘驰马随到二三十里外，才将郭松龄劝住，两人曾在一茅屋里抱头痛哭’。后来，张学良常讲他有段‘张良月下追韩信’的故事，就指的是这件事。郭松龄撤离战场当然不对，但据他后来给张学良的信中说：他当时离开战场，‘并非抗命，实畏姜、韩谋杀耳’（战后姜在北京曾对李书城言，未能杀龄，实龄之侥幸’）。⑥
后来，郭松龄还是又率部返回前线了，并在这次战斗中，机动灵活，避实击虚，出其不意地绕道冲至敌军侧后的海洋镇，单刀直入地进行突袭，切断直军退路，加之李景林、张宗昌的密切配合，冯玉祥也突然倒戈，宣布“班师反吴”，所以终于把直军打了个落花流水。事后，张作霖论功行赏，许多将领都各得其所，而郭松龄却受到了冷落，使他很不痛快，以致在情感上埋下了对张作霖不满的种子。
何以竟会如此呢？要说起来，这与奉系军界领导层中的派别斗争是有关系的。原来，“张作霖手下将领中，有‘士官派’和‘讲武堂派’之分。士官派领袖是杨宇霆，拉拢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姜登选、韩麟春等为一派；而讲武堂派则由郭松龄及张学良纠合东三省讲武堂受训学员自成一系。杨宇霆因见郭松龄与张学良相处至近，乃屡向张作霖进言，表示郭的兵权日重，恐生后患，宜加裁制。恰当此时，郭松龄经征得张学良同意，将俘获的直军三万人，除补充各部队缺额外，余二万人，编成三个旅并委刘振东、刘伟、范蒲江分别为旅长。张学良回到奉天把这事报告给他老子时，不料，碰了一个钉子；张作霖不允所请。原因是，张作霖已采纳杨宇霆的拟议，决定将这批直军俘虏，分别拨给姜登选与韩麟春，各扩编一个师。张学良迅将这消息电告郭松龄，但，郭认为此事已当众宣布，重要人事，业已成命难收。张学良回防时，郭松龄已把改编事生米做成熟饭，造成既成事实。事后，也只不过把补充旅的名义，改为补充大队，实质上人枪并未拨出去。张学良和郭松龄既是同一鼻孔出气，而且扩编的又是他属下的部队，他也就乐得顺水推舟不加问闻。但郭松龄和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之间的隙嫌，士官派和讲武堂派的裂痕则愈来愈深了。”⑦
是的，问题是严重的，如果说三万俘虏的改编还仅仅是一些小的摩擦，那末，随后的显然有些考虑不周的封官晋爵，则更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其实，细想一下，也难怪，奉军既是一个成分复杂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阀武装集团，它的稳定、兴盛是相对的，而它的动荡、衰落则是绝对的。果然，奉张政权的这种表面的红火时期并未持续多久，就又变生肘腋，风波迭起了。
“本来，当苏皖两省督办人事尚在悬虚的时候，张作霖征询郭松龄，要他出任江苏督办。郭松龄不愿放弃兵权，婉谢之余，提出一个建议，主张由张学良为直隶督办，并指挥军务，既可拱卫京津，也可屏障东北，另调李景林督鲁，张宗昌督苏，姜登选督皖。郭认为这种安排，一旦东南有事，张宗昌足以当之，万一不济，不过失掉江苏一省，不致动摇东北军的根本。张作霖对郭的意见，未始不以为然。岂知问到李景林，李为直隶人（直隶枣强县人），不愿放弃督直职位，这时杨宇霆又放出风声，认为张老帅若保少帅做直隶督办，将无以服众心。所以，最后终竟发表了杨宇霆督苏和姜登选督皖。
“郭松龄见所提意见，未被接纳，且又甚不齿杨宇霆的政客作风，一时心灰意冷，颇为消极。同年九月，奉派赴日本参观军事大演习，一时似有久居之计。就在旅日这段短时间，郭松龄似和冯玉祥幕中北京陆大同学某有了政治性的晤谈，这就成为联冯叛张的一个重要伏线。”⑧
这个评述是客观的，有道理的。但我觉得，也还有些不足。上述种种固然是郭松龄反奉的一些重要因素，但他的倒戈与当时全国革命运动的影响及奉军在苏、皖的溃败也有关系。本来，在奉军打败曹、吴接着又进军苏、皖时，郭松龄是很不赞成的，他“曾向张老将力陈：‘我们在东北有这样大的地方，经济富庶，人口有三千多万，尽够我们干的。这次进兵关内，既已打败了曹、吴，已足雪当年之耻，如再躯兵南下，胜则成为众矢之的，败则徒损老将威命；不如雄踞关外，趁机观变，养精蓄锐，再谋一统。’……但由于杨宇霆要争取江南鱼米之乡，并为东北军开疆拓土，在老将前力主乘战胜之余威，躯兵南下。当年杨在奉军中是出将入相的“诸葛亮”。张作霖对杨言听计从，结果不出郭之所料，苏皖得而复失。苏督杨宇霆、皖督姜登选被孙传芳、陈调元所躯逐，损失了三个师的兵力，奉军声名扫地。此次又要挥师入关，争夺直鲁，郭松龄更加反对，气愤地对张学良说：‘东北的事叫老杨这帮人弄坏了，现在老杨又包围老将，给他们去打地盘子，这个炮灰我不再充当了。要把东北事情办好，只有把老杨这帮留学生赶走，请少帅来当家。’”⑨
不过，在那时，指望郭松龄用劝说的办法去说服张作霖、杨宇霆，使他们悬崖勒马，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们不仅毫无罢兵之意，反倒对郭松龄产生了怀疑。正巧，这时军内有个赴日本观秋操的差使，张作霖便顺水推舟地把郭松龄打发走了。表面上讲这是个体面事，让郭到国外游逛游逛，实际是嫌他碍事，巴不得把这个粪堆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的角色赶开。而郭松龄呢，说实在话，也乐得趁机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甚至一去而不归，所以他是虽有几分惆怅，但仍然还是求之不得地匆匆启程了。
他是由奉天往大连去日本的，临别时，韩淑秀约他到天津相见，郭松龄与她心照不宣。
看来，机灵的韩淑秀是颇有些先见之明的，郭松龄早有异志，一个时期以来，欲有所为之心日益明显，这一点她不仅非常了解，也是极力支持的。后来郭松龄在完成了他的赴日使命后，果然既未回奉天，也未到前线，而是独自搭船回到了天津，并称病住进了天津的意大利医院。他的反常行动，自然瞒不住耳目众多的张作霖的眼睛，在他“病情”未见好转时，张便急电召他回奉。郭见事情暴露，决定提前行动，并对张学良有所暗示，略谓：“上将军脑筋太旧，受群小包围，恐已无可挽救”；提出“父让子继”，以改革东三省局面。张学良听后，“不禁骇然”，但未动声色，潜行搭乘北宁路火车东返……“郭氏这种反父不反子的作法，虽然由于他二人交情可靠，实际上也因张学良痛恶内战，反对其父的穷兵黩武在平素有所流露所致。当然郭氏这样做，也比较合乎舆情，可以减轻内部反抗。但郭氏立逼他“大义灭亲”，实为当时年仅二十五岁的张学良所难能接受。”⑩
张学良在天津与郭松龄匆匆见了一面，当晚即乘车回归，虽然他劝郭慎勿乱动，但毕竟看出一些军队不稳的蛛丝马迹，所以，“车到关外前所车站时，他命令驻山海关附近十九团团长张延枢迅速布防。车到连山车站时，情况已出现混乱，张叫专车直开葫芦岛，登上‘镇海’军舰，在军舰上已经看到一列一列兵车经过秦皇岛铁桥往东开。郭松龄反奉的通电，军舰上亦已收到。军舰一个炮长向张说：‘军舰上的主炮可以有效地射击铁桥上向东开的兵车，请示是否可以开炮？’张摇摇手说：‘都是我的部下。’”⑾
奉天告急，一片混乱。闻变大惊的张作霖，一面紧急布署，严加防范，一面让张学良“内抚郭氏”，力劝罢兵。张学良即乘炮舰赶至秦皇岛，欲与郭见面，为郭婉拒，但事后郭却接连给他写了两封情词恳切的长信。在这之前还发有反奉通电，此电为饶汉祥主笔，有人说它“四六骈体，辞情并茂，颇有骆宾王讨武则天檄文的风味”，实际，文辞固然华丽，但却“拮屈聱牙，晦涩难懂，并把郭松龄原拟电文痛诋张作霖处，‘概行删去’，有背郭松龄反奉原意。因此，郭松龄又另发‘主和’与‘讨伐杨宇霆’两短电。”⑿
在此前后，郭松龄还发过对日本公使和关东军司令官的声明与抗议电，以及为数不多的诗文。这些信与诗把他反对内战、倡导和平、为国家之元气、为东三省的兴旺发达而矢志奋斗的决心，表露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
诗，是写九门口之战得胜返奉后，郭松龄应张作霖的邀请，于八月中秋之夜到帅府赏月，因为话不投机，他多喝了几杯，有些微醉了，回到家里，妻子用醋和咸姜片为他解酒，他当即挥笔所作的。诗云：
半壶老醋，
两片咸姜，
粗茶淡饭布衣裳，
腹内尚存一副心肝，
体上还余几载时光。
春红，
夏绿，
秋黄，
冬霜，
兵戈裹身，
马涉疆场。
志未酬，
愿难偿，
听到的是：将士呻吟悲声哀，
闻到的是：烽火硝烟掳戎装。
看到的是：家乡父老饥断肠，
得来的是：为他人做嫁娘妆。⒀
“郭松龄致张学良军长的信”是在班师回奉的途中，张作霖用飞机往下撒传单以召唤旧部弃郭来归时，郭松龄的妻子韩淑秀在阵地上声泪俱下、当众宣读的：
汉卿军长钧鉴：
…………
松龄自受知遇七、八年矣。公待龄以恩遇，龄报公以忠诚。患难之交，讵忍相违。惟龄主张班师，实出于不得已，而公所责于龄者，似犹未能谅解。谨本来书之意，分公私两项言之：
先言公意：武力统一，拂逆世界潮流违反国民心愿，为万不可能之事。项城（袁世凯）、合肥（段祺瑞），及曹（锟）吴（佩孚）之失败，可为殷鉴。我公父子，犹思征服各省，入掌中枢，纵令耗尽东省人民膏血，掷尽士卒生命，亦决难达到目的。此龄主张班师之原因一也。
……奉天钱法日见毛荒、奉票低落至二折有零，东省胡匪遍地，人民不能安居。不思治邦，而犹复争城争地，攘为己有，胜则毒逋全国，败者祸留桑梓。责之良心，能无作悔？
此龄主张班师之原因二也。
……本省产业，邻国肆意经营……大好国土让与外人，而专向疮痍瘦敝之内地，扰攘争夺，用意安在？此龄主张班师之原因三也。
……将校士卒惕于兵祸，疼于国亡，伤心于民穷财尽，谁肯用命？此龄主张班师原因四也。
年来饷粮折耗，士卒生不得饱，死无人恤。哀疼之余……驯者逃亡，悍者倒戈，尚能驱之作战乎？……此龄主张班师之原因五也。
京榆驻守，新兵强半，不教而杀，龄所不忍。假使驱之战场，亦必望风披靡。此龄主张班师之原因六也。
（指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有杀俘现象，郭反对——笔者）
松龄愿公为新世界之伟人，不愿公为旧时代之枭桀；
愿公为平民所讴歌，不愿公为政客所崇拜。龄临书心疼，涕泪沾襟，暂时相违，终当相聚……大事定后，乃请我公归奉主持一切。设不幸失败，自认驽下，不图恢复，甘愿为农夫以没也。倘因病弱不能以劳力自食，亦唯有伏剑自杀而已，决不要钱，决不讨饭，决不步现代失败人物后尘，龄之志事，如斯而已。掬诚奉告，虚请钧安，遥祝健康。
郭松龄　上⒁
对于郭松龄的爱国的正义的行动，张学良是同情的，但让他在行动上去支持，似也不易；更何况，郭松龄的反奉成功与否尚难预料，他怎么能会采取什么行动呢？而从郭松龄这方面来说，也显然是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他总认为，既然外有冯玉祥、李景林等的支持，内有一批能征善战的亲信部下的追随，有新编的五个军由他直接指挥，通电一发，挥戈东进，沈阳指日可下。最初，他率军登程，沿途击败各路奉军的抵抗，先后攻占了山海关、锦州、新民等地，却也真的是锐不可挡，所向无敌哩。但中途由于日本人的插手，形势马上大变。是的，日本人本是对张作霖不满的，总觉得在许多问题上他没有满足日方的要求，他们想“换马”，见郭反奉，认为有机可乘，于是，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则曾向郭松龄提出条件，要求承认张作霖对日本所作各种承诺，郭松龄拒绝了：加之“郭氏宣布政策，称所部为‘东北国民军’，日本认为与它的侵略政策相抵触，乃决定维持张作霖政权，相反地处处对郭军进行威胁和阻挠，１２月８日，日本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对双方警告，谓‘不准在南满铁路及附属地区发生战斗’……这些表示，显然是帮助张作霖抵制郭军。因为南满铁路南起大连北至长春，附属地和铁路两侧二十里内不准郭军进入，无异于把这条南满路作为张作霖的保护靠背，而不让郭军进沈阳（郭松龄进占锦州后，日本关东军、守备队移驻沈阳及满铁要地加强警戒。随后，日本内阁决定组织‘满洲派遣军’，全部开赴皇姑屯、塔湾等地，参加夹击郭军作战。同时驻朝鲜两个师团已奉命进入奉天、吉林省境，加入奉军防线）。”⒂致使郭松龄的东北国民军处于极为不利的被动地位。加之，由于日军直接参与对国民军的作战，郭氏部队两面受敌，不得不放慢进占奉天的速度，从而使张作霖得以聚集兵力，进行反击；再加上时值寒冷冬季，连日大雪，而战士却衣衫单薄，饥寒交迫，这都给部队行军作战带来很大困难。但国民军指战员多数还是士气高昂，与敌激战。尤其在军长霁云指挥下的国民军第四军，曾一马当先，突破奉军防线，占据了大民屯，使奉军防不胜防，纷纷溃退。但那时，由于郭军中以参谋长邹作华为首的一部分高级将领暗中与奉张联系，不愿再战，邹作华甚至盗用郭松龄的名义，向正在乘胜前进的前线部队发出停战命令，“彼时正面之部队，受敌军之猛烈攻击，与敌军交战，已继续四十小时，突闻停战命令，乃发生非常之困难，前线之旅团长，丝毫不知因何骤发停战命令。某旅长策马急驰司令部询问：‘我们若再稍稍供给一些弹药，不过数小时，确有可以占领敌阵之形势，不知何故突然发出停战命令？’”⒃郭松龄看到干部变心，大势已去，心中十分难过。东北国民军从此便一蹶不振，郭松龄发动的反奉战争，前后不过一个月，便失败了。
郭松龄反奉的失败，乍看起来，似乎有些偶然性，因为他所率领的东北国民军挥戈东进，所向无敌，奉天危在旦夕，郭松龄眼看就要马到成功了，怎么又突然失败了呢？人们也许会有些难以理解，实际他的失败是难以避免的。因为郭氏反奉出于公心，并非为个人争权，所以吃苦受累，甚至流血牺牲，他都不怕，但让他卑躬屈膝、出卖国家主权，他是决不会遵从的。在郭松龄开始反奉之初，“曾致电日本驻京公使芳泽声明：凡两国有关正式条约，照旧遵守；张作霖与日本所订新约，概不承认；要求日本严守中立，不得在军事上帮助奉张。如果当时郭松龄答应日本的要求，取得日本之援助，胜败之数尚未可知，这说明郭松龄还是有民族骨气的，非投降卖国的袁世凯、段祺瑞之流可比。郭松龄挥戈出关时，冯玉祥正在直鲁境内打了个大胜仗，击败了亲奉拥吴的直鲁联军司令李景林，而占领了天津。如果郭松龄同意日本人给他的支持，败得不那样快，冯玉祥就可以用得胜之师为郭声援，并力前进，郭也许不致败亡。”⒄
由此可见，郭松龄功败垂成，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人完全站在了张作霖一边，这也就是说，张作霖是由于得到了日本人的有力支持，才转败为胜的。这也亦如当时中共机关报《向导》所指出的：“郭松龄之败，非败于张作霖，乃败于日本帝国主义。”⒅
当然，郭松龄的失败，也有其内部因素。这主要是他的同盟者李景林等的违约，以及举事仓促、策略失当等。至于郭氏夫妇于风雪中双双被俘与牺牲，前已提及，这里略加补充的是：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凌晨，郭松龄偕夫人韩淑秀及幕僚数人，由三百名卫兵护卫，离开新民，前往右翼与第四军霁云部队靠拢，拟亲自指挥，以攻击奉军的背后。出发时郭松龄身穿灰布面皮袍，头戴貂绒皮帽，下身穿灰呢子马裤。韩淑秀穿青布面的皮袍，围一条青色的毛线围巾，同坐在四套马的民间大车上，每人身上各披一条俄国毛毯……出新民县城约二十余里，刚到小苏家屯时，遭到奉军穆春骑兵旅王永清（土匪出身，外号天下好）骑兵团的袭击。郭指挥卫队与奉军接战三小时，“直至午后四时，弹丸已罄，无可如何，含泪而罢。”（殷汝耕：《半载回忆录》，《满洲报》，１９２６年７月—８月第一版连载）这时，郭松龄夫妇由卫士关庆忠等，将他俩扶入附近农民家菜窑内藏匿。郭松龄的卫队由年轻学生组成，缺乏实战经验，战败后都被奉军缴械。奉军严密搜索，将郭松龄夫妇在菜窑中搜出逮捕。郭松龄的幕僚林长民中流弹身亡，饶汉祥化装逃走。
二十五日晨，张作霖派卫队团少将团长高金山，从沈阳出发时，亲受杨宇霆的密令，“要他将郭氏夫妇就地枪决。”（刘鸣九；《郭松龄反奉及其他》，《沈阳文史资料》第一辑，第１６１页）高金山带领卫队乘六辆汽车到达老大房子后，即接到张作霖的命令，内称：“该逆犯上作乱，……电饬在老大房就地枪决。其妻附逆最力，在滦州独立时，当众演说，摇惑军心，当饬一并正法。张作霖有（二十五日）印。”（辽宁省档案馆藏：《沈阳县行政公署档》）
二十五日上午十时，高金山奉命将郭松龄及夫人韩淑秀押至“距老达房子五里许地方枪杀。”（黑龙江档案馆藏：《黑河道尹公署档》）临刑前，郭松龄向在场的奉军官兵讲演说：“我倡大义不济，死固分也；后有同志，请视此血道而来。”接着韩淑秀也从容地说：“夫为国死，我为夫死，我们夫妇死而无憾，望汝辈各择死所。”（李坚白：《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郭松龄事略》）他们的话表达了对革命的忠贞，在军阀统治的黑暗时代，他们的话有如空谷足音，激励着人民反帝反军阀的信心。
据目睹刑场的群众说，那个女人很刚强。她对押他的奉军说：“先打我，让军长（指郭松龄）看见我走了，好放心。”（《沈阳文史资料》第五辑，第５８页）高金山先毙韩淑秀，后毙的郭松龄。韩淑秀就义时三十四岁，郭松龄年四十二。
郭松龄夫妇既死，张作霖、杨宇霆余恨未消，下令将其尸体运回沈阳，在小河沿体育场陈尸三日示众，并将郭氏夫妇遗体拍成照片，各处张贴、“传示”。
张学良对郭松龄夫妇的死，很感惋惜。“张在兴隆店列车上得知郭被俘的消息，一再询问郭的情况，他已预料到在杨宇霆等人的操纵之下，郭已绝无生还的可能。他命令秘书处长刘鸣九拟电报稿，叫把郭氏夫妇解到他的司令部来。刘问张：‘你把他弄来打算怎么办？’张说：
‘郭是人才，为国家着想，我把他送到国外去深造。’未等电报发出，已闻郭夫妇遇害了”。张学良看完郭氏夫妇遇害的电报后，跺了跺腿（脚），叹了口气，说：“完了。”
并将总部送往各部传示的郭氏夫妇尸体照片及文件，批了“以火焚之”四个大字，不忍见郭氏夫妇的惨状。
张学良后来经常怀念郭松龄。一九二七年奉军下河南，由于韩麟春指挥失误，奉军遭到北伐军攻击，退到黄河以北。张学良遇到困难时对部下刘鸣九等人说：“如果郭松龄在，我现在就不会这样为难了。”（据刘鸣九等人口述资料）一九八一年，“九一八”事变五十周年的时候，张学良在台湾还念念不忘地对记者说：“如果那时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于衡：《和中国现代史相关的张学良访问记》，台湾《联合报》１９８１年９月２８日）⒆
郭松龄虽然悲壮地牺牲了，但他精神不死，他那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操素为国人敬仰，他为抗日播下的火种，也是扑不灭的。以奉张政权来说，这一事件对它的军事实力虽然影响不大，因在巨流河战斗结束后，附郭的数万人马除魏益三带一少部分人投奔了冯玉祥外，其余军队全都返回了奉天；但它在政治上、思想上对奉军和奉张政权的影响，它在人们心灵上留下的创伤，却是不能低估的。东三省的一些老资格的省长如王永江、王树翰等，都自行引退了。张作霖也变得更加暴躁，尤其在得知郭松龄倒戈后，“几乎神经失常，他在督署中跑来跑去，一会儿穿上军装，要亲上前线作战，一会儿换上便衣，打算率家逃难。那时，在他左右为他出谋划策的，只有杨宇霆，在外面代他支撑战局的，也只有吴俊陞、张作相等所谓老派，新派人物十九都在郭军中。张学良情知乱子大了，唯有跑到前线上拼命抗战，一直到郭松龄兵败身死之后，他才敢烦张作相、吴俊陞两人陪他到老帅面前叩头谢罪。”⒇
在这个时候去见余怒未息的张作霖，老实说，确实还真得有点勇气。实际上，那的确也是意料中的事，张学良最信任、最崇敬、也是与他关系最密切的人，闹了这么大个乱子，他哪能不怒气冲天呢！
关于张氏父子的这次会见，司马桑敦说：
张作霖一见到张学良，立刻咆哮如雷，连哭带骂，拿出手枪，就要打死他儿子，哭着喊道：
“你这个小子，结交匪类，闯下滔天的大祸，要老子命不说，真害苦了东三省的老百姓，不亏你老子还有几个换命的老弟兄，拔刀相助，咱们早就完蛋了，那能有今日！我不打死你这小子，对不起老弟兄，对不起老百姓！”
张作相和吴俊陞连忙跪下替张学良求情说：
“老帅若不饶了学良，我们不敢起来。”
张作霖这才放下手枪，指着张学良骂道：
“看二位大爷的面子，暂饶你的小命，从今以后，交朋友要谨慎，不准你胡作主张！”
从此以后，张学良真的韬光养晦，尽量投其父所好而为。老实说，郭松龄之死使得张学良推崇的偶像幻灭了，他气质中那股待人的热诚也一时消失了，如今，他唯一的偶像，就是他的老子，他只有服从于这一个偶像。(21)
司马桑敦先生对张作霖的记述是可信的，对张学良的评述也有道理，但却尚欠确切。特别是认为张学良经父亲这么一骂，从此便“韬光养晦”，对张作霖言听计从，并产生了很大的幻灭感，似乎自此便消沉下来了，这恐怕与事实并不完全相符。是的，郭松龄之变，在他思想上尽管是非常同情的，但却也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忠孝难以两全，张学良给郭松龄的信说得最为明白：‘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隆谊足感。惟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予父。故兄之所谓统取三省、经营东北者，我兄自为犹可耳，弟虽万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君子爱人以德，我兄知我，必不以此相逼，兄举兵之心，弟所洞亮，果能即此停止军事，均可提出磋离，不难解决。’”(22)
从张学良这封措辞委婉的信中，人们分明看到，在公与私、忠与孝，以及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固然反映出他的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他对郭氏举兵的理解与同情，也情不自禁地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他提出的停止军事行动，用磋商的办法来解决争端的建议，也都是从以大局为重、同时也是从爱护郭松龄的角度出发的。最后当他得知和谈不成，而不得不“自己人打自己人”时，他是很不情愿地走上战场的。而当郭氏兵败被俘、眼看生命难保之际，他又极力设法营救，甚至不惜冒着很大的风险，准备送郭出国，可谓仁至义尽矣。然而，事与愿违，当张学良这一切努力均告落空时，他是无限痛惜的，致使他“感慨多端，不免藉物消愁，同时夜以继日的奔劳，于是藉刺激为使精神振奋，因而为阿芙蓉所染。”
(23)这也有力地说明，这件事对他是一个多么大的刺激！
但张学良并没有消极，痛定思痛，他从悲愤中奋起了！这也就是说，郭松龄的“血并没有白流，张学良又走上了郭松龄之路，而且走得更远。张学良用‘兵谏’影响乃父，促使张作霖逐渐生长反日反内战的趋向，用武力制止了杨宇霆穷兵黩武的道路，完成了郭松龄未完成的遗志。历史辩证法的道路，简直使人眼花缭乱，惊叹不已。”(24)
是的，郭松龄之变是被平定了，但它的影响却是积极而又深远的。有人以为经过残酷镇压，就不会有人再存二心了，实际不然，觉醒了的志士仁人是不怕压的，他们不仅不会被屠杀所吓倒，压力反而会成为新的更激烈的反抗的动力。同郭松龄一样具有民主思想的爱国军人张学良，这个奉军中的新的郭松龄，不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上掀起了更大的波涛、创造了更加引人注目的光辉业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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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⒀⒁　杨大群：《东北王世家》，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出版。
②　任松、武育文：《郭松龄》，载《郭松龄反奉》，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９月出版。
③　武育文：《郭松龄将军传略》，《沈阳文史资料》第十辑，１９８５年３月出版。
④　司马桑敦等著：《张老帅与张少帅》〔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２月出版。
⑤　李坚白：《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郭松龄事略》，载《郭松龄反奉》，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９月出版。
⑥　常城主编：《张作霖》，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９月出版。
⑦⑧⒇(21)　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香港〕星辉图书公司１９８６年７月出版。
⑨　王之佑：《张作霖击败郭松龄之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３５辑。
⑩⒂　赵毅：《郭松龄的崛起》，载《郭松龄反奉》，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９月出版。
⑾⒄　何柱国：《郭松龄反奉失败原因之我见》，载《郭松龄反奉》，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９月出版。
⑿　《在滦州誓师反奉通电》编者注，载《郭松龄反奉》，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９月出版。
⒃　殷汝耕：《半载回忆录》，１９２６年７月—８月《满洲报》第一版连载。
⒅　硕夫：《郭松龄失败之重大意义》，《向导》１４０期。
⒆　武育文：《郭松龄将军传略》，《沈阳文史资料》第１０辑，１９８５年６月出版。
(22)(23)(24)　张德良：《千古功臣张学良》，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学术论文，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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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姑屯风云
１９２８年春天，当时坐镇北京、做了中华民国陆军大元帅和安国军总司令的张作霖，由于内政、外交陷于绝境，致使北洋军阀的这个末代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就在这一年的四月初，国民党南京政府以实现国内统一为名，调动蒋、冯、阎、桂所辖的第一、二、三、四集团军，沿京浦、京绥各线北开，向张作霖在河南和京津地区的防地进逼。面对北伐军咄咄逼人的攻势，奉军三、四方面军军团长张学良、杨宇霆认为对方兵多将广，且又是胜利之师，与之对抗，是不明智的，主张因势利导，退兵言和，并一再向张作霖进谏，以便保存实力，免生后患。张作霖经过再三考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发表了主张和平的佳电，表示愿与国民军息争对外，退兵休战，一场眼看又要爆发的更大规模的战争制止了。这本是好事，不料却引起了日本人的不满，驻京津一带的日军，连日来调兵遣将，企图以武力阻止国民党军队北进。但由于张作霖的撤退，加之美、英等国也暗中支持国民军的行动，所以日本人也无可奈何。
但是，日本人并未认输，军事行动失败了，就转向外交讹诈，声称，他们允许国民军进驻平津，但必须平静地交接，不得诉诸武力；对张作霖，则由日本驻华公使芳泽递交了《觉书》，促其撤回东北。但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让张作霖继续统治东北，而是计划在张退返东北的途中，迫令奉军交械，解除武装，逼张作霖下台；或者把他作为傀儡，而由他们作为东北的实际统治者。日本在《觉书》中狂妄宣称：“中国动乱行将波及京津，满洲地方亦有蒙受扰乱之虞。大日本帝国具有维持满洲治安之责任，一旦发生事故，帝国即将采取有效措施……”
从这杀机毕露的言词来看，日本当局对张作霖已不再抱什么幻想，这个所谓“有效措施”，不就是表明，如再不听他们的，他们就要诉诸武力，甚至不惜要用暴力手段干掉张作霖吗？
人们也许会问：张作霖原来同日本人的关系不是一直挺好吗？怎么会闹到这种地步？实际这是不奇怪的。不错，长时期以来，张作霖与日本人有交往，他在建立东三省政权、两次直奉战争、以及打败郭松龄等重大事件中，都曾得到过日本人的支持。而日本人其所以如此卖力地讨好对方，说穿了，不还是为了要确保他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和特殊地位吗？但由于日本人贪得无厌，需求无已，而张作霖又是从征战杀伐中起家的军阀，不甘心受制于人，任人摆布；加之，北洋军阀体系的瓦解，北伐大革命的兴起，以及日益发展的工农运动的冲击，都不能不使张作霖的独立性的观念日渐增强，对日本人的态度开始变得强硬起来，看到日本人对中国如此傲慢无礼，也很不满，常气愤地说：“日本人也太霸道了，他们已经得到了那么多的好处，还不满足，还在到处伸手，连中国打回仗，他们都要干涉，也管得太宽了，这两年我张某虽然运气不好，可我手里还有几十万军队，他们休想骑在我的脖子上拉屎，我老张也不是那么好惹的！”他觉得日本居心不良，对《觉书》想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但张学良和他的顾问们则认为，对此不能意气用事，对日本人的指手划脚可以拒绝接受，但他们提出的关于撤退东北的要求，还是必须认真对待的。他这才同意召集会议，研究《觉书》，共商对策。
经反复会商，张作霖和他的谋士们认为，北京政府的局面确难继续支撑了，采取退回东北的策略是明智的。当然，这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不能由日本人指挥，所以他们于５月２５日发表《北京政府正式宣言》复照日本政府，指出：东三省及京津地方均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对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济南惨案，则予以谴责，提出“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之措置”。当然，他们对日本也还留有余地，如在照会中也表示，他们将考虑日方要求，准备撤回东北。
当时，日本的这个蛮横的《觉书》，也曾递交南京政府，可那时正热衷于与日本拉关系的蒋介石，哪敢同日本人交锋呢，所以对此露骨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竟也装聋作哑，一声不吭，只悄悄致电南京在日本的官员张群，让他转告日本政府，说什么“嘱作霖及时下野，自动退出京津，移驻关外，则全国之统一可不用兵，更何须出兵远征？”南京政府为了掩人耳目，后来虽然发表了一份有关《觉书》的对日照会，但用词婉转，软弱无力。这样一来，也更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他们对张作霖软硬兼施，勒索敲诈，以便在东北取得更多的特权，并尽快实现其占领满蒙的计划。原来，日本政府早在１９１５年，就曾与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签订了臭名昭著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这当中有七条是霸占东北的内容。后来，段祺瑞又与日本勾结，搞了西原借款，其中有个交换条件，即中国需承认日本有权在东北修筑四条铁路。但由于中国人民始终强烈反对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二十一条和西原借款都未实现。但日本人并不死心，前些年他们之所以支持张作霖，目的还是想把二十一条和西原借款中一些条款变为现实。而这当中，他们最关心的就是东三省的路权问题，他们要垄断铁路修建权。张作霖和张学良却要打破这种垄断，自办铁路，先后修了奉（天）海（龙）路和大（虎山）通（辽）路，日本人对此大为不满，张氏父子不予理睬。后来，日本人要求修吉（林）会（朝鲜会宁）等路，张作霖也总是含糊其词，能推就推，能拖就拖，致使日本吞并东北的计划无法实现。不仅如此，连１９２８年３月，张作霖为从日本人那里得到军费、与日军签订的《吉敦铁路延长垫款合同》，因后来决定不再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也单方面把这个合同取消了，并还有企图摆脱日本人、欲与英美等国联系、寻求新的出路的意向，比如“他热心开始与英国、特别是与美国人交往，在他自己身边引进美国军事顾问”，并吸收美国银行投资，提议让美国人在东北修筑铁路等。这就更加激怒了日本人。以致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等漏夜晋谒，几番拜访，试探之不足，复加以威胁，提出种种无理要求，把张作霖也惹得火冒三丈，二人唇枪舌箭，发生了激烈冲突。张怀英（张作霖的二女儿）如今还清楚记得：“从北京出发前，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还找我父亲签字（签定‘日张秘约’，即履行郭松龄倒戈时所允诺的条件），谈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这事在成玄的《张作霖演义》中也有记述，据说作者早年有机会接触到张家父子，并广泛搜集了有关资料，虽为演义，但是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写出来的。下面，我们姑引部分片断，权作了解这段历史的一个参考材料。书中载道：
正在反日运动高涨之际，芳泽又来会见张作霖，气势汹汹地问道：“满蒙形势日趋混乱，阁下怎样对待这一问题？”
老张说：“老百姓这样强烈地反对贵国，我嘛，我只能觉得很遗憾。”
芳泽说：“阁下应该断然加以制止才对。”
老张说：“我看，我们的谈判暂停一下，事情也就可以平息了。”
芳泽面色不悦：“这么说，阁下不是有意姑息这次暴乱吗？”
老张也沉脸说：“请不要误会。现在老百姓很不好对付，如果强行制止，恐怕事态越闹越大了。”
芳泽以威胁的口气说：“此次田中首相决心解决满蒙诸悬案，如果再行拖延，恐怕大大有碍我们的‘友好邦交’，对阁下也大大不利！”
老张眨眨眼，故作糊涂：“唔？还有许多悬案？这我不很清楚。既然是东北的问题，就请阁下先回奉天，与交涉总署谈谈吧！”说罢端茶送客。
芳泽捋捋小胡，冷笑一声：“阁下这样缺乏诚意，本公使非常遗憾！”说罢愤然离去。
日本人见张作霖居然态度强硬起来，当然不能就此罢休。但一时却也无可奈何，只好把这一次谈判暂时停顿下来，另作打算。
北京政府反对日本干涉声明发表之后，芳泽立即通知张作霖，约定当晚会谈。老张料到一场当面冲突已难避免，为了故示镇静，晚饭后他邀来梁士诒、李宣成等几位客人，在纯一斋里打牌消遣。麻将刚打过两圈，承启官进来报告：“芳泽公使来拜访大元帅，现在大客厅等候。”梁士诒等把手中麻将推倒，站起身说：“雨帅有重要公事，我们改日再玩吧。”老张挽留说：“我和这个日本鬼子没什么可谈的了，应酬几句就完，回头咱们接着打。”
芳泽在客厅等得很不耐烦，暗道好个张作霖如今连外交礼貌都不讲了。半晌老张才慢慢腾腾地走了进来，点点头说：“对不起。”
会谈开始便针锋相对。芳泽沉着脸说：“阁下发表的声明，本公使深感遗憾。”
老张白了公使一眼说：“贵国政府发表什么觉书，也让人很不痛快。”
芳泽说：“帝国政府的警告完全必要！”
老张说：“未免管得忒宽了吧？”
芳泽摇着头说：“阁下如不反省改变态度，继续与帝国合作，恐怕后果很不好吧？”
老张说：“我从前和你们合作得够多了！谁吃亏谁占便宜都心里有数，我是打落门牙合血吞！”
芳泽龇牙一笑：“正因为阁下曾和我们合作得很好，所以十分关心此次战乱，对双方发出警告。”
老张说：“好个双方，连我也被警告了，这还算什么朋友！”
芳泽说：“请不要误会，我们对阁下是友好的劝告。
因为大势已难挽回，为使战乱不波及满洲，为保护贵我双方的权益，阁下只有撤回关外才算明智。”
老张说：“你们说得容易，仗还没有打完，我能白白认输吗？”
芳泽冷笑：“阁下应该清醒些，你们能打过北伐军吗？”
老张大脖筋突然一蹦：“这不劳邻居操心。打打看吧！
打不过他们，我再撤回去也不晚。”
芳泽一字一板地说：“到那时只怕你过不了山海关了！”
张作霖把脸涨得通红，不觉拍拍桌子：“这是什么话！
关外是我们老家，愿意什么时候回去都行，谁还敢拦路不放吗？”
芳泽摇着头把手一摊：“好了，好了，先不谈这些了。”
他从文件包中取出那份郭军反奉时张作霖与关东军代表签订的“合作”密约，放在桌上往老张眼前一推说：“趁阁下还在北京之际，请把这份由您个人签署的条约，改为北京政府签署的正式条约。没法子，时间不多了，务请马上办理！”
老张把密约拿在手中，眨着眼说：“不要急，先放在这吧！”
芳泽见老张又要推拖，顿时脸色发青，拍着桌子再作威胁：“你这样态度不行！现在本公使代表帝国政府，正式向你们提出另一严重事件！”
老张把眼一翻：“又是什么事件？”
芳泽说：“张宗昌的队伍在济南杀死五十多大日本侨民，张是你的部下，你必须对这一事件负一切责任！”
老张勃然大怒，霍地由座上站起把手中的翡翠嘴旱烟袋猛往地上摔去，顿时磕为两段，声色俱厉地指着芳泽鼻子说：“岂有此理！这件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空口一说，我他妈负个屌责！”说罢丢下芳泽，怒气冲冲走出客厅。芳泽向门前赶了两步，咬牙切齿地大喊：“张君，你可不要后悔！’
…………①
张作霖这一顶，就把日本人彻底得罪了，早就对张作霖失去信心、想要甩掉他的日本朝野，闻讯大惊。尤其是与张作霖素有矛盾的日本关东军和其中的少壮派，更加难以容忍，他们早就认为芳泽和东京的官员对张作霖太软弱，不赞成只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而是急于出兵占领东北，不许任何军队再进入东北，这也包括张作霖的部队。但张作霖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又决定要返回东北，这样矛盾就更激化了。而从日本政府来说，则认为张作霖对他们不仅成为无用的人，而且还是个潜在的威胁，所以对于关东军准备用非常手段来对付张作霖一事，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
对于日本人可能会制造事端，以阻挠他撤回东北的计划顺利实现这一点，张作霖不是没有想到。但他最初之所以还有些恋栈，倒还不是因此之故。那主要还是因为他当时的“安国军政府”，在那会儿还是权倾一时，实际是代表中华民国行使总统权的，他虽名为大元帅，其实就是大总统，这个荣耀的得来，并不容易，要让他拱手让出，他怎么舍得呢！
在这个节骨眼上，是年轻的张学良洞察幽微，沉着冷静，认为保存实力是比什么都重要的，所以力主息战议和，退兵关外，而且行动愈快愈好。张作霖如果听从了儿子的建议，不是犹犹豫豫，而是抢在日本人阴谋付诸实施之前赶回奉天，这一震惊中外的谋杀案也并不是不可避免的。遗憾的是，他过于自信了，总认为他有几十万军队，日本人虽然可恶，但还不致于会直接谋害他的性命。所以，他总是忠言逆耳，不把这当回事，认为谁想打他的主意，并不是那么容易办到的。在几经犹豫之后，终于同意离京返奉了。但却坚决反对改变返奉路线。他错误地认为，明人不做暗事，他并不是被打败了，而是为了国内和平，主动返回东北的，所以他不能灰溜溜地走。当然，若认为他心里很踏实，毫无一点顾虑，那也不是事实，可惜的是，他的释疑不是靠科学地分析判断，而是把宝押在虚幻的占卜和运气上（“他非常迷信，逢有大事必卜卦决疑。这次回东北也是如此，找来在府右街的他所信任的卜卦之士张半仙摇卦，以选择出行的良辰吉日。张丰仙说当日下午七时动身为吉时，张作霖毫不思索就决定当晚即１９２８年６月３日下午７时离京返奉。②张作霖是六月三日离开北京的，这无分歧，但他究竟是几点动身的，却说法不一此为一说；另外也有不少人说是半夜或“六月三日凌晨１时１５分”③等），怎么会不出问题呢！
在离京前的一天晚上，张作霖与儿子曾有一番不无隐忧的不同寻常的谈话，把张氏父子，特别是张作霖的心态，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了：
……张学良先把关内各派势力说了一遍，摆出不退出关外的利害关系，并分析了美国、日本在明争暗斗，他们都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势。
张作霖听着，捋捋胡子说：“难道说他们尖，我们傻，我们肚里比他们肠子弯弯少，我们在军事上有足够的力量。”
张学良这才凑近说：“知彼，还要知己。大帅，我们的军心不稳，有动摇。”
张作霖再也坐不稳太师椅子了，双腿一弹跳下地说：
“咱爷们这棵大树还撮着，猴孙就要散吗？！”
张学良把两手一掐拢说：“眼下国民军、北伐军牌子挺亮，对我们冲击太大，如果我们退回关外，东北这块地盘就是一个圈。”
“我懂！小六，咱们爷们有不得不出关的苦衷。我不离京，一切妥协和其他事件均无从说起，对头吧？”张作霖说完直叹气。
张学良连连点头……
张作霖又叹口气说：“这走要有个走法。”
张学良说：“齐恩铭曾有密电，称‘老道口日方近日来不许行人通过，请防备！”
“这里离总站很近，是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点，我看日本人不敢在这里胡闹。”张作霖又吸口气说：“最近收到密探的情报，日本人可能要对我采取行动。”张学良表情严肃地说：“日本人狡诈多端，不能不防。”张作霖沉思片刻，说：“日本人惯于诡诈，真的加害，谅其也不敢。”
说着，他撸起袖子来。
爷俩研究了回奉天的路线。张作霖随手拿起一张纸，一扯两半，用红笔分别在上面写了“汽”和“火”，然后揉成两个纸球，在手心里摇摇，扔在桌子上，笑着说：
“讨个吉利！”可他并没有立刻拣起纸团。原来他打算乘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可公路坎坷不平，一路上要吃很多苦，怕受不了；乘火车又怕发生意外……他用手指把两个纸团扒拉得直打转转，抓起一个纸团，慢慢地展开一看，字在背面。他没有立刻翻过来看，而是轻轻地把纸往桌上一拍。
张学良伸手把纸翻过来，一看是“火”。老子伸手拍拍儿子的肩膀说：“就这么定了，火车走！”④
照说，卦卜了，字也测了，张作霖可以放心回家了，怎么心中还有些不安呢？是不是他有了什么不祥的预感？这他没有同任何人谈过，而且不久就遇难了，所以这恐怕是很难说清的。不过，有一点则是清楚的，即尽管有风险，而他却无意改变初衷。可张学良就不同了，对父亲的决定他虽然没有再多劝阻，但却仍然很不放心，他始终认为，父亲是不应该坐火车回去的，而应改乘汽车，并且轻车简从，由不大为人注意的古北口出关，取道热河，秘密返奉。这条路线是在奉军控制之下，这样人虽辛苦点，安全是有保障的。可张作霖却觉得这样未免太小家子气，他不想给人造成他是被人家赶走的所谓败军之将的印象，所以不管谁劝，他都听不进去。当然，他也作了防备的，如多带卫士，增岗加哨，严加戒备等。另外，行期保密，如对外说是６月１日动身，实际是６月３日才启程，并不断变更车次，究竟什么时候到达沈阳，并没有个确切的时间。
然而，很遗憾，这种种防备都已经过迟了，因为日本关东军早派特务潜入北京对张作霖进行严密监视了，他的一举一动日本人都了如指掌。
但张作霖却还蒙在鼓里。战争的失利，形势的逆转，使他的撤离笼罩着一种冷清和不祥的气氛。但爱讲排场的张作霖还是不忘前呼后拥，还总想即使是引退，也总要走得气派一些，所以他的专车浩浩荡荡，共挂有二十多节车厢，他本人携眷乘坐的是前清老佛爷——慈禧太后的豪华花车。据张怀英老人谈，那花车车箱内，“装潢极讲究。一间大客厅，一间大卧房，车内全用金黄色丝绒装饰、窗帘、座椅皆为黄色。当时马夫人随行，在卧房内为父亲烧烟泡”。为安全计，花车特意编排在整个列车的中部，前后方的车厢，坐满了随行人员和全付武装的卫队。为防不测，在火车前面，还特设置了压道车，谁想在路轨上做手脚，也是很容易发现的，真可谓严加防范，周密布署，想得够周到了。但也正象俗话所说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或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如果有人处心积虑要对某个人进行暗算，有时确实是防不胜防的。
原来，就在张作霖准备退回东北时，以村冈长太郎为首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谋杀张作霖的“皇姑屯行动”绝密计划也正在加紧策划中。最初，他们是准备派一个叫竹下义晴的参谋去北京刺杀张作霖。也就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作，获悉这一特殊使命后，河本似乎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对竹下说：“最好不要干没有用的事情，万一失败了怎么办？在华北方面，果真有能够完成那样大胆谋略的可以信赖的人吗？很不放心。万一（搞糟）的时候，如果不让国家和军方承担责任，而只以个人的责任来结束的打算办不到的话，那么虎视眈眈的列国一定认为好极了，不知会怎样乘机指责呢。让我干吧，别无他途。你若是去华北，要一直径去北京，详细侦察张作霖的行动……通知我就行。”
河本大作谋刺张作霖的绝招是炸车。
竹下义晴到了北京后，很快便将张作霖将乘火车返奉的计划电告河本，河本立即行动起来，炸车地点他最初选在京奉线的巨流河铁桥，因此处有中国军警监视，怕露马脚，所以改在皇姑屯车站。这里是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的交叉点，在离车站不远处，有一个三洞桥，由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在上面，京奉路在下面，因为桥上是由日军警戒的，便于他们作炸车的各种准备，所以就把这里作为炸车的地点。
在这之后，河本在三洞桥附近设了岗哨，实行戒严，任何人不得靠近。然后调来工兵，放置炸药，安装电动引爆装置，并在一僻静处设立了瞭望台。河本为保万无一失，还计划若爆破失败，便设法使列车脱轨颠覆，并立即让一队伏兵冲过去将张杀死。而在这一切准备就绪后，还特地将两名中国乞丐（原为三人，其中一人逃跑了）先行杀死于桥下，将他们伪装成所谓“南方的便衣队员”，在作案后被炸死的样子，以转嫁罪责，掩人耳目。三年后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也是采用同样手段，密令其守备队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并以此为借口，开炮轰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并向沈阳大举进攻的。历史严峻地证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是很凶恶的，他们为了迅速占领东北，进而吞并全中国，无所不用其极，是什么样的阴谋诡计都会施展出来的。
张作霖的专列是６月３日夜离开北京，开往关外的。
那是一个多少还有点凉意的夜晚，月明星稀，冷风习习。
张作霖是在随行人员的再三催促下，才怀着怅惘和依恋之情与中南海告别的。当时他是“乘坐由奉天迫击炮厂厂长沙顿（沙顿系英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炸掉一支胳膊，都叫他缺胳膊。他用一支胳膊开汽车，开得很好）驾驶的、在英国定做的大型厚钢板防弹汽车，颜色为黄色，驶往火车站。”⑤那个当儿，车站上静悄悄的，也许是戒备森严的关系吧，除了有一小部分暂留北京的官员在此恭候，以便送行外，车站上是看不到在平时那种熙来攘往的热闹场景的；给人的印象是行色匆匆，神情沮丧，颇有点落荒而逃的情景，这就不能不使古老的北京车站那偌大的月台上，更显得寂寥萧索，呈现着在兵荒马乱年代所特有的那种仓惶、沉寂和凄凉的景象。
当然，要说完全没有一点官场的礼仪和送行的气氛，那也不太符合实际，这也正象司马桑敦刻意描述的：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深夜，北京城的上空，万里无云，月明如镜（正当阴历的四月十六日）。由西城后沟沿的顺承王府到前门东车站，沿路上奉军的卫队，岗哨林立，警备森严。
午后一时十五分，大元帅张作霖的车队到达了车站，军乐队立刻奏起音乐。车队中的第一辆车是军政府总理潘复，他首先下车，接着是各部总长、侍从武官，以及其他重要府院的文武百官。张作霖的座车是第四辆的黄色大桥车，他下车时，着蓝色的大元帅常服，腰间佩剑。
他身材虽然不够魁梧，但步履间却是英挺飒爽。
这时，他的儿子张学良，当时担任第三方面军团长，和第四方面军团长的杨宇霆，以及甫由南京前线败退下来的第一方面军团长的孙传芳等人，都候在站台上欢送大元帅的离京出关。张作霖和他们一一握别。军政府撤退专车一共三十辆，当张作霖踏上车门时，车准时徐徐开动了。张作霖伫立车门的台阶上向送行者一一答礼，一直到专车开出站台，他这才走进车厢。张作霖面上虽然一直维持着镇静的微笑，显然的，他的内心则是不胜其感慨的了。
这是张作霖以大元帅名义入主北京中枢的最后一幕。由上一年六月十六日成立以来勉强算是一年的军政府，就此宣告收场了。
这时的张学良，却比他老子有着另一种的感受。车站上送行的一幕，他固然不无曲终人散的唏嘘，与此同时，他却也不无一种万般有了解脱的安堵。也许应该说，他如其兴奋的有感于最后这一幕，毋宁是在迷茫中观赏了这一幕；当然，他不会一开始时便期待着有这一幕。不过，事实上他也并不觉得这一幕来得太属意外。⑥
专车驶抵天津时，张作霖的日籍顾问町野武马找个借口下车了，并且没有再回来。这更引起人们的猜疑，许多人都有些提心吊胆，生怕出事。当然，对于这位町野先生，现在人们的看法不尽一致，有的认为张作霖在准备启程出关之前，对于有人可能要加害于他的事，已有所闻，但町野却表示愿亲自陪他返奉，以释张疑。也有的则认为他的下车不是偶然的，是由于他事先知道情况不妙，因而借故溜掉的；但也有的则认为他的下车很可能是奉命行事，并非怕死，或曾充当内奸之类，因此人做张氏顾问甚久，是忠于张氏的。关东军少壮派要谋杀张作霖，他虽然不一定摸底，但是曾觉察到了的，在张作霖准备出关临走之前，他曾提出应在白天到达奉天，已有所暗示，可惜这个提醒未引起张氏的注意。是的，张作霖是有些大意了，他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总认为他堂堂大帅，实力雄厚，想打他的主意，岂不是以卵击石、飞蛾扑火？退一步说，即使有些不自量力之徒闹事，大不了也不过躲在一些沟沟洼洼里，朝他坐的火车放点冷枪，骚扰一下，然后就会象兔子似的跑掉，其他的事，是不会发生的。很明显，这是有点反常的，因为张作霖每出远门，在他行经之地，总是岗哨密布，坐有防弹汽车，行有大批卫士簇拥，甚至在乘坐的汽车内都有卫队营长掌握着一挺机关枪，汽车两边也站立着荷枪实弹的警卫人员。这次，不知为什么，据说他不让戒严，一切公开，对于安全问题，似乎还挺有把握似的。究其原因，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他过于轻敌，特别是他只考虑到各派军阀之间的明争暗斗，对于日本人的敌意，对于他此行可能会遇到的危险估计不足，也是他死于非命的一个关键。有道是：人每反常，即非好兆，出事也就难以避免了。
皇姑屯炸车案，说起来惊心动魄，可在案发之前，却一切如故，风平浪静：
６月３日凌晨１时１５分，张作霖乘专车离开北京遄返奉天，潘复、刘哲、张景惠、王荫泰、英德惠、杨毓珣、何丰林、陈兴亚、于国瀚、阎泽溥及张之六夫人、三子张学曾等３０余人及日本顾问仪峨诚也、町野武马同行，专车共１８辆，张作霖坐在第三辆蓝钢皮车厢，是当年慈禧太后的花车。列车过津时，町野武马、潘复下车，常荫泰上车。过山海关站，前来迎接的黑龙江督军吴俊陞加入，张改乘第四节车厢，紧靠蓝钢皮车厢的后面。
“相传离平时，其密探曾有日人谋害之警告，张问町野武马，町野自请偕行，以释其疑，然町野在津下车，仪峨则继续同行。”（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第２１５页）另据时任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的森岛守人回忆说：“策划炸车阴谋的有关人员，恐怕只有两三个人。……决定以大局为重，就是牺牲仪峨这个人也在所不惜。”（《阴谋·暗杀·军力——一个外交官的回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１０月版，第２３页）。
６月４日清晨，５时２３分，天刚破晓，皇姑屯南满铁路车站的日军监视岗亭透过探照灯，发现挂有蓝钢皮车厢的列车奔驰而来。“来了！毫无所知的张作霖一行乘坐的列车到达了交叉点。”（《我杀了张作霖》）“轰隆一声，在爆炸声响的同时，空中升起了高达２００米的黑烟，我想张作霖的骨头是不是也飞上了天，对这猛烈的黑烟和爆炸声，连我自己都惊讶和害怕，药力实在太大了，的确如此！”（同上）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南满铁路吊桥的钢板下塌，将张作霖专列的前后三节车厢压碎，吴俊陞殒命，张作霖负重伤，急救回沈阳“帅府”，于上午九时毙命。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奉天秘不发丧。第二天即发布戒严令，委齐恩铭为省城戒严司令。一面通知在京的张学良迅速返奉。６日，奉天省长公暑为应付日本及稳定政局，发出通电佯称：“主座（张作霖）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城亦安谧如常。”直至１７日张学良回到沈阳并就任奉天军务督办后，奉天省长公署才于２１日正式宣布张作霖于当日下午逝世。⑦
这起严重的炸车案是谁干的？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虽然众说纷纭，但奉、日双方都心中有数。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奉方对此事采取低调态度，甚至有意掩盖它的真相。但纸哪能包得住火，当时的国内外舆论，特别是最敏感的中外电讯，还是都把锋芒对准了日本，一致断定是他们干的，并有许多尖锐的、一针见血的指控：
张作霖的离京时间十分诡秘，专车班次一路上的多次改动，到奉天城之确切时间连专车司机也不确知。只有密布在京奉道上的日军侦探随时报告行车时刻，才能在专车开到三洞桥时，大炸弹在张作霖所坐的车厢爆炸，时间不差分秒……
日本公使馆随车人员，均在中途下车，没有一个被大炸弹惊扰，真是幸运之极……
出事地点在日军警戒线内，平素日军守备队严禁行人通过，大炸弹安装在石柱顶上需六小时，显然出自工兵之手。
爆炸专车之炸药，纯系烈性，目前中国各兵工厂尚无此威力的炸药……
据英国记者到现场调查，距离南满铁路三洞桥不足一百码处有一木材厂，该厂主人说，出事当夜，月色浩浩如洗，他亲眼看见三洞桥上人影绰绰晃动，日本哨兵未加干涉。又说，一个住在三洞桥附近的日本人，出事前一直手持望远镜站在房顶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三洞桥，直到炸弹爆发为止。……⑧
这些比较客观、公正的评论，无疑是击中了要害，反映了当时的舆情，并使日本政府受到世人的谴责的。但它的真相却长期被掩盖着，这个令人震惊的东方炸车案的内幕究竟是怎样的？何人主使？何人策划？何人执行？却一直是个谜。但有道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既然做了，早晚总是会被察觉的。事实上，也正是如此，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它那长时间捂着盖着的不可告人的隐秘，终于被揭开了，原来：
日本关东军的阴谋是，炸死张作霖，乘混乱之机，出动军队，武装占领东三省，制造伪满蒙帝国，另立傀儡。
由于准备不及，未能得逞。为了掩饰事件真相，关东军事先已有布置，由日本浪人觅到３名中国乞丐，于三日深夜，由日兵押到皇姑屯南满铁路吊桥下，将其杀死，伪装成一伙爆破犯在作案时被炸死的样子（但其中一名事先逃走，后来密赴张学良部下投报）。并诬指他们为“南方之便衣队员”。日方还要求同奉方共同组织调查，遭到拒绝后，日本陆军省于１２日发表公报，诡称张作霖被炸事件之制造者“当系南方便衣队员无疑”（《阴谋·暗杀·军刀——一个外交官的回忆》第２１页）。
“皇姑屯事件”的真相很快传到了东京，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反响。田中内阁顽固地向国内外大肆宣传，说事件与关东军没有任何关系。是中国方面搞的（《昭和五十年》，第２２页）。议会在野党把它称之为“满洲某重大事件”，作为攻击政府的材料，但是他们并不想将真相公诸于世。
“皇姑屯事件”对田中内阁的冲击持续将近一年，在处分杀害张作霖的责任者上，内阁与军部疏远了。１９２９年７月１日，田中内阁垮台。同时，关东军司令村岗编入预备役，第九师团附陆军步兵大佐河本大作免职。
但是“皇姑屯事件”的真相仍被掩盖。１９３２年国联派李顿调查团来华，发表的报告书还说：“张氏遇害之责任，迄今尚未判明。惨案内幕仍在五里雾中。”（载《国难痛史》第五卷第４１页）
１９４６年７月，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审中，日本前田中内阁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出庭作证，供认张作霖暗杀之事，系关东军幕僚所为。至此，“皇姑屯事件”真相被掩盖了１５年之后，终于大白于天下。⑨
上面这段引文，揭露了此案阴谋长期隐秘的事实，确实使我们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不过，过去毕竟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此案疑点仍然很多，更为确凿的人证物证多有不足。但最近几年，这方面的调查研究有进展，特别是前几年在日本发现的一套谋杀张作霖的现场照片，更以铁的事实为这一震惊世界的谋杀案提供了新的物证。
原来，日本山形县藤岛町农民佐久间德一郎，战前曾在侵华日军特务机关任翻译，１９３９年６月，他的上司河野交给他一包重要资料，让其严密保管，事后才知道是一套谋杀张作霖的照片。以后，他与河野分手了，侵华战争也节节败退，日军大小头目自顾不暇，谁还顾得上管这套照片呢！就这样，这位日本翻译自己把照片保存了下来。几十年的沧桑变化，他积极参加中日友好活动，为中国人民真诚希望中日友好的热情所感动，全部公开了这套照片。据报道：“佐久间保管的照片共六十一张，其中三十张编上了号码，有的照片背面还写有“神田”的名字。三十张照片，从爆炸前的现场到张作霖的葬礼，完整地记录了事件的全过程：四处飞散的陆桥，网状般扭曲的铁轨，燃烧着的车厢……令人思索的是，这几张照片中为何不见任何人影？这也就是说，拍片者早有准备，在炸药引爆、列车横飞、浓烟升腾，别人未及出现的现场连续按动快门的。”⑩
调查还表明，执行爆炸张作霖乘坐的火车的秘密行动计划，并尽量把爆炸者打扮成是国民党政府方面所为，预先备下犯人尸体，并作其他布署的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佐，即河野又四郎，当时他既是高参，又是侵华军“北支方面军司令部”特务部北京班班长，作为“团副”，他还曾参与策划“芦沟桥事变”。照片的实际主人是神田，全名为神田泰之助，是爆炸事件的直接参加者，他当时是与独立守备第二大队东宫铁男大尉负责具体引爆。这从照片后面他留下的手迹可以清楚证明，在一张照片的背面他写道：“昭和三年（即１９２８年）６月４日上午五时二十七分爆破京奉陆桥，此为张作霖专列八十号车给事（服务人员）烧焦的尸体。”他在给家属的信中还写道：“６月４日，爆破张作霖列车，其实我亦在场……”至于引爆人还有东宫铁男，则是日本史书所记载的。
谋杀张作霖的事实真相，有了更确凿的人证物证。
然而，在那时，这一切是完全料想不到的。车到山海关时，黑龙江省督军、过去与张作霖有些矛盾的吴俊陞，那时还破例特地前往山海关迎驾。那场面虽然比较冷清，甚至颇有些杀机预伏的征兆，但吴俊升却仍十分虔诚，这正如窦应泰所写的：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夜之山海关。
“乌云低垂，夜风飒飒。车站月台上，孤灯惨淡。卫士的刺刀在灯光下闪着寒光。奉天留守官，黑龙江省督军吴俊陞，戎装佩剑，静静地恭候在山海关车站上。远方已隐隐地传来北行火车的隆隆之声。
“吴俊陞神色阴沉，想不到转眼一年之间，大元帅居然皇冠落地，仓仓惶惶地逃出北京。今天下午，当一份由北京发出的密码电报，送到吴面前时，他不由大吃一惊：张作霖四日返奉。几个月前，由于‘满蒙悬案’所造成的紧张气氛，弥漫了整个奉天城。日本总领事吉田和奉天省长莫德惠几次都谈成僵局，从北京到奉天之间，被一种隐隐的杀机所笼罩着。加上不断传来蒋介石的‘北伐’步步逼近京畿的消息，使他不由与张作霖突然返奉联系在一起。吴俊陞思前想后，感到张作霖又处在危难之中，出于一种军人的义气，吴决计亲赴山海关迎张。
“当吴俊陞刚刚踏上南行的专列时，奉天警备司令前来送行，他向吴俊陞汇报了次晨将在奉天南站组织百姓迎张的准备后，提醒他说：‘兴权兄，近日鬼子严密封锁老道口，不许中国人通行。这其中必有勾当，不得不防啊！’吴笑着说：‘唔，我是军人，什么也不怕。’警备司令与吴私交笃深，他知晓北京当初组阁时，张作霖冷落吴俊陞的内幕，他几次欲提醒，又不好启口，只得婉言劝说：‘还是三思而行。”吴俊升爽然地一拍胸脯说：‘唔，人活百岁也是死，我吴俊陞征杀百战，枪子儿都不咬我，唔，去趟山海关有啥屁事？’说罢他辞别警备司令，乘车呼啸着向山海关疾驰。
“此时在北行的专车上，夜不成眠的张作霖正心乱如麻，辗转床榻。忽闻卫兵通报：‘吴督军专程迎接大元帅，就在车下。’他一骨碌爬起，疾步迎到车门口，只见矮笃笃的吴俊陞果然昂首挺立在灯影黯淡的月台，张作霖急忙挽住吴的双手，把他拉上车来。”⑾
火车在山海关稍事停留，又“咣咚咣咚”地向前奔驰。车抵皇姑屯车站时，奉天警备司令齐恩铭等也登车迎接，似乎一切都很正常，平安无事。不料，在六月四日黎明，当列车呜呜地鸣着汽笛，沉重地喘息着，快要到达奉天的时候，却发生了严重的爆炸事件！
原来，那时“奉天至关内的铁路象一条被降住的鲇鱼，被几张网给兜住了，没有办法只好从高高的中东铁路的胯下钻过去。这两条铁路的交叉点，象一把大剪刀，迎着大元帅的专车。这里是三洞桥，活似一个巨人叉开了两条大腿，叫你从胯底下钻过去，谁走到这里都感到在受胯下之辱。
“专车载着‘关东王’张作霖大元帅，也得钻这三洞桥，受胯下之辱了。专车前头压道的卫队列车钻过去了。
“这时，张作霖从专车的窗子稍微探出了一点头，他看见了奉天总站的彩旗在迎风飘扬，而且还隐隐约约地听见了军乐队的奏乐声。于是，心里便格外高兴起来。他拍了拍老把兄吴大舌头（吴俊陞——引者）的大肚子说：‘哎——总算到家了。’
“……专车的车头钻过桥了，就在这第七、八、九节车厢刚好装在三洞桥中间的一刹那间，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南满铁路的桥梁塌下去了。当时整个奉天城象地震了似的猛地晃动了一下。
“在奉天总站周围，这一声巨响，把附近的奉天纺纱厂机器上的棉线条一下子全震断了，比用快刀子割的还齐刷；在西北市场吃早面条的人，碗里的热汤面条连碗一起扣在了脑袋上；三洞桥周围的上百棵大杨树上的叶子，一下子全震下去了，比人摘的还光，附近住户窗户上的玻璃，没有一块不被震碎的，距离较远的洗澡塘子，池子里的热水也被震得泼了出来，烫伤了不少早晨洗澡的人。
“炸起的那根冲天的烟柱，在砖城里的人们都能看清。
“整个专车，在冲天的烟尘暴土中，塌了架。那冒起的烟分四个颜色：红的是火，黑的是烟，白的是汽，灰的是土。这几股烟尘杂物搅在一起，里面有生命，里面有作为一代风流人物的张作霖。说来他出身绿林，位至大元帅，富贵尊荣，盛极一时。但在这硝烟尘雾中，他究竟怎么样了呢？”⑿这还得从头说。３月３日专车从北京出发时，上面坐了不少日本人，可是在天津，山海关等地都有下车的，当列车行至新民站时，随车来的日本人只剩下一个仪峨诚也，其余的全都溜掉了。此公为何如此沉着，他是不知情呢，还是个不要命的“陪绑”者？这里姑且不论，不过，从各种迹象看，对于此人尚在车上的事，关东军并不是不知道，他们之所以仍然不顾一切地要干到底，据说是因为此事至关重要，因而“决定以国家大局为重，就是牺牲仪峨这个人也在所不惜”。这个新的动向，即日本人纷纷下车的事，有人曾向张作霖报告了，却未引起他的注意。
当火车似乎一路顺风地到达离奉天城不远的皇姑屯老站时，张作霖的老友莫德惠、张景惠也到车上迎接大元帅，并随车而行。总之一切的一切，都显得一如往常，谁也料想不到，在火车从那里又往前开出三百多米到达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一在桥上，一在桥下）交叉口时，突然发生了猛烈的爆炸，顿时，硝烟弥漫，列车被炸得四分五裂，吴俊陞显然是被强烈的气浪从车厢内抛出去了，他“被一硬东西扎入头部，脑浆外溢当即死亡。张作霖被炸出三丈余远。温守善（张的随行人员）被埋在碎木下面。莫德惠、张景惠受轻伤，日本顾问荒木刚由蓝皮车踏入花车一只脚，就被炸倒受了轻伤。六太太住的包房着火急喊救命，被卫队救出只烧了脚趾。温守善清醒后，挣扎爬出碎木，站起来，不顾伤痛寻找张作霖。看张仰面躺在铁轨南侧，急忙将张抱入怀中，见他咽喉处有一大窟窿，血如泉涌淌满衣襟和地上。温守善从裤袋里拉出大绸子手绢堵在张作霖的伤口上，正寻找人时，张的三儿子张学曾跑过来帮着扶，他毕竟是个孩子，力气不足，抬不动。这时宪兵司令齐恩铭找了个敞篷汽车，大家把大元帅抱入车中，温守善坐在里面抱着，张学曾在外扶着，齐恩铭没上汽车。汽车急速驶向大帅府，马路两旁已经由留守部队警戒。”⒀
“在汽车驶向大帅府的路上，张作霖还清醒，闭着眼用很小的声音问温守善说：‘逮住了没有？’温守善安慰他说：‘逮住了！’张又问‘哪儿的？’温说：‘正审问呢，还不知道是谁干的。’温又说：‘最好安神不要打听了。’张安静了一会儿又问：‘到底是谁干的？’温说：‘不是一般手榴弹炸的，是火车走到日本南满铁路桥时，一颗巨型炸弹炸的，除日本人外别人干不了！’张在昏迷中还说个‘打’字。又过了一会，张又对温说：‘我要撒泡尿，到家看看小五（指五少爷）和五太太。’
又说：‘我要走了（意指要离开人世了）’。”⒁张作霖被送回帅府后，医护人员曾尽力抢救，终因伤势过重，两三个小时后，便停止了呼吸。但在那时，这是不能对外讲的，因为张氏之死，是日本图谋东北的一个严重步骤，日本人是巴不得炸死张作霖，以便取而代之的，所以此事非同小可，必须封锁消息，进行严格的保密。当时除了省长刘尚清、臧式毅以及医官等少数人知道真相外，外人，甚至张氏的亲属也都不知内情，并将一切探视者拒之门外。这当然也是很不容易的，内中也有一些极其微妙的斗争。杨大群的记述，采用了古代章回小说家的笔法，传奇色彩较浓，但从整个内容看，还是如实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的某些本质特征的，而且写得维妙维肖，跃然纸上：
警备森严的大帅府，不时有汽车开进来，一些官方要人接二连三来要求看望大元帅的伤情，都被刘尚清挡在了门外。他委婉地说：“大元帅在静养，现在还未息下火气，我不好放您进去。你瞧，大帅已经摔了三个茶杯了。”他说着指了指桌上的碎杯碴子。
那一堆三个颜色的碎茶杯碴子，每片都好象眨着张作霖那双眼睛里喷射出来的极其严厉的光，使人看了生畏，这些来人见了不得不退身告辞。
……当天中午，大元帅府公布了张作霖的伤情：体温３７°２；血压正常；有时头晕，不经常地眼花；左手有些微抖；试着站起来三次，往前走出七步半。
此间，城内中街大光明眼镜行的技师被招进大帅府。
他带着已经磨好的各种规格的眼镜片，来给大元帅配花镜，足足调换了十几副镜片才合适，把大帅医官忙得通身是汗。最后限眼镜行在三日内将眼镜配好，并要求眼镜腿要长一点，因为大帅头上缠着药布。
……奉天省长公署发出老道口被炸事通电辟谣：
各道尹各县知事，主座由京回奉，路经皇姑屯东南满铁路桥梁，发生炸弹爆伤数人，主座亦身受微伤，精神尚好。关内军情，各路遵息争通电，均完全移
驻相当地点，省城亦安宁如常。及近日外报登有种种谣言，实是淆惑听闻。为此，密电该道尹知事，迅即传谕地方商民，勿得轻信浮言，自滋惊扰，并饬
警，从严查禁，是为至要。省公署。鱼印。
十七年六月六日
炸车事件发生第三天，大帅府又公布了张作霖的近况写实：
有一天，大元帅要吃家乡海城的红毛鲤鱼……烹鱼能手朱老师傅按大元帅的口味，烹调了红毛鲤鱼，鲤鱼下锅时，在滚汤里还摆着尾巴。然后，朱老师傅将烹调好的鱼装在万寿碗里，双手捧着送到大元帅面前。
大元帅拿起筷子，在吃之前，先用鼻子闻了闻，连连点头，意思是味道好。接着，他喝了一小盅红壳蛇眼高粱酒，还要喝个双盅，被医官劝阻住了……
当时，报纸上登出了大元帅食鱼的照片。他头上和左臂膀缠着绷带。在一个摆着碗筷的小桌上，稍微仰侧着身子。床上还有一件东西，就是那杆和他同时蒙难但却安然无羌的长烟袋。
第五天夜里十一点半，大元帅几次不能入睡，心情十分烦躁……说：“尚清，何不把刘德给我叫来，说上一段鼓书，解解腹内之愁，胸中之恨呢！”
大鼓书艺人刘德被传知后，立刻赶到大元帅病榻前。
医生怕来人从外面带来细菌，便放下了白纱帷帐。大元帅在里面微微叹口气，问道：“刘德，你来啦！家里好吗？”
刘德俯下身子，连声说：“大帅呀，我来叩问您的福体康泰。”说着，他的眼泪夺眶而出……
大元帅口音稍微有些不清楚地说：“我遭了一次魔（磨）难！到头来还算抗住了。”
刘德没敢再言语，他敲响了鼓，还没等启口开腔，大元帅倒先开口说：“刘德，你的鼓今夜响得发闷，不脆快呀！”
“回禀大元帅，小的担心您的健康，泪水流得太多滴湿了鼓皮，因此声音发闷。”刘德这小子真能溜须，其实是他怕鼓声震了大帅的伤口，在说之前，先在鼓面上沾了点清水。大元帅听后哈哈大笑说：“你哪来那么多尿水子。”
……大帅被炸后，日本驻奉天领事馆极力想探听大元帅的伤势，他们在大光明眼镜行的技师给大元帅配花镜的当天，就把给大元帅配剩下的花镜片如数花高价买去了。他们化验了大元帅府拒收的材料和这些花镜片，上面均有大元帅的指纹。……
外交官林久治郎亲自来探视大帅伤势，一来就把刘尚清省长缠住了，他手捧驻中国总领事的慰问信，非要面呈大元帅不可。他奸诈地说：“贵国如今市面上，众说纷纭，对老道口炸车案，多说成与日本有关，这样重大事件，牵涉两国友谊，非面见大元帅陈述衷肠不可，我们是有冤难申的啊！”他说着委屈得落下泪来了。
……这工夫，少帅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突然出面了。
这可使刘尚清省长胸腔里的心猛然一撞。对外好对付，对内闹不好就会扎手。
再说林久治郎，他见少帅夫人于凤至出台，不由心机一动，感到这出戏演到高潮了，他眼力很尖，看见在于凤至夫人背后有一女仆役手捧一漆盘，盘中放着精致食品盒，看着雅致，这是送给亲人的“问候羹汤”。……
心里七上八下起来了。方才他提出带来日本名医，被刘省长婉转拒绝了，并且他也知道，在炸弹事件刚发生时，德国就推荐名医，被刘省长挡回了。这次于凤至夫人的举动，他半猜半疑，他担心是刘尚清安排下的把戏，但从于凤至夫人脸上诚挚的感情来看，是没有包着半点虚假的。如果这位少夫人去给公爹捧羹汤，那就足以说明这位大元帅还没有断气，不过……
刘尚清以长者的口气说：“凤至，今天大元帅会喝干你这碗羹汤的。”他摆下手要于凤至自行上楼去……他有几分担心，怕军医应付不了于凤至，闹到客厅来那就坏了大事。⒂
但刘省长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于凤至是个聪明人，连日来她一直注视着事态的发展，虽然不断报出大元帅近况，但她的心总是往下沉。她今天来，就是要探问真情的，但见林久治郎也呆在客厅里，知其来者不善，所以她未在楼上久留，就又手托白玉空碗下楼来到客厅，并对刘省长说：
“大元帅有话，三日内不会外宾，三日外要开记者招待会，还要与各国领事见见面。两日内大元帅要设全家宴，庆祝身体复原。”她说完把手中白玉碗放在靠墙站立的女仆手里，飘然地走出了客厅……
林久治郎这一阵子被丢在一边了，弄得他也有些发愣，冷静下来，自己找个台阶说：“省长阁下，大元帅既然今日不会客，我想三日内的招待会鄙领事会参加的。不过望省长阁下，把鄙领事今天拜见大元帅之行，向大元帅敬禀。”他说完深深地弯下腰去了。
刘尚清这才感到出了一身冷汗。“扑扑咚咚”一串响动，军医张大嘴巴从楼梯上跑下来，他大喘着气抱住刘尚清说：“刘省长，少帅夫人闯上楼没把我给吓掉魂！”他差不多瘫在刘尚清身旁了。
刘尚清仔细一看，见军医脸上、军装前胸上沾满了乳汁似的羹汤，忙说：“把我也吓得心快跳出嗓子眼了。
少帅夫人她……”
军医喘口气说：“少帅夫人手捧白玉碗一露面，我就象五雷轰顶一样，不知该怎么对她讲，况且楼下还坐着日本人。我灵机一动，觉得正好借这个时机把事情挑明。
我对着大元帅卧床双膝一跪说：‘少夫人呀！大元帅他在回府半路上就归天了！’少帅夫人听了身子一栽晃，把一碗羹汤泼在我脸上，她很理智地没有使白玉碗落在地上，怕楼下日本人听见。半晌她问了句：‘你们为啥不早告诉我？！’我说：‘刘省长为了稳住阵脚，但也正想早些回禀少夫人。事情到了这般地步，不能再瞒下去了。’少夫人问：‘大元帅归天时留下话没有？’她此刻冷静地定住了神。我说：‘大元帅跟刘省长讲了一句遗嘱。’少夫人说：‘要刘省长速将情况禀报少帅！’她就转身走下楼来了。”
刘尚清听完深深地弯下腰，对于凤至走去的方向鞠一躬说：“好一位深明大义的少帅夫人！”⒃
这以后，大帅府内对于张作霖的去世仍密而不宣。常为大元帅看病的杜医官每天照常到帅府上班，照常到张作霖住处去给他“治伤”；厨房照常为他送饭，勤杂工照常洒扫，花工照常在庭院里修剪花枝。总之帅府内一切平静，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悲伤和慌乱的景象。
这使野心勃勃的日本人颇感失望，因为在他们看来，张作霖是绝无生还的可能的，只要他一死，东北就会大乱，那时他们将立即出兵，乘乱进占奉天，继而占领全东北。若此计不成，他们就设法阻止张学良回东北，甚至企图加害于他，以便斩草除根。
但他们的这个如意算盘落空了。
原来，在张作霖重伤去世的当天，刘尚清等就火速秘密派人去关内给张学良送信了。炸车事件虽如晴天霹雳，使人震惊，但东北整个局势还是稳定的，并没有出现日本人所希望的那种混乱状态。张作霖所乘列车被炸的事，张学良当天就得知了，但父亲情况如何，却不了解，他一直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受点惊或负点伤也是可能的，更严重的事，想还不会发生。但他显然是估计错了，当他接到东北来信，得知父亲不幸身亡时，真如万箭穿心，眼泪似断线的珠子，顷刻间把信纸滴湿一片，但没有哭出声音来。他极力克制着自己的痛苦和愤怒，待前线形势趋于缓和，并开始逐步往关外撤兵时，才又剃光了长发，身穿士兵服装，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由卫队营长崔成义率领几名得力卫士护送，并化装成伙夫，于黑夜中混杂在经滦州东撤的士兵当中，才乘坐闷罐车返回奉天的。
那时，就这样仍担着不少风险。火车每当经过大站，象山海关、绥州、锦州等地时，各站站长及日本宪兵均荷枪实弹，登车巡视，每检查一个车厢，就询问谁是车上的指挥官？张学良是否在这趟列车上？士兵们有认得崔营长的，就说崔营长是指挥官，至于张学良在不在车上，崔营长断然否认了：“张学良正在关内指挥作战，怎么能会回来？”这才巧妙地掩护张学良平安回到了奉天。
在这之后的东北政局，仍然是很不平静的，围绕着炸车案的余波和究竟由谁担负东北地区的军政首脑，以及东北向何处去等问题，在上层，在领导集团内部，也仍然存在着矛盾的，有时甚至明争暗斗、风波迭起。如为了尽可能隆重地为父亲治丧，并继承他的遗志，张学良回来后的繁忙、紧张，是不难想象的。他需要休息，需要平静，需要内部团结，上下一致。然而，就在这个多事之秋，偏偏有人又想搞点什么名堂了，不是“经”念歪，就是“唱”走调，使他好不痛快。就说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吧，本可晚些时候等大丧发完再召开嘛，可是硬要马上开，还让他必须按时出席，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张学良的疑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那时，“大多数人认为，张作霖之死有利于日本，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不利于日本。把张作霖之死看成有利于日本人的那一派，眼下都使足劲往实力派杨宇霆那边靠。他们鼓吹满蒙地区可以顺从日本人的意图，接受日本人的指导。虽然他们惧怕杨宇霆的鬼精诡诈，因为在大帅活着的时候，他一口一声‘上将军’，给好多同僚上过谗言，特别是他对以张学良为首的少壮派根本没放在眼里。虽然如此，他们说从整个东三省来看，老一辈还得有这么个人出面。可在目前，张学良却有意疏远日本，投靠南京政府。眼下南方势力日益扩大，晋军和冯军都归顺了。而且南京政府还决定把北京改为北平，直隶改为河北，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令其全权处理接收北平事务；蒋介石又派何成浚到北京与张学良极其秘密地接洽过……基于这些情况，把张作霖之死看成不利于日本人的那一派，就极力往张学良这边靠。两派对立情绪很大，所以在即将召开的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上肯定是要有一场斗争。”⒄
果然，在那天会上，有人想兴风作浪，想上台，使张学良一度处于颇为不利的境地：
参加会议的人基本上到齐全了，就缺张作相老督办了。大家议论说，不要等他了，他会来的。因为推举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消息早传出去了，这已是铁板钉钉。并且在这之前，有人已经把新总司令军服送给了他。
当然，张作相曾经表白，他一定要“老把侄儿（张学良）”继承父业。但到了关键时刻，一般人都会抓住不放，张作相嘴上那么说，实际上他究竟会怎么办呢？这个问题，眼下还谁也解答不了。况且有的密探还侦察出张作相公馆曾连着三次派人买红纱灯，人们纷纷猜测着张作相可能是在等着搞庆祝。没话说，在会议进行到高潮时，张作相如若着总司令军服，突然出现在会场，当会引起很大的轰动，记者们早已上好了胶卷，等着拍照了。
就在要开始推举总司令的时候，常荫槐却突然指使一个人当众宣读了伪造的“大元帅遗嘱”：
余不幸归途遇难，今病势已驾，殆朝暮人间矣！余自束发从军，早自誓以身报国，生死置之度外。现
年已五十有四，死已非天，惟是救国之志未遂，不免耿耿耳。今以奉天重任，付之学良，望汝善为料
理……
这天早晨才从关里赶回来的杨宇霆，此刻往前俯了俯身子，说：“学良，可以按大元帅的遗嘱，以奉天重任付之嘛！”当然，这样办，张学良就成不了东三省的保安总司令了，而张作相当了东三省的保安总司令，限于他的基础很浅，只一脚就能把他踢倒。所以，杨宇霆说完此话，脸上便现出狡黠的笑容。
随着，常萌槐接上了杨宇霆的话茬，他借此机会提议：“张作相督办德高望重，深受东北民众及全军将士爱戴，完全可以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常荫槐的话音还未落，杨宇霆便迫不及待地站起身子使劲鼓起掌来。他一边鼓掌，一边用虎视眈眈的双眼看着大家，使得一些人不得不随着拍起巴掌来……
主持会议的人提出表决，“刷”地一下，举手赞成张作相任保安总司令的人远远超过了半数。没有举手的人提出，张作相本人不在场，这样推举欠妥当，不合规矩。
杨宇霆马上站起来驳斥说：“往往本人不在而得到推举，正说明众望归一，张作相督办得到了大家一致爱戴。”他用眼角扫了张学良一下后又说，“我看倒是在其位的人中大有不谦虚之士。”
张学良看到这个场面，心中想：这倒真有点象“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
杨宇霆说完之后，主持会议的人看没有人提出异议，便宣布说：“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今日一致推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正在大家刚要起身热烈鼓掌的时候，忽然卫队在门外高声喊道：
“张——作——相——督——办——到——”
听到喊声，人们都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来，因为张作相现在就是东三省最高军政长官了。
两扇大门一拉开，人们不由得愣住了，只见三盏黑纱灯在前面开路，黑纱灯上写着黄色的大字：“母丧”。张作相没有穿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军服，而是身着孝袍，腰系麻绳，脚蹬麻鞋。他手里捧着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军服，缓步走上前来。他把总司令军服放在张学良的面前，然后，面对大家跪下身子，磕了三个头，双泪俱下地说：
“作相不孝，家母归天，作相随即赴锦治母伤，实有负诸位重托。”说完，便转身在三盏黑纱灯的引导下飘然而去了。与会的人见此情景，都面面相觑，不禁哑然。
……经过多种形式的磋商，于九天之后，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决定推翻举手表决的方法，改用选票推举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结果，张学良中选。两日后，张学良身着总司令军服，正式宣布就职。同时，设置了东三省保安委员会，委员共十七人，其中杨宇霆提出辞职，由高维岳代替。
尔后不久，虽然还有人暗中活动，不拥戴张学良，但木已成舟，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以张学良为首的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从此成为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的执行机关和收拾东北残局的中心。⒅
但在那时，形势还是不容乐观的，年仅二十七岁的张学良，沉着冷静，他既没有一怒而起，也没有马上采取惊人的政治、军事行动，而是首先抚慰三军，对三军将士俱都给以充分的信任，稳定军心，继而果断决策，息争议和，将关内所有军队全部撤回东北，保境安民，休养生息，这就使他很快控制了形势，保持了东北政局的稳定。当这一切全都安排停妥，各项工作开始走上正规时，他才从容不迫地发表了大元帅张作霖的死讯，说他因伤重抢救无效，已于六月二十一日子刻逝世，将为他设奠公祭。消息传出，舆论哗然，人们对日本的谋杀暴行感到愤慨，对张氏之死表示同情，上海一家报纸以醒目大字对此作了报道，并力透纸背地指出：“皇姑屯一弹，身虽惨死，心迹则大白于天下。”
然而，有一点也是明显的，由于老帅的早逝，千斤重担全落在了张学良一人的肩上，这在他来说，确实是比较突然，难免力不从心；加之，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尤其日本人重兵压境，虎视眈眈，不要说大展宏图，能够保持现状，也并不容易哩。
果然，这是个不平常的年代，围绕权利的更迭，特别是象东北向何处去等比较尖锐而又敏感的问题，张学良又将面临一场新的生死攸关的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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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成玄：《张作霖演义》，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５月出版。
②⑥　温守善：《张作霖皇姑屯被炸目击记》，载《沈阳文史资料》。
③⑤⒀⒁　司马桑敦等著：《张老帅与张少帅》，〔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２月出版。
④⑿　杨大群：《东北王世家》，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出版。
⑦⑨　韩信夫：《皇姑屯事件始末》，载《百科知识》１９８５年１２期。
⑧⒂⒃⒄⒅　杨大群：《关东城播火》，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出版。
⑩　引自１９８６年《人民日报》有关报道。
⑾　窦应泰：《奉系两怪杰》，载《名人传记》１９８６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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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旗前后
因故延期的张作霖的丧事，是在张学良秘密返奉不久后公开举办的。不过，这还不是下葬，仅仅是一种隆重的仪式。而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张氏的坟地还未选定。据说，当时也曾选了几个地方，可是寿夫人（张作霖的五夫人）看不上，所以便将大元帅的灵柩暂厝于奉天采林寺，是准备待坟地选好后，再起灵归冢。后来，为寻找比较理想的坟地，张学良和寿夫人带着风水先生曾跑了不少地方，也都觉得不够满意，最后又来到抚顺以东六十里的一个群山环抱的山区，见这里山青水秀，风光绮丽，尤其那雄伟巍峨的铁背山，宛如一排排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雄浑磅礴，气象万千。山脚下是一个巨大的一眼望不到边的湖泊，人称大伙房水库，亦名萨尔浒，据说还是个历史悠久的古战场呢！风水先生连声称赞，张学良和寿夫人也觉得此地甚好，于是便决定在这里为张作霖修建陵园，并命名为“元帅林”。
元帅林就在沈吉铁路铁背山车站五华里处，从这里下车，行约半个小时，即可到达。它座落在一处较为平坦的山坡上，前临大伙房水库，与铁背山隔水相望，四周是郁郁葱葱的树林。张作霖的陵墓已基本竣工了，是圆形的巨大的水泥建筑物，大体上是仿照古代帝王的那种地下宫殿的式样，如宽阔的墓道、厚重的铁门、高大宽阔的圆形的墓室、古色古香的壁画等。墓外植松柏，并有一些造型各异、形象逼真的大型石雕，陈列在陵墓的周围，看起来倒也颇为壮观。
只是，为什么坚持把它称为“元帅林”，而不称“元帅陵”呢？似乎有些费解，但前不久，原铁道部部长郭维城同志（他曾担任过张学良将军的机要秘书）却道破了这个谜底，他说：“张作霖名为大元帅，实际上是‘东北王’，他的墓在当时完全可以称‘陵’。为什么没有称‘陵’呢？这是因为张学良一直反对他父亲称‘王’。张作霖生前曾对张学良说：‘你将来要做李世民’。张学良反驳说：‘时代不同了，你不是李渊，我也做不了李世民。’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张学良将军比照‘孔林’，决定把萨尔浒陵园定名为‘元帅林’，这便是称‘林’，不称‘陵’的缘故。”①
有人也许还会问，既然陵园已经初具规模，修得已经很象个样了，张作霖为什么一直没在此下葬呢？这原因当然也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还是由于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张学良过早地离开了东北，离开了家乡，并从此之后，始终没有能够重返故里，所以将其父的陵园完全建成，并将他迁葬于此之事，他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遂成终生憾事。
但后来，张作霖还是入土安葬了，不过那是伪满时期，是张的旧部张景惠等人操办的，他们没有让他进元帅林，而是将他仍安葬于辽宁锦县张之墓园。这墓园原本是张作霖自己选定的祖坟，他的亡母以及他的原配夫人赵氏，都葬于此地。将张氏移葬在这里，似无不可，但与张氏家属及部属的愿望恐不尽相符，他们也许仍然希望将他归葬“元帅林”吧，而这显然取决于形势，若是张学良将军能够回来，此事并不是办不到的。当然，现在张作霖的墓园也还是受到政府保护的。此墓园在解放前由于管理不善，较为荒芜；解放后，列为市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墓园就面貌一新、大为改观了。尤其近几年来，随着国家开放、搞活经济政策的进一步贯彻落实，锦县经济建设有了迅速的发展，来此游览观光的人日益增多，张作霖墓园几经修葺，气象更加不同往年，这也正象有同志所介绍的：
在辽西走廊上，有一座鲜为人知的小城，这就是辽宁锦县——大凌河镇。近年，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这个地方逐渐出了名，被人称为“北方的三明”。
然而，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县城以东二十五公里处，有一座张作霖墓园。
墓园在石山乡驿马坊村西头的果树林中。此墓园始建于一九一六年，那是张作霖小有发迹之时。墓地共占地二十余亩。在墓园的西南方一座山上，有一方形平面玉石，每当旭日东升，方石闪辉发光。山的后面，有一座山尖，远望似猴，因而称作“猴山”。一九一六年，张作霖将其亡母灵柩由辽宁黑山县移葬于此，立为祖坟，以后依次埋葬了张作霖的原配夫人赵氏，“九·一八”事变后，由张作霖的旧部（当时任黑龙江省伪省长的张景惠、伪陆军部长、总理大臣张海鹏等人）操办，将张作霖的尸骨由沈阳采林寺移葬锦县驿马坊与赵氏合葬。
一九八五年八月，锦州市人民政府将此墓园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拨专款进行修复。墓园的四周，已用青砖砌成花墙，园内立有一块洁白的方石，上面镌刻着：“张作霖墓园锦州人民政府立”。
墓园分前、后两部分，由青砖铺成的甬道连接在一起。前面部分，由两块石碑组成：南面的一块是张学良八岁时为其祖母而立的宣统皇帝三年赐给其祖母王氏的诰命碑；北面的那块是张作霖为其母而立。两块石碑均由赑屃负碑，碑冠雕有龙身盘曲而形成的九个空孔，称作“九眼透龙碑”，做工十分精细。沿着甬道向里行，有两座坟墓成“一”字排列。一座是张学良的祖母王氏墓，另一座是张学良的父母合葬墓。两座墓均由水泥封顶，青砖做裙，十分气派。②
总之，皇姑屯事件发生后，由于东北当局的镇静，再加上张学良的迅速返奉，比较顺利地完成了权利的交替，形势稳定，这就使得一直伺机而动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嚣张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因为他们原以为皇姑屯的爆炸声，会使张作霖一命归天，而东北政局也会立即陷于混乱，他们只需多少动用点军队，东北便垂手可得。谁知，出乎意料的是，张作霖生死不明（出事当天省公署的公报使他们大惑不解，不明真情），虽然发生了炸车案，但东北安堵如常，政治、经济和人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大的波动，年轻的张学良很快便成为东三省的无可置疑的统帅。
当然，要说那时已经天下太平，可以高枕无忧了，那也不对。因老帅之死而造成的危机，虽已扭转，但危险并未完全消除。日本人的狂妄阴谋没能完全实现，但却贼心不死，紧接着又打起了东北独立的旗号，逼迫张学良实现其父生前对日所作的所谓保证与许诺，在东北享受更多的特权；同时也准备把他变为一个听凭他们摆布、对他们唯命是从的傀儡，如不顺从，将重新物色人选，取而代之。
这时的国民党蒋介石，则极力策动张学良“易帜”，与南京携手并进。这虽然并不是东北政权的决策，但张作霖在撤离北京时，有与南京修好之意，这一点张学良也是赞同的。皇姑屯事件发生后，更促使张学良进一步增强了与南京接触的愿望。在南京国民党方面，也不断派遣使者前往东北，与张学良频繁联系，促其迅速换旗——东北这时挂的还是过去奉张政权的五色旗，要让他们改挂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与南京实行分治合作。因为这时关内统一已大体实现，只有东三省不在南京政府的管辖之下，此问题不早日解决，实在是国将不国了。但那时，斗争也还是复杂的，因为在国民党内也并不统一，除蒋派之外还有阎、桂、冯等派别，他们大都拥兵自重，与蒋介石貌合神离，为了增强自身的势力，都想把张学良拉到自己一边，所以内中的明争暗斗也还很激烈呢。
当时的美国也未等闲视之。不过，他们采取的是两面派的外交手腕，这突出表现在他们一方面赞成国民党统一中国，敦促张学良换旗，可是暗地里却又支持日本抢走东北这块地盘。这看起来是有点奇怪的，因为帝国主义过去在中国，不是常为争夺地盘打得难解难分吗？今天怎么如此大方呢？原来，他们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其目的在于这样做，既可使蒋介石投入它的怀抱，又可以“祸水北引”，使日本人便于向北扩张，进攻苏联，而他老美则不动声色，便将坐收渔人之利。所以，对这一点也必须看清楚，不然的话，也是会上当的。
张学良身处祖国东北边疆，长期以来，内忧外患，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是他的一个很大的威胁。蒋介石这时虽然对他友好，但这个人也并不是那么靠得住的。所以东北何去何从，在当时就成为矛盾的焦点，也是张学良所面临的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因为问题很明显，以张学良当时的地位而言，他只要答应对方的要求，马上就可以得到高官厚禄，当一个有日本人撑腰的东北王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但这却是他不愿意、也是决不能走的一条路。可如果他立即改换门庭，进行换旗，不谈将来命运如何，只这一步，日本人也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更何况当时的东北，日军正磨刀霍霍，战云密布，稍有风吹草动，谁能说不会引起战争呢。所以，在那时，尽管披着民主革命外衣的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的一些主张，对他有一定的吸引力，他也错误地认为蒋介石是继承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的，所以一直是比较倾向于与南京合作。从另一个角度看，张学良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不愿作外国人的奴仆，特别是父亲的惨死，使他亲眼看见了与日本人打交道的危险性；加之，国仇家恨的痛苦，使他刻骨铭心，时时不能忘怀，所以他决不作历史的罪人，而要象岳飞、文天祥等历代民族英雄那样，保持高尚的民族气节，乃决定换旗易帜，决不再有任何犹豫了。
不过，要迈出这一步，也是困难的，这一方面他必须首先统一内部，特别是领导集团的思想，做好团结部属、齐心协力的工作，并与南京政府随时保持联系；另方面，他也要注意运用比较灵活、机智的策略，与阴险狡诈的日本侵略者企图阻挠改旗易帜的行为作斗争。
东北易帜，从酝酿到完全实现，是从１９２８年５月３０日开始，到１２月２９日完成的，历时７个月。这一重要的政治行动，是张学良当机立断、亲自推行的。过去谈到东北易帜，似乎认为仅仅发生在东三省，也是轻而易举完成的。不对了，这项工作，实际是从张学良为贯彻息争主张，决定将奉军在关内占据的所有地区实行总退却，一律撤回东北时就开始了，他首先进行的是京、津、热河和滦东等地的易帜。这其间，在局部地区虽然也还有磨擦，但到９月间都实现了易帜。唯独东三省的易帜，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从中作梗，曾被迫一再延期。本来，关于解决东北问题的方案，南京政府早就提出了，后来又通过奉方在北京的代表于珍、邢士廉在返回沈阳后又向张学良作了转达。南京因恐日久生变，是希望能尽早实施这一方案的。但因那时日军兵临城下，形势咄咄逼人，日本新任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和关东军司令村冈频繁访张，向他说明田中内阁对东北局势的政见，要他不要易帜，而应“保境息民”，否则，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日本将不负任何责任。张学良审时度势，觉得不便冒然行事，原定７月２２日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同时易帜的计划，不得不被迫推迟。
但张学良易帜的决心未变，只在等待时机了。日本人象是听到了一些对他们不利的风声，唯恐张学良换旗，所以对他的威胁利诱也更加紧了，一会儿向他赠送一等旭日大勋章，一会儿又说如东北与南京结盟，日本将采取“积极行动”。真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多灾多难的东北，局势又紧张起来。为了稳住日本人，又不改变换旗的意向，张学良与穿梭般进出东北的各方面的使者相周旋，终于在没有发生大的动荡的情况下，于１９２８年年底，实现了改旗易帜，充分显示了张学良的机智、勇敢和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的信念。
关于这方面的激烈斗争，《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一书中有详尽的介绍，下面我们摘引几段，从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东北易帜的内幕和张学良在这场斗争中的决定作用。
那是张学良原定７月２１日换旗，因为日方极力阻挠，甚至不惜进行军事威胁，张学良被迫宣布“保境息民”，推迟换旗之后发生的事：
为了缓和紧张气氛，八月九日午前十时，张学良携秘书王家祯前往日本总领事署，对林权助（日本驻华公使）作礼节性的回访。林权助直言不讳地对张学良宣称：
“日本政府此刻认为国民政府内部杂乱无章，行为尚多共产色彩。东三省若与国民政府妥协，势必侵害日本之既得权利之利益与特殊地位。所以，日本政府此刻劝贵总司令，暂时观望形势较为妥当。不幸倘若东三省篾视日本的警告，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保国决心而取自由行动。倘有不逞分子，尽可以武力弹压之可也。日本愿出全力以相助焉。”张学良对这种明确不误的武力威胁语言，作了委婉的答复。他说：“余为中国人，所以，余之思想自以本国为本位。余之所以愿与国民政府妥协者，盖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一般人民所渴望。以余个人之力，固无为之何。余因顾邦交，以个人资格，对日本政府警告加以考虑。倘若以国际关系言之，余想日本政府亦决不甘冒干涉内政之不韪。并且日本政府以种种恐惧反对实现之事实，余颇不可解。”
林权助闻言，当即直截了当地说：“……简而言之，日本政府具有决心反对东三省对南方妥协。即所谓干涉内政亦所不辞。”在场的左藤中将补充说明：“田中首相心中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贵总司令若背乎首相心理，就将发生重大事情。”张学良不肯当场表示懦弱，随之而答：
“余之决心，以东三省人民为转移。余不能拂逆三省人民心理而有所作为也。”③
另外，也有同志强调指出：
日内阁首相田中，为阻止东北易帜，又派前驻华公使林权助以吊唁张作霖之专使来奉。８月９日，张学良回访林权助，对林前来吊丧的盛意表示感谢，并表示“本诸共存共荣本旨与日提携，而实现东三省和平经济政策”。林久治郎插话警告张学良不得与南京统一，如“蔑视日本之警告，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强国决心，而取自由行动”。张学良表示说：“余为中国人，所以余之思想当以中国为本位，”“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经济和平政策故也。”日方见张学良不肯就范，林权助以教训的口吻说：“你的父亲曾是我的挚友。因此，我对你有亲如爱子的感情。愿向你进一言：‘你的想法十分危险！’”张学良愤然而起，答道：“我和贵国的天皇是同岁，我想要对阁下说的，只此而已。”这次礼节性的回访，竟不欢而散。８月１３日，林权助空空而归，回国述职了。田中政府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改变了策略，采取了所谓务实主义，只要能保住日本在东北的权益，不反对形式上的易帜。田中表示：“东北易帜事，只要维持日本在满蒙既得权，即不反对。”遂加紧谋求吉会、长大（东北地区铁路）等干线的筑路权。激起了东三省人民的愤怒，保路反日运动螽起。１１月１２日，张学良对东北大学的学生说：“余决非卖国之人，有损主权之事，决不退让。”日本人原以为张学良“是一匹借张作霖虎威的狐狸”，现在他们深刻认识到，张学良“是一只名副其实的猛虎”……④
但在那时，日本在东北驻有大批军队，压力毕竟太大了，张学良不能强行换旗，只得继续推迟换旗的时间。不过，与此同时他也向南京政府明确表示：“目下对国民政府采取一致行动，为实际之统一。”
这以后，张学良为促使换旗这一大政方针早日实现，开展了一系列整肃内部和取信于民的活动，如他注意不断整顿军纪、政纪，减轻人民负担。对于外系军阀势力对东北的渗透，也都作了恰当的处置，有的被分散改编，其头目改任文职官员，不再掌握兵权，如名噪一时的军阀孙传芳，就正是在这个时期出任奉天垦务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的。但象声名狼藉的直鲁联军残部张宗昌、褚玉璞等，虽然实力雄厚，又亲自来沈阳要求进入东北，张学良却拒绝了。因为他深知，此辈作恶多端的军阀，还是让他离远些为好，以免危害家邦。至于换旗问题，则巧妙地采取各种不同的策略，与日本人周旋：
他利用东北人民的爱国热情，鼓励他们发起统一运动，用民意对付日本人的威逼。他拉住美英等国牵制日本，在国际上争取同情者。当换旗的条件尚未成熟时，他劝阻部下勿操之过急，而要善于等待。如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吉林省教职员制做了一千多面新国旗，准备在各商店的门口悬挂，以示东北归属中央。张学良即令吉林当局，劝阻下属，晓喻利害，暂缓实行。自从一九二八年五月，日本制造济南惨案以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抓住日本出兵山东问题不放，一再向日本施加压力，日本政府在国际上的处境越来越孤立。加上日本国内的在野派利用田中的对华政策，加强了反对田中内阁的活动，到一九二八年底，日本田中内阁已经内外交困。张学良看准了时机，于十二月二十九日毅然通电全国，称：“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⑤……
无疑地，这件事是办得漂亮，也是深得人心的。这也正象当时颇有影响的《大公报》所说的“张氏数年来反对内战、促成统一之功，终有不可淹没者在”，还说“其富于国家思想，实旧军人所罕见者也”。
对于东北易帜表示赞赏，肯定它是反日的爱国行动，同时也是顺应全国人民维护国家统一、以及领土主权完整的愿望，应予肯定，这是多数人的看法；但也有些人认为，“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张学良易帜归顺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是加强了买办豪绅阶级的反革命力量，没有什么值得肯定的”。
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有不同看法，是可以研讨的。不过，从心怀叵测的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要分裂中国、迫不及待地要使东北成为它独占的殖民地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来看，张学良不顾日本人的威胁利诱，毅然易帜，坚决改变日本帝国主义一贯控制东北政局的局面，并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国家统一，才有希望转弱为强，否则，豆剖瓜分的局面终难幸免”。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因为，“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大一统是中国历史大势所趋。在一般情况下，国家统一时，就强大，就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四分五裂，连年战争必然贫弱。但正如战争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一样，革命与反革命性质不同。广东革命政府统一广东和北伐是革命的；吴佩孚叫喊‘武力统一’，要消灭南方革命势力，则是反动的。共产党搞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国民党蒋介石组织‘围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则是反动的。但以上只是一般情况，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因为日本插手东北，妄图独占‘满蒙’，蒋介石决定和平统一，张学良主动易帜，避免战乱，使我国东北回归祖国，这是符合广大人民意愿，是应该肯定的。如果张学良搞‘独立’，象溥仪一样甘当儿皇帝，则东北三千万同胞将受日本奴役，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祖国领土亦将丧失。”⑥至于说，在那时，不应该联合国民党，归顺国民党南京政权，而只有投身革命、即联俄联共才是值得肯定的，这个要求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张学良还没有这样的觉悟；同时那时共产党是非法的、大都处于地下状态，张学良不仅还不可能走这一步，即使他这样做了，在那时不利条件也是很多的，国民党以及英、美反对，自不待言，在东北领导集团内部也是很难行得通的。这样做的结果，只会使他更加孤立。有人似乎总觉得，“蒋介石国民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革命的对象，如果肯定张学良的易帜是进步的话，好象理不直、气不壮。其实，这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是阶级矛盾；日本帝国主义要独占东北，则是民族矛盾。我们不应该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列，更不应该置阶级矛盾于民族矛盾之上。否则的话，如果认为张学良归顺国民党政府，投靠蒋介石，是加强反动统治力量，不可赞扬，难道我们可以赞扬溥仪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吗？对于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难道我们可以支持汉奸的分裂活动吗？”⑦
显然不能。所以，东北易帜是张学良主政后所采取的重大的政治决策，将它称之为爱国主义行动决非溢美之词，而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张学良能做到这一步，能够力排众议、真正实现自己的主张，也并不容易。那时，他不仅遇到日本人的粗暴干涉，而且在东北领导集团内部也存在着复杂的斗争，令人震惊的“杨常事件”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有人也许会说，东北易帜取得胜利后，天下并不太平，张学良本当团结部属，砺精图治，共保东北河山，以不负众望才对呀，为什么在换旗后不久，就突然处决了在东北领导集团当中举足轻重的杨宇霆和常荫槐呢？有人说，少帅刚刚主政，极需维护他的权威。在此特殊历史条件下，张对野心很大的杨、常采取断然措施，消除隐患，从此事无掣肘，有利于巩固东北政权，这样做是必要的；也有人说，事情没有那么严重，他们有致死之忧，无该杀之罪，杨、常二人的被杀，主要是由于日本人的挑拨，张学良是中了敌人的反间计了；有的则认为，杨、常固然是有错误的，但处置的方式是不是过于严厉了？难道就不能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吗？实际，这一点张学良并不是没有想到，他曾耐心地等待过，也作过很大的努力，但收效甚微。不过，细想一下，也不奇怪，因为张学良被逼得要使用武力，就说明他们之间的隔阂与矛盾之深，同时也不仅仅是什么政见不同的问题，而实际“是当年东北统治者内部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很难避免的政变。有的同志说，这是因为中国缺乏民主与法制的结果，不免有些‘书生之见’。翻开中外的历史，考察当今世界，有哪些政变是事先经过法律的程序呢？当时，张、杨的矛盾已势不两立，杨欲杀张的风闻，亦时有传说，杨之进逼，使张已达到了‘实难忍受’的地步，已远非法律程序所能解决的了。”⑧当然，也有甚感惋惜的。略谓：“如果杨‘退归乡里’或‘冥鸿海外’，或可免一死，但象杨宇霆这样贪恋权位、野心勃勃的人物，怎能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呢？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说：‘处决杨、常，是逼出来的……最后只有一条路，你死我话。’张之除杨，实出于不得已，如果不除杨，东北将政出多门，更加混乱，这是日本侵略者最欢迎的。”⑨
这就清楚表明，张学良之杀杨不是偶然的。说是杨专权跋扈也好，是权力之争也好，总之杨之所作所为已成为东北政权内部的不安定因素和严重威胁，既是他要孤注一掷，张学良也不得不铤而走险了。
当然，也有不以为然的，如认为问题是存在的，但并不那么严重，主要是张学良多疑，或谓这是以私废公，公报私仇等；有的说是因为日本人的挑拨，还有的说是中了南京方面的反间计，因“张之杀杨，主要因为杨与白崇禧勾结，白要杨‘推翻张学良，取而代之’，蒋介石探知，密告张，要他‘先下手为强’。”……
这些说法，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不过，若只强调某一点，以偏概全，特别是忽略了促使张学良必欲除之的他的亲日问题，也是欠妥的。至于说，还有的认为杨、常有能力，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样做，“使东北当局的对日对苏交涉失掉了樽俎折冲的人，东北外交完全委之于南京政府”，导致了东三省的迅速沦丧，似乎是闯了大祸，这就更未免言过其实了。
对杨、常事件究竟应当怎么看？它的真相和内幕究竟是怎样的？这是个比较复杂而又无法回避的问题，有必要再作些专门的研究、探讨。而这，显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的，且待另辟专题，详加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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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自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２０日《文摘周报》卢瑞升的摘编文章，原作发表于《文化周报》，作者：王海、连义。
②　张华柱，《辽宁锦县张作霖墓园》，载１９８７年２月５日《西安晚报》。
③⑤　张同新：《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１１月出版。
④　周毅：《为国家统一而矢志奋斗的张学良将军》，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⑥⑦　丁雍年：《张学良东北易帜述评》，张学良暨东北军史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⑧⑨　常城：《再论“枪毙杨、常”》，见《社会科学辑刊》１９８６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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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常事件
在东北政权中名噪一时的杨宇霆、常荫槐，究竟是两个怎样的人？杨常事件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它的实质和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这还得先作点历史的回顾。
杨宇霆，宇邻葛（自比诸葛亮之意），１８８５年８月２９日生于辽宁省法库县城东十五里的蛇山沟村。他早年曾赴日本学习军事，归国后正值赵尔巽督奉，他被调进奉天军械局，负责军械厂的安全工作，以军纪严明、治厂有方而著称，很快升任军械局局长。不久，又当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参谋、总参议，并兼任兵工厂督办，权倾朝野，成为张作霖手下的红人。
随着地位的不断上升，他的权欲和野心日益膨胀，持才傲物，不可一世。尤其张作霖皇姑屯遇难，杨认为张学良压不住阵脚，大有东北第一把交椅舍我其谁之概，野心更加发展。但不料事与愿违，大家还是推戴张学良主政东北，杨宇霆的美梦破灭了。当时张学良任命他为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他拒绝了；让他当黑龙江省军务督办，他也不干。张学良看他显然有情绪，就劝他权且出国考察（其实，真若如是，那还不失为明智之举，但他偏不离开东北半步，偏要逞强，终于走上了绝路），他也加以拒绝。而他对张学良的态度则更骄横了，谈话“一如训饬子弟”。“有一次某处长求见张学良不得，找到杨宇霆，杨怒道：‘汉卿已承先业，还是这样懒怠，这怎么得了，我去告诫告诫他。’说着便带领那位处长来到张学良住宅问卫兵：‘司令起床了吗？’卫兵答：‘未起床。’杨竟直奔张学良卧室，敲着门喊：“我是杨邻葛，快起来，有公事需要处理。’张学良闻声，急忙披衣请杨入座，杨竟以长者的口吻教训张学良道：‘各位厅处长有公事待决，等你数日不见，这怎么成。老帅在时，可不是这样。’杨的这种做法，使张学良实在难以忍受。为此，有一次张学良生气地对杨宇霆说：‘我干不了，还是你来干吧。’杨听后，不以为然，反而很傲慢地回答说：‘甭提这个，你身体不好，有事我替你张罗张罗，出出主意，就比什么都强了。’杨宇霆的心目中根本没有张学良。”①
常荫槐的情况又怎么样？很遗憾，与杨宇霆比实在也好不了多少。此人系吉林人。１８８８年生，曾任京奉铁路局长、黑龙江省省长。他也是以重臣元老自居，藐视张学良，自以为了不起。他常在私下里流露对少帅的不满，动不动就是：“小六子少不更世，懂得什么！”他把他主管的铁路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对于张学良的命令，他是有选择地听，或者说，对他有利的，他就听，对他不利的，他就抗拒，还振振有词地说：“这是我的事情，这些车辆归我管，他（指张学良）管不了我。”
是的，同杨宇霆一样，常荫槐也有他的“过五关，斩六将”。此人年富力强，有魄力，对东北的交通建设，曾作出过一定的贡献，这也不可否定。但他“治事霸道”，冷酷无情，甚至滥杀无辜，却是犯了众怒的。据说，“一九二三年，奉军第四混成旅一个团，驻扎在中东路沿线的博克图车站，因为团长管兵过苛，激起公愤，士兵起来把这个团长杀了，全团哗变。张作霖闻讯即派常荫槐会同吴俊陞去查办。常荫槐到出事地点，把一部分叛变逃出的官兵骗回，派兵包围，当场杀死百余人，真是残酷已极，连吴俊陞对这种作法都不满意。吴认为应该分别首从，不应该滥杀。”②另方面，也要看到，常荫槐因为当过司法处长，执法甚严，积怨较多，也是他丧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传说，“有一次张作霖的岳母王太太的管事人，身穿上校军装。坐火车不买票，被常荫槐查出，当场把军衣扒去，痛打一顿。就是现役团营长以下的军官，如有不买票坐火车的，他发现了都撵下去。高纪毅当团长时，有一次没买票乘车，也被常荫槐从车上扯下来。常荫槐因为执法无情，无论在老派或新派人物中，同许多人结下仇怨。张作霖活着的时候，老将庇护他；一旦老将死了，他就成了众矢之的，难免灾祸临头。”③
但也不可否认，这也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使他致死的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是杨宇霆的心腹，极力主张拥杨上台，如常自建山林警备队，杨就由他所掌管的兵工厂给他运送军械，并还向捷克订购了三万支步枪，张学良找杨查问，杨才承认确有此事，“张询以何用？杨曰‘装备山林警备队。’张质问：‘咱们兵工厂不是有得是步枪吗？’杨宇霆有恃无恐地回答：‘没有人家的好啊！’”④使张尤为惊讶的是，这样重大的事，他们竟瞒着他，既不请示，也不报告，这不明明是要搞独立王国吗？张学良怎么能容忍他们这样无法无天呢！
以上所说，如果可以看作是杨、常被杀的远因，那么他们联日亲日，反对张学良关于东北易帜的大政方针，则就是他们致死的近因了。
那时，由于张作霖被炸身亡，东北政局不稳，东三省领导集团内部有矛盾，不团结，这固然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危险，则来自日本人，当时日本人借口维持满洲治安，电请政府速派重兵来奉，企图借机霸占东北，并在一些地区挖掘战壕，大有剑拔弩张之势。因而东北怎么办？东北向何处去？东北究竟要不要易帜？就成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张学良是主张易帜的，因为他很清楚，他要摆脱日本人控制东北的处境，非实行易帜不可。可是阻力也不小，在父亲的一些旧臣宿将中，象杨宇霆这样公开反对的，确也为数不少。不过，闹得最凶的还是杨宇霆。在张学良宣布易帜的盛典上，张学良与同僚一起同参加会议的代表和贵宾合影，杨宇霆却不给张学良一点面子，拒不参加照像，竟公然挟着皮包愤愤而去。在场的记者抢拍了这个镜头，有的还将它摄入新闻记录电影片中，使张学良颇为难堪。
易帜典礼是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２９日举行的，一个星期以后，即１９２９年１月５日，又发生了杨宇霆为其父大办寿辰之事。事前，曾有同乡好友劝他慎重，最好回老家法库去办，这确实是真正从关心他出发的一个好建议，可是杨竟忠言逆耳，不但执意定要大办，而且决定不离开奉天。以致此事犹如火上加油，更加激化了他与张学良的矛盾。
这也不奇怪，请看，那祝寿场面是何等气派：
办寿那天，杨宇霆在小河沿附近青云寺胡同私邸，彩棚高耸，灯火辉煌；百戏杂陈，锣鼓喧天；精馔佳肴，水陆咸备；高朋满座，门庭若市。曾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担任总招待；曾任国务院总理的潘复，亲自去大连迎接程砚秋到杨府演戏，宴飨宾客三昼夜，极一时之盛也。东北各省军政长官，车水马龙，到杨府祝贺，并致重礼以取杨氏之欢心。
已就任东北边防公署长官的张学良也亲往祝寿，只见东北高级文武大员正在围桌赌钱，杨的副官喊：“总司令到！”那些围桌赌钱的文武大员，只有少数人起立，多数人半起半坐，有的略一欠身。可是，杨的副官一喊“督办下来啦！”围桌赌钱的官员，不约而同的肃然起立，直到杨与各位来客一一周旋后，他们才就座。
张学良亲临目睹这种咄咄逼人的场面，实在难以忍受。⑤
据说，那天在杨府张学良没停多久便辞出。少帅的不悦，是个信号，照说杨、常该有所收敛了，可是他们仍执迷不悟。“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制造流言，拨弄是非，离间张学良与杨宇霆的关系，以达到破坏易帜目的。说什么东北局势恰似日本幕府时代，丰臣秀吉死后，丰臣秀赖子承父业；而大臣德川家康夺取了政权，结果丰臣秀赖自杀，丰臣家族灭亡。把张学良比作丰臣秀赖，把杨宇霆比作德川家康。”⑥如果杨宇霆没有野心，对这种恶毒的离间他会大为反感，甚至公开反驳的，可是他不但心安理得，还一唱一和，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居然也附和说：“今天东北实际情况和日本德川幕府统治时代很相同。”德川幕府统治是日本明治维新前的封建统治时期，是日本封建统治末期的一种顽固势力，它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已经摇摇欲坠，加之一些下层武土和一批宫廷贵族纷纷叛离，并与资产阶级结成倒幕联盟，所以幕府统治很快就被推翻了。如此两相对比，岂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吗？这怎能不使张学良气冲斗牛呢！而恰巧在这时，又发生了杨、常二人支持日本关于东北五路新要求的事，更把他们之间的矛盾推向了高峰。
原来，东北易帜后，日本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仍然企图瓦解东北政权，并认为在东北没有再比杨宇霆更合适的人选了，而要让杨上台，又非打倒张学良不可，所以，那一阵子日本人和杨宇霆的接触也更加频繁了。
１９２９年年初，根据日本政府的指示，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派町野武马面见张学良，就所谓履行铁路合同问题进行试探，空手而归。他于是又找杨宇霆交涉据说是张作霖生前答应借款由日本承建的“满蒙五路”问题，用威胁的口吻问杨，这五条铁路究竟还建不建？杨竟满口答应，作了肯定的答复，町野怕他的话难以兑现，对杨说：“请您好好给张学良说说。”并加问一句：“你这样说没关系吗？”杨答：“没关系，一定要建议。”⑦町野得到杨的支持，后来还曾找过张学良，也都被顶了回去。张学良以“满蒙五路”问题已移交南京政府交通部管理相推辞，拒绝进行谈判。町野这才又“退访杨宇霆”，欲将当年经杨手商订的密约“拟一公布办法”，造成既成事实，以迫使张学良承认。
说来也是杨、常利令智昏，或者说是他们自己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东北五路”这个日本人的政治讹诈早已使张学良怒不可遏了，他们偏偏在这时又节外生枝，提出一个涉及外交和东北政局稳定的新问题，即“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常荫槐为督办，其理由是，中东铁路为中苏合办铁路，一向不接受东北交通委员会的指挥；如果成立了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就可以将它纳入管辖之内。张学良当即表示，目前东北甫经安定，涉及外交大事应该慎重考虑，不能草率从事，此事必须从长计议。”⑧
很明显，对于杨、常的这个提议，张学良是不赞成的，所说慎重考虑等，不过是推托之词，杨、常若稍有自知之明，应该就此止步了。可是他们竟坚持己见，继续纠缠，掏出事先就已写好的便条，硬要张学良当场拍板，即行签字。张学良被逼无奈，心中冒火，几次想拒绝，可又觉得多有不便，看看天色向晚，才说晚饭时间已到，容饭后再作决定，并留二人在帅府用饭。杨、常踌躇满志，认为只要他们开了口，这点面子，少帅还是会给的，没想到他先面有难色，现又推到晚上，看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说不定还得跟这个后辈小子较量一番，他才肯就范哩。也好，晚饭后定就晚饭后定吧。不过，在帅府与他共进晚餐就不必了，因为来时都没跟家里人说，家里会等他们回去吃饭的，所以对少帅的挽留都谢绝了，决定先回家吃饭，晚上再来。
也就是在这天晚上，即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０日夜，当杨、常各自回家吃过晚饭，再次在大批警卫人员护卫下，重又来到大帅府不久，这座一向幽静的宅院的一间客厅内，突然传出几声低沉、急促、同时也是异常清晰的枪声，耸人听闻的枪毙杨、常的事件发生了！
对于五十多年前的这桩历史公案的发生及其社会背景，我们在前面已有不少论述，想读者对此不会觉得多么突然，可是对于它的真相，特别是杨、常被杀的症结和枪毙杨、常的经过，却历来众说纷纭，国内外有些学者专家甚至认为这件事的真实情形，一直到今天仍然还是个谜。
持此观点的，多系海外学者，他们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客观条件的限制，有这看法是不奇怪的。然而，就国内大多数学者而言，则并不认为是个多么难以捉摸的问题。大量资料说明，杨常事件的前因后果及其被枪毙的经过，可以说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既不是内中还有什么秘而不宣的隐私，也不存在什么人为的掩饰或封锁。可是，事发后何以议论纷纷、甚至至今有人仍认为它是一个难猜的谜呢？这显然与事发的突然性和当时的一些猜测和传闻有关。此事发生后，奉天和外地的一些报纸围绕杨、常之死都有一些报道，还发表了东北当局有关此案的文电、谈话和信函。这一方面使人们了解了杨、常二人的劣迹和张学良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斗争中的果断和进步的思想倾向，一方面也因为某些报纸的渲染和臆断，使人们不辨真伪，甚至误认为是一种谋杀，因而对案情的认识仿佛又堕入五里雾中。如北京《新晨报》在当时的一则新闻报道中就这样写道：
昨（十一日）下午一时本社得某方确息，谓杨宇霆、常荫槐、翁之麟（翁未参与其事，更未被捕，这里系误传——笔者）三人，前（十日）晚十时奉张学良召至总司令部谈话，比至，即被监视，失却自由，同时派兵将兵工厂包围，将愿有卫队一律缴械，并包围杨等住宅，大举搜索。杨宇霆常萌槐昨（十一）日晨已经执行枪决，枪弹贯入杨之头部，脑浆迸裂，惨不忍睹，尸体已交家属领去。下午三时半，张学良当派外交部秘书王家桢赴日使领馆晤林总领事，声明发现彼等重大阴谋，故断然处置，与对日问题无关。下午五时，已通电向各方面报告。⑨
这则消息的特点是快，它所报道的也都有一定的根据，但因为作者未作认真调查，是匆忙发出的，所以难免语焉不详，甚至含有一些猜度的成分，所以这则新闻，不看也罢，看了也许会更增疑窦，甚至大为惊讶呢！
实际，这是公开的秘密，就是张学良也没有捂着盖着。他发通电，见记者，尤其那向国府和全国各地发出的通电，更是直言不讳地历数杨常种种不轨之图谋，电云：
衔略……
统一告成，建设开始，凡我同志正宜和舟共济，协力图功，学良受事以来，对于先人旧有僚佐，无不推心置腹，虚衷延纳，其中尤以东三省兵工厂督办杨宇霆、黑龙江省长常荫槐二人共事最久，倚畀尤殷。乃杨常朋比，操纵把持，致使一切政务受其牵制，各事无从进行。胪其罪状，厥有数端。溯自民国十三年后，屡次战祸均由彼二人怂恿播弄而成。迹其阴谋私计，世或未知，自我先大帅佳电息争，倡导和平，信使往来，南北协洽，独彼二人迟回观望，阴事阻挠。近如，滦东五县不肯交还其阻挠者一；平奉车辆学良已商允交还，惟彼二人从中作梗不放行，坐使中外人士咸受苦痛，而车辆废置破坏，公私损失，何可纪极，其阻挠者二；滦东撤兵，顺应世局，正协人心，而杨常坚持异议，其阻挠者三。以上三端，学良曾再三婉商之，借友劝导之，用命令申斥之，而彼二人概置不理，使中外人士对我方不怀好感。观远因则酿成战祸之罪魁，观近因则破坏和平之祸首；论其罪状，不独害我东省，灾害我中华。学良夙夜警惕，私冀奠我三省于磐石之安，勿令再有军事行动，谋工商之发达，谋中外居民之幸福，使吾乡父老子弟安居乐业，耿耿之诚，可质天日。乃彼二人包藏祸心，事事阴谋破坏，处处竭力把持，以兵工厂及交通事业为个人私利之渊薮，把持收入，不解省库，且向省府逼索巨款。其动用款项可有案稽者，已达现洋二万万余元，既无长官批示，亦无部处核销，一手遮天，多入私囊。任用多其亲属，政府归其操纵，出门者，每予袒庇，非其私党，加以摧残。
前如王永江被换，郭松龄之激变，果谁为之！近如金融之扰乱，战争之延长又谁致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吾东省人皆知之，而世人或未尽知也。学良忝膺疆寄，畀以重任，待以腹心，诚欲化彼贪顽，共循规道。同人等念其多年共事，曲予包容，不谓彼辈奸险性成，日甚一日，近更暗结党徒，图危国家，念及此，曷胜隐痛，学良与同人再四筹商，佥谓非去此二人，东省大局非徒无建设之望，且将有变乱之萌。大义灭亲，何况交友，毒蛇螯手，壮夫断腕，学良等不敢违弃公谊，徒顾私情，当于真（１１）日召集会议，并邀彼二人列席，当众按状考问，皆已俯首服罪，询谋佥同，即时宣布罪状，按法执行，国家自有定律，非同人等所能轻重，所冀海内明达。
调查内情，乃明真象，特电奉闻。
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张景惠、瞿文选、刘尚清、刘哲、莫德惠、王树翰、沈鸿烈、汤玉麟、袁金铠、真（１１）印。
中华民国十八年一月十一日的⑩
另据报道，杨、常伏法后，社会上谣言颇多，人心浮动，张学良鉴于事关人心安危，国际信用，曾举行记者招待会，谈话要点如下：（一）处决杨、常时确经过相当之法律手续，鄙人万不能作出不合法的事。（二）外间有谓出于党派关系者，目下杨党人人自危，此亦为揣度之言。若论杨党，我张学良为天字第一号的杨党，无论那个杨党也没有我与邻葛的关系深，处置杨党，应当先处置我。此举决无党派关系，完全因为罪迹昭然，不能以私害公。（三）余与杨、常相交至厚，公事既然办了，私情依然得尽，杨、常侵吞公款，决由余私人填补，其家属及财产仍子依法保护，与杨、常有关之人，绝不株连。
与此同时，为尽私人感情，张学良除注意优恤杨常家属，派人为杨、常办理丧事外，还特致函杨夫人，以示慰问、关切之意，信曰：
杨大嫂鉴：
弟同邻葛相交之厚如同手足，但为国家计，弟受人民之嘱托，国家之寄任，不能顾及私情。唐太宗英明之才，古今称颂，建成、元吉之事，又有何策呼？弟受任半载以来，费尽苦心，百方劝导，倩人转述，欲其稍加收敛，勿过跋扈，公事或私人营业，不必一人包办垄断。
不期骄乱性成，日甚一日，毫无悔改之心。如再发生郭（松龄）王（永江）之变，或使东三省再起战祸，弟何以对国家、对人民乎？然论及私交，言之痛心，至于泪下。
弟昨令两日，食未入口，寝未安寐，中心痛耳！关于家中后事，请大嫂放心，弟必尽私情。父母子女，皆如弟有，弟必尽力抚养教育，望大嫂安心治理家务，成其后事为盼。弟之出此书，非欲见谅于嫂，弟之为人，向来公私分明，自问俯仰无愧，可质天日。此书乃尽私交，慰家中老幼，勿奔走流离，胡乱猜疑。已令潘桂庭、葆健之办理后事，一切请同该二人相商可也。
小弟良手启
如大元帅出此，弟必叩首求情。然弟身受重任，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不能不顾及全局，为国家、为人民计也。望大嫂三思而宥之！又及。⑾
不久，杨、常发丧，有儒将风度，在古典文学和古诗词方面造诣颇深的张学良，还痛心地为杨宇霆和常荫槐分别写了挽联。
《张学良挽杨宇霆联》写的是：
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
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⑿
《张学良挽常荫槐联》则是：
天地鉴余心，同为流言悲蔡叔！
江山还汉室，敢因家事罪淮阴！⒀
由上可知，张学良为使杨、常“化彼贪顽，共循轨道”，曾耐心等待，做了不少工作，即使由于对方“奸险性成，日甚一日”，以致不得不“大义灭亲”，而必须以非常手段来处置时，他也尽量抚慰家属，不事株连，力求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可谓仁至义尽，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对于半个多世纪前的这桩历史公案，对于杨、常二人被杀当时的真实情形，不少人仍有疑问，并仍有各种各样的传闻，甚至写在公开出版发行的报纸和书籍里，如司马桑敦在他的《张学良评传》中就引过端纳等人的一些说法，事情与通常所说的似乎完全两样。据这本在美国出版的题为“端纳”的传记谈：
张学良告诉端纳说，有几位老帅的旧属事前密告他，杨、常计划在１月１２日发动兵变，要张学良有所戒备，并建议他勿宁先下手为强。张学良最初不大相信这个情报。
１月８日晚，张学良曾召杨常到他的官邸，他要杨宇霆提出一份关于兵工厂的开支报告，也要常荫槐提出关于铁路交通的年终报告。杨常二人均允在第二天把这报告拿来。
张学良在这时候，为了是否处决杨、常二人曾费了一番思索。他曾取决于命运。他用一块银元打赌。他向空抛出银元，心中祷告：银元落在正面扣起他们，若落在背面便立即处决他们。岂知，银元竟两次都是背面着地。他的夫人在旁说，也许这块银元背面较重，于是，他改变了祷告：正面处决他们，背面扣押他们，不料，这次竟三回都是正面。于是，他下了最后的决心。
１０日晚，张学良再召杨常到官邸。他向二人追问到收支报告和年终报告，但，杨常二人非特拒交出报告，而且两人的回答态度，毋宁加速了张学良的杀机。
杨宇霆冷冷的说：“兵工厂归我管。”意思说，你问这个做什么。而常荫槐更对张学良冷笑说：“你年纪轻，管什么铁路交通事？”
张学良闻言立刻站了起来。他开门喊进他的几名属下，命令他们用手枪向杨常头上开了枪。……
端纳的这本１９４８年出版的传记中谈到的这些情况，与事实有出入，这是自不待言的。但也不能说全不可信，有些事看起来未免玄乎，甚至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却是真实的。比如说张学良掷银元的事吧，原先也半信半疑，实际却是真有其事。刘润援引他对吴靖女士（赵四小姐的嫂嫂）的访问说：“吴靖女士告诉笔者：一九三七年春天，也是‘西安事变’后不久的日子，张学良出于义气，陪送蒋介石回南京。不想蒋介石背信弃义，竟将张学良软禁起来时，赵四小姐离开西安，住到上海张学良将军的寓所。那时，吴靖女士和她的先生赵燕生（赵四小姐的胞哥）从北京来看赵四小姐。有一天，大家在花园中散步，赵四小姐对吴靖女士说：‘六嫂（赵燕生排行第六），少帅在处理杨宇霆、常荫槐时，真是紧张，他一直举棋不定，还是他投掷了三次银币，才下了决心的。’……”⒁
至于杨、常伏法经过，外间传闻不少，在这以后的有关报刊和书籍里，对此事也有记载，但说法不一。笔者认为武育文和张沛汉分别介绍的情况，是比较客观的，因而择其要者加以援引，供读者参阅。
武育文文章在谈到杨、常１月１０日下午同去大帅府，为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逼张签字，张以吃晚饭时间已到相推托，提出晚上再议，杨、常暂离帅府时这样写道：
杨、常走后，张学良立刻打电话召高纪毅进府，时间是下午五点半钟。高进府被张学良召入内室，面授机宜，张向高说：“杨宇霆、常萌槐二人欺我太甚，他们想尽办法，阻挠全国统一，今天又来强迫我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要发表常萌槐为铁路督办，说是为的能够管理中东铁路。事关同苏联的外交问题，这事要办也应该请示南京，从长计议。但他们要我立刻签字发表，太不成话了。现在他们正在回去吃饭，少刻就会回来。我给你命令，立刻将他二人处死，你率领卫士去执行好了。”
高纪毅接受命令后，请示应在何处执行。张学良指示说，就在老虎厅内执行，并嘱咐高说：“你可要小心，他们二人身边都带有手枪的。”高于是配备六名卫士，由高纪毅会同张学良的侍卫副官谭海率领；旋又命令总部卫队统带刘多芬担任帅府内外警卫任务；王以哲担任守备城防治安任务。⒂
对当时历史不太熟悉的读者，也许会觉得，张学良作为东北军政首脑，要除掉象杨、常这样的反对派，还不易如反掌，何需兴师动众？实际，杨、常狡猾，行踪诡秘，并不是那么好制服的。他们一般不随便外出，如若出门，必暗带武器，并有卫队护送。所以，要能比较平静和顺利地将其处决，得先解决他们的卫队，以扫清外围。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当年当过张学良将军副官的张沛汉回忆说：
晚上九点（武育文文章说是七点左右，究竟是几点钟，尚需继续核实——笔者）杨宇霆、常荫槐如期赴约。
当时，帅府有个规矩，外边的人进帅府，不论是谁，一律不准带武器，不准带兵。杨宇霆到哪都有一个警卫连跟着。但是，他的警卫无例外地被挡在帅府外面，被安排在前院的帅府卫队三连住地，因为这是惯例，所以，杨宇霆毫无觉察。他和常荫槐进了帅府，张学良和高洁义（纪毅）陪他们俩打牌。
时值初冬，天气很冷，少帅副官长谭海，事前吩咐锅炉房，要烧好暖气，烧得越热越好。杨宇霆的警卫都穿着皮袄，腰扎武装带，全副武装，安排他们休息的这个屋，暖气热得很，谭海副官长对他们说：“屋里热，大家都把皮带打开吧，今天杨总参议在这打牌要打到十一多钟，大家在这里喝点酒，吃点夜宵。”说着，就吩咐人将桌子摆好，紧接着酒菜就上来了。摆的很丰盛，这帮人一见酒菜就乐了，都毫无顾忌地喝起来了。由于屋里太热，又加上副官长有话，他们都解开了武装带，脱了皮袄，把武器放在一边。这时，外面早已布置停当，帅府卫队把这所房子围得风雨不透。机枪就架在窗户台上，枪口对着酒桌，由于窗户挂着窗帘，从里向外看，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可是从外向里看，却看得一清二楚。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谭海又进屋了，他满满地斟了一杯，然后，又给大家斟满了酒。他举着酒杯说：
“大家跟随杨总参议很辛苦，今天大家多喝点，来，干一杯。”这杯酒喝完，他站起身来，严肃地说：“请大家静一静，今天我有一句话，要跟大家说，中国有句古话，叫作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想你们能够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他提高了嗓门说：“现在大家都站起来，把手举起来，往外走，不准回头，不准伸手，如果谁不守规矩就武力解决。”这时谭海副官长的身后已经站了一排人，个个横眉冷对，端着枪对着这一连人，窗外的机枪都伸了进来，这些人一看，心里也都明白了，有想抵抗的也来不及了。所以，都乖乖的举起了双手，一个接一个的往门外走。门口早有人守候在那里，出来一个捆一个，然后被扔上汽车，整整捆了五卡车，都被送进第一监狱押了起来。
解决了这一连人之后，谭海把一个写着“前院处理完毕”的小纸条，送给了张学良。里面打牌打到十一点左右，张学良对杨宇霆说：“总参议是不是有点渴呀？”杨说：“是有点渴，可我不爱喝水。”张学良说：“有西瓜呀！切个西瓜吧！”杨说：“好啊，拿来吧。”张学良起身出去。⒃
关于随后对杨、常的处决，张、武二文的记述，也不一样，张沛汉谈的与有些文章的说法有类似之处，即都有吃西瓜或以“西瓜来了”、“杀西瓜吃”为号令的情节，看来这是有一定根据的。武育文文章没有这个情节，不等于就没有此事，因这里也还有个对材料的取舍问题。另方面，也要看到，武育文文章虽非作者亲历，但它是根据当事人、而且是高层次的比较权威的人士的回忆资料写成的，具有准确、鲜明的特点，并富有戏剧性。文章说：
一切布置完毕，晚七时左右，杨宇霆、常荫槐来到帅府，径入老虎厅内就座。这时，高纪毅同谭海率六名卫士持枪进入老虎厅，立即对杨、常宣布：“奉长官命令，你们两人阻挠国家统一，着将二位处死，即刻执行。”杨、常闻言，目瞪口呆，脸色苍白，一句话也没说出，当即由六名卫士分为两组执行。杨、常二人分别被两名卫士按住，一名卫士开枪，结束了他们的生命，血染老虎厅。
接着，张学良按照已定的步骤处理善后事宜，连夜以长途电话向南京报告处死杨、常的原因和经过。他还指示高纪毅以军事法庭会审的形式公布杨、常的罪状。张学良又召总部参谋长荣臻和机要处长刘鸣九进府处理善后问题，责成他们写出说明杨、常伏法的两个通电，一个是向南京发的，一个是对东北军政界发的。高纪毅带领他们彻夜工作，通宵达旦。翌晨未明，张学良召集张作相、翟文选、王树翰、臧式毅、郑谦、孙传芳等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进府，说明杨、常事件经过。这些人闻言，惊愕万状，面面相觑，哑然无声。张学良命令郑谦草拟电报，正式报告南京，并布告东北各市县，安定人心。郑谦（总部秘书长）是杨宇霆的亲信，他心惊胆战，提笔沉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过了片刻，郑将笔扔下，起身要走。高纪毅警告他说：“现在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离开。”郑只得坐下，木然不动，仍未动笔。最后由刘鸣九执笔将电报稿拟好。这时开始将杨、常尸体从老虎厅用地毯包裹抬出，放到汽车上，送到南关风雨台姜公祠（杨宇霆为姜登选修的祠堂）装棺，并通知他们的家属和亲友吊祭。枪杀杨、常的第二天，高纪毅跑到水簸箕胡同郭松龄家，给郭松龄的父亲叩头说：“我们给茂宸报仇了！”可见郭的部下是十分痛恨杨宇霆的。张学良又把刘统带（即刘多荃）叫来，嘱咐他说：“你赶快去慰问杨大嫂、常大嫂，各送慰问费一万元。”张还指示部下，杨常被处死，不株连他人，“罪不及妻孥”。⒄读了上述几段文字，杨、常事件的概况，应该说比较清楚了。但对此事的看法却不尽相同，对张学良这一异乎寻常的举动认为可以理解和谅解的，说他做对了，清除了东北政权中的隐患，从此再无后顾之忧；对此有异议者，则深感遗憾，认为他做错了，甚至认为这属于军阀递嬗变迁中常有的现象，是一桩一时冲动的不该发生的杀人案。另外，围绕杨、常的功过是非，也有论争。如他们二人究竟是爱国者还是卖国者？究竟是才华出众的有功之臣，还是专横跋扈、暗结党徒、图谋不轨的罪人？究竟是张学良聪明自用、自毁长城，还是杨、常咎由自取、多行不义？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这里，笔者不想作仲裁，也无意对此进行更多的考证，那是历史学家的事。不过，有一点也是不可否认的，这便是张学良与杨、常的冲突决不是偶然的，这里既有远由，也有近因，既有历史的恩怨，也有现实的矛盾，既是日益明显的权利之争，也是思想性格方面的不可调和的冲突的表现，这也正象司马桑敦所指出的：
……东北军政大权的支配人，既然由老帅换了少帅，杨宇霆的存在条件事实上业已大大打了折扣。原因极简单，杨宇霆能够侍候好张作霖，未必能够侍候好张学良。
老实说，张学良和他老子有相像的地方，也有不相像的地方。而杨宇霆的人物个性，正好是为张学良所最不喜欢的一种人物个性。
比如：杨宇霆是善解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的一种人物。
一九一六年，杨宇霆和郭松龄一同奉命代表奉军出席张勋在徐州召开的督军团会议，当发现这个会议实为复辟铺路时，郭松龄主张立即退出，而杨宇霆则不肯退出，结果，杨留而郭退。这里看出郭的书生气，而杨则就显得在政治上不太计较是非了。杨宇霆显然注重权变之术。在北京时，他反对奉军退守关外，主张要和国民革命军抵抗下去，并非他在政治思想上有所坚持，而是他相信奉军在南北各方矛盾之间，能有纵横运用的余地，认为奉军在关内仍有可为。这一点，张学良和他不同。张学良是从道理上，是非上，感到奉军已不可为，而且尤其不愿和国民党分庭抗礼下去。
杨宇霆替张作霖经手办理对日外交和铁路交涉，在周旋于芳泽谦吉、山本条太郎、町野武马诗人之间，杨的手法是无视小节，不惜欺诈，老帅张作霖似乎感到颇为得体；但张学良似乎不欣赏这一套。老帅死后，杨宇霆在向南京妥协上和对日联系上，主张中有些软硬互见、忽上忽下，其目的要在左右逢源，这是一种纵横捭阖之策。但，在执意求定树立权力基础的张学良来说，这种摇摆式的主张，勿宁是一种绝大的困惑，等于要陷他于进退失据。这样的杨宇霆，绝不会取得张学良的欢心。
杨宇霆又是一种上谄而下傲的人物。他侍候绿林出身的老帅，能甘于颐指气使，低声下气。如处理北京高等法院院长涉嫌贿纵鲍罗廷妻的案子时，杨宇霆曾当众高喊“大帅开恩了”等等，便了结一桩重案。但，一旦大权在握时，他又能排除异己，树敌结怨，毫不容情。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在整理奉军时，他就大胆的树立新派，把张景惠、张作相等老派人物都排挤在外；郭松龄叛张前后，他更利用老帅的信任地位，几乎把奉军中的讲武堂派都踩在脚底下。所以，当张学良怀疑杨宇霆携贰的时候，说杨坏话的，可能就有当年的老派人物。张学良告端纳有老帅旧属向他告密者，此中可能就是张景惠或张作相之流。据说，当张学良方在迟疑不定，不知如何对杨下手的时候，张作相便曾给他打气说：你是英雄之后，应该有种！
至于郭松龄的旧部，更都恨杨宇霆入骨。杨宇霆被杀以后，相传参与执行枪杀的高纪毅曾说：这是替郭茂辰（郭松龄字）报仇，我当然义不容辞！此中便看出杨宇霆在人情上的重要缺陷了。
京报曾评杨宇霆，抱有大志，清晨即起，不溺声色，这一点，杨宇霆和郭松龄有相像的地方。但，郭松龄讲原则，有强烈的是非观念，这就大不同于杨宇霆。而且，尤其重要的是，郭松龄的军中地位是靠张学良而起，而杨宇霆是靠老帅张作霖而起。所以，郭松龄有条件成为张学良言听计从的朋友，而且可以做之师，也可以做之友；杨宇霆则完全相反。杨宇霆纵然在张学良面前不倚老卖老，唯因其在老帅面前有过声势煊赫的前历，他就自然而然的在少帅面前，既不能做之师也不能做之友了。
张学良之于郭松龄，是他正在渴于是非，渴于知识，渴于爱情的时候，所以，郭松龄能成为他个人的和事业的伙伴，但，现在的张学良所需要的是权力，而杨宇霆正好是站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障碍。⒅
这些从实际出发的分析评论，无疑是客观的，颇有见地的。至于对这种作法不赞成、认为是一种杀伐，是其父“当年草莽天下时的余风”（见《张学良评传》）就未免言重了。是的，我们不文过饰非，或搞什么“为亲者讳”那一套，但也不过于苛求一个涉世不深、年仅二十七岁的青年；更何况从大的原则上看，应该说他的决断没有错，是把大局、把国家民族利益摆在了首位的。有人说，这时他实际已由封建军阀将领开始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了，这个问题的实质正在于此。论断不是没有道理的。
看到这一点和看不到或不承认这一点，是大不相同的。
从另方面看，从皇姑屯事件的爆发到东北易帜、枪毙杨、常，这在东北来说，确是个多事之秋，张学良任重道远，是不言而喻的。但也要看到，他并未退缩，也未压垮，而是沉着冷静，有主见，有魄力，特别是处理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时，还真有点运筹帷幄，力挽狂澜的大将风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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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⑤⑥⑧⒂　薛景平：《杨宇霆其人其事》，《沈阳文史资料》第十辑，１９８５年６月出版。
②⒄武育文：《杨常事件始末》，《沈阳文史资料》第十辑，１９８５年６月出版。
④　荆有岩：《奉系军阀“惑星”杨宇霆事》。
⑦　河本大作：《我杀死了张作霖》，载《沈阳文史资料》第一辑，１９８１年６月出版。
⑨⑾⑿⒀　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２日《新晨报》。
⑩　《张学良将军资料选》，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１月出版。
⒁　刘润：《张学良真的掷过银元吗？》，载１９８５年１月２０日《文汇报》。
⒃　张沛汉口述，孙震、王维佐、郑连方整理：《十年戎马紧相随》中部分章节，载《东南西北》１９８７年第２期，原题为：《目击五十年前的两桩公案》。
⒅　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香港〕星辉图书公司１９８６年７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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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四风流”话短长
提起赵四小姐，人们很自然会想起“赵四风流朱五狂”这句诗。这是怎么回事？原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军不战而退往关内，造成东北沦陷，引起国人不满，纷纷指责张学良“不抵抗”，当时广西有个名流马君武，还写了《哀沈阳》一诗，批评张学良，所谓“赵四风流”云云，就是那首诗中的话。作者由于不明真相，不知内情，委屈了纯属按照蒋介石不抵抗命令行事的张学良，放过了本当严厉谴责的推行不抵抗主义的蒋介石，这当然是欠妥的。不过，由此事却使原本默默无闻的赵四小姐，忽然名扬天下，使她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女子，竟然成为名噪一时的风流人物，则是马氏始料不及的。
赵四小姐，如前所说，是由于那首尽管有些偏颇、然而却流传甚广、激发人们御侮救亡的爱国精神的诗，而大出风头的。不过，她的情况怎么样？她究竟是个怎样的女性，人们并不了解，有些从想象或想当然出发的人也许还会认为她必定是个搔首弄姿的妖艳女子，或者是个衣饰华丽、只知游乐的交际花吧。其实，正相反，赵四小姐是个道道地地的大家闺秀，是个纯朴而又心地善良的姑娘。她原籍浙东兰溪，出身于一个颇有名望的官宦之家。但她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天津度过的。在十五、六岁以前，她在天津上学，是个刻苦用功、成绩优异的学生。她父亲名叫赵庆华，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担任过津浦、沪宁、沪杭甬、广九等铁路局的局长、政府交通次长、东三省外交顾问等职务。但她母亲却是平民出身，是位贤慧、勤劳的妇女。这对她有着良好的影响。象她这样一位达官显贵的千金小姐，以后竟能数十年如一日地陪伴着身陷囹圄的张学良，忍受着世间难以想象的幽禁的熬煎和折磨，这需要有多么坚强的意志和勇气啊！显然，这绝不是偶然的，她本身素质好，有美好的情操，这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与母亲的言传身教，也是分不开的。不过，她的母亲也有她的不幸和辛酸，这也正象陆静嫣、李兰云、吴靖（她们都是赵四小姐当年的女友和亲属）三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在怀念她们的“失群小妹”赵四小姐的文章中所说的：
我们小时都管四妹的母亲叫好姆妈，她待人好极了。
四妹的父亲赵庆华老伯先娶好姆妈，生下大儿子后，又娶了一位名门闺秀。据说这位赵伯母在拜堂时，发现一旁有个男孩也在叩头，才知道赵老伯早已娶妻生子。照常理，后来的这位赵伯母应当是二太太，可是好姆妈的娘家门弟不高，反倒屈居第二位，从此无声无势。平日，赵家来客或请客时，常见赵伯母稍事应酬便和女牌友打牌去了，好姆妈则里里外外忙着招待客人，还从不怠慢我们这些小辈儿。如今回想好姆妈的为人与境况，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话剧《雷雨》中的鲁妈。不过，好姆妈没有象鲁妈那样抛下儿子出走，而是忍辱负重留居在家，把全部心思放在抚养子女上。好姆妈生育了三个女儿和三个儿子——四妹和她的二姐、三姐、大哥、三哥、六哥。①
也许正是母亲的美德，在她身上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吧，所以那时她虽然生活在灯红酒绿之中，却仍然不骄不奢，朴朴素素。平日里，她总是头剪短发，穿着一般女学生常穿的那种高领斜襟儿短衫，深色的裙子，蓝袜布鞋，只在节日或参加晚会时，才穿上比较鲜艳的服装。她爱整洁，不爱打扮，但由于她身材苗条，端庄俊秀，有一种象璞玉或水晶般的典雅、纯洁、玲珑剔透的天然的美，反倒愈加显得溢光流彩，楚楚动人，强似浓妆艳抹千百倍。
赵四小姐于一九一二年出生在香港，乳名香生；又因为她刚巧诞生在霞光绮丽的早晨，父亲特为她取名叫“绮霞”。长大以后，她还有“赵媞”、“一荻”等名字。不过，那时在家里用这些名字称呼她的人不多，因为这一来是这些名字不是那么顺口，二来也是因为她兄弟姊妹多，她家有六弟兄，四姐妹，家里人对孩子们的称谓爱按年龄大小排行，因为她是四个女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所以家里的人都亲昵地称她香香、小妹或赵四。由于她是父母的老生闺女，人又格外灵巧，性情温柔，知书识礼，所以深得父母宠爱，视为掌上明珠。后来，她与张学良结为亲眷后，亦仍保持这种温文尔雅、朴实无华而又克勤克俭的美德。这也正如肖涵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一荻非常聪颖，她每到一地，就很快学会当地的方言。她原籍江苏（应为浙江——引者），从小生活在天津，说的是浓重的天津话。在张公馆里，她操一口地道的东北话，和傅学文（邵力子夫人）在一起，她就用流利的上海话和她交谈。陪同张学良将军到欧洲后，她很快又学会了英语。一荻很勤劳，尤工于女红。在她卧室里，到处放着从英国带回来的各种刊物，她只要看看杂志上的图案，就会在衣物上编织出相同的图案来。她利用一切空闲时间，手脚不停地编织，已织成整箱的衣物。②
赵四小姐生在香港，但她对香港并没有什么印象，因为那时她年纪小，她只记得从她记事时起她们就家居天津了。是的，那时已是民国时代了，满清统治时闭关锁国的现象有了一些改变。但由于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各派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所以仍是一个“大陆龙蛇起，江南风雨多”的年代。不过，那时天津倒还平静，这里在近代历史上虽然也是风云变幻，但与内地比，局势总还算稳定一些，加之地处京华要津，水陆交通便利，商业繁荣，所以在此居住的达官显要颇多。赵四小姐的父亲虽不能说位极显赫，却也名声不小，所以家里人来客去的应酬颇多。不过，对这些赵四小姐从不过问，上有父母、下有兄嫂和几个姐姐，都由他们照应，她是大树底下好乘凉，也落得个逍遥自在。
那时，在天津居住的官僚政客以及他们的亲眷不仅人数多，而且大都沾亲带故，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各种饮宴游乐也颇频繁。当时她的几个姐姐是常参加这些活动的，有时也想拉她去见见世面，她总以功课忙为借口婉言谢绝。那时她正在天津的中西女子中学念书，功课忙也是事实，但更主要的是她爱静不爱动，对那些活动不感兴趣。如果不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人生当中某些意想不到的机缘，终于打破了她那闭塞、狭小的生活天地，使她终于涉足社交界，并得以与张学良结识，那她的未来就将是另一番景象了。
他们是不期而遇，偶然熟悉起来的。因为赵家的这几位姑娘虽然都生得艳姿夺目，可性格却大不相同。大姐已经出嫁了，二姐、三姐是开通的新女性，爱动不爱静，并特别喜欢跳舞，总是穿着入时的漂亮服装，经常出入社交场所。赵四小姐虽然也受到“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不愿恪守深闺，但表现形式却是不同的。她关心时局，喜欢探讨国家的前途、人类的命运，所以她喜欢读书，勤于反思，而对于社交、穿戴和各种游乐，却无兴趣。为此，她还常挨姐姐的骂，说她是个小傻瓜呢。后来，是由于姐姐们的再三鼓动，她才稍稍有些动心，多少改变了一下她那孤僻、单调的生活，偶而也出去玩一玩了。不过，看得出来，那是有点勉强的，就象个没见过多少世面的村姑那样，是怀着好奇而又迷惘的心情，作为姐姐们的不大为人注意的“小尾巴”，有时在社交场合偶而闪现一下，却又很快销声匿迹了。那时别说别人，就连她那见多识广的姐姐们也不会料到，这个无意表现自己、只爱啃书本和见了生人还不免有些羞涩的赵四姑娘，很快将会成为一颗明亮的红星！
意想不到的机缘与转折终于出现了。
这就是她与张学良的结识与相爱。
关于他们的初识和交往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人们的说法不大一致。不过，在大的方面是比较接近的，这就是他们的结识是在１９２６年前后，地点是在天津，原来，“当时，北洋政府中有些达官贵人，嫌在北京过私生活有些拘束，便常溜到天津在交际场中品酒赏花，高歌酣舞，玩个痛快。一荻好奇，常到那里看热闹。张学良的天津私邸在旧法租界三十二号路五十四号，三层洋楼，颇为精美。惟无天井，如集聚多人开盛大宴会，未免狭窄难容。他有时路过天津也小作勾留。一荻经大姐绛雪（即冯武越爱人）介绍，与之相识。一个豆蔻年华，一个英姿飒爽，互相爱慕，结成密友……一九二八年一荻赴沈阳入学深造，天津谣传她已失踪”③。
与此说一致、并对张、赵二人那缠绵悱恻的爱情作了更为生动细致描述的还有赵云声的《赵四小姐与张学良将军》，其中谈到：
舞会开始了。一时间花香鬓彩，酣歌妙舞，双双对对，裙带飘飞。
偌大个舞厅，唯一没有步入舞池的是一位年约十六七岁的窈窕少女。她静静地坐在大厅角落一张供休息用的圆桌旁，一边喝着茶，一边手托香腮，观看着人们跳舞。……她是随其姊姊赵绛雪、姐夫冯武越一起来看热闹的。
赵四今天并没有象那些名媛贵妇那样，打扮得花枝招展，珠光宝气，她只是随意在紧身衣外罩了一件粉红色的百褶拖地纱裙，但这样一来，却变得更加醒目突出了。……
赵四在姐姐的陪伴下，默默地坐在一角，喝着姐夫刚刚送过来的饮料。但她无论何时抬头，几乎都能感受到从舞池里流射过来的目光……赵四感到很讨厌。
“姐姐，姐夫，我回去了。”
绛雪刚欲开口说服赵四，这时舞场上突然荡起了一阵轻轻地骚动，人们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了舞厅的入口处。
“你看，少帅来了！”
……张学良带着微笑走入舞厅，他摘下军帽，露出了一头油黑的长发。副官们连忙接了过去，并上前帮他脱去了斗篷，里面穿的是一身笔挺的白色西服，系着一条深底红条的领带，红白相映，越发显得英姿勃发，风度翩翩。
赵四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以致姐姐绛雪领着侍者端来咖啡，她都浑然不觉。
“少帅，怎么不认识我了？”
一个穿着华丽入时、举止风骚妖冶的年轻女人正一摇一摆地迎上张学良……
张学良望着她那故作娇媚的样子，眉头一蹙，抬手将她胳膊轻轻地推开说：
“对不起，我有点事得出去一下。另外，我就便在这里正式声明，今后别总是少帅少帅的，请你们以后能真呼我的名字，或者干脆叫我的官职也可以，但就是不要再少帅少帅的，这种称呼我不爱听！”
…………
“姐姐，张学良为什么不愿意人家叫他少帅呢？”
“他认为‘少帅’这称呼是由‘老帅’因袭下来的，有点近乎‘衙内’，会让人看低他，觉得他是倚仗父亲的权势，这是他最反感的。他主张人要自强自立，一切凭自身的才智！”
听到这儿，赵四不禁对张学良肃然起敬，使她感到一种心灵的沟通……
“好哇绛雪，你竟在背后议论我！
绛雪连忙回头一看，只见张学良不知何时来到了他们身后，她慌忙站起来，冲着含笑的张学良，尊了一声：
“军团长，您好！”
绛雪一面恭敬地叫着，一面在桌下用脚踢了踢赵四，示意她快点站起来。
赵四万没想到张学良会到跟前来，所以一时慌乱得很厉害。她怯怯地站了起来，脸羞得绯红，低着头只管抚弄着身上的裙带，嘴张了几下，却竟没有吐出一个字来。
张学良刚才并没有发现赵四，直到赵四站起来，他竟被她那国色天香式的超人美貌所惊服了。……
“绛雪，这位小姐是你什么人？过去怎么没见过？”
绛雪见张学良发问，连忙趋前一步说：
“军团长，这是我最小的妹妹，排行老四，名叫绮霞。
因为她在读中学，从没到过这种社交场所……”
绛雪说到这，转身冲着妹妹说：
“绮霞，还不快叫军团长！”
“少，少帅——！”
赵四一开口，不知怎地叫出了张学良刚刚声明最反感的称呼，姐姐和赵四都有些紧张，可是张学良却毫不介意，相反地，他恭敬地还了一礼，说：
“四小姐，您好！”
舞曲又响起来了……张学良将手伸向了赵四小姐，微笑着说：
“可以吗？”
姐姐绛雪见张学良邀请赵四跳舞，她连忙走过去，刚想解释说妹妹不会跳舞，但她的话音还未及出口，只见赵四已默默地挽起了少帅的胳膊，双双飘入了舞池。④但关于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初识，也有另外的说法，这便是孙玉清的《张学良在台湾》、曹振中的《将军手拨乾坤转，淑女心期玉雪清——朱洛筠谈张学良夫人赵一荻》以及张德荣在《红粉知己——张学良和赵绮霞的爱情》中的介绍，前者说：
张学良一九二八年时任陆军第三方面军军团长，经常来往于北平、天津之间，公余之暇常去由赵四小姐的哥哥赵道先任总经理的天津大华饭店舞厅跳舞，在那里与赵四小姐相识，并一见钟情。⑤
曹振中文章则说：
大约在一九二六年前后，绮霞的姐姐赵二和赵三已届成年，开始参加社交活动，出入交际场所。当时有名的交际场所是蔡公馆。蔡公馆的主人，是张学良三弟张学曾的岳丈，曾留学德国，颇有西洋派头，经常在府内举办舞会，放映电影，邀请天津大家子女参加玩乐。经常到此参加娱乐活动的还有绮霞的六哥赵燕生，我的哥哥朱海北，还有汤国桢、朱光沐、张学铭、张学曾和张学良等。其时绮霞年纪才十几岁，起先出于好奇，随姐姐去舞场观看，后来和张学良相识，很快成为朋友。此后有一年暑期，天津诗家眷属子女多去北戴河海滨避暑，张学良、赵绮霞在那里相会了，从此感情日益亲密起来。⑥
张德荣对于张、赵之间这桩爱情轶事的记述，与孙玉清的说法比较接近，但也不完全相同，他写得更为淋漓酣畅：
这天，赵氏三姐妹又来大华饭店跳舞。她们翩翩步入舞厅左侧的休息室，只见哥哥正同一位年轻的军官谈得热乎。
赵道生见三个姐妹来到，忙起身指着她们向那军官介绍道：“张将军！请认识一下，这三位是鄙人的胞妹……”一一介绍过，又对三位妹妹道：“你们晓得他是谁吗？他就是我常给你们讲的少帅张学良将军。”
张学良微笑着逐一同他们握手寒暄：“很高兴结识你们……”
赵道生做了个请的手势说：“张将军，请坐了叙话。”
大家各自在沙发上坐下来。侍者端上咖啡放在茶几上，躬身退了下去。
赵道生看了张学良一眼，满怀敬意地问三个妹妹：
“张将军是当代知名的爱国将领。为了反对日本对东北同胞的侵略和压迫，毅然拒绝了日寇高官厚禄的利诱，决心拥护国民党的‘中央政府’，现任陆军第三方面军军团长兼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张将军很喜欢跳舞。今日你们能结识这样一位舞伴，实在太荣幸了。”
大家正说笑着，有人来请赵道生去接电话。赵说声“失陪”，起身出去了。这时，舞厅那边传来音乐声，赵二急着要去跳舞，拽了赵三告辞了出去。室内只剩下张学良和赵四。通过适才短暂的交谈，张学良注意到，赵氏三姐妹虽属一母同胞，风度气质却大相径庭。赵二和赵三衣着花枝招展，但妖艳有余，本色不足，给人一种轻佻放荡和矫揉造作之感。赵四就不同了，尽管淡妆素裹，不施粉黛，反而透出一种天然的美来，而此种天然之美给人的诱惑力，又是那种经过着意修饰的美所望尘莫及的。更给他好感的是，这位四小姐不仅举止文雅，性情温和，尤其思想开通，言语间每每含着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意味，实可引为同志了。这样想着，心灵深处蓦地涌起一股浓烈的爱慕之情。
这时的赵四，虽只十五、六岁，却已到了女子情窦初开的时期。她见这位张将军果然英俊飒爽，结实健壮，眉宇间凝结着一种为常人所缺乏的勃发英气，特别是谈吐不俗，虽为军人，却无丝毫武夫的粗野之气，正是闻名不如见面了。更听兄长说他是位爱国将领，不自觉地将他和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联在了一起，愈加景仰，一股莫名其妙的情潮猛烈地冲击着青春的心扉，顿感相见恨晚。正想和他谈点什么，忽见对方那犀利的目光，正痴痴地盯着自己，颇觉羞赧，双颊立刻泛起两朵红云，忙又低下头，掩饰地用纤纤玉指捏弄着衣角。……⑦
看来，上述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根据，具体情节虽有出入，而且也不排除其中的某些描述的传说性质，但从作者对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初识的心理和精神风貌的描绘来看，还是掌握分寸，严肃认真的。不过那时他们毕竟还是初次接触，彼此都留下了好的印象，算是认识了，其他问题还是谈不上的。特别是，那时候赵四小姐年纪还小，又正在读书，更不善于交际，跳舞常常是只跟姐姐或别的女友跳，连同男子跳舞（与张学良的一次跳舞算是例外）都还很不习惯，她哪会思虑什么儿女情长呢。而这一点却偏偏引起了张学良的注意：她那俊俏美丽的容貌，那乌黑深沉的眼睛，那闪动着蓝色光彩的秀发，那袅袅婷婷的身材，以及那显然还带有明显的孩子气的异常天真纯朴的个性，都使他久久难以忘怀。
但最初也仅此而已，其它的事，还都不可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然而，时间长了，接触的次数多了，从正处于豆蔻年华的赵四小姐来说，感情不可能不发生变化。这首先表现在自从认识了张学良以后，她参加社交活动明显增多了，胆子也比过去大些了，不再那样羞怯、那样怕见生人了，比如她不仅敢于大大方方地同男子跳舞，而且与亲朋之间的一些青年男女也有了更多的交往。不过这些对她来说，总如过眼云烟，转瞬就全淡忘了，唯独仪表堂堂、开朗洒脱、一向对她彬彬有礼的张学良，却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那时他们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因为张学良重任在身，军务繁忙，尽管他爱玩，尤爱跳舞，但社交活动仍不能不有所减少。不过，只要有他参加，赵四小姐也总是要来的。她来不一定就跳舞，却仍旧喜欢当观众，并特别爱听张学良谈话，爱看他和姐姐们跳舞。他那穿着合体的白色西服的魁梧的体魄，那明朗、坚毅的脸，那剑一样的浓眉，那如清泉般清澈明亮的眼睛，特别是那生气勃勃、气宇轩昂的神态，都使她产生了一种新奇的仰慕之情。而自从有了这种似水的柔情，她就常常变得焦躁不安起来，希望能够经常见到他，同他跳舞，听他讲话。但当她冷静下来，却又暗暗责怪自己胡思乱想，因为对方对自己是怎么看的，她全然不知，如果他并无此意，岂不成为一厢情愿，自作多情吗？这，多不好意思呀！
当然，赵四小姐也清楚，即使张学良也有此意，他们的交往，也还是会有不少非议和阻力的。因为张学良比她大十二岁，并且他早在十五岁时，就与比她大三岁的于凤至结婚了。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象张学良那样的家庭，是不足为奇的。当年的蒋介石，不也是这么小的年纪，就在溪口与年过二十的毛福梅结婚了吗？但作为赵四小姐这样一位大家闺秀来说，若是真的与他接近，同他交友，风言风语是少不了的，光是比较守旧的父亲那一关，就难通过。从另方面看，自尊心很强的赵四小姐，也决不是那种嫌贫爱富、贪图享受、甘心屈尊去做姨太太的女子。她之所以对张学良有好感，是因为她对张学良的才华和威名，对他作为一个著名的年轻的爱国将领的敬慕，是他那英武豪爽的风度吸引和感动了她，但是，对那些有损自己尊严的事，她也还是决不会去做的。所以有一个时期，她思想上很矛盾，一度甚至认为这完全是不可能的，而把这个念头置诸脑后，并尽量想把这个最早闯进她心中、使她最早受到一种新奇而又执著的情潮的冲击，并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初恋的甜蜜和痛苦滋味的男子，从自己的记忆中抹掉。
可是，这说来轻巧，做起来并不容易。因为爱情这个美妙的、往往带有某种浪漫色彩的意念，是有它一定的特殊性的，人们一旦萌发了这种爱慕之情，想摆脱它或把它忘掉，那往往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有时甚至是物极必反，愈是压抑它愈是要强烈地表现出来呢！
当然，话又说回来，如果张学良并无此意，或者发觉了她感情的变化，而疏远了她，这个尚在萌芽状态的爱情之花，也许会逐渐凋谢，印象会变得淡漠起来的。可是，使人忧虑的是，张学良也同样忘不了她！这说来也怪，以他那样的名望和家庭环境，与他有些交往的男宾女流不能算少，其中也不乏姿色艳丽的姣姣者，但对他来说，都不过是来去匆匆的过客，是从不往心里去的，唯独对于默默无闻而又天真纯朴的赵四小姐却另眼相看，一见倾心。所以他希望能常常见到她，教她跳舞，跟她说话，凡是她要去的场合，他必到场，并且兴致极浓；反之，不管多么热闹的地方，她如不在，那就大为减色，什么都引不起他的兴趣，往往是略事应酬，就早早退场了。很明显，他们在相爱。只不过彼此都还把它埋在心底，没有说破罢了。有时候，当他俩单独在一起时，张学良好象想对她说点什么，却又未说。他似乎顾虑重重，又象有什么难言之隐，所以有好几次，他都是欲言又止，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在赵四小姐这方面，实际上也是有许多心里话想向他倾吐，可由于这样的事她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自然更是羞于启齿，指望她采取更主动的行动，那当然是不现实的。也许张学良终于领悟到这一点了，所以有一次当他们又在轻歌曼舞、余韵飘飏的舞厅里相遇时，他终于决心要把自己的心里话讲给她听了。
“绮霞，请！”当第一支舞曲响起时，张学良就兴致勃勃地与赵四小姐跳起舞来，并同她亲密地交谈着。“上次蔡公馆办舞会，你怎么没来呀？”张学良亲切地询问着，这天他显得非常轻松愉快。
“学校要月考，我忙着复习功课哩。”
“啊，你真用功，怪不得人家都说你是女秀才哩。”
“哪里，哪里，他们净瞎说。”
“瞎说，不，我看还说得不够哩。”
“不够？什么不够？”
“对你的印象和评价呀。”
“这又怎么啦？”
“我直说，你不会介意吧？”
“不会。”
“你，你不仅是女秀才，人也非常……”
“非常什么呀，非常调皮是不是？”
“啊，这……”赵四小姐打破沙锅纹（问）到底，使得张学良不得不以实相告了：“嗯，调皮是有那么一点儿，不过，我要说的不是这，而是说你人也长得非常美啊！”
赵四小姐很高兴。但还是不好意思地皱了皱眉头：“你也跟着他们乱说了。”
“不，这是真的，”张学良默默地望着她那略带责备但却显得更加娇媚的脸，喃喃地说，“怎么，你不信？”
“不信。”
“啊，调皮！咱们认识时间不短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呀？”
“喂，可你这么说，有什么根据呢？”
“我的眼睛就是最好的根据。”
“不，你过讲了。”
“哪里，我向来是不会奉承人的。”
“可对我……”
“对你也一样，我都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真的？”
“真的，请原谅，我还要说，你不仅端庄素雅，白璧无瑕，而且象一块玲珑剔透的璞玉，有一种天生的丽质，恬淡圣洁的美！”
“啊，你这是在作诗吧？我哪配呢？’
“不，你配，你就是这样的。”张学良好象非要把她说服不可似的，一再向她坦露心曲：“其实，你不知道，这也正是……”
“正是什么？你讲呀！”赵四小姐看他话到嘴边，又不说了，而且有时语无伦次，象是有些神魂颠倒的样子，就孩子气地说：“你今天是怎么啦，是不是酒喝多了？”
“不，没有，”张学良见赵四小姐兴致很好，同她跳舞，已不象先前那样拘束，而是显得从容不迫，落落大方，现在她舞步轻盈，如风送莲花，婆娑回旋，进退自如，飘然欲仙，所以张学良也更加兴奋了。“其实，人不见得只有喝酒才会醉呀，只要跟你在一起，我也会陶醉的，这就叫酒不醉人人自醉嘛。”
“真是会这样吗？你刚才说：‘这也正是……’好象有话还没说完，你还想说什么，请继续说吧。”心细如发的赵四小姐与张学良一边跳舞，一边仔细观察着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这，对于一个才只有十六岁的女孩子来说，可也真不容易呀。
“是的，我还有话要说的，不过……”张学良原本是个爽快人，不知为什么，这天晚上突然变得有些吞吞吐吐了。
“不过什么呀，有话就说嘛。”
“我直说了，你不会生气吧？”
“我不生气，我喜欢直来直去。”
“啊，这么说，我是非说不可了？”
“当然。”
“啊，绮霞，请原谅我的冒昧。”张学良满怀激情而又小心翼翼地说。人有时是很奇怪的，就说张学良吧，他虽然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了，可是在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普普通通、比他还小十多岁的年轻姑娘面前，却有些精神恍惚、局促不安起来。而之所以会这样，不正是因为他在深深地爱着她吗？这对他来说，恐怕还是从未有过的经历吧？不过，他此刻还是克制着自己，尽量谨慎地挑选着最委婉的言词：“绮霞，是这样的，我是说，你是我所见到的最有个性最可爱的女子，你身上的这些美好的东西，正是我梦寐以求的，也是我衷心爱慕的，我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很好的朋友，今后常见面，常在一起谈谈好吗？”
张学良一席话，使赵四小姐感到无比的亲切和温暖，其实，这不也正是她早就想说而未说出来的话吗？她哪会有什么异议呢？但张学良是唯恐失礼的。看，他是多么稳重呀！他说的这些，同浪漫小说上所写的那种求爱、求婚的语言、场景是完全不同的，没有花前月下、卿卿我我那些玫瑰色的气氛，也没有哥呀妹呀、死呀活呀那样的海誓山盟，这与其说是求爱，不如说倒更象个大哥哥正以十分关切和爱护的态度在同自己的小妹妹谈心。但赵四小姐喜欢他刚才所说的那些诚恳坦直的话，喜欢他这种自尊、也更尊重别人的态度。张学良虽然没有什么信誓旦旦的表白，也没有什么动听的甜言蜜语，但她从他那容光焕发的面容上，从他那满含爱恋之情的目光里，发现他对自己的确是深为眷恋的，一种令人沉醉的幸福感，使她的心不禁怦然跳动，脸也腾地红了。
张学良不明其故，因问道：“绮霞，你怎么不说话呀？刚才我说的你同意吗？”
赵四小姐看他那诚惶诚恐的样子，未开言却先噗哧笑了。
这下张学良更纳闷了，又问道：“绮霞，你笑什么，是不是我太冒昧，说了不该说的话呢？如果是这样，那就请你原谅……”
赵四小姐正欲回答，一支舞曲已经演奏完毕，该退场了，她从张学良手中抽出自己那由于分外欢愉而有点潮湿的小手，与他一同向外走去。她在准备离开他时，才羞涩然而也是很严肃地回答了他的问话：“同你在一起我感到很高兴。你没有说什么不该说的话，你说的我全同意。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既然象你说的，我们要成为志同道合的很好的朋友，那我这一生就不再交第二个男朋友……”
这天晚上，当张学良驱车返回住地时，夜已很深了，当时万籁俱寂，星月迷濛。由于他又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特别是他终于听到了赵四小姐如此动情的回音，他怎能不由衷地感到喜悦和兴奋呢？透过洁白的窗纱，他凝视着星汉灿烂的夜空，一个时期以来的动荡不定的局势，他的家庭和他个人二十多年的坎坷遭际与欢欣，犹如奔腾不息的激流，又一齐涌上心头，使他久久难以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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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陆静嫣、李兰云、吴靖：《草长莺飞春暮怀人风雨江南——怀念在台湾的赵一荻四妹》，载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１９日——１２月２４日《团结报》。
②　肖涵：《西安事变中的四位女性》，载《名人传记》１９８６年第２期。
③　王益知：《张学良外纪》，载《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５年第３期。
④　赵云声：《赵四小姐与张学良将军》，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此系摘引。
⑤　孙玉清：《张学良在台湾》，载《新观察》１９８５年第２期。
⑥　曹振中：《将军手拨乾坤转，淑女心期玉雪清——朱洛筠谈张学良夫人赵一荻》，载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１９日——１２月２４日《团结报》。
⑦　张德荣：《红粉知己——张学良和赵绮霞的爱情》，载《名人传记》１９８６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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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难见真情
“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美好幸福的时刻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并使人甚感留恋的。张学良非常珍视他与赵四小姐的爱情与友谊，殷盼能够常见面，希望常常在一起，但由于战乱频繁，形势动荡，张学良想在关内多住些日子的愿望已无法实现，而不得不又于戎马倥偬中过着飘泊不定的战斗生活，与赵四小姐也从此天各一方、难得再有见面的机会了。
张学良自父亲遇难、临危受命、主政东北后，层出不穷的公务就使他忙得不可开交。那时，国内外政治斗争风云变幻，特别是列强对东北的粗暴的干涉和侵扰，国内各派军阀之间的时而联合、时而分裂的战争，以及他们围绕东北去向问题的明争暗斗，都使张学良时刻处于矛盾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他简直有些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甚至焦头烂额了。所以这个时期，他是紧张、惶惑而又异常疲倦的，一方面千头万绪、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一方面又总象身边缺少了点什么似的，有一种茫然若失的孤独感。每当夜深人静、他处理完了一天的繁忙的公务，独自到庭院里走一走，以便使自己那显然有些过度劳累的神经，能够稍稍松弛一下时，他就会很自然地想起赵四小姐，想起他们在天津和北戴河度过的那些难忘的时光：那清澈碧蓝的海水，那飘动着片片白云的明丽的天空，那如梦幻般的微风轻拂的月夜，那宽阔平展的金色沙滩上的长长的身影，……但最使他感动、最使他动情的还是赵四小姐对他的爱，是她的真纯，是她那象水晶般的美好的心灵。他认为，她不仅是爱他，不仅是对他怀着真挚的依恋之情，而且也最了解他，最理解他内心的隐秘和他那对她的火一样的热情。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曾有这么一件事，那还是他们初恋的日子，他见赵四小姐总喜欢在胸前带一个很精致的鸡心饰物。那饰物造型优美、玲珑剔透，犹如一颗灿烂的宝石，令人欣羡。出于好奇，张学良想让她取下来，让他仔细欣赏一下，赵四小姐羞涩地一笑，却拒绝了，就好象内中还有什么秘密似的。后来，由于赵四小姐偶然疏忽，张学良终于得到了这个饰物，他不看犹可，看了不禁喜出望外，原来饰物是空心的，打开看时，里面端端正正镶嵌着的并非它物，而是张学良的一张小照片！上面还用很秀丽的小字写着“真爱我者是他！”这怎能不使张学良怦然心动，对赵四小姐更加钟情呢！所以，他常想当此多事之时，当此心力交瘁、倍感孤寂之际，若是有她在自己身边，该有多好？这样不仅能常常见面，可以谈心，而且那不是又多了一位精明的参谋和得力助手吗？若是往常，他早就跑到她的身边去了，可现在他怎能走得开呢？他辗转反侧，终于想到还是给她写封信去，请她来沈阳一趟，能够留下来当然更好，万一不能久留，住些日子，再返回天津也行。所以他当即展纸挥笔，给赵四小姐写了一封简短的、但却是热情诚挚的信，信中主要谈到别后的思念之情，他早欲前往探望，无奈家遭不幸，千斤重担，集于一身，终难成行，接着提出请她来沈相会。这一来是久不相见，很想同她见面；二来沈阳虽不象天津那么繁华，但她的秋天，还是很美的。同时，这里的教育条件也不错，来此之后，可以就地入学，继续深造。
张学良的这封从沈阳发出的写于１９２８年秋天的信，因为战乱和其他原因，在路上曾耽搁了些时间，但赵四小姐还是收到了。
那时，她仍住在天津，由于与张学良分别后，很长时间没有收到他的来信，正为此隐隐有些着急呢，现在终于来信了。少帅对她仍是那么体贴入微，还约她去沈阳会面，她怎能不满心欢喜呢！想到他们多时不见，而从他目前的心情和处境来看，他是有很多话要对她说的，也正是非常需要她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她就觉得，张学良的这个邀请是不能拒绝的。但一想到父亲的反对，母亲的愁容，以及可能遭到的非议，她又犹豫起来。原来，她的父亲比较守旧，虽然做了北洋政府的官、也算民国时代的新派人物了，但对他的这个四丫头与张学良交往却很不赞成。这倒还不是门第观念，张家虽非诗礼传家，却也名声不小。那末，是不是他对张氏家族怀有什么成见呢？好象也不是，原来张作霖住在天津时，他们还有一些交往呢。他之所以对这门亲事持反对态度，最主要的还是一种因袭的伦理道德观念，因为在他看来，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天经地义。什么自由恋爱，私订终身，乐与英雄结良缘，等等，全是荒诞不经的谬论邪说，是大逆不道的。所以，儿女的婚事，应由他作主，选个在天津或北京的门当户对的人家，明媒正娶地把女儿嫁出去，这既体面，又维护了家庭的尊严。很明显，女儿与少帅接近，他已颇为不悦，若说她还要千里迢迢去沈阳，那他是决不会允许的。如今要把去沈阳的事说出来，不仅沈阳去不成，还可能会惹出一场风波来。所以赵四小姐思量：若真是这样，倒不如来个快刀斩乱麻，就此离家出走，这样既可避免诸如说媒定亲之类的纠缠，也可尽早与张学良见面。至于学业，到了沈阳不是仍可继续求学深造吗？所以她决定立即去沈阳，而同父母亲也只好不辞而别了。
其实，如果父亲不是那么固执（当然这其中也有其他的原因，如家庭内部的分歧，社会上别有用心的人的渲染挑拨等），能够稍稍体谅一下女儿的心，她怎么能会连个招呼也不打，说走就走呢？尽管如此，她还是怀着恋恋不舍的情感踏上了新的旅程。她流着眼泪在内心里默默地呼唤着：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对不住你们，我没有跟你们商量就走了，我这是实在无法啊！不是我不爱父母，也不是孩儿不孝，是您太不理解孩儿的心啊！
在一个深夜里，赵四小姐独自从天津搭上了去沈阳的火车。
一对饱尝离别之苦的恋人，终于在阳光明丽的金色的北陵幸福地相会了。
危难见真情。张学良对赵四小姐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决然来沈与他相会，是满怀感激之情的，这对他来说，在精神上确实是个很大的慰藉。
但在赵四小姐这方面，心里却并不是那么踏实，因自她来沈阳之后，在天津那边，就有不少谣言。好事之徒，乘机兴风作浪，说三道四，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有些小报，也借题发挥，大作文章，说她失踪了，或云她已私奔等等。在她的家里，也引起轩然大波，除了她的母亲和对她比较同情的几个哥哥姐姐外，也是一片反对声。特别是平时一向疼爱她的父亲，暴跳如雷，似乎是对她再也不能原谅了。本来，父亲为官清廉，是个耿直人，平日对她也是关怀备至的，但他却受不了这个刺激，认为女儿的行为有辱门庭，使他无脸见人，所以在盛怒之下，登报与她断绝父女关系，并决定从此引退，不再为官！
事情竟然发展到这个地步，是赵四小姐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的，所以这使她非常痛苦。另方面，她同于凤至的关系也不是象后来那样融洽。“她初到沈，于凤至不许进‘大帅府’，住在府后一小楼内，有门可通。后来始在‘帅府’大青楼内特辟一室，作为她的闺闼，有时还住在北陵别墅。一九三○年张学良赴南京开会，于凤至久慕沪滨之胜，偕二弟学敏及一荻诸人，由南京到上海一游，住沧洲饭店。王晓籁等于华懋饭店设宴招待，独一荻只身留在‘沧州’不许抛头露面。她在外受乃父严谴，内被于凤至摆布的忍气吞声情况下，对张学良的感情不但没有心灰意懒，相反地更为积极，生一男孩，由于代为抚养。”①由此不难看到，在她初到沈阳时，日子并不是那么顺心。她孤独，她寂寞，甚至受冷遇，遭奚落，处在她那样的地位，在张学良那样一个还颇为封建的家庭里，她的遭遇并不为过。但说她被于凤至摆布的忍气吞声，似乎象小媳妇似的，整天提心吊胆过日子，那也不是。当然，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使于凤至有些不快，甚至产生过一些怨恨的情绪，这也自在情理之中。但于凤至是个博学多才而又非常贤慧的女性，对此事她采取了克制和宽容的态度，既未同张学良争吵过，也没有虐待过这位远道而来的赵四姑娘。特别是后来，“当她和赵一荻相识在北陵，并亲自把她接回帅府以后，那个曾经在头脑中萦绕的妖冶娇矜的天津姑娘，逐渐被一位举止端庄、处事谨慎的善良小妹妹所代替。女人的心都是相通的。当于凤至得知赵一荻如何冒然出走、与父亲断绝关系以后，她的心头不知不觉地滋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同情和怜悯，她与她之间的芥蒂在逐渐消除。”②她的处境也日益好转了。这原因固然是由于人们出于对少帅的尊重，但更主要的还是赵四小姐的平等待人与善良。如果说因此她终于取得了于凤至和帅府内各方亲眷的谅解与信任，那末，赵四小姐在随后的东北易帜和诛杀杨、常这些大事上的聪明果断，就更赢得了张家上上下下的好感。
赵四小姐在东北易帜问题上是支持少帅的，杨、常居功自傲，处处与少帅作对，她和于凤至也都亲眼看见，均甚愤慨。所以在掷银元以卜吉凶时，他俩也都在场，那还真有点紧张呢：
张学良对此（杨、常的专横——引者）虽也如梗在喉，但他念及杨、常的才干和他们追随大帅的功绩，总是心存余虑，委决不下。最后，于凤至为他出了个主意，让他在大帅灵前占卜算命，以求天意。
一天傍晚，少夫人着人布置好灵堂，摆好桌案，点起香炉，然后请来赵四，讲明原委，于是张学良手执一块银元开始卜算。他们约定，连抛三次，若是三次银元的袁大头都朝下，就谋杀杨、常；如果朝上，便不宜杀戮。卜卦时，于凤至站在方桌旁极为紧张。张学良抛了一次，朝下；第二次，依然朝下；待抛第三次时，银元噹啷一声，落到了桌子底下，于凤至随眼望去，心头倏然一惊，原是大头朝上落在了地板上。这时，只见站在桌子对面的赵四弯下腰，去捡拾银元，于凤至望着她心里怦怦直跳。赵四看了于凤至一眼，待放到桌面上时，仍是大头朝下！于是，于凤至高声叫起来：“又是朝下！”
张学良见此结果，回转身朝大帅灵堂深深一躬：“这乃是天意！”于是，在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张学良便以“破坏统一，阻挠新政”的罪名，枪杀了杨、常……
这两桩大事之后，于凤至渐渐对赵四产生了好感。看出她不仅耿耿忠心，全力扶佐张学良，而且柔中有刚，具有中国帷幄之才。她觉得张学良年少气盛，身边的确需要这么一个既精明又贴己的人物。在日常生活上，于凤至通过细细观察，也认定赵四的投奔张学良，的确是倾心钟爱，人家身为大家闺秀，处在这种不明不白的情妇地位，既无怨言，又能宽容忍让。赵四的这种脾气秉性，逐渐地赢得了于凤至的敬重和喜爱。她觉得，赵四的很多才干，是自己所不能取代的，如果自己能和赵四配合起来，一内一外，自己管帅府内务，让她帮助汉卿协理政务，二人一心，鼎力相助，这不仅可以使张学良免去内顾之忧，更会帮助他的事业龙腾虎跃的！③
赵四小姐的聪明和虔诚（赵四小姐初入帅府的境遇，父亲声明使她精神受到的打击，也使张学良深感不安，但为保持家庭的和睦，似乎也无法作出其他的选择，他早也说过，他们的结合“将没有夫人名义，对外国称她为自己的秘书；对中国人称之为侍从小姐。”这些她都不计较，对爱情毫不动摇），得到了令人欣慰的报偿，从此以后她不再顾影自怜，过那种深居简出的幽居生活了，而是在大帅府终于有了一席之地，算是初步站住了脚。而且，处境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这以后，也还遇到过一些风波和困难，但她对张学良却始终是情有所钟，坚定不移。从这时起，直到西安事变前的七八年间，她与于凤至一直同张学良生活在一起，再也没有分离。①　王益知：《张学良外纪》，载《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５年第３期。②　赵春江、窦应泰：《少帅夫人》，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６月出版。③　赵云声：《赵四小姐与张学良将军》，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九·一八”，“九·一八”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张学良喜欢跳舞，爱看戏，对音乐、歌曲并无多大兴趣。但这支凄切、哀婉的歌，却真正拨动了他的心弦。那字字血、声声泪的歌词，那满含深情、悲壮苍凉和令人心碎的曲调，常使他歌未罢，热泪流。
是的，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忘不了，忘不了，他永远忘不了那个阴暗的秋季，那个风云突变的最黑暗的夜晚……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次令人震惊的民族大浩劫的开始，是中国人民的空前严重的国难。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非自三十年代始，早在上个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时就开始了。他们对台湾、澎湖列岛的霸占，对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的掠夺，对无辜的中国居民的血腥屠杀，就已将他们的狰狞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１９２８年的皇姑屯事件，他们用阴谋手段炸死张作霖，实际是武装吞并东北的信号，是欲乘乱占领东三省，只是由于当时东北当局的镇静，制造了张氏轻伤未死的假象；同时日本统治集团也没有完全准备好，才未酿成大乱。
但日本人鲸吞东北、亡我中华之心未死，在此之后，它仍继续加紧扩军备战，准备进行新的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加之自东北易主，由少帅张学良执政后，始终奉行反日爱国政策，他“修建与‘满铁’（日本经营的南满铁路的简称）并行的铁路，以期夺回失去的铁路权益，改青天白日旗，拥护统一。这些爱国行动，在日本军阀看来，都是反对和伤害日本的具体表现，是绝对不能允许和容忍的。乃下决心采取措施干掉张学良，把中国的统治权驱逐出东北，实现其侵略野心。”①另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１９２９年末，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持续较久的经济危机，日本首当其冲，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混乱，民怨沸腾，为了摆脱自身的困境，它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悍然于１９３１年秋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罪魁祸首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是无异的；而蒋介石的妥协退让，一再下令不许抵抗，终于铸成大错，也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但他却总是错误归别人，功劳归自己，甚至让张学良当他的替罪羊，这当然是很不公平的。但大敌当前，军人守土有责，张学良始而经不住蒋的拉拢引诱，不顾东北存在的危险状态，移兵关内，造成东北边防空虚，留下后患；继而完全听命于蒋介石，领兵入关，卷入内战的漩涡，长期远离自己的根据地，进驻北平，乐不思蜀，也是不能辞其咎的；说他是迫不得已，完全是奉命行事，丢失东北似乎是莫可耐何，有苦难言，无可指责，把过失全推到客观方面，显然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当然，话又说回来，对此也不能绝对化、简单化。张学良的“东北易帜”，以及“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从维护国家统一、避免战乱、以利于人民休养生息这个角度看，还是应当肯定的；对于他在这方面的积极的贡献，完全抹煞，也是欠妥的。同时，也还要看到，张学良在这个时期虽然有些消沉，但他的爱国思想并未泯灭。在那个多事之秋，尽管他身患重病，一直住在北平的一所医院里，但他对家乡、对地处边陲的东北地区的局势，特别是日本人的动向，仍然是密切注意的。不料，蒋介石却反其道而行之，竟指示对日军的任何挑衅不许抵抗，这不能不使他大惑不解，甚为惊诧。与日本帝国主义誓不两立、对他们的挑衅和侵略行径一向深恶痛绝的张学良，怎能设想让他在敌人的进攻面前打不还手、甚至干那种委曲求全、妥协退让的可耻勾当呢？可是蒋介石的指示和电报就放在他面前，正所谓白纸黑字，军令如山，作为军人，又怎能违抗上级命令？所以一个时期以来，他的病情虽有好转，但思想上的苦闷，却更加重了。赵四小姐看他精神萎靡，郁郁寡欢，怕这会使他的病再加重，所以总想法劝慰，有时也陪他出去走一走，以求散心解闷。可是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东北时局不稳，就象一块石头压在他的心上，他的心情怎能舒畅得起来呢！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这时，蒋介石要在石家庄与他会见，张学良只好乘车前往。
这次会见不是在宾馆，而是在列车上进行的。当时，蒋、张二人的专车并停在一处，张即下车，独自登上蒋的专车。
说起来似乎有些难以置信，然而实际却是千真万确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冷冷清清的火车站的一角，在一节很不显眼、不大为人注意的车厢里，蒋介石向张学良面授机宜，进行了一次不寻常的谈话。
读者也许会问：此话怎讲？回答也简单，说它不寻常，主要是指这次会见的突然性和他对时间地点的选择，而谈话的内容却并没有多少新东西，蒋介石无非是对张学良放心不下，提醒他日本人很可能挑起更大的冲突，但我们绝对不能打，并把他那套“战必亡”的论调重述一遍，给张学良再打一次“防疫针”而已。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国弱民穷，不论在哪些方面都是不能与日本人相比的，不抵抗还能维持一段时间，如若抵抗，就会家破国亡。所以，日本人是万万得罪不得的，并特别强调对日本的侵略“我们不要还手”，“如果我们还手，在国际上就讲不清了。我们不还手，让他打，在国际联盟里好说话。”这使张学良颇感为难。他唯蒋之命是从吧，实在于心不忍，同时也会落下骂名，甚至成为历史的罪人；如果拒绝听从，就是违背中央命令，得罪了蒋介石不说，还会使东北军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所以，这次在石家庄的匆忙的会见，他从蒋那里没有得到什么摆脱困境的妙策，反而更加重了他的不安。赵四小姐见他自打从石家庄回来后，就心神不宁，总象有什么心事似的，就关心地问：“汉卿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张学良摇摇头，却不说话。
赵四小姐是何等聪明的人，她的眼睛比镜子还明亮，张学良有什么心事，怎能瞒得过她？她这时虽然不能完全猜准，但也知道了个十之七八，她认为这肯定与石家庄之行有关，所以，又问道：“那你是怎么了？是不是东三省出事了？”
张学良不想把事情说破，只摇头苦笑，象有什么难言之隐。
赵四小姐见他这样，越发觉得事关重大，而必须让他把实情讲出来，也好有个商量，所以进一步询问道：“在石家庄委员长跟你谈了些什么，是不是挨了他的训了？”
“挨训，不，不，”因对前不久的那次谈话想不通，这些天一直忧心忡忡的张学良见赵四小姐单刀直入地把问题挑明了，才不得不停住脚步，谈论这个使他很不愉快的话题：“委员长要是真的给我个下马威，要是他真的因我抗日不力而训斥我，那我倒高兴了，可现在事情刚好正相反！”
“相反？是怎么回事？”
“哼，一提这事我就冒火！”张学良愤慨地说，“他找我谈话不是鼓励我杀敌报国，而是怕我感情用事不听命令，原来他害怕日本人，怕我抗日，怕我在东北给他捅了漏子，不好收拾。”
“啊，原来是这样？！”赵四小姐觉得问题复杂了，她立即产生了许多疑问，“那么，现在形势到底如何？日本人打的什么主意？难道他们真的要挑起战争吗？”
“是的。”张学良心情沉重地说，“现在日本人在东北调兵遣将，磨刀霍霍，看来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
“既然如此，就得早作准备。”赵四小姐也疑虑重重地说，“我甚至还觉得，这次会见是有点反常的，他早不见你，晚不见你，偏偏在这个时候把你找去，这会是偶然的吗？”“嗯，有道理。”张学良好象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说：“关于东北局势严重的事，他提到了，只是说得较为含糊，或者也可说是有所暗示。但是对于不抵抗问题却三令五申，生怕我一时冲动同日本人发生冲突。”
赵四小姐听他这么说，联想到蒋介石在张学良病入医院后发来的《铣电》，以及最近一个时期频繁的指示，匆忙的召见，这一切显然都不是孤立的，说不定东北要有什么麻烦，还是让他果断决策为好，所以她提醒少帅：“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日本人是怎样谋害先大帅的，这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汉卿，此事关系重大，可万万不能掉以轻心啊！”
但张学良却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他默默地在室内走一走，停一停，似乎极力想寻找一条比较稳妥的出路，终不可得。
一向关心国事、沉着冷静的赵四小姐，同样为此感到不安。但她知道，张学良决不是那种贪生怕死、逆来顺受、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人，他之所以面有难色，显然还是与那个不准抵抗的电报和前不久的石家庄谈话有关。然而，那个电报是有问题的，她觉得可以不理睬，如果把它当作一个金箍咒，使自己不敢越雷池一步，甚至把国恨家仇完全置诸脑后，这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不论从局部还是全局来看，也不论是从当前或长远来看，都是会带来严重后果的，所以，她不顾一切地向少帅大胆进言：“我看硬叫对凶恶的敌人不加抵抗是不对的，这个命令是下错了！人们常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守土抗战，抵御外侮，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每个公民、特别是军人的神圣职责，这是连小学生也都懂得的道理，难道他堂堂委员长竟连这点起码的常识都不懂吗？”
“啊，这个，他当然是清楚的，”张学良停住脚步，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嘲弄地微微一笑，“可理归理，做归做，在国民党内部，言行不一的人，难道还少吗？他们有几个是言行一致的？再说，你讲他错了，可他却认为他满有道理，比如说什么如果我们抵抗，在国际上就讲不清了，如果我们不还手，证明我们确系受害者，这样‘国联’就会出来说话。日本也是九国非战条约的参加者，他若再挑衅，就输了理。蒋委员长要我们忍耐，而绝不能衅自我开！”
“什么？靠‘国联’？它会为我们伸冤？笑话！”赵四小姐轻蔑地说：“‘国联’不是救世主，‘国联’是以各帝国主义列强为中心的组织，它并不代表弱小民族，怎么能指望它帮助中国呢？从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总是侵略中国，抢中国的东西，屠杀中国的老百姓，他们什么时候帮助过中国人，什么时候替中国的老百姓说过话？既然‘国联’是靠不住的，而且即使它说了话，日本人也不一定会听，明知这是不现实的，而又要拿这个作为不抵抗主义的借口，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张学良无言以对。平心而论，他对赵四小姐的精辟见解是十分赞同，也是颇为敬佩的。但他思前想后，又总觉得要他不听从蒋的命令，也很难办，因为不光是现在形势不同，他的处境也今非昔比。过去有大帅在，他们可以自成一体，能够独立自主，而自老帅去世，东北易帜，成为国民党政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后，他就没有象过去那么自由了。同时他对蒋介石也有些捉摸不透，光看到在一个时期内蒋介石对他“很好”（可不是，１９３０年的中原大战，阎锡山、冯玉祥等都与蒋打得难解难分，蒋处境危险，是张学良率兵入关，武装调停，才使蒋转败为胜，统一了北方，他怎能不笑脸相迎呢），什么全国海陆空军副司令啦，什么华北大块的地盘啦，什么鸣炮十九响的盛大欢迎啦，什么“得友如兄，死无憾矣”的肉麻吹捧啦。“这些，本是蒋介石拉拢实力军阀惯用的手法，不足为奇，可是年轻单纯、缺乏政治经验的张学良却受宠若惊，飘飘然陷入对蒋介石无限信赖之中”②。也正是在这种感激和显然带有某些盲目乐观的思想支配下，他长期住在北平，远离家业祖坟，并不断抽调主力入关，放松了东北的防务，致使日本伺机增兵，东北沦亡，迫在眉睫，他才有些着急了，然而又被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捆住了手脚，他怎能不深感忧虑呢？这些想法，他只埋在心底，很少与外人道及。但赵四小姐理解了，她说是说，劝是劝，可毕竟人微言轻，身单力薄，正所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特别是看到张学良确也有他的难处，便不再多谈。只是，看他原本虚弱的病体，如今更加消瘦了，就有些担心，怕他愁坏了身子，所以就和于凤至商量，劝他出去散散心。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才在这一年秋天的一个夜晚，由两位女士陪同，来到了北平的中和戏院。那晚，是他的朋友梅兰芳博士演出他的拿手好戏《宇宙锋》。但戏未看完，他就被一个紧急电话叫了出去。
原来，沈阳出事了！电话是留在沈阳的公署参谋长荣臻打来的，据他说，日军派工兵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湖（在沈阳以北约五华里的地方，是个小村庄）一段路轨，企图制造列车颠覆事件，却反诬是北大营的中国兵干的（这完全是弥天大谎，因为“作假总会露出它的马脚，当夜乘坐从长春到大连的满铁客车中外旅客，都证明列车是准时驰抵沈阳站的，没有铁路被破坏迟阻列车运行的事实。伪满洲国成立后，还在柳条湖东铁路旁边竖立一个碑，碑文记载该处即是“九·一八”中国兵破坏铁路地点。“八·一五”日本投降，这个碑就被柳条湖一带村民，给推倒砸坏了。”③当然，也有人谈，铁路当时确有所损坏，那是日本人贼喊捉贼，自己偷偷干的，只是由于爆炸力较小，铁路损坏不很严重，加之，这里是下坡路，所以炸后列车还是顺利通过了），并以此为借口，悍然向我东北军驻地之一的北大营开枪开炮，发动进攻，复又袭击沈阳，恣意屠杀中国人民，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沈阳危急！
东三省危急！
张学良怒不可遏，焦急地守在电话机旁：
“副司令，军情十万火急，东北将士在等候您的命令！……”
张学良听着电话里的催叫，望着屋中人们一张张焦灼盼望的表情，他清楚人们的心在想什么，在盼望什么。
他知道，只要从他口中说出一个“打”字，东三省将士那早已郁积在枪口的愤怒就会倾泻而出，与日寇浴血奋战。这是人们所期待的，也是张学良渴望已久的为父报仇的时机！
他停下脚步，猛地将手向下一劈，似乎下了一个巨大的决心，从墙角快步走到电话机旁。他抓起电话，正欲下达反击命令时，一低头陡地看到了玻璃板下压着的一帧照片。这是张学良去年抵达南京时与蒋介石合照的，蒋介石穿着戎装，旁边的横幅上大字标语是“欢迎竭诚拥护中央的张副司令”。看着这张照片，张学良怵然一惊！
蒋介石那双眯起的眼睛，仿佛在紧紧地盯视着自己，似乎在说：难道你不想服从中央了吗？张学良打了个寒噤，他情不自己地抬起左手摸了下西装上衣的口袋，这里装着蒋介石昨晚打来的电报，他重申如遇日军挑衅不准抵抗之意。这时，张学良的左手就象被烫了一下似的，连忙从胸部放了下来。伴随着这一动作，张学良刚才的冲动消失了，他对着话筒的语调变得象背书一样机械而又没有生气：
“目前沈阳空虚，抵抗无益，请转告各级将士，应避免冲突，勿逞一时之愤，忍辱负重，以待‘国联’处理。
总之一句话，不要抵抗！”
这几句机械的命令，好象耗尽了张学良全身的力气似的，只见他手足颤抖，脸色惨白，身体一软，瘫坐在了电话机旁！
人们连忙拥过去，将张学良搀扶到长沙发上。④
这段真切生动的记述，令人信服地表明，张学良是要抗日的，不战而退不是他的本意。可是，为什么他又违心地执行蒋介石的这个错误命令呢？这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重要因素则是他认为抗日要依靠全国，要考虑南京中央的意图，东北不能单独行动。所以当他冷静下来后，立即向南京发出十万火急的电报，报告情况，候中央解决。但这时的南京却群龙无首，惊慌失措：
沈阳惊变电告南京，国民党中枢的铁腕人物均到江西、湖南指挥内战去了，仅有于右任、戴季陶、丁惟汾、朱培德及吴稚晖、邵元冲、朱家骅、王正廷等这般人物空守石头城。他们慌作一团，急电蒋介石回宁主持一切。
开了一次中央临时常会，因蒋介石不在，什么问题也决定不了。南京这边在踢皮球，东北那边的日军逞凶，一日之内占领了沈阳、海城、大石桥、公主岭、四平、开原、昌图、长春、凤凰城及营口、抚顺等要地。日军在沈阳俘获东北当局要员荣臻等十一人。王以哲率残部巾沈阳向南撤退。⑤
形势瞬息万变，日寇气焰愈加嚣张：
……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连同大批军火、二百六十架飞机，一夜之间，全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之手；紧接着，在以后的一周内，日军侵占了辽宁、吉林两省的三十多个城市。同年十一月日军攻占了黑龙江省。次年一月份，占领了辽西通往关内的重要通道锦州。仅仅四个多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三千万同胞呻吟于侵略军的铁蹄之下。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全中国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在全世界横行的开始。其野蛮凶恶的侵略行为，震惊了全中国，也震惊了全世界。⑥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推动下，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当时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强烈反对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９月２８日，南京和上海的请愿学生包围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痛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蒋介石在中央军校也受到学生的正气凛然的质问。由于人们一时不明真相，对张学良也有批评，有谴责，甚至称他为“不抵抗将军”，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也要看到，他这时对抗日虽不坚决，但与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蒋介石是不同的。他想对日作战，后来也确实进行过抵抗，做了些抗战的工作，如“九·一八”事变后，他组织了辽、吉、黑三省临时抗日政府，指挥了锦州、榆关、热河的抵抗，给予在白山黑水间与日寇进行殊死斗争的东北义勇军以热情支持等。但在那时，这些显然还是很不够的，国人对他的表现仍然感到失望。曾几何时，以果断易帜和维护国家统一而名声大震的张学良，只不过一年光景，竟成众矢之的，而这种大起大落的转折，从时间上来说，刚好是１９３０年９月１８日他发表支持蒋介石的“巧电”后一周年的同一天，这是不寻常的，值得深思的。崔义忠撰文议论说：
“九·一八”事变，人们可能熟知，而“九·一八”巧电就鲜为人知了。
一九三○年四月，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爆发了一场空前混战——中原大战。冯、阎、桂三派共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军总司令”，纠集六十万大军，讨伐蒋介石。蒋介石也调兵遣将，率五十万大军与冯、阎军厮杀于豫、鲁、皖，战火燃遍了整个中原，双方打了四个多月，互有胜负，难分高低。这时，拥兵关外，保持“中立”的张学良东北军的向背，成了决定双方胜负的重要因素。于是，张学良成了双方都极力拉拢的人物。一时北宁线上，党政要人奔走如梭，少帅府邸更是说客盈门。双方封官许愿，一再加码。年轻的少帅在这令人扑朔迷离、眼花缭乱的外交攻势下，几经选择，终于，从“统一国家”“维护中央”的立场出发，决定支持蒋介石。九月十八日，这天的电报韵目是“巧”字，张学良发表了震动全国的巧电，表态“拥护中央”、“呼吁和平”，随即发兵入关，反蒋联军顿时乱作一团，阎锡山退避三舍，望风而逃，一下退回山西，使东北军一枪未发，轻而易举地接收了北平、天津；冯玉祥众叛亲离，四面楚歌，部下纷纷倒戈投蒋，十月五日，阎、冯联电张学良，表示愿意停战，听候和平解决。十月十五日，阎、冯便联袂下野。至此，历时半年的中原大战以蒋氏胜利而告结束。由于张学良助蒋立了大功，南京政府委任他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特邀他参加国民党四中全会，新闻界也对他大肆吹捧宣传。
一时，少帅声誉鹊起，名扬天下。
然而好景不长，“九·一八”事变的炮声响了。也许日本人有意给这位少帅开玩笑，竟选在他发表巧电一周年这一天进攻沈阳。由于张学良事先已得到蒋介石的指示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于是指示东北军执行中央不抵抗命令，退入关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年前，东北军一枪未发就占领了平津，而这一次也是一枪未发便把沈阳交给了日军。三个月后，整个东北便尽陷敌手。顿时，全国舆论哗然，张学良以“不抵抗将军”的臭名被唾骂一时。
张学良的两个“九·一八”，真是荣至耻极。
或许，这两个相同日子只是偶然的巧合，但这两个事件本身却不能说没有必然的联系。“九·一八”巧电发表后，东北军大量入关，造成东北军边防严重空虚，使得日本乘虚而入。张学良把蒋个人看成了“统一的标志”、“国家的化身”，发兵入关是维护中央，他退兵入关是服从领袖。两次入关，似出一理。可以肯定，如果没有“九·一八巧电”，“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北军决不会一枪不发放弃沈阳。⑦
…………
这里有必要补叙一笔的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的部属大多数都撤到关内了，但也有一小部分官员由于形势急转直下，未能脱身。从东北当局上层人物来说，荣臻、臧式毅等十一人就都作了日军的俘虏，被囚禁起来了。不过，他们与一般普通的俘虏是有区别的，因为日本人想利用这些头面人物为他们效劳，所以对他们是比较优待的。但多数人还是不愿意跟着日本人走的，只有曾任辽宁省省长的臧式毅和张景惠等少数人动摇了。可是臧母却是位铁骨铮铮的老人，是凛然不可侵犯的。原来：
臧式毅的母亲是个深明大义的人，他岂肯让儿子沦为汉奸，遂想方设法营救儿子出狱。但左思右想不得其法。最后只好一着，让儿子为国尽忠殉节算了。于是通融看守，给儿子送饭。日本人本来就要拉拢臧式毅，母亲送饭也不便阻挡。臧式毅吃罢母亲送来的饭，把碗底翻过来看时，不由得浑身颤抖起来，原来碗底下嵌了一下子大烟膏。他顿时明白了，这是母亲让他服毒自尽，以全名节。不料，臧式毅思忖一会儿，又将饭碗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母亲。
后来，臧式毅终于当了汉奸，成了伪满洲国的奉天省省长。他母亲得知这一消息，便把那大烟膏从碗底抠出来，吞进自己肚子里。
国难中的母与子，就这样一个玉碎，一个瓦全。儿子成了民族的罪人，母亲成了抗日的一面旗帜！⑧
“九·一八”事变是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在三十年代所遭到的一次触目惊心的劫难，同时它也是个充满着屈辱和悲愤的血泪交迸的时刻。年轻的张学良由于受到蒋介石的腐蚀，错误地执行了不抵抗政策，丢掉东北，一失足成千古恨，这对他来说是个深刻的教训，这是显而易见的。但从另方面看，侵略者的炮声也唤醒了广大的人民群众，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抗日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也使一些趋炎附势、见利忘义之徒暴露了他们的卑劣的嘴脸。这也就是说，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既有象马占山、蔡廷锴那样英勇不屈的抗日爱国将领，有象臧式毅母亲这样宁死不屈和具有高尚民族气节的人，也有象臧式毅、张景惠这种不惜充当汉奸的民族败类。这实际也充分显示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九·一八”事变象警钟，也象一面镜子，围绕这一重大历史事变所呈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景象，不也是十分引人注目而又发人深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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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　惠德安：《张学良将军轶事》，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６月出版。
②　陈崇桥：《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思想之发展》，未刊稿。
④　赵云声：《赵四小姐与张学良将军》，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⑤　张同新：《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１１月出版。
⑥　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⑦　崔义忠：《“九·一八”的巧合》，载《西安晚报》。
⑧　引自《文摘报》，原作者：徐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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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落平原
东北沦陷，丧国亡师的主要责任者虽然不是张学良，但他还是深感愧对三千万东北同胞，所以“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他便在长城布防，准备进行保卫长城口、保卫热河之战，并急向南京求援。
但南京对此反映冷淡。蒋介石正在江西忙于“剿共”，虽然碰得头破血流，连前敌总指挥张辉瓒都成了红军的俘虏，但他仍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仍然继续调兵遣将，准备对红军进行更大规模的“围剿”，所以对什么保卫热河、什么长城抗战，是不感兴趣的。他认为，日军攻势正盛，锐不可挡，热河是守不住的。然而鉴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舆论方面的压力很大，对张学良的要求他不便拒绝，因为他如不作出一些抗日的姿态，不说别的，就是在国民党内部，也是很难站得住脚的。所以，他的所谓支持，只不过是打发他的妻兄宋子文等人去趟北平，讲些冠冕堂皇的漂亮话，开些空头支票而已。
也许，下面的这个场面，会使我们更能窥视蒋介石“支持”热河抗战的奥秘：
“蒋介石摇着大折扇，对坐在他对面一位戴金丝眼镜、穿白西装的中年男子侃侃而谈：‘我当然不是想真打。真打，我们打不过人家。我说过，我们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人打仗呢？打，是非亡国不行的！’
“中年男子耸耸肩膀，不得要领地：‘又打又不打，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嘛！’
“身穿白色绸缎绣花旗袍的宋美龄嗔怪地对宋子文：‘大哥，你听他把话说完！’
“蒋介石扳着指头，说服地：‘是啊，子文，你想想看，现在反对我的人都打起了抗日的旗号，胡汉民、冯玉祥……就连亲日的汪精卫也发通电指责我不抗日……’
“宋子文：‘不尽然嘛，张汉卿并不反对你嘛……’
“蒋介石：‘嗯，是的，汉卿情绪很大，如果我再不提保卫热河，保卫长城口，他那里更没法交待了。’
“宋子文赞同地：‘也好，这样我们在英美面前也不至于太丢脸。那么，我们何时动身去北平啊？’
“蒋介石欣赏着扇面上的山水画，轻描淡写地：‘我嘛，这里离不开就不去了。你以代理行政院长的身份到北平帮助汉卿安排一下就可以了。’
“宋子文惊讶地：‘怎么，这样大的事你不去？汉卿向我要人，要钱，要武器，我怎么办？到时候我兑现不了的。’
“蒋介石看着宋子文笑道：‘你是财神爷，你到哪里哪里就会感到在钱的方面是有保障的，这就够啦！人、钱和武器还要用在剿共上面。先安内后攘外，方针不变。’
“宋子文脸色阴沉地：‘打麻雀还要丢一把米呢，你一点本钱不下，我这个代理行政院长去干什么？！’
“蒋介石叹了口气：‘是啊，论私人情谊，汉卿有恩于我，我视之如手足……可我是当今中国的最高统帅，不能感情用事啊！……这样吧，子文，你相机行事好了，不会让汉卿吃亏的。’
“宋子文起身告辞……望着宋子文离去的背影，蒋介石故作不解地：‘子文怎么不高兴啊？’
“宋美龄瞪了蒋介石一眼：‘你给他开的是空头支票，他能高兴起来吗？’
“蒋介石摇看扇子说：‘他会使张学良高兴起来的！’”①说起蒋介石这位有“中国的摩根”之称的姻兄，倒也还是个颇不简单的人，在蒋介石统治中国的二十多年间，他始终为国民党政权效劳，权势不小，与蒋介石及宋美龄都过从甚密，关系非同寻常。但他们之间也有分歧，有争执，有矛盾，如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最初就住在宋子文家里。后来张学良去找蒋介石，准备返回西安，可蒋介石托病不见，还打算报复。宋子文得知，很不高兴，问他说话算不算数，蒋介石大发雷霆，说张犯上作乱，决不能放他回去。据曾在蒋介石侍从室工作过的居亦侨（原名徐少珊）回忆，那次蒋宋争得面红耳赤，蒋介石怒气冲冲地“走出办公室，宋子文用脚踢门，拼命跺地板，大骂蒋介石”。后来，他气得一度离开了南京，跑到上海去了。不过，在那个时期，他们吵是吵，还要互相利用，所以后来还是又搅在一起了。１９４９年１月蒋介石下台，他即逃往国外，从此便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与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关系也渐渐疏远，后来似乎还产生了某种隔阂呢。陆印全在一篇记述宋子文生平的文章中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他介绍说：
……蒋介石到台湾后，多次邀请宋前去担任重要职务，都遭到了他的婉言谢绝。一九六二年二月应邀到台北，但只呆了几天，就飞回纽约。临行时宋美龄没有送他，认为当此孤立无援之际，连亲哥哥都不愿助以一臂之力，未免太“冷酷无情”了。
一九七一年四月，宋子文夫妇赴旧金山探望亲友，一位老友为他们设宴洗尘，本来有心脏病的宋因为吃得太快，食物卡住喉咙，喘不过气来，就这样离开了人间。时年七十七岁。这时，宋美龄正在纽约疗养，却没有去参加他的葬礼，于此可见其兄妹关系的微妙。②
不过，早年矛盾还不是很明显。那一次，身兼国民党财政部长、代理行政院长等要职的宋子文，原本想少量地给张学良拨点军费，以示援助之意，不料竟被蒋介石断然拒绝，他不但一毛不拔，还要拆张学良的台，要拆除长城防线，放弃华北呢！对此，宋虽有些不满，但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得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等匆匆赶赴北平，应付一下。这回他们的行踪不保密了，为了给南京政府捞回点坚决抗战的面子，当局对他们的北平之行，甚至还故意渲染，吹嘘一通。总之，他们是打着保卫热河、保卫长城口、要对张学良的义举予以大力支持的旗号北上的。这虽然是虚张声势，哗众取宠，却也蒙骗了不少善良的人，就连张学良也信以为真，还特地举行晚会，以示欢迎呢：
北京　　顺承王府张学良官邸
张学良格外开心地笑着，举起酒杯和宋子文干杯。
小乐队在演奏优美的华尔兹舞曲，然而却没有人跳舞……
何柱国将军小声地对身边的王以哲将军说：“一年了，头一回看见少帅这样高兴。看来，蒋先生和宋先生决心支持我们抗战了。”
王以哲喝了一口酒，不以为然地：“我可不象少帅这样乐观，锦州之战他们也下令死守表示支援，临到关键时刻啥也不给，让我们孤军苦战，白作牺牲……”
何柱国：“哎，形势不同了，中央再不援以实力，少帅是不会答应他们的。”
在大厅的一头，张学良收起笑容，严肃地：“子文兄，举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义不容辞。我们为国难牺牲原无不可，可是人、钱和武器的接济，政府必须如数发给，否则，我失信事小，国家命运事大！”
宋子文：“你放心。蒋公和我誓作你的后盾，你们打到哪里，我跟到哪里，怎么样？”
张学良被宋子文的保证感动了，他紧紧地握住宋子文的手，激动地：“谢谢你，子文兄，我代表东北军弟兄和东北的父老乡亲谢谢你！”随后转对大厅里的人们：
“诸位，方才宋院长对我讲，保卫热河，保卫长城口，蒋委员长和宋院长誓作我们的后盾，在人力、财力和武器方面全力支持我们。”
大厅里响起热烈的掌声。
张学良对走过来的于凤至：“凤至，怎么不请大家跳舞啊！”
于凤至转身对众人：“诸位女士、先生，请大家不要客气，玩起来吧！”
于凤至对宋子文发出邀请：“子文兄，汉卿好长时间没有这样高兴了，都是你给他带来的快乐。为了表示对你的感谢，我要陪你跳舞！”
宋子文彬彬有礼的对张学良：“可以吗？”
张学良笑笑：“请！”
宋子文、于凤至二人携手走到大厅中央，翩翩起舞。
有些人也陆续下场跳起来。
张学良走到赵媞身边：“小四，陪我跳舞吧！”
二人边舞边谈。
张学良踩了一下赵媞的脚，歉意地：“对不起，好久没跳舞，有点生疏了。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跳舞时的情景吗？那时候，你真美……”
赵媞：“现在呢？是不是老了……”
张学良：“哪儿的话呢，只是比那时候……”
赵媞：“长丑了？”
张学良：“不，更美了！”
赵媞“噗媞”一声笑了。
张学良：“我说的是真话。”
赵媞：“你呀，现在我相信凤至姐姐的话了，你比我们还天真……”
张学良：“怎么讲？”
赵媞：“拿着棒槌当了针！刚才，我听救国会的人讲，蒋委员长既然这样重视保卫热河、保卫长城口，为什么不亲自来一趟？为什么不可以把剿共的事放一放？”……③
看来，那时倒是王以哲将军和赵四小姐头脑比较清醒，对于蒋、宋的好话，都一直是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的。实际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证明，这完全是说假话，是一场逢场作戏式的欺骗，因为他们无意抗日，要的是屈辱议和，暗地里在北方的国民党军队中鼓吹不抵抗主义，不服从张学良的调遣。当时张学良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代理委员长，是有权指挥北方所有的国民党军队的。但是，由于以宋子文、何应钦等为首的南京来的军政大员态度暧昧，加之，国民党军队一向派系林立，尔虞我诈；更加之有些将领过去和东北军还打过仗，有些隔阂，所以张学良指挥不灵，他们不是公开抗命，拒不服从，就是自保实力，按兵不动；也有的是釜底抽薪，使你欲战不能；更加之骄傲自大、只顾自己身家性命的热河省主席兼司令官汤玉麟不战而退，所以轰动一时的热河保卫战失败了。说起来简直有些使人难以置信，偌大承德，守军数千，结果日军仅以一百二十八骑便将它攻占了！
日军夺取了热河后，继续向华北进军，威逼平、津，这就更加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人们对张学良也更加不能原谅了，认为他先失东北，又丢掉热河，是置国难家仇于不顾，真乃孺子不可教也。这使他也很苦恼。他有没有可以解脱的办法呢？这在当时也还是有的，这有两条途径，一是重整旗鼓，率师迎战日寇，收复失地；二是在适当时机公布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前拍给他的电报，向国人说明事实真相。这样，他的压力就会大大减轻。但考虑到各方面的原因，为了维护蒋介石的威信，他没有这样做，而是自己悄悄吞下了这个苦果，采取了引咎辞职的办法作为回答。他在给南京政府的电报中说：
自东北沦陷，效命行间，原冀戴罪图功，勉求自赎，讵料热河之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戾愆丛集，百喙莫辞……
张学良代蒋受过，毫无一点怨言，他本以为，他采取这样的姿态蒋介石是决不会轻易接受他的辞呈，而真正让他下野的。所以这一年的三月间，当蒋介石以亲临前线视察、筹划反攻大计的名义来到石家庄，并约张学良在保定会面时，他还当面向蒋介石请战，要率领东北军的精锐部队誓死反攻，收复热河呢。谁知，蒋介石为平民愤，以减轻舆论对他的压力，企图把丧师失地的责任完全归罪于张学良，要把他作为一个替罪羊一脚踢开哩，哪里还会挽留他呢。所以，对他的请战不仅不加理踩，而且逼他下野，热河收复不收复，对蒋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张学良与蒋介石会见时，宋子文在场。这次会见仍然是在火车上进行的，仍然是灾难性的。
不过这次在表面上蒋介石却还显得颇为热情，一点也没有要责备张学良的样子，开头，还假惺惺地对这位为他背了黑锅的将军婉言相劝，极力安慰呢。但随后话锋一转，立即对张学良的辞职电表示赞赏，但又怕张学良思想不通，假装十分为难的样子说：“汉卿，你的诚意和处境我是同情的，从我个人的愿望来说，是不想让你辞职的，可现在举国反日，对你、对我都有不少舆论。当然，你是奉命行事，是有些冤枉的，可这又不便公开讲。怎么办呢？为平怒潮，我们得有一个人辞职。这个道理是明摆着的，就象你我同舟共命，但一条独木小船容不了两人过河，如二人俱乘，一定会同遭灭顶；若是先有一人下水，让另一个人先渡过去，然后再设法渡那个人，则二人皆可得救矣，所以，你看，这先下水的是你呢？还是……”说罢，目光直逼张学良。这谈话和咄咄逼人的架势，如同是一道突如其来的最后通谍。
“是我！”张学良知其用意，愤然说道：“我先下水，让我引咎辞职吧！”
蒋介石见张学良同意下野，心中暗喜，故意朝宋子文说：“汉卿是个痛快人，能顾全大局，我完全理解他的苦心，就让他暂时休息一下，到国外去看看吧。”
宋子文对蒋介石的“好意”，心领神会，赞叹不已，在旁帮腔说：“好，好，难得汉卿顾全大局。”
为了保住自己的名誉地位和权势，蒋介石施展丢车保帅、金蝉脱壳之计，轻而易举地把张学良赶下了台。这严重地伤了张学良的自尊心，使他深感蒋介石的奸诈、阴险，而且往往是让你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而这，对张学良来说，已不是第一次了，他很自然地又联想到在中原大战之前，蒋介石借口防止苏联“赤化”中国，利用张学良的民族主义情绪，挑起反苏的中东路事件④的痛苦经历。
本来，张学良与苏联相处还好，是没有什么大的矛盾的，但蒋介石为了讨好美国，竟忽然心生一计，要打苏联。原来，据说美国希望中国办两件事，即对内消灭红军，对外打击苏联。蒋介石想挑起一次反苏事端，是做给美国人看的，是给美国朋友的一个献礼。另外，苏联必会反击，能削弱东北军的力量，这对他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因为东北虽然名义上是“服从中央”了，可是还不是那么驯服，这主要不正是因为他们有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吗？如果苏联人打他们，把他们的力量削弱了，对他无疑是有利的。就张学良来说，若是与苏联交恶，与日本人更是早有冤仇，这样就会形成两面受敌，从而迫使他不得不进一步靠拢南京，如此一举三得之事，何乐而不为？
可那时，张学良只知道他的敌人是日寇，叫他打苏联，他是不肯干的。但南京政府却一再怂恿，推波助澜，硬要他强行收回中东路，驱逐苏方势力。
张学良与军队素有不解之缘，军人气质浓，对于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似乎有一种特有的虔诚，竟然真的遵命行事了。先是以所谓“东铁为共党之渊薮”、要防止“赤化”为名，搜查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后又驱逐中东路苏方人员，继之是中苏间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东北军损失惨重，苏联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并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赔偿损失，并宣布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这件事在国内也引起公愤，上海工人还进行了示威游行，谴责南京政府的反苏活动。
蒋介石泄气了。在外交上也陷于困境。张学良更接连收到出师不利和“旅长两名阵亡，士兵溃散”的紧急电报。当他要求政府补充损失时，蒋介石却以他正集中兵力打红军为名，不给东北军任何补充。张学良虽曾据理力争，也毫无作用。此举不策略，政治影响不好，出师不利，这是张学良料想不到的。当年曾在张氏身边工作的刘鸣九先生回忆说：“军事受挫，张学良自知上当，乃当机立断，停战言和，径直同苏联谈判，签订“伯力议定书”，恢复冲突前中东路状态，释放苏方被俘人员，尊重双方共署原则，这一事件虽然处理得及时果断，但却也造成了张学良同苏联关系的裂痕。”还说：“中苏冲突宣告结束，南京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周龙光（字二为）来沈，辽宁外交特派员王镜寰设宴招待，出席的只有在沈的省政府委员六、七人（我也在内），同时邀请了原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驻南京办事处处长秦华（字伯秋，曾任过奉天督军署参谋长）作陪。秦是陆军大学出身，在南京有不少同学和熟人，接触中给他的印象是，南京和东北合作并无诚意，时常流露出不满情绪，张学良得知后将其调回。在这次宴会上，酒至半酣，秦突然向周尤光提问：“二为兄，此次沈阳之行是否还要插手中苏谈判善后之事？”周颇感尴尬，连忙说：“伯秋，这次只是来东北看看，上峰并未责成过问此事。”秦乘虚直逼，愤愤地说：“中苏冲突就是南京挑起来的，这你不能不承认吧？南京总想加害于东北，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东北刚刚易帜，杨永泰（蒋介石总司令部秘书长）就曾上了一个条陈，其中主要的一项提出以武力解决二、三集团军，以金钱收买第四集团军，以外交消灭第五编遣区的策略（注：当时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冯玉祥分任二、三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由于东北刚刚易帜，当时南京政府计划裁减全国军队，把东北划为第五编遣区），你说这不是实有其事吗？”周龙光听后，面红耳赤，手足无措，支支唔唔地说：“伯秋，我根本不知道这事，你怎么能提这个问题。”秦穷追不舍，还想再施责问。我们在座的人连忙进行劝解，纷纷说：“伯秋喝醉了，老朋友相见，今夕只宜谈风月，还是不要说这些了。”局面稍有缓和，宴会不欢而散。”⑤
接下来，刘鸣九还谈到了在张学良离开东北、一去不归之前他们之间的一次谈话，那也是发人深思的。他说：“一九三一年春，南京政府召开国民会议，辽宁农工商学各界也选出代表前往参加，蒋介石希望张学良能出席，他欣然应诺。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于是在他准备启程前两天的一个傍晚到大帅府想同他谈谈，适逢他外出，我就留一封短信说，我个人见解，这次开会的代表均已派定，你是否不必亲自去了，明天再来当面陈述意见。次日傍晚去时见到他，就把我领到楼上他的卧室。坐定后，他先说：‘你的信我看到了，你还有什么意见？’我于是向他陈述了不去南京开会的看法，我说：‘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趁目前相对平静的时机，把家里的事情整顿好。当前，强敌在外，日本虎视眈眈，亡我之心不死，极应随时引起我们的戒备。’‘我们和南京合作，当知己知彼，不即不离。我看南京对我们并不是以诚相见，这是应当有所觉察的。我想举举事例，不过可能比喻不当。阎锡山的情况你是很清楚的，不论外部有什么变化，他总是不离开山西根据地，南京怎样拉拢他都不为所动，始终保持在山西的地位。老虎居深山，一声长啸，山鸣谷应；一旦虎落平原，威风尽失，连狗也要欺侮它。我的比喻不当，意在请你重视内部事务，千万不要忘掉根据地。’我说这番话时，他听的很认真，最后他说：‘你的意思很好，但也不要神经过敏。我们和蒋介石过去并没有什么关系，现在既然是合作，就要诚心诚意，因为只有诚心诚意才能合作得好，否则疑虑重重，那还怎能合作呢？我的行期已定，还是去好。’我见他真诚合作的信念甚坚，也就再未过多进言。
“这次谈话之后，张学良如期前往南京，而这一去实际上就长期告别了东北，直到现在五十五载迄未归来。他开完国民会议回到北平后，因病住进协和医院……面对日方（在东北）不断滋事挑衅的险恶局势，蒋介石电令张学良不抵抗，随后爆发“九·一八”事变。东北这个根据地的不复存在，使张学良大大削弱了相对独立的能力，不得不增加了对蒋介石的依附。
“‘九·一八’事变激怒了全国人民，矛头直指蒋、张。蒋介石为了保全自己，又一次利用了张学良的忠诚，逼他下野出国，张竟忍辱负重，甘愿代蒋受过，再一次蒙受严重打击。……”⑥
这一幕幕的往事，使张学良逐渐感到，与南京合作，看来不是象他先前所想的那么简单了；而在蒋介石的“笑脸”的背后，似乎也隐隐发现某种不祥之兆。但在那时，他对蒋的阴暗心理和本质还未真正看清，他虽然明知又一次当了蒋介石的替罪羊，但仍无怨恨，这虽然是他很不情愿的，但他仍然准备服从。……
张学良的这些想法，当然也很难瞒得过善于察颜观色的蒋介石的眼睛，他看到张学良神色黯然，内心里感到高兴，暗暗骂道：“张学良，张学良！你小子过去仗着东北军实力强大，有资本，同我讨价还价，迟迟不肯归顺中央。后来，名义上是改换门庭，挂起青天白日旗了，可却拥兵自重，独霸一方，对我总是若即若离，不肯服服贴贴。中原大战虽然立了功，可是才过了一年多，又不听招呼了，东北丢了就丢了嘛，我们打不还手，‘国联’迟早是要说话的，可你却急得不得了，又在长城一线和日军激战起来，还在报纸上大吹大擂，要搞什么保卫热河之战，闹腾得连我都不得不离开‘剿共’前线，北上督师，结果怎么样，还不是一败涂地吗？这一回，我让你小子先给我下台，并且让你走得远远的，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是不会老实的！”可在嘴上，却还是虚情假意地说：“汉卿，不必难过，等机会再起，报国之日方长嘛，唵，唵，就这样吧，再见，再见。”言毕起身送客，张学良怅然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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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引自《文摘报》摘编的陆印全关于宋子文事迹的文章。
③　李政、徐陆英：《少帅春秋》，载１９８５年８月２５日《电影晚报》。
④　中东路事件：蒋介石政权建立后，对外执行联美亲帝、反苏反共政策，发生在１９２９年的轰动一时的中东路事件就是他们挑起的。这一年５月和７月，张学良受蒋介石唆使，强行驱逐中东路苏方人员，并对苏作战，结果东北军受挫，被迫议和，同意恢复冲突前状态。
⑤⑥　刘鸣九：《积极追求爱国统一的张学良将军》，见《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Ｏ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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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须有公案
如果说“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在石家庄与蒋介石的会见，因为聆听了他的不抵抗主义的高论，并执行了他的力避冲突的命令，丢掉了东北，而备受国人责难，那末，这次（１９３３年）在保定与蒋介石的会见，则使他丢官下野，而不得不离乡背井，远走异国，外出考察了，这他怎能想得通呢，这哪里是什么同舟共济，不明明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吗？
与蒋分手后，张学良乘专车返北平，他在回到自己的软卧车厢后，曾伏枕大哭，痛心疾首。当时在他身边的外籍顾问端纳曾好心劝慰，让他“做个大丈夫，要勇敢，要坚强”，但他仍觉得蒙受了很大的耻辱，心头就象有块铅似的，总有一种沉重的压抑感。返回北平后，他沉痛地说：“中日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演变到什么地步，人们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下野之后，这个罪名要背到哪天呢？”
赵四小姐非常同情少帅的遭遇，常在旁安慰他，并同于凤至一起帮他处理各种公私事宜，做出国的准备工作。她还语重心长地对张学良说：“汉卿，这点挫折算不了什么，端纳先生说得对，要‘做个大丈夫，要勇敢，要坚强’！照我看，在当前形势下，你勉强支撑华北这个危局，难处不少，你虽名为中央军委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有权指挥和调动华北所有部队，可他们中不少人原本是冯玉祥、阎锡山的部下，过去跟你们都是冤家对头，你想他们能心甘情愿听你指挥吗？你指望他们积极地去支援东北军，进行保卫热河之战，这现实吗？再说，东北沦陷后，国人不知内情，对你的指责不少，你又不便将真相公之于众，所以趁此机会到国外走走，休息一下，从长远考虑，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绮霞说的对，汉卿，你不必难过，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只要身体好，有东北军十几万将士的协力支持，收复失地，重返故乡的愿望是一定能够实现的。”于凤至也关切地为丈夫排解忧愁。
被特意请到北平顺承王府来话别的东北军的一些主要将领，这时也一致表示，请他放心，他在国内也好，不在国内也好，他们都一定带好队伍，保存好东北军这支部队，珍惜这抗日的基本力量，以便有朝一日，打回老家去，把鬼子赶走！
张学良看到部属团结，抗日的决心很大，心情激动地说：“感谢诸位对学良的厚爱。大家都已知道了，我很快就要出国，但我不打算在国外久留，不久就回来。在当前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我本不想离开部队的，但人家催得急，甚至连出洋的手续都替我办好了，怎能不走？不过，大家也不要误解，这次引咎辞职，对国家对个人皆为必要，蒋先生是为大局着想，对本人也是仁至义尽，大家服从蒋先生，就是服从我，对不起蒋先生，就是对不起我。所以，我走以后，你们更要以大局为重，好好地干，要团结对敌，共赴国难。东北，我们是一定要收复的，不收复东北，我对不起东北三千万父老兄弟姐妹，也对不起先大帅在天之灵。现在，中央给我们河北这个地盘子，由孝候（于学忠）负责，一定要全力以赴，守住我们的防线。”
张学良离开北平的头一天晚上，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又陪他去中和剧院看了在北平的最后一次戏。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在与这座古都告别的前夕，还要再到这个剧院来看戏呢？想来定是他们又想起了两年前的那个不平静的夜晚，那晚他们也曾在此看戏，戏未看完即退场，那时张学良是根据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命令下令将东北军撤至关内的，现在正是这个荒唐的命令使他失信于民，而不得不下野出国了。也许正是由于触景生情，感慨万端，以求从苦闷中得到一点解脱吧，所以他又在两位女士的陪同下，来到了这个在他的人生旅程中一再出现转折的场所，忧国忧民的张学良陷入了无限的惋惜、惆怅和悔恨之中。
但在那时，人们对张学良并不了解，特别是“九·一八”事变的内幕，国人皆蒙在鼓里，所以人们把一腔怨愤之情全倾泄在他身上了：出于义愤，批评他软弱，是“不抵抗将军”者有之；故意制造谣言，借题发挥，向他大泼污水者有之；由于不知真情，对他多有责难，甚至捕风捉影，搞出一些无中生有的事情来的，亦有之。前面曾经提到的马君武的诗《哀沈阳》，便是其中颇有影响的一个事例。
马君武的诗，初见于何报？国人的反映究竟如何？笔者未曾详考，不过，张学良和于凤至、赵四小姐最初看到时，确是吃惊不小。当时他们是在一张《重庆日报》上看到的，气是气，但那反映却也颇为不俗：
于凤至和赵一荻在房中说着话，忽听张学良从六国饭店回来了。于凤至向赵一荻笑道：“瞧他准要发火的！
小妹，你看看，这张报纸是否也要拿给他看呢？”赵一荻接过一看，原来是一张《重庆日报》，她拿在手里翻了翻，发现上面几乎全都是谴责、咒骂张学良不抵抗的文章，她气得胸口起伏，愤然道：“真是岂有此理！怎么能把不抵抗的罪名统统归罪于汉卿呢？你看这首诗，写得简直狗屁不通！”
于凤至见赵一荻气咻咻的，把那报纸揉成了一团。于凤至却夺过来，在膝头上展平，叹息道：“小妹，这样的报纸给他看看也是件好事。他现在是吃了蒋某人的迷魂药，死心塌地为他受过！如今汉卿已成众矢之的。如何了得？让他看看老百姓怎样在报上骂他‘卖国’，也好让他认清一下蒋某人到底是人是鬼！有什么不好？”赵一荻听于凤至说得有理，连忙颔首同意。
门外一阵橐橐的皮鞋响，张学良满脸怒气地走进门来，见于凤至和赵一荻正在那里瞟着他冷笑，更加发怒了，道：“大姐，咱们结婚十几年，我还真想不到您会这么冒失！”赵一荻不以为然地说：“大姐办了什么不对的事情？”张学良道：“你问她，就知道。你们知道魏道明和郑毓秀到北平来干什么吗？唉，可您为什么不通知我，就一个人到六国饭店把郑女士从宴会上找出来，向人家募起抗日的捐来？亏您想得出。现在让您把事情闹大了，郑女士和魏道明被您弄得下不来台，两人都不辞而别了。”赵一荻高兴得拍起手来叫：“走了好！”于凤至道：
“我名为募捐，实际就是要撵他们回南京。汉卿，你也不想想，现在东北国土沦陷，在这个国难当头的时候，你这个东北子孙为何陪他们这些达官贵妇跳舞取乐呢？”张学良一脸沮丧的神情，颓然地坐在椅子上。他的心里充满了矛盾。他痛心疾首地说：“大姐，别人骂我，我不恼。
可你我朝夕相处，难道还不知我是何用心？东北丢了，我张汉卿恨不得碰死，以去耻辱！这魏道明和郑毓秀，本来就是蒋介石派来观察我张汉卿动静来的。您说，我不苦中作乐，又有何办法应酬？”
张学良一席话，说得于凤至和赵一荻良久沉默无语。
他们都深深理解张学良的话是发自肺腑的真诚话。忽然，赵一荻打破沉默说道：“汉卿，你看看这几句诗。把你和我都骂得淋漓尽致了。连我和朱五小姐，还有电影明星蝴蝶（应为胡蝶——引者）也都沾了光。其实，你明明只和蝴蝶见了个面（胡蝶本人说没有见过面，这里似欠确切——引者），哪里在一起跳过舞呀？”
张学良接过那张《重庆日报》，见第四版上果然有一首打油诗：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哪管鬼子进奉天。
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锣鼓正相催。
奉天已陷休回首，
且抱娇娃舞一回。
于凤至和赵一荻盯盯地瞅着张学良，知道他读罢这诗，定会大发雷霆的。你看他那双手真的哆嗦起来了，脸色由青变白，由白变红。渐渐，张学良将一腔莫名的委屈、愤懑和懊恼，克制下去。很快就平静下来，冷冷一笑，把那报纸掷于几上，说道：“骂得好！”
于凤至和赵一荻一惊：“骂得好？”张学良也不解释，只是追问：“这诗是什么人写的？”赵一荻气咻咻地说：
“广西诗人马君武！”张学良又把报纸拿来，上下看了一回，说：“九·一八事变，对我张学良不满，百姓对我恨之入骨，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他相信我张学良是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马君武用诗来刺激我，是让我奋起抗日，有什么不好！不过我张汉卿的苦衷天下人怎么知道？大姐，小妹，我已经派人带着我的亲笔信和黄绫子，回东北去联络旧部了。马占山和苏炳文也打回了江省！我相信日本人是不会长久的！……”①
由上面的这段记述看，在那个时候，尽管张学良的看法还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但他能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就说明他还是爱国的，是要抗日的，东北的沦陷，他确有难言的隐痛与苦衷。
马君武是个怎样的人？他为什么写此诗？当时人们是怎么看的？马君武对抗日问题的认识有无变化？与此诗有关的现在仍然健在的当事人又是怎样看待这桩不大不小的历史公案的？谈一谈它的来龙去脉，看来还是有这个必要的。
前些时，曾在报上看到张宜雷写的谈马君武及其诗作《哀沈阳》的文章，倒是有一个比较扼要的介绍，他写道：
马君武名和，字贵公，广西桂林人。早年留学日本，即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后为清廷追捕，逃往德国，入柏林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个自然科学博士学位获得者。回国后在国内首次制定无烟炸药。
辛亥革命成功，历任孙中山总统秘书长、国会议员、实业部总长、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广西省长等职。又曾编撰我国第一部《德华字典》，译达尔文《物种原始》，是“我国近代第一流的学者。”
他还擅为诗，与柳亚子先生等同为“南社”的台柱。
曾写过《华族祖国歌》等不少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章。
他翻译的英国诗人拜伦的名诗《哀希腊》，更是在反清革命的爱国志士、热血青年中传诵一时。“九·一八”时期，他写了《哀沈阳》二首。今录之如下：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
马君武这两首诗没有将批判的锋芒准确地指向不抵抗的蒋介石，却指向了作为替罪羊的张学良，是由于他不知内情所致。但激荡其间的爱国主义精神却异常强烈，欲此二诗当时传遍全国。②
另据陈钟瑞谈：“……后来，马君武先生弄清了‘不抵抗’的内幕，便在《致蒋介石、汪精卫电》中指责说：‘国事败坏至此，论者异口同声皆曰：是乃精卫兄在武昌一年，介石兄在南京四年倒行逆施之总结果。介石兄坚持对内不妥协、对外不抵抗之主张，日本已占据东三省，介石兄犹唱先统一后对外之说。……介石兄对内面狞如鬼，对外胆小如鼠。’忧国忧民、嫉恶如仇的耿耿爱国赤忱跃然纸上。这封电文发表后，曾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③
这些文章资料，对此事的分析评价，除了所引的诗在个别词句上与原诗稍有出入外，总的来看，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无疑的，马先生的诗是有缺陷的，这不仅广大读者这样看，就连作者本人也不讳言这一点，在他弄清了“不抵抗”的真相后，以通电的形式公开斥责汪、蒋，这可以看作是他对上述诗作的一种否定，这位被周恩来同志誉为“一代宗师”的著名学者，是位知错必改的人。同时，我们也高兴地看到，对马先生的介绍也并未因此就以偏概全，否定一切，而是既指出该诗的不足之处，也肯定它的积极意义。当然，它讲的均较简略，对此诗的历史背景与所牵涉的人物事迹或一笔带过，或未曾涉及，为进一步弄清事实真相，似仍需略加补充。
这两首诗文字不算深奥，虽不能说明白如话，还是易于理解它的含意的。但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有些地方还要作些注释，方可对它有个透彻的了解。诗里所说的赵四，就是赵四小姐，其用意无须多说。所谓朱五，是当年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的五女儿湄筠。她是张学良二弟张学铭的大姨子，即学铭太太的五姐。她经常与张学良跳舞，后来嫁给张学良的好友朱秀峰为妻。至于胡蝶，则是当时著名的电影明星。诗的意思主要是讲当时风传的张学良思想摩登，已经腐化堕落，早把国难家仇置于脑后，在“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北京六国饭店与胡蝶跳舞。这当然不是事实，那晚他是在北京中和剧院看戏，这已在前面谈到了。至于胡蝶，当时并不在北京。而且他们从来也没有见过面。胡蝶女士（现侨居海外）近年来在她写的回忆录里，针对此事也说过：“世间上荒唐的事情还真不少，沈阳事件发生的时候，我那时还跟明星公司摄影队一起逗留在天津，没有踏入北平一步……后来为拍《自由之花》到北平时，已是‘九·一八’事变后约一周，未料到此行会引起一段莫须有公案。……”④但她不了解，这谣言之所以流传甚广，责任主要还不是那首诗，而是谣言的炮制者。这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天津日本特务机关报《庸报》故意造谣，以转移人们的视线；另一说法是南京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派蓄意借题发挥，目的在于把一切罪过都推到张学良身上，为蒋介石、同时也为日本侵略者开脱罪责。可谓用心良苦。难怪胡蝶女士前些时在追述这桩往事时，仍感寒心，她把这事称之为“该结束了的‘莫须有公案’”。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桩公案应该说现在已得到澄清，是早该结束了。所谓“九·一八”之夜跳舞之事，是不存在的。不过，关于张学良与胡蝶是否见过面，有无交往，仍众说不一。其实，对此胡蝶女士在她的回忆录里也讲得很清楚，她告诉我们：“我和张学良不仅那时未谋面，以后也未见过，真可谓素昧平生。一九六四年六月，我赴台湾出席第十一届亚洲影展时，还曾有记者问我要不要见见张学良，我回答说：‘专程拜访就不必了，既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⑤胡蝶女士的这一谈话在报上发表不久，考试院院长莫德惠去看张学良。据莫事后对记者说，张曾问他，是否看到胡蝶那段谈话，然后说：“到底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了解了这个真实情况，对发生在五十多年前的这桩历史公案的真伪，就会一清二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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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春江、窦应泰：《少帅夫人》，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６月出版。
②　张宜雷：《马君武及其诗作“哀沈阳”》，载《武汉晚报》。此处所引系《文摘报》摘编稿。
③　陈钟瑞：《中国第一流的学者——马君武》，载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５日《团结报》。
④⑤　转引自胡蝶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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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的抉择
在蒋、张保定会见之后的第三天，即１９３３年３月１１日，张学良便丢掉了一切官职、宣布下野了。为了再次支持蒋介石，他甘愿代蒋受过，忍受这一沉重打击。并决定听从当局的安排：出国考察。很明显，这决不是他所希望的，而是被迫的。当此大敌当前、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危急关头，国难家仇集于一身的张学良，哪里会有游山玩水的兴致呢！在此时此刻，轻易离开自己的队伍，放弃自己承担的责任，跑到国外去观光，这对他来说，与其说是幸运，不如说是痛苦。但有人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则极力劝他出国，不要恋栈。就张学良来说，差强人意也好，盛情难却也好，不管怎么想，反正是非走不可了。但就这样不声不响地离开吗？似乎又太冤屈了。想来想去，自己既是代人受过，那也就问心无愧，他没有必要自怨自艾。他的走，是权宜之计，过不了多久，他还是要回来的，所以就是下台，也要光明磊落地下，就是走，也要正大光明地走，他不能不辞而别，不能灰溜溜地离开，不能让人家说他是临阵脱逃，而必须向公众有所交代，遂于３月１１日就他下野出国一事通电全国，略谓：
……余就职以来，仍本先父遗志，始终巩固中央、统一中国为职志，兢兢业业，未尝或渝，即如不顾日本之公开恫吓而易帜。辅助国民党在东北之活动。与夫十九年秋季奉命入关，拥护中央统一。凡此种种，事实俱在。
“九·一八”事变发生，余正卧病在平，初以诉诸国联，头为之张公道，迫乎日军侵热，余奉命守土，乃率师整旅与敌周旋，抗战以来，将士效命颇不乏人，无论事之成败若何，然部下之为国牺牲者，已以万计矣！此次蒋公北来，会商之下，益觉余今日之咎，辞职即所以效忠党国，巩固中央之最善方法。故毅然下野，以谢国人，惟眷念多年袍泽，东北之健儿孰非国家之将士，十九年余奉命率其入关援助中央。于今，国难未已，国土未复，无家可归者数十万人。但盼中央俯察彼此劳苦，予以指导，并请社会人士，力加援彼等。为国为乡，皆抱热诚，并熟悉东北情形，倘遇报国之机，加以使用。俾得为收复东北而效命，遂其志愿，免于飘泊于愿斯足。并盼国人鉴余诚悃谅余庸愚，虽愆尤丛生，而余本身只知为国，余皆不复计也。
从这个通电看，他没有把事情的真相全讲出来，对蒋他还是留有余地的。他还是以大局为重，从团结抗日这个大前提下来讲话的。这也不过是向国人告别，略抒衷肠而已。
在通电发出的第二天，即３月１２日，他便前往上海，痛下决心，力戒毒瘾，为此耽搁月余。４月中旬，当风和日丽的春天到来的时候，他便由于凤至和赵四小姐等人陪同，登上了意大利一艘名为“康特罗索”号的邮轮，出国了，为寻求救国之路，他先后漫游了意大利、瑞士、德国、法国、英国、瑞典等国。他也很想到苏联看看，却未能入境，想必是苏联人对于早先的中东路事件还有些耿耿于怀吧。
张学良原本还要在国外再多考察几十国家，因为“福建事变”发生了，早先被派往福建去打红军的十九路军不愿再打内战，通电反蒋，并在福州建立了人民革命政府；而通过与马占山、李杜（适逢两将军亦在国外）的会见，得知东北抗日情况，更激发了他的爱国思乡之情，乃决定提前归国。于凤至因要照顾和安顿子女在英国求学，所以没有回来，张学良与赵四小姐和其他随行人员则于１９３４年１月８日回到上海。
在国外考察了一个时期，张学良也还是有收获的。这时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虽然并不都是正确的，甚至还受了不少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但抵御外侮、收复失地、披甲还乡的雄心未灭，他还是很想大干一场的。但打内战他不干，“良由国外归来，拟为将来抗日作预伏之工作。”“归国当时之志愿：（１）本想为一超脱军人，不再统率东北军，为私情所累和他们保持超然关系，以备将来抗日也。（２）不希望参与任何国内战争。但其结果，事与愿违。”①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鉴于前车，鉴于先前的种种历史经验教训，张学良觉得他晚出台甚至不出台，可能更好一些。所以他不急于走马上任，还想等等看。可这次蒋介石却不等了，因自１９３３年１０月起，他就集中兵力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了，加之，在国民党军队内部也军心不稳，甚至还有兵变发生，所以这才又对张学良发生了兴趣。他一回国，就被蒋介石找了去，又是接见，又是宴请，又是晋升（张学良的一级上将军衔即授于此时），并任张学良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总司令由蒋兼任），代行总司令职务。真乃高官厚禄，受宠之至。当时东北军中不少有识之士对此都不赞成，认为张学良应当带领大家抗日，不应再卷入内战的泥坑。但由于那时东北军已远离东北，已经不是独立的军事集团，是隶属于国民党军队系列的，不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要依赖蒋介石，他怎好拒任呢，所以他接受了这一任命，并去武昌就职了。曾几何时，蒋介石对张学良还是那样的无情，逼其下野，令其出国，那时恨不得一巴掌把他打进东洋大海，避之唯恐不及；可是才不过一年多光景，又对张学良称兄道弟，笑脸相迎了，蒋介石的这种纵横捭阖之策，随机应变之术，不能不令人惊叹。很明显，如果你认为蒋氏真的是对少帅发生了特别的好感，那就不对了，他实际是利用他，要他为他发动的“剿共”战争效劳。先是让其出兵江西、福建，继而又命令他的东北军与其他中央军相配合，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
对于这个新的使命，张学良没有多大兴趣，但也没有拒绝。是的，若说这时他对共产党和红军已经有了正确的认识，那当然也是不切实际的；但若说他愿意“剿共”，十分卖力，那也不是实情。因为当时日寇正向华北步步进逼，可国民党政府却软弱无力。未过多久，何应钦与梅津还签订了屈辱的《何梅协定》。那时凡有点爱国之心的中国人，谁不对此气愤万分呢！著名作家郁达夫在杭州写的过岳王坟有感一诗中，怒斥当局对日本侵略者的妥协退让，诗云：
北地小儿贪逸乐，
南朝天子爱风流。
权臣自愿成和议，
金虏何尝要汴州！
屠狗犹拼弦下命，
将军偏惜镜中头。
饶他关外童男女，
立马吴山志竟酬。②
才华横溢的爱国作家和诗人郁达夫在诗中是以南宋奸臣秦桧影射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欲吞并全中国的狂妄野心。这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抗日的呼声，也是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和公意。而这些思潮无疑都对张学良有很大的影响，他曾沉痛地表示：“以前同胞们谴责我对日本不抵抗，现在我希望领袖蒋公能更改我的任务，不让我去打共产党而去打日本人，因为我觉得在‘剿共’中战死不如抗日而死为有价值。”从张学良的这段谈话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内心的苦闷、矛盾，不管怎么说，丢掉东北、热河失陷、华北危急，他都是深感痛心的。他总觉得这是他个人、也是全国人民的耻辱，是必须洗雪的。有人也许会说，既然他不愿打内战，为什么回国后又接受了剿共的任务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是的，他这时的确尚处于进退维谷的矛盾中。人们在评论历史人物时爱讲“局限性”，我想这也可以说是张学良的局限性吧？因为那时蒋介石也把他抓得很紧，唯恐他动摇，多次找他谈话，耳提面命，反复宣扬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说什么要抗日，首先必须实现国家的稳定和统一，所谓内患不除，国无宁日，说的就是国家的统一，不能搞割据，全国上下都要听从中央指挥；只能有一个中心领袖掌握中枢，才能一致对外，等等。张学良与蒋介石打交道的时间毕竟还不算很长，他虽然吃过亏，上过当，知道此人是惯于耍弄权术的，但还没有真正接受教训，还没有完全觉醒，蒋介石的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竟然把他征服了，他还错误地认为蒋是从国家全局出发提出这些问题来的，所以他服从了这一调遣。
然而，当他真正指挥部队同红军打起仗来时，却屡遭失败，而军中将士也多怨言，他这才隐隐不安起来。对于先前认为是从国家全局考虑问题的蒋介石的那些所谓“攘外必先安内”之类的论调开始怀疑了，因为他始终认为日寇对我国的野蛮侵略是无法容忍的，他们是中华民族不共戴天的仇敌，政府对此熟视无睹，却只热心于“剿共”，这怎么能行呢？共产党对中央政府是有不敬之处，但他们也总还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成员吧，怎可老是自己内部动刀兵呢？自己人跟自己人打来打去，还有什么团结可言，又谈何抗击外来侵略？
这样做的结果，不是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吗？
就在这个时期，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有一天，不知怎的，张学良忽然心血来潮，来到了自己的机要秘书张慎修跟前，笑呵呵地说：“小张，我向你提个问题，好吗？”
“好！”张慎修以为他是询问工作上的问题，满口答应了。
不料，张学良却提出了一个使他大吃一惊的问题。那天，他一改过去总爱说笑的习惯，忽然压低声音，严肃地似乎也是挺神秘地说：“小张，你对共产党如何看法？”
张慎修不知道张学良的真实用意，不敢正面谈，因为当时是白色恐怖时期，这样问法是会使人大吃一惊的。“我没有研究过，副司令意见如何？”张慎修只有这样回答。
张学良知道张慎修是个进步青年，对共产党不会没有看法，现在之所以推托，显然主要还是有顾虑，所以他也不勉强，自己略微想了想，坦然地说：“只是拼命地去打，那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即使把红军主力击溃，共产主义也是不可能消灭的，因为这是全世界的问题，哪个国家没有共产党呢？
这个问题到最后还须用政治方法求得解决。”③由此可知，张学良这时对共产党的看法已有新的变化，虽然不能说已很正确，但敌对情绪已明显减弱；特别是，他到国外考察了一段时间，视野毕竟是更加开阔了。当然这时还不可能那么纯粹，在他的思想上也还存在着矛盾，也还有一些不切实际甚至是错误的想法。如由于他曾访问过意大利，就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影响，认为墨索里尼还真有一套，他搞法西斯极权主义，一呼百诺，很有气魄。认为“共产主义成功的条件，要在阶级矛盾极其尖锐的国家，又无外患的情况下方能实现，我国是半殖民地状态，是不适用的。剩下只有法西斯蒂一条路，模仿德、意，乃能迅速复兴中国。墨索里尼说过：‘工作是大家的，讨论是少数人的，决定是一个人的。’法西斯蒂召开大会，如领袖缺席时，要选举新的领袖才开大会。资本家的利润有限制，工人不许罢工，彻底执行法令。德国希特勒亦是如是作法，一定很快复兴。”④为了说明服从领袖的重要性，他常伸出五指，说明手的巨大功能，但它有个特点，就是其他指头都得听大拇指指挥，离开它的指挥，就大为减色，许多事都做不成了。所以他认为凡事得有人作主，从这种意义上说，讲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有什么不对，所以对于所谓“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之类的论调，他是欣赏的，甚至还组织了拥蒋的“四维学会”。他这样做的目的，表示拥蒋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为了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地位。
不过，这以后，红军开始长征，北上抗日，全国的政治、军事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张学良又把注意力放在了东北军的内部整训上，准备抗日。
又过了一段时间，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已经西入川、陕，根据地里留下的红军只有几千人，战事已趋缓和。他对剿共战事原本厌恶，现在无仗可打了，真是求之不得，正想趁此机会训练部队，不料让东北军西进的命令又下达了。原来，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突围，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向西北进军。当时，蒋介石为阻止红军打通国际交通线，取得苏联帮助，曾以重兵围堵，未能奏效。主力红军到达陕北，与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等领导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并决定把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蒋介石哪能不急，遂令张学良组织“剿共”总部于西安，担负维持陕甘宁地区防务和“剿共”任务。
这副担子不轻松。如果说初开始对此他还感受不深，甚至有点麻痹轻敌之意，但经过几次战斗，他就觉得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了。使他觉得有压力、并开始有些观望不前的，倒还不是集重任于一身，而在于这个没完没了的“剿共”。说实在的，让他抗日或维持治安，并担负一定的防务，他没说的，一定闻风而动。可定要打红军，他就有点犹豫了。尤其使他不安的是，这一新的任命公布后，下面还有不少议论。有人甚至说，这次派东北军入陕进剿红军固然是一个目的，但借机削弱甚至消灭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等杂牌部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只要看一看蒋介石过去在排斥异己，如何将非嫡系的如孙连仲、公秉藩、张英、张印相和王家烈等人的部队，不声不响地一个个搞掉的情况，对此就不会有什么疑问了。
但在那时，若认为有了这些想法，他就会公然抗命，拒绝入陕，那当然也是不现实的。对赴陕“剿共”他没有提出异议，还有另一种考虑，这就是他天真地认为，陕北红军人数少，武器装备差，打也不难；从另方面看，陕西离东北近，一个新的抗日基地，一个打回老家去的巩固后防，却可很快建立起来，这不也是一桩好事吗？
然而，这一回张学良又过于乐观了。由于东北军长途跋涉，在陕西人地生疏，与群众关系也很淡漠，不打鬼子，却跑到陕西打红军，老百姓不喜欢，因而消息不灵，满眼漆黑，处处被动。而红军呢，人数虽少，却与群众关系密切，所施政令又深得民心，所以处处受到欢迎；他们消息灵通，如鱼得水，处处光明。以致尽管东北军不论在兵力或装备上都优于红军，却屡战屡败，一筹莫展。１９３５年９月，在陕北甘泉的劳山一战，东北军一一○师被红军歼灭，师长何立中被打死。１０月，东北军一○七师又在甘泉的榆林桥与红军交战，该师一个团被消灭，团长高福源被俘。这两仗，使张学良大为震惊，他那时是怀着不安和苦恼的情绪离开西安去南京参加国民党的“五全大会”的。临走前，他曾嘱咐部下，不要轻举妄动，不能再前进。可是他到南京不久，就得到红军在长征到达陕北后的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一○九师又被全歼、并活捉师长牛元峰的消息。
接二连三的惨败，使张学良大为震怒，也甚不安。那时，他和杨虎城都正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大”，看到张学良心情不好，杨虎城劝他不要过于伤感，出路总是会有的。张颇感动，他们的关系也更密切了。
不过，对于董英斌（东北军军长）部牛元峰师的被歼，张学良仍然感到愤懑：“前已有令在开会期间不许行动，因何违令？急欲飞返查办此事，乃匆匆告知我（即此段回忆录的作者，时任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随行，并未询问气象状态，即自南京起飞，一路在云雾之中，盲目飞行，飞机又无定向设备，按时间与距离计算约达河南平原之时乃猛降低飞，才找到平汉铁路。飞机离地不过二百公尺，沿平汉路北飞找到黄河，再沿黄河西飞，过孟津以后，河曲山高，云重谷狭，不能辨别前景，危险万分，最后才找到洛阳降落。是日大雨不止，翌日改乘火车返陕。查得牛师失败原因，乃董军因缺粮而请示总部今后行动方针，总部的指示仅说明该军迟早是要东进的。董军长误解电意，又因鄜州（今富县）粮食较丰，遂贸然令牛师东进。张将军对参谋长晏道刚、军长董英斌大加斥责。”⑤
严厉地训斥部下也好，怨天尤人、冥思苦想地寻求对策也好，这在那时实际是不可能收到什么显著效果的。严峻的现实促使张学良不得不考虑：今后怎么办？东北军向何处去？
鉴于东北军的失败和极为不利的处境，人们也许会说，东北军不是很有名气的军队吗？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也许被红军消灭的刚好是原本就很差劲的军队吧，不然为何如此不堪一击？实际不然，这全是东北军中比较精锐的部队。问题很明显，这主要还不是军队战斗力强不强的问题，而是打得对不对的问题。说起来左一个“安内”，右一个“安内”，似乎振振有词，实际是人民反对，师出无名，哪能不败？也正因为经受了这些严重的挫折，才使张学良终于认识到，与红军作战不仅很难取胜，也是没有出路的，如果象这样不停地“剿”下去，红军消灭不了，而东北军的这点老本反而会被折腾光的，还谈何抗日，谈何收复东北呢？使他尤为气愤的是，他的这些损失，南京“中央”不仅不予补充，反而削减了一一○师番号，减发东北军军饷，实得军饷只有国民党中央军的七成。而他关于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抚恤两位阵亡师长家属每家十万元的提议，也遭拒绝。他们公然冷落他，给他穿小鞋，甚至连一句抚慰的话也没有。所有这一切，不能不使张学良感到屈辱和愤怒。从另方面看，红军与东北军的关系也渐渐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许多被释放回来的官兵，成为红军和统一战线政策的义务宣传者。许多过去关于共产党和红军的谣言，也都不攻自破了。原来的仇视和疑惧心理逐渐消失，一种钦佩和懊悔之情却油然而生，以致常常出现两军对垒，将不打，兵不战的和平共处的景象。张学良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怀着访问老朋友、探索新道路的心情，利用到南京开会之机，于会后匆匆赶到上海，对杜重远作了拜访、作了长谈的。
杜重远是吉林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沈阳从事陶瓷业机械化方面的工作，曾任沈阳市商务会副会长，是东北工商界知名人物，也是一位精明干练的实业家。“九·一八”事变后，他南下到了上海，当了进步刊物《新生周刊》的主编。他思想进步，主张抗日，是个爱国主义者，也是民主主义者。他那时，工作原本是顺利的，后因该刊发表了一篇题为《闲话皇帝》的文章，竟被打了闷棍，刊物被封，人也被关到监狱里去了。
杜先生真的犯了什么法或做错了什么事吗？实际并没有，那他为什么竟被判了刑呢？原来，在他编的刊物上登载的《闲话皇帝》犯了忌。其实，那文章是明明白白，并没有要去攻击谁的，它只不过提到天皇是个生物学家（事实如此），按照宪法，天皇无实权，所以闲得很，常以搜集动植物标本，作为日常工作等，这无一字歪曲，也无一字不敬，是讲的实际情况。可日本人却不高兴了，通过他们在上海的日文报纸，大加笔伐，硬说是“侮辱天皇”，并由日本政府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严重抗议。国府对日本一向迁就，看到抗议，就害怕了，竟由上海地方法院对杜重远提出公诉，判了他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当时，他正在上海某监狱服刑。不过，由于引起了舆论界的强烈反对，全国各地都声援杜重远先生，当局虽然不肯改变他们的决定，但对杜先生的看管不得不有所放松。他于是被转移到一所疗养院治病，通讯、会客，一般是不限制的。在友人的帮助下，他也正好利用这个机会，阅读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更进一步提高了认识。也就正是在这一年的１０月间，他和高崇民曾联名给张学良写信，劝他联共抗日，勿再迟疑。
张学良与杜重远是老相识，早在杜重远在沈阳开设新式肇新窑业公司时，他们就认识了。张学良对他一向敬重，引为知己。相见之后，二人就联合战线与抗日救国等问题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杜对张分析形势，着重介绍了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出西北大联合的建议。他强调指出：东北军是能打硬仗的有作战经验的部队，士气也高，应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作用；日寇虽猖狂，并不可畏，真正可畏的是一个民族丧失气节；只有万众一心，坚决抗击日寇的侵略，中国才有光明的前途，东北军才有前途，他个人也可以有荣誉，而且，也必定是深得民心的；反之，若是只知“剿共”而不抗日，也即是人们常说的兄弟只知阋墙而不知外御其侮，那才真正是很危险的，不仅谈不上什么光明的前途，还有灭亡的可能，这是毁灭之路，是万万走不得的。杜重远的话，使张学良很受启发，使他进一步看清了东北军前进的方向。有人说，“杜重远是最初使张学良与东北军转变的幕后策划者”，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与此同时，他也会见了从苏联回国的原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他们也是老相识，张学良就与红军联合抗日问题，请他从中联络，给予协助，他欣然应允，以后确也做了不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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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是１９６０年在台湾发表的。就西安事变来说，张学良是有大功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不需要、不应该、也不存在什么要“忏悔”的问题。此文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发表的，引文仅供参考（此系援引张魁堂有关文章注释）。
②　许涤新：《百年心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３月出版。
③　据一位同志的回忆资料编写的，原文散失，出处不详。
④⑤　何柱国：《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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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施夜话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伟大胜利，对全国人民争取抗日与民主的群众运动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对于受到蒋介石排挤、对打内战不感兴趣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是一个很大的震动。
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象烈火一样熊熊燃烧起来。
当然，一种新的革命高潮的酝酿与准备，也是要经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的。实际上，为了抗日，为了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为了实现党在新形势下政治策略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对于西北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的研究，对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处境和现状的分析，以及对于他们的统一战线工作，早在红军长征的后期就曾考虑过，但有些事那时无法实现，实际对他们、特别是对张学良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则是从１９３５年冬和１９３６年春在陕北榆林桥战斗后开始的。而被俘的原东北军团长高福源的迅速释放，则是一个新的起点。
高福源是由于被俘后受到深刻的政治教育，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动向在甘泉地区指挥前方作战的彭德怀同志提出回去劝张学良与红军联合抗日的。当时正是党中央在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的时候，高福源的要求，有利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所以彭德怀向中央汇报后，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到甘泉与高福源联系，并促成此事的。
高福源是先到洛川见了东北军的王以哲军长，然后由他密电报告张学良，张学良于第二天乘飞机专程来洛川与高见面。
张学良早想沟通与红军的联系，一时尚无头绪，现在高福源回来了，而且似乎带有某种特殊的使命，他当然乐于尽快见到他。但使不但不想让他看出他的这种焦急的心情，并觉得对他的诚意还要看一看，甚至认为他应当先试试他的胆识。……
张学良的这个微妙的心理，高福源当然是料想不到的，所以他一见到张学良，就立即敬了一个军礼，并说：
“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
张学良态度严肃，冷冷地问：“怎么回来的？”
“是红军派我回来的，我有许多情况要向副司令报告。”
“什么？红军派你回来的，你好大胆！”张学良见他大言不惭，好象他不是打了败仗，倒象是得胜回朝的英雄，所以突然大声喝道：“你当了俘虏，还要我通匪，我枪毙了你！”
高福源原以为张学良会热诚与他交谈的，没想到他会这样对待他，所以十分失望，痛心地说：“请副司令息怒。我这次冒死回来，确实有话要对您说，我是为了您和东北军好，决不是为我自己。至于您怎样对待我，我是不在乎的。我不怕死，怕死我就不回来了。您想杀我，还不跟踩死个蚂蚁一样。但副司令，您可不能忘记我们东北被日本鬼子强占了，不能忘记三千万东北同胞已沦为亡国奴，也不能忘记先大帅是怎样惨死在日本人的手中！现在共产党和红军主张团结抗日，并诚心诚意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又有什么理由骂人家为‘匪’？难道非要把我们东北军这点力量全消耗在自相残杀的内战中才心甘吗？”高福源说到这里，泪流满面，痛哭失声。他只打算把心里的话全说出来，要杀要剐，就随人家的便，只是觉得这也太冤屈了，所以既激忿，又悔恨，因而哭得很伤心。张学良原本就无处罚他的意思，现在听他这样慷慨陈辞，也不禁流泪了。他终于怀看激动而又沉重的心情走过来，亲切地安慰他说：“福源，别难过了，你说得好，说得对，你是我的老部下，我哪能那样做呢，我刚才是试试你的胆量，察看一下你的真情。你回去可以转告红军，请他们派一位正式代表来，双方可以作一些商谈。”
高福源很高兴。在圆满完成任务后，他又返回陕北苏区。
高福源回到红军驻地后，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对他多所鼓励。另方面，对张学良关于双方立即进行接触和商谈的建议也欣然采纳，并于３月４日派李克农去洛川与张学良进行会谈。这次会谈，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但那时张学良误以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上海，他既注意与陕北红军的联系，也很重视与上海友人的接触，想通过他们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不久以后，他终于从上海友人那里获悉，原东北义勇军抗日将领李杜（当时他住在上海）为他找到了共产党的关系。实际是当时上海的地下党得知张学良的愿望后，决定派刘鼎到西安去与张学良联系，搞统战工作。张学良认为刘鼎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得到消息后，即派亲信高参赵毅到上海去迎接客人。
早年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并由朱德介绍入党的刘鼎，是１９３６年春来到西安的。到了西安后，他就住在张学良公馆里。那时张公馆在西安西门里金家巷５号，这所住宅，原为西北通济信托公司建造，１９３５年秋，张学良率东北军进驻西安后，租赁了这个院落，作为他的官邸。这里的主要建筑物是三幢东西排列的三层青砖楼房，即Ａ楼、Ｂ楼、Ｃ楼。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沧桑变化之后，原来的房舍多已陈旧破落了，但它的主要建筑和庭院仍保存完好；特别是，由于党和政府的关注，加强了对西安事变旧址的管理工作，经过认真修葺，如今这里已焕然一新，恢复了多年的风貌。Ａ楼，在西安事变前，是张学良的下属、职员所住的地方，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代表团曾在这里住过。Ｂ楼，是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副官和警卫人员的住所。Ｃ楼，是张公馆的核心。张学良自１９３５年秋来西安直到他离开西安去南京以前，同夫人于凤至及赵四小姐等一直住在这里。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１日晚，张学良宣布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军事会议是在这里召开的。１２月２３、２４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三方会谈”也是在这里举行的……
张学良与刘鼎素不相识，突然见面，彼此都不大了解，但性情开朗而又为人豪爽的张学良并不拘束，一见面，张便“向他提了几个问题，如‘为什么你们骂我投降卖国不抵抗？为什么红军打我打得那么厉害？’等等。刘鼎答复大要是：‘张将军掌握几十万大军，坐镇东北，严防边陲，有守土之责。日寇犯我，一夜之间，沈阳沦陷，进而东北尽失。面对外侮不放一枪，全国人民能不骂你？共产党同全国人民一气，当然不能例外。
“东北军是蒋介石指使下的‘剿共’先遣大军，前在鄂豫皖，后在陕甘边区，一直都很积极，红军受到很大损失。你们打我们，我们回击了一下，能算厉害吗？红军有广大人民作后盾，是不可战胜的，蒋介石百万大军也无可奈何。“蒋介石驱东北军上前线‘剿共’，是他的‘一箭双雕’、‘借刀杀人’之计，你看是红军厉害还是蒋介石厉害？！东北军应当联共抗日，这不仅可以洗掉东北军不抵抗、投降卖国的骂名，而且还可以摆脱蒋介石的阴谋诡计。将来，抗日胜利和中国解放的大功，张将军和东北军将名列前茅。
“刘鼎同志的一席话，说得张学良将军心里特别高兴，一定要留住刘鼎同志。中共中央得知刘鼎同志与张学良将军相处甚得，就委派刘鼎同志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常驻西安。”①刘鼎在这里住下来以后，能和张学良及其他东北军将领时常见面，使他能以他的学识和丰富经验，系统地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张学良等对党和红军有了更确切的了解，加强了他们与共产党全面合作抗日的信心和决心，为周恩来同志到肤施（今延安）与张学良会谈作了准备。他曾参加这次会谈，并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东北军代表。他协助张学良以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东北军，加强东北军与红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党中央对他当时在西安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毛泽东同志曾一再指出：“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张学良对他的印象也很好，在由应德田口述的有关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回忆录中也曾谈到：“刘鼎同志住到金家巷之后，他和张学良将军时常见面，和我及孙铭久的接触也较多，时常谈到抗日整军的问题，对东北军抗日运动和抗日准备工作有很大的影响。有很长一段时间，张学良将军怀疑刘鼎同志系王稼祥，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刘鼎可能是王稼祥。’可见，他是十分重视刘鼎同志的。”
总之，张学良的上海之行，高福源的奔走，以及刘鼎的到来，使张学良对于共产党和红军的看法有了新的转变。而在这之前李克农与张学良的洛川会谈和在这之后周恩来与张学良的肤施会谈，对于贯彻中国共产党逼蒋抗日的方针和推动张学良走向联共抗日的道路，则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１９３６年４月８日，是预定在肤施举行会谈的日子，但这天天不作美，从一大早开始，就风雪交加，飞机无法飞行，所以谈判时间不得不推迟一天。
４月９日，风雪小多了，但仍是个严寒的日子，为了能及早赶到肤施，使这次谈判能顺利举行，张学良决定当天一定启程。所以９号这天，他早早起身了，并特意换了一套普通的灰布军便服，这是他为了与红军谈判而特意让裁缝制作的，由此也可看出他对这次会谈的重视。
在肤施会谈的前几天，天气一直不好，８号那天，先是大雪，后又下雨，给行路带来许多不便。９号这天，天虽晴了，但雾大。张学良已顾不了这许多，带领王以哲、刘鼎、孙铭九等少数随行人员，亲自驾驶飞机直飞肤施。
下了飞机后，张学良觉得，有点疲倦，胳膊、腿都有些发酸，好象不常劳动的人突然干了一天体力活似的。他过去不止一次地驾机冲向蓝天，坐汽车也总喜欢亲自驾驶，都没有这么累过。他这才真正体验到，开飞机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轻松，特别是在雾大或气候变化无常的情况下。
这天下午，他没有再出门，就在会谈地点清凉山下桥儿沟天主教堂附近的一个小院里休息。
中共代表也是顶风冒雪，从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骑着马，经两天长途跋涉，于当天傍晚才赶到肤施的。但护送人员和马匹都留在城外了，只有参加谈判的几位同志徒步进入了肤施县城。
当时，负责在大门外迎候中共代表的是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九，他只知道来的是级别较高的代表，但究竟是哪些人，由谁率领，却毫无所知。
中共代表是在天擦黑时才来到天主教堂门前的。他们一共五个人，走在最前面的一位，中等身材，人较瘦弱，但很有精神；他穿着黑色中山装（这天他和李克农均换上便衣了），眉毛浓而黑，目光炯炯有神。从他那行动矫健、气宇轩昂的神态看，他年纪并不大，可是却留着浓密的黑胡子。那时，他看到大门外有人迎接，急忙大步流星地走过去，与孙铭九热情握手，并亲切地说：“辛苦了！”
“欢迎，欢迎，请！”孙铭九伸手让客，很有礼貌地把他们引进里面去。那时，他只觉得这位大胡子衣著朴素庄重，仪态沉稳和蔼，一定是个不简单的人，却无论如何也没料到，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
张学良与周恩来也是初次见面。过去彼此虽然都久闻其名，却无缘相会，今天在陕北一偏僻小城，得以握手言欢，坐在一起会谈，真是机会难得，所以二人一见如故，谈笑风生。对于西安事变和周恩来与张学良的最初的会晤，许涤新曾有简要的评述。他说：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之后，救亡运动的火焰，遍及全国。我党向被蒋介石派来“剿共”的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西北军，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两军将士们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而蒋介石对两军的压迫也日益加强。在这种形势下，张杨两将军发动了震动全国的西安事变，活捉了蒋介石。四十一年后，西安和兰州的剧团都编排了壮怀激烈、慷慨动人的《西安事变》话剧。
在话剧里，当周恩来同志对张学良说到“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时，张说：“不，不，我是一个不抵抗将军。”恩来同志说：“我相信，这个不抵抗将军的名义，你会自己洗掉的；我们也会帮助你洗刷。”恩来同志又说：“听说张将军不久前写过一首抒怀的诗。”张说：“周先生你也知道么？”恩来同志边笑边念：“极目长城东眺望，河山依旧主人非！”张说：“只是感慨而已。”恩来同志说：“张将军，我想借用鲁迅先生的两句诗奉赠：‘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剧本所写未必完全是事实，但在当时那种慷慨激昂的心情之下，《西安事变》剧本的这一段对话，是反映了当时全国人民坚决要求抗战的真实性的。②
笔者亦有同感。的确，在当时那种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这对话是反映了全国人民坚决要求抗战的心声的，是具有历史的真实性的。就说在肤施的这次会谈吧，双方也始终是开诚相见，推心置腹，是一次亲切、友好和相互尊重的会晤。
在会谈中，他们谈了很多的问题，但谈论得最多的还是民族的危机，以及如何制止内战、团结抗日的问题。张学良谈了他在国外的见闻，也谈到了他的一些胡涂的认识，他毫不避讳地说：“前些时我到欧洲游历了几个月，开阔了眼界，看到了一些新的东西，但也接受了一些不好的东西，如在意大利的时候，有人对我说，你们中国英雄太多了，但应该象我们拥护墨索里尼一样，不要互不相下。所以我一度认为意大利与德国之复兴，主要是由于人民全心全意拥护领袖，使领袖有充分力量克服救国途中的障碍。我国人民若要救国，也得如此。所以我回国后，是竭诚拥护蒋介石做中国领袖的。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的信念动摇了，深感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腐败，靠国民党来救中国是没有希望的。而对墨索里尼的办法还存在幻想，认为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后经与刘鼎和李克农先生交谈，才知道自己想错了，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而思想上却也还有一些矛盾，特将这些想法谈出来，向周先生请教。”
“哪里，哪里，咱们共同研讨，共同研讨吧。”周恩来一直静静地认真听张学良谈话。他有个特点，一般是不随便打断别人的谈话的。但听他这么讲，也立即作了谦虚的表示。
“不，请周先生指教，学良讲的是真心话。”张学良又补充道。
周恩来见张学良态度诚恳，是真心实意要抗日的，便开诚布公地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张先生到国外看了看，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这是难能可贵的。不过，关于法西斯主义，我也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它不是一种先进的思想，而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它主张个人独裁，压迫人民，摧残群众，把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一点表面上的‘民主’全抛弃了，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最后阶段的一种最反动的思想观点，是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的。”
在随后的会谈中，周恩来发现，张学良过于注重政府和军队在抗日斗争中的作用和地位，而对于人民群众的力量则估计不足，所以他又指出：“中国要抗日，必须实行民主，以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才能取得抗日的胜利。假如仿效德国和意大利，搞法西斯主义，只会投降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真正抗日的。张将军，我说的这些也都是个人看法，是否妥当，也请你多多指教。”“不敢当，不敢当，”张学良忙说，“你谈得好，我完全赞同。近来我对这个问题也有些想法，经你今天再一点拨，心里就更亮堂了，今后将不再谈法西斯主义。但现在究竟应当怎样抗日，你们的抗日和蒋先生的攘外，都附带倒蒋或安内，我不能苟同，因为日本军部绝不会等着倒蒋或‘剿匪’。另外，蒋是现在中国的统治者，军事、财政、金融、外交等大权也都掌握在他手中，完全撇开他不行。根据我这两年的观察，蒋介石还是有可能抗日的，错就错在他想先消灭共产党，然后再抗日，即所谓‘攘外必先安内’。这当然是必须扭转的。我们要对他进行争取，统一战线既然是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如能争取过来，对抗日有利，反之，就会增加抗日的困难，因为他必然会同我们作对，甚至用中央政府的名义讨伐我们，使我们陷于被动地位。所以我觉得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宜再提反蒋，他不抗日，我们可以逼他走上抗日道路，把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是不是更好些？”
“嗯，这个问题是可以考虑的，联蒋的问题我们将认真研究。”周恩来回答说。不过，看得出来，他虽然觉得张学良言之有理，但显然还有某种保留。果然，他随后也尖锐指出：“不错，蒋介石是有一定实力地位的，抗日不争取他参加，是个很大的损失。问题是他干不干，如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因为尽管日本侵略者重兵压境，大片国土沦丧，可他仍然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所谓‘宁给外人，不给家奴’的思想指导下，对日寇妥协退让，对群众残酷镇压，所以向他展开一些斗争是必要的。共产党过去也不是不愿意争取这个集团的力量参加抗日，是考虑可能性不大，只有用群众的力量粉碎他这个反动集团，对抗日救国才有利。”
“是的，国民党是存在着这些问题的，”张学良深有同感地说：“让蒋介石轻易改变政策是不容易的。但我想，随着形势的发展，他也会有变化，现在他不是也对日本人的贪得无厌很恼火吗？但他有个很错误的看法，就是认为共产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是针对着他，并要把他拉下马的，所以他把‘安内’摆在了首要地位，似乎共产党和红军更是他的心腹之患。”
对张学良的这一分析，周恩来虽觉着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认为并不确切。他没有指责张学良，而是耐心地摆事实，讲道理，历数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把人民推入十年内战的血海的罪行，深刻说明蒋介石之所以不得人心，军事上也屡遭失败，并不是他军队少，更不是武器差，而是他多行不义的结果。最后，他高瞻远瞩地说：“我说这些，不是要跟他算这个旧帐，而是说，看问题既要根据形势，放眼未来，也要有历史观点。不过，不管蒋介石怎样仇恨共产党，仇恨工农群众，怎样以怨报德，我们今天仍然希望他能改弦易辙，悬崖勒马，尽快走上团结抗日的道路。你所说的‘逼蒋抗日’，不也是这个意思吗？这其实也是符合统一战线精神的，有团结，有斗争嘛，因为光斗争，弄得彼此关系紧张，当然不好，但光让步也不行，让步太多了，他会觉得我们都怕他，对团结抗日同样是不利的。”
张学良高兴地说：“对！今后我们就在联合抗日的大前提下，加强团结，共同对敌吧。至于蒋介石，过去我同他接触较多，关系不能说很好，但还能说得上话。照我看，他顽固是顽固，但只要我们用最大的力量去争取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中来的。”
“是吗？你有这个把握？”周恩来似乎不大相信，“如果能把他争取过来，当然很好，祝你成功。今后如需要我们配合的，你尽管提出来，我们一定大力协助！”
“对，对！”张学良兴奋地说，“对蒋介石就得逼一逼，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他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③
随后，他们还就红军和东北军在抗战中所担负的责任、对日作战的战略、两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和经济通商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了相应的协议。
会谈结束时，天将破晓，此刻大地虽然仍是静悄悄的，但远处也隐隐传来鸡啼，它告诉人们，又迎来一个新的黎明。
张学良感到很兴奋，虽然一夜无眠，却毫无倦意，多年来使他疑虑重重、百思不解的许多问题，现在经过周恩来鞭辟入理的分析，大都冰化雪消、迎刃而解了，他怎能不如久旱逢雨、春风拂面、满怀喜悦呢！也象长期压在身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顿觉浑身一阵轻松。事后他还常对他的部下谈起这次会谈，谈起周恩来，总是赞不绝口：“周恩来虚怀若谷，处处以民族利益为重，共产党确实了不起！”
４月１０日清晨，张学良和王以哲出来送客，当他们把几位穿着朴素的深色便装的客人送出天主教堂大门时，张学良举目东望，只见霞光满天，一轮灿烂夺目的红日冉冉升起了。
这次会谈，由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也由于周恩来和张学良都能以大局为重，相互信赖，使会谈取得很大的成功，而这对张学良来说，也是他戎马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为以后的西安事变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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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１２月出版。
②　许涤新：《百年心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３月出版。
③　关于周、张二人会谈内容，曾参考了申伯纯所写的《西安事变纪实》及其他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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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的西安
延安会谈后，中共中央研究了张学良对反蒋抗日方针的不同看法，认为他的意见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既然象张学良这样愿意走联合抗日道路的人对“反蒋”都难以接受，显然，如仍坚持反蒋，对扩大统一战线是不利的，所以采纳了他的建议，将“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在５月５日发表的东征回师通电中，就没有再提反蒋的字句，而是向‘南京政府诸公’提出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陕甘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在《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说：‘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还说：‘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①
红军为了抗日，于１９３６年春东渡黄河，不料，受到蒋介石和阎锡山军队的阻拦。为了顾全大局，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决定回师河西，停止这一战略计划的实施，并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向全国人民宣布，出师抗日的红军之所以回师黄河西岸，不是对国民党军队的堵截和进攻畏惧了，而主要是“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故决定“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并慎重地劝告南京政府：“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之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语云：‘千夫所指，无病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之。”
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深得人心的举动和决策，张学良都看到了，他是衷心拥护的，他对联共抗日和争取蒋介石等国民党最高决策人物共赴国难更加积极了。据刘鼎回忆，在那个时期，张学良“主动承担劝蒋抗日的工作，蒋介石走到哪里，他就走到哪里找蒋介石谈联共抗日的问题。这样的情况不止五次（南方一次，山西一次，洛阳二次，西安一次），几乎达到每月一次。谈话中蒋介石总要摆出领袖架子，让张学良听他的话。蒋对张说，自己已经吃了共产党的亏，顽固地认为和共产党合作是不可能的，责备张学良年轻无知，易受骗。张学良一向好胜，不肯随声附和，坚持劝蒋抗日，说：“日本人步步逼近，自己把东北失去，再这样下去，军队都不听我的了。”两人总是谈不拢，时常冲突。
至于说，时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的陕西地方实力派领袖杨虎城，他的进步倾向更是众所周知的。出身贫寒，饱经忧患的杨虎城，早在辛亥革命时，就参加过反清的革命队伍，以后又加入护国军和靖国军，投身讨袁斗争，反对北洋军阀，支持北伐战争。作为一个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富有爱国思想和正义感的军人，他有一颗救国救民的赤子之心，“西北山高水又长，男儿岂能老故乡。黄河后浪推前浪，跳上浪头干一场。”“西北大风起，东南战血多。风吹铁马动，还我旧山河。”从他早年所作的这些充满革命激情的诗里，不难看出他是痛感社会黑暗、国事如麻，而迫切希望“勘定祸乱、万姓鼓舞”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又增加了一层忧虑，对日寇的疯狂侵略也特别愤慨，所以在１９３３年，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热河省、华北危急、平津危急时，他曾向蒋介石要求将十七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当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时，杨虎城不仅声援，而且资助大批弹药。１９３６年绥东抗战，杨虎城又多次请缨杀敌。一次再次的爱国要求，都被当局拒绝，引起了他极大的不满，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他也一直是反对的。②所以中共对杨虎城的统一战线工作很重视，并且也是开始得比较早的。１９３５年冬，当杨虎城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时，在南方从事地下工作的南汉宸就委托申伯纯到南京去见他，向他介绍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后来，党中央还派汪锋带着毛主席的亲笔信，到西安来找杨虎城。汪锋临行前，毛主席接见了他，向他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西北军的情况，指出西北军和东北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他们与蒋是有矛盾的，同“中央”顾祝同、胡宗南部的矛盾也必然日益突出，所以是可以把杨虎城争取到反对内战和团结抗日这一边来的。
这也就是说，在那时，团结争取杨虎城有利条件是不少的，但也有一定的危险性。不过，汪锋还是很有信心的，他在一篇回忆录中说：“毛主席说，谈判一定不要决裂，要谈和。我表示，完全接受主席的指示。这次出去，当力争谈判成功，如果谈不好，有危险，也不惧怕。主席说，你说得很对，现在的时机是好的，我们连续打胜仗，他们一定很动摇，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困准和危险是有的，我们把各方面都想到，有了精神准备，事情就好办了。主席还具体指示：对杨虎城部队要有个分析，多鼓励抗日士气，少谈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③
当时，汪锋正是在这种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前往西安与杨虎城谈判的。二人见面之后，汪即说明来意，谈了形势和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并递交了毛泽东、彭德怀给杨的亲启信，信中说：“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具备，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山河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全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再经深谈，终于消除了杨对红军的误会，下定了联合抗日的决心，所以那时杨虎城虽为国民党西北地区一位重要的军事领导人，实际是一位抗日爱国将领。据说，有一次，杨虎城从南京开会回来，驻守汉中镇巴的二十一团来电话报告，说在一次战斗中，有三十多人后退逃跑，使本来稳操胜券的战斗一败涂地。逃兵现已全部抓起来了，但事关重大，团里不敢擅自处理。杨虎城闻讯连夜赶到镇巴，第二天大清早召开全体军人大会，准备处理这批临阵脱逃者。后来一查，原来他们是根据团部命令，要去通江上抢劫一大批物资作为军饷用。而这些物资是通江、南江等地老百姓支援上海十九路军抗日的募捐物资，认为不能抢，并向团长汇报了。团长不听，仍下令攻抢，他们无奈，朝天放了一阵空枪之后，便集体开了小差。他们一边跑，还一边“高喊：‘我们中埋伏啦，快逃哇！’带着尖刀排似脚底板擦了油地往回跑。打头阵的一跑，整个抢物资的大部队就溃不成军了。‘军长，’关黑子（带头逃跑的一个副营长，他原本是杨虎城的一个老部下）说完，‘扑通’又跪在地下哽咽着说：‘我说的都是实话，不信，我口袋里有东西能证明。’杨虎城从关黑子衣荷包里摸出张皱巴巴被汗浸湿了的粗毛纸，摊开一看，是四川通江、南江红军游击队的简报。正面印着：同仇敌忾，抗日救国，双江爱国赤子勒紧裤带踊跃捐款捐物支援上海十九路军。简报的后面是双江红军游击队给上海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将军和全体官兵的慰问信。杨虎城看完简报，一把抱住关黑子：‘黑子，你不是逃兵，是功臣！’这样一来，公审会改成了嘉奖会，三十多名逃兵每人发了五块大洋，关黑子升为团长。杨虎城最后向全团官兵宣布：‘弟兄们，今后，遇上这样的丢良心仗，大家都可以逃跑，我杨虎城照样发奖！’”④从杨虎城为“逃兵”发奖这个小故事中，人们不难看到，在那时，他虽然受国民党政府领导，实际上他是执行着一种比较进步和温和的政策，因而那时陕西的救亡运动较为活跃，如对于提倡民主、宣传抗日、反对内战等，在别的地方，常常是被禁止的，而在陕西，就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不论是青年学生或民主人士，都敢于议论国事，抨击时弊，所谓共产党宣传赤化、不要父母、不讲道德、共产共妻之类的谣言，在这里是没有多少人相信的。致使陕西的国民党特务大为恼火，叫苦不迭，哀叹陕西左倾分子多，存在所谓“精神向北（即陕北）”和“做的是国民党的官，吃的是国民党的饭，却说的是共产党的话，做的是共产党的事”的现象。
蒋介石对此也很恼火。为了进一步控制西北地区，防止“赤化”，他调来大批宪兵，同时也增强了特务的力量，仅在西安地区就设立了一百多个特务机构。国民党的党政要人如戴季陶、宋子文、晏道刚、曾扩情、宋志先、江雄风等，也象走马灯似的，频繁往来于南京西安之间，他们不仅进行政治游说，有的还直接在西安的党、政、军、警等机构中担任要职，如安插在西北“剿总”司令部的晏道刚和曾扩情这些特务头目就是用来监视张、杨的；也有的则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等机构为据点，专门监视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行动，甚至连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都处于特务的暗中窥测之中！
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踏进华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人们团结御侮的爱国主义精神还是不断发扬光大，如当时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秘密流传的宣传抗日救国的刊物《活路》（这名称的含意是东北军只有抗日，才有活路），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以后西安事变的爆发作了舆论准备。这个刊物是由从上海来西安作统战工作的著名进步人士高崇民等编印的。未过多久风波起，它暴露了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的秘密，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若不是张、杨两将军的保护，高崇民就会被捕，会被送往南京，其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原来，那时高崇民等编印这个刊物，是曾得到张学良默许的，不过表面上他不能支持，还得公开查禁，以遮特务耳目。所以，那时这个刊物实际是处于地下状态。印刷、发行，都担着很大的风险，白竟凡在论及此事时，着重指出：
原来准备油印，既经张默许了，就准备铅印。但是，在西安找不到印刷的地方，因为陕西省党部有命令，凡印宣传抗日的东西，就违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活路》不能拿到外面去印。适杨虎城的秘书王菊人去高崇民家。孙达生（另一《活路》编者）即和王商量印刷《活路》的事。王说：“绥靖公署军需处有个印刷厂，专印军内的材料，比较安全、保密。”他说可以帮助解决印刷问题。王回去后向杨报告了，杨慨然应允，让王菊人告诉军需处长王惟之负责监印，注意保密。王惟之积极主张团结抗日，也是杨将军的心腹。他接此任务后，就和印刷厂的负责人高子桢商量，选一些技术好的工人，在晚间代印《新秦日报》后，接班突击印《活路》，到天明即止，一切排版、印刷、装订都严格保密，并由王惟之和高子桢轮流监印，按照实印册数发给纸张，不许多印。
经过几夜突击把《活路》印完。即由王惟之运到他家，以后又由绥署交际处长申伯纯同志用小汽车运到双仁府高崇民家。……
《活路》发行一个多月以后，忽于五月十二日杨虎城的幕宾郭增凯为《活路》事，被国民党秘密逮捕解往南京。这件事使张、杨和东、西北军两方面人士都为之震惊。后来查清是印刷《活路》时的保密措施引起了两名工人的怀疑（他们是蒋特的底线），他们在印时带去一份光纸换了一份印的《活路》，在军需处后面城墙上偷阅。
他们看到内容全系宣传抗日的违禁印刷品，即秘密送给了西北“剿匪”总部调查科长江雄风。江看见如此重要的“反动文件”如获至宝，奖给这两个人每人六十元大洋，即向“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报告。晏立即召集江雄风、马志超、曾扩情等军统特务头子们研究这个小册子是谁写的？他们认为小册子既是十七路军印刷厂印的，当然是十七路军的人编的。但是，从内容上看，又都是东北人的口气，宣传对象主要指的是东北军。他们分析来分析去，分析到郭增凯头上，认为郭平日经常夸他与杨虎城的关系如何密切，也能写文章。他们对十七路军内部情况茫然无知，又报功心切，就误认为《活路》一定是郭增凯搞的，即向蒋介石写了报告。蒋介石五月十日复电：“着即将郭增凯逮捕送南京”，晏道刚即于十二日亲自打电话请郭到总部，以有要事相商为名，把郭骗到总部逮捕，怕被十七路军发觉，连夜把郭送到临潼上车解往南京。
郭增凯到南京后，特务们立即进行审讯，追问他为什么要编印《活路》小册子？又追问杨虎城和张学良怎样密谋联共抗日的？这两个问题郭增凯全无所知，虽然特务们进行各种威胁利诱、刑讯，也问不出结果来。他们又转告晏道刚，晏拿着《活路》去找杨虎城，指出《活路》是十七路军印刷厂承印的，让杨查办。杨从容地说：军需处不会印这种东西，请晏在市面上彻查。后来杨部查清是廉栋臣等二工人告密，杨将军觉得对不起东北朋友即将廉等秘密逮捕，关押在十七路军军法处，事变结束时将两人释放。晏道刚又去找张将军，张学良一见《活路》小册子，也很生气，说：这样的东西应当查禁，并应追查是何人所为？他命令部队查禁收缴。孙达生等又将收缴回来的《活路》，利用各种形式发给部队。
后来经过特务们的明查暗访，发现是高崇民所编，才知道误捕了郭增凯。但是，特务们的哲学是“有错捕，无错放”，仍然把郭关押在南京，一直到西安事变，为作张、杨的工作，宋子文才把郭保释出来，一同去西安营救蒋介石。南京则对高崇民发出通缉令。此时高崇民正在洛川王以哲的军部，刘多荃亦在洛川，张学良密令王、刘把高送往天津躲避……七十年代台湾公布张学良写的《我的回忆》中也提到：“有一《活路》小册子出，内主张，东北人与西北人合作，联共抗日，此册乃出于高崇民之作。”⑤
一天傍晚，燥热、憋闷，没有一丝儿风，是古城西安少有的一个炎热的天气。张学良从外面回到公馆，因为他刚刚听过一个特务在西安横行的情况报告，心中不悦，所以这天回来脸色阴沉，寡言少语，连晚饭也没有吃好。
当赵四小姐得知他烦恼的原因后，劝道：“汉卿，算啦，现在委员长要搞独裁，学的就是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那一套，他们不光是在西安这么干，在其他地方也是这么干的，你不要理睬他们就是了。”
“是的，我也曾这么想过，”张学良若有所思地说，“俗话说，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谁料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不理他们，他们却偏要找我的麻烦，对我和东北军进行监视，还向南京告我的状，你想，这我能置之不理吗？”
“是的，这是使人不愉快的。”赵四小姐坦率地说，“但我觉得，你还是要沉住气，有道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又说：强龙压不住地头蛇，他们虽然不一定都是地头蛇，但象过去上海那些青红帮流氓打手之类的人还是不少的。他们大都是些亡命之徒，为效忠自己的主子，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不到万不得已，这个马蜂窝还是不要去捅它为好。”
这时三楼卧室里的电灯闪了一下，原来窗外起风了，似乎还落了雨，玻璃窗被刮得啪啪直响，远处隐隐传来沉闷的雷声。
“你谈的有道理，这我能够理解。”沉默了一会，张学良仍然耿耿于怀地说：“我可以暂时不理他们，但如果他们认为我怕他们，认为我软弱可欺，那他就错了，不客气地说，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超越了这个限度，我也饶不了他们！”“不，汉卿，要冷静，”赵四小姐继续劝慰道，‘我总觉得，许多事还是要想开些，看透些才好，你想吧，这些人之所以敢于这样胡作非为，甚至连你和杨将军都不放在眼里，莫非他们是吃了虎肝豹胆了？不是，他们是狗仗人势，有后台老板撑腰，根子还在上面，汉卿，你说是不是这样呢？”
张学良默默地点点头，用赞许的日光望着她：“谈得对！
霞，请你继续分析。”
“其实，我的这些看法也不一定都很成熟，”赵四小姐看到张学良重视她的意见，便也就一发而不可收地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了。“汉卿，这些年我们朝夕相处，你应该知道，我并不是个很关心政治的人，对于你的进退也都是淡然处之，我常想，国事纷繁，尔虞我诈，宦海浮沉，风波迭起，要干一番事业，谈何容易！倒不如息影政坛，到僻静处过点清闲的日子为好。可是，转念一想，又觉得这未免太消沉了，当此国难当头，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正是热血男儿报效国家之时，怎可消极避世？但也要看到，现在人心不齐，形势复杂，你这个当副司令的，遇事可要三思而行啊！”“对，今后我再也不能盲从了。霞，你谈得好，说下去。”赵四小姐的谈话，使他感到亲切，所以希望多听听她这些颇有独到之处的见解。
这是怎么回事？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怎么在家中也议论起西安的形势来？难道……
是的，由于西安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而地处内战前线的陕、甘边区却风平浪静，是一派西线无战事的和平景象，这就使急于剿共的南京当局大为不满了。他们利用在西安的国民党特务，四处打探，似乎获得了一些很了不得的情报，终于发生了蒋介石密令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秘密逮捕东北大学学生、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宋在解放后曾先后出任旅大市市长、辽宁省委书记）和马绍周、关沛苍的事件。宋黎是应张学良邀请，来陕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的。特务们之所以抓他，对他的身份很怀疑，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更主要的是，觉得宋与张学良关系密切，想从宋黎等人的口供中，进一步了解张、杨联共抗日的情况。特务们抓了宋黎等人还不算，还准备将他们押送南京审讯呢！幸而，由于宋黎的机智，更主要的是由于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坚定、果敢，由于他们及其部属与特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蒋介石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这就是发生在１９３６年８月２９日晚上的一个不寻常的事件。因按韵目排列，这天是“艳日”，故人们常把此事称为“艳晚事件”。
这一事件的起因和经过，因岁月悠悠，人们的说法不尽相同，也有误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前不久，“艳晚事件”的主要当事人之一宋黎写了《艳晚事件》一文，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谈得比较具体、详尽，兹摘要援引如下：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我接到西安绥靖公署交际处处长申伯纯的电话，暗示国民党特务可能对我们采取行动，要我们加倍小心谨慎。情况危急，我让马绍周速到“总部”政训处找他的熟人弄清情况，以便决定对策。后来知道，他出去后就被特务逮捕了，羁押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
马绍周刚走，东北中学学生代表团几个人进来找我，研究撤换东北中学校长王化一的事。当时我心里很急，考虑他们年纪轻，怕吓着他们不好明讲，又担心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只简略说了几句就让他们走了。代表团负责人曹富琨（曹裕民）留下来要跟我深谈，我不好推辞。他正在讲着，突然门被踢开，接着闯进两个人，进门就喊：“宋黎！”我一目了然，顺口答：“不在家，出去了！”特务横眉竖目，声嘶力竭地叫道：“就是你！”说完猛扑过来，把我和曹富琨一起逮捕了。两个特务架起我的两只胳膊往外拽，刚出房门，特务头目对他的喽罗宣布：“抓到了共产党要犯！命令谁也不许打电话，不许走露风声，来一个捕一个。”
这时，爱国民主人士车向忱先生迎面走来。一个特务说：“这个老头来了，逮捕他！”抓我的三个特务分出一个去抓车，剩下两个特务拖不动我。一会儿，那个特务空手回来造谣说：“车带了枪……赶快先把这个送走。”
三个特务把我抬起来，我极力反抗，他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把我弄出小院。我趁机猛然挣脱出来，又跑回小院，发现车向忱先生还没逃走，特务追进院来只顾抓我，七手八脚把我拖出西北饭店后门，车先生这才乘机脱身，离开了险地。我发现只有一个特务押着曹富琨，就向他高喊：“快跑！快跑！”曹一转身，从西北饭店前门跑进前院楼上。那里住着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学生代表团十多个人，其中东大代表有景全丰、萧润和等五、六个人。因学生较多，特务没敢进去。三、四个特务把我抬起来往省党部走，后来听说，有几个学生代表跑出来试图营救我，但没有成功。
西北饭店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在一条大街上，相距二（半）里路左右。眼看快到省党部门前了，恰巧十七路军宪兵营骑兵巡逻队迎面而来，我大喊：“土匪绑架！
土匪绑架！”巡逻队五、六个人跳下马先缴了特务的械，然后喝问：“怎么回事，为什么抓人？”
特务抢先说：“我们是省党部的，他是刚捉到的共产党要犯！”我赶紧分辩：“我不是共产党要犯，他们是土匪绑架。我叫宋黎，是张副司令请来的东大学生代表，我是副司令的秘书。”巡逻队中有人认识我，因为我在西北饭店已住了半年多，负责查店的宪兵知道我的姓名和公开身份，我又去过西安绥靖公署，在西北军中宣传过抗日，因此不少人认识我。一位巡逻队员机智地向特务要逮捕证，特务强词夺理地说没有逮捕证！巡逻队员质问特务：“没有逮捕证为什么抓人？”一个特务趾高气扬地说：“我们是奉蒋委员长命令逮捕共产党要犯，你们别来碍事，不信跟我们一起去省党部问问。”特务们蛮横地坚持要把我送交省党部。我强硬地说：“我是张副司令的秘书，要送就送交张副司令或杨主任。”这时认识我的巡逻队员向他们队长说：“他讲你们是土匪；你们说他是共产党要犯，我们管不了这些，我们巡逻队查街遇到此事，都应上交杨主任处理。若不然杨主任问我们要人我们怎么办？张副司令知道后向我们要人，我们哪儿去找？”巡逻队长听了点头同意，便高声说：“带走，都上交。”特务们无可奈何，只好如此了。我想，若把我交到巡逻队连部，必得走西大街，从国民党宪兵一团门前经过，倘生不测，这岂不是躲过虎口又进狼窝！我连忙说：“你们连队处理不了我的问题，干脆送交营部吧，营部离这儿又近。”巡逻队长表示同意……
不久，宪兵营的营副谢晋生来了。他以特务捕人既无公文又无逮捕证，事先又没和宪兵营联系共同办理为由，严词拒绝交人，特务迫于无奈，提出让他们回省党部取公文来提人，谢营副明白硬顶顶不住，就同意特务回去，办理提人手续，借此拖延时间再想别的办法。
特务们刚走，大门咣地一声关上了。谢营副走进来让我到他办公室，对我说：“这件事闹得很大，各方正在设法解救。刚才搜出的东西全在桌子上，你看看，有碍事的就处理掉，特务回来还得要这些东西。”又说：“你放心，没有我盖章谁也提不走人，不过还得审讯一下，留个口供……”
过了一会儿，十七路军的军法官李木庵（地下党员，西北特支领导成员）来了。我们一起研究了“口供”，除了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等俗套外，主要讲我来西安是张副司令请的，一贯奉公守法，不是共产党，我主张抗日，但抗日无罪……
为了营救我，杨虎城将军决定迅速报告张副司令，由张下令提人，并研究了几条应付省党部的措施。
张学良将军听到我被捕的消息，愤然说道：“捉人居然捉到我头上来了！”他一面命令孙铭九去接我，一面由孙铭九派参秘室工作人员关时润去西北饭店我的住室取筹办学兵队的材料，以免落入特务手中。关去后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了，同马绍周一起押在省党部。张学良将军得知这些情况，既为国民党特务如此胆大妄为而震怒，又担心被捕人的安全，为此断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
但张学良是细心的，这次坏事是谁干的，虽然他已心中有数，但他认为在进行军事行动之前，也还是得做做邵力子（陕西省主席）的工作。邵力子虽然也是拥蒋的，但他与那些国民党的特务和党棍是不同的，对他还是应当争取。态度严厉些是可以的，但也不可失了和气。那晚，是深夜把邵请到张公馆来的：
邵力子刚迈进客厅门槛，张学良将军一反谈笑风生的常态，勃然大怒地质问：“省党部逮捕我的学生、秘书和职员，为什么不通过我？我是‘剿匪总部’的副司令代总司令，是代表蒋委员长的；我是国民党中央常委，即使是抓共产党也应该让我知道！省党部竟如此藐视我，胆敢擅自抓我的人，我一定要严办！”
邵力子先生从未见过张学良将军发这么大的脾气，也从未见过对他如此不恭，不禁有些惶恐不安，连声说：
“副司令息怒！副司令息怒！这件事我不知道，我查明后马上报告，事情由我负责。”张说：“那就请你负责查明，把抓去的人尽快送回！”
张学良将军对特务疯狂镇压抗日学生极为愤怒，同时也怀疑陕西省党部藏有诬告东北军的材料。邵力子告辞后，他便命令副官长兼一○五师副师长谭海率领卫队营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随同去的还有参谋孙铭九。
他们救出了马绍周，关时润，还缴获了省党部诬告东北军的密电和准备逮捕的东北军参加抗日活动的三百多人名单。
……蒋介石亲自下令逮捕我们几个人，矛头也是指向张学良将军的。张意识到这点，来了个“先折后奏”，“艳晚”第二天，他给蒋介石发急电，大意说：省党部捕去的马绍周等系“剿总”职员，如他们有越轨行为应通知“总部”惩处，省党部不经正式手续，派便衣夜里逮捕“总部”成员是不信任学良，不信任“剿总”，群情激愤，急于向省党部直接索还被捕人员。惟因事出仓促，未能事先呈请钧座，不无急躁之失，请予处分。拟将马绍周等交“总部”军法机关严加审讯。
“总部”政训处长，蒋介石的心腹曾扩情于“艳晚”
第二天清晨乘飞机赶往广州向蒋介石密报，蒋介石虽然收到了张学良将军的电报，又听了曾扩情的报告，仍觉得心中无数，便从广州给邵力子发报，问查抄省党部是怎么回事？与张学良扬言抗日是否有关？邵回电说：事情已经结束，张确有抗日之心，但他抗日必听委座的命令。此时，蒋介石正忙于处理两广事变，一时腾不出手来，无暇对付西北。因此尽管他对张学良将军这一“不轨行为”恨得咬牙切齿，但为了缓和矛盾先把张稳住，很快给张回了个电报：我弟处理此案殊失莽撞，惟既知错误，后当注意，所请求处分一节，应免置议。至于马绍周等的审查，准如所拟办理（对于这个电报，有人持否定态度，说事实是蒋接晏报告后，说晏胡说，并将批语转给张看，是为了把张稳住。此事有待进一步查考——笔者）……⑥
发生在西安事变前三个月的轰动一时的“艳晚事件”，表面看来，似乎是由于蒋介石的暂忍不发而未掀起大浪，实际问题并未解决，蒋介石恨透了张学良，他心想，你说省党部不尊重你，可你这么干，又把我放在了什么地方？你眼里没有领袖，也没有中央。你身为中央常委，却派兵查抄省党部，试问，你又把党纪国法置于何地？不过，现在我还不说什么，我还要再看看，一旦腾出手来，我就会飞往西安，到那时，不是简单地要同你张学良算这个旧帐，而是要彻底解决整个西北的问题，你小子再不给我老实点，到时别怪我蒋某人不留情面……
不过，说到这里，有一点，似乎还应作点交代，这便是前面提到的邵力子，有人也许会问，他不是认为宋黎等人是共产党，逮捕他们没有错吗？怎么事后在向蒋介石报告时又说了公道话，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张学良的作用，这不是有些矛盾吗？实际是不矛盾的，邵是国民党要员，与蒋介石有较深的历史关系，让他在那时反对蒋介石的命令，站出来保护宋黎，显然是不现实的，他能在报告里采取比较客观的态度，并为张学良开脱，这已是很难得了。其实，邵力子是有进步倾向的，随后不久还发生过这么一件事，那是１９３７年，他已调离陕西，到南京出任国民党的宣传部长了。上任不久，就遇到许广平自上海送《鲁迅全集》书稿请中宣部审查。邵与他的秘书对此事都很支持，对书稿没有详细去看，只随便浏览一下目录，当即批准出版。许广平和《鲁迅全集》的编委们都很高兴。可是邵力子却因此遭到非议，南京的一些顽固分子讽刺他不是中宣部长，而是“鲁迅宣传部长”。邵力子让秘书公开回答：他极愿意任鲁迅宣传部长，只要把派令送来，他一定乐于接受，并保证兼职不兼薪……弄得顽固分子哭笑不得。⑦
“艳晚”事件后，特务分子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张学良和杨虎城是不是松了口气，认为就平安无事了呢？那也不是。他们并不轻松，因为他们都知道，委员长虽然来了个“高姿态”，可问题并未解决，蒋介石既然有了关于他们联共抗日的口实，那就决不会轻饶他们。他们和国民党最高当局的裂痕更为加深，他们的联共抗日政策与蒋介石的反共方针是不可调和的，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一矛盾越发明朗而尖锐化了，从而揭开了西安事变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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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③　汪锋：《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谈判经过》，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④　熊汉生口述，韩进林整理：《杨虎城将军轶事二则》，《百花》１９８７年第７期。
⑤　白竟凡：《西安事变前的〈活路〉》，学术会议论文，未刊稿。
⑥　宋黎：《艳晚事件》，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⑦　引自《文摘报》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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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风满楼
过了一段时间，为缓和西安与南京的紧张关系，张学良电请东北元老莫德惠去向蒋陈述情况，进行疏通。莫答应了，但提出请张派一随行秘书。张当时指派一名叫吴家兴（现名吴一凡）的总部第二厅的上尉科员同去。那时吴只有二十多岁，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军官，众皆惊异，认为他太年轻了。但张学良认为“莫老这个人是一个好人，但就是软些，遇事优柔寡断，拿不定主意。而让这个年轻人去，就是为了遇事时能帮他拿些主义”①
但那时见蒋谈何容易！他不仅位高权重，门禁森严，而且还常常四出督战，行踪不定。莫、吴二人为此跑了半个多月，又在杭州等了十多天，才“终于得到蒋的通知，约莫翌日到天竺别墅相见”。关于这次见蒋的情况，吴一凡有如下记载：
在杭州受到国民党市长周象贤的接待。我们住在西湖的西泠饭店，等候蒋的召见。莫德惠和我利用这些日子，饱览西湖风景，还由杭州市政府招待到浙江省海宁县观览了一次钱塘潮。在等待召见期间，莫和我几次提到：“我年老了，血压又高，实不应承担这次旅途劳顿的任务，惟念汉卿是先大帅的长公子，不能不挺身而出，以报先大帅的知遇之恩。”谈到这里时，莫总是眼里闪着泪花，流露出缅怀张作霖真挚感情。
过了十余日，终于得到蒋的通知，约莫翌日到天竺相见。届时莫一个人去了，我留在饭店候信。莫早晨去的，下午归来，见我时面带愁容地说：“我和蒋先生讲了许多关于张如何忠于委座，以及不得已不搜查陕西省党部的苦衷，并请委座予以教诲”等语，而蒋则始终不大吭声，只是不时‘哼……哼’地颔首点头，既未表示出愤怒之色，也毫无表示谅解之意。最后只说了一句：‘张副司令教训教训他们也是应该的。’看来，蒋是居心叵测呀！你回去要和汉卿说：要多加小心呀！”
随后莫和我一同回到上海，他写了一封信让我带交张学良，然后他登车返回天津，我直返西安复命。记得张看了莫的信，并听我口头汇报之后，面部表情很深沉，未说什么话，就让我回去休息了。
我执行这次任务，前后历时月余，去时正是“西风落叶下长安”，归来已屈朔风初劲，节序初冬了。②改善关系、缓和矛盾的努力，看起来是失败了。可是陕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却如火如荼，一浪高过一浪。“九·一八”事变五周年时，西安群众和西北军联合召开纪念大会，人们愤怒声讨日寇侵占东北后的滔天罪行，公开发出“放弃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的呼声，并要求张学良认清形势，担负起抗日重任。参加会议的群众甚至还表示：“愿以我们数十万颗肉弹作为抗击日寇的武器，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张学良曾接见群众代表，他热情称赞群众的爱国热情，同时也表示了他一定要亲“率东北军，披甲还乡，雪耻报仇”的决心。
可那时，蒋介石的行动却是与此完全相反的，他在处理完了“两广事变”之后，即把注意力转向西北，在剿共问题上加紧了对张、杨的催逼。
１０月２２日，蒋介石匆匆赶赴西安，进行视察，西安的形势顿时紧张起来。未来之前，他对于陕北前线平静，张、杨剿共不力等情况已略有所闻，他之所以在百忙中特地奔赴陕西，其目的也正是为要打破这个局面，督促张、杨“迷途知返”，迅速投入剿共战争。不过，表面上他却不动声色，还特地邀请了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等陪他登华山，观名胜，说说笑笑，仿佛此番西行不是负有重大使命，而是专为游山逛景似的。张学良知道，这是假相，如果你认为老蒋真是来耍的，或者对于剿共他会轻易放松，那就错了。所以，张学良无心观景，当他陪蒋登上华山北峰，向东遥望时，一种强烈的思乡之情，使他思绪万千，倍感伤痛，曾作旧体诗《华山》一首，满含对故乡亲人深切怀念的激情写道：
偶来此地竟忘归，
风景依稀梦欲飞，
回首故乡心已碎，
河山无恙主人非。
然而，蒋介石的感受却是与此大相径庭的，他最关注的，不是民族的危机，国家的兴亡，仍然是他的权势，他的名位，以及那个他始终耿耿于怀的剿共战事。
果然，正如古人所说的，图穷匕首现，当走马观花的游览一结束，蒋介石就立即向张、杨发布了向红军进攻的命令。
张学良面有难色，对此很不赞成。他不愿意再打内战，而一心要走联共抗日的道路，他不仅在此之前当面向蒋说过（那时蒋对此当然是听不进去的），而且在前不久给蒋的一封电报中也痛切陈辞，作了诚恳的规劝。如他在电报中说：“居今日而欲救亡图存，复兴民族，良以为除抗日外，别无他途。比来寇入益深，华北半壁河山，几全沦陷，而多数民众咸感觉忍无可忍，抗日声浪，渐次弥漫于全国，中枢（有）领导民众之责，似应利用时机，把握现实，坚民众之信仰，而谋抗敌之实现。否则民气不伸，骚动终恐难免。彼时中枢或反处于被动地位，其失策孰甚！良年来拥护统一，服从领袖，人纵有所不谅，我亦矢志不渝，固为分数当然，情不自己，亦以深仇未复，隐痛日甚，愧对逝者，愧对国人。所日夜隐忍希冀者，惟在举国一致之抗日耳。”在蒋氏此番来西安后，张学良更进一步向他说明，这还不仅是他个人的看法，而是西北广大军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请他三思。不料，蒋却大发雷霆，声称：“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叫你向东，你就应该向东，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不要问为什么。至于士气，关键在官不在兵，只要当官的身先士卒，士兵是决不会后退的；如果当官的贪生怕死，畏缩不前，士兵们也是不会认真作战的。风吹草动，兵随将走，这个道理我想你是懂得的，唵，唵！”
蒋介石在接见杨虎城时，因杨也提到“部队抗日情绪高，剿共士气低，值得忧虑”的问题，所以蒋介石也向他重申上述主张，杨虎城对委员长的高论虽不敢苟同，但也未同他争辩。可张学良却斗胆进言，讲了自己的不同的见解，他说：“风吹草动，兵随将走，诚哉斯言！但这个将要是良将，并真正是爱国爱民的，还必须得把路看清楚，若是不走正路走邪路，那就糟了。士兵们因为不明真相，也可能暂时会跟他走，但他迟早是会被抛弃的。再说，你有你的理，他们也有他们的理，如他们爱说，日本侵略我们，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要把中国的老百姓变为亡国奴和他们的奴隶，这，我们是决不答应的。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不，不，你搞错了，士兵决不会是这样的！”蒋介石对任何问题常常是先入为主，有它的一套固定不变的论点和模式，而且是不容置疑的，所以，他不等张学良把话说完，就很武断地说：“关于抗日问题，你们不要听信谣言，这事政府自然会管的。至于士气问题，我来解决，我要向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话，我会说服他们的，唵。”
１０月２７日上午，蒋介石在张、杨二将军陪同下乘汽车来到西安郊区的王曲军官训练团，准备向训练团军官讲话。
这天，到会的军官人数比较多，除军官训练团全体人员外，还有西北“剿总”和十七路军总部以及驻西安各部队团长以上的军官。据说，委员长有令：任何团以上军官均不得缺席。
因为人多，没有那么大的礼堂可以容纳，会场就临时设在训练团驻地庙内戏台前的大院子里。上午十时以前，参加会议的军官都准时进入会场，专候“委座”光临了。
大约十点钟左右，在严密警戒的王曲军官训练团驻地门外传来一阵汽车的马达声，蒋介石的车队到达军训团门口了。
这时，早有一批军官上前迎接。蒋介石下了汽车，即由张、杨二将军陪同，缓步进入会场。顿时，军乐高奏，全体立正；也有一些稀稀拉拉的掌声。蒋介石扬了扬手，算是答礼，可面孔却一直是板着的，不说也不笑，更显得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然而，由于平时对蒋氏的尊容难得一见，所以不管他是怎样的傲气十足，人们还是象看什么稀奇似的，都注意观看。只见他身穿军服，腰悬崭新的金灿灿的有半截身子那么长的指挥刀，脚登乌黑发亮的长统皮靴，戴着雪白的手套。但他人并不富态，似乎缺乏一般大人物挺胸腆肚的那种派头，而是瘦长脸，细高个，走起路来腰板挺得直直的，倒还精神，只是未免过于严肃了，一直绷着脸，面无表情，冷若冰霜。总之，从出场到离开，没见他有个好脸色，没露一丝笑容。
那天，主要是他讲话。他独自站在主席台上，张、杨二将军都站在台下队列前面，其余军官站在他们后面。他讲话不转弯抹角，而是直截了当，并注意声调的抑扬顿挫，还是很有些煽动性的。他这次讲话实际是向中、高级军官发出的继续大举“剿共”的动员令，也是对反对内战、主张抗日的中、高级军官所作的露骨的威胁。为了论证他的诸如“攘外必先安内’之类的论调，他大讲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也谈礼义廉耻、三纲五常，俨然以孔夫子和曾文正公的得意门徒自居。他还引经据典，大谈所谓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等，叫人好不扫兴。总之，那天他喋喋不休地讲了很多，很多，可惜收效不佳，因为他说的是乡音很重的宁波官话，有些是听懂了，也有些就难免有不知所云之感，但他最后疾言厉色地所说的一段话，因为讲得稍微慢一点，大家还是听清了，他分明说的是：“我们革命军人先要明礼义，知廉耻。在家要尽孝，要孝顺父母；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这是我们革命军人的本分。同时，我们革命军人还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不忠不孝，便不能算一个革命军人。国家有法律、纪律在，对这样不忠不孝的军人，是要予以制裁的，是决不宽恕的，这一点，唵，唵，我希望诸位要特别加以注意，万勿听信共党宣传！”
原先，人们还以为，堂堂委员长、又是全国海陆空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在这种隆重的集会上，定会发表些号召抗日、团结救国的言论，也只有这样，才象个国家元首的样子。没想到这方面的言论他一句不讲，念的还是那套使人早已听厌了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调陈经，这不能不使听众大失所望。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场的大多数中、高级军官，都是爱国的，尤其一部分东北籍军官，对亡省亡家更有切肤之痛，加之，他们大多数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是爱听的；而对于蒋氏的反共演说，对于他那套虚伪的所谓“四维八德”之类的说教，都觉得不是滋味，甚至很反感。在蒋的训话还正在进行时，已有不少人显得很不耐烦了，但出于礼貌，出于对张、杨二将军的尊重，人们忍了，没有交头接耳，没有在下面议论，没有人递条子，也没有把他轰下台，而是耐着性子听，总还算给了他点面子……
可是，在蒋训话完毕，离开了军训团驻地后，人们就再也忍耐不住了，大家议论纷纷，都很气愤。张学良怕事情闹大，当晚“即召集在王曲受训的主要领导人和队长讲话，加以安慰，张说：‘大家要明白，蒋的讲话，主要是对我说的，不是对你们，希望你们要安下心来，要知道我们今天是孤臣孽子，谁叫我们不争气把家乡丢了呢？我们应当有最大的忍耐和克制。’经过张的安抚，大家的情绪才安定下来。”③但当时在军训团工作的黄显声等，仍然认为蒋的这个讲话很不好，应当找人“来驳斥蒋的这篇谬论……说明抗日是正确的。我（孙铭九——笔者）和黄显声商议后，派敢说话的苗剑秋秘书到军官团来讲一次话。”④
在蒋讲话后不久军训团的另一次集会上，苗剑秋激昂慷慨地说：“团结抗日，是救国之策，是完全正确的；‘剿共’内战，是亡国政策，是绝对的荒谬。昨天竟有人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这也就是说，日本是我们远处的敌人，共产党是我们近处的敌人。要我们不去打日本，而去打共产党。我们东北被日寇占领了，东北人都成了亡省亡家的人，受到的苦处太多了，现在居然还有人在这里说这种话，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应该让他走着进来，躺着出去！”
这个讲话，被特务获悉，很快就报告到晏道刚那里。晏要求张学良把讲演人交出来，张为缓和他与蒋的矛盾，一方面表示同意，虚与周旋，一方面又以畏罪潜逃之名将讲演者送到北平，这件事无法追究，也就不了了之。不过后来黄显声还是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因此被蒋痛恨，以致十多年后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惨遭杀害，也都与此事有关。
但这些情况也说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蒋介石要扭转西北局势，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再去打内战，进攻陕北革命根据地，是比较困难了。但蒋介石是个主观唯心主义者，他是不大可能认真吸取经验教训的，所以他在离开西安、返回他以避寿为名暂时居住的洛阳古都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调兵遣将，扩建机杨，积极为一场新的剿共战争作准备。
与此同时，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镇压，也更变本加厉了，震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就是在这时发生的。原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人，是领导全国各界抗日救亡运动的救国会领导人，他们并没有犯什么法，不过带头搞了一些抗日救亡的活动，写了几篇宣传抗日的文章而已，可是这却触怒了南京当局，１１月２３日南京政府竟下令把这七位爱国人士逮捕了，并查封了一批进步刊物，后来，南京政府要对沈钧儒等起诉公审。中共中央为此发表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弦更张，彻底放弃错误政策，释放一切政治犯。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及上海文化界人士发起救国入狱运动，使国民党政府十分被动。芦沟桥事变爆发后，鉴于形势的变化和全国人民的正义呼声，“七君子”才被释放出狱了。
这是后话，暂不多表。不过由上述情况看，在那时尽管人心思抗日，而内战的危险仍是十分严重的。蒋介石在洛阳的时候，张学良曾约阎锡山一起见蒋，劝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拒不接受，冷冷地说：“是我服从你呢，还是你服从我！”
就是在这种坚持内战政策、一点也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情况下，蒋介石在洛阳作了一番新的军事部署后，于１２月４日晚九时许，身着戎装，带领大批高级将领，由洛阳乘专车再度来到西安。张学良是先行前往洛阳迎接的，这时同车到达。杨虎城、邵力子等高级官员亲往临潼车站迎接（因蒋要下榻临潼华清池，故在此站下车），蒋介石不进西安，不住城里的高级宾馆，而要选择远离城区的骊山山脚下这一僻静处所，与其说是为了安静，不如说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他这时虽然还不大可能会想到一周以后他会被人家打个人仰马翻，但西安对他来说，不象南京、洛阳那么安全这一点，他是毫不怀疑的。
这是蒋介石在一个多月内第二次来西安。但这一次的到来，颇有点“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之慨。他不仅带来了如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一批高级将领，他的中央军也纷纷西移，真是浩浩荡荡，声势显赫，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不过，在表面上，同上次来时一样，他仍装出一副轻松自如、悠哉游哉，似乎是被名闻遐迩的大、小雁塔和烟草萋迷的咸阳古道所陶醉的样子，游览观赏，指指点点。实际呢，他脑子里是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他的目光是严峻而阴冷的；他往往在访古揽胜中王顾左右而言他，那偶而发出的笑声使人感到惊惧；他观景不过是做做样子，时刻在窥探张、杨的动静，才是他的真正动机！
装假毕竟是难以持久的。果然，蒋介石的笑容转眼间便消失干净，一个新的围剿陕北红军的作战计划抛了出来，而且声势大，兵力强，口气硬，命令也是最后通谍式的。在他看来，他的决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必须绝对服从的，如果张、杨再不听从，就将他们搬开：东北军调福建沿海，十七路军去安徽，西安不是要搞什么耿共抗日、精神向北吗？这回我要让你们来个精神向南！
这一次，蒋介石是决心要在西北大干一场的。他一面软硬兼施地一再向张、杨施加压力，督促他们向陕北进兵，一面也作了让他们易地换防的准备，甚至连新的西北“剿总”和前敌总指挥的人选都已内定；同时，在“两广事变”时南调的军队，这时也重又调回内地，集结于平汉、陇海路一带，准备向陕甘进发。有一部分军队正向豫西移动，前锋已逼近潼关。从国外买回来的一百多架最新式的战斗轰炸机，也都调往西安，准备参加新的“剿共”大战。那一阵，西安真够热闹的，一队一队的飞机，象傍晚的乌鸦群，带着震耳的响声，遮天蔽日地飞临西安上空；有的还故意降低高度，轰轰隆隆地怪叫着，贴着屋脊，从人们的头顶上飞过，然后密密匝匝地停靠在机场上，作为“剿共”之用。
由于时局的变化，一向比较恬淡、宁静、同时也较为安定的古老的西安，突然失去了它的平衡，变得异常拥挤而又嘈杂了。“一时西安这个小城挤满了国府大员和国民党高级将领，天空飞机隆隆，街上汽车奔驰，旅馆里塞满了人，大饭店经常座无虚席，猜拳声，打麻将声，不绝于耳，连妓女也都活跃了起来，看起来好不热闹。”⑤
然而，这热闹却是畸形的，很不正常的，在虚假的繁荣的背后，既是紧锣密鼓的反共喧嚣和密谋，也是广大爱国官兵与一部分法西斯分子的对峙，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的激烈较量……
但即使是形势已经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张学良对蒋介石的进谏仍未停止，虽曾多次碰壁，虽然他产生了必要时不惜以兵谏达到促蒋抗日目的的想法，但他还是抱着一线希望，盼能出现奇迹，这也就是说，企望蒋介石能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悬崖勒马，放弃其不得人心的内战政策，领导人民抗日。哪知蒋介石仍然无动于衷，不仅拒不采纳他的建议，反而指责他是“受了共产党的盅惑”，他以不容分辩的语气说：“古人云，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内部分裂，何谈抗日？如今流窜在陕北的红军已成强弩之末，我们拥兵数十万，又有大批新式飞机，只要上下一致，果断出击，便可将其全歼。今天已到剿共的关键时刻，当此共军即将覆灭、我们剿共的最后胜利指日可待时，焉能功亏一篑，致使功败垂成？这是关乎党国存亡的大事，是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这是东北军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希所部迅速行动！”
张学良看到蒋介石态度仍是如此僵硬，想到他披肝沥胆，多次真诚相劝，此公竟无动于衷，不禁声泪俱下地说：“委员长，你的意思我懂了，只是怕难执行。听我这么说，你一定很生气，会认为我不服从你的命令。实际不然，自东北易帜以来，我对中央政府的决策一贯是大力支持的。但现在日寇正疯狂向华北和全中国进犯，意欲亡我中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作为一个军人，怎能坐视？所以我认为只有坚决抗日，才是中国的唯一生路。为抗日，我张学良是不惜牺牲一切的；全军将士也会奋勇杀敌，个个争先；但如打内战，就会怨声载道，观望不前，到那时，委员长就别怪我指挥不力，令出不行了。”
起先，蒋介石见张学良流泪了，似有所动，但后来听他说“打内战怨声载道”，将会出现“令出不行”的局面，又无名火起，连连摆手说：“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我不愿听，不愿听！我多次讲过，日本和共产党都是敌人，都在要打之列，但有内外之别，应该说，内患危害之烈，更甚于外敌，所以我的决心是不能改变的。这是考虑不周或一时冲动吗？不，它正是从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的。当此形势对我们极为有利，最后消灭共产党和红军之际，谁如果以抗日为名，联而不剿，贻误军机，定将军法从事，这，唵唵，我可是毫不含糊的！”
这天，张学良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要对蒋进行一次毫不妥协的“苦谏”，甚至“哭谏”的，如同两军交锋，各不相让，激烈的争辩持续了几个小时，但蒋的态度丝毫未变，最后他竟拍着桌子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话已至此，张学良还能再说什么呢？事情很明显，根据蒋介石这种顽固的态度，想用劝说的办法使他回心转意，是很难办到了，所以此时此刻，真有点剑拔弩张，不闹个鱼死网破，看来是不会收场的。因为事情很明显，对张、杨二将军来讲，这时已经到了一个紧要关头：要么服从命令，违心地去进攻红军；要么任人宰割，即刻离陕！
形势紧迫，一发千钧，张、杨两将军不得不背水一战了！
这原因是明摆着的，因为蒋介石说来说去无非还是要贯彻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那套方针，而这些张学良和杨虎城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内战，他们无论如何是不愿再打了；从陕西调离，有的还要调到边远的地区去，这对他们来说，同样也是很不利的，因为这样誓必要远离红军，不但联共抗日，前功尽弃，而且还会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事情很清楚，蒋介石把他们分别调出去，实际是一种分而治之的策略。拿东北军来说，到那时非但无法打回老家去，还有被消灭掉的危险。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蔡廷锴和李济深等发动的“福建事变”，不就是因为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并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最后在蒋介石的分化和优势兵力进攻下失败的吗？怎能再蹈十九路军的覆辙？这也就是说，张、杨二将军和蒋介石在政治方针上的冲突已经十分尖锐，“由于彼此都不放弃看法，已发展到必须得出结果”的地步。张学良曾经考虑过辞职，但鉴于前几年被迫下野的痛苦经历，加之国仇家恨未报，他觉得这样做有负众望，自己也是问心有愧的，所以他打消了这个念头。特别是，一想到几年来颠簸坎坷的境遇，几十万东北军，背井离乡，置身西北，还有千千万万的父老姐妹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他的心就碎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他怎不忧愤交加，遗恨难消呢？
但他想得更多的还是眼前，比如如何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如何才能使一意孤行的蒋介石悔悟的问题，劝谏，已经失败了，罢免他，在当时的国民党内还未形成这样的条件，那究竟应该怎么办？特别是在他得知蒋介石将要亲自来陕督战的消息后，他也进一步提高了警觉，并常同杨虎城在一起交谈。天长日久，彼此消除了疑虑，谈话也比较随便了。有一次张学良先谈到他对蒋氏的反共政策的不满，表示决不再参与内战，并就联共抗日以及蒋到西安后可能产生的麻烦，征求杨虎城的意见。
“你真的不顾一切，决定要坚决抗日吗？”杨虎城对张学良的决心似乎多少还有点疑问。
“真的，这次我是再不能当那个‘不抵抗将军’了，知耻而后勇嘛！”张学良果决地说。
“这就好，这就好啊！”杨虎城极表赞赏。但他随即又调转话锋，说：“其实，丢掉东北是委员长下的命令，这个‘不抵抗将军’的帽子，我看戴在他头上才不大不小正合适呢！”
“唉，怎么不是呢！张学良心情沉重地说：“也怪我那时年轻幼稚，听了他的话，才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但我觉得，问题的严重性是，直到现在他还不回头，还热衷于反共、打内战，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爱国人民都责备我们，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才好呢？虎城兄，你年纪比我大，经验也比我丰富，我们今后应当怎么办，你还得多加指点啊！”
“啊，不敢当，不敢当。不过，关于我们今后的斗争方略，我倒是想过一下，只是，这……”杨虎城欲言又止，也许是还有些顾虑吧，但他看到的是张学良那热诚、期待的目光，所以他略加思考，还是大胆地讲了出来：“我的想法是等委员长来西安后，我们先耐心劝说，还是尽量用‘寇深国危，大敌当前，一致抗日，枪口对外’的精神去感化他，说服他，促其醒悟，此乃上策。如果他还是不听，顽固到底，我们可以来它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你看如何？”
“啊，这……”张学良乍听到杨虎城提出的这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不免有些惊讶，这来得太突然了。
“怎么？你不赞成？”
“不，我考虑一下。”张学良看到杨虎城面现疑虑之色，似有些不悦，忙安慰他说：“不过，请放心，我不是那种出卖朋友的人，我们的谈话是不会外传的。这你相信吗？”
杨虎城默默地点点头。
短暂的沉默。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过了一会，张学良终于颇有同感地说，“你的意思是，我们尽量相劝，万不得已时，也不排除将用非常行动使他脱离南京亲日派的包围，听听我们的救国主张，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杨虎城连声说：“是啊，是啊，看看，这不是咱俩都想到一块去了吗？你刚才说要考虑，我还以为你不同意呢？”“哪里，哪里，”张学良说，“前些时在洛阳，我还劝过他，让他‘俯纳民情’，别学袁世凯，结果被他骂了一顿。蒋为人刚愎，不大能听得进不同的意见，看来我们被逼上梁山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虎城兄，我们肩上的担子可真不轻啊！”
“是啊，看来较量是不可避免的。”杨虎城冷静地说。但他看到两人的观点终于比较接近了，又甚感欣慰，所以言谈中显得决心很大：“这当然并非上策，我们也并不希望发生那样的事，只是这年头，脑子太简单了，要吃亏的，我们不得不防着点。但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有一点你放心，我听你的，副司令你怎么领导就怎么办，我是跟着副司令一路走的！”
“好，咱们一言为定，且看他们如何动作吧！”
张学良与杨虎城紧紧地握手，他们的心贴得更紧了。……⑥
我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张、杨兵谏，决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但张、杨长期受到蒋介石的排斥，彼此早有矛盾，在西安事变前的一段时间，又对他们相煎甚急，所以都有反蒋之意，只不过没有说破，直到张学良最后一次从洛阳回来，他们才终于相互交心，道破了天机。但究竟何时举事，怎么行动，却又心中没底。１２月７日，张、蒋之间的激烈争论和蒋介石的顽固不化的态度，使他们终于认识到，对蒋介石不能再存在什么幻想了，举行“兵谏”已是势在必行，不能再犹豫了。但他们经过密商，认为事关重大，需要进一步摸一摸西安各界、特别是上层人物的动向，以便一旦举事，也好区别对待，并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争取的人，壮大联合抗日的力量。所以，１２月８日，杨虎城曾特地走访了国民党在陕西的党政要人，如邵力子等。在他与邵力子谈话时，邵力子不知是有意呢，还是无意，他竟出人意料谈到自己的忧虑。杨问忧虑什么？邵说：“我不是忧虑别的，而是忧虑可能演出日本的‘二二六事件’啊！”所谓“二二六事件”，是指日本的一些法西斯分子的叛乱。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６日，日本一些最富有侵略性和冒险性的军事法西斯分子，由于不满当时执政的保守派的政策，企图取消议会政治，建立独裁政府，以便更疯狂地推行侵略政策，在东京发动了叛乱。他们袭击许多内阁大臣，刺杀了藏相和教育总监。结果，暴乱虽被镇压，但从此政府中军部势力进一步加强，法西斯势力也更加猖獗了。邵力子的这个比喻显然是不恰当的，当时在中国也没有这样的事件发生。至于以后爆发的西安事变，那恰恰相反，它不但不是什么叛乱，不是法西斯主义，而正是反对蒋介石的误国政策，是反对蒋介石镇压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法西斯主义的，怎能与日本的“二二六事件”相提并论？不过，杨虎城闻听此事，还是不禁一惊，连手里正夹着的纸烟也掉在了地上，他还以为是他们准备进行兵谏的事已经泄漏了呢。实际这只是他的猜测，因为东北军的下级官兵要求抗日，对国民党当局早有不满情绪，搞一个反法西斯的“二二六事件”也不是不可能的。至于张学良、杨虎城将要进行的惊天动地的事业，他们的兵谏计划，邵实际并不知道。可是常言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杨虎城的误解和虚惊虽然很快就打消了，但由此事他和张学良也深感责任重大，形势紧迫，事不宜迟，若不当机立断，一旦事泄，让蒋介石听到一点风声，就会功败垂成，悔之莫及。
这难道不是他们面临的严峻的现实吗？
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这是在太岁头上动土，是性命交关的事，务必慎重！”仿佛有人在劝阻了。
但张杨二将军举事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是的，是有点狂妄，胆大包天，但却并非不自量力。他们信心百倍，生死置之度外，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仗义执言，扶正祛邪，哪会没有一点风险呢？但真正的勇士，必将披荆斩棘，奋然前行！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场石破惊天的豪迈壮举，在所难免！
逼蒋抗日，当在其时，蒋氏何去何从，人们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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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吴一凡：《委托莫德惠见蒋经过》，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③　卢广绩：《西安事变亲历记》，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④　孙铭九：《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做的几件事》，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⑤　米暂沉：《杨虎城传》，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８月出版。
⑥　此处参考了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国共产党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的《西安事变资料选辑》中的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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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在蒋介石到达西安的第五天，即１２月９日，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９日，在中共抗日救亡的号召和红军长征胜利的鼓舞下，北平学生数千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抗日救亡示威游行，示威学生愤怒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国民党政府不仅不同情，不支持，反而竟派军警镇压。这一暴行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北平学生的抗日爱国行动，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持和声援，掀起了更加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之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起点。在这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里，西安广大的爱国青年学生怎么还能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去读书呢？他们关心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对于日寇的侵略，他们不能坐视，而要进行坚决的斗争。因此，对于“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他们准备隆重纪念，并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对于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张学良、杨虎城以及省主席邵力子都表示支持，但鉴于当时西安的形势和蒋介石对学生运动一贯的敌视态度，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做学生们的思想工作，想劝说学生纪念活动从简，不搞游行示威，只开纪念会，规模也宜小不宜大。但学生们不听，不仅要游行示威，还准备到临潼蒋的行辕去请愿，要求政府顾及民族的生死存亡，坚决抗日，停止内战。
那时，无论他们怎样说怎样劝，都不起作用，正所谓：一腔热血似火烧，健儿救亡志气高。或谓：初生之犊不畏虎。他们不怕蒋介石恐吓，仍然决定按原定计划隆重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届时举行有数万人参加的请愿和示威游行。
学生要游行的事，蒋介石在事前已经得到报告，他命令西安的军、警、宪、特加强戒备，严密防范，不准学生游行，更不准接近临潼，否则，格杀勿论！
但西安的爱国青年学生不怕压，不信邪，他们组织得很好的纪念活动和游行，仍然按预定计划进行了。
令人担心的事终于发生。原来，蒋介石闻讯，大发雷霆，下令鸣枪警告，以驱散游行的群众，更不准学生走出城门一步。
在蒋介石的督促下，当局出动了大批军警、马队，企图把学生挡往。但学生们既然已经上了大街，还怎能后退，所以出现了推搡、撕打，军警鸣枪警告，于混乱中，竟存小学一名学生被流弹打伤。消息传出，群情更为激愤，他们出于爱国和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不满，仍然不顾天冷、路远和危险，冒着凛冽的寒风，继续前往临潼请愿。
在随后一段时间内，游行队伍无人阻挡，行进也还顺利，但如果认为蒋介石已经改变主意，或者会大发慈悲，那就错了。蒋介石已布置自己的卫队，在通往临潼的路上架起了机枪，学生们如再前行，就准备进行大屠杀。所以，别看表面平静，实际这是对方窥测方向的间隙，是疯狂杀戮前的沉寂，稍不留意，问题就严重了。
张学良为避免学生无谓的牺牲，急驱车追赶过来，诚恳劝阻学生不要去临潼请愿。学生们悲愤陈词，欲罢不能，万众痛哭，场面动人心弦。张学良也不禁流下眼泪，并向群众倾吐了自己的肺腑之言，表示坚决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他是一定要抗日的，并在一星期内用事实作出回答。学生们这才列队回城。对于这悲壮豪迈、激动人心的一幕，亲身参加过这场斗争的李木庵曾作过详细的记述，他回忆说：
……大队行至十里铺，临潼蒋介石行营已得到消息。
蒋派侍从室组长乘汽车赶来阻止，请蒋明天进城来答复。
你们不要前往临潼，如果不听，到前面发生了事，我们不能负责。其实，在十里铺，蒋介石已布置军队，马队已排满街上，高地架设机关枪，在前面的学生交通队，已被扣留，形势至为紧张。正在相持的时候，张学良乘汽车赶至，要求与群众说话。群众停止途中。张说：“各位同胞，各位同学，你们的救国热忱，我是非常钦佩的，但是今天时间已不早，路程尚远，而临潼又无餐宿之地，太辛苦了，不如请大家转行回去，把你们的请愿书交给我，由我代你们转向蒋委员长陈述，比你们自己去还要快些。”群众说：“蒋委员长是全国党政军权最高统揽者，必须他亲自答复我们的请愿，方能相信。临潼虽无大队餐宿的地方，我们宁愿不吃饭，宁愿集体露立达旦。救国之事，还怕辛苦吗！”不同意张的提议。张见群众意志已决，难以挽回，又对群众说：“你们的救国志愿，我并不来阻挠，只是政府不满学生干预国事，你们此去必触动最高主权者之怒，我为爱护你们，不忍见你们去流血牺牲。”站在前列的东北大学生及女学生，听到要流血牺牲的话，首由东北大学生高呼：“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流血，愿意为救国而牺牲，死在救国路上是光荣的！”放声大哭。
女学生相继号哭，由队头至队尾，万余人都哭起来了，群众连哭带喊着：“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我们愿为国而死，我们前进吧！”一时哭声喊声震动山岳，道旁停观的行人，都一起流泪。张学良随从的马弁也在拭泪。这时情绪的凄惨和哭声的悲壮，任何铁石心肠的人，都不能不动于怀，因此张学良也就抑制不了他的情感，也掩面而泣，不仅感动他的天良，而且激增了他的勇气，祛除了他的畏惧心理，续向群众说话，谓“各位同胞、同学，我张学良不是不救国的，我的心情是和你们一样的，自从失掉东北四省，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无不骂我张学良，我何尝不敢打日本强盗呢？上级不许我打，这种隐痛是一时不能对人说的。我不是愿做亡国奴的人，我与日寇有杀父之仇，是不共戴天的，我的最后一滴血，是要流在抗日战场的，请你们大家相信我，你们的救国心愿，我不忍辜负，在一星期内，我准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请你们今天暂行回去，我不欺骗你们。同学们，我是国家的军人，我不是蒋某人的走狗，如果逾期欺骗你们，我张学良愿意你们群众在任何地方，把我处死。你们可能相信我吧！”群众见张学良如此恳挚的表示，遂应允张的要求，听候满意事实的到来，率队回城。时天已近黑，群众自晨六时至午后七时未进粒米，却都是精神焕发，毫无倦色，而且个个都象得了胜利似的，尤其是小学生及女学生队伍行列，秩序井然，自晨至晚，无一中途离队者，大队入城时，他们脸颊上的救国热泪，尚未尽干，在街道的电光掩映下，莹之发光，见者无不为之感叹不置。①
发生在西安事变前三天的西安爱国青年的这场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之所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是与中国共产党西北特别支部的领导、以及西安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抗日救亡总会，还有西安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的广泛支持分不开的。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关于人民大众是如何痛恶内战、拥护抗日的情景，有亲身经历的李连璧也有感人的介绍。他说：
游行示威队伍在南院门大街集合。那天，汇合起的各路游行队伍和自愿加入的市民不下两万人。当时西安市区仅有十余万人，竟有那么多的人响应参加。这里值得一提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广大士兵和一些下级军官对爱国青年示威游行的同情和支持。当上司命令他们阻拦游行队伍的时候，他们根本不愿尽力，洪流一般的游行队伍很容易冲过去。最明显的是游行队伍准备向临潼进发，冲向火车站时，沿路阻拦的国民党宪兵和特务都手持武器，气势汹汹。而在这同时，一些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士兵也跟随着游行队伍前进，手里同样持着武器。这些宪兵、特务面临这一情景，怎敢放肆，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游行队伍冲锋向前，夺路而去。
在西北军守卫的中正门（以后的解放门），由于早已得到命令，城门上了大锁。学生们就跑上城楼，找军官士兵们讲理，并找到了拿城门钥匙的军官，当学生打开城门铁锁时，许多士兵还帮着搬开顶门的千斤闸（大木杠），奋力推开城门。从西安到十里铺这一段路，游行队伍遇上了蒋介石下令调来的东北军骑兵，企图驱散队伍。
走在游行队伍前面的东北大学和东望小学的学生大都是东北沦陷后迁来的，他们连哭带喊：“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你们不要东北的家乡，东北的父老乡亲了吗？”感动得很多东北军官兵也流了泪，许多士兵勒住马缰往后退去，有的干脆转过马头放游行队伍过去。
另一件感人的事情是在游行结束以后，队伍返回时。
那时天已黄昏，北风凛冽，寒气逼人。由于同学们奔波呼号了整整一天，又几乎粒米未进。虽然情绪仍很高昂，但年小体弱的学生已经精疲力尽，支持不住了。大家互相搀扶着走，有时走几步就倒在路旁歇息，有的很难走动。正在同学们焦急的时候，忽然大家眼前一亮，都高兴地喊叫起来，原来几十位人力车工人拉着蒸馍、烧饼和开水给同学们送来了。同时，几位东北军士兵冒着风险，自动开来了几辆运送弹药的卡车来接同学们，并帮着把幼小体弱的同学扶上汽车和人力车。这一切，给游行队伍带来了莫大的鼓舞，大家一鼓作气赶回城内，沿途还不时用嘶哑的嗓子唱救亡歌曲，整个活动，没有一个同学掉队。事后，我们才知道，馒头烧饼是一些爱国的中小学教职员、新闻界人士和爱国市民捐赠的。……②
曾参加过这次游行的老同志谈，这天因为去临潼请愿的学生回来得晚，看看天快黑了，都还没有回来，西安居民家家户户都挂起了门灯，以迎接爱国青年的归来……
人民群众的热情关怀与支持，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感染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官兵，对张学良将军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后来在一次民众大会上，他坦率地说：“在‘一二·九’那天，我曾向参加请愿的同学讲，关于抗日问题，一星期以内有事实答复。想诸位还记得，那天的事情，真是给我一个绝大的刺激。……”③
张学良是讲信义的，也是正大光明的，他不同意或者办不到的事，他都把话说到明处，但他答应了的，就决不食言，回去后他便立即向蒋介石作了诤谏，可是却受到蒋的申斥：“你到底是代表学生还是代表我？你是站在学生的立场还是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指责他不该为学生辩护。
“不，不是这样的。”张学良尽量心平气和地说：“我没有为他们辩护。据我了解，他们只是要求政府抗日，并无恶意。我曾亲自到现场查看了，他们不是捣乱，都是纯洁的爱国青年。”
“什么？爱国青年？”蒋介石冷笑道，“我看结论还是不要下得太早吧，爱国不爱国，不是光看唱高调，而是看行动。当学生的，不好好读书，动不动就干预国事、示威游行，有的还破坏交通，冲击政府，甚至聚众殴打政府官员，试问，这是什么爱国行动？唵？！”
“不过，这次示威游行，秩序还好……”
“不，不！这个我不管。今后不许再胡闹，今后不管在哪里，凡发现有搞示威游行而又不听劝阻的，就坚决镇压，就用机关枪扫射！”
蒋介石如此敌视爱国青年，在抗日问题上如此固执己见，张学良还能再说什么呢！
但蒋介石并不就此善罢甘休，他认为张、杨已不可相信，遂于当日给邵力子写了一封密信，企图为撤换张、杨造舆论，以期使这一计划迅速实现。
蒋介石用毛笔在红格的十行纸上向邵力子作了如下的秘密指示：
力子主席勋鉴：
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它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
中正十二月九日
所有这一切，迫使张学良不能不认为在抗日问题上，他与蒋介石不但完全没有共同的语言，而且显然已经发展到非摊牌不可的地步了！所以，自此以后，张学良和杨虎城都在秘密地调兵遣将，积极进行兵谏的准备工作。
就正在这个当儿，因为误会曾发生过一场虚惊，如果不是杨虎城沉着冷静，以“军事演习”为名巧妙地掩饰过去，还会闹出大乱子呢！
原来，１２月９日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著名的易俗社请随蒋来陕的国民党军政大员看戏。晚上九点左右，十七路军的宪兵营长宋文梅到西安城东门楼去找张学良卫队营营长孙铭九，主要是近日广大官兵情绪激动，而对于张、杨二将军将要采取的重大军事行动，他们也都略有所闻，所以对形势特别敏感，还生怕有人告密或暗地里进行破坏捣乱呢。但这晚很不凑巧，当宋文梅来到城东门楼附近时，正值孙铭九带领一部分士兵乘汽车出发去临潼，他们荷枪实弹，行色匆匆。宋文梅本想过去问一声，可是几辆大卡车顷刻开走，一阵风似的，很快就消失在茫茫黑夜之中了。
宋文梅把这事与他掌握的军事机密联系起来，误认为他们是到临潼去捉蒋了，当即返回向王菊人（杨虎城的机要秘书）报告了他在东城门楼看到的情况，说是捉蒋的车队已经出发，我们要配合行动才好。王菊人立即到易俗社向杨虎城转报了这一紧急情况，杨信以为真，命令十七路军有关部队，立即隐蔽开赴指定地点集结待命，作好一切战斗准备，只待临潼方面打响，他就下达作战命令，届时将正在看戏的蒋系军政官员一网打尽，西安市其他反动军警部门，也将立即加以控制，并解除他们的武装。
但是，等了很久，眼看戏都快演完了，临潼方面仍然没有一点动静，心急如火的杨虎城才开始对宋说的情况产生怀疑，他一面请人临时点戏，加演精彩节目，以延长演出时间，一面让宋文梅再去打探。宋文梅急驱车到金家巷去找孙铭九。这时，孙铭九已从临潼返回多时，并已上床就寝了。他好不容易把他叫起来，才终于得知，原来是张学良傍晚虽然把游行学生劝回城了，可心里仍不踏实，不放心，怕学生晚上再去临潼请愿吃亏，所以特派孙铭九以巡逻名义，再前往临潼察看，并无其它任务……
宋文梅离开金家巷，急忙到剧场向杨虎城作了报告，并检讨了自己的冒失。杨虎城虽然有点生气，但没有再责备他什么，而是让他立即通知部队，解除紧急戒备状态，一场虚惊很快烟消云散了。
不过，这事也给他们敲了个警钟，当张学良和杨虎城在第二天见面议论起昨晚的这场误会时，他们一致认为：现在，人心浮动，反蒋情绪强烈，捉蒋的时机已经成熟，事不宜迟，故商定１２月１０日和１１日两天全力以赴地作好一切准备，１２日凌晨发动兵谏，并作了具体分工：“东北军方面，以一○五师师长刘多荃为临潼行动总指挥，一○五师第一旅两个团在华清池周围较远地带警戒，防止蒋介石的卫队突围；一○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率孙铭九的卫队第二营两个连和王玉瓒的卫队第一营守卫华清池头道门的一个连（二道门以内由蒋介石带来的卫队守卫），担任扣蒋任务。此外，还调回驻甘肃固原的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和在长安军官训练团受训的骑兵第六师第十八团团长刘桂五参加行动，因二人枪法准确，必要时可以有效地对付蒋介石卫队的反抗。十七路军方面，以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为行动总指挥，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所部主要担任扣留住在西京招待所等处的蒋系军政要员的任务；孔从周的警备第二旅和李振西的教导营负责解除宪兵一团、省保安处、警察大队、省政府常驻的宪兵连和飞机场驻军的武装，并占领飞机场，扣留作战飞机，以及担任西安各街巷口的警戒；炮兵团负责车站方面的警戒。为保证行动的准确、迅速，孔从周部还在西安城内按蒋系军、警、宪、特驻地的位置，进行了军事演习。以上所有准备工作都是高度保密的。张学良每天照常到华清池去晋见蒋介石，保持着内张外弛的局面，避免引起蒋介石的怀疑。”④
那时，西安事变已到一触即发之时，但张学良仍几番出入华清池，与蒋见面，与蒋的侍卫官聊天，一切都跟平常一样。有一次，张学良亲自开着汽车从华清池送几位军政大员回西京招待所，当车行至激流滚滚的灞桥时，他忽然对他的乘客们说：“你们可要小心点，可不能得罪我张学良啊！”几位大员听了，都不禁一惊：少帅这是咋回事，怎么这样说话？但表面上还是客客气气地说：“哪里，哪里，我们背后从不说副司令的坏话，巴结都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要得罪你呢？”“是吗？不背后捣我的脊梁骨，这就好。”张学良还是很严肃地说。但略停，他终于快活地笑了起来。几位大员问他为何发笑，他诙谐地说：“其实，我说的不要得罪我，你们还没有听明白，我主要是说，因为你们的命都在我手里攥着呢！”几位大员目瞪口呆，更加不知张学良这话的寓意了。张学良怕他们真的会生起气来，笑道：“你们还不明白吗？我的意思其实是秃子头上的虱——明摆着的，现在你们都坐在车上，只要我的手一偏，汽车就会掉在桥下，那你们几位不是就都完了吗？几位政府大员得知原来少帅是在跟他们开玩笑，这才松了口气，都咧嘴笑开了。不过，他们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张学良的话，说他是一句玩笑话，当然未尝不可，但仔细想想，谁又能说这不是他即将举行西安事变的双关语呢！
事变的发生，就在眼前，这点蒋介石当然是未曾料到的，但他也不是毫无所知，他好象有了什么不祥的预感，显得有点坐卧不宁，大大加快了他推行“剿共”战争计划的步伐。当时西安甚至还传说蒋介石已决定命令张学良立即驻洛川，杨虎城驻韩城督战，向红军进攻。在此期间，蒋介石在华清池行辕召开几次高级将领会议，都把张学良、杨虎城排除在外，没让他们参加，形势已发展到短兵相接的地步。这也即是说，在蒋介石看来，要么上剿共第一线，去跟共产党和红军拼个你死我活；要么你就趁早卷铺盖，别无他途！
有人也许会说，物极必反，这是很明显的道理，难道蒋介石就不懂得吗？难道他就不知道不仅是共产党，就连他的部下也不会助纣为虐，听任他的摆布吗？是的，这个浅显的道理他就是不懂，因为他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对形势和历史发展的看法也往往是不正确的。“他没有估计到以联合抗日为共同目标的三位一体在西北已紧密结合；他没有估计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影响，已使国民党多派别和地方势力产生共鸣，而以各种形式或明或暗地表示了赞同，共产党并与其中相当一部分力量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取得谅解；他更没有估计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已深入人心，全国各阶层强烈要求国共之间化干戈为玉帛、共同抗日的热浪，已经汇成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而日军进犯绥远更加剧了这一局势，剿共战争已经此路不通。”⑤仍然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就好比一个疾病缠身的人，还硬要继续在一座年久失修的独木小桥上蹒跚而行，怎能不摔个鼻青脸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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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木庵：《西安事变纪实》，载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等合编的《西安事变资料选辑》。
②　李连壁：《在陕西省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原载《陕西日报》。
③　引自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一次群众集会上的讲话。
④　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⑤　杨拯民：《论西安事变的历史必然性》，原载《党史通讯》１９８６年第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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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清惊梦
蒋介石在未来西安之前，对于此行可能会栽个大筋斗，甚至形成差一点被别人一脚跺翻这个令人沮丧的结局，是没有料到的，如果他能料到，就不会冒这个风险了。但是不是毫无所知，没有一点觉察呢？那也不是。蒋介石不是马大哈，不是那种粗心大意的人，这从他后来写（实际是陈布雷代笔）的《西安半月记》中，也略见端倪。他谈到在他未来西安之前，“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所以，他来西安后，是有提防的，这明显地表现在他很注意分析研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军情，频繁地找一些高、中级将领谈话，一方面摸情况，作调查，一方面又打又拉，硬要把他们推向剿共的道路上去。原东北军一○五师师长刘多荃就亲自领教过蒋氏的垂训，他回忆说：
西安事变的前几天——十二月八日，蒋介石约我和王以哲去临潼吃早饭，我坐在蒋的右边，王坐在蒋的左边。席间，蒋满脸怒气，三人都没有说话。饭后，蒋随即站起身来，先对我说：“你对剿共有什么意见吗？”我沉思一下说：“中、下级军官全想留着力量，准备打回东北老家去。”蒋介石听后紧接着就对我说：“自从‘九一八’后，国人对你们东北军都很不原谅，现在剿共战事仅剩最后五分钟了，我是给你们东北军一个立功的机会，你们要理解我的用意，服从命令，努力剿共，方是你们应持的态度。”王以哲此时站立在蒋的身旁。蒋说到这里就连声催着我先走，然后要王以哲跟他到隔壁客厅去。刚一进屋，我就听到蒋很气愤地对王说：“你军部的电台经常和共产党通报，你还以为我不晓得，我早就知道你们这些举动……”刚听到这里，蒋的值班卫士表示不愿意让我再听下去，我即到钱大钧办公室等候。①
蒋公意欲如何，这就再清楚不过了。另方面，那就是他也特别注意自身的安全，如他由于惧怕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不留住城内（他对西安局势非常恼怒，“但他认为张学良没有多大问题，而对杨虎城却很不放心”。他之所以不住到西安城内，就因为城内是杨虎城部队负责的防区），而偏偏要住在离西安二十五公里远的临潼华清池（这里由东北军驻防），也主要是从安全和以防不测、便于撤离来考虑的。
提起华清池，人们很自然会想起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的诗句：“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是的，位于西安东郊三十公里临潼县境的华清池，一向是以景色秀丽、温泉潺潺而著称于世的。不过，你若认为蒋氏看上了这里的自然风光，并且还有点好古僻，那就错了，他那时才不会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呢。所以他的到来，对华清池来说，并不是什么吉祥之兆。因为自从蒋介石在此安营扎寨后，西安驻军以及华清池附近的老百姓就受到了管制，不仅不能随便走动，有时还必须关门闭户，肃敬回避。因为那时这里不仅戒备森严，“大地阳春牌楼以南的东西公路上，不许外人通过。如有蒋介石出外回返，近在咫尺的东尧西尧村民，连家门也不许出。为了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东北军和宪兵队，每天要对附近村民挨家挨户查户口两三次。”②
其实，那时蒋介石深居简出，一般是不常离开行辕的，如若外出，必增岗加哨，严加警戒；至于一般的官场应酬，饮宴游乐，俱皆婉辞，很少参加，所以那时要对他有所动作，是很困难的。
是的，西安事变的目的，不是除掉蒋，而是逼蒋抗日。而要逼，就得先把他捉住，也只有把他逮起来，才能使他就范，所以捉蒋而又不要把他打死，还真得讲点斗争艺术哩！
怎样才能达到预期目的呢？张、杨二将军开始也心中无数。最初，他们有过几个方案，如在蒋外出时，中途设伏（当时曾经出现过这个时机，１２月６日上午，“蒋介石在邵力子‘陪同’下前往西安南郊，沿途由东北军卫队二营负责警戒。张、杨紧急研究后，认为有机可乘，决定趁蒋由南郊回临潼途中秘密捉起来，送往西安新城大楼，然后再和他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张、杨估计蒋介石回临潼经过西安的时间约在中午十二时左右，捉蒋的地点定在离西安南关稍远一点的地方，逮捕时不准备开枪、不断绝交通、不挖断公路。当蒋乘坐的小汽车开过来的时候，守候在公路两侧的东北军，突然在公路上横堆几根大木棍，蒋介石乘坐的小轿车必然开不过去而停止下来，那时，埋伏在两边的士兵，立即把蒋和他带的卫士逮捕起来，押送西安新城大楼。与此同时，东北军派部队逮捕驻守临潼华清池蒋的随行人员，解决华清池附近及临潼车站蒋备用‘专车’上的反动武装。西安方面由十七路军负责逮捕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随蒋前来‘督剿’的高级将领，解除公安局、宪兵团、省党部等处的反动武装。杨虎城亲自检查了捉蒋的警戒部署。只等东北军在西安南郊把蒋捉到，便即刻开始行动。但直到下午三时，迟迟不见捉蒋动静。杨虎城十分焦急，他立即去找张学良询问情况。张学良解释说：中午接到南京电话说何应钦当天来西安见蒋。准备何应钦来了一起捉拿，所以临时改变了南郊公路上捉蒋的计划。杨虎城感到，两部联合行动，如果步调不能完全一致，事久必有泄密的危险。他提醒张学良说：‘擒贼擒王，大事可定局。多捉了个何应钦，假使跑了个蒋介石，一切落空了。’张学良表示：下次决不变更了”），③来个突然袭击；也曾计划请蒋到西安最有名的易俗社看戏，在剧场内动手捉蒋。谁知，他行踪诡秘，没有固定的时间和路线，而对于戏，他是从不去看的，所以这些计划完全落空了。几经考虑，最后选中了临潼。对，就把蒋介石所欣赏的华清胜景作为对他进行“兵谏”的场所吧。
地点确定之后，紧接着要考虑的，就是执行扣蒋这一特殊使命的人选，卫队营的孙铭九和王玉瓒是要执行这一任务的，但还要有更可靠的中、高级军官和部队参战。对此，他选择了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和第十八团团长刘桂五。当时，白师长是张学良由甘肃固原召来西安，刘桂五则是由王曲军官训练团找来，让他们担负此重任，也足见少帅慧眼识人。他们何以被选中，并受到这样的信任呢？担任过东北军骑兵六师参谋长和十七团团长的汪瑢谈到：
西安事变的第二天，十二月十三日中午，我听说刘桂五乘飞机由西安回到固原，便亲往固原去见刘桂五（刘当团长时，我是团附，相处很好），打听西安方面的消息。刘桂五谈他同白凤翔去临潼扣蒋的经过情形，如下所记。
问：为什么副司令选择你去临潼扣蒋介石呢？
刘桂五：这是因为副司令信任我。在王曲受训时，我就参加了抗日同志会，在副司令面前宣过誓，保证为副司令粉身碎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副司令也曾用各种方法考验过我，记得有一次，我同副司令在一起，他拿出一个小盒子，盒内忽然冒烟，他赶快跑开，并连声说：
“不好，炸弹！炸弹！”我拿起来急速扔到窗外。他到我身边说：“你怎么不跑？”并摸摸我心口跳不跳。我说：“我能自己跑开，丢下副司令不管吗？”他笑着说：“你真行，有胆量。”
我这次八日到达西安后，晚上七时去见副司令。副官告知我说，“副司令叫你等候”，直到十一时半才见我。
当时屋内只有他一人，让我同他坐在一起，他侧身双目注视很久才说：“这回要用你了。”我问：“有什么事情？”副司令低声说：“叫你去（行——笔者）刺……你敢不敢？”我说：“叫我刺谁，我都敢，就是不认识他。”副司令说：
“你害怕了吧？你不认识，我先领你认识一下。”我说：“那没有什么，就是感觉人单点。”副司令说：“还有谁可能干呢？”我说：“我们师长（白凤翔）现在也在西安，他可忠心于副司令啦。”副司令说：“这更好了，有事时找你们两个。”④
关于张学良在１２月１０日特意安排白、刘见蒋，熟悉和侦察蒋的音容笑貌和华清池内部的兵力部署，以便举事时顺利行动，以及事变前一天张学良向他们下达扣蒋任务的情景则是：
十二月九日，接到副司令电话，今我同白师长即刻到他处有事。我们俩到时，看到客人很多，副司令只说：
“你们来了，很好，先到副官处去，叫他们向临潼联络，明天你们两个去临潼晋见委员长请训。”次日（十日）八时由副司令的副官陪同乘坐汽车前往临潼，到达时即由副官让到客厅中，见有许多人等候，并被告知早已安排好了，这就引见。白同我一起进入华清宫客厅，稍坐片刻，只听一声“委员长下来啦”，见蒋从内室出来，我们行礼后，他前进几步，坐到对面的沙发上，并连续挥手让座，当即在桌上拿起纸单看罢，对我说：“你是刘团长。”
我答应一个“是”，又说：“白师长我认识（因白在庐山受训时曾见过几次）。”当即询问前防驻军地点和情况。最后蒋说：“现下军队业已到达西北，消灭共匪就在眼前，务望大家努力，完成任务。”我们照例行礼后，随即退出，即回到副司令处报告晋见经过情形。
……他看到我们两人来了，就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背着手低着头，心情沉重地来回走了两趟，低声对我们两人说：“我想了好久，才选择了你们两个人。”说罢，又来回走了两趟，然后说：“现在我交给你们两人一个重大任务，完成得好坏，将关系到东北军的存亡问题。”说到这里，他即站在我们的面前，双目注视着我们两人的面孔。此时，白师长说：“只要副司令下命令，我白凤翔或是粉身碎骨，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我接着说：“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副司令说：“很好。”他又接着说：
“现下我决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令你两个到临潼去，请蒋委员长进城来共商国家大事。”我问副司令：“红军和杨虎城怎么办呢？”副司令说：“都安排好了，就是你们去临潼的汽车和部队也准备好了。”又发给我们的随从人员手枪十二支。副司令最后说：“千万注意，不要伤害委员长。”⑤
上面讲的，是作者根据当时刘桂五所谈情况写的，应该说是比较可靠的。当然，也有些说法讲的与此不完全相同。如有的谈到刘桂五十二月十日是由张学良亲自带领着去见蒋的，张对蒋说，刘是我部下的一个团长，他是热河人，有爱国心，一心想要抗日，我说服不了他，请委员长直接教训教训。经蒋回意，张即把刘带进蒋住室，令刘认清蒋的面貌，将来包围时如蒋逃走好便于捕获。⑥还谈到，在派兵捉蒋之前的那次见蒋，是有些冒险的，“后来刘桂五到马占山东北挺进军时，亲自对我讲：副司令（指张）胆子真大，他把我介绍给蒋后就出去了，到别的屋里和那些侍从们闲谈。如果我当时向蒋告密，这件大事不就全完了吗？”⑦是的，象许多传奇人物一样，张学良胆子大，敢作敢为，这一点刘桂五没有说错。其实，这不正是他的长处吗？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必须苦干，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光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还不够，还要敢干，要有些想象力，“艺术家最重要的素质是勇敢。
你如果带着顾虑从事艺术，那是不行的，你去当小公务员好了。”⑧这里所强调的不正是那种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和胆略吗？不难想象，假如张学良是个逆来顺受、明哲保身和胆小怕事的人，他能会冒这样大的风险、去发动这场震惊中外的伟大事变吗？
是的，他有时重然诺，讲义气，易于动感情，甚至存在着轻信和处理问题比较简单等弱点，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他还是胆大心细而又非常机敏的。报载：１９３４年张学良任武汉行辕主任时，鄂西一带土匪为患，东北军一支部队前往剿匪。有一次，他们消灭了一股土匪，并将匪首也活捉了，部队写了公文呈报张学良，准备将匪首处决。呈文是无可挑剔的，可是，天下竟有这般巧事，别看此人多行不义，恶贯满盈，名字却还讲究，他也叫张学良，跟少帅同名同姓，一字不差！张学良看罢呈文，似有不悦，但他略一沉吟，立刻在“匪首张学良”的“良”字的旁边加了一个“犭”字旁，使其名字成为“张学狼”⑨这改得多妙呀，而以眼前他引刘桂五见蒋这事来说，也是很大胆的，而他故意回避，让蒋与刘单独交谈，这固然是出于他对部下的信任，从另方面来看，他用合法手段，让自己的部下进入戒备森严的华清池，对暴戾、多疑的蒋介石作一次最后的“火力侦察”，不也是一种出其不意的奇袭和别出心裁的安排吗？还有，也就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前夕，在１２月１１日晚上，他和杨虎城还特地在新城大楼宴请随蒋来西安的军政大员，尽量稳住他们，不也说明他很有心计吗？当然，那时蒋介石对他也抓得很紧，１２月１１日这天，从白天到晚上，蒋介石在华清池一直在开军事会议，会后又会餐。杨虎城因为要宴请来陕的各方大员，未参加。但张学良是一直呆在蒋身边的。所以当晚新城大楼的宴会他迟到了。他一面向宾客表示歉意，一面频频举杯敬酒，谈笑风生，若无其事。那些聚集西安的军政大员，也都开怀畅饮，一个个都喝得醉眼朦胧，已有些飘飘然了。这些志大才疏、养尊处优的达官显贵，同样是一些主观唯心论者，当然不会想到这是定心丸、鸿门宴，不会想到西安已处于暴风雨的前夕。
“昨为座上客，今作阶下囚”，这对他们来说，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既然紧跟蒋介石，不事抗日，专搞剿共，逆历史潮流而动，历史跟他们开个小小的玩笑，把他们警告一下，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且不谈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就从他们本身来说，这场“虚惊”也并没有什么坏处。至于个别人企图逃跑，误中流弹而丧生，那是咎由自取，另当别论。
新城大楼的宴会结束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张学良、杨虎城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后，便匆匆返回各自公馆，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即将采取的重要军事行动：
张学良回公馆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宣布十二日凌晨举行兵谏。部署停当以后，又召集东北军在西安的高级将领和幕僚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一○五师师长刘多荃、总参议鲍文樾、西北“剿总”秘书长吴家象、办公厅主任洪钫、第四处处长卢广绩、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抗日同志会书记应德田和营长孙铭九（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临时未找到）等人宣布兵谏决定。他对大家说：“我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了不抵抗的骂名，为全国人民所不谅解，这几年的闷气，我们实在受够了。究竟是谁不抵抗？‘九·一八’时，就是委员长来电报不准我们抵抗。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不抵抗是根本错误的。十月间在西安，十一月在洛阳，最近在临潼，我多次向委员长痛切陈词，反复说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要求他领导全国抗战；只有先抗日，然后才能统一，不能先安内而后攘外；
只要抗日，共产党和红军的问题可以用政治方法解决。这些请求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并且受到他声色俱厉的斥责。现在他硬逼着我们去打内战，不服从他的命令就要把我们调离西北而后消灭掉。我们实在忍无可忍了。我已经和杨主任商定，明晨六时临潼、西安同时行动，用强制手段请委员长到西安城里，逼他抗日。我的指挥部设在新城，与杨主任共同指挥。”接着宣布了具体行动的安排。张学良讲完后，大家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只有于学忠问：“抓到以后，第二步怎么办？”张学良回答说：“局面如何收拾，要看委员长怎么办了，只要他答应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⑩
话虽这么说，将领们心里仍不是很踏实，如缪澂流就提出：
“副司令是否决定把这事进行到底？”
“是的，我是不干则已，要干起来当然就不会半途而废，是一定要干到底，即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张学良语气肯定、同时也是满怀信心地说。当然，对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和风险，他也并不隐讳，并坦率地承认：“我们是逼上梁山，不得不对他先礼而后兵的。至于更详细的计划还没有，我们第一步是拥蒋抗日，第二、第三步还得走着瞧，要见机行事。”
那天深夜，张学良对整个临潼方面的军事行动作了统一部署后，又特地命令孙铭九和王玉瓒配合白凤翔，刘桂五等前往临潼捉蒋。
杨虎城当晚的军事行动同样是有条不紊的：
杨虎城当晚也召集十七路军在西安的主要将领十七师师长孙蔚如、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兴中，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警备第二旅旅长孔从周等举行紧急会议。杨虎城宣布了兵谏计划，并说：“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这次到西安来，表面上是要打共产党，实际是想一箭双雕，也要消灭十七路军和东北军。
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必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因此，我已经和张副司令共同决定采取行动，扣留蒋介石，逼他抗日。”大家都表示同意。随即按计划分头部署，待命行动。此外，还决定成立戒严司令部，孙蔚如任戒严司令；赶寿山兼公安局长；孙蔚如并负责拟定十七路军所属各部队的布防及向西安集结的计划；命令驻大荔的四十二师冯钦哉部迅速袭占潼关；警备第三旅袭占咸阳，解除中央军万耀煌部两个团的武装。⑾
张、杨两将军分别向部属下达了兵谏命令后，即各率部分高级将领汇集于新城大楼兵谏总指挥部，商定由黎天才、卢广绩、高崇民、王菊人、应德田、洪钫等组成临时秘书处，负责起草此次兵谏的通电。
１２月１２日凌晨２时左右，风寒天冷，大地一片昏黑，古城西安亦正在沉睡中。奉命直接担负扣蒋任务的白凤翔、刘桂五、孙铭九、王玉瓒等分乘汽车、摩托车，急匆匆向临潼进发了。
有关当事人孙铭九对事变当天黎明扣蒋经过的记载是：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二时整，我和白凤翔、刘桂五一同登车，沿着去临潼的道路上急驰而去。
两点半钟之前，我们到达卫队营派出队伍的宿营地（即西安东郊灞桥附近的十里铺，卫队营的两个连是十一日上午在此地一所小学集结待命的。他们只知道有紧急任务，但究竟到哪里去，干什么，却并不清楚——引者），这时商亚东和王协一已将全队集合完毕，整装待发。
我与商、王说明情况后，即对官兵讲话，说明了任务。
在当时，我对政治是无深刻认识的，在理论上讲不出什么，只认为卫队营的官兵都是也应该是忠实于张学良的，因此我便从这个角度上进行了简短的动员：“今天我们到华清池去，是为了救副司令。委员长不抗日，也不叫我们东北军抗日，我们副司令向他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不但不接受，反而把我们副司令扣押起来。我们今天去华清池，是要把委员长扣起来，逼他抗日，营救我们的副司令出险。保护副司令的安全是我们卫队营的神圣职责，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极其重要的任务，一定要扣押住委员长！但要注意，绝对不能把他打死！”当时群情激愤异常。
向战士动员之后，我请示白凤翔怎样行动，白叫我领卫队营先冲进去，他们随后跟进……⑿
王玉瓒主要讲了张学良如何向他布置扣蒋任务和他怎样在临潼打响第一枪的情况：
十一日下午四点多钟，张副司令在华清池同蒋介石谈完话出来，走到头道门时，我正在那里值勤。他对我说：“王营长，跟我回城里一趟”“是！”我立即回答。说完，他上汽车走了。我随后乘三轮摩托跟去。我跟到金家巷一号门外下车，走进院中就停下来。他看我没跟上来，就说：“来！”我这才跟着他走进客厅。
我光顾跟他走，竟忘记了带门。他对我说：“关上门。”
我关门后，立正站在那里。屋内就我们两人。他上下打量我一下，目光严峻，态度镇静地对我说：“命令你把蒋委员长请进城来，要抓活的，不许打死他。”我立即坚定地回答：“保证完成任务。蒋的侍卫二三十人，池外宪兵也不过数十人，我以步、骑两连三百多人的兵力包围之，保证扣来。”他满意地瞧了瞧我，并以深沉的口气说：
“明天，你死我死都说不定，要有思想准备，要作好行动部署。你和孙铭九要互相协助，作好这件事……”
翌晨——１２日早２时许，我乘摩托先到十里铺，叫醒骑兵连邵连长，传达了扣蒋命令……有人问：“我排有一班与宪兵住里外屋，怎么办？”我说：“先下他们的枪，然后派人看守，不许他们出屋。”
在华清池西侧的禹王庙住着一些宪兵，我令（一连——引者）王连长派人收缴他们的枪支。与此同时，我率领马体玉等人进入头道门（头道门的哨兵是马体玉排的战士）。在门外的战士就哗啦哗啦地装子弹。我怕院内有人发觉，就小声对马排长说：“别让他们先上子弹，听我枪响，再动作也赶趟。”
此时，约在凌晨四时许。临潼大地，风寒天冷，一片寂静。我朝二道门那边看，只见一个蒋的步哨来回走动。我举起手枪，连打三枪，命令我营战士开始进攻，并有意通知从灞桥镇前进的卫队第二营官兵迅速前进。于是，我由一位保卫蒋介石安全的营长变成一名扣蒋的先行官了。当我率王世民、马体玉等多人冲进二道门时，蒋的侍卫长跑出房门，连喊带问：“什么事？什么事？”我们哪里理他，几枪把他们击倒在地。顿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蒋之侍卫惊醒后，凭借门窗拼命抵抗。我营战士奋勇进攻。这时孙铭九带领卫队第二营官兵五十余人也已到来，加入了战斗。
这时各种枪声和手榴弹响彻骊山，我和王世民连长利用黑暗角落，廊柱，翻过荷花池，绕道贵妃池，跃到五间厅门前平台上。一见蒋住的三号厅门半开着，我们就飞步闯进卧室。发现床上无人，被子掀着，伏看床底下也没人。但衣帽，假牙、黑斗篷大衣俱在，而人去室空……⒀
蒋介石在华清池的住室——一座宫殿式的五开间的古建筑物“五间厅”，并非等闲之地，这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为逃到西安避难的慈禧太后建造的御汤，因为它是蒋氏下榻之处，所以成为这次攻取的主要目标。经过黎明前的激战，这个严密警戒的“堡垒”倒是被攻占了，可是受到张学良重托，白、刘、王、孙等一批军官也立下军令状定要生擒活捉的那个人，却无影无踪了。
王玉瓒所碰到的“人去室空”的情景，其他几位同样负有扣蒋使命的人，也都碰到了。其时，白凤翔在院中看见钱大钧，“钱已负伤，拉住白师长的手问：“瑞麟（白的字），是怎么回事？”白说：“西门已让共军占了，张副司令派我来保护委员长进城，委员长哪里去了？”钱说：“夜间我还和委员长在一起吃点心，以后就不知道了。”⒁其实，有的不是还摸了摸他的被窝亦尚有余温吗？可见是仓惶出逃，而且离开的时间并不长。这样，人们当然不禁要问：蒋介石藏到哪里去了？难道他真的会象某些神话小说所讲的施展了什么魔法，居然冲出重围，远走高飞了吗？
不，不会，这怎么可能呢？
是悄悄乘汽车，从包围圈的缝隙里溜掉了？这种可能性也很小。因为后来检查了一下华清池的汽车，却是一辆也不少。论时间（距离开枪的时间），他跑不远；按体力，他跑不动；论地形，可能就在附近。
是的，这个估计有道理。原来，１２日凌晨，天色还未大亮，素来鸟语花香、清静幽雅的华清池院内，突然枪声大作，火光通明，“五间厅”前面枪弹飞进，玻璃窗被震得哗啦哗啦地响，有颗子弹还在一块玻璃上钻了个小洞呢！蒋介石的美梦被打破了，他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来不及穿衣戴帽，只穿了件单薄的睡衣，就丧魂落魄地跳窗外逃。因为当时前面枪声紧，又直奔后门，想从后门跑掉。可是后门有铁将军把守，出不去，只好由卫士扶着爬上华清池后面的院墙，准备跳墙逃走，不料蒋介石这下却吃了个大亏。原来，华清池的院墙多为依山修筑，常常是从院内看不高，有些地势高的地方，从里面爬墙，真可谓易如反掌，可是从外面看，就显得颇高了。那时，天还黑洞洞的，加之蒋氏年过半百，眼睛也不那么好使唤了，所以在慌乱中爬上墙头，以为外面也和里面高低差不多，想不到一跳竟坠入一个丈把深的乱石沟中，只听他象猛然挨了一闷棍似的“哎哟”一声惨叫，就再也爬不起来了。一卫士连忙过去拉他，好半天才把他扶起来，问他哪里摔伤了，他只唉声叹气，喘嘘了好一会，才龇牙裂嘴地指了指他的腰和脚，原来是脊椎骨和脚都跌伤了，鞋也只剩一只，再也跑不动了。卫士只好背着他，继续往后山上爬。后来眼看搜山的部队离他们越来越近了，而那卫士也背得实在吃力，所以就让他在西绣岭虎畔石旁一处很浅的洞穴内躲藏起来。
尚未找到蒋介石的情况，刘多荃（东北军一○五师师长）和白凤翔向张学良报告了，张在电话中下令扩大搜索面。因当时有些地方守卫宪兵还在顽抗，白令刘桂五迅速消灭残敌，孙铭九、王玉瓒等率部队搜出。但搜了好大一阵子，天也大亮了，却仍不见蒋的影子。士兵们继续搜查，终于把蒋的近侍、也是他的侄子蒋孝镇捉住了。当时卫队营的副连长张化东正好在跟前，看他那鬼鬼祟祟的样子，就拿枪对着他喝问：“委员长在哪里？快说：不说实话，就打死你！”蒋孝镇吓得脸色发白，索索发抖，嘴张了几张，却语不成声而止，但他那慌乱的眼神，却满怀狐疑，并不自觉地老朝不远的那个山坡上看，张化东知道那里一定有情况，说不定……急忙快步跑过去，并高声说：“里面有人吗？快出来！再不出来就开枪了！”有些士兵还故意“哗啦哗啦”地拉动着枪栓。身陷重围的蒋介石，看看四面楚歌，自己完全成了孤家寡人，再也无处可躲了，这才弓着腰，垂头丧气地扶着那块大石头慢慢钻了出来。那时，西北风正呼呼地刮着，加之又地处山野，就是穿着棉衣都还冷呢，可是只顾逃命的委员长此刻却只穿一件单薄的绛紫色的睡衣，白单裤，光着两只脚，他面容枯槁，两腮深陷，由于连惊带吓，再加天气寒冷，他早已冻得浑身发抖。
但是，当他发现抓他的不是共产党的游击队（最初他以为是从山里下来的游击队干的），而是东北军时，便又强硬起来：“我是领袖，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张化东（卫队营中一军官）向他说明是东北军，是奉命来请他进城，领导抗日的。这时，他却坐下来不走了，说：“我要见你们的长官。”张化东说：“我就是长官。”催他赶快下山，他仍不肯挪步。张化东急了，据他后来写的回忆临潼捉蒋的文章谈：“那时时间紧迫，哪能容他耍赖，所以我不由分说，命令两名战士架着他走，他还是赖着不走，我火了，踢了他两脚，这才把他死拖活拖，架下山来。”⒂
孙铭九对这个场面的回顾是：
此时天色即将全明，可以看清地形地物了。我同士兵一起急往山上搜索，恨不得将蒋介石一把抓住才好。忽然跑在我前面的陈思孝（有人说叫陈至孝，卫队营一个班长——引者）喊着：“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我应声赶紧跑上前去，只见蒋介石刚从洞里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站在洞口边，卫队营的卫士们四面包围着拥挤在左右。发现蒋的陈思孝和卫士们报告说，我们先看见这块大石头旁边象有人在走动，一会儿又没有了。我们沿这个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旁，见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钻了出来。
我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我说：
“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你们是哪里来的？”蒋问。
“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我回答。
“啊，你是孙营长，你就是孙铭九？”
“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嗯，我知道，有人报告我的。”蒋可能看出我不伤害他，便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
“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
我解释并催促蒋说：“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在那里等着你呢！”
蒋一歪坐在地上，发怒地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
我见蒋不走，便劝他：“此地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们背你下山。”蒋还是不动，并要马骑我示意左右卫士把蒋从地上扶架起来，拥推着下山了。⒃
商同昌（卫队二营代理营长），还特别谈了蒋孝先之死，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他说：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深夜，卫二营营长孙铭九从西安到十里铺向我说：“赶快集合部队，到临潼华清池扣蒋介石。”我立即集合了部队。但因为两辆大汽车夜间怕冻坏水箱，把水箱动水放掉了，这时没有天明，找不到水，部队上了车，不能开动，孙铭九营长带第七连先走了。我和司机找来水，装外水箱，带第八连后行。就在这个当儿，从西安方面来一辆小汽车，因为我们的大汽车和部队挡住了马路，停下了。我上前一看，上边坐着两个人（加司机共三个人）。我问：“你们是哪里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干什么？”中间一个人说：“我是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奉蒋委员长命令，到临潼有要紧事。这一位是蒋和昌（也是蒋介石侄儿，当时担任侍从室会计——编者注）。”即构出一张名片送给我。上边印着两个头衔——一行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卫长，一行是宪兵第三团团长。下面三个字是蒋孝先。我看了以后说：“对不起，蒋团长！我们也是奉蒋委员长命令到临潼有紧要事，车马上就开。”我同蒋孝先说话以后就把营政治指导员张××（忘了名字）找来，我告诉他说：“这车上坐的是蒋孝先，你带两个士兵坐在蒋的车上，别让他跑了，跟着我的车后边走，扣完蒋介石再处理他。”我又领着张指导员和两个手枪兵向蒋孝先说：“蒋团长，我们人多，车坐不下，叫三个人坐在你的车上。”这时，蒋孝先和蒋和昌面如土色，一声也没有吭。张指导员叫卫兵缴了他们的枪，以后就上了车。这时大汽车已上好水，我乘兵车先行，张指导员押着蒋孝先后边跟着走。
我到华清池时，孙铭九带着第七连王协一部已经冲进大门，正和蒋介石的卫士、宪兵交战，我即加入了扣蒋的战斗。战斗结束时，我问张指导员：“蒋孝先在哪里？”
张说：“你们加入战斗以后，因子弹乱飞，我们下汽车在山坡下隐蔽，蒋孝先突然拔脚逃跑，我把他抓了回来，看见刘（多荃）师长和另外几个人，我们问怎么办？他们说，把蒋孝先交给他们，我把蒋交给他们以后，他们就把他打死在小花园里了。⒄
这就是举世瞩目的临潼扣蒋的事实真相，所引资料，大抵皆为当事人的耳闻目睹，而在许多关键场合，他们又都是扣蒋的实际执行者，所以这些材料的可靠性比较高，应该说是如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的一些重要过节的。但也无可讳言，对此多年来人们看法并不一致，蒋介石本人的记述也有明显的倾向性，如在他的《西安半月记》中，他惊慌失措、东躲西藏的情况一点也看不见了，倒成了镇定自若、从容以对的英雄，据说在听到枪声后，他即知“此决非局部之兵变，而为东北军整个之叛乱，遂决计仍回辕再作计较。乃只身疾行下山。”还有什么“今日之事，尔有武器，我有正气”等等。曾几何时，不是枪声一响，就吓得连衣服都顾不得穿，夺路奔逃，何来的“决计回辕”？不是一闻枪声，由于过于紧张，跳墙逃跑时摔伤了腰，是由卫士背着上的骊山吗？何来的“只身疾行下山”？由此，使我不由得想起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为“维护”“最高领袖”的尊严，并为蒋挽回点面子，曾把蒋介石后来离开西安的日子定为“民族复兴节”，蒋介石在骊山藏身的虎畔石，取名为“民族复兴石”，还在那附近修了个钢筋水泥结构的亭子，名曰“民族复兴亭”，又名“正气亭”。全国解放后，人们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把纪念亭的名字改为“捉蒋亭”，现在改为“兵谏亭”。同时，也很自然使我联想到当时南京当局所谓西安事变是“叛乱”、系受“反动派包围”的说法，这都是颠倒是非的。蒋介石所说的“反动派”，实际是“革命派”，他的政治字典太陈旧了，要修改一下，将“反动派”改为“革命派”较为妥当。这是当年毛泽东同志说的。他谈得很好。我想，同样，对于所谓“正气”云云，也只能从反面去看，因其源盖出于蒋氏那过于陈旧的政治字典，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不过，我也仍然认为，这些还是留给历史学家去研究判断吧，我们还是继续讲我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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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多荃：《扣蒋前夕》，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６年１２月出版。
②　魏基智：《蒋介石在华清池》，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③　杨中州：《西安事变》，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④⑤　汪瑢：《刘桂五扣蒋纪实》，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⑥⑦　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见《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４月出版。
⑧　张贤亮语，见《小说月报增刊》，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出版。
⑨　引自《西安晚报》登载的有关张学良轶事。
⑩⑾　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编：《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⑿⒃　孙铭九：《临潼扣蒋》，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⒀　王玉瓒：《扣蒋回忆》，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⒁　常国宾：《白凤翔临潼扣蒋》，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⒂　张化东：《华清池捉蒋回忆》，载《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６月出版。
⒄　商同昌：《扣蒋回忆》，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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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京之变
现在，我们的目光从临潼转移过来，转到事变当天的另一条战线，即西安市和张、杨部队的整个防区。而其中象被扣后的蒋介石情况如何？住在西京招待所的那些国民党军政大员是怎样被扣押的？还有据说在张、杨军队内部也有对事变有异议、甚至公开叛变的，这又是谁？他们采取了什么措施？制止了没有等，也许更是人们密切注意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当中的激烈、复杂而又离奇的斗争，并不比临潼扣蒋逊色。
关于蒋氏被扣西安的情况，特别是他由惊恐到终于安定下来，并在停止内战和抗日问题上开始有所转变，然而又有不少保留等情节，过去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真正经得起推敲的专论、专著和详尽确凿的文史资料却并不多，比较起来，当年在新城大楼负责看管蒋介石的十七路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的回忆文章倒还算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一些真实的历史状况，而是任何歪曲、粉饰诸如《西安半月记》之类的文章所无法相比的。
宋文主要是写他所经历的西安事变，重在记实，所写全是实实在在的事，不夸大，不缩小，不随便添枝加叶，但却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是很难得的。他写道：
十二月十二日清晨八时三十分，我奉张、杨两将军命令，在新城大楼负责看管蒋介石。我带领部队刚将大楼东厢房作了严密检查，并把电线、电灯全部去掉后，孙铭九营长和唐君尧旅长也恰巧把蒋介石送到了。蒋因惊惶过度，不能步行，我和孙铭九只好共同搀扶着把他送到房里。
蒋介石面色苍白，赤脚着鹿皮底圆口便鞋，左右足踝处都有荆棘划伤的血痕。因翻墙跌伤，腰直不起来……
当时气候严寒，但蒋的面部尚有汗珠。他坐在椅子上，把右腿架在左膝上，不断出声长吁。我为了缓和他的神志，曾劝他镇静，但他俯首不答。我继续劝说，并给他水喝。在十分钟内，他一共喝了十多杯开水。我告诉他：“等一会儿，张副司令就来见你。”
九时三十分左右，张学良将军来了，同我握手后即询问蒋介石的状况。我陪同他到蒋的房间里。蒋见张来，神色突变，仍呆坐椅上，继续出声长吁。张学良将军对他说：“委员长，受惊了！”蒋仍不答。张继续说：“我们受全国人民的要求，发动这次事件，我们内心纯洁，完全是为国家着想，不是为个人利害打算。现在，希望委员长能平心静气，勇于改正错误，联合全国力量，坚决抗日，以争民族生存，则学良和全国人民于愿足矣。”
当张将军说完之后，蒋才呐呐地说：“你既为了国家，应先送我到洛阳，送我到洛阳再谈。”张将军继续说：
“今日之事，岂容搪塞了事。我们仍希望你勇于改过，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如果仍然执拗不悟，坚持己见，就只有让群众公裁了。”蒋介石一听由“群众公裁”，立即对张说：“过去我待你那样好，现在，你竟想把我交群众公裁！你既然说是为国家，你还是把我先送回洛阳再谈。”
说完后，蒋就闭目坐在椅子上，不再说话。谈话没有什么结果，张将军辞出。
到了中午，蒋忽然要和省主席邵力子谈话。我经过请示许可后，便把邵领来。蒋见邵后，神态已较为平静，我让邵坐在对面椅子上。蒋问邵：“你从什么地方来？”邵答：“从绥署卫士队队长室来。”蒋问：“钱幕尹（钱大钧）在何处？”邵答：“钱胸部受伤，已入医院治疗。”谈到这里，两人都不再说话。我当时是站在旁边的。过了一会儿，蒋要我出去。我出去后将房门打开，蒋见我这样，竟拍桌子斥责我：“我，委员长和邵主席谈话，你竟敢站在我们面前！我要你出去，你为什么又要把房门打开？”他立即起来怒气冲冲地把房门关上。我又把门推开，并且告诉他：“请委员长不要生气，我系奉命在此看守。
而且，今天的事，谁都可以听，又何必保密呢。”我刚说到这里，邵力子便对蒋说：“宋营长是委员长的学生，是军校八期的。”蒋听了以后，立即转变态度笑着对我说：“噢！我认识你！我给你讲过话，也点过你的名，还记得！
还记得！”
蒋介石估量我不会离开，便只好开始同邵谈话，他问邵：“西安发生的事情，你事先知道吗？”邵答：“不知道。”蒋听后便不再说话。邵心平气和地缓缓地对蒋说：
“今天已经发生了这件事，希望委员长仔细考虑。由于日寇的不断入侵，已经激起了国民的愤慨，如果政府还不想办法去抵抗，自然会酿成变故。现在设法弥补，尚未为晚。”蒋对邵谈的语，始终未置一词，中间首长长叹气数次……
邵去后，蒋即向我要纸笔，我取来放在桌上，他默想了一会，便给宋美龄写了一份电文。……写好后交给我，并问：“是否可以发出？”我答：“让我请示一下。”该电原文如下：
“南京蒋夫人：中正决为国牺牲。经国、纬国系我子，亦即你子，希关照。蒋中正。”①
读至此，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蒋介石这不是在写遗嘱吗？有这个必要吗？因为西安事变的目的，并不是要杀蒋，而是逼蒋抗日。当然，蒋氏此举，自有其难言之隐，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他过去积怨甚多，特别是十年内战，他与共产党誓不两立，这次被捕，落入与红军有一定联系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手里，总觉得凶多吉少，所以便写起了遗嘱，这也是不奇怪的。当然，对遗嘱的内容，在文字上说法不尽相同，而且有的还谈到，他不光是给宋美龄写了，还给两个儿子也写了遗嘱式的电文，内云：“经国、纬国吾儿：余只承认宋美龄为余唯一之妻，务望汝等以生母待之，则余虽死于九泉下亦瞑目矣！蒋中正。”
这是一点补充。几种（也许还有别的说法）电文俱在，蒋氏何意，读者可以分析判断，笔者无需多议。
下面，我们继续引录有关蒋氏在新城大楼的记述：
我把这电文交给张学良将军，张答应于当日发出。这时，蒋已极其疲乏，我劝他入卧室稍憩，并劝他吃饭。我说：“这里的饭是干净的，不会有什么意外，如果因为没有牙齿，有麦片粥，吃点还是好的。”蒋不答也不吃。我再劝他：“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是国家大事，应平心静气，设法解决，不应意气用事。”蒋听了之后，说：“如果是你们自己做的饭，吃些也好。”我便叫西安绥靖公署的厨师，预备麦片粥，蒋才吃了些。
当我和蒋说话时，南京派来的三十六架飞机正在西安市上空低飞进行示威。掠过新城大楼时，机声震耳欲聋，蒋卧床静听，问我是哪儿来的飞机。我看了以后告诉他，是洛阳飞来的。蒋听了后，面露得意之色，说：
“我估计政府飞机，一定会来西安。”
……黄昏时，张学良将军来过一次，但未多谈，只告诉蒋，因新城大楼许多不便，拟让他移居别处，蒋不同意。到了晚上十一时，孙铭九营长奉张命，来让蒋迁至亥风桥高桂滋宅。
我便转告蒋，蒋怀疑对他不利，不愿迁出。孙因奉命必须迁移，要我劝说。但蒋心存疑惧，坚决不肯。最后，我请孙入室共劝，蒋见孙腰间带着手枪，更加疑惧，向孙说：“我是行政院长，应该住在这里，其他地方，我不去。”我和孙商量，现已夜深，蒋又不肯，还是明天再说吧。孙同意了，便回去复命。蒋由于过度惊恐而彻夜失眠。……②
这里所反映的有关蒋氏被扣初期的情况是符合实际的。就说双十二事变之夜劝蒋移居之事吧，的确曾有争执。本来是出于安全方面的原因才提出这个问题的，没有丝毫恶意，可是惊魂未定的蒋介石，却认为是个危险的信号，不仅不肯走，还声称：“此处即我死处，余誓死决不移出此室。尔等二人俟我死后，可传命即以此室外大厅为余营墓可也。尔持武器入室，形同胁迫，余此时虽无武器，须知余有正气，欲杀则杀我可耳，但决不移居。”③事后还以所谓“古来忠烈，刀钜鼎镬，甘之如饴，千载下犹懔然有生气，景行既夙，应求无愧，而总理之大无畏精神，尤为后死者所宜秉持勿失”④等豪言壮语相标榜，当初被从临潼押来时“腰弯着，脚跛着，面色苍白，浑身发抖，不断地口出长气，噗噗有声”⑤的模样不见了，而今俨然成了千古忠烈、大智大勇的英雄豪杰。这气质，这品德，这形象高则高矣，只是与历史实际不尽相符，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
当然，随后蒋的情绪还是有所缓和，也同意搬迁了，并移至高桂滋公馆。但若说这时已完全平静下来，那也不对，他最初仍然常常顶牛，叫喊心烦意乱。张沛汉（张将军副官）回忆说：“第二天（搬迁次日），我和几个副官去了高公馆，从门缝往里一看，见蒋介石躺在床上，神情沮丧，十分狼狈，不停地哼哼着，往日威风一点也没有了。这时，谭海副官长进了蒋介石的屋，向他敬了个礼：‘请问委员长您要吃什么？’蒋介石一看有人来了，暴跳如雷，大声喊道：‘我什么也不吃，你把张学良给我叫来，我跟他有话谈。’谭海说：‘委员长先吃饭吧，吃完饭我去给你找去。’他又喊道：‘我不吃！我是军人，我要以身许国，不成功便成仁，不放我出去，我就死在这里给你们看。’不管谭海怎么劝，他也不吃饭，差不多过了两天，他饿得实在受不了才吃饭。吃了一大碗羊肉泡馍。他知道张不会杀他，只是要求他答应抗日，他的心情也平和了……一次，谭海给他倒茶，他对谭海说：‘这是什么茶？你先喝一口。’他知道东北军将士对他恨得不得了，怕张将军的部下，背着张将军暗害他。”（孙震、王维佐、郑连芳；《西安事变前后——访张学良将军的副官张沛汉先生》）
有关蒋氏被扣西安的情况，这里所说的仅是很少的一部分，其余与张学良关系不大的从略；后期有些情况，容后再叙。我们还是再来看看在西京招待所的那批国民党军政要员被扣押的现场实况吧。
原来，在临潼枪战方兴未艾之时，以宋文梅为指挥官的特务营的一部分官兵，就直扑西京招待所了。这次突袭，干脆利落，除了国民党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邵元冲因不明真相，企图越墙逃走，被流弹击中，不治身死外，其余人员均被扣押，无一漏脱。
宋文梅是这一军事行动的组织者和目击者之一，据他说，那天“包围西京招待所后，天已快亮。我命李锦峰（特务营一连长——引者）在外面负责严密监视，不准任何人出招待所。然后挑选十多个战士，带着他们冲进招待所内。当我进去后，又有三十多个战士跟着冲进来，迅速解除了那些军政要员及其卫士的武装。除一些女眷可以留在自己的房间里外，我们将招待所中所有的人都集中在大餐厅内，并立即进行查点。当时查到的有：陈调元、卫立煌、蒋鼎文、蒋作宾、朱绍良、蒋锄欧、蒋伯诚、陈继承、蒋百里、萨镇冰、张冲。此外，还有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军统局的几个高级干部。
经过一再查点，没有找到陈诚、邵元冲和万耀煌等三人。我们分头在所内进行严密搜索，后由我营的班长汪国鑫在大餐厅后面的烧火室一个木箱里找到了陈诚。汪的身体非常魁梧，他找到了陈诚以后，抓着陈的衣领来见我，说：‘营长，这不是陈诚吗？’陈当时脸色苍白，形容尴尬，由于过份害怕，腿软无力。我便扶他坐在椅上，自始至终，他都俯首呆坐。万耀煌是在住有女眷的房子里找到的，他藏在他妻子房里的橱柜中。至于邵元冲，他原来住在招待所楼下南排卧室，在枪声大作时，因不明事变真相，企图越墙逃走，又不听士兵的制止，当逃至招待所西面革命公园东边围墙时，被流弹打倒。经李锦峰连长报告后，我立刻去看，邵已不省人事。我立即命令用担架将他送到省立医院治疗，但到医院不久，便死亡了。”⑥
宋文梅的回忆，使我们对五十多年前发生在西京招待所这场小小的事变的真实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疑问也还是存在的，就说邵元冲之死吧，那时宋文梅他们对招待所的控制和包围虽不能说密不透风，却也是层层设防的，可已有相当年纪的邵元冲，怎么竟能那么快就上了招待所的墙头？陈诚也并不是个行动很敏捷的人，为什么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到了餐厅门口，并迅速藏进了一个木箱当中？对这些，世人并不都是很清楚的。但最近由于发现了西安事变时的西京招待所住宿单，这个长期使人迷惑不解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据安危在《流落海外五十年的密件》文章谈：“不久前，笔者通过海沦·斯诺夫人，得到了一张珍贵的历史证件——西安事变期间‘西京招待所逐日报告单’（即住房一览表）。国民党军政要员及其随行共四十八名，于十二月十日下榻该所。原来。在一楼陈诚住一百一十四号房间，位于楼房南部，距餐厅盥洗间较近；邵元冲住的一百一十三号房间，位于楼房东部的顶端，紧靠着围墙。蒋鼎文、朱绍良、蒋光堂、胡若愚、张冲、万耀煌、马占山、陈调元等人之所以束手就擒，无一漏网，原来他们都住在楼上。当晚在该所住宿的，还有三个外国人：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二百○三号房间）、张学良将军的德籍顾问（三百○一号房间）和一位美国商人（一百二十一号房间）。”⑦这，确实是个很好的证据，陈、邵失踪之谜，终于水落石出了。
与西京招待所军事行动的同时，在西安的宪兵一团、省保安处、省会警察局、警察大队和其他零散部队与武装特务也都被解除了武装。警察局长、军统小头目马志超，在双十二事变之夜，未在警察局内（他白天到处活动，向下属反复交代委座在此，形势紧张，警局各官佐必须日夜坚守岗位，尽职尽责。可是他自己夜间却溜回家了）。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化装成人力车夫逃跑了。总之，西安城内的军事行动进展顺利，在上午八点钟以前就全部结束了。
驻兰州方面的东北军在接到西安举义的密令后，也在兰州采取了必要的军事行动，控制了兰州全城和机场。
然而，也有拒不执行命令的，这便是当时驻洛阳的东北军炮兵第八旅旅长黄永安和驻大荔的十七路军第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黄永安拒不执行阻止中央军西进的指示，向国民党巩洛军事当局告密，表示听从南京指挥。冯钦哉则不听杨虎城调遣，公开通电反对发动西安事变。由于他们的叛变，致使潼洛防线，不攻自破，“讨逆”军越潼关，进驻二华（华阴、华县），迫进渭南，西安受到严重的军事威胁。
这里，值得一提，也使人惊讶的是冯钦哉的行为。西安事变爆发前，张、杨二将军为防走漏风声，没有通知远在同州府（今大荔县）的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但西安方面的军事行动开始，即事变爆发当日拂晓，杨虎城打电话给他，向他传达兵谏蒋氏的决定，并下达作战命令。可是他却拒绝了。原来，在西安事变前，他对张、杨联共抗日的活动已有所觉察，而他对这种做法是完全反对的，正象他自己所说的：“我认为张学良是胡闹，杨虎城是盲从，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坚决拥护的。所以，我自认为看清了张、杨的反蒋意图后，也暗中作了些准备，如我过去从不亲自带部队上操，这时也天天同部队一起上操了，以便随时应付事变发生。”⑧因此，当杨虎城要他率部迅速集结进驻潼关，以防堵中央军进犯西安时，他竟“在电话中表示：‘张副司令的命令我不听，你有什么办法，我们再商量。’我说这话的意思是要杨虎城将军不要听张学良的命令，而要接受我拥蒋打张的主张，杨察觉我的意图，也就没和我多说什么了。”⑨但杨将军并没有放弃对他的这位老部下的争取教育，他先后派续范亭、续式甫、许海仙等在十七路军中有些名气的人前往劝说，均无结果。后来甚至还发生了枪杀来使的事件，这就是张逸中（也有说是叫张依忠）之死。这件事冯钦哉虽然强调张是前来策动他的部下弃暗投明，是来瓦解他的部队的，使他很反感；另外，张也未说明他是杨将军派来的等。但他这样做，毕竟是错误的。对此，赵亚宣有一篇记述详尽、而且也是过去历史资料不曾涉及的别具一格的回忆文章，向读者展现了一桩不大为人所知的历史公案。作者说：
张逸忠（大革命时期曾参加革命，后为十七路军军官，时任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处长——引者）骑在马上，瘦削的脸上露出一种不可一世的神气，一双眼睛轻蔑地注视着前方萧瑟的景物……他心里正想象着冯钦哉迎接时，对他做出毕恭毕敬的样子，哪里知道，等待他的却是猝然间修筑起来的坟墓。
张逸忠此行意在谒见冯钦哉，令其揭竿而起。不料张却出人意料地先到冯钦哉的部属武勉之的司令部去了，他将西安发生的事情向武勉之作了简单介绍，最后对目瞪口呆的武勉之说：
“你部的任务，就是要在同州府一带就地摆开，狙击随时前来寻衅闹事的武装力量，还要联合友邻部队，做好一切准备，随时听候主任调遣。”
武勉之心头一震。兵谏蒋介石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心想要是一个师那就好了，行动方便，可我仅仅只有一个旅，上有冯钦哉，邻有柳吕（有的说是“彦”）彪，稍有疏忽，后悔莫及，何不先听听柳吕（彦）彪的意见呢？于是笑着说：“处长，还是先到柳吕（彦）彪那里去一下，然后决定不迟。”柳吕（彦）彪也内心惶惶地拿不准主意。在踌躇万分之时，柳吕（彦）彪就摇动电话机，将此情况向冯钦哉作了汇报。
不想柳吕（彦）彪的话音未落，话筒里传来了一声震怒：
“把他押过来！”
简直和爆炸的声音没有两样，柳吕（彦）彪刹那间头皮发麻，稍一回神，才知道师长的命令违抗不得，便放下电话，沉下脸来，大喝一声：
“来人，给我拿下！”
风云突变，事前未曾预料，张逸忠愤怒咆哮着：“我是奉杨主任的命令来的。”“我是堂堂的军法处处长。”
“我要把你们军法处理。”整个儿司令部回荡着他怒吼的声音。尽管如此，还是被那些拥上前来的警卫人员捆了个结结实实。
武柳二人押着张逸忠来到冯钦哉住处时，冯钦哉早就杀气腾腾地等在那里，刚等到张逸忠站稳，便恶狠狠地扑上去，在张逸忠的身上咬了两口。
两口咬得好狠，使从来未曾受过皮肉之若的张逸忠大声嘶叫起来：“冯钦哉，有朝一日，我要剥下你的皮！”
可是，这一天永远也不会来了。
冯钦哉为何咬张逸忠两口？原来张逸忠和冯钦哉早就因为争买一片空地而结下了冤仇……他咬张逸忠的第一口，是还报买空地时的羞辱。这块冯想购买的在西安城内的地皮，因张逸忠的不合作态度，使他的愿望落了空。他咬张逸忠第二口，是还报离间部属之仇。杀张的原因，还不在反对张杨兵谏蒋介石的义举。
张逸忠还在破口大骂，冯钦哉“啪”地一掌击在桌子上，大吼一声：“拉出去，枪毙！”
一群警卫人员，抱着拼命挣扎的张逸忠出去了。冯钦哉还不解恨，一直尾随其后，亲自听到执行的枪声，看到张逸忠的脑浆迸裂，才回转身来，心满意足地走了。⑩突然，就象在１２月１２日清晨其它突然出现的事件一样，这起枪杀来使的事，也是猝不及防，出人意料的。这也难怪，一场石破天惊的壮举，尽管作了周密的部署，希望不流血，但伤亡有时又常常是难免的。只是情况不同，有的是由于不明真相和顽抗造成的。如在华清池交火中的伤亡者；有的是预料不到或完全可以避免的，如邵元冲之死；有的是不该发生的，如后来王以哲将军的遇害；有的则显然是“在个人恩怨和民族大义面前，见私仇而忘大义，历史上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如张逸忠的被枪杀。人们谴责那些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人，而对于为国为民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那些义无反顾的志士仁人，则将永志不忘，并且始终对他们怀着深切思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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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文梅：《我所经历的西安事变》，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对于这个电文该书编者还有一个按语，指出：据《西安事变资料》（人民出版社出版）记载，蒋１２月１５日给宋美龄的遗嘱之有关内容应是“余决为国牺牲。……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
②⑥　宋文梅：《我所经历的西安事变》，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月出版。
③④　蒋介石：《西安半月记》，见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的《西安事变资料选辑》，１９７９年４月出版。
⑤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出版。
⑦　安危：《流落海外五十年的密件》，原载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２日《西安晚报》。
⑧⑨　冯钦哉：《西安事变时我反对张、杨，拥护蒋介石的经过》，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⑩　赵亚宣口述，杜鹏霄整理：《西安事变中一起枪杀“特使”案件》，原载《当代青年》１９８６年第９期。此系摘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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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激起千层浪
当时被人们誉为救国领袖的张、杨二将军举义西安，由于符合广大群众的抗日要求，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深得人心。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事变初爆发的那些日子里，它虽然不象在兵谏时那么惊心动魄，却也是很不平静的。当“双十二事变”的清脆枪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把一向过着较为安定的生活的西安市民从睡梦中惊醒时，都吃了一惊。最初，谁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胆小的把门窗关得更严了，商店推迟了开门的时间；但胆子大些的，则悄悄走出来，观察动静，见“街上站满了十七路军的战士在阻止行人通过。大约九时左右，分驻所的警察，拍铺子的门叫喊‘掌柜的，铺子开门照常营业，没啥事。’早饭后，十七路军政治处的宣传车驶向街头，向行人散发‘张杨向蒋实行兵谏和提出抗日救国八大主张’的通电。人们争相阅读，喜形于色。大约十一时左右，钟楼聚集的人群很多，西安二中、西安高中、女师等校的同学列队游行高呼：‘拥护张、杨二将军八大主张’，‘改组南京政府’等口号。有的慷慨陈词，作街头演讲。讲到日寇在平津横行时，声泪俱下，并高唱《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歌声此起彼伏，激动人心。”①
事变爆发的当天上午，张、杨二将军向全国和南京政府发出通电，提出八项救国主张。
在通电发出之前，张学良曾到西京招待所，向被扣留的南京军政要员说明情况，谈到此次行动，纯为国家民族，绝非为个人利害打算，一俟达成一定的协议，他们以及委员长都可以返回南京。接着，他拿出拟就通电全国的文稿，当众宣布道：“‘各位，这是我给全国的一个通电。我来向各位宣读，希望各位听完之后，如果同意，便在上面签一个名，我再拿着这个通电去找委员长。’张学良念道：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丁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体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
自上海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自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唆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四）释放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国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张学良念完后又说道：‘这电文下面签名的已有兄弟和杨虎城先生二人，如各位同意，也在这上面签个名。’于是马占山先签，接着陈诚、朱绍良、蒋百里、于学忠、邵力子、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陈继承、万耀煌、何柱国、孙蔚如、王以哲、黄英斌、缪澂流、钱大均等均在通电后面签了名。
“十五日，张又将西京招待所的一些‘中央’人员迁移到张公馆附近的玄风桥、金家巷房屋居住，一切都优待，分送每人一本《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等书及扑克等消遣东西。张学良除每天到蒋介石住所谈谈外，还经常到这里说说情况，交换意见。
“十六日，张学良对南京的诸人言：‘何敬之派人向华县、渭南进攻，前线接触，虎城部队已有伤亡。我这几天要到前线指挥，少陪各位。如果他进攻不已，只好请蒋先生及各位转移其他地方。”陈诚道：‘你这话可向委员长说，请委员长写信给何敬之，与其他的人说是没有用的。’蒋百里向张学良建议：‘你可与蒋委员长商议，派蒋铭三（蒋鼎文）到南京去与何敬之商议办法。’张即表示首肯，转向蒋介石商议，蒋亦应允。当由蒋百里先生、蒋鼎文分别去见蒋介石，商议派蒋鼎文去南京。”②但张、杨二将军举义西安，这振奋人心的消息却如平地一声春雷，也象一个力量很强的冲击波，很快传遍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除了国民党内一些坚持反共和内战政策的顽固分子大叫讨伐、非要向西安兴师问罪外，大多数人对西安事变是同情的，支持的。全国各地群众和爱国团体的函电象雪片般飞来，坚决拥护张、杨八项主张，仅山西、湖南等五省在事变后的三天内拍来的电报就有一千数百封之多。
“不仅人民群众拥护西安事变，而且举国风动，义师云起。国民党政府里不少中下层官员或者发表通电，或者率部反正。驻于甘肃省静远县打拉池的胡宗南骑兵团，击毙团长，全体官兵投奔抗日联军。甘肃省庆阳县，泾川县、环县、合水其、镇原县、正宁县和宁县等县县长致电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政委员会，表示：‘督率所属，保卫治安’，‘健全机构’，‘静待钧命’”③
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内，在对待西安事变问题上，却并不是一致的。当时，南京政府中，主张发兵讨伐，认为“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的虽居多数，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这个事件不可诉诸武力，最主要的是，先应弄清事情真相和蒋在陕情况，再定“万全之策”。由于主战派居多数，所以仍决定讨伐，并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发布“讨伐”，定要“扫荡叛逆，以靖凶氛”。总之，那些闻变大惊、六神无主、力主大动干戈的大人先生们，声嘶力竭，大叫大嚷，大有必欲踏平西安、生擒张、杨，方解心头之恨之势。其中比较突出的头面人物，便是戴季陶、何应钦。而当时主战最坚决、且言词激烈、举止反常者则是戴季陶。此公反共、反革命有理论（君不闻，早在二十年代中期，他不是就抛出所谓《孙文主义哲学基础》等歪曲三民主义、攻击共产主义的文章吗？不是因为由于它带“理论色彩”，而还被称为戴季陶主义吗？）有行动，论其反共历史之悠久，并不比蒋介石逊色，如今看到自己的密友被扣西安，怎能不恼羞成怒，极力主张进攻呢！为了说服大家支持以武力威胁的办法来营救蒋氏的决策，他不仅在会议上鼓动，而且也不怕有辱斯文，连磕头作揖那一套也都搬了出来。为救蒋，他真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
西安事变一发生，南京国民党中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由于群龙无首，谁也不敢先提出自己的主张。这时，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突然一变其从来的态度，站起来“痛切”陈词，认为张学良是劫持统帅，为国法所不容，如不立刻明令讨伐，则国将不国，政府不成为政府了。因为戴是蒋介石密友，他的那一番大道理又说得头头是道，谁也不敢反对。于是，在戴季陶、何应钦等的控制下，国民党中央便通过了讨伐的决议。……
宋子文和宋美龄怕内战发生影响英美在华利益，更怕的是因此而置蒋介石于死地，所以他们是反对讨伐的。
国民党中央开会后，宋子文曾找戴，说戴不应提出那样强硬的主张。戴答复说：“我同介石的关系，决不下于你们亲戚。老实说，我的这一套也是为了救他，我不反对你们去同张学良作私人周旋，拯救蒋介石，同时，你们也不能反对我的意见，因为这是政治问题，不能不如此。”
张学良放蒋介石回南京后，蒋见戴时曾表示戴做得对。但后来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虽没有点戴、何之名，却认为戴、何等的做法，他们的见解，还不及她一个妇女，对他们进行了含蓄的讥讽。听说戴季陶看到后，气得在家里大动肝火，用佛尘把一个花瓶打碎。他认为宋美龄不足道，而蒋介石竟容许宋发表那样的话，这是蒋对他耍了两面派的手法。④
另据康泽在有关此事的回忆资料中谈：
西安事变消息传到南京后，……他（即戴季陶——
引者）主张国民党迅速召集中央政治会议，派出总司令指挥全军，主持一切。当天中央政治会议召开了，戴出席了会议。戴说：“明朝英宗为也先擒去，因后方镇定有办法，明英宗才能回来。要张、杨生命掌握在我们手上，蒋介石生命才能保。现蒋介石为张学良、杨虎城所劫持，那是很危险的。现在希望全党全军要镇定，不要动摇，迅速派兵包围西安，将张、杨生命掌握在我们手中才行。”
当时大家无意见。第二天开会讨论，孔祥熙出来说：“不要这样急，蒋介石生命要紧，急很了，蒋介石就没有命了。”戴说孔祥熙的话完全是外行。戴又说：“这件事非采取主动，非用兵不可，否则很难挽救蒋的生命，因张、杨的生命未掌握在我们手中。”说完这几句话后，戴即向孔祥熙恭恭敬敬地作了三揖，离席了。⑤
关于戴季陶以当众磕头的办法敦促武力讨伐之事，黄绍竑（当时他以何应钦预定的参谋长资格参加了孔祥熙公馆召集的这次高级会议——引者）也有记载，他说：
这次会议是孔祥熙根据宋美龄的要求召集的，他提出要在讨伐之前，研究如何进行和平营救蒋介石的问题。
与会者大多数都赞成和平营救，何应钦虽另有用心，也不好公然表示反对。戴季陶原来坚主讨伐，这次他在讨论未决的时候，退入休息室想了相当的时间，又走出来，跪下向大家磕了一个响头，他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岭，这三条路都可以通拉萨。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他说完又磕了一个响头，爬起来哭丧着脸退出会场。他的这一做作弄得大家都很愕然。仔细分析戴季陶的用意是很清楚的。这次他也不赞成单一的硬性的武装讨伐了，主张先进行和平营救，如果和平营救无效，再进行武力讨伐。他跪下磕头和退出会场就是表态。⑥
至于何应钦，作为一个军政部长，竟突然变成了权倾朝野的讨逆军总司令，这与他积极主战，完全站在与以张、杨为代表的西北军民和全国人民相对立的立场上有关是不消说的。他之所以主张讨代，不排除别有用意。但他是否果真象有人所说的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以“讨逆”为名，阴谋发动大规模内战，“不惜玉石俱焚”，置蒋介石于死地，从而取而代之，笔者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确凿证据，因而不下断语。但他与蒋介石有矛盾（“一九二七年宁汉分裂，蒋介石下野，何应钦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勾结，想脱离蒋介石自树一帜。他违背了蒋介石的意旨，命令第一军参加龙潭战役，与桂系军队共同消灭了孙传芳渡江的北洋军队，因而增强了桂系的气势。蒋介石的原意是要何应钦将第一军向浙江方面撤退，让桂系军队单独作战，好借孙传芳的力量来消灭桂系。因此蒋介石重新上台后，一直不喜欢何应钦。”⑦）却是事实，加上何当时在黄埔系军人中有一定影响，若是蒋有个三长两短，他就可以达到自树一帜的目的，所以对于讨伐可能会激怒西安，危及蒋氏生命这一点，他并不很担心。但说他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要发动大规模内战，置蒋于死地，从而取而代之，阴谋建立亲日政权，以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等，则是言过其实的。因为从上述事实看，那时在南京，主张武力讨伐张、杨“最力”的并不是何应钦，而是戴季陶和蒋介石在各地的忠实信徒。“如果说何应钦有阴谋的话，那么正好利用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等人和黄埔系少壮派的要求，兵进西安，炸死蒋介石，以便取而代之。因为当时整个国民党及军政机构都不会怀疑戴季陶等人及黄埔系少壮派会有阴谋。然而何应钦不仅没有这样做，而是对黄埔系少壮派的上述‘过激行动’以激昂情绪进行‘抚慰’，‘遏阻’（《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这不是说何应钦反对武力讨伐，是因为何应钦在国民党政府没有颁布讨伐令之前，认为讨伐张、杨应取‘审慎’的态度。”“何应钦等人认为，张、杨军力有限，绝非中央之敌，但在蒋被劫，安危尚不知的情形之下，‘示张、杨以力，蒋公倘在，或尚可安全；示张、杨以弱，蒋公虽在，或竟不能安返”。“对于‘讨伐派’及何应钦的用心，应该说蒋介石看得再明白不过了。当端纳到西安后告诉蒋介石，中央已决定讨伐张、杨，蒋得知这一消息后甚感‘滋慰”。当蒋介石在听到国民党中央空军在渭南、赤水等地轰炸消息时，惊喜万分。他在日记中写道：‘余闻此语，知中央戡乱定变，主持有人，不啻客中闻家庭平安之吉报也’，而且，蒋‘终日盼望飞机声与炮声能早入余耳’，由上可见，蒋介石本人也是赞成武力讨伐张、杨主张的。当然蒋介石也深深懂得，如果中央空军真的轰炸西安，他自己的身家性命也难保，即使不被炸死，也有被挟持而去的可能，那他为什么‘甚盼中央剿讨部队能早到西安’（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呢？其实这也并不难理解，因为蒋介石也看到了这步棋，仅凭张、杨的实力，无法与中央军相对抗，实行军事政治兼顾解决事变之法，或许可以早日解决问题。所以他在１２月１７日给何应钦下的停战手令中，只肯停战三天，想利用国民党军事实力这张‘王牌’，要挟张、杨在几天之内放他回南京。宋子文到西安后，他又对宋子文说：‘唯京中军事计划与兄正同也。’并嘱宋子文说：‘如照余之计划五日内即可围西安，则余乃安全，虽危亦无所惧，宣告京中诸同志，勿为余之生死有所顾虑以误国家之大计。’蒋还以手向宋子文示意‘暗示中央应从速进兵。’（见《西安半月记》）如果何应钦果真有炸死蒋介石取而代之的阴谋，那么这的确是个天赐良机。然而何应钦并没有派空军去轰炸西安，对于蒋介石的用心，何应钦也可谓是深得其意，当他接到蒋介石１７日下令暂停轰炸三天的‘手谕’后，一面令空军暂停轰炸，一面声称，如张、杨‘藉此希图缓兵，不于此期内送委座回京，则本人自当严厉执行原定计划，彻底扫荡’。在１２月１９日、２２日两次讨论决定暂停轰炸时，何应钦一面令各部队‘遵令’，一面积极布置东西两路军事，以压迫张、杨，及早送蒋回南京。应该说作为蒋忠实走卒的何应钦与蒋介石的配合是相当默契的。”⑧由此可见，何应钦虽然当了讨逆军总司令，也有不少敌视张、杨二将军及西安事变的言行，但他并非主张讨伐最力的人。在何积极布置讨伐张、杨的过程中，他与以宋氏兄妹为代表的“和平解决派”虽有分歧，但还是作了相应的配合。
至于说何应钦与日寇相勾结，甚至说他与日本人“联合害蒋”等，则是根据不足的。因为，“第一，武力讨伐张、杨是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一贯主张，与日寇当局对西安事变的处置毫无联系……。当然，日本当局一面声称对西安事变取‘静观’和‘不干涉’的政策；一面又积极挑拨南京与西安之间发生战争。１７日，东京《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表示支持武力讨伐张、杨，企图造成中国内战爆发，借中国内战之机侵入中国。可见，日本帝国主义支持武力讨伐的意图与南京当局武力讨伐的意图是截然不同的（但效果并非“截然不同”，它同样都是有利于外敌入侵的——引者），因此不能说南京当局的武力讨伐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第二，何应钦当时是奉国民党政府的讨伐令行事，既不存在日本人暗中支持何应钦，也不存在何应钦勾结日寇‘联合害蒋’的事实。据史料记载，１１月２４日之前，何应钦同日本方面没有任何接触，直到１２月２４日，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访问何应钦，对讨逆军事有所探询，何应钦的答复是‘本人惟知遵循中央政府既定方针办理’。”（《日本人注视西安事件》，载《西安事变资料选辑》，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等合编，１９７９年４月出版）⑨
也许有人会讲，不管怎么说，何毕竟是亲日派、讨伐派，是反对西安事变的，也是反共的。是的，笔者也并不否认这一点，更不是要为你开脱，而是从实际出发，希望薄重事实，尊重历史，以利于西安事变历史的研究。至于赞同“取而代之”说，甚至写进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是可以商榷，可以探讨的，笔者把这些看法摆出来，无非是想向读者提供一些有关西安事变学术研究的信息，以期引起读者对历史问题的兴趣而已。
至于与讨伐派的主张相对立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另一个派别中的代表人物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在西安事变期间的活动，前面已经约略提到，笔者认为最主要的是不管其动机如何（这与张、杨二将军光明磊落的情怀显然是不相同的），他们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一点，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也就是说，由于他们的抵制，在一定程度上对讨伐派起了抑制作用，缓和了南京与西安的矛盾，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尤其是宋美龄，更为积极、坚定，如当南京１６日下达讨伐令后，她曾断然表示：“如打时，即飞往西安，同介石同死。”她还奔走呼号，对求战心切的南京军校学生讲演，要求军校学生“于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遽加断定”，要他们“遇事镇定，勿尚感情”，强调“谈判之途径，自当勿令壅塞”。后又亲往西安进行谈判，竭力劝蒋让步，终于使蒋态度有了转变，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步伐加快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虽然是多种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特别是张、杨二将军的主导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有力的调停，周恩来等同志艰苦卓绝的工作，强大的群众舆论的影响等，但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在南京和西安等地的积极活动，对事变的和平解决的促进作用，也是应当肯定的。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杨虎城曾分别致电或派出专人与各地实力派联系，寻求支持。当时各地方军阀因为惧怕如果蒋介石不倒台会进行报复的，所以多数持观望态度，不敢明确表示支持张、杨。但也有支持正义、态度较为明朗，“虽救人自溺，在所不惜”而明确表示支持的，这便是两广。
程思远先生说：
十三日，孔祥熙以行政院副院长的名义，以“元电”询李、白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李、白即以“寒电”复孔祥熙云：“汉卿痛心乡邦，激于义愤，发为行动，情有可原，盼审时度势，遵循政治途径解决，并团结全国力量，一致抗日。”
当时李济深在梧州，特电国民党中央，主张号召全国一致对外。后闻南京亲日派策动任命何应饮为“讨逆军总司令”，李又进一步表示反对讨伐张、杨。……
一九三七年初，蒋介石将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又扣留张学良，并调大军进逼陕西，显有以武力解决张、杨所部的企图。一月五日，张、杨两部将领联名电责蒋介石，表示坚决抵抗，于是局势又复紧张。一月十二日，东北军与中央军在渭南北岸发生冲突，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李宗仁又获悉蒋介石的中央军有可能在一月十五、十六日向陕南发动总攻之势。消息传来，深为忧虑，于是急与四川军阀刘湘联系……一月十五日，由刘湘领衔（原作者注：《民国大事旧志》只提“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李宗仁、白崇禧通电，请入陕中央部队停止前进，盼蒋委员长领导抗战”，而未提到刘湘领衔之事），李、白联名，通电全国，表示对陕不能用兵，应和平解决。⑩
四川是西安的近邻，川康绥靖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是当时四川最有势力的实权派代表人物。他因对蒋介石１９３４年派参谋团入川插手川政不满，与南京国民政府是有矛盾的。但对西安，特别是张学良则是友好的，早在张学良调到西安之初，他们就常往来，双方不但在抗日等问题上认识比较一致，在其他方面也有一些交往。有一篇题为《刘湘请张学良吃“姑姑筵”》的文章中，提到一桩他们之间的往事，尤其这个“姑姑筵”，还有一段妙趣横生的故事呢，原来：
成都的“姑姑筵”，在二、三十年代，确实是享负盛名，推其原由，殆在于该店主人黄晋临颇多不类凡俗。黄原为读书人，曾应清代科举，民国初作过县官，富有文才。其人平日讲究饮食，对《随园食谱》大有心得，因而所制菜肴十分精美。店之所以名“姑姑筵”，盖厨师尽属一家姑嫂妯娌也。黄晋临初于店外悬出一联，极见风趣：
右手拿菜刀，左手拿锅铲，急急忙忙干起来，做出些鱼翅燕窝，供给你们老爷太太；
前头烤柴灶，后头烤炭炉，烘烘烈烈闹一阵，落得点残汤剩饭，养活我家大人、娃娃。
读之略可窥其现世之态。
记得是一九三五年秋，张学良将军因公来成都见蒋介石（这时蒋正在川开办峨嵋军官训练团）。刘湘为尽地主之谊，将设宴为张接风。张因常闻人言成都“姑姑筵”庖艺绝精，因有亟欲一试之意。刘湘认为这有何难，当即令督署副官处立为备办。该处马某及李某承命，急赶至“姑姑筵”店，与店主人黄晋临说明来意，要黄当天特制一席以飨佳宾。不意黄晋临竟斩钉截铁地答曰：“不行！”叩其故，则云“来不及。”经一再婉商，皆被推拒，马、李二人正苦难于复命，忽闻屋后操作有声，乃排闼直入，见厨下珍馐盈案，正自忙个不停。因回身再对黄言道，“即便以此相应，有何不可？”黄答：“以我一家人力量有限，每日只能做上一桌，这是人家先行预定的，歉难从命。”看来已无商量余地。最后试询此席为谁所订，答曰王元虎。于是事情有了转机。因为王元虎是不久前才下台的师长，马、李二人便急去向刘湘回报。当下用刘湘名片略批数语，要王让出此席：另派人叫名餐厅“容禄园”办一席与王交换。王元虎心里虽不乐意，亦不得不表示谨遵台命。这样，张学良将军便品尝了成都“姑姑筵”制作的佳肴，并对之赞赏不绝。……⑾
由此可见，刘湘是非常重视他与张学良的友谊。二人一直十分友善，两广事变期间，刘与张、杨之间也常交换意见，他们对两广地区实力派的正义行动是同情和支持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刘湘感到高兴，但鉴于南京对四川的压力，起初没有公开表态，而是暗派密使去西安，赞成张、杨的八项主张，并表示愿以四川作为张、杨的后方。但在那时，南京及孔祥熙也有电报给刘，不公开表态是不行的，刘便于１２月１８日发出通电，提出“拥护中枢，抗御外侮，弭息内争，营救领袖”等问题，希望放蒋，同时肯定事变的正义性。电文中说：“国人频年以来，因外侮日亟，御侮雪耻之念无时或忘，主张虽有缓急，所见或有偏全，而爱国抗敌之志，实无轩轾。……各方所争，即在抗敌之时间与方法，而不在抗敌之是非，更何忍自耗国力，使强敌坐收渔人之利？”
在绥远的抗日将领傅作义，早在１９２８年就曾得到张学良的保护，从那以后，二人关系一直很好。绥东抗战爆发后，张学良不仅在政治上给予声援，而且还派一个骑兵师前往援助，所以对西安事变傅作义积极支持，态度鲜明。１２月２４日，他还亲自乘飞机来西安，后来只是因为飞机迷航，在途中耽误了时间，而这时张学良也已送蒋回南京了，二人才没有见面。
时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掌管晋、绥两省的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则是另一种类型。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几年，他是摇摆不定的，他一会儿与日本人勾搭，一会儿拥蒋反共；一会儿表面服从蒋介石，暗中却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联共抗日，甚至与共产党也有一些秘密交往。著名的老共产党员彭雪枫、薄一波等在此期间都曾在山西工作过，并与阎锡山有过一些接触。可是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却变了脸，连呼“惊痛”，一片责难之声，如在复电中说：“……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抑减少抗战力量乎？……移内战为对外战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后来，根据孔祥熙的请求，拟派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山西省清乡督办徐永昌去西安，以调停南京政府与西安的争端，张学良断然拒绝了，并对部下说：“要阎锡山来做保证人，是不必要的，我们是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儿自己了。我们不请客，更不请阎锡山那样的客，他对我们只是满篇责备，毫无半点同情。他把他给我们的电报还全文抄送南京，登在那里的报纸上，向南京政府讨好，这样的人我们不同他共事，不让他投机取巧找便宜。”⑿
在冀察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和新疆的盛世才，也都有抗日要求，但由于他们各自的特殊情况，最初不敢公开表态，等看到事变将会和平解决时，才发了通电，如宋、韩１２月２３日在向全国发出的联名通电中，就主张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事变应政治解决，避免军事冲突。西安事变爆发后，《新疆日报》曾发了“号外”，人们都认为盛世才一定会发通电支持张、杨的。他在当时有表示赞同之意，只是由于看到苏联不欢迎这一事变（苏联《真理报》对西安事变作了歪曲事实的报道，认为是反对中央政府的叛乱，英、美、德、意、日等国都跟着指责张学良；有的是因情况不明，有的是别有用心），对张学良有所指责，他才又改变了态度。对此人在西安事变后的急转，周春晖有如下评述：
盛世才为了测验部属思想趋向，于西安事变翌日，在都署西大楼召集驻省少校级以上军官及各机关正副首长，当场出了三个题目：一、张副司令兵谏蒋介石这项措施是否正确？二、张副司令此种举动是否响应本督办七项救国纲领？张副司令此种举动是否以下犯上？给与会者每人发白纸一张，要他们记出一、二、三题号，下面按个人认识，注明“对“或“不对”，然后签上答者姓名。收卷后，盛看过即令写“不对”的人举手，这些人大都是军人。盛当场讲：“你们不要以为部下扣长官都是以下犯上，这是旧观念，不对。我以后如果反革命，你们也可以这样对待我。”
可是就在这天晚上，他……知道苏联方面对西安事变持否定态度，指斥张学良行动不当。回来后立即嘱排字房把已排好的社论拆掉，对西安事变不作论述，并说那天测验的事不要再提了。……
按（原作者按语）：一九三六年张学良曾派代表栗又文、车向忱等来新疆。盛曾表明他抗日救国的主张，并希望西北各地当局在这个问题上合作。但西安事变的发动，他事前并未与闻，事后最初估计，至少西北各地会与南京决裂。所以先来测验一下部属心理，并进行说服。
但因苏联对事变的否定评价，而他个人又不能出尔反尔，只有不再评述，不表示态度了。在他公开反革命后，他对他的友人曾谈过这件事，说他在西安事变时险些上了当，弄得八方不是人。并说政治领导者，尤其握有兵权的人，不能犯冲动，张学良就吃了好冲动的亏，在冲动下把蒋介石扣起来，在冲动下又陪蒋去南京，结果把偌大的东北军都输光了。）⒀
这一记载，使我们对盛世才其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此人原本就不是革命的，他在西安事变时的反复，他的见风转舵，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至于他后来的所谓“上当”、“冲动”云云，完全是站在反动立场上判断是非的，对事物的看法往往是颠倒的，这与有的把革命说成“反动”、把抗拒说成“正气”，以及硬把义举说成“叛乱”、“劫持统帅”之类的言论不是如出一辙吗？
当然，在那时，在群众中对一些问罪的认识也不一致，也有些人是偏激的，如他们认为既然好不容易把蒋捉住了，将他押上历史的审判台，以报仇雪恨，有何不可？
对蒋介石怎样处理？
怎样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西安事变何去何从？……
这些问题似乎并不复杂，可究竟怎样发落，怎样结局，又一时难以弄清，也不是轻而易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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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自王德林关于西安事变当天见闻的回忆资料，原载１９８６年１２月《西安晚报》。
②　晏道刚：《我在西安事变中的经历》，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一书，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③　房成祥：《西安事变史话》，陕西人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５月出版。
④　周一志：《戴季陶坚决主张讨伐张杨》，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⑤　康泽：《西安事变后南京情况》，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⑥⑦　黄绍竑：《西安事变片段回忆》，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⑧⑨　李松林、张秀芬：《浅析西安事变中的何应钦》，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⑩　程思远：《李、白主张西安事变应政治解决》，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⑾　陈雁翚：《刘湘请张学良吃“姑姑筵”》，原载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１４日《陕西日报》。
⑿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出版。
⒀　周春晖：《西安事变后盛世才的急转》，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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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挽狂澜
就在西安事变爆发、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之际，一个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同志组成的中共代表团（有人认为应称红军代表团），正在前来西安的途中。
原来，毛泽东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就收到了张学良的来电，通报了西安事变的情况，并提出共同行动以防胡（宗南）敌北进的要求。随后张、杨二将军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速派人来西安，共商国事。
那时，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不胫而走，在陕北根据地和红军当中也很快传开了，人们无不欣喜若狂，认为冤有头，债有主，这回非公审蒋介石不可。主张杀蒋以谢国人者，也为数不少。张国焘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他还在陕北，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参加了，他是极力反对放蒋的。但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认为西安事变是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因不满南京政府对日寇的妥协退让，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并认为事变有两种前途：一是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是不同蒋介石谈判，或他拒绝谈判，那就公审他，予以处理，这将会引起大规模的内战，只能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显然，应当取前者，不能走后面这条路。所以党中央制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代表团立即奔赴西安。
那时的西安，斗争虽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由于南京讨逆军纷纷西进，步步进逼，西安以东两军对垒，剑拔驽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市内，因有南京“讨逆”军的飞机不时进行威胁性的飞行，仍有些人心惶惶。当时，于右任电张、杨，要求来西安宣慰。端纳已到西安，宋子文也准备前来谈判。这时蒋介石固执己见，拒绝交谈的态度虽有好转，能够心平气和地与张、杨讨论抗日问题了，可是还有些三心二意，仍想以军事进攻相要挟，他不说必须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只同意停战三天，让他速返南京。在他写给何应钦的亲笔信中说：
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日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顺颂
戎祉
中正手启
十二月十七日①
张学良也给何应钦发了电报，但那是针锋相对，毫不相让的，他在电报中说：
……委座南归，尚待商榷。在此期间，最好避免军事行动。弟部初未前进，而贵部已西入潼关，肆行轰炸，果谁动干戈耶？谁启内战耶？兄部如尽撤潼头以东，弟部自可停止移动。否则，彼此军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哉？②
但西安事变将怎样发展，对蒋介石如何发落，仍然是个棘手的问题。
从南京方面看，主战派仍然声嘶力竭，定以武力讨伐张、杨，在蒋回京之前，他们不接受蒋的任何命令。后来只是由于蒋鼎文从西安飞回宿京，面交了蒋的信函，又听了他的口头说明，才不得不下令停止轰炸的。可是，对于宋美龄提出的她要和宋子文同去西安谈判以救蒋却仍坚决反对。因为据说堂堂政府官员，是不能与“叛变者”谈判的，经过争辩，才勉强同意准许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去西安。宋美龄去不去西安，则还得看一看。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正是在这样一个各种矛盾相互交错，形势发展变幻莫测的时刻来到西安的。他们不负众望，一下飞机，就立即与张学良就西安事变的大政方针进行商谈。“初开始，张学良首先说明举行兵谏的原因，……蒋介石被扣后，最初拒绝商谈问题，现在已允许商谈抗日。张又说，只要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送他回南京，还拥护他做抗日领袖。周恩来赞扬了张、杨发动兵谏的爱国热忱，同意张对蒋的方针，并谈了对事变的性质、前途和处理方针的看法。周说，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蒋介石虽然被扣留，但是他的实力原封不动，西安已经与南京处在对立地位，因此，对蒋的处置要十分慎重。周又根据国内外形势说明蒋有被迫抗日的可能性，同时指出西北的‘三位一体’将是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坚。……十八日上午，周恩来由张文彬陪同去止园拜会杨虎城。周先谈了与张学良商谈情况及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还说如果蒋介石同意一致抗日，将仍拥护蒋为全国领袖。杨虎城深知蒋介石的为人，怕释放蒋回南京后挟嫌报复，曾准备‘扶天子以令诸侯’，他又估计，经过十年内战，中共不会同意放蒋，因此对周所说感到出乎意料，但既然张学良、周恩来意见一致，他也就没有表示异议。又说：中共‘不记前仇，真是伟大。’但也坦率地谈出自己的顾虑：一是怀疑蒋是否能抗日，二是怕蒋报复。他说：国共两党是平等的，而他是蒋的部下，蒋被释放后，一旦翻脸，他的处境就困难了。周恩来针对杨虎城的疑虑，分析了国内人民要求抗日，美、英、苏支持中国抗日和蒋介石抗日则生的处境，指出蒋抗日的可能性增大了，现在就要力争他抗日。只要西北三方面加强团结，进而团结全国人民，蒋想报复也不可能，而且这次，没有把握也不能轻易放他……”③周恩来经过与张、杨两将军分别会谈，统一了认识，红军决定加入西北抗日联军，三方更加团结，西北地区的抗日救国运动更加声势浩大了。总之，经过张、杨两将军，特别是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工作，孔祥熙、宋美龄、宋子文等人的积极斡旋和蒋介石的反省，事变终于得以和平解决，使中国现代历史由此发生了重大转折。这场震惊中外的突然爆发的历史事变，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但人们对它始终不会忘记，它留给后人的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是历史的惊叹与深思。人们对于张、杨二将军发动西安事变的功绩，是交口称赞的，但对他们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功绩则不大提起，或者有意无意地抹煞他们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和功绩。如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或者说张、杨是由于红军代表团对他们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工作后，他们才接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的。这是史学界长时间以来的一种说法。台湾的学者则认为蒋介石之所以获释，是因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张学良被蒋介石感动了，事变的和平解决不靠天，不靠地，是蒋介石自己救了自己。
这些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已有同志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保使蒋介石联共抗日，是从一九三六年下半年，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张学良一直奉行的方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张学良的决策，不是来自别人的说服。”④并认为张、杨二将军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不仅主张明确，而且是发挥了主导作用的。
根据张学良１２月１３日对总部全体职员所说的“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促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如果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张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
这些大义凛然的讲话，可看出他的“为国为民，光明磊落之心”。
“在事变的布置中，张学良作了严格交待，命令其不准伤害，并绝对保障蒋的安全。当刘多荃打电话说蒋介石不见了时，张、杨非常着急。张学良对两军文武官员说：‘若找不到他，我便将自己的头割下来，请虎城兄拿到南京去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因为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若再引起内战，那我张某人就成了千古罪人。’由此可见，张学良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确保蒋的安全，其目的就是要避免内战的爆发，以达到和平解决事变。
“在事变后，张、杨立即通电全国，敞开和谈的大门，指出事变之目的，是对蒋‘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使他接受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在通电外，张学良又另电南京中央要人及亲英、美派孔祥熙等人，示意其对事变予以调解之助，孔祥熙对张电作了这样的理解：‘张、杨既于通电之外，复对余及中央诸同志各有私电，是明予吾人以谈判之机。’可见这些电报使南京亲英、美派要人，对事变目的和处理事变的愿望有了一定的了解，为和平解决事变增加了有利因素。为了稳定国内秩序，避免混乱，张学良还专电宋子文，指出‘上海系全国金融枢纽，未容紊乱。’……“尽管蒋介石已身处张、杨囹圄之中，成为他们的阶下囚，但张学良还是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部下的礼节，不厌其烦向蒋再度陈述自己的良苦用心，恭候其省悟，盼其纳谏，蒋介石虽顽固不化，但由于张学良的至诚行为，无害他之意，求和平解决之心，对他最终产生了一定影响。因此，蒋在十七日致何应钦停战手谕中写道：‘以近情观察，中正本星期六以前可以回京。’蒋的停战令暂时制止了南京的军事进攻。张、杨为和平解决事变的努力，初步取得了一些进展。
“在解决事变的过程中，张、杨既听取其他政治势力的建议，同时又保持其独立自主的决定权，即使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也并非一切就言听计从。这表现在事变后，孔祥熙企图通过阎锡山把蒋介石移往太原，中共中央在１２月２１日给周恩来的电报说：‘对阎锡山迁蒋至山西办法应表示可以考虑。’张学良对迁蒋至太原的意见表示反对，认为自己能捉蒋，也就能放蒋，不能让阎锡山从中渔利。在何时放蒋问题上，张学良同周恩来和杨虎城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两宋要求：蒋下令停战撤兵后，即日回南京。对此要求，张学良表示同意，而周恩来和杨虎城表示允许再考虑……这种意见不和，也可能是张学良决定立即放蒋，只告诉杨虎城而不告诉周恩来的原因之一。这些行为都与张学良素来那种决断，愿意接受他人建议，但又决不受人支配的性格有关。……”⑤
笔者对西安事变缺乏深入研究，对上述论述不想妄加评论，不过，对这些观点还是赞同的，并认为谈得还是比较实际、中肯而又新颖的。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时代也在不断地前进，我们的文化思想和学术研究也要发展，要创新，因此就应当“通过历史的反思，通过社会迷宫进入到历史表象的背后，按照事物运动的一般规律和一果多因，合力作用的原理，从全方位来对促成事变和平解决的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相互作用”，作些新的实质性的探索。
当然，话又说了回来，这样说是不是又忽视了其他社会政治力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协助和调解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有力作用呢？当然不是。事变发动后，首先向中共电告事变消息，并邀请中共中央速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的是张、杨二将军，而红军代表团的到达则是对张、杨两将军的一个有力的支持，同时也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了。因为“当时东北军、西北军干部中对于蒋介石的处置问题并不一致。不少感情冲动之少壮军人，恨不得立即处死蒋介石而后快。这种力量和思潮，对于张学良坚持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是一极大的不利因素。中共代表团到达后立即开展了对内部统一思想的工作。由于中共过去的特殊地位，与蒋介石有血海深仇的历史，以此来做这些少壮派的思想工作，所收到的效果是张、杨的命令所不能达到的……当张学良将军扣留在南京后，西安方面群情激愤，主张以武力对付南京的主战空气顿时高涨。为了挽救已造成的和平局面不致破坏，使和平最终实现，中共在通电南京，要求停止进军的同时，调红军协助东北、西北军准备防御，并且劝两军将领要冷静对待……应德田、孙铭九制造了杀死王以哲的二、二事件后（笔者按：“二、二事件”系指张送蒋回南京后，东北军群龙无首，少壮派为营救张出险，不惜与南京一战。一些老派将领主张通过谈判救张，认为只要东北军和“三位一体”紧密团结，张是可以回陕的，反对武力救张。应德田、孙铭九等认为王以哲、何柱国是“投降”，是“出卖副司令”，于二月二日上午派卫队营连长于文俊带领部队杀害了王以哲，又派人去杀何柱国。当时，何避入杨虎城公馆，少壮派带兵追捕，杨加以制止，何始得脱险。但王以哲副官宋学礼、总部参谋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等则亦于当天被杀害。），缪澂流、刘多荃决定回兵包围西安，消灭主战派，因此东北军内部，自相残杀的危局迫在眉睫。周恩来等同志，不顾个人安危，竭尽全力调解东北军内部的矛盾，把制造二·二事件的主战派主要人物，转移到红军中去，这样就使一场即将爆发的自相残杀内战得以消弥，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成果得以巩固。”⑤
周恩来和中国共产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卓越贡献，向为世人所称道，读了上面有关评述，我们对此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三位一体”特别是中共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重要作用，也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过：“蒋介石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
当然，正如前面提到的，宋子文、宋美龄等人的斡旋，特别是由于他们的特殊地位，以及他们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作的努力，也是应予肯定的。宋美龄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端纳奠了基，宋子文树了柱壁，她自己上了梁，盖了顶。若单从国民党一方面来说，也无不可；但若是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三方来说，那当然就言不符实了。照她这样说，张、杨二将军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主导作用应该怎么看？共产党的有力的调停又放在什么位置上？将这些完全抹煞，显然是不适当的。
至于端纳的出使西安，并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起了一些积极作用，这与他和张、蒋均有私交、是双方都易于接受的人固然有关，同时与他本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进步倾向也有关系。端纳是英籍澳大利亚人，生于１８７５年。“一九○五年他由香港到广州采访两广总督岑春煊时，被岑聘为名誉顾问。从此端纳在中国大陆得有门径，奠定了日后工作的基础。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端纳曾参与起草临时政府对外宣言，并被任命为‘外交秘书和顾问’。……
“一九一五年日本向袁世凯北洋政府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并威胁如‘秘密泄露出去，日本当断然采取行动’。端纳从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英人莫理逊处得到原文译本，他立即将其发表，引起各国注意。可以说端纳是当时第一个揭露日本对华二十一条的报人。……
“一九二八年，张作霖退往关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端纳经罗文干介绍由北京赴沈阳谒见张学良。经数次晤谈后，他感到张学良‘坦白直爽，胸怀大志，是位了不起的人才’，愿为张效劳，成了张的顾问，两人关系的发展，竟密切到‘没有一个词可以来形容’的地步。一九二八年冬，端纳还积极支持张学良易帜，维护全国统一。……
“一九三三年蒋介石发起了以封建的四维八德禁锢人们的言行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宋美龄为宣传这一运动，请端纳帮助她处理信件、报告，张学良开始不想轻易地割爱，只答应端纳为蒋介石夫妇工作六个月，但最后端纳还是成为蒋氏夫妇的私人顾问。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消息传来，南京陷入一片‘骚乱’，宋美龄决定派端纳立即前往西安，了解真相，传递信息，沟通关系，并寻找和平解决的途径。端纳对西安之行，也认为‘义不容辞’，且具有‘信心’。十二月十四日下午，端纳到达西安，弄明了真相，沟通了关系，劝说蒋、张，使两人之间的僵持和对立得到缓和。宋美龄把端纳的西安之行，比喻为事变后发现的‘第一次希望的曙光’。”⑦
是的，端纳是西安事变后南京宋美龄为救蒋最早派出的使者。这个任务要说难也难，要说不难也不难。为什么？这是明摆着的。之所以说难，是因为那时南京主战派正调兵西进，交通受阻，音讯中断，在完全不明真相事先也毫无联系的情况下，单身一人去西安，当然是要冒点风险的；之所以又说也不难，那主要是因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放他回南京，是张、杨两将军和红军代表团的既定决策，所以只要蒋氏有诚意，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端纳精明，１２月１４日下午４时许，当他乘一架飞机飞临西安上空时，他没有冒然降落，而是先绕城盘旋，作欲降落姿态，以避怀疑。是的，最初人们是有点担心的，主要是怕它丢炸弹。但看它飞得比较慢，又总是在机场上空兜圈子，象是想降落又不敢降落，也许是有什么要事要办吧，所以没有向它开枪开炮，而是严密地监视着，要看它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后来，它终于抛下来一个掷信筒，说明他是受宋美龄委托来见少帅的，如少帅愿意见他，请在飞机场烧一堆烟火。
张学良同意见他，命令点烟火。使他终于走进古城西安。
那时，他带有宋美龄的两封信，一封是给张学良的，信中是请求放蒋。另一封是给蒋介石的，据申伯纯谈，信的大意是：
“你的脾气不好，你心中的话总不肯好好地说给部下听，同时你也不能好好地倾听你部下的意见。这种情形，我一直是很担心的。因此，你每次外出，我总是常常陪同你一起去。这次航空协会在上海开会，我不能不去参加，所以没能同你一起到陕西来，想不到就在这一次出了事情！东北军都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同情抗日，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你应该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对他们的抗日情绪应该很好地加以安慰。可是你不这样做，所以激出事情来了。我现在托端纳先生冒险去看你，望你为国家为民族保重身体。在可能和必要的时候，我愿意亲自去西安一趟。最后告诉你一句话：
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暗指何应钦的阴谋）。”⑧宋美龄讲的是心里话，倒还是道出一点真情。不过，所说南京是“戏中有戏”问题，近几年已有人提出异议；有的甚至还谈到，在原信的影印件中没有这句话。真相究竟如何，尚待继续查考。
“张和端纳晤谈时，首先告以蒋的安全情形，接着说明他对蒋并无恶意，只要蒋能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们（张、杨）还要拥护他作领袖。端纳表示同意张的主张，并愿竭力去说服蒋。他又将请蒋搬家被蒋误会的情形告诉端纳，请端纳在见蒋时帮助解释，劝蒋搬家。端纳也答应了。
“当晚，张陪端纳一起去见蒋介石……端纳说：‘我这次是受蒋夫人的委托而来的。同张汉卿将军谈话以后，我首先向蒋先生告慰，就是张将军对蒋先生并无恶意，只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蒋先生答应这个要求，张杨两将军还要竭诚拥护您做领袖。我认为这个主张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主张，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许多西洋人（暗指英美）也赞成。蒋先生若能接受这个主张，今后将变为这样大大的伟人（说着举起手高高地比划着），要是不接受这个主张，今天将变为这样小小的人（也俯着身子用手在地下比划着）。国家和蒋先生个人的安危荣辱就系于蒋先生个人心思的一转。”蒋介石在这几天当中本已逐渐了解张杨对他的真实意图所在，同时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并没有什么危险，现在既听了端纳这一段话，又看到了宋美龄的信，他的态度转变了。于是，他面露笑容，‘啊！啊！’连声，似乎很有所感动的样子。
“端纳见蒋的态度已有转变，就趁势提出，请他搬到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地方去住。蒋至此才了解请他搬家是出于好意，便欣然答应了。张便马上和端纳一起陪着蒋由新城大楼搬到了金家巷高桂滋公馆。”⑨
由上面的这些记载看，端纳的西安之行，以及他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后来蒋介石违背诺言，扣押了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端纳劝阻，也不起作用，使他对蒋的信任发生动摇，这也都是事实。但有的说，他因此就与蒋氏闹翻，并愤然离开了中国，则不够确切。不错，端纳最终是结束了他在中国的政治生涯的，只是这不是在西安事变后不久发生的，而是在几年以后：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由于端纳营救蒋介石有功，南京国民政府颁授他大绶采玉勋章一座，此后，端纳仍追随蒋介石夫妇，在官邸办事。
端纳于一九四零年离开中国。他为什么会离开长期工作、生活过的中国呢？主要原因是：第一，他是西安事变中营救蒋介石的和事佬，他感到有责任要求蒋介石恢复张学良的自由，便经常向蒋介石嘀咕此事，为此，蒋“非常讨厌”他，日益和他疏远。第二，端纳对宋美龄的“近亲”大发国难财的劣迹很不满，他“呼吁蒋夫人加以抑制”，宋美龄却对他大发雷霆：“端纳你可以批评中国政府或别的任何事情，但是有些人连你也不能批评的。”
端纳听了火冒三丈，于是不辞而别，搭乘飞机去香港，“从而结束了他在中国的一段彪炳的生涯”。
端纳离开中国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菲律宾陷落时，他适在菲律宾，被日军囚禁，直到一九四五年初，麦克阿瑟收复菲律宾，他才获得释放。因久系囹圄，身患疾病，在体养时又发现已患肺癌，他致电宋美龄请求帮助。蒋夫人为他安排了一架水上飞机，送他到美国檀香山海军医院治疗。后来病势转危，端纳被送到上海虹桥医院，于一九四六年病故，终年七十一岁。⑩
这是后话。下面我们仍接着前面谈到的端纳在西安的情况继续介绍。端纳原计划１５日下午飞洛阳，然后再于次日晨飞南京，后因天气不好，飞机受阻，改以电话向宋美龄报告见蒋经过。宋美龄甚慰，救蒋出险之心更切，经与孔祥熙等人商定，再由宋子文去西安。宋子文到西安后，张学良、周恩来都曾会见了他。他也与张学良一齐去见蒋。“蒋介石没想到宋子文来，情绪激动。看到宋美龄信上有：‘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蒋介石哭了。蒋说只有加紧军事进攻才能脱险，并把进军方略单独告诉了宋子文。”⑾
二次飞往西安准备参加谈判的宋子文、宋美龄（她是第一次来西安）、端纳、蒋鼎文等是１２月２２日同机来陕的。据说，此番来陕，“宋美龄带来了许多吃的用的东西，还替蒋介石带来一付假牙。宋美龄先向张说：‘汉卿，我的行李希望你不要检查。’张回答说：‘夫人请便，我不敢检查’……”⑿宋氏兄妹到达西安的当天，就在双方的私下会晤中，交换了有关如何谈判的看法。当时，张、杨、周提出，一切从大局出发，以八项主张为基础进行谈判。蒋介石虽然也赞成和谈，但却说他不能直接参加谈判，而由宋氏兄妹作为代表出席会议；另外，谈判达成的协议，他不签字，但他将以“领袖人格”来担保实现。他想用这种既可达到谈判目的，又不一定完全遵守达成的协议，还可保持“名节”，不会被谁抓住把柄的策略来应付一番，可谓用心良苦。
１２月２８日，毛泽东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批评蒋氏１２月２６日声明（即所谓《离陕前对张杨的训词》），指出此训词含糊曲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其实，蒋氏在三方会谈之初的这些表现，不也曲曲折折，很不干脆吗？
但张、杨、周以团结抗日和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拘细节，仍决定与宋氏兄妹谈判。
三方面（张、杨为一方，周为一方，宋氏兄妹为一方）的正式谈判是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在西安金家巷（今称建国路）张公馆西楼（当年张将军就住在这座楼的三楼上）二楼进门左边的会客室里举行的。
这个会客、有时也用作开会的客厅，并不很大，估计也只有平常的两个房间那么大，但却窗明几净，朴素淡雅。屋内正面墙壁上有一个滴达作响的挂钟，下面两个屋角处，各置一个高高的棕色花架，上面摆着盆花。屋内三方靠墙处整齐地放着蒙有米色沙发罩的单人和双人沙发，前面有精致的茶几。张学良常在这里会见各方人士，十二月十一日张学良向部分高级将领宣布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会议也是在这里召开的。
当然，能够取得一些初步的谅解，并愿意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判，也并不是容易的，张、杨、周，特别是周恩来曾做了不少工作，这一方面是他（当然，也包括博古、叶剑英等）要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军官和士兵的工作，因为他们有很多人主张杀蒋，或要求将蒋交人民公审，认为同他没有什么好谈的。“甚至准备闹事，说什么：‘不能由共产党处理这件事，不能说放就放。’”（房成祥：《西安事变史话》）周恩来根据党中央制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与政策，不顾个人安危，“只身到那些全副武装的军官中去”，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指出：“‘这次事变是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但是这跟革命战争和群众暴动不同。现在的蒋介石，既不同于十月革命后被群众打倒的沙皇尼古拉，又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被俘的拿破仑。这次捉蒋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他的实力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从各方面考虑，特别是从团结抗日出发，对蒋介石的处理极需慎重……当前中日矛盾是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居于次要地位，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侵略行动，与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就使英、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蒋介石有抗日的可能；由于全国人民怒潮的高涨，特别是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使蒋介石抗日的可能性增大了。因此，为了全民族的利益，我们共产党不记旧恶；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就应该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还说：‘自“九·一八”以来，蒋介石不听国人呼吁，一心打内战，在国难严重的今天，还要来西安布置内战。大家要求杀他，可以理解，不算过分。但是，杀了他，内战会停止下来吗？抗日的目的能达到吗？现在亲日派正唯恐我们不杀蒋，我们不能做有利于敌人的事情啊！……’周恩来同志循循善诱，使他们如同拨开重重迷雾见到青天。有个军官激动地说：‘要讲仇恨，是共产党最恨蒋介石。不讲多的，光十年内战，杀了多少共产党员？可真是血海深仇啊！但共产党顾全大局，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大公无私，以德报怨，真令兄弟敬佩。’他向周恩来同志行了个军礼，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对周恩来同志的尊敬。”（引文出处同前）……另方面，周恩来也积极地做上层人士、甚至宋氏兄妹的工作。如宋子文初来西安时，没料到周恩来已经到了西安，因而顾虑重重，认为他一来“事情就难办了”，更不敢与他见面，怕何应钦抓他的把柄，但经周恩来通过郭增凯（原在西安，是因《活路》事件被误捕押往南京又获释并随同宋子文前来西安的）向宋转达意见，阐述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使宋大感意外，心悦诚服，后来回到南京，“到处宣扬蒋介石在西安很安全，赞美周恩来，说：‘南京有谁能承担这样的风险营救蒋介石？相反，还有人要轰炸。”（刘鼎：《谈西安事变》终于促使南京国民政府同意宋美龄、宋子文等来西安谈判。就是在谈判期间，周恩来也始终怀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不忘继续做各方面人士的工作，如他与宋美龄也曾作了两次长谈：“第一次，周首先说明中共没有参与兵谏，并阐明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然后，周从中国革命所经历的困难和曲折谈起，说明‘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希望团结抗日，一九三五年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后又变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但蒋介石对团结抗日要求始终不予理会，当前，是改变政策的好机会，望他们兄妹劝蒋回心转意，这对国家、对个人均有好处。宋说：既然中共有诚意，应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周说：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并且指出除蒋介石外，全国没有第二个适合的人。周又谈到国防、经济上的问题，对唯武器论和抗日长期准备论作了分析和评论。宋要求周劝杨虎城早日释蒋。周应允。第二次谈话时，宋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
“二十三日上午，在张公馆张学良所住的西楼二层开始谈判，宋子文代表蒋方，西安方面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出席。
“二十四日上午继续谈判，宋美龄也参加了。谈判的结果是：（一）由孔祥熙、宋子文组织行政院。宋负责并组织使各方面满意的政府，肃清亲日派。（二）中央军全部撤离西北，宋子文、宋美龄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即携蒋介石手令飞洛阳办理停战撤兵的事。（三）蒋回京后释放‘七君子’；西安方面可先发消息，宋子文负责办释放事宜。（四）苏维埃、红军名称照旧。宋氏兄妹担保停止剿共，由张学良负责接济红军。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五）先开国民党中央全会，开放政权，再召开各党派救国会议，不开国民代表会议。（六）政治犯分批释放，具体办法与宋庆龄商定。（七）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可公开活动。（八）联俄，并与英美法联络。（九）蒋回京后通电自责，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十）西北军政由张、杨负责。此外，宋子文提出，只要蒋下令撤兵，就放他回南京。对此张表示同意，杨、周表示再考虑。至此，谈判结束。
“二十四日晚，宋氏兄妹应周恩来的要求，陪周去见蒋介石，蒋勉力坐起与周寒暄。蒋说，周曾经是他的部下，应该听他的话。周表示，只要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周问蒋为什么不肯停止内战。宋美龄说以后不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蒋考虑一下，表示三点：（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二宋及张学良代表他与周解决以前商谈好的问题。（三）他回南京后，周可以直接和他谈判。
“蒋介石与周恩来的会见，达成了停止内战的协议，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牢靠的基础。”⒀
西安事变，作为半个世纪前的一个历史事件，它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这已是遥远的往事，这一切也许会觉得难以理解，甚至是非常陌生的。但是，如果仔细地重温这段历史，认真观察和了解在这一事件中各方人士的动向，仍可增长不少见闻，而对一些问题的反思，不是更可获得许多有益的启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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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⑾⒀　《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④　张学君：《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原载《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５第１期。
⑤⑥　侯雄飞：《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新探》，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⑦⑩　李传信：《端纳其人》，原载１９８７年９月５日《团结报》。
⑧⑨⑿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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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西安
谈判基本结束后，决定放蒋的消息象一阵风似的很快传出，人心再度浮动起来。那时，除张学良外，人们都主张必须有可靠的保证，才能放蒋。可是张学良认为，只要蒋原则上承认达成的协议，就可以让他走，并且还决定亲自送他回南京。
突然，事情来得太突然了！
这在当时的西安引起了不小的波动。许多好心的关心和爱护张学良将军的部属和友人都认为这样做太冒险了，放蒋已够宽大，还要送他回京，似无这个必要。当时他如能对蒋的本质看得更透彻些，特别是若能认真听取一下杨虎城和他的部下的劝说，取消他这次的南京之行，那他原本是不会落入虎口、被罚以终生监禁的，他原本是完全能够诚如他自己所说的，在抗日的斗争中，率师北上，偿我素志，誓灭日寇，虽死不辞地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的，而他的历史，显然就会另是一番景象了。可是，人世间的事，有时常常是身不由己，变幻莫测，甚至是鬼使神差，不可思议的。
那是谈判条件大体商定后的一个北风凛洌的早晨，西安人民还正为三方面会谈取得进展而倍感欢欣时，张学良刚起身就接到了蒋介石要求当天返回南京的电话。是的，谈判已告一段落了，可由于蒋介石只是口头上表示同意，愿以人格担保，却不肯签字，也不发表任何公开的讲话，甚至连作点国内和平、与民更始之类的许诺也不答应，就想轻而易举地离开西安，人们怎能不疑虑重重，并对蒋氏对协议如此缺乏诚意而满意呢？为此张学良也有些着急，怕出乱子，所以便于二十四日下午在他的住所召开设计委员会议，向部下介绍谈判情况，同时也透露了蒋介石很快要走，他也要陪送蒋介石回南京等使人不免为之一惊而又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看到人们疑虑重重，他又说：‘昨天开会大家有些意见，现在可以向我提，但不许在外边乱说，尤其不许任意胡闹。这是关系国家民族命运天大的事，做错一点，我们担不起。’张说完，会场沉默，好一会，有人问：‘蒋、宋答应的条件究竟有什么保证没有？’张急问：‘你们要什么保证？你说！你说！’被问的人虽然紧张，仍复述了二十三日会上提的条件（即中央军撤出潼关，解除对西安的军事威胁；释放‘七君子’，取信于民；没有保证，蒋介石不能走等），张说：‘你们提的意见，我考虑过，都行不通。蒋现在关在我们这里，他说的话，何应钦不见得肯听。我们逼蒋下命令，如结果无效，怎么办？即使生效了，当然得放他，他不是心甘情愿的，要存心报复或反悔重来，怎么办？所以说你们的意见行不通。只要他原则上承认我们的条件就让他走，签字不签字没有什么关系，签了字要撕毁，还不是一样地撕毁。’……有人问：‘副司令说要亲自送他到南京是什么意思？’张说：‘是的，我打算亲自送他到南京。我这一着是抓他的心，比你们想的高。这次事变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领袖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亲自送他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怪话。总之，人情要做到家，合作得彻底。你们要听我的话。’张又申述：‘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扣下？为的是国内统一，一致对外。假如不把他放回去，国内会有更大的内乱，我就是天下的罪人，我就自杀。’‘我们有本领请神，就有本事送神，不要搬石头打自己的脚。只要与国家有利，就是牺牲我张学良，甚至牺牲东北军也在所不惜。’还有人问：‘红军和杨主任的意见怎么样？’张说‘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杨主任虽有些不同意见，但他是顾大体的。’参加会议的人不好再说什么，会议就此结束。’①
谈到这里，围绕送蒋，作一点插叙。事情是这样的：
在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期间，我从一家省报上看到转载的香港《文汇报》江元舟写的《西安事变亲历记——访蒋介石原侍从副官居亦侨》的文章，据文章谈，作者是在苏州访问这位八十高龄的老人的。居先生是江苏人，黄埔军校六期步科生，一九三五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侍从副官，现为苏州市政协，特约文史员。据江先生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送蒋介石去南京的前夕，张、杨二将军曾举行宴会。席间，张学良敬酒掷杯，侃侃而谈，将军豪情，达于高峰。文章不长，写得也颇生动，转引如下：
那晚，古色古香的大楼里灯火通明，席间有三方人员：张学良、杨虎城等师级以上的将军；蒋介石、宋子文以及随行人员宋美龄、端纳、戴笠等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中共人员。
宴会开始了，张学良首先举杯敬酒，他激昂地说：
“委员长、周主任、诸位老兄，你们受惊了。我采取这个行动，是不得已的，是为请委员长共同抗日。我是有国仇家仇的人。有人说我是叛乱，其实我真心为国家、为民族，要求抗日，希望在座的，为促进抗日运动献策出力，干杯！”少帅把酒一饮而尽，眼眶里饱含泪水，将手中的玻璃酒杯使劲一摔。
接着，周恩来从容不迫地站起来，向大家敬酒，说：
“委员长，汉卿、虎城两将军，百里先生和各位老朋友、老同事，这次事变是个大变动，今天举行宴会是个大团结，在座的为促进团结方面作出了贡献；张、杨两将军的行动仅是个促进团结的武装要求，在促进团结方面贡献最大。通过这件事，希望各方面联合起来，团结起来，我提议，为诸位的健康，为张、杨两将军的贡献，干杯！”
张学良倏地又站起身，猛地站在椅子上，第二次向大家敬酒。说完，他从椅子上跳下来，又一次把酒杯摔在地上，伏在餐桌上哭出声来。
过后，张学良沉吟半晌，又斟满一杯酒，来到蒋介石面前，说：“委员长，我这次行动唯一目的，是拥护委员长领导抗日。我的国仇家仇都没有报，我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你如果与我有共同心愿，也许不会有此事发生。
我的行动不大好，我想结果是好的。委员长同意一致抗日，希望回到南京后，说到做到。我希望能打回老家去，东北不收复，死我也不瞑目！为委员长的身体健康干杯！”
张学良举杯痛饮、蓦地又使劲地把空酒杯摔得粉碎。
蒋介石望着激动的少帅，在众目暌睽之下，沮丧地说：“我身体不好，酒也不会喝……”
宋子文连忙凑上去，神情略带激动：“汉卿，委员长的酒我代喝，干杯！”……②
这里所写的宴会，只说是在“送蒋去南京的前夕”，究竟是哪一天，作者没有写，按一般常识，这个时间当在离开西安前的两三天，再早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而这几天，因为宋美龄刚到，又要谈判，日程排得满满的，会议、应酬无虚日，举行些宴会，并有各方人员参加，是完全可能的，据有关史料记载，在事变前后，乃至张学良送蒋去南京后，这类宴会也都曾不止一次举行过，所以江先生所写的这种场面也不是不可能出现。但三方人员是不是都到得那么齐，特别是蒋介石是否真的象上面所说的也参加了，似有疑问，因从目前见到的有关资料看，并未发现有这方面的记载，一些当事人写的书籍和回忆资料也都未提此事；另方面，宋美龄是二十二日来西安的，她在西安只住了三个晚上，而这次宴会她是参加了，那末，这究竟是哪一天？是二十二号当晚吗？那时还未谈判，送蒋走的问题还谈不上，怎么会举行告别宴会？是第二天，即二十三日晚间吗？谈判还正进行，还未达成协议，就说要走，似也为时过早；另外，据说是因为蒋氏有病，也可能还有别的原因，二十三日的谈判南京方面只有宋子文出席，宋美龄连谈判也未参加，她还能到新城大楼去赴宴吗？那末，第三天（二十四日）呢，会不会是这一天晚上？这时协议达成了，蒋也答应抗日了，要告别当然是具备了条件的。但这天晚上，事实上是安排了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会见，而且，在周未见蒋之前，“两宋告周，蒋这两天病了，不能多说话。周一进蒋的卧室，望见蒋躺在床上。蒋见周进来，勉强在床上坐起来……”（见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１５６页）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去参加宴会吗？情况究竟如何？因笔者既非当事人，又未掌握更确凿的史料，所以不是要否定江先生的介绍，只是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谈点不同看法，以期进一步促进西安事变历史的研究，谬误之处，欢迎指正。
向部下作解释的会议开过了，为蒋送行的宴会也举行了，但对放蒋下面仍有不同意见。二十四日晚上，受到张学良信任的著明人士高崇民致信张学良，重申有条件放蒋的必要性和无保证放蒋的危险性。二十五日早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一部分高级将领给宋子文也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提出撤军和在协议上签字是放蒋的前提，“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了，我们也誓死反对。”这下，宋子文慌了，蒋介石、宋美龄也十分惊惧，“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所以宋美龄一大早就慌忙派人把张学良找了去，要求当天就让他们回南京。
“今天就要走吗？”
“是的，今天！”
“这是不是太仓促了。”
“不，也该走了。”
“原来不是说还要过几天再走吗？急什么呢？”张学良还想留客。
可客人却一天也不想留了。尤其蒋介石，一说要走，心早飞了，恨不得马上就离开这个使他栽了个大筋斗的倒霉的地方。宋美龄最懂得蒋介石的心意，所以她哪会让步呢？张学良刚表示了一点挽留之意，她马上就摇头了：“不，汉卿，多谢你的好意，不必再停留了，好在谈判已经结束，几方都已达成谅解。另外嘛，你可能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
“啊，是什么事呀？“
“今天是圣诞节，我想今天回南京，图个吉利，你不会使我失望吧？”
“啊，是这样……”宋美龄把话说到这个地步，张学良觉得是很难拒绝的，加上他早有放蒋之意，所以打算答应她的要求。但转念一想，又觉得放蒋是大事，西安三方面意见还不一致，尤其军内将领和各方人士，几乎是一致反对的，所以又有些犹豫了：“走是可以的，总得准备一下，今天走，怕来不及吧？”
“来得及，来得及！”宋怕张学良再变卦，连忙说：“我来时乘坐的飞机还在西安，要走很方便，还准备什么呢？”说到这里，为使在她看来还是比较重义气、讲交情的这位少帅不再有任何的动摇，又进一步使他放心地说：“汉卿，事情是不是就这样说定了。至于有人顾虑日后共事，多有不便，这就更是多余了，你可以转告他们，委员长说了，他是领袖，是决不会计较的，尤其你们弟兄之间，大仁大义，决不抱怨。”
张学良看宋如此通情达理，即表示同意让他们今天离开，并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不，不要送了。”一直默不作声的蒋介石，看到夫人终于把张学良说动了，暗自高兴，但嘴上还是劝阻，以示宽宏与关切：“唵唵，真的，不要送了，我们兄弟二人好说，都能谅解，不会介意，可你到南京，那里可能会有人对你不谅解，唵唵，怕有不便。”
看，蒋介石话说得多么好听呀，姿态是多么的高呀，可这诺言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兑现，只有天晓得了。但那时，年轻的张学良对蒋介石的这一套两面派手法还缺乏深刻的了解和警惕，他只是考虑到，普通的人，尚讲信义，何况堂堂委员长？他不是倡导新生活运动、大谈“四维八德”、对“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类的信条背得滚瓜烂熟吗？不是口口声声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绝不报复吗？所以他答应了他的要求，至于送不送蒋回南京，刚才蒋氏所言，显系激将法，正因为他这样说，张才不能不送。所谓南京有人“不谅解”，“不要送”等，并非真言，可以把它看作是欲擒故纵之策；而唯恐他改变主意不去南京，那末他想把张学良“这小子弄起来”的打算就会落空，这才是蒋的真正动机。有人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学良居然相信了他的好话，义无反顾地亲往南京送蒋，是不是太幼稚、也太无知了呢？也有人说，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不了解蒋的为人，是一时心血来潮，是个偶然的决定，这有无道理？我看说他考虑不周，这是符合实际的，说他对蒋的为人和本质看得不透，也是可能的，但若说他未加考虑，是一时冲动，根本不了解蒋的为人，那也不符合实际。当年曾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的栗又文在忆及此事时，曾说过：“平时我们与张闲谈时，曾涉及到蒋的一段故事。他说在北伐前，蒋曾给国民党元老许汝为（即许崇智）写过一封内容不大妥当的信。后来蒋当了总司令，认为这封信是他的盛名之累，就派人疏通想要回这封信，许答应退还。但当原信退回时，蒋仔细观察发现信纸的四角有图订痕迹，知道已经拍过照，就把原信退给了许，从此两人一直不睦。张说蒋疑心太重，是睚眦之怨必报的人。张当时曾把蒋介石和张作霖相比，他说：‘大元帅（指张作霖）有雄才而无大略，蒋先生有大略而无雄才。’意指蒋的气量狭隘，缺乏一领袖人物宽宏大量的气魄。”③这个事例说明，张送蒋是作过一番考虑的，对蒋也并不是不了解（当然也不是很了解），他的这个对比，就颇有见地，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蒋“在某一方面是个强者，遇到乾坤一掷的大事，他那畏首畏尾的懦弱性格，即表现无遗！因此换来‘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的讥讽。他的格局类似袁世凯，擅长小动作，小权术，缺少冲天一击的大智慧大气魄”，这难道不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吗？正因为他了解蒋的为人，为了使他不疑，使他放心，同时也是为了保全他的面子，并向世人表明，他此番扣蒋并非出于个人恩怨，也不是什么权利之争，而完全是为了抗日，为了国家民族大义，所以他今天就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他不仅敢捉、敢放、也敢送他回南京！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争议的。对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的事，不仅他的一些部属反对，杨虎城也不赞成。本来，在联合抗日、共同发动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中，他们是观点一致、配合默契、合作得很好的。但在西安事变后，在如何解决西安事变、如何对待蒋介石以及要不要蒋介石在协议上签字和究竟送不送蒋等问题上，就有所不同了。有同志在论及此一问题时，曾提到端纳的评述，并作了如下的分析：“和平商谈结束后，达成了六项协议，关于是否让蒋介石在协议上签字，发生了分歧。曾参与解决西安事变的外国人端纳曾有这样一段评述：‘对于签字问题，张、杨之间也有争辩，张认为只要抗日这个目的能够达到，其它一切问题都是次要的，也不应再影响到主要目的。要迟放蒋只会使事情转到错误方面而背离原定目标。显然，张、杨在争辩时也失去耐心而彼此以尖锐字眼相加。张曾对杨等威胁说：‘如果不能政治解决，张某将独行其是。’”事实确是如此。对于如何处置蒋的问题，张、杨认识不尽相同。张果断，有胆量，对民族利益考虑居多，对自身后果考虑甚少，认为只要蒋答应联共抗日条件，就放他回南京，并且还拥护他当领袖。他以君子度小人，认为自己出以公心，不怕蒋报复，或蒋不会报复。杨的看法不同，他认为蒋出身流氓，从大革命以来的行动，充分暴露出蒋的阴险狠毒，认为稍有处理不当，必将招致残酷的打击报复，故不能轻易放蒋。纵然不使他丧命也要他失势。所以他有点倾向惩办蒋。但根据以后事态的发展，结果还是依照张学良的意志行事。可见，在关键时刻，在重要问题上，总是取决于张学良。”④至此，问题就很清楚了，张学良不仅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倡导者，也是贯彻实施这一方针的关键人物，那种认为南京送蒋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根本没有考虑到去南京后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的说法，则是缺乏根据的。张学良为了逼蒋抗日，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仅捉蒋、放蒋他均有周密的计划，就是自己亲自送蒋回南京，他也是早有考虑，早就决定了的。在目前看到的档案资料中，至少有两份确凿的资料，是足以对此作出证明的。其一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阎锡山致孔祥熙密电中就宣称：“顷汉卿派人（注：指李金洲）来晋，面称近来每天三次跪求介公采纳其主张，如蒙允准，彼情愿随公负荆请罪。”这里所谓“跪求介公”云云，显系耸人听闻之语，但“彼情愿随介公赴京请罪”则是一个比较可靠的信息，因为张学良对此事曾有所流露。其二是过去人们一直说，周恩来等同志对此是一无所知的，直到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去了飞机场，他才得悉此事，现在看，不对了，周恩来等不但知道，而且还对张学良进行过劝阻，这正象鱼汲胜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所说的：
２５日，周恩来、博古在联名签发的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宋（注：指宋子文）坚请我们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注：指达成的协议），要蒋、宋（注：指宋美龄）今日即走。张亦同意并愿亲身送蒋走。
杨及我们对条件同意。我们只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
这份电报证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不仅事先知道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宁，而且明确表态：不同意蒋２５日走，也不同意“张去”，“亲身送蒋走”。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等人肯定极力对张学良进行过耐心、善意的说服和劝阻工作。此其一。
证实此问题的第二条根据是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６日，周恩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上回忆说：“我那时听说张送蒋走了，赶紧追到飞机场，想再劝阻不要去送，但我刚到飞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了。”这里的一个“再”字，决不会是随意脱口而出的。这个讲话恰好和二十年前的电报内容相吻合。
根据之三是：１９３８年７月２４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了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首席副代表博古。博古亲口说：“周尽了一切努力劝说张不要去南京。张去南京是他自己的决定，行前他未向正住在他家里的周和博古告别。”这一距西安事变仅一年多时间的回忆，应当是可信的。
在得知张学良决定送蒋以后，杨虎城对他进行过反复劝说和阻拦，均未奏效。
１２月２３日晚，应德田对他进行过忠恳的劝阻，可他听不进去。
２４日，孙铭九坚决劝阻他，也没有起作用。…………⑤
但他突然在１２月２５日下午就送蒋回南京，则是仓促决定的，当时他不仅未告诉周恩来，连身边的工作人员，甚至赵四小姐也是在他临走时才得知此事的。
在那种形势下，要亲自送蒋回南京，是令人担心的，也是没有人不反对的。
时任西北“剿总”机要科长的王中立提到这么一件事：
二十五日上午，我在新城联合办公室，隔窗望见张将军和总部办公厅副主任洪钫在杨虎城将军住的洋房外空地立谈，许久才散。过后我才知道谈的就是关于释蒋的事。听说洪当时向张将军陈述了意见，张将军总说：“是功是过，将来自有定评。”洪答：“从古至今，信史是不多见的。”也谈到不要送。张将军说：“我这次不去，南京以后总是要去的，就索性这次去。”⑥
很明显，张学良对于南京送蒋是有他的独特的考虑的，也是光明磊落的，这跟后来杨虎城欧游归国坚信蒋定会不计前嫌、尤其抗日反而蒙难一样，个人利害得失皆置之度外，这其实不正是张学良之所以为张学良，正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吗？但那时人们甚至就连赵四小姐对此并不理解啊！
“什么，今天就送委员长回南京？怎么走得这么急？原先不是说还要过几天才走吗？！”赵四小姐惊异地望着行色匆匆的张学良，这突如其来的决定，使她非常不安。
但张学良却镇静如常：“是的，是走得急了点，人家两夫妇都是基督徒，要回南京过圣诞节，我怎好拒绝呢？”
“啊，是这样，不过，”赵四小姐象突然想到了什么重要的问题似的提醒说：“这是大事，要慎重，这你跟周先生、杨主任他们商量过没有？”
张学良说：“以前商量过，不过提前走还没来及告诉周先生。”
“放他走可以，但你不能送他去南京！”
“啊，这为什么？”
“这太危险了，他会进行报复的。”
“不，霞，你放心，现在还不会。”张学良拉着赵四小姐的手，不无留恋地说。在平时，他对聪明的赵四小姐的意见是乐于倾听的，但现在他认为她显然是由于过分为他的安全担心，才极力阻拦的。实际问题并不是这么严重，既然委员长一再表示理解这一行动，赞成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而宋氏姐妹也保证他的安全，用宋美龄的话来说，一到南京就让他返回西安，连一秒钟也不叫他多停呢，看来安全没问题，所以他把上述情况向赵四小姐作了介绍，仍执意要送。“不对，汉卿，这你就想错了。”赵四小姐焦虑不安地说，“你与委员长共事，时间不算短了，他对你究竟怎样？他的关心和信义在哪里？你过去被他利用，替他背黑锅，他用得着你时，把你奉为上宾，用不着你时，就把你一脚踢开，这你难道都忘了吗？你过去吃他的亏还少吗？至于宋氏姐妹的保证，可靠程度有多大，你比我清楚。”
“唔，是的，有这么回事。”张学良若有所思地说，“不过，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他是想帮我点忙的，问题是……唉！”
赵四小姐认为张学良有时过于看重哥们义气那一套，同时在待人接物方面又往往比较天真的这些老毛病又犯了，所以严肃地说：“汉卿，我总觉得，放他回去，是为了合作抗日，这你是做得对的，但送蒋，还要送到南京，就太冒险了。过去，凤至大姐也常说，你有时比我们还天真，这可不好呀。把别人想得太坏，是不好的，但把别人想得太好，也会给自己带来不幸。你不要忘记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别看在这里说得好听，到了南京，那就会是另一副面孔了。再说，南京的亲日派，还有什么十三太保之类，也是惹不起的，到了那里，就算委员长对你不加追究，这些人会放过你吗？”
“嗯，这倒是个问题，是必须留心的。”张学良似乎有点动心了，但他想了想，还是豪迈地把大氅往身上一披，依依不舍地说：“霞，你的好心，我知道，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你的顾虑，你的分析，我觉得也是很有道理的。不过，怕难相从，因这事早先委员长夫妇就跟我谈过，我是答应了的，怎好食言呢！此去南京，是有一定的风险，不过，为了顾全他的面子，为了团结抗日，为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利益，我也就顾不了这许多啦。好，再见吧，请多珍重，不要为我担心，我会很快回来的！”
“不，汉卿，你不能去！你不能去！”赵四小姐急得直流眼泪，拉着张学良的大氅不放。张学良是在一种惜别和悲壮的气氛中匆匆下楼登车离开公馆的。
但事有凑巧，张学良的汽车刚驶出大门不远，就碰见了特意前来找他的杨虎城。因为事先张学良曾给他打过电话，因他当时不在家，所以事情也未谈成，现在看到他来了，张学良连忙停车说：“唉，你可来了，我正要去找你哩！”“是嘛，说曹操曹操就到，不过，我可不是曹孟德啊！”杨虎城风趣地说：“刚才我出去了，回来听说你找我，就急忙赶来了，究竟啥事呀？”
“委员长要走了，走，快到机场去给他送行吧！”“怎么，他要走？！”关于放蒋的事，前几天张学良同他谈过，但什么时候放蒋，却未最后确定，现在听说蒋介石今天就要回南京，十分惊讶：“这是不是太性急了些？不是说还要研究一下吗？”
“是的，原来是这么考虑的。”张学良不无忧虑地说：“可后来情况有变，主要是看他对达成的协议只作口头保证，不肯签字，许多人不放心。有人说，西安事变是大家提着脑袋干的，没有可靠的保证，他休想离开西安；也有些高级将领连夜联名给宋子文写信，提出协议必须签字，中央军必须撤往潼关以东，否则就是你我同意，他们也誓死反对。这你是知道的。蒋委员长被我们扣住以后，主张把他杀掉以谢国人的呼声一直很高，他们全吓坏了，自从看到这封信，就好象手里捧着个炸弹，这才坐立不安吵着要走哩！”
“啊，原来如此，要打马回营了！”
“是呀，今天一大早就把我找去，跟我‘磨’了半天呢！”张学良无可奈何地说，“唉，虎城兄，实在对不起，这事来得太仓促，没来得及同你商量。不过，事已至此，也只好来个顺水推舟，放他回南京去过圣诞节了，虔诚的基督教徒嘛，那能留得住，再说，夜长梦多，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们也不好交代呀！”
“啊，你是说，有人还想再搞个二次西安事变吗？我看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有些高级将领虽然那么说，可只要有我们俩在，想必他们也不敢乱来。”杨虎城与张学良在联共抗日、果断进行兵谏等问题上是一致的，但对蒋介石的认识和如何放蒋问题上，则存在分歧。由于他毕竟年岁大一些，经历的艰难险阻要更多一些，所以没有切实可靠的保证，他是不同意放蒋的。他当即劝道：“你刚才说的对，这次我们是冒着生命危险搞兵谏的，很不容易呀。捉也好，放也好，都要计划周密，既然他还在耍滑头，不签字，我们就不能让他走啊！”“不让他走？”张学良面有难色地说：“这很难办，因为谈判已经结束，协议也已经达成，放蒋是几方都同意了的，你原先不是也赞同放他走吗？怎么又改变主意了呢？”“不，我没有改变主意，”杨虎城马上说，“对放蒋我是赞同的，但如何放法，却必须慎重考虑。”
张学良完全理解杨虎城的顾虑，因为几天来这种对放蒋有异议、甚至坚决反对的意见，他都听到不少，但由于他担心日久多变，想早日体面地放蒋，使事态不再扩大；另方面，任侠好义和一种对蒋和南京势态的比较乐观的估计，致使他在没有与周恩来、杨虎城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就决定放蒋了。现在看到杨虎城心存疑虑，就想尽量说服他，总觉得别人气度小，目光不够远大，而他是站得高，看得远，是有战略眼光的，所以他很自信地说：“虎城兄，你的担心，不无道理。不过我看问题不大吧，他既然接受了我们提出的条件，又一再表示要以人格担保，俗话说，君子一言为定，我认为这就够了。要知道，他不是小孩子，也不是一般的平民老百姓，而是堂堂委员长，难道还会言而无信吗？能够签字，有个凭据，当然很好，但他若不讲信义，就是签了字，协议不是照样可以撕毁吗？所以签字不签字不过是个形式，不必过于拘泥。是的，麻痹轻敌是危险的，但把敌情看得过于严重，变得谨小慎微，杞人忧天，也非上策啊！”
“不，我不这样看。”杨虎城对张学良是尊重的，但看他如此大意，还自以为高明，他的担心就更加重了，所以不得不再次诚恳劝告：“如果你认为这是胆小怕事，那就错了。张副司令，我想我们都不要忘记，蒋是在上海滩的交易所里泡过的，为人如何，你不是不了解，我看无妨这么说，中国的军阀，包括我们在内，都对付不了他，这次他虽然吃了点亏，可他不会算完的，有多少比我们力量强大得多的军阀，不都败在了他的手下吗？照我看，能够称得上是他的敌手的，恐怕只有共产党。所谓‘人格担保’云云，不过是一句空话，怎么一句‘人格担保’，就能信以为真呢！”
但张学良的主意已定，象一般意志坚强、很有魄力的人所常有的那种一往无前的精神一样，凡是他认准了的事，总是不顾一切要干到底的，所以不管别人怎么劝，他都很难再听进去，反而象满有把握地说：“不，虎城兄，委员长不是那种言必信、行必果的人，这我知道，现在放他，并且还由我亲自送他回南京，这有一定的危险性，我也不是没有考虑过。但从目前短时期内看，他还不会这么快就进行报复。这次，我们虽然有点胆大妄为，对他多有冒犯，可还是把他作为领袖看待，并始终注意他的人身安全呀！现在放他走，并由我陪送他回南京，这一方面表明好汉作事好汉当，我们是光明正大的，用不着躲躲藏藏；另方面，也是为他撑面子，为了以后更好地合作共事，这也有利于团结抗日嘛。当然，不送也是可以的，但我想我们既然敢捉，也就敢放，既然敢放，也就敢送，既然南京总是要去的，那么，迟去就不如早去，你说我考虑的有没有道理呢？”
“你的考虑，也许是有道理的，不过……”
“没关系，你放心，”张学良神态自若地说：“想要我为他挽回点面子，这是他们早就提出，我也同意了的。他们一再表示，送到南京，就让我回西安，决不留难，所以我想过不了几天我就能够回来。在我离陕期间，你多偏劳一下。假如万一我回不来，东北军今后即完全归你指挥。”
“难道一天也不能缓了，今天非走不可吗？”
“是的，不能缓了。”张学良虽然面有难色，依然坚持他的意见，“不瞒你说，现在不走不行啦，硬把他留在这里，一方是死活不肯签字，一方是不签字就不放行，形成顶牛，对立情绪严重，发展下去，不知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到那时反而不好收拾。所以，我决心让他早走。我们不要小家子气，要拿得起，放得下，我们以后还要同他打交道，还要拥护他作领袖，所以不能再为难他，这不是软弱，这是留有余地，是讲究策略！”说到这里，他看了看表，不等杨虎城答话，又紧忙地说：“啊，时间不早了，他们可能正等着我们陪他们去机场呢，我们该去了。”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杨虎城对放蒋和送蒋仍然有很大的保留，因为他过去同蒋就有些矛盾，又搞了这次事变，蒋是不会放过他的。但既然多数人主张放蒋，他为顾全大局，不坚持己见；特别是张学良对他的信任和真诚，使他深受感动，他还能再说什么呢？他叹了口气，让司机掉转车头，紧跟着张学良的汽车疾驶而去。
这是一个阴沉沉的午后，虽然没有雨雪，但阳光早被铅块般的云层遮住了，不消说，这绝不是个理想的飞行天气。但在半月前被别人打了个人仰马翻的蒋介石，这时已顾不了这许多，只要放他走，别说阴天下雨，就是下刀子，他也要照飞不误呀！
委员长一行来到之前，机场上早有几千学生和市民在等候。不了解情况的人，会认为是为送蒋而特地组织的，实际不是，他们是来欢迎预定来西安的抗日将领傅作义将军的，与送蒋无关，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蒋今天就回南京；张学良也将陪同前往南京，更是料想不到的，所以都沉默无语，深为少帅的安全担心。
不一会，蒋介石一行抵达机场。车门开处，一个头戴呢帽、身穿深色长袍的瘦高个子的五十多岁的人在人们的搀扶下，从汽车里颠颠巍巍地钻了出来，这就是蒋介石。他原来是想悄悄地走，不让外人知道，甚至陕西军政官员的送行，他也主张全免了。现在看到机场上聚集了这么多的人，不禁大惊，以为是，西安的各界群众看他不肯在商定的协议上签字，特来机场示威，阻止他返回南京的，所以顷刻间脸色大变，心也咚咚地乱跳。但他仔细看了看，群众秩序井然，也没有发表演说或呼口号的，虽然表情冷漠，却不象示威，也没有什么非礼的行动，这才稍稍平静了些，心想，既然不是反对我，那大概是来欢送我回南京的吧，所以在他那瘦削的脸庞上，竟露出一丝尴尬的微笑。他缓缓前行，向站在靠近飞机的一小批官员点头，同他们握手。他还特地走到杨虎城跟前，握着他的手，显得极其诚挚地说：“虎城，你们提的那些条件，我全答应，全答应，并以‘领袖的人格’来保证实现，请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余个人负责。”说着，他还悲天悯人地把已达成的六项协议又结结巴巴地重述了一遍，仿佛生怕杨虎城一声令下，机场上几千群众就会象潮水般向他冲过来，他要回南京过圣诞节的美梦就会烟灭灰飞似的。
英武豪爽、神态自若、身披大氅、内着将校服的少帅过来了，他与杨虎城等亲密同僚匆匆话别，将一纸亲笔手书交到杨虎城手里，那上面写的是：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候（即于学忠）指挥。
此致
何、王、缪
董各军
各师长
张学良
廿五日
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
即日
蒋介石由宋美龄等搀扶着，匆忙登上飞机，腾空而去。张学良从容不迫地环顾四周，带着显然有些依恋之情，向站在远处不免为他的安全捏着一把冷汗的群众挥了挥手，即转身紧走几步登上了自己的座机，也向东飞去。两架飞机将首先飞往洛阳。这时，在云层背后的太阳已经西斜，大约是下午四点多钟。
对于很快就要放蒋和张学良可能要送蒋回南京，周恩来是察觉了的，并曾向党中央作了报告，但情况如此急转直下，张学良甚至没有同他说一声，就匆匆忙忙陪送蒋介石回南京了，这是使他很感意外的。本来“周恩来二十四日半夜接到中共中央关于放蒋条件的指示复电，内容是：一、国民党政府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蒋介石也发表同样内容的宣言。二、全部中央军分别向豫绥两省撤退。三、部分释放爱国分子与共产党员。其中第一项是关键，只要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作了公开正面表示，就是承认西安三方面的合法地位，蒋介石也不好轻易反悔。周恩来接到电报，还没来得及与张学良商量，张学良已经陪蒋介石回南京”⑦了，实在遗憾得很。
那天，张学良离开金家巷不久，孙铭九就得知张、杨二将军去机场送蒋的消息，他立即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个紧急情况。张学良对周恩来是敬重的，他对他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艰苦卓绝的工作，是怀着由衷的敬佩和感激之情的。但他也总认为，他们此次举事虽带有一定的军事阴谋的性质，可却完全是为了抗日，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的，也关系着国民党的兴亡绝续，而绝非出于私利，或欲与谁去争一日之短长，因而觉得踏实，心安理得。而对于蒋介石会背信弃义，对他们进行报复这一点，却估计不足。周恩来曾对他多次相劝，让他不要对蒋介石抱很大的希望，特别是对他的阴险多加提防。可是，他有点忠言逆耳，未加重视，加之蒋的回宁提前了，事出仓卒，所以未与周恩来再作协商，现在周恩来得知此事，也不禁一惊，不无责备地说：“这么重要的事，为什么不早点报告？”孙说：“我以为他同你们商量过的，他走也没有告诉我啊！”另据张学良的副官张沛汉谈，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５日下午，当蒋介石回南京去机场时，“周恩来来到了张公馆，只有我在家值班。他进屋后，十分着急地说：‘张将军要送蒋先生回南京，我马上到机场去，劝阻张先生不要去南京。’我们来到车库，要了一台车，就驶向机场。
“周恩来几次让司机快点开，车子几乎飞了起来。车中，有周总理、我和他的一个随行人员，周总理对我说：‘这么大的事情，张将军事前一点也没有和我说（这显然指的是提前放蒋——引者）。我们无论如何要劝他不要去。’可是已经晚了，车子到机场时，蒋介石专机的螺旋桨已经转动了。在回来的路上，周恩来沉默不语，心情十分沉重。”⑧
第二天，“周恩来在长安县礼堂向东北军的军、师、团长讲了话。他脸色严肃，语调深沉，他说：‘革命的同志们，换一句话说，就是亲密的战友们，我马上就要回陕北啦。张将军送蒋先生回南京，同志们大多数还不知道，昨天走的，张将军就可能要晚回来。……同志们，你们要记住，你们有个朋友，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张将军回来之前，你们有什么困难，就来找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对你们负完全责任。’周总理的讲话，深深打动每个人的心。他的语音一落，立刻就响起了掌声。”⑨
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的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对于它在停止内战、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成功地实现了由国内阶级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动全面抗战奠定了基础这方面，可以说是举世公认，对国内外大多数史学工作者来说，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但对于张、杨两将军的评价，对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的南京送蒋等问题的看法却不尽相同，如张、杨两将军的行动，明明是出于爱国的赤诚，善良的愿望，是顺应人民公意和历史潮流，真正“大有功于抗战事业的”，然而，有少数自称“不务华美，但求真实”，“品评是非，一本良知”的学者，恰恰在有关西安事变的一些关键问题上颠倒了是非。如有本书里就说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劫持最高统帅”，是“不明时势，不通事理，不守纲纪，不顾民意”之举等，恐怕失之偏颇，不论是与史实、民心，亦或历史的公断，都是相距甚远，甚至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当然，也有些分歧是因学术观点的不同引起的，这是可以研讨的。如关于张学良的南京送蒋，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持否定态度，认为他出于民族大义，不顾个人安危，亲自陪送蒋介石去南京，精神固然可佳，但由此却也带来严重的损失。他的南京被扣，终身失去自由，便是因此而引起的。王以哲将军的被枪杀，东北军的衰落，西北“三位一体”的解体等，更是严重的后果，所以此举实属重大失策，是一个难以弥补的错误。个别西安事变研究者甚至发出了“假如我是张学良”这样的唉叹！
有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一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是不奇怪的，这无碍大局，也正象俗话所说的：“人间自有是非，公道终在人心。”对此有所非议者，历来人数不少。但对此举肯定，认为它真诚、悲壮，把它看作是“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逼蒋抗日和拥蒋抗日的继续，是张学良谋求全国一致抗日的又一爱国义举，是张学良处理事变后期复杂局面的一种果断措施”的，也越来越多了。前面提到的鱼汲胜的文章，就具体引述了五十年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此事的评论，那才真正是高瞻远瞩的真知灼见：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５日，也就是张学良送蒋走的当天，周恩来、博古在致党中央的电报中分析张去蒋走的形势时指出：“……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
１９３７年１月１日，在张学良送蒋抵宁横遭审判的第二天，刘少奇在《西安事变的意义及其以后的形势》一文中指出：“有些同志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跑到南京请罪时，表示悲观，认为张学良是投降了蒋介石。
这一种认识是不对的。张学良的认错与请罪，对于南京与各地的左派有很大的帮助。对于争取中派也有很大的帮助，而对于右派借以鼓动内战的口实，则给以取消。张学良在南京的行动，是有助于团结全国抗日，停止一切内战的方针之实行的。这不是表示张学良的无耻与投降，反而表示张学良为着团结全国抗日停止内战而不惜牺牲个人的忠诚。张学良是请罪了，西安事变的一切责任他担负了，剩下来的还有什么呢？那就只有南京政府要执行真正足以满足全国人民愿望的抗日救国政策。”
两个月后的１９３７年３月１日，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访问陕北苏区，在延安府会见毛泽东，就中日问题和西安事变进行了谈话。当时的《新中华报》全文连载了这个长篇讲话。毛泽东在谈话中回答史沫特莱关于“共产党为什么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的提问时说：“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之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⑩
据此精辟见解，作者认为下列问题是明显的，是题中应有之义：
１．从感情上说，张学良到南只身陷入囹圄，确实是一个我们难以接受的极大的个人悲剧。
２．从个人命运看，张学良的这一选择无疑是失误，值得深切同情。
３．从国家命运看，张学良的这一抉择无疑是正确的，值得充分肯定的。
４．张学良突然出走，准备不足，的确有些欠妥，以致造成了东北军的纷争和解体以及西安方面的被动局面，但从维护统一战线的全局看，这只是一个居于次要地位的小错，无损于张学良这一行动的意义、价值和光辉。
５．从当时的社会舆论看，张学良此举有效地消除了那时国内外大多数人对西安捉蒋的种种误解和疑虑，在政治上是必要的。
６．从张学良的主观愿望和当时的客观效果看，亲身送蒋回宁这一光明磊落的仗义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有力地缓解了西安与南京的尖锐矛盾，避免了一场新的内战的爆发，在做法上是明智的。
７．从张、杨、蒋的本质和当时特定的复杂的历史条件看，张、杨个人的厄运及其部队的瓦解是必然的。这不能全部硬算在张学良去南京的账上。正如周恩来所说：
“因为既捉了蒋，又在蒋的统治下，张、杨两将军要牺牲是不能避免的。
８．“为了抗日就要付代价”（周恩来语）。从抗日大局看，张、杨为西安事变逼蒋抗日所付出的惨痛代价和无私贡献是必须的。如果他们不付出，别人也会去付出这种代价。张学良的重大历史功绩不仅在于捉蒋，而且在于放蒋，在于他为了抗日救国这一崇高目标，“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亲自陪蒋回宁，以个人的失，换来了民族的得。
总之，无论何人对此做出何种评价，他都应尊重和承认这样的事实：在张学良送蒋回宁承担全部捉蒋的责任以后，历史的发展实现了张学良的愿望和主张，内战结束了，抗战开始了，并且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一点胜过任何雄辨。⑾
很明显，前面引述的中共著名领袖对西安事变的一些看法，是客观的，富有远见的。作者以此为根据，对于史学界长期存在的某些不免偏颇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亦是难得的。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张学良的南京送蒋，是带有“负荆请罪”的用意的，也是对时局造成了重大影响的，这是不是张学良的倒退和妥协呢？还不能这么看，因为这与他只要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就仍拥护他做领袖的初衷是一致的。他这样做，正表明了他识大体，、顾大局和维护团结的真诚，正表明他无私无畏的坦荡胸怀。后来，他虽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仍然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１９３７年１月８日，他在致杨虎城及各将领信中说：“盼兄等切实体谅中央及委座之苦衷，及本我等救国之初旨，切不可引起内乱苦我国家民族之外，更使我仇邻鼓掌称快。”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而由于杨虎城完全接受了张学良的劝告，不久后便与于学忠等通电表示服从中央，缓和了当时的紧张形势，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千古功臣张学良的千古奇冤终将洗雪，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解放作出重大贡献的张学良将军终将会回到祖国大陆，回到对他始终怀着尊敬与怀念之情的亿万人民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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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②　江元舟：《西安事变亲历记——访蒋介石原侍从副官居亦侨》，原载香港《文汇报》，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３０日《陕西日报》转载。
③　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载《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４月出版。
④　张学君：《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载《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１期。
⑤⑦⑩⑾　鱼汲胜：《千古功臣的千古奇冤——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宁问题新探》，《党史文汇》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⑥　王中立：《张学良将军在南京被扣的几天》，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⑧⑨　张沛汉：《周总理在“西安事变”中》，载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１０日《西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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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煎何急
谈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人们首先都会想到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以及宋氏兄妹等，对蒋介石则往往持否定态度；对于他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采取简单化的态度，似欠恰当。是的，蒋介石是坚决反共的，态度也僵硬得很，这都是事实。但根据只有作用力而无反作用力的事物是不存在的这一原理，我倒觉得，蒋介石在被扣西安期间所写的暂时停战的手谕，对南京方面欲炸西安的制止，在接受“三位一体”的要求，达成六项协议，为事变和平解决作出的让步，以及蒋回南京后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他在西安的承诺，国民党政府由“剿共”政策向抗战政策的转化等，说明他在西安事变后期也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可以说，随着西安事变事态的演进，参与事变的几方都为民族抗战作出了重大的让步。发动事变的主角张、杨两位将军，为了民族的利益，牺牲了自己的地位、利益、自由乃至生命；中国共产党则“改变苏维埃和红军的名义，取消同国民党的对立，停止没收地主土地”，而中国国民党也最终放弃了剿共的政策，愿意通过正式谈判来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蒋介石在这一历史转折最后关头所表现出来的正视现实的勇气，无疑是应当肯定的。遗憾的是他自己并没有能够把这种态度坚持到底（杨拯民：《论西安事变的历史必然性》，见《党史通讯》１９８６．１１．）。这也就是说，他后来没能把这种态度完全坚持下来，在有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常有反复，比如一离开西安，就又陷入狭隘的恩恩怨怨的纠缠当中，以致当他在１２月２６日离开洛阳回南京时，便迫不及待地抛出《对张、杨的训词》。在这个“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里，他不仅背弃了言犹在耳的诺言，还编造了他用“伟大人格”感化张、杨的奇谈怪论。对此，毛泽东曾发表文章予以驳斥，他说：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处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末，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并强调指出：“人民将不允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现，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①西安事变的发生，毛泽东的严正警告，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使他在停止剿共内战、团结全国人民抗日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得不放明智些，不得不开始正视现实了。但对那个差一点被人家一脚跺翻的西安事变，他仍耿耿于怀，这也正如他在回京后向记者发表的谈话中所说的：“……现在一切问题应候中央政府解决，余既为军队之最高统帅，对于西安事变，理应负责。此系由于余平时未能维持军队之纪律有以致之；私心至为耿耿……”先前的热情的谈话，信誓旦旦的保证，全象肥皂泡似的顷刻破灭，变得一文不值了。
对张学良的迫害，实际早在西安开始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进行谈判时，蒋介石就在打主意了，他和宋美龄都一再表示希望张能亲送他们回南京，而在得知张决定送行后，又假意劝阻，实际暗中已在策划囚张。蒋介石夫妇是１２月２６日上午由洛阳飞南京的，国民党搞了隆重欢迎的场面。而张学良则根据蒋的建议，没有同时到达，而是又过了些时间，乘另一架飞机抵达南京机场的。当时，机场上欢迎蒋的人群已经散尽，换上来的是武装宪兵和便衣特务，以及宋子文和他的几个卫士。随后发生的事情，更令人惊讶。据曾充任宋子文卫士多年的段汉斌说：
当时，到机场接张学良的汽车是蒋介石派的专车。张学良上汽车时，军警们只准两名警卫人员（跟随张学良来宁有四名卫士）上车，将另两名警卫人员留在机场。接着，军警特务的汽车一前一后，把张学良的车子夹在中间，将张学良送到东门外孔祥熙的别墅（引者按：张学良初到南京是住在北极阁，也有的称高楼门宋子文公馆，这都是戴笠干的，他供认：“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张严佛：《张学良被军统局监禁略述》，原载《文史通讯》１９８１年第５期）军法会审后才移往孔祥熙公馆，这里记述有误），我们的车子紧跟在军警特务的车后。看到这个情景，我们便知道，张学良将军今后没有好日子过了。
张学良的汽车一到孔祥熙别墅，六、七个持手枪的特务立即上前把张学良的两个警卫员隔开，并将张学良拥至室内，把宋子文关在门外不准进去。宋子文看到这个场面，厉声质问那些军警特务：“是谁叫你们这样做的？”那些军警特务见宋子文怒气冲天，面有难色地说：
“宋部长，你不要发我们的火，这是委员长命令我们这样做的。”宋子文听后，脸上气得发紫，一面向我们和司机挥手大声说：“走，我们去蒋公馆！”说完，我们跟着宋子文又直奔蒋公馆。
宋子文的汽车到了蒋公馆，公馆门前军警林立，警卫森严，他们不要宋子文进去。其中一个当官的对宋子文说：“非常对不起宋部长，委座有令，他因一路疲劳，身体不好，今天不见任何人，你有事，请改日再来。”宋子文见军警不让他进去，便不跟他们说了，怒气冲冲地直往里面跑。那些军警碍于这位国舅的面子和成风，无可奈何，个个呆若木鸡。我们几个卫士进不去，只有在大门外面等着。
宋子文进去后，我们在门外听到宋子文在里面与蒋介石争吵的声音，但听不清吵的内容。我估计是宋子文指责蒋介石不该公报私仇，把他的好友张学良扣起来。蒋介石这样对待张学良，将会遭到社会舆论的愤怒指责，对国与民都不利。当时，我们几个卫士对蒋介石不顾大局和信义扣留张学良将军，也很有意见，但我们是无名小卒，对这类重大事情毫无办法。
到了晚上七点半，宋子文从蒋宅出来，仍然余怒未消，脸上涨得通红。从宋子文的面部表情判断，我们料定宋子文为张学良说情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宋子文回到南京北极阁公馆后，晚饭也不吃。当天晚上八点，我们跟着他乘京沪特别快车回到了上海。宋子文由于和蒋介石闹翻了，心里很不舒服，他回到上海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深居简出，不理公务。南京方面几次打电话叫他出席重要会议，他也不去……②
这是作为张学良送蒋到南京的一个目击者和历史见证人所提供的资料，他的回忆除个别地方有误，如在时间、地点等方面有出入外，所谈主要情况是真实的。张学良和杨虎城一样，都太善良了，他们总是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结果，往往适得其反，造成终生遗恨！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作为张学良的随行秘书、并在北极阁宋子文公馆住了六天的王中立也有简要的记述。他谈的侧重在北极阁的所见所闻，其中谈到：“……宋子文那时在南京，住在北极阁，局面不大。北极阁在南京城内鸡鸣山之巅，因地势较高，即在房内四望，也可见‘钟山如屏，大江如带，后湖如镜’，风景极佳；至夜，更可俯瞰市中心的灿烂灯火。但我们那次在南京，就无心及此。尤其事变如此结束，来到南京只有听命于人，还有什么可谈的呢！
“那几天，来看张将军的人不多，即使来，也不过寒暄安慰而已。宋子文当然是经常陪着张将军的，有时也一同出去。不断来的，还有戴笠。孔祥熙也来过，他和张将军闲谈，张玩笑地说：‘我这次是听候处分的人了！”孔也开玩笑地回说：“有处分，我陪绑去。”东北籍的人来看张将军的，有金毓黻（静庵）、魏鉴（镜如）等。西北总部驻京中校参谋秦靖宇也常来。后来听说，在西安事变中受伤致死的‘中委’邵元冲的太太来到北极阁，声称要和张将军算账。但这山，当然不会让她上来的。
“……三十一日晨起，即知张将军已由宋子文陪同受审去了。约九时，我正在楼上用饭，秦靖宇坐在桌旁和我闲谈，忽然上来两个人，便装，其中一人端着枪，叫我‘举手！’检查后离去。我才知在楼下住的八名副官已被缴械，而且移走了。秦靖宇惊慌失措，请我快送他下山。约十一时，宋子文回来了，他手拿一封信，交我看，是蒋写给他的，至少有三页八行，字也大，总的意思是说五天后一定使张将军返回西安。宋也和我说：‘审判是走个手续，五天后保证回西安，我姓宋的不骗人。’（这看来还是真心话，只不过他已为别人所骗，而自己尚未觉察而已——笔者）那天傍晚，宋又和我谈，仍重复‘不骗人’的话，并说：‘我今晚要回上海去过年，北极阁这里没人了，你可以和我一同去上海，但五天转眼就到，在南京等候，比较方便，你两人（即于锦文——张将军另一随从。于原为张学良内差，蒋在西安被扣由新城移往高桂滋公馆后，由于侍候，后又随蒋乘同一架飞机回南京，到南京机场后，他的任务才算全部完成，被吩咐在机场等候张副司令——笔者）可以到财政部去住，我已经接洽好了。’我同意留在南京，当晚在万家灯火之际，我和于锦文就移到市中心财政部宿舍，各得门证一枚，可以自由出入。
“我们从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三十一日，在北极阁住了六天，张将军在这几天内，是相当镇定的，较之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情景，恰是鲜明的对比。”③
但既然蒋氏食言，又听从了南京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貌似公允和忠诚的劝谏，如说什么委员长饶，他们也不饶；张学良劫持统帅，罪大恶极，一定不能让他再回西安等等，张学良纵有再大的本事，又有什么用呢？而且他纵有一百张口，也是无法不蒙受这不白的千古奇冤呀！
张学良初到南京时，蒋即示意他写一检讨性质的东西，看起来好象还是从“关心”角度出发，意为应付一下南京的官员。张学良同意了，他是以给蒋写信的形式来写这个所谓“认罪书”的（其实他发动西安事变是为了谏劝蒋介石抗日，示大义于天下，何罪之有？），信中表明来京待罪之意，并提出“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蒋立即将此信和他为此事所写的呈文分别转给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一面要求对张“斟酌事情，依法办理”，一面又假惺惺地提出鉴于“该员亲来都门，束身请罪，有尊重国法悔悟自投之表示”，所以希望“特予宽大，以励自新之处”等。这一切看起来是矛盾的，实际这是他玩弄的障眼法，所谓“宽大”云云，不过是说说而已，实际是要严惩，要对张绳之以法，才是他的真正用意。蒋介石之所以采取这种手段，正象当年曾参与审张的鹿钟麟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即：“幕前一套，幕后一套，的确令人眼花缭乱，目迷五色，虽然幕前看到的都象是大仁大义，宽大为怀，可是幕后所干的却完全是另一套，他为什么会如此呢？这固然与其秉性和为人有关，更主要的还在于，蒋介石对张学良的处置，实有其难言之隐。一方面在他离开西安之前，宋子文和端纳曾得到他的首肯，保证张学良今后的安全，这项诺言，几为人所共知，情势所迫，难以出尔反尔，不能不装出大仁大义、宽大为怀的模样。一方面因为“西安事变”，使他感到个人“威信”扫地，且受尽惊惶，吃尽苦头，对张学良怀恨很深，戒心很大，极思乘机给以报复，自然会采取阴险毒辣，穷凶极恶的手段。历史事实证明，西安事变以来，对张学良的处置，一直就是被蒋介石的这种态度所决定。关于组织高等军法会审的一幕，看来好象尊重法律，煞有介事，揭穿来讲，无非是蒋介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戏，而且这套把戏不久便大白于世了。”④
不过，在当初，还真紧锣密鼓，作了充分的表演呢！据李烈钧回忆：十二月二十六，蒋返抵南京，“二十七日，中央党部召开会议，欢迎蒋平安返京。蒋在会上，简要地报告了西安事变的经过。会上有少数人严厉谴责张学良，他们说，国家以法令纲纪为重，主犯张学良既已同来，应开军事审判，以治其罪。”⑤
而另一方面，１２月２９日，在一次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上，蒋介石还为西安事变是由于他“率导无方，督察不周之过”而请求处分，要引咎辞职呢，这也正如鹿钟麟所说的：“结果通过了这样一篇充满阿谀逢迎的决议：说什么‘蒋同志驰驱国事，督教三军，昕夕勤劬，不遑宁息，最近两度入陕，即以总理大仁大勇之精神，教化部属，统一军心，此次“西安事变”事出非常，更能于蒙难期间，持浩然之正气，昭示伟大之人格，使倡乱者衷诚感动，悔悟自白，蒋同志对此次事变，毫无引咎可言，所请辞职，应予恳切慰留，自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而对张学良的处置问题，没有进行任何讨论，即作出了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的决议。这也就是说，要公开惩罚他了！
在１９３６年冬的最后的一个萧索、严寒的日子，国民党政府高等军法会审假军事委员会军法处大法庭开庭审判张学良。
这天虽然是南京少有的一个非常寒冷的冬日，可是军委会门外却人来人往；一向冷清的院门外，突然增岗加哨，进出的汽车也明显增多，这里象要举行什么重要的会议，或者是有什么特别显要的人物到达，气氛紧张。关于要审判张学良的事，国民党当局作了严格的保密，即使在他们内部，也有很多人是不知道的，对外更是封锁消息。但俗话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们既然做了，怎能一手遮天呢，所以这事还是一传十，十传百地被群众知道了。这天来的人不少，特别是那些希望一睹少帅风采的市民和学生，一大早就从四面八方汇集过来，虽然全被挡在警戒线以外，不能靠近军委会大门，可他们仍然耐心地等待着。
这么快就把他送上法庭，张学良是没有料到的。临来之前对于有人可能要为难他，他虽然也略有所闻，但他确实没有料到事态已是如此严重。这天，有人骗他说是去开会，所以他仍神态自若地带领几个随行人员乘汽车来到了军委会门前。
他下了汽车，人群活跃，有一阵轻微的议论声，人们虽然不能作出更热情的举动，但都向他投来崇敬的目光，他也面带笑容，向在场的群众致意。
但到他要跨进军委会大门时，却突然有人出来挡驾了，随行人员和车辆一律不准入内，只让张学良一人进去。这是有些反常的，张学良已觉察到可能要出事了，但他还是听从了警卫人员的安排，独自走进了军委会的大院。
又过了一会，从军委会大门里出来一批武装宪兵，由一个当官的带领着，冲到张学良的随行人员跟前，说了声“对不起，我们是奉命行事”，不由分说便把侍从们的枪全缴了去。卫士们据理力争，进行抗议，全然无用。但他们没有离开，而是仍然守候在外面，并深为张将军的安全担心。不久，他们终于明白了，这哪里是什么开会，是开庭审判张学良哩！
这天的审判是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等军事法庭主持的，李烈钧为审判长，审判官有朱培德、鹿钟麟等。鹿同张是换帖弟兄，李与张也是至交，他们过去关系不错。尤其李烈钧，早在１９２４年当他以大元帅府参谋总长身分随孙中山北上途经天津时，他们就认识了，那时张学良曾代表张作霖前往迎接，自那以后，他们便开始交往，原本是老朋友呢！西安事变发生后，李烈钧认为张学良此举是谋求全国一致抗日，并无恶意，所以曾劝蒋采取宽容态度。但蒋不听，还硬要审张，后来不知是谁的提议，还把审张的主角加在了他的头上，这无疑是将了他一军。但他深知蒋的脾气，尽管明知这是出力不落好的事，还不能推辞，只得勉为其难。但据鹿钟麟回忆，李是很不情愿、也无信心的：“李烈钧受命主持这次高等军法会审，不会不明白蒋介石要什么把戏。因此，他对朱培德保持一种非常慎重的态度，处处表示自己对这个任务的认真负责，他对鹿钟麟则不然，暗中一再露出没有信心，并且偷偷问过鹿：‘瑞伯！这件事您看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办才好？’鹿曾答：‘问而不审是上策，审而不判是中策，问、审、判全承担下来是下策，我们应该力守上策，不得已适当地兼取中策，下策万不可为。’李一边点头，一边称是。
“在高等军法会审的前一日，即十二月三十日，李烈钧为此特往谒蒋介石请示，据李述当时情况：蒋见李至即先开口问李：‘审判长对这个案子如何办理！’李坦率提出他个人的意见，说道：‘张学良在西安似叛逆行为，有谋害主帅意图，但能悛改，亲送委员长返京，愿委员长宽大为怀，赦而释之。’至此李又逼进一步，说道：‘我国昔有两士，一为齐恒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二为寺人披请见，此二者是否可作本案参考？尚祈核示！’而蒋听后的态度很冷淡，未作任何表示。李见话不投机，不得要领，忙把话头转过来说：‘国民政府既任烈钧出任审判长，一切当依军法办理。’蒋这时才说：‘君慎重办理可也。’谈到这里，李便乘机辞出。”⑥
李烈钧本人则说：“我被特任为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审判张学良的消息，京沪各大报纸均予披露。中央很多要人都来找我，询问处理此案的意见，其中以宋子文和傅汝霖两人最为关心。他们先后来找我详细询问处理此案的意见。我回答说：‘我个人没有什么意见，一切秉承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意旨办事。’”⑦
关于当时审判的情况，传闻不少，但见诸文字的可靠资料却并不多，所好直接参与其事的李烈钧、鹿钟麟都有比较具体、翔实的回忆录，特摘引其有关记述，并略加补充。鹿钟麟说：
三十一日，高等军法会审……开庭。……李见参加会审的人员到齐，乃于休息室召开预备会，就军事委员会军法处预为拟妥的审问要点逐项交换意见，大体没有什么异议，只其中照例要问的几项，如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住址等，鹿认为对该案说来似嫌过于形式，为照顾事实，且免得张难堪，提出可否省出不问，径代填上，李颇以为然，当即采纳。至十时正，李偕全体会审人员走进法庭，分别入席，坐定后，李命鹿先至候审室巡视。当时张学良由宋子文陪同已在该室听传，鹿和张相见，先与之握手，继说：“汉卿！今天开庭，有话尽管说。法庭内不许携带武器，如身边怀有武器，可放在外边。”张答：“是的，身边并无武器。”鹿接着说：“好，请稍待。”鹿即返庭复命，回入原席。⑧
关于具体审问的情况，李烈钧说：
三十一日，开庭前，我命副官先布置一下法庭，然后我偕同朱、鹿两审判官到法庭坐定。我环顾四面布置周密，警戒森严。我命将张学良带上。不一会，张学良面带笑容，趋立案前。我因他是陆军上将，又是未遂犯，让他坐下，但他仍毕（笔）直地站着。我招呼他走进一些。
我问张学良：“你知道犯什么罪吗？”
张学良回答：“我不知道。”
我翻开陆军刑法给他看，并对他说：“陆军刑法的前几条都是你犯的罪。你怎样胆敢出此。”
学良态度从容，答话直率，毫无顾忌。……⑨
李烈钧的文章在此处似过于简略了，实际上张学良对于横加予他的所谓“犯上作乱”和什么“中干荧惑，大触刑章，劫持统帅，危害民国”等罪名曾据理驳斥，慷慨陈辞：“不，我是无罪的。想当年先父被日寇炸死，坟土未干，日寇即犯我东北，我奉命不准抵抗，使大好河山沦于敌手。而国人震惊，皆责我张某，我纯系代人受过，又有谁来为我仗义申辩。我数十万部下义愤填膺，决心誓死抗日，收复东北，然而夙愿难偿，我怎能息众怒、平群愤？目前敌寇对我国土贪婪日甚。我多次请缨不准，而中央置外侮不顾，反同室操戈。我出于广大同胞和部属之要求，不得不以兵谏之……”⑩张学良本来还要讲下去，后被法庭以“今天只谈西安事变，不谈沈阳事变”为由制止了。
下面，我们继续引述李烈钧的记载：
……我心想：“学良真是张作霖的儿子啊！”我问他：
“我们准备了一份向你提问的问题，要你逐条回答。你愿先看看这些问题吗？”
学良回答：“很好，请给我看看。”
我等他看完问题后，接着问他：
“你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呢？还是你自己策划的呢？”
学良回答：“我自己的主意。一人作事一人当，我所作的事，我自当之。我岂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吗？”
学良侃侃而谈。他问我：“我有一句话，请教审判长，可以吗？”
我说：“当然可以。”
学良说：“民国二年，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有这回事吗？”
我说：“是的。”
学良说：“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为的是反对袁世凯的专制与称帝，对吗？”
我说：“是的。”
学良理直气壮地说：“我在西安的行动，为的是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
没等学良讲完，我斥责他：“胡说！那袁世凯怎能与蒋委员长相提并论？你在西安搞事变，是自寻末路，怎能归罪于谁？”审判官见我越说越火，劝我稍休息一下。
朱、鹿两审判官陪我同至休息室。休息片刻，复回法庭，继续审讯。
我劝告张学良：“你在西安做的事，应据实供出，否则对你不利。”鹿钟麟亦对学良说：“审判长待人诚恳宽厚，汉卿幸勿失此良机。”学良唯唯。我接着对学良说：
“你是否受外党的播弄？不然何以糊涂至此。望你抓紧时机，从速实告，不然求一生路亦不可能。机不可失，君其毋悔！”学良据实陈述，遂定谳。⑾
随后的情况，据鹿钟麟回忆说：“进行至此，遂宣告结案，书记官将记录呈李，李阅后对张说：‘今天你所招供的话，都记录下来了。现在给你看一下，其中若有错误之处，可提出更正，如无错误，即签字缴回。’李把记录递给张，张看完对李说：‘没有错误的地方，无须更正。’张签字后缴回。李将记录签署并交由全体会审人员传阅分别签署后，便送请蒋介石核示。计算时间，恐尚未寓目，蒋即把军事委员会军法处根据此授意预为拟好的判决书发下，命令宣布判决。”⑿判决书是以颠倒是非的所谓“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罪，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为掩人耳目，蒋介石在宣布判决书的当天下午，即向国民政府送交了为张学良请求“特赦”的呈文，以所谓“当今国事多艰，扶危定倾，需材孔亟，该员年富力强，久经行阵，经此大错，宜生彻悟，倘复加以衔勒，犹冀能有补裨，似未可遽令废弃，不为开善向上之路”为由，请求“将该员应得罪行予以赦免，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藉瞻后效，而示逾格之宽仁”。⒀
随后，国民政府经过一翻密商，发布了如下的命令：“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⒁
这个决定很奇怪，既是罪大判了刑，照理要服一段刑，如确有好的表现时，再考虑减刑或赦免。而对张学良却不是这样的，无罪硬要重判，服刑还未开始，又宣布赦免，既是赦免，就该放人呀，然而人不放，却又声称，对张学良“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人还是不能放，还是得坐牢，而且是没有止期的。值得注意的是，对待这个所谓案件，他们不用法律术语，而是用管束这类带有规劝性质、并有很大伸缩性的语言，是有它的特殊用意的。因为蒋氏之所以定要扣张，显系由于张在西安对他的冒犯，使他耿耿于怀，这，很清楚，是属于个人恩怨，明知欠妥，要改也难，所以他不能放他走；但更主要的，则还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当时如何处置张学良，对蒋介石来说，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实践在西安的允诺，在张抵达南京后待之以礼，让张返回西安；即或为了挽回面子，将张交付审判，也可宣布赦免释放，调张至抗日前线杀敌立功‘赎罪’，这对蒋介石来说，当然是不可取的。他既不愿张再自由自在，为所欲为；更害怕张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实力，不敢恢复张的自由……二是干脆对张置之死地，处以极刑，乘此机会，剪除异己，以消除对自己的一个威胁。这样做简便易行，称心如意，但蒋介石慑于张的政治影响和当时的社会舆论，他不敢贸然行事。因此，纵和杀的办法都是蒋介石所不敢的。那么只有第三种方案，即不放也不杀，表面上实行‘保护’，对张长期囚禁，实则终身剥夺其自由，这等于在政治上判处了张的死刑。这样做蒋介石既不用承担国人对惩张之指责，又可获宽大为怀的美誉，在政治上又达到了他排除异己的目的。”⒂而自此以后，张学良不就正是在这个不明不白的所谓“管束”的名义下被长期软禁，至今已历五十多个春秋，而仍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吗？
啊，这是怎样的世界呢！？有时我常常这样想。有些朋友对此不大理解，在一起时也常常议论这个问题，总觉得，一向标榜革命，民主、自由的口号也整天挂在嘴上的有关当局，怎么总是言行不一，怎么总是说得好听，做的又完全是另外一套呢？后来，仔细想想，特别是回过头去，看看它的过去，也就不以为奇了。“国民党是曾有过它的辉煌年代的，蒋介石也有一段很光荣的历史，当其追随总理，从事革命的时候，全国人士都很敬仰他，那时我国的革命，大有成功之望了。乃不幸得很，革命势力刚一发展，而蒋委员长的意志就很模糊；更以宵小的包围，政客的怂恿，一个伟大的革命者便为一个反革命了！这不是我们有意破坏蒋委员长的人格，只要打开总理遗嘱一看，与蒋委员长近年来的一切言行对照对照，便可一目了然。蒋委员长最大的错误，就是忘记了总理的伟大，而迷信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猖狂，忽略了民众的要求，而崇拜个人的功利。所以近几年来，我国政府革命的声浪，微弱而至于无闻了！结果，不绝如缕的内战，无时无之，无地无之；尤以‘九·一八’的国难之所以发生，及以后之所以丧失几省地盘，遭尽无穷屈辱。蒋委员长刚愎自用，以致处处失策，不能不负着这个重大的责任！”⒃这也就是说，自从国民党丧失了象孙中山、廖仲凯这样一些优秀的领导人，实际上背离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国民党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张学良一案，不过是其中一例而已。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尽管由于多行不义，元气大伤，而不得不一再吞食一些显然是咎由自取的苦果，可是它并没有惊醒，并没有很好地吸取教训，不仅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四十年代是这样，以后也未见有多大的好转，五十年代在台湾发生的吴国桢（历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汉口市长、重庆市长、上海市长、台湾省主席等要职）事件，孙立人（国民党高级将领，曾任第四绥靖区长官兼长春警备司令、台湾编练司令等职）兵变，以及雷震（台湾《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与《自由中国》案，也是一些很典型的例子。就说喧嚷一时的所谓“孙立人兵变”吧，那其实也是很大的冤枉。大家都知道，孙是国民党一员老资格的将领，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远征缅甸，在滇缅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有“东方的隆美尔”之称。在解放战争后期，他在台湾负责训练新兵，是个有才干而又讲究实际的西方式军事领袖，因为当时美军顾问团长蔡斯对他很感兴趣，二人许多主张不谋而合，而这些都是蒋氏父子所不能接受的，认为孙乃“假外人以自重”，颇感不快；加之，孙与蒋的一些嫡系将领不和，甚至对蒋经国的一些干预也有微词，终于犯了“众怒”，因而以所谓“失察”和有“兵谏”之嫌（引者按：这是不确的。据美联社前不久报道，台立委董正之１日致函行政院，要求解除对张学良、孙立人两将军长达数十年的软禁。这则电讯还说，“张学良已有９０高龄〔国外持张氏生于１８９８年一说的人不少，实际是生于１９０１年——引者〕。１９３６年，他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后不久被国民党逮捕。１９４９年，国民党战败逃向台湾时，也把张带去。从此以后，他一直被软禁在台北郊区的寓所里。孙立人，８８岁。他是因政府指控他策划推翻蒋介石的政变而在１９５５年被捕。他一直被软禁在台中。孙立人上周在接受《自立晚报》记者采访时否认他曾策划过政变。在３３年里，这是孙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上述附注写后不多久，孙立人结束软禁，恢复自由的消息见报，这是可喜而又可悲的，因为孙先生毕竟垂垂老矣），而加以逮捕，打入冷宫，那手法，跟当年对待张学良的做法何其相似乃尔，甚至连见诸文字的命令，也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如说什么“以孙立人久历戎行，曾在对日抗战期间作战立功，且于案发之后，即能一再肫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既经令准免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⒄
这一套人们早就领教过了，当年蒋介石对张学良实施的那个连环计，又和盘托出了。对张的发落是交军委会“严加管束”，近二十年后的孙则由国防部“随时考察”，用词稍有差别，实质完全相同，这也正象江南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所指出的：“孙如真的图谋不规，罪证累累，交军法议处，大公无私，任何人，服与不服，亦将向法律低头。但蒋先生故意师法前人，交叉运用恩威并施的游戏，即西方所谓棍子萝卜的技巧，先予打击，再故示宽容，让受害人感恩不已。蒋‘明令’‘毋庸议处’的理由，是因为（１）孙抗战期间，作战有功。（２）坦白陈述。（３）深切痛悔。等于说，孙固有罪，其罪可诛，朕宅心仁厚，不咎既往。”真个是整人有术，用心良苦！⒅
据了解，那次在法庭宣布判决书和特赦令后，因恐张学良再讲出对蒋不利的话，所以不让他申辩，当即宣布退庭。但就在人去厅空、偌大厅堂只剩下张学良和少数人员时，故意晚走的李烈钧，竟缓步“步下审判席，拍着张的肩膀说：‘老帅有虎子，敌夷不足畏！’”⒆这个情况，在李、鹿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到，是否完全属实，不可考。但据鹿钟麟谈，“李烈钧以张学良在法庭上神色自若，直言不讳，侃侃而谈，私下曾向人称道：‘不愧为张作霖之子。’”⒇这倒是真实可信的；同时也说明，上述关于李烈钧在大家离座退场之际，特地下来与张学良寒暄，并表达他对张的敬佩之意，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不管怎么说，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中，作为审判长和国民党高级官员的李烈钧，能有这样的风骨和赞誉，确也是颇不简单的。
鹿钟麟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也谴责蒋介石背信弃义、生杀予夺、为所欲为的行为，他指出：“所谓高等军法会审只不过是蒋介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戏，立法毁法，在其一人。”李烈钧后来谈到这次审判，也认为“那简直是演戏，我不过是奉命扮演这幕戏的主角而已。”(21)言下不胜感慨系之。
在那时，同情张学良，认为对他应当从轻发落，更不该判刑的人，当然小仅是鹿、李，应该说为数不少，甚至就连与蒋关系密切的宋氏兄妹等，也感到这么对待张学良显然太过份了〔在军法审判后，二宋与端纳曾去找蒋，闻听要继续扣张后，宋子文怒斥蒋介石，曾用英语说：“这个流氓，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晏道刚有关回忆资料）〕。赵云声对于在西安曾拍着胸脯为张学良的安全作担保的那三个人——宋子文、宋美龄以及端纳，在乍听到这个所谓“特赦令”之后，哭笑不得，甚至惴惴不安的表现，以及张学良的愤怒，也有生动的描述，他写道：
宋公馆灯火辉煌，可是张学良坐在那里，却只觉得周围一团漆黑。宋子文和宋美龄兄妹默默地陪他坐着，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光，张学良只是呆呆地盯视着墙上挂着的一幅油画，几个小时竟一语不发！
这幅油画叫《最后的晚餐》，是达·芬奇的代表作，画面的内容是：当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在一起进晚餐的时候，耶稣突然对门徒们说：“你们之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这句话刚说完，立即引起十二个门徒的惊讶。这幅油画，就是抓住这一刹那，画出了每个人各自不同的表情，从中可明显地看出每个人物的年龄、性格以及他们各自同耶稣的关系等等。
宋子文非常清楚张学良盯视这幅油画的含义，这是张学良在无声地责备，但他这位保证人却无可奈何……
作为基督教徒的宋美龄，当然也明了张学良盯视这幅画的弦外之音。但她低头坐在那里，装聋作哑，佯作不懂。因为天底下，大约唯有她最知道蒋介石背信弃义的真谛……
“汉卿！”过了许久，宋子文终于打破沉寂，开口了，“你不要过于气愤，你这样冷冷地一言不发，真让人害怕！
汉卿，随便说点什么吧？”
张学良抬了抬眼皮，依旧一语不发。
灯全部开亮了，豪华的客厅如同白昼。侍役蹑手蹑脚地进来，悄声地对宋子文说：“该用晚餐了！”
宋子文挥了挥手：“让他们再等一下。”
“不！”张学良开口了：“你们去吃吧！”
“那你呢？”宋子文问。
张学良惨笑了一下：“我不想吃这最后的晚餐！”
一句话，重又使气氛陷入了难堪的沉寂。宋子文显得很尴尬，他进退维谷，正不知再讲些什么的时候，端纳推门进来了。他高大的身躯，蹚着沉重的脚步，厚厚的地毯都发出了吱吱的响声。
张学良望了一眼，说：
“又一个来参加最后的晚餐的！”
“不。”端纳一时没有听出张学良的弦外之音，而是激动地说，“汉卿，我是来同你告别的！”
张学良忽地站起来，发出了一阵狂笑，声震屋瓦，惨厉袭人！他收住笑声，用那双可怕的目光扫视着这三位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保证人：
“你们都走吧，让我一个人来独用这最后的晚餐！”
张学良一边说着，一边在大厅里踱了几步，然后停止在那幅油画跟前，他象读戏剧台词似的拉着长声念道：
“你们之中，有一个人出卖了我啊——？”声音在客厅里回荡着，让人毛骨悚然。
“汉卿，我跟你说！”端纳上前欲解释。
张学良一把甩开了他，横眉冷对地：
“你在西安说得还少吗？我让你们平安回来，可你们都自食诺言，到底还是把我扣留了！”
端纳象被霜打了一样，退后一步，摊开双手：“汉卿，我实在对不起你！”这时，他把目光转向宋美龄，摇着头说：“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蒋先生会是这样一个人！……我悔恨哪，悔恨自己看错了人！”
“不，端纳，该悔恨的应该是我张学良。”张学良冷静了下来，他走到酒柜旁，倒了杯白兰地，一饮而尽。
“我是应该受到惩罚的，因为我一直在同一个不懂信义的人在讲究信义！”
张学良把酒杯一放，踱到端纳面前：
“你如果真的回国，请告诉海外朋友们，我张学良的军政生涯结束了，可是我是高兴的，因为由于我们的兵谏，他终于答应停止内战，答应团结抗日了！对此，我至死无悔！但假若他连这个也再食言的话，那他……
张学良讲到这突然一停，然后睚眦俱裂的往酒柜上奋力一击！柜子上的白兰地酒连同一套漂亮的酒具震撼得哗啦啦地一阵颤响……
宋美龄惊惧地扬起头来，她一脸惊恐。(22)
这些描述，不一定全是事实，但作者根据翔实的史料，以一幅名画为契机，对张学良怒斥蒋介石及南京送蒋前几位保证人的情景，精心地用词遣字，作了深刻的入木三分的描绘，使我们对当时南京的复杂的内幕以及张将军此时此刻的痛苦与悔恨的心情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难道是张学良错了吗？不，他没有错，他不仅无罪，还是个立了大功的人，周恩来早就称赞他为千古功臣，也有人赞美他为民族英雄，可国民党当局硬说他有罪，审判之不足，复判以徒刑，后虽明令特赦，一句“严加管束”，又将特赦推翻，成为无期徒刑，真乃生杀予夺之权，系于一人之口。公理何在，正义何存？在几年后又发生的皖南事变(23)时，周恩来针对国民党蒋介石的阴谋袭击，在《新华日报》上曾作了“江南一叶，千古奇冤，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如今将它用在这场颠倒是非的审判上，不是也很适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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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年４月出版。
②　段汉斌：《宋子文营救张学良遭蒋拒绝》，载《春秋》１９８６年第４期。
③⑥　于中立：《张学良将军在南京被扣的几天》，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④⑦⑧⑿⒇(21)　鹿钟麟：《张学良在南京受审纪实》，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⑤⑨⑾　李烈钧：《南京高等军法会审审判张学良的经过》，出处同④。
⑩⒆　顾秉岐：《张学良受审记》，原载《西安晚报》。
⒀⒁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月１１月出版。
⒂　李淑：《浅析张学良被终身囚禁的原因》，张学良暨东北军史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⒃　《东望》杂志：《一二·一二的革命火花爆发》。
⒄⒅　有关孙立人问题的部分资料，引自江南《蒋经国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１９８４年１１月出版。
(22)　赵云声：《赵四小姐与张学良将军》，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23)　皖南事变：即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１９４１年１月４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民党无理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中共曾据理驳斥，但为顾全大局，同意将皖南新四军撤到江北），皖南新四军九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１月６日，当部队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七个师八万余人的袭击和围歼。新四军指战员在叶挺军长指挥下，奋不顾身，英勇抗击，血战七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捕，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遇难。蒋介石于１９４１年１月１７日发布反动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下令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并声称将叶挺“交军法审判”……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给予坚决回击，决定重建新四军，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继续领导分布在华中、华东的新四军指战员，坚持敌后抗战。随后，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发表讲话，揭露国民党的罪恶阴谋，同时，提出取消１月１７日的反动命令，惩办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恢复叶挺自由，交还皖南新四军的全部人枪，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行动纲领，获得了全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同情与支持。而国民党在政治上却输了理，它更加孤立了（据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等资料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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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而周旋
军法审判结束后，张学良便离开北极阁宋子文公馆，迁往南京太平门外孔祥熙公馆。
对于这个孔公馆，也许知道的人并不多，实际这是一处豪华而又幽静的宅院，整个楼房都掩映在枝叶繁茂的花草树木中。但很遗憾，它的利用率并不高，房主不常在此居住，房子经常是空着的，所以就被临时用作软禁张学良的场所了。他自被人带到这里后，就被单独关在二楼一个房间里，不许他出门，也谢绝任何外人来访。一批由警察、宪兵、特务联合组成的监管队伍立即进驻孔宅，寸步不离，严加看管，从而开始了他的漫无止境的幽禁生涯……
张学良在孔宅住的时间不长，但他内心里的忧愤是深重的，这是被囚后最受煎熬、最为痛苦的时刻。那时，他整天在房间内走来走去，就象一只突然被关进笼子的雄狮，真是坐卧不宁，恨不得立刻冲破牢笼，返回西安。据当年做过看守张学良工作的邱秀虎回忆，那时，“在张房门口监视的警卫，发现张在睡觉时把身上穿的一件背心脱下来垫在床上，身子就睡在这背心上，便认为这背心里一定藏有什么秘密，或者藏有武器，但又不敢公开检查，当向负责的特务反映后，他们便派宪兵特高组的一个组员，在张睡后翻身时去检查。当这个特务偷偷摸摸去检查时，什么东西也没查到，却被张将军发觉。张非常不高兴，大声对这个特高组组员说：‘你们真缺德！真缺德！’”①
他还谈到，“张将军被囚禁在孔祥熙公馆，对外是绝对保密的，但仍然有人知道，只不过是怕蒋介石特务的监视而不敢前来探望。在三十一日那天，正值我在孔公馆门口值班，突然有一个身穿国民党军校军装的年轻人来到门口。他操着东北口音说：‘我是张学良的弟弟，请求你们允许我去看看我的哥哥。’他用恳求的眼光看着我们，我们立即回答他说：‘这里没有这个人！’他又再三恳求，我们仍然板着面孔生硬地回答他：‘无此人！’‘告诉你，没有这个人！’这个年轻人感到万分失望，他明白再恳求也是毫无希望的，便不再恳求我们，只是呆呆地站在门口，满眶泪水，若有所失地一直站立了一个多钟头，直到我们喊他走，才怅然离开，边走还边回头看望这幢华丽的房子。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穿军装的年轻人，就是张将军的弟弟张学思（他是张作霖第四个儿子，乳名安儿，学名学思，字述卿，是张家最早投身革命的子弟，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著名海军将领——笔者）。那时他正在南京中央军校受训。回到东北以后，他就组织和领导了东北民主联军，积极抗日，成为一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军队。”②
２５年后的一个１２月１２日之夜，在北京一次有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参加的纪念会上，周总理盛赞张学良是个英雄人物，说“张、杨两将军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个人都作出了重大牺牲，成为千古不朽的功臣。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据高存信谈，那天的纪念会是感人至深的，其中就提到了张学思，他说：“席间（纪念会在北京饭店一楼大厅举行，参加的是张、杨两将军的亲属和旧部、老友，共二十多人——笔者），大家议论了张将军在台湾的近况，并就所谓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一文进行了猜度。心情最为激动的是张学思同志，他回忆起过去大哥对他的教育与培养，如今，天各一方，怀念之情无法用言语形容。他起立向周总理敬酒时，竟至泣不成声，周总理也怆然泪下，大家怅惋不已。这时邓大姐举杯说：‘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周总理沉默一会儿，无限深情地对大家说：‘我流下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那时候是联蒋抗日，还是反蒋抗日，有争论。张汉卿说‘要抗日必须争取蒋介石’。主张联蒋抗日，他的爱国主义心情二十多年来，始终如一，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怀念他！’总理的话情深意切，含义深远。”③
但在那时，蒋介石并不因为扣留了张学良就减轻对西安的压力，他在１９３７年１月１日的会议上，虽然决定“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方略，以解决西北问题”，实际不仅没有撤兵，反而继续以重兵进逼西安。当然，这并不就意味着他真要重新发动内战（在给前防的电令中，他特别强调“应力避冲突；勿使接触。且总攻击令必须候中央核定为要。”），他的主要目的要造成一种大军压境的形势，以使西安内部发生分化，迫使杨虎城等无条件听命于他，并进而控制整个西北。
然而，那时的西安，人们最关心的还是张学良的命运，他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谁也心里没底。杨虎城急于要知道蒋介石回南京后的动态，特别是张学良的安危，所以很想派人到南京去一趟，却又一时未找到合适的人。后来，几经考虑，还是觉得马文彦去比较合适，因为一来此人和于右任是三原同乡，深得于的信任，二来他可以通过于右任了解情况，所以决定派马前往南京。但马文彦最初有点犹豫，这倒不是他怕麻烦，或怕担风险，主要是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他曾代表杨虎城和陕西的群众团体去潼关挡过于右任以国民党政府西北宣慰使来西安的骂。那虽然是奉命行事（据杨将军谈，于这次是招降的，我们不受降，所以要给他吃个闭门羹），但总是个棘手的差事，因那次他对于右任很不客气，在潼关火车上的那个不欢而散的场面，他还记忆犹新：
“西北宣慰团”的专列已抵达潼关，由于天冷，于先生食宿均在车上。他一到潼关就给杨将军打电话，让派车来接他，杨说：“我们不要任何人来宣慰，还是请你早些回南京去吧！”就在这时，我上了火车前来行见。于先生见到我吃了一惊，忙问：“是从哪里来的？”我说：
“特从西安而来，有要事要见你面谈。”他似乎已觉察到我此行必有某种特殊使命，脸上神色显得有点紧张。就问我有什么事情？我说：“杨先生派我来向你说明，他对这个‘西北宣慰团’的到来，坚决表示反对。”于听后更感不快，我说：“杨先生的意思是，你如果要来西安，就请在潼关宣布取消你的‘西北宣慰大使’的名义，以个人身分前来。”于忿然地甩袖出了卧室车厢，顺手把门锁上了。这时，我心里忐忑不安，正在思索时，他又开车厢门进来了，但仍然一言不发。我发现车站上来了一些持枪的士兵，恐情况有变化，就问于先生：“我要走了，您还有什么话讲吗？”他看了看窗外，摇摇头，似乎觉得去西安已属无望，宣慰失败。我立即同他告别……④正因为有过这次潼关挡驾的事，所以对于杨虎城给予他的新的使命，他是有些顾虑的，这也正象他在回忆录中谈到的：“我担心上次潼关挡驾后于还在气头上，不会接见我。杨说：‘我们在南京除了于右任再没有熟知的人，现在情况变了，蒋答应抗日，释放政治犯，组织联合政府……周先生（周恩来）也说，前些日子挡于也好，不挡也好，于是搞新闻工作的，会做宣传。’我心中仍有顾虑，恐到南京后被于拒绝接见。其实于先生上次被挡潼关后，并未立即返回南京，而是在西安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蒋介石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离开陕西飞往南京的消息后，他才于二十六日清晨七时许，偕同原班人马颓然离开潼关，二十七日上午回到南京的。我还在犹豫，杨将军又说：‘还是你去一趟好，有关方面也希望你去。你到南京见到于先生后先不要说别的事情，先拿出这个东西叫他看看。’说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铅印文件，我接过一看，原来是共产党的‘四项声明’。杨将军很有把握地说：‘他看了这些东西，一定要说话的。’说罢，请李寿亭拿来一个铁筒香烟，亲自旋开烟盒的铁皮盖子，仔细地把香烟取出，又把烟盒内一层厚纸取下来，轻轻地把文件叠好，紧贴香烟盒的周围，再把原来烟盒内的那张厚纸装进贴实，然后将取出的香烟重新装进盒内，盖好铁盖，才把它交给我，并让我乘当天的火车出发。
“我到南京后，直抵于右任家，适逢他外出未归，我便在客厅里等候。一会儿，于先生回来了，果然上次挡驾的气尚未消除，见到我后他狠狠地问：‘你来这里干啥？’我说：‘杨先生派我给你送个东西，请你看看。’我从铁烟盒里取出那份文件交给他。起初他漫不经心地浏览着，越往后看，态度越严肃起来。他走到写字台前，打开台灯仔细地反复观看着，激动地说：‘我明白了，共产党是真正要抗日哩！“西安事变”的真正内容我才知道！’这时，他后悔当初为什么不以个人名义进西安看看呢！我趁此机会对他说：‘共产党要求抗日是真的，杨要求抗日也是真的。杨将军要求抗日，你在上海原是赞成的。’他说：‘我赞成杨虎城抗日，并没有同意他扣留蒋介石！’于先生没有刚才那么大的气了，我们便谈到蒋回来后的情况。他向我介绍，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只停了一天，就坐飞机到浙江去了，说是跌伤了腰骨需要休息，其它啥话都没说。至于蒋在西安同三方面达成的协议，答应抗日，释放全国的政治犯，组织联合政府等事情，于先生一点都不知道。于先生说，新闻界也封锁得很紧，连张学良送蒋回京后，现在在什么地方等均不知道。要不是杨先生派你送来这个文件，我们还都蒙在鼓里。’
“第二天中午，于先生从外归来后兴冲冲地对我说：‘你带来的那份文件，今天早上在孙总理纪念周上宣读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场合全文宣读，而且只有十几个小时，共产党的‘四项声明’就在南京宣传出去了。于先生说：‘我昨夜看过这份文件，心里很受感动，深夜也不能入睡。我便想了一个办法，亲自用浆糊把那份文件贴在土地上，让它粘些土，再轻轻地揭下晾干。今天早晨，我请几位老人来看这个文件，并告诉他们，这是一个熟悉的商人，路过陕西农村时揭下来，带到南京送给我的。于是，我就请张继委员在今天的纪念周上把它全文宣读了。’于先生还告诉我，张继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一向是坚决反共的，同时又是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由他宣读，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我问于先生张继读后有何反映？他说：‘张继认为“四项声明”讲得很沉重，很感人，看来，“起义在东南，成功在西北”。’其他人听后也都认为共产党是真正要抗日。
“我速赶回西安，将南京一行向杨将军汇报，他听后大喜过望，非常高兴地说：‘办得好！办得好！’”⑤
谈起于右任先生了解了西安事变的真相之后，对此一义举立即表现十分关注，他甚至使一向反共的张继也在大庭广众中宣读了西安方面的传单，终于打破了当时南京对事变真相的严密封锁，这确是难能可贵的。于先生为人耿直，廉洁奉公，热爱祖国和家乡，以后也一直深切关心张、杨两将军的命运，并为使他们获释而奔走呼号，作了很多努力，甚至１９４９年在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摇摇欲坠、蒋介石宣布引退的前夕，还不顾一切地再次向蒋介石提出了这个问题：
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１日上午，蒋介石正式宣布引退。当日下午２时，蒋在黄埔路总统官邸召集国民党中常委临时会议，宣读他和副总统李宗仁的联合宣言，会场至为凄惋，Ｃ·Ｃ少壮分子谷正纲失声痛哭，立起大声疾呼：“总统不应引退，应该继续领导我们和共产党作战到底！”
蒋以低沉声调说：事实已不可能，我已作出决定，马上离开南京。说完起身宣布散会，走出会场。这时，老态龙钟的监察院长于右任忽然拄着手杖离座追上前去，喊道：“请总统留步！请总统留步！”蒋稍停，身也未转地问道：“院长有何见教？”于右任说：“为了和谈方便起见，请总统在离开南京前，开恩下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释放了吧。”蒋介石一听，板起面孔，向于右任瞥了一眼，将右手一甩，提高嗓门说：“你去找德邻（李宗仁）去！”
便加快脚步走出了会场。拖着一大把胡子的于右任，在众目睽睽之下尴尬地站在那里。大家只好面面相觑，相继散去。⑥
由这段往事，也不难看到，于先生对真正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人，以及对朋友，非常真诚、忠厚，而蒋氏对张、杨二将军则一直是怀恨在心的。所以当初对蒋介石扣留张学良，不但不撤军，反继续向西推进，以重兵威胁西安这些严重的事态，西安军民是强烈不满的，认为蒋氏背约，因而曾多次派代表与南京政府进行交涉，发表了不少严正的谈话和电文，如１月５日杨虎城会同东北军、十七路军众高级将领在联名向全国发出的通电中就再次血泪陈辞，正气凛然，要求蒋氏恪守诺言。电云：
（衔略）客岁双十二之举，纯出于爱国赤诚，毫无私意，迭经电达，计邀洞察。当蒋委员长在陕时，虎城等追随张副司令之后，以《文电》所举八项抗日救国主张，反复陈情，深荷虚怀采听，允于返京后分别实行。张副司令暨虎城等，以为非全国一致抗日，决不足以救亡，而具备领导全国抗日之才德威望者，实唯我蒋委员长。何幸我蒋委员长熟审国势，详察舆情，对于张副司令暨虎城等所陈，不惟恕其冒渎，且更采其萏荛，此诚蒋委员长人格空前伟大的具体表征，亦即我国民族复兴之最大关键。凡我国人，均应公认张副司令只知爱国，纯洁无他，苟可救亡，粉身何惜，爰于蒋委员长面允所请之后，亲送入都，束身待罪，此种前史所无，世界仅有之伟举，自足以表其心迹之光明，凡有血气，能不感动！虎城等及所属二十余万士兵，无不以张副司令之心为心，但求能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效死抗战，为国家民族确尽一份对外之力量，则其他一切，均非所计，谓予不信，尽可求事实之证明。忆蒋委员长到京以后，曾令中央军队撤出潼关，而离陕之前，更有“有我在，决不任再起内战”之语。我国苦内战久矣，今得负责领袖出此一言，不独张副司令及虎城等亲聆之下，钦幸万分，即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闻之，亦莫不额手称幸，凡我袍泽尤应仰体领袖之意旨，而为一致对外之要求。乃正当蒋委员长休假返乡，张副司令留京未返之际，中央军匪未遵令东撤，反而大量西进，计有第六、第十、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七十九、第九十五、第六十、第十四、第一○三、第八十三各师暨教导总队等集结推进至潼关、华阴、华县一带，筑垒布阵，积极作作战之形势。更复时时截断电话，始终阻碍通车，以致群情激愤，万众忧疑。是殆欲以武力造急性之内战，而以封锁作慢性之迫胁，虎城等之愚，诚不知具何居心？竟持何理由？国危至此，总不应再有箕豆之争，固尽人皆知，苟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对外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听命。若不闻土地主权之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真意如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唯以同胞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战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张副司令既领罪于都门，虎城等以救亡为职志，而中央煎迫不已，便不免于兵争，则谁举内战之端，谁召亡国之祸，举世自有公评，青史自有直笔也。血泪陈辞，非敢悚听，举国上下，幸鉴愚衷，远锡教言，尤所企盼！
杨虎城于学忠
孙蔚如何柱国
王以哲董英斌
缪激流刘多荃
同叩歌⑦
为使张学良早日获得自由，杨虎城等还曾直接致电蒋介石，一方面对他特赦张学良表示感戴，一方面也郑重提出：“今张副司令虽已躬邀特典，尚未恢复公权，虽欲图功，安由自效。”还说：“张副司令一日不归，即西北军民一日不安。”
现在看来，将军们为营救少帅，是费尽苦心的，也可说真正到了精诚所至的地步，但却未能金石为开。他们虽为军人，亦仍不免受到正统观念的影响，有时也显得有些书生气，或者勿宁说是过于真诚和善良，也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以为蒋介石既然出面保释，还算讲点良心，大概真的会让张学良返回西安了。
实际上，他们还是想错了，因为就蒋介石来说，这完全是一种权术，是碍于国内外舆论反对内战的压力，以及为稳定局势而作出的和解姿态，怎么可以信以为真呢？那时蒋介石对于重开战端虽然不能不有所顾忌，但却也不打算轻易撤兵，他实际是要继续向西安施加压力，并用虚伪的和谈拖延时间，以观动静。在西安方面，自从张学良南京被扣后，局势也一直是动荡不安的，在军队内部的突出表现就是和、战之争。东北军中一部分积极支持张学良联共抗日的少壮派，力主只要蒋介石不放张学良回来，就同南京决一死战，西安与南京之间仍然是战云密布，十分令人不安。这次倒是蒋介石先采取行动了：
“蒋介石……于一月九日派与南京方面有联系的东北人士王化一、吴瀚涛携亲笔信飞往西安，进行和谈试探。
“王吴二人离京前，曾前往探视张学良。张学良认为战争可能一触即发，抗日力量将因此而受到损失，感到非常痛心。他嘱王、吴转告杨虎城和东北军高级将领，要巩固东北军内部的团结，巩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红军的团结，‘只要能精诚团结，我就能回去，否则我回去也没有用’。他除有亲笔信分致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外，并取出两份遗瞩交王、吴带往西安，一致家属，一致东北军全体将士，表示如果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他将自杀以谢天下，以明夙志。
“……十三日蒋介石（又）派米春霖携甲、乙两种方案飞往西安，要求西安方面择一而行。两案主要内容如下：
甲案：东北军移驻甘肃和陕西邠州以西的西兰路上；
十七路军移驻泾、渭河以北地区；红军仍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沿陇海路潼关至咸阳段驻十二个团；陕西省政府主席仍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
乙案：东北军（包括甘肃的于学忠部）移驻安徽和淮海流域；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和关中地区；安徽省政府主席可委东北军方面的人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可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
“米春霖并携有张学良十二日在溪口所写的致杨虎城和西安各将领一信，原文如下：
‘（衔略）弟今早同瑞峰（米春霖字）来溪口，为目前救此危局，勿为乱国计，商定办法二则，请兄速下最大决心，使委座及弟易收陕甘之局。关于改组政府及对日问题，准我等可在三中全会提出，公开讨论。关于两案，盼兄等速即商讨，下最后果断，如有意见补充，盼虎城派人，更盼来一军长。如兄等认此二案之一无问题，那就更好，盼即刻表示受命。委座告弟十六日为限。盼诸兄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
“西安方面考虑结果，认为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要求张学良迅速返回西安，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均无从谈起。因此，杨虎城决定派当时在西安的十七路军驻京代表李志刚会同东北军选派的代表鲍文樾、米春霖前往南京正式进行交涉。
“李志刚、鲍文樾、米春霖于十六日由西安飞抵南京，因蒋介石正在奉化休养，即于十七日转赴奉化晤蒋。关于西安方面要求张学良返回西安的问题，蒋介石说：‘他现在再三表示要跟着我学修养，跟着我读书，他自己不愿回去，你们也不要强迫他回去。’”……⑧
人们对于那些摇唇鼓舌、言不由衷的人，爱用“阴阳怪气”来形容，我看用它说明蒋介石的这副腔调，是毫不夸张的。不过，作为领袖，竟然说假话（也正象李志刚所说的：“鲍文樾看到明明是蒋不让张回去，反说张自己不愿意回去，就很生气，对我说：‘我从此不再与蒋共事，也没有再同蒋谈的必要。’于是他就单独地先回去了。”⑨），竟然气量如此狭小，这确实不能不使人惊讶。鲍文樾为此决定终止他与蒋的会谈，并发誓从此不再与蒋共事。
这以后，在西安虽有杨虎城鼎力千钧，为救张做了大量工作，更有周恩来力挽狂澜，极力维护西安“三位一体”的团结，使由西安事变而形成的抗日民主运动的新的革命形势，仍然保持着高涨的势头。但是，我们也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这以后不论是在南京还是西安，也都还有风波，有逆流，有动荡，事态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
……当潼关谈判正在进行之际，西安内部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在和与战的问题上发生了日益加剧的意见分歧。
在一月的最后几天，主战派的活动更为激烈。二十七日晚，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人要求红军代表团派红军帮助他们打仗。代表团再三向他们解释，打仗对营救张学良不利，只要三方面团结一致，保持这个强大的力量，张学良总会回来的。苗剑秋听到代表团不主张打仗，就大哭大闹，说：“你们不帮助，我们也要打”，“是否你们看着我们让蒋介石消灭掉？”甚至威胁说，“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等等。孙铭九一面哭泣，一面在周恩来面前长跪不起。就这样一直闹到后半夜。最后，代表团答复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容我们好好商量一下，明天再答复你们。”
……三十一日晚，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分别代表十七路军、东北军和红军，在王以哲家中举行最高军事会议，最后决定和战大计。会议由杨虎城主持，于学忠首先发言。他根据当时内外夹攻、腹背受敌的形势，认为不仅不应打，而且也不能打。王以哲、何柱国都表示同意。杨虎城虽然派人和顾祝同谈判，但是没有放弃必要时不惜一战的打算，这时在会上既看到东北军方面三位将领都主和，也就表示十七路军仍愿与东北军一致行动，同意和谈。最后，周恩来发言说明红军方面的态度，大意是：红军方面原来坚决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以后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面有许多人坚决主战，为了团结，红军曾经决定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面一致主战，红军也可以保留原来的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参加作战。这次会议两方一致主和，红军方面当然是赞同的。于是会上作出了坚决促进和谈成功的决定。
……但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坚决反对继续和平谈判，认为王以哲、何柱国主张继续和谈是想投靠南京政府，他们是“叛徒”，应该除掉他们。二月一日的晚上，西安街上出现了应、孙等张贴的“除奸”标语。当日深夜，应德田、孙铭九等拟定了捕杀王、何的计划……
当时王以哲卧病在家，于文俊率队闯进王家，在卧室将王杀害。何柱国和于学忠、董英斌等因事先避入新城杨虎城公馆，经杨保护，得免于难。
当天下午，东北军代参谋处长邓玉琢拟就东北军、十七路军全线即日出击的合同作战命令稿送杨虎城、于学忠签发，一面用电话联系前方将领预作准备，但前方将领均不接电话。
二月三日晨，东北军前线部队自动撤出渭南前线，渡过渭河开到高陵，刘多荃师且有一部掉转枪口，开回临潼，向西安方面警戒，声言为王以哲复仇。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闻讯，不知所措，惊恐万状。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尽可能减少损失，以利于团结抗日，周恩来一面对应、孙、苗的错误行为进行严厉的批评，一面与杨虎城，于学忠等商量，冒着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派刘鼎把他们三个人送往三原红军驻地。杨虎城也在周恩来支持下，用军事力量迫使东北军卫队团撤离西安。这样，才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互相残杀。
应德田、孙铭九等出走后，东北军部分老派将领刘多荃等将于文俊杀害，祭奠王以哲。事变后提升为一○五师第一旅旅长的青年将领高福源，对于西安“三位一体”的局面的形成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根本没有参与二·二事件，也被刘多荃下令杀害。
红军代表团闻知王以哲被害，当即派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澜波去渭南，向前方将领说明中共对事件的态度，表示中共反对杀害王以哲这种错误行为。周恩来在王以哲家灵堂还未设好时就亲自率领代表团成员前往吊唁，使王以哲的家属和东北军老一辈将领深受感动。二月四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电唁王以哲家属，对王以哲在西安事变中“主持和平，力求统一团结，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表示悼惜。红军代表团和中共中央的态度对于稳定人心、扭转危局起了很大的作用。
应德田、孙铭九等少数少壮派的鲁莽行为，造成了东北军内部的分裂，削弱了西安方面同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的实力和地位，其后果是严重的。
二月三日，由于扼守东线的东北军刘多荃师自动撤退，敞开了西安的大门，中央军得以顺利进驻渭南。刘多荃并与缪澂流在高陵召开东北军军事会议，宣布接受乙案，全军东开。红军代表团曾努力劝说东北军方面接受甲案，仍留在西北与红军靠拢，以便将来共同东出抗日，东北军高级将领都不同意。
二月四日，潼头谈判恢复，不久双方即按照乙案达成协议。
二月五日，杨虎城、于学忠和西军将领发表和平宣言……表示“但求抗敌救国之策得以早日实现，对内固不惜最大之隐忍，对外更不计一切之牺牲”，决心“以张副司令之心为心，竭其全力，为国效死”。宣言还提出了关于恢复张学良公权、移防位置酌予变更、张学良返陕训话一次再行移防以及维持爱国民众团体、安置流亡人员等要求。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张学良曾于二月中旬写信给东北军将领，勉励他们“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他还托前去看望他的何柱国转告东北军将领保持与共产党的关系，他说：“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位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⑩
张学良魂系长安，始终念念不忘他的十七万东北军将士，仍然深切关怀着部下的前途和命运。铁窗可以禁闭他的身体，但锁不住他那颗火热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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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邱秀虎：《张学良将军被囚琐记》，见《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１月出版。
③　高存信：《白山黑水忆将军》，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１月出版
④⑤　马文彦：《记西安事变期间杨将军让我办的几件事》，载《回忆杨虎城将军》，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１月出版。
⑥　见《文摘报》５０４期。
⑦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出版。
⑧⑩　《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⑨　李志刚：《奉命奔走和谈的经过》，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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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春天遗忘的地方
１９３７年元旦刚过，浙江奉化溪口雪窦山中国旅行社经理钱君藏接到官方通知，说有人要来此住宿，命他停止对外营业。但何人来此，何时到达，却秘而不宣，直到贵客临门，他才知道，来者不是别人，原来是赫赫有名的少帅张学良！
大家都知道，溪口是蒋介石的家乡，那里群峰叠翠，风景优美。但当局将张学良迁来，纯为此乃僻静之地，便于监管，而决不是让他来欣赏风景的。
张学良是１９３７年年初，由国民党军统局用飞机押解到溪口的。他先是住在武岭学校，两天后迁往雪窦山。张学良被幽禁的第一个年头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这个远离南京、距离溪口镇也有十余公里远的深山里度过的。
溪口是浙东著名的风景区，旅游区。这里山明水秀，景色宜人，有一篇题为《武岭乐亭记》的文章，对此地的湖光山色作了极为形象的描绘，语曰：“武岭突起于剡溪九曲之上，独立于四明群峰之表，作中流之砥柱，为万山所景仰……岭之上，古木参天，危崖矗立。其下有溪，流水潆洄，游鱼可数……隔溪之绿竹与岭上之苍松，倒影水心，澄澈皎洁，无异写真。”
在溪口镇的西北方，大约十公里处，有一座海拨八百米的风光秀丽的高山，名叫雪窦山。它为什么起了这么一个颇富诗意的名字呢？原来此山有个千丈岩，飞瀑如雪，山鸣谷应，甚为壮观，“拔地万里青嶂立，悬空千丈素流分，共看玉女机丝挂，映日还成五色文。”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曾来此游历，并留下上述千古传颂的诗篇，据说此山的得名就与千丈岩的形同龙腾虎跃的雪白的飞瀑有关。
雪窦山不仅峰峦叠翠，景色如画，名胜古迹也很多。雪窦寺是浙东名刹，也是我国佛教禅宗十刹之一。它始建于唐代，这里古树参天，建筑宏伟。在离此寺不远的西侧，即水基岩风景区，便是中国旅行社的所在地。它虽然并不是什么富丽堂皇的大宾馆，只是一栋两层楼房，内有一些客房和餐厅，但却小巧玲珑，造型美观，犹如一朵盛开的鲜花，掩映在林木葱郁的雪窦山畔。无疑地，对于那些富裕并有闲情逸致来此旅游观光的人来说，这当然不失为一个目迷五色、令人心旷神怡的境地。但对时时有军警特务严密监视的张学良来说，却丝毫引不起观赏的兴趣，置身在这与外界隔绝的深山里，不仅使他感觉愁苦，也更增添了他的孤寂感。尤其在他初到雪窦山的那些日子里，那把树枝吹得沙沙作响的寒风，那一声声哀怨怆凉的晨钟暮鼓，都常常使他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但张学良是坚贞不屈的，他没有被眼前的挫折压垮，没有一蹶不振，而是仍然想着他的十七万东北军，想着“三位一体”，想着西安；他仍然以大局为重，想着如何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想着抗战。在论及此一问题时，张魁堂指出：
西北是张学良希望之所在，他本以为只要“三位一体”存在，不仅事变可以和平解决，他也可以获得自由（笔者按：根据当时的形势，只要西安“三位一体”很团结，用和平方法救张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个认识并不错）。后来由于东北军少壮派杀了主和将领王以哲，破坏了“三位一体”的团结，使救张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救张希望终成泡影，这原是很清楚的史实。但有人说，王以哲被杀之后“蒋介石最大的忧虑是少壮派得势把红军引入西安，因此决定立即释放张学良……后因获悉‘二二事件’已和平解决，于是蒋介石再次（据说第一次想放张是在军法会审之前，蒋预计西安不会轻易放回十多位军政大员和五十架战斗机，因此计划……让张回到西安，因西安爽快地交还了人质和飞机，所以该计划被取消）取消了释放张学良的计划。”①
实际上，蒋介石早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后期，就产生了要把张学良弄起来的想法，一离开西安就通过祝绍周、戴笠等人对囚张进行策划；到南京之后，又对如何审张和“管束”张作了周密的部署，哪里会有释张的可能？这也正如白竟凡、鱼汲胜在《对“蒋介石曾两度打算释放张学良”一文的考证》中所说的：“至于说，蒋介石因为西安方面很爽快地释放了人质和飞机，便取消释张的计划，这只不过是一种推论。事实是张学良在西安机场时即嘱杨虎城放了被扣的中央大员……杨虎城于２７日给南京军委会译转陈布雷电：‘有感电诵悉，辞修，慕尹等于本早分乘飞机，火车遄返矣，特复。’……杨虎城对大员问题的态度，蒋也知道，无论从杨的政治处境或军事处境来看，除放大员外，杨别无选择，因此蒋用不着以放张回西安去解决释放大员的问题，所以释张与放大员问题并无必然的联系。”至于二度释张是因少壮派闹事，后来取消释张，是因为“二二事件”已经解决一说，更难成立，这亦如白、鱼文章所谈的：“在舆论压力下，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７日，蒋介石不得不在致顾祝同转东北军将领电中伪言：‘关于汉卿出处问题，一俟移防完毕，口（余）可保证，必为负责请求，使汉卿出而效力国家，至于复权，更不成问题’……如协议顺利实施，则对蒋介石继续扣张发生舆论上的不利，因为蒋介石虚假答应释张的条件就是东北军移防，它是有电报文字为根据的，不好赖帐。蒋介石要坚持扣张，需要找到新的借口。恰在这时‘二二事件’发生了……蒋介石才得以‘孙铭九暴动’为借口而对释张的虚假诺言拒不认帐了……由于‘二二事件’，东北军老派不愿执行甲案而执行乙案，东北军东调，三位一体不复存在，所以营救张将军的力量削弱了，蒋介石才无所顾忌地长期囚禁张学良。”②然而“二二事件”之后，“三位一体”体解，东北军、十七路军各自东西，只能是依依惜别；加之蒋介石令其“读书思过”，自由又暂时无望，张学良凄怆心情自是难免。……
尽管如此，张学良始终以国事为重，他赞扬杨虎城“苦心支持危局”，勉励其“为国努力，不可抱奋事之想”。他呼吁西北方面为国家牺牲无所吝惜，“凡利于国者，吾辈尚有何惜乎？！”他还让何柱国捎信给东北军各将领，要他们“服从中央命令，团结力量作抗日之准备，以遂初衷”。并让何口头转告他们：“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张学良将军身处逆境，在精神上承受巨大压力之时，还时刻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不忘与中共的友谊，他的情操是十分高尚的。③
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一个热情、开朗、并且酷爱自由的人，一个驰骋疆场、英姿焕发的抗日爱国将领，如今竟然幽禁古刹，报国无门，这对他的打击和在精神上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确实是难以忍受的。要不是后来由于于凤至找到了她的干姊妹宋美龄，由她向蒋说情，好不容易来到丈夫身边，使张学良的情绪稍有好转，这最初的囹圄之苦，还真不知怎样才能度过呢！对于将军此时此刻的心态，对于张、于这对患难夫妻的狱中重逢，以及杨虎城代表前来探望的情景，《少帅夫人》一书曾作了掷地有声、催人泪下的描绘。作者写道：
春雨霏霏。整个雪窦山显得岑寂而恬静。
“我要出去。”张学良道：“在里边闷死我了，我要上山散步！”刘乙光（引者按：此系监管张将军的特务队长）却站着不动：“副座，外边下着雨呢！”
“怎么，现在我连出门的权利也没有了？”张学良激动地大声说道。
“不，副座，现在我要带你去看一个人！”
“谁！”
刘乙光皮笑肉不笑：“见了面你就知道了！”张学良疑惑地穿好衣服，随着刘乙光进了黑暗的走廊，刘乙光轻轻地推开一扇房门。立刻，张学良惊愕的目光盯住了里面床头上的一个熟悉的女人背影。她穿着紫色棉旗袍，头发有些蓬乱，浑身显得风尘仆仆。
“大姐！”张学良突然大吼一声，冲进门来。于凤至猛然回过头来，一见张学良蓬头垢面，一脸憔悴，一句话还未及出口，就“哇”地一声哭了出来。一头扑向张学良，伏在丈夫的胸脯上恸哭失声。
“大姐。”张学良用臂弯托住于凤至的头，另一只手抚摸着她那一耸一耸的肩头，连声叹息道：“我已经给你发了两封信了，难道你没收到？你既然看了我的信，为什么还要到这鬼地方来？你来了，我的心反而更加难受。
怎么也没想到，今生你我能在这里会面！”
“汉卿。”于凤至抬起头来，她抹去了眼泪，克制住一腔悲愤，劝慰道：“看了你的信，我生了气！难道我就不该来吗？你仕途顺遂之时，我可以远离你，如今你受了难，我怎能让你一个人在这深山老林里受罪？”……④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礼帽、戴着一副琇琅眼镜的李志刚，是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驻南京的代表。他奉杨将军的指示，特来看望张学良，因刘乙光一直在旁监视，李志刚欲言又止，好半天不说话，张学良都忍耐不住了：
……张学良看出他的为难，用手点了一下刘乙光，对李志刚说：“李先生，有话尽管说吧！我张汉卿既已到了这种地步，仍然光明磊落，我的一言一行，都不需要瞒着蒋先生！”
李志刚见张学良已经挑明了，就不再理会刘乙光的盯视和窃听，对张学良道：“副座，这次杨将军派我来奉化，主要是请蒋委员长同意，让您尽早回西安去。现在西安处于群龙无首的局面，杨将军很难过。他对我说过：
即使牺牲了他自己，也很难挽回由于您不能回来而造成的危局啊！”
张学良神情黯然，道：“杨将军身体可好？”李志刚道：“杨将军想念你！他已经两次给委员长写信了，这次要我到奉化来亲自见见委员长，要求放你回去。委员长总算见到了，他在杭州接见了我。可是……”
张学良见李志刚面有难色，问道：“委员长怎么讲？”
李志刚……道：“委员长说，本来我就不让他张汉卿随我来南京的。是他自己偏要来，有什么办法？他既来了，那可就不由他做主了！”
张学良听罢心中难过，叹息一声，道：“我当初坚持要送他回来，主要是为他挽回面子。根本没考虑个人的安危。那时，我以为他是一定能让我回来的。唉，看透一个人真不易啊！”
李志刚凄然泪下……他切齿痛恨道：“杨将军让我转告，即使您暂时不能回去，我们也要想尽办法。杨将军说：他相信委员长一定会遵守西安诺言的！”
“诺言？”张学良霍地站起来，朗声大笑，声震屋宇，大声说道：“李先生，您怎么也跟我当初一样天真？蒋介石是决不会放我出去的。因为我一出去，就会增加他不喜欢的力量！请你转告杨将军：我张汉卿顶天立地，对自己所做过的任何事情，从不反悔！斡旋和营救的事情，不可再搞。抗日事大，个人安危何足挂齿？我的囵圄之灾，在所难免！七尺男儿，为了抗日，捐躯何惜？我只是日日夜夜思念东北故土啊！”
说到这里，李志刚也不免潸然泪下。张学良忽地转过身来，对李志刚道：“我想到了王以哲之死！我想起他和我在东北军共事的那些往事。他也是先大帅交给我的东北军精英，可惜可叹，他如今已经作古！”张学良泪光莹莹，说罢，他从衣袋里取出一个布包来，郑重地交给李志刚道：“这一切都是我张汉卿的罪过！我对不起东北军弟兄！更对不起王以哲将军。这是我手头仅有的两根金条，请你代转给王以哲的家属。就说这是我张学良的一点心意。请求东北军弟兄，不要内哄，要厚葬王以哲！”
李志刚收好金条，由于刘乙光几次打断他们的谈话，告之时间已过。张学良无可奈何，只好作罢。李志刚挥泪下山。……⑤
当然，由于于凤至来到了雪窦山，后来这里的气氛有些变化，稍稍活跃一些，因为“这对孤寂苦闷的张将军来说，是一个意外的喜讯，也是精神上极大的安慰。”于凤至在这里住了将近一个月，才又返回上海住处。后来赵四小姐也来到了雪窦山。不过，在那时，“监视张将军的特务组织，对于于凤至和赵绮霞从上海来是极不放心的，惟恐他们暗中带来枪枝子弹等。当时表面上假惺惺地派副官应汉民到宁波去接于、赵，而暗中却又勾结宁波警察局在轮船码头进行详细检查，但一直并未发现于、赵带有什么‘违禁物品’。
“张将军和赵绮霞生有一个儿子，当时六岁了。这年三月间从美国来看望他的父母。这个儿子一直是寄养在美国，所以连中国话都不会说，来到雪窦山，现学中国话，讲起来非常别扭，如果他要吃蛋炒饭，说成是：‘我要吃饭炒蛋。’张氏夫妇很喜欢他，留他住了一个时候，仍然把他送回美国去。记得临别时，张、赵眼看着自己亲生的儿子又要离开了，谁知道什么时候再团聚呢？他们夫妇对视着，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赵绮霞忍不住流了泪，当年驰骋疆场的‘少帅’也不免动了儿女之情，眼眶都润湿了。”⑥
又过了一段时间，张学良的三弟张学思也曾前来探视。当然，这在那时并不容易，那是因为“七七”抗战爆发，社会舆论强烈要求释放张学良，蒋介石为了缓和国人对他的责难，而不得不放出可以释张的风声。也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张学思才破例得到蒋的批准上了雪窦山的。
但兄弟二人见面之后，却无法在一起谈心，他很想找机会跟大哥说会话，可周围有人监视，除了谈吃、喝、玩、乐外，不能谈别的。张学良有时也“悠闲地”带着弟弟出去看看风光名胜，可是特务总是寸步不离。而张学良似乎并不在意，他谈古论今，游兴颇浓，以致连张学思也不禁暗暗叫苦，甚至对兄长产生了误解：“大哥啊大哥，你玩起来，把什么都忘了！”
张学良真的是无忧无虑、把一切全忘了吗？当然不是，刘永路等所著《张学思将军》对此作了令人信服的回答：
其实张学良将军何尝不急于同弟弟谈话呢？但他知道，如今他处在特务们的严密监视之下，他与外人接触的一言一行都有人细心观察、有人详细记录向上报告啊！
一天、两天、三天都是在玩乐中消磨掉了。
第四天，也就是在张学思临走的前一天，天空突然雷雨大作。张学良将军所预期的雨天果然来到了雪窦山。
吃过早饭后，张学良将军对张学思说：“今天不能出去逛了，走，到书房里看看画报去。”这时，赵四小姐忙着张罗同特务们玩牌：“你们弟兄俩个去吧，我们在这玩玩。”
张学良将军的书房，在走廊的尽头。里面有三座大书架，每座都六尺高，满满地摆着三层书，大多是哲学和历史方面的书，另有很多外国画报和外文杂志。此外还有一个报架，上面摆有《申报》、《新闻报》、《时报》和外文的《字林西报》等报纸。张学良将军把张学思领到书房一角，借着三座书架和一座报架，正好挡住了门窗外的视线。张学思顿时明白了，原来大哥已选好了谈话的场所啦！然而大哥示意张学思别吱声，他指了指墙壁，然后掏出了纸和铅笔。张学思会意，隔墙有耳呀，为了安全保险，大哥要用纸笔同他进行无声的谈话！
张学思以最快的速度在纸上飞写着：抗战的形势……共产党的主张……东北军的情况……人民的愿望……张学良将军看完后，用橡皮擦去铅笔字，也在纸上写起来……
他们的谈话是无声的，然而，他们的心里却似翻江倒海，电闪雷鸣！张学良将军告诉张学思，他曾写信给蒋介石，请求去抗日，蒋介石回信不同意，叫他“好好读书”。此次，蒋派那位娃黄的来（即随同张学思、赵四小姐从上海一道来此地的那位“黄代表”——笔者），是要他给东北军各军军长写信，嘱咐他们服从蒋的指挥，不可乱闹。张学良将军深为自己不能率军奔赴抗日疆场而激愤不已！他还告诉张学思，他是在宋子文保证之下跟蒋介石来南京的，未想到被扣。他要张学思设法告诉东北军各军军长：“东北军如能团结，抗日战争扩大，我就有恢复自由的可能。”并嘱咐张学思：“多看进步书，回东北军去，抗战到底！”
张学思接过大哥递来的一张张字条，默读着，泪水止不住地从腮边滚下，把字条淋湿了。灼热的文字，火一般的激情，燃烧着张学思的心。是啊，张学思怎能不激动呢！此刻，他心里想：多少年来，我们虽然是同胞兄弟，却因为政见不一，从没有谈过一次心。这一次是大哥在被看押的情况下和我谈的头一次心里话。可是，却只能用这种方式！张学思感到非常难过，他看到大哥满怀抗日救国的赤诚之心，却犹如猛狮入笼，壮志难酬。他想安慰一下大哥，可他自己却忍不住鼻酸泪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他真想扑过去和大哥抱头大哭一场，把积郁在胸中的感情倾吐个痛快，可是，此时此地，哪里能倾诉兄弟之情呢？！对大哥的最好安慰，就是把他未竟的抗战事业进行到底！他在心里默念着大哥啊，您放心吧，我已经找到了伟大的共产党，您的愿望一定会变为现实的。想到此，张学思擦泪挥笔，给大哥写下几个赫然大字：
“您的话我一定办到！”
兄弟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突然，门外传来特务队长刘乙光的声音：“张先生，下棋呀！”话声未落，门已推开。与此同时也传来赵四小姐的清脆嗓音：“刘队长，你的牌还没出完呢！”刘乙光尴尬地把迈进门的一条腿又抽了回去：“哦，我对桥牌不感兴趣，想和张先生下棋。”没等赵四小姐再说话，人已进屋。张学良早已收好纸笔：“你来得正好，看腻了，换换脑子！”他一边说着，一边微笑着迎上前去……⑦看了雪窦山张学良兄弟相会的一幕，张氏当年被幽禁溪口的艰难处境，不难想象。但这一切局外人是不了解的，因为对外界人士来说，蒋介石表面上总还是摆出宽宏大量的姿态，你看，让张学良幽居溪口，住在最阔气的旅馆里，既可读书，又可尽情欣赏美景，还有大批军警“护卫”，对他的这位不那么安分的副司令，他也没有“亏待”呀。前些时，蒋介石的同父异母哥哥蒋锡侯病故，蒋在溪口坟庄开吊，大办丧事，南京国民党要人纷纷前往吊唁，一时溪口成了达官显贵云集之地。那时，蒋介石为了笼络人心，同时也表示他对部下的仁慈宽大，允许张学良到溪口来吊唁，所以开吊那天，张学良也由几个特务跟随着到溪口去了。一些与张学良有过一些交往的高级官员要求到雪窦山去看望张学良，蒋介石也不阻拦，这样趁机顺便去看望他的人不少，其中有汪精卫、宋子文、钱大钧、陈布雷、吴国桢、莫德惠、何柱国、端纳、祝绍周、宋子良、董显光等。
这其中，大多数是出于友谊，是怀着关切、同情和慰问的愿望前来探视的。这种造访虽然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有时也许反而还会使他更加伤感，但也总还是一种慰藉。当然，也有少数人是奉命前来，别有用意，因而言不由衷，结果不欢而散的。《秘密囚禁中的张学良》写的陈布雷的访张，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当然，在这里，我们不是借题发挥，硬要把陈布雷也拉出来评说一番。不，对于他，说实在的，我们也并不十分了解。他作为蒋介石的心腹，做过一些对人民不利的事，这是不消说的。但也说过公道话，记得过去报纸上看到过他在蒋面前为进步作家郭沫若说情，保护这位著名的革命作家的轶闻。不过，对于他对张学良的拜访，似难恭维。作者对这位不寻常的雪窦山的来客与张学良的会见作了颇为传神的描绘。这也象某些资料一样，不无传奇性质，但却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和人物的一些真实的面貌与心态。作者说：
陈布雷是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私人秘书，也是左右蒋介石的心腹。他是浙江慈溪人，字畏垒，早年毕业于浙江省高等学堂，以善写时文见长，曾任上海《商报》总编辑。大革命北伐前，由其族兄荐举到南昌，就任蒋的私人秘书，以后历任浙江省教育厅长兼国民党省党部监察委员。一九三一年在南京任政府教育部次长，后调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副秘书长，深受蒋的宠爱。蒋发布的重要文电，多出其手。一九三六年底侍从室改组，陈便调任侍从二处任职。
此人，身体矮小，瘦弱，干瘪的面庞上一对老睁不开似的眼睛，看去活象个老太婆，他貌不惊人，说话又细声细语，但办起事来，果决认真。他善于体察蒋的意图，代蒋起草一切重要文章、文电，蒋遇有重大事情，时常单独与他商谈。西安事变不久，蒋介石回到南京，为掩人耳目，一下飞机就要他草拟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训词”。尔后，蒋介石到杭州，他又随蒋住进杭州新新旅馆，杜撰《西安半月记》。他未去西安，秉笔胡编，确有难言之苦，当时他愤懑无从发泄，就手握狼豪，往墨盒里乱戳，以此出气。他一连戳断几支笔头，其夫人发现，便上前劝告，他暴跳如雷，说：“你们什么也不懂，叫我全靠编造谎言，于心有愧，于天难容，怎叫人不动肝火？”他有时想解职归乡，不愿在官场混下去。有一次他到鸡鸣寺求了一个观音签，签语写的是：“一朝丹篆下阶除，珠玉丰余满载归。”签解又有“官非宜解”四字，自此心境十分矛盾。
这次，他奉蒋介石之命，前来“探望”张学良，心情也是矛盾重重。一则他认为张将军“兵谏”抗日，是爱国之举，何必将这样的人囚禁？二则他又想维护“领袖”的尊严，认为张学良做事莽撞，有失一国之主的体面。所以他带着四大木箱的“礼品”和一把鱼竿，怀着踟躇的心情，步入妙文台。
“陈主任！”
“张将军！”
张学良与陈布雷在别墅一楼楼门口相遇，彼此打着招呼。
张将军把陈布雷迎进客厅，开门见山地就问：“陈主任，委员长什么时候放我，回西安呀？”
陈布雷干瘪的嘴唇抖了抖，低语道：“雪窦山风景如画，你先在这里歇息歇息，何必着急呀！”
“西安军情复杂，我不回去，怕出乱子。”张将军坐在沙发一端，恳切地说。
“委员长这次派我来，就是劝你吃好，睡好，玩好，学好。”陈布雷说着，就叫侍从们打开四个楠木箱。
木箱打开，只见四个箱子分别装着名贵的烟酒，云南的银耳，长白山的“猴头”，海南的鱼翅，几套西服，进口的网球、网拍，还有一本本的明史线装书，书法碑帖等。
陈布雷将打开的木箱之物，一一细数着叨咕一遍，然后又将一手提木匣打开，拿出一支多节的意大利进口鱼竿，干笑了两声，说：“将军，委员长告诉我，锦溪池有的是鱼，他希望……”
“希望我在雪窦寺钓一辈子鱼！”张将军霍然站起，心事沉重地说。
“不，不。”陈布雷尴尬地扶着没有胡须的干瘪的下巴，说：“委员长只是说叫你玩好。”
“大敌当前，叫我离群索居，不食人间烟火，这不是捉弄我张汉卿吗？”张学良将军愤慨地在地上踱着步子。
“委员长这是为您好呀！他不会忘记你们的私交，没有你张学良，关内关外就不能统一，委员长，也不会作一国之君。这一切，他还是牢记于心的。”陈布雷不慌不忙，象写文章似的，字斟句酌地说着。
“全是谎话，全是扯淡！”张将军愤然拍着桌子，声音很高地喊着，“你们沆瀣一气，全在搞阴谋！”
陈布雷一时脸红耳赤，在张将军面前竟束手无策，他站起来，低头绕了一圈，最后推托说：
“委员长还托我到他家乡去看看，恕兄先辞。”
张将军背着陈布雷，头也没回地喊了一声：“送客！”⑧
又过了些日子，邵力子夫妇也来到了溪口，这情景就与前者大不相同了，因为邵氏此行，名义上是探望正在溪口老家休养的蒋介石，实际更主要的是看望被幽禁的张学良，并打算在蒋介石那里为张学良说情。据邱秀虎谈，“邵力子先生和夫人，同张将军情谊甚深，为了解除张的沉闷，还在雪窦山陪同张住了一个多月，邵力子先生夫妇在山上的时候正是夏末，雪窦山到处都是绿荫丛林，气候凉爽。他们与张经常到山上野餐，每次张将军与邵先生夫妇都是谈得津津有味。张的情绪很好，有两次乘竹轿到山下桃园去摘桃子，他边摘边吃，连说‘这味道美极了！’有一次他对邵先生说：‘我在书房简直坐不住，好象屁股上有刺一样。”邵先生说：‘你喜欢在外面，就多在外面玩玩吧！’”⑨至于找蒋说情，在那时当然是不会有满意的结果的。果然，“在丰镐房的客厅里，身穿长袍的蒋介石，待邵力子说完几句问候的话，就阴沉着脸对邵力子说：“邵先生，这个张汉卿知识太浅薄，要多读点书。要好好读下去！’他提出，邵先生是否也留在溪口，当张学良将军的老师？邵力子知道蒋介石心胸狭窄，猜疑心重，让张学良将军‘读书’，本是为了惩罚解恨，万一将来有什么不称心的地方，随时会找个借口嫁祸于他，邵力子当即拒绝了。”⑩“风景秀美，林木幽深的雪窦寺西侧的中国旅行社的小楼，被春天遗忘了！它成了幽禁张学良将军的樊笼。邵力子，傅学文乘坐滑竿来到这座楼前。张学良将军和赵一荻看见是老朋友从远道来看望他们，高兴异常，一定要留邵力子、邵夫人在这儿多住几天。张将军、一荻陪着邵先生、邵夫人遍游了雪窦山的名胜，东看看，西游游，好象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实际上蒋介石派来的特务随之左右，监视甚严。一次，傅学文、赵一荻守在门外，高声谈着家常，屋里，张学良看左右无人，就对邵力子说：‘老大哥，我亲送委员长回京，是为了恢复委员长的威信。……委员长若是放我回去，表示特别宽大，岂非千古美谈！不料，……唉，我要抗日，何罪之有？’悒郁，愤怒之情，溢于言表。邵力子夫妇，理解他，同情他，但无法安慰他。当时，谁也摸不清蒋介石的心思，更未料到他会终生监禁张学良。”⑾
那时，为防止张学良逃走或有人前来劫狱，国民党当局在中旅社四周这么一个弹丸之地，竟派遣了几十个特务，还有一个连的武装宪兵，真可谓岗哨密布，如临大敌，戒备之严，实属罕见。
说到这里，有必要把当局多年来是怎样幽禁张学良的这一世人关注的问题，根据部分知情者的回忆，作一些披露，也好让人们看看张学良究竟是怎样被“优待”的。
原来，张学良自从在南京受审、判刑、复又被赦免、但却必须“严加管束”后，便从此销声匿迹了。他是怎样被严管的？都关在什么地方？又是怎样熬过这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涯的？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个难解的谜。是的，他没有戴刑具，也没做苦役，可他过的却是无可置疑的囚徒生活，他活动的空间是比一般犯人大一些，但却是“划地为牢”，并不是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活动范围是有严格限制的。不妨这样说，对他的关押是表面宽松，如那时军统局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监视机构，连名字都动听得很，竟美其名曰“张学良先生招待所”呢！实际是防卫森严，处处戒备的。那时，对张学良的幽禁由军统局负责，是戴笠亲自掌握的。抗战胜利后，戴笠因飞机失事摔死了，这个“招待所”就由蒋介石直接控制，是从不松懈的。如在雪窦山时，他的住室、饭厅、前后院门都有人监视，“旅行社门口有武装宪兵，还放有步哨。雪窦山山麓修有一座亭子，名曰‘入山亭’，是登上雪窦山的唯一要道。在这里派有宪兵一班人，配合特务队四个警卫，一方面放哨，一方面对前来登山的游客进行盘查。只要有人上山，马上用电话通知山上，好叫山上加强戒备。在这种情况下，原来游客众多的雪窦山，就逐渐冷落了。”⑿
张学良的囚禁之地是常常变换的，但对他的看管却始终很严，不管到了哪里，也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一般都是层层设防，至少设立三道封锁线，实在是用心良苦。如第一道封锁线多由特务队担负，他们共有三十多人，全由军统特务组成，下分若干小组，组有组长，队有队长、队附。队长一职较稳定，长时间是由刘乙光担任；副队长常常变换。三十多岁，矮敦敦的个头，凶狠狡猾的刘乙光是湖南郴州人，早年他曾在浙江警官学校任教官，后任复兴社（军统局前身）特务处特务队长，是个所谓绝对忠于职守的特务。国民党的特务对结婚是有严格限制的，但他却倍受青睐，不但结了婚，还一直把老婆孩子带在身边。多年以来，他就是靠着这点本事，居然加官晋级，平步青云，一个当年仅仅是个小小的中尉的小军官，在不长的时间内，竟爬上了少将专员的宝座，其对张学良看管之严、“保护”（戴笠语）功勋之大，就可想而知了。
第二道封锁线是一个连的武装宪兵，他们的职责是站岗放哨，日夜戒备，原本也是比较固定的，但因为有一次，张学良在雪窦寺遇到了麻烦，被蒋介石得知，宪兵连很快便被调换，从此这第二道防线的部队就经常变更了。当然，当局之所以这么小心提防，与怕他们同张学良在一起的时间长了，会受影响，也不无关系。关于此事的起因和经过，在邵池翊的《雪窦寺囚禁轶闻》中有介绍。文内还谈了蒋经国在雪窦山与张学良的几次会见呢。他告诉我们：
一九三七年四月底，蒋经国由苏联携妻蒋方良、子蒋孝文回国。在南京晋谒父亲蒋介石后，即返溪口视亲生母亲毛氏夫人。五月初，登雪窦山游览，住在妙高台蒋介石的一幢三层别墅内。知道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将军住在雪窦山上中国旅行社内，就经过队长刘乙光的允许，偕妻子蒋方良到中国旅行社以子侄辈称呼谒见张学良将军（因蒋介石和张学良曾经结拜为兄弟，蒋经国理所当然为子侄辈）。蒋经国刚从苏联归来，目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对张学良将军的抗日爱国思想和行动非常钦佩。张学良将军与蒋经国的谈话中，主要是勉励蒋经国归来后，一定要在抗日救国的大前提下做好工作。相见时，刘乙光始终在旁不离，连张学良将军夫妇请蒋经国夫妇午餐时也不例外。在山上蒋经国与张将军先后见了三次面，耽搁四日蒋经国夫妇就下山了。
雪窦寺自驻宪兵后，就不准善男信女烧香拜佛及做佛事。但到了八月初，“西安事变”中在西安华清池为保卫蒋介石（蒋孝先实际是在临潼华清池捉蒋之前，在他乘汽车由西安返回华清池的途中被捕，并由于他曾经镇压过学生运动，有民愤，而在部分官兵没有请示张学良的情况下将他处死的，他没有参加华清池“保卫蒋介石”的战斗——笔者）被打死的侍从室少将侍卫长蒋孝先的夫人，带了一个同时被打死的蒋姓侍卫的遗孀，在雪窦寺大做佛事七天，超渡亡灵。因为蒋孝先是黄埔一期生，又系蒋家皇亲，故先已得到队长刘乙光的特别允许，驻在寺内的宪兵更无权阻止。佛事的规模相当庞大，在大雄宝殿内，十斤重的红烛高烧，撞钟击鼓，叩鱼敲磬，雪窦寺三十多名和尚，斜披袈沙，合什念经，一改平日肃静冷漠气象。张学良将军听到钟鼓木鱼声，和尚念经声，出于好奇，由中国旅行社到雪窦寺看看。哪知刚进庙走到大雄宝殿前的平台阶上，就被蒋孝先的夫人看见，她冲到张学良将军面前，哭哭啼啼要张将军赔他丈夫的性命，而且用手扯住张将军的衣服不放。随行的队附许歆和特工人员束手无策，又不便前去强拉。雪窦寺内驻的宪兵不少，也没人敢近前，张学良将军温和地对蒋孝先夫人说：“人死了不能复生，这一场佛事由我出资来超度。”并立即叫李副官回去拿五百元钱来交给雪窦寺和尚，才算解决。事后，刘乙光即电报蒋介石，诿过于宪兵，说宪兵没有防范好，才出了事。当下蒋介石电令宪兵司令谷正伦，立即派一连宪兵到雪窦寺调防。宪兵第八团第七连在南昌奉到电令后，在二日内赶到雪窦寺，将原来担任警戒任务的宪兵第八团特务连调回南昌（宪兵第八团特务连长陆文康，浙江永康人，中央军校七期毕业，原于一九三七年一月，随蒋介石回溪口休养担任警卫。四月蒋介石返回南京，张学良将军由南京迁雪窦山管束，就由该连担任警戒任务）。⒀
关于张学良出资“超度”蒋孝先这场风波，夏明曦还有新的补充，他说：
……一天夜里，蒋孝先的妻子袁静芝在寺里做佛事超度丈夫亡灵，张学良碰巧来到大雄宝殿观看。袁静芝见来者气宇轩昂，仪态不凡，便问知客僧这人是谁？和尚告诉她：是张学良。袁静芝听了顿时怒火中烧，一把揪住张的长袍衣角，一边哭，一边嚷，非要他赔她的丈夫不可。张学良被闹得摸不着头脑，忙问知客僧是怎么一回事。和尚见事情尬尴，只得骗张说：“她是一个疯子，是蒋孝先的妻子。她说，她丈夫被你的部下打死了，现在要你还他的丈夫来。”张学良听后笑着说：“人死了，哪能活，我也没办法。我看这样吧，她的这堂佛事费用，全由我来付清。”张学良替袁静芝偿付了超度蒋孝先亡灵的道场费用，这场风波始告平息。
解放后，袁静芝随女儿由溪口搬到宁波居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她曾任宁波市政协委员，直到去世之前，对祖国统一的大业至为关切。她在生前提及上述往事时，对于张学良将军当年那种豁达的气度，犹为之念念不已。⒁
在第二道封锁区域内，张学良可以出来走一走，但不能越过划定的范围，外人也绝不允许接近这个严密警戒的营垒。他们对张学良囚禁的地点是时常变换的。具体地址的选择，也都是煞费苦心的，他们不住大城市，连一般的小县城也很少光顾，而是专门选择人烟稀少之处，所以不是钻山沟，就是住到渺无人迹的深山古寺里头。这不是因为他们好静或爱好风光名胜，而是因为他们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总不愿让人知道；另方面，也是因为这样可以避开一切干扰，使警戒万无一失。
第三道封锁线，一般是在住的时间较长的地方搞。这便是派遣特务去充当囚禁张学良地区的地方官员，如县长、乡长、保警队副之类，以利于军政配合，在防范方面更加天衣无缝，无懈可击。他们还指派特务，参与地方上的通讯联络工作，控制电台，作为他们与军统局随时进行联络之用。
如此层层设防，禁锢得密不透风，犹不满足，还从精神上折磨他。据说张学良需要闭门读书，静以思过，所以还特地为他请了一位姓步的前清老进士，天天上山摇头晃脑地来给他“上课”，给他讲解四书五经，论说三纲五常。对这些老古董，对这种死气沉沉的说教，张学良实在厌烦，几次想“逃学”，可因为他是“奉命读书”，是委座的“关怀”，他怎能不奉陪如仪、洗耳恭听呢？
后来，张学良实在不愿学，陪他听课的特务也如坐针毡，不知听云，也巴不得早点“结业”，这位老先生倒还知趣，看到学生不欢迎，就来了个一去不回，这才算把张学良“解放”了。
据舜祁在《张学良在溪口的日子》里谈，中旅社的钱经理是个厚道人，他敬佩张学良将军的人品，所以在他被软禁在雪窦山这个时期，他对他在饮食起居等各方面都尽量提供方便，多方关照，他每次到上海等地办事，就帮张学良买些他需要的东西，有时还充当邮差，悄悄地为他传递信息。时间长了，张学良总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常对经理说：“你这么一个小旅行社，给我包下来，怎么过得去啊！”钱经理却不在乎，也总是乐呵呵地说：“没关系，有人付钱，你放心住着好了。”张学良还是于心不忍，有一次，又谈到此事，经理还是用上面的话作答，张学良却不同意了，并提出了他自己想盖房子的设想：“钱经理，我反复想过了，既然我短时间走不了，长期住旅行社，也不是办法，这样吧。我给你一笔钱，你在附近另给我造一幢房子！”说罢，拿出五百英镑，交给钱经理。钱经理起初有点犹豫，后来看他是诚心诚意真的要盖房，就在附近一个叫水涧岩的地方，给他建造了三间结实的楼房。房子竣工后，张学良提出搬迁，却被当局拒绝了。对此，他愤慨地说：“不搬也罢，我死也死在这里了！”⒂
搬迁的受阻，使他的痛苦更为加深了。为幽禁他一人，当局竟如此兴师动众，如临大敌，而他则不能越雷池半步，这哪里还是什么管束，明明是把他作为十恶不赦的罪犯在进行漫无止境的监禁，使他一辈子过着不死不活的囚徒生活，以泄私愤，这难道还不是明摆着的现实吗？
但后来，当芦沟桥事变爆发，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普遍展开时，张学良的情绪才渐渐有些好转。有一天，他甚至还一反常态，显得异常兴奋和激动呢。钱经理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还特别谈到：平常他总是在房间吃饭，那天他特地到餐厅就餐，并豪迈地对大家说：“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收复失地，以雪国耻，就是全国人民的抗日，现在这一天终于被我等到了，以后我即使死在这里，也心甘情愿了！”⒃
又过了一段时间，中旅社厨房突然起火，因这里没有水源，无法抢救，不到一小时，旅社房屋全被焚毁，张学良和那些监管人员只得移居雪窦寺内暂住。不久，日军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溪口已不是安全的地方，所以当局很快便下令搬迁，向西开拔了。
不过，对于中旅社的失火原因，在那时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多所猜测，议论纷纷，正如溪口张明镐所说的：“有人说，因张学良不愿久留山居，故意放火；亦有人说，个人被辱软禁，不愿留下这个历史污点，故意引火灭迹。其实这种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揣测之词，不能置信。”⒄那末，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据他说，原来，“奉化山民传统习惯，逢时逢节都要做些土制点心。是年农厉八月十六日，张学良出外闲逛，看到农民在吃米制发酵馒头，打听一下，才知道是当地人过节的习俗。而他一时好奇，回到别墅后，就出钱叫厨师大量仿制，预备分赠全体警卫人员。到了第二天，因蒸烧时间过久，烟囱旁的天花板炙热烧焦，一时引起火灾。时值深夜，监卫人员已多数入睡，待发觉后进行抢救，已措手不及。张学良在急迫中叫大家全力抢救四大箱书画，对其他用物，毫不介意，他还说，‘书画是花钱亦买不到的’。说明他对书画古玩爱好很深。”⒅
撰述此一资料的作者，是溪口人，据他说，他家距雪窦寺只有四公里，所述皆张学良的侍值员张宝顺及当时监视张的工作人员中的他的一些“奉化同乡”亲口讲给他听的，所以看来此说是靠得住的，讲的是实情。据此推断，中旅社起火当是阴历八月十七日夜，而在那之后，由于“抗日烽火已起，举国沸腾”，特别是，震动京沪的“八一三”上海抗战已经打响，当局还怎能让张氏在此久留，所以他“在雪窦寺只住了九天”，便又被特务押解离山，开始了更为艰难的动荡不定的囚禁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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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白竟凡、鱼汲胜：《对“蒋介石曾两度打算释放张学良”一文的考证》，载《党史资料通讯》１９８８年第４期。
①③　张魁堂：《身在禁中，心忧国事——张学良将军在奉化写的三封信》，原载《纵横》１９８３年第２期。
④⑤　赵春江、窦应泰：《少帅夫人》，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６月出版。
⑥　邱秀虎：《张学良将军被囚琐记》，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⑦　刘永路、吴国良、胡序文：《张学思将军》，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２月出版。
⑧　刘恩铭：《秘密囚禁中的张学良》，山东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⑨⑩⑾　肖涵：《西安事变中的四位女性》，载《名人传记》杂志。
⑿　邵池翊翊：《雪窦寺囚禁轶闻》，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⒀⒁　夏明曦：《张学良“超度”蒋孝先》，载《张学良囚禁生涯》，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９月出版。
⒂⒃　引自舜祁《张学良在溪口的日子里》。原载１９８５年８月１７日《团结报》。
⒄⒅　张明镐：《张学良被软禁在奉化溪口》，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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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仙岭·凤凰山
张学良自离开溪口后，便居无定时，时常搬迁。关押他的地方，若仅从名字上看，那都是很风光的，如什么黄山、萍乡、苏仙岭啦，桃花坪、凤凰山啦，以后还有什么阳明洞、麒麟洞、小西湖啦，等等。不知底细的人，也许会认为，这过的不是云游四方、逍遥自在的日子吗？实际真要这么看，那就错了。这样的东奔西走，一路舟车之苦不说，这些古迹名胜，在那时因为战乱，年久失修，亦大都是断壁残垣，满目荒凉。就说张学良一度幽居的郴州苏仙岭吧，就是个渺无人烟的地方，那里虽然也有些名胜古迹，但却园林荒芜，路断人稀，那萧瑟的寒风，冷清的寺观，象幽灵一样的哨兵、密探，这一切不仅大煞风景，而且仿佛置身于寒气袭人的冰河狭谷，使人窒息。邹云峰说：
当时的郴州，瘟疫猖獗，满目疮痍，人称“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患疟疾）”。苏仙岭此时也只有“湘南胜地”虚名，山上树木凋零，寺观梁折柱斜，除了几个出家人之外，游人十分稀少。张学良将军被关在山顶苏仙观大殿东侧的一间厢房里，荒岭破观，环境凄凉。
苏仙岭地势较高，从山上到山下约二华里，当时只有一条石板路上下，张学良将军仅能每周乘坐小轿子下山一次，与软禁在城内的赵四小姐会面。风华正茂的张将军，此时犹如受缚的大鹏，空有一腔报国的凌云志！据守观人回忆，他烦闷难耐，经常借酒浇愁，有时还借枪朝窗外一株大桂花树连连射击，以泄满腔怨恨。如今，这株桂花树还在，每年金秋时节依然香飘满山，树身的弹痕还依稀可辨。传说张学良将军当时还曾在苏仙观住房内的墙壁上题词，其中有“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的句子，可惜这题词没有保留下来。我想也许这并非确有其事，而是人们对将军当时处境和心情的描述吧！①是的，张学良被囚禁在苏仙岭的这个时期，他的精神是很苦闷的，因为他自从１９３７年秋离开溪口后，就一直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军统局的特务们唯恐走漏风声，稍有差错，他们担待不起，所以带着张学良夫妇数度搬迁，东躲西藏。有着杀父之仇、失地之恨的堂堂爱国将领，竟然整天枯坐赋闲，幽居深山，他哪能不满腔怨恨、愁苦不堪呢？上述邹云峰所谈事例，也是有力的明证。不过，讲那时张学良每周坐小轿下山与软禁在城内的赵四小姐会面，似有误。不错，在张学良被囚禁的初期，于、赵二位女士是曾分别前往溪口伴狱的，但后来主要是于凤至陪伴，赵四小姐则去了香港，几年后是因于凤至患病，急需出国就医，才由赵四小姐代替，而那已是１９４０年春天的事了。
不过，时过境迁，张学良在苏仙岭的时候，已不同于溪口。那时家属可以陪伴，有些友人和同事在获得批准后也可来看看他，而来此之后，就以所谓战争时期情况特殊为名，将这些待遇全部取消了，随行的夫人于凤至与他也被强行分开。那时张学良在山上，住在苏仙观，于凤至则被软禁在城内一戒备森严的独门小院里，不能外出，外人也不许入内，形同囚徒。
那时，这一切都保密，对外，那更不消说，就是对张、于，最初也密而不宣，“汉卿！汉卿！你在何方？为妻跟着你，就是为了照顾你、陪伴你，可如今为什么让我们分离？”于凤至最初不知丈夫下落，愁得哭了起来。
张学良被关进城外苏仙岭上的苏仙观后，也一直思念着于凤至，她究竟到哪里去了，他也不知道。问刘乙光，他不是支吾其词，就是避而不见。张学良在古老寺观的一间房子内，整天闷坐呆立，默默无言，陪伴他的只有窗外那株苍劲挺拔的百年桂树和哀怨、低沉的阵阵松涛。
笔者为弄清这段史实，作了些调查，从目前看到的记述张学良囚禁生涯的为数较少的资料和作品中，也大都谈到那时在郴州伴狱的是于凤至，不是赵四小姐。不过，那时她身体已很衰弱，时常发烧，然而为了减轻夫君的痛苦，她仍带病相随，勉力支撑，这都是事实。但有的说在苏仙岭的时候，她曾邀张将军同游白鹿洞、三绝碑，并感怀身世，边走边谈，无限怅惘等。作为文学作品来说，这样写当然无可厚非，作为信史或传记来看，就显得欠妥，因为实际上在那时并无这样的可能。当然，在特务的监视下，张学良由于激愤难平，在一个乍暖还寒的午后，曾外出散步，观看了白鹿洞、三绝碑，并引起许多感慨，那倒是实情。
那是一个大地笼罩着一片愁云惨雾的午后，张学良在特务们的“护卫”下，沿着据说有一千七百六十级的石板小路，缓缓步下山巅时，在岭衅的一个僻静的地方，忽然看见一处由于长期风雨侵蚀而显得斑驳灰昏的绝壁断碑，他上前仔细察看，只见悬崖绝壁下有洞口，原来这里就是著名的白鹿洞了。张学良为好奇心所驱使，快步走到洞口前，细观碑文，只见在那光滑的石壁上，有镌刻得极为工整的北宋词人秦少游的《踏莎行·郴州旅舍》词文，内云：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据说，“这首情景交融的词，由北宋著名书法家米元章书写，又由苏东坡题跋，堪称词绝、文绝、书绝，所以后人称之谓“三绝碑”。……这首诗是秦观（即秦少游——引者）于宋绍圣四年在郴州所作，当时他与苏东坡是好友，由苏东坡荐于朝廷，官至太学博士兼国史院编修官。后因章惇当权，排斥异己，使他屡受贬谪。这首《踏莎行》就是秦观被贬到郴州，倾吐自己凄苦失望的心情，流露出他对当时党争激烈的幽怨和悲哀。”②
含冤莫白、身不由己的张学良，读罢此词，联想到自己的悲惨遭遇，引起强烈共鸣，以致发生“经常借酒浇愁，借枪朝窗外一株大桂花树连连射击，以泄满腔怨恨”的事，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另据有的作品介绍，那时在郴州还曾发生不久前由西安移驻郴州的炮兵旅的一些东北籍官兵，因偶然发现张将军被囚于苏仙岭，想前往看望，竟被打伤，以及后来准备劫狱的事，这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可以看作是传奇故事，不一定全是事实。但在那时，张学良曾经遇险，曾经被人认出，而且那认出了他的相貌的，的确是原东北军的军官，以致引起一场虚惊，并终于提前离开此地，倒是确有其事的。那次在郴州城内，他是遇到了一点麻烦，幸而没有成为事实，只不过是一场虚惊，不然的话，还真不知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呢！
原来，１９３８年２、３月间，有个炮兵旅从外地调来郴州，在这个部队中有些中级军官是从东北军改编过来的，他们对张学良仍然非常怀念和尊敬，据说，他们在得知张学良被囚于姑苏岭后，准备武装劫狱。特务队的刘乙光等人闻讯大惊，很快将张学良等转移到湖南永兴县油榨树镇一所小学校内，以避风险。
其实，这是一场虚惊。所谓武装劫狱，显系一种猜测和谣传。据邱秀虎回忆，事情的真相是：张学良在郴县时，有一天，他“要下山到城内去洗澡。照例是刘乙光陪同，十二个警卫随行。刘与他在街上并肩而行，我们则尾随于前后左右。行至途中，突然有一个佩戴国民党炮兵中校领章的军官，迎面而来，发现张后，立即向张恭敬地立正敬军礼。但张非常镇静，若无其事地走自己的路，未予还礼，也不与那个军官谈话。可是当时却把我们吓得手足无措。这里怎么会有人认识他呢？而且还是个炮兵中校！到了浴室门口，先派人联系，然后向张、刘汇报说：‘今天盆浴等候的人太多，不会有空。’事实上，我们是惟恐出事，有意扯谎，只希望张赶快回到山上去。张笑了一笑说：‘那就改天再来，我们回去吧！’
“他们回去了，我留在城中。刘乙光要我去找军统驻城内的邮检员黄静宜联系，追查向张敬礼的那个军官的一切情况，并要汇报。我找到了黄，告知情况，他立即与我去找彬州专员公署中校联络参谋曹某。曹是军统特务派驻专署搞情报的。经过我们三人的调查了解，才知道国民党有一个炮兵独立旅刚由外地调来郴州。下辖两个炮兵团。在这个旅中，有二、三个中级军官是由东北炮兵部队改编过来的。那个向张敬礼的军官，就是东北军改编过来的，现任这个旅的炮兵团中校副团长，毫无疑问是张学良东北军的旧部。情况弄清以后，我与黄立马上上山向刘汇报。刘听了以后，非常着急，马上召集队附许颖、宪兵连长童鹤年以及我和黄静宜参加的紧急会议。他说：惟恐这军官知道张住在苏仙岭，了解我们的力量，采取突然行动，他们的枪和人比我们多，此地又无救援，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得了。大家议论一下，最后决定将这一情况报告军统局。但估计军统局也不会很快指示，所以一方面用电报请示，一方面加强警卫戒备。当晚由宪兵连增加岗哨，特务队也在庙门口附近增加游动哨。但大家惊恐的情绪并未消除，只愿晚上不要出事。”③
他谈的这些情况虽然不是很全面，但还是比较客观、比较真实的，这件事是有那么一点影子的。但因为张学良在郴县住的时间较短，很少与外界接触，加之对他的监禁是严格保密的，所以那位炮兵中校在县城与张的相见，纯属偶然，其他情况他是完全茫然的；而且，他早已脱离了东北军，这时的东北军实际已经被解散，他是孤单的，怎么会去劫狱呢？但特务队的确紧张了一阵子，除了干部会议外，还向全队作了紧急动员。另据张学良的私人医生滕蔚萱谈，这件事以及特务们的策划，张学良当时是不知道的，他身边的副官也都蒙在鼓里，他本来也是不可能知道的，只是因为他与特务队的一个特务小组长较熟悉，是他悄悄告诉他的。他还谈到，特务们曾经暗地里决定，万一有武装劫狱之事发生，他们就把张学良等人统统打死，一个不留。还特别关照他说，你如果听到枪响，不要出来。并一再嘱咐他，此事务必保密，绝对不要向外人透露，否则，我的性命难保。滕医生提起此事，至今仍很愤慨地说：“我想象张学良将军这样有影响的人物，如他们没有奉到有大权的人物的指示，怎么敢如此胆大妄为？幸亏后来这件事没有发生，若真发生了，那张学良将军还真是性命难保呢！”④
这时，内地处于华北、华东和华中的国民党正面战场，继轰动一时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之后，又进行了武汉和徐州两次大会战。中国军队虽都投入大量兵力，广大爱国将士也英勇杀敌，与日寇激战数月，但由于当局低估了日军的决战能力，再加上军事布署方面也存在缺陷，所以徐州、武汉还是相继沦陷，致使南方的局势也紧张起来。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到１９３９年Ｉ２月，张学良又移居湖南西部沅陵县的凤凰山。此山距城二里，景色秀丽，张学良早年在此奋笔疾书题写在寺内墙壁上的《自感遗憾作》一诗和他的一张半身军装像，已被作为重要的历史文物复制出来，并悬挂在张学良旧居凤凰古寺的送子殿中央，以表达人们对张学良将军的怀念。
张学良初来凤凰山时，除特务队外，还有一个全副武装的加强连押送，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对他的监管更严密了。
那时，他整天被关在凤凰山山顶的凤凰寺里，没有行动自由。但总呆在山上，也怪憋闷人，经张学良要求，后来稍稍放松了些，他可以下山了，可以在被监视的情况下在附近走一走，看一看。不过，那时，他对松柏苍翠、险峻挺拔的凤凰山的美景并无多大兴趣，倒是乐于到山下的村镇里去察看民俗、民情。他见到老乡，总是热情地打招呼，问寒问暖，关心群众疾苦。在天热的时候，他有时也爱到清澈见底的沅江里去游泳，与乡村的孩子们玩耍，以分散自己的精力，减轻精神上的痛苦。他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对于直接或间接与他有过一些接触、或帮他做过点什么事的士兵和附近的群众，他总是念念不忘，并以礼相待的。但是，在最初，人们对于这位不明身份的贵客，还是颇有些神秘感的：
“凤凰寺里住了个大人物？”老百姓纷纷议论着。他们想，“贵人福像”，大人物一定相貌不凡，是一个令人见而生畏的人。那知过不几天，大人物下山来了。他走进山下的村子里，这里看看，那里问问，开始人们不敢和他说话，只是痴呆呆的站在一旁哑看。然而大人物却十分和蔼，满脸堆笑，不断地用北方口音的言语给人打招呼。见到年长的，便说：“你这个老头儿干什么去？”见到年青人便问：“小孩子从哪里来的？”没有一点架子，老百姓感到有点奇怪。又见他主动找农民谈话，问眼前这些庄稼是怎么种的，今年的收成如何，这些农具如何使用？等等，他这样平易近人，农民也敢问话，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他笑着说：“我姓张，你们以后叫我张老板好了。”
将军在凤凰山期间，最大的乐趣是钓鱼。然而，钓鱼对他来说又很陌生，好象让他抓条鱼比在战场上夺个城市还难。
凤凰山下那一湾碧澄的江水，舔着凤凰山脚下的岩石奔流东去。江的两岸有数不清的渔翁，垂钓江边，乐在心田。将军被这种情景迷住了，决定下江钓鱼。开始，鱼儿总是避开他的钩子。“整日坐岸钓空垂”，可是将军并不灰心。一天，他在江边南门码头上，遇到了钓鱼行家田胡子。田胡子是个心地善良的热心人，见将军如此爱好钓鱼，便热情向他介绍钓鱼经验，赠他一套钓鱼工具，每天提前为他准备好鱼饵。从此，两人便成了江边好友。
……夏天，沅江两岸的人民素有游泳的爱好。将军到这里后深受影响，决心学会游泳。他用一个汽车内胎作救生圈，身体卧在圈内，手脚不停地划动，开始先在浅水里游动，后来逐渐向深水中畅游了，因此，兴趣越来越浓，差不多每天下午都到水中一游。将军不但自己爱游泳，而且积极倡导群众游泳，组织游泳比赛。他派人到邻近的沪溪县未蒲市买回许多最好的西瓜。在比赛那天，让参加竞赛的人站在岸边排成一条线，将西瓜用船运到江心抛下，枪声一响，百浪翻飞，各显神通，谁夺得西瓜就奖给谁，游泳竞赛活动开展得特别活泼。
将军很关心群众疾苦。有一天，他在凤凰山下钓鱼。碰见山后一个叫高应欢的农民也在那里用鱼网捞鱼，便聊起天来。他了解到高应欢家中人口多，生活困难，老母久病在床无钱就医，马上掏出三块银元，送给高应欢。高应欢说什么也不肯要。将军好言相慰，硬要他收下。高应欢激动得热泪盈眶。这件事，至今仍传为佳话。
……一九三九年端午节，将军感到寺里生活太单调了，便说：“屈原是死在江里的，我们应该到江边纪念他。”
于是，让副官将做好的饭、菜，都挑到山下杨少全家门口的禾场坪里摆好，临江凭吊忧国忧民的伟大诗人屈原。
一九三九年农历五月一个夜晚，沅江上游，下了一场大暴雨，不少房屋被冲垮了，田地被淹没了，还有不少人畜被洪水冲走。黎明即起的将军，站在望江亭上，见此情景，非常着急，想法动员沿江有船只的群众，先救人后捞物资，救得一人，奖银元五块，群众听说是将军号召救人，都积极响应，大家齐心合力，搭救灾民，只两个多小时，就使十多个灾民脱险。灾民们家破人亡，苦不堪言。将军又解囊相助，帮助重建家园，表现了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⑤
家离凤凰寺不远的黄忠义，还谈了他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
四十六年前，我家住在离凤凰山只有一里多路的黄家冲村。那时候我才二十五岁。记得那是一九三九年四月的一天早晨，早饭后，我准备下地干活，刚出门就碰上一个穿军装的年轻的士兵，他向我打着招呼：喂，老乡！你是这个村里的吧？我们凤凰山上的张老板，请你们找两个人，给他鱼池里去车水。
我听他这么一说，心想真倒霉，怎么会碰上这样的差事，当我正在犹豫的时候，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士兵，好象看出了我的心事，便自我介绍说：我是张老板的号兵，你不要害怕，我们张老板对人可好啦！你去找个人一起给张老板车水，他会给你们付工资，不会使你们吃亏的。
我没办法，只好找我叔叔黄昌富一起商量，我们稍准备了一下，就抬着水车上凤凰山去了。
上山后，号兵当即把我们带到鱼池边。我一看，这个鱼池并不大，是用人工挖出来的。我们架好了水车，就拼命地干了起来，我叔小声对我说：“我们快些干，把水车干了马上就走，免得他们找麻烦。”我们约摸干了三个来小时，就把池水车干了，赶忙收拾好水车，也没向那个士兵打招呼，就走了。那料刚走到半山腰，号兵叫住了我们，接着就赶到了我们的面前，给我们解释说：我们老板有一个脾气，凡是给他干了活的人，必须请他吃饭，不然他会不高兴的。经号兵一再解释，我们盛情难却，只好返回。号兵把我们带进凤凰寺厨房旁边的一个小屋子里。只见屋里摆着一张小方桌，桌上摆放着一大碗新鲜猪肉炒辣椒，还有一盘炒鸡蛋，一盘红烧豆腐，外加一个小白菜。吃过饭后，又给我们付了工钱。从那以后，张老板经常派人叫我们给他干点零活，慢慢也和山上的宪兵都混熟了。
我在凤凰山经常看到一个身穿灰色中山服的壮年人，他身材魁梧，很少说话，他举止言谈就象个“大人物”。有一次号兵悄悄告诉我，他就是经常请你上山的“张老板”。
据说，张老板心情烦躁的时候，常爱泡咖啡喝，时而打打网球，有时也喝点酒解闷，一次，他竟在凤凰山附近的南岸小酒店喝醉了，惹得大家一阵好找才找到他。
张老板在凤凰山一大乐趣，就是爱钓鱼消遣。他经常漫步到山脚河边垂钓，有时没钓到鱼，也得买一条鱼挂在钩上。有一次他去河涨湖钓鱼一无所获，他就买一条四斤多重的鳜鱼挂在自己的钓钩上，放在河里观赏。
一九三九年秋天，号兵叫我上山有事，去后才知道张老板要离开凤凰山了。记得有一天，天刚蒙蒙亮，凤凰山的人马动身了，我挑着张老板两只精制的小木箱，怀着依恋不舍的心情，跟在张老板一行人的后面。当时我看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张老板走得很慢，时而回头望望，好象舍不得凤凰山似的。我迈着沉重的脚步跟在后面，一直把张老板送到凤凰山脚下上了船。
后来我才知道张老板的真实姓名就是著名的爱国将领张学良。如今回忆往事，叫人难以忘怀。⑥
另据报道，为纪念张学良将军对促成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所作的贡献，张学良居住过的凤凰寺，如今已整修一新，将军的照片和他题写在凤凰寺内的诗，均已复制出来，供人观瞻。此处在“文革”中遭到破坏，但张将军和夫人当年常常登临的观江楼，如今经过重建，又恢复了昔日的容颜。姜宏顶说：
一九三八年，湖南省沅陵县县长王潜恒为张学良将军修建的观江楼，已在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前夕重建竣工。
这座气势雄伟的观江楼，分楼上楼下两层，此楼系张学良将军被南京当局从郴州苏仙岭辗转迁移到沅陵凤凰山以后，时任湖南沅陵县县长王潜恒先生专为将军修建的。当时，张学良将军与赵四小姐常常登楼远眺，以此来排解内心忧愤。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张学良将军离开沅陵转押到贵州修文以后因无人管理，年久失修。“文化大革命”中，更遭损坏，荡然无存。为纪念张学良将军，湖南省沅陵人民政府从一九八二年起拨款修复张学良将军旧居凤凰山并重修观江楼。⑦
这件事办得好！而且也再次证明，大凡情操高尚，誉满人间，真正为人民作出了无私贡献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并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崇敬和怀念之情。不过，说那时与张学良在一起的是赵四小姐，则显然是弄错了，实际是夫人于凤至，有张学良诗为证：
卿名凤至不一般，
凤至落到凤凰山。
深山古刹多梵语，
别有天地非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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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邹云峰：《张学良被囚苏仙岭》，原载１９８４年７月２１日《团结报》。
②　刘恩铭：《秘密囚禁中的张学良》，山东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③　邱秀虎：《张学良将军被囚琐记》，原载《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
④　引自滕蔚萱回忆资料。邱、滕两位当事人所谈的张学良在郴州的这场虚惊，存在着某种误会，这是不消说的，但东北军部分军官曾打算营救他，则并不假，据陈正舜《一次鲜为人知的营救张学良行动》（《团结报》１９８８年６月）一文介绍，１９３７年１月中旬，当时地处杭州笕桥的中央航校中的原东北军空军官兵对得知张学良将军已由南京移至溪口关押“十分动心”，密谋救张。３月中旬一天，沈克昌（航校副校长），清晨三四点钟，以春游为名，率一二百人分乘几辆卡车直驶雪窦山，以拜望老长官名义见到张学良提出请他同他们一起速返笕桥，转乘容克机（张原专机，冯等已暗中修好）径飞香港。张不允，但深受感动。冯等见张不走，而且时间紧迫，行动起来风险也大，只得敬请老长官珍重。临别，张亲书一横幅相赠，勉励他们多多为国尽力。
⑤　钟玉如：《万里碧空孤影远》，原载１９８６年１２月《西安今古》。
⑥　黄忠义：《回忆张学良在凤凰山》，原载《西安晚报》。
⑦　姜宏顶：《张学良将军观江楼重建竣工》，原载《西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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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香自苦寒来
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对日寇的进攻曾奋勇抗击，如华北的忻口战役和华东的松沪抗战，以及台儿庄战役等，都打得好，涌现了一批可歌可泣的爱国将士，表现了中华儿女崇高的民族气节。但由于长期不抵抗主义的影响和缺乏充分准备，加之有些将领拥兵自重，但求自保，甚至不战而退，终于造成严重的危机。仅半年光景，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山东各省相继沦陷。日寇气焰嚣张，咄咄逼人，战争有继续扩大、并向长江两岸、特别是华南蔓延之势，所以被囚的张学良夫妇，在监押人员的驱赶下，也不得不疲于奔命，饱尝颠沛流离之苦。原本患病的于凤至，哪里能经受得住这番折腾，再加上特务的刁难，精神的忧郁，所以病势一天比一天严重。因为她患的是乳癌，急需手术治疗，经张学良再三要求，当局才同意让于凤至出国就医，而改由赵四小姐陪伴，以照顾张学良的生活。
这件事说来简单，按人之常情来讲，似乎也是理应如此，不该再有什么麻烦。但要通过戴笠，他要是从中作梗，事情就难办成。还倒好，这位以冷酷无情著称的军统局长这回没有阻挡，张学良的要求获准了，原来张、戴之间还有点交往，矛盾是有，但还不是那么水火不能相容。赵云声说：
戴笠此人虽阴险狠毒，杀人不眨眼，但他和张学良的关系一直不错。过去，蒋介石为了拉拢张学良，组织“四维学会”时，戴笠曾是张学良的下属，但张学良从不以上司自居，而是坦诚相待，把他视为自己的朋友。因有这层关系，所以在“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当宋美龄飞往西安时，戴笠才敢陪同前往。可是，他一下飞机，西安的士兵就将他解除了武装，没收了他的手枪。宋子文、宋美龄和端纳，都没有被搜查，而独独他戴笠被缴枪解除了武装，这对于堂堂的军统局长来说，不能不感到难堪。一进城，他便跑到张学良的官邸诉说委屈，张学良一听哈哈大笑，随即解开衣带，将自己的手枪摘下来送给了他。张学良一面递手枪，一面开玩笑似的问：
“你这个军统局长是怎么当的？我西安发生这么大事，你竟一点也没得到情报？”
戴笠脸一红，讪讪地说：
“我哪敢搞你的情报！再说，我也没想到，你会来这么一手！”
这话，虽是戴笠的解脱，但从中也可看出他们关系之亲密。这次，张学良准备送蒋介石回南京时，戴笠也是保人之一，由他担保张学良的生命安全。
因有这些前科，所以戴笠对张学良一直惧让三分。这次，对于张学良当面提出的让于凤至出国就医的请求，他当然不好拒绝。至于要求改换赵四小姐来替代，戴笠虽说嘴上也满口答应，可他心中却暗自思忖：赵四会来吗？
戴笠非常清楚，赵四现今在香港生活得很舒适，有豪华的房舍，有可观的财产，而且今年她刚刚二十七岁，青春美貌，她干么要放弃这富贵财产，跑到你这穷山沟里来呢？人生在世，图的就是享乐。她当年从天津私奔关外，是因为那时你张学良是权倾朝野的少帅，风流倜傥，炙手可热；而如今你已经成了一文不名的囚徒，她干么要抛弃自由，来陪你囚禁呢？
戴笠的脸很长，人称马相。此时这张马脸上浮起了一层奸诈狡黠的笑容，意思是说：如果她本人不来，恐怕就不能怪我戴笠了！……①
戴笠的破例恩准，不管是从什么角度出发，对于孤苦的张学良来说，毕竟还是福音。但这位有“杀人魔王”之称的戴某的所谓赵四不会舍弃富贵和舒适生活而跑来陪张，则就想错了；同时，也更不是象他所说的，赵四小姐当年之所以“私奔关外”，主要是为了金钱与权势。不，不是的。从赵四小姐当时的家庭环境和她的品德看，这些她是并不在意的，她所钦佩和仰慕的主要的还是少帅张学良的光彩照人的风采和人品！如果仅仅是为了荣华富贵，如果她是个朝秦暮楚和贪图享受的人，也就不会在张学良最潦倒、最困难的时候来到他的身边了！是的，她很清楚，此一去，还不仅仅是抛家别子，不仅仅是要过艰难、愁苦、屈辱和冰刀霜剑般的生活，而且她为此作出的牺牲也绝不是一年半载，不是短时间的，这很可能将是终身性质的，她要献出的甚至将是她的全部的身心、青春和生命。但为了她所深爱着的亲人，为着一位为了国家和民族忍辱负重、甘愿把牢底坐穿的一代英姿人杰，为了使他能稍稍减轻一点心灵上的痛苦，她认为这牺牲是值得的，是很有意义的；再说，让他孤苦零丁地在囚系中苦度春秋，她也不放心呀。所以，那时她虽然在香港有房产，儿子年幼离不开她，可一想到孤苦无告的张学良希望她能和他在一起时，她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把儿子送到美国，托友人抚养，然后便星夜兼程地来到张学良身边。
一对恩深义重的患难夫妻终又久别重逢了，二人相见，都不禁感叹唏嘘，悲喜交集。
“汉卿，让你受苦了……”赵四小姐原本有很多话要说的，可是只说了这两句，就哽咽难言了。
张学良也很伤心，他同样也是有很多话要对赵四小姐讲的，可是此刻却是纵有千言万语，也不知从何说起，他只是悔恨地说：“唉，都是我不好，当初没听你的忠告，才落到这个地步，使你也受到牵连。霞，我不明白，我扪心自问，待人不薄，也没干过什么亏心事，可我怎么总是遭人忌恨，自己也常吃苦头呢？”
“不，汉卿，主要责任不在你，你不要这么想。”对于这些不愉快的往事赵四小姐本不想再去谈它，但听张学良这么说就再也无法沉默，因此说道：“那是别人气量狭小，怎么能怪你呢？如果说有时你也有失策之处，那我看还是你把政治斗争看得太简单，而不晓得它的无情，有时还是水火不容、极其残酷的，以你年轻气盛的少帅，与一心怀叵测反复无常的人共事，哪有不吃亏的呢！”
“是啊，估计不足，估计不足，”张学良赞同地连声说，“当年周恩来也曾经谈到过政治是钢铁般的无情，放蒋是为了合作抗日，亲送则大可不必。可那时我却听不进去，也正如你所说的，我吃亏就在于不懂得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在于看错了人，也过于自信，总觉得自己襟怀坦白，开诚布公，言必信，行必果，别人也会这样对待我的。”
“问题就在这里。”赵四小姐直截了当地说：“信义是要讲的，但还要看对象；人心换人心，好心有好报这类话，也是常听人们谈起的。但也有另一种经验之谈，这就是被有的人奉若神明的曹操的所谓‘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不是还有‘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这样的俗谚吗？不能光看他讲得好听，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对那些伪善者来说，好心会被认为是软弱可欺，是得不到好报的，你没听人讲过那个农夫和冻僵了的蛇的故事吗？……啊，看我，说起这些来就没个完了，我们刚见面，不谈这些了，我最不放心的是这几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现在身体怎么样？”
张学良叹了口气，满怀忧愤地说：“身体还可以，不过毕竟年纪不饶人，不如以前了。”
“那末精神呢？还总那么想不开吗？”赵四小姐什么都想了解。
“啊，你问这个，叫我怎么说呢？”张学良苦笑着说，“精神上的苦闷总是难免的，自由的丧失一直在我心中留下难以抹去的伤痕。可是事物在运动，在不断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事会慢慢变得淡漠起来。人不能总在痛苦中生活，当一种痛苦被一个人逐渐消化了之后，他的思想就会升华，胸怀就会旷达一些，意志也会变得更为坚强些，你说是不是这样呢？”
赵四小姐点点头，感动地深有同感地说：“人生的旅程是艰难曲折的，所谓一帆风顺、青云直上、官运亨通之类，都是一些善于投机钻营者的为人之道。为了坚持正义，就要作出牺牲。这样的事，可以说是从古至今，概莫能外，有道是：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绔袴少伟男。这看来还真是经验之谈呢，汉卿，你说这话有没有道理呢？”
“嗯，有道理，有道理。”张学良极表赞同，他觉得赵四小姐所说的正是他想说而未说出来的话，她真不愧为自己的知音，所以感慨地说：“这不仅有道理，而且我看颇有见地，古人还讲过一句话，叫‘好事多磨’，也含有这个意思，这不是随随便便讲出来的，而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啊，从刚才谈话看，你好象言犹未尽，一定还有些想法吧，请继续谈下去。”
“是的，现在我有这样的体会——”赵四小姐沉思了一会，又接着说：“人们常讲，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又说，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二者相辅相成，看来不无道理。真的，许多事常常是变幻莫测，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不是自己就听天由命，无所作为呢，那也不是。就说灾祸和不幸吧，谁也难以完全摆脱，但对待它的态度，却有不同：是一蹶不振，悲观厌世，郁郁以终呢；还是处之泰然，豁达大度，从痛苦的泥潭中拔出脚来，自己开拓阳光明丽的生活？显然，我们要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你说得很对，人不能总在痛苦中生活，人是应该讲情操、讲气节的。遇到不幸和灾祸逆来顺受，与世浮沉，听之任之，是不好的，应竭尽全力去抗争，但当一切努力都无效，损失已经无法挽回时，就应当旷达一些，超脱一些，我不是说看破红尘，与世无争，麻木不仁，而是说要自强，自重，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有广阔的胸怀，要有崇高的精神境界。逆境与磨难是可以锻炼人的意志的。古人云：‘疾风知劲草，路遥识马力；又云：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励出’。讲情操、重气节的人，就该这样啊！”
“嗯，是这样的，这些格言很深刻，有哲理。”张学良激动地说。机灵、敏锐、有着丰厚的文化素养和才女气质的赵四小姐的到来，使他分外高兴，话也格外稠了。他默默地凝视着虽经战乱、然而容颜的端庄、俊俏、温柔仍然不减当年的赵四小姐，象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又兴致勃勃地说：“霞，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过去仿佛听你说过，你在天津上学的时候，爱好读书，特别喜欢看文学方面的书，崇拜古往今来的英雄豪杰，是这样吗？你大概还记得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过零仃洋》吧？那读起来多么激动人心呀！我常常这样想，如果有一点压力就卑躬屈膝，别说气节，就连作人的最起码的尊严也都丧失净尽，这是最没有出息的，即使活着，又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看还是文天祥说得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啊，好诗，好诗！堪称千古绝唱。看来这两年你读了不少的书，对诗词也颇有研究呢！”赵四小姐高兴地说。“唉！研究还谈不上，只能说是刚刚入门，稍有心得。”张学良叹了口气，感慨万端地说：“这也许是与我的处境有关，读古代和近代的好的诗词，常常使我产生共鸣，给我以生存和前进的勇气与力量，秋瑾女士的《宝刀歌》写得不错，这你读过吗？”
“《宝刀歌》？啊，读过，读过！”赵四小姐听他提到秋瑾，感到格外亲切。因为秋瑾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是她素来崇敬的英雄，所以她回忆说：“记得这诗是她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写的，当时流传很广，我在上中学时还能背诵呢，现在因为久不温习，可能记不全了。”
“是吗？你也爱读《宝刀歌》，这太好了！”张学良喜形于色地说：“霞，看来我们不仅有缘，连志趣也十分相投啊！来，来，让我们把这首诗再来读一读吧。”说到这里，张学良沉思片刻，便与赵四小姐一起，实际是以他为主地共同吟诵道：“汉家宫阙斜阳里，五千余年古国死。一睡沉沉数百年，大家不识做奴耻。忆昔我祖名轩辕，发祥根据在昆仑。辟地黄河及长江，大刀霍霍定中原。痛哭梅山可奈何？帝城荆棘埋铜驼。几番回首京华望，亡国悲歌泪涕多。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江山又赠送。白鬼西来做警钟，汉人惊破奴才梦。主人赠我金错刀，我今得此心雄豪。赤铁主义当今日，百万头颅等一毛。沐日浴月百宝光，轻生七尺何昂藏？誓将死里求生路，世界和平赖武装。不观荆轲作秦客，图穷匕首见盈尺。殿前一击虽不中，已夺专制魔王魄。我欲只手援祖国，奴种流传遍禹域。心死人人奈尔何？援笔作此《宝刀歌》。宝刀之歌壮肝胆，死国灵魂唤起多。宝刀侠骨孰与俦？平生了了旧恩仇。莫嫌尺铁非英物，救国奇功赖尔收。愿从兹以天地为炉、阴阳为炭兮，铁聚六洲。铸造出千柄万炳宝刀兮，澄清神州。上继我祖黄帝赫赫之威名兮，一洗数千数百年国史之奇羞！”②诗一背完，赵四小姐就抚掌称赞：“啊，好记性！好记性！
背得一字不差，看来这几年你真用功呀！”
“哪里，哪里。”张学良微微一笑，说：“我不过是敬仰这位女中豪杰。她的诗，总是激越昂扬、充满爱国主义精神。而且，她是很有才华的，不光诗写得好，也善于填词，她有《鹧鸪天》一阕云：“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③“好词，这词填得太好了！”赵四小姐感动地说：“秋瑾是因为起义失败被满清政府杀害的，先葬于杭州西湖，因清廷掘塞，改葬湖南。光复后，才又重葬于西湖之滨。据说她的好友徐自华曾写过一些悼念亡友的好诗，这你还记得吗？”
“记得。”张学良的记忆力强得惊人，经赵四小姐随便一提，他竟当场诵念道：“年年风雨惯悲秋，今岁秋风散尽愁。郢唱一声天下和，居然光复旧神州。还有：秋风秋雨起战尘，胡尘吹净扫妖氛。剧怜革命成功日，立马吴山少此君。”④由于久不相见，会面后所谈的又都是充满哲理和诗意的话题，所以都由衷地感到格外的亲切、温暖，并从中获得了有益的启迪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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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云声：《赵四小姐与张学良将军》，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０月出版。
②　此诗原载何处不详，现引自许涤新著《百年心声》一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３月出版。
③　引自秋瑾词：《鹧鸪天》，出处同②。
④　引自秋瑾诗：《悼璿卿》，出处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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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看星斗正阑干
由于日军节节逼近，国民党军队多抱不抵抗主义，凤凰山不再是安全之地，特务队奉命将张学良转押往贵州修文县阳明洞，张学良又不得不搬迁了。
贵州修文的阳明洞，在县城以北的龙岗山，离修文县城五里，山不算高，却林木茂盛，风景优美。阳明洞不是人工开掘的，而是一座天然的宽阔明亮的洞穴。有趣的是，这里面还有些自然形成的石桌，石凳呢。至于名曰阳明洞，那是因为相传被贬谪的明代思想家、兵部主事王守仁曾在此读书讲学，由于他自称阳明先生，所以他住过的这个山洞，人们就称为阳明洞了。
张学良从湘西来到这里后，就住在阳明洞顶原有的一座木结构楼房里。那时回国参加抗战的杨虎城也被捕了，而且就囚禁在息烽的玄天洞。息烽与修文是邻县，二人相距不远，而且是由同一个特务团（原有的特务队和宪兵仍然不变，这是又增派的篮管军队）看管的，但张、杨两将军却都一无所知。
杨虎城将军原来不是留在西安，一直代替张学良将军负责那里的军事工作吗？怎么也被捕并被关押到息烽来了呢？
原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和于学忠都受到所谓“撤职留任”的处分（蒋氏的食言，处处可见）。不久，又令杨“出国考察”。杨即于１９３７年６月２９日动身出国。随行人员除夫人谢葆真、二子拯中外，还有几个工作人员。七七事变发生后，他曾致电蒋介石要求回国参加抗战，却遭拒绝，让他继续在国外考察。后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进一步扩大，杨虎城对考察十分不感兴趣，再次要求回国；加之，他在国外的抗日言论，也使南京政府不满，所以１０月初才又接到宋子文来电，让他“自动返国”。当时，将军部属认为宋的电报缺乏诚意，表面看说得好听，实际里面大有文章，因为宋光说“各方同志纷纷集会，共赴国难”，而对张学良却只字不提；另方面，要杨将军回国，为何蒋不电召，而却由宋来电，还莫名其妙地说了句“宜自动返国”，这岂不是为日后迫害将宰作预谋吗？所以那时很多朋友都劝他不要回国，或看看形势发展再说，但杨虎城仍然坚决主张尽快回国，他说：“我们发动‘双十二’事变是为了抗日。现在国内全面抗战已起，如我仍然逍遥国外，实无脸面对待中国人民。至于我回国之后，不管蒋介石怎样对待我，我绝不追悔，只要问心对得起国人，死何足惜！”①友人劝阻不住，将军遂于１１月２６日回国。当他路过香港时，仍有些友人对他的安全担心，认为他还是不再与蒋介石打交道为好。中国共产党人对他作了诚恳的规劝。当时，“张云逸是中共中央驻香港代表，按党中央指示，特地去拜访了他。张向杨转达了我党中央欢迎他同我党共筹抗日的意见，并具体建议他直接到武汉会见周恩来同志，然后到延安去。张云逸还向他概述了张学良一片愚忠得到的结果，以及抗战前后蒋介石的一些作为，希望他能引鉴前车，洞察其奸，临事慎重，不要再蹈覆辙。无奈杨将军当时对蒋介石的本性仍然认识不足，以己心度之，以为既然同意合作抗日，何分彼此，如去延安，反授以口实，因而拒绝采纳共产党的建议，率然去见蒋。谁知，蒋介石根本没有等到他来，就先下了手……”②
原来，那时蒋介石来电，嘱至南昌相见，并派戴笠迎接。实际戴并未前往迎接，而是电约杨将军至长沙，再同去江西。杨虎城即先期乘飞机去长沙（机票是宋子文拿来的。宋后来来港，并与杨作了长谈）。当时，特地来港迎接的一一七师（十七路军的一支军队）全师将士的代表王根僧（副师长），为保护将军，向宋一再要求，才勉强要到一张机票，与杨同行。他们到长沙后，又据戴笠留条去武昌（戴已到武昌去了）。这之后，杨虎城的情况就每况愈下，完全落入南京当局的圈套了。
关于杨虎城被捕经过，王根僧当年曾写了日记，其中有几则是这样说的：
十二月一日午后三时三十分车抵武昌车站，戴笠率行营及省府人员约百余人在车站迎接。当即安顿我们住在胭脂坪省政府招待所，表面招待很周到，但发觉有特务人员秘密监视，杨将军去访于右任时亦然（“据于说：
他们两人谈话时，跟去的特务竟敢旁坐不动，经他斥责后，才到外边去了。可是还不时进来，催促杨先生早些回去休息，使他生气极了。”——笔者转引），我当时将这种情况密告杨将军。杨将军说：“我又不是回来作汉奸，中央不需要这样做吧？”他似乎不相信我的话。
二日午十二时三十分由戴笠陪至汉口空军航空站，已预备小飞机一架，可乘三人。戴笠原来安排是杨将军、戴笠本人，另副官一人。当时经我再三要求，始临时将副官叫下来，准我上机。午后一时五十五分抵南昌，寓二纬路戴笠在南昌的办公处所。当车抵寓所附近时，我瞥见有一队宪兵正在周围布置岗哨……我乘机将所瞥见的情况告知杨将军，我说可能已把我们监禁起来了。他仍然说：“我又不是回来作汉奸，他们不需要这样做吧！”
（现在想起他这句话，是多么光明磊落呵！）……应该试探一下。我当即挟着一套衬衣裤和毛巾、肥皂，佯装出去洗澡，果然被门口卫兵拦阻，并说外面风声不好，不能出去。我折返楼上告知杨将军，他长叹一声，默默无言者久之。
三日戴笠表面上招待我们甚是周到，伙食特别好，并和我们有说有笑，但迄未谈及蒋介石何时来南昌，至此我们也已了然。
五日听说蒋介石即来南昌，晚餐时杨将军询问戴笠，他说不确。杨将军判断当时情况，也认为蒋介石不可能来南昌，并且说既把我们弄到这个地步，他来与不来，都不相干。
八日杨将军读报，得悉日军已达南京近郊汤山一带，不胜愤激！他说：“我今不能上前线杀敌，至感无聊！作为一个军人，能上前线多杀几个外国敌人，才算得光荣！
若论内战，则难免一将功成万骨枯之讥！”云云，于此足见杨将军的苦闷心情。
十日午后一时许又发警报，警卫人员带我们到江边下沙窝隐蔽。午后五时四十分，戴笠说：敌机常来轰炸，城内不安全，请杨先生迁到乡下去。要他立即上车。当时戴不准我随去，我挥泪送别……③
是的，这是不寻常的分离，或者勿宁说是永诀。因为从此以后，杨虎城就被囚禁，在１９４０年前后，当张学良也辗转来到贵州，并与杨虎城近在咫尺时，那时杨已被关押了三年多。多年的漂泊、囚禁，使他“患了很重的胆石病，到１９４８年才被准许送到中美合作所附近军统所办的‘四一医院’去开刀……医生从杨的胆囊中取出一把结石，这是由于在息烽玄天洞多年来饮了不干净的泉水所造成。病好转一点又将他移回原处。这段时间内，他心情非常烦躁，常同龚国彦（一看守头目——笔者）为一些生活小事争吵……后来听到龚国彦告诉我，说他有次走到杨家山后面，看到一座坟墓，坟前石栏上刻着‘杨氏佳城’四个字，他很感慨地说：‘怎么这样凑巧？这同我的名字只少一个字。’话刚说完，抬头一看，两旁华表上正刻着‘龙蟠虎踞’。他当时触景生情，长叹一声：‘我的姓名这里早都有了，我今天住在这里，将来也必死在这里无疑。’因此他很不愿意到门外走动，不愿看到那一座有他姓名的坟墓。
“一九四九年八月间，蒋介石由台湾到重庆后对毛人凤一再说：‘把一些反对我们的人保留下来，这对我们太不利了！’所以当毛人凤向他请示杨虎城如何处理，是否要解送台湾时，他毫不考虑地回复：‘留下他做什么？早就该杀了！’但他最后叮咛毛人凤应当解回重庆秘密进行，不能让外人知道。据毛人凤事后告诉我：蒋介石要杀害杨的同时，还就囚禁在中美所内白公馆与渣滓洞两个集中营内四百多名革命人士的处理问题指示他说：‘我们过去那样有势力的时候，这些人都不肯投降，今天我们到处打败仗，他们还会肯转变过来吗？只有干脆一起杀掉！’”④
原来如此！
蒋介石如此倒行逆施，怎能不激起天怒人怨，加速蒋家王朝的灭亡呢？
张学良被囚于阳明洞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他在这个时期虽然仍很苦闷，但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也参加一些活动。曾磊（在阳明洞时担任过张学良的“警卫”，是个连长）说：“当时的张将军才四十来岁，常穿一件咖啡色丝绵袍，布鞋纱袜，可是仍掩不住他那英武的军人气魄。他生性豪爽，待人很随和。每逢宪兵打球时，他都来充当义务教练，有时还当裁判，球兴大发时，他就亲自上场了，打得满头大汗。他为排遣寂寞，时常到我们营房来看看，尤其喜欢和那些‘宪兵娃娃’打交道。有次和一个宪兵下棋，他先提出条件：输了的要打五板手心。头一盘，宪兵输了，他果真拿米达尺打了他五板。第二盘，他自己输了，伸着手要那宪兵打，宪兵不敢打，他说：‘你不打就是不履行我们的双边条约，要受罚，要罚打五板。’那宪兵很乐意地伸出手让他又打了五板，大家都觉得有趣极了。
“张将军在阳明洞的日子里，从不为自己的事怨天尤人，发牢骚。他虽然不能与外界接触，可是常关注战局的进展。有一回，听到他在楼上拍桌打椅，大声怒骂：‘忘八蛋！饭桶！一个个该枪毙！……’我忙问楼下的人：‘出了什么事？’他们说：‘副座看到报纸上打败仗的消息，正在发脾气。’每当目睹张将军这种情状，我们都非常同情他，深深地为他感到惋惜。”⑤
张学良是１９３８年冬由湘西沅陵凤凰山迁往贵州修文县阳明洞的，在这里住了两年多。１９４１年５月，张学良因患急性阑尾炎，遂离开修文，到贵阳手术治疗。那时他的病由于入院过迟，已经恶化，最后由杨静波大夫为他做了切开引流手术，他的病才得以痊愈。因为修文偏僻，交通不便，缺医少药，而他的病又未根治，还有复发的可能，所以张学良提出，希望住在贵阳。军统局本来是不同意的，因为他们认为贵阳是省会，对于他们的特殊使命多有不便，但又怕张学良真的旧病复发，措手不及，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也难交代，所以也只好答应了。
住市区当然是不会允许的，最后让他住在贵阳的麒麟洞。时间是１９４１年５月至１９４２年２月，对于这一时期的囚居生活，於英复曾作过一些实地调查，他介绍说：
“麒麟洞是贵阳风景区——黔灵山的一个景观，有尼姑庵（白衣庵）一座，尼姑师徒四人住此。当时，曾亲眼目睹张学良将军关押情况的白衣庵小尼姑王启华回忆说：‘我１４岁左右和我师傅等四人住在麒麟洞，推点豆花接待游人和香客。张学良关进来后，就只准我们四人进出。卫兵对我们说：“出去不准讲张学良关在这里。”当时，在麒麟洞四周的山上架有三挺机枪和驻扎了三个连的兵，大门旁边架有三部电话（包括电台）。每天白天和夜晚分别由几个便衣特务跟着张学良，寸步不离。和张学良一起关押在这里的还有赵一荻小姐和她的女佣人。当时，赵一荻小姐只有二十多岁，常穿旗袍。张学良住左边小房，一荻小姐和女佣人住右边小房，中间是会客和用餐的地方。张和赵有时也一起出去走一走，但不得超过挂有‘禁止’的木牌（注：即现在的白象桥处），但更多的时候，张学良是抱着肘坐着在想。住室内除了床和坐椅，四壁没有一样东西。’
“一九四一年初冬，张学良阑尾炎再次复发，又作了阑尾切除手术。因张第一次住中央医院时，涉及面广，外界传出了他在贵阳治病的消息，这次军统局决定不住医院，就在囚禁地麒麟洞给张作手术。手术仍由贵阳医学院兼省立医院外科主任杨静波大夫主刀，李迎汉、杨洁泉作助手。在局部麻醉中，张学良很沉着，配合了手术的顺利进行，给在场医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张学良囚禁前身体是健壮的，长期囚禁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竟连续两次做手术，抗病能力如此之低，张学良的身体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四一年五月至六月间，张学良第一次手术后，在贵阳麒麟洞囚禁期间，应贵州省主席吴鼎昌邀请，在特务监视下到花溪参加了一次诗会。出于对张学良将军的尊敬，与会者纷纷以诗词贺慰张。张学良见大家的诗词都是对他的慰勉，很受感动，不顾特务的监视，即席吟七律一首，答谢诗友：
犯上已是祸当头，
作乱原非原所求。
心存广宇壮山河，
意挽中流助君舟。
春秋褒贬分内事，
明史鞭策固所由。
龙场愿学王阳明，
权把贵州当荆州。
当时，因有特务在场，张学良不便明言，但仔细推敲诗意，仍可知张爱国之心未变。所谓‘中流助君舟’，是说：你不抗日，我拖你一把。所谓‘心存广宇’，是说心存国家民族，不计个人得失。龙场愿学王阳明’，是说愿以王阳明为例，虽受谪贬，日后仍能复职，领兵抗战。最后一句是说，贵州乃暂时栖身，终非久留之地。全诗说明了张学良将军在近五年的囚禁生活中，仍怀有不忘国家民族、渴望领兵抗战的高度爱国热忱。”⑥
由于黔灵山麒麟洞距市区太近，游人又多，不利于保密，所以张学良在这里只住了半年多，１９４２年２月，又迁往贵州开阳县刘育乡。
刘育乡亦名刘衙，离开阳县还有十里路，不通公路，是个偏僻的地方。也许正是因为它是个不大为人所知的穷乡僻壤吧，所以这里便又成了张学良的新的栖身之地。因为这里是乡村，就住在老百姓的宅院里，所以戒备更严，更加兴师动众、如临大敌呢：
张学良移囚刘育后，国民党军统局便对开阳加紧控制，派军统特务李毓桢为开阳县长，军统特务廖文钦为刘育乡长。对张将军进行监视的，不光是行营副官看守，还有宪兵特务，国民党的一个七十五团围了三层。除了当时随张学良将军来的厨师所住的刘天平家外，张学良将军没有到过任何一户农民家。就是到刘天平家，身后也有近一个班的便衣特务跟着。因此张到刘天平家，仅在院子里和主人打个招呼，向厨师问好，或吩咐厨师做点什么生活琐事。每逢赶刘育场，张将军也到场上转转，既不买什么东西，也不和老百姓说话，特务跟去又跟回。
张将军的住宅，一般是不能靠近的，就是庄户人家出门干活，也得绕道而过，只有放牛的孩子能稍为走近一点，但屋子里是绝对不许进去的。只有大寨的刘洪春老人，不但到过张将军屋里十多二十次，有时张将军还留刘洪春吃饭。其原因是张将军喂的大黄猫不见了，过了一个多星期，被刘洪春捉到送还张将军。张重获心爱之物，心里很高兴，便向副官们说：刘老头是个耿直人，以后让他经常来玩，不要干涉他。
在刘育，军统特务对张将军的监视很严密，张的一切行动，都要经过以“秘书”身份出现的少将军统特务刘乙光的允许。因此张的心情十分苦闷。没有听他唱过，也没有看他拿过书，百无聊赖之时，只在门口的大青杠树下坐坐，凝视蓝天，一言不发。有时，在卫兵的“护送”下，到北安营去钓鱼，或是在划定的范围内散步。看到孩子们用草编织笼子，捉蟋蟀关到笼里相斗……⑦
当年曾在开阳中学读书、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使他得以瞻仰少帅风采、并还有机会与将军和赵四小姐见面及交谈的袁化鹏也有一段感人的追叙：
一九四二年，我还是个少年，在开阳中学读书，和“行营主任”刘乙光家毗邻而居，他有两个儿子刘伯涵、刘仲璞和我在开中同学。一天，我和刘家兄弟在一起玩，忽然见到一大群人抬了一只刚打死不久的大老虎，来到刘家所住院内放下，登时大门外警卫森严，不准百姓往来。不一会，刘乙光和县长李毓桢以及县府的机要人员、行营副官们都来了，黑压压满陀子是人。刘伯涵悄悄对我说：“那个穿麂皮加克、戴藏青色鸭舌帽的，就是张学良将军，我喊他叔叔；他身边那个女的是他的秘书赵四小姐，名叫赵媞，又名赵绮霞或赵一荻，是南开大学的校花（这是传说，不是事实）。”张将军个子比刘乙光高，风度翩翩，英姿飒爽，确是叱咤风云、驰骋战场的宿将，毕竟不凡。他兴致勃勃，语调亲切地向捕虎人问长问短，备极关怀。一会，“行营”一位秘书，把一叠钞票送给捕虎人，说是张先生的犒赏，老乡们喜出望外，抬着死虎扬长而去。事后，我问小刘：“张先生怎么不把这张极好的虎皮买下来呢？”小刘说：“他家有的是长白山虎皮、熊皮、著名的东北豹皮。虎皮是李县长买了，张叔叔奖了他们三十块钱。”
开阳中学校址在北极观，这一带古树参天，石径迂回，山下紫水一泓，校园藤萝泛彩，映衬着古城落霞，风景幽静肃穆，甚是宜人，引起了张将军的游兴。记得是一个深秋时节，我独自一人在古树下背诵古文，正在聚精会神，张将军来了，从我手中拿过国文手抄本，我这才惊觉，忙起来向他行礼致敬。他问我：“你这名字出于何典？”我答：“《庄子》秋水篇。”接着张将军要我背诵文天祥的《正气歌》，我背了以后，赵四小姐从张将军手内拿过国文，又要我背《费宫人刺虎》，这篇文章我本不够熟悉，有些夹生，这时不知怎么搞的，竟能流畅地背出，没有差错。这时县长、校长以及县政府的一些人都来了，还有一些同学，那些女生见我被“考秀才”，都在那里做鬼脸，出我的“洋相”。但是张将军和赵阿姨却对我说了一些勉励的话，表示对我满意。临别，张将军还要我代问候刘震寰先生。刘是我的国文老师，在刘育经常和张将军谈诗填词。刘老师常对我说：“张先生很有才华，这些年的囚禁，使他在诗词方面有了较深的素养。但诗以言志，他却不敢言志，所作都是风花雪月，咏物写景，虽系抒情而不敢有明心见性之句，他的苦闷心情，不言而喻了。”
一九四三年初夏，学校组织我们作了一次远足，目的地是刘育乡、白岩营。我们到达白岩营的半山后，正巧遇着张将军也来游山。刘伯涵因他父亲在此，便上前鞠躬问安，我们也趋前向长辈问好。张将军见到我们，十分高兴，赵阿姨拉着最小的女生蒋文惠问长问短，并要她唱歌，慧心的文惠毫不迟疑地唱出了流亡三部曲第二部：“泣别了白山黑水……”由于她的带头，我们也和着把第一部《松花江上》和第三部全都唱完。在我们这些童稚的歌声中，我觉察到张将军心情沉重，既显出他对东北三千万同胞的怀念和对国家民族的内心负疚，也体现他失去自由、报国无门的隐痛。此后，我到贵阳读书，寒假回家，张将军已被迁往桐梓，再也无缘见面了。⑧１９４４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它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败，打通从中国东北到越南的交通线，以援救其侵入南洋的孤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１９４４年４月，日军纠集数万兵力进攻河南，不久袭击湖南，夺取长沙、衡阳。１１月间，接连侵占桂林、柳州、南宁等重要城市。１２月初，日军打到贵州独山，贵阳告急，开阳也紧张起来。特务队惊慌无计，又匆忙地把张学良迁押到铜梓“小西湖”囚禁。
读者也许会问：铜梓在哪里？就是那个山高林密的古夜即郡的铜梓吗？就是当年红军长征时奇袭娄山关、二占遵义城，曾经把国民党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的那个县境吗？“小西湖”又是什么意思？难道这个偏僻的崇山峻岭里，还有什么西湖风光吗？这，说起来还要回溯到两年前的一些事情。原来，“一九四二年，国民党兵工署，在贵州铜梓天门河修建兵工厂，在上天门前修了一个能蓄水三十六万立方米的水池，冲动两台机组为兵工厂发电。这个蓄水池仿照杭州西湖式样，故名“小西湖”，池中布置了三潭印月，修起湖心亭，放鹤亭，望湖亭。经特务头子戴笠几次查看，认为是囚禁张学良最理想的地方，便向蒋介石要了小西湖北面的一片地方，作为张学良和特务队的住宅。”⑨这个时期，张学良住的地方四周有铁丝网，沿着住地的山坡上挖了战壕，还有十二个碉堡，象个小集中营，他的活动范围也更加狭小了。那时，表面看，他很平静，实际，他仍关注着抗战，非常想了解外面的事情，却又总难以如愿。然而也有一次意外的机缘，使他得到了一张报纸，并得以与一“局外人”作了简短的交谈，原来：
有一次，兵工厂警卫中队长张亚群因公务到小西湖找特务队刘队长，出办公室时，无意中把报纸带了出来，他便把报纸折好揣进荷包，到了张学良将军住处。他办完公事，和刘队长一起到张将军卧室，陪张将军说话。张将军一眼看见张亚群荷包口露出的报角，脸上呈现兴奋之色，一会儿，外面有人叫刘队长，刘刚一出门，张将军迅速起立，走到张亚群身边，很快将张的荷包里的报纸抽出，退回沙发上读起来。等到门外有了脚步声，张将军忙把报纸折好，压在座下。刘队长进来了，张将军说：“今天菜不好，没有吃饱。”刘队长又退出去准备饭菜，张将军抓着报纸站起来，将一只大皮箱打开，把报纸丢进去，转过身来，见张亚群脸色不正常，便摆了摆手说：“不要怕。”
还有一次，张亚群和刘队长去陪张学良将军说话。刘队长有事出去，张将军马上将话题一转，问：“这里离城多远？”张亚群答：“四里左右。”张将军又问：“外面有军队没有？”张亚群回答：“军队不多，但四周有岗哨，其它地方机密得很。”张将军听了，准备再问，外面响起了脚步声，他便摆摆手，不让张亚群再往下说。刘队长进来了，张将军理理普通的短棉衣，拍拍补过的棉裤，在地板上踱起步来。⑩
当年曾任铜梓县县长的赵季恒，与在囚禁中的张学良将军有过一段短暂的交往，他们过去并不相识，张学良对这类地方上的官员也是向不往来的，然而赵季恒却是个例外，据他回忆，他们之间的接触虽然时间不长，但却亲切、真挚、诚恳，使他终生难忘。笔者读后，亦颇感动，因而特予援引，以飨读者：
六月二十四日（一九四六年），监视张将军的特务刘团长来县府找我解决部队军需，为了结识张将军我对他十分热情，请他一起共进午餐。几杯茅台酒一下肚，刘团长便向我倾吐了心中的积郁，对我说：“张少帅对下面的人和蔼得很，经常同老卫士摆家常。爱钓鱼，钓来的经常分给我们吃。上峰怕他把我们感化了，经常更换部队，转移地方，我已经是第三任团长了。这个团不全是我的兵，中统安插了许多人在里面，有时连我也在他们监视之列。他们常打我的小报告，使上面经常给我敲警钟，要我不要忘记少帅是一个阶下囚，他的一言一行都要及时向上面报告。妈的，有什么可报告的，少帅每天的生活有规律得很，骑马、打球、看书写字，甚至连打麻将的时间都是他自己铁定了的。每天写一份他的作息时间表，交差了事。”
我见刘团长很直爽，就说：“老兄，你能否帮帮忙，让我去会一会张将军？”
“我没问题，但得问问少帅，他是一个怪人，对下面士兵很好，对上头来的达官贵人却不屑一顾。省主席杨森专程来看他，少帅始终不见，让他吃了一个闭门羹；考试院院长戴传贤来，少帅却高兴得很，还一起打了一场网球。他见不见你我心中可没底，我尽力而行。”
饭后，我备了两份礼，一份给刘团长，一份请他给张将军。每份礼里有：两瓶茅台，一斤茶叶，和几样土特产。
两周后，刘团长亲自开了一辆吉普车，接我去见张将军。……
一进兵工厂，我见四周山峦上电网密布，岗哨林立，梆梆声此起彼伏，让人感到阴森恐怖。张将军住在一座接连五间的平房里，左傍是当地人称的“小西湖”，右靠一个大广场；门前两个花台，屋后是几株杨槐。
我们的汽车一直开到门前。刚下车，身材苗条、端庄俊逸、身着栗色暗花绸旗袍的赵四小姐便从房里迎了出来，落落大方地把我让进客厅说：“汉卿正在练字，赵县长稍候。”然后，端了一杯茶放在茶几上便进里屋去了。
一会儿，张将军从里面走了出来，因气候炎热，他穿一身白色的短衣短裤，脚上的拖鞋也是雪白的，显得英姿勃勃，神彩奕奕。一阵寒暄客套之后他说：“承得你对我这个阶下囚的关心。你托刘团长带来的礼物我收到了，釜底之鱼能使象你这样过去不认识的人能想到我，我就十分感激了。”
“将军为驱强虏，置身家性命于度外，实行‘兵谏’
万人敬仰，区区小意略表寸心何足挂齿？”
他苦笑了一下，拉着我的手走进了书房。书房里一尘不染，一排书柜靠着墙壁，里面的各类书籍陈放得整整齐齐，临窗的书案上放着墨迹未干的条幅，案角摆着一部《明史》。
落座后，我问张将军在这里是否习惯了，还需要什么？他指着窗外说：“已经习惯了，什么也不需要，只是一听到梆梆声就心烦，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滋味。不过，我这里很‘安全’，也有一般人难得的清闲，我有时读《明史》，看报章杂志，有时练习毛笔字。这得感谢蒋先生……”
我怕隔墙有耳，小声地谈了谈官场中的一些弊端，他深有感慨地说：“自古封建王朝亡于宦官内戚者多矣，正如你所说的裙带关系一样，长此以往将国之不国。”我见他毫无顾忌地大声抨击时政，怕于他于我均不利，忙起身到书案前品赏他的书法……我赞不绝口，从中选了几张求他送我。
“这怎行，写得不好，过两天我重新写，写好派人送到你府上。”
我们象是他乡遇到了知己，畅谈了一个多小时。我考虑到是初次见面，便起身告辞了。
三天以后，张将军果然派人送来一张横幅，写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署名为“毅庵”。……
一九四六年九月九日，我又去看望张将军。我把外面的局势以及我对这场内战的前景和忧虑告诉了他……
张将军不无讥讽地回答：“蒋先生不是常说以不变应万变么？天下事岂能尽如人意……唉！我但求无愧我心。想当年冯阎计蒋，在这场中原大战之中，不是我拥军入关助他，仓促应战的中正兄只计束手待擒也。唉！算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但我怎么也忘不了九月十八日这个日子，是那一天我为制止内战统兵入关；一年后的这个日子，日本人打响了侵华战争的第一炮，随即侵吞了东三省，弄得我有家难归，受掣于人。现在想起来，好象是做了一场梦，演了一台戏，我们几人当面称兄道弟，浑身全是戏，如今品咂，才解其中味。”
想不到我几句话勾引起张将军如此悲忿，我后悔不迭，却又束手无策。此时赵四小姐又出来解了围，她几句得体的话使我们一扫愁云：“汉卿，你自己定的规矩，现在是打牌的时间了，赵县长难得来，你看我已经准备好了，这就去请刘团长。”
……一会刘团长来了，我同他们打了四圈麻将后就告辞了。
五天以后的一个下午，张将军派人送来一张便条和几样礼物，来人只说了一句话，放下东西就匆匆回去了。
礼物是两卷字画、一小罐泡海椒，一个精致的竹笼里装了一对波斯猫，便条上写着：
两卷字画系我多年珍藏，泡海椒是赵四小姐亲手所做；猫是我从国外带回来的，解绳本领以强，初到一地必须关好，不然会跑掉，喂熟后很会捕鼠。区区小意不成敬意，望笑纳。
汉卿民国卅五年九月十四日
我对着这些礼物心潮激荡，望着这张便条反复推敲，一夜未眠，掂量着其中三味：难道老蒋要对他下毒手了么？如真是这样，他这些平时最心爱的东西将会成为遗物和老蒋迫害他的历史见证；如果真是这样，我将站出来说话，动员举国上下民众来声讨。难道中统的人向老蒋报告了我和他这段时间的言行？不可能吧？我对那些人都不薄啊！但人心难测多年的官场生涯告诉我凡事小心为妙。我立即起床，把张将军送来的字画和泡菜藏进卧室的夹墙里，并给一位可靠的朋友写了一封信，要他来完成我未完成的事……。
吉凶未卜，思绪万千，天一亮我便让一心腹把信给朋友送去，随即赶到黑种乡兵工厂。迟了，已经迟了，那里已经人去屋空，昨晚深夜张将军又被秘密押走了，究竟被送到哪里无人知晓，张将军生死未卜令人悬心。以后经我托人多方打听，才知道他是被星夜押送到了重庆，不久又转送去了台湾，我久悬在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下来。⑾
斗转星移，艰难奋战，历尽沧桑，终于迎来了１９４５年的秋天。
抗日战争胜利了，人们好不容易盼来了这一天，可是安宁的日子还刚开了个头，灾难深重的中国大地上，又弥漫着内战的硝烟。１９４６年６月２６日，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挑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内战。而张学良就象是个被遗忘了的人似的，仍然没有一点获释的希望，一想到他仍将继续系狱，仍将继续过那种活着受罪、欲死不能、欲哭无泪、抱恨终天的幽禁生活时，他怎能不忧思重重、寝食难安呢！
但张学良是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子，尽管十几年的囚禁生活，使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含冤抱屈，无处申诉，无理可说，但他仍然顽强地苦度春秋，仍关注着家乡和普天下老百姓的忧乐。他并不认为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有多么了不起的力量，对中国的前途，革命的胜利他还是充满信心的。特别是，当他想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生气勃勃的解放区，想到那些为了抗日，为了民族的解放，真正脚踏实地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革命志士，想到他曾经一度与他们合作，并成为很好的朋友时，他觉得是值得欣慰的。
在一个深夜里，人们都睡了，这时除了偶尔传来几声巡夜的梆声和远处的犬吠之外，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了，但他却毫无睡意。他先是在屋里踱步，后来又在窗前停住了。他凝视着星汉灿烂的夜空，默默吟诵：
曾惊秋肃临天下，
敢遣春温上笔端。
尘海苍茫沉百感，
金风萧瑟走千官。
老归大泽菰蒲尽，
梦堕空云齿发寒。
竦听荒鸡偏阒寂，
起看星斗正阑干。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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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亢心栽：《杨虎城将军欧美之行》，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②　丁芒：《我党对杨虎城的最后规劝》，周国权摘，原载３月５日《杨子晚报》，摘编稿载３月２５日《文摘周报》。
③　王根僧：《杨虎城将军被捕经过》，出处同①。
④　沈醉：《我所知道的杨虎城将军》，出处同①。
⑤　曾磊：《张学良将军在阳明洞的日子》，载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１９日《团结报》。
⑥　於英复：《张学良将军贵州囚禁概况》未刊稿。
⑦　见吴康宁整理，刘风荣、刘天平、郑昌益、刘荣林、肖光成等口述的回忆资料。
⑧⑩　袁化鹏：《怀念少帅》，原载《安顺地区党史资料》第十七期。
⑨　庞本驹：《张学良将军被囚铜梓拾遗》，原载１９８４年３月１７日《贵州日报》。
⑾　赵季恒口述，吴有梧整理：《忆同张学良将军在桐梓的日子》，原载《名人传记》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⑿　许涤新：《百年心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３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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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系壮士将如何
张学良作为蜚声中外的“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和卓越的爱国者，作为经历了世所罕见的长期幽禁至今尚在人世的国民党著名人士，作为一位造诣很深的明史专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作为文学功底深厚、精于诗词的学者，作为写得一笔好字的书法家，作为一个时刻跳动着拳拳爱国心的诗人，人们却知之甚少。
大好河山夕照中，
国人肩负一重重；
男儿正要闻鸡起，
一寸光阴莫放松。①
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作为兼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在听取了流亡学生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的揭露和控诉之后的感事诗，他满怀重振军威、杀敌报国之志，呼吁人们要自强不息，闻鸡起舞，前仆后继，收复国土。“雄鸡一唱天下白”，经过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抗战胜利了。张学良自己的处境虽然并没有什么好转，但他对抗战胜利后的和平和中国的未来仍然是满怀憧憬，寄于很大希望的，所以他曾挥毫作诗，并以《狱中近作》为题，发表在当时的重庆《新华日报》等报刊上，其中共二首，即：
一、发　芽
盼发芽早，
愿根叶
长得茂；
深耕种
勤锄草，
一早起
直到
太阳晒的
似火烧，
呀，
芽，毕竟发了！
二、抢　粪
到处打主意
抢粪
偷尿
活象强盗。
在人前夸口为的
那样菜
是我的顶好
呱呱叫！②
张学良的诗，多为旧体诗词，象这种短小精悍的新诗，尚不多见。不过，从这两首诗来看，他对于写新诗，也是功底不浅的。而这，显然又与他年青时接受西方教育、爱好文艺、并也曾在报刊上发表过这类诗作有关。就这两首诗来看，乍读之，似也平平，实际细思之，它记事托意，寓意深长。就说《发芽》这诗吧，它就含意新颖，表示新生，意在赞颂抗日战争的胜利。难道不是这样吗？“正是为了这‘芽’，诗人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也正是为了这‘芽’，中国人民艰苦奋斗付出了血的代价。‘盼发牙早’，只有耕耘者才会有这种急切的心理。成为中国现代史上里程碑的西安事变，其发动者的初衷不就是在盼望‘发芽’吗？征战沙场的抗战勇士流血牺牲何尝不是期望着这‘芽’早日破土呢？‘呀！芽毕竟发了！’中国人民终于盼来了这个伟大的时刻。一个‘呀’字把张学良将军的内心惊喜之情和盘托出。……《抢粪》则是一首绝妙的讽刺诗。这（它——笔者）幽默，然而深刻；朴素，然而有力。这首诗通过对一个‘活的强盗’的抢粪者的描绘，含蓄地批判了一些人抢夺抗日战争胜利果实的丑恶行径，表达作者的愤懑之情。诗中对抢粪者的揭露可谓入木三分了。”③当此二首诗在重庆和延安的报纸上发表时，同时还刊登了著名戏剧家田汉读此诗后的引言及和吟，其主要内容是：
读张学良近作
客有从息烽来者，带来张将军近作两首，真纯可喜。
将军被羁十年矣！各方呼吁释放政治犯，将军甚至未被归入政治犯之列，而谓以“家法”处之。十年来监视将军一家及其左右者闻达百余人，将军以钓鱼种菜为日常功课，晚间在菜油灯下读书精进。亦以此损害其目力，壮年之身御老光镜。将军之兵谏实为神圣抗战之直接动力。
今抗战胜利，而东北内战不已，杀人盈野，将军羁系息烽无以为力，其感慨将如何也！
某公近从息烽过，带来将军消息多：
挑灯辛勤读史记，下笔辄复成新歌。
使军学圃岂得已，子牙垂纶悲蹉跎。
独疑胜利复员日，长系壮士将如何？④
是的，这幕旷古未闻的人间悲剧早该结束了。同时我们由此也欣慰地看到将军的坚强，他虽然身在禁中，仍心忧天下。同样，党和人民也一直关怀和思念将军，早在张学良南京被扣之初，中国共产党和十七路军、东北军为营救将军就曾作了很大的努力，都因所谓案情重大，蒋介石还不能原谅张汉卿而未能如愿。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时，中国共产党再次提出恢复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的自由问题，也都因为国民党当局的百般阻挠，而未成功。当然，在张学良初被囚禁的时候，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社会上确曾一度风传张学良要获释，他本人也很希望能为抗战做点事，他曾对在他住处站岗的士兵说：“你到过东北吗？那是个好地方！”还说：“日本侵略我们祖国了，我带你们打日本去！”有一次张治中到凤凰山去看他，他痛心地说：“国家正是遭难的时候，为什么老把我关在这里？希望恢复自由，为抗战做点事，不论做什么都行。”那时，他虽然经常搬迁，生活很不安定，可是不论到哪里，房间里总是挂着地图，一有空就走过去看，有时手里还拿着铅笔，在大地图上作着标记。听到中国军队打胜仗的消息，他就非常高兴；听到日寇又占领了我国哪座城市，又在屠杀中国的老百姓时，他就痛苦。总是感慨地说：“又失守了，怎么尽打败仗呢？”为了争取能重上战场，杀敌报国，他还曾多次给蒋介石写信，均遭拒绝……
这些，一般人当然都是不知道的。所以那时关于要放他出来的传闻流传颇广。实际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心胸欠宽的蒋介石，对于张学良对他的冒犯仍耿耿于怀，所谓释放云云，只不过是他鉴于舆论的压力，不得不装装样子，做出点和解的姿态而已。
果然，这事仅仅在一个短时期内传播了一下，不久也就烟消云散，再无下文了。
张学良原来还寻思，短时期内因为委员长的气还未消，是不会放他的，可能还要执行那个十年徒刑的原判吧。实际他还是想错了，因为一直到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蒋介石仍丝毫没有放他之意，只在１９４５年的春天，派莫德惠去贵州看过他一次。莫临行之前，蒋介石拿出一块闪闪发光的怀表，让他转交张学良，说是他送的。蒋介石实际是想以此试探张学良的态度和口气，要考查一下他是否回心转意了。张学良接过怀表，漫不经心地看了看，风趣地说：“时间不早了，这只表很好，它是不容易停的啊！”莫德惠对张学良的话心领神会，也幽默地说：“自有归期君莫问。”⑤
然而，这个“归期”在那时是极为渺茫的，因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又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内战了，他不仅无意恢复张学良的自由，还在１９４６年对张学良实施了更遥远、更长期的流放。
那是１９４６年的冬天，寒风萧索，树叶枯黄，原野、山川原有的那种春意盎然的景象不见了，代之而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派破败、昏黄和荒凉的图景。就在这个寒冬降临不久的一天，国民党南京保密局局长郑介民，给重庆军统局一个所谓“结束办事处”的主任张严佛拍了个急电，内云：“委员长指示，张学良应即解到台湾去。已通知刘乙光与兄接洽，先把他解到重庆，候兄交涉赴台湾专机，然后由刘乙光负责起解。”要把张学良发配到台湾去哩。这件事他们作了严格的保密，对张学良也是采取欺骗的手段，将他和赵四小姐骗上飞机的。张严佛回忆往事，不无负疚地说：“张学良由桐梓来重庆解台湾的消息，对外封锁。因此，刘乙光押解张学良由贵州来重庆时，在重庆市三十里的九龙坡渡口过江，汽车不经过重庆市，以免被人发觉，张扬出去。一面对张学良诡称：蒋介石有电报来，送他到南京去，不把解往台湾的实在情形告诉他。松林坡戴笠生前寓所，隐蔽幽静，附近没有居民。关于张学良到重庆后的生活，我指派侯桢祥专门照料。张学良到达松林坡住定后，我同我的爱人李兴黄邀同中央训练团重庆分团主任李觉和他夫人何玫以及军统特务重庆行营第二处处长徐远举等，去陪同张学良、赵四小姐打湖南纸牌、扑克，玩了三两天。张学良在重庆住了一个星期，专机已经交涉好了，决定起飞前夕，我到松林坡面告张学良：“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日拂晓，在离重庆六十里的白市驿军用机场起飞，直飞南京。”张学良信以为真，相当高兴。刘乙光向我说：“跟在张学良身边的×副官是他的心腹，又和宪兵厮混熟了，妨害看管，不能再让他到台湾去，明天动身之前，请你把这个人留下。”我同意了，立即指示侯桢祥、庞进科照办，并令把他押在军统局渣滓洞看守所。我为了欺骗张学良，防止意外，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就和我的爱人李兴黄赶到白市驿飞机场照料，对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伪称来送行的。”⑥
张学良走出机舱，只见远处棕榈婆娑，日式房屋甚多，不象南京，完全是一派南国风光，始知上当，但作为囚徒，又有什么办法！
在台湾，张学良被监禁在高雄，不久迁往新竹的井上温泉，后又搬到草山北投复兴岗附近一所爬满绿藤的平房里，直到今天。从表面看，这里似乎并不是象想象中的那样戒备森严，对晚年的张学良的看守比起当年在大陆是放松了一些，但警戒并未解除。在他周围“照顾”他的人，从秘书到厨师，甚至看门人和清扫工人，都是经过特别挑选的。如今，荷枪实弹的士兵不常见了，但还有便衣特务在这座院落的四周进行监视，只不过由于形势的变化，他们不再象过去那样兴师动众，耀武扬威，而是采取比较隐蔽的方式来做这些“工作”，实际上张学良的磨难和不自由程度与当年在大陆时相比，并没有什么两样。张严佛说：
一九四七年十月，……我由上海坐飞机到了井上温泉张学良被监禁的地方。那里是高山族聚居之地，树木参天，峰峦起伏，风景优美，温泉硫磺质的，最适于疗养，井上温泉就以此得名。张学良连同刘乙光和一百多人所住的房子都是原先招待游人旅客疗养的住所，有网球场和温泉浴室，在那里两山之间还有一座铁索桥，面对高山，下横流水，足有四、五十丈高，十分壮观。我到后第二天，刘乙光就赴台北市休假去了。关于张学良的看守警卫日常工作，我叫刘乙光交给他的一个助手多负实际责任，以便我腾出工夫来和张学良攀谈进行考察。
刘乙光暂时离开了，换上一个伪善者，张学良思想上稍为松了口气，比较高兴一些。刘乙光走的那晚，我在张学良房间里，他当着赵四小姐，仿佛满肚子幽怨，都向我尽情倾泻了。他谈到了十年期满仍然关押不放，也谈到了十几年囚禁生活，受尽了刘乙光夫妻的百般凌辱和精神虐待，含冤抱屈，无处申诉，无理可说，几乎一字一泪，痛哭不止；赵四小姐也坐在一旁揩眼泪。当晚，我们谈到深夜，足有四、五个钟头。第二天早饭后，我又到张学良房子里去，他用毛笔在信纸上写下了夜来他自己作成的一首诗交给我。他说：“你这次来算是难得，这首诗就留作纪念吧！”诗是这样写的：
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
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上款写严佛兄存念，下面写张学良敬赠。我在井上温泉一个月，张学良同我所谈的话，已经记不完全了，我现在把印象深一些的写出来。张学良说：“西安事变，为了制止内战，为了抗日，我没有错。我不该扣留委员长，判刑十年，无话可说，但十年期限已满，如今抗战胜利，日本人都投降了，还把我关下去，这是什么法律？这样对待我，无论如何，是非法的。我心中不平，希望你回到南京把这些话告诉郑介民，就说我要求你转达的。”他说：“……十多年来，刘乙光就把我张学良看作是江洋大盗，惟恐我越狱逃跑，又怕我自杀，处处限制我，给我难堪，不管我受得了受不了，他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实在做得太过分了。我们一到台北，陈仪主席陪我们来到这里，他当着刘乙光对我说，这个地方是委员长来电叫他找好的。我现在的几间房，光线、太阳和建筑都比较好，外面有宽阔的走廊，因为我不好随便到外面去，有了走廊，早晚可以散步，也可以看书报，免得刘乙光他们时时为我操心，岂不很好。而现在刘乙光一家住的那几间房，背着太阳，比较阴暗。陈仪交待刘乙光说，光线好的房间，给我住，刘乙光满口答应了。但陈仪走后，一转眼间，刘乙光就变了卦，他夫妻儿女竟占住了我现在所住的这几间，硬叫我和四小姐住在那边房，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只好忍受了。幸而不几天，陈仪又来看，他觉得刘乙光做的不对，叫他把这几间房让给我们住。初来的时候，有两名下女，陈仪雇来照料我和四小姐的，不几天，被刘乙光打发走了……⑦
读至此，人们也许会问，陈仪是谁？他对张学良的关心不虚伪，颇诚恳，并非奉命行事，这是为什么？他的情况怎样？似乎也需交代一下。
陈仪是国民党军队中一位著名的高级将领，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一九四八年春，国民党浙江省主席沈鸿烈鉴于浙江是蒋介石家乡，且是ＣＣ派老巢，风险太大而决定辞职不干。蒋介石考虑再三，决定请在军界德高望重的陈仪接任浙江省主席。”⑧陈仪是军人出身，执行上级命令不打折扣，所以很快便走马上任了。不料，在此期间却使他得罪了国民党最高当局，惹下杀身之祸，这是非常遗憾的。原来：
当时，国内局势发展很快，国民党政府朝不保夕。陈仪默察天下大势，决心以人民利益为重，脱离国民党反动阵营，策划迎接我渡江大军。陈仪还亲笔修书致当时的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策动他起义。汤恩伯早年读书时，多次受陈仪的帮助，陈仪不仅资助１００元光洋送汤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汤回国后，还不断受到陈的保荐，后成为８９师师长。陈仪对汤有知遇之恩。谁知汤竟恩将仇报，出卖了如此信赖他的陈仪。次年２月，行政院改组了浙江省政府，陈仪被免职，后被软禁于衢州，又于４月２９日被秘密绑架到台湾，囚禁于基隆。１９５０年６月１８日晨，执刑官蒋鼎文出现在陈仪面前，将执行死刑的命令递到他的手中。陈仪镇定自若地说：“好吧！”
便嘱唯一随身的厨子为他备水沐浴、更衣。陈仪从容不迫，揽镜整容，打好使用多年的领带。蒋鼎文命行刑军士送来一盘食物，一瓶美酒。陈仪拂袖而起：“用不着，走吧！”两个军士上前扶持，陈仪一摔两臂而拒绝，昂首阔步走了出去，上了指定的吉普车。抵刑场后，陈仪大义凛然，稳步下车，扭项对执刑的人说：“向我的头部开枪！”便大步向前，口称：“人死，精神不死！”陈仪死时，年６７岁。⑨
下面，我们仍书归前题，继续引录张严佛的回忆资料：
张学良说：“今年二月台湾人闹事（指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刘乙光也紧张起来了，那几天，他恶狠狠地盯住了我，好象要把我吃下去，话都不和我说了……有人偷偷告诉我说：刘乙光已经作好了准备，如果台湾事变闹到不可收拾的时候，为了防止我越狱逃跑和台湾人民把我劫走，他就采取紧急处置，把我和四小姐开枪打死，对上面报告则称为台湾乱民前来劫狱的罪名。我实在不甘心，你不要以为我对你说鬼话，刘乙光的部下与宪兵有大部分我都掌握得了，他们都会听我的话。那几天我老盘算，如果刘乙光真要对我下毒手，我还是引颈就戮呢，还是我先……都是我所极不愿意的。幸而台湾事变几天就平息了，否则，真难说！我今天还能够同你在这里见面……我不把你当部下，你还有你的身价，算我们还是朋友吧，过去的事不过向你说说，消消气算了吧！⑩
张学良在台湾，多年来很少有人去看他，他也很少外出访友。但也有两次例外，这便是１９４７年张治中对他的拜访和１９６３年他与沈鸿烈的会见。
他和张治中是在东北“易帜”后才认识的，但二人颇为要好，据张治中谈，那主要是因为“我喜欢他说话爽快，待人热诚。他也很看得起我。他每次到南京，我们都有往还，后来就成为很要好的朋友。在西安事变以后，我钦佩汉卿的胆量义气，并同情他的遭遇，所以一有机会总想去看看他。”⑾以致在张学良的十年幽禁中，他曾先后二次看望张将军，这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张学良对张治中多年来对自己的关心和友谊深受感动，曾赋诗相赠，诗云：
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佳宾。
不堪酒贱酬知己，唯有清茗对此心。⑿
这首诗很短，文辞也并不华丽，但却情真意切，读之令人叹惋。“结尾一句采用双关手法，既表明了诗人对张治中先生的歉意，又表明了自己的心迹。张将军自认平生行为磊落，如同‘清茗’可鉴日月，蒋把自己囚禁多年是毫无道理的。”⒀
张学良的这种忧愤之情，在他与张治中的最后一次见面时，也有流露，因为自由的丧失给予他的痛苦和压力实在是太沉重了。也许正是因此之故吧，作为他的老友的张治中，才力排众议，不顾风险，一再去到他的身边。在第二次拜访时，张治中还带领着他的全家，并不顾当时台湾官方的阻拦，毅然前往呢！
第三次会见。时间是一九四七年十月间，地点在台湾新竹。当时我当西北行辕主任。在为新疆问题极度紧张工作之后，去作休假旅行，到了台湾。张汉卿那时关在台中新竹。当时台湾警备司令彭孟缉是我的学生，我到台湾后即向彭提出要去看张汉卿。彭很犹豫不敢答应。
我当即对彭说：“一切责任由我负，不会连累你。”彭才勉强答应。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清晨，我带着我的妻子、儿女一家人搭火车到新竹……我们是上午十时到的。张汉卿已预先知道，早站在园子里迎接，我这次同他见面，觉得他比从前瘦了许多，也苍老了一些，眼睛显得比以前小了。据他自己说，因为眼睛有毛病，看书很费力。那时陪同他住的是他的爱人赵四小姐。我的家属由赵四小姐和那个刘副官陪同出去游玩，只有我们两人留在屋里谈话，我们谈得很痛快。他说他希望能恢复自由，问我他何时能恢复自由。我安慰他说，国内总要和平的，国共终于要恢复和谈的，国共和谈成功之日即他恢复自由之时。他听了很高兴。
……我们那次谈话，一直谈到下午四时，临别时，他送我到汽车旁，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他沉痛地说：“我在这里，除你以外，没有人来看过我，我对你实在万分感激！我们这一分别，不知何年何日能再见面！”说到这里，我们两人不禁相对黯然，几乎泪下，我当时心里真是难过得很。⒁
张素我文章除写张学良外，着重谈了她对赵四小姐的印象，她说：
赵四小姐人也很直爽，可惜身体不太好，瘦得可怜。
她穿一件藏青呢的旗袍，一双自己做的鞋子。她是一个爱漂亮的人，这十年来居然能过这样俭朴的日子，也真难得。她告诉我们她年轻的时候是怎样因爱漂亮而拔去几个牙齿，以致口腔发炎，弄得没有办法，竟将牙齿全部拔掉，镶上假牙。
今天可说是我们到台湾后最悠闲的日子，当父亲和张先生畅谈时，同去的各玩各的。我和母亲、斌妹、赵四小姐沿着小路上山去散步，走到一架一百五十米长的空中吊桥，斌妹和我毫不在乎地放大步子走了过去。赵四小姐有心脏病，简直不敢动一步，慢慢地叫一个人扶着，走了一节竟头昏眼花心跳不止，只得缩回。休息了一会，她见我母亲也平安地走了过去，于是她鼓起勇气，仍叫人扶着，勉强走过桥头。她说，到井上温泉已一年多了，从未去看吊桥，今天非常兴奋，竟能走过去，在她自己认为这是很足自慰的一件事。⒂
不过，张学良与赵四小姐不同，那时他目力虽已不如从前，但身体还算强壮；而且他是有胆量的，他不仅登山、过桥如履平地，对蒋介石对他的监禁，对蒋介石的威风，他也是无所畏惧的，当时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
张学良来台时，已丧失自由十年了，如今又软禁在这孤岛上。张学良居住的地方是一座平房，山峦环抱，树木葱茏。山林的鸟儿叽叽喳喳地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张学良看着飞鸟，心里浮起人不如鸟的感慨。于是，他捉了一只鸟，又买了一只笼子，把鸟放在笼子里，派人送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收下了那只鸟笼，派人送来了一个更大的笼子，并捎来一句话：“你再捉鸟吧，我有的是笼子。”这就是著名的“鸟笼事件”。蒋介石直到临终的时候，也没忘记这件事，留下遗言：“不可纵虎归山。”张学良届时七十五岁，一位被囚禁了四十年的高龄老人，在蒋介石的眼里仍然是一只“虎”。……⒃
另外，据说，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得知张学良希望得到自由时，还曾给他送过两样东西，这就是一本１９３６年的年历和一双绣花拖鞋。蒋介石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这便是：１９３６年张学良在西安对他的不敬，他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十年的刑期虽然一开始就未成立（一边宣判，一边下令特赦），即使那赦免是假的，他从那以后的实际被关押时间也已超过了十年，抗日战争也胜利了，可对张学良他并不打算释放，对他的幽禁还要继续拖延下去。可能有人会说，蒋介石的报复性也未免太狠毒了，这确实是一点不假的。可是，如今蒋介石不是已经死了十多年了吗？这个问题为什么还得不到解决呢？过去人们都觉得奇怪，但前不久在美国举行的一次西安事变五十周年讨论大会上，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教授汪荣祖一语道破天机，他认为张学良之所以被长期软禁，是因为国民党不愿让他自由地讲话，以免影响蒋介石的形象。也有人说，是因于凤至在伦敦存有蒋氏“九·一八”事变时给张的十余件不抵抗密电，杀张或放张都会导致泄密，致使张终身软禁。这些看法有道理。
当然，也有人说，从１９５９年开始，张学良在台湾已获得“有限度的自由”，对他的监视已不是那么严了，但这也正如汪荣祖所说的，再松弛的软禁仍旧是软禁。所以他在台湾始终是深居简出，很少与人往来的。但在１９６３年夏天，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台北他曾有幸会见了与他们父子均有渊远情谊的沈鸿烈。当时年已八十二岁的沈鸿烈（当年粤奉联盟时，他曾充任张作霖的代表。后任青岛市市长，山东省主席），因心脏病住在台北荣总医院，病室门上挂有“谢绝访客”的牌子，一般是不见客的。但他的这个不成文的规定，竟被一位不速之客打破了。据曾任沈鸿烈部参谋、现为民革成员的宁修本先生根据沈氏之婿宫守义从美国寄给他的文稿整理的文章谈，那次相见，两位老人还都慨叹不已，难舍难分呢！文章说：
一日，随侍家人外出，其婿宫守义奉侍午餐，略事休息，即扶榻午睡。宫守义方阅读杂志，忽闻叩门声，恐扰病者清梦，即急趋前开门相迎，客问：“沈先生在否？”答：“正在午睡。”问答间客已径入，向病榻连呼：“成章！
成章！”来客年约五、六十岁，仪容端庄，服装整饰，身体亦颇健壮。按说对曾任高职之人，纵已离职，仍宜以旧衔相称。沈氏退居后，见者多呼“伯”，“公”或“成章兄”。其婿忖度，来客差沈氏两旬，竟直呼其号，于礼似非允当。又念既肯来访，必是旧契。遂缓步轻声禀达：
“有人来访！”时客已近榻，沈氏侧身注视，未审何种动力，不待扶协，即跃然离榻，握手抚肩，不知所可。俄而蹙额叹曰：“公何得来？又何知我在此？”客答：“（蒋）经国相邀来晤。”既坐，沈氏指客告其婿曰：“此乃‘张副司令’。”由于午睡方醒，语音较低，其婿未听真切，误为“张副师长”。按副师长年、职当属晚辈，今沈氏竟尊如父兄，而两人相见，殷切备至，当时甚为诧异。沈问：“经国怎知我来此间？”旋而又自释曰：“前日曾留一名片。”来客说：“今日为经国初度，饭时告我来此。”沈氏问：“我们多少年没见了？”客未经思索直谓：
“溪口把晤，已二十六年。”其婿忽闻溪口，联想语中经国，又谛视来客面容风度，始晤此人即儿时听说的张学良将军！
随汉公同来之人，入室即静立门侧，缄默自矜。如为汉公随从，应待主门外；为朋友，当介绍入座。既知客为“张汉卿”，始悉此人之特殊身份，及其特殊任务。
汉公先问沈氏病况。继谈及多年来历任公职转折，所言概有所闻，慨叹之情溢于言表。沈氏述及对汉公处境，无能为力，今老病缠身，此生已难为报，言之怆然，悲不能抑。汉公表示生活起居，尚无不便，坚嘱沈老安心养病，勿以为忧……⒄
上述事实，清楚地说明，张学良是个重感情、重友谊、特别是非常讲义气的人，不论是对朋友对部下，他都是满腔热情的。另方面，也可看出，他虽然也可以会客访友，但却总是有人“陪”，有人“随”，对他的“保护”也可说是无处不有时时有的。有人说张学良在台湾是自由的，只是不能到外国去，这是否属实，笔者没有调查。不过，近读张魁堂发表的文章，实际情况与上述说法完全是两回事，我想，结论还是不要下得过早为好。张魁堂谈了这么一件事：
王冀先生曾来过北京。他是华盛顿大学的教授，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研究西安事变史的。他说，张学良住在台北，只有很少几个人可随时去看他。一是蒋经国，他没有当“总统”的时候，曾有时去看望，当了“总统”后就很少去了。一是三张一王聚会，即张群、张大千、张学良与王新衡。还有一个是何世禧。西安事变时，何是东北军五师炮兵营长。以后当过联勤总司令，在台湾是“国策顾问”。一般人要见张学良，先得经过王新衡。王冀先生与王新衡熟识，曾提出要见见张学良。王新衡知道王先生是研究历史的，同意他去但又不敢向蒋经国报告。王向蒋说王冀是王树常（东北军高级将领，曾任河北省主席及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的儿子，是教授，研究历史的，想见张学良。蒋经国反问王新衡：“王冀去见张学良有必要吗？”此事告吹。
王冀先生谈到此事时说：“如果张学良罪重，就应该判死刑，既不判死刑，却又关禁了５０年，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
傅晶女士写了一本张学良生平的书，她为找一张张学良的近照，去年１０月，去了台湾。以前她曾请求见张学良，结果是泥牛入海，杳无消息，这次，她索性去闯门。１０月２３日中午到了新北投路７０号张的寓所，一按电铃，门未开，门对面房子里却出来了一个彪形大汉，挺胸凸肚，问她找谁。傅一看，对面房子挂着“警务处”的牌子。傅说：“找张学良。”大汉问她：“事先联系过没有？”傅说：“没有。”“没有联系过不能见。”傅说她从美国来并说明来的目的，还掏出了证件。但一概无效，只准许她在门口拍照片。看那大汉的神气（见照片——在发表此文的右上方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显示那是一处林木茂密的偏僻街道，旁边有一宅院，门挺宽大，但却是关得严严实实，中立一位穿连衣裙的女士，也许就是傅女士吧，靠边上那位双手叉腰、挺胸凸肚的男子，想必就是作者所说的那位彪形大汉了——笔者），就可想象张学良能有多少“自由”了。⒅
每当想到这些，就更增添我对张将军的同情和思念。“渊沧壑暗蛟龙失，雨复云翻猿鹤愁”，将军何日归故里，将军何日得自由？
每当想到这一切，田汉那首感人的诗，也总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某公近从息烽过，带来将军消息多：
挑灯辛勤读史记，下笔辄复成新歌。
使君学圃岂得已，子牙垂纶空蹉跎，
独疑胜利复员日，长系壮士将如何？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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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⒀　陆军、杜连庆：《拳拳爱国心，真情等诗魂——张学良将军部分诗作谈》，社会科学季刊１９８６年第３期。
②④⒆　刘经发：《子牙垂纶悲蹉跎——田汉和张学良狱中诗》，载１９８３年４月２日《团结报》。
⑤⑦　凭记忆据有关回忆资料提供的情况来写的，原文题名与出处不详。
⑥⑩　张严佛：《张学良被军统局监禁略述》，载《文史通讯》１９８１年第５期。
⑧⑨　《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郑文蔚等文，晓欧摘编，原载《文摘报》第４６０期。
⑿⒀⒁　张治中：《三访被幽禁的张学良》，载《文史通讯》１９８１年第５期。
⒂　张素我：《我们见到了张学良先生》，见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１２日《团结报》。
⒃　赵锡滨：《张学良在台点滴》，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⒄　宁修本：《张学良在台北访沈鸿烈》，载《青岛文史资料》第四辑。
⒅　张魁堂：《“张公馆”外有暗哨》，载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９日《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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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点滴
时光如水，张学良是在三十六岁的英年被幽禁的，在经历了漫长的半个多世纪的囹圄之灾后，当年叱咤风云的少帅，而今已届望九之年，“乌发已成了白头。我们在《西安事变》电影的序幕中看到：他微驼着背，满面愁容地在特务密布的河畔垂钓，仍然，仍然——过着被囚禁的日子。这是何等残酷的人间惨剧！”①
在漫长的幽禁中，张学良忧愤交加，精神上一直受到极大的压抑和摧残，无所寄托，就阅读书报。据当年曾经担任过看守张学良的“警卫”人员回忆，在囚系中张学良是爱读书的，赵四小姐也爱在房间里看书，每次搬迁，光是书籍，就有好几箱子。所以人们说他晚年潜心研究明史，不是没有根据的，他在与人谈话时否认此事，显然是出于谦虚；另方面，这与他的处境也不无关系，他怎能随便议论历史和时政呢。但后来，他还是“很不心甘情愿”地接受过一次记者的采访，并谈到了他研究明史的情况。他对记者说：“我研究明史的动机，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一直被外国欺侮。我想从明清两代的历史中找出原因。因此，计划先研究明史，接着研究清史，再及于民国史。但当我研究明史告一段落，刚想进入研究清史时，自己却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由于专心研读圣经，研究清史的工作就放弃了。”②张学良不仅对历史和圣经进行精心研究，还打算写回忆录，而且务求真实，绝不靠道听途说的材料去写作。他特别强调说：“我写回忆录的原则是：第一写自己亲手办的；第二写自己亲眼看见的；第三写自己亲耳听到的。但在研读圣经之后，一边都不想了。”③
所以，在张学良的晚年，为实现他的这两项计划，他读了很多的书，也写了不少札记，由于信教了，计划没有完全实现，但仍受益匪浅。如在明史研究方面，他不仅从中获得大量的历史知识，积累了许多资料，而且也领悟了许多过去不懂得或不很理解的道理。如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寒，早年栖身荒山古寺，是个孤苦伶仃的小和尚，他是连做梦也不会想到他有朝一日竟会成为不可一世的“真龙天子”的。但后来，如火如荼的农民大起义，把他也卷入其中，并渐渐成为一支起义军的首领了。由于他为人机智，作战勇敢，最后终于借助农民起义的力量，建立了明王朝。但当他当了皇帝后，就背叛了农民军，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恐怖统治。当然，这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在他开国的初期，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注意恢复和发展生产，减免赋役，休养生息，做过一些好事。但后来为防止叛乱，防止有人反对他，他也推行严刑峻法，甚至不惜以特务手段对下面的官员进行监视，任意猜疑、诛杀，搞得人人自危。据说，有一次朱元璋差遣“画工”窥视国子监祭酒宋纳，暗中把他的表情画下来，画面上表情很冷漠，“有怒色”，这就不得了啦。第二天，宋纳进宫，朱元璋即以此事动问，令其说明发怒的原因，宋说是有个监生摔倒了，不小心打坏了茶器，这才算过了关。④特别是到了朱元璋的晚年，他更是杀人成癖，最后竟连两个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右承相徐达、左承相李善长也都赐死。古代帝王的残暴、专横，常常是刑讯“杀人而不丽于法”，朝野臣民，只要“一入狱门，十九便无生理”的野蛮陋习是何等令人发指！另外，象东林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在当时起了什么作用？魏忠贤为什么要设立特务机构——东厂，他们对东林党的残酷镇压和对穷苦百姓的敲骨吸髓的剥削，又是怎样加剧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明王朝的灭亡，等等，都使他以古鉴今，感慨良深。
张学良由于长期离群索居，很少与外界接触，生活实在单调寂寞，所以为了排解胸中的郁闷，他尽量培养自己多方面的爱好，如他除了读书外，也注意锻炼身体。他喜欢登山、散步，有时也爱打网球。后来年岁大了，跑不动了，则又喜欢起养花来。他在自己的庭院里养了很多的花，并爱养兰花，特别喜欢养君子兰。君子兰，过去一般人不大注意，但这些年养它的人越来越多了。记得前几年在报上看到过一篇题为《疯狂的君子兰》的文章，是讲某些人把它作为商品，高价出售的，这当然不可取。实际作为一种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的花卉来说，它是很有些不同凡俗的独特风格的。这种花，“在植物分类学上为石蒜科，属多年生草本花卉，原产于非洲南部的山地森林中，从发现至今只有１６０多年历史。１８７０年前后由欧洲传到日本。本世纪初叶传到我国。君子兰也叫达牡丹，它叶阔，花型团聚，姿态端方，四季常青，翠绿喜人。花、果、叶均妙不可言，‘四季观叶，一季观花，三季观果’，是它有别于其它花卉之处。君子兰生命力极强，适应性广泛，不论南北方都能养活，是具有置于寒舍不卑微，尊于殿堂不自微的君子之风花。美化环境，陶冶性情，使它特别受人们的青睐。此花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在治疗多重病和人体保健方面多有疗效。”这就难怪张学良对此花格外喜爱了。他不仅欣赏，还亲自栽培。他培育的君子兰长势好、品种多，真是争奇斗艳，美不胜收。他常常独自站在自己亲手培育的散发着阵阵幽香的艳丽多姿的兰花前，默默凝视，轻声吟咏：
芳名誉四海，
落户到万家。
叶立含正气，
花妍不浮华。
常绿斗严冬，
含笑度盛夏。
花中真君子，
风姿实高雅。
这诗是他的一位友人写给他的，他颇赞赏。对于养兰花，他认为“是一种享受。譬如浇水、施肥、移动花的位置、适度的阴凉和适度的阳光……”还说：“兰是花中的君子，其香也淡，其姿也雅，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兰的境界幽远，不但我喜欢，内人也喜欢。”人们常说，诗言志，养花则可陶冶性情。张学良对诗与兰花的偏爱，不也表现了一种洁身自好的高尚情操吗？
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时代不同了，台湾不是世外桃园，张学良也不是那位怡然自乐的陶渊明，他的生活虽然是宁静的，但却也非常孤寂，他精神忧郁，晚境凄凉，以致过早地脱发秃顶，眼矇耳聋，健康状况已不大如以前了。在心理上、精神上也有些变化。年岁大了，书也不大想看了，却信奉起基督教来，他熟读“新旧约”，意欲皈依基督，寻求新的精神寄托。这样做，开始也不大习惯，但时间长了，竟也成了自自然然的事，他不光是读《圣经》，也进行研究，还是美国一家研究圣事的学院的“函授生”呢。到了星期日，就下山到士林的一家小教堂去做礼拜。他偶尔也在街上走一走，但由于他的照片很少见报，走在台北街头，几乎没有人会认识他，在台湾他实际已成为一个被人遗忘的风烛残年的老人。
赵四小姐也变了。在年轻时，她是一个婀娜多姿、俏丽妩媚的女子，以贤淑文静、才貌出众闻名于世。但自从张学良被幽囚，而她作为被特许的陪伴家属来到他的身边后，她总是衣著朴素，几乎洗尽铅华，含辛茹苦地尽心尽力地照顾、安慰张学良，可以说是体贴入微，十分周到。张学良一度致力于明史研究，准备将来靠教书为生，赵四小姐就博采兼收有关资料，帮他写札记。她原本是不信教的，但看到张学良对宗教发生了兴趣，她就陪他进教堂，时间长了，自己也成了耶稣的忠实信徒。
宗教，它与其它的信仰似乎还有某种特别之处，这便是它的不寻常的诱惑力，一个人一旦投身其间，耳濡目染，就会变，甚至往往会象着了魔、入了迷似的，对它执著追求，笃信不已，至于它所宣扬的东西，究竟是真是假，对或不对，科学不科学，是不是合乎实际，那是很少去想它的，也决不产生任何怀疑。就说耶稣吧，这是基督教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大慈大悲的救世主，何止神乎其神，他本身就是神的化身啊！对他谁会有一点怀疑呢？实际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其事，并无定评，他是个象谜一样的神秘人物。是的，也正如有的同志谈到的《新约》最早的《启示录》中曾提到他的名字，但并无生平事迹材料，其他有关他的家世和生卒年月的说法也往往相互矛盾；至于他的惨死等情况很可能是后人虚构的，因为古罗马政府的档案和其它史书中均没有这方面的文字记载……至于那些各种各样的福音书和圣经，不能说全无道理、但也有不少确实是高深莫测，使人不知所云的。可是它对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来说，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其美妙和吸引力之大，是无与伦比的。
如何看待宗教，这不是题中应有之义。既然提到了，我倒认为有两点是要注意的，这便是：信仰自由，不鼓吹，不宣扬，也不干涉，这是一个方面；了解、认识和研究宗教的特点及本质，给于它一个科学的正确的概念，对它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环。郭海波认为，应该这样界定宗教的本质：宗教就是感到不能支配自己命运的人对异己力量所做的神圣化的、颠倒的反映。这里，产生宗教观念的主体是感到不能支配自己命运的人；反映对象是异己力量；反映特征是神圣化的、颠倒的。这是构成宗教这一事物的三个基本要素，缺一不可。⑤
张学良原本是不信教的，年轻时虽然加入过基督教青年会，但那时间不长，而且那时的的基督教青年会主要是开展一些社会活动，并不是个纯粹的宗教团体；加之后来戎马生涯，四处奔波，对此早已兴味索然。晚年由于苦闷孤寂，觉得象“安贫乐道”“心正手洁”之类的教义，使他那倍受摧残的心灵可以得到某种慰藉，似乎精神上也有了一种寄托，所以他信教了。参与圣事活动一多，自然也不免受些影响，以致认为自己的心情“如保罗在腓力比书三章八节所说的：‘我为他已丢弃万世，看作粪土。’十四节又说：‘忘记背后，努面前的，向着标竿直跑，要得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是否真如报章所说，是将军的“肺腑”之言，笔者无从考证。不过，有一点似乎是不容怀疑的，这就是，岁月无情，加之长期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到了晚年，他的心境更加空虚、凄凉，后来甚至竟对自己的婚事也忽生异想，萌发了一种古怪的念头。原来，据说基督徒是严格遵循一夫一妻制的，这使他颇感为难。有人看到赵四小姐这样与他患难与共，默默地为他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便劝他与赵四小姐结为伉俪，而对于与他长期分离的夫人于凤至只好脱离夫妻关系。但他和赵四小姐都不忍心这样做，认为这太对不住这位好心的大姐了。可是要二者得兼，又与教规相违，这该怎么办？张学良苦恼、焦躁，他多么想能找到一个妥善的解脱的办法啊！可是他左思右想，仍十分为难，以致愁得病倒了。幸而，从１９４０年就因病侨居国外的于凤至，是个深明大义的人，当她得知丈夫的心病后，虽然如雷击顶，难舍难分，但她冷静下来后，还是致信张学良，说明自己由于患病，未能尽到妻子之责，多年来照顾丈夫生活的责任全由赵四小姐担负了。这些年她代她陪伴汉卿，吃了不少苦，理当得到法律承认；再说赵四小姐温柔敦厚，爱情坚贞，做汉卿的妻子是当之无愧的，所以她同意与张脱离夫妻关系，以使他们永结百年之好。
问题以意想不到的互谅互让和豁达大度的方式顺利解决了。
１９６４年７月４日，在一个天气异常晴朗的日子，６４岁的张学良与５１岁的赵四小姐，在台北杭州南路一位美籍牧师的家里，按照着严格的宗教仪式，举行了一个有身穿黑色宽大长袍的牧师来主持的简朴的婚礼。
依照宗教仪式由牧师主持婚礼，看起来好象也简单，只是这场面在当今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很少看到了。然而，在解放前，以及现在的香港、台湾和世界上信仰宗教的人比较多的国家，还是屡见不鲜的，但是不是毫无约束，只要本人要求，都可用这种方式举行婚礼呢？那也不是，有些教堂和牧师还是颇为严格的。如结婚的人，不仅至少有一方是基督教徒，而且还必须是讲究婚姻道德的。著名的老报人顾执中在他所写的《报海杂忆》中曾谈到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结婚，而在婚礼仪式问题上，就有过一番周折。顾老谈到：据宋美龄透露，当她在广州时，蒋已苦苦地追求她，后来到日本，又要求跟她结婚，但宋母提出，他必须跟原来的妻子毛氏离婚，和别的女人断绝关系，然后才结婚。蒋均一一照办了，并登了广告。但当他们于１９２７年秋天在上海一家大饭店举行结婚典礼时，原来确定的主婚牧师，却拒不出席。原来宋家世代为基督教徒，婚礼自然要采用宗教仪式，而当时景林堂牧师江长川平时与宋家也甚友善，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位牧师是个很古板的人，他办事不畏权势，也不讲情面，据说是他认为蒋的离婚是片面的，没有法律依据，手续尚未办清，所以根据基督教义，他不能为他们主持婚礼。宋家母女是非常希望他能亲自主持结婚盛典的，曾专程前往拜会这位尊贵的牧师，可他“坚持如故”，不肯赏脸，最后只好请基督教青年协会的一位总干事为蒋宋主持婚礼。所以蒋宋结婚，虽为宗教仪式，却不是真正的权威牧师主持的，那位倔强的江牧师，还真是个铁面无私的人哩……⑥
张学良的婚礼，同样也是按照宗教仪式举行的，但却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仪式与宴席都是友人事前安排好的。高龄的慈悲为怀的周联华牧师十分乐意为这对“红粉知己、白首缔盟”的不幸的情侣证婚。这对历尽坎坷的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来说，当然是个很大的安慰，他们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张学良自被非法幽禁后，关于他的消息，一向寥若晨星，可是唯独这次婚礼，却被恩准公开加以报道了。台湾的报纸上，为此写诗作文，很是热闹了一番，什么“三十载冷暖岁月，当代冰霜爱情”啦，什么“夜雨秋灯、梨花海棠相伴，小楼东风，往事不堪回首了。弹指俱往矣，喜看来日方长”啦，还有什么“基督见证，宗教婚礼”啦，等等。这当中，有痛惜，有关切，有哀伤，有感叹，象词情凄切、扼腕唏嘘的悲歌，也象对这对生死与共、饱经风霜的铁窗情侣的由衷的颂赞。
翻阅这些年深日久的报刊资料，不能不使人黯然神伤。透过字里行间隐约流露的哀怨之情，还是曲折反映了一些张将军在台湾的生活情景与心态。是的，物换星移，人世沧桑，谁都不可能永远是春光明媚，一帆风顺，也常常会有风雨和泥泞。但象张学良所遭受的厄运，象台湾当局对他所进行的残酷迫害，却是闻所未闻的。试想，为国为民、“大有功于抗战事业”的千古功臣，却成了“不明时势，不通事理，不守纲纪”的罪人，轻描淡写地一句“严加管束”，从此就冤沉海底，成为终身囚徒，以致岁月悠悠，从一个英姿焕发的年轻将领，而成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翁，可囚期却仍遥遥无期，目睹此情此景，谁不愤慨？谁不同情？所以看到这样的喜讯，与其说使人高兴，不如说悲多于喜，使人更为伤痛、感叹！
但就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来说，虽然不无伤感，可在他们看来，毕竟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还是甚感欣慰的。窦应泰在其有关于、张的结合与离异的传记中，把张、赵的结婚仪式称作“迟来的婚礼”，并给予热情的赞颂：
１９６４年７月４日，台北，一位美籍牧师的家里。这是一间宽敞而陈设豪华的住宅，枝型呆灯把柔和的清辉洒向肃穆的大厅。无数燃烧的红烛映红了张学良的脸孔。
他身穿西装礼服面孔红润，浓浓的眉宇下，一双大眼炯炯有神。这使人不能不联想到当年英武潇洒、戎装佩剑的少帅！在他身边，出现了一位盛装丽人。她是赵一荻。
身披粉红色纱巾，天蓝色裙衣曳地。面容显然经过精心修饰，娥眉带笑，杏眼含情。冷眼望去，谁能相信她已经是５１岁的人呢？张学良的朋友、部下簇拥在这对新婚的老夫妻身旁，一个个脸上洋溢着兴奋而激动的微笑。……⑦
赵云声把张、赵在同居三十多年后的正式结婚，称为“奇特的婚礼”，他的描述则是在更深广的历史背景下，揭示这对在凄风苦雨中生死与共的情侣之间的深厚情谊。
婚礼开始了……牧师先用他那缓慢并略略有些抖颤的声音问张学良：
“你愿意这个女人做你的妻子吗？”
“我愿意。”张学良朗朗答道。
牧师转问赵四：
“你愿意这个男人做你的丈夫吗？”
赵四这时眼里忽地涌满了泪水，嘴唇抖动着，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我愿意”这三个字是怎么说出来的，也不知牧师听清了没有。但她知道，站在身边的张学良是肯定听清了，恐怕也只有他才能体会到赵四此刻的心情。
当牧师唱到“交换饰物”时，赵四强忍着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了，它滴滴嗒嗒地落在了张学良的胳膊上。张学良拿着戒指的手抖动着，半天也套不进赵四的手指。赵四感到，张学良此时也一定是感触万千！
婚礼结束了，张学良和赵四缓步走出了教堂……他们没有坐车回北投别墅，决定慢慢步行回去。
教堂的钟声在他们的身后飘过来，既象是祝福，又象在唤起他们对过去的回忆。
张学良默默地走着，他感到自己的大半生虽说坎坷，但却问心无愧，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朋友。若说自己在良心上有所负疚的话，唯一就是感到有负于身边这位夫人。赵四小姐以她豆蔻年华投靠自己，可直到年过半百方取得个夫人的名义，这些年真是委屈了她，难为了她！回想这几十年的历程，除却奔波、挨骂，就是囚禁和孤独。为了自己，她抛弃了富贵，抛弃了自由，抛弃了骨肉，也抛弃了欢乐……她把一切愁苦都吞进肚里，没发过一句怨言。一想到这些，张学良就觉得内心愧疚，感到今生都难以补偿！
想到这，张学良将赵四的胳膊用力搂了一下。赵四仿佛有什么特殊感应似的，她从张学良的神情和动作中，立刻猜出了张学良的心意。她最怕听张学良讲什么感激的话，于是趁张学良未及开口，便赶紧扭转了话题：
“汉卿，今天是我最幸福的一天，我真愿意咱们一直这样走下去，直走到天明。”
“好，我陪你一直走回老家。”张学良见赵四情绪很好，他也变得欢快开朗起来，“别看我们老了，蒋介石要敢放我出去，我自信能够走得回去！”
……张学良见赵四没有说话，便停下脚步，盯视着她，说：
“怎么，你就不想？我看你每次谈起家乡大陆来，都眼圈发红，我知道你嘴上不说，可心里和我一样！”
赵四默默地走着，依旧沉吟不语。
“小妹，难道你真的不想？”张学良又追问了一句。
赵四停住脚步，猛地抬起头来，眼睛里盈满了滚滚的泪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汉卿，咱们还会有那么一天吗？”
张学良变得沉默了，他痴呆地站在那里，唯见远处农家炊烟袅袅，近旁树枝在沙沙摇动……⑧
这段看起来颇有些浪漫色彩的真挚动人的婚礼场景的描绘，至此结束了。张学良为什么没有回答妻子的问话？他为什么沉默无言了？作者没有再谈，但实际这是不言自明的。其他的问题，他都可以回答，唯独这个问题，他确实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这也正象关于西安事变问题一样，他是不好谈的，所以，正如孙玉消在《张学良在台湾》中说的：“张学良最不喜欢见到新闻记者的访问，因为记者们最喜欢探听的事情，就是西安事变，而这恰恰是他最不愿意回答的问题。张学良曾对他一位很要好的朋友说：“这要我如何回答呢？如果我说是共产党所欺骗，显然是骂我自己糊涂；如果说是我一时冲动，显然是骂我自己无能；如果我说是‘老先生’（蒋介石）该被扣留，显然表示我还没有承认错误，与我当时亲自护送‘老先生’回南京的心愿不符。所以，我绝不能见这些记者，因为我怎样说都不行。”人们理解他的苦衷，深切同情他的遭遇，是不会以此来说他消沉和苛求于他的。他虽然极不愿谈西安事变，但他后来还是奉命写过一篇西安事变回忆录。据说，还以张的名义出版了，因为蒋介石“为了平息人民的怨愤，安抚东北人士，假意宣称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出书也是为此目的服务的。但确也是的，“在刺刀下制造的历史书籍，谁能相信会是真实的呢？！”不言而喻，关于他的获释，不是虚假的获释，而是真正的恢复自由问题，刚是确有难言之隐，也是使他伤透了心的。这个问题，在他被幽禁之初，就提出来了，因为他虽然对委员长进行了兵谏，可却完全是出于爱国的赤诚，善良的愿望，而且，对蒋介石他也从来没有要害他之意，就是万不得已而必须将他暂时扣留时，也是一再强调要保护他的安全，并在事变和平解决后，亲自送他回南京。可对方却背信弃义，对张学良百般迫害，将他打入冷宫，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这岂不是太过份了吗？据说，蒋介石在生前曾说过：“张学良他监禁我半个月，我要监禁他一辈子！”无负于理，无负于人，为人处世甚至还总带有几分天真的张学良，对这一切始终是估计不足的，就是上面说的蒋的那种要把他监禁一辈子的话，他也总是疑信掺半。可是后来他不再怀疑了，他知道，在蒋介石活着，甚至死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他还是不会获得真正的自由的。他不再存在什么幻想了。
当晚，月色皎洁，如同白昼，院子里虽然景物依旧，却由于月光分外明亮，给院中花草平添了一种明丽和悦的色彩。张学良与夫人赵四小姐在幽静的庭院里缓缓而行，心中颇不平静：
身材魁梧的张学良，身著藏青色长褂，脚穿红色软质平底布履，满头银丝，已经完全是一副“老先生”模样了。虽与当年叱咤风云的张少帅判若两人，但从他那炯炯的目光和不凡的气宇上，仍可窥见其飒爽俊朗的勃发雄姿。
……花池就在庭院南端，虽不算大，倒也精巧美观。
池子呈椭圆形，池里开放着几朵名贵的莲花，池边摆满了精致的花盆，全是名贵的兰花。张学良平生最爱兰花。
每逢兰花盛开季节，总要偕赵四驱车前往台北市或近郊的兰园，尽兴赏花。这时的兰花，正开得茂盛哩，翠绿欲滴的叶儿，有卵形的，有披针形的。头状花序，有淡黄的，有桃红的，也有雪白的。微风拂过，花叶摇曳，清香扑鼻，直沁心脾。月光就象流水，泻在花叶上，色泽更加艳丽美观，仿佛镀了一层薄薄的透明的银汁，那情趣真是再难形容了。
张学良情不自禁地弯下腰，摘了一朵雪白的花儿，凑近鼻孔嗅嗅，顿觉奇香穿透肺腑，频频点首，乐呵呵地半开玩笑道，“霞，不，夫人！我一生最喜欢兰花，如今我俩历尽风霜，结成夫妇，值此良辰美景，本丈夫别无长物，就把朵兰花赠给你吧。世人都盛赞你是无瑕之白璧，其实，又何尝不是我张学良心中一朵圣洁的兰花呢？”
说着，把花儿轻轻插在她鬓发里，然后，倒退几步，仔细审视片刻，抚掌笑道：“很好，美极了！戴上这朵花，你好象一下子年轻了二十岁哩！哈……”
过时候的赵四，虽已过“如天命”之年，但透过那素雅的装束，温柔的容颜，依稀可窥昔日之绰约丰姿。她见张学良今日兴致极好，心里格外舒畅。瞧他适才那举止言谈，仿佛不是一个年逾古稀的老者，倒象一个风流倜傥的活泼少年，不觉莞尔一笑：“汉卿！如果我真的能年轻二十岁，那可就太好了，我将会有更旺盛的精力来侍候你的。然而，逝者如斯夫，时间的长河绝不会倒流呢。不过，我倒觉得，你才年轻了许多哩！”
“是吗？”张学良听罢仰面畅笑起来，操着洪亮的东北口音道，“我向来认为，时间固然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相待的，但每个人对时间却并不一样。你说是这样的吗？”
“你的意思是说……”赵四有些不解地望着张学良。
“譬如，你我经历三十载寒暑，终于熬到今日。我总觉得，这三十年太漫长了呵！……我们俱是步入老年的人了，剩下的日子，恐怕屈指可数了。我倒怕时间过得太快，而希望它慢些，再慢些。你难道没有同感吗？”
赵四默默地听着，深沉地点点头，把张学良挽得更紧了。……⑨
这天晚上，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象一对初恋的情侣，在幽静的庭院里谈得很久，直到明月隐入不知何时飘来的一块灰白的云层，院子里暗了下来，他们才慢慢步入室内。
这幢掩映在绿荫中的爬满青藤的平房的灯亮了，他们象是全无睡意，又在屋内继续着他们最感兴趣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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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经发：《子牙垂纶悲蹉跎——田汉和张学良狱中诗》，１９８３年４月２日，《团结报》。
②③　孙玉清：《张学良在台湾》，《新观察》１９８５年第２期。
④　《中国古代史常识》，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⑤　《文摘报》摘编稿。
⑥　顾执中：《报海杂忆》，引文系《文摘报》摘编稿。
⑦　窦应泰《愿将悲欢写新诗——于凤至与张学良的结合与离异》，载《名人传记》１９８７年第５期。
⑧　赵云声：《赵四小姐与张学良将军》，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⑨　张德荣：《红粉知己——张学良和赵绮霞的爱情》，原载《名人传记》１９８６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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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当共剪西窗烛
岁月蹉跎，人生倥偬，转瞬间，六十、七十年代过去，进入了八十年代。
张学良将军的情况怎么样？一位年届八十高龄的老人，难道还不放心，还不放过吗？是的，在舆论的压力下，对他的管束据说早已“解除”，他已获得了“自由”，可实际这个自由还是有限的，对有关他的消息也一直严密封锁。
但到了１９７９年的中秋节，出现了一点小小的转机。
原来，这一年的中秋之夜，蒋经国在台北园山饭店附近的官邸，邀请了一小批至亲好友与部属故旧，共赏明月，欢度中秋佳节。张学良夫妇也应邀出席了。据说，在招待会上，蒋经国与张学良进行了交谈，“晤谈甚为愉快”，但张学良感怀身世，吟诵李商隐《无题》诗一首，诗曰：
来是空言去绝踪，
月斜楼上五更钟。
梦为远别啼难唤，
书被催成墨未浓。
蜡照半笼金翡翠，
麝熏微度绣芙蓉。
刘郎已恨蓬山远，
更隔蓬山一万重。①
另据报道，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２０日，张学良与赵四小姐曾到金门参观，眺望故国河山，游子思乡之情，溢于言表，动人心弦：
……张将军歇息片刻，登上离大陆最近的小岛之巅，手擎高倍望远镜，朝隐约可见的大陆眺望。
张将军眯着两眼，眼眶紧靠望远镜镜筒，双手微微发颤地调试着距离，他调了片刻，突然惊叫道：
“鼓浪屿！日光岩！”
“真的吗？”赵一荻惊喜地问。
“真的！真的！”
张学良将军情不自禁地喊叫着，贪婪地望着，述说着：
“日光岩真美呀！一荻，你看日光寺比当年更漂亮！”
赵一荻急得象孩子似的，恨不得一手抓过望远镜，也一饱眼福，她把手伸过去抓住镜筒，张将军就惊叫起来：
“别动！别动！叫我把家乡的山水看个够！”
“你不是叫我看吗？不给我……”赵一荻急得红涨着脸，难以自制地生着气。赵一荻与将军相处多年，朝夕为伴，两人从未生过气，红过脸，就是在大陆监狱，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她从未在张将军面前耍性子，出怨言。
可是此时此刻，她为什么竟真的在丈夫面前生起气来呢？
此情此景，此心此意，只有那些饱尝颠沛流离之苦，多年远离家乡、备经异地的生活磨难，而日夜盼望回归故里的人才真正能够理解她的心情。
赵一荻，不知是急的，还是情动于心，竟呜呜地哭起来。
张将军听到抽泣声，转身发现夫人正掩面而泣，就赶忙劝慰道：
“你哭什么？三十多年日夜盼望能看看大陆，今天真的看到了，怎么不高兴，反倒抹鼻涕？哈哈……”
张将军把望远镜递给夫人，见赵一荻热泪洗面，也禁不住鼻子一酸，两眼噗簌簌流下泪水。张将军在恶魔面前无所畏惧，是个铁打的汉子，几十年未掉过眼泪，然而，在今天瞥一眼大陆的风光，竟热泪盈眶。
赵一荻接过望远镜，聚精会神地眺望着厦门的高山，乌黑的岩石，红色的屋瓦，白色的啬壁，浓绿的树丛，碧波中的点点白帆，心境突变，破涕为笑，她一把抓住张将军的胳膊，惊叫道：
“汉卿，快看万国公地的大厦！”
然而，张将军没有去接夫人递过来的望远镜，他揉了揉发酸的两眼，坐在岩石沉思不语。……
张将军轻轻牵动夫人的衣襟，让她坐在自己身边，感叹道：
“大陆上的万国公地，总算清除了，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的研制成功，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一荻，你遥望大陆日新月异的变化，想到什么？”
“想到我们年轻时的追求，毕竟在大陆上实现了！”赵一荻激动地站起来，习惯地挽住张将军的左臂，慢慢地走下小岛，步入沙滩。他们默默地踏着涌来的浪花，仿佛当年在北戴河海滩耆戏追逐一样，心中漾起青春的活力。
走着，走着，张将军停下脚步，突然问：
“一荻，还有烟吗？”
赵一荻吃惊地瞥了丈夫一眼，问：“你不是早就戒烟了吗？”
“不，今天开斋，非吸一支不可！”
赵一荻从手提兜里掏出一盒纸烟，递给张将军。张将军接过纸烟，迅速地将盒里的烟全部掏出，一扬胳膊，把烟撒到海里，叨念道：“把这烟，献给为赶走外国侵略者而献身的壮士吧！”他静思少许，就又拆开烟盒，精心地叠了只纸船，然后弯腰放进海水里。
波翻浪涌，那小船顺着海风，慢慢地漂向东北，漂向大陆。
赵一荻望着远去的小纸船，孩子似地拍着手，欢笑道：
“回老家喽！”
张将军看到夫人笑容可掬的样子，顿时泪如涌泉……②
后来，还有消息说：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张学良因患重感冒到台北荣氏总医院住院治疗，在他的病房有四名“随从人员”，日夜轮流值班看守。当时同在这家医院治病的《联合报》记者于衡，曾八次闯进张学良的病房，试图访问他。第一次，“随从人员”没有察觉，使于衡得以同张学良攀谈了五十多分钟。当于衡第二次去访问张学良时，“随从人员”就向于发出警告：“以后不要再来麻烦张先生”，要于“自我节制”。但是，以后于衡仍作了六次时间较短的访问。经过这几次访问，于衡写了一篇数千字的《张学良访问记》，登在同年九月十八日的《联合报》
上。
……访问记写了张学良的身体状况：“他已满头灰发，头顶中间的头发脱落，成了罗汉秃。有人说他‘声若洪钟’，其实是由于他两耳重听，讲话时怕对方听不到，所以嗓门拉得特别高。”“除了患视网膜炎和老年性重听病以外，心脏、肾脏、肝脏、血压，都很正常。”“望着他那疏落而灰白的头发，面部的老斑，再加医院病人所穿的宽大睡衣，还有他那一脸纯朴的表情，看去真似乡间的老农，哪会想到他就是五十年前叱咤风云的张少帅。”
……张学良住院时，名牌上写的是“张毅庵”。近几年，他与外界接触，有时用这个化名，有时用“赵老先生”，对人绝口不谈西安事变和政治问题，只对《圣经》、兰花等话题感兴趣。他这次接受于衡访问时，一开始就声明不谈政治。但是他对于衡说，西安事变前一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日子”。并且谈到，“九·一八”事变后，他看到《大公报》张季鸾写的一篇有关“九·一八”的社评“文中有血有泪，有些文句，到现在还留在我的脑中，虽然半个世纪过去了”。
……于衡在访问记中谈到对张学良夫妇的印象时说，张学良“头脑清楚”，“精明中带有粗犷，粗犷中带有精明”，“境界很高，对中国文化理解也深”。赵一荻“辞锋锐利，咄咄逼人”。③
前些时，笔者在报纸上看到一张照片，如果不看说明，这究竟是谁的照片？上面的几个人姓甚名谁，是做什么工作的？那是无论如何也猜不出来的。看了照片旁边的简单的说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１９８６年３月１３日，八十六岁高龄的张学良将军偕同妻子赵四小姐及“总统府咨政”年已九十六岁的张群，在台北一个公园里的留影。这是人们所能看到的关于张将军的最新的照片。照片虽不甚清晰，但几个人的形象还是可以看清的。张学良虽已脱发秃顶，面容苍老，但他墨镜西服，挺身而立，少帅风貌，依稀可辨，看样子身体还颇硬朗（赵四小姐看起来也还精神，不大显老），这很自然会使人想到张学良的坚强和赵四小姐的功劳！的确，多年来，还多亏了她，多亏了她的陪伴和照料，张学良才会有今天，才会八十多岁了仍然健在，仍然满怀信心地在“奋斗”。假如没有她，没有她数十年如一日地对他的无微不至的体贴、关怀和照顾，而是他孤身一人，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他能熬到今天吗？所以从这方面看，赵四小姐是值得感谢的，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和“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危难关头，在张学良处境最艰难的时刻，她不顾一切，再次打破世俗的偏见，毅然决然地离开繁华的都市，跑到偏僻荒凉的“穷山沟里”去与在囚系中的张学良相会，并从此再不分离，与夫君相依为命，在风雪严寒中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这勇气，这情意，这牺牲，多么感人，多么使人钦敬！也许正是被赵四小姐的真诚和这光彩照人的品德所感动的缘故吧，杨德政曾作《金缕曲》二阕，是分别赞颂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其中“怀张学良将军”词已如前述，另一首题为“致张夫人赵绮霞女士”的词，也是写得非常优美、凝重而又洋溢着动人的激情的，词云：
雪压绿萼梅，愈精神，万卉凋零，惟你芳馨。香飘岩壑染流云，事逐红尘抛弃了，金华胜景，伉俪永偕戎马情，长相依，鹣鲽久共影，生死恋，不了情！
中国不惮苦风尘，渡关山，鸿断雁零。萍踪无定，芳草天涯怀故国，有待风云崛起，看金瓯，永庆升平，咸阳古道骋群英，华清池，莲开更娉婷，三生愿，了无痕。④
另有一个题为《月坠林梢》（杜宣作）的剧本，则写了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近年来的情况。这虽系文学作品，但由于它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所以仍深刻、鲜明地反映了将军晚年的悲壮情怀和他与赵四小姐真挚的忠贞不渝的爱情，尤以中秋之夜一段，写得出神入化，感人至深：
中秋之夜。
天空上没有一片云，澄碧得象一湖秋水，一轮明月悬在上面，下面是一泓湖水，湖上澄净得又象蓝天一样。
明月在湖面上投下清晰的影子。人们几乎没法分出哪是天，哪是水，是天上的月亮映在水里，还是水上的月亮映到天空。
湖边，黑压压的一片森林。
湖和森林之间，有一条小路。
路边有木梳椅。
森林中，手电灯强烈的光柱不断在移动。
两个黑影从森林中闪了出来。
黑影在小路上移动。
黑影迅速的消逝。
音乐。
赵绮霞挽着张学良慢慢地踱着。
他们停了下来，仰望长空。
张学良　一轮皓月！
赵绮霞　万里晴空。
张学良　这样明朗的中秋月，真是一生很难见到。
赵绮霞　你看，这湖上的月亮和天上的一个样。
张学良　（孩子似的）我们看到两个月亮。
赵绮霞　天上的月亮是你，湖上的月亮是我。
张学良　为什么？
赵绮霞　因为没有天上的月亮，就没有湖上的月亮，湖上的是影子，我就是你的影子。
张学良　不，你才是天上的月亮，你就是月里嫦娥。不，你比嫦娥好上千万倍，嫦娥为了自己，偷服灵药，向宝月私飞，她是一个利己主义者。而你，为了我，却放弃了自由生活。
赵绮霞　是我自愿这样做的。
张学良　自愿投到牢狱中来，而且过了漫长的五十年，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小四，我委屈了你。
赵绮霞　我认为一个人能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这就是幸福。记得我们刚刚开始相爱时，我就说过，我们只要永远在一起，我不计较世俗的名分，只要和你在一起，无论受什么委屈，吃什么苦，我都会感到幸福的。当然的，我也和任何人一样，
渴望着自由的生活，想念我从小生活的故乡，想念我的父母和亲人们……
张学良　你为我牺牲太大。
赵绮霞　那你为了什么？
张学良　为了祖国的团结，为了民族的解放，百死而不后悔。
赵绮霞　对呀，这就是你的意志。为了民族大义，你不计较个人安危，敢于发动西安事变，把老蒋抓起来又放他回去，还敢于陪他回去，你真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勇士。和你一比，老蒋就是一个懦夫了，他恨不得把你杀掉，但是他却不敢。
张学良　小四，我们不谈这些。的确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和大家一样，比如今天中秋吧，一早起来就想念小时候过节的许多情景；现在我们在这里看着这一轮明月的时候，我也想到我故乡的亲人们，不也正在月光下想念我们吗？这样一想，我心里就挺难受。
赵绮霞　亲人故土，没世难忘。
张学良　小四，你说月亮远吗？
赵绮霞　当然远啊。
张学良　虽然远，但我们经常还可以看到她。
赵绮霞　那末最远呢？
张学良　离我们最远的，我看莫过于我们的故乡了，我们走了五十年，还看不到她的影子！
幕后唱出：
朗朗中秋月
平生未了情
故乡如梦幻
客况更凄零
赤胆报家国
清茗对我心
百年催岁月
何日见升平⑤
但是，必须看到，尽管近年来形势有所好转，台湾允许一部分人回大陆探亲了，可是阻力仍然是存在的，张学良获得真正的自由的时日仍很难预料。这是使人忧虑的，因为不论是从１９３６年年底就失去自由的张学良，还是在幽禁中一直陪伴着将军的赵四小姐，他们都已被监禁了五十多个春秋。且不说这种幽禁从一开始就完全是从个人恩怨出发，是非法的，不义的，是一桩骇人听闻的冤狱，就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这种无理的软禁也早该结束了，应当使张学良得到充分的自由了。
在西安事变将届五十周年之际，纽约《美洲华侨日报》１０月４日发表社论，呼吁台湾当局释放张学良将军，文章说：
今年十二月十二日是西安事变五十周年，自十月三日起在伊里诺州举行的西安事变学术讨论会中，美国和台湾海峡两岸学者对这次中国近代史上有影响的事件展开探讨之时，西安事变的重要主角张学良却仍然被软禁在台湾不得自由。抗战胜利之时，国民党当局对日本“以德报怨”，如此宽宏，但宽宏的气度很少用于自己同胞身上，不仅内战反而加剧，张学良也照旧软禁。
……当年参加侵华战争的许多日本军国主义者早已重返日本政坛，或执财经企业牛耳。有的曾在台湾任教当顾问，有的还跟台湾当局官员称兄道弟，杯酒言欢。今年，一些前日本军国主义余孽还在日本开会纪念蒋介石“以德报怨”，宋美龄女士尚驰电往贺。而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依然象马关条约签订以后一样隔绝，甚至还不能通商交流。
最为讽刺的是，同是中国人，当年参加汪精卫伪政权的有些曾被称作“汉奸”者，也成了国民党要员；而当年力主抗战救国的“少帅”，曾跟蒋介石称兄道弟的张学良，却仍然软禁在台湾。张学良当年的名言似乎仍然被证实为真：“爱国之士所受之压迫反过于汉奸”。
张学良被非法软禁半世纪之久，希望台湾当局能在西安事变五十周年之际，还给张学良一个自由之身。⑥高屋建瓴，对比鲜明，这是个严正的批评和抗议，也是个有力的呼吁。其实，祖国人民和一切关心张学良将军命运的人们，谁不深切思念着他呢？都希望他早日获释，更盼祖国早日统一。到那时，张学良将军夫妇可以自由地返回他们日夜惦记的祖国大陆，可以到处走一走，看一看，特别是看看东北，看看沈阳，看看北京，看看西安。到那时，张学良将饱览祖国河山之美和翻天履地的变化，同时与亲人团聚，与他那情同手足的袍泽故旧把臂言欢，重话当年，啊，那将是一种多么欢乐的情景呀！每念及此，我常常会想起郭沫若的一首诗，那是在抗战后期，他在重庆天宫府寓所设宴欢迎周恩来同志从解放区来重庆工作时写的，诗云：
顿觉蜗庐海样宽，
松苍柏翠傲冬寒。
诗盟南社珠盘在，
澜挽横流砥柱看。
秉烛人归从北极，
乘风我欲溺儒冠。
光明今夕天官府，
听罢秧歌醉拍栏。⑦
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吗？不，这一天是会到来的。记得，伟大的马克思曾经预言：“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它的喜剧。历史，难道不是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吗？自从邓小平同志提出“一国两制”的设想，香港、澳门归属问题妥善解决后，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同捐前嫌、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呼声愈来愈高了，张将军不会永远是归期未卜，“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中华一统，将军回归，海峡两岸同携手，山欢水笑庆团聚的日子不会太远了！而每当此刻，李商隐在《夜雨寄北》中那殷切盼望与友人重逢的满含离愁别绪的诗句，便会又清晰地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来：
君问归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话巴山夜雨时。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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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代诗人李商隐：《无题四首》中的一首诗，见《李商隐诗选》，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组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出版。
②　刘恩铭：《张学良在台湾》，原载《柳泉》１９８５年３期。此系摘引。
③　袁光强：《张学良在台湾》，原载《瞭望》１９８４年第２０期。
④　杨德攻：《金缕曲》二阙，原载《贵阳晚报》。
⑤　杜宣：《月坠林梢》，原载《团结报》。
⑥　引自纽约《美洲华侨日报》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４日社论。
⑦　郭沫若在１９４４年１１月间为欢迎周恩来同志由根据地来重庆工作而举行的一次宴会上的唱和诗，当时作为陪客的沈钧儒作诗云：“经年不放酒杯宽，雾压山城夜正寒。有客喜从天上至，感时惊向域中看。新阳共举葡萄　，触角长惭獬豸冠。痛苦狂欢俱未定，河山杂遝试凭栏。”郭步沈老韵作此诗。详见许涤新：《百年心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３月出版。
⑧　李商隐：《夜雨寄北》，详见安徽师范大学古代文学教研室选编的《李商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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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出于对张学良将军的敬佩，想写点有关将军生平事迹方面的文章，是我多年来的愿望。但因无法与将军见面，加上资料不足，一直未能动笔。但此愿未偿，实难心安，竟有些欲罢不能了。后来，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走访、调查、酝酿和准备，于１９８６年夏天开始动笔，一发而不可收，到年底便写出初稿。
首先看稿并给予帮助的，是黄朝章教授。１９８６年冬，全国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西安召开。在会议期间，我与陕西师范大学房成祥教授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鱼汲胜同志都曾详谈过这部书稿的内容提纲，他们还分别看了部分初稿，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和意见，使我在以后的研究和写作中，受益匪浅。
１９８７年春，基本定稿。同年９月，去沈阳参加“张学良暨东北军史学术研讨会”期间，我又利用会前会后的一段时间，追寻张将军的足迹，访问他长期居住过的大帅府等旧址，走访了一些老同志和张将军的亲属，同时还在辽宁省图书馆等处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回西安后，我反复琢磨，几易其稿，唯恐不能书尽其意，唯恐未能准确地写出将军的思想和性格，唯恐未能公正地评价他的历史功过，想尽量把张将军的坎坷一生如实地再现出来，让我们大家永远记住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并从中得到一些教益，却仍不能尽如人意。
在撰写此书时，我精选史料，力求真实、准确，在行文落笔处，注意追本溯源，以使言之有据；在写到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时，一般不由作者作过多的描述渲染，而是尽量采用第一手资料，如本人的谈话、书信、讲演、文电等，或当事人的口述笔录。引文大都出自比较权威的专论、专著及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有一小部分系引自文学传记或纪实性质的文学作品，它的准确性虽有所欠缺，但也并非凭空编造，而是“囿于特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的。它对于那个历史时代的某些历史场景和人物心理的描绘，也还是比较真实的。
张学良的生平事迹是不平凡的。由于自己水平有限，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诚恳欢迎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在写作过程中，多蒙西安地质学院和社科部领导及部内外同志们的关怀。江汉大学副教授李传信、中国地质大学离休讲师曹冠卿同志审阅了本书的校样，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西安地质学院社科部资料室、西安事变研究会资料室、西安张学良纪念馆、商业部老干部局白竟凡、郑州大学杨中州副教授，以及李越、徐月俍、杨美让、周亚兰等同志，也从各方面给予热情的帮助，特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书的出版，还得到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宣传部领导的关怀和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及编辑的关心和支持，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最后，借用老作家柯灵一首近作“七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笔者无意议论当今文风，目的在于自励，并与读者诸君共勉。诗云：
浮夸矫饰早成病，
作势装腔总失真；
好是风清月白夜，
披襟促膝话平生。
作　者
１９８８年８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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