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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卖空要么赔本买进 要么不买去坐牢”序：见微知著的商业故事(1)

约翰·斯蒂尔·戈登所著的《资本的冒险》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戈登的名字和他的“美国商业故事”一样，在美国是广为人知的，但对中国的读者来说，却比较陌生。有关专家觉得，这么一本精彩的著作如果不能在中国的读书界激起一点波澜的话，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情。出版社也不愿意留下“养在深闺无人识”的遗憾。因此，出版社嘱我写一篇序言，推介本书的内容、底蕴和价值，希望能够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和重视。
对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与分析的重要性，许多经济学家已经有了十分精彩的总结。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他的名作《经济分析史》中强调：“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他还说，“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开创者凯恩斯也曾经说过，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应该是在引鉴历史和瞩目未来中考察现实。
经济史如此重要，但是表述的方法可以有很大的差异。主流的经济史，或者是类似《剑桥欧洲经济史》这样资料翔实的宏观叙述，或者是类似麦迪逊的《世界经济千年史》这样的具有强烈理论倾向的诠释。而戈登的《资本的冒险》，则提供了一种新的、面向大众的经济史讲述方法：这是一种微观的讲述，从看起来散乱但是有趣的微观故事展开，并不宏观，并不理论化，但是微言大义，精彩而引人回味。
实际上，作为一名有影响的经济史专家，戈登一直为《美国传统》杂志很有影响的专栏《美国商业故事》撰稿。美国第30任总统柯立芝曾经说，美国人的事就是生意。这些娓娓道来的活生生的故事，为读者展示出美洲大陆将近400年的市场发展历史。
美国的经济史为什么有趣而且重要？一个直观的解释是，美国迄今为止一直是全球经济中最为关键的部分。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对许多逐步走上市场经济轨道的国家和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美国经济对于全球的影响，从华尔街到可口可乐，都使我们必须要冷静地面对和分析。
作者之所以更多地着眼于微观的故事讲述，除了宏观的叙述文献已经汗牛充栋之外，微观体系更为富有活力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杂志在2000年回顾经济发展的历程时强调，“如果上个世纪的经济政策制定给了我们一些启示的话，那就是：它让我们知道了实现强劲的长期增长与良好的微观经济政策的关系，要强于同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实际上，从经济发展的历程看，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因无足轻重的小事而起。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穷查理历书》中指出：为了一颗马蹄钉可以导致整场战争的失败。美国经济发展的许多重大的转折，机缘也往往在一些可以用故事轻松讲述的细节。
全球化的过程、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在西方经济史看来，就是一个金钱不断取得支配地位的过程。正如戈登在书中反复引用的一样，1868年贝内特就指出，在新的时代，人们已经不再试图用剑来进行统治了，但是，他们发现使用金钱作为武器同样锋利而且有效。戈登的故事描述的就是在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中，各路资本英豪如何用自己的知识、智慧、胆识以及运气，来获得这种金钱的统治。
中国正处于一个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进程中。尽管中国选择的市场经济发展路径与美国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基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相似性，美国发展历程中的许多正面与反面的经验教训，仍然值得我们借鉴。有些在美国演变的故事，往往让我们感觉就发生在身边。
例如，作者强调，市场发展的过程，以及带来的利益格局的调整，也许不能仅仅用道德、甚至原来的法律来评判，而要放到整个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考察。一个典型的故事是，19世纪后期，洛克菲勒攫取美国石油控制权的手段，在今天看来就是可能会被判处长期徒刑的犯罪，但是他所创立的美孚石油却推动了石油价格的下跌和汽车产业的兴起。当人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有可能会采用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会着眼于“向前看”的利益标准。千秋功罪，一时难以评说。
作者观察历史常常独具慧眼。他从经济史的角度强调，从工业化进展的历程看，建立工业经济必须要找到一个出发点。西方国家的出发点就是布，以及由此兴起的纺织业、成衣业。凡是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的地方，无论是19世纪末期的纽约还是现在的新兴市场国家，缝纫机一再被证明是摆脱贫困的有力工具。缝纫机的发明是工业革命早期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的重要性如同在铁路创造财富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一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地区工业化的起步，同样来自于纺织业和成衣业。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纺织品在全球具有最强的竞争力。纺织业、成衣业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强大持久的推动力。

第一部分：“卖空要么赔本买进 要么不买去坐牢”序：见微知著的商业故事(2)

在谈论到美国的垄断和管制的负面影响时，作者幽默地强调，在美国的经济发展史上，不恰当的管制和垄断，不仅影响到一些重要行业的发展，即使是出租车行业也是深受其害。在出租车行业存在严格管制时，那些有幸获得经营牌照的出租车司机在做生意的时候“变得像强盗一样”。
在饶有趣味的美国经济历史的讲述中，有心的读者同样可以得到许多理论的启迪。例如，作者讲述的故事表明，股份公司的兴起，使得英国在与西班牙的竞争中获得了优势，同时也使得美国的现代发展历程得以起步。在影响美国发展历程的南北战争中，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南北金融体系的发达程度差异、以及金融资源动员能力的差异，导致了最后的战争结果
从作者选择故事的视角和描述的逻辑看，作者具有十分强烈的自由市场倾向，可以说是亚当·斯密的忠实信徒。这可能与作者选择的美国经济发展历程处于古典阶段有关。所以，作者在不少故事的描述中，时时闪现出对政府负面作用的嘲讽与批评。他强调，美国的基础设施十分完善，这主要是因为企业的推动。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十分渺小。如果真的能够起到什么作用的话，也只是把事情弄得更糟糕。从政府的职能看，他认为政府只是一个庞大的委员会而已。政府总是没完没了地被矛盾和私人力量又拉又拽，因而政府通常的成果就是大量模糊不清的申明、毫无出路的项目、以及无穷多错过的机会。
实际上，随着美国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美国政府开始转型为一个典型的监管型政府，政府以约定的、透明的规则介入到市场，促进了公司的守法运作和市场的规范完善。难以想像，如果没有美国证监会、美联储等监管机构，仅仅遵循自由放任的原则，美国的金融市场会获得今天的快速发展和巨大的影响力。
问题是，我们搞市场经济也有了20多年了，政府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到现在并不是弄得很清楚。事实上，现在我们的经济主管部门想管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或者说该管的没有管或没有管好，而不该管的事情却管得太多。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有关部门经过这几年的改革，对宏观经济问题关注不够，却仍然管着十分具体的事情，微观干预的权力仍有强化和随意的趋势。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因为市场经济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自我负责的原则。背离了这个原则，即使出于良好的愿望，由政府部门过多地去承担本来应该由个人和企业承担的责任，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培育也是有害无益的。
据史载，戴高乐将军对于法国内部错综复杂的政治派别搞得十分恼火，他反问道：“一个人怎么能够治理好一个可以做得出365种不同乳酪的国家呢？”似乎由于市场经济而产生的多样化、个性化是社会经济问题千头万绪的根源。而工业革命以后，大机器生产出现了泯灭个性的趋势，但并没有使得经济社会问题变得单纯起来。戈登在书中指出，工业化食品的实质，自然是同质性和大批量生产。但是，实际上，个性化服务，以及大规模的批量生产，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并行不悖的两条发展轨道，其背后的驱动力量，就是资本的力量、市场的力量，以及金钱寻求统治的力量。
从西方社会开始出现的现代学校的教育方式，也把大批量机器生产的方式引进了人类知识、思想的再生产领域。但是，在大量的学子以比较低的成本、以整齐划一的形式获得文化知识的同时，人类思想和精神的多样性、创新性和活跃程度并没有丝毫弱化和退化。有意思的是，戈登的书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在大批量的美国经济史的宏观讲述形式之外，戈登为我们展示了这种富有个性化的、从微观故事角度讲述的形式，让我们的精神获得了一种十分快意的享受和启迪。
把心路化为故事，让故事见证历史，这是读者的期盼，也是作者的使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剑阁
2005年5月

第一部分：“卖空要么赔本买进 要么不买去坐牢”序：资本创造历史

写下题目我就觉得有点不妥。资本是钱，是设备，是一堆死东西，它怎么能创造历史呢？准确地说，应该是运用资本的人创造了历史。我用这个题目是根据了这本书的题目《资本的冒险》。严格来说，这本书的题目应该是《运用资本的人的冒险》，不过用《资本的冒险》更为简洁一些。我用《资本创造历史》也是这个目的。
在人类历史上，土地、资本和知识在不同时期成为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在生产力落后的前工业社会中，土地是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当时的主要产业是农业，劳动要运用土地才能创造财富，故有“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的说法，工业社会中，劳动用资本生产产品，这时资本就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后工业社会（20世纪50年代后），技术进步越来越重要，知识就成为最关键的生产要素。这本书讲的是美国近代经济史中的故事，其主角就是资本。这一段历史是用资本写成的，所以本书的书名是很贴切的。
没有资本，就没有美国这一段辉煌的历史，没有今天发达的美国。任何社会都不乏有钱的人，也有人会用钱去赚钱，例如，中世纪欧洲社会的犹太商人，以及中国历史上的晋商和徽商。但是，只有在近代市场经济社会中，钱才变为创造社会财富的资本。一部近代经济史就是资本去冒险、开拓，创造巨大财富的历史。这本书记载了美国从殖民地时期一直到今天资本冒险和创造的历史，包括美国经济的方方面面，从农业与食品、制造业和采矿业、交通运输业、银行业，直至零售业与房产业以及电报、电话和电视等。它展示了资本如何以其冒险精神，在这些方面创造了奇迹。
自从有人类以来就有人用金钱去冒险，像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安东尼奥那样从事地中海贸易，或者来往于欧亚丝绸之路的商人从事国际贸易，都属于商业冒险行为。但这些行为对一个停滞社会的影响是有限的。只有在近代市场经济社会中，资本的冒险才成为普遍的，并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面貌。这就在于制度的改变。市场经济建立了保护私人财产的制度，这使得冒险者可以获得冒险而来的财富。同时，作为资本主义精神支柱的新教也鼓励对财富的无限追求。这些成为资本冒险的动力。股份制使冒险者不必承担无限风险，成为冒险的制度保证。作者指出：与合伙公司中每位合伙人用全部净资产承担风险不同，股份公司成员只用其在公司的投资额承担风险。使用这种组织形式，许多资本家（这个词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两三个世纪后才被杜撰出来）可以联合在一起来追逐探险和远洋贸易的潜在巨额利润，不必担心由于巨大风险而倾家荡产。
资本的冒险完全不同于赌场上丧失理性的赌徒做法。冒险是以对商机的把握为基础的。例如，《技术转移》一文中斯莱特把纺织技术偷到美国是认准了美国纺织业发展的时机；《机遇》中米尔斯靠向淘金者出售铁铲等工具而致富是抓住了旧金山发现金矿的时机，等等。认准并抓住时机去冒险，冒险就是理性的，尽管也有失败，但总体上成功的概率更大。我们读这本书应该学习的不仅仅是那些成功的企业家如何冒险，而首先是他们如何抓住了时机。
资本去冒险当然是为了追逐利润，但在市场中“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之下，总体上是有利于社会的。这种冒险创造了我们今天所用的形形色色的东西，促进了今天的富裕。即使为追求垄断而进行的冒险，主流也是有利的。因为没有这种垄断就无法聚集起巨大的资本修建铁路，实现制造业中的规模经济。对那些不利于社会的垄断，政府可以用法律去限制。菲利普斯在1666年曾成功地垄断了贝壳串珠市场，但亨特兄弟1979年垄断白银市场的企图却以失败而告终。这正体现了社会在制止资本冒险危害社会方面的进步。这种进步可以使资本的冒险对社会趋利避害。
戈登是写故事的高手。他用一支妙笔写出了美国商业史上许多为我们所熟悉或不熟悉的故事。他着重于叙述而不是说教，这就给我们留下了思考的余地。其实每个故事都可以说明不同的道理，这要靠读者自己去领悟，各取所需。
我们正处于转向市场经济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社会如何依靠资本的冒险而得以发展，企业如何运用资本去冒险而做强做大，是每一个人都关心的问题。我们所走的路不一定与美国完全相同，但他们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这正是这本书出版的意义。
著名经济学家   梁小民
2005年4月25日

第一部分：“卖空要么赔本买进 要么不买去坐牢”资本的冒险:前言

自1989年以来，我就一直为《美国传统》（American Heritage）杂志的“美国商业”专栏撰稿。在写作过程中，我切身体会到诺埃尔·科沃德的那句名言的正确，即“工作所获得的快乐，不只在快乐本身”。这个专栏的每一部分，都深受我的钟爱。
人们通常认为经济史—如经济学一样—枯燥乏味至极。但是，可能是由于祖父的缘故（他不仅是一名成功的华尔街经纪人，而且还擅长于讲故事），我非常喜欢经济史中充溢着胆气的冒险故事，以及那些敢于冒险、充满魅力的男人（现在，女人也多了起来）。
经济史相当有趣，这句话不应使人惊奇。众所周知：我们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睡眠，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人生另外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交易。无论是购买（人们常称之为“购物”），还是销售（人们常称之为“工作”—出售技术、劳动及其产品），我们都是经济的一部分。因为创造价值，所以获得收入，又将收入用于生活必需品的消费，而且，一旦满足了生活必需，人们又会将收入用于追求享乐。我们如何花费金钱，也决定了他人如何花费金钱。
我们在市场上销售何种商品，购买什么东西作为交换，又产生了什么样的新念头，以及发生什么结果，等等，这些长年的所作所为构成了当代经济史的一个很大的组成部分。从很多方面讲，目前，商业实际上已取代以前的战争和探险活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已不再试图用剑来进行统治了，”詹姆士·戈登·贝内特在1868年写道，“但是，他们发现使用金钱作为武器同样锋利且更有效，而且，原有的对权力的渴望也没有任何的丧失，他们就试图对人们建立起金钱的独裁。”
当然，贝内特的“金钱的独裁”这一词语，其实并不精确。贝内特本人是19世纪商业巨头之一，他当然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做独裁者。他将其他人的观点和自己的想法融合在一起。在19世纪30年代，他创造了现代报纸，并使之成为西方文化的一种主要力量。这样做，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扩展了人们的生活范围，对政治和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使贝内特本人成为美国巨富之一。他所拥有的事业，以前的新闻工作者闻所未闻，就是连做梦也不会想到。
商界中有很多人都有贝内特同样的市场经历。情况的确如此，并且很多商人都成为了文学艺术作品（如查尔斯·狄更斯和奥利佛·斯通的作品）中的人物原型。拉塞尔·塞奇是华尔街的天才交易商，当初如果他母亲不能按时返还抵押贷款，他也会取消她的赎回权。在20世纪之初，他的身价可能是7 000万美元，可是他小气得连出租车也不肯坐。有一次，他在跳上一辆行驶的电车时，一脚踏空，摔在人行道上（那时他已是86岁），为此他以伤害事故起诉了电车公司。后来，他长期饱受苦难的妻子继承了他的遗产（他们没有生育子女），建立了拉塞尔·塞奇慈善基金会，自此之后，那份遗产就用于慈善资金的支付。
即使最贪婪的、所谓的“强盗头子”，也可能会害少益多，从长期来看，就更是如此。在19世纪后期，约翰·D·洛克菲勒攫取了处于萌芽时期的美国石油工业的控制权。他所采取的手段，在今天看来是一种犯罪，可能会被判处长期徒刑，但他却因此成了当时的世界首富。可是，他所创立的美孚石油公司却使石油产品的价格无情地下跌了（因此，对石油产品的需求也随之狂涨）。如果没有稳定而充足的燃油供给，汽车也就不可能占据20世纪的主宰地位。安德鲁·卡内基和亨利·克莱·弗里克果断地打击了“霍姆斯泰德”罢工，但是，他们却使得美国的钢铁业成了全球最大的、最有效率的行业，开始了美国时代的新纪元。而且，这三个人在慈善事业花费的财富之大，也是以前所不能想像的。
但是，商业史中不仅有贝内特、洛克菲勒、卡内基以及弗里克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同样还有塞缪尔·斯莱特，他把英国纺织机械设备的图样默记在心中，并把它带到美国，使得美国在这个行业走上了领先之路。岂不知这种行为当时在英国可能是滔天大罪。还有阿道夫·托德，他发明了优质奶酪，并在他纽约的熟食店里销售，只是后来由于完全不明智的企业决策，才使这种奶酪永远地从市场上绝迹了。还有纽约人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熟练地研究出分区制法律的复杂结构，而机智地战胜了纽约最大的一家地产开发商。还有德西·阿纳兹，他说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将《我爱露西》搬上银屏，而不是现场表演，从而创造了影视业辛迪加，极大地提高了两代演员的收入。
所以，当我看到威廉·华兹华斯的“赚钱又花钱，（使）我们的力量一去不复返”这句话时，他认为他是绝对错误的。实际上，在“赚钱又花钱”的过程中，我们常使这些力量得以扩大，也扩大了他人的力量。亨利·福特希望能让普通人从马的主宰中摆脱出来，并且也能使他自己从中获利。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而且，他也终止了19世纪的美国乡村那可怕的与世隔绝的历史，改变了国家的景象，使美国农村在政治生活中占有了关键地位。（同样还要注意的是，牲口运输的巨幅减少，造成了农产品的大量剩余—因为用于生产牲口饲料的土地，转而生产人的食物—这使得20世纪20年代的农产品价格下降，也助长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
商业史，如同所有的历史一样，激发人类的豪情。而且，因为它富有人情味，所以，经济史中充满着伟大与渺小、胜利与惨败，这是人类证明自己能够成功的过程。当然，这中间也产生了很多动听的故事。非常荣幸，我能来写下这些故事，希望读者会像我在研究和写作时一样，享受其中的乐趣。

第一部分：“卖空要么赔本买进 要么不买去坐牢”市场策略通常是垄断

早期清教徒在荒原上临时创造的建城机制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开拓了新英格兰南部和沿岸地区。这些功劳应该记在一类全新的人群身上，直到19世纪中叶人们才给予这类人一个响亮的名字：企业家（entrepreneurs）。
最让人心动—可能也是回报最丰厚的—市场策略通常是垄断。1666年，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垄断了贝壳串珠市场，当时他实际上扮演了中央银行的角色，控制了货币的供给，他也从中发了大财。
1980年纳尔逊·邦克·亨特和他的弟弟威廉·赫伯特·亨特试图垄断白银市场，这是华尔街出现的最大垄断之一。当时，美国被迫放弃银本位制，财政部召回已发行的1美元银元，降低铸币中的含银量。邦克·亨特认为自己发现了白银市场中的机会：通货膨胀意味着美元的贬值，即便不考虑需求仍然大于供给的情形，金银的价格仍然可能上升。由于当时在美国个人持有金条是违法行为，所以亨特转而寻求白银。作为当时世界上的大富豪之一，他大量地购买白银，几乎在单枪匹马的情况下，使白银的价格翻了一番，从一盎司3.27美元上升至6.7美元。截至1979年，亨特兄弟囤积了大量的白银，估计有2 000万盎司，据说大致等于当时流通的白银总量。银价上涨使市场上白银的供应大幅上升，而亨特兄弟实际上成为惟一买主，银价最终崩溃。
英国工业革命首先以纺织工业的机械化为开端，纺织工业为英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也使英国发展为当时的超级大国。美国等国家也想参与这场革命，可英国却决意保守这些神奇机器的秘密，英国报纸甚至不允许刊登有关“只要能在美国搭建纺织机械就有重赏”的消息，但通过秘密广告，这则消息在纺织业内广为流传。其中，在纺织工业中心，德比郡贝尔珀市的塞缪尔·斯莱特就知道了这一消息。他决定到美国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清楚自己的天赋和技能正是美国当时所急需的。他要用英国纺织业的秘密来代替资本。斯莱特在美国成功地复制出了这些英国机器，使用的是在英国用大脑偷出来的图纸，美国的纺织业就此发端，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在访问他后，授予这位为美国工业革命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美国制造业之父”的称号。
《乱世佳人》中精心塑造的南北战争之前美国南部的神话影响了人们对殖民时期南方的印象。其实，在独立战争之前，南方各殖民地的经济很不稳定，即便是最富有的居民也负有债务，向其在伦敦的代理人借债。棉花种植需要大量劳动力，且由于棉花纤维的自然粘度高，手工纺织1磅重的棉线需要12~20个工作日，这使得棉布成为极度奢侈的纺织品，直到伊莱·惠特尼发明了轧棉机，使这项原本是棉布成本中最主要的一部分变得无足轻重，而棉花成本的下降，导致了种植棉花的增加，却进一步诞生了一种罪恶的制度—奴隶制，美国内战也由此爆发。

第一部分：“卖空要么赔本买进 要么不买去坐牢”逐利荒原(1)

与人类的很多方面相同，历史上的时尚潮流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在19世纪，“伟人理论”颇为盛行。哥伦布确信自己沿着落日，而不是日升的方向航行能够到达遥远的东方。他说服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西班牙国王和王后）提供资助，接下来，正如他们所言，成为了历史中的光辉一页。
如今，这种“伟人理论”和可怜的哥伦布一样已是陈年旧事，所谓“人民的历史”则日益风行。在很多人看来，不是哥伦布，而是被他偶然发现的—同样也是偶然遭到严重摧毁的—新大陆上土著人的命运是非常重要的。而实际情况是多少有些介于两者之间。
当然，这两种历史观点都毫无例外地忽略了技术本身的重要性。除非当时全帆装备的船只幸运地获得大发展，哥伦布的航线才可能比理论上到达日本的最好的路线更好。
作为历史的推动力，组织更容易被人们忽视。在哥伦布生活的时代，全帆船只异常昂贵。要想利用探险的全部商业潜力，就需要找到一些不通过请求王室提供资助的其他一些融资新方式。西班牙没有找到这些新方式，很快就停滞不前。然而，英格兰和荷兰发明了股份公司，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与合伙公司中每位合伙人用全部净资产承担风险不同，股份公司成员只用其在公司的投资额承担风险。使用这种组织形式，许多资本家（这个词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两三个世纪后才被杜撰出来）可以联合在一起来追逐探险和远洋贸易的潜在的巨额利润，不必担心由于巨大风险而倾家荡产。
在16世纪末期，英格兰王室特许成立莫斯科公司和东印度公司，后来发展成规模巨大、盈利丰厚的企业。荷兰由于有东印度公司而在17世纪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富有的国家。
当时的股份公司是现代公司的前身，这种全国性的股份公司是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组织发明。没有它，现代的世界就不会形成。
没有这种公司，美国历史也将会重写。约翰·弗雷德里克·马丁在其撰写的迷人的著作《逐利荒原》一书中清楚地描述了股份公司的重要性及其在新英格兰开拓殖民地追求利润的故事。
最初，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和普利茅斯殖民地都被组织成股份公司。人们后来称这些公司的成员为“先驱者”。他们来到新英格兰，为公司的成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必须承认，他们中有些人，严格地说是作为商业追求的一部分，只能在天堂寻求他们的报酬。那些在公司里投资了钱财却留在英格兰的人，后来被称为“投机家”，他们的确希望更快地获得实实在在的回报（顺便说一下，“投机家”一词实际上相当于现在的“风险投资家”）。
不论早期移民的动机是什么，他们的资助者是谁，第一批新英格兰人在美洲大陆建立的立足点马上被证明是一个避难所。当时，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在解散议会实行个人专制统治后政治环境急剧恶化，很多英国人为了逃避政治、宗教迫害才来到这里避难。在最早横跨大西洋的移民中，从1630~1643年来到新英格兰的约有2.5万人。要想短时期内就安排他们在广袤的荒原上定居决非易事。
在人们的印象中，早期移民在美国的定居是一个漫长的边疆开拓过程。他们向西推进，砍掉挡在面前的丛林，然后筑起篱笆，搭建家宅，最后建立城镇。虽然艰辛缓慢，他们却百折不挠。
这一进程不像人们描述的那样简单，至少早期是非常艰难的。在17世纪早期，试图以个人力量为基础来开拓边疆若不是为了自杀（清教徒们无论如何也不想在这里自杀），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要想像一下，你自己若是想在一处新的地方安家时需要做哪些事情，就很清楚了。殖民政府当时不得不同意他们选择一块土地。但是，他们必须向印第安人购买土地，然后加以测量（一般由政府进行测量）。这些土地有宅基地、林地、种植场、草场、沼泽地等，在移民中间合理分配。沿河土地不得不由大家共同享有，道路要开辟，桥梁要修建。
所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组织工作和花费巨额费用。作为当时清教徒们手边惟一适合的组织模式，股份公司很快成为当时建城筑路的组织形式。这样，“进城人”便取代殖民者和冒险家在新建立的社区里永久居住，而那些提供钱财或技能的“逗留者”通常不会在这里安家定居，通常是很快就离开。
问题是，当时进城定居的人很多而那些四处流动的“逗留者”人数不多。托马斯·胡克，马萨诸塞州剑桥和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城市的创立人（也是当时最著名的教士之一），解释说所有的城镇“都需要有才华、有能力的人来管理，有财富的人来承担费用”。
由于短缺，这些人就在殖民地上到处流动，不停地参与开发建立城市，作为报酬，每建一处城镇后就分配到一块土地。他们要么将土地出售要么租给别人。很快，这些人启动了殖民地的城市建设进程，希望能够从中发达。这些人与现在的房地产开发商具有某些相似之处。

第一部分：“卖空要么赔本买进 要么不买去坐牢”逐利荒原(2)

他们中的有些人，如150年后的丹尼尔·布恩一直与边疆为伍，建成一处拓居地后就转向开发另一处。科尼利厄斯·沃尔多，1624年生于英格兰，一开始到达马萨诸塞州伊普斯威奇。到了17世纪50年代成为切姆斯福的创立人之一，70年代又参与创立了邓斯塔布市。在随后的十年中，它投资购买了梅里马克河沿岸土地，即后来的洛威尔市。沃尔多后来在不停的迁移中，一直没有放弃在各城市中的土地和自己经营的生意。他的后代，由于他建立起的家业，比他著名得多，成为18世纪主要的土地投机商。
由于建立城市需要得到地方议会和州议会的授权同意，议会成员尤其是直接处理这些事情的委员会成员，通常授权在他们从未居住过的地方建立城市。乔舒亚·费希尔作为契约仆役来到马萨诸塞州，最后成为四个不同的城镇里13块土地的主人，主要是由于他是州议会的成员。现在这种欺骗行为，当然不会让别人知道，它被认为是不可原谅的腐败。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这在17世纪是一种很普遍的行为。
当时，有能力与印第安人打交道的人尤其受到尊重。那些会讲印第安语的兽皮商人，在购买印第安人土地的谈判中通常大有用武之地。他们最后通常会得到所购买土地中的一块。约瑟夫·帕森斯是早期斯普林菲尔德的移民，他见证了1636年与印第安人签署协议购买土地的过程。很快，他便活跃于温莎和哈特福德等地。在17世纪50年代，他频繁地与印第安人交易，并成为北安普敦的开创者之一。他向新建的城市哈德利出售一些自己从印第安人那里购买的土地，与印第安人谈判购买后来诺斯菲尔德市所在地。
在近50年的时间内，约瑟夫·帕森斯一共积极参与建立了康涅狄格河峡谷的5块殖民地。在这一过程中，他把自己与印第安人打交道的才华转变为巨大的财富。1683年他去世时，其财产价值为2 088英镑，是17世纪马萨诸塞州西部最大的遗产之一，即便在英格兰也是一笔数量可观的财富。
的确，这些追逐利润的城市创立者绝非全都正直。詹姆斯·菲奇从印第安人那里得到康涅狄格东部的100多万英亩的土地后，采取各种手段吸引移民定居。但是，移民通常抱怨他们得到的承诺与得到的土地相去甚远。在一份正式的控诉中，他们指控菲奇一方面承诺给予质优的土地，一方面却自己保留最好的土地，只给他们一些“贫瘠的石山荒地”。
尽管偶尔存在一些这样的道德败坏的行为，但是清教徒们在荒原上临时创造的建城机制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他们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地开拓了新英格兰南部和沿岸地区。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全新的一类人，当时的英语体系中甚至没有一个相应的单词，直到19世纪中叶人们才给予这类人一个响亮的名字：企业家（entrepreneurs）。
所以，没有人能够怀疑大多数人当时来到新英格兰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梦想在荒原上建立一座美丽灿烂的城市—350年后人们仍然还在继续这一进程—很多人同时也在奋力拼搏从中获取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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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卖空要么赔本买进 要么不买去坐牢”华尔街上的垄断(1)

法国人喜欢说，发生变化的事物越多，他们就越是维持原状。法国人从来没有因为自由市场而闻名于世，但是他们这条出名的谚语却道破了天机。用于规范市场的经济学原理不太可能改变，古往今来，商人们总是使用相同的策略和手段在寻求财富。他们有时能够成功，有时会失败。但是，市场就像密西西比河一样，总是川流不息。
最让人心动—可能也是回报最丰厚的—市场策略通常是垄断。一位商业垄断市场，是指他拥有市场上某种商品—不论是公司股票、黄金还是猪肉—的所有货源，任何购买者都必须向他购买，否则就只好将就。垄断者能够获取高额回报的原因是卖空者们通常没有这些东西就不行。
卖空者一般要通过降低价格获利。为达到目的，他出售不是自己拥有的商品，向客户承诺在将来的某个时间送货上门，然后以更低的价格从别处购买送给客户，从中赚取价差。在成功的垄断行为中，卖空者发现—通常发现得太迟了—他们出售的商品，已经被买家全部拥有。这样，他们为了准时交货，就不得不首先按照买家开出的任何价格购买这些商品。这就印证了华尔街的那句名言：“卖空要么赔本买进，要么不买去坐牢。”若能真正实现垄断，卖空者就会受到挤压，陷入财务危机—一种让人心惊肉跳，通常会嘈杂喧闹、令有识之士感到棘手的事情。
但是，要真正实现垄断非常困难。不论以何种方式，必须要买断所有的供给或者抑制供给，同时还要防止被别人发觉而逃出陷阱，或者把价格哄抬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因此，要成功地实现垄断需要运气、技能、胆识和大量的资金来源。尽管困难重重，但古往今来，仍不乏有人愿意铤而走险尝试一番。
在纽约，第一次垄断发生在1666年，当时纽约只有44年的历史，华尔街还不是金融中心，只是北部的防御要塞。是年，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垄断了贝壳串珠市场。菲利普斯于1626年出生于荷兰，1647年随父亲移民到新阿姆斯特丹。作为木匠，1652年他的确参与了建造了当时的城墙，华尔街也因此得名（英语中Wall Steet中的wall原意为城墙）。
菲利普斯不久便放弃木匠的工作。作为一位有才华、有雄心的年轻人，他很快走上了一条快速致富的捷径：与一位富有的寡妇结婚。由于有妻子的财富做坚强的后盾，他开始与印第安人、西印度群岛人以及荷兰人做生意。
印第安人提供的兽皮是17世纪纽约经济的主要支柱。在交易中，他们不想用金银来做交换，而且用他们认为是真正货币的贝壳串珠。贝壳串珠是用蛤壳做成管状孔珠，通常被串在一起，组成精美图案。1650年，6颗白珠或3颗黑珠价值1荷兰斯托弗（等于1/20基尔德，1斯托弗实际上等于荷兰的五分镍币）。
不幸的是，贝壳串珠遇到了通货膨胀，到1659年1斯托弗可以买到16颗白珠。这不仅大大提高了购买兽皮的成本，而且由于当时的移民和印第安人在日常交易中用贝壳串珠作货币，因此对当地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总督彼得·斯特伊弗桑特尝试了一些如价格控制等政府通用的措施，但效果很一般，因为人们根本不理睬价格控制。
此时，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由于拥有新婚妻子提供的充足资本，开始大量收购串珠，储藏在木桶里，使之退出流通领域。很快，他便控制了贝壳串珠市场，轻而易举地大幅度提高了串珠价格。到1666年他只用3颗白珠就可换到1斯托弗。
中央银行的概念直到18世纪才出现。但是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在17世纪中叶实际上扮演了中央银行的角色，控制了货币的供给，毫无疑问，他也从中发了大财。由于能够与远在东印度群岛和马达加斯加岛的人进行贸易，他将继续成为殖民地上最富有的公民（这绝非偶然，因为他后来又与一位富有的寡妇结婚了）。
随着华尔街金融市场规模和范围的扩大，垄断市场的行为也随之增加。到19世纪中期，对于一位狂热的投机主义者来说，当时仿佛是“这些奇特的现象几乎每个星期都要重现一次”。商船队队长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依靠12个月内两次垄断哈莱姆铁路公司的股票和一次垄断哈得孙湾铁路公司的股票而在华尔街建立了不朽的声名。也许在华尔街历史上最著名的垄断事件是1869年杰伊·古尔德和吉姆·菲斯克几乎垄断了当时的黄金市场。
但是随着股票发行规模的扩大，垄断某种商品需要的资本也随之增多，垄断行为开始减少。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发生的最后一次垄断行为是在1923年。当时，由于有很多管制措施，它们不是制止，就是坚决反对垄断，所以将来也不大可能再出现垄断。
然而，即便垄断在股票交易所绝迹，也不会完全从华尔街消失。1980年纳尔逊·邦克·亨特和他的弟弟威廉·赫伯特·亨特试图垄断白银市场时，的确是华尔街出现的最大垄断之一。
与黄金不同，白银有多种工业用途，尤其在电子和摄影业。所以，除用于铸币之外，对这种金属的需求仍然很大。但是，由于被用作货币，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把白银的价格规定在12.5美元1盎司。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需求量激增，加之全球生产滞缓，政府发现无法继续执行这一政策。
实际上，美国是被迫放弃使用银本位制的。财政部召回已发行的1美元的银元券，降低或消除铸币的含银量。（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银币自然很快消亡，几乎在一夜之间，原来的银币便在流通领域消失殆尽。）

第一部分：“卖空要么赔本买进 要么不买去坐牢”华尔街上的垄断(2)

20世纪70年代早期，邦克·亨特认为自己发现了白银市场中的机会，就像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当年发现可用串珠赚大钱一样。当时，通货膨胀持续攀升，这意味着美元贬值的时候，即便在不考虑需求仍然大于供给的情形下，金银的价格仍有可能上升。
由于当时在美国个人持有金条是违法行为，所以亨特转而寻求白银。作为当时世界上的大富豪之一，他大量地购买白银，几乎在单枪匹马的情况下，使白银的价格翻了一番，从1盎司3.27美元上升至6.7美元。与绝大多数的商品交易商不同，他动用转移的手段使白银从市场上消失。这种做法与300年前菲利普斯使用的招数一模一样。
截至1979年，亨特兄弟囤积了大量的白银，估计有2 000万盎司，据认为大致上等于当时流通的白银总量。随着市场上用于交易的白银数量剧减，在整个这一年中，白银的价格都在上涨。一时间，蒂法尼珠宝店为了对所有的银饰商品重新定价，甚至被迫让银饰部停业。
1979年底，卖空基本上在白银市场中消失，而卖空者为了补齐空头净额以便完成合约，被迫高价购买，这样就增大了亨特面临的业已很大的购买压力。1980年1月初，白银价格涨至每盎司50.06美元，同期黄金和白金的价格也同样骤然上涨。亨特兄弟囤积的白银总价格为100亿美元。华尔街上近60年来最大的一起垄断仿佛很快就会发生。
但是，所有未遂垄断可能出现的问题使这次垄断夭折，同时给亨特兄弟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他们用白银作为抵押举债数千万美元。由于利率高达19%，庞大的利息支出，对于亨特兄弟这样的富豪来说，也会感到害怕。
与100年前的黄金垄断如出一辙，美国财政部可以随时介入粉碎亨特兄弟的垄断意图。政府手中持有大量的银条和未发行流通的银元。
最后，随着银价上涨至十年前的10多倍时，很多由于亏损关闭已久的银矿又能够获得丰厚的利润，重新开业。同样的，美国居民也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出了大量家用银器。已经弃用的银币中所含的银的价值也超出了银币本身的面值，人们看到有利可图，便在市场上出售手中的含银物品。同时，成千上万的美国家庭也发现了这一天赐良机，决定把祖辈留下来的外形丑陋的银制茶具兑换成现钞。没有人知晓有多少吨维多利亚时代的银器被熔炼拿到市场上来流通。
随着市场上白银的供应大幅上升，而亨特兄弟实际上成为当时的惟一买主，银价最终崩溃。亨特兄弟为了保持银的高价位，被迫不停地举债，即使他们有万贯家财也不堪重负。而由于当时向亨特兄弟发放了高达8 000万美元的贷款，相当于此前两个月全国发放贷款总额的10%，向其贷款的主要银行和经纪行业也犹如鼎鱼巢燕。
1980年3月，银价降到每盎司40美元，并且仍在持续下滑。3月27日，当亨特兄弟再次办理抵押贷款无法支付保证金时，垄断宣告崩溃。经纪商们走投无路，开始背叛他们，恐慌笼罩着整个华尔街。白银的股价急剧下跌，在一天之内竟然下跌了50%，到每股10.82美元。“白银的黑色星期四”过后，亨特兄弟10亿美元的财富也付诸东流。
为了防止这种恐慌演变成全国范围内金融系统的大灾难，美国主要银行和美联储联手采取紧急措施。第二天华尔街的股价迅速止跌回升，市场恢复正常。要不是亨特兄弟，事情会变得更糟。由于当时的银价至少还算是保持平稳，所以银行家和经纪人重新调整了他们的贷款，允许他们在10年内还清借款。在20世纪80年代的整个10年中，随着产量激增，白银的需求整体不旺。在这期间，银价缓慢下滑，亨特兄弟的财务状况也每况愈下。他们于1987年被迫提出申请，要求对债权人实施保护。
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来到华尔街时只是一名木匠，由于推测准确，去世时成为纽约最富有的人。而亨特兄弟来到华尔街时已经是得克萨斯州的第一富豪，由于预测错误而破产。
无论发生什么，华尔街自由市场机制都会一直运行下去。

第一部分：“卖空要么赔本买进 要么不买去坐牢”技术转移(1)

1789年4月30日，乔治·华盛顿在纽约市政厅的阳台上宣誓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纽约市政厅是当时这个新建国家的议会临时所在地。尽管这是华盛顿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但他深藏若虚，只穿了一套朴素的褐色礼服，镶着银色纽扣，脚穿白袜，鞋上是银色鞋带扣环。
不过，这位革命英雄精心挑选了这套服装。尽管是合众国建立之初，政治家们也能意识到它们的象征作用。华盛顿很清楚他穿的衣服是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市纺出的布料缝制而成。
华盛顿的目的在于鼓励美国当地的生产商，因为当时需要大量的工业制品。生产商们的确需要得到鼓励。当时大多数的制造品，几乎所有的高档布料都要从英格兰进口。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当时生活在农场，几乎所有的生活用品，从香皂到家具，都在家中制造。他们穿的衣服主要由妇女们在家中用自有的纱线纺成粗布后缝制而成。这和中世纪的农民所穿的布料没有多大区别。
纺织是一项非常古老的技术，甚至要先于历史本身。欧洲新石器时代废墟的厨房里还发现有纺织物的残余。在随后的数千年中，只有到18世纪中期这项技术才有些改变。当时，人们把羊毛、亚麻和棉花洗净后用手摘干净，然后用梳子把纤维梳理成直线，再用小梳子把它拉直，每一次向外拉长一点，最后用纺锤纺成纱线，不过，15世纪后就改用纺车纺线。一旦有了纱线，就可以用织布机织布。整个过程需要大量劳力，只有富足的家庭才能买得起我们认为比帆布好的布料。当时，二手高档服装市场非常红火，由于高档衣服非常昂贵，很多人在去世后就把这些衣服留给亲戚和朋友。
后来，英国工业革命首先以纺织工业的机械化为开端。1733年，约翰·凯发明了“飞梭”，大大地提高了织布的速度。但是，织布的速度还是比不上纺纱速度。1769年，理查德·阿克莱特爵士发明了水力纺纱机，可以同时纺织多个线头。1777年阿克莱特在德比郡克劳姆福得的纱厂已有200名雇员，同时还在其他地方拥有7座工厂。
次年，珍妮纺纱机极大地提高了家庭纺纱的速度。同时，其他一些有助于提高纱线梳理的机械设备也相继投入使用。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减少，高档布料的价值大幅度下降，其需求骤增。英国本来已经很强大的纺织工业在18世纪后半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为英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也使英国发展为当时的超级大国。
毋庸置疑，其他国家也想参与这场革命。但是，只要英国保守秘密，不告诉任何外国人如何生产引起工业革命的这些奇妙的机器，它就能够一直获得由质优价廉的布料带来的垄断利润。英国政府的确决定这样做。政府规定出口纺织机械或图纸都是非法行为。禁止掌握纺织技能的公民向国外移民。英国海关严格审查，不允许任何未获批准的公民离境。
由于英国决意要保守秘密，而美国这个新生的国家若想实现华盛顿总统的愿望，发展自己的纺织工业，就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由美国人重新发明这种新技术，要么从英国偷技术。第一种选择的可能性很小。对于我们生活在电脑时代的人来说，早期的纺纱机器好像非常简单，但是在18世纪，它们代表了最高的科技水平。而且，在美国，即使是有的话，也没有多少人熟悉大规模纺织生产的复杂技术。
所以，必须要偷技术。尽管英国报纸不允许刊登有关“只要能在美国搭建纺织机械就有重赏”的消息，但通过秘密广告，这则消息在纺织业内广为流传。其中，在纺织工业中心，德比郡贝尔珀市的塞缪尔·斯莱特就知道了这一消息。斯莱特生于1768年，14岁时在杰迪代亚·斯特拉兹手下做学徒，杰迪代亚·斯特拉兹在贝尔珀开办一家纺织厂，是在新工业时代最早大发横财的资本家之一。很早的时候，斯莱特就显示出在机械方面不同寻常的天赋和兴趣。星期天，他一般都不回家，而是去工厂，这样可以学习机械。在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发明了一种使纱线均匀缠绕在纺锤上的方法，为此得到了老板1基尼的奖赏，相当于学徒几个星期的工资。

第一部分：“卖空要么赔本买进 要么不买去坐牢”技术转移(2)

斯莱特还表现出管理大企业的天赋。他在斯特拉兹工厂里是相当于现在的“中层管理”干部，介于老板和工人之间，监督整个纱厂，修建机器。1789年学徒期满时，斯莱特正好21岁，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一崭新的、高科技的、正处于萌芽状态的工业技术。
学徒期满成为自由人以后，他设想要超越以前的老板，自己在纺织业内开辟一片新天地。由于缺少资本，他决定到美国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清楚自己的天赋和技能正是美国当时所急需的。在离开斯特拉兹工厂之前，他花费很大工夫熟记纺纱新设备的每一个细节。他要用英国纺织业的秘密来代替资本。为了避过英国海关的审查，他绝口不说自己的真实意图，直到1789年9月13日在登船离开伦敦之前的几个小时才寄信告诉母亲，在旅客名单上填写的身份是农场工人。
乔治·华盛顿当然无法知道这些，但是他4个月前所穿的那套褐色礼服代表的希望即将成为现实。
斯莱特于11月11日到达纽约，很快便听说罗德岛州贵格会教徒摩西·布朗，拥有弃置不用的纺纱设备。斯莱特写信提出自己可以为他提供服务。
摩西·布朗，是罗德岛众多家族之一，布朗大学即以其家庭的名字命名。布朗在回信中欢迎斯莱特提供的帮助，告诉他，如果能让机器运转，所带来的利润中扣除资本利息和磨损外全部归他所有。斯莱特正好可以使自己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种交易在英格兰是完全不可能的。
然后，当他来到普洛维登斯检查过波塔基特附近的那些无法运行的纺织设备后，他发现自己也无能为力。
他告诉布朗：“这些机器无法修好，按照目前的状态，这些机器什么也做不了，也无法修理。”
布朗非常失望，因为这是一笔很大的投资，现在却被告知是一堆废物。不过，他还是不肯放弃。
他用贵格会教徒的语气回答说：“你说你能制造这些机器，为什么不试试呢?”
随后的12个月中，斯莱特的确在造这些机器，使用从英国精心地用大脑偷出来的图纸。由于木匠和技师不熟悉纺织设备，这对他来说的确是一种挑战，梳理机一直难以正常运行时，他曾一度陷于绝望。最后，1799年12月20日，美国第一家纱厂在波塔基特正式开业，由阿尔米、布朗、斯莱特共同拥有。摩西·布朗非常自豪地写信给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告诉他：“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建立纺纱厂、制造机器，在一年之内就可以供应美国所需的全部棉纱。”
布朗几乎失去了理智。由于拥有技术上领先优势和拥有大量天才的纺织机械设计师，英格兰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仍将继续控制着纺织品的贸易。但是，布朗说得很对，美国也开始了工业革命。在新英格兰地区许多河流的两岸，纱厂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起来。45年后，当斯莱特去世之时，棉花纺织已成为新英格兰的主要工业，成千上万的工人在这一行业工作。塞缪尔·斯莱特也因此而出名、富有和令人尊敬。
斯莱特于1835年4月20日去世，两年前即1833年，安德鲁·杰克逊总统访问新英格兰时专门拜访了斯莱特，这位波塔基特最有名望的公民。
杰克逊告诉他：“我认为你教会了我们如何纺纱，让我们能够挑战英国的制造业；你让这么多纺锤运行，解决了这多人的就业问题，我看了非常高兴。”
斯莱特回答道：“是的，总统先生，我想是我定了调子，他们就从此唱了起来。”
在访问结束时，美国的第七任总统向这位为实现第一任总统愿望作出杰出贡献的人授予“美国制造业之父”的光荣称号。

第一部分：“卖空要么赔本买进 要么不买去坐牢”棉花王(1)

报纸随笔专栏的忠实读者们大都知道，唾手可得的横财可能是飞来横祸。很多富翁的名字在专栏中频繁地出现，如温莎公爵和公爵夫人。然而，又有谁知道他们的生命就是在公众寻求欢乐的过程中被零碎地消耗掉。也许他们从来都没有快乐过，他们的朋友诺埃尔·科沃德指出的原因或许非常正确，“工作是快乐的，并超越快乐的本身”。
对于整个国家来说，飞来的横财同样能够使之由盛转衰，江河日下。“新大陆”发现后之久，每年都有数支船队满载金银财宝涌入西班牙，如同一家庞大的信托基金源源不断地向其提供资金。然而，西班牙人却用这些财宝从国外购买商品（这里没有提到军队），而不是用于发展经济。实际上，西印度群岛的这些财富被北欧诸国用来发展它们的经济，使西班牙远远地落后于它们。只是到20世纪后期，西班牙才开始追上这些国家。这些国家由于没有了西班牙的财富只能是“勉强维持”。
到了现代，石油通常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经济。然而，在200年前的美国南部，一切都取决于棉花。19世纪前半期，在美国南部种植棉花可以很容易获利的事实，时至今日还不时地见于报端。
《乱世佳人》中精心塑造的南北战争之前美国南部的神话影响了人们对殖民时期南方的印象。其实，在独立战争之前，南方各殖民地的经济很不稳定，即便是最富有的居民也负有债务，向其在伦敦的代理人借债。当时，西印度群岛的蔗糖出口可以获得巨额利润，很多英国人都从中发家致富。与之相反，美国南方殖民地虽然也出口靛青、大米和烟草等农作物，却利润微薄，并且竞争激烈。
靛青一般用于提取蓝色的颜料，在温带地区广泛种植。由于英国实行关税优惠政策对靛青市场进行保护，南方各殖民地用了约10%的奴隶来种植靛青。独立战争结束后，南方不再享受英国的关税优惠政策，印度又给美国的靛青业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到18世纪90年代南方的靛青就在市场上消失了。
殖民时期，美国南方约20%的奴隶从事水稻种植。独立战争后，出口状况没有多少变化，只是在规模相对较小的国内市场上才有些增长。
南北战争之前，烟草一直是南方的主要出口农作物，有40%的奴隶从事烟草种植。但是，美国的烟草必须面对来自西印度群岛和地中海国家的竞争。这些地区最初从“新大陆”引进烟草种植，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就开始了大批量的种植。在好的年份，种植烟草可以获利，弗吉尼亚州的沿海农场便是例证。但是与西印度群岛的蔗糖—18世纪的特许证—相比，靠烟草获利非常艰难。
18世纪初期，棉布是一种非常奢侈的纺织品，在富人中间，只有那些名字经常出现在随笔专栏中的大富翁才能穿得起。原因非常简单：棉花种植需要大量劳动力。由于棉花纤维的自然粘度高，手工纺织1磅重的棉线需要12~20个工作日，比纺织等量的羊毛、尼龙甚至丝绸要费时得多。
首先从英国的纺织工业开始的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局面。在1765年，只有50万磅的棉花被纺成棉线，而且全部依靠手工。20年后，这一数字变成了1 600万磅，全部由机器完成。同时，棉布的价格也迅速下降，相当于从购买鱼子酱的价格下降到购买单片熏鳟鱼片的价格。价格低的原因和高的时候一样，也是劳动成本的缘故。
一名农业工人一天可以摘50磅左右的棉花，足以生产4磅可直接纺织的棉纤维。但是，要除掉这些棉花中的棉籽，需要一名工人足足25天的时间。
在英美签署和平条约后的第二年即1784年，美国出口到利物浦的棉花只有一包（大约226.8千克—译者注）。当时，英国的贸易法令要求进入英国的商品必须由英国的船只或商品原产地国家的船只运输。这包棉花用一艘美国船只装运，但是海关官员根本就不相信美国能够生产出这样的棉花，这包棉花最后只好腐烂在码头上。
英国的海关官员并没有什么大错。在18世纪80年代，美国棉花的种植面积总共不超过200英亩，几乎全部集中在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沿海群岛一带。
伊莱·惠特尼出生于新英格兰，是位天才机械师，大学毕业后住在佐治亚州的萨凡纳。在1792年，他决定研究如何能够快速除掉棉籽，也就是后来的轧棉过程。萨凡纳在当时是美国棉花贸易的主要港口。惠特尼意识到如果他能够找出办法解决当时轧棉的“瓶颈”问题，就可以大幅度地降低棉花的价格，帮助南部地区满足英国纺织业对棉花的快速增长的需求，还可以填补由于靛青市场崩溃遗留下来缺口。毫无疑问，他也考虑到了由此给自己带来的个人财富。

第一部分：“卖空要么赔本买进 要么不买去坐牢”棉花王(2)

他在一个月内就找到了答案。他发明了一种轧棉机，这种机械非常简单，但是以它的简单所带来的迅速而巨大的影响或许是空前绝后的。在惠特尼的轧棉机中，装有一个带有大量短钩的滚筒，旋转时把棉籽上的棉纤维钩下，通过固定的胸架过滤掉棉籽，让它们掉进隔板舱，胸架背面装有鬃毛刷，把短钩上的棉纤维刷掉，利用离心力抛向另一滚筒。对于任何手艺好的木匠，一个人只要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制成这种轧棉机，能够把劳动效率提高整整50倍。仅凭此举，惠特尼就降低了轧棉的成本，使这项原本是棉布成本中最主要的一部分变得无足轻重。棉布成本的下降，就像是从购买熏鳟鱼的价格降到购买炸鱼加炸土豆条的价格。
一旦惠特尼发明出轧棉机后，一般的人就可以轻易地弄清如何使用它。很显然，惠特尼发明的机械很快就被人仿制。由于太容易制造，惠特尼无法实施自己的专利权。这项发明只给惠特尼带来了10万美元的利益，在19世纪初期这虽然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但是，他若是处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中，他获得的利益可能要远远超过这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对佐治亚州沿海地区生产的、经由萨凡纳港出口的棉花不是十分适合。这种棉花的棉丝过长，容易粘结在一起堵塞机器（实际上，这种棉花到今天还多少被认为是一种奢侈品）。但是，对于内地生产的棉花，由于棉丝较短，这种机械就非常适用。被人们称作山地棉的一种产于美国内地的棉花，只需要200多天的生长期，每个星期浇一点水，最理想的情况就是还有肥沃的土地。当轧棉机被发明后，在皮德蒙特高原的沙地种植棉花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同样，在阿拉巴马州中部一带的黑土区，尤其是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一带肥沃的淤积土上都极其适合种植这种山地棉。
南北战争后，南方地区用比以前（或其他地方）低很多的价格种植棉花，而且能够获得丰厚利润。随着英国和新英格兰地区对棉花的需求日益增多，南方地区自然成了棉花王的帝国。在1784年棉花腐烂于利物浦码头时只有一包，然而到1860年从美国进口的棉花已多达400万包。
棉花的价格虽然下降到很低，达到大批量生产的地步，但是种植棉花仍然是劳动密集型生产，而不是土地密集型。1850年，产棉六州的棉花种植面积只占这些地区6%的耕地，但是每英亩所需要的劳动力比种植其他农作物要多70%。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由于棉花很容易受杂草的侵扰，需要定期锄草。修剪棉枝是一项非常费力的苦活，但是当时南方可以找到很便宜的劳动力—奴隶，尽管他们也很不情愿干这种苦活。
一直以来（从18世纪50年代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开始），很多人都指出，奴隶制在18世纪是一种不经济的制度。但是，奴隶能够给奴隶主带来适度的利益。当时人们认为拥有奴隶从道义说是一种耻辱，随着这种氛围的迅速高涨，像奴隶制已经在北方被废除一样，奴隶制很可能在南方会迅速消亡。当时纽约是北方惟一拥有大量奴隶人口的殖民地。但是，棉花的大量种植使得拥有奴隶十分有利可图，因为熟练劳工的工钱在1800年到内战之间上涨了20倍。
南北战争之前，南方人很快意识到有些地方的气候不适合棉花种植的事实，他们开始贩卖奴隶，从中牟取暴利。在1790~1860年间，共有83.5万名奴隶被卖到南方新的棉花产地。
南方大量投资于奴隶贸易而不是生产性资产。随着棉花贸易的发展，大量的财富流入南方，其他的经济部门被人们遗忘。工业在北方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移民也同样侧重于流向北方，因为那里的机会更多，甚至棉花贸易中的很多交易都是在纽约达成的。
就像以前的西班牙，美国南方地区在19世纪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没有获得应有的发展，而且越来越落后，他们紧紧守着一项虽然带来了一些利润，但越来越过时的制度。这项制度虽然为他们创造了很多的财富，但不能为他们带来多少幸福。
等待着要发生的是一出悲剧，于是，在1861年，悲剧发生了。

第二部分：“有些人发现了石油 其他人则没有”美国梦的特质

资源的所有权社会化，通常会导致“公用的悲剧”。该词源于中世纪的公用地，由当时的农民共同使用，从事牧牛、草莓和坚果种植以及养猪等活动。如果资源的所有权归个人所有，并且允许个人无限制地使用，那么就没有人乐意珍惜资源。的确，如果可以获利，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动力“取回自己的份额”。这样做的后果十之八九是灾难性的。
世界上最大的“公用品”理所当然应该是海洋，20世纪的技术发展、人口增长和全球海洋的共同所有很快造成了人类历史上长时间的“公用”悲剧。通过考察在美国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鱼类——鳕鱼的开发历史可见一斑。
J·保罗·格蒂依靠运气和石油一举成为超级富豪。一群来自东欧的一贫如洗的农民依靠辛勤劳动、洋葱和黑土地成为美国中产阶级的一员。究竟是谁更彰显了美国梦的特质。
乳酪和政治不稳定之间竟存在着某种若有还无的联系，美国历史上难得的美味利德克兰兹乳酪风靡一时，寿终正寝却源于一次漫不经心的决定。
西尔维斯特·格雷厄姆是一个讲演领域的戏剧天才，当时医学刚刚从艺术向科学转变，而1832年流行的霍乱使格雷厄姆一举成名，他充分地发挥了戏剧方面的天才，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一个晚上的演讲费通常高达300美元（当时年收入1 000美元就算得上中产阶级）。面对大多数的饮食时尚追逐者，他基本上反对每一种给人带来快乐的食品。他的素食主义学说在美国追随者众，当时很多城市都建有格雷厄姆饭店和宾馆，尽管现在格雷厄姆已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第二部分：“有些人发现了石油 其他人则没有”“公用”的悲剧(1)

如果说20世纪在经济学方面给我们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自由市场机制优于其他经济模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尝试过差不多所有的其他市场模式，但是毫无例外地都失败了。实际上，这些模式中，与自由市场偏离得越远，在创造财富和提高生活水平方面就会越差。
自由市场可以运行良好的原因非常简单，它们能自由地向买卖双方传递信号—每天都数以亿计—让他们了解市场的供需状况。然后，双方根据得到的信息调整各自的行为，反过来又影响供需。这种经济反馈机制在市场上无处不有，就像是蒸汽机的调速器，促使市场平稳运行。它有助于合理配置市场资源，其效率是任何官僚体制无法比拟的。
为了更好地解释信号网络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做一个试验，设想网络中断时出现的情形。假设一家超市为当地1 000个家庭提供食品。有一天，管理层决定尝试采用一种新的机制：顾客在购买食品时不结账付款，取而代之，让每个家庭负担期末总账单的1‰。
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很多由价格传递的信号将会失灵。在正常情况下，如果价格上涨，比如由于佛罗里达州出现霜冻而导致橙子的价格急剧上涨，很多顾客会转而购买其他商品作为替代。但是，如果价格上涨的负担由1 000个家庭平分，没有多少家庭愿意购买其他物品替代鲜橙或得州的葡萄柚来做果冻。
并且，由于单个家庭的购买决定对一个月的总账单只有很微小的影响，所以人们也就没有动力省钱去购买食品之外的其他商品。既然可以用1‰的价格购买美味精致的鱼片，为什么还去买赫尔珀汉堡呢?
试验过后，每个家庭都会不可避免地得出同样的结论：所有家庭的食品支出突然大幅攀升。这样的超市只是理论中存在的，不过，它真实地反映了很多年来美国大部分医疗保健的支出状况。只不过总账单上的费用不由单个家庭负担，而是交由雇主支付。由于卖方根本不在乎费用的高低，所以卖方即医生和医院就会很开心地提高费用。这样年复一年，直到最后高额的费用让人无法忍受。
这个例子说明了成本“社会化”的情况。换句话说，成本社会化就是让每个人平均承担成本，而不是由个人单独承担。但是，如果资源的所有权社会化，而不是成本社会化，情况又会如何呢?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结果通常是“公用的悲剧”。该词源于中世纪的公地，由当时的农民共同使用，从事牧牛、草莓和坚果种植以及养猪等活动。它的含义在今天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中央很有名的公园“the Common（公用地）”的名字中仍有体现。
如果资源的所有权归个人所有，并且允许个人无限制地使用，那么就没有人乐意珍惜资源。的确，如果可以获利，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动力“取回自己的份额”。这样做的后果十之八九是灾难性的。
世界最大的“公用品”理所当然应该是海洋，地球77%的表面被海洋覆盖。根据以前的国际条约和法律，海洋以及海洋资源都是免费使用的。而且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中都是如此，并且没有出现什么问题。那时，地球上人口数量较小，相反，海洋及其资源却浩瀚无边。但是，20世纪的技术发展、人口增长和全球海洋的共同所有很快造成了人类历史上长时间的“公用”悲剧。或许通过考察在美国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鱼类—鳕鱼的开发历史，可以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这场即将发生的悲剧。
鳕鱼并不迷人，尽管身长可达6英尺，体重可以超过200磅，但由于动作迟缓，根本不适合用作消遣性垂钓的目标（它一旦被鱼钩钩住，就束手就擒，等待钓鱼者来捕捉）。不过，作为商品，鳕鱼就变得美妙无比。除了容易捕捞外，它肉质雪白坚实，不含脂肪，而且很罕见，风干腌制之后很容易储藏。鳕鱼干中80%是蛋白质。从商业的角度看，鳕鱼干，尤其是腌鳕鱼可以长时间地储藏也十分重要。在没有冷冻设备的年代里，这一点是其他食品不可比拟的。鳕鱼很快便成为西欧各国的主要食品，一直持续了几百年之久。
鳕鱼是一种冷水深海里，生活在海下20~350英寻（测量水深的单位，1英寻约合6英尺）深的海域，喜欢在近海浅水区巡游。欧洲很多航海发达的国家，从挪威到西班牙，一直在寻求和开发这种数量庞大、用途广泛的食品资源，最后巴斯克人发现了这一宝藏。巴斯克人生活在西班牙的北部和法国的西南部，一直以捕鲸为业。他们经常横跨大西洋寻找鲸鱼群，当时市场上出售的腌鲸鱼肉主要由他们提供。中世纪晚期，他们开始捕捞鳕鱼，但无人知晓他们在何处捕捞鳕鱼。

第二部分：“有些人发现了石油 其他人则没有”“公用”的悲剧(2)

欧洲传统的鳕鱼捕捞地是北海和西部的爱尔兰沿海一带，但是，在这些地方人们没有发现巴斯克人的踪影。令人们费解的是，巴斯克人的捕鱼船队通常在春天扬帆启航，到秋季返回时已经是鳕鱼满舱，并且都已腌制妥当，直接向市场供应。这么多鱼不可能在甲板上腌制，巴斯克人究竟在什么地方捕捞和腌制它们呢?毫无疑问，巴斯克人不会告诉外人。
然而，到了1492年，哥伦布在遥远的西方发现了一些岛屿，一开始他还以为这些岛屿位于亚洲，是一条取得香料的新途径。西班牙和英格兰的探险家们也开始行动，试图探索一条从西北到达香料群岛的航线。这些航海家，如乔万尼·科波图（其英文名字约翰·卡伯特更为人们所熟知）、雅克·卡特尔等都没能找到“西北航道”。但是，他们发现了鳕鱼，大量的鳕鱼，以及用于风干鳕鱼的大片海滩，除此之外还有巴斯克渔夫。
雅克·卡特尔于1534年底到达圣劳伦斯河河口，宣布此地为法国领土，在他的“新发现”中，还有1 000多艘正在兴高采烈地捕捞鳕鱼的巴斯克渔船。
从纽芬兰到马萨诸塞州的沿海一带，有很多适合鳕鱼巡游的浅水区。墨西哥暖流从南部海域带来温暖的海水，拉巴拉多寒流从基地带来寒冷的海水，两股洋流在此处交汇，卷起了海水中的大量营养物。这些地理要素的共同作用带来的结果，毫不夸张地说，就是鳕鱼生长的天堂。
巴斯克人的秘密从此便被揭穿，“淘鳕热”也紧随而至（“淘鳕热”一词由马克·库兰斯基在其很有趣的著作《鳕鱼：改变世界的鱼类生物》中最先使用）。到16世纪中期，欧洲的鱼类食品中，60%是鳕鱼，其中大多数来自北美沿海。尽管原来是打算到这里来淘金的，约翰·史密斯船长也成为了“淘鳕热”中的一员。他因为参与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建立而被永载史册。史密斯船长在1614年来到北美沿海地区进行探险，并把这里命名为新英格兰。由于没有找到金矿，他非常失望，于是派遣随从人员捕捞鳕鱼，而自己则乘坐小船继续探险，把整个新英格兰沿海地区，从缅因到大量鳕雪出现的科德角，都绘制成地图。
史密斯绘制的新英格兰地区的地图以及关于该地区的描述，以及他们捕捞鳕鱼获得的丰厚利润，促使清教徒前辈移民在征得王室特许后，来到这里定居。实际上，正是鳕鱼拯救了第一批来自欧洲的新英格兰人。在清教徒成立马萨诸塞海湾公司的10年后，即1640年，新英格兰向欧洲出口了30万磅的鳕鱼。同时，鳕鱼还被卖到西印度群岛，从那里换回食盐、蔗糖和糖浆等商品。在废弃的鳕鱼场种植农作物大大提高了新格兰石质土壤的产出。
鳕鱼是新英格兰繁荣的坚实基础，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富论》中专门提到了鳕鱼在美国发展中的作用。直到今天，在波士顿马萨诸塞州的议会大厅的墙壁上还悬挂着鳕鱼木雕，提醒议员们不要忘记鳕鱼是该州光荣历史的基础。
“淘鳕热”与人们更熟悉的“淘金热”和“石油热”不同，鳕鱼是一种再生资源。就像一家管理运营良好的信托基金能够一直向投资者分红一样，北美沿海能够源源不断地提供鳕鱼资源，几百年来从未间断，以至于在1885年底，加拿大农业部的一份报告中写道：“除非自然法则发生了逆转，否则，在今后的至少几百年中，我们的渔业资源将长盛不衰。”
但是，仅用了100年的时间，“公用”的悲剧便开始发生，如同信托基金管理混乱带来的悲剧一样。世界上的主要渔业大国都想从中获得一份利益，它们使用最新的捕鱼技术—尤其是用高功率发动机驱动的捕鱼船、海底拖网以及加班冷冻技术—大大加快捕捞过程。捕捞的速度远远超出了鳕鱼的繁殖速度，尽管鳕鱼一直以繁殖能力强而著称。开始时，只是捕捞的鳕鱼越来越小，随着声纳技术（sonar）的使用可以保持一定的捕捞量。但不久之后，捕捞的总量也急剧下降。
最后只有寄希望于采取控制措施。美国和加拿大把海上司法权延伸至200海里之外的海域。加拿大在1992年尝试采取休渔措施，保证鳕鱼有一个安稳的繁殖成长期。休渔期间，在大西洋沿海禁止任何捕捞活动。
这项措施是否能够起作用现在还是未知数。不过，可以肯定，“公用”的旧体制肯定不会再发挥作用了。

第二部分：“有些人发现了石油 其他人则没有”播种美国梦(1)

20世纪60年代，一家杂志邀请J·保罗·格蒂以《我的成功秘诀》为名撰写一篇文章。他欣然应允，不久便把稿子寄到杂志社。整篇文章只有一句话：“有些人发现了石油，其他人则没有。”无独有偶，早些时候，著名的政治家乔治·华盛顿·普伦基特在应邀解释选举获胜的原因时，也只说了一句话，“我发现了机会，并把握住了它们。”
毫无疑问，格蒂和普伦基特都发现了机会，使他们大获成功（只不过一个是金钱方面的，另一个是选票方面的）。后来，他们的故事被广为传颂，当然要比他们自己的一句话归纳要丰富得多。
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历史和军事历史十分相似。尽管一等兵和二等兵非常勇敢，但是能够被载入史册和受人缅怀的通常是将军和元帅。同样地，在美国经济领域里，还有成千上万的格蒂和普伦基特，他们也发现了自己的机会，并很好地抓住了它们。
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抓住的机会不仅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丰裕舒适的生活，还给子孙后代创造了更大的机会。这才是美国梦的真实要义，而不是无穷无尽的财富。这些人的故事与千万富翁相比毫不逊色，同样也是惊心动魄、成就斐然，留下的遗产—若不从金钱的角度看—也是硕大无朋。
纽约州的奥兰治县距离时代广场约60里—心理距离要遥远得多，以其黑土地而闻名于世。100年前，来自波兰和德国伏尔加一带的移民最早认为这块四面低山环绕的平地完美无比。荷兰和英格兰移民虽然在此定居一个多世纪，但他们一直以为这里不过是一块毫无价值的沼泽地，只能生长木柴和用以诱捕麝鼠。从移民看来，这里与他们远在东欧的家乡十分相似，根本不是想像中能给他们带来财富的新大陆。
在1万年前最后一个冰期结束时，奥兰治县南部的冰河演变成浅水湖，与沃基尔河相连。与美国大多数河流不同，沃基尔河流向北方，水流极为不畅，尽管采取了很多治理措施，但是仍然流淌缓慢，直到今天河水还经常越堤而出。很快，湖里便长满了芦苇，湖里的植物腐烂，差不多每500年都留下一英尺深的淤泥。久而久之，湖泊就慢慢消失了，形成季节性的沼泽地，原来湖中的岛屿变成了石灰岩斜坡。
湖泊消失后形成的土壤几乎全部由有机物质组成。如果一直没人破坏，长此以往就会形成泥炭沼，直到最后形成煤炭层。从技术上说，在目前阶段还只是腐殖质土。奥兰治县共有2.6万亩这样的土地，除了佛罗里达州南部的大沼泽地之外，是美国最大的沼泽地。
该地区的早期移民来自旱地地区，习惯于在干旱的土壤上耕作。他们砍掉低山上的树木，把奥兰治峡谷变成了乳牛场和果园。在干旱的年份，他们在沼泽地上牧牛，把生长在沼泽地上的雪松砍掉作为木柴。人们采取了很多措施想排干被沃基尔河淹没的土地，但是始终无法如意。
19世纪中期，一些农民排干和清理了一小块沼泽地，发现这块土地又深又黑，异常肥沃。但是，由于他们害怕开垦这块土地太辛劳，便对它无所作为。后来，那些原本居住在纽约的荷兰和德国的移民季节性地来这里帮助做农活，他们发现了黑土地里蕴藏的机会并且抓住了它们。
与西欧不同，东欧的很多地区都是低地，排水不畅。然而，这些地方一旦经过整理后用于耕种，产出就会很高。这些新来者很快发现，奥兰治的黑土地也是如此。
由于人们一般认为“淹没的土地”毫无用处，所以价格十分低廉，即便是贫穷的移民也能买得起三四英亩大小的土地。然后进行大量的“汗水投资”，经过一番辛苦劳作，这些土地开始为他们带来丰硕的果实。在这里，波罗内亚科、博格丹斯基、格达以及维尔兹比齐登家族开始在派因岛小镇的附近扎根定居，来自伏尔加一带的德国移民在峡谷的东端建立了小约克镇。

第二部分：“有些人发现了石油 其他人则没有”播种美国梦(2)

排水是开垦这片沼泽地要做的第一项工作。腐殖质土与其他土壤不同，它类似于海绵，很快吸干地面的水分，并把大量的水储存起来。表层的土壤干燥，很快形成坚硬的外壳，但外壳的下面非常潮湿。若在上面蹦跳几下，周围几码远的地方都会感到颤动，如同大碗里的黑色吉露果子冻。必须动手在土地中间挖出若干条几英尺深的沟渠，把土地分成一英亩大小的若干小块，形成跳棋盘一样的形状。
接下来就要清理土地上的野生植物。人们可以砍掉上面的树木，但树桩一定要留住，不能像其他地方一样被烧掉。一旦排水完毕，由于剩下的土壤几乎是纯有机物质，很容易燃烧，可以在地下燃烧几个星期，最后形成巨大的岩灰坑，顷刻间可以吞噬整个人体，甚至连马和马车也能一起被陷其中。有时候，地下火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熄灭。1964年的地下火造成了严重的灾难，4平方英里的土地被化为灰烬。
相反，人们必须费苦力砍断树桩，然后让几匹马同时用力把它们拽出。不过，要在马蹄上套上特制的厚木鞋，以防马儿陷入软泥之中。
在这些条件下，哪怕是最幸运的新土地所有人一年中也只能清理出一两英亩土地。但是，一旦清理出来，都是优质土地。由于腐殖质土土质肥沃、没有碎石、土层很厚（平均厚度为15~20英尺，有些地方深达75英尺），非常适合蔬菜种植。如果风调雨顺，没有洪水、大风和昆虫的破坏，一定会高产。
当时，纽约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需要大量的蔬菜，为附近的奥兰治黑土区提供了很大的市场。开始时，种植洋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现在，在奥兰治县的黑土区种植洋葱，每亩平均产出为3万磅，有些地区平均超过6万磅。（用数学的方法计算可知，每季度每平方英尺的土地可以生产1磅的洋葱。）
但是，种植洋葱，尤其是早期时代，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首先，没有专门针对洋葱生产设计的机器，所以从播种、除草到收获都必须依靠手工完成，而且通常是整天要跪在地上工作。为了减轻劳动强度和提高生产效率，黑土区的农民很快便开始设计家用的洋葱播种机和收获机。与很多蔬菜不同，洋葱本身很适合机械种植。目前，甚至有一种非常复杂的靠自己推动的装置—出于某种神秘的原因被称为“骡车队”—能够拔起、剪顶、装袋一气呵成。反过来，机械化促使越来越多的土地用于种植洋葱。随着种植范围的扩大，单一种植的优缺点便尽显无遗。
蔬菜种植的成功导致黑土区的土地价值陡然攀升。在19世纪80年代，10美元可以购买一英亩土地，20年后，这一价格涨至200美元，到了20世纪60年代，更是涨到每英亩3 000美元。来自波兰和德国伏尔加河一带的移民过去曾经是一贫如洗，一开始来到黑土区时，只住在简陋的棚屋里，后来也逐渐地开始在黑土区凸起的“岛屿”上建起坚固的房屋。
随着越来越多的腐殖质土被开垦出来，原来那些由单个家庭所有的小块农场被合并成大农场，这样可以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同时，由于晚辈们通常要离开这块土地转而从事其他行业和职业，造成劳动力不足，所以也需要合并。现在，有些农场超过了1 000英亩，有一处甚至超过2 500英亩，在全国都算是大农场。
然而，资本主义的浪潮很少会一成不变。靠近纽约市在过去是黑土区最大的优势之一，现在却变成了一种障碍。交通成本的下降使其他更远地区的产品在纽约市场更具有竞争力。同时，州政府快速增长的财产税也对盈利能力产生重大影响。在1990年，瓦尔特·奇默洛斯基在《纽约时报》上说：“15或20年前，种一英亩洋葱需要的成本为300美元，每100磅的洋葱可以获利5美元或6美元。现在，种植一英亩洋葱要1 400美元，去年秋天我们只有7美元或8美元的收入。”
更糟的是，黑土区生产的洋葱有一种很独特的、刺鼻的味道，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喜欢这种味道了。虽然人们还不大清楚出于什么原因，在得克萨斯开发的一种杂交洋葱拿到佐治亚州东南部的砂土中种植后，有一种异常温和、香甜的味道。这种被冠以“维达里亚”品牌的洋葱经过一番精心的策划营销，很快占据了全年很大份额的市场。
在纽约市郊的其他地区，包括奥兰治县，财产税使很大面积的耕地被开发为居民区。但这也无法解决黑土区目前的经济问题。腐殖质土十分适合蔬菜种植，根本无法用于建设房屋。在土层深厚、疏松和毫无碎石的土壤上建房地基很不牢固（意大利比萨斜塔之所以会倾斜，根本原因就是地基不坚固）。除非能够牢固地保持住地块间的沟渠，否则很快就会恢复为沼泽地。
最后，黑土地上的农民转而种植其他蔬菜，减轻对单一种植洋葱的依赖。芹菜、萝卜、莴苣和菊苣逐渐重要起来。越来越多的蔬菜通过零售直接卖给风味饭馆和纽约市不断发展壮大的农民市场。最近黑土区引进了草皮种植，现在超过10%的土地被用于种植草皮。人们还是有一点怀疑，这块美国最富饶的农业土地能否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J·保罗·格蒂依靠运气和石油一举成为超级富豪。一群来自东欧的一贫如洗的农民依靠辛勤劳动、洋葱和黑土地而成为美国中产阶级的一员。究竟哪一个方面在美国梦中更重要呢?

第二部分：“有些人发现了石油 其他人则没有”逝去的美味利德克兰兹乳酪(1)

据说，有一次戴高乐将军对法国错综复杂并且矛盾重重的政治派别感到恼怒万分，无助地把双手挥向天空，明显地变得毫无逻辑。他问道：“一个人怎么能够治理得好一个可以做得出365种不同乳酪的国家呢?”
然而，这并不是真正的没有逻辑，作为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他仿佛发现了在乳酪和政治不稳之间存在着某种隐含的联系。看看美国的情况或许能够有所帮助，这里只生产三种具有美国独特风味的乳酪：蒙特里杰克干酪、布里克乳酪和利德克兰兹乳酪。但是，自1789年以来，美国也是在只有一部宪法的情况下繁荣昌盛。与之相比，法国可以生产365种乳酪，却先后经历了三次王国、两次帝国和五次共和国的统治时期。
即使除了乳酪之外，整个北美本地食品的种类也少得可怜。要列举的话，只有蔓越橘和槭树汁是具有北美独特风味的珍肴美味。然而，这并不是说，美国对世界的饮食习惯毫无影响。相反，这种影响还非常巨大。过去，食品配制通常必不可少，而且有时候还是一种艺术。在19世纪初，美国就开始出现配制食品，并且把它发展成一种工业过程。从此以后，世界各地餐桌上的食品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软性饮料由美国的商人而非厨师发明。可口可乐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美国商品。汤品罐头、非牛奶制品的咖啡乳脂、早餐荞麦食品等也由美国发明。很遗憾，还有“电视套餐”也是美国的发明。
现在，甚至很多外国食品的工业化程度也很高，好像与美国的苹果馅饼不相上下。调味番茄酱最初产于东南亚，后来由喜欢沙司的英国人传到西方。最后，是H·J·海因茨的H·J·海因茨公司把这种番茄酱系列送到全球各地的餐桌之上。麦当劳把一种以德国城市命名的肉馅三明治，变成一种具有数十亿美元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功。
工业化食品的实质自然是同质性和大批量生产。波士顿、布里斯班（澳大利亚东部港口）和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首都）生产的百事可乐口味一模一样，百事可乐公司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和财力才做到这一点。1934年以来，Nabisco每天都能生产数以百万计的立体脆。然而，乳酪则非常特殊，并且由于自然乳酪是活性物质，通常是限量生产。
在酸和微生物形成的其他化学物共同作用使牛乳蛋白质凝结后，才有可能做成乳酪。蛋白质和脂肪形成凝乳，把大部分水分分离出去。随着微生物的进一步活动，凝乳逐渐成形积存起来，慢慢地形成每种乳酪独特的味道和香气。
微生物有无数种不同的类型，从而也形成了乳酪的多种不同的风味。但是，直到17世纪，人们才发现微生物的存在，而只是100多年前人们才弄清楚它们在乳酷制作中的作用。也只是在那个时候乳酪制作才能开始从一种艺术变成工艺。美国的食品工业就是这样逐步发展起来的（不过，公平地说，很多食品的制作方法是欧洲人发明的）。
根据美国农业部发展的官方资料可知，融化干酪的制作过程如下：首先把凝乳研磨成粉末，通过加热和搅拌把一种或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同类乳酪混合在一起，然后向同质的可塑坯料中添加乳化剂便可制成。
随后，把同质的可塑坯料（农业部在遣词造句方面的确很有一套）切成大小均等的厚块或者用辊子压成薄片，最后是切成小方块包装。这样做出来的乳酪基本上不含活菌，坚韧性强，最大的优点是可以长期储存。从这一点来看，融化干酪才是真正的乳酪，就像军事音乐才是真正的音乐一样。
如果说融化干酪是一种新技术的话，自然乳酪的历史就非常悠久了。苏美尔人知道，未来的大卫王遇见了歌利亚（旧约《圣经》里的腓利斯巨人勇士，被大卫用石头打死），因为他当时正好拿着面包和谷物送给在希伯来军队服役的兄弟，同时还带去10块乳酪给他们的统帅，所以留下不朽的声名。
毋庸置疑，人们是偶然间发现了乳酪，在乳制品成为人们饮食中的一部分后，才逐渐被人们食用。最初，人们只有在春天牛群中母牛怀孕时才有牛奶喝。牛奶一旦被制成乳酪后，就可以保存几个月，有时候甚至过了好几年还可以食用。
当欧洲人开始在新大陆定居时，他们把在欧洲数千年来形成的乳酪制作诀窍也带到这里，并开始制作。早在1676年，弗吉尼亚的民团就规定每星期向每名士兵供应3.5磅的乳酪。殖民地很快就向西印度群岛出口大量的乳酪。

第二部分：“有些人发现了石油 其他人则没有”逝去的美味利德克兰兹乳酪(2)

每个移民群体都具有不同的口味，适合他们已经非常熟悉的家乡乳酪的风味。所以，生产商应该针对不同的口味制作乳酪。这也是为什么美国通常会生产很多具有欧洲风味的乳酪，而具有本土特色的乳酪却很少的原因。
德国人是19世纪的一个重要的移民群体，它们中很多人在纽约市定居，尤其是在曼哈顿的一个曾经叫“小德国”的地方，也就是现在的东村。在19世纪50年代，整个纽约市的面包师、糖果制造商、烟草商以及熟食店主中一半以上都是德国移民。
这些中产阶级的德国人中很多人对自己家乡的一种名为“城堡”的乳酪十分偏爱。这是一种非常柔软的成熟乳酪，通常被切成砖块的形状，大约有4英寸长、1.5英寸宽和1英寸厚的大小。它味道浓厚，至少对那些不喜欢它的人来说，气味非常难闻。
纽约市的熟食店为了满足需求开始进口这种乳酪，但是，与所有软质干酪一样，“城堡”干酪同样不能长久保存。在19世纪晚期，用船只把这种乳酪从德国运到纽约，通常是不到目的地就变味了，根本无法出售。
阿道夫·托德，当时纽约一家很受欢迎的熟食店的老板，很想在这种乳酪上下一番功夫。托德同时也是纽约州门罗市的门罗乳酪公司的老板，门罗位于纽约西北部25公里处。1889年，他要求手下人尝试仿制“城堡”干酪。
一位名叫埃米尔·弗雷的22岁瑞士移民接受了这项挑战，尽管他当时在这家公司只工作了一年。他用了两年的时间来寻求能够被接受的替代商品。有一次，他灵感大发，无意中发明了一种全新的乳酪，正是这些无意中的事件形成了乳酪的发展历史。这种乳酪也非常柔软，乳脂质地与“城堡”干酪完全相同，有一种很浓的香气，但是与“城堡”干酪的香味不同，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味道。
托德认为这种干酪美味可口，于是要求多做一些，但是让弗雷感到害怕的是，他无法再次做出这种干酪。弗雷又花费了两年的时间，终于在1892年，才又做出了这种味道的乳酪。
托德把这种新乳酪带到纽约的一家德国人歌唱俱乐部，即利德克兰兹俱乐部，让同乡们品尝。这家俱乐部十分著名，西奥多·罗斯福、卡尔·舒尔茨都曾经是其中的成员。他们非常喜欢这种口味，托德马上就用俱乐部的名字来命名弗雷的新发现。
他开始在自己的熟食店中出售这种新的利德克兰兹牌乳酪，其他的熟食店也很快到门罗乳酪公司来订购这种新产品。到20世纪20年代，对这种乳酪的需求非常巨大，以至于门罗当地的牛奶供应无法满足这种需求。在1926年，公司决定迁移到俄亥俄州，在范沃特镇建立一家全新的、在当时是最先进的乳酪工厂，生产这种当时在全国都已经家喻户晓的乳酪。
但是，公司在新厂房生产的第一批利德克兰兹乳酪简直是一场灾难。不仅口味与原来的利德克兰兹乳酪不同，而且是难吃透顶。埃米尔·弗雷意识到公司崭新的设备似乎太干净了，因而无法生产出与原来一样的产品。
他很快想起了老工厂里的木质设备，在这些设备上还遗留着历经无数代演化的微生物。这些设备拆卸后被运至范沃特镇，安装在新工厂里。随后，弗雷在新工厂的墙上涂满利德克兰兹乳酪，希望这种乳酪的细菌渗透于新工厂的每一个角落。第二批产品，无疑让弗雷轻松了许多，尝起来稍微有一点原来的味道。
门罗乳酪公司在1929年被博登公司收购。尽管利德克兰慈乳酪在博登公司的产品线中只占有很小的份额，但是公司还是按照这一著名乳酪的口味非常谨慎和投入地继续进行生产。
博登公司不仅在风味小店销售利德克兰兹乳酪。在近60年的历史中，随着小零售铺让位于超市，从农夫范尼到顽童朱莉娅，人们通常能够在很普通的乳制品柜台中买到这种世界上最美味的乳酪，不过，它们通常是被很不恰当地摆放在光滑的、鲜橙色的乳化干酪片和同样是鲜橙色的维尔维塔乳酪块中间。
不过，现在这种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发明已经不复存在了。在20世纪80年代的公司重组浪潮中，博登公司在1982年把它的自然乳酪分部出售给通用食品公司。1988年通用食品公司又被菲利浦·莫里斯收购，次年与菲利浦·莫里斯的卡夫分部合并组成卡夫通用食品公司。在这一过程的某个时点，通用食品公司停止生产利德克兰兹乳酪。显然，这是一个很漫不经心的决定，甚至在公司档案里都没有记录。除非在什么地方还储存有冷冻的利德克兰兹乳酪可以用来重新调制，否则这种乳酪将会永远消失。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这个国家在开始生产真正具有本土特色风味的、而不是模仿欧洲的乳酪，并且很快引起本国人兴趣的时候，这种令美国人感到自豪的产品随着公司的一个漫不经心的决定就悄无声息地从餐桌上消失了。
若是在法国，这种事情一定会导致政府的倒台。

第二部分：“有些人发现了石油 其他人则没有”“黑面包和南瓜诗人”(1)

在《圣经·提摩太前书》中，使徒圣保罗劝告年轻的门徒说：“不要喝太多的水，为了你的胃和经常出问题的身体，稍微喝点酒。”如果圣保罗知道在近2 000年后的今天，美国政府最终同意他的劝告，一定会感到好笑。在1995年出版的营养指南中，联邦政府承认，适度地饮酒不会有什么坏处，甚至有可能对心脏还有好处。
这是一个令人感到吃惊的发展。毕竟，如果说很多年以来要是存在一条一直发挥作用的饮食建议的话，那肯定是—这里要使用一本很有意思的关于饮食时尚的书籍的名字—“如果你喜欢，就不要吃它。”差不多每一样人们认为是美味可口的东西，从乳酪到杜松子酒，都被饮食“专家”们公开指责过。这一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的数学家毕达哥拉斯，他同时也是一位素食主义者。
除此之外，天知道还有几条一直发挥作用的建议。差不多没有一种食品不是在一本书内被捧为长生不老药，而在另外一本书中又被批判为含有剧毒物质。甚至有些通常被认为是含有丰富营养物质的水果偶尔也会遭受批判。最近，为了隆重推销一本饮食书籍，一则广告中就大肆宣扬葡萄和洋李，而警告人们不要食用葡萄干、洋李干和另外一种水果。
其实，葡萄干和洋李干不过是经过脱水的葡萄和洋李。所以，我不会为了想看看作者为什么会认为葡萄对人体有好处，而蒸发掉水分的葡萄就对人体有害，就花钱购买这本书。
只是在19世纪，营养学才成为一门科学。例如，“维生素”一词是在1912年人们对这些物质进行第一次化学分析，确立它们在人体营养中的作者以后，才在英语中开始使用。很大程度上讲，由于在人体试验方面存在着很多伦理方面的限制，关于人类的科学知识中还有很多未知领域。因此，我们对其他动物，例如鸡的营养需求的了解比对人类自己的营养需求要清楚得多。
这就给哲学家和思想古怪之人留下了广阔的空间继续发挥影响，他们在19世纪一直控制着营养学的领域。其间，一些容易受骗、通常是无知的媒体也帮着煽风点火，在重要位置刊登它们的言论。
与占星术方面的书籍一样，关于营养学方面毫无价值的忠告和书籍也是浩如烟海。这些书籍的作用在全国各地作巡回演说，满足人们想了解身体健康和长寿秘诀的欲望，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不失时机地大赚一把。最先发现这一市场并利用它获利的是一位名为西尔维斯特·格雷厄姆的美国人。
格雷厄姆1794年7月4日生于康涅狄格州的西萨菲尔德。他的父亲在他出生之时已经72岁，先后有过的两任妻子留给他17名子女，而格雷厄姆排行最小。他父亲在当地的教堂做了50年的牧师，由此成为社区中最重要、最有名望的男人之一。他出生之后两年，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很快发现仅靠微薄的收入自己一个人根本无法养活7个孩子。
几年后，当地的遗嘱检验法院判决格雷厄姆的母亲“精神错乱”。格雷厄姆后来在书中写道：“母亲在这种令人费解的判决的打击下，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整个家庭支离破碎……我被交由陌生人抚养。”从牧师的儿子到弃儿，这种身份的降低对格雷厄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行为性格开始变得越来越古怪，包括很严重的自我中心主义。在今后一生中，出现过好几次神经失常的情况。
尽管后来格雷厄姆和母亲搬到新泽西州的纽华克，与一位长兄住在一起，家庭得以恢复，但他所接受的顶多是一种非常随意的教育。他决定要步父亲的后尘，成为一名牧师。1823年，在将近30岁的时候，他进入阿姆赫斯特中学学习，该校是阿姆赫斯特学院的附属学校。由于他根本不与同学交往，仅过了一个学期，学校就用一个莫须有的理由把他开除。但是即便在那仅有的一学期中，他就给人留下了“激情洋溢、能言善辩、傲慢而具有坚强个性”的印象。一位老师甚至认为他是“戏剧演员”，当然，这并不是褒义的。但是这一点对格雷厄姆以后的生活很有帮助。此后，他私下跟随一位牧师进行学习，终于在1826年被任命为牧师。同年，他与一位曾经在他的一次精神失常期间护理过他的护士结婚。

第二部分：“有些人发现了石油 其他人则没有”“黑面包和南瓜诗人”(2)

次年，他在一次讲道之后获得了10美元的报酬，获得了成为牧师之后的第一笔收入。随后，格雷厄姆迅速地扩展他的工作领域，使之超出了拯救灵魂的范围。在1830年，他成为宾夕法尼亚州禁止使用烈酒协会的讲演者。像早期很多的禁酒协会一样，这一协会的主要目的是降低当时一直居高不下的人均饮酒量。但是，格雷厄姆从一开始就主张完全禁酒。
很快，他开始谈论饮食、性和酒。格雷厄姆鼓吹他从来不读书，他的理论完全由自己发展而成。但是，他对当时的几位医学方面的作家非常熟悉，而当时医学刚刚开始从艺术向科学转变。他撰写的书籍和小册子实际上是抄袭几位医学作家的作品。
是1832年流行的霍乱使格雷厄姆一举成名。这种疾病首先在1826年从印度开始流行，19世纪30年代初开始袭击欧洲。毫无疑问，新大陆也无法幸免。当时，除了知道这种疾病能够很快致人死亡之外，人们对它几乎是一无所知。直到19世纪80年代，人们才发现导致这种疾病的微生物是什么，甚至连通过污水传播的事实也只是到了19世纪50年代才被人们发觉。一旦知道某人了解这种疾病，人们便蜂拥而至来聆听有关的讲解。此时，格雷厄姆充分地发挥了戏剧方面的天才，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他把霍乱归因于鸡肉饼和过度纵欲，这样他至少没有失去听众。
随着这场流行疾病的消退，格雷厄姆开始到处谈论饮食和性，以及它们对人类本身其他方面的影响。面对大多数的饮食时尚追逐者，他基本上反对每一种给人带来快乐的食品。他的基本前提是：任何“刺激物”的作用都会自动衰弱。他这里的刺激物自然不仅包含酒类食品还包括肉类、热水浴和甜味食品。
格雷厄姆最有名的饮食忠告是：最主要的食品是面包，应该在家里由母亲或妻子，而不是仆人，用粗面粉制作。白面包很流行是因为这种面包比黑面包昂贵，而且松软。不过，格雷厄姆讲它在营养方面比不上黑面包，碰巧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在除掉麦麸的过程中，同时也除掉了大麦中所含的很多维生素和矿物质。
他很快就开始在东部沿海一带做巡回讲演，一个晚上的演讲费通常会高达300美元，相对于当时年收入为1 000美元就算是中产阶级而言，这绝对是高收入。格雷厄姆对自己的成功很是得意，马上鼓吹道：“没有人能像我这样旅行，或坐车或乘船，行程轻松……而且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每到一处就开始鼓吹素食摄生法……演讲后不会马上遭到听众的提问……什么!你是素食主义者?”确实，为了满足格雷厄姆素食主义追随者的要求，很多城市都建有格雷厄姆饭店和宾馆。霍勒斯·格里利是一位虔诚的格雷厄姆学说的追随者，通常在纽约的一家格雷厄姆宾馆就餐。
同样，也有人拿格雷厄姆和他的素餐食谱开玩笑。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把他描述成一位“黑面包和南瓜诗人”。甚至连他自己家乡的报纸（在他人生的最后15年中，他一直居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北安普顿）也称他是“锯末布丁哲学家”。
然而，另外有一些人对格雷厄姆难以忍受。屠夫们反对格雷厄姆的素餐食谱，尤其是他们成天都要面对着活生生的屠宰现场。面包师同样反对格雷厄姆呼吁人们在家中制作面包，更是反对他对面包师在面粉中掺杂大豆粉、甚至是粉笔和石膏粉的指责。
在波士顿，他们对格雷厄姆予以回击。屠夫和面包师们恐吓演讲厅的所有者，预定的演讲被迫取消了。格雷厄姆于是找到当时还没有竣工的莫尔伯勒宾馆的所有者，莫尔伯勒宾馆是全国第一家不卖酒的宾馆。尽管当时波士顿的市长说他无法保证演讲的安全，宾馆的所有者还是鼓足了勇气同意格雷厄姆在宾馆里演讲。
素食主义者用木板封住第一层楼的全部窗户，并派人携带熟石灰袋在楼顶上侦察驻守，当屠夫和面包师们攻击旅馆时，就向他们撒熟石灰。用《哈泼斯》杂志上的话说：“楼顶上的侦探们受到了惩罚，暴民们失去了控制，拼命上前阻止（向他们撒石灰）。”
最后，格雷厄姆的听众转向其他的兴趣（颅相学和“早产儿葬礼”在19世纪40年代极为流行），他自己也引退到北安普顿，变得越来越古怪，健康状况也每况愈下（或许并非出于偶然，这好像是健康改良主义者共有的特征）。他在1851年去世时只有56岁。
格雷厄姆早年的追随者中有一些人仍然很富有，并且具有很高的声望。凯洛格兄弟在格雷厄姆的影响下建立了一个很大的产业。尽管他预言自己的坟墓上将竖起一块花岗岩纪念碑，他的居所将成为朝圣地（实际上，现在变成了一家酒馆），但是格雷厄姆本人现在还是被完全遗忘了。
但是，在一个方面格雷厄姆还没有被遗忘。即使是现在，在成千上万的学校里，上午课间休息时，孩子们通常要吃一份快餐：一杯牛奶和全麦粉饼干。

第三部分：“去西部 年轻人 去西部”世界第六大经济体

奥利弗·埃文斯的许多发明就像意大利画家莱昂纳多·达·芬奇的发明一样，在他所处的时代看来，都是不切实际的，他发明的高压蒸汽机和自动面粉加工机使他晚年变得非常富有，但他对同代人的固执仍然耿耿于怀。正是想像力推动了社会的变革。
与19世纪早期的很多项重要发明一样，缝纫机的发明实际上也不是由一个人完成的。相反，它是很多人多年来共同努力的结果。历史总是把最大的荣誉交给这些努力的最后集大成者，发明缝纫机的成就就最后交给了艾萨克·辛格。辛格是个极其以自我为中心的男人，通常会不知廉耻地利用别人，但他这种追求财富的过程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成千上万人的生活水平。
1848年1月24日，一位名叫詹姆士·马歇尔的男子在擦洗水车时，发现了埋藏在加利福尼亚大地上的丰富黄金矿藏，而如果他早几个星期发现金矿，美国历史上这起重要事件——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也许会发生在另一个国度。历史总是这般阴差阳错。
150年前的加利福尼亚是如此偏僻，从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环海航行需要6个月，但它丰富的矿产资源是世界上任何同等面积的地区所无与伦比的，淘金热以后，石油取代黄金，长期成为这片土地上挖掘出的价值连城的商品，目前，它已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
由于企业家在追逐个人利益时不受任何限制，他们经常能够从很多事先没有预料到的连带机会中获利。在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时期，奥格登·米尔斯就是依靠连带机会发家的一个典型代表。米尔斯是最早一批到达加利福尼亚的49人之一，可他并没有采挖、淘洗过1盎司的黄金，相反，他向淘金者出售铁铲等淘金工具，还开办了一家银行供淘金者存储财富，一举成为加利福尼亚最富有的人之一。
蒙大拿的官方别称为珍宝州，其格言也直截了当：黄金和白银。但却是比尤特这块“世界上最富饶矿山”上的铜矿使得该州闻名于世。一位来自布鲁克林的小伙子令这块地头上享有“铜王”美誉的托拉斯们瑟瑟发抖，海因策赢得了与世界上最强大的金融集团的法律诉讼，可在一年之后，铜业联合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却摧毁了他，同时也造成了1907年的金融大恐慌。

第三部分：“去西部 年轻人 去西部”工业革命家(1)

奥利弗·埃文斯在有生之年没有见到铁路，他在1819年去世，而美国的第一条铁路线，从巴尔的摩到俄亥俄州，在1828年才开始修建。
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他又非常清楚地见到了铁路。1813年，他在书中写道：“这一时代即将来临，人们将乘坐用蒸汽发动机驱动的驿站车进行旅行，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奔跑的速度如同鸟儿飞翔……如果车早晨从华盛顿出发，旅客们可以在巴尔的摩吃早餐，在费城享用午餐，当天就可以到达纽约吃晚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铺设两对铁轨……让车在铁轨上奔驰，能够对向行驶，日夜兼程，马不停蹄。”
奥利弗·埃文斯不仅预见到铁路的发展，还准确地描述出现代冰箱的工作原理。他还发明了集中采暖器、太阳炉、机枪和煤气引燃器等设备。然而，他的大多数发明就像三个世纪之前意大利画家莱昂纳多·达·芬奇的发明一样，按当时的技术水平来看，是不切实际的。它们只是具有丰富想像力的工程师的奇思怪想而已。
不过，奥利弗·埃文斯也有两项发明非常实用，大大促进了当时的技术发展。他发明的高压蒸汽机（与他同时代的英国人理查德·特里维西克也独自发明了一台高压蒸汽机）成为19世纪美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同时，他的自动化面粉厂预示着在20世纪亨利·福特用以改变整个世界的工业流水线的诞生。根据这些贡献，授予他“美国工业革命之父”的称号也绝不为过。
1755年埃文斯生于特拉华州的纽波特，在家里的12名子女中，排行老五。他父亲是农民，家产不多。17岁时埃文斯在纽波特跟随修车匠学徒。
埃文斯一边学习手艺，一边阅读大量书籍，尤其对数学和机械学很感兴趣。在他还没有学徒之前，也就是在1769年，詹姆斯·瓦特制造出自己的第一台蒸汽机，比以前的蒸汽机功率要高4倍。这时，年轻的埃文斯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资料，详细地了解其中的每一个细节。在以后的生涯中，他在蒸汽机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到中年时期，他自己设计的蒸汽机逐渐取代了瓦特的蒸汽机。
然而，在美国殖民时代的晚期蒸汽机根本派不上用场。在他娶妻成家的那一年，即1782年，埃文斯和两位兄弟一起从父亲手中购买了一块土地，建起了面粉厂。
当时，面粉厂的技术没有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化，与几百年前人们开始使用水力带动机器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为了研磨面粉，人们把谷物一袋一袋地搬到磨粉机的顶部，把小麦装进能把谷壳和灰尘分开的装置，然后通过斜槽把小麦送至下面一层用磨石碾磨成粗粉。
粗粉落到地面上的箱子里后，用铲子把它们分装在小桶里送到上面的第三层。在第三层摊开冷却让水分蒸发，随后把粗粉装进斜槽流到下面的筛分缸，把粗粉筛成细面粉、粗面粉和麸子。最后，把面粉装桶，整个过程完毕。
在这一复杂的过程中，只有研磨机和筛分缸两个地方需要用水车推动，而其他环节全部由人工完成。埃文斯很快发现可以采用更好的方法。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连续设计出用水车驱动的面粉桶提升机和螺旋传送器，让谷物、粗粉和面粉从一个环节到另一个环节自动运转。他还发明了一种“面斗机”，可以铺开和冷却刚研磨的粗粉；把粗粉缓慢地送入筛面粉机。这种机器也使用水车推动。
除了面斗机之外，埃文斯的这些设备都不是全新的发明。面桶提升机用链泵改进而成，人类从罗马帝国时期（公元前27年~公元476年）就开始使用链泵。螺旋传送器只不过是把阿基米德螺旋器平放而已，这种装置甚至在阿基米德出生（公元前287年左右）之前就已经出现。
最富有新意的是这种一体化、自动化和工业化过程的观念。自动机械，也就是无需人工操作的机器，当时已经有所出现（如钟，它是当时已有的自动机械之一）。18世纪末，自动机械的数量迅速增长。纺织机和制钉机就是当时的发明，当然还有瓦特的蒸汽机。
在奥利弗·埃文斯之前，还没有人想到过工厂本身就是一种自动机器，就像埃文斯的面粉厂一样：把小麦从一端倒进去，从另一端出来的便已经是面粉了。除非需要调整、维修和检查，整个过程不需要任何人力劳动。

第三部分：“去西部 年轻人 去西部”工业革命家(2)

有了这些新的发明之后，埃文斯就盼望着人们会争先恐后地到他这里来学习。然而事实却让他非常失望。当时的面粉厂已经非常赢利，厂主们认为没有必要再安装那些昂贵的设备。况且，大多数的面粉厂都是家族企业，厂主们担心这些新的设备会让他们的亲戚失去工作。
在余下的后半生中，埃文斯只能非常气恼地抱怨人类喜欢维持现状的本性，哀叹自已时运不济，生活在一个天才得不到赏识的世界里。在他最沮丧的时期里，他开始进行写作。“因为同时代的人对他的发明置若罔闻，他便开始学习和记录人类在人文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进步，努力为子孙后代造福……因此，改进的过程也十分缓慢。”
埃文斯的面粉加工技术在几个州都获得了专利，在新的联邦宪法生效后，他获得了新政府颁发的第三项专利。（第一届专利委员会由新内阁的3名成员组成，包括同样有多项发明创造的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这项专利肯定给杰斐逊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几年后，他在自己的一处农场里建立了埃文斯式的面粉厂，并且向埃文斯支付了40美元的专利使用费。乔治·华盛顿通常愿意接受新技术，也为自己在弗农山的面粉厂购买了这项专利的使用权。）
尽管埃文斯对人们不愿接受改变的倾向恼怒万分，但是在随后的20年中，他的技术还是不断地传播开来。同时，这项技术的思想精髓也扩展到其他工业领域。他所撰写的《青年面粉业工人指南》一书对这项技术的推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本书讲述如何建立和经营面粉厂，先后再版15次，最后一次再版时间是南北战争前夕，当时作者已经去世了40年。
虽然面粉加工技术的发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所获得的专利使用费还无法让埃文斯养家口。于是，埃文斯来到费城，成为一名商人，专门经营面粉加工设备。一旦能够靠出售筛绢和铲斗链口，他的注意力就马上又回到了年轻时候的兴趣—蒸汽机。
当第一次了解到瓦特的蒸汽机时，他就梦想要建造蒸汽马车。但是瓦特的蒸汽机产生的动力很小，连机器本身都移动不了，更何况马车。瓦特的发动机只能在很低的压力下运转，转动的速度在今天几乎让人无法想像，每分钟只有12圈。在瓦特的发动机中，蒸汽把活塞推到汽缸的底部，然后快速拉回，压缩后产生真空再把活塞吸出。
埃文斯研究出一种使用高压蒸汽的发动机，不仅能够把活塞推下去，还能把它推上来。瓦特的隔离冷凝器被弃之不用。结果，与瓦特的蒸汽机相比，机器的体积小了许多，产生的动力大为增加，运转的速度加快了好几倍。埃文斯在1803年制造出自己的第一台蒸汽机，它的汽缸直径为6英寸，长度为18英寸，功率为5马力。相反，一年前安装在费城中央广场喷水池的瓦特蒸汽机，每台机器气缸直径有32英寸，冲程为6英尺，这么大的机器，每台的功率却只有12马力。
埃文斯把自己的蒸汽机固定起来，用以驱动研磨机来研磨熟石灰，还通过另外一台机器来锯大理石板。但是很快他又转回到蒸汽马车的想法。他接受委托为费城港建造一艘蒸汽挖泥船。他在自己的店铺附近开始建造工作，这里距市场街的斯库尔吉尔河1英里。这艘船宽12英尺，长30英尺，重达17吨。不过，取了一个不大恰当的名字“模棱两可的奥鲁克特”。为了把船移到河里，埃文斯在船下放了两排车轮，用链条把发动机紧紧地系在轮轴上，缓慢地向市场街移动。
当来到中央广场时，他做了一番演示，在喷水池边环绕几周。当然，他带着自己的高压蒸汽机围着瓦特的低压蒸汽机旋转，多少有些寓意。演示完毕后，美国历史上第一辆不依靠人力推动的陆上交通工具，“吱吱嘎嘎”地离开市场街，拿掉车轮之后，被推入斯库尔吉尔河。同时，作为挖泥船，它也摆脱不了被人遗忘的命运。
但是，人们忘不了船上的发动机。为了建造这艘挖泥船，埃文斯重新设计了蒸汽机，使之变得更小、更轻，功率更大。经过改进和扩大，很快就用于装备在密西西比河充满危险的浅水水域上航行的蒸汽船，被广泛地用于工业领域，后来还被用于早期的铁路上。连同面粉加工技术专利所带来的收入，奥利弗·埃文斯在晚年变得非常富有。
奥利弗·埃文斯尽管非常富有，但对同辈人的固执仍然耿耿于怀。他指明了19世纪的发展道路，而他的同辈们毕竟还不是太愚蠢，很快找到了他指明的道路。

第三部分：“去西部 年轻人 去西部”缝纫机和收获财富(1)

伴随着2000年股票市场的涨跌震荡，出现了很多有关“传统经济”和“新经济”的讨论。虽然传统经济暂时在华尔街可能有些过时，但是它在现实经济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人们仍然依靠钢筋和水泥建造楼房。石油和内燃机仍然是交通运输业的主宰。你也许要借助于托马斯·爱迪生在1876年的一项发明来阅读本书。
在地球的很多地方，甚至连传统经济的水平都还没有达到，还有很多人生活在传统经济出现之前的那种状态。那是一种只能维持生存的状态，只有农业和手工业劳动；大多数人遭受贫穷，只有少数人拥有巨大财富。西方世界250年前就处于那种状态。摆脱那种状态的惟一途径就是重复西方的方法—工业化。工业经济创造财富的速度比非工业经济要快得多，如果历史可以充当向导的话，人们就会发现，在工业经济中，无论处在顶层的人富裕到什么程度，其他社会阶层也会越来越富有，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随着经济的发展会稳步下降。
显然，建立工业经济必须要找到一个出发点。西方国家的出发点是布，从18世纪英格兰的中部地区纺织品生产的工业化开始。但是，现在纺织工业以及各高度机械化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不适合在第三世界的国家发展。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制衣业一直作为工业化的出发点。
英语中，clothes（衣服）是一个没有单数形式的名词。原因非常简单：过去的单数形式是cloth（布）。毕竟clothes只不过是人们根据身体的轮廓把一块块的cloth缝制在一起而已。这样，通过缝纫，cloth就变成了clothes，缝纫是一门古老的手艺，现在仍然长盛不衰。尽管布的生产很早就实现了工业化，但是服装生产还要继续依靠手工，一直持续到100多年以后才开始实现工业化。只有等到有人发明一种切实可行的缝纫机，缝纫才有可能实现工业化。
然而，这种机器一旦被发明出来，服装生产很快就能实现工业化，因为这种技术非常廉价（一名工人操作一台机器），并且对于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来说，非常容易掌握。凡是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的地方—如19世纪晚期拥有大量移民的纽约和现在的第三世界国家—缝纫机一再被证明是摆脱贫困的有力工具。缝纫机的发明是工业革命早期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的重要性如同在铁路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发动机所发挥的作用。
然而，有些工作需要人手用灵敏而复杂的动作来完成，要想设计出一种机器来替代人手可绝非易事。与19世纪早期的很多项重要发明一样，缝纫机的发明实际上也不是由一个人完成的。相反，它是很多人多年来共同努力的结果。历史总是把最大的荣誉交给这些努力的最后集大成者，就像历史上记载乔治·斯蒂芬森发明了铁路、塞缪尔·莫尔斯发明了电报一样，发明缝纫机的成就最后交给了艾萨克·辛格。
辛格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起作用的典范。尽管他是个极其以自我为中心的男人，通常毫无廉耻地利用别人，尤其是女人，但是他在自己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也大大提高了成千上万人的生活水平，同样尤其是女人。
艾萨克·辛格的父亲，亚当，1753年生于德国。艾萨克在1881年生于纽约州的北部，在家中排行最小，出生时父亲已经58岁。然而，在他10岁那年，整个家庭破裂。也就是在1821年，在他们结婚后的第33年并且生育了一大群孩子后，亚当的妻子由于无法忍受他长期在外拈花惹草被迫与他离婚。19世纪早期离婚在美国还很罕见。离婚后她在阿尔巴尼的一个贵格教社区定居，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亚当很快又再婚，离婚和其他行为好像对他的健康毫无影响：他在1855年去世时，享年102岁。
艾萨克12岁时差不多就算是独立生活了，当时他来到发展中的罗彻斯特市，和一位兄长住在一起。他设法上了几天学，但是书写从来就没流畅过，有时甚至是错字连篇。19岁时在一家机械厂学徒，在那里他很快就表现出了在机械方面的天赋。艾萨克·辛格是位天生的修补匠。对于辛格和他的家庭来说，非常不幸的是他想成为一名演员。与现在一样，当时做演员可以获得高额收入，不过这种收入很不确定。辛格的确是相貌堂堂，但是在演戏方面，他的才华很是一般。
辛格年轻时的生活方式在他还是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形成。有机会的时候他就演戏，在不得不为了生计而工作时，他就做一份机械师的工作来口。在这两者之间，他就到处追求女人，和他父亲一样不安分守己。他在1830年19岁时结婚成家，到1837年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跟随一家演出公司待在巴尔的摩时，遇到一位美貌的年轻女子，并且很快便和她订婚。不用说，他也懒得告诉她自己已有妻室的事实。在他返回纽约后不久，他的妻子便回娘家居住。尽管他一有钱就会送些给妻子，但这桩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

第三部分：“去西部 年轻人 去西部”缝纫机和收获财富(2)

辛格的未婚妻随后来到纽约，盼望着能够嫁给这位年轻、潇洒、有魅力的情郎。她的心在巴尔的摩时就已经交给了他。辛格此时已别无选择，只有告诉她事实，哪怕只是一部分事实。他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劝她接受这一局面。1837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来到人世，后来还有9个子女，但他始终没有娶她（实际上，他又离开她和另外一个女人结婚）。辛格一生中有很多女人，为他生育了一大群子女。
辛格继续着他的演员/机械师的生涯，在1839年他发明了凿岩机，出售这项专利使他获得了2 000美元，一笔不小的收入。尽管凿岩机的发明为他带来了一笔财富，但他直到中年在彻底放弃演戏转而成为一名专职机械师之前，他的家庭或很多家庭只能过着一种勉强口的生活。他发明的一种木料雕刻机，引起了一位名叫乔治·B·齐博的商人的兴趣，愿意帮助推销这种工具。他们把这种机器带到波士顿，在一家机械厂租了一块地向潜在的客户进行演示。虽然也有几位印刷商前来观看，但是没人打算购买这种机器。在齐博和辛格将要弹尽粮绝之时，幸运之神降临到他们头上。
他们租地的那家机械厂过去一直制造缝纫机，但是这些机器大多无法运转。齐博后来说道：“在120台完整的机器中，只有8或9台机器能够正常运转。”这些机器是根据伊莱亚斯·豪的发明制造而成，豪在1846年获得了这种机器的发明专利。这种机器产生了一种双线连锁缝纫法，使用弯嘴针穿住一条线，用滑梭带着另外一根线来回环绕。由于弯嘴针非常脆弱，在机器运转时，踩不了几针就得把布料拿出来重新放置。实际上，使用这种机器造成的麻烦比不使用它的时候还要大。
一开始，辛格不愿意理睬这种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下贱的活”，但是很快他又忙着设计改进这种机器，改用直穿针和直线来回的滑梭。最重要的是，这种改进的机器能够不间断地工作，无需频繁地把布从机器中拿出来，加快了工作速度，适于任何长度的缝线，还可以根据服装的需要曲线缝纫。
一天深夜，虽然齐博和辛格都已经精疲力竭，但他们准备最后再试验一次。齐博提灯照明，辛格在机器上试验。但无论怎样调试，针脚总是太稀，无法把布恰当地缝在一起。对此，两个人灰心不已，只好返回廉价旅馆休息。
辛格后来回忆道：“我们俩当时心力交瘁，坐在一堆木板上，齐博问我是否注意到了布料上面从针眼里拉出的线非常松弛。这话突然提醒我：我忘记了拉紧针头上的线。齐博和我立刻返回工厂，调紧针头上的线圈，试验了几下，连续五针都完好无缺。”艾萨克·辛格的缝纫机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种：它非常实用。
辛格的缝纫机立刻大获成功。其中的原因简单明了，原来需要一名针线女工花费14小时26分钟用手工制作一件衬衣，而现在用这种新机器只需要1小时16分钟。一开始，很多制衣工人（在1853年纽约估计有5 000名左右的制衣工人）还担心饭碗不保。但是，与所有节省劳力的设备一样，缝纫机大大地发展了制衣业，而不是摧毁它。随着成品服装价格的下降，市场需求也增长了很多倍。这种市场特征也是资本主义工业为什么能够创造更多财富的根本原因之一。
辛格和他的伙伴遇到的惟一问题就是专利权。伊莱克斯·豪已经取得了缝纫机的专利权，尽管他的机器不实用。艾萨克·辛格的机器非常实用，但是无法获得专利权。由于关系到一笔巨大的钱财，一场官司不可避免。尘埃落定之时—律师们也从中大捞一把—法院最后判决他们的专利权可以相互共享，在当时那个机器大发展时期，这种判决可谓是首开先河。
艾萨克·辛格，过去当过戏子，现在开始过着一种奢侈浮华的生活，完全是19世纪暴发户的生活方式。在纽约，经常可以看见他驾着一辆嫩黄色马车，由9匹马一起拉动。他于1875年去世，享年64岁，留下一笔价值为1 300万~1 500万美元的家产。与他一生中的行为一样，他在遗嘱中试图把这笔财产分给子女们和无数位曾经与他共度良宵的女人。毫不奇怪，当时的报纸对此也大加报道。《纽约先驱报》以非常轻快的语气报道说：“按照他的遗嘱，大约有20名或更多的由很多不同的女人生育的子女继承了他的财产，平均每人获得20万美元的财产。”
然而，在缝纫机为艾萨克·辛格带来巨额财富的同时，也改善了无数家庭妇女和工厂工人的生活。的确，这一过程在很多刚刚开始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中至今仍然在延续。

第三部分：“去西部 年轻人 去西部”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1)

1848年1月24日，一位名叫詹姆士·马歇尔的男子到亚美利加河边察看刚建不久的旋转磨坊水车的水流。磨坊就在加利福尼亚的萨克拉曼多附近。为清除水车中的碎片，他在前一天夜晚把水灌进水车。蓦然，他发现一粒似豌豆一般大小的东西在水中闪闪发光。他后来回忆道：“我的心跳突然加速，因为我肯定那是金子。我兴奋地对身边的工人喊道：‘天哪，伙计们，我想我发现了金矿!’”
他的确发现了金矿。
说来也怪，美国历史上这起重要的事件—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本该发生在另一个国度。1848年2月2日，美国和墨西哥经过谈判，签署《哥德卢佩伊达哥条约》，墨西哥战争结束。5月30日，条约获得国会的批准，加利福尼亚正式成为美国的领土，星条旗从此便在这片新大陆西南部上空飘扬。作为交换，美国向墨西哥支付1 500万美元。倘若马歇尔早几个星期发现金矿，两国的历史可能就要改写。
不用说，詹姆士，马歇尔和他的老板约翰·萨特，都试图保守这个秘密，不让任何人知道发现金矿一事，但这很快就失败了。约翰·萨特在科利玛峡谷拥有5万英亩的土地，随着淘金者潮水般涌来，土地很快被毁，两人最后都在穷困潦倒中告别人世。
黄金的诱惑自然势不可挡。它意味着身价，那时1盎司黄金价值约20.66美元（相当于一个星期的薪水），而且，由于采掘黄金成本低，即使没有大量资本的普通百姓也能够很容易地参与采掘，从而迅速暴富。
与大多数金属物不同，黄金的化学成分多为惰性，只有几种元素构成。因此，人们能够直接从大自然中发现纯金。但它们通常以尘土或土块的形状存在。黄金的另一个属性是密度大。这一特性使它很容易从其他物质中分离出来。密度指每立方厘米黄金的重量。按照定义，1立方厘米的水重量为1克。石英的密度为每立方厘米为2.6克，铁为8克，而黄金则超过19克。换句话说，1立方英寸大小的黄金重量超过半磅；1立方英尺大小，就重达半吨。
密度高意味着：金矿石从侵蚀的矿山上被雨水冲刷下来汇入河流，在流淌的过程中，它比其他任何物质更容易沉淀。由此，在水流减缓的水域，如在涡流处或河流转弯处的内侧，金矿砂就积聚沉积下来。如果用宽大的平底锅淘洗这些水域的泥沙，金矿石就会留在锅底。
在淘金浪潮的早期，一个人一天通常可以淘洗10盎司的黄金。尽管淘洗矿砂十分辛劳，但是人们心里总希望能发现一个大金块，在正常情况下，一个星期的收入可能比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还高，况且，随时都有发大财的机会。
可以想像，发现金矿的消息一旦传播出去，就造成了令人震撼的影响。当时，圣弗朗西斯科人口数量接近1 000，听到消息后几乎是万巷皆空，港口上挤满了帆船，人们带着盘、桶等工具，整装向金矿区进发。驻扎在当地军事要塞的一排士兵也放弃哨位前来淘金。一位士兵解释说：“这种对与错的斗争十分激烈，要坚守岗位，每个月只能拿到6美元；相反，离开哨位来淘金，一天就能挣75美元。”俄勒冈、夏威夷和南方各州的人也都闻风而至。发现金矿的消息尽管在将近一年之后才传到东海岸，但真正的淘金大军主要是来自东部沿海各州。这也是为什么圣弗朗西斯科的橄榄球队的名字不是“48人队”的原因。
现在，我们很难想像150年前加利福尼亚是何等的偏僻。从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环海航行需要6个月，并且价格昂贵，不过，也最舒服和最安全（如果天气良好的话）。如果走捷径，穿过巴拿马地峡，虽然只需6个星期的时间，但要在蚊虫遍布的巴拿马城等待数月才有船只北上。从陆地上走虽然时间最少，但是要穿越平原、高山和沙漠，也是最危险的。

第三部分：“去西部 年轻人 去西部”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2)

东海岸的人是在1848年夏天快要结束时，才听到一些有关发现金矿的传言。直到12月8日，在詹姆士·马歇尔发现黄金的11个月之后，这种传言才被官方证实。当时的美国总统詹姆斯·N·波尔克—加利福尼亚成为美国领土的最大功臣—向国会证实西海岸发现金矿一事确凿无疑。为引人注目，他同时还给国会送去一个有力的证据：一块重达20磅的黄金。虽然这块黄金只有拳头大小，却价值4 800美元，这在当时足以让一个家庭过上至少两年衣食无忧的生活。
毫不夸张地说，这则消息在东部带来的后果是全民疯狂。1849年当年就有9万人出发来到加利福尼亚，第二年又有9万人。几年后，当淘金热逐渐消退时，加利福尼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前，除了沿岸有几个小镇之外，这里几乎是渺无人烟的荒原。但是，在加利福尼亚成为美国领土之后仅两年零三个月，就加入了美国联邦。而正式成为美国一个州的时候，人口男女比例却严重失调，男性约占92%。
这种不平衡自然很快就得到了调整。从经济和人口两个方向来看，加利福尼亚此后的历史绝无仅有，它的丰富的矿产资源是世界上任何同等面积的地区所无与伦比的，淘金热以后，石油取代黄金，长期成为从这片土地上挖掘出价值连城的商品。目前，它已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大国。
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对加利福尼亚产生的影响绝不亚于对整个国家的影响。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之后，整个国家的重心瞬间明显地向西倾斜。早在1851年，也就是正处淘金热高潮时，约翰·L·B·索尔在《特雷霍特快报》中写道：“去西部，年轻人，去西部!”这句话很快被霍勒斯·格里利使用（从此人们以为这句话出自霍勒斯·格里利之口）。
顷刻，连接太平洋沿岸地区的交通线成为一个头等的政治问题。在何处修建通往加利福尼亚的铁路以及如何修建成为国会争论的焦点。当时，哪怕距离该州最近的得克萨斯州也不止1 000英里。从交通角度来说，从华盛顿特区到加利福尼亚要花费数日之久。巴拿马铁路很快使穿过海峡的行程时间加快了许多。加之太平洋定期航行的汽船，把旅行时间从数月减少到几个星期。1860年，颇有传奇色彩的快马邮递把这一时间减少到10天左右。1861年，连接西海岸与全国各地的电报线建成开通。最后，1869年太平洋联盟铁路建成通车，这不仅从地理上，也从政治上把加利福尼亚与联邦各州连接起来。
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同样对整个国家的经济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世纪，黄金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独占鳌头，其作用之大是任何东西所无与伦比的。从1821年起，英格兰银行开始实行金本位制，并对外宣布随时准备以每盎司黄金兑换3/17/10.5英镑的比率，出售或购买任何数量的黄金（这个比率是100年前牛顿订立的，他喜欢作为王室铸币厂主人的工作所带来的好处）。由于19世纪英国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英格兰银行实际又是当时全球的中央银行，很快所有的贸易大国都被迫实行金本位制，确立本国货币况兑换黄金的比率。
金本位制的优点之一是能够避免通货膨胀。因为一个国家若大量发行货币，黄金就会流出国库。可见，在金本位制下，货币的供给数量受到支撑这种货币数量的黄金数量的限制。
19世纪早期，美国并非黄金的主要生产国。1847年，加利福尼亚淘金热的前一年，全国的黄金产量为4.3万盎司，几乎全部为贱金属的副产品。然而，到1848年，由于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这个数字激增到48.4万盎司，1849年增至1 900万盎司。1853年产量已达到3 100万盎司，价值差不多6 500万美元（而联邦政府当年的全部财政支出只有4 800万美元）。
大量黄金的突然出现，使美国经济驶入一个繁荣昌盛的快速增长期。作为衡量一国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政府财税收入，1844年只有2 900万美元，到1854年增至7 300万美元；另一方面，铁路通车里程从1850年的9 021英里迅速增至1860年的约3.06万英里；电报线也逐渐普及。同时，造船业、炼铁业和纺织业也迅速发展，其他一些工业部门在19世纪50年代同样也得以快速发展。
然而，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却极不平衡，工业发展主要集中在北加利福尼亚，这一阶段北方的人口比南方增长速度快，因此，当南北战争在19世纪60年代爆发时，北方在力量的对比上明显占据优势。
或许，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加利福尼亚的黄金为北方联盟提供了巨额军事支出。而南方却只能依靠拼命地发行纸币，但由于通货膨胀无法控制，南方经济迅速崩溃。尽管19世纪50年代早期成千上万的淘金者是为追逐个人利益而来到内华达山下辛苦淘金，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他们在1860年为拯救北方联盟立下了汗马功劳。

第三部分：“去西部 年轻人 去西部”机遇(1)

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新机会一旦出现，企业家们就会想方设法从中牟利。然而，由于企业家在追逐个人利益时不受任何限制，他们经常能够从很多事先没有预料到的连带机会中获利。
个人电脑业的发展便是其中一例。1976年史蒂夫·乔布斯和斯蒂芬·沃兹尼亚克开发第一代苹果机的时候，个人电脑甚至还没出现。他们从具有创造性的思维中大获其利，另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也以同样的途径发财，尽管他们的设想与电脑制造相差甚远。
目前，计算机文字处理系统正逐步地把打字机挤出市场，桌面出版系统正深刻地改变着印刷业和出版业。生产电脑游戏的公司兴旺发达。其他生产调制解调器、扫描仪、备份和贮存设备、显示器和其他硬件的公司数目繁多。软件公司的数量迅速扩增。信息检索系统、电子公告板和数据库为客户提供各类信息，从股票价格到家族图谱到占星预卜。
在很多情况下，基础技术的本身并不能带来巨大的财富，相反，辅助技术则可以。比尔·盖茨从来没有设计过个人电脑，但是他和保罗·艾伦设计出了能够让这些机器工作的基本软件。
早期的工业发展中，有很多类似的成功案例。电视虽然给戴维·萨尔诺夫、威廉·S·帕列夫（美国广播电视业的先驱）这样的空想家带来了巨额财富，但他们无论如何也比不上瓦尔特·安嫩伯格的富有。安嫩伯格甚至连电视制造业的圈内人士都不是，但他想到了发行一份周刊—《电视节目指南》，登载每周的电视节目列表，并且很快成为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刊物。安嫩伯格最近卖掉了他的出版公司，价格高达32亿美元，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拥有这份旗舰杂志。同样地，AC尼尔森由于开发出了一种统计电视节目收视率的方法而名垂青史，同时对电视业和广告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时期，达赖厄斯·奥格登·米尔斯就是依靠连带机会发家的一个典型代表。米尔斯是最早一批到达加利福尼亚的49人之一，在这些淘金者中很少有人在去世时非常富有。然而，米尔斯却做到了这一点，并且，从来没有采挖、淘洗过1盎司的黄金。相反，他向淘金者出售铁铲等淘金工具，还开办了一家银行供淘金者存储获取得的财富。
D·O·米尔斯在1825年出生于纽约的北塞勒姆，当时，北塞勒姆还是偏僻的农村，现在靠近纽约市郊区。米尔斯家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米尔斯的父亲于1835年就任北塞勒姆镇的镇长），后来由于投资失败而家道中落，他父亲在1841年去世时，米尔斯被迫到纽约求职谋生。
一开始，他只是一名小职员。5年后，其表兄，E·J·汤森非常赏识他的精力和才华，邀请他在布法罗南部开办的伊利县商业银行做出纳员，并承诺给他企业三分之一的股份。这家银行生意兴隆，米尔斯也随之发达起来。这对表兄弟对他们在布法罗的地方银行和纽约市的大银行的业绩欣喜不已。
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的消息在1848年夏末才传到东海岸。米尔斯的两个兄弟，詹姆士和埃德加，立即带着一船货物向圣弗朗西斯科进发。他们绕道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航程1.2万英里。最初，D·O·米尔斯对此不感兴趣，因为他当时在布法罗的收入也很诱人，所以，没有理由为了虚幻的黄金就跑到遥远的加利福尼亚，从而放弃前程似锦和获利丰厚的银行职业。
但是，随着淘金狂潮席卷东部沿海之时，米尔斯改变主意，决定去加利福尼亚。他的表兄爽快地同意了他的决定。实际上，他表兄承诺看管他们在布法罗的银行股份，承兑米尔斯开具的所有银行汇票，不过，他要在米尔斯在加利福尼亚可能建立的企业中占有一定的股份。
一旦作出决定，米尔斯便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雷厉风行是他在去加利福尼亚的旅途中，或者说是他整个一生中的一大特点。当打算和他一起去加利福尼亚的朋友被生意耽搁时，他告诉他们，“我要走了，我要在10天后就动身。”

第三部分：“去西部 年轻人 去西部”机遇(2)

他准备在大西洋段的行程乘坐“福尔肯”汽船到达巴拿马地峡，然后到太平洋转乘绕道好望角到达圣弗朗西斯科的“加利福尼亚”号新汽船。取道巴拿马的最大好处是节省时间，比绕道南美洲节省几千英里的路程。除了在乘独木舟和骑骡在穿越地峡时遭受多雨、易患热病之苦外，整个行程还是非常舒服。米尔斯从纽约出发时，预计只用70天的时间就可以到达金门海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部连接太平洋和圣弗朗西斯科湾的海峡）。
然而，当他到达巴拿马城，在地峡靠近太平洋一侧时，没有发现“加利福尼亚”号的踪迹，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向北方向航行的船只。相反，他却发现3 000美国人在当地省府小城那凄凉而又泥泞的街道上露营，他们拼着命地想尽一切办法要到达圣弗朗西斯科。
米尔斯意识到自己若不采取行动，恐怕要永远等下去。于是，他乘上一艘南下的船只，希望在南美洲西海岸的某个港口能够租一艘船。但是，在哥伦比亚的布韦那文图拉港和厄瓜多尔的奎亚奎尔港都没有找到任何运输船只。最后，在秘鲁的卡亚俄港，距离巴拿马足足1 500英里，才找到一艘三桅帆船“马萨诸塞”号。船长同意以每人100美元的价格从巴拿马运送100人去圣弗朗西斯科。
米尔斯在卡亚俄购买了一些他认为在加利福尼亚有市场的商品，然后，在“马萨诸塞”号做准备时，他一刻时间也不浪费，趁机观看了利马附近的风景。
一切准备就绪后，“马萨诸塞”号开始向巴拿马城行进，在那里载旅客去圣弗朗西斯科。整个航程简直如同一场噩梦。由于是逆风航行或者根本就没有风，平时两三个星期的航程却用了整整两个月。其中，因为无风，帆船整整16天无法航行。船帆无精打采地挂在桅杆上，轮船在太平洋连续起伏的波浪上缓慢、笨重地向前移动，赤道的烈日让人不堪忍受。
甚至在轮船最终到达圣弗朗西斯科岸边的时候还耽搁了一段时间。船长一开始拒绝把船驶入海湾抛锚，或许他是害怕船员会弃船上岸，直奔金矿。的确，很多船员就是这样做的，致使港湾里就挤满了空荡荡的船只。米尔斯拒绝更长时间的等待，从大船上放下一只小船，自己顺着潮水划向岸边。终于在1849年6月9日划过金门海峡，弃船登陆。这次原计划只用70天的旅程，最后竟然用了近6个月的时间。原来以为能够从豪华、快速的新汽船“加利福尼亚”号登陆，现在却变成了一艘小独木舟。但是，米尔斯毕竟到达了圣弗朗西斯科，并且还比两位兄弟先到一步，他们绕道好望角，用了9个月的时间才到达目的地。他们没有想到竟然在这里遇到了原以为留在布法罗的兄弟。
几天后，“马萨诸塞”号终于驶入码头，停船靠岸，米尔斯已经购置了一艘小船，把货物运到金矿南端的斯托克顿。然而，他在卡亚俄购买的商品被证明不是淘金者所需要的物品，卖了小船之后，这笔投资还是让他受了一些损失。不过，他也弄清楚了矿工们真正需要的物品以及哪个地方需要—萨克拉曼多。
返回圣弗朗西斯科后，米尔斯用最后一笔现金购买了新的商品。这些商品差不多装了满满一船，顺河流而上，直奔萨克拉曼多。
在淘金的狂热气氛下，所有商品的价格也变得奇高无比，包括运费。虽然只有不到100英里的航程，米尔斯却要支付5 000美元的运费。此时，他的口袋中只剩下40美元，不过，他一点也不害怕，他指挥船主卸载货物，并准备付款。在萨克拉曼多，这些货物极为畅销，在卸载完毕之时，销售的货物已经足够支付运费了。在接下来的6个月中，只有24岁的米尔斯获得了4万美元的利润，在19世纪中期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大致相当于现在的50万美元。
米尔斯非常喜爱加利福尼亚和这里的机会。他卖掉了在布法罗银行的股份，用贸易利润在萨克拉曼多开办D·O·米尔斯银行，成为该市最主要的金融机构。很快，在他的帮助下，加利福尼亚银行在圣弗朗西斯科成立开业。很多年来，加利福尼亚银行一直是该州最大的银行。
D·O·米尔斯，虽然千真万确是最早的淘金者（forty-niners），但是从来都没有淘过金。他抓住了加利福尼亚淘金热的机会，由于他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很快在30岁之前就成为加利福尼亚最富有、最受人尊敬的人之一。

第三部分：“去西部 年轻人 去西部”托拉斯的复仇(1)

凡是发财的机会很集中的时候，也是人才聚集的时候，这些人通常豪情满怀、神通广大，就连平日里偶尔出现的优柔寡断也一扫而空，霎时间变得浑身是胆。现在的华尔街、好莱坞和已经陨落的印加帝国非洲沿岸的奴隶贸易等都是这样。18、19世纪之交蒙大拿州的比尤特也是如此。
蒙大拿向来是一个堆金叠玉的地方。该州的官方别称为珍宝州，其格言也非常直截了当的是：黄金和白银。但是，是比尤特这块“世界上最富饶矿山”上的铜矿使得该州闻名于世。
在鼎盛时期，比尤特铜矿的采挖坑道长达600英里，每年的铜产量为3亿磅，据说把装铜的货运车排列起来的话，可以长达20英里。比尤特的一些矿石纯度高达40%，随着当时电力需求的剧增，对铜的需求也骤然增加。当时，红铜是卖方市场，当年那些为争夺铜矿市场而相互较量的重量级人物，例如威廉·A·克拉克、马库斯·戴利等，至今在蒙大拿还是家喻户晓。
但是，这些人，虽然被尊称为铜王，都比不上一位来自布鲁克林（美国纽约市西南部一区）的小伙子。他的名字叫F·奥古斯塔斯·海因策。他是一位天生的采矿者，既具有政治头脑，又具有一种即使在土生土长的布鲁克林人中间也少有的“厚脸皮”。他利用这种秉性很快取得了—几乎又以同样快的速度失去了—一笔巨额财富。
海因策生于1869年。父亲是位富有的德国移民，母亲生于美国的康涅狄格，具有爱尔兰血统。海因策才华出众，年仅20岁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哥伦比亚矿业学院。由于当时比尤特铜产量的迅猛增长，海因策决定去那里一试身手。
海因策相貌堂堂，他身高6英尺（1英尺大约等于0.305米），虎背熊腰，满头金发，眼珠褐黄。另外，他个性突出、嗓音雄浑，任何人和他讲话都会有一种亲近感。他的一位兄弟曾经说过，“他一走进房间，你就能够感觉到很亲近。”在比尤特，他很快在波士顿和蒙大拿公司找到一份工程师的工作，该公司是当时最大的矿业公司之一。海因策通过与经验丰富的矿工广泛交流，很快就对公司的业务和比尤特的地质特征了如指掌。
不久，他便离开波士顿和蒙大拿公司，自己开办了一家采矿公司。他从詹姆斯·默里手中租来埃斯特拉铜矿。当时，人们虽然都认为詹姆斯·默里是最精明的矿主，但是与海因策相比，他就不是那么精明了。双方约定，海因策只需对那些达到一定纯度的矿石缴纳矿区使用费。但是，海因策小心翼翼地把低纯度的矿石和高纯度的矿石混合在一起，使之刚好低于所要求的纯度，从而逃避大量的租金。默里很快取消了租约。蒙大拿早期的一位历史学家这样评价道，海因策“没有用多长时间就交了很多朋友，也赚了很多钱，不惜以牺牲事业的发展和成就为代价”。
随后，海因策短暂离开美国，来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特雷尔。在那里，他从政府手中取得一块修建铁路的土地，负责修建从特雷尔到维多利亚的铁路。加拿大太平洋公司对这条铁路的前景感到十分吃惊，据说用120万美元买断了它的所有权。
海因策再次返回比尤特时，已是腰缠万贯，很快建立起一座冶炼厂，买下拉鲁斯矿和明尼希利矿。拉鲁斯矿的矿藏非常丰富，明尼希利矿虽然在购买时产量很低，但是在购买的一个月后，海因策发现它是整个比尤特储量最丰富的铜矿脉。
在海因策看来，拉鲁斯矿和明尼希利矿紧邻他以前的东
家—波士顿和蒙大拿公司旗下的大矿根本不是什么不利条件。当时，联合铜业公司，也就是所谓的铜矿托拉斯，拥有波士顿和蒙大拿公司大部分的股票。这两家公司的大股东都是当时东部沿海的金融巨头，如当时华尔街最有影响力的银行家J·P·摩根，以及拥有强大的美孚石油公司的亨利·H·罗杰斯和威廉·洛克菲勒。对于铜矿托拉斯的规模或关系网络，海因策无所畏惧，他打算利用自己在比尤特地质方面的知识、对自己铜矿的了解以及蒙大拿州矿业开采法律的遁辞从容应对。
“矿脉顶法律”的立法意图虽然很好，却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容易引起误导的法律之一。该项法律规定：某一矿脉的矿脉顶（达到或接近地面）所有者可以随矿脉的延伸开采，即使延伸至其他矿的矿床也同样可以开采。这条法律的目的是鼓励勘探，但是其结果是酿成了“铜王的战争”。

第三部分：“去西部 年轻人 去西部”托拉斯的复仇(2)

海伦·菲茨杰拉德·桑德斯在其不朽的作品《蒙大拿史》中写道：“这一理论在情况不复杂的条件下，似乎很简单也很公平。但是，当发现一座小山拥有无限的矿藏，当敌对的、相互竞争的两家公司共同开采，两家公司为了相同的利益可以宣布各自开采的矿区为矿脉顶，获取或失去矿脉顶的所有权就意味着获取或失去数百万的财富之时，复杂的局面就会立即出现。”这些复杂的情况的确很快就出现了。
虽然“矿脉顶法律”对海因策极为有利，但他还需要几位友好的法官的鼎力支持，以对付经济巨头联合铜业公司。在另一位独立经营者，威廉·A·克拉克的帮助下，他着手推选几位法官。海因策花钱让报纸刊登他的政党路线，大作宣传。在联合铜业公司削减工人工资之时，他一面维持矿工的工资，一面实行每天8小时工作制。他不辞辛苦地一再抨击“托拉斯”的权威，并反复强调他是如何站在矿工一边，维持他们的利益。
海因策的策略非常奏效，他的政治影响急速扩张，尤其是在比尤特铜矿的所在地银弓县。据说他当时获得了该县75%的选票。
在当地司法部门中，对他最忠诚的法官是威廉·F·克兰西。此人身材魁梧，长发白髯、浓眉，“讲话声音低沉、响亮，如同狗熊咆哮一般”。同时，他还不修边幅。一次，一位记者发现他胡须上的残余物，向他说道：“法官大人，我肯定你今天早饭吃的是炒鸡蛋。”
克兰西此时泰然自若，平静地答道：“约翰，你错了，我昨天早晨吃的是炒鸡蛋。”
克兰西一切按照海因策的意图行事。在联合铜业公司一位律师的印象中，克兰西的判决只有两次对联合铜业公司有利。法官经常判决允许海因策和他的雇员们到联合铜业公司的矿区来查看他们的权利是否受到侵犯，却屡屡拒绝联合铜业公司也这样做。
海因策注意到比尤特山上有一小块三角地，只有75英尺长，底面10英尺宽，可能是由于早期勘测的失误，一直为无主土地。海因策以一家公司的名义购买了这块土地，他厚颜无耻地把这家公司取名为铜业托拉斯，立即宣布这块土地是连接安纳科恩达、圣劳伦斯和内维尔斯威特等铜矿矿脉的矿脉顶，这些铜矿都归联合公司所有。克兰西法官也欣然这样判决。
很快，海因策和联合铜业公司便陷入了接连不断的诉讼、法院禁令、上诉、反上诉的泥沼之中。海因策为了这些官司聘请了37位律师，为此还专门推出一套书籍对案件进行跟踪报道。由于对铜矿错综复杂的坑道了如指掌，海因策通常可以绕过法庭禁止的坑道，从另外一个矿区挖掘坑道直接到达有争议的矿脉。与海因策一样谨慎，铜业联合公司也从其他地方挖掘坑道。这样，比尤特山里面的冲突也是此起彼伏。矿井有时突然被爆破封住。双方的矿工会涌入有争议的坑道，等待对面的人插入蒸汽软管和从软管里撒落石灰，向坑道输入新鲜的空气。
在一次争议中，当克兰西法官判决海因策胜诉后，铜业联合公司早料到克兰西会有这样的判决，便早早地做好了准备。判决一旦下达，铜业联合公司就炸毁了整个矿井。如果自己得不到矿石，也不能让海因策得到。
地上和地下的冲突接二连三，直到最后，联合托拉斯决定采取果断行动。这一决定非常果断。它停止了在蒙大拿州的所有业务。顿时，2万人—大约占该州雇佣劳动者总数的五分之四—失去了工作。
铜业联合公司无法忍受克兰西法官的判决，要求采取“公平审判”的法律，也就是如果一方当事人怀疑法官有判决不公，可以要求更换审判地点。海因策在比尤特法庭的台阶上发表了一番精彩演说，使大约1万名一开始怀有敌意的矿工最后相信这完全是联合托拉斯的过错，而不是他的。面对全州范围内的饥荒威胁，州长召开特别会议，州议会紧急通过这项法律。铜业联合公司终于重新开业。
由于失去克兰西法官的帮助，铜业联合公司决意摆脱海因策，并决定厚颜无耻地使用自己强大的势力。海因策发现大势已去。铜业联合公司通过了解“大量的诉讼案和一些地方法官”的方式，解除了海因策的真实资产。不过，在那些比克兰西稍微公正一些的法庭判决的诉讼中，还有一些是海因策胜诉。
在1906年，海因策和铜业联合公司最后达成一项交易。铜业联合公司向海因策支付105万美元，收购他在比尤特的铜矿的全部资产，海因策也撤回对铜业联合公司多达100项的诉讼请求。海因策大获全胜。
可能被成功冲昏了头脑，海因策带着钞票开始在华尔街闯荡。在比尤特，他的才华还能允许他与铜业联合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进行竞争，但是在华尔街他根本不是这些公司的对手。它们没有忘掉也绝不会宽恕他。
1907年在金融形势突然变得黯淡模糊之时，海因策非常冒险地购买了自己的公司的股票。然而，对于铜业联合公司和美孚公司正在精心地操纵该公司的股票和华尔街上的谣言工厂的情况，他一无所知。向他贷款的银行突然要求他偿还贷款，他别无选择，只有忍痛抛掉手中的股票。与铜业联合公司的交易完成之后，自己的铜业公司已经没有多少实际资产，所以股票价格也由原来的60美元突然跌至10美元。这引发了人们对海因策其他产业的担忧，在他的银行里出现了挤兑现象，很快扩展到其他银行。华尔街一片混乱，海因策的银行就此倒闭，他的经纪商也宣告破产。
在他从世界上最强大的金融集团手中获取107万美元的一年之后，铜业联合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摧毁了他，同时也造成了1907年的金融大恐慌。

第四部分：“该死的公众”汽船新技术的诞生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华尔街极不景气。实际上，当时购买一张出租汽车经营牌照所需的费用就可以在纽约股票交易所购买两张交易席位—直接交易的牌照。
在美国工业革命早期，政府许可的垄断几乎扼杀了汽船新技术的诞生，如果这些垄断得逞，整个国家的历史就会与现在截然不同。几个世纪以来，政府总是习惯把垄断权交给他们所喜爱的人。利文斯顿在富尔敦的帮助下，制造出了在哈得孙河逆流行驶时船速能达到每小时4节的轮船，获得了在纽约州进行蒸汽船航运的授权，在大众的反对下，这种对公共水域的交通垄断终于在1824年终结。
所有的汽车制造商都在赛车运动中投入重金，因为它不仅能够真正地体现汽车的质量，还能非常有助于汽车的销售。然而，这种以速度取胜的公司竞争并不只是汽车时代的产物。实际上，它可以追溯至美国工业革命的最早时期，也就是汽船开始在美国的河流上出现的时候。范德比尔特和乔治·劳的汽船可称得上各擅胜场，乔治·劳的汽船在转向上更为灵活，而“范德比尔特”号的发动机动力则更大一些。最终乔治的汽船惊险胜出，而二者在航运业上的竞争却远没有结束。
尽管客轮航运业最初从美国诞生，但也最早在美国终结，在整个工业时代里，这或许是美国惟一没有获得支配地位，或者根本就没有什么地位的行业。只有19世纪50年代是一个短暂的例外，而制造这一例外的人现在差不多已经被人忘却，此人就是爱德华·科林斯。他虽然在这一领域中一败涂地，个人也为此付出了惊人的代价，但却对这个行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伊利铁路是由修建伊利运河的决策导致的，而修建伊利运河的决策是纽约州历史上最英明的决策之一，英明决策的副产品却成为了最不该建设的铁路干线的典型。为了防止伊利铁路公司破产而导致政治上的动荡，纽约州政府被迫三次出面帮助公司摆脱财政危机。伊利铁路从开始就背上了资本结构的包袱。在华尔街，这只股票很容易被人操纵，并且很多人非常愿意这样做。不久伊利铁路公司的股票，就像查尔斯·亚当斯所讲的那样，沦落为“华尔街的荡妇”。
“该死的公众！”威廉·范德比尔特在这一美国商业史上最著名的采访中所讲的这一句话，重复的正是最初由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提出的经济原理，只不过是措辞非常难听罢了。
汽车虽然由多人发明，但是汽车作为整体的专利只属于一人—乔治·塞尔登，实际上他一辆汽车也没有制造过。如果他能够坚持自己持有这项专利，可能早就进入福布斯400富豪榜了。
当福特制造出T型汽车的时候，他制造的是一种实用的、普通人能够承担得起的无形马车，也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成功的典范之一。然而，福特拖拉机却不是实用的、普通人能够承担得起的，最后，它也没有取得成功。即使是天才，也不能每次都击中靶心。

第四部分：“该死的公众”汽船垄断(1)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华尔街极不景气。实际上，当时购买一张出租汽车经营牌照所需的费用就可以在纽约股票交易所购买两张交易席位—直接交易的牌照。
原因非常简单。20世纪30年代，为了防止一些拥有汽车的失业人员从事出租汽车业务，与专业出租汽车司机形成竞争，纽约市冻结了出租汽车经营牌照的总数。换句话说，就是造就了一个出租车业的卡特尔，从此，那些有幸拥有经营牌照的司机在做生意时变得像强盗一样。
这对我们是一个教训。我们总是喜欢认为垄断和卡特尔都是由那些头戴高顶黑色大礼帽的、19世纪的财阀们为了谋取私利，在损害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殊不知20世纪的重大合并都是由政府发起主办的，它们同样限制了贸易，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纽约市的出租车卡特尔在垄断世界里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当然，要是在纽约等着要赶时间，同时还碰上下雨天，它们就不是微不足道了）。不过，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联邦政府建立的货车运输业和航空业的卡特尔就大不相同了。当这些卡特尔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崩溃解散之时，需要进行痛苦的经济调整。许多公司，如泛美公司和东方航空公司，由于经营不善致使现在都已经不复存在。还有很多联合公司别无选择，只好退回简单易行的经营规则，在合同中纳入限产超雇（featherbedding）的条款。
然而，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都可以从打破垄断中获益。从1977年以来，飞机票的价格平均实际下降了33%，而航空业的规模扩大了近一倍。由于航空公司之间的竞争，航线的数量比取消管制之前大为增加，中等城市之间的直飞航线也骤然增加。
与此相同，在货车运输领域，“吨英里”总量的增长速度是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两倍。由于生产力的快速提高，公路上货运卡车的数量持续下降。
货车运输业的这些变化在整体上对美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毕竟，我们所购买的商品都来自另一个地方，因而，商品的价格中必须包含“配送成本”。而这种成本的数目非常庞大，在1981年，差不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约6 500亿美元（按现值计算）。但是，在1992年配送成本已经下降到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约5 700亿美元，并且一直在持续下降。
换个角度说，美国的经济规模虽然比12年前扩大了许多，而配送成本却下降了许多。甚至连提出“没有免费午餐”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成本几乎接近于免费午餐。
不过，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卡特尔还算不上是政府对运输市场的最早干预。在美国工业革命早期，政府许可的垄断几乎扼杀了汽船新技术的诞生。如果这些垄断得逞，整个国家的历史就会与现在截然不同。
现在，我们很难想像得出18世纪陆路运输的困难程度。即使在当时很发达的欧洲国家，道路也只不过是有车辙的小路，夏天满是尘土，冬天到处是泥沼。英格兰的大北公路是当时通往苏格兰的主干道，路面上的坑洞很大，据说有人，甚至是马匹都在里面被溺死过。
所以，货物只有依靠水路运输，或者根本就无法运输。早期的美国，道路比欧洲还要少、还要差，东部沿海地区宽阔的河流和三角湾便成了它的商业命脉。只要大量的人口聚居在沿海地区，远洋帆船就能够很好地满足这种商业需要。
但是，随着大批人口开始穿越阿巴拉契亚山脉，广泛地散布于密西西比河峡谷，要开发这一广袤、富饶的地区，货物和旅客运输便成为了关键问题。
当然，这里有很多现存的水上航道。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总共有16 000英里长的河道可以通航。但是，这里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些水上航道实际上都是单向的，都通往新奥尔良。
货物若是运往下游，使用平底船—与花费50美元草草做成的大木筏相差无几—一次就可以运送30~40吨的货物，沿河顺流直下（就是在这样的平底船上，年轻的亚伯拉罕·林肯到过新奥尔良两次）。一旦到达新奥尔良，货物很快被就地销售，船只被拆解成木材。
货物要运往上游，就只有借助一种装有龙骨的内河运货船。这种船的船体又窄又长，为了避免河水的冲击，尽量紧靠河岸行驶，完全依靠纤夫拉动行驶。不用说，这种运输十分辛苦，运费高昂。从俄亥俄峡谷到新奥尔良，平底船顺流而下只需要一个月的时间。然而，返程逆流而上，可能要3个月的时间。
因此，很快有人认为开发蒸汽船的技术是解决美国内陆运输问题的答案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蒸汽船的最初开发者自然要确保自己的冒险将会带来丰厚的回报。所以，很多早期的蒸汽船设计者向不同的州申请，要求取得该州蒸汽船航运的垄断权。这在当时是非常普通的事情。几个世纪以来，政府总是习惯把垄断权交给他们所喜爱的人。
约翰·菲奇取得了五个州的汽船运输的垄断权，詹姆士·拉姆齐获得了三个州的垄断权。当菲奇无法满足纽约州规定的条件时，这一授权就被废除，最后由罗伯特·R·利文斯顿获得。他是当时纽约在政治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第四部分：“该死的公众”汽船垄断(2)

在1803年，这一授权重新进行，除非利文斯顿能够制造出在哈得孙河逆流行驶时船速能达到每小时4节（knot）的轮船。这一要求在当时被认为不可能实现，所以当这一法案在州议会通过时引来了阵阵哄笑。然而，利文斯顿是当时的美国驻法大使，正在那里谈判购买路易斯安那的问题。他向另一位美国人罗伯特·富尔敦提供资金，从事汽船航海试验。富尔敦于1803年在法国塞纳河从事汽船运输经营。在1807年，两人在哈得孙河畔造成“克莱蒙特”号汽船，从纽约航行至阿尔巴尼只用了32小时，航速为每小时4.5节。这样，两人便获得了在纽约州的航运专利权。
或许，利文斯顿比其他任何东部沿海人都更清楚汽船运输在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巨大潜能，因为他在使密西西比河成为美国疆土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和富尔敦到处活动，想获取那里的垄断权，写信给不同的州和地区要求获取汽船运输独家经营权利。
尽管利文斯顿的大名在纽约很有分量，但是到了主张人人平等的西部，他的名字若还能代表什么的话，那就是一种障碍。因为在西部，人们已经非常痛恨东部的钱财和商业势力。所以，这两人除了在新奥尔良还有所作为之外，在其他地方都是一筹莫展。利文斯顿的弟弟爱德华在被迫辞去纽约市市长的职位后来到新奥尔良，并迅速成为该地的政治风云人物。当1812年这一地区成为美国的一个州时，富尔敦和利文斯顿得到这里的航运专利权。由于新奥尔良是河海航运的分界点，获得路易斯安那州的航运垄断权与取得整个密西西比河的航运垄断权相差无几。
在纽约和西部，不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即将涉足内河航运的企业家，对富尔敦—利文斯顿的垄断行为都极为不满。《辛辛那提西部观察报》措辞严厉地谴责这种垄断行为：“我们进入市场的道路必须，也应该是不受任何限制的，这种个人垄断的安排只能激发西部的老百姓坚决要求取得在西部公共航道上能够自由往返的权利。”
许多人公然向垄断发起了挑战。亨利·什里夫，什里夫波特（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西北部城市）以其名字而命名，就驾驶他的“企业家”号汽船进入新奥尔良港，并经常能够躲避那些试图行驶垄断权的追查。在最终被发现以后，他获得胜诉，法院判决这一地区没有权利授予专利权。当时，富尔敦和利文斯顿都已去世，他们的后代也没有向更高一级的法院提出上诉。密西西比河上的垄断就此终结。
汽船的数量迅速膨胀，汽船的建造技术也得到迅猛的发展，更适于西部河水浅、无障碍的航运。“柯里尔”号和“艾夫斯”号都是当时的经典之作。新奥尔良运出的货物从1810年的6.5万吨增加到1860年的4 700万吨。在1841年，一位西部作家写道：“汽船运输征服了整个西部……由于汽船运输的发展，西部的面粉和商人在东部城市比比皆是，东部居民开始大批迁移至西部，东部的商品大量涌入西部。至少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它大大地推动了整个国家的开发进程，促进了整个国家的发展。”
然而，纽约州水域上的垄断仍在继续。纽约法院在利文斯顿及其同伙的支配下仍然维护垄断权利。最后，在1824年这一案件交由最高法院审理。参议员丹尼·韦伯斯特和司法部长威廉·沃特都作为私人律师为原告辩护。韦伯斯特的辩护长达两个半小时，后来被公认为法庭辩护和法庭推理的经典之作。即使是现在，美国法律界人士仍然对这一辩护推崇备至。
韦伯斯特指出联邦政府规范州际贸易的权力是完全的和独享的。因此，这种由州议会授权的专利权和通过的其他涉及洲际贸易的法律是无效的。首席法官约翰·马歇尔和其他的法官完全接受韦伯斯特的观点。事实上，正如韦伯斯特自己在法庭上所说：“法庭的观点……基本上是我的辩护的翻版。”
无论如何，在吉本斯对澳格登一案中的判决被认为是这位伟大的首席法官作出的最重要的两三个判决中的一个。它立即产生了很大的实际影响。判决的一年后，纽约水域上汽船的数量从6艘增加到43艘。
这一判决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可能更大。此后的100多年中，人们从来没有对美国政府的垄断提出过质疑。

第四部分：“该死的公众”追求最快(1)

如果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体现人类的某种精神的话，那就是鼓励追求最快。从人类的出现开始，这种精神就不仅能给人带来荣誉还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奖赏。跑得最快的穴居人（原始的居于洞中的人类）不仅能捉到最多的小羚羊，而且能受到潜在的配偶的青睐。
现在，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需要这种追求最快的精神。所有的汽车制造商都曾经在赛车上投入重金，因为它不仅能够真正地体现汽车的质量，还能非常有助于汽车的销售。然而，这种以速度取胜的公司竞争并不只是汽车时代的产物。实际上，它可以追溯至美国工业革命的最早时期，也就是汽船开始在美国的河流上出现的时候。
从1807年第一艘实用的—也就是盈利的—汽船“克莱蒙特”号开始，技术和经济力量很快联合在一起造就了一项美妙绝伦的技术。到19世纪40年代，当火车还无法在速度和舒适程度方面与之展开竞争之前，内河航运迎来了美国历史上的最光辉的岁月。
汽船航运的竞争一直非常激烈，船主们很快开始通过组建卡特尔和瓜分市场的方法试图限制价格竞争。卡特尔的运行令人非常满意，至少从船主的角度来看是这样，哈得孙河汽船协会一年的红利能够高达船东投资额的70%。
然而，当时实力最强大的船东，航运巨头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船长，却不反对价格竞争，反而还主张价格竞争。1877年，当他去世时，《纽约时报》在评论他的时候写道：“那双犀利的眼睛一旦发现垄断，他就会对其加以严厉斥责，确切地说是把垄断者逐出航运领域。击退这些垄断势力后，他自己也从不进行垄断。他从来没有违反自己建立在严密的推理基础之上的低价原则，所以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老百姓都是其中的受益者。”当然，对于某一条具体的航线，只要对方花大价钱贿赂他，他也愿意妥协。一般情况下，对方也非常乐意这样做。
由于卡特尔通常限制汽船航运的价格竞争，所以船东之间就在其他方面进行竞争，具体地说，就是在汽船的舒适程度和速度方面竞争 。而速度竞争通常表现在竞争对手之间突然提速进行速度大比拼。他们不停地尝试创造最新的纪录，当然，通常以旅客为人质。并且，在很多时候会做出非常危险的行动，例如，在中间停靠期间把旅客赶下船，转移到行驶中的小船之上；有时候为了达到潜在的最快速度甚至系住锅炉的安全阀。
锅炉爆炸的事故屡见不鲜，通常会造成很多无辜旅客的伤亡。1840年1月“莱克星顿”号汽船在长岛海峡的中部着火，造成123人死亡。这种灾难十分频繁，以至于一些汽船的后面通常拖带很多小船，旅客坐在这些小船上既可以享受汽船的豪华和速度，又可以避免在爆炸中丧命的危险，不过价格是原来的两倍。
报纸很乐于报道新的速度纪录，通常煽动这种竞争，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可以提高报纸的销量。1847年5月26日，《纽约先驱报》登载了一篇名为“精彩的比赛”的报道：“据了解，乔治·劳先生，著名的‘俄勒冈’号汽船的船东已经向新造的汽船‘斯泰特海湾’号和‘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号的船东们发出了挑战（这位船业界巨头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这艘新造的汽船，不过准确的名字应该是‘C·范德比尔特’号）……比赛检验这些汽船的速度……奖金为500美元、1 000美元、1万美元，或零美元；比赛时不搭乘任何旅客。这将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对于不感兴趣的人来说，没有任何风险；通过这场比赛可以回答这些轮船中哪一艘的速度最快的问题。这也是公众最关心的问题；同时，这也将阻止赛船的再次发生……”（不用说，赛船仍在继续。）
《纽约先驱报》非常清楚范德比尔特肯定不会拒绝这一挑战，因为这位航运巨头如果喜欢使用价格竞争，他也同样喜欢速度竞争。实际上，范德比尔特喜欢任何形式的竞赛，他一向是决意要取胜，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乔治·劳和范德比尔特可称是棋逢对手。乔治出生于纽约的北部，是位建筑工程的承包人，已经承建了大部分的克罗敦输水道和哈莱姆河上著名的海桥。后来，他开始涉足航运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甚至可以和范德比尔特齐名。他后来还是干船坞储蓄银行的董事长，纽约市第八和第九大道有轨电车轨道的建造者。
范德比尔特很快对此作出回应，就像鲑鱼见到苍蝇很容易上钩的反应一样。第二天，《纽约先驱报》就刊登了范德比尔特派人送来的一封信。对于比赛，他堪称是大师，能够在比赛中使用很多不犯规的小花招。
他在信中用一种貌似惊奇的口吻写道：“今天，我在贵报的报道中了解到：乔治·劳先生向‘斯泰特海湾’号和‘C·范德比尔特’号发出挑战，提出举行比赛。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挑战，我相信乔治·劳先生不会授权在报纸上刊登此类的挑战……
“不过，现在我要说我将驾驶‘C·范德比尔特’号汽船，这将是它的首次航行，在任何可以通航的水域中接受任何轮船的挑战，赌金为1 000美元到10万美元之间的任何数额。这一挑战在下个星期六之前对任何人都有效，到时候‘C·范德比尔特’号要试航。”
很快，双方同意“俄勒冈”号和“C·范德比尔特”号进行比赛，转向点为新心（位于哈得孙河畔，现在改名为奥西宁，当时新心州立监狱就设在此处），赌金为1 000美元。
比赛在6月1日进行，当时天气不是很理想，为多云天气并且有薄雾。纽约在这个季节大多为这种天气。但这并没有阻挡纽约人成群结队地来观看这场重大的比赛。《太阳报》建议人们在城堡花园的阳台上观看比赛，这座古老的要塞当时仍然在巴特利公园附近的海边，有一条堤坝可以通达。而《论坛报》报道说：“整个城市的码头上都挤满了观众。”《论坛报》还明显带着一种不满的语气指出，附带的赌注总共为10万美元，尽管人们不禁要怀疑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数目，好像这笔钱是凭空而来的一样。

第四部分：“该死的公众”追求最快(2)

《纽约先驱报》一手挑起这场比赛，当然要利用这一机会大肆报道。《纽约先驱报》的报道说：“快到11点钟的时候，‘范德比尔特’号出现在巴特里附近，‘俄勒冈’号也离开泊位，沿着左旋一侧绕了一圈。到10点56分的时候，一切准备就绪，出发的信号一经发出，两艘船犹如离弦之箭，猛冲了出去。比赛的双方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在前33英里，两艘船一直并驾齐驱，没有一艘能够领先1英尺的距离。”
按照两艘船当时的速度—每小时约25英里，应该是一种非常惊人的速度—只有那些购票乘坐其他汽船的乘客才能很清楚地看到比赛的进程，这些汽船一直紧随在这两艘赛船的后面。当天，纽约港采取很多措施来疏导观众。当时上湾比现在要繁忙得多，轮船和小船在其中来回穿梭，而今天很多日常交通主要由桥梁和隧道承担。《太阳报》非常生动地描述说：“整个海湾和港口一派繁荣景象，汽船、游艇、小船来来往往，有些快速地在城市和附近的海岸之间航行，有些威风凛凛地驶向纳罗斯海峡（纽约东南的一个海峡），而那些小船在河面上到处行驶。”
与船东们一样，“俄勒冈”号和“范德比尔特”号也在进行较量，前者在行驶的方向上稍微占据优势，而后者的发动机动力要大一些。两艘船一直难分伯仲，最后在快接近新心的时候，“范德比尔特”号开始具有微弱的优势。作为回应，劳开足马力把明轮的转速从每分钟19.5圈增加到22圈，在转向处已经领先半个船身。
在任何有往返行程的比赛中转向都至关重要。哈得孙河上的汽船虽然快速、船体细长优美—有时候船身的长度是船梁的10倍，但是不利于转向。这不仅是由于船身与船梁的长度过于悬殊，而且两个明轮不能按照不同的速度运行，同时明轮本身非常脆弱。
在如何最好地控制转向的问题上，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在不减速的情况下大弧度转向，多开出一两英里的航程绕整个半圈。另一种是减速后急转向，用节省的距离来弥补减速的损失。
“俄勒冈”号处于近海岸一侧，“范德比尔特”号位于转向的内侧，所以劳选择了大弧度转向。显然，劳自认为领先的距离完全可以越过范德比尔特，但是，范德比尔特犯了规，两艘船有些碰撞，“俄勒冈”号的舵手室受到轻微的损坏。接下来便是混乱一片，不知是船底层从桥上接受信号的工程师出了差错，还是范德比尔特可能在兴奋之中发出了错误的指令，“范德比尔特”号不是降低马力减速行驶，而是发动机完全停了下来。当两艘船完成转向，开始返回的时候，“俄勒冈”号领先了两个船身。范德比尔特只能大发雷霆—不是对自己，就是对那位倒霉的工程师—空中充满了他的咒骂声。
两艘船在哈得孙河顺流飞驰直下，巨大的明轮以每分钟22圈的速度飞速旋转。此时，太阳也冲破云端直射下来，岸上观众的欢呼声在河流上空回荡。
尽管用尽全力，范德比尔特也无法弥补失去的时间。但是，劳同样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错误地计算了所需要的燃料数量，他当然不愿意携带超量的燃料。在哈莱姆附近，距离终点还有数英里的航程的时候，燃料已经用尽。蒸汽的压力开始下降，范德比尔特开始追赶上来。
劳花费了3万美元来装备‘俄勒冈’号—这在19世纪中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船上的装备可以说是豪华无比。但是，此时他毫不犹豫地把这些豪华品送进了炉膛。“铺位、长靠椅、扶手椅、门以及其他任何可以燃烧的物品，”凡是能够被搬动的东西都被扔进锅炉燃烧以保持蒸汽的压力。范德比尔特最后的机会也在火焰中丧失了。
纽约市好像有一半的居民都前来观看最后阶段的比赛。《太阳报》这样记录道：“下午2点钟的时候，‘俄勒冈’号和‘范德比尔特’号驶入了人们的视野。像念头或闪电一样迅速，聚集在哈蒙德街头的观众异口同声地发出欢呼，与远处其他地方观众的欢呼声汇合在一起，巨大的声音在6英里长河边的码头上空回荡，一直传到怀特霍尔。”（哈蒙德街也就是现在的西十一街）
“俄勒冈”号首先抵达终点，比怒气万丈、气急败坏的范德比尔特快了四分之一英里，也耗尽了船上的一切装备。
范德比尔特如果算不上是有风度的失败者的话，也很令人尊敬。他很快支付了赌金，此后经常和劳在生意场上和比赛中相遇。在19世纪50年代，他们在远洋航运的巴拿马航线上一起竞争，直到最后劳和他的同伴们每月向范德比尔特支付5.6万美元让他退出这一航线。范德比尔特开始经营大西洋航线的航运，很快创下了横跨大西洋航行最快速度的纪录。
这两位航运业的巨头在不用轮船进行竞争的时候，还以其他形式继续比赛，在上曼哈顿的马路上，两人在下午通常以非正式的慢跑比赛的形式来满足他们都想最先通过终点的欲望。不过，让范德比尔特感到气愤的是，劳是为数不多的几位能够一直战胜自己的人之一。
到19世纪60年代，铁路—一种不太容易引起速度竞争的运输方式—成为最前沿的交通技术（更不用说盈利能力），两人都放弃汽船航运，涉足这一领域。直到20世纪随着汽车和飞机的出现，商业领域中的这种速度比赛又重新开始了。

第四部分：“该死的公众”大西洋上的争夺赛(1)

20世纪50年代，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一年中最让我神往的一天通常是在新年后的一两个星期。那时，祖父母们要启程开始每年一度的到气候温和的地方去旅行。这一天我和弟弟不用去上学，全家人租车去码头。当时的码头聚集在曼哈顿西区，绵延数英里。在码头，我们可以登上开往地中海、南非、香港或者其他一些遥远地方的客轮，在我幼小的心灵中，这些都非常奇特。
一旦登上甲板，我们就在船舱里举行一个很小的告别聚会。随后，祖父带领我们参观轮船，我站在甲板上向下面码头上的人频频挥手，好像我也要出门远行一般。最后，扩音器里不可避免地传来了启航的通知，要求送行的人下船上岸。我很顺从地服从命令，下船来到码头，着迷地看着拖船把巨大的客轮拖出船坞，进入哈得孙河，开始向遥远的地方驶去。
令我伤心的是，我永远都不能乘坐客轮从纽约港出发到大西洋彼岸旅行。当我长大的时候，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只有几艘游船在风和日丽的时候还在港湾巡游）。1958年波音707飞机开始飞行，客轮无法与之竞争。这种在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最浪漫的行业之一在不到10年的时间中就这样销声匿迹了。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客轮航运在美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开端。直到1818年，搭载旅客还只是货物运输的一种补充，轮船一般都在装满货物后就启航。然而，就在这一年，一位名为艾萨克·莱特的纽约商人和他的几位合伙人决定改变这一状况。从事横跨大西洋的贸易需要频繁地来回横渡，艾萨克·莱特非常痛恨必须等待很长时间才有轮船横渡到彼岸。于是，他出资2.5万美元—其他四位合伙人也投入相同的资金—一起开辟了“黑球航线”。根据早期的一则广告可知，一支船队在这条航线上运营，“在纽约和利物浦之间，每月都有轮船定期从两地启航横越大西洋”。第一艘轮船“詹姆士·门罗”号，按照时间表在1818年1月准时离开纽约。
同样让人惊奇的是，尽管客轮航运业最初从美国诞生，正如我们在下面看到的一样，也最早在美国终结，但是在整个工业时代里，这或许是美国惟一没有获得支配地位，或者根本就没有什么地位的行业。只有19世纪50年代是一个短暂的例外，而制造这一例外的人现在差不多已经被人忘却，此人是爱德华·奈特·科林斯。他虽然在这一领域中一败涂地，个人也为此付出了惊人的代价，但也对这个行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虽然最早的定期班轮采用帆船，但汽船很快取而代之。不过，采用汽船从事客运业务很少，能够真正盈利，如果有的话。它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政府的慷慨资助。例如，英国的定班客轮名字前通常冠以RMS三个字母，代表Royal Mail Ship（皇家邮船，表示在邮政合同中政府提供大量津贴）。
1840年加拿大人塞缪尔·肯纳德说服英国政府，使它们相信非常有必要在北大西洋开通定期班轮。议会同意他的请求，每年向他提供6万英镑的津贴（在19世纪40年代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条件是在需要的时候要保证船队能用于运送军队。肯纳德很快控制了北大西洋的客轮航运业务，但是他的指导思想是把旅客安全可靠地送达大洋的彼岸，而不考虑旅途中是否舒适、快捷。
查尔斯·狄更斯是他早期最著名的乘客之一，在旅途中没有感受到任何的乐趣。狄更斯在1842年第一次到美国旅行，就是乘坐肯纳德的“大不列颠”号客轮。但是后来他对特等客舱的描述是“完全不能通行、绝对不可救药和极其荒谬的包厢”。对于自己的铺位，狄更斯认为“是除了棺材之外，最小的可供睡觉的地方”。
在肯纳德的客轮上简单的铺位和简朴的饮食中科林斯认为他发现了机会。科林斯于1802年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特鲁若的科德角上的一个航海世家（他的父亲和叔叔都是船长）。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来到纽约，当时纽约正处于飞速发展时期，不久便成为世界上最大、最繁忙的港口之一。他在南大街的一家代办行工作，这里是当时港口区的中心地带。在那里他很快就全面掌握了航运业务。
当父亲从船长的位置上退休以后，他们就开始经营在纽约、新奥尔良和韦拉克鲁斯之间的定期航运业务。在父亲去世后，科林斯开始从事北大西洋航线的帆船航运业务。
当国会议员们开始呼吁用美国的轮船把邮件运往欧洲，海军希望在需要时客轮能够帮助运送军队的时候，科林斯和联邦政府达成一宗交易。他建造五艘汽船，每年在纽约和利物浦之间往返20趟，作为交换，政府每年向他提供38.5万美元的津贴。

第四部分：“该死的公众”大西洋上的争夺赛(2)

科林斯的第一艘汽船是“大西洋”号，虽然外观并不漂亮—早期的汽船外观大多都不漂亮，但是它具有肯纳德的客轮所无法比拟的优点。它的船舱用蒸汽加热，冰库中可以携带40吨的冰块，配备有真正的浴室，甚至还有一个理发店。大厅和餐厅装饰豪华，完全按照当时最流行的维多利亚式的风格装修。同时，它的发动机动力比肯纳德的任何客轮要大得多，在它的处女航中，从利物浦返航时便创下了横越大西洋的最快纪录，即10天16个小时。
肯纳德和科林斯很快就展开了竞争，一开始科林斯好像还占上风。公众（在报纸的煽动下）对两个国家之间展开的速度竞赛的提议非常感兴趣，科林斯天生的喜欢炫耀就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尽管他的轮船设计时速为11.75节，但是在1852年，“北极”号从纽约到利物浦的航行只用了9天17小时12分钟，平均时速13.25节。肯纳德不仅达不到这种速度，也不愿尝试，因为他最关心的是安全。
英国公众气愤万分，《笨拙周刊》曾登载过一首以“扬基歌”（美国独立战争时的一首爱国歌曲）为名的讽刺诗：
科林斯航线一艘船
美国佬痴心狂想
飞快驰骋碧海一线
横越宽阔大西洋
英国班轮决不示慢
优势未显待发现
不列颠为何不把威风展
肯纳德班轮要完蛋
根据《纽约先驱报》的报道，在1852年的前11个月中，科林斯的轮船一共运送了4 306名旅客横渡大西洋，而肯纳德只有2 916名。但是，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科林斯的每一次航行都要赔钱。船上的发动机在当时虽然非常先进，但其发展仍处于初期阶段，一旦开足马力到达极限，就会频繁出毛病，而维修十分昂贵。船上的豪华设施挤占了装载货物和旅客的空间。1851年，即使把政府的津贴计算在内，每一次航行平均也要损失约1.7万美元。
科林斯又一次来到国会，请求增加津贴，国会最后把津贴增加到每次航行约1.1万美元。1854年，幸运之神突然降临在科林斯的头上，英国政府向俄罗斯宣战后，命令肯纳德的轮船运送军队去克里米亚。大西洋上只剩下科林斯的船队。
但是，悲剧也突然袭来。1854年9月27日，“北极”号客轮在高速穿越浓雾之时（无论相信与否，当时人们认为船速越高，就能越快地穿越雾区），撞上了法国的一艘船“灶神星”号。由于“灶神星”号的船身为铁制，最后勉强安全地航行到加拿大纽芬兰的圣约翰港。而“北极”号船身为木制，在距离海岸还有20英里的地方沉没海底。船上391名旅客和船务人员中只有45人获救。爱德华·科林斯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也在事故中丧生。
公众过去一直想着快速和舒适，而现在终于发现安全的重要性。肯纳德发现在1840~1854年间，他横渡大西洋7 000次，运送旅客共10万名，其间“没有丢掉一名旅客，没有损坏过价值哪怕是1英镑的行李”。
在“北极”号灾难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科林斯的另一艘轮船“大西洋”号，也在大西洋中消失，一直杳无音信。当科林斯又返回大西洋航运的时候，旅客数量大幅下降。不久，他又建造了一艘更大、更快、更豪华的新汽船“亚得里亚海”号。但是，这艘船运营起来成本太高。随着政治上遭到反对，政府津贴被缩减一半，对于科林斯来说，大势已去。
他于1858年2月暂停大西洋上的航运，剩下的3艘船包括新造不久的“亚得里亚海”号被公开拍卖，只卖了5万美元。
科林斯和美国都抛弃了北大西洋，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英国一直占领着大西洋上的航运。科林斯在1878年去世时非常落魄。但是，他的理念—客轮应该快捷、舒适和不断革新—则保留了下来。肯纳德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建造的第一艘轮船是“波斯”号。这是当时建造的最大的轮船，设计时就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要创造英国轮船的最快纪录，结果也是如此。
此后，航海速度的纪录每隔几年就被打破一次，不断地有新造的轮船创造新的纪录，每次都要把横跨大西洋的时间缩短几个小时。但是，从1852年科林斯的“北极”号创造纪录后一直没有美国船只问鼎新的纪录，直到100年后，也就是1952年，“美国”号轮船才打破肯纳德的“玛利女王”号创造的纪录。
1969年11月5日，当“美国”号轮船宣布停止运营的时候，它还保持着最快航行的纪录。面对日益增长的亏损，“美国”号被迫停航，横越北大西洋的定期班轮从此结束。爱德华·奈特·科林斯的在天之灵如果知道美国船只至少现在还保持着横越北大西洋的最快航行纪录，一定会欣慰不已。

第四部分：“该死的公众”毫无价值的重大决议(1)

商人，哪怕是最精明的商人，也经常会在经济决策上犯一些错误。1898年可口可乐的创始人阿萨·坎德勒认为软饮料的未来取决于苏打泉，就以1美元的价格出售了可口可乐的瓶装权。在美国人的记忆中，福特汽车公司的埃兹尔事故给公司造成的灾难，无异于“泰坦尼克”号撞船悲剧一样刻骨铭心。这些事故的原因相当简单。人类有时候会有一些怪癖，在市场上或其他一些地方，总想对未来的行为加以预测，殊不知这样做非常困难。
但是，资本主义的商人总喜欢尝试一番，因为他们的前途取决于对未来的预测。相反，政治家们虽然不用担心市场份额或利润，但他们要担心是否能够再次当选。这也是为什么政治家比商人更容易作出糟糕经济决策的原因。这很容易理解：政治家作出的不是真正的经济决策，而是政治决策。
因此，当政治家作出那些本该由资本家作出的决策时，结果通常是灾难性的。相比之下，像埃兹尔这一类的惨剧似乎并不太严重。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就是如此。2000年，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港务局—由两州政府共同拥有和管理世界贸易中心大厦的机构—陷入了瘫痪，无法在经济方面和其他很多方面作出重要决策。因为两个州的政府陷入了一场争端，它们无法就港务局的庞大发展基金究竟应该在每个州投入多少比例的金额问题达成一致。究竟是否要出售这两幢大厦一直悬而未决。实际上，根本就不应该建造它们。
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港务局成立于1921年。由于纽约港属于两州共有，成立这一机构的目的是要促使海港发挥最大的潜力。多年以来，港务局负责修建了很多桥梁、隧道、飞机场、交通和港务设施等。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港务局突然涉足曼哈顿的房地产业，因为大通曼哈顿银行总裁希望保护银行在市中心新修建的总部上的投资（该总部于1960年建成完工）。当时，大通曼哈顿银行的总裁是大卫·洛克菲勒，他希望纽约市的中心地带能够进行重建。让他感到幸运的是，当时纽约市的市长正好是他的兄弟内尔森。内尔森·洛克菲勒从来还没有碰见过他不感兴趣的重大发展项目。
两个州经过一番艰苦谈判，最终达成一揽子协议。港务局被授权在纽约市中心16英亩的土地上建造两幢，而不是一幢摩天大楼，每幢都比帝国大厦要高很多，也宽阔很多。作为交换，港务局接管新泽西州长期亏损的哈得孙地铁，即连接新泽西和曼哈顿的地铁。他们的设想是利用世界贸易中心获得的利润弥补哈得孙地铁的亏损。
从工程的角度看，其结果是美妙无比。然而从审美的角度看，至多也是一把双刃剑，有好处也有坏处。几十年来，从海港到曼哈顿一线的景色一直被公认为世界级美景之一。而随着世界贸易中心的建立，整个岛屿看起来就好像是被掀翻掉进哈得孙河一样，让人感觉极不舒服。
从经济的角度看，建造世界贸易中心完全是一场灾难。大厦完工之时，纽约正好处于20世纪70年代严重经济衰退的沉重打击中，整个城市的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世界贸易中心的出现使纽约市中心的办公楼明显地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若不是纽约州政府强迫很多机构租用世界贸易中心办公，将有很大一部分空间被闲置。直到1993年，世界贸易中心大厦才开始盈利，让人觉得好笑的是，这一年世贸中心发生了爆炸案。
当然，建造世界贸易中心绝不是纽约州惟一的重大商业决策错误。在历史上，纽约州还出现过很多次类似的错误。伊利铁路就是19世纪30年代的世界贸易中心。让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一错误竟然是由修建伊利运河的决策导致的，而修建伊利运河的决策是纽约州历史上最英明的决策之一。当时，为了确保“南方集团”议员（指纽约州与宾夕法尼亚州接壤各县的议员）对伊利运河议案的支持，当时纽约州的州长德威特·克林顿许诺伊利运河一旦修建成功，州政府要么负责修建，要么提供经费在南方修建一条通道。
由于在卡次启尔和阿莱干尼山区无法修建运河，收费公路便进入了他们的视野。但是，随着1828年英格兰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铁路的成功修建，人们又很快对铁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南方集团”很快确定铁路正是他们所需要的“通道”。但是，运河的成功修建改变了纽约州的政治格局，那些直接从运河受益地区来的议员组成了所谓的运河集团，控制了阿尔巴尼一带。他们不希望给他们的选区带来富裕生活的运河有任何竞争。
最后，州议会在1832年4月24日通过议案，确保整个工程的经济来源。州议会授权建立一家独立公司负责在南方地区修建一条铁路，但又具体指出该铁路必须全部位于纽约州境内。新泽西州位于纽约港的西海岸，这意味着铁路的东端终点必须位于纽约市以北20英里的皮尔蒙特村。由于运河集团不希望运河受到干扰，所以铁路西端的终点不是建在迅速崛起的布法罗市，而是在布法罗以南30公里的伊利湖边的敦刻尔克小镇。这条铁路完工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长的铁路，只有政治家才能设计出这样长的铁路，从严格意义上说，两个终点都是无足轻重的小地方。

第四部分：“该死的公众”毫无价值的重大决议(2)

同时，州议会要求伊利铁路的轨距必须为6英尺，并且没有议会的特许，不能与任何外州的铁路相连。不久，标准的轨距变成了4英尺8.5英寸（这种宽度的具体根源现在还是个谜）。为了能够使用现成的铁轨、枕木和其他配套零件，很多铁路接受和使用这一标准。但是，伊利铁路由于州议会禁止公司使用这种铁轨，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改用标准轨距，为此它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关于是否需要同其他铁路连接的问题，州议会好像一直担心其他州的铁路会抢占客源，影响本州交通运输市场。但是，这些议员们没有想到这些外部的铁路也会带来客流，促进本州交通业的发展。到1850年才终于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通过一项法律，要求纽约州的所有铁路，包括伊利铁路，与可能连接的外州铁路进行连接运营。诚如所见，由于地形条件的限制，伊利铁路中间有两段必须经由宾夕法尼亚州穿过。（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对这样的机会不会视而不见，趁机敲诈纽约州一大笔费用。）
在伊利铁路的费用预算问题上，纽约州毫无经验可言。建筑估算师、伊利铁路的筹建与管理部门以及根本不希望授权建设这条铁路的议员们对于建设费用根本就没有明确的概念。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对铁路作出各自的预算。结果，估算师的预算费用约为427.6万美元；管理部门在第一份年度报告中指出，“600万美元可能是一个只少不多的数目”（同时认为，整个工程需要5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州议会的铁路委员会非常傲慢地宣布“这一估算完全是建立在假想之上，毫无实际价值”。该委员会也抛出了自己的预算，毫无疑问，这个预算更是建立在假想之上，它们的数目是约1 644万美元，包括将全线建成复线的费用。
铁路委员会的预算十分精确，让人感到诧异，当然也错得很离谱，同样让人哑然失笑。最后，伊利铁路耗资2 350万美元，耗时17年，全长450英里，只有60英里被建成复线。这在当时绝对可以算得上天文数字了，相当于19世纪40年代联邦政府每年的财政支出，是伊利运河经费的3倍。为了筹措资金，伊利铁路发行过当时所有种类的证券—有股票、优先股票、债券和可转换债券等。为了防止伊利铁路公司破产而导致政治上的动荡，州政府被迫三次出面帮助公司摆脱财政危机。
由此可以看出，伊利铁路从开始就背上了资本结构的包袱。在华尔街，这只股票很容易被人操纵，很多人非常愿意这样做。不久，伊利铁路公司的股票，像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所讲的那样，便沦落为华尔街上的荡妇。在很多投资者的心目中，它已经破产。确实，它只有在生意最好的时候，才能勉强盈利。伊利铁路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宣告破产，在此之前，先后经历过六次重组。
伊利铁路至少应该成为最不该建设的铁路干线的典型。而在120年后，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同样成了最不应该实施的庞大都市开发项目的典型。但是，世界贸易中心的灾难至少带来了一个造福于人类的后果。在建设两幢高楼的时候，从地基里挖出的泥土必须要找地方填放。而当时，哈得孙河上很多被弃之不用的码头之间的水域正好是理想的场所。在随后的20年中，用这些泥土填埋的土地一直未被开发利用。（有一年，一位概念派画家在其中的两英亩的空地上种植小麦，这是多年来第一次在曼哈顿收获的农作物。）最后，随着房地产业的兴起，这里迅速建起了炮台公园城区，成了一个集居住、商业和公共休闲于一体的现代城区。同时，这也是在统一规划的指导下很多建筑师和房地产商共同努力的结晶，是现代都市发展中的一个杰作。
由于这里位于世界贸易中心的西侧，使得那些庞大的建筑不再直接靠近水边，所以，从海港到曼哈顿的景色再次富有美的感觉，让人觉得心旷神怡。

第四部分：“该死的公众”“该死的公众”

威廉·亨利·范德比尔特是纽约中央铁路和其他很多铁路的总经理。他性格文静、谦虚、诚实，总体上说是一位很稳健的人。尽管是那个时代的铁路巨头，但若不是因为很不小心地说出了“该死的公众”这句话，可能早已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实际上这句话与他的性格根本格格不入。
这句话从他嘴里漏出不到24小时，便发展成美国商业史中公共关系的一场灾难，数百家报纸在头版刊登了这句话。无数的社论、布道、演说、卡通画、政治演讲接踵而来。两天后，《纽约先驱报》就胸有成竹地预测道：“他去世后，不论墓碑上刻写什么铭文，子孙后代都会认为这句话是他的墓志铭。”《纽约先驱报》果然料事如神。尽管范德比尔特从未想过在文学上建立什么成就，但他的这句话被收录于《巴特利特引用语词典》。
这句话犹如一记重型炮弹在整个国家引起轩然大波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范德比尔特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本人也承认是当时最富有的人，在去世前他告诉一位朋友“我现在的家产值1.94亿美元”，并且说，即使再赚个100万只需过条马路，他也不想劳这个神了。《哈泼斯周刊》指出，范德比尔特的财富超过了内布拉斯加、科罗拉多、内华达和俄勒冈等几个州可测资产的总和。范德比尔特虽然也承认英格兰威斯敏斯特公爵的财产总价值为2亿美元，但他又指出公爵的财富主要是拥有的土地，盈利率还不足2%。而范德比尔特的财产主要是政府债券、铁路证券，每年的盈利率为6%。他每个月的实得收入将近100万美元，而当时若年薪为1 000美元就相当不错了。
1885年12月范德比尔特突然去世，第二天《纽约时报》在头版作了整版的报道。在此后几天里，他的生平故事占据了很多报纸的大部分版面。由此可以看出，在19世纪80年代范德比尔特在美国是何等的显赫。
尽管范德比尔特很快否认自己曾经说过这句话，但毫无疑问这已经成为事实。所有的相关报道中，有所不同的是他究竟在何种场合下讲了这句话。
当时，范德比尔特在向西旅行的途中，正乘坐专列从印第安纳州的密歇根市去芝加哥。克拉伦斯·P·德雷瑟是位年轻的自由撰稿人，一位小有名气的新闻密探。德雷瑟此时也在火车上寻找机会采访范德比尔特。按照在联合出版社担任多年社长职务的梅尔维尔·E·斯通的说法，德雷瑟是“善于恶意冒犯的那一种记者，属于一种能够在鹰都不敢踏入的地方捕食的鹪鹩”。在自传中，斯通记录了这一事情的经过，他说德雷瑟闯入范德比尔特的车厢，要求立即进行采访。范德比尔特正在吃饭，告诉他如果愿意等的话，他可以在吃完后利用一会儿时间接受采访。
德雷瑟说道：“但是，那样就晚了，我不能准时赶回办公室，公众……”
范德比尔特突然提高嗓门说道，“该死的公众，你给我滚出去!”
按照斯通的说法，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德雷瑟试图把这个故事卖给《芝加哥每日新闻报》，斯通当时就在那里工作。但是《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当时对一个人在耐心和隐私都受到侵扰时所说出的话不感兴趣。
根据斯通的描述，德雷瑟后来带着这则故事来到《论坛报》，整个故事与他见过的已经完全不同。《论坛报》刊登的有关这一事件的关键部分，也是后来被人们多次重印的部分这样写道：
“你的这趟区间快车盈利吗?”德雷瑟问道。
“不，一点儿也没有。开通这趟列车是因为根据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诉讼案的判决我们必须要这样做。若不是为了保持铁路运输的生意，我们会停开这趟列车。”
“你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才开通这趟列车的吗?”
“该死的公众，他们除了关心如何尽可能多地从铁路上获取利益、尽量少付车费之外，还关心铁路的什么?对于那些除了给自己工作之外，还为别人工作的说法，我一点也不感兴趣。我们作出的每一项决定，都是要维护我们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别人的利益才这样做。当然，我们愿意做任何一件对人类有益的事情，不过，我们在做事情之前，一定会衡量一下是否能给我们带来收益。铁路运营不是建立在感性基础之上，而是要遵循商业原则，要盈利。可以这样说，我经营的铁路都有丰厚的盈利，这可不是自吹自擂。”
范德比尔特最疼受的外甥，塞缪尔·巴顿对这件事还有一种说法。当时，他陪同范德比尔特同车旅行。几年后，他讲述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过与后来在1886年威廉撰写的范德比尔特传记中的说法完全不同。巴顿的说法是：
“你为什么打算停开这趟便捷的邮车?”德雷瑟问道。
“因为它不盈利，我不可能经营这样一直亏损的列车。”
“但是，公众发现它非常便捷，有用。你应该满足他们的需求。”
“公众?你怎么知道他们发现这趟列车很好?你怎么知道，或者我怎么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如果需要这趟列车，为什么不帮助我，让我盈利?我检验是否需要做一件事情的惟一标准是看它是否盈利。若不盈利，我就认为是不需要做的。”
“范德比尔特先生，你是为公众工作，还是为股东工作?”
“该死的公众!我为股东工作!公众需要这趟列车为什么不支持我?”
这些不同的版本没有一个是完全可信的。斯通的说法无疑具有一种出于嫉妒而故意要贬低德雷瑟的嫌疑。因为这则当年最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闻就是从他的手中溜走的。德雷瑟要保证故事能够畅销，而巴顿肯定要保护范德比尔特，让他在最有利的环境中讲出这句话。（不过可以肯定地说，所有这些不同的说法都要难住那些“该死的历史学家”。）
尽管在德雷瑟和巴顿的说法中，一个是要求范德比尔特继续运营这趟列车，另一个是要取消它，但它们具有很多共同之处，基本上反映了事情的真相。两个故事也相互印证。不过，巴顿的故事的说服力可能更强。范德比尔特根本没有他的家族中其他成员那样的坏脾气，一点也不傲慢、愚蠢。若不是受人挑衅，肯定说不出这样的粗话。这个故事让我们想起了他父亲（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船长）对待生意的态度。威廉对父亲尊敬有加，愿意忠实地遵循父亲的生意经。
20年前，范德比尔特船长在纽约州议会出席听证会上的一段证词可以印证德雷瑟故事中他的生意经：“我一直都在尽己所能地为公众服务，为什么呢?因为，与其他人一样，这是利益驱使我这样做，尽可能地减少给他们带来的不便。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够像我这样为公众服务了。”
议会在询问船长经营铁路的机制时，他的回答印证了巴顿故事中的说法：“我经营铁路的原则是……像关心自己家中的事情一样，我非常小心地经营这些铁路……非常关心它们带来的利润；你们清楚这是我的目标，我要为股东带来收益。”船长还指出，他虽然是三条铁路的总经理，却不取分文工资。换句话说，对他的补助完全来自股票分红。船长和儿子都认为自己是股东的受托者，19世纪很少有铁路经理能够像他们这样诚实地持有这种宝贵的经营理念。
两个故事都记录了范德比尔特讲这句话的情形，尽管这话不太入耳，不过很务实，深刻地反映出他从父亲那里学到的生意经。他们两人都认为在商业领域成功的关键是通过服务公众来获取利润，并且知道只追求为公众服务而不追求利润的公司不可能维持长久。
在历史上，也和在生活中一样，通常是“先付钱，然后才买商品”，这里讲的故事的确反映了这一点。实际上，无论按照哪一种说法，威廉·亨利·范德比尔特在这一美国商业史上最著名的采访中所讲的这一句话，都是重复最初由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提出的经济原理，只不过是措辞非常难听罢了。

第四部分：“该死的公众”坚持便是成功(1)

与实际情况不同，在人们的印象中发明通常是一位天才在有了奇特的想法后，独自一人关在斗室里，苦思冥想，昼夜工作。直到突然有一天欢呼一声“我发现了”，一项发明就此诞生，事业将随之改变。有些时候可能的确是这样。人们都认为托马斯·爱迪生一生中就这样欢呼过1 000多次，但我一直对此表示怀疑。
到了现代，大多数的发明倒要经历很长的时间，有时候甚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只有那位能够解决最后一个关键问题的人才被冠以“发明家”的头衔。19、20世纪之交，数十人都致力于研究重于空气的飞行，只有莱特兄弟（两人的思维十分相似，几乎可以看成是一位天才）解决了最后一个关键问题—转向问题。他们的过人之处是意识到飞机的转向应该是三维，而不是海上或陆上行驶的二维转向。他们设计出一种方式，使飞机能够在保持平稳和机翼扭曲的情况下完成三维转向。然而，这已经相当伟大了。奥威勒·莱特成为第一位“摆脱地球那可怕枷锁的人”，他的兄弟威尔伯一直看着他成功地完成人类的第一次重于空气的飞行。的确是他们发明了飞机，这是人类第一架可实际飞行的飞机。
然而，很多重要的发明根本就没有发明者。比如，众所周知，早在16世纪就有人在马车上安装扶手，使役畜（或通常是人）能拉动更重的货物。没有人知道谁最先提出用蒸汽机取代骡马拉动马车，只是在1797年，理查德·特莱威狄（英国铁路工程师和发明家）研制成一台蒸汽机车达到了能够推动机车的动力。但是，特莱威狄的机车需要使用齿状的轨道，就像今天陡峭的山坡上使用的齿状铁轨一样。然后，在1813年威廉·赫德利发明了第一台粘着发动机“噗噗吹比利”，依靠摩擦提供牵引力。最后，在1828年，乔治·斯蒂芬森发明了“火箭”机车—由于使用了多管式锅炉，比以前的机车动力更强大—在设计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铁路时，解决了无数现实的工程问题。这条铁路也是在商业运营中获得成功的第一条铁路。
在当代，全国半数以上的办公桌上都配备有电脑。殊不知在此之前，计算机也有无数的发明者，从19世纪早期的查尔斯·巴比奇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史蒂夫·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等数不胜数。
同样，汽车也是很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从13世纪罗杰·培根最先提出自我推动式的交通工具的设想开始，到尼古拉斯在1876年发明第一台实用的四冲程发动机，再到1893年发明内燃机汽化器的威廉·迈巴赫，最后才有亨利·福特在1914年引入生产流水线。
但是，与其他由多位天才共同所有的发明不同，汽车虽然由多人发明，但是汽车作为整体的专利只属于一人。此人是乔治·B·塞尔登，实际上他一辆汽车也没有制造过。如果他能够坚持自己持有这项专利，可能早就进入福布斯400富豪榜了。考虑到他在汽车发展中只作出了一点实际的、微小的贡献，他能够获取专利并从中坐收渔利已经相当了不起了。那时美国的专利法还很不完善。
塞尔登居住在纽约州西部的罗彻斯特，是位业余的发明家，主要职业是专利代理商，熟知当时美国专利法的每一个细节，是最早的法律专家之一。
1872年，波士顿的工程师乔治·B·布雷顿取得两冲程内燃机的专利权。这台机器在费城建城百年纪念商品展中展出。塞尔登见到后大受鼓舞，就在这台机器附近，他设计出了自己的三缸内燃机模型，但他从未用此模型造过一辆汽车。1879年，他申请“改良的道路引擎”专利（汽车一词直到1883年才开始出现），该引擎依靠燃烧压缩液化氢提供动力。
如果一切顺利，塞尔登在1881年就可以获得专利，到1898年时专利权满期。但是，塞尔登清楚当时的汽车技术根本不实用（因此也不会带来盈利）。于是，塞尔登就想办法延迟专利发布的时间。由于对专利法了如指掌，熟悉专利申办中的漏洞（也就是办理程序中的缺陷），塞尔登提出一系列的补充申请，这样一方面可以推迟专利的发布时间，另一方面又可以维持对这一专利的优先权。最后，在他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的15年后，也就是在1895年，也正好是专利局开始规范专利补充申请的滥用问题时，塞尔登获得了美国第549 160号专利。对于联邦政府而言，乔治·B·塞尔登发明了汽车。此时获得专利权，对于塞尔登来说，是恰到好处，因为迈巴赫两年前发明的内燃机汽化器使汽车技术变得相当实用。这就意味着，在即将诞生的汽车工业中，他可以大获其利。

第四部分：“该死的公众”坚持便是成功(2)

1899年，塞尔登开始坐收渔利。他把专利权以1 000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以威廉·C·惠特尼、托马斯·富琼·赖安为首组成的华尔街发明家辛迪加。辛迪加向制造商们收取专利权使用费，其中塞尔登提成20%。第二年，该辛迪加以电车公司的名义向当时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温顿汽车公司提出上诉，控告他们侵犯塞尔登的专利权。亚历山大·温顿一开始还应诉，但很快意识到法院可能会维护专利，便准备赔偿。（他的预计非常正确，1903年3月20日法院果然判决专利权受到侵犯。）
亚历山大·温顿和其他制造商原来认为塞尔登的专利权对他们的生存是一种致命的威胁，后来逐渐认识到这是汽车业内限制竞争的一种工具。当时，汽车行业的竞争异常激烈，每一年都有几十家企业进入（大致也有相同数量的企业由于破产而被迫退出）。很快，32家汽车制造商组成特许汽车制造商协会（ALAM），同意每销售一辆汽车按零售价缴纳1.25%的专利权使用费。其中，20%归塞尔登所有，40%由电车公司提取，剩下的40%由协会用于处理非成员制造商侵权行为的费用。这些非协会成员必须首先申请成为会员后才被允许进入汽车行业。换个角度说，特许汽车制造商协会是一个卡特尔。
但是，这一新成立的卡特尔很快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1893年一家新成立的汽车公司希望加入协会。但是，与所有的卡特尔一样，该协会企图控制成员的数目，拒绝了福特汽车公司的申请，理由是该公司在汽车制造领域中还没有显示出竞争力。亨利·福特的反应自然是不理睬塞尔登的专利权，直接进行生产。当时，大多数汽车公司都是如此。
当协会威胁要把福特逐出汽车制造业之时，福特回答说：“让他们试试吧!”几个星期后，协会起诉了福特汽车公司，但是整个案子直到1909年5月28日，在T型汽车推出一年之后，才开始审理。
在法庭上回答律师的盘问时，福特的回答很直率：“我没有任何新的发明，”他承认道，“我只是把其他人的发现组合起来，拼装成一辆汽车，但这些发现是几个世纪以来的成果……我若是在50年或10年甚至是5年以前这样做，肯定会失败。所以，我的汽车是全新的。当所有的要素都齐备时，进步才会发生，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一定要说人类的每一步巨大的发展都是由很少几个人完成，这完全是废话。”
完全是出于巧合，在案件审理正在进行的时候，第一届横越美国的汽车拉力赛正好在法庭外举行启程仪式。比赛从纽约的曼哈顿开始到西雅图，参赛的五辆汽车中，有两辆是福特的T型汽车。福特的一位律师弗雷德里克·库代尔在盘问一位证人时，从窗户里看到这一场景。当时，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在白宫按下镀金的电报机按钮，纽约市长接到电报信号后，扣响发令枪，五辆汽车飞驰而去。库代尔转向法官说道：“法官大人，有一件事情我一直困惑不解，我一直没有见过一辆塞尔登牌汽车，但我见到了福特牌汽车，一辆、两辆，就是见不到塞尔登牌汽车。”
福特对官司的最后结果显然是胸有成竹，在审理期间就离开了纽约赶往西雅图观看比赛的结局。比赛的结果让他兴奋不已，一辆福特车获得了冠军。尽管在比赛中大获全胜，但是让福特感到意外的是，法庭却判他败诉。法庭认为，制造任何汽油发动机汽车，没有从ALAM获得许可，就是侵犯了塞尔登的专利权。
福特知道这一判决结果后，心情一落千丈。他甚至考虑把整个公司出售给通用汽车公司的创始人威廉·杜兰特，后来由于杜兰特无法筹集所需要的资金，这桩买卖才被迫取消。同时，福特不服判决，提出了上诉。
1911年1月9日，上诉法院作出最终裁定，认为汽油发动机汽车是一种“社会发明”，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不必缴纳专利权使用费。
第二天晚上，福特汽车公司举行盛大的庆祝宴会。晚宴上，客人们即兴创作，修改流行歌曲的歌词来讽刺塞尔登和ALAM。福特虽然喜形于色，但在宴会上他明显的心不在焉，他在考虑公司的前途。
当坐在身边的一位朋友向他表示祝贺时，福特明显地充耳不闻，因为他突然转向这位朋友，说道：“现在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止我，从这里一直到空中，任何地方我都不怕。”
福特说得非常正确，此后他让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四部分：“该死的公众”亨利·福特的无形之马(1)

你是否听说过有人差一点在软性饮料工业内发财的故事?他发明了“六喜”饮料。
毫无疑问，这虽然是个很老套的笑话，却反映了一个道理：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中，近距脱靶比击中靶心的机遇要大得多。很多近距脱靶是由于没有把握好时机或者运气太差而造成的（比如，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塞莱克特电视被录像机取而代之），也有很多是由于技术上走过了头而导致的（如19世纪中期的“大东方”号巨轮，或100年后霍华德·休斯建造的“美鹅号”巨型飞机）。
然而，还有很多是由于发明者对自己研究的新技术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并且对即将被取代技术的模型过于依赖而产生的。例如，第一台机械铅笔刀不是采用绕轴旋转的三面螺旋刀刃，相反，它采用的是鲁德·戈德堡发明的试图模仿人手使用袖珍折刀动作的装置。这样削铅笔的效果不好也就不足为奇了。
亨利·福特公司的拖拉机也是如此。福特既没有发明汽车也没有发明拖拉机，但是，福特拖拉机与T型汽车一样，彻底改变了一个行业，使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能够使用这项作用强大的新技术，同时给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尽管T型汽车使福特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的人，但是福特拖拉机在经济收入方面最后是一个巨大的失败。究其原因，或许是由于福特痛恨农事，他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替换马匹耕作，而没有弄清马匹能够真正为农民做什么。
美国农业从一开始就与欧洲不同。在欧洲，耕地昂贵而劳动力便宜。而在美国情况恰恰相反。由于这一现实，早期的美国农民通常对务农耕种缺乏兴趣，不过很乐于接受节省劳力的机器。
在工业革命时期，美国农民对那些2 000多年前罗马人不熟悉的设备仍然是孤陋寡闻。当时，两个大人和一个小孩用两到三匹马，或者四到六头牛一天用犁只可以耕一或两英亩的耕地。善于发明的美国人要努力改变这一状态。
早在1788年，托马斯·杰斐逊就开始寻找一条使犁耕地达到最高效率的数学曲线（他的方程式尽管在理论上很合理，但在实际运用中没有成功）。大多数的农民当时继续使用结构简单的木犁，而富有的农民可以用得起铁犁。
1819年，杰思罗·伍德发明了一种部分可以替换的铁犁，使一般的农民也能用得起。20年后，约翰·迪尔在铁犁的基础上作了重大改进，发明了钢犁，可以堪称资本主义成功的典范。约翰·迪尔公司100多年来一直使用的格言是“他给了这个世界钢犁”。（当然，不止一位农民指出：“它可能给了这个世界钢犁，但我必须得花钱买自己的钢犁。”）
詹姆士·奥利弗很快改进冶炼过程，给犁装上轮子和座位。这样用两组马匹拉动两架连在一起的钢犁，耕地的速度是以前的2倍。
然而，犁地只是农业耕作中的一小部分，在工业革命时期，美国人先后发明了条播机、中耕机、收割机和打谷机等农业机具。所有这些都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1822年一英亩的耕地生产20蒲式耳（容量等于8加仑）的小麦需要50~60个工时，而到1890年只需要8~９个工时。
与此同时，“马工时”的数量急剧增加，到1880年，美国农业用马或骡子的数量超过了1 200万头，并且还在持续攀升。
当时，马匹的惟一替代物是蒸汽机。一开始，便携式蒸汽机在大农场上被用于打谷。实际上，因为它们不是被永久固定在一个地方，而是可以用很多马匹一起拖拉使它们缓慢移动才说是便携式。
有人很快就想到用蒸汽机自身的动力带动打谷机从一个农场移动到另一个农场。这正是亨利·福特12岁那年的一天和父亲一起坐在马车上见到的蒸汽机。这是福特见到过的第一台靠自力推进的机器。他当时已经对机械十分着迷，见到这台机器后更是狂喜无比。
50年后，福特这样写道：“为了让我们的马匹穿过，机器停了下来，还没等父亲弄清我要干什么……我就下了马车和机械师攀谈起来。”机械师非常高兴地解释了蒸汽机的工作原理，给福特留下终身的影响。实际上，“从见到那台蒸汽机开始……一直到今天，我最大的兴趣就是要制造能够在马路上奔驰的机器”。
但是，蒸汽机并不是非常适用于农业。它们的单位重量所产生的能量很低，所以用于农耕的蒸汽机十分笨重、昂贵。没有多少农民能够买得起，很多人甚至还租用不起。
尽管蒸汽机有很多缺陷，但是随着内燃机开始变得实用，它也很快被用于农业。1892年约翰·弗罗利赫发明了第一台汽油发动的牵引发动机（1900年被缩称为“拖拉机”），4年后，福特制造了他的第一辆汽车。但是，弗罗利赫的发动机与大多数最早的样机一样，在实际运用中很不理想，所以弗罗利赫也很快在历史中消失。

第四部分：“该死的公众”亨利·福特的无形之马(2)

一些大型的农业机械公司如约翰·迪尔公司和国际收割机公司与很多小公司很快不断地进行试验，终于生产出内燃拖拉机。早期汽油发动的拖拉机主要以蒸汽发动的拖拉机为原型，很快占领了市场。因此，这些机器非常庞大、笨重、难看、昂贵，没有什么农民希望使用这种机器或根本就买不起。随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一切发生了改变。
战争爆发后，由于欧洲农业产量的急剧下降和俄罗斯的粮食出口被切断，美国农产品的价格迅猛上涨。同时，对马匹和骡子的需求也大幅上升，交战国需要用它们把货车和枪炮运送到前线。在战场上，成千上万的骡马和士兵们一样惨遭杀戮。随着马肉价格的急剧攀升和口袋中需要用于购买粮食的钞票增加，越来越多的美国农民决定尝试使用拖拉机。亨利·福特决定生产拖拉机的时刻已经来临。
亨利·福特在1915年宣布要推出福特拖拉机，预计每台售价为250美元。这种新型的拖拉机与当时市场上绝大多数的拖拉机相比，体型较小，结构也简单。专门为大规模生产而设计—换句话说，是T型的拖拉机。福特用了两年的时间才大批量生产（而最初的售价为750美元）。从一开始，销售就非常火爆。1918年3月，他每天能生产80台，而到了年底每天的产量高达300台。福特在1920年鼓吹已经销售了10万台，是这种拖拉机推出时美国农用拖拉机总量的2倍。
尽管已经是拖拉机的最大生产商，但福特仍然决定要追求市场份额。1921年，福特大幅度削减拖拉机的售价，每台只售395美元，比当时购买几匹马的价格还要低。其他的拖拉机生产商对于这一价格惊恐不已，但也别无选择，只有跟从这一价格。很多公司，包括福特公司，每销售一台拖拉机就要亏损300美元。许多公司被迫关门倒闭从市场上消失。然而，国际收割机公司仍然在市场中存活了下来。
国际收割机公司创始人的孙子赛勒斯·H·麦考密克解释道：“福特以当时最受欢迎的商业品牌和以其划时代的汽车带来的巨额利润作为后盾……（但是）他试图控制一个以前从未涉足的市场。而国际收割机公司很多年来一直与农民打交道，在这个市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尽管没有足够大的资本，但还没有过被击败的纪录。”福特和麦考密克在控制拖拉机市场的争夺战中，与农民和农业机械的联系至关重要。
过去用马拉动的农业设备用“大齿轮”推动。大齿轮是安装在农业设备的边缘上凸出的大轮子，轮子上装有犁铧可以翻地。当马拉动设备的时候，大齿轮，从理论上讲，可以转动机器。然而，土壤潮湿的时候，大齿轮通常不停地滑动却不能转动机器，必须依靠手工的帮助。这样做非常费力，有时候还非常危险。农民们都很讨厌这种大齿轮。
尽管大齿轮有种种不足，但仍然是推动马拉机械的最好方法。当时的一位机械师这样解释道：“由于机械固有的结构无法改变，马被迫把力量通过地面传到机械。”
但是，拖拉机的结构可以改变，面对20世纪20年代早期残酷无情的市场，国际收割机公司很快对大齿轮作了重大的改进，发明了动力输出轴。动力输出轴是指用拖拉机的发动机推动的动力输出轴，可以与拖拉机拉动的设备相连接。此后，成功的拖拉机模型都保留了这一特点。
国际收割机公司作为专业的农具生产商，针对这种由拖拉机提供的更有效的、更可靠的动力，很快开发出了一系列配套设备。农民很喜欢使用这种动力输出轴。而国际收割机公司也很快在拖拉机市场上把福特公司远远地抛于身后。到1928年，福特公司被迫从这一个最初由自己开拓的市场上退出。
当福特制造出T型汽车的时候，他制造的是一种实用的、普通人能够承担得起的无形马车，是旅行者们的旅行必备交通工具，也正好是当时市场所需要的汽车类型。它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成功的典范之一。然而，福特拖拉机不是实用的、普通人能够承担得起的无形之马。最后，它也没有取得成功。
即使是天才，也不能每次都击中靶心。

第四部分：“该死的公众”卡迪拉克的拯救者(1)

尽管大多数的理论经济学家会大吃一惊，我还是要说经济学是一门生物科学。
自由市场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就像是人的生命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一样，而规律不一定一直都是公平的。与生态系统一样，在市场上只有那些适应环境者（和幸运者）才能经受得起市场的考验得以继续生存，其余的则被淘汰出局。无论是在生物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比一项新技术在打破原有平衡和带来可能发生的变化时体现得更明显了。在这两个领域中，无论是新生物的诞生还是新商品的出现，都会产生一阵骚动，随后它们在竞争中迅速演化。到一切平静之时，大多数会逐渐消失，只有那些设计最合理的、最有效的模型才能幸存下来。
在生物的进化历史中，反映出这一规律最著名的一例是寒武纪大爆炸。这次爆炸发生在大约5.35亿~5.3亿年以前，最早的多细胞机体在大爆炸中产生。在只有500万年的时间中，差不多所有的基本多细胞机体都进化形成，有很多现在仍然存在（但是大多数已经消失）。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曾经指出，整个生命的演化历史实际上只是在寒武纪大爆炸后多细胞体的基础上产生无穷的变异而已。
在经济生态系统中，20世纪70年代早期微处理器的发展—实际上是一种极其微小、便宜透顶的计算机—导致了很多新生事物的产生。袖珍计算器很快把计算尺淘汰，文字处理器不可逆转地使打字机市场日趋萧条。
当然，新技术之间也存在激烈的竞争，有些新技术已经销声匿迹。文字处理器现在只是一种小用途技术，逐渐被个人电脑所取代；而在20世纪70年代取得巨大成功的王安电脑公司现在已经破产。最早的万能电子数据表早已不知去向；20世纪80年代的软件业巨头WorldPerfect和Ashton-Tate现在已不是独立经营的公司了。
然而，20年前可能价值100万美元的计算能力，现在有一半以上青少年的桌上电脑的计算能力达到了这种水平。而未来的几年中会取得怎样的发展，每个人只能进行一番猜测，不过，这里我要强烈建议大家以后要回过头来看一看猜得准不准。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汽车开始出现，并经历了一个快速演化阶段，新型汽车不断推出，也有部分汽车逐渐消亡。仅在1903年，就有57家汽车公司成立，27家破产。现在，全世界主要的汽车公司只有20家左右。而其余的公司，从斯坦利蒸汽机车到J·亨利的电动机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从1903年以来一直幸存下来的一种汽车品牌是卡迪拉克。然而，要说是幸存下来的话，卡迪拉克在20世纪30年代的确差一点要退出市场。在最后一刻是尼古拉斯·德雷斯塔德特拯救了它。德雷斯塔德特在大萧条时期为豪华汽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开发出一种全新的制造方法。
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卡迪拉克的产生是由于亨利·福特退出一份协议而产生的。当时几位富翁联手成立一家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希望把福特在汽车方面的天才转变为它们的聚宝盆。但是福特拒绝他们的行为方式，便中途退出。为了挽回投资，他们把亨利·M·利兰招至麾下，利兰是一位机器制造商，刚制造出一种新型发动机，耐力非常好。利兰很快针对这种发动机设计出一款新车，取名为卡迪拉克。卡迪拉克是法国探险家，早期殖民地长官，底特律市的创立者。
卡迪拉克长期以来一直以机械革新而闻名于世。在1911年，也就是被通用汽车公司收购两年之后，它推出了第一台电起动器，很快淘汰了既费力又危险的曲柄启动技术。1915年，卡迪拉克51型汽车开始使用引人注目的V-８型发动机。
然而，这些革新大大提高了汽车的价格。到1921年，卡迪拉克成为通用汽车公司生产的最昂贵的汽车，竟然高达5 690美元（相当于现在的4万美元，如果按人均收入计算可能是现在平均水平的2倍）。
尽管福特和他的公司彻底改变了汽车的制造方式，开始大规模的制造，但是像卡迪拉克这样的豪华汽车仍然保留了原有的生产方式，至少保留了很长一段时间。20世纪20年代是豪华汽车的黄金时代，像卡迪拉克这样造型优美、豪华舒适的汽车，即使是那些不懂机械的人见后也不免心动。但是大萧条的沉重打击使整个汽车市场极度萎靡，豪华车市场几乎陷入崩溃。

第四部分：“该死的公众”卡迪拉克的拯救者(2)

1928年通用汽车公司在美国一共制造了约171万辆汽车，其中卡迪拉克约为4.1万辆。到1933年，整个生产下降至令人沮丧的约77.9万辆，下降了54%；而卡迪拉克在当年只销售6 736辆，下降了83%。
通用汽车公司虽然在大萧条期间每年都盈利，但这只是依靠无情地削减成本得到的。比如，公司为了节省管理费用，把别克、庞迪阿克和奥尔兹穆比尔三种品牌的汽车合并为一个部门。
至于卡迪拉克，由于亏损太多（高成本，从未真正地盈利过，即使在经济很繁荣的20世纪20年代也不例外），所面临的惟一问题是：是彻底停止生产，还是暂时保留这一品牌等待市场行情转好。董事会的执行委员会正开会决定卡迪拉克的命运之时，尼古拉斯·德雷斯塔德特敲门请求委员会给他十分钟的时间来陈述他的方案。
德雷斯塔德特当时根本不是通用汽车的董事。他出生于德国，1911年也就是13岁那年来到美国，当时在德国奔驰公司赛车队学徒。他讲英语时带着浓重的德国斯瓦比亚口音，喜欢在西装外穿上斜纹软呢的运动服上装，由于烟不离口，衣服上点缀着很多被烟烧出的小洞。他的秘书随时要准备好一双礼鞋，以防德雷斯塔德特穿着一双不相配的鞋子出现在办公室里。不过，他是位天才的机械师，到20世纪30年代初已经负责管理卡迪拉克汽车在全国的服务体系，算是通用汽车公司的中级管理人员，在公司的管理中没有真正的分量。
像德雷斯塔德特这样的人物敲门闯进董事会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就好比红衣主教们在梵蒂冈的西斯廷教堂开会选举教皇的时候，一位阁下（由罗马主教授予男性神职人员的称谓）敲门要求提出建议一样。
但是，德雷斯塔德特告诉委员会他有一个方案可以使卡迪拉克在18个月内扭亏为盈，不管经济是否景气。他根据自己对卡迪拉克在全国各经销处服务部门的观察提出了方案的一部分。
当时，卡迪拉克采取的是“声望市场”策略，为争夺市场制定了一项战略：拒绝向黑人出售卡迪拉克汽车。尽管采取这样的歧视政策，德雷斯塔德特还是在各地的服务部发现客户中有很多是黑人精英。他们大多为拳击手、歌星、医生和律师，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时期，也有丰厚的收入。
他们在那个年代通常买不到象征社会地位的商品，不能住进高档住宅区，无法光顾令人心醉的夜总会。但是，他们可以很容易地绕过通用汽车公司的禁售政策：只需要付给白人一笔钱让他们出面帮助购买即可。
德雷斯塔德特极力主张执行委员会应该抓住这一市场。为什么那些白人出面当一次幌子就能够赚几百美元，而通用汽车公司要放弃这个市场呢?执行委会员接受了这一主张，很快在1934年，卡迪拉克的销售量增加了70%，整个部门也真正实现了收支平衡（相比之下，通用汽车公司的销售总量同期增长还不到40%）。1934年6月，德雷斯塔德特被任命为卡迪拉克部门的总经理。
他还着手彻底改变豪华汽车的制造方式。他指出：“质量的好坏完全体现于设计、加工、检验和服务。低效率根本不是高质量。”他愿意在设计和刀具方面进行大量的投资。更乐意在质量控制和一流的服务上花大价钱，而不愿意在生产过程本身作过量的投资。
一位管理人员回忆道：“尼克告诉我们要关注每一个细节。如果别人制造一个零件只需2美元，我们为什么要用3~４美元呢?”他的这种理念在推行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卡迪拉克的生产成本与通用汽车公司的低档车雪佛兰的造价已经差不多一样了。
尽管生产成本大幅下降，但是销售时仍然维持豪华汽车的高价位，所以卡迪拉克很快便成为通用汽车公司内最盈利的部门。1937年虽然经济仍不景气，而卡迪拉克的销售量却超过了经济十分繁荣的1929年。让人觉得可笑的是，德雷斯塔德特的第一个东家，奔驰汽车公司，在采用他的技术从事豪华轿车的大规模生产后，一举从一个只能获得微利的小企业变为现代豪华汽车制造商的典范。
然而，尼古拉斯·德雷斯塔德特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一可笑的变化。由于神奇般地使卡迪拉克起死回生，他在通用汽车公司内部的发展也由此平步青云。1936年，他被任命为通用汽车公司最大的部门雪佛兰的总经理。毫无疑问，几年后他将是总公司总裁的有力竞争者。但是，在出任雪佛兰部门总经理的6个月后，他被查出患有喉癌，当时只有49岁。
若不是命运的残酷无情，美国汽车工业过去50年的发展史就会截然不同。

第四部分：“该死的公众”穿越美国最黑暗的地带(1)

诚如历史学家们所知，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因无足轻重的小事而起。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穷查理历书》中指出：为了一颗马蹄钉可以导致整场战争的失败。当然，富兰克林只是讲明道理，然而在现实中此类事情也是举不胜举。例如，林肯是在最后一刻才改变主意去福特剧院看戏，若他按原计划去国家剧院，就不会遇刺身亡。若“泰坦尼克”号轮船的惨剧中，在千万件事情中若有一件发生（或不发生），都可以避开冰山。
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中，很大一部分现象的存在都可以归因于细微的小事。19世纪40年代，纽约市为了禁止火车机车进入已经成熟的市区，命令当时还是脏乱不堪、嘈杂喧闹和火星四溅的机车停留在第42大街以北的地方，那里实际上是一条乡间车道。结果，纽约由此成为世界上惟一的两个主要商业区完全分离的城市，一个以华尔街为中心，另一个在数英里之外的北部，以建立在第42大街上的火车站为中心。
铁路是19世纪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根据定义，基础设施应该促进经济交易，所以对一个国家在整体上如何、在哪里和为什么发展的问题将会产生重大影响。
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美国比其他国家具有更完善的基础设施。然而，这一结果并不是因为美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深谋远虑或高瞻远瞩。相反，它是由于普遍的地方压力和众多的企业行为才发展起来的，在这过程中国家的作用非常渺小，若能够真正起什么作用的话，也是把事情弄得更糟（比如华盛顿特区的情形）。
不过，这里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例外，它是美国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即全国州际公路系统。这一工程的构想、设计、经费筹措都是按照一个整体统一完成，迄今为止，它仍然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共工程项目。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一个庞大的、极其成功的项目，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因于一件小事情。1919年，美国陆军的一位上尉对和平时期军队的生活感到十分无聊，于是在这一年的夏季，他主动提出请求要进行一次冒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穿越美国最黑暗的地带”。
20世纪初，美国的公路非常糟糕，哪怕是出于慈悲也难以把它称作“系统”。虽然在19世纪早期美国人也修建和规划了很长距离的公路，但是铁路很快取而代之，成为运送货物和旅客的主要工具。到19世纪末，整个国家城市外的公路虽然已经达到200万英里，但大部分是地方公路。
这些公路通常在州界或县界上突然中断。甚至在1912年，当Packard汽车公司的总裁亨利·B·乔伊在奥马哈（美国内布拉斯加州东部一城市）询问当地的Packard汽车经销商去西部怎么走的时候，经销商告诉他实际上“你无法从这里到西部去”。于是，经销商带领他出城后一直向西行驶，不久他们遇到一处铁丝栅栏。经销商又一次告诉他说：“拿掉这个栅栏继续向前行驶，很快你会碰到第二处栅栏，再拿掉它继续前行，一直这样走下去。”
乔伊后来补充道：“你再向前行驶，就会发现没了栅栏，路也消失了，广袤的大草原上留下了两行深深的车轮印。”
在这200万英里的地方公路中，只有约100英里用石板铺过，剩下的199.99万英里的公路上一到春天和秋天，就会积满淤泥；到了夏天，又变成尘土飞扬令人难以呼吸。（同时，公路上根本没有什么路标。毕竟，大部分公路都是地方性的，只有当地居民才使用它们，当地人理所当然地已经非常熟悉要走的路了。）
不过，就在1912年，至少有人提议要修建第一条全国性的铁路，起点是19世纪初根据乔治·华盛顿的提议修建的坎伯兰公路（位于美国马里兰州西北部）。这条国道被命名为“林肯公路”，主要由私人投资兴建，从纽约一直通往圣弗朗西斯科。然而，到1919年这条公路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停留在图纸上。

第四部分：“该死的公众”穿越美国最黑暗的地带(2)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发现马在现代炮火面前异常脆弱。于是在战争结束后，美国陆军决定要检验一下内燃机在战争中运送部队和军需物资的能力，同时也希望借此唤醒人们对美国公路的糟糕状况给予关注，“向联邦政府展示修建一些必须公路的急切性和必要性，使之认识到为公路项目拨款的合理性”。这样，在1919年陆军成立了一支横穿大陆的汽车护送队，完成沿林肯公路从东到西横越美国大陆的远征。
这支队伍的行动非同一般，完全按照“战时条件”的要求进行，假定整个过程中“铁路设施、桥梁、隧道等都被敌人的间谍破坏或摧毁”。整个远征要依靠自己提供补养，并且还假定整个过程在敌占区完成。
队伍的装备有6辆卡车，这支独特的队伍坚持称卡车为“B类汽车”，还有6辆轿车和6辆带边斗的摩托车。其中的两辆卡车被改装为救护车，两辆被装备成机械库，另外还有很多拖挂车。其余的车辆可以看成是标准的军用车辆，用于装运汽油、水、士兵、武器、航空探照灯和其他一些现代战争所需要的装备。
整支队伍包括军官在内一共280人，其中有司机、机械师、医师、工程师、厨师、发报员和普通士兵。他们由陆军中校查尔斯·W·麦克鲁尔统一指挥。
7月17日，远征军从华盛顿特区正式出发，出发前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实际上，作为本次事件标志的里程碑至今还竖立在白宫草坪的南侧）。国防部长、陆军参谋长、很多参议员和众议员出席仪式。政治家们在发表过一番热情洋溢的演说后，队伍在上午11∶15出发。经过7小时15分钟后，队伍行军46英里来到（马里兰州北部的）弗雷德里克的集市场所宿营过夜。此刻，一辆挂车的挂钩被毁，一辆轿车丢了一条风扇皮带，一辆“B类汽车”由于永磁发动机（用现在的话说是交流发动机）损坏而必须被拖进宿营地。
队伍一日一日地向西行进。最快时，一小时可达10~15英里，但是由于要不断地停下来修理车辆和查看桥梁，平均一天只能行进60英里。在东部，路面一般较好，大多为硬化路面，但是桥梁是个大问题，有些地方的桥梁太窄（或被其他事物占用，大型军用卡车无法通行），不得不绕道行驶。另外，还有一些桥梁需要加固，行军途中工程师们共改建或重建了65座桥梁。
尽管整个行动被假定在敌占区进行，但所到之处的居民非常热情，决意要善待他们。差不多每到一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到处是欢呼声，到处是彩旗飘扬，还有精彩的演讲。军乐队也频频出场助兴，音乐会接连不断。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贝德福德镇，欢迎活动达到极致，他们甚至走上街头跳舞狂欢。
在到达俄亥俄州的哥伦比安娜镇时，当地最富有的人—碰巧是热情好客的哈维·费尔斯通—邀请他们在自己家的草坪上野餐。
随着队伍缓慢西进，人口也逐渐稀少，道路也越来越坏，干脆变成了与过去的马路相差无几。当行进至内布拉斯加州中西部的北普拉特境内时，有一天在一阵狂风骤雨过后，道路变成泥沼一片，25辆车不得不从泥沟中推出。
还有一天，队伍行进至内华达沙漠中央，遇到一个300英尺厚、3英里长的大沙丘，周围根本无路可循。幸好，他们还有先见之明，带了几辆履带式拖拉机，把所有的车辆和辎重从沙丘中一一拖出。在11个小时内只向前推进了12英里。
还有一个地方，“由于废弃的铁路上全是深浅不一的路坑，他们只好在滚动、跌倒、摇晃中缓慢地行进……”在加利福尼亚东部的内华达山脉，道路的坡度高达17度（而现在州际公路的坡度还不足4度）。
尽管险况重重，但是在整个3 200英里的征途中，只有两辆汽车遭遇事故，其中一辆翻下万丈山谷。他们终于在9月6日抵达圣弗朗西斯科，比预定时间延迟了2天。毫无疑问，这次行动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军官和士兵们的诚挚精神，而不是依靠机械装备和道路设施。
作为一次军事行动，队伍正式向上级提交了报告汇报整个远征的情况。报告中指出：“建立一个完善的全国公路系统是必需的和急切的，一个能够从东到西、从北至南横越全国大陆的公路网对于进一步开发和发展人烟稀少的贫穷地区十分必要，也是商业发展和军事防务之必需。”
像其他的军事报告一样，这份报告也很快被扔进档案柜，无人问津。从1923年开始，联邦政府开始向各州提供拨款，在一些条件成熟的地方修建公路，并且开始给公路编号。但是，在48个州分离的管理之下，这些公路还根本不成体系。
然而，当时参加这次远征行动的一位上尉对这次行动却终身难忘，尽管他当时申请参加远征是为了要更愉快地度过一个夏季。
甚至在35年后，这位上尉还认为建立完善的公路系统是国家利益之所在。此时他碰巧是美国总统，完全有能力为此作出努力。
此人正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他努力说服起初不太合作的国会最后通过法案，推动州级公路的修建。

第五部分：“再一次成了旧金山的代言人”纯粹美国式的故事

所有的美国人都有理由为巴林兄弟银行感到悲伤，因为这家公司，从其诞生之初，就是美国的朋友。巴巴里海盗经营着历史上最大的保护费交易，为了保护本国的货船，美国政府做了一笔划算的交易，通过巴林银行向巴巴里海盗行贿，而这个不畏艰难险阻、吃尽苦头的中间人和美国政府的合作也由此拉开序幕。巴林银行对于美国的利益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它为美国所购买的步枪和大炮提供担保，为美国购买路易斯安那州的交易提供担保，但突然之间，巴林公司消失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丢失了一个活样本，而美国也丢失了一个老朋友。
19世纪60和70年代的自由民储蓄银行，由于美国国会未考虑其中蕴藏的风险，却按照法案允许的条件扩大了投资，这个体系最终崩溃了，也付出了极高昂的代价。
美洲银行是一个纯粹美国式的故事，它的创始人是一个意大利移民奇奥里阿尼，在1906年旧金山地震和1907年金融“地震”中的明智反应使他声望日隆，而他也抓住了这个机会，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他的银行飞速发展，在20世纪20年代末，已成为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
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在人们所熟知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上，是否是政治胜过了原则，但无疑事后的结果表明，事实的确如此，通过保持对竞争的限制，它极大地削弱了最强的银行的能力，而保护了市场中最弱的银行。
在20世纪的前50年，格拉斯对银行法的编写有着最重要的影响。在他的余生中，他对被人称为“联邦储备体系之父”备感骄傲。斯蒂格尔则更像一个立法技工而不是一个经济学思想家，他提议进行存款保险，此提议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包括美国银行家联合会、格拉斯以及罗斯福总统本人。罗斯福个人虽然反对存款保险制度，但是从普遍的公众舆论来看，他的政治角色却告诉他应该同意这个制度。存款保险制度直接导致了存款银行与投资银行的分离，美国银行界最有名的名字J·P·摩根公司也不得不按新政策分离出摩根·斯坦利公司。

第五部分：“再一次成了旧金山的代言人”我们曾经指望过它们(1)

当某一个经济机构消失的时候，即使是最热心信奉资本主义的人，也不会为此叹息，除非他们因为它的消失而遭受了个人损失。
毕竟，就算那个机构消失了，当事人还都在。而且，如果资本资产现在被人接管的话，那么，这些资本资产也还都在。真正损失的只是律师们所作的那些资料，以及用于控制将各个部分组合成一个整体的公司协议或合伙人协议。确实，资本主义核心的一个奇迹就是：如何使整体总是大于部分之和。
但是，巴林银行却不一样。旧式的资本主义机构，就像老一代人一样，如果不能顺应不停变化的经济，就只会慢慢地消失。但是，巴林银行却没有经过如此漫长的消失过程。自1762年以来，即在詹姆斯·瓦特完善蒸汽机之前7年（蒸汽机引发了工业革命），它就一直非常成功地适应时代的变化。当工业革命推进到被人注意的时候，也就是这个词进入英文用语的时候，巴林银行已经86岁了，而且比以前还更加兴旺发达。
它持续地兴旺着—只是在1890年时遭受过一次严重的打击—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95年，在它233岁高龄的时候，它几乎是遭受了一次谋杀。
当然，历史学家有一个缺点，就是如果对于神圣的事物不能给出解释，那么，最好的理由就是：他们本来就是神圣的。但是，有另外一个理由可能会使所有的美国人为巴林兄弟银行悲伤。这个公司，从其最早的时候起，就是美国的朋友，那时，大部分英国公司都把这个国家视作处于叛国者的老巢和香蕉共和国之间的某一种东西。
那么，这是一个多大的朋友呢?只要我们想一想，如果没有它，我们可能在技术上就不能从拿破仑·波拿巴手里买下路易斯安那。我们是从巴林兄弟银行那里买下来的。
巴林家族的始祖在德国。在18世纪早期，他们所经营的木材生意将他们家带到了英格兰西部的埃克塞特。在那里，这个家族迅速地发达起来，很快就跻身于贵族行列，这时，这个家族企业进入了一个新兴的行业，这就是英国人所称的商业银行，而美国称之为投资银行。
粗略地讲，投资银行是一个批发银行。它们不与私人打交道（当然，除非这个私人是特别特别地有钱）。然而，在一开始，他们为外国商人用寄售方式处理货物，也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进行交易。
当他们的贷款业务扩张了之后，商业银行就慢慢地脱离了实际的商品买卖及背后的商品处理，而集中于金融方面。政府与企业同样开始利用商业银行来借贷长期资金，并请商业银行作为代理商在货币市场上出售债券，债券是从伦敦、阿姆斯特丹、法兰克福以及其他地方兴起的。
就是在美国革命之前，尽管巴林银行当时才开张不久，它在美国市场上却很活跃。这13个殖民地，成了英国服装的主要市场，巴林银行对这项交易进行金融支持，而且还参与到这个交易中。
在美国革命后，罗伯特·莫里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政治家和财政专家）与州参议员威廉·宾厄姆，这两个杰出的费城金融家，与其他人一起，很快与巴林银行重新建立起关系，巴林银行主动接受了他们的建议，这与其他许多的英国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是不同的。亚历山大·巴林，是巴林银行的主要合伙人，弗朗西斯·巴林爵士的儿子，与宾厄姆的女儿结了婚。
但是，在美国革命之后，当新成立的美国经济深陷于萧条及金融混乱之中时，经营盈利性企业的可能性是很有限的。只有在美国宪法颁布了之后，而且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将联邦政府建立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上之后，大西洋交易在18世纪90年代才开始腾飞起来。
正是在与巴巴里海盗的交易中，巴林银行才第一次真正地为美国政府提供了服务。巴巴里海盗经营着历史上最大的保护费交易。他们的船只经常攻击地中海里的商船，当然，除非这些商船缴了适当的免受攻击保护费。

第五部分：“再一次成了旧金山的代言人”我们曾经指望过它们(2)

自18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英格兰就深陷于与革命法国的战争之中，它发现支付给海盗保护费还是比较便宜的，因为如果要动用海军对突尼斯、阿尔及尔以及的黎波里的坚固港口进行打击，代价要大得多。在1795年时，美国政府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问题是怎样支付给他们。
不用说，海盗是不会接受欠条的，而这是美国当时惟一能提供的东西了。要将借据转化为海盗愿意接受的东西，美国财政部就需要一个银行家。它找到了巴林银行，以美国债券的形式支付了80万美元。与世界上所有的财政部工作人员一样，他们指示巴林银行将这些债券在伦敦市场上卖出，而不能使美国证券的市场萧条，而且，还要极其迅速地完成这一工作。然后，再将所获得的收入，以银条的形式，运送给戴维·霍姆弗雷斯，当时他担任里斯本的美国大使，将由他向海盗行贿。
巴林不得不克服无穷多的困难，来执行这些相互矛盾的指令，而且，它还经常不能等华盛顿的进一步的指示，从而要承担自作主张的风险。但是，当工作完成之时，鲁弗斯·金，当时任驻伦敦的美国大使，写信给弗朗西斯·巴林，祝贺他“不墨守成规地以娴熟的方式，帮助了霍姆弗雷斯上校完成这一艰难的工作。我已经写信给财政部长了……我确信，美国政府将对你在这一项交易中所提供的服务非常满意”。
与此同时，巴林银行还要为美国所购买的步枪和大炮提供担保，以在与法国之间的日益加剧的“准战争状态”中起帮助作用。为此，它总共运送了将近1万支步枪和330门大炮，提供了4.5万英镑的资金—这在18世纪末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但是，正是因为它在购买路易斯安那州的交易中提供了担保，使得巴林银行对于美国的利益几乎是不可或缺的。路易斯安那，对1801年上台的托马斯·杰斐逊政府来说，既具有地理政治上的意义，也具有国内政治问题上的意义。地理上属于阿巴拉契亚山脉横断的美国西部，在19世纪初，这个地区迅速发展起来，而且，杰斐逊的政治支持力量也大多来源于此地。但是，这里的居民，却为山脉所阻隔，只能依赖于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才能到达东部地区，然后再进入国际市场。
当时，密西西比河构成了美国的西部边界，而新奥尔良和河口都在西班牙人手里。幸运的是，当时的西班牙只是在名义上还有一点威力，根本不能对美国的利益构成严重的威胁。它允许美国在新奥尔良建造仓库，在那儿可以转运，而不必向西班牙人支付关税。
然而，更具野心的拿破仑·波拿巴却在1800年的圣伊尔德丰索秘密条约中，逼迫西班牙将路易斯安那割让给法国。当然，这一个割地新闻很快就泄露出来，而杰斐逊对于法国人将在他的后门口部署军队深感惊恐。英国雄狮静静地吼叫着，说它愿意帮助美国征服路易斯安那，然后在与法国达成和平协议之时，将路易斯安那州移交给美国。但是，不用说的是，杰斐逊既不愿意英国军队来，也不愿意法国军队来。他要将密西西比东岸的所有部分，一直到墨西哥湾，都买下来，他派出了詹姆士·门罗去帮助美国驻法大使罗伯特·利文斯顿与法国谈判。
拿破仑很快就认识到他不能保证路易斯安那不受到英国人的攻击。而且，因为他总是在为金钱发愁，所以，他提出将整块土地都出售给美国。那时候，并没有人知道准确的边界，所以，在谈到价格为1 500万美元时，没有人怀疑这个交易有什么古怪。但是，就如纽约的前任市长有一次所说的那样，“用两头大象换一个夸脱，也是交易—如果你需要大象，而他又想要一夸脱的话”。
联邦制拥护者却认为，这两个情况的答案都不对。“我们要给的钱，对我们来说，是很少的；而土地，我们已经很多了。”波士顿的《哥伦比亚百年纪念》报怨说。而且，这笔金钱，尽管用单位土地面积来计算是很小的，但是，从绝对值上来讲，却是很大的。今天，美国政府每5分钟的开支就是1 500万美元。但是，在1803年时，它一年的总开支却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多一点，为785万美元。
美国政府再次需要一个银行家，而且这个银行家还要有很多的资源。当然有这么一家，这就是巴林银行。亚历山大·巴林与门罗及利文斯顿一道参与了与法国的全程谈判，最起码，根据他父亲的说法，他主要负责获得一个尽可能低的价格。即使对于巴林银行来说，这也需要大笔的资本保证。“我们所有的人，都对美国账户的数额感到战战兢兢，”弗朗西斯·巴林承认说，于是他将巴林银行的部分限制为60%。亨利·霍普银行，这是另外的一个大型商业银行，承担了其余的40%。
在最后签订协议时，拿破仑相信巴林银行的货币，而不相信美国货币，他将路易斯安那卖给了巴林银行和霍普银行，价值为5.2亿法郎，第一个月支付6 000万法郎，以后每个月支付2 000万法郎。然后，巴林银行将其名义移交给美国，获得了1 125万美元的债券，利息为6%（另外的375万美元是由美国对法国的私人所有权支付的）。
没有人知道，几年后，法国的外交部长悔恨交加地认识到“在欧洲，有六大强国：英国、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和巴林兄弟俩”。
而今，突然之间，巴林银行消失了。确实，另一个后起的公司接管了它，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丢失了一个活样本，而美国也丢失了一个老朋友。

第五部分：“再一次成了旧金山的代言人”自由民的银行(1)

这是一个银行体系。使自由民银行成为可能的法案，在几乎没有任何争议的情况下，就在国会轻轻松松地通过了，而且，经济现实也未对此有任何的注意。很多高级官员很少知道或者是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银行体系的特殊性质。这个法案不止一处不完善，而且还犯了低级的错误。当这个体系不成功时，国会却按照该法案允许的条件扩大了投资，而未考虑其中的风险。这个体系最终崩溃了，也付出了极高昂的代价。
不，我不是说20世纪80年代时的存贷款业。我说的是19世纪60时代和70年代的自由民储蓄信贷公司。但是，如果阅读一下卡尔·R·奥斯肖斯描写这一段悲惨历史的名著《自由民，慈善事业和欺骗》，我们就会在历史的长河中看到似曾相识的一幕。
当国内战争结束后，联邦算是保住了，但是，遭受灾难的南方，却到处都是社会和经济的混乱。解放了的黑人比其他人更加感受到这种混乱所带来的影响。现在，他们是自由了，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自由只是“一无所有的代名词”。他们又将如何谋生呢?以前做奴隶的这些人本来就没有财产，而且，毫不奇怪的是，就算他们可以得到工资收入，他们也不愿意在原有体制的群体劳动中工作。而且，地主也因为战争而没有了流动资产，常常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用现金来支付工资。这样，在以后的10年中，产生了适应新现实的佃农体系，允许土地与劳动进行实物交易。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多黑人，当年在做奴隶时没有看到过钱是什么样子，现在，口袋里也有些钱了。数十万的黑人加入了联邦军队，他们不仅有固定工资，而且，加入时还有奖金（确实，他们所得到的工资与白人士兵所得到的工资相比，是非常低的）。很多人，受过教育的黑人和白人一样，都害怕这些士兵辛苦得到的津贴，会被营妓和其他的经常围着军队转的那些来历不明的人所诈取。因此，就需要为这些人赶快设计一个安全的地方，让他们可以把钱存在那儿。
1865年1月27日，约翰·W·艾尔伍德牧师，他是公理教会的牧师，而且还是一个热心的废奴主义者，但是，他不是银行家，他邀请了22位有名望的纽约市民来开会，讨论建立一个永久性的银行机构，服务于自由民。这些人中包括一些全国的知名人士，如彼德·库珀和威廉·卡伦·布赖恩，他们决定立即开始行动，于是将艾尔伍德送到了华盛顿，向国会申请一个银行营业执照。
在马萨诸塞州的废奴主义者查尔斯·萨姆纳的推动下，这个议案于1865年3月2日递交到了参议院，这时国会正处于闭会的时期。萨姆纳的议案，用一个持反对意见的参议员的话来说，就是“给这些人开了一张流动委任书，他们可以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建造一个存款银行”。萨姆纳很快就同意将银行的营业执照限定在哥伦比亚区，这样，这个议案就在参议院通过了。
当天晚上，在白宫里，通过了一个修正案，在法人名单中加上了首席法官塞尔蒙·P·蔡斯，他的存在将确保美国政府可以对这个项目进行最严密的关注。但是，在最后几天混乱的会议中，参议院和白宫的修正案在一片慌乱中给遗忘了，这个议案就变成了一条法律，而且还与萨姆纳一开始提交的议案一模一样。约翰·艾尔伍德，除了良好的意愿之外，并未获得委任状，却担任了这个银行的总裁。
因为限制银行在华盛顿特区营业的修正案在登记的时候意外地遗失了，而且，因为愿意存款的人广泛地分布在南方及边境地区，所以，自老美国第二银行（老美国第二银行在1836年时为安德鲁·杰克逊所废弃）之后，自由民银行很快就成了在其他州开设分行的第一家银行。到19世纪70年代之时，这个银行在6个州以上的地区开设了38个分行，其中包括哥伦比亚特区。
但是，尽管这个银行分布非常广泛，它却没有盈利。在形式上，新的自由民储蓄信贷银行只是一个简单的互助储蓄银行。它为储户所有，他们的存款可以投资于美国财政部的债券。但是，因为没有捐赠的初始资本，所以，银行就不得不在存款之外进行完全的融资。这样，就使从存款中获取收益以支付融资利息变得非常困难。
而且，分行虽然很多，却很小，有的小得可怜，以致不可能盈利。还有，因为银行的初始目的是为美国最穷的阶层提供服务，所以，个人账户同样也是很小。但是，银行业务的一个不幸的现实就是：每一个账户，无论大小，其服务成本基本是一样的。结果就是，自由民银行的费用是异常地高。

第五部分：“再一次成了旧金山的代言人”自由民的银行(2)

那个时候的判断标准是银行的费用支出不能高于存款的0.5%。然而，自由民银行，因为存在很多分行，而且账户都很小，所以，它的费用支出高达存款的5%。又因为自由民银行的营业执照中规定它只能投资于国库券，而当时国库券的利息率为6%，如果再派发红利，那么，银行几乎就什么也不剩了。寻找新的更能盈利的投资，这一压力从未消失过。
自由民银行还具有另外两个严重的缺陷。第一个就是，因为它的费用支出相对于存款来说，是相当高的，所以，它就不能支付竞争性银行的工资。结果就是，它雇佣了很多缺少记账技能的甚至根本就不会记账的好心人。
另一个缺陷就是银行的高层管理。理论上讲，自由民银行是由50个托管人所管理的。它一开始开出的名单，都是当时美国商业界的名流。但是，就在其成立的同时，这个委员会中最有名望的7个人就立即辞职了。显然，他们的名字只是被当做橱窗里的衣服一样用来向国会展示，从这些人那里并未得到为银行服务的承诺。
实际上，银行的理事委员会从未对银行及其高级职员的行为进行严格的监视。威廉·卡伦·布赖恩和其他的几个人，从未参加过一次理事会会议。那些经常参加会议的人，也只是在银行高级职员放在他面前的东西上盖个章。到1870年时，自由民银行的权力实际上已经集中在这些高级职员和三人财务委员会的手中，而且，还没有人来监管他们的所作作为。从美国银行业的历史来看，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当少数具有私心的人掌握了其他人的大笔金钱，而且还知道没有人来监管他们，这时灾难就降临了。
银行的高级职员开始游说国会，要求改变其营业执照。很快，一项允许自由民银行从事房地产投资的议案在白宫无争议地通过—而房地产却是最无流动性的行业，因此，本质上也是最为麻烦的投资方式。
在参议院，只有两名参议员投了反对票，反对自由民银行将储户的本就很少的钱用于如此风险的行业。令人注目的是，其中有一个就是西蒙·卡梅伦，他是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的党魁，而且，他还在银行业中赚了很多钱。“相信我，”他警告说，“你们允许他们将钱……用在房地产之时，就是这个机构降低信用、降低稳定性之时。”
但是，参议院没有听从卡梅伦的忠告。他们更愿意听查尔斯·萨姆纳的话，可是萨姆纳从不清楚，为了一个美好的事业，应该等待现实条件的实现。银行被允许向房地产业借款，条件是抵押物的价值要两倍于贷款数额。当然，无论在那时还是在今天，房地产的价值总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东西，而且，波动非常厉害。
因为营业执照有了新的修正，自由民银行就以惊人的速度变得非常具有投机性。它开始将它的“存款准备金”，即应该持有在手中以满足取款要求的钱，投向了问题债券，如铁路债券，在那个时候，这些都是垃圾债券。实际上，提出这一方案的委托人，就是铁路公司的主管，他们立即从自由民银行借到了17.5万美元。
分行也开始向外借贷，而不必从华盛顿的总部得到授权。很多贷款都是不动脑筋的，而其他的贷款则是违法的。有一个司库，他只是一个小雇员而不是银行家，竟然无视他在自由民银行里所从事的工作性质，向他的女婿贷出6 000美元，以掩盖其作为县征税员所犯下的不法行为。
本身的不完备，加上投机性以及欺诈行为，加速了自由民银行末日的到来。安森·斯佩里，从最早的时候，就在银行里工作，而且，他也真正想帮助这些自由民。但是，作为银行的检查员（即要他检查每一个分行的账簿），却是相当不合格的。“我应该知道更多，但是，我却没有多少积极性。”他在银行破产后承认说。他在银行的很多账本的余额表上签了字，写的是“正确，E&OE”。一个迷惑的国会检查员在银行破产后问他E&OE是什么意思，他说E&OE是指“如果没有错误和遗漏的话”。这就像证明说：除非某艘船在船体上有洞，否则这艘船是适合航海的。
1873年恐慌时，储户们拥向银行去取钱，这对于银行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银行将它手中的政府债券资产组合实现，就如同当场发动了一场风暴，可是它现在想变革其做法也是太晚了。具有良好愿望但又不称职的约翰·艾尔伍德下了台，取而代之的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人们希望这个伟大的人可以使黑人储户们重新树立信心。
但是，货币审计员很快就报告说银行的亏损约为21.8万美元。可是银行的总资产（很多还是问题资产）只有300万美元，这个亏损可不是一个小数字，恐慌性的挤兑又开始了。道格拉斯在接任总裁之前被人误导了，他马上就认识到：这家银行根本就没有希望，于是，在1874年7月2日，银行关门了。当很多贷款被证明无法收回时，储户们就再也没有看到他们辛苦挣来的钱，连一分钱的影子都没看到。黑人社区由于这一崩溃而导致的苦涩，在几十年后还久久不能散去。
引用桑塔亚那（美国哲学家和作家）的那一句正确的话：“进步并非仅仅存在于变化中，它还来自于吸取以前的教训……那些不能记住过去的人，一定会自食其果。”自由民银行以及存贷款灾难，可能是我所知道的这类事情的最好例证了。

第五部分：“再一次成了旧金山的代言人”人民银行家(1)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和20世纪中期的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们都预言：未来的美国经济将为相对较少的几个巨头公司所控制，华尔街很快就给这些公司取了个绰号“一流的五十位”。加尔布雷斯乐观地认为，这些公司必须处于政府严密的监管之下，以防止它们滥用其准垄断的权利。所以，上一次席卷美国经济的并购浪潮，就是将经济权力集中到越来越少的几个公司手中。真是这样吗?
不是的。加尔布雷斯教授的那个透明的水晶球—这在经济学家是常常会发生的事—被证明还是有一点模糊的。在1967年时，非金融业的前200家公司持有美国商业资产的44%，它们来自建筑业、机械业和地产业。到1988年时，它们只持有32%，而且，自此之后的几年中，这一数字还在持续下降。
当然，原因就是：经济发展的速度比最大公司的并购速度要快得多。而且，新兴的公司，一般也是所有行业中增长速度最快的公司，就像雨后春笋一般地出现了。毕竟，在1967年时，英特尔和微软都还不存在，而今，它们却作为垄断者被联邦政府起诉了。
但是，这一现象中的一个例外就是银行业。在1921年时，美洲银行达到了其最高峰，其时，美国的银行数目不少于约2.98万家。而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一数字下降了20%，原因就在于汽车业的发展和农业的萧条，使得美国乡村开始转型，而且，到1930年时，美国的银行数量已经下降到约2.43万家。
然后，大萧条的大决战开始了。可能没有什么事可以比美国照常开门营业的银行数量这个数据更能清楚地说明美国经济已经滑到了经济的边缘了。在1931年时，银行数目是22 242家，1932年是19 317家，在1933年时，只有14 771家银行还在开门营业。在这些可怕的年份里，银行资产减少了三分之一。
但是，这一数字后来却稳定了下来。在1933年时，有14 771家，而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也就是在1980年时，银行数量为14 435家（当然，在那些年里，银行资产却是巨幅地增加了，从510亿元增加到1.9万亿元）。然后，银行数量又出现了滑坡，在1990年时，只有12 343家。到1998年时，只有8 774家。同时，银行资产剧增到5.4万亿元。
确实，美国银行资产的增长数还是多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增长数的总和。但是，这是人为造成的结果，而不是经济的结果，这是历史的原因所造成的，是因为托马斯·杰斐逊总统及其继承人对银行所持有的深深的恐惧所造成的。与其他工业公司不同，美国自很早的时候起，州政府的管制方法就对银行的增加及并购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很多州限制开设分行，有些州，如伊利诺伊州，完全禁止开设分行。当1863年开始特许设立国民银行时，也面临着同样的限制，与由州政府所特许设立的银行一样，也受到了开设分行的限制，而后，州际开设分行是违法行为。
渐渐地，纯粹是由于经济发展的必要性所造成的压力，这些限制也就给去除了。现在，银行发现自己面临着与共同基金和代理公司在银行服务上的竞争，如支票账户和普通家庭储蓄存款等方面。同时，计算机的发展和日益增加的旅游，使得对分行及州际银行的限制都显得相当过时了。
就在前几年，即使是巨头银行，如蔡斯曼哈顿银行与化学银行，也允许它们合并了。在1998年时，这种合并的趋势甚至还有所加剧。大部分著名的并购，如国民银行，是由夏洛特银行和北卡罗来纳州银行合并而来的；而美洲银行，则合并了旧金山银行。它们都曾在一时之间做过最大的美国银行集团。
美洲银行是一个纯粹美国式的故事。美国的银行家，从传统上来说，都有一个英国移民式的名字，如皮博迪、摩根和斯提尔曼之类。但是，美洲银行是由一个叫奇奥里阿尼的人创办的。
1870年时，阿玛蒂亚·彼德·奇奥里阿尼生于加利福尼亚的圣何塞。他的父亲路易奇是从意大利移民到加利福尼亚的，当时他受到了淘金潮号角的召唤，可是当他在1860年赶到那里的时候，黄金已经被采光了。他又开始做旅店生意，然后再买了40英亩的商品蔬菜农场。但是，悲剧发生了，一位不满的农业工人谋杀了他，起因只是两个人在2美元的工资上发生了争执。
奇奥里阿尼的母亲，英雄般地独立支撑着这个家庭好几年，然后与洛伦佐·斯卡蒂那结了婚，斯卡蒂那是一个自营卡车驾驶员，他为当地农民和旧金山滨水地区的批发市场运输产品。斯卡蒂那证明自己不具有做农民的天分，而他的妻子建议他尝试到一个批发公司做一个代办员。
后来，这被证明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因为，斯卡蒂那具有作为一个优秀经纪人的天才，对市场的走向具有正确的感觉，而后，还具有快速决策的能力。他的收入很快就变成了每月250美元，在那个时候，这是一个相当舒服的中产阶级的收入了。他妻子又敦促他索取更多的工资，当公司拒绝之后，斯卡蒂那就辞了职，然后，自己开始做生意。就在开张后的第一个月底，他就获得了1 500美元的利润，在19世纪80年代，这可是一大笔钱。
奇奥里阿尼在八年级毕业之后，就决定离开学校，开始为他的继父工作。在那个滨水地区开展古老的代办生意，难度虽然很大，却也令人受益匪浅，在很久之后，他回忆说：“我在那儿努力学习，我想，我学会了很快将人们分门别类。”
事情很快就表明了他同样也是一个优秀的经纪人。在1887年夏天，当时他只有17岁，奇奥里阿尼确信秋天的时候，梨的供应会短缺。他是怎么知道的，历史没有记载，但是，在向萨克拉曼多山谷收购时，他说服他继父，让他相信了自己。于是，他在那儿买下了所有的可以得到的梨，以用于未来的销售。这是一个巨大的赌博，但是，他却赌对了，当秋天逼近的时候，梨的价格是一路攀升，这一年单单在梨上面，这个公司就获得了5万美元的净利。

第五部分：“再一次成了旧金山的代言人”人民银行家(2)

奇奥里阿尼自然很快就开始主管萨克拉曼多山谷收购的全部项目了。而且，他很快也显示了他具备成功的必要条件，即艰苦工作的能力。“我常常带着一块面包和一块大的意大利干酪作为中饭和晚饭，”他说，“我从未想过去人们用餐的地方吃饭。因为那样将意味着时间的严重浪费。”
奇奥里阿尼很快就证明了自己是不可或缺的。在1889年时，他的继父给了他三分之一的利润，而两年之后，就变为了二分之一。在1892年时，他与卡诺林娜·古内奥结了婚，她是一位意大利移民的女儿，她们家在房地产营业上赚了钱。到20世纪之初时，用当时的标准来看，奇奥里阿尼已是一个富人了。他在投资上的收益是每个月250美元，还要再加上他继父公司所给的另一半利润。奇奥里阿尼认为这已是足够了。“我并没有想成为富人，”他说，“没有人可以真正拥有财富，而金钱才会支配人。”他将他在家族企业里所拥有的另一半收益权卖给了一群工人，价格是10万美元，在31岁时，他退出了企业。
但是，第二年，他的岳父没有立下遗嘱就去世了，而且这个家庭要求奇奥里阿尼来处理财产，总值为50万美元。奇奥里阿尼接替了他岳父在哥伦布存贷款协会管理委员会的位子，这是一家位于旧金山小意大利的北海的小银行。奇奥里阿尼很快就注意到：有一个竞争者，名叫意大利—美洲银行，通过吸引小型贷款者而迅速地扩张着。
当董事委员会拒绝从事这一业务时—那时，只有很少的几家银行才认为值得做这种事—他就与其他的5名董事一起辞了职。他们还有其他的几名董事，包括奇奥里阿尼的继父，于1904年创办了意大利银行，是由一家酒吧间改建的，总资本为30万美元。
从一开始，意大利银行的性质就是今天所说的全面服务银行，提供储蓄和商业支票，同时还鼓励小额的贷款，最小可达25美元。奇奥里阿尼认识到，如果他想扩大其贷款业务，就必须扩大存款。为了做到这一点，他走遍了北海的每一条街道，与新来的意大利移民用流利的意大利语闲谈，而且，说服他们把那些小额的储蓄从枕头下拿出来存到银行里去。这一招很有效。在1904年12月，贷款达到了17.84万美元，而存款达到了134 413美元，一年后，这两个数字分别是883 522美元和703 024美元。
存款与贷款的迅速扩张，一直延续到1906年4月18日的凌晨，当时，奇奥里阿尼正在他的圣马特奥乡下的房子里睡觉，突然被旧金山地震从床上给掀了下来。确信家人平安无事之后（他妻子正准备生第八个孩子），奇奥里阿尼就向旧金山出发了，当时，他只能步行去那里（这是惟一的交通方法），整整走了17英里路。他发现整个城市处于一片废墟和大火之中，而大火将使很多在地震中幸存下来的人再次失去生命。他对自己的银行几乎不抱任何希望了，但是却高兴地发现它基本上完好无损。
然而，大火很快就向银行方向烧来。“我想，”奇奥里阿尼说道，“我们大概只有两个小时离开这里。”他想办法征用了两辆四轮马车，将银行的家具、记录和最重要的金钱，都装到了上面。他知道如果强盗们发现四轮马车上装的是什么东西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无比开心的，所以，他将几筐橘子装在马车的顶部，从而安全地回到了圣马特奥，尽管那些钱在以后的好几周里都能闻到橘子的味道。
第二天，奇奥里阿尼回来时发现他的银行已经是一片烧焦了的废墟，实际上，这与北海的情况是一样的，在北海，4 000座建筑物只有不到300座幸存了下来。同样，处于旧金山的银行业也处在了废墟之中。市长宣布银行界放假，许多银行家期望这个假期可以长达几星期。但是，意大利银行几乎是立即开张了，提供重建贷款。奇奥里阿尼本能地认识到象征主义的巨大力量，他在《旧金山新闻》上登了个启示，在华盛顿街码头边的人行道上放了一张桌子，旁边放了一袋闪闪发光的金币，挂了个牌子，说明这就是意大利银行的临时住处。
但是，对于地震，奇奥里阿尼只是在事后进行聪明的反应，而对于一年后的席卷美国的被称为“1907恐慌”的金融地震，奇奥里阿尼却是在事前就有所准备了。预期到这个恐慌的到来，奇奥里阿尼不动声色地储藏了金币，而当危机到来的时候，他向世人宣布了他已做好了准备，他能够以金币的形式向任何想取回存款的人支付。他将整袋整袋的金币放在出纳窗口的后面，让每一个人都能看到，当然，结果就是几乎没有人取回他们的存款。“奇奥里阿尼先生和他的意大利银行，”在《旧金山新闻》报道说，“再一次成了旧金山的代言人。”
在1909年时，与其他城市一起，加利福尼亚采用了一条法律，这是由伍德罗·威尔逊推动的，即，只要州银行监管部门认为该银行是出于公众利益，即允许它在州内开设分行。因为奇奥里阿尼拥有用金钱也买不来的在地震和金融恐慌中所获得的声誉，在利用这个机会来创建一个金融帝国这个问题上，任何人都比不过他。而且，他也抓住了这个机会。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意大利银行在整个加利福尼亚拥有24家分行，在资产上，它在这个州名列第四。到20世纪20年代末，他将名字改为美洲银行，它是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
奇奥里阿尼在20世纪20年代时从日常管理工作中退了下来，但是，当新的管理层想在大萧条之初卖掉几家分行时，他在1932年发动了一场代理人大战以重新获得对银行的控制权，而且，也实现了这一目标。在他的主持下，他再一次引导着所钟爱的银行度过了1933年3月的银行危机，毫发未损而且还没有缩小其业务范围。实际上，这又是一次扩张，其资产在以后的6年中翻了一倍。
当奇奥里阿尼在1947年去世时，与他在31岁“退休”时所表达的意思完全一致的是，他没有留下巨额的财富，大约只有50万美元，这无悖于他当时的信念。而在他身后留下的是那个时代也是以后许多年中的最大的银行，这个银行就是在一度很极端的观念上成长起来的，这个观念就是向一般的市民提供银行服务。

第五部分：“再一次成了旧金山的代言人”政治家与银行家(1)

民主常常是一个缓慢的进程，总是有一些混乱。在这一进程中，好的政治最终战胜好的原则，这一点并不罕见。
譬如，在1999年12月12日，星期五，克林顿总统签署银行法。该法案允许银行、保险公司和经纪人公司可以在州水平上更自由地进行竞争，可以相互合并以组成更大的金融联合企业。在以后的10年中，处于困境的银行很有可能会被美林公司或艾德纳公司或蔡斯曼哈顿公司所合并。可能的情况是，一个家庭将在一张月度借贷表上列出其现金存款、投资、人寿保险及其他货币资产等所有情况。而且，这一张借贷表将会通过互联网而不是邮局送到大家手里。
为了实现现在这个新的金融秩序，可能花了好几十年的时间，而且，在其通过之前，在华盛顿的楼板上洒满了鲜血。实际上，自深陷大萧条之时对银行法进行巨大改变以来，这个希望可以对银行法进行重大改动的法案最起码是第十二次被严肃地提出了，但是，这是能送到总统办公桌上的惟一一次。
如果你好好想想这件事，就知道这是一个纪念碑，用于纪念那些在民主体制中维持现状力量的死去。长期以来，大的城市银行和经纪人公司，都在推进变革，而小的国家银行和中小金融联合会自然很愿意生活在被保护的当地市场之中。保险公司，常常与大银行和经纪人公司一样具有很强的实力，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大部分受到了州的管制（而且，它很舒服地愿意接受这种管制），同样也害怕变革。同时，尽管工业革命已经发生了200年了，托马斯·杰斐逊对银行和商业的痛恨，依然还在国会山的大厅里回响。
最终被取代的银行法，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它得名于两个主要的国会议员的名字，这个法案同样也是一个混乱过程的产物，但是，这一次，却进展得比较快。实际上，这个法案是在新政开始之初的所谓百日计划中所通过的许多法案中的最后一个法案。
而且，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在这个新的银行法上，是不是政治胜过了原则，无疑地，在最后一点上，确实是如此的。通过保持对竞争的限制，它极大地削弱了最强的银行的能力，而保护了市场中最弱的银行。
活到今天的人，可能还不算老，所以，他们也不知道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之前的美国银行体系是个什么样子。那时，既有许多有实力的大银行，包括J·P·摩根公司（可以论证它是曾经存在的银行中最有实力的银行），同时还有很多只有一个小分行的小银行，它们位于一些小镇上。在1921年时，美国的银行数目不少于29 788家，这个数字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银行数目加起来还要多。
但是，这些独立营业部的银行，本身就是很弱的银行。在20世纪20年代，当表面的繁荣出现在城市的时候，这些小银行却以每年550家的速度在破产。当大萧条冲击到来之时，破产的速度更可怕地加快了。在1930年，破产的银行为1 300家，1931年为2 000家，在1932年—是可怕的5 700家—占整个银行数量的20%以上。随着每一家银行的破产，也就有数百个或上千个家庭的希望和保障破灭了，大萧条的恐慌，在这块土地上更加强了。
同时，华尔街的大银行，因为它在20世纪20年代中，已经获利十分丰厚了，所以尽管大萧条出现，其财务状况依然良好，但是，却由于在繁荣时期的不道德行为被揭露出来而使自己的名声受到了玷污。当时所有的舆论都极端地不利于它们。他们对立法的影响力因此而受到了很大的削弱。随着新政的到来，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开始举行听证会，用罗斯福的原话来说，要调查“糟糕的银行业的所有枝节”。这个委员会的法律顾问费迪南·佩科罗，开始兴趣盎然地开展这项工作，最起码对大银行是很有兴趣的。

第五部分：“再一次成了旧金山的代言人”政治家与银行家(2)

他所发现的东西一次又一次地得到表扬。下面的案例只是无数案例中的一个。他揭露了阿尔伯特·威金，这个人在20世纪20年代是蔡斯国民银行（这是今天的蔡斯曼哈顿银行的前身）的总裁，在59个以上的公司委员会中任职。在1929年的夏天，威金感觉到崩溃即将到来，于是将蔡斯国民银行的股票减持到4.2万股。这在当时是完全合法的，但是，这却将自己的收益建立在其他的股东身上，这些人每年给他总额为27.5万的美元来照看他们的资产。更糟糕的是，威金为了减持股票而进行了融资，于是从……蔡斯国民银行举借了大笔贷款。
因为很多小型的乡村银行依然还深陷于财务混乱之中，而且，以货币为主业的银行也深深地受到了佩科罗听证会的政治伤害，国会着手撰写一个新的银行法。以后几十年中的美国金融架构的主要结构，大部分是由以下的三个人来决定的。
罗斯福总统，他是一个具有东方哲学家气质的人，对政治具有敏锐的直觉，但是，却没有多少意识形态和经济的观念。他对小镇上的银行家们没有多少作用，因为这些人大部分与国会和南方的共和党有着政治上的密切联系，总统倾向于建立一个国家银行体系，它可以有效地让这样的银行家以及那些财务上不力而政治上有力的银行破产。
弗吉尼亚的参议员卡特·格拉斯鼓吹有限政府（他反对大部分的新政），实际上是华尔街的亲密朋友。罗斯福在其就职之前，曾邀请格拉斯再次担任政府的财政部长（他在威尔逊总统期间担任过这一职务），格拉斯说他想带进摩根公司的两个合伙人，即拉塞尔·莱费因威尔和帕克·吉尔伯特。罗斯福不能接受。“我们不能与23号捆在一起，”他说。所谓23号，是指摩根银行在华尔街的地址。
格拉斯同样也支持建立一个国家银行体系，这个有力的机构要使国家度过艰难时光。在1902年时，他第一次入选到白宫，在白宫银行委员会里任职。当时，他对经济学和银行是一无所知，而且，后来犯下了一个令他终生引以为耻的错误—支持政客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然而，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学生，很快就成了国会里关于经济问题和银行问题的主要权威。在20世纪前50年内，他对银行法的编写有着最重要的影响。在1913年时，格拉斯作为白宫银行委员会的主席，负责联邦储备的立法工作。在他的余生中，他对被人称为“联邦储备体系之父”备感骄傲。
在1920年时，他在参议院的一个空缺职位上任职，他可以在这个职位上度过余生。但是，因为他与华尔街的亲密关系，即使是他也认识到1933年华尔街当时的声名。他说的那句俏皮话，就是用南方黑人的标准来看，也是反黑人的，他说：“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银行家想和白人妇女结婚，于是他们就对他施加了私刑。”
第三支主要的力量就是亨利·B·斯蒂格尔，他是富裕的医生的儿子，在从政之前，他在阿拉巴马州的奥扎克从事法律工作。1914年入选进国会，时年41岁。斯蒂格尔更像一个立法技工而不是一个经济学思想家。而后，他深深地关心如何保护人民的利益，想保护来自他家乡的银行家们，以及偏远地区的人民，像阿拉巴马的戴尔县。他的主要兴趣在于结束这场使小银行以及小银行所服务的小城镇濒临破产的挤兑现象。
他所建议的方法就是存款保险。这个观点是这样：如果银行破产，那么就要保证储户的存款没有风险，这样他们就不会蜂拥而至，在刚刚出现风传谣言的时候，就把自己的钱取出来，较弱的银行也就有时间来使其事务恢复秩序，而使运行良好的银行避免挤兑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
存款保险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包括美国银行家联合会、卡特·格拉斯以及罗斯福总统本人。银行家们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他们将不得不支付保险费用，而罗斯福之所以反对它，是因为这种保险存在“道德风险”。罗斯福认为：对存款保险，就是“向较差的银行付费，而向好银行收取罚金”。
罗斯福个人虽然反对存款保险制度，但是，从普遍的公众舆论来看，他的政治角色却告诉他应该同意这个制度。斯蒂格尔在如潮的支持信以及密歇根的共和党参议员亚瑟·范登堡的帮助下，使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成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在治理银行挤兑的问题上，他是正确的；自此之后，再没有出现一次严重的挤兑现象。但是，罗斯福关于道德风险的看法也是正确的。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范围的扩大和时间的延伸，存款保险制度是导致中小金融联合会崩溃的主要原因。
然而，存款保险的概念，除了道德风险之外，还导致了另一个问题。主要的银行常常既是存款银行，也是投资银行。换言之，他们既从事证券业务，也从事银行业务。而存款保险却是非常受欢迎的，没有人愿意给与银行相连的证券保险。
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将存款银行与投资银行分离开。大银行与之进行了全面的抵抗。摩根银行指出：早在1933年就通过的保险法案修正了20世纪20年代时投资银行的大部分不合理操作，如取消了向由自己保险的公司和国家的贷款。它同时还争辩说，从商业银行中分离出来，投资银行将成为非资本密集型的，因此，在经济困难的时候，将会更加脆弱。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
但是，没有人愿意听银行家的话，特别是大银行家的话，正如摩根的合伙人拉塞尔·莱费因威尔所解释的，“因为这世上存在那么多的饥锇和不幸，所以人们就自然去谴责银行家，并将心中的不满发泄到美国银行业的最有名的名字上。”
美国银行界的最有名的名字，就是J·P·摩根公司，它不得不按新政策分离出摩根·斯坦利公司。此后，摩根公司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摩根公司了。同时，分布于美国几千处地方的无数小型机构却存活了下来，这也使得美国银行体系一直是世界上最麻烦的问题，即使在美国经济达到新的高峰的时候，也是如此。

第六部分：“现在已经是底部的底部了 我应该怎么办呢”第一场大规模冲突

在美国革命时期，美国海军开始形成，这支海军几乎全是由武装的民船和改装的商船临时组建而成。1794年，随着欧洲战争的全面爆发，以及英美关系和法美关系的恶化，美国国会授权建造6艘大型驱逐舰，这6艘驱逐舰使美国海军第一次尝到了胜利的滋味。
战争就是银弹的战争，美国国内战争是工业化时代的第一场大规模冲突。实际上，它是19世纪最大的一场军事事件，交战双方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财政需求，不得不想出一些新办法来为战争融资，结果北方成功处理了如此巨大规模的开支，而南方却在应对这一需求上无所作为。
买方垄断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其理由与垄断相当相似：买方垄断不能进行真实价格的决定，而其拥有者总是会滥用权力。最大的买方垄断自然就是军队了。100年前，海军的实力标志是战舰（而不是核潜艇），政府在装甲钢板问题上与钢铁制造商争执了30年之久，其结果也说明了资本主义的最坏之处就在于其贪婪，而政府不能既是一个消费者又是一个生产者。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40年12月29日的一次炉边闲谈中，要求国家成为“民主的武器库”。可他在说这番话时，美国的整个武器库还是空空如也，军队只有30万人，装备非常过时，以至于乔治·马歇尔写信说美国军队的状况已经降到了“三流水平”。但是短短四年之后，美国的海军就比其他国家所有海军加起来还要多；空军主宰了全球的天空。美国之所以能实现如此惊人的工业成就，是由于它将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市场经济转化为中央计划经济，这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

第六部分：“现在已经是底部的底部了 我应该怎么办呢”美国军舰的政府拨款(1)

很多历史学家争论说，无论埃及的金字塔在国教中的功能如何，它还是政治上有用且行之有效的一项工程。在尼罗河泛滥的季节里，通过建筑金字塔来雇佣农民，使穷人获得收入，从而有助于保证当权者政治上的稳定性。如果真是这种情况的话（埃及学并不是我的研究领域），金字塔就不仅仅是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了，而且它还是最早的、为保证政府存续的政府拨款项目。
然而，不管这个概念的古义如何，这个名词的出现最起码要晚于金字塔4 500年。“猪肉桶”（pork barrel，原义为“猪肉桶”，后引申为“政府拨款”。）在1904年才第一次进入美国语言，当时共和党正处于上升期。考虑到这个用法是从南方传入的（它是指储存在桶中的大块的腌猪肉，会定期地向每一个从事耕种的农奴家庭发放），那么，这个名词极有可能是由民主党人创造出来的。30年之后，在新政时期，“皮绳”（boondoggle，引申义为“画蛇添足”）也引入到英语中，这显然是当时在野的共和党人为表达心中不满而创造出来的用语。
当然，从本质上来看，当选民无法得益时，政治家们才会使用这些用词。还有一些像“生死攸关的国家项目”，却是处于当权地位的政治家所乐于使用的词语。因此，这是分歧所在。最起码自政教合一时代结束之时起，每一个设计得很好的“生死攸关的国家项目”或“猪肉桶项目”，或者真正有用，或者表面看来如此。这也是那么多项目背后的真正动机不能被确定的原因，最起码在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前，是不能分辨清楚的。
更复杂的问题在于，很多项目一开始显然符合当时环境的要求，但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这些项目就成了真正的“猪肉桶”项目，而且无论环境如何变化，这些项目依然还要坚持到底。可以举一个很早的例子，这就是1812年战争之后的美国海军的“第一线作战军舰”项目。
之所以称之为“第一线作战军舰”，是因为它船体巨大，威力十足，足以站在战斗的第一线，可以与任一游弋的军舰决一雌雄。200年以来，它一直是海军的根本所在。
到18世纪时，标准的“第一线作战军舰”要配备74门炮，需要船务人员和战斗人员大约为700人左右。一些巨舰有四层甲板，配备100门炮。英国“胜利”号，是所有“第一线作战军舰”中最为著名的军舰，就是所谓的第一等级军舰中的一艘。当然，因为“第一线作战军舰”舰体最大，火力最强，所以建造成本和运行成本也是最高，特别是在由同样的军舰组成的舰队中，它们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美国革命时期，美国海军开始形成，当然，这个海军几乎全是由武装的民船和改装的商船临时组建成的。然而，美国海军还是造了一艘“第一线作战军舰”。这一艘“第一线作战军舰”叫“美国”号，1782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下水。时为约克镇围困后的第二年（因约克镇被围，战争就基本上算是结束了）。但是，对于几近崩溃的联邦政府而言，运行这艘“第一线作战军舰”，其费用实在是太高了，所以，联邦政府立即用它与法国海军进行了交换，换回的是一艘在波士顿的沉船，沉船是由于当地领航员能力不足所致。
实际上，在1785~1797年间，新成立的美国根本就没有什么海军。但是，在1794年，随着欧洲战争的全面爆发，以及英美关系和法美关系的恶化，美国国会授权建造6艘大型驱逐舰，这样美国海军就又一次诞生了，而且，自此之后，美国海军就再也没有消失过。大型驱逐舰的舰体要小于“第一线作战军舰”，却要优于笨拙的主力舰。起初，它们主要用于悬挂旗帜、攻击商船和海上侦察。
尽管在1799年，就为6艘“第一线作战军舰”的建造拨了款，而且也准备了所有的建造材料—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大树的尺寸要正好，而且还要注意树的形状—但是，这6舰“第一线作战军舰”却从未开工建造。倒是大型驱逐舰使得美国海军第一次尝到了荣耀的滋味。
尽管1812年战争的初期，美国大型驱逐舰取得了胜利，这也使得美国人举国欢腾，但这却丝毫没有动摇庞大的英国皇家海军的海上霸权。英国舰队封锁了美国港口，使得美国对外贸易陷于停滞。美国海军对此也是无能为力，因为它缺乏攻击“第一线作战军舰”的能力，唉，“第一线作战军舰”啊!
宣战后6个月，因为英国套在美国商业上的绳索不依不饶，越来越紧，所以美国国会授权建造4艘“第一线作战军舰”，材料就是以前准备用于建造“第一线作战军舰”的材料。但是，战争结束前，却无法完工，而且，用于安大略湖的那一艘“第一线作战军舰”根本就从未完工。
随着和平的恢复，美国国会决定海军需要一个“第一线作战军舰”舰队，以在未来的对英战争中保护自己的国家。当然，不能从规模上与英国皇家海军对抗，但是，适当地拥有这样一个舰队，就可以使英国的战争策略安排复杂化。而且，熟练的操作，以及本土作战的优势，这样的一支舰队就最起码也可以短暂地打破英国的封锁。
所以，1816年4月29日，美国国会授权促使9艘“第一线作战军舰”的建造，每一艘配备的武器不得少于74门炮”。所有的这9艘军舰最后都开工兴建了，从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造船厂到弗吉尼亚的诺福克造船厂，1820年年底，有4艘“第一线作战军舰”及时完工。当然，这些军舰从未参加过任何军事行动，而世界也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和平时期。
自1812年战争之后，海战的危险降低了，几近于零，而且工业革命也结束了航海时代，所以，建造另外的5艘“第一线作战军舰”也就失去了所有的军事合理性，但是，它们的“猪肉桶”效应当然还是存在的，它可以提供建造的工作。实际上，建造“第一线作战军舰”的历史，就是向桶内装猪肉的过程，确实也充斥着猪叫声声。
尽管建造“第一线作战军舰”的速度降到了蜗牛爬行的速度（在大选前的几周内，人们才会密切关注到这件事），但是，也只有一艘“第一线作战军舰”的建造计划被取消了。1822年在波士顿开工的“弗吉尼亚”号，1933年时未完工而终止建造，花费了纳税人19.74万美元（对这个数字要有个正确的认识，因为1839年时的海军预算也才只有600万美元多一点点）。

第六部分：“现在已经是底部的底部了 我应该怎么办呢”美国军舰的政府拨款(2)

在5艘“第一线作战军舰”中，“阿拉巴马”号是惟一的未在大选之年开工的舰只，它是1817年在朴次茅斯开工兴建的。然而，它的建造周期创了世界纪录，长达47年，最终的下水时间是1864年，“巨蜥”号与“梅里麦克”号（美国南北战争时南部联邦的一艘装甲舰名）战斗后的第二年，这场战斗确定无疑地标志着海战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阿拉巴马”号，因其建造地点的原因，在下水时改名为“新罕布什尔”号。）
“纽约”号于1818年在诺福克开工兴建，未下水就已焚毁了，原因是1861年联邦军队的撤退。而“佛蒙特”号，是1822年开工，1853年才下水。但是，就在它被列入后备战队8年后不久，龙骨就进水了。最起码，它也勉强算是5艘“第一线作战军舰”中惟一的一艘参加过军事行动的军舰，在美国国内战争时期，它服务于南卡罗来纳州的普特罗伊封锁中队。
但是，在这个“猪肉桶”中，最肥的、最有油水的、最有营养的“火腿”要算是“宾夕法尼亚”号了。当时国会只是强调说这些舰只的“武器配备不得少于74门炮”，海军委员会（它是海军的政策制定部门）却看到了不可抵御的政策口子。他们订做了一艘庞然怪兽。
“宾夕法尼亚”号配置的炮位不少于136门炮，比参加特拉法尔加战斗的“胜利”号所携带的炮位总数还要多36门。“宾夕法尼亚”号的吨位为3 366吨，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木质军舰，迄今为止，从某些指标上讲，它还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大的军舰。它在1822年下水，独占了费城海军造船厂后15年的全部资源，这就像是一只杜鹃在一只鹪鹩的窝里下蛋。“宾夕法尼亚”号要参加战斗就要配备1 100名船员。然而，就在它开工的那一年，整个海军的总人数也不过只有3 774名。
但是，“宾夕法尼亚”号从未参加过战斗。实际上，它几乎也没有航行过。最后完工时间是1837年，它沿特拉华河而下，在特拉华的纽卡斯尔稍作停留，装好了炮，然后就航行到弗吉尼亚的诺福克海军造船厂。它的骨干船员立即转移到其他舰只上，它当初设计携带的3.3万平方英寸的帆布也从未打开过。在不光彩的1861年诺福克撤退中，它吃水线以上的部分均遭焚毁。
即使在沿大西洋海岸一周的航行中，船上的军官也发现它“笨重且易偏离航线，脾气还很暴劣”。考虑到它的船体巨大，那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从真正的意义上讲，它根本就不是一艘战舰，而是一座航行在海上的金字塔。
但是，第一艘“宾夕法尼亚”号最多是民主政府的尴尬，而20世纪同名的那艘军舰，却给这个名字带来了荣耀。服役于1916年的第二艘“宾夕法尼亚”号，直至它在珍珠港偷袭中幸存下来之前，有25年没有参加过任何军事行动。然而，在其后的3年半中，它巨大的火炮向敌人倾泻下足有5 500吨的炮弹，这比海战历史上的任何一艘军舰都要多。

第六部分：“现在已经是底部的底部了 我应该怎么办呢”战争的金钱代价(1)

战争就是银弹的战争。某一场战斗是由战术、火力、勇气—当然还有运气—来决定的，但是，一场长期战争的胜利却几乎总是要动用全国的财力以用于军事用途。
事实也是如此，美国国内战争就是工业化时代的第一场大规模冲突。实际上，它是19世纪最大的一场军事事件，其规模是事先未曾预料到的，而且还预示着20世纪初期全球性的艰难挣扎。其结果是，交战双方全部都遭遇到新的财政需求，也不得不想出一些新办法来为战争融资，同时还不能破坏战争时期的国内经济。事实是，北方成功处理了如此巨大规模的开支，而南方却在这一最终结果上无所作为。
一开始，双方都遇到了令人绝望的财政问题。华盛顿政府在近4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赤字状态，举借了大量短期债务以弥补这一赤字。在1860年12月，南方腹部地区投票决定脱离联邦政府，这时，联邦国库甚至没有钱给国会议员发薪水，更不必说要支持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了。
在我们疲惫的耳朵听来，战争的耗资总数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19世纪中期的美国，1 000美元就是一个熟练工人一年的实际收入，而GNP总值也远不足100亿美元。国内战争的开销，对于每一个亲身经历的人来说，都是几乎不能相信的。在战争的开始阶段，联邦政府所有部门的总开支每天只有17.2万美元，这些钱几乎全部来自于关税。而三个月后，光战争开支这一项，每天就要吃掉100万美元。到1861年底时，美国陆军部每天的开销就高达150万美元。南部邦联的开销要小一些，但同样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
怎样才能满足这些开支呢?在和平时期和战争年代，政府一般都只有三种方法来筹集资金。这就是：印钞票、征税和借款。
很快，交战双方都求助于印刷机了。1861年12月，北方银行不得不停止用黄金偿付债务，而联邦政府在几天后也被迫采取了这一做法。整个国家都背离了金本位制，这使华尔街也恐慌起来。“现在已是底部的底部了，”林肯悲叹道，“我应该怎么办呢?”很快，财政部就被授权发行绿背钞票（因钞票的背面是绿色动物而得名），这是新纸币的称呼，到1865年时，共有4.5亿美元的流通纸币。
发行大量不兑现货币的恶果—所谓不兑现货币是指，货币之所以成为货币，是因为政府说它是货币—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这一点，那时的人与今天的人一样清楚。第一，就是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将会发生作用，这时，黄金和白银就会被人们藏到床底下去。第二，就是会发生通货膨胀。
在战争时期，4.5亿美元就等于政府开支总额的13%，而纸币本质上造成了战时北方的过度通货膨胀。但是，相比南方而言，这却不算什么，因为南方的一大半债务都是用纸币支付的。早在1861年5月，南部邦联就发行了国库券，它只能在独立两年后才用黄金和白银予以偿付。在战争时期，邦联政府发行了超过15亿美元的这类债券，而如此巨量的纸币对南方经济的影响是灾难性的。仅在发行债券的前两年，南方物价就上升了700%以上。更糟的是，不只是里士满政府在印制纸币，州政府和市政府也在发行各种钞票。因为南方缺乏质量很高的造币厂及精密的印刷设备，所以，制造假币不仅很容易而且很普遍。到1863年底，南方经济已经失控了。囤积居奇、物品短缺以及黑市交易这些现象毫不留情地泛滥开来，而随着生活水平的下降，对战争的支持也消蚀了。
南方之所以发行如此之多的纸币，是因为它向公众征税的能力以及出售债券的能力是相当有限的。而北方已经拥有了财政部及征税体系，其组织机构及工作流程也早就是现成的了，而南方却还要从头做起。这在战争需要日渐高涨的时期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糟的是，南方经济却为出了名的缺乏流动性这一问题所苦。换言之，它的财富不易转化为货币，也就不能用于军事力量。在战争爆发时，南方拥有全国总资产的30%，而其流通货币却只占12%，银行资产也只有21%。尽管“土地即贫困”这句话直到重建时期才出现，但是，它却是对1861年南方经济的准确描述。在交战的4年中，南方邦联政府的税收只能满足5%~６％的政府开支。
相反，联邦政府却从税收中获得了总收入的21%。第一笔联邦收入税早在1861年时就征收了，而且国内税法紧接着在1862年就执行了，从专营许可证到报纸广告到游艇，几乎每一件物品都属于征税的对象。国税局就是今天的IRS的原型，这也绝不只是美国内战时所留下的影响深远的遗产。

第六部分：“现在已经是底部的底部了 我应该怎么办呢”战争的金钱代价(2)

提高收入的第三种方法，即借款，同样是北方占有优势，这是因为北方有几个大银行，特别是由于它有一个银行家，他是费城的杰伊·库克。
杰伊·库克1821年生于俄亥俄州的后来叫做桑达斯基的一个地方，是一位律师兼国会议员的儿子。14岁时他就开始做店员，后来从伊诺克·W·克拉克的费城银行出来。1861年，当战争爆发时，库克在费城开设了自己的银行，叫做杰伊·库克公司。
库克的弟弟亨利，与俄亥俄州参议员、市长及林肯政府的财政部第一部长赛尔蒙·P·蔡斯有密切的政治联系。小库克注意到他哥哥可以为蔡斯处理200万美元的债券。
1861年夏布尔溪（这里发生过两次战役，都是邦联获胜）灾难性的第一场战斗后，库克“戴上他的帽子，走出办公室，拜访了费城的银行家们，几个小时内就为3年期的国库券筹集到了200万美元”。
几天后，库克陪同部长蔡斯到了纽约，帮助这位内外交困的部长从纽约的银行家们那里又筹集到了5 000万美元，在持有政府债券的期间，支付的利息率为7.3%。（这批债券被称为七·三○债券，其利息率显然是由蔡斯确定的，其最好的理由就是面值100元的债券，其利息率正好是每天2美分。）
5 000万美元对于那时的银行来说是一笔巨大的数字，但是，对于蔡斯想实现的筹款来说，却是杯水车薪。1860年7月1日，国家债务为6 400万美元，一年之后，却上升到将近9 100万美元。蔡斯估计：到1862年7月1日时，国债将达到5.17亿美元。
到那时为止，政府债务一直是很平静地由大银行家及经纪人来处理的，这些人或者是自己持有，或者将债券出售给最大的客户。显然，现在需要一个新的体系，而库克设计了它。
库克被任命为联邦政府的一个职员，专门处理五·二○债券（之所以称之为五·二○债券，是因为其偿还期不少于5年，不多于20年，同时以黄金来支付6%的利息率）。他在报纸上大作广告，广发传单。他要求财政部提供面值小至50美元的债券，并接受分期付款计划。他有意地让年轻人也加入了进来，让他们相信购买政府债券不仅仅是一种爱国责任，而且还是对未来的一项有利的投资。杰伊·库克创造了债券动力，这是后来的每一次战争的主要特征。
在国内战争之前，持有各种证券的人数还不足1%，库克向5%的北方居民出售了政府债券，按照约翰·谢尔曼（他是俄亥俄州的一位有影响力的参议员，威廉·T·谢尔曼将军的弟弟）的说法，他使债券的优点展现在“从缅因州至加州的每一家庭成员”的面前。
库克不仅仅满足于做广告，他还在报纸上撰写故事。“一封来自卡姆登妇女的信，她订了300美元，”有一个故事叫做“五·二○债券事务所里的一天”。“有一个人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他要了1.25万美元……在一张桌子旁，有一个育婴女拥，她要了50美元的债券，而在她身后平静地等待着的，是一位魁梧的先生，费城的一位‘强人’，从他身上，你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钞票多多、银行里有巨额存款的人，他要了2.5万美元。”
1864年5月，库克成功地销售了战争债券，他实际筹集资金的速度与美国陆军部花销的速度一样快，在那时大约是每天200万美元。通过出售债券，北方筹集的资金总额达到总收入的三分之二。而南方因为没有大银行，也没有金融专家，所以通过这种方法筹集的资金还不到其总收入的40%。
库克成功的债券动力使得美国国债有了惊人的上升。1857年，在萧条开始之时，当时的债务仅仅是极小的数值—每人97美分。而8年后，就上升了80倍，达到了每人75美元，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所达到的最高值。但是，因为北方可以将如此巨大的战争成本推迟到未来支付，而南方却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北方的经济也未受到任何的损失，它艰苦地筹集到了战争物资，最后战胜了叛乱。
当然，南方邦联的纸币和债务，随着南方邦联的灭亡而消失了，但是，绿背钞票及国债却保存了下来。是否恢复金本位制，及何时恢复金本位制，相比于重建工作这一主要问题来说，就成了战后次要的事了。债务人因为通货膨胀效应而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纸币，而债权人自然“健全通货”。后者最终占据了上风，在1879年，绿背钞票用黄金来兑换，但是，直到1933年才出现了完全的法律上的松动，后来到1944年时，绿背党有了自己的总统候选人。

第六部分：“现在已经是底部的底部了 我应该怎么办呢”装甲钢板丑闻(1)

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就一直在撰文讨论垄断对经济所造成的危害及混乱。100多年来，自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通过以来，斯密理念就已写进了美国法律中，其结果大部分情况下是有利的。只是—特别糟糕的是—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不能适用于政府垄断的情形，这一问题，仅仅是由于现在持续不断的政治论争才被人们开始讨论。
然而，现在讨论得相当少的就是买方垄断所造成的危害。
我们还是不要麻烦去查字典了，就让我给出一个粗略的定义吧。所谓垄断，就是存在一个经济实体可以有效地控制某一商品的供给，比如美孚石油公司的汽油供给，以及国家机动车部门所颁发的驾驶执照。而买方垄断则是指另一种情况，即控制某一商品的总需求。
显然。买方垄断比垄断更少见一些。许多年前，当我在希腊旅游时，曾经遇到过一件事。一个拍照片的，在没有征得同意的情况下，在我们这个旅游团观光特尔斐废墟时给我们拍了照。第二天早晨，他走到旅店的餐厅，一个桌子一个桌子地兜售印在光面纸上的8×10英寸照片，价格奇高无比，生意做得很红火。
然而，当他走到我这里时，我告诉他，他给我拍的那张照片，我只能给他开价的十分之一。他愤怒地拒绝了，这时，我就跟他说，他可以打电话问一问报社，一个藉藉无名的大学生，手持一本旅游指南，走在特尔斐废墟里，他们对这张照片的开价会是多少。他接过我给他的钱，把照片给了我，嘟囔了几句可能没有任何转译必要的希腊语。
买方垄断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其理由与垄断相当相似：买方垄断不能进行真实价格的决定，而其拥有者总是会滥用权力。就像现存的大多数垄断一样，买方垄断常表现为政府一方。国家教科书委员会就是一例。非洲政府粮食合作社要求农民必须将粮食卖给它们，这就影响了很多国家的农业生产，也是一个例证。
但是，最大的买方垄断自然就是军队了。核导弹潜艇的客户究竟能是多少呢?最客气地说，可有只有一个客户，这种电力小艇要么是卖给海军，要么根本就卖不出去。
这种军事买方垄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100年前，当时是战舰（而不是核潜艇）标志着海军的实力，政府在装甲钢板问题上与钢铁制造商争执了30年之久。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故事。
1862年“巨蜥”号与“梅里麦克”号的战斗宣布了木质军舰统治时代的结束。至19世纪80年代时，其主导的形式变为战舰，配备有重型火炮，火炮由装甲钢板来保护。然而，国内战争后，美国海军迅速减员以至于变得无足轻重了，它所需要的小型装甲钢板也是从海外购买。后来，切斯特·亚瑟的行政机关决定扩张海军，这样，它就需要国内的资源来保证战时的供给。
钢铁制造商已经在快速地扩张，以满足剧增的铁轨用钢材及结构用钢材，他们对兴建高度专业化的只能生产装甲的钢厂不感兴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需求只依赖于海军的反复无常的行为，事实上，海军将成为惟一的客户，而且技术上也很难处理，即使按照钢铁制造商所要求的标准也是如此。因为杂质的分布和冷却过程不可避免地存在误差，每一批钢板的弹性强度及抗穿透性上都会有相当大的差异。
然而，在政府的督促下，安德鲁·卡内基钢铁公司和伯利恒钢铁公司开到制造装甲钢板。然而，海军坚持政府必须派驻观察员以监督生产过程的每一个阶段，而且要求必须坚持一些特定的规定，而从本质上讲这些规定却是很难控制或者根本不可控制的，这时，卡内基钢铁公司就停止了生产制造。卡内基钢铁公司认为惟一关键的问题在于钢板抗炮弹的能力，因而弹道测试将会是惟一的标准，这也是海军用以判断装甲钢板的惟一标准，这是很正确的。
伯利恒钢铁公司继续生产装甲装板，但是其资源要远少于卡内基钢铁公司，所以很快就陷入了财务困境而不得不推迟完工。这时，本杰明·哈里森总统以私人名义向卡内基钢铁公司要求重新开始霍姆斯泰德厂区的装甲钢板厂的制造工作，这样卡内基钢铁公司重新开始工作了。
到1892年时，它还是这样地运营着，为“蒙特雷”号巡洋舰和“纽约”号战舰生产甲板。但是，那一年的霍姆斯泰德大罢工使得生产停滞了一段时间，罢工失败后，工厂才恢复了生产，可以理解，工人心中的不满越来越强烈。

第六部分：“现在已经是底部的底部了 我应该怎么办呢”装甲钢板丑闻(2)

第二年，代表四位工人的一位律师，找到了卡内基的合伙人亨利·克莱·弗里克（他是罢工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并说可以把一份履行甲板合同时存在欺诈行为的“证据”卖给他。弗里克告诉律师说这几个工人是“赤色”分子。但是，这个律师找到了政府，政府同意把基于证据而得到的罚金的25%作为这些人的奖励。
接着，政府任命了一个三人委员会，利用律师所提供的信息对整个事件展开调查。委员会提交了一个报告，证明卡内基钢铁公司有罪。但是，当弗里克被召到华盛顿并被告知海军打算处以一笔相当于合同标价的15%的罚金时，卡内基钢铁公司一下子就知道有人在调查。
当然，调查过程是以典型的独断方式进行的，弗里克和卡内基钢铁公司非常恼火。他们向格罗夫·克利夫兰总统申诉。可是霍姆斯泰德罢工的矛头是指向他的海军大臣的，而卡内基钢铁公司应对此次事件负责，所以克利夫兰作为一个民主党人，并不想支持卡内基钢铁公司。但律师出身的他，也意识到这家公司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他把罚金的比例降低到仅为10%。但罚金总额仍然达到约14.05万美元，这在19世纪80年代可不是一笔小数。
海军案的关键问题是，迄今为止，送交的这批钢板中只有三块钢板低于规定要求，因而被退货了，其余大部分钢板质量仅仅高出标准5个百分点，有少量钢板高出20个百分点。而在海军的逻辑中，既然有钢板的质量能高出合同规定要求的20%，那么，所有的钢板都应达到这一质量。
只有根本不考虑制造整齐划一钢板的实际困难的官僚主义者，才会认定此事属于欺诈行为。实际上，这样做的目的却只是想保护海军自己，这一意图才是真正的欺诈行为。实际上，这是极端地不动脑筋的行为。
譬如说，合同规定装甲钢板不能有因不稳定的冷却过程而造成的砂眼。在国会听证会上，查尔斯·施瓦布，霍姆斯泰德厂区的主管，作证说：在一流装甲钢板的制造过程中，砂眼是不能避免的，如果在钢铁中加入更多的硅，那么就可以很容易地避免出现砂眼，但是，这样就会降低整个钢板的强度。他非常有力地质问道，海军需要什么样的钢板，是一个有砂眼的高强度钢板，还是没有砂眼的低强度的钢板?他指出，德国的克虏伯公司，是世界上最领先的制造商了，1892年，它们在芝加哥国际展览会上所展出的钢板，是世界上最好的钢板，也是满布着砂眼。
查尔斯·施瓦布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他担心以后那些吹毛求疵的规章制度，要给海军制造无砂眼、又是最好的钢板。当政府检查员无法提出反对意见时，他就是这样简单地封住了他们的嘴巴。
卡内基钢铁公司完全可以走到法庭上去，而且还可以获胜。但是，卡内基和弗里克都认识到政府的买方垄断权利，也认识到如果不赶快支付罚金，那么，就给了海军取消合同的口实，到头来只剩下一堆钢板，而且谁也不会再要了。他们还害怕海军可能再也不给他们生产合同，这样，没有客户的钢板就砸在手上了。作为务实的商人，他们忍气吞声，支付了罚金。
事态又恢复了正常，卡内基钢铁公司，作为1901年美国钢铁业的创始者之一，在20世纪之初，在美国海军将自己建设成世界级的军事力量的时侯，从政府那里获得了钢板制造合同。
但是，1913年，伍德罗·威尔逊内阁上台后，一些公司也开始进行竞标了，它们也可以制造差不多相同的钢板，这时气氛就开始不安起来了。原因也是很简单的。海军害怕如果将全部的合同都给予最低报价者，那么，一些效率不高的公司就会被赶出装甲钢板市场，这时国家在战时就可能没有充足的钢板供给。所以，在实际操作时，它就给所有的公司以相同大小的合同份额，而且还认为这些公司会以最低价进入。但是，钢铁公司却没有竞标的动力，所有的公司都没有这样做。
约瑟夫斯·丹尼尔斯，威尔逊内阁的海军部长，认为解决之道就在于要成立一个政府性的钢铁厂。海军报告中估计这样的一个钢厂的年生产能力为1万吨，建设成本为840万美元，每吨的生产成本为314美元，而钢铁制造商的售价却为每吨454美元。
钢铁公司对政府这一想法并不满意，政府本来就是个买方垄断者，现在又成了竞争者来拼命地竞争这些项目。但是，他们根本就不必担心。当这个钢铁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三年后建成之时，它已经超出了预算数百万美元，而且其生产成本几近于钢铁公司售价的两倍。这个钢铁厂在第一批装甲钢板出厂之后，就再也没有开工过。
在最近的100年中，左派历史学家们经常引用“装甲钢板丑闻”来说明资本主义的最坏之处就在于其贪婪。当然，这个例子实际上说明了政府不能既是一个消费者又是一个生产者。

第六部分：“现在已经是底部的底部了 我应该怎么办呢”美国超级武器(1)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40年12月29日的一次炉边闲谈中，要求国家成为“民主的武器库”，这句话后来被证明是不朽的名言。
罗斯福总统以此来劝告当时反战情绪还很剧烈的美国要成为他所认为真正的那种自利国家，希望美国工业增加战争生产以帮助那些在与纳粹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的国家。他提出的这一观点是使美国保持中立的最好的办法。当然，这一年中，日本所制造的事件使得这一中立性不再具有实际意义，美国如同那些现在已成为盟国的国家一样，自己也需要武器。
罗斯福总统在说这番话时，美国的整个武器库还是空空如也。实际上，海军在船只的数量上足以与任何国家抗衡，但是它缺乏足够的军火来进行长期的战争，而且它的很多装备都已老化或者性能不可靠，军队只有30万人，装备非常过时，以至于乔治·C·马歇尔写信说美国军队的状况已经降到了“三流水平”。很多根据1940年9月通过的义务兵役法进入军队的新兵，都不得不用扫帚柄而不是用步枪来训练。
但是，这个武器库很快就不再空空荡荡了。在罗斯福说过这句话的4年半年后，美国有120万人武装起来了；它的海军比其他国家所有海军加起来还要大；空军主宰了全球的天空。在那些年里，美国工业生产了6 500艘海军舰只，29.64万架飞机，8.63万辆坦克，约6.45万艘登陆艇，350万辆吉普车、卡车及个人用车，总载重为5 400万吨的货车，1 200支步枪、自动步枪及机关枪，还有4 700吨的炮弹。
美国之所以能实现如此惊人的工业成就，是由于它将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市场经济转化为中央计划经济，这几乎是一夜之间完成的。中央计划经济在为消费者生产商品和服务方面已经被证明是可怕的无效率，但是，它在生产战争设备方面却非常好。苏联在一些最简单的消费品上不能提供充足的供给（比如本土生产的避孕套，它在苏联被称为“橡胶套”）。然而，它们的核导弹潜艇却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机器，这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如果爆发了全面的战争，那么，经济的全面控制就是必要的了。
当罗斯福一开始将经济转化为战时经济时，他所依赖的用缩写字母称呼的部门是他所实行的新政的主要部分。这种做法却没有作用。NDAC（国防顾问委员会）、OPM（采购器材局）、SPAB（供给分配委员会），所有这些部门在1941年时都出现了，但是，它们相互之间却协调得不好。另外，军队的供给部门和海军的供给部门，处于分离状态，常会出现矛盾，而它们二者都强烈地拒绝来自任一非军方的政府部门的干预。
还有，在11年的萧条之后重新繁荣起来的美国工业也不愿意跟着华盛顿的指挥棒转。
珍珠港事件后，罗斯福很快决定需要另外的不同方来处理这些事。尽管威廉·S·努森和西德尼·希尔曼都是OPM的头儿，这一机构理论上讲负责这件事情，但是，1942年，总统召入了唐纳德·纳尔逊，任命他为主要负责人。
纳尔逊曾是西尔斯·罗布克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年薪为7万美元，而为政府工作的年薪却只有1.5万美元，他当年53岁，骨架很大，有一点肥胖（当然，在那时侯，处在他这个年龄的男人都有些超重），他文静的举止，一副眼镜和细细的头发，让他看上去—用当时的话说—是“一个中东的菩萨”。然而，他的私生活可与菩萨一点也不相像。他两次离异，两次丧偶，总共结了五次婚。
“我对这个烦人的生产事务感到疲倦了，”总统对纳尔逊说，“你是否愿意接手这件事呢?”
“如果我可以全权处理的话，我愿意。”纳尔逊回答道。
“你可以写条子，”总统告诉他，“我来签字”。
纳尔逊、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和总统一起讨论了新成立的这个政府部门以接手原先的那个部门的功能。纳尔逊建议称这个部门为“军工生产管理部”，而总统立即意识到其缩写为WPA，也知道这个名称不行，所以他另取个名字，叫“军工生产部”。
纳尔逊回到办公室，开始写总统答应给签字的报告。他赋予军工生产部的权力可以使美国经济转变为一个战争机器。他给自己所需要的主席权力，这样可以使这个部门运转起来。他将这个计划拿给总统看，总统签了字，以执行号9024签发了。有了这个东西，唐纳德·纳尔逊实际上就成了美国经济的CEO。他适合干这个工作。

第六部分：“现在已经是底部的底部了 我应该怎么办呢”美国超级武器(2)

纳尔逊生于1888年密苏里州的汉尼拔。毕业于密苏里大学，获得化工学学位，并曾计划去读一个博士学位。但是，他先去了西尔斯·罗布克公司，当了一名化学工程师，并度过后来的30年。很快他就不再从事实验室的工作了，进入了管理工作，然后就沿着公司的职位一直稳定地上升着。
在20世纪30年代，西尔斯公司仓库中有大量的存货，销售项目超过了10万项，从帽子的别针一直到预制房屋。那些年来，纳尔逊在西尔斯公司的首要工作就是弄清楚零售与销货清单中要有哪些项目，找出谁来制造和在哪里销售，注意商机何时何处才会出现。当然，这对军工生产部的主管工作来说是一个完美的训练，因为纳尔逊对美国工业的深度和广度已经相当熟悉，这是美国任何一个人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一旦他进入军工生产部，他有三件最重要的事情要做。第一，他必须确定，要赢得战争，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和合作；第二，他需要储存美国现有的原材料和工业资源；第三，他要找到一些方法以弥补那些缺口。
一个直接的短缺就是橡胶。天然橡胶大部分产自于东南亚，当时却为日本所控制。于是，巴西的野生橡胶采集（这一行业在20世纪初因为无法与种植橡胶进行竞争，已经崩溃了）又复活了。另外，一些可以在美国生长的橡胶植物，如银胶菊，也开始培植。但是，正是合成橡胶使美国度过那些岁月。1939年美国还没有合成橡胶业，而1945年，美国的合成橡胶业的橡胶生产已为82万吨。尽管橡胶的供给已经可以满足战争的需要，但是，人们还进一步地进行着努力，战争岁月就是漏气车胎的光荣历史，长期地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
纳尔逊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要决定什么东西应该先生产，什么东西可以等一等。空军需要轰炸机；海军需要驱逐机，它们现在就要。但是，在生产的初期，如果要生产所有飞机，那么铝就不够了。军工生产部必须决定先生产什么，还要让陆海空三军不要太焦急。
军工生产部分为几个“行业分部”，每个分部负责一个特殊的行业，承担的任务是要准确知道这一行业的每一个工厂可以生产什么，现在正在生产什么，计划中还要求它在将来生产什么，以及它还有多少存货。这些数据一路直接送到军工生产部全面负责材料、分配、生产及流程决定的部门。这些部门对设备和材料的订单相互权衡，进行评估，排出先后次序，然后送到负责生产的工厂，同时附送一份授权书（这些授权书具有同样的优先级）以确保稀缺原材料的供给。
从手边的这些任务来看，军工生产部很快就成了华盛顿战时政府最大的部门，这一点也不奇怪。1942年年底前，其雇员总数超过了2.5万人。它每天的耗纸量相当于一份规模很大的报纸。奇怪的是这样一个体系还可以运转起来，而在它做这些事的时侯，美国经济在1940~1942年间增长了125%，从886亿美元增长到了1 987亿美元。
更令人吃惊的是，私人经济在如此巨大的战争生产需求中却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全国约25%的男性工人从事陆海空三军的生产居然对之没有任何影响。
劳动大军中的士兵和海员的位置被Rosie-the-riveters军团所替代（其结果是他们现在还在为美国社会努力工作着）。而且，尽管一些产品（如新型汽车）无法生产，其他产品（如轮胎、汽油和红肉）也实行严格配额，但是，相对于其他交战国来说，国内经济以高得多的水平向人民供给。在整个战争中，美国经济不仅生产枪支，而且生产黄油（或最起码是人造黄油）。实际上，在战争的末期，美国经济的国内供给，相当于1939年时的情况。
唐纳德·纳尔逊这个名字，在今天只有那些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才知道。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他负责生产了赢得战争的美国超级武器。这个武器不是原子弹，而是美国经济。因为唐纳德·纳尔逊以及那些在军工生产里从事着极其复杂且没有报酬的工作的人们，美国才能使用80年前尤利塞斯·S·格兰特（美国第18任总统和内战时期的将领）所使用过的同样的计策去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压倒性的人数和物资组织起来，然后，用它们来重重将敌人击倒在地。

第七部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是相当大的”第一位著名的“庄家”

汉密尔顿发行的大规模债券直接导致了证券市场的活跃，而美国历史上的第一只大盘蓝筹股则启动了这个国家第一轮股市投机狂热。
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创始人之一、联邦政府财政部部长助理—威廉·杜罗是这第一轮投机狂热中的弄潮儿，他可以称得上是美国股市的第一位著名的“庄家”。
杜罗的疯狂投机和迅速溃败引发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金融恐慌，汉密尔顿下令财政部购进大量联邦证券对市场进行支持，他的果断行动成功地阻止了金融恐慌的蔓延,确保了股市的危机没有对美国的经济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
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里，金本位制作为一个话题出现在各种场合，按照“劣币驱逐良币”的原则，人们很自然地选择银币作为流通工具，并将黄金藏匿起来，于是，黄金开始不断流出国库，在1893年市场崩溃的打击下，形势迅速恶化。财政部的黄金储备下降为6 400万盎司，远低于1894年法案所要求的1亿盎司以下。
在困境中一筹莫展的克利夫兰总统最终向摩根伸出了求援之手。摩根和他的同伴成功地为美国在欧洲募集了1亿盎司的黄金储备，同时摩根使出浑身解数，使用各种金融手段，使黄金不再源源不断地流向欧洲。
实际上，现代的世界经济，开始产生于19世纪中叶，它形成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货物可以迅速且便宜地进行长距离运输。但是19世纪的铁路公司却是高度资本密集型的，巨大的固定成本尽可能地分散在运输上，意味着对市场份额的剧烈竞争。对市场的监管促使了州际商务委员会的出现，但其结果却证明是无效的。
1954年，美国国防部是世界上最富实力的军事部门，同时，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公司，他主宰着美国的汽车商业，所占的市场份额超过了50%，而查尔斯·威尔逊先后将通用汽车总裁和美国国防部长的职务集于一身，可见一个人在半生中能进行多大的角色转换。

第七部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是相当大的”1792年大崩溃(1)

像1066年、1492年和1776年一样，1929年是一个马上能够引起群体记忆的年月。因为那一年不仅仅是股市崩盘了，而且是一次大崩溃。破产的投资者和经纪人纷纷跳楼自杀，常被人们想像成冰雹在那恐怖的岁月里、在曼哈顿区大量降落（事实并不是这样）；大部分人认为大萧条就是由此造成的（事实也非如此）；而且，就我所知的这些情况来说，有些人还以为股市崩溃迫使工人流向了加利福尼亚，可这是由于干旱所致，更不必说是约翰·斯坦贝克（美国作家，曾获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想像了。
当然，自此之后，1929年大崩溃就正好被用来吓唬人。像出现在华尔街的暗指此事的“非理性繁荣”这句话（这是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竞选时说的）、电视访谈、自由论坛以及其他地方的那些自封的名人就开始用不祥的语言来讨论1929年大萧条。
但是，1929年仅仅是美国经济史上无数次股市崩盘的案例之一。像1837年、1857年、1873年、1893年及1907年，都是同样的可怕，而且每一次都标志着一个漫长的经济萧条。因此，回过头来看一看华尔街发生在1792年的第一次崩盘（那次崩盘发生的时候，华尔街上的很多房屋还都是私人住宅），是很有教育意义的。然而，使这次崩盘更有意义的就是政府处理这次危机时的做法。
在这一次纯粹的历史巧合中，像我这样的人并没有进入失业名单，而其中的一个主要牺牲者的名字叫做沃尔特·利文斯通。1998年，他的第五世曾孙曾被暂时任命为白宫的发言人。
使得沃尔特·利文斯通遭受不幸的是一个名叫威廉·杜罗的人。杜罗于1747年生于英国，他的父亲是西印度的一个成功的种植园主。杜罗在伊顿接受教育后，加入了英国军队，与罗伯特·克莱夫将军一起服役。他花费一些时间来管理他父亲在西印度的产业，然后定居在纽约州的北部。他从皇家海军那里取得了一份获利丰厚的合同，向他们供给桅杆和船柱。
然而，当美国革命开始时，他却与革命者站在一起，并被选进了北美议会。他离开议会后，赚了很多钱，提供给北美军队，并与凯瑟琳·亚历山大（后来常被人称作“基蒂夫人”）结了婚，他父亲是极其富有的威廉·亚历山大将军，将军宣称自己是隐居的苏格兰斯特灵伯爵（这一说法很可能没有任何依据）。
革命后，杜罗和他夫人在他们纽约的大厦里过着差不多与皇家贵族一样的生活，奴仆穿着制服，一顿简单的晚餐也要上15种不同的葡萄酒。他所以能享有如此的生活方式，是由于18世纪80年代里一系列的金融妙策，包括土地和革命债券的投资。1785年，按照联邦条约，他被任命为国家政府财政委员会的部长，这是一个特制的职位，可以获得内部消息。1789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的夫人是杜罗夫人的侄女）任命他为新成立的联邦政府的财政部助理部长。
汉密尔顿自己是很诚实的，从未想从他政府的任职上获利，也未曾想到用内部消息来帮助他的朋友。杜罗却不是这样守规矩。当弗吉尼亚的亨利·李要他的朋友汉密尔顿提供关于财政部偿还计划的时候，汉密尔顿拒绝告诉他任何事情。但是，威廉·宾厄姆，费城的一个富人，杜罗的密友，却对未来相当有信心，他从阿姆斯特丹借了6万英镑—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可观的数目—希望能从联邦券的投机中获取较高的利益。
联邦法律禁止财政部官员在联邦证券上投机，杜罗消极地服从，而不是真心实意地遵守。但是，他一直对与财政部的关系感兴趣，特别想获得的是这个名誉，而不是对工作本身感兴趣。
1791年底时，杜罗与亚历山大·马孔姆结成了合伙关系，马孔姆是纽约最有钱、最显赫的人士之一。他们将一起工作一年，进行股票和债券的投机。在实际合作中，合同要求将马孔姆的金钱与杜罗的投机才能及其财政部门的内部关系结合起来。到这一年底，他们平分所获得的利润。
当时有流言说纽约银行将被美国银行收购，并且说纽约银行将成为美国银行的一个分行，所以杜罗就开始购买纽约银行的股票。如果真是这种情况的话，纽约银行的股票肯定要上升，杜罗和马孔姆都将获得一笔可观的利润。但是，杜罗可能是玩得过火了点。他在与马孔姆合作的账户上持有多头，而在自己的账户上持有纽约银行的空头（卖出他所没有的股票），他希望股价可以下跌。因此，在公开的场合，杜罗打赌说纽约银行肯定会被接管，而私下里却认为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如果收购失败，杜罗和马孔姆都将遭受损失，可是杜罗这方面却可以获利。但是，因为他与马孔姆的合同上规定他可以使用马孔姆的钱，而不是他的钱，所以，杜罗背弃盟友的损失仅仅是他的名誉而已，看上去，这个牺牲他是很愿意付出的。

第七部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是相当大的”1792年大崩溃(2)

汉密尔顿并不知道杜罗表里不一的行为，然而却对其投机行为感到胆寒，“这个时候，”他在1792年3月2日写道：“应该有一个分界线，以区分诚实者与流氓，将高尚的基金股东及商人与完全不道德的赌徒区分开来。”当然，寻找到一条分界线，一直是华尔街和政府的高明之士的愿望，只是其结果是徒劳的。
杜罗投机进入了疯狂状态，他也成了所有注意力的中心，而且，他看上去还没有任何的错。很多人只是迫不及待地想借钱给他，也想加入他的行列中来。就是在这个时侯，沃尔特·利文斯通借给他20.3万美元。大家要想知道这笔钱在1792年是什么概念，就请考虑一下：1828年时，也就是整整36年之后，曾有一个纽约最富有市民的排行榜，这可能是第一个“福布斯400”排行榜了。尽管那时纽约市的人口已增长了3倍，但是，只有56个市民的身价不低于10万美元。
杜罗开始购买其他银行的股票，以备在将来时刻进行交割，他希望价格上升，从而能在交割日期到来之时偿还债务。但是，杜罗还从利文斯通家族的几个人手里购买了银行股票，这些人的操作跟他们的亲戚沃尔特之间是相对独立的。他们希望股价下跌。为了确保这一点，他们从银行存折里提取黄金和白银，从而收紧了当地货币的供给，迫使银行收回贷款。换言之，他们制造了信贷挤逼。利息率迅速上升，每天达到1%。
这对于杜罗和那些从银行里借钱以投机的人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杜罗不顾一切地借来更多的钱以补偿债务，但是，几周前还借钱给他的那些人，现在却发现他已是一无所有了。尽管他遇到了麻烦，但是，却保持着从容的态度，就像华尔街的那些绝望者通常所做的那样。在3月22日，他写信给沃尔特·利文斯通说：“现在，我的敌人们并不能伤着我，我拥有纯洁的心灵，敢于向全世界挑战。”然而，就在发表这一勇敢宣言的第二天，他就进了债务人临狱。
随着杜罗的失败，恐慌发生了，价格也急剧下跌。第二天，当时还很小的金融社区中，就有25个人破产。沃尔特·利文斯通，当初还找到那些愿意听他说话的人，一家一家告诉他们“他有偿还能力”，现在却宣称他已不具偿债能力了；亚历山大·马孔姆4月时破产，也因债务而被关进去了。
托马斯·杰斐逊对于投机行为恨之入骨，所以对于投机者所遇到的窘境是压抑不住的欢欣快乐，他计算出来的总损失为500万美元。这一结果与他所计算的纽约房地产当时价值相等，也等于某一自然灾害对纽约城所造成的损失。
对于这一次崩溃中某些倒霉的人来说，实质上真的像遭遇了一次地震。很多破产的投机者再也没有返回华尔街。威廉·杜罗也未活着走出债务监狱一步，而沃尔特·利文斯通回到了他偏僻的老家去舔舐伤口。
但是，对于整个国家来说，事情却没有那么糟，这是因为联邦政府所采取的快速行动。汉密尔顿要保证这一恐慌并未打击到那些基本上健全的机构。他命令财政部购买了价值几十万的联邦债券，以支撑市场，并要求银行不要再收回贷款。另外，为缓解货币短缺，他允许商人以45日期限的可偿还票据支付海关的进口税，而以前是只能以黄金或美洲银行券才可偿付。说到财政部和银行，汉密尔顿信中写道：“如果这些机构保持健全，就不会有什么灾难真正会发生。”
华尔街并没有很快平静下来，几个月后，好兆头才又回到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经济在繁荣的18世纪90年代继续迅速地扩张。理由也是相当简单的：汉密尔顿所采取的行动，正是公共货币当局和财政当局在金融危机时期所应该做的事。他防止失控的恐惧传染而散布开来，确保恐慌形势对整个美国经济不造成长期的恶性后果。
可是，这一经验并没有被杰斐逊式的政策制定所认识，这一政策认为华尔街及其活动必然是一种罪恶。一直到195年后—即1987年大崩溃—联邦政府才再次坚决地采取行动以防止金融恐慌发展成为金融灾难。
这也是1987年恐慌与1792年的第一次恐慌差不多被人忘记了的原因。如果联邦政府已真正认识到这一教训，美国人的群体记忆就会是另一种情形了。

第七部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另一个“大萧条”(1)

1937年时，美国经济已经慢慢从1933年的谷底爬上来了，突然掉头向下，再一次向下沉沦。GNP在减小；失业从本已很高的水平上向上增加；税收下降。这一新的经济衰退增加了美国人的痛苦，也给了经济学家们一个难题：这一次又该称之为什么呢?
19世纪伊始，经济下滑就一直被称为萧条，但是，1937年时的美国已经处于萧条状态了。所以，经济学家们可能是很高兴现在又有了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了，他们用衰退来称呼这一现象。因为委婉修辞的铁律的作用（“弱名词驱逐强名词”），“衰退”一词走上前台，而且自此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遇到萧条这个词了。现在，萧条这一名词专用于20世纪30年代，实际上，人们还常用大写来说明它具有的特殊含义。
但是，大萧条并不是美国经济的第一次大型的经济下滑。实际上，美国革命之后就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经济紧缩。1837年，在持续了几年的经济扩张后（它体现为华尔街第一次持续的大牛市），华尔街就受到了第一次真正的大崩溃的冲击。
萧条一直延续到19世纪40年代。然而，尽管它深深地影响了华尔街的银行家和商人们，但是，它却没有太多地改变大部分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大部分美国人以农业为生，自给自足地生产粮食，制造的物品也多是他们自己所需要的。19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美国人还生活在经济学家所说的“货币经济”之外。
然而，到19世纪末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上百万的美国人已经依赖于月薪收入了。1860年时，一个在工厂里辛苦工作的工人，就对应着四个在农场里工作的农民。到19世纪80年代时，这一比率就下降为二比一。1860年时，没有一个工业单项列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名单中。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就有了20家，每一家都雇有上万名工人。
因此，1893年对美国经济形成冲击的大萧条，也相当有权被称为另一个大萧条。因为它不仅直接影响了银行家和商人们的生活，而且影响到上百万人的生活。GNP大约下降了12%；1892年时失业率还只有3%，两年后就上升至18.4%。城市的贫民区在扩大，饥饿在贫民区的街道上令人恐吓地逡巡，但是，只有一个私人慈善机构在缓解这个国家的痛苦。
萧条的原因，部分在于常见的过度扩张，特别是铁路的建设。1893年初，费城及瑞丁铁路公司和国家考德公司，进行了所谓的互相借货，都破产了。并触发了华尔街的恐慌。在这一年底，另有1.5万家公司（其中包括491家银行）破产。在19世纪90年代的大萧条结束之前，美国铁路总里程的约三分之一都接受了破产管理。
今天是很难想像了，可是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里，金本位制作为一个话题出现在各种场合，有泛泛的正式谈话，有街角的长篇大论，有酒吧里的争吵，这些都反映了美国政治的深刻分歧。
执行金本位制，仅仅意味着：这个国家将用黄金来锁定其货币价值，而且，也随时准备以此价格用黄金来换回任意数量的货币。用华尔街和J·P·摩根所概括的话来说，金本位制受到了“有钱一族”的欢迎，如银行家、经纪人及已有基业的商人。美国西北部是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也是最富有的地区，强烈地支持金本位制。
然而，其他地区，大部分还是农业社会，而不是工业社会，农民是长年的债务人。南部和西部的很多人认为：金本位制只不过是华尔街的一个计策，只是想把他们驱向破产。众所周知，金本位制下，通货膨胀几乎是不可能的。而通货膨胀总是受到那些欠钱者的欢迎，因为这样他们可以用贬值的货币来支付债务。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政治生涯差一点就到达了白宫的大门，就因为他鼓吹公开的通货膨胀计划。
正如一个民主体制中经常发生的那样，美国政府一方面面对着一个强有力政治集团的金本位制的强烈要求，一方面又面对着另一个强力集团的通货膨胀贷币政策的要求，所以，它试图二者兼得。

第七部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另一个“大萧条”(2)

1873年2月，美国政府开始慢慢地回复到美国国内战争中已经废止了的金本位制，同时停止了铸造银币。而19世纪70年代刚刚大量发现新的银矿的西部，立即将这一事件称为“73罪行”。然而，1878年时，尽管还处于金本位的回复期，国会还是通过了布兰德—埃利森法案，该法案要求财政部每月以市场价格购买200~400万盎司的白银，并将之以16∶1的比例铸造成硬币（换言之，按国会的法令，16盎司的白银等价于1盎司的黄金）。这种任意增加国家货币供给的后果，就是制造通货膨胀的典型做法。
在一开始，16∶1是白银的大概市价，但是，随着西部大铸造的盛行，白银的价格就稳步地下降了，到1890年时，其比率大约为20∶1。同一年，国会通过了谢尔曼白银法案，要求政府每月购买450万盎司的白银，大约是政府当时正在铸造的白银总值。因为政府购买白银的价格远高于市场价格，所以，这显然是一个治理通货膨胀的有效方法。
但是，通过布兰德—埃利森法案后一年，美国已经全面转向了金本位制，国会要求财政部必须持有1亿盎司的黄金，以应付对贵金属的任意需求。白银政策增加了货币供给，金本位制又保持了美元的稳定，这就是说，政府试图有效地提供担保并克制通货膨胀。
那么，结果又怎样呢?哈!正如国会山以外的任意一个研究经济学的人可以预言的，格雷欣法则就产生效果了。这一法则是一个经济学真理，在亚当·斯密诞生前200年就被人们所认识了，即“劣币驱逐良币”。白银其市价为二十分之一的黄金，而在其铸造成货币时却被宣布为十六分之一。所以，自然的结果就是：人们会使用银币，而持有金币。黄金开始从财政部一点一点地流出。
因为政府在19世纪80年代一直处于盈余状态，分裂性的货币政策的效应被掩盖了。但是，由于1893年崩溃的打击，这一涓涓细流就成了滔天洪水。随着政府收入的急剧降低，国会废止了谢尔曼白银法案，但是，人们对美元的信心丧失并储蓄黄金。政府发行债券，收购更多的黄金，以保证黄金储备，但是黄金还是继续流出财政部。
不久，形势变得严峻起来。财政部的黄金储备下降到了1894年法案所要求的1亿盎司以下，在第二年的1月份下降为6 400万盎司。克利夫兰总统是一个坚定的金本位制支持者，可国会拒绝允许他发行又一批的债券以补充流失的黄金储备。
国会允许自由铸造银币，而总统却是支持金本位制的，政府也因之瘫痪。很快，完全有可能是：每一周都有数以百万盎司的金条装载到纽约码头的船上，飞速地运离这个国家而驶向欧洲。美国政府将要废止金本位制的时候，实际上在进行一次赌博。大为吃惊的J·P·摩根乘上开往华盛顿的火车，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克利夫兰总统非常清楚“华尔街”是怎样地受到这个国家的仇恨，因此，一开始拒绝接见他。
“我是来看总统的，”摩根以庄严的态度回答道，“我会一直待在这里，直到我可以见他。”因为每一分钟的形势都在恶化，在第二天早晨，克利夫兰的态度就变得温和了。
总统、司法部长和财政部长全都寄希望于能说服国会允许发行新一轮的公众债券，因此，希望这个最大的财阀能帮助财政部跳出困境，从而能使他们免于政治的难堪。这时，有个工作人员告诉他们纽约分库的储藏室里只剩9 000万盎司的黄金了，摩根告诉他们他知道一个1亿盎司的汇票，他可以在任意时刻提供。摩根警告说，一旦提供了，“这笔钱将会在三个小时内一下子被花光”。
克利夫兰认识到摩根是他避免羞辱和失误的惟一希望了。“摩根先生，您有什么建议呢?”他问道。
摩根提供了一个令人惊讶不已的方案。他和罗斯恰尔兹，这两个国际银行业的最强有力的人，将购买政府账户的350万盎司黄金，以交换价值6 500万的3年期的黄金债券。另外，他还承诺说，黄金一旦到了政府手里，就不会再流出了，最起码可以保证在一段时间不流出。结果是摩根在危机期间充当了政府的中央银行，使财政部与市场隔绝开来。这是摩根对其实力充满信心的一次令人敬畏的展现。
这一方案发生了效力。随着信心的恢复，卖给银行家们的债券获得了可观的利润。克利夫兰，从其内心来讲是一个健全通货主义者，对于采纳摩根的建议毫不后悔。但是，民主党的白银主义者对他采纳这一建议的做法却从未原谅过。
第二年，19世纪90年代萧条的压力开始有所好转，对膨胀的通货的呼吁也开始消退。但是，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在他所属的党派选举中大获全胜，他承诺说，他要使人类免除“黄金十字架”所带来的磨难。他当然遭到了惨败。但是，在其后的16年中，随着美国经济的逐步成熟，民主党却一直背负着“白银十字架”在政治斗争的泥泞中蹒跚前行。

第七部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安息吧 州际商务委员会(1)

在罗马军队里，士兵们日常定量供给的主要形式是大块的面包，每一块面包足够两个士兵吃一天。这就产生了一个大问题。自古以来，对于每一支常设部队来说，军营生活大部分都是匆忙与等待的交替，而士兵们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在他们没事可做的时侯，就相互争斗。除了女人和赌博之外，没有比食物更合适的东西可以使无事可做的军队产生剧烈的争斗了。
但是，罗马人不仅具有军事天才，还具有法律的天才，通过了一个极好的规章来防止士兵为每天的面包定额而争斗。当两个士兵拿到了一块面包后，规则要求一个士兵来分割，而另一个士兵来选择属于他的一半。
这是自律法的完美例证，这种法律是从每个人的自利角度来制订的，以使其行为公平合理。有人会认为每一种可能的情况下都可以制订这样的法律，无疑地，如果天国降临到人间来，那么，这些法律就会产生了。但是，在天国还没有降临之前，这些法律依然还是很少的。理由也相当简单：自律法考虑到了每个人的利益，而不是一个集团的利益，不是那些制订和执行这些法津的人的利益。那些为政府工作的人—立法者和官僚一样—倾向于应付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偏好于应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经典事例，就是州际商务委员会。1995年12月31日，在108年的应付了事之后，它最终关上了它那些宽敞的大门，而那些事本来大部分是可以用灵巧的法律来解决的。实际上，由于政治的巨大惰性，州际商务委员会的寿命，比建立它以应付的那些问题的寿命，还要长几十年。这一问题就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时，铁路公司的陆上运输所享有的垄断地位，及由垄断而给它们带来的经济实力。
实际上，现代的世界经济，开始产生于19世纪中叶，它形成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货物可以迅速且便宜地进行长距离运输。但是，19世纪的铁路公司却是相当特殊的经济。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它是高度资本密集型的，事实上，无论经济处于脆弱还是减缓的状态，它的维修费用是同样高的。因此，铁路公司本质上是规模经济，因为它需要将其巨大的固定成本尽可能地分散在运输上。这就意味着对市场份额的剧烈竞争。
铁路公司试图建立卡特尔来分配运输，但是，这些卡特尔却破产了，特别在困难时期更是如此，其结果就是铁路公司相互竞争的线路上的价格战。但是，回头来看，铁路公司在主干线运营常常处于亏损状态，如芝加哥至纽约的线路，这是最大的一条主干线，其竞争也最为残酷。
然而，在那些时侯，铁路公司不仅仅在主干线上运营，还在主要城市至小城市以及农村地区之间的无数支线上运营。在大部分支线上，并不存在竞争，所以，铁路公司自然会利用这一情况来最大化地弥补它们在主干线上的损失。
自然，生活在这些垄断线路沿线的农民和工人不欢迎这一策略。早在19世纪60年代，铁路公司就因为其霸道的做法以及欺凌弱者获得回扣以讨好强者的倾向而激起了巨大的怨恨。迫于政治压力，州政府开始对此进行管理。很多州设立了委员会来监督这一事情，但却常常被证明为无效，大部分原因在于：强大的铁路公司说客认识到，如果这些委员会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其权力也是有限的。
实际上，这些委员会常常成为铁路公司的代言人而允许铁路公司自行其是。一个批抨家抱怨了加州铁路委员会（这一委员会正是为使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就范而成立的）。“一个古怪的现象就是，”他在1895年写道，“16年前成立的这个委员会，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用强有力的手段来控制这个铁路公司，而我们却发现它在这整整16年中总是一以贯之地，毫不间断地在道歉和为自已辩护。”
而且，随着铁路公司合并为覆盖几个州的网络运输，每个州管理该州铁路公司的能力也减弱了。1886年时，在华布斯铁路公司诉伊利诺伊州案中，高等法院判决某州没有权力管理来自其他州或去向其他州的运载货物的铁路公司。就其意图及目的来说，这就说明州根本不能管理铁路公司。
因此，在华布斯铁路公司诉伊利诺伊州案后，要求改变铁路公司行径的斗争就转移到了华盛顿。按照商业条款，对于已成为国家运输网络的铁路公司，联邦政府具有无可争议的管理权，但是，却存在很多问题，如联邦政府是否具有进行管理的能力。毕竟，国会一方面面对着激动的公众，一方面又面对着最有势力的（更不必说最有钱了）公司。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们总是试图分别差异，使尽可能多的人满意以赢得下一次选举。于是，通常得到拥戴的与其说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不如说是最投机取巧的。

第七部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安息吧 州际商务委员会(2)

经过一年的紧张的政治调和之后，用一个历史学家的话来说，结果就是“达成了一个交易，除了立法者最终避开冲突置身于事外之外，其他任何一方的利益都没有占据统治地位，这一矛盾被移交给了一个委员会和法庭”。
铁路委员会，与其他国家级的无效的部门一样，只是在提案时比较严肃而已。势力处于上升阶段的政治左派，本能地去求助于政府（而不是市场）来保护其利益，而铁路公司也不反对这一观点，因为，它们自身的利益肯定是仔细地考虑了的。铁路公司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可以确保这一点。
早在1884年，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可能是最有实力的铁路公司了）的一个副总裁就曾写道：“如果有一个铁路委员会或者其他什么部门，能够对运输进行定价，并保证6%的红利率，那么，美国大部分的铁路公司对此结果就会很满意，而且，如果给出这样的保证的话，它们就会非常愿意处于国家政府的临管和运营之下，对此，我毫不怀疑。”
换言之，如果存在一个政府资助及政府执行的卡特尔，铁路公司肯定会相当开心。当然，反铁路的势力希望这个委员会从公众的利益（而不是从铁路公司的利益）出发来进行定价。用当时的一位议员的话来说，结果就是“这是一个任何人都不想得到的法案……但每个人都支持”。
该法案要求“所有的收费都必须合理和公平”，但是，却没有给出“公平、合理”的定义。而且，成立的这个委员会必须依靠法庭来执行其命令，这是一个成本很高且耗时良久的过程。尽管西奥多·罗斯福政府进一步加强了该法律的效力，也赋予州际商务委员会以定价的权力，但是，铁路公司很快就知道如何利用它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就如它们在老州际商务委员会时那样。美国铁路公司开始了它们长期的、缓慢的衰退。
20世纪30年代时，铁路公司对长途货运的垄断被新生的货车运输业打破，货车运输业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州际商务委员会的管理。20世纪70年代，吉米·卡特政府取消了州际商务委员会大部分的定价权力。1995年，它制定的价格彻底地失效了，此前20年它就一直无事可干。即使并不怎么热衷于市场的《纽约时报》，对州际商务委员会的消失也不感到遗憾。“随着这几十年的流逝，”时报的一位编辑在评论撤消州际商务委员会时评论道，“它将其所管理的这个行业的经济福利作为目标。它的管理提高了价格，阻滞了低价货车和联合铁路以及货车服务的进入。”换言之，19世纪80年代，州际商务委员会已完全成为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这个卡特尔的领导者所希望的那种机构。所以，州际商务委员会和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一起进入了历史的垃圾堆，这就是主要的原因。
那么，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中，国会会采取其他的什么办法呢?可以很容易地制订出一个巧妙的办法来实现自律性解决。国会只需要求：每个铁路公司公布每一种商品单位里程的运费表，并要求整个铁路系统的价格以及对每个客户的价格都要一致，对私下的回扣要进行严厉的处罚。
这样，决定运输线路的市场力量，就会作用在支线上，其活动区域就会因为竞争而平衡，而不是由行政部门来平衡。而且，不可避免的管理者指派，早就可以避免了，其理由也很简单：因为再没有什么必要指派管理者了。

第七部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发动机查理·威尔逊(1)

如果你想知道世界在你的半生中会改变多少—又会保留多少—那么，就看看美国国防部、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以及40年前代表这二者的那个人：查尔斯·E·威尔逊。
1954年，美国国防部是世界上最富实力的军事部门。但是，这一实力对于美国的纳税人来说是一个可怕的负担。五角大楼消耗了联邦预算的60%，GNP中每8美元就有1美元用于军事支出。今天，五角大楼依然拥有独一无二的军事实力，但是国防支出只占预算21%，每20美元的GNP中只消耗1美元，但这一比率每年都在不断地增加。
同时，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公司。它主宰着美国的汽车商业，所占的市场份额超过了50%，因此，一般来说，它也主导着美国的经济。另外，这一模式还正好说明了应该如何运营一个巨型公司。今天，它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但是，它在汽车业的主宰地位已成了迅速消褪的记忆了，其市场份额已下降为20%左右。而且，也没有人会将通用汽车公司视作公司运营的样本了。实际上，在过去的20多年中，这一模式又正好说明了公司的运作不应该是那样。
查尔斯·E· 威尔逊与这两个强大的组织均有联系。从1941~1953年，他是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并将它带到了经济实力的巅峰，到达了荣耀的顶点。自1953~1957年，他是国防部长，并开始了他长期、艰苦、辛酸的战斗历程，以从军队那里“让下等兵获得更多的兴奋”。
威尔逊1890年生于俄亥俄州的密涅瓦。根据他的说法（这个故事与自传一样，具有渲染的特点），他的父亲曾是一个工具制造者，组织过一个地方协会，还是一个全心全意的社会党党员。在大学期间，威尔逊继承他家庭的社会党传统，支持尤金·V·德布斯当选总统。他从卡内基技术学院（现在的卡内基—梅隆大学）毕业，其时他只有19岁，拥有了电子工程的学位，但是，因为他年轻时的政治经历，所以在找工作时遇到了麻烦。有一段时间，他成了一个制模工，后来成了匹兹堡的一个地方制模分公司的销售人员。
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一直将加框的工会会员证放在他在通用汽车公司的办公桌上。当他到五角大楼工作时，这是他从老办公室里所携带的惟一物品（而不是家庭照片）。
然而，他很快就为西屋电气公司工作了，也很快就引起了公司总工程师本杰明·G·莱姆的注意，莱姆还是早期电气商业化应用的主要人物之一。威尔逊为西屋电气公司设计了第一台起动电动机，4年后，他就开始主管公司所有的汽车电子产品了。他作为一个经理主管人员的天才立即凸显出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威尔逊到了莱米电气公司，这是通用汽车公司的子公司，位于印第安纳州的安德森。他很快就成了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并对它进行了重组，极大地提高了其盈利能力。1926年时，莱米电气公司并入了迪尔可公司，这也是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个子公司，它生产电动机设备，威尔逊成了合并后的公司的总裁。正如极其相关领域的兼并公司一样，新公司存在着很多重叠业务。
威尔逊通过对合并后的公司进行重构，就可以节省500万美元，这在20世纪20年代可不是一个小数字。但是，要使这一重组能够发生作用，就会立即使代顿（迪尔可公司的所在地）的就业减少5 000个岗位。威尔逊，作为他那个时代的经理人，可能是由于他父亲的原因，总是对普通工人的需要和恐惧非常敏感。直到新的生产可以替代失去的工作岗位时，他才将那些岗位移出了代顿。
这样的关心，成了他在通用公司工作生涯的主要特征。正是威尔逊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主管着公司的劳工关系，也正是他接受了他的工人所成立的美国联合汽车工会，以确保可以管理整个行业。但是，他还不仅于此。正是威尔逊，设计了生活成本加薪方法以保护工人不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
现在，“管理”这个概念已成了一个规范的学科，人们可以从学校中学到，而不再是一个直觉和经验的问题，可是在那时不是一个新概念。实际上，1943年，彼得·杜拉克还很年轻（现在他已是一位管理科学界的老者了），开始研究通用汽车的管理结构，这一研究成果就成了他的开创性的著作：《公司的概念》。
1941年，威尔逊成了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很快就被人们称为“发动机查理”，以区别于“电气查理”，那是另一个查尔斯·E·威尔逊，几乎是同时，他成了通用电气公司的总裁）。战争爆发时，发动机查理投入了极大的精力进行战争生产，使得通用汽车公司成了世界上的一个大型军工企业。在战争期间，这个公司生产的产品占全国产品的比重分别为：坦克为四分之一、载重卡车为三分之二、海军的柴油发动机为四分之三。但是，威尔逊所承受的过度疲劳，在两年中一天也未尝稍离，最终发生了作用，他突然病倒了。

第七部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发动机查理·威尔逊(2)

医生要求他休息6个月，他同意休息3个月，并趁此机会想一想通用汽车的将来，也想一想它的工人。他得出了一个多少令人吃惊的结论。
当他回到工作岗位的时侯，他见了杜拉克，后者回忆说，在通用汽车公司的所有高层经理中，只有威尔逊严肃地接见了他，并认真对待了他的研究。其他人都很有礼貌而且也给了他帮助—这个研究是由董事会的一位副主席首倡的，所以他们也没有多少选择—但是，这些人也明显地认为杜拉克的研究是在浪费时间。威尔逊却不这样认为。
“我一直在思考通用汽车公司的未来，”他告诉杜拉克说，“为这样大的一个商业公司设计一个管理结构及基本准则，是上一代人、通用汽车公司的创始者们的伟大成就。而建立居民身份及社区，则是下一代人的任务了。也就是说，我们成为追随斯隆联邦主义的杰斐逊主义者。”
这正是杜拉克所想得到的结论，要使现代公司成为一个立足于公众事业的社区，而不是两两对抗的集合（这正是历史的遗产）。
威尔逊和杜拉克对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而且，在以后的几年中，杜拉克与威尔逊的下属一起，研究出了称之为SUB的计划，即辅助失业津贴。其结果就是：这一方案可以保证工人在遭遇大萧条所造成的收入损失时不受到影响。
杜拉克想当然地以为威尔逊会立即实行这一方案。但是，威尔逊在工会的做法和工会领导者的做法上却是相当聪明的。他告诉杜拉克说：“我从未准备将之付诸实施。在我被迫这样做的时侯，我才会勉强屈服于工会的要求。”
“你的意思是指：你在通用汽车公司管理层的同事，除非他们被迫这样做，否则他们不会支持?”杜拉克问道。
“不是，”威尔逊回答道，“我的同事在劳工关系上会接受我的领导……但是，对于工会领导人来说，除非这是一个‘我们拒绝了’的要求，而且是他们‘赢了’，否则，他们是不会赞成的。”
这应是1955年之前，在威尔逊与联合汽车工会的合同中就种下了这个种子，当工会成为一个羽翼丰满的组织时，它提出了辅助失业津贴的要求。而当它提出这一要求时，公司“不情愿地”同意了这一实际上由自己的总裁所提出的计划。
同样地，威尔逊还对养老金体系进行了计划，并将之作为社会保障的一个补充。杜拉克警告他说，如果基金投资到股票市场上，那么，这一体系的结果就是：在几十年后，工人就会成为美国经济的所有者。
“正是要他们成为所有者，”威尔逊淡淡地跟他说道。当然，在今天，养老基金已成了美国最大的公司股票。
在五角大楼时，威尔逊是将美军带入核子时代的主要人物，而且还创造了一个信条，就是：要用“强有力的报复”（而不是更昂贵的常用手段）来保护美国。他入主的第一年，在老板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支持下，他大幅地削减了预算达50亿美元，从五角大楼的薪水册中砍掉了4万人。
如果命运是公平的，自由主义者将欢呼拥戴查尔斯·E·威尔逊为他们的英雄。但是，具有历史讽刺意义的是，威尔逊之所以今天还会被人记得，大部分原因是一个他从未发表过的评论，而这个粗鲁的字眼是那些反对经济的老顽固们强加给他的。
1953年1月15日，威尔逊在美国参议院武装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作证。这一听证会对公众和新闻界是封闭的，在那时这是相当正常的事，威尔逊也没料到会有什么麻烦。“我有个感觉，那些孩子们真是太容易对付了，这让我非常开心，也感到奇怪。”在进入听证会大厅时，他对记者们说。
嘿嘿，查理，欢迎来到华盛顿!
威尔逊为国家服务的工资是每年2.2万美元，而他放弃的工资却是60万美元，他可能觉得这个牺牲已是足够了。然而他还拥有4万股的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出售这些股票会使他在资本收入税上有一点小小的财富损失。但是，通用汽车公司却是美国最大的国防合同商，所以，持有这些股票就具有明显的利益冲突。即使共和党的参议员也就此事诘难他。
参议员罗伯特·C·亨德瑞克森，是新泽西的共和党人，质疑威尔逊说：如果某一个决定有利于国家，却极端不利于通用汽车公司的利益，那么，他是否会做这个决定。
“是的，先生，”威尔逊轻巧地回答道，“我会做的。我从未想过这种事，因为，这些年来，我认为：如果某件事对我们国家有利，那也会有利于通用汽车公司。反之亦然。这中间没有什么差异。我们的国家实在太大了，它与国家的福利一起增长。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是相当大的。”
威尔逊根本没有想到，这一封闭会议上所说的未经修饰的华盛顿闲谈，会出现在《巴列塔老生常谈》中。但是，由于自由主义者害怕20年后失去权力，而将威尔逊描述成一个商人，事情就是这样。
他们只是抓住了威尔逊的只言片语，就无耻地将之扭曲为“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事，也必有利于国家”，并将之泄露给新闻界，而且还无数次地重复这一诺言，使威尔逊听上去像是玛丽·安托万内特的现代公司版。
正如他的故事清楚表明的那样，他绝不是那种人。

第八部分：“他们发现金钱作为武器同样锋利而且更有效”商业大教堂

不愿意改变不再适用的盈利模式，使很多公司的盈利能力遭受了损失，有时连生存都受到了威胁。西韦尔·艾弗里接管蒙哥马利·沃德公司，使公司再度盈利，可是他认为萧条一直就在附近游荡，对经济环境的误判，使他宁愿把钱放在银行里，而不进行任何的扩张，这样做的结果是灾难性的，1946年，它与西尔斯公司差不多大，然而到1951年时，西尔斯公司的销售额达到了26亿美元，而蒙哥马利·沃德公司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有11亿美元。
西尔斯·罗布克公司，这家世界上最著名公司的名字来自理查德·西尔斯和库里斯·罗布克这两个名垂千古的人，可是，人们几乎都忘记了朱利叶斯·罗森华德的名字，正是他将西尔斯·罗布克公司从一个不成形、无效率、迅速扩张的垃圾公司变成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都是零售巨人的公司。到20世纪中叶时，西尔斯·罗布克公司真正成了美国文化的基础。作家S·J·佩雷尔曼说该公司的邮购目录对他的影响就像玛德琳蛋糕对马赛尔·普鲁斯特的影响。参议员吉恩·泰尔梅基认为佐治亚州的农民在整个世界上只有三个朋友：耶稣基督、西尔斯·罗布克公司，当然还有吉恩·泰尔梅基。富兰克林·罗斯福开玩笑说，要让苏联人相信美国体系的优越性，就要用西尔斯·罗布克公司的邮购目录来轰炸他们。
从一开始起，纽约的地理位置就比其他美国港口具有更多的天然优势。到20世纪20年代，纽约不仅仅是美国最大的港口，而且还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但正如历史的潮流和技术第一次使得威尼斯成了最大城市、随后又将它抛弃在身后一样，纽约对大西洋彼岸旅客旅行近乎垄断的地位也随着喷气式飞机的来临而消失了。
弗兰克·伍尔沃斯，他那个时代最大的商人，认为他的纪念碑仅像范德比尔特和安德鲁·卡内基的纪念建筑一样还不行，它还必须能赚钱。伍尔沃斯的天才，可以看到零售业的细枝末节，他建立的5分钱-10分钱连锁使他成为美国零售业里最著名的人物。而他所建造的这座“商业大教堂”也的确如他所希望的，为他的投资带来了6%的固定回报。
法律长期是由那些追求自身利益的人推动实现的，但它所促成的结果却是出人意表，拉奇特网球俱乐部和费希尔兄弟公司关于分区法律的斗法就明显说明了这一点。

第八部分：“他们发现金钱作为武器同样锋利而且更有效”成功的危险(1)

1985年，IBM取得了历史上任一公司都未取得的最大的税收利润：65.8亿美元。它高踞在计算机市场上，宛如一个巨人。但是，7年之后，它却成了历史上到当时为止的第一个损失最大的公司：50亿美元。而计算机界的巨人却是哈佛大学退学的一个超级令人讨厌的叫做比尔·盖茨的人所拥有的公司，在IBM制造第一台计算机时，这个人还没有出生呢。
在短短的这一点时间内，如此富有实力的公司，命运是怎样发生了如此深刻的逆转的呢？在那7年中，计算机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IBM却没有任何变化。
IBM的伟大在于其大型机，现在，这是每一个大公司和政府部门不可或缺的尖端计算机。20世纪60年代时，IBM革命性地引进了360系统系列，从而也就开始主宰全球的主流经济。而且，一旦公司安装了IBM的大型机之后，就不愿意换另一个品牌了，因为转换时系统崩溃及其引起的数据丢失所造成的风险太高了。因此，IBM就具有垄断地位了，它可以更多地专注于市场，而不关心其他的方法。
但是，像所有的垄断者一样，IBM开始变得臃肿、哑然无声、自娱自乐，也难以置信地变得官僚起来。比如，一个执行副总裁，尽管处于IBM的前50名高层领导行列中，他与主席之间至少存在七个管理层。而在很多获利10亿元的公司中，看门人与主席之间也不存在七个管理层。
当然，这种现象窒息了创新，也不再有风险了。尽管IBM好几年来一直在试图开发个人用机，但是，只有在主席砍去了官僚机构，并建立了独立的可向他直接报告的任务小组之后，在1980年时才有了IBM-PC机。这是整个时代的一个巨大的商业成功案例，而且IBM很快就占有了开发个人计算机市场的80%的份额。
但是，作为个人计算机心脏的微处理器，其处理能力在迅猛地增加，个人计算机使得计算机市场的每一部分都发生了改变。可只有IBM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大型机是它的核心业务，IBM认为个人计算机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进行销售。但是，这两个市场是绝对不同的。
大型机市场由数千个经理组成，他们在每一台机器上花费了上百万美元，而且还是公司的钱，机器也只由受过严格训练的技术人员来操作。然而，个人计算机市场却由上百万的个人组成，他们在每一台机器上花费数千美元，而且是自己的钱，常常也只是自己使用。
对IBM来说，更糟糕的是，每一代大型机的周期大约是7年。而个人计算机每隔1年或1年半就更新换代一次。IBM发现自己与微软、英特尔、Gateway2000及康柏的竞争，就像是一头河马与一群瞪羚在赛跑，而它却总不肯改变自己的做法以面对新的现实，直到1993年发生了灾难迫使它重新开始。
不愿意改变不再适用的盈利模式，使很多公司的盈利能力遭受了损失，有时连生存都受到了威胁。当时亨利·福特坚持认为：1908年的T型车技术，将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人们所需要的，也是他们所想要的车型，这可能是这类事件的最著名的案例了。西韦尔·艾弗里在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的任职也是一个值得讲述的令人警醒的故事。
西韦尔·艾弗里生于1874年，对于如何运营一个老式公司（即使在19世纪后半叶，也是如此）或一个相似的社区有自己的办法。他工作的大部分时光，处于20世纪20年代的不稳定繁荣和20世纪30年代的极度低落时期，这些想法，使他得以稳居在总经理的位置上。后来，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却没有改变西韦尔·艾弗里。
艾弗里的家庭在密歇根州木材交易中发了财，就投资于两家石膏公司（石膏是制造灰泥的原材料，后来用于墙板的制造）。年轻的艾弗里1893年时刚从法律学校毕业，就到一家公司去工作。1901年时，这家公司与其他许多同样业务的公司合并，组建了美国石膏公司，这就是人们所知的石膏托拉斯（又称大石膏公司），这是不可避免的。
这个新的托拉斯，与其他许多托拉斯一样，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处理内部事务，在1905年，公司策略发生了剧变。艾弗里当选为总裁，他解释说：“我是最后一个来的人，所以就在顶部闪亮，而且也最显眼。”后来，事实证明艾弗里正是总裁的最合适人选，他驾驶着这个相当棘手的船只，并使它从一个地区性的公司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主要的建筑材料公司。当20世纪20年代到来时，这个公司准备利用这10年的建筑热潮来获得利润。
1919年时，美国石膏公司盈利为110万美元，是以前任何一年利润的两倍多。1926年，它达到了盈利高峰，为1 000万美元。但是，就在艾弗里利用20世纪20年代的大好时光时，他并没有认为他的公司会永远这样地运行下去。他是来自19世纪90年代的那个萧条时代的人，而且加上他总将玻璃看作半透明的那种天性，这些使艾弗里对未来保持着警戒的态度。很快，他在整个美国商界就被人称为“忧郁的西韦尔。”

第八部分：“他们发现金钱作为武器同样锋利而且更有效”成功的危险(2)

1929年，艾弗里的这种预想困境的偏执性情，使他变得明显具有洞察力。在这一年的9月（一年之后的这个月份，经济学家就宣称大萧条到来了），艾弗里裁减了2 000名员工，几乎是公司总人数的一半。另外，他还储备了整整3 500万美元作为保留收入，并几乎不再持有长期负债。其结果是，美国石膏公司不仅在大萧条中生存了下来，而且还兴旺起来了，每一年都有利润，并扩大了其市场份额。在1933年前，它甚至都没有减少其相当大的、20世纪20年代那样的红利。
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的故事却正好相反。这家公司一直是过度乐观的，在1920~1921年短暂、突然的萧条中经过了一次洗礼。在繁荣的20世纪20年代中期，它开始将自己从一个邮购公司转变为一个大型的零售公司。1926年有10家商店，两年后为248家商店，1930年时有554家商店。即使在萧条气氛越来越强烈的时侯，它还又开张了49家商店。但是，它很快就不盈利了。1931年时，它损失了900万美元，而它的股票，在1929年时股价为1567/8，而人们在1931年时可以65/8买入。
这时，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的一个大股东是J·P·摩根公司，摩根说服艾弗里来接管这个公司，并对之进行整理。艾弗里当然是合适的人选。他取消了非盈利线，关闭了一些商店，加强了中央控制，新增了合格的公众会计师，并告诉他们必须严格把关，雇佣了有经验的商店管理员，并解雇了零售商店管理不善的邮购商。
这是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的令人愉快的时刻。“在商界中，我以前还从没有看到如此巨大的行动，”一个雇员回忆说，“艾弗里将整个地方翻了个遍，甚至连固定装置和装饰品也翻了一遍，所有人都忙成一团，以取得好的成绩。”但有一点小小的怪事，就是：在艾弗里领导的前三年里，3.5万个雇员中，有2.2万人离开了公司。
但是，蒙哥马利·沃德公司又一次盈利了，而且它的股票也开始从其萧条的底部强劲地回升。在劝说西韦尔·艾弗里来接手这个工作的时侯，公司给了他大量的股票期权，所以，他这时一下子就变得富有了。
1933年后，经济开始缓慢地恢复，艾弗里本可以非常有利的条款借入贷款，而开始谨慎的扩张。利率非常低，企业收入税也比较高，从而极大地充当了利率成本。但是，艾弗里却还是没有借。他认为新政以及新政所代表的内容都是令人憎恶的，长此下去，将会毁掉美国经济。他特别痛恨工会。在一个工会获得了代表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的7 000名工人的竞选之后，罗斯福总统两个直接的命令，才迫使艾弗里签署了一个工会合同。
1943年时，该公司发生了罢工事件，因为艾弗里拒绝解决此事，罗斯福使用战时紧急条款控制了蒙哥马利·沃德公司。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飞到了芝加哥，希望能平和地将艾弗里的权力转移给政府，艾弗里这时的脾气可不平和。
“让政府去见鬼吧!”艾弗里朝他怒吼道，“我不需要你们的狗屁建议。”比德尔对此早有准备，他有大量的军警可供驱使，他命令两个人将这个主席从椅子上架起来，把他拖出了办公大楼。
艾弗里对此只有语言可以回击，但是，当他被拖走的时候，他能想到的最具侮辱性的话却是“你们……新政者!”他怒吼着。第二天，艾弗里身穿蓝色西装脚蹬翼状鞋以显示其高贵仪表而被无礼地拽出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的照片，成了几乎所有报纸的头条新闻。
艾弗里很快就回来了，但是受到了监控，他全力准备迎接再次发生的萧条，这是他所认为的战后的最大挑战。艾弗里进行了大量的阅读，认识到每个人都应顺从以前的每一次大型战争，而且非常坚定地相信这个人不应有任何的改变，特别是当实行新政的民主党人还在执政的时侯。说来也很公平，在艾弗里的视野中有很多的公司，而对于大部分的经济学家来说，也预见到萧条，他们手中密集的水晶球也已准备好了。
大部分公司对此都有了回应，其中还包括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西尔斯·罗布克公司。但是，艾弗里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已经成为一个赫伯特·胡佛式的反对派。坚持认为萧条就在附近游荡。他将公司的钱存在银行里。于是，蒙哥马利·沃德公司也就不再进行任何的扩张了。
这样做的结果是灾难性的。1946年时，它与西尔斯公司差不多大，有638家商店，销售额有9.74亿美元，而西尔斯公司有603家商店，销售额为10.5亿美元。然而，到1951年时，西尔斯公司的销售额达到了26亿美元，而蒙哥马利·沃德公司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有11亿美元。
1954年时，股票市场达到了1929年后的最高点，这时距那个早期的衰退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就算华尔街也认为大萧条已经结束了。而艾弗里还认为萧条没有结束，就在几个月后，艾弗里决定辞职了。
听到这一新闻，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的股票上升近6%，但是，这个公司再也不能成为美国零售业的前几名了。在2001年时，它作为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子公司，关了门。

第八部分：“他们发现金钱作为武器同样锋利而且更有效”无人尊敬(1)

如果罗德尼·但戈菲尔德不是喜剧演员，他就可能会成为一个经理人。经理人同样也不受人尊敬。
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发明了电话，自然，他在《大英百科全书》中有一个长长的辞条，而且还有无数的交叉引用。但是，他的岳父加德纳·格林·哈伯德只是创办了AT&T，使得贝尔成了19世纪最有钱的发明家，为美国建立了足以让全世界都嫉妒的电话系统，却是藉藉无名。
即使是政府，也加入到这一行动中来了。1993年时，克林顿政府建议：经理人的工资应服从政府工资控制，而这是惟一进入该名单的工资。这可以限制企业所得税减免经理人工资的程度。
当然，现在的一些经理人的工资是过高，特别在公司高层管理体制可以控制董事局、从而可以设定自己的工资的时候，尤其如此。但是，影星和运动员的工资也过高啊。也许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历史学家的工资也可能过高，尽管我从未遇到过。
但是，一个优秀的经理人价值几何呢？在美国历史的某个时候，他（她）的价格应该等价于整个公司的价值。
亨利·福特发明了畅销汽车，他的工程师天才不仅为他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而且还使他创办了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但是，在他生命结束时，他管理上草率、高度特殊、越来越多疑的方法，极大地破坏了他所取得的成就。在亨利一世时期，如果从根本上来说，成本是用存货量来衡量的。正是亨利二世—他并不是天才，只是一个第一流的经理人—他把他祖父所留下的这个近于资不抵债的公司变成了现代福特汽车公司（1999年的销售额为16 250亿美元）。
或者，我们来看看西尔斯·罗布克公司。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公司的名字来自于理查德·沃伦·西尔斯和阿尔万·库里斯·罗布克这两个名垂千古的人。可是，人们几乎都忘记了朱利叶斯·罗森华德的名字了，正是他将西尔斯·罗布克公司从一个不成形、无效率、迅速扩张的垃圾公司变成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零售巨人的公司。实际上，如果现在有一个公司像当年的西尔斯·罗布克公司那样，而且，也有一个像朱利叶斯·罗森华德那样的人，如果他不能使这个公司纠正过来，那么，你可以说这不是公司的错。
1862年，罗森华德生于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他的家离林肯的家只有一个街区。他的父亲经营着一个服装店，这是他妻子的哥哥们所拥有的中西部商店中的一家，后来他在几年后就买下了它。两年的高中毕业后，小罗森华德就到纽约为他叔叔打工，有一段时间他在那儿经营自己的小店，后来就去了芝加哥。1889年时，开了一家公司，生产夏季男装。这个公司从一开始就兴旺得很，但是，10年后，他把它卖掉了，买下了发展更快的西尔斯·罗布克公司。
理查德·西尔斯，曾是一个铁路电报员，1886年时，他才23岁，就发现他可以从事销售工作。一批货到付款的手表被明尼苏达州雷德伍德·福尔斯的一位当地宝石商拒收了，西尔斯那时在为明尼阿波利斯和圣·路易斯铁路公司工作。西尔斯与运输商做了个交易，并独立地将它卖出去。很快，他就订了更多的货，6个月里，西尔斯就赚了5 000美元—这在1886年时可是一笔大数目，可以买一幢舒适的房子。
他从铁路公司辞了职，并建立了R·W·钟表匠手表公司。当手表开始返修时，他雇佣了罗布克，罗布克是一个自学成才的钟表匠。不久他们就成了合伙人，既卖手表又卖珠宝。这个钟表匠开始开展邮购业务，并且供给更多的货物。
很快，西尔斯就对美国农村居民的需要和希望表现出浓烈的、本能的感觉，表现出写邮购商品目录及广告传单以唤醒人们这种需要和希望的天才。1892年，邮购商品目录就达到196页之多，提供从货车到婴儿手推车、从鸟枪到马鞍的每一件物品，那一年的销售额达到了约27.7万美元。
在其后的两年中，19世纪90年代初期，也就是大萧条发生的前夕，邮购目录达到了506页—这些目录差不多都是西尔斯自己手写的—销售额达到了约39.3万美元。迅速的发展使得业务显得混乱不堪，很多美好的想法在经济的青春期并没有存活下来。西尔斯·罗布克公司的成长不是一个“最混乱”可以来描述的，这种情况大部分要归结为理查德·西尔斯个人的原因。
他的任务是写商品价目录，他手里却没有存货，可是他认为可以从某一个市场上买到。因为他是个天才，所以他常常是对的。“无需成本，”他在一个目录中写道，“4.95美元一件啥味呢西装，货到并检查之后，合格付款。一下子就有了2.5万个订单，如雪花般地飞到了西尔斯·罗布克公司在芝加哥的总部，他只得拼命地去找能供应这么大一个订单的男装公司，而他的顾客们却等得不耐烦了。
有时，西尔斯对他的商品的描述太过了，离商品的真实情况太远了。这样，反过来就会发生大量的退货，这是吞食利润的最大威胁，甚至威胁到邮购业务，因为，对公司来说每一件退货都是沉没成本，就算以后还能卖掉，那也是如此。西尔斯认识了这一教训—在以后的几年中，他很高兴地说：“诚实是最好的策略；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这两种方法都尝试过了。”—但是，夸大其辞总还是他的惯用手段。
这时罗布克却是太过分了，罗布克具有精打细算的天性。所以，在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最糟糕的投资决策可能就是：在1894年时，他将所拥有的西尔斯·罗布克公司的股票以2.5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他的合伙人（几年后，在大萧条的开始阶段，罗布克那时已经破产了，他向他曾经拥有一半的这个公司申请工作的时候，他们问他是否是创始人的亲戚，他说他就是那个创始人，于是，立即就被雇佣了，从事推销和裁剪丝带的工作）。
但是，西尔斯这个“连空气都会出售”的商人，成天就忙着写广告和想新的邮购项目。他依然需要一个精打细算的人，需要将这个横七竖八的、有时还是混乱不堪的公司整理得井井有条。西尔斯有了一个新的合伙人，亚伦·诺斯鲍姆。诺斯鲍姆拥有一家制造肺管的公司，曾找到西尔斯，希望他能买一套管子。诺斯鲍姆卖掉了肺管，同时还与他的妻弟朱利叶斯·罗森华德一起买进了这家公司。西尔斯·罗布克公司令人惊异的增长，立即就开始了。

第八部分：“他们发现金钱作为武器同样锋利而且更有效”无人尊敬(2)

在1895年时，西尔斯公司的总业务额为80万美元。在20世纪初，它就达到了1 100万美元，超过了具有20年厂龄的蒙哥马利·沃德公司。但是，西尔斯与诺斯鲍姆相处并不融洽。1901年时，西尔斯要求：要么诺斯鲍姆和罗森华德买断他的股权，要么他和罗森华德一起将买断诺斯鲍姆的股权。罗森华德必须在他的姐夫和西尔斯之间进行选择，而他也知道西尔斯是使西尔斯·罗布克公司继续成功运营的不可或缺的人物。他选择了西尔斯，他们一起买断了诺斯鲍姆三分之一的股权，价值为1 250万美元，这是罗布克7年前卖出他那一半的价格的50倍。
然而，西尔斯·罗布克公司现在却正扩张得很快，这样，他们俩就不能在两年内付清诺斯鲍姆的钱。这一成功没有一处不应归结为罗森华德的经理能力。他开始检查理查德·西尔斯所做的夸大其辞的邮购广告，从而大幅地削减了不满意的顾客的退货。1911年时，他建立了第一个公司检测试验室，来确保西尔斯从其他公司所购买来的商品的质量。
在罗森华德的指导之下，新的体系建立了，也确保订单可以迅速地传达出去。进来的订单都要过秤（平均每磅为40个订单），以此说明需要多少雇员。到1906年时，当西尔斯·罗布克公司搬进芝加哥的新大楼时，它将几个地方的运营都集中到一起，订单平均每天为2万件，在圣诞节时为10万件。
一星期的每一天的订单纸都用不同的颜色，这样，拖延的订单就变得很醒目，从而会立即引起注意。安装了传送带和重力斜道，以加快订单和货物的流转，将每一件事都作为一个装配节点。亨利·福特视察了这个体系，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第二年，他就采用了汽车生产的装配线方法，从而改变了世界。（你可能会想，他有没有注意到进入订单的称重法，可能并没有将之用于存货处理。）
罗森华德在劳工关系上也领先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1916年时，他建立了西尔斯·罗布克公司的储备与利润共享养老基金。雇员可以投入工资的5%，而公司则根据规模的变化将一定比例的利润投入进去—利润越大，存入基金的钱就越多，最多不超过10%。从一开始起，基金的大部分钱都投资在西尔斯·罗布克公司的股票上。所以，养老基金不仅极大地培养了雇员的忠诚度—这是西尔斯·罗布克公司好多年的特点—而且，随着公司的成功，还给了雇员更多的个人收益。
当然，公司获得了成功。到20世纪中叶时，西尔斯·罗布克公司真正成了美国文化的基础。作家S·J·佩雷尔曼说该公司的邮购目录对他的影响就像玛德琳蛋糕对马赛尔·普鲁斯特的影响。参议员吉恩·泰尔梅基认为佐治亚州的农民在整个世界上只有三个朋友：耶稣基督、西尔斯·罗布克公司，当然还有吉恩·泰尔梅基。富兰克林·罗斯福开玩笑说，要让苏联人相信美国体系的优越性，就要用西尔斯·罗布克公司的邮购目录来轰炸他们。
与贫穷的罗布克不同，西尔斯和罗森华德死时都是巨富，这是因为西尔斯的商人天才和罗森华德的经理人天才。商人在1914年死时留下了2 500万美元，而经理人在1932年死时留下了1 700万美元。当然，到他死时，罗森华德给福利事业贡献了整整6 400万美元。
《美国生物字典》（这是一个关于美国历史名人的多卷册参考书）中很多涉及朱利叶斯·罗森华德的文章，全都致力于描述他无限的慈善。但是，想想这些文章用了多少句话来描述他作为一个经理人的天才，而这天才使他的善行成为可能：只有一句话。
正如我所说的，经理人无人尊重。

第八部分：“他们发现金钱作为武器同样锋利而且更有效”何时何地(1)

房地产经纪人中，有一个相当古老的笑话，只有三个因素决定了一片土地的价值：地段、地段和地段。当然，这一笑话流传如此之久的原因在于这句话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且，它不仅在城市所在地的微观经济水平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宏观经济水平上也是正确的。纽约成为美国的大都市，不是因为它具有极好的天然港，而是因为这个港口在地球上所处的位置。
然而，这个笑话还有一个因素没有考虑进去，那就是时间维度。譬如说，在19世纪之初，我的四世祖（我继承了他的姓氏），用近乎荒芜的田纳西州的35英亩未开发的土地换了一匹马和和一副马鞍。我想，在那时这是一个公平的交易。但是，放到今天，不得了啊，这可是家庭的一笔财富。马会死的，马鞍也会用坏的，可是，那些土地还会在那里，那里现在叫做纳什维尔市区（田纳西州首府）。
确实，时间是一个属于历史学家的特殊的领域，而不是房地产经纪人的领域，而在历史的进程中，“何时”与“何地”一样重要，这是因为一个城市是不会移动的，而历史的河流却会流动。当威尼斯处于其辉煌的巅峰时，它直接处于东西方贸易的通道中，这也使它成了一个大城市。后来，土耳其帝国的崛起，切断了这个贸易通道，装备完整的帆船打开了世界海洋贸易的新篇章。威尼斯曾经无可匹敌的地理位置，就成了很大的不利，它就沉沦为极度美丽的偏僻之城。
除了华盛顿特区这样的城市是由政治创造的之外，城市不会位于那些纯粹出于奇想而产生的地方。尽管在历史的进程中有些城市消失了，但是每一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存在理由。有时是由于技术：伦敦处于入海口，是由于可以利用当时罗马人的技术造桥于泰晤士河上。有时是由于军事原因：之所以有巴黎，是因为位于它市中心的西岱岛是一个天然堡垒，塞纳河就是它的护城河；有时是由于自然资源的原因：内河喷泉造就了洛杉矶。
然而，很多城市的形成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许多城市位于两股商业流的汇合点—就像圣路易斯位于密苏里河与密西西比河的交汇处—或者位于船只“开始卸货”的地方，这就是说，将货物运输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17世纪早期，荷兰在曼哈顿岛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原因在于：这是个明显的地方，在这里，人们将海狸皮从印第安人的独木舟转移到航海船上。
从一开始起，纽约的地理位置就比其他美国港口具有更多的天然优势。它比波士顿和巴尔的摩更位于中心地带，比费城和巴尔的摩更近于出海口。另外，新泽西的拉里坦河、新英格兰南部的河流、长岛海峡和滚滚的哈得孙河—前工业时代的商业大道—全都通向纽约港。
还有，在殖民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纽约并不是主要的港口。费城的人口更多，波士顿为人口更稠密的乡村所环绕。1770年，纽约从港口的吞吐量上来看，其排名超不过第四名。费城是第一名，到港量为4.7万吨；其后是波士顿，为3.8万吨；再就是查尔斯顿，为2.7万吨，纽约为2.5万吨。
一些年之后，美国革命破坏了纽约。在英国人定居了7年后，一场灾难性的大火席卷了纽约，夷平了1 000多间房屋，其人口巨幅下降。在英国人定居期间，很多纽约商人信仰保守党，或者是无希望的折衷派。当英国人1783年10月25日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很多商人也离开了。更糟糕的是，和平协议规定：战前欠英国商人的钱，已经到期并以复利计算利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作为其中的一员，也曾短暂地参加过追索债务的司法实践。
但是，如果18世纪80年代对纽约来说是一个阴郁的时代的话，那么，18世纪90年代就是繁荣时期了。法国革命战争的开始，极大地增加了对美国商品和美国货运的需求。尽管所有美国港口都从中得利，但是，纽约做得最好，到1797年时，就已排到了费城前面，成为最繁忙的美国港口。
尽管纽约现在处于领先地位，但是这个地位就是不稳定的。然而，这个城市，隐藏起来但准备使用的—或更为隐蔽的哈得孙河—另一个地理优势，使得其他所有的东西都变得不凡起来：山脉间的一道沟壑，无所阻隔地从阿拉巴马州通到了缅因州，而且将迅速成长的中西部与东海岸隔绝开来。

第八部分：“他们发现金钱作为武器同样锋利而且更有效”何时何地(2)

在铁路时代到来之前，陆上运输的成本太高，所以大批量商品（如农产品）不能从阿巴拉契亚山脉转运到东海岸。居民要么就地消费掉它们，要么就是将之沿俄亥俄州和密西西比河而下一直船运到新奥尔良，然而再运到东海岸和欧洲。
正是古维尔纽尔·莫里斯（美国政治领导人和外交家），他第一个建议要从伊利湖到临近阿尔巴尼的哈得孙河之间修建一条“大西方运河”，也可利用现成的山坳，从而抓住这样的商机。但是，却是德威特·克林顿州长，他用了几乎一生的时间来推动这条运河的完成，尽管遭遇到强烈的政治反对。很多纽约城参议员和议员，即使从政治家的角度来看也是目光短浅的，认为这只是在做无用功。
8年后，在1825年时，伊利运河最终完工了，这条运河全是用人力来挖掘的，这时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全州性的庆祝活动。人们用运河驳船把一桶伊利湖的水从布法罗运到了纽约港入口处的桑迪胡克。在那儿，克林顿州长将之倒入了大西洋之中，表示与处于纽约州另一端的河流的结合。与伊利湖水一起，取自莱茵河、恒河、尼罗河以及世界上其他十二条大河的水也一起倒进了大西洋。纽约城，以其独特的想像及粗犷的做法，炫耀它作为一个世界贸易中心这一传大时代即将到来。
这一炫耀很快就实现了。在运河开挖前，一吨价值40美元的面粉从布法罗通过水运、陆运到达纽约，要花三个星期的时间，成本为120美元。在运河开挖后，同样的一吨面粉只需8天时间就可运到，成本只有6美元。因为经济等式发生了如此的变化，所以，用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话来说，纽约很快就成了“一个声音，它掩盖了整个大洲的商业与金融的尖叫”，而且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新兴都市。
从1825年运河开辟，到36年后的美国国内战争爆发，这些年间，纽约发展是如此迅速，以至于它平均每年要新建差不多10公里街道。到1860年时，纽约经营着全国三分之二的进口和三分之一的出口。换言之，超过一半的美国国际贸易要通过纽约港来完成，大部分原因就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它在山脉隘口的下游150英里处。
现在，应该承认的是，如果不是房地产，从历史上来看，地理位置并不总是能说明一切问题的。从最早的时候起，纽约就是美国最富有商业头脑的城市。波士顿的清教徒、费城的教友派信徒、巴尔的摩的天主教徒建立这些城市的首要目的是出于宗教原因。但是，荷兰人建设新阿姆斯特丹完全是为了挣钱。他们是那样的忙于购买海狸皮，以至于他们14年里都没有时间来建一座教堂。
这一商业动力，大大有利于纽约的向上提升，一直到今天，还限定着纽约的特征。正如罗伯特·格林霍夫·阿尔比恩在其1939年出版的鸿篇巨作《纽约港的崛起（1815~1860）》中所指出的那样，姑且不论纽约港的地理位置，纽约商人的进取心和成功，他们在南方棉花种植者和欧洲以及新英格兰的纺织品制造商之间的经纪，是使这个港口得以发展的主要因素。
南方人认为他们是绅士农民，不愿意让庸俗的金钱污染了他们的手指。这正中纽约人下怀，他们不怕金钱污染了他们的手指，更不必说这些事了。到南方各州开始脱离联邦时，棉花交易已成了纽约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市长弗兰多·伍德—“这是个没有人会害怕的人，他的观点真是太低级了。”—走到市议会面前，并提议说，这个城市也应该跟着脱离联邦。
到20世纪20年代，纽约不仅仅是美国最大的港口，而且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超过了伦敦，而且保持其统治地位达几十年之久。但是，正如历史的潮流和技术的潮流第一次使得威尼斯成了最大的城市、后又将它抛弃在身后一样，历史和技术在今天还是处于变化之中。譬如，纽约对大西洋彼岸旅客的旅行近乎垄断的地位也随着喷气式飞机的来临而消失了。更重要的是世界贸易形式的变化。太平洋上的贸易也飞速地增长，而大西洋上的贸易，也仅仅是稳定地增长。今天，西海岸与东亚国家和阿拉斯加州之间的交通，远远超过了东海岸与欧洲和非洲之间的贸易。
结果就是：在1989年时，洛杉矾—长滩成了美国最繁忙的港口，有迹象表明：其领先地位还处于增长状态。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你看，纽约的建立是由于它有大海港，而洛杉矶却位于内陆20英里处，在1914年人工防波堤完工之前，还没有一个海港。尽管如此，在21世纪里，洛杉矶恰好位于正确的位置上（太平洋），而纽约却不是。
正如人们所说的，这就是地段、地段和地段啊!

第八部分：“他们发现金钱作为武器同样锋利而且更有效”伍尔沃斯的大教堂(1)

我遇见一个来自中国的旅客，
他说：有两只断落的巨大石腿
站在沙漠中……附近还半埋着
一块破碎的石雕的脸；他那皱眉，
那瘪唇，那威严中的轻蔑和冷漠，
在表明雕刻家很懂得那迄今
还留在这岩石上的情欲和愿望，
虽然早死了刻绘的手，原型的心；
在那石座上，还有这样的铭记：
“我是奥西曼德斯，众王之王。
强悍者啊，谁能和我的业绩相比！”
这就是一切了，再也没有其他。
在这巨大的荒墟四周，无边无际，
只见一片荒凉而寂寥的平沙。
雪莱《奥西曼德斯》（查良铮译）
自从人们的技术开始允许之后，有权势的人就开始在石头上寻求不朽。他们也知道，从事物的本质上讲，他们的事迹虽然重要，但是还是如同朝露，所以他们希望他们的坟墓、雕像和豪宅可以提醒这个世界能够知道他们曾有的伟大。雪莱，在他著名的神出鬼没的十四行诗中，说明了这种思想的本质性无聊，但是，这一点也没有能够阻止人们在自己的记忆中树立起丰碑。
在工业革命之前，政治和军事的征服，是通往权力的主要途径。随着蒸汽机的到来，人们追逐权力的选择工具，开始有了改变，他们展示其权力的方法也发生了变化。军事征服的机会缩小到几近于零，但是在商业中赚大钱的机会有了很大的扩展。
早在1868年时，詹姆士·戈登·班尼特在《纽约先驱报》上观察到有多少事已经改变了，而有些事物依然保持着不变。“在现代政府的形式下，随着人们的能力和智慧的提高，”他在社论中写道，“人们已不再试图用剑来进行统治了，但是，他们发现金钱作为武器同样锋利且更有效；而且，原有的对权力的渴望也未有任何的丧失，他们就试图对人们建立起金钱的独裁。”
如果工业革命所创造的财富从未达到“金钱的统治”，那当然就允许为新财富的创造者们的光荣建立起数量空前的纪念碑。建造一个合适的豪宅常常是第一步。19世纪时，纽约第五街也慢慢地蔓延开来，大厦在到处炫耀，每一座大楼比以前更雄伟、更精细，都是极好的例子（都是按着雪莱的说法，而今大部分也都消失了）。
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在他那个时代，是美国铁路的王中王，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白手起家的人。他住在华盛顿区很舒服的繁华市中心里的相对一般的房子里，并将第五街留给他的子孙们。但是，他还是不能完全拒绝使自己名垂千古的诱惑。1896年时，他为他的纽约和哈得孙河铁路公司在下曼哈顿建了一个新的货仓，他还为自己准备了巨大的纪念碑作为这个建筑物的组成部分。这只是他的一个自传而已，用10万磅铜来镌刻。这个建筑物的山墙，有30英尺高，150英尺长，上面满是对自己的描述，用了高级的浮雕，说明了范德比尔特在船舶公司和铁路公司的工作经历。这些都位于他的船队队长的中央雕像的两侧，雕像整整高12英尺，重为4吨。
即使在其揭幕之前，吃惊的《纽约先驱报》就评论说：“尽管它不如金字塔那样巨大，也不如罗德岛的巨像那样壮丽，但是，它会做到的。”（啊，范德比尔特的纪念碑，同样也遭受《奥西曼德斯》中雕像一样的命运。今天，只有中央雕像幸存了下来，放置在中央火车站的前面。）
幸亏是正常死亡，范德比尔特用铜像来表示其自尊自大的现象，在19世纪的富豪中是一个特例。除了为自已树一个塑像之外，有钱人大部分是将他们的名字与某个巨大的有用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这些事物为公众服务，也表现了它们的创造者们的虚荣心。单单纽约城就充斥着这样的东西：卡内基音乐厅、库珀联合、洛克菲勒大学、佩利公园和惠特尼&古根海姆博物馆，比比皆是。
但是，弗兰克·温菲尔德·伍尔沃斯，是他那个时代最大的商人，也像范德比尔特一样，在那个镀金时代的纪念碑建造者中也是一个例外。与范德比尔特一样，他并没有对慈善事业作出多少贡献。他也赚了很多钱，每一刻都有进账，而且他也习惯于小心地看护他的钱。他的身价为6 500万美元，如果他看到一刻钟的时间无法解释，而这会使他的钱袋有所损失，他就特别想让他的雇员加班加点。
对于伍尔沃斯来说，造一个像范德比尔特那样巨大的纪念碑还不够，或者造一个像卡内基音乐大厅那样既雄伟又有用的建筑也还不够。甚至，像纽约公众图书馆那样的既雄伟又有用又美丽的建筑物，这也还不够。

第八部分：“他们发现金钱作为武器同样锋利而且更有效”伍尔沃斯的大教堂(2)

他希望他的纪念碑要具有以上所有的特点，还要能够赚钱。这个创造了专售廉价物品的商店的人，总是想建一个能够赚钱的纪念碑，可以使他的名字一直流传下去。
伍尔沃斯的天才，就是可以看到零售业的细枝末节。在1879年时，他借了410美元，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开斯特开了一间店，从此开始了他的事业。他存储了“美国人常用的物品”，针头线脑、便宜的锡制炊具，这些都是火车时代到来之前小贩们走街穿巷时所到处兜售的东西。伍尔沃斯的商店里没有一件东西能超过5分镍币，所以，他立即取得了成功。到这年底，他已有了两个店面（这时他将价格上限确定为10美分，因此就称之为“5分钱—10分钱连锁店”）；到1889年时，有了12家，到1899年时，有54家。到1909年时，他拥有了238家店铺，伍尔沃斯成了美国零售业里最著名的人物。
到那时，伍尔沃斯已成了相当有钱的人，他体面地住在第五街的大厦里，可是他却还不满足。尽管他的名字就是价值与效用，当然，不可避免地，也与便宜联系在一起，所以伍尔沃斯对此很是敏感。在1905年时，伍尔沃斯将公司移到了纽约豪华的新办公室里，他非常高兴“5分钱—10分钱的生意，不再是叫卖小贩的勾当了”。但是，这些办公室是租来的，也不属于公司。伍尔沃斯想要他自己的大楼，一个真正的大楼，可以向全世界展示他—伍尔沃斯的荣耀。
尽管他认为伦敦的国会大厦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建筑，他也希望自己的大楼是一个哥特式的建筑，但是，他同时还希望他的建筑物是一个幢摩天大楼。
在19世纪末时，出现了钢结构和电梯这两种技术，从而也使摩天大楼的建造成为可能。砖瓦房最多不能超过10层，因为墙体的厚度不足以支持那么大的高度。但是钢材可以高耸入云。1889年时又出现了电梯，这也使得无限制的垂直运输成为可能，纽约、芝加哥以及其他地方的建造业就开始建造这样的建筑了。
到20世纪初，每隔几年，就出现一个新的“世界最高建筑”，1903年时，“空中轮廓线”这个单词也进入了英语中。到1909年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是纽约麦迪逊区的都市生活塔，高为700英尺，造型取材于威尼斯的圣马克钟塔。
伍尔沃斯开始在百老汇购买土地，贯穿了城市大厅公园的南端，他雇佣了建筑师卡斯·吉尔伯特，他在西六十街所设计的60层的哥特式建筑，伍尔沃斯很欣赏。但是，在吉尔伯特的鼓动之下，伍尔沃斯的想法开始膨胀了。这个建筑师派出了调查人员去调查都市生活塔究竟有多高，然后又告诉他的雇主，伍尔沃斯大楼这座世界上最高的大楼必须有多高。伍尔沃斯很清楚广告的价值，很快也就同意了这一想法。吉尔伯特最后设计了一个792英尺的高楼。这座大楼在1913年完工，这一高度记录一直保持了整整17年，直到1930年的克莱斯勒大楼超过了它。
伍尔沃斯对零售业非常了解，但是对建造摩天大楼这件事却是一无所知，他紧紧地监督着每一件事，与吉尔伯特和承包商刘易斯·霍罗威茨的关系搞得很僵。有一次，他想知道为什么工程项目上的“任命一个接线员”的某些人，要付每天2.5美元的工资。他甚至还建议说，既然吉尔伯特和声望很高的霍罗威茨有幸与这幢声望很高的大楼联系在一起，那么，他们就应该削减其佣金（不用说，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伍尔沃斯对成本控制特别感兴趣，因为这是个人所有的大楼，想将其中的房子租给伍尔沃斯公司、欧文国家银行及其他的公司。而且，他还是用现金支付整个项目的开支，总值为1 350万美元。这幢大楼—是纽约摩天大楼中独一无二的—从未使用抵押贷款。但是，像伍尔沃斯总是小心地看护着他的钢蹦儿一样，他也不怕花必要的钱以获得高质量。
伍尔沃斯确实获得了高质量。在他的大楼完工之后，他就马上到处宣称这是一个杰作，他很满意。吉尔伯特追随着路易斯·萨利的指引，即：摩天大楼应该是一个“值得骄傲的、迅速发展的事物”，而蒙哥马利·斯凯勒，作为他那个时代的主要建筑学评论家，也赞叹不已。“它是怎样地裂开了苍天啊，当它在正午闪闪发光时，就如同天宫上的一道光环，”他写道，“当它如同模糊的鬼影、如破晓的光线或拂晓的薄雾一般迫近人们时，是多么地让人难忘啊。”
从此，再也没有人说模棱两可的话。今天的主要建筑学评论家保罗·戈德伯格，说伍尔沃斯大楼“具有莫扎特式的质量，这样一个坚固且自信的建筑物，有着光辉、优雅的质感”。现在，它是纽约城的里程碑，每一个纽约人都希望奥西曼德斯的诅咒永远地放过伍尔沃斯大楼。
同样地，当他的建筑物马上成了世界著名建筑，并成了纽约城最重要的旅游点，出现在无数的海报中时，伍尔沃斯一定也很高兴。一年有20万人来参观这个大楼，并付钱从观光层上望。（现在，它排在纽约最高建筑的第十四名，其观光层已经关闭了很多年。）
但是，我猜想使伍尔沃斯最感快乐的应该是这座“商业的大教堂”，既雄伟又有用且美丽，马上就为他的投资带回了6%的回报，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固定回报。

第八部分：“他们发现金钱作为武器同样锋利而且更有效”意外的结果(1)

无论在何处，意外结果的定律，都不如人为法律的结果那样明显。消灭罪恶的朗姆洒的禁令，被认为是可以减轻贫穷和疾病的，可是却又产生的阿芳斯·卡蓬。再近一些，环境法常常服务于那些并不是关心环境问题而只是关心自家后院建了些什么的人。
在早期的《环境法》中，有分区法律，这种法律长期以来就是由那些追求自身利益的人所推动实行的。譬如，在20世纪70年代，纽约成立了一家限制严格的私人俱乐部，利用分区法，一点也不夸张，像一个神奇的炼丹炉，将俱乐部会所房顶上的那一片稀薄的空气变成了500万美元。
分区法本身就是因为钢结构和电梯（这二者第一次出现在19世纪80年代）的意外结果而产生的。在那时，楼层最多不超过6层或7层，而现在，建筑物可以达到任意的高度。
在1915年时，百老汇120号的平等大楼正好建在华尔街的北面。建平等大楼是为了利润最大化，目的很明确简单。这幢大楼填满了整个街区，从建筑线以上，它笔直而起，直达40层。自然地，马上就引来了一片抗议声，说如果这样的建筑物越来越多的话，纽约的街道将会变成一道再也没有阳光的峡谷。因此，在1916年时，就产生了第一部分区法，毫无疑问，这是要使曼哈顿成为更适合居住的地方，而不是变成想像中的峡谷。
几年后，纽约的区划越来越精细了。大型建筑物的建设需要与市里谈判，要对公众的舒适进行补偿，如小型的公园，或地道入口。毗邻的层数少而没有电梯的建筑物，可以出售它们的“空气权”，这样，才有可能建设更高层的建筑。建设方案不仅要市政当局方面的批准，还要得到当地社区委员会的同意。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只能使本来就充满着风险的行业更为复杂。房地产，特别是处于大城市的密集商业中心的房地产开发，可能比其他的行业更受制于商业周期的反复无常的行为，因为订货至交货的时间，即从大量资本处于风险状态之中的时候，到收入开始从房客那里回流的时候，可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大片的建筑用地常常是几十块小地方拼凑起来的。老的房屋要搬迁。计划书、许可证、特别许可弃权证书以及特殊立法，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法律诉讼，有时可能还有很多的法律诉讼，必须要处理。实际的施工时间可以用一年或一年多的时间完成。在每一个阶段，都需要越来越多的资本进入。但是，在整个项目完成之前，是没有任何收入的。
因此，第一流的城市房地产，可不是业余人员或弱智者的游戏。而这恰是费希尔兄弟公司所犯的错。这是纽约的一家大型房地产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它想在拉奇特网球俱乐部的公园街俱乐部会所的后面建一座新写字楼，它还以为它可以处理好这件事。
拉奇特网球俱乐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75年。从其开业之时起，这个俱乐部的会员是由原纽约社会的具有更多运动头脑的男性成员所组成的。它的俱乐部会所，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的雄伟壮丽的建筑，由麦金、米德和怀特公司设计，1918年建造于公园街和五十二街。这个使人愉快的环境有客房、餐厅，还有舒适的洒吧，在洒吧里人们可以玩非常严格的西洋双陆棋以获得赌金，还有各种各样的室内拍球戏球场，包括一种6人左右一组的场内网球的球场。（这种游戏有些像壁球，而它最好的地方就是你只需要将球拿起来，你就自动进入了全国的前100名。）
在兴建这个俱乐部时，位于中央车站北面的公园街与那些有钱人（更准确地说，是将来会加入该俱乐部的人）的公寓房离得很近。到20世纪60年代时，公园街的这一地块发生了改变，古老的公寓建筑已经让路给那些高耸的写字楼了。
除了会员的影响之外，到20世纪70年代时，俱乐部的财政出现了困难，大部分原因在于对它的主要房地产的税负巨幅增大了。如果它还想保留在老地方，就需要筹集到资金。拉奇特网球俱乐部认为它从费希尔兄弟公司的项目上看到了希望。
费希尔兄弟公司为这块土地付了2 200万美元，这是东区50块土地中的最后的一块较大的土地。但是，这个公司也有个问题。尽管大部分规划中的建筑可以越过拉奇特网球俱乐部的顶部对公园街有很好的视角，但是，它没有公园街的门牌号。如何以最高的价格将之租出去，这就是个本质的问题，因为纽约的街边住址并不具有与街道门牌号同样的优良标志。费希尔兄弟公司需要拉奇特网球俱乐部的门牌，准备把它租下来。
在很多生意中，既然两方都有这个需要，那就会很快达成协议。但是，这可是在纽约，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可是发明硬式棒球（hardball，还可译为“无情的手段”）的地方。在1973年和1974年都开了会，但是，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因为俱乐部希望订立一个调整条款以保护自己不受到通货膨胀的危害，费希尔兄弟公司在这一点上不肯让步。
后来，纽约城发生了金融危机，房地产市场崩溃了。在后来的三年中，费希尔兄弟公司的这块地方—放在这块用2 200万美元贷款购买的土地上的测量仪器也移走了—一直没有开发。然而，到1997年时，形势开始看好了。

第八部分：“他们发现金钱作为武器同样锋利而且更有效”意外的结果(2)

费希尔兄弟公司又回到了拉奇特网球俱乐部，并提出一个协议。如果它可以在俱乐部上空建一个拱顶到达它的建筑物，那么，它就获得了这个宝贵的公园街门牌号，它可以为此特权而每年支付给俱乐部30万美元。但是，俱乐部却拒绝了。它坚持俱乐部的建筑必须保持完整，而且还坚持其空气权必须是任一合约的组成部分。
所以，费希尔兄弟公司愿意为其出入口和空气权以及通货膨胀的一般性调整条款而支付60万美元。俱乐部认为调整条款，冷静地看，应该从每年120万美元开始。费希尔兄弟公司断然拒绝了。然而，俱乐部却自信自己处在猫鹊的位置上。
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的。毕竟，费希尔兄弟公司并没有成为成功企业，它也不知道如何获得市政府的权力的门路。一开始，它去找曼哈顿行政区的主席安德鲁·斯坦（费希尔兄弟公司经常是他竞选时的捐赠人）并请求他为这一块地批一个门牌号。在发布这一声明的时候，42个东五十二街成了一个公园街广场，这样，拉奇特网球俱乐部的特权门牌号的市场价值就不再存在了。
接着，费希尔兄弟公司雇佣了斯奇特莫、欧文斯、梅里尔公司，一家主要的建筑公司，来重新设计其建筑物。他们要求建筑师们设计出第一流的建筑，要有足够的公众设施，使地面的价值等于拉奇特网球俱乐部要求的空气权价值。
建筑师们设计了一个公众“风雨商业街廊”，直穿过五十二街到达五十三街，走廊的高度高于平地60英尺。并非巧合，60英尺，正好是拉奇特网球俱乐部的高度。这就说明：费希尔兄弟公司所有的可出租的楼层都可以看到公园街，这样就可以索要高额租金。而且，风雨商业街廊也向公众开放，甚至还设有公众休息房—这在曼哈顿中心是很少见的—这样，因为建造很大的建筑，也使得这笔钱合理起来。
费希尔兄弟公司平静地与市政当局谈判，以获得它对该方案的支持。1978年，当达成这一协议时，拉奇特网球俱乐部才知道，费希尔兄弟公司不仅会在它的隔壁，而且，俱乐部还被排除在局外。
看上去，这就像是一个游戏，一个为费希尔兄弟公司制定规则并让它参与比赛的游戏。但是，并不尽然。结果是拉奇特网球俱乐部的一些会员参与房地产游戏的水平和其他一些会员玩带赌金的西洋双陆棋的水平一样好。
仅仅三周后，《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就给费希尔兄弟公司从头到脚泼了一盆冷水，题为“拉奇特网球俱乐部上将建旅馆”。这个旅馆将利用俱乐部后的小巷作为出入口，并且不碰到俱乐部。但是，它将提高475英尺，正好到达费希尔兄弟公司的第四层楼面。那时，费希尔兄弟公司的房客将根本看不到西格拉姆大楼的美丽景象，也看不到圣巴塞洛缪教堂以及纽约东面的其他壮丽建筑，而只能看到几英尺外的一堵砖墙。
费希尔兄弟公司已经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去买地，又在审批过程花了数百万美元去设计和看护这幢大楼，而大楼的建造实际成本为8 200万美元。拉奇特网球俱乐部威胁着它的生存。
但是，它可以建吗?法律上讲，答案是肯定的。拟建大楼的设计严格符合分区法，“按它的权利”，可以实施施工而不需与市政当局进行协商。到那时，拉奇特网球俱乐部就不是纽约城的标志了（但它当时还是）。
但是，拉奇特网球俱乐部是否有钱、有专家来建一个旅馆呢?同样，答案也是肯定的。洲际酒店，不仅仅是大型酒店的所有者，而且还是这些酒店的建造者，宣称它认为这一方案可行，而且还与俱乐部一起工作来更新设计。经纪人们找来成堆的借贷者来为其建造融资。结构工程师想出了办法使酒店的支撑结构穿过俱乐部会所而不碰到其主要房屋。
费希尔兄弟公司确信这个计划只不过是无理的讨价。然而，现在时间已经很紧了。它在6月9日时收到了最后一笔工程款。这个节骨眼上，再拖延工程施工，就意味着每一天要有数千美元的额外的利息支付，而这些钱都只能来自于它潜在的利润。
另外，它已找到一个大客户，同意拿下30万平方英尺的空间，并要求在1980年可以入住。当然，同时要求费希尔兄弟公司保证他不要看到那堵墙。
当费希尔兄弟公司没有在法律一生效就开工时，拉奇特网球俱乐部就怀疑它受到了某个公司的追逼。俱乐部是正确的。当尘埃落定时，费希尔兄弟公司为俱乐部会所上空的空气支付了500万美元。

第九部分：“上帝造了什么”自然垄断的经济

摩尔斯在他最终完善电报的时候，已是50岁了，但是，毕竟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看到了这个世界因为他的天才而改造了。1844年5月24日，摩尔斯在国会大厦里向远在巴尔的摩的威尔发了一个信号：“上帝造了什么！”威尔精确地复述出了这个信息。摩尔斯的成功对世界所造成的影响，正是电。在第一个信号成功发送后的10年里，美国总共铺设了23万英里的电线。
1881年，哈伯德买下了西部电气公司来为贝尔公司及其子公司生产电话设备，在1885年，他组建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第一个长途电话服务，是在波士顿与纽约之间，于1884年开始。1918年，美国政府接管了AT&T, 意在控制费率，但随着一战的结束，费率却仍然在增加，公众对政府接管的支持烟消云散，AT&T仅仅在被接管一年多以后就归还给了所有者。
正是因为爱迪生，一个世纪的声音和音乐也可以永远地与我们相伴在一起，但是，当一项技术只是把其推向完美的极至，而不考虑大众的需求，那么这项技术也只能是一队不经济的天鹅，残留在人们关于浪漫的记忆里，Selecta Vision 就是最好的例证。
就是在最资本主义的国家，总还是存在称为自然垄断的经济，常常需要大型投资才能产生竞争，而这将使成本高于可能的收入。北美的长途通讯市场，迟至20世纪80年代，还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然垄断。然而由于微波传播技术的发展，现在它已成为激烈竞争的行业。20年前，AT&T犯了两个小错误，而正是这两个小错误结束了它的垄断。
电视节目辛迪加只是出售一部电视节目的播放权，但这却造就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杰尔·塞因菲尔德光从电视节目辛迪加的销售中，就获得了22.5亿美元的净收入，电视节目辛迪加的想法来自于德西·阿纳兹，阿纳兹的表演天赋使《我爱露西》成为第一部大型的情景喜剧，但他的商业天赋却使阿纳兹家族变得异常富有。

第九部分：“上帝造了什么”未来的技术(1)

1927年5月，一个秘书冲进她老板的办公室，高叫道：“他成功了！他成功了！林德伯格（美国飞行员，首次单独飞越大西洋）在巴黎着陆了！”
而她的老板却显得无动于衷。
“你知道吗?”她问道，“林德伯格完全是自己飞过了大西洋。”
“单单一个人，是可以做成任何一件事的,”老板平静地回答道，“哪一天当一个委员会飞越了大西洋，请你告诉我。”
这个故事当然是编造出来的，但是，它说明了人类的一个基本现象：天才—这一融合了洞察力、忠诚、果断以及青春的奇迹，它仅仅存在于“个人”身上。
尽管最新的说法还有很多，但这也说明为什么政府在培育新技术方面总是没有做好：因为政府只是一个庞大的委员会而已。政府总是没完没了被矛盾和私己力量又拉又拽，所以，它自然就会倾向于区分分歧。因为醉心于权力，所以政府就愿意做那些应该会有结果的事。因为害怕在不切实际的项目上浪费公众的钱，政府必须依赖于高级专家，而这些专家又具有思维定式，这是太平常的事了。
结果就是出现了大量的模糊不清的声明、毫无出路的政府项目，以及无穷多错过的机会。“太空探索绝对是胡说。”理查德·伍利爵士是英国皇家宇航员，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距第一次登月也只有短短的13年。卡特政府花费了数十亿的美元来开发毫无指望的不经济的合成燃料。莱特兄弟不得不去充满好战思想的欧洲寻求支持，因为美国政府看不到飞机的潜力。
即使是那些创造了技术突破的天才本人，也常常不能预见到他们的这些创造在将来会起什么样的作用。就像其他人一样，他们也太深地沉浸于他们所知的那个世界。詹姆士·瓦特也没能认识他的那个旋转的蒸汽机会带来一个全新的文明。亨利·福特仅仅是想让人们摆脱马匹的专制，他并不知道他正创造着一个深刻的变化社会的工具。
或者，我们来看看塞缪尔·F·B·摩尔斯。摩尔斯认为他的电报将只限于政府来传送万分紧急的信息。毕竟，在所有早期的希望解决长途联系的尝试中，这是一个已被采用的方法。实际上，尽管他最终完善电报的时候，已是50岁了，但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还是看到了这个世界因为他的天才而被改造了。
1791年，摩尔斯出生于新英格兰一个高贵的家庭，他接受了绘画训练，在这个专业上，他花费了大量不恰当的时光。他具有肖像画方面的天才，但是，正如许多失败的画家一样，他低估了自己的长处，而雄心勃勃地想画大型寓言油画，这是他所认为的“重要”的一类画—却大多是徒劳无功—因为，在这方面，他与乱涂乱画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他有很多时间，又由于他不需要做事，所以，他涉猎了很多想法。
1832年，他从欧洲返回时，在船上与查尔斯·托马斯·杰克逊进行了交谈，杰克逊在欧洲从事电的研究，在那个时候，他有了基本的远见。“如果电的存在可以在环路的任一部分可见，”他说，“我看，人们就没有理由不能用电来即时传输
知识。”
摩尔斯可能已经想到了他的很多想法与杰克逊别无二致。实际上，根本没有相同之处。他需要整整12年的决心和忠诚来完善他的系统，在这一过程中，他得到其他人的很多帮助。
长距离的信息传输问题，如同帝国一样久远。波斯人和印加人在国道上开发了精细的信使系统以使信息集中起来。伊丽莎白一世的政府在英格兰南部组织了一系列的篝火，这样，如果海峡上出现了西班牙“无敌舰队”，那么，这个消息就会很快传到伦敦。但是，就在摩尔斯出生前的10年里，就已设计了一个长距离信息网络，由于造价太高，只有政府才能承担得起它的费用。
从1974年克劳德·蔡普就开始在巴黎与一些像布列斯特（法国城市）海军基地的重要军事基地之间建立了一套臂板信号机站点。信号机装有一个桅杆和插有旗帜的可动手臂。每隔5~10里就设一个站点，每个站由四到五个人操作，在法兰西的土地上，它们就像一群童子军巨人在挥动手臂相互致意。利用臂板信号机，消息可以每天几百公里的速度传送，这比当时的其他方法都要快得多。
当然，除了费用之外，这个系统还有很多不利之处。如果天气不好或者黑夜来临，这个系统就没有用了。而且，因为每个消息都必须无穷次地拷贝和重复，所以传输的失误率极高。因此，人们还在继续寻找其他方法来快速地传送信息，并且开始将重心移到了18世纪新奇的科学大发现上，这就是“电”。

第九部分：“上帝造了什么”未来的技术(2)

电，作为一个独立的现象，首次为人们所认识，是在17世纪，但是直到1747年，威廉·沃森演示了在金属线上可以传送电，而且，它可以造成一定距离外的动作。在以后的10年中，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晚餐宴请时，从斯古吉尔河利用电线传送了一个电火花，点燃了酒精溶液，使宾客大乐。
到18世纪70年代，有些人已经开始思考也许可以用电线中的电流来传送信息。1774年时，第一个真正的系统在日内瓦建立了，每一根电线都代表着字母表中的一个字母。电流可以使髓质球带上静电，髓质球又会吸引铃铛，使其发声。字母钟琴确实可以勉强工作，但是，这实在不是一个实用的系统。
只有在19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发明了电磁石及更好的电池之后，电报才真正地变为可能。有助于这两项发明的人是约瑟夫·亨利，他先是普林斯顿的教授，后成为史密森学会的第一任会长。当摩尔斯开始来问他请教时，他慷慨地将这一知识告诉了摩尔斯。
而且，亨利还将摩尔斯带到了这个难题的最后阶段。即使最好的绝缘线路，电也会有所损失，这就限制了信息可以传输的距离。但是，亨利建议使用继电器，这是一个电磁装置，它可以恢复信号，并可以使之以满负荷重新产生。
摩尔斯在纽约大学的一间房子里组装了一个模型。它包括电池、绕满了整个房间的1 700英尺的电线，而且，在电线的每一端，都有一个电磁石和一个电报开关负责电路的开合，当操作者在这一端将开关合上，就接通了电路，电流就可以沿电线流动，并激活另一端的磁铁，从而使另一个开关关闭。
就是在这里，组成摩尔斯电报系统的部分摩尔斯电报机已经成型了，这就是他了不起的高效电码。摩尔斯将点和线模式赋予每一个字母、数字和标点符号。可能，这个电码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在于摩尔斯分析英文字母的使用频率，并将最短的模式赋予了最常用的单词。摩尔斯花费了很多时间来设计自动记录信号的装置，这种方法可以使电具有“可见性”，但是，他很快就认识到：这个电码是太简单，也太容易了，以至于受过训练的报务员可以很容易地用耳朵翻译出来，并直接把它写下来。
尽管摩尔斯模型极其粗陋，但是，这已足够吸引两个合伙人了，一个是纽约大学的教授伦纳德·盖尔，他弥补了摩尔斯技术上的缺陷；另一个是天才技工阿尔弗雷德·威尔，他的父亲在纽约拥有一家成功的铁工厂。威尔家族使在华盛顿显示的模型更加精细而复杂。
向未来传递钥匙的政府，表现出特有的平淡，而且也没有提供资金来支持这个真正长距离的演示。为了能从国会获得资金，他们又加入了第四个合伙人，显然，最方便的就是一个国会议员，他就是F·O·J·史密斯，他与福克·史密斯关系很好，福克·史密斯是商务委员会的主席，并没有让利益的冲突阻碍这一进程，花了很大力气，才拨款3万美元，铺设了一条从巴尔的摩到华盛顿的试验线路。但是，在以后的6年中，他与同僚们的关系相处得不好（因为，无疑地，很多人在自己关心的利益上与他是有冲突的）。
最后，在1843年，尽管在国会里有很多粗俗的笑话和藐视的评论，史密斯在最后活动的疯狂时刻签署了拨款。他迅速地给了他自己一个施工合同，而且做得一团糟，在以次充好的电线上整整浪费了2.3万美元，还想把这些电线埋到地下去。
他们在工程的收尾时刻，将电线穿在电线杆上，1844年5月24日，摩尔斯在国会大厦里，向远在巴尔的摩的威尔发了一个信号：“上帝造了什么!”威尔精确地复述出了这个信息。
摩尔斯的成功对世界所造成的影响，正是电。在第一个信号成功发送后的10年里，美国总共铺设了2.3万英里的电线，每一年都要增加数千英里的电线。到1872年摩尔斯逝世时，电报已经可以从加利福尼亚通到印度。正是由于电报的出现，铁路也就可以以相当高的速度和比较低的成本来安全地运行。商人可以在全国性的市场操作，具有更大的规模经济。很多地方性股票交易所可以围绕在华尔街的周围融合起来，成为可以与伦敦交易所相匹敌的交易所。报纸的读者几乎可以在事件发生的同时看到即时性的新闻。由于塞缪尔·摩尔斯的存在，这个世界缩小了好几个数量级。当然，摩尔斯并没有完成预见到所有的这一切。实际上，在其成功之后不久，摩尔斯及其合伙人就请求将这个所有权卖给政府，要价仅仅为10万美元。值得他们庆幸的是，政府比他们更近视，断然地拒绝了他们。
这是一个奇怪的讽刺。30年后，就在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成功地演示了他的电话的时候，他同样也没有捕捉住电话的巨大潜力。他同样想将他的所有权卖一个好价钱，也是10万美元。但是，他并没有向政府提供这个权利，他找到了西部联合公司，这样，他就可以主宰电话业务了。
西部联合公司断然拒绝了。

第九部分：“上帝造了什么”远近运费均一化(1)

在研究历史时，历史学家经常会用某一特殊的名词来说明在那一时刻发生了某一件事，公众的意识也发生了改变。譬如，尽管学者们可以将现代世界经济的诞生一直追溯到18世纪中期，其时机器和工厂系统开始使英国纺织业发生了改变，正是在1848年，铁路和电报以及—在欧洲—政治剧变席卷而来，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这就创造了一个名词：工业革命。
然而，最近我在英语里偶然遇到了一个消失了的名词，它的消失意味深长，它无声地说明美国在经济政策上的政治论辩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词就是“远近运费均一化”。今天，人们即使不能准确地知道它的含义，但是却也可能会使信奉自由市场的人的脊梁骨不由得战栗起来。然而，在20世纪的20年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就意味着“进步”。
在20世纪90年代，国会投票通过了对有关通讯的联邦法律的彻底改变，希望可以保证地方电话公司、长途电信公司、有线电视特许经销商及其他公司的最大化的竞争可能。在这个方向上的长期趋势早已产生了许多成果。1980年，美国有2亿个越洋电话。而仅仅17年之后，也就是从开始放开长途电话的竞争并促使价格急剧下降的时候算起的第13个年头，越洋电话的数量已经猛增到42亿次。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人们的争论并不在于如何在通讯业上培育竞争，那时的通讯业为少数几个巨头（有名的如AT&T和西部联合）所主宰。相反，当时所争论的话题是要不要将所有的电信公司放到邮电局下来加以控制，从而消灭所存在的微弱的竞争。有这么不光彩的短短几年，这种情况确实还是存在的。
今天，电话业处于一个彻底改造自身的过程中。然而，在19世纪的后期，它却存在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首先要将它创造出来。有一个人，名叫西奥多·N·威尔，他创造了洲际电话系统，这是一件好事，他所设计的这种形式延续了100年，由于它所提供服务独特的质量，使之避免了远近运费均一化。
就在1876年产生了这一工作模式之后的又一年，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和几个合伙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这一年里成为他岳父的加德纳·格林·哈伯德，成立了贝尔电话公司，公司设在马萨诸塞州。1878年时，他雇佣了威尔做总经理。威尔于1845年生于俄亥俄州教友派信徒的家庭。他后来为电话公司工作，再后来就从事铁路邮件服务，在那儿，他很快就显示了组织的才华，彻底地提高了它的操作和邮件路由系统。
1873年，他被带到华盛顿，其时他才28岁，身份是铁路邮件服务总监的助理，3年后，他就被任命为总监。加德纳·格林·哈伯德后来就雇佣他来负责贝尔电话公司的日常运营。
从一开始起，电话就被证明是资本密集型的商业，在那一年，贝尔和他的合伙人卖出了一些控股权给波士顿的一群金融家，以获得更多的资金。因为资本有限，威尔一开始就在当地进行无数的特许交易，每部电话一年征收20美元的费用，这样就以最小的成本而获得了快速的扩张。然而，当资本可以获得时，公司就开始了所有权交易，这些交易对象扩展为更大的、更有效率的、地区性的经济实体。
1881年，哈伯德买下了西部电气公司来为贝尔公司及其子公司生产电话设备。最后，在1885年，他组建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作为贝尔公司的一个子公司，通过它用长途服务将各个操作不同的公司捆绑在一起。（1899年，由于马萨诸塞州的公司法越来越严格，所以在一次机敏的规避行动中，贝尔公司成了注册在纽约的AT&T的子公司。）
第一个长途电话服务，是在波士顿与纽约之间，于1884年开始。第二年在纽约与费城之间铺设了几条电话线。到1892年，AT&T的长途电话已经可以到达芝加哥了。值得注目的是，AT&T所控制的地方运营公司被迫与其他运营的公司直接接通。它们不得不利用AT&T的设备。
到这时为止，贝尔系统控制了最大的当地运营公司和正处于扩张状态的长途系统，是新生的美国电话业的主宰者。但是，就在它渐渐成为一个垄断者的时候，它越来越需要更多的资本以扩张其系统（美国现在运营的电话数量几近于19世纪80年代的5倍），这也迫使它变得更有效率，以使其所需要的资本最小化，而且能在市场上出售更多的股票和债券。
然而，控制公司的波士顿金融家首先感兴趣的是现时的利润，而不是长期的增长。威尔是一个真正的幻想家，却想从扩张和系统提升中重新获得利润。1887年他辞去了总裁的职位以示抗议。

第九部分：“上帝造了什么”远近运费均一化(2)

到20世纪之初时，AT&T拥有的资产为120亿美元，而所有的独立电话公司的资产加起来也不过只有5 500万美元。但是，在电话开始从奢侈品转化为生活必需品的时候，这些独立公司却进行着迅速的扩张。要应对这些新的竞争者，AT&T就被迫降低话费，而且更以顾客为中心。但它在其他的一些方面却还是表现得像一个垄断者。它拒绝其他的独立公司接入，所以，这些公司就不能经营长途电话业务。结果就是，在一个城市有两个电话公司，一个是AT&T，另一个是独立电话公司。渐渐地，贝尔系统利用其在长途电话业务上的垄断权作为一个控制杆，来强行接管这些独立公司。
但是，这种迅速的扩张使得公司的财务变得过分紧张，而且，它还要发行质量增长的股票和债券。J·P·摩根成了这些证券的最大买主，到1907年时，它终于从波士顿金融家们手上取得了公司的控制权。摩根也像威尔一样，是一个幻想家，立即要求威尔回来做总裁，这是威尔20年后再次回到这个总裁位置上。
AT&T到那个时候已经拥有了300万门电话，但是，公司的财务却处于可怕的形势，其公众形象也是如此—这是由于它的服务很差，还有其专横的态度。公司的士气很低落。威尔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第一流通讯系统，以着手纠正这些问题。
他将证券打折提供给股东，以获得更多的资本，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贝尔系统扩张了30倍，这一技巧一次又一次地使用。他极大地增加了研究开发上的费用，从而为贝尔实验室1925年的成立指明了道路。他要求所有的雇员要待人有礼，这是美国人在与国有电话公司打交道时从未想到过的。
在摩根的帮助下，他也开始着手控制这个国家的电信业，买下了西部联合30%的资产，同时还继续买断独立电话公司。他常常利用摩根在华尔街的影响，在他们让步时，挤逼他们的信用。
但是，反垄断的压力，特别是威尔逊政府上台后，就迫使威尔退却了。1913年，摩根逝世后，他卖出了西部联合，而且还第一次允许其他的独立电话公司接入其长途电话设备。
尽管威尔开始让AT&T发生改变，而且其技术还在提高，但反垄断的压力还在继续。在这个特殊时刻，人们越来越感到这样一个半垄断的私人公司应该转化为一个完全公共化的公司，由邮电局来运行。在威尔逊内阁中，这一个观点的主要鼓吹者，自然就是艾伯特·西德尼·倍尼森，他是邮政总局局长。他开始说服国会授权他接管这个公司。
一些自由派国会议员也同意这一做法，著名的有马里兰的戴维·J·刘易斯，他正式地呼吁要实行“电话和电报的远近运费均一化”。这自然使得AT&T的证券价格急剧下降，但是，威尔在其1913年的年报中，建议他的股东“安然不动”。威尔承认AT&T实际上是一个垄断者，但是，他同时还指出，左派的逻辑从来就没有理解这一点，即“所有的垄断者都应被管制。政府所有权就是一个未加管制的垄断”。
在美国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从而改变一切事物之前，政府的接管还不具有严重的可能性。在这一年，铁路公司在12月被政府临时接管，而且，国会听证会在1918年的7月召开，考虑对电信进行同样的接管。也详细地听取了主张“远近运费均一化”的邮政总局局长倍尼森的意见；AT&T没有被邀请去作证。两院的解决方案很容易就通过了，威尔逊政府很快就接管了“每一个电报和电话系统，即包括在美国的权限内的每一个部分，因此，它包括所有的设备及其附属物”。
在实际操作中，邮政局实际上雇用了AT&T来运行其业务，而只是由邮政局来规定其费率。但是，一旦AT&T要求更改费率，邮政局也就简单地予以批准。这样，其费率立即就急剧地上升了，而政府当初的意图是想通过政府的控制来降低费率的。而且，除了费率的提高之外，政府开始收取服务接入费，而这是AT&T从未做过的。
因为费率的增加，以及随着战争的结束，公众对政府永久接管的支持也就烟消云散了。AT&T（以及其他电信公司）仅仅在被接管一年多后就归还给了原有的所有者。其结果就是，继续享有世界上最好的且最便宜的电话服务。

第九部分：“上帝造了什么”科技的失败(1)

1979年，美国无线电公司宣布它开发了一种叫做“Selecta Vision”的东西，这是利用托马斯·爱迪生用于记录声音的基本技术，而现在可以接通电视机，也可能制造图像。毫无疑问，爱迪生将会喜欢这种东西，而公众却不喜欢。
Selecta Vision在1981年投入市场，紧接着录像机就出现了，既然人们可以买一台既可回放又可录像且价格还是一样的机器，那么，就没有什么理由去买一台只能回放而不能录像的机器了。1983年，美国无线电公司只卖出了25万台Selecta Vision，而美国无线电公司和其他公司却卖出了400万台录像机。第二年，美国无线电公司取消了这个项目，在这个“曼哈顿项目”上损失了57.5万美元。
当然，没有人说美国无线电公司不是制造了一个炸弹。
Selecta Vision代表了历史悠久的一项技术的结束，这一项技术起源于102年以前，即1877年，它是突然一下子闯进了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的脑海里。他的一个助手造了一个小玩意儿，一个带凹槽的金属柱沿装有曲柄的轴旋转并自由地移动。在其两面有膜片，每一片膜片的中央有一根唱针与金属柱的凹槽相接触。他的助手是一个德国移民，名叫约翰·克鲁西，问爱迪生怎么看他的这个小发明。“我告诉他我将用它来记录人们的声音，”爱迪生回忆道，“然后，让它回放出来。他认为这是很荒谬的。”
爱迪生用锡纸把这个金属柱包起来，将唱针放在凹槽里，转动曲柄，然后对着膜片大叫道：“玛丽有一个小羔羊，羊毛洁白如白雪。”然后，他将另一个唱针放到凹槽的开始，再一次转动金属柱。因为爱迪生小时候开始就半聋了，所以他什么也没有听到，以为实验失败了。但是，其他人却听到了。尽管声音很微弱，但是却准确无误地回放出爱迪生的原声。
“苍天在上。”爱迪生的助手说道。
捕捉住声音并为后代子孙留下自己的声音，这种想法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出现了，当时，光是第一次被人捕捉到了，可以用照片将之保留下来。但是，直到40年后，爱迪生才发现了这个实用的方法，简单而意义深远。
爱迪生声音的声波使得膜片的薄膜和与之相触的唱针振动。当它沿金属柱上的凹槽运动时，振动的唱针在锡纸上刻下高低不平的图纹。在回放时，这些图纹就使得唱针和膜片开始振动，复制出原来的声波。
爱迪生这个发明家立即看到它潜在的商业用途，因为他认识到“音乐也可以铭刻下来”。“我发明过很多机器，”他对纽约的一个新闻记者说，“但是，这才是我的宝贝，我期盼着它能长成一个大小伙子，并支撑我度过晚年。”爱迪生是对的。在大量的精心制作之后，它的这个念头成了20世纪的一个大工业的基础。
爱迪生的机器立即造成了轰动。卢瑟福·B·海斯总统在一次白宫的深夜演示会上，对此深为震动，因而坚持要他的夫人起床来自己亲眼看一看。但是，尽管它造成了轰动，却还只是一个小玩意儿。又过了10年，爱迪生的发明才成了可行的商业产品。
1885年，C·A·贝尔和查尔斯·萨姆纳·泰恩勒发现，蜡作为记录声波的介质，比锡纸要好得多。在这个10年中，埃米尔·伯林纳第一次使用带有螺纹的平面圆碟，取代了带有螺纹的金属柱。大约在1900年时，侧音唱片的唱针来回振动而不是爱迪生的上下振动，也开始使用了，并极大地提高了逼真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78转/分的唱片完全取代了金属柱，每一面可以播放四分半钟的音乐。
就在这个时候，李·迪·福斯特也发明了电子放大器。20世纪20年代，电子技术开始取代声学录音和声重放。1948年，长时间唱片使得它可以播放30分钟的不间断音乐，1958年，立体声系统也引入进来。使用爱迪生原初的上下运动和后来的横向运动，立体声可以在同一个凹槽上记录两个声道。重放的音乐开始第一次听起来相当像是现场音乐。
但是，立体声是爱迪生开创性的思想走向商业成功的最后一项改进。20年后，美国无线电公司将这项技术向前更推进了一步，却陷入了灾难之中。今天，数字技术已取代了爱迪生式的录音技术，而且，DVD比录音带具有更多的优势，占有了市场，这是Selecta Vision未曾发现的市场。唱片已成为历史，但是，正是因为爱迪生，一个世纪的声音和音乐也可以永远地与我们相伴在一起。
Selecta Vision将一项技术推向了极致，而就在此时，另一项更好的技术已开始取代这项技术了。这种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实际上，快速帆船就做了同样的事，得到的是相似的经济结果，但情感结果却相当不同。

第九部分：“上帝造了什么”科技的失败(2)

在15世纪后期，装备完整的船只出现了。在以后3个世纪里，对它的改进很慢，而且，它还成了传播欧洲文明和武力惟一的最大工具。到19世纪的第二个10年时，标准商业航船的船首直立、底部很宽，以使其货物装载量最大，长宽比大约仅为3∶1。这种特征无助于速度。
但是，有些船—1812年时的私掠船，还有最近的非法的贩奴船—却需要速度而不是货物空间。美国海军技工就开始将他们的专业从艺术性转向了科学性，开始制造这种船只。“Prince de Neufcbatel”号，是法国支持而美国制造的私掠船，相当的灵活，以至于在英国人费了很大力气而最终捉到它时，他们甚至将它的尺寸测量了下来，并将这些数据送到海军部，以便以后进行参考。
大约就在这时候，一种称为巴尔的摩快速帆船的运输工具出现了，它因为造型优美和速度而著名。但是，巴尔的摩快速帆船船体较小而且常常像上桅帆的纵帆船一样装备，所以也不是快速帆船。而且，它不因为船首而是因为船体—它有高耸的尖船首，船尾的吃水也比较深—才使得巴尔的摩快速帆船速度如此之快。人们采用巴尔的摩快速帆船的船体设计来制造装备完整的三桅船，只是个时间问题。
这种船才是航海史历史学家们所讨论的第一个真正的快速帆船。卡尔·C·卡特勒，他的《海上灰狗长途汽车》，出版于1930年，至今还是关于快速帆船的权威书，书名来自于“彩虹”号，这艘船建于1843年的中美贸易时期。
因为到东方的路途遥远，而且还要按季风来安排航行日程，所以，速度对于这个行程就至关重要。另外，每一年，在纽约和伦敦茶商之间，第一批新茶的运输竞争相当激烈。早期的快速帆船非常适合运输这种高价值的货物。
实际上，从经济上讲，快速帆船不能运输价值不高的货物，因为，它们高速行驶的代价就是货舱空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因为快速帆船之间对速度的竞赛提高了，它们的船体就越来越极端，它们的船首与船尾越来越窄。一个真正的快速帆船，相对同样长度的普通船只来说，只有55%的船舱空间可以利用。
因为快速帆船的吃水很深，所以，它们很“僵硬”，而且，所携带的帆布也比同样大小的船只要多得多。“闪电”号—大概是因为它是最快的船只之一而得名—总共可以携带1.17万平方英尺的帆篷，有2英亩之多。这么多的帆篷面积，需要更多的船员，而且，还进一步地减少了可能的获利。
然而，快速帆船的速度只能由船长来决定。而且，那时的快速帆船船长与今天的体育明星一样有名，他们在速度上竞争相互激励，要让他们脚下的这艘巨船的最后一点速度都发挥出来。即使在航船日志里的那些简洁的用语里，我们也能感受到这种情绪。在1854年3月1日，“闪电”号的船长写道：“风向南，大风……每小时18~18.5节，下风……24小时行程为436海里。”没有一条航船可以在一天里航行得更远；只有在30年后，汽船才达到这一速度。
如果与中国的贸易一直是快速帆船的惟一目的，那么，它们将只是航运史上的一小部分。但是，加州淘金潮改变了一切。突然之间，好几千人要求不计成本地尽可能快地到黄金所在地去，而商人们也不顾一切地要将商品运到那1个美元1个鸡蛋和40美元1夸脱威士忌的市场上去。
人们制造更大更快的快速帆船以满足这一突发性的需求。“飞云”号航行在纽约—旧金山之间，绕过合恩，使这段航程只有8~9天，这一记录在帆船时代从未被打破过，除了它自己有一次达到了。“大共和”号，船重4 555吨，是历史上最重的木船，比同时代的很多汽船都要快得多。
但是，这种情况并未持续下去。随着淘金潮的消退，蒸汽技术迅速地提高，快速帆船就越来越不经济了。1853年，美国的船厂有120只快速帆船下水。两年后，只有42只快速帆船下水。1895年，美国所制造的最后3只快速帆船下水。直到20世纪之初，为货运所设计的航船，不再考虑速度，还继续从事着大量的海上运输，但是，快速帆船的短暂历史已经结束了。
因为被推向极致，爱迪生的录音技术，造成了被人们迅速忘却的商业失败产品，它就叫Selecta Vision。而装备完整的帆船，当被推向极致时，也是生产了一队不经济“天鹅”。除非在特殊的情况下，否则，快速帆船不能盈利，因此，它在市场上停留的时间比Selecta Vision长不了多少。但是，它们还静静地留在美国民众的记忆里，因为，它们曾经是也一直是人类劈风斩浪时代的最优美的、最浪漫的产物。

第九部分：“上帝造了什么”一个垄断者的死亡(1)

MCI打破了AT&T在美国和加拿大的长途电话垄断，在1996年以220亿美元的价格被出售了。这对于30年前还负债3.5万美元的公司来说，并不是很坏。这可能是现代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创造性破坏的最好例子。
约瑟夫·熊彼特，是研究资本主义的大哲学家，创造了“创造性破坏”这个名词。他指出：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当新的技术取代旧的技术，新的公司超过更老的竞争对手时，永无止尽的重构就发生了。在微观水平上，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人们失去了工作，投资者失去了资本。实际上，在19世纪末的左派上升时期，在人们寻找一种手段避免痛苦，同时还不损失技术进步经济的好处的时候，创造性破坏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在20世纪的非资本主义者和混合经济的无数次试验之后，创造性破坏就成为宏观水平上不可缺少的了。首先，因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政府拥有生产手段，政治性考虑，而不是经济性考虑，在这种经济的决策中总是占据主导地位。而且，政治家们总是想保有“现状”，而不鼓励创造“应该有的样子”。毕竟，是保持“现状”的人在投票，他们才对竞选有所助益，而推崇“应该有的样子”的人，却做不到这一点。
其次，所有的中央计划经济，都依赖于垄断来避免“浪费性”的竞争，并提倡规模经济。但是，没有竞争使人们认真地工作，所有垄断，无论是为“人民”所有，还是为股东所有，都具有臃肿、懒惰且没有创新。所以，再一次地，人们对“现状”的偏重多于“应该有的样子”。而且，如果消费者被迫没有任何选择，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努力工作?狮子追捕的是跑得最慢的角马，而不是跑得最快的角马，人也是这样啊。
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总是经济的停滞、技术的落后和日益加剧的贫困。
但是，就是在最资本主义的国家，总还是存在称为自然垄断的经济。常常需要大型投资才能产生竞争，而这将使成本高于可能的收入。电力设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北美的长途市场，迟至20世纪80年代初时，还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然垄断。然而，今天，它却是激烈竞争的行业，就如那无穷无尽的商业电视所显示的那样。怎么回事呢?最重要的，就是微波传播技术的发展—它是雷达发明之后的无穷无尽的发明之一—使得一些人可以与AT&T进行竞争，而不必沿袭贝尔的广泛陆上基础设施的做法。这就打破了自然垄断。因此，现在所需要的就是打破管制性的垄断了。这并不容易，因为联邦邮电委员会与AT&T的工作关系密切，自然也更倾向于它了。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是在20年前，AT&T犯了两个小错误，而每一个小错误都不能不结束它的垄断。
第一个错误就是，这个名叫AT&T的大象，曾想方设法地想踩死一个叫做Hush-A-Phone的老鼠。这是所有的垄断者的特征，实际上这是它们想保护自己的地盘的本能，它们想清除任何一个潜在的竞争、清除每一个扰动。然而，Hush-A-Phone却是相当地不起眼，30年来AT&T一直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
1921年，一个名叫Hush-A-Phone的小公司，开始制造一种可以安装在电话话筒上的装置。因为它的特殊形状，它可以让说话者轻声地说话，另一端的人还可以听到，而在附近的人却听不到。它纯粹是一个机械装置，不会影响电话的使用，也不会影响到电话所连接的网络。
20世纪40年代，一名AT&T的律师在下曼哈顿区进行午餐散步，恰在这时，他注意到商店橱窗里的Hush-A-Phone。这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就走进去，买了一个，并将它带回了AT&T的总部。公司立即找到联邦邮电委员会，要求禁止在所有的AT&T的装置上使用Hush-A-Phone。因为，在那些年月里，消费者是从AT&T租用电话机而不是拥有，那么，这一禁令实际上就意味着美国境内的所有电话上都不能使用这种装置。在联邦邮电委员会面前，AT&T争辩说：Hush-A-Phone将会干扰它的设备，甚至可能导致整个电话系统的灾难性失灵。

第九部分：“上帝造了什么”一个垄断者的死亡(2)

当AT&T说“跳”的时候，联邦邮电委员会总是很听话地问“要多高”，所以它禁止了Hush-A-Phone的使用。处于生存危机中的Hush-A-Phone公司，向法院提起了起诉。哥伦比亚区的地区法庭相当惊讶，它看不出这个拧在电话终端的一小块塑料能对AT&T的洲际电话网络有什么影响，所以，就命令联邦邮电委员会撤回它的决定。
Hush-A-Phone案的重要性不在于案件本身，而在于它开了个先例。从那时开始，AT&T就必须证明而不是权威性地宣称：联入其网络的设备将危害整个系统。同一时代，电子革命也开始了（由于晶体管的发明而得到了有力的推进，其发明人是—你猜—AT&T），这种事越来越经常地发生了，这使得AT&T开始惊恐起来。然而，正是MCI刺入它的心脏。
因为AT&T常常是高高在上，人们对它的抱怨也一浪高过一浪，1959年，联邦邮电委员会允许公司绕过AT&T建立自己的微波通讯网络，但是，只限于国内使用。实际上，这就意味着只有那些运营范围比较广阔的像波音这一类的公司，才有能力做到这一点。MCI想在圣路易斯至芝加哥之间建立一个微波通讯系统，起一个普通电信公司的作用。换言之，任何要使用它的人都要向MCI支付费用。不用说，AT&T被这种事的前景吓坏了。
MCI开始是一家销售双向接收器的商店，位于伊利诺伊州的朱利亚特。它的所有者杰克·哥伊肯向通用电气申请了伊利诺伊州的普林菲尔德的特许经营权，普林菲尔德位于朱利亚特以南190英里处，通用电气批准了这项申请。大部分接收器是卖给卡车司机的，但是，这些接收器的接收半径只有15英里远。更糟的是，位于圣路易斯至芝加哥两端的发报机与卡车司机无法保持联系。哥伊肯认为：如果他沿途可以建立足够多的转发站，那么，他就可以卖出多得多的接收器。但是，这一点要得到联邦邮电委员会的批准。所以，在1963年时，他和其他四个合伙人每个人出资600美元，拿着这3 000美元的竞争基金，他们上路了，去争取这项批准。
当然，联邦邮电委员会并不是要保护AT&T的垄断权，它的任务是保证公众的利益得到满足。因此，为了阻止MCI建立这个竞争性的系统，AT&T就要说明：MCI的建造成本使它不能索取竞争价格，因此，公众也不会受到服务，许可证应该取消。对于MCI来说，不幸的是，AT&T是长途通讯上的专家。联邦邮电委员会没有其他的选择，决策时只能依赖于它。不用说，AT&T立即使用了它的垄断权，为自己谋取私利。
AT&T用以说明MCI不可能以竞争价格运营的数据和事实是任何人都无法有效地反驳的。无疑地，联邦邮电委员会会同意，但是，杰克·哥伊肯运气不错，而AT&T的雇员又犯了一个错误。哥伊肯在联邦邮电委员会听说AT&T在准备关于微波通讯系统仅限于国内使用的一个秘密报告。他认为惟一的希望就是直接地获取它，所以，他飞到了纽约，进了AT&T，并向他们要了一份报告，幸运的是，纽约这一天是一个寒冷的雪天，他又正好把他的大衣留在了哈特福德机场。与他谈话的女职员仅仅因为他没有穿外套，就以为他是AT&T的雇员，她告诉他报告在公司图书馆里。他问“在哪里”—意思是说图书馆在哪里—而女职员还以为他是AT&T的职员，明显地将这句话理解成了“在图书馆的哪儿”。她填写了办公用的办公用品申请表，写上了文件及其编号。哥伊肯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就紧闭了嘴，然后自己找到了图书馆。现在，报告在他手里，有了它，AT&T就自相矛盾了，因为报告给出了低得多的成本估算。
在填写了原始的申请表之后，MCI花了6年时间，直到1969年6月，联邦邮电委员会才同意给予它运营许可证。但是，MCI已经像一只骆驼一样把鼻子伸到了AT&T有着巨大垄断利润的帐篷下了。10年之内，历史上最大的垄断者就成了历史。
AT&T的结局，就是创造性地破坏了壮丽的篇章，创造性破坏寻求着一个新的竞争世界。这一进程还没有结束。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却是服务质量的极大提高，迅速下降的费率，在过去10年里长途电话的慢慢增长。到1985年时，政府也不再收集收费长途电话的统计数据了，因为长途电话的定义在竞争的面前也崩溃了。然而，越洋电话也明显地上升。在1970年时，只有2.3亿次，而到1980年时，已经上升到20亿次，1997年是42亿次，是27年前的179倍。另外，成本也大大地降低，1970年时，平均越洋电话的费用是10.97美元，1994年是2.18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影响，越洋电话的费用只是20年前的5%。同时，长途费用降低得如此之大，以至于大部分公司现在很乐意使用800电话。
很多年之前，科普作家亚瑟·C·克拉克爵士预言道，到20世纪末，长途电话将会消失，电话将只是电话，无论它在隔壁，还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他的话基本没错，多亏了一次不动脑筋的官司和一件遗忘了的大衣。

第九部分：“上帝造了什么”德西·阿纳兹(1)

奥斯卡·哈默斯坦一世是20世纪之初的一位伟大的剧团经理，有一次，他说了一句著名的话“能够远离糟糕戏剧的人是有限的”。哈默斯坦也曾有过失败，他知道他所说的话的含义，而他的这句格言至今还是完全正确的。
当然，在哈默斯坦所处的那个时代，相反的话—相当少的人能够出演好的戏剧—也同样是正确的。只有约1 800个人适合到最大的百老汇舞台上去演戏，所以，客满的演出要等一年以上，才能让100万的观众看到。
今天，技术使这一切发生了改变。一部成功的电影，可以同时在数千个影院里上映。而且，因为银幕上的演员是不会疲劳的，所以，一天可以放映好几次。在《泰坦尼克号》放映一年之后，已有半数以上的各色人种看过了这部电影。
电视是更为广泛的一种传媒。理查德·罗杰斯和奥斯卡·哈默斯坦二世（他是奥斯卡·哈默斯坦一世的孙子）合作的惟一的一部电视音乐片《灰姑娘》，1957年3月31日上映，美国大约有10.7万人看过。这个数量远多于观看罗杰斯和哈默斯坦的第一部舞台音乐剧《俄克拉何马州》的总人数，而《俄克拉何马州》可是在14年前就开演了。
电视广泛传播的威力无与伦比，这就是为什么《泰坦尼克号》并不是1998年度最赚钱的娱乐节目的原因。《泰坦尼克号》的全球票房收入超过了10亿美元，而这一收入的获得却走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但是，与1998年度为《塞因菲尔德》而支付的企业联合组织权的17亿美元相比，只不过是小菜一碟，特别当你考虑到电影票房收入是总收入，而电视企业联合组织权的费用却是纯的底线利润。
电视企业联合组织权只是出售一部电视表演的情节播放权。这是一个大生意。到了晚上，人们躺在沙发上，拿着一听易拉罐，就开始在各个频道间冲浪了，从《度密月者》到《为人所迷》，从M.A.S.H到《玛丽·泰勒·摩尔表演》，从《黄金女郎》到《快乐时光》，从《拉维恩与谢莉》到《考兹比》，再到《宋飞传》。
更体现企业联合组织优越性的一个方面就是：那些主要的创造性艺术家，他们参与了原始产品的生产，不仅仅是从中得利的“制片小组”，而且还参与到演出中来。杰尔·塞因菲尔德，他不仅仅是合作制片人，而且还是同名的情景喜剧的演员，他从企业联合组织权的销售中获得了总共22.5亿美元的净收入。
这个收入数量并不过分，我可以告诉你其中的理由。企业联合组织这个想法来自于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叫露西尔·鲍尔（因主演《我爱露西》闻名）的女人的丈夫，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商人，而且相当率直。德西·阿纳兹的演戏天赋极大地有助于《我爱露西》成为第一部大型的情景喜剧。但是，正是他的商业天赋使得阿纳兹家族变得非常富有。
1917年，德西·阿纳兹生于古巴东南海岸的圣地亚哥，他的家庭是属于古巴少有的几个上等特权阶层，实际上，他父亲是圣地亚哥的市长。可是，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一场针对杰拉多·马查德总统极端腐败统冶的革命，迫使他们飞到了迈阿密，而其家产都留在了国内。德西获得了一个从事金丝雀交易的工作，为商店清洗鸟笼和运送小鸟，这项工作的周薪是15美元。
在大萧条中期，这一工作对于一个十几岁的人来说并不差。但是，当他得到了一个拉丁舞蹈乐团的工作时，每周的工资是很高的39美元，他就跳了槽。他的家庭希望他能成为一个律师，而且，他也从来没有想过在娱乐业中谋生，但是，像以前的很多人一样，德西·阿纳兹却难以与命运抗争。
泽维尔·库格特，那时是美国拉丁音乐的国王，有一天晚上为德西的表演所吸引，并雇佣了他，但是，只给他周薪25美元。尽管工资降低了，德西还是接受了这个工作，而且，很快就获得了欢迎，库格特将它的工作提高到每周35美元。不久，德西认为他自己可以做得更好，于是告诉库格特他想回到迈阿密去，组建自己的乐团。库格特想留住好，就跟他说他肯定会失败的，但是，当德西变得强硬起来时，他就提议德西可以用“德西·阿纳兹和他的泽维尔·库格特管弦乐团”。
德西说要为他使用这个名词付专利权税，库格特问是多少。“价钱与你一开始开给我的价钱一样，25美元一周，”德西—已是一个商人了—对他说，“而且，与你当初跟我说的一样，如果我们做得好，那么，我们还可再谈。”
德西开张时，用了一些凑合的音乐家，有两个人甚至不懂拉丁乐，所以，这是一个灾难。但是，第二个晚上，由于他对他的管弦乐队所演奏的拉丁乐深为失望，于是，就演奏康茄舞曲，而那时美国人还不知道这种曲子。这立即就引起了轰动。很快，德西就成了纽约一家名叫“拉·康茄’夜总会的主角。理查德·罗杰斯和他那时的伙伴洛伦茨·哈特暗访了他，并给他提供了他们最新的音乐喜剧《这么多女孩》的一个角色。当《这么多女孩》制作成电影时，德西在其中担任同样的那个角色。其他主角中有一个就是露西尔·鲍尔。

第九部分：“上帝造了什么”德西·阿纳兹(2)

他们很快就结婚了，而且，尽管他们并不是好莱坞的一流演员，但是，他们在电影、广播和现场戏剧中担任角色，使得他们的日子过得非常舒适。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一种新的媒体，电视，开始对电影与剧场的演出形成了极大的冲击。到1948年时，这一年米尔顿·伯利第一次出现在银屏上，那时美国将近有100万台电视机。然而，他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一年后就有了400万台，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以指数级数增加。
露西尔·鲍尔还在拍电影，她还在一部很成功的广播剧《我最爱的丈夫》中担任主角，而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希望能将它改为电视剧。露西要求让德西担任剧中的丈夫一角。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这个“制片小组”深感震惊。“有哪个观众会相信她与一个移居美国的南美黑人结婚了呢?”有个人，甚至还没有弄清楚他的种族偏见的错误，就问她道。
“你说没有什么人相信是什么意思?” 露西问道，“我们就结婚了。”
在多次讨价还价之后，就录制了那时称为“露西尔·鲍尔—德西·阿纳兹秀”的一档试播节目。因为德西开始是个歌手和乐团指挥，而不是一个演员，所以，他主演的部分实际上就是他真实生活的个人写照。而且，一开始的概念有很多都是来自于他的夜总会活动。
在电视的早期，赞助商常常要参与到制作过程中来，而不是像今天一样仅仅是时间购买者。香烟制造商是那个时候的主要电视广告商，而菲利普·莫里斯对此很有兴趣，但是，想知道观众对这部电视片的反应。电视节目录影（是由试播节目的一部分组成的—这一方法可以保持现场直播）放给了小部分人看。这些人中，有一个就是奥斯卡·哈默斯坦二世，他具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天才，人们称他作“戏剧医生”，他知道怎样改进一部不行的演出。
他的建议很简短：“留下那个红头发的女人，扔掉那个古巴人。”他们告诉他这不可能，哈默斯坦说：“那么，务必让他不要唱，没有人能听懂。让这部戏成为一对完整的、可爱的、无头脑的夫妻之间的温馨、有人情味的故事。”
《我爱露西》产生了。
但是，如果说基础的建设性的决策已经作出了，可是，商业方面的决策却还没有作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希望这部系列剧在纽约直播。观众在东海岸，而如果表演在好莱坞拍摄，那么，东海岸就只好看糊里糊涂的录像了。露西和德西想留在好莱坞，所以德西就开始与他们谈判了。他建议说，用他们的德西露制片公司，在事先制作影片。这样就解决了质量问题，但是，却极大地提高了制作成本，三十九集电视片开始的预算是一集1.95万美元，这是很少的。德西，从不可能处入手，认为这将会增加5 000美元。
费了很多周折，菲利普·莫里斯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同意每一集增加2 000美元。但是，露西和德西，他们每一集的收入是2 500美元，而且拥有一半的所有权，就要根据合约在每一集中减去1 000美元，以弥补这部分差额。
德西还了一个价。他和露西接受削减工资，但是要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给他们完全的所有权。因为，在1951年时，大多数电视片是现场直播的，并只保存试播样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认为，过时的电视片，就像过时的报纸一样不值线。所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下子就接受了。制片小组认为，他们的损失并不是很大。
但是，德西知道他们的损失也不是很大。“考虑到扣税因素，”他解释道，“我们被削减的3.9万美元工资项中真正的损失不过只有大约5 000美元。所以，实际上，我们用5 000美元买下了另一半的系列片。”
当然，这是一个世纪交易。因为《我爱露西》拍成影片，而没有现场表演，这部电视片在开始播映之后，还可以继续卖钱，这也就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而且，因为《我爱露西》在历史上成了表演业中最大的成功之一，所以，订单自然也不会少。
现在还有买的人。到了今天，也就是《我爱露西》首映近半个世纪之后，每一集的播映价格仍高达10万美元。这与《宋飞传》在企业联合组织权销售中所获得的价格是不能相比的，但是，这个价格已是德西·阿纳兹当年买下另一半所有权价格的20倍了。

第十部分：“美国人的事就是做生意”无与伦比的纪念馆

人们说棒球运动是美国人的游戏，很多正儿八经的无稽之谈，研究了棒球是怎样神奇地改变了美国人的性格特征。19世纪40年代，棒球出现在美国舞台上，其后的25年间，专业运动员就进入了棒球比赛。当棒球渐次成为一个行业后，就必须关心两个问题：如何吸引付钱的观众；如何在劳动和资本之间进行分配。对天才球员的追逐，导致了球员工资的猛涨，而这导致了限制球员工资的保留条款的出台。
商人中也有圣人，内森·斯特劳斯就是一位，在19世纪90年代破坏美国经济的萧条中，内森·斯特劳斯尽其所能地来减轻人们的痛苦，在1893年~1894年的那个可怕冬天，他给整整140万人发放了肉票，第二年他发放了200万煤票、饭票。他永无止尽地努力保证整个国家的儿童获得安全的牛奶供给，这使他的名字永垂不朽。并没有一座纪念馆纪念斯特劳斯，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在美国的每一个城市，都有着数以千计的纪念馆。正如海军上将乔治·德威在一个牛奶站的动土仪式上所解释的：“如果所有的（因斯特劳斯）活着的小孩，集合在现在这个要建立的建筑物的四周……（他）就有了一座无与伦比的纪念馆。”
彼得·库珀是美国最早的捐助者之一，现在可能除了纽约人大部分人已经把他忘记，因为纽约人经常会在这个大城市的各个角落发现他的名字。库珀曾是一名修理工，在金钱的使用上相当节俭，但在慈善的支出上却相当大方。同惠普的创始人帕卡德一样，它所创造并捐献出去的财富，在美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在他生命结束之时，彼得·库珀评论说：我深味生意的目标是以体面的方式赚钱，而生活的目标就是做好事！

第十部分：“美国人的事就是做生意”美国游戏(1)

人们说棒球运动是美国人的游戏，很多正儿八经的无稽之谈，研究了棒球是怎样神奇地改变了美国人的性格特征。有人说，棒球运动反映了美国人的生活。这种运动要求团队精神和个人天才，还有机会的浪费和祈祷的实现，它测量了每一个比赛的很短阶段，也测量了整个漫长的赛季。所有这一切都是对的，但是，我不相信它与其他地方的生活有什么区别。
所以，是什么使得棒球这么美国化呢?那么，如果卡尔文·柯立芝（美国第30任总统）没有错，即“美国人的事就是生意”—而且，现在的作家对此也没有争议—那么，棒球确确实实是美国人的游戏。你看，棒球从其最早的时候起，就不仅是一项运动，而且还是一项生意。
19世纪40年代，棒球出现在美国舞台上，其后的25年间，专业运动员就进入了棒球比赛，而被取代的业余运动员—这与足球、田径和篮球不一样—在非完全地方性的比赛中消失了。一项小孩的游戏—而且还是美国小孩的游戏—是怎样演变成一个数十亿美元的工业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与所有的大型团体运动一样（除了篮球），棒球是自发地从人类游戏的集体智慧中产生出来的。它最早的原型是一种叫做跑注式棒球的游戏。在英国和美国，跑注式棒球有很多其他的名字，有一种叫法是棒球，在简·奥斯汀1798年所写的《诺桑觉寺》中甚至也有提及。
确实，跑注式棒球如何演化成今天的棒球，是没有人清楚的，可能以后也不会清楚。但是，如果棒球是起源于这种英国游戏这一点无人争议的话，那么，当然正是在美国才使它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使这一项没有多大意思的小孩子的游戏，变成了一个赢得美国社会想像力的一种男人运动。
在跑注式棒球运动中，如果把球扔到跑垒的人身上，或者当他离开垒的时候，成功进行安打，这个人就出局了。使用的是软球，这样可以防止打破头，但是，软球却不能扔很远。当触杀变为安打时，硬球就可以代替软球了。这样，棒球这个由四人的技术—安打、跑垒、捕球和投球——相互影响的运动，就产生了。
这种被称为棒球的比赛，是从纽约城产生的。非正式的俱乐部，大部分是由中产阶级以上的男人（也就是说，商人）所组成的，常会聚在一起打跑注式棒球。一开始，输赢并不重要，人们从中获得的是愉悦和锻炼。这种友情与非正式性，与一种现代家庭触身式橄榄球的过去是很相似的。
但是，当跑注式棒球演变为棒球，事情就变得很严肃了。俱乐部也是正式组织的，也开始经常举行比赛。他们之间的对抗也产生了，而且，输赢也变得重要起来。观众也到场观看这些比赛，还经常为结果而下赌注。赌博的人当然希望获得胜利。
直到最近，大家都认为：第一个报道的棒球比赛结果是：1846年的纽约人俱乐部以1—23惨败于纽约俱乐部。但是，爱德华·L·维德默，一个哈佛大学的研究生，最近发现了登在一份报纸上的个人成绩表，比赛是1845年10月21日举行的，地点是新泽西州的霍波肯，在纽约俱乐部与来自布鲁克林的一支球队之间进行。纽约人以24—4获得了胜利，还安打了一个四分本垒打。
在以后的10年中，棒球渐渐地获得了欢迎，直到1855年，在纽约与布鲁克林经常有很多俱乐部举行比赛。然后，棒球突然间蓬勃发展起来。到1860年时，在大城市的俱乐部多于125个，而且，这项比赛迅速地扩展到其他城市。
在这个蓬勃发展中，报纸起了不小的作用，它开始报道越来越多的棒球新闻，并公布统计资料，使读者可以对球队和球员进行比较；当然，这就极大地增加了俱乐部之间的对抗程度。
在1857年，14个俱乐部的代表聚到了一起，并将纽约人俱乐部的规则作为棒球的官方规则。在以后的几年中，到处都采用这一规则，以区别于由跑注式棒球演化而来的其他与棒球相似的比赛，并使不同城市的俱乐部之间可以相互较量。
再下一年，第一个保护组织产生了，美国棒球运动员协会成立了。实际上，球队并不是什么全国性的组织，因为它们都来自于纽约区。之所以这样说，只是P·T·巴纳姆（他建立了“世界大马戏团”）式的夸大其辞而已，这种夸大其辞是棒球的特点。第一次世界职业棒球大赛在1903年举行，而没有一支主要参赛队来自圣路易斯以西或华盛顿以南地区，更别提什么国外的参赛队了。
在1860年，布鲁克林的爱克塞西奥队，第一次进行巡回比赛，在纽约州西部进行了两个星期的巡回赛，与当地的俱乐部比赛，并将它们全部击溃。现在的爱克塞西奥队实际上很看重这些胜利。它选择球员时，并不是看他的社会关系，而是看他的棒球技术。不久，它就招进了棒球比赛的第一个职业球员，詹姆斯·克莱顿。克莱顿是一个投手，他从球场上“跃上几尺，向外投球，能到达击球手的臀部，而当他把球投出去，结果就是安打或者是打不到球或者是将球高高地击向空中”，最起码根据一个满怀敬畏的记者的报道是这样。
克莱顿不能放下工作跟随球队进行巡回赛，因为，他拥有的这个投球手位置，似乎想对其身体规律进行挑战，俱乐部是太高兴了，以至于都没有补偿他所损失的工资。
到1861年时，棒球是如此流行，以至于两个布鲁克林的俱乐部在大冬天还穿着冰鞋进行了一场比赛。尽管结果很像是杂耍，但是，还是有整整1万人去观看了比赛。如此巨大的人流，并没有逃过企业家的眼光。

第十部分：“美国人的事就是做生意”美国游戏(2)

第二年，威廉·H·凯麦尔在东布鲁克林投资了国家球场，并允许三个球队作为主场使用，并要求他可向观众每人收取入场费10美分。其他封闭的球场也很快就效仿了。球场主自然想要最好的球队，这样就可以吸引最多的人群。它们是隐藏在背后的使得棒球渐渐职业化的巨大动力。
到19世纪60年代后期，纽约和布鲁克林有了三支半职业化的球队。为了吸引球队到他们的球场上来，球场主开始给他们支付一定比例的门票收入。威廉·H·凯麦尔将门票收入的60%给了布鲁克林亚特南大队，以使其在他的球场上比赛，这个费用并不高，钱在球员之间分配。棒球场的出现也不得很大的一次跳跃，他开始给比赛者一定比例的门票收入以拥有一个球队，并开始给球员发放工资。威廉·凯麦尔组建一个他自己的球队，这就是洛杉矶道奇队的前身，并在它成立的那一年，即1876年，凯麦尔将它带入了美国联合会。
1869年，出现了第一支完全职业化的球队，辛辛那提红袜队。这个球队进行全国巡回赛，在这一年里一场未败。显然，如果其他球队与红袜队比赛，那么，它们也必须成为职业队才行。依然参加比赛的业余球员抗议了，但是，太迟了。棒球比赛可以赚很多钱，而且如此之大的市场动力也产生了，这与现在美国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一样的。到1874年时，严格的业余棒球队就成了历史。
因为变成了一个行业，棒球运动与其他所有的生意一样，就必须关心两个主要的问题：如何吸引付钱的客户，以及如何在劳动和资本之间进行分配。
为了吸引越来越多的观众，棒球规则就慢慢发展出来了。击球员在早期是主要人员，但是，如果有更好的球、更好的场地，那么，投手就成了主要人员了。在1920年，为了增加愉悦观众的击球数，像唾沫曲球这样的投球策略就被禁止了，而引入更真实的棒球，这很有效。1919年，贝贝·鲁思领导着美国联合会获得了29个本垒打。1920年，有54个本垒打，而下一年是59个本垒打，这两年中，它的本垒打数量是以前的2倍。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时，投手又一次占据了上风，这主要是由于替补投手这个新位置的出现，美国联合会在1973年创造了（这是在上百万的棒球纯粹主义者的死亡的基础上产生的）指定击球手，这也非常有效。1876年，在国家联合会运行的第一年，约34.4万人观看了比赛，平均每场比赛约1 300人。1988年时有5 380万人观看了主要球队的比赛，观众人数比观看其他任一种球类比赛的人都要多得多。难以计算的数百万人观看了电视传播。
所有者与球员之间的谈判，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1869年，《纽约时报》报道说：球员的工资可以高达每年2 500美元，在那时，对于年轻人来说，是相当高的工资。然而，随着所有者对棒球天才的竞争加剧，工资也节节上升。所有者看到他们的利润受到了威胁，就采取了你也可以想到的19世纪时在这种情况下的常用方法，他们阴谋搞固定工资。在1879年时，他们在标准的球员合同里加了所谓的保留条款，这一条款实际上使球员在未经其所有球队的所有者的同意之下不能转会到其他球队。这一条款不仅使球员不能转会，而且还相当神奇地降低了球员的工资。
尽管谢尔曼反垄断法在1890年就生效了，但是，这个明显地限制交易的联合却几乎延续了一个世纪。原因就在于高级法院头脑发昏的决定。1923年，奥利弗·温德尔·福尔摩斯简单地宣布棒球不是一项生意，而不管那一年有897.4万人付出很多钱来观看主要的联合会比赛。不是一项生意，就说明谢尔曼反垄断法不能适用，棒球队员的半农奴身份也就还要继续下去。
1975年，这个保留条款最终解体了，工资就开始飞速向上。1973年，棒球球员的最高工资被压低在每年25万美元。1997年，一般球员的收入为133.7万美元。当然，所有者在哭穷，但是，主要联合会棒球的运营利润还在上升，尽管大部分用于广大的传媒市场。这项运动，是纽约街道上由一些想进行锻炼的商人想出来的，真是个好主意。

第十部分：“美国人的事就是做生意”圣·施特劳斯(1)

从电影和电视中获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的人，知道商人由三种人组成。他们可以是骗子（参见电影《华尔街》）、傻瓜（参见电影《Tucker》）或两者的综合体（参见电影《The Solid Gold Cadillac》）。而生活于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却知道商人和其他群体的人一样，中间也有好人。有些人甚至是圣人。圣人中有一个名叫内森·施特劳斯。
1848年，内森·施特劳斯生于莱茵河畔的巴伐利亚的奥特伯格，他是拉扎勒斯·施特劳斯4个小孩中的老二。1852年，他的父亲移民到美国，1854年，他把妻子和小孩也接到了美国。与大多数犹太移民不一样，施特劳斯并没有定居在大城市，而是在佐治亚州的塔尔博顿开了一间小店，在那儿，他的小孩在一间木屋校舍学习。因为离犹太教会堂有几百里路，这个家庭就去浸信会教堂。当地的轮值传教士惊讶于拉扎勒斯·施特劳斯能用原始的语言读《旧约》。对他们来说，这就好像是直接听到了上帝的声音。
在美国国内战争时期，拉扎勒斯·施特劳斯有了大量的棉花，但是，由于南部邦联失败所造成的混乱，棉花给烧了，而他也破产了。但是，他却没有给吓倒，他将家庭带到了费城，然后去了纽约。在那儿，他开张了施特劳斯父子店，从欧洲进口精美瓷器和玻璃器皿，合伙人是他的大儿子伊西多尔。（1912年，伊西多尔在“泰坦尼克”号的甲板上还有妇女和儿童时，拒绝登上救生艇。他和她的妻子一起失去了生命，她宁愿和她丈夫一起死去，而不愿一个人生活在没有他的世界里。）
1881年，内森加入了家庭生意。自1874年以来，这个公司一直租借麦西斯公司的瓷器和玻璃器皿部，而内森很快就显示出其不凡的采购天才，将顾客吸引进来了，而且还会使他们成为回头客。他开了一个保管账户（这是预约定购计划的雏形）。他还为顾客提供了休息室，而且还提供现场的急救医疗服务。
他同样受到了雇员的极大欢迎。内森总是衣着整洁地在商店里转悠，说些当天的热门话题，向每个人问好。更实际的是，他还为雇员提供午餐室，以成本价提供伙食。
1887年，施特劳斯家族获得的利润占麦西斯公司的一半，10年后，就成了这个公司的独立所有者了。随着越来越多的创新，这个商店也进行着稳步扩张。施特劳斯家发明了讨价还价式销售和展销。他们引入奇数定价（即，不用16.00美元的整数，而用15.95美元），这样就让顾客有一种买到了便宜货的心理感受（而且，这通常使店员很难把现金放到自己口袋里去）。1902年，当麦西斯公司将它的店址转移到现在的海洛德广场时，它是纽约最大的商店。那时，这个家庭还在布鲁克林开张了一间非常成功的亚伯拉罕&施特劳斯商店，他们已经非常非常有钱了。
但是，赚钱永远都不是他们惟一的目标。内森还涉足政坛，自1889~1893年，担任城市公园的专员。第二年，他们要他担任民主党的市长提名人，但是，他拒绝了。施特劳斯兄弟也已成了大慈善家。在19世纪90年代破坏美国经济的萧条中，内森·施特劳斯尽其所能地来减轻人们的痛苦。
在1893~1894年的那个可怕的冬天，他给整整140万人发放了肉票。第二年，他发放了200万张煤票、饭票，并在他建造的收容所为人们提供住宿。他深深明白人的尊严，所以，他向那些能付得起钱的人收取5美分作为费用，而交不起钱的人，则是免费。这样，在那时的煤价为每桶20美分的情况下，他卖给那些穷人的价钱却是每桶5美分，而对那些处于绝望境地中的人，他免费提供了2 000吨煤。
施特劳斯给那些穷人和其他人（如他对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定居地的热情支持）的帮助如此巨大，正是他永无止尽地努力保证这个国家的儿童获得安全的牛奶供给，这使他的名字永垂不朽。
在工业革命之前，绝大多数的婴儿是由母乳来喂养的（或者，如果这个家庭较富有，就是由乳母来喂养的）。但是，19世纪的妇女越来越多地到工厂里去工作，她们就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牛奶来喂养他们的小孩了，这就存在不小的威胁。
健康奶牛与健康人体的奶汁，一开始是无菌的，而且，在工业广告战中，牛奶被称为“自然完美的食物”。不幸的是，牛奶同样也是大量微生物的完美食物。因为人们挤牛奶的手不干净，挤出来的牛奶又倒进了未消毒的容器里，再经过长途的运输从农村到了城市，这些微生物就可以进入牛奶之中，并迅速地繁衍起来。伤寒病、白喉症和各种各样的肠胃感染以及霍乱，都可由受污染的牛奶中传染开来，虽然，牛奶并没有出现变质的表象。在一次检测中，在纽约艾伦街的一个零售店里，发现合法出售的牛奶每夸脱中有1 250亿多个细菌。没有理由认为这是个别现象。
如果说上面所提及的痛苦还不够，那么，肺结核，这一维多利亚时代的“可怕的黑暗疾病”，其病菌也能被牛奶所携带，而且，更糟的是，这是一种可以突破自然免疫的疾病，可以直接通过母乳喂养而传染。奶牛与人体一样，也容易感染肺结核，而且在死之前还没有一点症状。
因为以上的原因，牛奶，作为年轻生命的食物，也是19世纪的美国城市儿童死亡的传播者。在19世纪50年代，在纽约城活到5岁生日的儿童还不到一半，而那时的人们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时，路易斯·巴斯德和罗伯特·科赫出现了。

第十部分：“美国人的事就是做生意”圣·施特劳斯(2)

自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起，巴斯德就演示了微生物对于葡萄酒和啤酒的发酵起作用，也损害了牛奶，而一些禽霍乱如鸡霍乱和炭疽热也由此而引起。科赫发现微生物可以导致肺结核。疾病的细菌理论产生了。
19世纪90年代早期，内森·施特劳斯在爱迪荣戴克斯营地里养殖高品质的奶牛，以提供品质良好的、干净的牛奶。突然，看似健康的奶牛得病了而且还死了。解剖结果显示牛得了肺结核，施特劳斯震惊了。
那时，还没有确定牛肺结核与人的肺结核是否相同，而且施特劳斯并没有接受过多少科学训练，“很难相信的是，从感染了肺结核的牛体上挤出来的牛奶，在其生牛奶状态会是一种安全的食物”。施特劳斯同样知道现在已经有了一种解决办法。巴斯德已经说明了：将液体加热到沸点以下某一点，并保持一段时间，就可以杀死大部分导致疾病的微生物，包括科赫所发现的致命的分枝杆菌肺结核。
施特劳斯立即让他自己的小孩喝消过毒的牛奶，并开始将这种牛奶提供给需要的小孩，而且对所有的用于销售的牛奶实行严格的消毒处理。他在纽约城的贫民区建立了牛奶站以分发消毒牛奶，而程序效果的验证还没有建立。1871年，纽约城有24%的婴儿在1岁之前夭折了。但是，用施特劳斯供给的消毒牛奶喂养的婴儿有20 111名都长到了4岁，而且，只有6名儿童夭折。
1898年，施特劳斯担任了城市健康管理委员会的主席。他立即向城市孤儿院捐赠消毒牛奶。这个冷酷的机构接受被遗弃或被家庭赶出来的儿童，所以，一点也不奇怪，他们的儿童死亡率是一般的4倍。1897年，被收养的儿童有44%死在那里。1898年，只是因为改用了消毒牛奶，孤儿院的死亡率下降到20%。
因为有这样的结果，大家可能会认为消毒牛奶会很快席卷全国。不幸的是，它遭遇到牛奶发售商、官员和其他一些人的激烈反对。有一次，施特劳斯还因为“掺假”牛奶而被捕，原因是他向有婴儿的母亲提供代乳品。但是，他一直坚持着，直到证据变得无可争辩。在1908年，当婴儿死亡率由于自愿使用消毒牛奶而下降了一半之后，芝加哥成为第一个要求牛奶消毒的城市，而纽约也在1913年步其后尘。
在他的整个正义抗争过程中，施特劳斯用自己的钱在36个城市建立了297个牛奶站。在整整25年中，2.4亿瓶（杯）牛奶分发出去了。儿童死亡率从1891年的每千人死亡125.1人，降到了每千人死亡15.8人，绝大部分应归功于消毒牛奶。据估计，内森·施特劳斯直接拯救了总共44.58万名儿童的性命。
除了这些大型的外部活动外，他还在麦西斯公司担任着管理工作，直到1914年。1925年，他才完全从生意场上退了下来，其时77岁。当他在1931年逝世时，他的资产达到了100万美元，但是他未给慈善机构捐赠过一分钱，在他的遗嘱中，他是这样解释的：“如果你在健康的时候，进行慈善捐赠，那是金子；当你在病痛中进行慈善捐赠时，那是银子；而在死时进行捐赠，那是铅。”
今天，纽约城有一座动人的纪念馆，用于纪念伊西多尔·施特劳斯和他的妻子—他们对荣誉的热爱，以及彼此之间的相爱高于生命本身—但是，却没有一座纪念馆来纪念内森。然而，从更大的意义上来讲，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城市，都有着数以千计的纪念馆。正如海军上将乔治·德威在一个牛奶站的动土仪式上所解释的：“如果所有的（因施特劳斯）活着的小孩，集合在现在这个要建立的建筑物的四周……（他）就有了一座无与伦比的壮观的纪念馆。”
所以，下一次，当你听到一个小孩的笑声，从他的小脸上看到健康的光泽，请记住内森·施特劳斯，他是一个圣人，只是因为机缘巧合而以商人的形象出现。

第十部分：“美国人的事就是做生意”慈善家(1)

这是一个被人讲述过很多遍的故事。惠普公司是由两个天才的修理工创建的，1938年，戴维·帕卡德和威廉·休利特，在加利福尼亚的帕洛阿尔托的一间车库里，当时的资本只有538美元。它的第一件产品就是用于检测声音设备的声波振荡器。迪斯尼公司很快就订购了8台仪器，用于《幻想曲》的制作，这个公司就再也没有退缩了。
休利特集中于经营的生产方面，帕卡德领导着经营方面，操纵着这艘相当难以驾驶的大船。（1961年，当公司开始公众化时，几个高层管理人中，他们当时还待在纽约市中心的旅馆里，坐地铁而不是出租车去华尔街参加公司的庆祝仪式，不幸的是，纽约地铁显然对陌生人不够友好，他们在时代广场换地铁时错过了，也就错过了欢庆仪式。）但是，尽管经理人经常发生错位，帕卡德的方法却相当成功。今天，惠普公司已是年产值为310亿美元的公司，拥有雇员数千名，使得美国在20世纪的主要技术上还能保持其领先地位。
但是，如果说帕卡德在资金的花费上相当节俭的话，他在慈善事业上却是惊人的大方。他在1966年逝世，终年83岁，他将大多数财产都留给了他和他夫人所创办的基金会，而对这个基金会的捐赠已经超过了10亿美元。因此，帕卡德基金会进入了20世纪大慈善机构的排行，另外还有卡内基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
但是，这些创建如此强力机构的人们，并不是第一个用其财富来帮助他人的人。纽约、波士顿、费城、芝加哥以及其他地方的大部分大型纪念馆，都是由那些富人建立的，里面都是他们的捐赠。最早的捐助者之一，现在除了纽约人之外可能大多数人都已忘记了，因为纽约人经常会在这个大城市中看到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就是彼得·库珀。
像帕卡德一样，库珀的出身也是修理工，在金钱的使用上也很节俭，而在慈善支出上也是惊人的大方。而且，与帕卡德一样，他所创造并捐献出去的财富，在美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1791年，库珀生于纽约的小道克街，他是库珀家的第九个孩子。他们家庭很快就沿哈得孙河移到了费希克尔，他父亲在大陆军队里担任陆军中尉，还有自己的一些生意，做帽商、啤酒商、店主和造砖工人。他在每一个生意上都不怎么成功，但是，他的儿子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帮助他，所以，他对小规模的行业过程很熟悉，对做生意的细节也很熟悉。另外，他还帮助他父亲做家务，包括洗熨衣服。他很快在捶打脏衣服上有了个小发明，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台洗衣机。他还设计了一台简单的机械割草机，尽管没有造出来，那个时候，标准的割草工人被称为胆小鬼。
不幸的是，帕卡德在斯坦福大学接受过世界级的教育，而库珀的家庭却相对贫穷，他只接受了一年的正规教育。但是，这在19世纪之初，并不是不正常的，而且，那时的工程学也是相当简单的。17岁时，他到了纽约的马车制造商那里去做学徒。在学徒期间，库珀花了很多时间来读书自学，甚至花钱请了一位辅导老师在晚上来教他。正是这事使他有了建夜校以帮助工作的人获得正规教育的念头，而50年后这个想法通过库珀的遗产的帮助开花结果了，现在看来夜校是很平常的一件事物，但很难想像必须有人首先想到去创办它。
根据学徒合同，他的学徒费是每年25美元，外加住宿与伙食，但是，他很快就变成相当能干了，雇主自愿地给他加倍工钱，后来是三倍的工钱。在学徒期满时，他已21岁了，马车制造商说借钱给他，让他自己也进入到马车制造业中来，但是，库珀婉拒了。他不想负债，因为他对金钱已经很谨慎了。当他第一次回到纽约时，他带着他所有的储蓄—10美元—在博彩中进行了“投资”，他失败了。自此之后，他再也没有博彩过，而总是立即付清账单。“我总是在每个星期六晚上付清我的负债，”他在老年时回忆道，“我知道剩下的就是我自己的了。”
库珀到了毛纺工厂工作，他再一次变得不可缺少了。他发明了一种机器，用于修剪毛衣上的拉毛（这种机器是在割草机的基础上设计的），很快他的工资就到了每天1.5美元，在那时是很高的工资了。
在他22岁时，库珀与莎拉·贝蒂尔结了婚。这是一桩幸福的婚姻，持续了56年，生了六个小孩，尽管只有两个长大了。但是，库珀觉得他自己将会在这个时代里飘逝而去，后来的生活，他说他花了第一个30年来创业，其后的30年他用来创造财富，最后的30年，他用这些财富来做好事。因此，他将他的巨大成功的开始放在获得一个胶水厂的时候。实际上，他是打折得到了这个工厂，因为他以现金支付了2 000美元。所以，他已经比他那个时代的一般人获得了多得多的资本。

第十部分：“美国人的事就是做生意”慈善家(2)

胶水生意并不是非常吸引人的生意，但是，库珀猜想这将是一个非常盈利的行业。他是对的。这个工厂坐落在极度偏远的乡下，但是，这个地方现在叫做三十二街和公园大道。库珀立即投身于生意的运营中（他从事了多年的簿记和办公工作），并投身于生产线的改进中。在那个时候，美国制造的胶水质量很差，大部分是从欧洲以高价进口的。
库珀很快就将自己培养成为一个熟练的化学家，同时还是一个熟练的工程师（尽管有一次试验时出了大错，几乎让他丧失一只眼睛的视力）。就在第一年，他在胶水生意中净赚了1万美元—是他买这个工厂的价钱的5倍。很快，他在这个国家的胶水业中就几近于垄断者了，每年的收入也高达10万美元，这在19世纪20年代是很大的一笔收入。库珀的生活还是相当简朴，而将所获得的利润用于其他方面的投资，包括1828年时在巴尔的摩3 000英亩的土地投资，在那儿，他和另外的两个合伙人建造了坎顿钢铁厂。
有希望的是，新的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的铁轨正好经过附近，将是很多生意的源泉，而且还是商品和产品运输的便宜方法。但是，新生的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却处在破产的边缘。公司的几英里铁轨还东拐西拐的，以至于乔治·斯蒂芬森—他于1828年创建了利物浦&曼彻斯特公司，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的商业化铁路公司—宣称：蒸汽的机车肯定不能在这个铁路上成功地运行。库珀决定来证明这个大工程师的错误。“我将在六个星期内将一个火车头组装在一起，”他宣称说，“这将使列车以每小时10英里的速度运行。”
于是，他就开始去做了。他发现有一些老车轮还是有用的，他将它们装上了月台，运到了纽约，用于旋转蒸汽机车上，这个机车是他在早期试验时造出来的，并将它铆定在月台上，然后，还加了一个锅炉。到这时一切都很正常，但是，现在他遇到了一个问题：如何将锅炉与机车连接。1830年，用以接通的水管是用铅制造的，铅管不能承受蒸汽机的压力和温度。那时在美国还没有铁管连接。所以，库珀就找来几根老式步枪，将枪管割下，一节一节地焊接，就这样组装了“大拇指汤姆”。美国的第一台机车就此诞生了。
让每个人惊讶的是（我想，除了彼德·库珀），这么个精巧的装置很有用，将载有40人的列车以每小时18英里的速度推进，这在那时可是个了不起的速度。实际上，有一些旅客拿出了报纸和笔，写下了连续的句子，用以否定当时广泛存在的一种错误观念，即，在如此速度上运行的人脑，是不能发挥其正常功能的。
很快，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成了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确实如此），而且，库珀在巴尔的摩的土地的价值也开始飚升。当他在几年之后全部卖出时，他所持有的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的股票价值为每股45美元，而再过几年，他卖出时为每股235美元。
库珀工业帝国在此之后迅速地扩张，在20年里，他拥有了几家铸造厂、几家电线厂、几家鼓风炉厂和几家轧钢厂。到19世纪50年代时，有2 500人为彼德·库珀工作，当你知道直到19世纪70年代时在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中一直都没有一家公司达到这种规模时，你就知道这是很大的数字了。
即使在19世纪50年代，当库珀已经60多岁时，他还在寻找着新的技术领域。1854年，他帮助成立了—而且还做了20多年的总裁—纽约纽芬兰&伦敦电报公司。在多次的挫折之后，在连续地投入了许多新投资之后（很多都是来自库珀），电报公司成功地铺设了第一条大西洋电缆，这一技术的成功深刻地改变了这个世界。
但是，到这时为止，库珀也处在他生命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将全力用于做好事。他以前也一直在很多以提高纽约人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委员会里任职。现在，他决定做一些更具体的事情。他在1857年建立了库珀联合，用于“推进科学与艺术”。这个建筑物本身就很有意思，它是美国的第一座“防火的”建筑物（使用了铸铁桁架，当然也是彼得·库珀制造的）。在1860年时，亚伯拉罕·林肯在这里发表“分家”演讲。
但是，真正有趣的是这个联合，而不是这个建筑物。因为，除了推进艺术与科学之外，它还为那些想提高自己的人提供机会。它提供免费课程（很多是在晚上上课），以及免费的科学艺术讲座，并且一直是一般公众的读书室，常常是每天2 000人。直到今天，库珀联合依然是仅有的免费提供高等教育的私人机构。
到他生命结束之时，彼得·库珀评论说：“我一直深味：生意的目标是以体面的方式赚钱；生活的目标就是做好事。”
我不知道戴维·帕卡德是否知道这些话，但是，他同样也是以此为生活目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