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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间谍者
作者：彼得·赖特

来自秘密世界的报告

林明

这是一个秘密而又真实的世界，一个充斥着阴谋和欺诈的世界，随着彼得·赖特的叙述，它在我们面前悄悄掀起了面纱。

谈到情报工作，我们会联想起苏联的克格勃，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它们都曾在冷战时期大放异彩。而在英国，这一工作是由军情五处（后称为国家安全局）和军情六处（后称为英国秘密情报局）负责的。本书的作者，就是掌管对内反间谍、反渗透的军情五处的高级官员。

作为一个高级间谍官员的回忆录，这本书给人的突出感受是真实。正因为如此，英国政府当时曾经阻挠它的出版。现在，它终于冲破了重重阻力，把英国情报部门在冷战时期的秘密情报活动带到了我们面前，它让我们再一次经历了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广泛对峙，其中涉及的许多重大的事件，比如古巴导弹危机，苏伊士运河事件，引导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再次作一回顾。而书中提到的许多人物，比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胡佛、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希思、撒切尔夫人，无一不在提醒着我们，书中所写的就是刚刚过去不久的历史。

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我不止一次地想到电影《007 》系列。它推出的“詹姆士·邦德”仿佛成了英国间谍甚至所有间谍的代称。“邦德”演的是英国打入其他国家的间谍，而本书作者正好是抓间谍者，是抓来自其他国家的或本国内部的“邦德”们。“邦德”是潇洒的，他可以上天入地，天南海北，打入对手的秘密领地如闲庭信步，获取对手的秘密情报如探囊取物，身边不时还有漂亮女郎相伴，他让我们在一系列精心安排的巧合和有惊无险的追击中体会他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而作者笔下的间谍生活是紧张而沉重的，无论抓间谍者还是间谍，无时无刻不在斗智斗勇。对于间谍而言，一旦被发现，下场是可以想像的；而对于作者这样的抓间谍者来说，处境同样是不妙的，因为他必须潜入对手内部去搞窃听，并且从叛逃者的口供中寻找蛛丝马迹，其间还有很多矛盾疑团需要去辨析，更尴尬的是，当有些情报牵涉到本部门的同事甚至上级时，对他们的调查就要冒很大的风险。作者不是圣人，手中也没有最高统帅的尚方宝剑，在这种情况下，审问同事是一件很伤感情的事，一旦调查出错，就会造成难以弥补的裂痕。正如作者感慨的那样：“情报这个行当，是非常孤独冷寂的。当然也有同志般的忠诚与友谊。可是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你总是孤立无援的。你得独自恪守机密，你的生活和工作的节奏总是处在极度的紧张状态中。”邦德很潇洒，可那毕竟是电影中的；我更相信作者的叙述，他揭示的是间谍和反间谍工作真实的一面。作者不是小说家，也不是商业写手，而是一个从技术工作即窃听起家的谍报人员，所以他没有构筑故事。梳理情节、制造悬念的本领，我们不能要求作者像福尔摩斯一样断案如神，事实上，他经常是徘徊在敌我之间，徘徊在确定与怀疑之间，虽然他对情报有很强的洞察力，也由此识别出了很多间谍，但有些时候却毫无结果，只能将怀疑埋在心里。事实的真相也许将永远沉积在一系列错综复杂事件的底层，不为人所知，读者的阅读好奇只能够有限度地满足，这使得他的回忆录似乎没有侦探小说好看；另外，他的叙述是松散而带有跳跃性的，从一个行动跳到另一个行动，从一个情报跳到另一个情报，只有一个中心工作（搜查内部间谍），而没有一个中心事件。有时候一个行动没讲完，又谈到另外一个行动上去了；有时候一个情报牵扯到以前没有解决的另一个情报，于是回过头去重翻旧帐；有的时候一个很值得追究下去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只得不了了之了。但是，考虑到间谍工作的特殊性和回忆录的真实性，作者没有因为不能解释原因或不能交代结果就放弃哪怕是一点点的线索，没有为照顾读者的阅读需求而作省略或加工，由于他的工作到处都有悬念，到处都有情节，所以他的叙述依然是引人入胜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切全都是真实的。事实难道不正是如此吗？情报工作不正是这样琐碎跳跃时时让人茫然无绪吗？它带给我们的极其真实的体验是任何高明的侦探小说所不能给予的。并且，随着事件的展开，我们还能时时感到作者作为一个老谍报人员特有的职业敏锐、超强记忆和逻辑推理水平，同时体会到他把纯粹技术问题毫不费力而又饶有趣味地向你解释清楚的能力。

虽然整个回忆录头绪纷繁、事件众多，但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交代“我”以科学家的身分进入军情五处，用无线电技术帮助军情五处提高窃听水平，并主持实施了一系列的窃听行动；第二阶段则记叙我作为高级谍报官员对军情五处被渗透情况进行的艰苦卓绝的调查。其实，这两部分也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由于窃听行动和监听行动总是遭到苏联的反监听反窃听，每次“我”绞尽脑汁设计出最先进的窃听器材，费尽心机去安装，结果却收效甚微，俄国人要么根本不讲话，要么讲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或者就是非常准确地把窃听话筒给封死了，不禁让人怀疑内部间谍的存在。而且，随着高级克格勃分子叛逃到西方，透露出越来越多的情报，有许多直指军情五处的高层，因此，对内部人员特别是高级官员进行调查成了作者后来的主要任务。

当然，当你跟随作者进入军情五处那个神秘世界的时候，你会看到更多，其斗争的复杂性和激烈程度常常超出你的想像。首先，你会了解到各种各样的窃听技术和窃听行动。比如，代号为“森林之神”的共振话筒，可以窃听到“说话声，甚至连钥匙在锁孔内转动的声音都一清二楚”。“唱诗班”行动是针对俄国人的，赴俄国领事馆隔壁房子在装修的时候在共用墙壁上安装探测话筒。　而在加拿大策划的“蚯蚓” 行动进展更加顺利， 重建俄国大使馆的建筑承包商已经被争取了过来，“我”得以放手在里面安装有线话筒。后来的“老鼠”行动是在俄国驻澳大利亚使馆内安装话筒。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窃听行动技术上都很成功，但都没有窃听到俄国人什么有用的情报，似乎俄国人早有防备。后来，“我”转向用技术手段窃听俄国的密码机的情报。代号“咽吞”的行动，就是针对俄国密码员每天早上都要对密码机进行调整这一情报，采取窃听把新密码放进去的声音的方法，利用这些声音来确定密码机的“核心位置”，这样就有办法破译密码，最终获得了成功。这一行动后来使“我们”在整个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期读懂了埃及驻伦敦使馆的密码。“筏夫”代表了一个新的发现，证实了俄国人在监视我们监视队的频率，证实了我们的监视通讯系统已经成了俄国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情鸟”行动便是针对俄国的监视而改变监视队的原有频率。后来的“栅栏”行动取决于一个天才般的设想：“任何一台密码机，无论它是多么复杂，总归得把一份清楚的电文编成密码和一系列任意排列的字母。在五十年代，最先进的密码技术是把电文打进电传打字电报机里，电报机又与分开的一台密码机相联，编成密码的电文咔嗒嗒地从另一端输出。整个系统的安全性取决于彻底的屏蔽。如果密码机和电文输入机之间没有进行电磁屏蔽，那么，未编成密码的电文的回声就可能与编成密码的电文一起从输出线路上传出。如果使用相应的放大器，从理论上来说是可以把这种‘幽灵’电文区别出来，并读懂它的内容。”“栅栏”行动后来成功地监听到了法国的高级密码情报。除了作者采用的监听和反监听之外，反间谍则还采用“喂银餐”和“喂鸡饲料”等方法，还有著名的“维诺纳”密码破译法。而秘密情报工作采用“密写”、“微粒技术”、“死信投递”等方式。这些秘密手段真是让人大开眼界。高科技与科学家智慧的介入，开辟了情报工作的新领域，他不仅使作者所在的军情五处的谍报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而且也彻底改变了我们传统观念中间谍与反间谍的斗争图景，这一切带给人的新鲜感和震撼力是非常强的。

由于这些行动收效不大，“我”终于怀疑俄国人在反窃听这个情报源外，还有“两条腿的情报源”存在，于是用了很大的精力去寻找这个“两条腿的情报源”。在此之前，没有人对英国情报机关内部被渗透的情况作系统的调查，可一旦调查起来，其结果是触目惊心的。种种迹象表明，军情五处已经遭到苏联非常广泛的渗透，以至于俄国人都没有在英国设专门的谍报人员。俄国人不仅掌握了英国每一次行动的计划， 而且据说已经成功地渗透了高层。 现实促使“我”建议成立一个代号为“流畅”的委员会，专门负责研究从供词和叛逃者那里得到的有关英国情报机构渗透问题的全部材料。这个委员会后来成立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比如“我们识别出了‘五人集团’的每一个成员以及其他一些人员和联系人。我们知道了‘五人集团’在不同时期是怎样开展工作的，他们的通讯方式是什么。他们依靠哪些人工作，到什么地方去请求援助。我们查出一个一直未暴露的间谍沃森，俄国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五一年的最重要的惰报源普罗克特以及在牛津的新的间谍集团”。但是，这些说得上是伟大的成就始终不能掩盖一个最大的嫌疑，这个嫌疑是指向军情五处的最高层领导——局长霍利斯的。有种种证据：叛逃者的招供、以前窃听行动遭致的失败，以及“我”在内部调查中遭到的种种阻碍，比如他“长期以来拒不承认我们的情报机构有被渗透的可能性”、“不愿批准在米切尔案件中使用技术装备”。“拒绝批准审讯”、“在迫于压力之前始终拒绝向美国方面作出通报”等，都在暗示着霍利斯有逃不过去的嫌疑，调查米切尔未果更进一步加重了对这个的嫌疑。可是，霍利斯又是位高权重的高级情报官员，对他的怀疑不得不慎之又慎。作者这时候真的是“孤立无援”，需要“独自信守机密”了。直到霍利斯退位，新局长马丁·琼斯上任，对霍利斯的审问才得以进行。令人遗憾的是，面对审问，老练的霍利斯应对自如，说清了自己的嫌疑，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霍利斯从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滑走。

客观地看，作者的窃听和调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也留下了数不清的遗憾。在我看来，这些遗憾已经不是出于个人能力水平的限制，而是和当时国内的气候，以及谍报工作的特殊性密切相关。

首先，在军情五处内部，对苏联的渗透有比较轻率的看法。“较为普遍的倾向是把间谍视为‘烂苹果’、‘过失’，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是三十年代那种特殊条件下范围较大的密谋的一部分。”更麻烦的是，有一些已经被渗透的人在有意提倡这种观点，使得“认为我们的情报机关已经被渗透的人与那些持相反观点的人之间的鸿沟愈来愈深”。“军情五处的政客和历届头头都害怕进一步的检查会引起新的叛逃事件，或又牵扯出更为难堪的有关英国政治集团的丑闻。”所以，任何一届领导，都不会完全彻底地支持作者进行调查活动。

其次，“安全局（军情五处）没有什么法律地位，在白厅范围内不可能有一个正常的地位。”所以，“一旦被人抓住，军情五处是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人的。”这样一来，作者的调查不可能是理直气壮的，很多时候只能采取私下的渠道和秘密的方式。而这种秘密调查方式也给他带来明显的掣肘。“如果要进行调查，就不得不冒着风险去接触和采访一些人，因此随着调查的加紧，泄密和被暴露的危险也随之增大。”而且，在调查当中，“我们不能强迫别人同我们说话，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几乎都要依赖于对方的合作，除非马上进行逮捕行动。”他们的审问也同大多数人设想的大相径庭，根本不是采用刑讯逼供的方式，而是“平常得多”的谈话，当中甚至有时间休息吃饭。惟一的秘密就在于要“以优势压倒你桌子对面坐着的那个人”。而对付一个内行，情况就更复杂了，要“对他进行一个极其彻底的审查。有关嫌疑犯的生活和经历的完整材料已编写好。把它用在审讯中，让他把整个情报过一遍。如果有任何偏离、省略或不准确的地方，就追问这些漏洞。如果嫌疑犯是有罪的，这种压力常常会导致他进一步出现漏洞，直到他的秘密工作开始显露出来”。这种审问方式的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如果碰到一个老练的对手，常常就不能奏效。而调查叛逃者的供词，又常常受到苏联假情报的误导，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多疑团。

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完全彻底，事实上当时的真实情况谁也无法完全掌握，那些身为间谍的人也是如此。间谍不断制造假象，不断散布疑云，而反间谍者则力图通过错综复杂的表象去识别真相。作者揭示出的斗争也许只是国际间错综复杂的间谍斗争的极小一部分，但也让我们看到了许多惊心动魄之处。作为冷战时期的东方集团，了解一下对手的秘密工作，应该是一件很刺激的事吧。

200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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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多少年来，我一直在疑惑，当一个人濒临末日的时候，他心里怀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在英国安全局工作了二十年后的一九七六年一月，又重新回到了人类的真实世界。

这是我最后一次出现在尤斯顿路地铁的出口处。冬日的太阳和煦宜人地照耀着。我穿过高尔大街向特拉法加广场走去。我走到离广场大约五十码的地方，拐进一个没有挂任何招牌的入口处。这个入口处通往一个云集着各种办事机构的无名街区。在这里，英国反间谍总部就挤在一所艺术学院和一所医院的中间，显得非常不起眼。

我向站在接待室门口那个保持着戒备状态的警察出示了证件后，便乘上装有特别程序的电梯。这种电梯是专门供去七楼密室的高级官员乘的。我走出电梯后，一声不响地走到走廊，径直来到我那与局长办公室只有一墙之隔的工作间。

所有的办公室都静悄悄的。远处传来满载乘客开往城市西区的地铁的隆隆声。我打开房门的锁，房间里迎面摆着情报人员所需要的一些基本设施——一张书案，两部电话机，其中一部装有扰频器，以防通话被外线窃听。房间的一边是一张宽大的绿色金属保险锁，柜门上装有一个特大型字码锁。我挂好大衣，开始机械地整理着最后的一些东西。我在鸡尾酒会上见过许多退休的情报人员，他们喜欢通过获取几则琐闻和小道消息来消磨时光。我对此见得太多了。我感到厌倦。我想彻底地歇下来，去澳大利亚，开始一种牧马人式的新生活。

我旋转着号码锁上的字码盘，那扇笨重的保险箱门徐徐地开了，眼前见到的是一堆从档案室借来的并盖有绝密标记的文件。在这些文件后面，整齐地叠放着一些小组合盒。多年来，我借阅过成千上万份文件，可现在我是最后一次干这种工作了。以往在这里，每天都有无数的例行报告围绕着我，诸如计算机工作特遣队的最新报告、临时情报研究处的最新分析等等。对所有的文件都必须有个答复，要作这些答复，我感到无能为力。俄国外交官的文件已由一个年青的官员送到我这里来了。我认不认识这个人？不能肯定。这是一起多年来一直尚未查明的双重间谍案件。我对此有什么设想？也不能肯定。刚进安全局时，你会发现每一起案件都各有不同，可是当你离开安全局时，这些案件看上去却是千篇一律的。我小心翼翼地签署着文件，并把它们一件一件地归顺，好让我的秘书送回档案室。

午饭以后，我开始整理那些保存在组合盒子里的材料。我把这些盒子一个一个地拿出来。第一个盒子里保存著有关麦克风和无线电接收器的详细技术性能指标材料，这还是我在五十年代时保留下来的东西。那时我是军情五处的第一个搞科学技术的官员。我把这些文件进行了整理，并送到技术处去了。一小时以后，技术处的处长来了。他是来向我表示谢意的。他是一个道地的现代派政府机构的科学家：整洁，谨小慎微，一味地追逐金钱。

“我保留的都是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我说，“我没有想到你还要派它们的用场。现在都用人造卫星了，不是吗？”

“哦，不，”他回答说，“我只是喜欢随便看看。”他有些尴尬。我和他并没有真正地相处过。我们来自不同的世界，我只是个“万金油”式的官员，一个来自战争的、障碍重重的凑合者，而他是一个军需品承包商。我们握过手以后，我又回去整理保险箱里的东西了。

剩下的盒子里，保存着我一九六四年进入反间谍总部以后的文件。那时正是在英国情报部门抓间谍的最高峰时期。那些手稿和打印的外交备忘录里，密密麻麻地记录着间谍的普遍流动情况——嫌疑分子名单、起诉的细节、背叛者名单以及最后的裁决定论。这些文件没完没了，虎头蛇尾，字里行间留下了与我的谍报生涯有关的种种痕迹。

最后，我的秘书进来了。她递给我两本蓝色封皮的本子。“您的日记，”她说。我和她一起把日记都撕成了碎片，丢进书案旁的那只专门装焚毁文件的纸袋里以等化为灰烬。

我向机要办公室走去。值班人员递给我一份资料，里面是一张关于我的一系列现有的机密许可权的清单。我开始在那些小收条上签字了结。我先签了信号情报和卫星情报借阅权，然后依次了结我占有的大量案件的机密借阅权。收集秘密就是这样一种属于个人的事，而泄密却属于一种伤脑筋的官僚结果。我手中的笔每挪动一寸，我就恍惚地感到安全局的大门在向我关闭一节。半个小时以后，这个我呆了多年的秘密世界向我关闭了它的大门。

天快黑的时候，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了梅费尔的莱肯菲尔德大楼。这是军情五处的旧址。军情五处目前正处在迁往柯曾街尽头的新办公地点的过程当中。可那个职员酒吧——猪仔及眼睛俱乐部，仍留在莱肯菲尔德大楼里。我的告别聚会将在这里举行。

我走进那幢陈旧的大楼。就是在这柚木地走廊上和那些有檐口的办公室里，菲尔比、伯吉斯、麦克莱恩以及布伦特都先后落了网。在这里，我们同一些嫌疑分子进行过交锋。他们是安全局心脏内部的一个尚未被发现的秘密集团。这次交锋称得上是军情五处最秘密的一次战役。我们的疑点集中在军情五处前局长罗杰·霍利斯先生身上，可我们一直没有获得任何证据。霍利斯的朋友们对这样的起诉非常不满，双方为此不和长达十年之久。他们就像中世纪的神学家一样，被直觉、激情和偏见所驱使着。

七十年代，许多领导人都相继退休了。直到安全局迁往新的办公地点，这场内战才告结束。当我走在莱肯菲尔德大楼的走廊上，我仍旧感觉到这里有一股火药味，那一幕幕刀光剑影、相互残杀的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我的告别聚会开得异常平静，没有热烈壮观的场景。人们频频向我说着奉承话。迈克尔·汉利局长作了一个悦耳动听的讲话。我收到了许多书写着离别赠言的卡片。军情五处的反间谍专家克兰莫尔斯勋爵在临别赠辞里说我的离去是“一个非常可悲的，无法弥补的损失”。他指的损失是军情五处的损失，可我认为，真正受到损失的是我。

那天夜里，我在高尔街办公大楼顶楼的一套房间里过夜，不时被到达尤斯顿站的火车的嘈杂声搅醒。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床了。穿洗完毕后，我拎起我的公文包。这只公文包还是第一次这么空荡荡的。我走下楼来，到了前门。我对门口的警察说了声再见，然后走了出来，下了台阶，走上大街。我的谍报生涯就此结束了。一个可悲的、无法弥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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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切都得从一九四九年说起，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天。我们的实验室设在埃塞克斯大巴达。那天正下着雨，雨点打在实验室活动房子的铁皮顶上咯咯作响。我是这个实验室里的一个海军科学技术人员，直辖于马尔科尼公司。我面前的示波仪上的波纹跳动着，令我感到头痛棘手。搁板桌上摊着一些涂写得很潦草的计算公式。我正在设计一种雷达系统，这种系统能在波澜壮阔的大海里识别出潜水艇的潜望镜来。可是谈何容易，这个研究项目我已经搞了好几年了。此刻电话铃响了，是我父亲莫里斯·赖特打来的。他是马尔科尼公司的总工程师。

“弗雷德·布伦德里特要见我们。”他说。

这又不是什么新鲜事。布伦德里特曾是皇家海军科学技术部门的负责人，现在是国防部的首席科学家。他对我这个项目的后期进展甚为关注。是否要投资生产这种系统的样品，必须迅速作出决定。如果要生产，所耗的资金是惊人的。战后的国防研究是一场无止境的与财政紧缩相抗衡的斗争。我已经准备好再为这事争个脸红脖子粗。

我非常庆幸有这么一次与布伦德里特直接谈一谈的机会。他是我们家的常客。在战争期间父亲和我都为他的英国海军部研究所卖过力。我想，或许我有机会换个新的工作干干。

第二天，我们在连绵不断的朦胧细雨中开车到了伦敦。我们把车停在斯托里氏门布伦德里特办公室的附近。白厅看上去破旧不堪，一片灰暗。柱廊和铸像仿佛与这个变换莫测的世界极不相称。克莱门特·艾德礼一直在向人们许诺：“牙齿与眼镜”，可这个冬天过得真艰难。居民的口粮实行定量配给制，人们显得焦躁不安。阴沉的不满情绪使人早已忘记了一九四五年那次令人振奋的胜利。

我们向布伦德里特外间办公室的那位衣冠整洁的秘书作了自我介绍。通往白厅扩建的楼房的路上传来一阵喧哗声，看来我们并不是最先到达这里的人。我向几个熟人打着招呼，他们都是各部门实验室的科学家。这里可能是要召开一个例行会议，我这样想。此时，有两个人从那伙人群里走了出来。

“你们肯定就是赖特父子了？”那个矮个子出其不意地问我。他说话时带着浓厚的军人腔调。“我是马尔科姆·卡明上校，是作战办公室的。这是我的同事休·温特博恩。”这时，另外一个陌生人走了过来。“这是约翰·亨利，我们的一个朋友，在对外办公室工作。”卡明用的是一种稀奇古怪的代号。白厅就是用这种代号来区别它的秘密机关的工作人员的。无论这个会是涉及哪方面的问题，我想，它肯定与反潜战没有关系，至少不会跟现在的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小分队说这事吧。布伦德里特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门口，他请我们进去。

他的办公室就像他的名声一样大，宽大的框格窗，高高的天花板，使他那张书案变得渺小。他请我们在一张会议桌旁边坐下，桌上整齐地放着吸墨纸和细颈水瓶。布伦德里特个子矮小，但精力充沛。为了促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急需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几个人被选出来专门负责这事，布伦德里特就是选出来的这几个人当中的一个。此外，还有林德曼、迪泽德和科克拉夫特等人。布伦德里特当过海军科学研究所的副所长。后来当了皇家海军研究所的副所长，在战时全面负责为英国政府部门搜罗科学技术骨干。他自己在科学技术方面是个门外汉，但他深知科学骨于分子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政策是尽可能地提拔青年人。政府部门的领导人对他十分信任，以至于他能够得到必要的财力和物力来使这些青年人充分施展他们的才能。

四十年代末，战后的英国不得不从消极和沉沦中勉强振作起来，准备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冷战。聘任布伦德里特来振兴科学技术团体，这无疑是个上策，他被指派为国防部科技代理顾问，继科克拉夫特之后他又当上了科学顾问。一九五四年，他成了国防政策研究委员会的主席。

“先生们，”我们刚坐下，他就开始说话了，“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自从去年柏林事件以来，我们就陷入了战争之中。”

他指的是俄国在柏林的封锁线以及接踵而至的西方空中走廊，使得英国在防御上的设想受到了强大的冲击。

“这场战争是用间谍去打交道，而不是用士兵去打交道，至少在短时期内是这样，”他继续说，“我同安全局的局长琅西·西利托先生讨论过，我们应该怎么办。坦白地说，”他最后说，“形势不妙啊！”

布伦德里特简炼地把问题摆了出来。实际上，要成功地在斯大林的铁幕后面安插间谍是不可能的，因为首先得弄清苏联及其同伙的意图，而我们缺少这方面的情报，只有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才能填补这一空白。

“我已经简单地同你们当中的一些人谈过了，如安全局的卡明上校以及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的彼得·狄克逊。我组织这个委员会就是要立即对我们所选择和开创的工作进行评估。我建议珀西先生让一个年青科学家来当科研方面的助手。我提名让彼得·赖特试一试。你们当中有些人知道他，他现在在电子研究试验室工作，他可以仍然兼干那里的工作，等我们理出个头绪来再说。”

布伦德里特看着我：“你愿意为我们干，对吗？”

没等我回答，他又转向我父亲：“吉姆，很显然，我们急需马尔科尼公司的帮助，所以我把你也选进委员会了。”（在海军内部，只要知道过去的吉姆公司的人，都知道我父亲。过去马尔科尼公司简称吉姆。）

这是典型的布伦德里特作风，他对你发出邀请时就像对你下命令似的，他甚至能使白厅的部改变主意听他的。

下午，我们用剩下的时间讨论了一些设想。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派来参加会议的人都保持着缄默。我想，作为秘密特工人员，在这么多外人面前保持着分寸是出于一种本能。在座的每一位科学家，都—一就自己的实验室所从事的研究课题能否应用于情报事业作了即席发言。显然，要对情报工作各方面的要求进行一次全面的技术考察是很费时间的，但是有一点很清楚，目前最为紧迫的事是搞出一个新型的窃听装置，这种装置可以使特工人员不进入室内就可以得到情报。由于苏联的封锁，要进入到苏联人管辖的范围内搞情报的可能性极小，除非打通共用墙或重建大使馆馆舍。休息时，我们就富有成效的研究项目，提出了二十条可行性建议。布伦德里特指示我起草一份评估报告，随后就散会了。

我正要离去的时候，一个名叫约翰·泰勒的人走上前来向我作了自我介绍。他在邮电局的技术处工作，曾在会上就邮电局的收听设计作了详细的发言。他对我说：“我们将在这方面通力合作。”我们相互交换了电话号码。“下星期我会跟你联系的。”

在我们开车回到大巴达城的路上，父亲和我兴致勃勃地谈论著今天下午的会。事情来得如此出乎预料，令人感到荣幸。在战争期间，白厅常常搞这种令人无法预料的事。自从战争结束后，白厅很少重规叠矩，做这种让人辞不及防的事。我一想到这次可以借机摆脱那反潜差事，浑身顿感热血沸腾。父亲和我一样激动，他是因为这又能继续保持我们与秘密情报工作的联系。与这行当的联系在我家已有四十五个春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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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九一二年，父亲从大学毕业，便进了马尔科尼公司。刚开始时，他只是一个工程师，研究如何改进监听无线电信号的方法。他与朗德上尉合作，成功地改进了一种真空接收器，首次使远距离监听通讯成为可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两天，他在切姆斯福德霍尔大街上那间陈旧的马尔科尼实验室里拨弄这种接收器，他突然意识到他收到了德国海军的信号。他把这一收获报告给了马尔科尼公司产品部经理——安德雷·格雷，此人与海军情报处处长里吉·霍尔的交情非常深。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霍尔是英国情报局的重要人物，他负责著名的海军部四十号房间的德国密码破译工作。他安排我父亲乘坐在一列专列的车头的踏板上，前往利物浦大街车站。他看了父亲送来的那些信号材料后，坚持要马尔科尼公司让父亲出来为海军建造监听系统和测向站。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海军情报部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及时发现德国公海舰队的活动踪迹，以便帮助在斯卡帕湾基地的英国舰队进行截击。海军情报处知道，德国舰队没有任务时，就停泊在基尔运河东头。霍尔相信，德国舰队通过基尔运河去北海时，英国完全有可能监听到旗舰上的舰队司令的无线电通讯。

父亲于是就开始了这项研究工作。他潜心设计了一种灵敏度很高的装置，最后改进成了“非周期性”测向器。这种测向器可以准确地从杂乱无章的干扰信号中识别出所需要的信号和方位。 又过了好几年，这种装置才投入使用，成为反击德国U型潜水艇的重要武器。至今为止，所有的测向器都是非周期性的。

一九一五年，在这种测向装置还没有完全投入使用之前，父亲就向霍尔建议说，最好的办法是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现在是挪威的奥斯陆）找个地方建一个测向站。挪威当时是中立国，但这事又不能依靠英国大使馆，因为怕惊动德国人。于是霍尔问父亲是否愿意去一趟挪威，为军情六处秘密地指挥这样一个测向站。几天以后，父亲便去了挪威，伪装成一个跑农药生意的商业旅行者。他在克里斯蒂安尼亚僻静的街道上的一家旅馆住下来，租了一间阁楼来装测向器，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

大使馆的军情六处联络站为父亲提供通讯器材和配件。可这真是一项冒风险的工作，他的这些无线电设备注定要使他暴露自己。他不是外交人员，一旦被人发现，英国使馆会矢口否认与他有联系。事情弄得好，他将过一种铁窗生活，直到战争结束；弄不好，他将引起德国情报部门的注意。

测向站顺利地进行了六个月的工作，向海军提供了宝贵的有关德国舰队意图的早期警报。有一天早晨，他下楼来吃早餐，坐在他那张固定的餐桌前，偶然看到街对面的墙上新贴出的一张告示，上面有他的照片，并且悬赏通缉。

在测向站的工作开展之前，父亲就已经和军情六处拟定了一个出事后的出逃路线。他胡乱地吃完早餐，回到自己的房间，小心地把无线电装进箱子，藏在床底下。他整理好旅行证件、护照和海军身份证，然后在屋里留下了一大笔现钞，希望能买通旅店老板，不去告发他。

挪威当局认定我父亲会从通向瑞典海岸的那条路逃走，因此，他没有从这条路走，而是从西南方向出逃。他沿着海岸走了十英里路后，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来休息。过了一会儿，一名英国海军中尉向他走来，问他是谁。父亲说出了自己的身份，中尉把他带上一艘汽艇。汽艇把他送到一艘预先等在那儿的英国驱逐舰上。

许多年以后，我拟将退休的那阵子，曾试图从军情六处的文件中寻找有关父亲这次活动的详细材料。我同当时的军情六处的处长莫里斯·奥德费尔德商量后，花了一天时间在他们的文件档案登记本上查找这些文件，可我什么也没有找到，这些材料早就在几年前被六处的清理人员按照惯例销毁了。

一九一六年，我出生在切斯特菲尔德我祖母的家里。父亲在挪威为军情六处工作，母亲只得住在祖母家里。一天晚上，德国齐柏林飞艇轰炸了附近的谢菲尔德，我因此而过早地来到人间。由于是战争时期，医院的压力很大，根本没有空床位。母亲只好用一些装化学品的玻璃广口瓶和几个热水瓶临时凑合成一个简易的早产婴儿保育箱，使我这条幼弱的生命得以生存下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父亲重新回到了马尔科尼公司。他成了公司的财富，当上了研究部主任。我们家搬到弗林顿附近海边的一幢大房子里去住。可好景不长，不久又搬到切姆斯福德郊区的另一所房子里去住了。这幢房子像一座废弃的无线电工厂，每个角落都藏着各种损坏程度不同的无线电设备，以及装满线路的锡皮箱子。父亲是个热情、暴躁、易于冲动的人，与其说他是个工程技术人员，还不如说他是个艺术家。从我的记忆之年开始，他就常常带我上花园，或者去埃塞克斯海滨上的开阔地，给我讲解无线电的奥秘。他常常一连花上好几个小时，给我解释电子管和晶体管的概念，向我示范如何巧妙地拨弄无线电的调谐盘，使没有规律的静电干扰立即变为清晰的信号。他还教我如何自己动手做实验。我记得，每当我向我们家的客人，如阿琴·埃丁顿爵士，J·J·托马斯等，显示自己拙劣的操作技术时，父亲的脸上会露出骄傲的神色。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军情六处和马尔科尼公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父亲也和他们保持着联系。马尔科尼公司有一个庞大的海洋船舶部门，专门负责为各种船只配备无线电装置和工作人员，并为军情六处提供了完善的掩护手段，他们通过父亲，把一名工作人员派到一艘船上当无线电报务员，这艘船要开往一个他们感兴趣的地方。

霍尔上将当时是我家的常客。他一来就和父亲一起溜进玻璃花房里，一呆就是几个钟头，私下地密谈些有关某种新发明的事。父亲还认识军情六处的第一任处长曼斯菲尔德·卡明上校。父亲非常钦佩他的勇气和技术才能。他还认识军情五处的创建人弗农·凯尔上校。父亲对他不太了解，甚至有些讨厌他。如同要么支持牛津大学，要么支持剑桥大学一样，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各有优劣之处，父亲毫无疑问是倾向军情六处的。

二十年代，马尔科尼公司是一个让科学家最向往的地方之一。人们简称马尔科尼为“吉姆”，因为它集中了世界上许多优秀人才，在投资方面卓有远见，具有宏大的气魄。它的最伟大的成就在于创立了第一个短波无线电定向系统，为现代通讯奠定了基础。如同英国的其他许多成就一样，这项发明几经波折，是在英国政府和当时的科学界权威人士反对的情况下展开完成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决定研制长波无线电系统，来代替电缆系统，从而作为同帝国各处联系的手段。这项决定由于战争而被搁置一边。可马尔科尼相信：设计一种定向发射系统把短波无线电传送到很远的地方去是完全可能的。这种系统可以用更高的速度把更大的通讯量传送出去。尽管马尔科尼的无线电技术在战时有进展，可在一九二二年时，它的远见仍被皇家委员会嘲笑成“业余科学”。一位委员甚至把这概括为“一种短命的技艺”。

马尔科尼公司对此提出了挑战，它无偿地承担了建造横跨世界的各个线路，敦促英国政府暂时停止长波研究工作，直到定向发射短波系统通过试验阶段之后，并且一旦试验获得成功，政府必须将该系统投入使用。政府同意了，并拟定了一份合同。要履行这份合同的内容，其难度是很大的。他们要求建立一条格里姆斯比一悉尼的线路，要求在连续十二小时内每分钟发出二百五十个字，耗电不得超过二十千瓦。他们要求线路在一年内投入使用。

这些技术指标让人望而生畏。当时的无线电技术还处在初级阶段，很少有人知道怎样用稳定的频率来发射电波。这项工程如果没有马尔科尼技术小分队的努力，是完全不可能开展起来的。这个技术骨干小分队包括我父亲、朗德上尉和C·S·富兰克林。马尔科尼在寻找和启用人才方面很有一套，他能发现那些自学成才而又才华超群的科学家，富兰克林就是一例。他以前在伊普斯威奇的一家工厂里搞装饰弧光灯一类的零星活儿，每星期只有几个先令的收入。进了马尔科尼公司以后，仅几年时间，他便成了在技术上独树一帜的骨干。

格里姆斯比一悉尼线路这一建议，使整个无线电通讯工业和其他厂家为之哗然。父亲在以后的几年里常常提起，正当这个项目发展到了它的顶峰阶段时，他和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老板戴维·萨尔诺夫在百老汇大街上行走时，萨尔诺夫问道：“马尔科尼大概是疯了？这个项目会使他破产倒闭的，永远一蹶不振。”

父亲回答说：“吉姆和富兰克林认为会成功的。”

“如果真能成功，我可以让你在百老汇大街上一路踢着我的屁股走。”

三个月以后，这条线路按合同在规定的时间内投入使用。它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每分钟发三百五十个字，连续工作了七天。我认为，这是本世纪当中伟大的技术成就之一。父亲的惟一遗憾是，他没有机会在百老汇大街上一路踢着萨尔诺夫的屁股走。

我的少年时期就是在这种无比令人兴奋的气氛中度过的。我由于先天不足，身体很弱，疾病让我吃尽了苦头。我患了佝偻病，不得不穿铁护腿，直到十几岁。但这并不完全是坏事，父亲在家时，几乎每天都到学校去接我，然后开车把我带到他的实验室。我便在那里一连几小时地观看父亲和他的助手们忙于格里姆斯比一悉尼通讯线的工作。这事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使我终生难以忘怀，那就是：在重大问题上，专家们是往往会有失误的。

三十年代给我们赖特家庭展示了一个光明的前景。我们全然没有注意到正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开来的经济危机。当时我已进了毕希普的斯托特福德学院——一个规模很小但却独立性很强的学院。我在学院里成绩拔尖，并挣脱了从孩提时代就一直折磨着我的病魔的纠缠。一九三一年，我修满了各门功课的学分，获得毕业证书后，回到家里度暑假。下个学期，我就要上大学了，我希望在牛津或剑桥获得奖学金。

一个星期以后，我那美妙的世界就完全不复存在了。一天晚上，父亲回来了，他告诉我们他和富兰克林都被解雇了。几天以后，他才勉强试图向我们解释原因。几年以后，我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二十年代末，马尔科尼公司与几家电缆公司合并，相信只有这种相互的合作，才能为无线电事业争得必要的资金，以保证这种主要的世界性通讯手段的问世。随着经济不景气的加剧，无线电的崛起使电缆工业受到愈来愈大的威胁。电缆公司在合并后的新公司里独揽统治大权，对无线电研究以及新系统的安装所用的经费加以急剧的削减。马尔科尼本人因年老多病，退休去了意大利。他的任何劝告与干预都不能使新上任的管理者改变初衷。我父亲、富兰克林以及其他许多技术骨干都被解雇了。后来的十年里，长途无线电通讯事业一直无人问津。我们一家的生活也陷入了苦难之中。

仅仅几个月时间，我父亲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整天酗酒，无力资助他的两个儿子在学校读书了。由于我的年龄较大，而且已获得高中毕业证书，当然要让我辍学。这件事使我在精神和心灵上蒙受了巨大的创伤，病魔的阴影又重新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患了慢性口吃，有时甚至使我完全哑然无语。一个短短的暑假，我便从一个前程远大的学生变成了一个前景渺茫的青年。

让我辍学的决定以及它对我的健康造成的后果，使我父亲感到万分内疚，他更加厉害地酗酒。母亲尽了最大的努力来规劝和安慰他，可总是事与愿违，以致渐渐感到束手无策，孤立无援。我们家仅有的一些来客，就是那些被请来制止父亲在痛饮苏格兰威士忌之后失态的护士。

好几年以后，我开始为军情五处调查一批出身于名门望族的英国人，这些人在三十年代醉心于共产主义。我不禁回想起自己的那段生活。我没有他们所拥有的各种特权和受教育的机会，我的家被资本主义变幻莫测的局势拖得支离破碎，我亲身经历了经济的萧条与不景气所带来的后果。然而，因为他们当了间谍，我成了猎人，而他们却成了猎物。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回答很简单。一九三二年，我十五岁，没有什么资历，需要工作。我没有时间过问政治哲学。我在《泰晤士报》的人事广告栏目里登了一则待聘启事。第一个给我回答的是一名叫玛格丽特·利的女人。她在苏格兰韦斯特罗斯附近的普诺克顿经营了一个被称为“阿奇纳达罗奇”的农场。我成了她农场的工人，没有工资，只提供食宿。苏格兰有起伏连绵的山峦，开阔无际的天空，大自然使我从困惑中怡然得到了解脱，把过去的痛苦悄然融化在这温暖而又协调的生活之中，我寻找到了我生活中的最大爱好——务农。

玛格丽特·利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想把她的农场办成一个训练基地，专门培养从伦敦贫民窟来的孩子们，以便让他们将来能当上各农场的管理人员。可后来的事实证明，她的这个想法是无法实现的。她决定放弃这一念头，打算写一部反映阿奇纳达罗奇农场生活的书。白天她写书，我照管农场；晚上，等我把一切料理完毕，她便让我坐下来为她大声朗读她在白天写的东西，我的慢性口吃症因此而渐渐痊愈。这本书最后终于出版了，书的名字叫《高原家织》，获得很大的成功。

一九三五年春，地主要增收阿奇纳达罗奇农场的土地税，我们因付不起这笔土地税，被地主赶出了农场。我们只得搬到康沃尔郡的一个农场去，那里地租要便宜些，生活一如以往。我雄心勃勃地想成为一名专门研究食品生产工艺的农业科学家，但是由于以前所受的教育中断，无法获得资格申请奖学金。三十年代还不时兴赠款。后来玛格丽特给了一点帮助，我靠着自己在贩卖猪崽生意上的小聪明，以及家里和牛津大学圣彼得学院的院长有点关系，好容易才凑到了足够的钱去农业经济学院学习。我搬到牛津一年以后，即一九三八年就和妻子罗易丝结了婚。这时关于战争的传闻到处沸沸扬扬，我们和其他大多数年青人一样，怀着一种好景不长的预感，似乎免不了要过那种流离失所的动荡生活。

我在牛津的那段时间里，父亲开始弥补过去六年中由于他的酗酒所造成的损失。在母亲的鼓动下，他又回到了马尔科尼公司工作，不过只当了一名顾问。我想，大概是战争迫在眉睫的预感使他猛然醒悟，他渴望为国效力，便迫不及待地与在海军科学局的弗雷德里克·布伦德里特爵士取得了联系。布伦德里特坦率地告诉他，由于他的贪杯，名声很坏，要找一个层次较高的工作位子是不可能的。布伦德里特让他先作为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试用一段时间。父亲答应了。我十分钦佩父亲的献身精神，他放弃了在马尔科尼公司当顾问的收入的一半，心计情愿地在实验台前与那些比他小二十岁的青年科学家一起工作。他从不在乎自己曾经是马尔科尼公司研究部主任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想他是急于赎回过去失去的一切，坚信战争要爆发，人人都有责任为国尽职尽力。

父亲由于在观察太空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从而使得他的事业又发达起来。很快他就被指派去负责“Y ”监听的技术发展工作。“Y ”监听就是对德国通讯进行战术上的监听。后来他被任命为英国海军部信号队的首席科学家，又回到了“伟大的游戏”当中，寻找回了他青年时代的黄金世界。一九四三年，他奉命为盟军的诺曼底登陆战役编制信号计划。这是一项规模宏大而又繁琐的任务。每天工作之余，他总要拨弄无线电，聆听摩尔斯电码的喀喀声，作运转情况记录，进行分析，以供次日参考。他躬着身子，头上戴着耳机，一心要弄清这个电子世界中的奥秘。我常常想，这时才是他的极乐时刻。

战争爆发后，我所在的农业经济学院停课了。我的指导老师斯科特·沃森成了农业部的首席科学家。他带着大部分的教职员接下了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为国家准备食品供给。这时，我是我们家惟一的一个未能为战争中的国家贡献力量的人。我弟弟进了电子研究实验室工作，妹妹是威恩斯公司的监听员（她后来在信号情报处和琼斯一起工作，以后与电子研究实验室主任罗伯特·萨顿结了婚）。我给布伦德里特写了信，希望他能助我一臂之力，在英国海军部为我找份差事。万万没有想到，他会来电报邀我去他的办公室谈谈。

布伦德里特早在好几年前就认识我。他是个非常出色的农场主，曾经成功地培育出了弗里西亚良种牛。他对我在阿奇纳达罗奇农场的那段经历很感兴趣。他问我能在海军部干些什么。我向他解释说，我连续几年观察过我父亲干的工作，在电子技术知识方面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一点可以与大学里的本科生相比。仅仅只用了十分钟，他就答应我在下个星期到海军部研究实验室工作。

我在海军部研究实验室所属的小组是由斯蒂芬·巴特沃思负责。他有出色的组织才能。不知什么原因，大家都叫他“山姆”。他是个细高个子，一头髦曲蓬乱的黑发，一刻不停地抽烟斗。他干起活来，就像疯了似的，非常玩命。他组织了一批精明强干的青年科学家在他的周围，包括梅西、冈恩、威格尔斯沃思、贝茨和克里克。由于我的资历很浅，在这个实验室工作，我感到有一种不安全感，于是我拼命学习。每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我们汉普顿威克城的公寓里的厨房桌边，通宵达旦地学习高等物理学，德国飞机的炸弹就在公寓周围轰鸣。巴特沃思常常鼓励我。他的弱点也正是他的最大潜力所在：他总是默默无闻地工作，让别人去夸夸其谈。战争结束时，他的才华和他无声无息从事的一切所得到的报酬，仅是一枚毫无价值的帝国勋章。

海军部研究实验室对赢得这场战争所作的贡献被人们全然忽视了。战争刚爆发时，磁性水雷所造成的威胁，成了英国最伤脑筋的问题之一。海军实验室已着手研制一种消磁系统来消去我们的船舰的磁场，以免战斗力遭到破坏。在一九四O 年，如果没有一种真正有效的消磁系统，我们的作战能力是很成问题的。

例如，德国人在敦刻尔克海边的浅水域里布下了成千上万颗磁性水雷。希特勒坚信，这些水雷可使英国军队的大撤退无法成功。巴特沃思知道，德国的水雷只要碰上磁北极向下的磁场才会爆炸，他建议我们的船舰的磁场改为磁南极向下，这样，我们的船舰遇到水雷时就可以自动排开它。于是英国海军部又着手搞了一项庞大的磁场转换工程，所有要去敦刻尔克的船舰，都要进行这种磁场转换。结果表明，没有任何一艘船只遭到水雷的破坏。

在战争的动乱中，除了让青年人充分开动脑筋，别无选择。敦颠尔克大撤退以后，我和另外一个在海军部研究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雷·戈斯基奉命为“威尔士亲王号”战舰消磁。这艘战舰停泊在罗塞斯的干船坞里，它的下一次航行任务是送温斯顿·丘吉尔去出席大西洋会议，与罗斯福会晤。它是由贝尔法斯特的一个造船厂建造的。其磁场是在船身周围，而不是从船头到船尾。原来的消磁方法失效了。它如果按照目前的状况出海，是极不安全的。

戈斯基和我搞了一个临时的简易系统来消除横跨舰体中心线的磁场。用一个巨大的线圈，把舰体绕起来，然后把它接在潜艇的电瓶上充电，这样就可以产生一种磁场以抵消船上原来的磁场。这项工作花了好几天时间，动用了舰上的所有人员。我们在罗塞斯干船坞里看见成百上千的人按照我们的指令一致行动，尽管我们俩只是二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

战争期间的科学往往就是这样因地制宜、因陋就简，你认为怎么干最好，你就怎么干。战争的紧迫感不允许你事先作上十到十五年的准备工作，要是那样的话，也许起步就迟了。战争铸造了我以后处理技术情报的能力，教会我懂得了“因陋就简”的价值，同时让我明白了只要工作人员听从那些讲究实际和创造性科学的年青人的指挥，工作效率将会是何等的高。可悲的是，战争结束时，这种态度完全消失了，各色各样的委员会，伸出他们死神般的手，把这种生机扼杀并抛出了英国。

一九四二年，我开始研制最早的反袖珍潜艇的探测系统。这种系统在北非的火炬登陆战和以后的西北欧登陆战中，成功地保护了港湾。这导致了我参与炸沉德国第一流战舰“蒂皮兹号”的行动计划。这艘战舰停泊在阿尔登福约德湾，随时随地都对英国的船舰造成威胁。我们拟定了一个用袖珍潜艇来搞掉它的方案。德国人用潜艇探测器来保护阿尔登福约德湾。这种探测器是由铺在海底的几组线圈组成的，能测出过往船只的磁通量，其原理与我在海军研究实验室研制的那些系统的原理相似。因此，我被叫去，让我设法为我们X 型袖珍潜艇消磁，使它们能神出鬼没地开进阿尔登福约德湾，不被德国人发现。

潜艇消磁技术远比普通船只消磁技术要复杂得多。最后，我发现如果在潜艇上安放一块电磁铁，并通上一定量的电流，便可以作为一种补偿系统，来抵消袖珍潜艇进人该区所造成的磁场变化。同时，我计算出，如果X 型潜艇在有磁暴的情况下开进阿尔登福约德湾，被敌人发现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十至一百倍。我为此走访了埃斯克代里米尔的磁异常观测站，了解到他们很有可能预测到具有足够规模的磁暴，于是我向海军部呈交了我的调查结果。

一九四四年，经过消磁的英国X 型潜艇在磁暴的掩护下开进了阿尔登福约德湾，官兵们非常勇敢，设法在“蒂皮兹号”上安放了炸药，使该舰遭到摧毁，完全丧失了战斗力。那天的战绩使他们获得了三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但是，如果没有海军研究实验室在技术上援助，光有勇敢是无济于事的。

战争结束时，我再也无法改行了，虽然我最热爱的事业是务农，但所有的一切注定我再也不能够重温那种大自然之梦了。我只得去参加战后的科学文官考试，主考官叫斯诺。这次考试是专门为了从扩征的几百人当中挑选最优秀的科学家而举行的。我以二百九十分和另一个人并列第一名（满分是三百分）。巴特沃思向我热烈地祝贺。过去那些守在厨房里的小桌子边攻读的日日夜夜总算没负我这片苦心，虽然主要的功劳应归于巴特沃思。

一九四六年，父亲又回到了马尔科尼公司，并担任了总工程师。同年，我也开始了在电子研究实验室的新生活，担任了主任科学官。在以后的四年当中，父亲和我一直在同一行当里并肩工作。我们彼此都不提及三十年代考试的事。到了一九四九年，弗雷德里克·布伦德里特爵士的一个电话，把我带进了军情五处这个新天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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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一九四九年，我在布伦德里特的办公室与约翰·泰勒第一次见面后的几天，接到了他的电话，邀我去伦敦。他建议去圣詹姆斯公园，我们在白金汉宫前面的桥上见了面。我们来回漫步于鹤鹈鹕和鸭群之间，不时停下来顾盼自己在水池中的倒影。用这种奇特的工作方法来处理国家安全大事，使我感到迷惑不解。

泰勒身材矮小，蓄着小胡子，阴郁的脸上流露着机警敏锐的表情。在北非战役中，他是蒙哥马利手下的一名通讯官，尽管他现在是邮局的技术员，可他仍旧保持着他那粗旷的军人举止。他为军情五处和六处搞技术研究，实验室就设在多利斯山邮局特别调查组里面。他非常肯定地说我知道他是负责官员。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让我有事不要到莱肯菲尔德大楼军情五处总部去找卡明上校，除非是作一次短暂的拜会。一般情况下，就通过他这个中间人来办事。泰勒劝我不要谈有关的“办公室”的事，只是说我将被授予“特聘科学顾问”的头衔，但不支付报酬。好几年来，我们每个月都要在圣詹姆斯碰一次头，讨论我提交给布伦德里特委员会秘书莱特的有关技术问题的书面报告（莱特后来当了国防部副部长）。

泰勒和我在技术任务上分了工，邮局方面负责研究红外线探测系统，我则开始动用电子研究实验室的有利条件来研制一种新型话筒，并观察这种话筒对来自室内家具的声波反射的接收能力。以前我所从事的反潜工作使我对共振原理非常熟悉。当声波碰到一个硬介面时，如玻璃窗或档案柜时，就会产生大量的谐波。关键在于要在空间找到失真度为最小的一点，从而收到清晰的说话声。

一九五一年的一天，我接到泰勒打来的电话，他的声音里带着焦虑。

“我们遇到麻烦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今天下午我们碰一次头好吗？”

下午，我坐在外交部对面公园的长椅上和他见了面。他向我描述说，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空军武官有一次在办公室里用接收器收听俄国军用飞机的通讯时，突然，从接收器上听到自己响亮而清晰的声音。他意识到，他的谈话内容被人窃听了。他立即把这件事作了报告。泰勒和我讨论了半天，推测他们有可能用什么样的话筒，还安排了一个名叫唐·贝利的工程师去调查这件事。唐·贝利去莫斯科之前，我简单地跟他交代了一下，告诉他怎样才能有把握地找出窃听器。我开始第一次意识到，英国情报部门在技术专业知识方面是何等的匿乏，甚至连个相应的仪器设备都没有。我只得把自己的工具和仪器借给他用。他对我们的使馆进行了彻底的检查，但什么也没有找到。显然俄国人已听到了风声，把窃听器关闭了。

贝利回来以后，我详细地问了他一些情况，弄清了他们用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无线电话筒。这种窃听装置一旦开始工作，强无线电信号便以清晰的载波形式出现。我猜测，俄国人和我们一样，也在实验一种共振装置。不到半年，我的猜测被证明完全是对的。泰勒又把我叫去作一次紧急会晤。

他告诉我，美国国务院的清查人员按惯例对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办公室进行清查，为美国国务卿的来访作准备。他们用了一种标准的可调信号发生器，发出一种“颤噪效应”，类似于一个无线电电台在一间开着收音机和电视机的房间里工作时产生的信号。这种颤噪装置探测出了一个装在大使写字台背后墙上的美国国徽里的微型窃听装置。

颤噪频率为一千八百兆赫，美国认为该窃听装置的工作频率也应该同样是一千八百兆赫。但试验表明，使用这个频率工作时，信号不稳定，灵敏度也不高。美国人面对这样的情况，感到无能为力，非常绝望，只得求助于英国来解开这玩艺儿的谜。

布伦德里特为我在大巴达城的旷野安排了一个新建的十分安全的实验室。泰勒和另外两个美国人慎重地把那玩艺儿送到我的实验室来了。它外面包着棉花，放在一只看上去像是装棋子的木盒里。那东西约有八英寸长，顶端有天线，里面有凹槽，内藏一个蘑菇状的金属装置，装置的顶部有个平盖，用来调节音量大小。它后面有一片薄膜，专门用于收音的，上面已经被人戳了个洞。那两个美国人感到有些局促不安，慌忙对我作了解释，说他们的一个科学家不小心用手指把它戳坏了。

在目前这种关键时刻，这种事找到我真让人哭笑不得。我搞的反潜探测系统正接近试验的关键阶段，我应该把全部精力用在这上面，可现在，我也只得抽空在每天晚上和每个周末，穿过马尔科尼公司后面的荒野，到我那间已被弃置不用的尼森式小棚屋去。为了弄清这玩艺儿的工作原理，我折腾了两个多月。

我得先把那片薄膜修好。那玩艺儿的一个零件上盖有检验图章，从上面的日期来看，俄国人是在极其仓促的情况下把它投入使用的，以便能赶在美国国务卿到达之前安装好。显然他们在这块薄膜上装有微型设施以固定薄膜，因为我每次用镊子时，都会把薄膜弄破。经过多次试验和失败，我终于设法先把薄膜摊开，然后再把它固定起来。虽然很粗糙，但总算成功了。

我量了一下天线的长度，用各种方法探索这玩艺儿的共振方法。操作频率为一千八百兆赫看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当我把它坚放在一个地方，用一种音频信号发生器向它发出信号，其反应正像美国人所描述的那样，信号不稳定，灵敏度很低。我花了四个周末，才弄明白那玩艺儿的工作原理与我们所想像的工作原理截然相反。我们原来都以为那金属盘要松开才能增加共振，但实际上，金属盘愈贴紧蘑菇状装置，整个装置的灵敏度就愈高。我把金属盘进行了调整，把发射信号打到八百兆周这一挡，这玩艺儿便开始发出响亮而清晰的声调。我欣喜若狂，立即打电话把这喜讯告诉了我父亲。

“我把那玩艺儿弄好了。”

“我知道了，”他说，“噪声差点儿没把我的耳膜给震破。”

我跟泰勒约好一个时间来看这个装置。他和卡明上校、温特博恩以及两位美国清查人员一起来了。父亲也来了，还带来了一个马尔科尼公司自学成才的科学家，他叫肯普，是公司研究部主任。我把这玩艺儿装在房间里远处的一面墙上，又在隔壁房间里装了一台监听器，音频信号发生器的声音就能被清楚地听到，如同在现场一样。

我把调谐盘调到八百兆周，向他们讲解这当中的奥秘。所有这一切如此简单，使两个美国人惊得瞠目结舌。卡明和温特博恩掩饰不住地流露出沾沾自喜的神色。当时正值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事件发生后不久。这两个出身名门的英国外交官在一九五一年变节投向了俄国人的怀抱，这引起了美国的极大不满。因此，无论在哪方面，英国哪怕表现出一点小小的优势，对卡明和温特博恩来说，都将是举足轻重的。这一点我后来很快就知道了。肯普开始奉承讨好地说，马尔科尼公司迟早要签订合同来生产他们自己研制的窃听器。

“要多久才能用上这种装置？”卡明问。

肯普和我跟他解释说，为了保证质量，大概至少要花一年时间来生产这种东西。

肯普对卡明说：“马尔科姆，我想我们可以提供场地，或许还得安排一个人在彼得手下工作，搞出产品样品，不过事后你得设法搞到资金……”

“啊，我们不可能出钱的，这你是知道的，”卡明回答说，“财政部绝不会同意扩大秘密拨款。”

肯普扬起眉头。显然卡明不止一次地为经费问题争论，他总想不支分毫就得到设备。

“可是，”我斗胆插了话，“如果政府真有心要为军情五处和六处置些技术设施的话，那就得公开拨款。”

“你所建议的恰恰是他们最不愿意做的，”卡明摇着头回答说，“你也知道，我们并不真正存在。”

他用眼睛盯着我看，仿佛他有了什么新点子。

“你是否可以代表我们去跟海军部联系，让他们在公开拨款中给我们一点儿援助，或许……”

这是我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处理情报部门筹集资金问题的开端。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直到六十年代。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情报部门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进行技术改造，只得求助于军事部门。军事部门实际上是很不情愿这样做的，于是变得非常不耐烦。我认为，英国情报部门在战后最初几年里之所以很外行，这是个主要的因素。

但是，按照吩咐，我开始说服英国海军部承担研究这种新型话筒的经费。我紧急求见布伦德里特的继任者、海军科学局局长威廉·库克爵士。我和他非常熟。他瘦长而结实，有一头红发和一双明察秋毫的蓝眼睛。他好大喜功，又是个出类拔萃的组织者，主意不少。战后我第一次同他打交道是他邀我到他手下搞“蓝带计划”模型。这个项目后来由于物资部首席科学家本·洛克斯皮泽的良心受到了谴责而被取消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库克本人也对核武器的研制产生怀疑，尽管这是出于实际的和政治的原因，而不是出于道义上的原因。他认为英国生产原子弹是很轻率匆忙的。他担忧，随着现代火箭技术的发展，海军会失去它应有的优势。我猜想，他或许还意识到，面对美国和俄国日益增长的优势，我们还热衷于搞原子弹，似乎有点荒谬可笑。顺便提一句，五十年代那些从事普通工作的科学家们几乎都持有这样的观点。

我对库克说，这种新型话筒对情报工作也许会有预料不到的价值。如果海军部同意资助这个项目，那么以后它将使海军受益匪浅。我如此坦率地直述理由，使他会心地笑了。会面结束时，他同意从他的人马中抽调六人，并投资在马尔科尼公司建造一个专门的实验室，以便开展工作。

用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我们搞出了样品，代号“森林之神”。肯普和我来到莱肯菲尔德大楼军情五处总部的前门。休·温特博恩在那里迎接我们。他带着我们到了六楼的一间陈设简朴的办公室，把我们介绍给一个高个头的驼背男人。这人穿着一件细条纹西装，笑起来时，脸上的肌肉会失去对称。

“我叫罗杰·霍利斯。”他说着从书案后面站了起来，生硬地和我握手。“局长恐怕今天不能来看了，所以临时由我这个副手代表他出席。”

霍利斯没有同我们闲扯寒暄。他的办公桌上空无一物，证明了他是一个办事效率高的人。我不敢耽搁，立即把装置拿出来给他看。还有一只手提箱，里面是操作“森林之神”的无线电设备，还有两副天线，外表看上去像普通的雨伞。两副天线打开来，就可以进行接收和发射。

我们把“森林之神”装在军情五处在南奥德利街的一套公寓里，把天线装在霍利斯的办公室里。试验开始了，一切正常。我们听到了那边公寓里的说话声，甚至连钥匙在锁孔内转动的声音都一清二楚。

在试验进行的过程当中，霍利斯赞不绝口地说：“彼得，太棒了，这简直是一种奇幻的魔术。”

卡明在背后嗤嗤地促笑着。

直到此时此刻，我才知道，军情五处的官员们几乎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把他们自己禁铜在莱肯菲尔德大楼这个“世外桃源”里，很少体验过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胜利喜悦。霍利斯从书案后面又站了起来，一本正经地发了一通官话。他说，这是五处多么了不起的一天，说这正是布伦德里特组建他的班子所梦寐以求的。他讲这番话时带着一副居高临下的口吻，仿佛我们这些仆人为他在玫瑰园里找到了丢失的钻石冠冕一样。

“森林之神”不负众望，果然非常成功。美国人迫不及待地定购了十二套，并厚着脸皮复制了图纸，自己又造了二十多套。整个五十年代，“森林之神”作为获取机密情报的最佳工具之一，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被广泛使用，直到新的仪器取代了它。而就我个人而言，“森林之神”的研制成功，奠定了我在军情五处的科学家地位。从那以后，他们经常来找我，向我咨询日益增多的技术问题。

我仍然同卡明交往，渐渐也知道了他那个部门——A 处的结构情况。他管了四个科：一科为军情五处提供物资，从话筒到撬锁的扳子都有；二科是技术科，里面有许多像休·温特博恩那样的人才，他们使用一科提供的物资；三科负责同特别处的警察取得联系；四科是一个正在扩大的监视中心，负责跟踪伦敦各大街上的各国外交人员和其他外国人。

卡明在技术问题上是个低能儿。他认为A 处应当管科学，而不是用科学来管理A 处。因此，这个处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严重缺少现代化设施，这本来早就应该实行的。

在我们讨论具体的问题时，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富有成果的。但总有一天我们会涉及到一个我无法向军情五处提出咨询意见的领域，除非卡明和温特博恩完全信任我。譬如，温特博恩常常问我是否对电话窃听方面有什么设想。我坦率地告诉他，如果我不知道他们目前采用了什么样的技术，这个问题就无从谈起。

“啊，当然，我们现在谈的这个领域属于绝密，我想我们还是别谈这种事为好。”卡明总会不耐烦地敲着桌子说，温特博恩对此非常恼怒。

监视方面也是同样的。五十年代，军情五处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监视和跟踪伦敦大街上日益增多的俄国人。

“你有没有什么新招，彼得？”卡明问我，仿佛我的上衣口袋里藏有什么锦囊妙计似的。我建议说，至少得让我亲自看一看监视中心的操作规模。卡明说他尽力设法为我作一次安排，可后来他什么设法也没有。

尽管困难重重，军情五处仍然发现我对他们有用。一九五四年那阵子，我每星期几乎要花两个整天在莱肯菲尔德大楼里忙乎一天，我刚开完一个很长的会议后，卡明邀我到他的俱乐部共进午餐。我们一起穿过圣詹姆斯公园，再从帕尔市场走进“I．O．俱乐部”，卡明一路上摆弄着他那把习惯于带在身边的雨伞。

我们在一张桌子旁坐下。此刻，我才发现，尽管我和卡明打了五年的交道，可像这样的社交活动在我们之间还是头一回。卡明身材矮小，并且没有多少天赋，可他对军情五处却是忠心耿耿的。就像约翰·巴肯的小说里描写的警察一样，他可能会把英雄当成坏蛋去追捕。他当过步枪旅的军官，符合军情五处悠久的军事传统，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该处的创建人弗农·凯尔。他和军情六处的第一任处长曼斯菲尔德·卡明上校有点沾亲。我刚认识他时，他就有意识地让我知道这个背景情况。英国安全局局长狄克·戈德史密斯·怀特也是卡明弄进来的。二十年代，卡明和怀特曾在一起带着一群孩子去野外露营，怀特很不安心当一名学校的教师，卡明说服他申请加入军情五处。怀特进了五处以后果然脱颖而出，成了一名才能超群、判断力准确的情报官员，很快就远远超过了他的引荐人。怀特为了报恩，在五十年代对卡明特别照顾。

卡明很富有，这是他应有的。他在苏塞克斯拥有一座大庄园。在乡间，他是个绅士；到了城里，便是间谍。这种行当很适合他这种内向的小伙子性格。其实，他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整理军情五处的公文和其他例行公事上。那些在战时从高等学府里被选派进情报部门的佼佼者，与卡明的关系不是很好。但卡明有一方面的才能是相当令人吃惊的，他有一张十分复杂的交际网，他在俱乐部有许多老朋友。他的关系形形色色，稀奇古怪。如果军情五处需要一个讲中国话的独脚洗衣女工，卡明也能找来。A 处的处长位子空缺了，卡明自然是填补这个空位子的首选人。

卡明要了鹈鹕蛋，并问了我一些个人生活经历的情况。吃饭时，他漫不经心地听着我的谈话。饭后他要了两杯白兰地，这才把他请客吃饭的目的托了出来。

“我想问你，彼得，你觉得我这个处的情况怎样，单从技术的角度来讲？”

我对他的提问是有思想准备的，决定借此机会来讲明我的心里话。

“不会有多大的起色，除非你任用一个能解决问题的科学家，并放手让他工作。”

白兰地送上来时，我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你得让他有机会接触办案人员，帮助他们进行规划和分析进展情况。”

卡明举起酒杯，轻轻地晃动着杯里的酒。

“是的，”他同意说，“我们也想这么干，可很难找到合适的人，琼斯很想来干，可如果我们让他进来，他第二天就会要求独揽大权，一手遮天地搞下去。”

我同意他的观点。

有一段时间，我曾一度对温特博恩暗示，如局里有合适的位置空缺，我倒有兴趣正式加入军情五处。

我问卡明：“我想你已经告诉过你我有兴趣来试试？”

“啊，就是这个问题，彼得，”他回答说，“我们同白厅有过光明正大的协议，互相不得挖墙角，尽管你是自愿的，我们也不能把你从海军那边弄过来。”

卡明举起手中的酒杯，一饮而尽。

他继续说：“当然，如果你离开海军部，情况就不一样了……”

好一个卡明，他要我采取主动。我提出了我在海军部的养老金问题。如果我离开海军部，那么我这十四年应得的养老金就要全部泡汤。我不能跟卡明一样，可以靠私人收入来维持生活。卡明轻轻地弹了一下白兰地酒杯的边缘，脸上流露出惊奇的神情，仿佛我不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想，你也很清楚，这对于你来说，是一次极为难得的机会，彼得。”他说。

他停了一下，把话峰转入他感兴趣的一个话题上。

“我们不是行政机关的文职人员，你只能准备信任我们。我们这行的经费都是秘密拨款，既然这样，我们就无法写个书面保证。但有一点我可以担保，如果你以后有什么难处，我们会作出某种安排，总不能眼巴巴地看到我们的人吃亏吧，这你是知道的。”

午饭后，我们从高雅华丽、酒香沁人的“I．O．俱乐部”出来，走到明朗的皮卡迪利大街。

“如果你决定离开海军部，记住通知我一声，好吗，彼得？”卡明说，“那时我会请各部门的处长多多关照的。”

我们握手道别，他转身大步向莱肯菲尔德大楼走去，那把雨伞仍夹在他的胳膊下。

卡明让我加入军情五处的邀请来得太巧了。反潜项目已经差不多接近尾声。海军部急于想把我安排到朴茨茅斯的新工作岗位上去，我对新任务没有兴趣。与此同时，马尔科尼公司与英国电气公司签订了一项合同，合作进行“蓝带计划”的研究。马尔科尼公司实验室副主任埃里克·伊斯特伍德叫我去搞“蓝带计划”的导向系统。不到一个月，我辞去了在海军部的工作，进了马尔科尼公司，当了公司的高级主任工程师。

我发现自己在搞导弹研究中显得力不从心，部分原因是我渴望早日加入军情五处。但是认为导弹系统搞不成的人不止我一个，建造导弹系统简直是一件愚蠢之至的事，是英国自欺欺人的一个写照。不管怎样，这种科学最终只有消极的意义。那么，为什么要把自己毕生的精力耗在研制一种你希望并祈祷永远不用的武器上呢？

我打电话给卡明，告诉他我已经离开了海军部，等待他走下一步棋了。半年以后，我又被邀请去吃饭，他很好客，但不像上次那样慷慨了。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

“我同委员会讨论过你的建议了，我们很欢迎你。但是如果你以科学家的身份进来，我们就会遇到来自白厅的麻烦，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先例，这会使事情复杂化，所以，我们建议你作为一个普通的官员进来，并设法发挥你的长处。”

我明确地表示出对卡明的建议不满。就我所了解的而言，因为这一差别他将以普通官员的工资支付给我，而不以我目前高级科学家的薪金支付给我，这样一来，我每年就要少拿五百英镑。还有一个原则问题，那是我和父亲讨论加入军情五处时，他提出来的。

他对我说：“除非他们任命你为科学家，否则就别去。如果你让步，那么你以后就休想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工作了，没等你醒悟到怎么回事，你就已经成了一个普通的办案人员。”

卡明对我的拒绝感到惊讶，但他并没有再试图说服我。他很快就起身告辞了，声称莱肯菲尔德大楼有个要紧的约会。

一个月以后，我在大巴达城的实验室里接到通知，让我到肯普办公室去。卡明和温特博恩都坐在那里了。温特博恩满面堆笑。

“啊，彼得，”肯普说，“看来我终于留不住你了，马尔科姆要你去军情五处当首席科学家。”

温特博恩后来告诉我，卡明去过肯普那里，问他要得到我，要付我多少钱。肯普深知卡明为了替政府节省几个英镑， 会走到何等极端的地步。 于是他回答说：“一份公平的工资。如果我去，我也会提出这个要求的。”

卡明对我说：“当然，还要经委员会批准，但那只不过是个形式而已。”

我和在座的每个人—一握手，又回到我的实验室，准备迎接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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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四天以后，我来到了莱肯菲尔德大楼，参加选拔委员会的面试。四室那结满霜冻的玻璃隔间打开了，里面有一双眼睛在仔细地打量着我。尽管我的面孔并不陌生，但因为我还没有出入证，只得耐心地等待着警卫人员往卡明的办公室打电话，以便派人来领我进去。

“先生，是来看局长的？”来人问我。他按了一下电梯的按钮，铁门随着一声沉闷的声音打开了。这是个老式电梯，是用一个装在铜盒里的操纵杆来开动的。电梯当啷当啷，呼哧呼哧地开始上行。我数着经过的楼层，一直到了六楼。军情五处的高级领导人的办公室就在这里。

我们走了几步，下到一个走廊，然后进了一间长方形的大房间。这是局长的秘书室，看上去它与白厅的其它办公室没有什么两样，那些秘书们个个养尊处优，穿戴整洁，整天在打字机的啪喀声里迎送时光，唯有那放在窗户对面的组合保险箱向人们揭示出了这个地方的性质。房间的墙那头，有一扇门，通往局长办公室。外面这间房子的纵深度是特意设计的，以防任何闲人擅自闯入。这个纵深度使局长有充足的时间在任何人闯入之前锁上自动锁。此时，局长室门上的绿灯亮了，一个秘书陪我穿过外间，带我进了局长办公室。

局长的办公室里明亮宜人，充满了新鲜空气。室内陈设着古色古香的胡桃木家具和皮背椅子，使人以为这是在邦德大街的金融大楼里，而不是在白厅。墙的一边挂着三位前任局长的肖像，他们的眼睛里充满了严厉和冷峻的神情。另一边，在一张干净的会议桌得，坐着委员会的全体成员。我只认识卡明和霍利斯，其他的人我都不认识。

局长狄克·戈德史密斯·怀特爵士招呼我坐下。我多次去卡明的办公室，曾在那里见到过他。但这仅是一面之交而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也在毕希普的斯托特福德学院就读过，是学院一英里赛跑纪录的保持者。当然那是在我进这个学院之前多年的事了。他的身材高大，精瘦的脸上泛着健康的红光，并有一双厉害的眼睛。他有一股戴维·尼文般的风度气质，同样的英国举止，轻松感和整洁笔挺的穿着，与委员会的其他人一比，更显得光彩照人。

我们坐定以后，他开始一本正经地说话了。

“我听说你希望跟我们干，赖特先生。你或许能说说你的理由。”他说。

我告诉他们我已经为安全局做了许多事，并重申，如果不让我加入安全局，取得充分的信任，我就无法再为安全局干事了。这些观点我以前也对卡明重申过。

“我想代表全体委员会的成员说几句，”他回答说，“如果我们这里不能为一位科学家提供他工作所必需的一切，那么我们是不打算请一个科学家进来的。这一点你应该充分明白。”

卡明点头同意。

“但是，”怀特继续说，‘有一点应该让你清楚，安全局与你所熟悉的白厅的其他部门不一样。如果你进来了，你就没有任何机会得到提拔晋升。”

他解释说，进安全部门的人，年龄一般都要比其他部门的文职人员大一些，必须具有在军情五处各个部门里训练过的各种素质，由于名额的限制，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能升到高级官员的位子（即后来称为局长助理的位子）。至于要想成为六人委员会的成员之一，那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既然我已经是作为高级官员的身份进来担任专门的工作，当然就不可能成为委员会的成员。我坦率地对委员会说，我天生就是一个孤独的耕耘者，而不是一个主宰者，我对是否能提升亦不在乎。

我们简单地谈了一下如何与白厅携手合作，这在技术领域方面是极为重要的。二十分钟以后，大家都感到无话可谈了，于是秋克·怀特便作了总结。

“赖特先生，我的意见是我还不能肯定我们安全局是否需要你这样的动物来工作。”他停了一下说，“但是如果你准备试一下的话，我们也愿意。”

这种拘束的气氛缓和了。委员会的成员们陆续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我和他们谈了几分钟。当我正准备告辞退场时，狄克·怀特向我点头，示意我到屋子尽头他那张书案旁。

“彼得，你先跟休·温特博恩在A 处二科干。马尔科姆负责安排任务，我已经告诉他，我希望你主要搞D 处的工作，就是苏联问题。”

他的手指轻轻地弹着案头的日记本，眼睛注视着窗外肯辛顿那边俄国大使馆的方向。

“我们耗尽了心血也没有战胜他们。”怀特啪的一声合上日记本。他希望我能交上好运，使事情有起色。

午餐以后，我又回到六楼。按例行手续，人事处处长约翰·马里奥特得跟我当面谈谈。战争期间，马里奥特是双重间谍委员会的秘书，这个机构使军情五处在战时大获全胜，它在纳粹情报部门内部发展了十几个双重间谍。战后他在安全情报局中东部工作，以后才回到莱肯菲尔德大楼。他是一个很受信任的官员。

“我们只是随便谈谈，了解一下你个人的背景情况。”他说，同时用一种与众不同的共济会式的握手方式跟我握手。这时我想起父亲也是共济会的成员，难怪我第一次跟父亲谈起要正式去军情五处工作时，他绕着弯子劝我加入共济会。

“必须确认你不是一个共产党人，这你应该明白。”他那说话的口气仿佛认为这种事是为军情五处所不容的。在卡明向我进行最后摊牌的前几个星期里，我就听说有一个局长秘书室的退休警察到马尔科尼公司对我的一切进行了例行的调查。人事处处长跟我面谈后，我没有受过任何其他审查。虽然当时正是军情五处为整个白厅范围内建立一套严格的审查制度之时，可直到六十年代中期，军情五处内部才逐步实行系统的审查。

马里奥特的写字台上什么也没有。我猜想这次谈话被录了音，存入了我的档案。马里奥特虽然对这次面谈进行得非常慎重认真，可是只问了几个问题。

“你年青时是个狂热的左翼分子吧？”

“也许有一点吧。我在三十年代当过工人教育协会的教员。”

“是个道地的共产党人，对吧？”

“在康沃尔不是这样。”我回答说。

“你在一九四五年投过工党的票，对吗？”

“我想军队里的大多数人都投了工党的票。”

“那么，你现在是个中间派了？”

我告诉他我憎恨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似乎对我的长篇大论感到满意。接着话题又转到我的个人生活上。他在这个问题上兜了半天的圈子，最后问道：

“你过去喝醉过酒吗，不管什么原因？”

“我这一辈子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失态。”

他打量着我。

“有人找过你做秘密工作吗？”

“只有你，没别的人。”

他差点笑出来。但很显然，这句话他已听了无数遍了。他打开写字台的抽屉，拿出一张表格让我填写，包括直系亲属的情况。就这样，我的审查算是通过了，难怪菲尔比、伯吉斯、麦克莱恩、布伦特等那么容易就混过了审查这一关。

在我正式进入A 处二科工作之前，我和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年青官员在一起接受了为期两天的训练。训练课题由一个名叫约翰·卡克尼的人负责。卡克尼是一个严厉的沉默寡言的官员，我和他的关系相处得很好。他有时非常凶狠，但我很快就明白了，他只是厌恶对刚来的新手进行素质训练这种工作。他与军情五处的其他官员完全不一样，他不甘于这种千篇一律的枯燥生活，喜欢闯荡，我行我素，认为五处以外才有开阔的天地。所以，后来他离开了五处，去做生意，并获得了巨大成功，我对此并不感到奇怪。他先在维多利亚投资公司干了一阵，后来又去王室地产公司工作，担任过伦敦港口总裁。现在约翰·卡克尼是西部直升飞机公司的总裁。

卡克尼训练我们时，按照惯例给我们讲了军情五处的法律地位。

他直言不讳地说：“安全局（军情五处）没有什么法律地位，在白厅范围内不可能有一个正常的地位，因为它的工作常常违反一些清规戒律和法律。”

卡克尼描述了许多可能发生矛盾的情况，譬如，未经授权私闯民宅，或者侵犯个人隐私。 他清楚地告诉我们， 军情五处是在第十一诫的基础上展开活动的，即“你不能被人抓住”，一旦被人抓住，军情五处是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人的。他还告诉我们如何同警察取得联系，一旦出事，警察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帮助军情五处的，特别是你遇到了适当的人时，事情就会逢凶化吉。但是安全局和特别处的警察的关系一直很紧张。

他说：“他们很希望干我们这行，我们却不希望于他们那行。”

卡克尼把现行的军情五处的内部通讯录给了我们，并给我们讲解了五处内部的组织结构情况。安全局有六个处：A处管物资；B处管人事；C 处管安全保卫和审查整个政府机构的人员；D处负责反间谍；E处负责殖民地的情报工作，以及马来亚和肯尼亚的反叛乱行动；F 处是国内监视中心，主要监视英国共产党，特别是它与工会运动的联系。

卡克尼顺带稍稍提了一下姊妹局——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情况，白厅的大多数人更习惯称它为军情六处。他给了我们军情六处的标准通讯录，并告诉我们，我们与军情六处保持联系的部门很少，只有军情六处的反情报处和负责共产党事务的一个规模很小的研究室。这些机构在我加入军情五处后不久就撤消了。卡克尼讲到这些事就变得小心谨慎。直到后来，我同军情六处的技术人员建立了联系时，我才发现这两个局的矛盾很深。

训练结束了，我们去拍了照，领到了军情五处的出入证。卡克尼把我们介绍给一个来自C 处的特别处退休警察，让他教我们如何保管文件。他告诉我们，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得把文件带出办公室，办公桌的抽屉里不能放任何文件，离开办公室哪怕十分钟时间，都得锁门。他还告诉我使用的那个组合保险柜的锁码，还说局长的保险柜里存有该锁码的复制件，这样上级领导无论白天还是夜里，都能从一个官员的保险柜里取到任何文件。这些措施都非常切合实际，我禁不住把这与薄弱的人事变动审查环节进行了一番比较。

一个星期过去了，卡克尼把我带到一间办公室里。这间房间里除了一张放着录音机的桌子外，什么也没有。他从橱里拿出好几盘大录音带。

“给你，”他说，“这玩艺儿会把一切告诉你的。”

录音带的题目都标在卷轴上：《英国安全局简史》，盖伊·利德尔供稿。他是该局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一年间的副局长。在军情五处的史册中，利德尔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头面人物。他于一九二七年从特别处调进军情五处。他在特别处时，独立地负责搞针对苏联的反间谍计划。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以非凡的毅力和满腔热情主持着军情五处的反间谍工作。一九四六年，他成了安全局最为理想的局长候选人。但是，艾德礼首相任命了一个名叫用西·西利托的警察当了局长。这一人事变动无疑是给军情五处当头一棒。艾德礼怀疑军情五处是一九二九年齐诺维耶夫信件一案的主谋。利德尔好容易才克制住了自己的不满，在西利托手下尽职。可一九五一年，他受到了伯吉斯和麦克莱恩这起丑闻的牵连。他一直与伯吉斯保持着友好关系，既然伯吉斯已人去楼空，他还有什么奔头呢？他感到身心交瘁，不久便退休了，到原子能委员会去任职。

我小心地装好磁带，戴上耳机，一个柔和优雅的声音描述着英国安全工作的秘史。军情五处是在一九O 九年由弗农·凯尔上校创建的。当时国防部意识到，迫在眉睫的欧洲冲突，至少需要一小部分反情报人员。战争爆发不久，所有在英国活动的德国间谍几乎全部被军情五处一网打尽，这显示出了它的卓越战绩。利德尔热烈地赞扬了凯尔的丰功伟绩，认为他是从零开始，凭着自己的毅力把军情五处建成了一个声望很高的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军情五处的预算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军情六处喋喋不休地到处游说，企图吞并它的竞争对手，可是凯尔精明强干，保持对军情五处的控制，并逐渐扩大了它在各方面的影响。

一九二七年，军情五处成功地对全俄合作社学会进行了突然搜查，这使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声望达到了顶峰。警察在军情五处的授意下，对苏联贸易代表团办事处和全俄合作社学会在摩尔盖特街四十九号的办公地点进行了搜查，发现了大量的间谍材料，从而使军情五处内部一致认为新成立的苏维埃国家是英国的主要敌人，应该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来对付它。这一认识被三十年代接踵而来的间谍事件进一步深化。一九三八年，苏联企图派遣由西·格拉丁工程师打入伍尔维奇军火库的案件是所有这些案件的代表。格拉丁受雇于该军火库，是个老共产党员。军情五处出色的间谍专家马克斯韦尔·奈特非常成功地安插了一名女特工人员在苏联，她把苏联的密谋计划全盘托给了英国。

一九三九年，凯尔已经年老不支了，利德尔也对军情五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准备工作中的失误作了反省。丘吉尔任首相后，决定大幅度调整白厅班子，使白厅绝对服从于他。凯尔的离职只不过是个时间的迟早问题。尽管利德尔对军情五处失去凯尔感到痛心疾首，但同时又对新上任的局长戴维·皮特里爵士表示热烈的欢迎。皮特里负责招募了一大批天赋很高的知识分子，在他的主管下（以及利德尔的配合下，这一点虽然没有提及），著名的双重间谍制度产生了。踏上英国国土的德国间谍，要么被俘，要么就让其回到德国最高统帅部去提供假情报。这种活动非常成功，使德国人无法准确知道盟军大规模进攻欧洲的登陆地点。利德尔对战时的军情五处的工作有一个简单的评价：“情报史上不同头脑的最佳结合。”

利德尔的讲述只谈到战后。老实说，他的讲座很粗糙，虽然谈到了各种案件和事变，可谈到军情五处如何长期不衰的成功之谜时，他就离题万里了。他很清楚，战后那段时间里的军情五处是没有什么地方值得炫耀的，其原因得追溯到三十年代。他没有提到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也没有提到这两个人的存在意味着什么，更没有提到他和怀特在四十年代后期就知道的被耽误已久的庞大的现代化规划。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利德尔都是一个很可悲的人物。由于他有才华，在安全局深得人心，完全配称英国战时情报优势的主要缔造者。可惜由于他与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交往，没能使自己平步青云如愿以偿。从他在录音磁带里的声调听出，他仿佛是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喃喃自语，为他所蒙受的厄运进行辩护而追溯历史。

我还听了狄克·怀特关于俄国情报部门的讲座录音带。它显然是在为刚进安全局的低级军官所举办的一次讲习会上录制的，能听到听众的笑声。怀特很喜欢讲几句幽默话，他的口才带着浓郁的牛津剑桥学究味。他的演说流畅自如，常常插入双关语、警句和引用俄国文学作品。怀特在苏联事务方面极有声望，在担任局长之前，他就是B 处（原反间谍处）的处长。

他绘声绘色地谈到俄国人是如何沉醉于秘密工作，现代克格勃是如何从沙皇秘密警察演变而来的。他分析说明了克格勃对于布尔什维克的历史重要性。他的分析非常透彻而富有说服力。在这样一个庞大而又常常潜伏着敌意的国家里，俄国情报部门是党的领导的保证。他还谈到，为什么英国情报部门和俄国情报部门在玩弄间谍手腕中要不可避免地成为主要对手。两国的秘密工作和情报工作都具有悠久的历史，都反映出了各自民族特征的稳重和耐心。他说，“我们的美国堂兄”的热情和过于性急的活动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座的听众都乐了。

怀特的演说虽然漂亮，但他却基本上是一个正统派人物。他信奉时下最时髦的“遏制”苏联的主张，认为军情五处在压制苏联在英国间谍活动的影响方面，会起一个重要的作用。他一再提到激发共产党人的动因，提到在全俄合作社学会发现的那些文件。这些文件表明，俄国情报部门有颠覆英国政府的企图。他非常重视正在白厅实行的新的审查制度，认为这是防止俄国情报部门渗入英国政府的最有效的办法。

他认为军情五处正处在一次大的变革当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在他的引导下才会如此。他给人最清楚的印象是，他那种为安全局工作感到强烈的自豪的情绪。他的这种感觉，一直保持始终，甚至在他离开军情五处调进军情六处之后，还依然存在。他是个实干家，深信他苦心经营的组织会保持它们应有的风貌。这促使他尽力做一个受人爱戴的人，尽管他始终是一个保持分寸的禁欲主义者。

训练快结束时，我开始参观这幢楼，由卡克尼或温特博恩陪着。整个环境非常拥挤，一间办公室有四个官员。看来我算是受到了优待，在六楼单独有间办公室，其实这只不过是一间放零碎东西的工具室。休·温特博恩的办公室就在隔壁。空间问题是军情五处与军情六处长期不和所造成的后果。战争结束时，曾拟定了一个成立情报部门的联合办公楼的方案，让两个部门合用，并在霍斯费里路选定了一块地方作为盖楼的地点。但是多年来，两个部门的一个工作小组为如何具体分配办公空间争吵不休。由于金·菲尔比事件，军情五处暗自抱怨说不能相信军情六处。这个问题一直持续到了六十年代都未能得到解决，直到军情六处后来搬到泰晤士河对面他们自己的办公楼——世纪大厦，事情才算了结。

从某种意义上说，白厅在这种空间分配上的优柔寡断，说明了它在处理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关系上没有一个正确而清醒的头脑。七十年代以前，情况还是不见有多少好转。到了七十年代，军情五处才说服了财政部拨款，让它搬到专门的、永久性的总部——柯曾大厦。在搬到柯曾大厦之前，办公室空间的拥挤问题只得靠短期租借房间来解决。最先租借的房子是在柯克街，它是C 处在五十年代最热闹的中心。接着莫尔伯勒街的一幢办公大楼又成了六十年代的反间谍中心。我们如果要查阅机密文件，就得穿过索霍市场，那里有跑江湖的、卖花的，还有腐烂的蔬菜叶。这种安排也许很适宜，但却不切实际。

在五十年代，军情五处好像被战争时期就沉积下来的一层厚厚的灰尘所覆盖着，整个组织就像狄更斯笔下的哈维希姆小姐。战争期间，各界名流都倾慕她，但从一九四五年开始，名流们又唾弃她。他们纷纷跑到外面世界去寻求新的天地，弃下军情五处，使之陷入黑暗的大地里回忆往昔的美好时光，而很少与白厅的其它部门发生联系。

这种气氛使我想起一所小小的公立学校。军情五处的局长和副局长整天被阿谀谄媚包围着， 犹如学校的老师受到学生们的奉承一样， 好像只有他们才能被称为“先生”。军情五处的这种风气，滋生和造就了一批奇特而放肆的人物。这里的男男女女都醉心于情报工作这场伟大的游戏，以致他们全然不屑于它的渺小，从而创造出了无穷无尽的令人人迷的事业来。

从表面上看，军情五处的生活充满了情趣与色彩，但却陈旧。每逢举办一年一度的球类比赛时，就停止办公。军情五处在比赛场地附近的贵族酒馆里还有一小块非正式的小天地。每天早上，高级官员们几乎毫无例外地要花上半个小时来做《泰晤士报》上的填字游戏。那些扰频电话在通常情况下是被用来传递西方世界的最高机密的，此时此刻却被官员们用来把稀奇古怪的、编成暗语形式的问题从一个办公室传递到另一个办公室。

譬如：“我的左臀部出了毛病”，意思是“我猜不着左角最末一行第七个字是什么”；“我的右胸空荡荡的”，意思是“中间横着的第十二个字是什么？”考特尼·扬是安全局首屈一指的填字游戏大王，他在五十年代是反苏联间谍科（D 处一科）的科长。他总是说，用铅笔来做这种游戏实在太简单了，应该用脑子来做。差不多有一年时间，我一直在观察他的窍门，终于我再也经不住这种诱惑，向他发出挑战。他立即毫不犹豫地把全部答案都填上了。结果，连续一个星期，我每天晚上都得在附近的一家小酒店里请他喝酒，他乐得不可收拾。

军情五处的中枢神经是档案室。莱肯菲尔德大楼的整个底楼全是它的地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避免伦敦老家遭受轰炸时文件丢失或损坏，档案室被迁往沃姆伍德一斯克鲁布斯监狱里，可是这次迁移是一次失策。不到一年，监狱被炸了，许多文件被大火化为灰烬。抢救出来的那些文件被保存在防潮的聚乙烯袋子里。六十年代时，我们在研究三十年代扩编时期的这段历史时，常常要查阅一些战前的文件档案。这下可真劳神啦，对付那一页页烧焦的纸，你非得用镊子和木刮刀不可。

在沃姆伍德一斯克鲁布斯监狱这场灾难之后，军情五处绞尽脑汁设计了一个以保万全的档案室。戴维·皮特里爵士在战争时期的代理人是哈克准将，这是个理想的行政助手。他从商业系统聘了一个名叫哈罗德·波特的专家，让他重新组建档案室。选择波特来干这事算是选对了人。波特头脑灵活，思路清晰，哪怕是在战乱的情况下，他也能够有条不紊。

一九五五年时，波特快退休了，但他仍然兴致勃勃地带着我到处转。档案室位于中央大厅，存放着主要文件和文件索引。中央大厅周围的房间里存放着其他的专门卡片索引。所有文件和索引的复制件全是用微型胶卷翻拍的，并保存在切尔特汉姆军情五处的仓库里。这些仓库附有特别保护设施，以免再次发生沃姆伍德监狱那样的灾难。波特的办公室在档案室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非常整洁而有条理。

“你一定要保证迅速归还你借阅的文件，听见了，彼得？你别跟有些家伙学，我不愿跟在后面催你。”

波特其实应该是一个和气善良的小镇图书馆馆长。令他感到失望的是，我后来成了不受档案室欢迎的许多赖皮当中的一员，常常积压一大堆文件不还。但是，我与米莉森特·巴戈特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巴戈特是F 处富有传奇色彩的老姑娘，她监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好几十年了。我总认为，她很像约翰·勒卡里笔下的女主人公康妮。她有点神经质，但对事实和档案有着超乎寻常的记忆力。波特和他在档案室的接班人对收回米莉森特借走的文件全然不抱幻想。每次在F 处索取一大叠文件之后，波特便会喃喃自语：“我只希望在她退休后能收回文件。”

档案室这个地方总使我感到新鲜好奇。这里使我内心充满了期望，一旦置身于这些纸堆里，我就按捺不住地想在里面寻找蛛丝马迹。波特告诉了我关于借阅和归还文件的手续，以便看出文件是否已被借出或处理过。他设计了一种文件档案管理系统，每份材料按年月日顺序编排，所有的文件和附件都放在右边，索引和备忘录则放在左边，这样可以便于快速查找。

整个系统是以精确而严密的分类为前提的。官员要把文件归档时，必须经过波特手下的办事员的同意。有些借阅文件的官员由于其要求提得笼统而被拒之门外。借阅文件时，需填写借阅申请单。这些申请都要求被记录下来。如果对某个人的档案进行查询在两次以上，那就自然要为这个人单独建立一份档案。档案室的文件分为三种基本类别。第一类是人物档案，或称人档。浅黄色封面，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我在一九五五年加入安全局时，大约有二百万份个人档案。这个数目一直稳定地保持着，只是到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随着学生和工人运动的高涨，这个数目才开始有所上升。第二类是专题档案，或称组织档案，譬如关于英国共产党的档案。专题档案常常分为若干本，与人物档案相互参照。第三类是目录档案，是蛋青色的封面，一般收入从某项案子中收集到的而又不易于收入前两种类型的档案范围内的材料。此外，还有一种所谓的“Y 箱”，它主要用来把特别机密的文件与一般性文件区别开来。例如，所有间谍嫌疑分子的档案都属于“Y 箱”，大多数叛逃者的档案也属于这一类。一般官员要借阅“Y 箱”中的材料，必须得到主管该材料的官员的批准，有时甚至经过局长亲自批准。

“文件的完整性至关重要。”波特告诉我，同时又警告我，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没有高级官员的书面批准，不得从档案里抽出文件。每一个官员，从他开始参加工作那一天起，就被反复灌输要把文件档案视若神明的思想。

查找文件是用卡片索引。波特发明了一套机械检索方法：每一张卡片都穿了一系列的孔，不同类型的档案卡片打上不同的孔，查找某种档案时，只要抽出这类档案相应的导卡即可。譬如，你要查找一个曾用过好几个化名的俄国特工人员的档案，你只要找出导卡就行了。导卡排在相应的系列子卡的最前面，用卡片杆把它们穿起来，这样就可以任意用手查找。这种方式很陈旧，虽然也能奏效，但却充分说明了军情五处对实现计算机检索完全不重视，尽管这早就应该被采用。

档案室的中央大厅是个常年忙碌的地方。手推车来回不断地把文件从档案室的架子上运送到专门的电梯上。这些小推车都是在轨道上滑动的，以便迅速地把文件送到楼上的办案人员手里。F处在二楼，E处在三楼，D处在四楼和五楼，A处在六楼。档案室雇用了许多的年轻姑娘来从事楼里大量的文件收发工作，包括分类、核对和归档等。这些被称为“档案女神”的姑娘是凯尔当处长时，从贵族家庭或军情五处官员的家庭里招聘来的。凯尔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这些人的家庭背景就是对她们最可靠的审查。这些涉世不深的少女们，既漂亮又富有。因此安全局里的许多官员都同她们结为伉俪。她们在档案室的工作时间一般都没有超过九个月，因此这已经成了一个笑话：一个档案女神在她进入档案室的第九个月，便是她怀孕的时间。

七十年代初，档案室的人手问题已成为军情五处的一个大难题。当时已有三百多个姑娘，随着文件的增多，仍需要不断招聘工作人员。公开招聘是不可能的。要招到符合这类条件的姑娘进来工作，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还要对她们逐个地进行审查。至少有一次，共产党设法让一个姑娘混进了档案室，但她很快就被发现了，档案室不动声色地把她解雇了。促使军情五处最终同意搞计算机检索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件事，而不是因为日益老化的档案制度本身。

档案室下面有许多地下室，主要用来当储藏室和工作间。莱斯利·贾格尔是这里的负责人，在A 处二科休·温特博恩的手下工作，曾是卡明有名的熟人之一，他身材魁梧，肩宽胸阔。他跟卡明在步枪旅一起服役时，就是个陆军少校。他总是穿着一身殡葬员的黑色工作服。

贾格尔是军情五处的勤杂技术人员，我加入军情五处，他肯定会有些顾虑，可他从来没有流露过，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贾格尔身怀许多绝技，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撬锁技术。我刚开始受训时，曾听过他在撬锁工作间里为军情五处和六处举办的正规讲座。这间地下室里的每一面墙上都一排排地挂满了钥匙，少说也有成千上万把，都分别编上了号码。他告诉我，军情五处得到或秘密复制了许多办公室、旅馆和私人住宅的钥匙，每一把都编了号。多年来，他们就是用这种办法进入英国各地的房舍里的。

“说不定什么时候其中一把钥匙就会派上用场。”贾格尔向我解释说。我被他的这一收藏杰作惊呆了。

“首先必须记住，要进别人的房间，撬锁是万不得已的最后一招。”贾格尔在他的讲座中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说的。“要想不刮伤漆就把锁撬开是完全不可能的。受过训练的情报人员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会知道有人进过房间了。你们应该做的是搞到一把钥匙。这有两种办法：一个办法是测量锁的尺寸，另一个办法是复制一把钥匙。”

贾格尔对如何撬开各种各样的锁做了示范。波马牌锁是一种主要装在珠宝保险柜上的锁，最难撬开。其锁栓是穿过锁簧活动的，根本不可能撬开。匠布牌锁虽然是号称无法撬开的铁将军，可它在贾格尔手里却变成了儿戏。

“你们以后会经常跟这种锁打交道的。”

他从堆在柜子上的耶鲁牌机械锁中拣了一把来给我们做具体的撬锁示范。他解释说，耶鲁锁有一系列销栓，排在锁眼内的不同位置上。钥匙伸进锁内，其齿把锁眼内的销栓顶上去后，才能转动。贾格尔拿出一根铁丝，铁丝的一端有钩子。他把铁丝插进锁眼内，然后开始平稳而有节奏地捅着。

“先捅第一个销栓，”他的手腕时而紧张，时而放松，“直到它伸进一个回进去的地方，你就知道捅开了一个销栓。”

他那双大手宛如音乐会上一个手握琴弓的小提琴演奏家的手，紧张地挥动着，一个接一个的销栓被捅开了。

“在没有捅开所有的销栓之前，必须保持压力……”他转动手中的铁丝，耶鲁锁立即弹开了。“这下你就可以进屋了……当然，进了房间以后，你要干什么，那是你的事了，我可管不着。”

我们大家被他的话逗乐了。

莱斯利对他从什么地方学来的这些撬锁专门知识总是不透露一丝口风。多年来，我一直带着他为我制作的一根铁丝和撬锁工具。

“你随时都要带上你的警察证件。”他第一次把铁丝交给我时就这样对我说。他指出，我携带这些盗窃工具是违法的。

“总不能把我们当作一般的或花园里的窃贼吧？”我说。

他由衷地笑着，大步走回地下室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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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上完撬锁课几天以后，我开始了我的第一次行动。

“又要准备清查第三个人了，”休·温特博恩说，“军情六处正在审问他们的一个官员，那家伙叫菲尔比。他们要我们提供话筒。”

一九四九年我第一次到莱肯菲尔德大楼去的时候，在匆忙中见过金·菲尔比。当时我正在卡明的办公室里，同卡明商量布伦德里特安排的工作。菲尔比在门口探头张望，旋即他对打扰我们表示歉意。

“没关系，进来，金，”卡明以他常有的热情对菲尔比说，“这里有个人你应该认识一下。”

卡明向他介绍说，我是刚刚任命的特聘技术顾问。菲尔比热情地跟我握手。他脸上布满了皱纹，但看上去却仍然很年轻。

“啊，对了，”他说，“那是布伦德里特的委员会。我想美国人对它很感兴趣。”

我很快就喜欢菲尔比了。他潇洒而有风度，并且和我有着同样的不幸——说话结结巴巴。他刚被军情六处任命为华盛顿分站的站长，正到大楼来向他在军情五处的朋友们道别，并想在他动身前从他们那里得到各方面的情况。菲尔比在战争期间与军情五处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军情六处少数惹麻烦的官员之一。当时他来找卡明道别，似乎正是他那种勤奋作风的典型表现。后来才弄清楚，他来大楼的真正动机。菲尔比旁敲侧击地问我关于技术方面的设想。我向他解释说，情报部门应当开始像科学家研究某个课题一样研究俄国人，把俄国人作为用实验手段来进行研究的对象。

“实验做得愈多，你懂得的东西就愈多，即使是事与愿违，也没有关系。”我说。

“可经费问题你怎么解决？”菲尔比问我。

我辩解说，战争告诉了我们科学家，不一定需要大量的新型仪器，也能解决情报上的问题。当然，有些仪器是必需的，但更重要的是以新的方法来使用现有的材料。

“搞运筹学， ” 我说，我指的是大战期间在海军搞的第一次反潜研究项目，“那就使情况大不一样了。我们科学家所做的就是更有效地使用海军所有的设备。”

菲尔比似乎对此深抱怀疑，但他还是说等他到了华盛顿以后，在斟酌美国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时不会忘记我的这些设想。

“我回来后一定来看望你，看你搞得怎么样了。”他谦和地笑着说，随即离去了。

两年以后，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变了。过了一段时间，卡明才提及这件事。一九五四年，我从卡明和温特博恩那里知道了一些零零碎碎的消息，知道那个暗示过伯吉斯和麦克莱恩这两个叛徒的“第三个人”有可能就是菲尔比，他的嫌疑最大。一九五五年，军情六处很不情愿地把他解聘了，尽管他什么也没有承认。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也就是我加入军情五处三个星期以后，人们等待已久的关于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事件的白皮书终于发布了。报界对此作了许多失真的报道，一时间菲尔比的名字在“舰队大街”被弄得人人皆知。公开辩论此案只不过是时间早迟而已。

到了十月，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得到通知，说“第三个人”的事有可能在下院复会后被提出来，外交大臣不得不对菲尔比的情况发表声明。军情六处奉命起草一份案情报告，并再次传讯菲尔比。他们轮流到安全局的A 处二科来，要求提供用于这次传讯的录音设备。

温特博恩和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斯隆广场附近军情六处的安全室，菲尔比将在这里受审。军情六处选的这个房间里只有几件家具：一张饰有图案的沙发，一张小桌子，桌子四周有几把椅子，靠墙放着一个古色古香的餐具柜，柜顶上有一部电话。

要尽可能地获得高质量的录音效果，这一点很重要。鉴于此，我们决定采用质量过硬的英国广播公司的话筒。如果不是高级话筒，从听筒里传出的讲话声就不清楚。菲尔比将坐在壁炉旁边，我们打开那里的一块楼板，把话筒装在楼板下面。我们还装了一个放大器，以便把话筒的信号反馈给一个电话听筒，再由邮局把电话信号反馈给莱肯菲尔德大楼。

译报中心隐蔽在军情五处职员食堂走廊另一端的一个没有标记的门后面。凡是进这个门的官员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门旁有一个电铃和一道铁栅。休·温特博恩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自动锁咔嚓一声打开了。进门正对着的是一道小门，它通向一间宽大的正方形房间。邮局的工作人员正在里面做记录。材料一旦记录下来，邮局就把它交给军情五处的整理人员。军情五处监听邮局的电话是违法的（尽管这种情况不常有，特别是让我和温特博恩来干这样的事。只有在不得已、事关重大的时刻才可以这样做）。电话监听到的东西记录在录音电话机上，话筒线路上来的信号记录在留声唱片上。这个房间是军情五处的“通天塔”。所有记录下来的东西都要送到中央走廊旁边的那些小房间里去整理。

译报中心由伊芙琳·格莱斯特负责。她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女人。她从军情五处建立之日起，就在这里工作。她对弗农·凯尔抱着一片效忠之心。直到现在，她仍然抱怨丘吉尔在一九四0 年解聘凯尔以后给安全局带来的损失。在她看来，安全局自从凯尔被解聘之后，便一直在走下坡路。

休·温特博恩接了一根中继线到附近的一间房子里，我们一切准备就绪，坐下来等待审问开始。事实上，称这次对菲尔比的传讯为“审问”确实有些言过其实，它只不过是军情六处的一次内部会谈而已。菲尔比进来了，三个和他很熟的过去的同事向他友好地打招呼。他们客气地同他谈到一些他所熟悉的话题。首先问他的共产党人历史，然后又谈到他在军情六处的一段经历以及他与盖伊·伯吉斯的关系。菲尔比结结巴巴地抗议，说他是清白的。可他那惊慌失措、语无伦次的声音表明他是在说谎。一旦菲尔比不知所云时，审问的人就会启发他作出一个满意的回答。

“嗯，我想这，这应该解释说明一下。”

菲尔比会感激地点头同意，谈话继续进行。后来这种滑头愈耍愈露骨了，于是温特博恩请来了卡明。卡明板着一张怒气冲冲的脸，走进了房间。他听了一会儿，拍着大腿骂道：“这帮畜生在为他开脱！”卡明马上送了一份备忘录给安全局反间谍处处长格雷厄姆·米切尔，对军情六处的这种包庇行为，作了一个直率而又不带偏见的评价，可是这根本就无济于事。几天以后，麦克米伦在下院为菲尔比洗刷罪名。此刻，我才第一次领悟到自己是置身于一个是非颠倒的世界里。在这里，一个使人不愉快但却极简单的事实可以被否定。在此后的二十年当中，这种现象反复发生。

对菲尔比的审问，第一次使我对军情五处的监视中心有所了解。实际上，八楼仅仅是设备网的一部分。最重要的分站设在圣保罗附近的邮局特别调查组的总部，军情五处在那里的二楼有一套房间，由登曼少校负责。登曼是个守旧的军界老朽，但却富有幽默感。他在邮政当局的批准下，专门负责截查邮件和安装电话窃听器。同时他还负责军情五处的实验室，主要为跟踪和传送秘密文件的方法作技术上的处理。实验室的房子是由他提供的。英国的各大邮局的分信处和国内电话局都设有特别调查组的办公室，主要任务是安装窃听器和截查邮件，直接由登曼控制。后来，我们迁往在萨福克郡马特尔山姆的邮局实验中心所属的实验室去了。如果一封信在圣保罗被打开，那就意味着这封信需要进一步检查，于是就由信使驾驶摩托车把这封信送到萨福克郡。

登曼的主要办公室里放着一排排的搁板桌，每张桌子上的邮件都根据不同的地址分别排放着。伦敦的信件放在一边，欧洲的信件放在另一边，铁幕后面的信件也有一个专门的地方。约有二十多个邮局技术人员在桌边忙碌着打开一件件的邮件。他们都戴着橡皮手套，以免在信件上留下指纹。每个人的桌上都有一盏光线强烈的台灯和一只蒸气壶。有时候也使用传统的竹切刀技术。这种方法虽然古老，但仍然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技术人员先拿起信封对着强烈的灯光照着，然后把竹切刀从信封的一角伸进去，随着竹刀的转动，信笺被卷在竹刀上，只要轻轻一拉，信笺便被竹刀带出了信封。

如果信封上的姓名和地址是用打字机打印的，有时就把信封撕开，待检查完毕，再换上一个打好同样姓名地址的信封。可是直到我快结束我的间谍生涯时，我们还不曾偷偷地打开过一封四边都用胶带封好的信。在这种情况下，军情五处往往要作出这样决定：要么干脆拆开检查后就销毁，要么就让它保留着被拆过的痕迹仍然寄出。信件拆开后，用脚踏式微型胶卷照相机把内容摄下来，冲印后再由负责截查信件的官员送往档案室存档。

登曼的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只镜框，里面装着一只信封，这是登曼最值得骄傲的纪念品。它是寄给一位杰出的共产党员的，这位党员的信件总是被我们截查。信被拆开后，邮局的技术人员们都觉得好笑，原来是写给军情五处的。里面有一页用打字机打的简短的话：“致军情五处，如果你们用蒸气壶把这封信拆开，你们就是一帮令人恶心的鸡奸犯。”登曼把这封信列为“下流邮件”处理，其意思是，他没有责任把它送达信封上的地址。

实际上，登曼从事的活动是严格地受到上级授权的束缚的。在没有上级授权的情况下，只有确切地知道将很快得到上级的授权时，他才能动手安装窃听器或截查邮件。军情五处可以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要求对信件作某种形式的检查。我们可以记下信封上写的一切：发信地点、收信地址、寄发日期等，只要我们不把它完全打开。登曼和邮局里那些知道内情的人生怕他们在电话和邮件上做手脚的事被人发现。他们对国际邮件并不担心，因为这种邮件即使被耽搁几天，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他们在处理国内信函时，简直是雷厉风行，以便让信件能如期送到收信人的手里。

请求授权是由军情五处的副局长负责。如果某个官员要窃听电话或截查邮件，他必须写一个简要报告给副局长，由副局长向内政部负责军情五处工作的副大臣提出。副大臣对呈报的申请报告提出意见，看看是否会引出麻烦。内务大臣每一个月对所有的申请报告进行一次审查。与邮电部门一样，内政部在截查信件上和窃听电话问题上十分敏感，因此在这方面控制很严。

除了圣保罗以外，伦敦北部一幢丑陋无比的被称为“多利斯山”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就是五十年代邮政部门的研究总部。约翰·泰勒为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所搞的一个小实验室就设在这里的地下室里，门上标有“邮局特别调查组研究室”。这里的房间光线黯淡，拥挤不堪，完全不适合开展这样的工作。

我刚进军情五处时，泰勒的实验室正为“柏林隧道行动计划”忙得不可开交。一九五五年二月，由英国秘密情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出的联合小分队在苏联的柏林防区地下挖地道，在地道里装上窃听器，窃听苏联军事指挥中心的通讯。这种窃听装置是邮局的技术人员搞出来的一种电子窃听器，从地道里收集到的大量的情报使英国秘密情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大为震惊。这些从东方世界蜂拥而至的原始情报，使英国和美国在翻译和分析工作上感到措手不及。军情六处在厄尔斯大院设有一个专门的译报中心。七年以后，他们发现乔治·布莱克从一开始就把隧道计划捅给了俄国人，可他们仍然在抄写打印这些材料。这个行动计划也存在许多技术上的问题，其主要的问题是线路受潮，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泰勒几乎耗尽了心血。

泰勒的实验室还忙于为一种叫“出租汽车司机”的特殊设备作技术改造。它靠向电话机发射强无线电射线来工作，主要用来在室外操纵电话机。试验成功了，但只能在近距离范围内使用。

他们同时还在研制一种叫“拖把”的装置，这个装置的研制工作尚处在初级阶段。“拖把”使电缆同时做两种工作——传送所收到的音频信号和接收电源。这项工作虽然刚刚展开，但前景是十分乐观的，它将为军情六处的活动带来巨大的变化。它的产生可以取代许多多余的导线，这样就可以使保密度进一步提高，因为那些多余的导线会泄漏秘密的窃听行动。在我进军情五处后的头几年里，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来确定“拖把”的正确技术指标。“拖把”后来终于由军情六处在鲍勒姆森林的工厂里制造出来。

军情六处找菲尔比会谈之后不久，我便开始寻找改进和装备第八楼的方法。窃听处理必须遵循一套模式：负责窃听的办案官员先向译报部门提交一份书面的简报，详述他从窃听中可能得到的材料的类型，然后由译报人员查找所窃听到的谈话内容。我刚进军情五处时，窃听到的谈话内容通常是记录在留声唱片上，而不是记录在磁带上。先把唱片放在唱机上，选择几处放一下，大概了解一下谈话内容，一旦发现有关的东西，译报人员便用粉笔在适当的地方做上记号，根据这些粉笔记号进行工作。这种处理方法效率很低，耗费的时间也很多，但是比当时的标准磁带记录方法的效率要高一些。

大多数的译报人员都是在凯尔当局长的时候从外国人流亡者团体里招来的。她们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逃到英国来的。大部分人是旧时的俄罗斯贵族，她们把八楼变成了一片小小的沙皇俄国领地。白俄人坚信总有一天她们会重新回到那些在革命后被没收的土地上去。对她们来说，克格勃不是什么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直就是过去布尔什维克的“契卡”。她们大多数人都是狂热的宗教信徒，甚至在她们的房间里也挂着宗教偶像。她们脾气古怪，在整个安全局里都是出了名的。她们把自己视若艺术家或歌剧中的女主角。一个有经验的办案官员如果要到八楼核实某一段译文，他必须得小心翼翼，生怕自己的要求会招惹不快。这种紧张的气氛是无法避免的。这些女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聆听着俄国外交人员那些晦涩难懂的含糊谈话和那迷宫般的阴谋策划，耗尽毕生精力，在那些毫无价值的谈话里寻找一鳞半爪的情报（行话称之为“白菜堆里找王子”）。对任何一个人来说，这都免不了是一件令人极其厌烦的事。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对这些妇女进行听力测试。结果表明，她们当中有许多人由于年龄的原因已不适合于这种工作。我鼓励这些听力较差的人去搞电话监听材料处理，而把话筒监听和材料翻译的工作交给年轻一些的人去做。这些人当中，干得最出色的无疑是安妮·奥尔尤因，她后来跟着我在反间谍部门当助手。话筒监听记录和翻译是很困难的，因为往往是一个话筒传送好几个人的谈话信号。我决定设计一种装置来缓和这种矛盾。我到奥林匹亚电子产品展览会上买回了一台双磁头录音机。第二个磁头能使声音达到几毫秒的延迟，这样一来，声音效果更充实。其效果是模拟立体声，即使是最糟糕的磁带，也容易听清楚。我把它安装在八楼，伊芙琳·格莱斯特十分感激，成了我终生的好朋友。

这是我在科学上的第一次小小成功。可是在八楼下面，军情五处这个偌大的古董陈列室却依然无人问津。

最急需引起重视的，但又最没有决心搞技术现代化的是A 处四科。战争爆发以来，A 处四科的监视人员骤然超过应有的数目，但仍然无法对付伦敦大街上日益增加的苏联外交人员和外交随行人员。我的第一个重点就是要全面考察一下监视人员的一套工作方法。

我安排一次任务，到军情五处的一个观察站去看了一下。它设在肯辛顿公园内俄国大使馆正对着的一幢房子里。观察地点选在楼上的卧室里。窗户的两边分别有一名观察员。三脚架上有一架照相机，机上装有摄远镜头，固定不变地对准下面的大街。两个观察员都只穿着衬衫，脖子上挂着双筒望远镜，看上去显得非常疲惫。此时快到他们交班的时候了，烟灰缸里的烟蒂满得快要溢了出来，桌子上散乱地摆着咖啡杯。

每一个从肯辛顿公园的大门出来的外交官，都被观察员用望远镜盯着仔细观察，一旦识别出来，观察站便用五位数字的密码通过无线电把这个人的名字向观察总部汇报。对任何一个从肯辛顿公园出来的人，无线电都用号码来代替他们的名字进行喊话。每个监视员和每辆汽车都专门负责跟踪一定的号码。一旦他负责跟踪的号码从无线电中传来，他就自动跟上这个人，不必回答无线电的呼叫。被跟踪的人并不知道他是不是目标。

外交官走出了观察站的视线范围，并向西区走去时，无线电便断断续续地响起来，命令停在附近大街上的监视车盯上他。

那些在固定的观察站进行监视观察的工作人员，多年来一直兢兢业业地干着他们的工作，这种工作很大程度上培养了他们对人的相貌的记忆力。一个哪怕离开英国多年的克格勃官员也会立即被他们认出来。为了帮助他们识别，观察站有三卷手册，记有每一个来过英国的俄国情报官员的特征，并附有照片。那些常驻大使馆的俄国情报官员的特征材料用塑料夹作为记号，这样查阅起来方便。如果你注意到有陌生的面孔出入使馆，必须立即将这个人的相貌特征拍下来，送交军情五处的研究科，进行一系列的识别工作。这是一项枯燥乏味的工作，需要耐心和献身精神。安全局里的工作，没有哪一项是无足轻重的。如果说，档案室是军情五处的中枢神经系统，那么观察员们则是军情五处的手指尖，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伸开的状态，摸清敌人的形象轮廓。

载有俄国情报人员特征的手册，是多年来细致收集的情报结晶。这些情报来自各种可能的渠道——签证上的照片、叛逃者、双重间谍。那些照片上的人，表情严峻，目光尖锐。他们大多数是克格勃或前内务人民委员会中的铁腕人物，间或也有文化水平较高，长着欧洲人模样的常驻外交官或穿军服的武官。可是很快使我感到吃惊的是，观察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俄国外交人员护照上的照片来进行工作。这些照片虽然都要送交五处，但早已是些破旧不堪的东西。俄国人有时故意贴上废弃不要的照片，使人很难把握辨认是否可靠。

我建议观察人员扩大他们的拍摄范围，可以选择系列动作进行拍摄。动作照要比一张头部照片更容易识别。克劳斯·富克斯案件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富克斯在一九四九年坦白了他曾经泄漏过关于原子武器的详细情报，并开始与我们合作。军情五处想设法搞到富克斯的同谋者、原子间谍哈里·格林格拉斯的详细情况。他们拿出哈里的一张护照照片让富克斯辨认，可他完全认不出。后来又拿出一组动作照片让他看，他才认出来。

多年来，军情五处知道，监视员们进出莱肯菲尔德大楼，会被俄国反监视工作队的人跟踪并被认出，因此这些监视员的活动基地便设在摄政王公园内一幢没有标记的乔治亚式四层楼房里。中心控制室的一面墙上挂着巨幅伦敦街道地图，用来追踪监视活动的进展情况。室中央有无线电控制台，主要用来与所有观察站和流动监视队保持通讯联系。

监视科科长吉姆·斯卡登的办公室就在这幢楼里的某一层楼上。斯卡登过去是个警察，一向衣冠整洁，喜欢抽烟斗。战争期间，他是军情五处的审讯员。战后初期，他曾是几起重大案件的主要审讯员。尤其是在克劳斯·富克斯案件中，他担任了该案件的首席审讯员。斯卡登对自己的工作能力评价甚高，人们很喜欢在他手下干工作。他的气质很像工会里的工人代表。他认为观察监视工作人员的工作很艰辛，需要保护他们不受莱肯菲尔德大楼里那些贪婪的办案官员的剥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点不假。我进安全局时，大约有一百多个监视员，军情五处的活动，对他们的要求都是无止境的。很快我就感到，斯卡登并没有正视在伦敦街道上进行监视活动的现代实际情况。很明显，俄国人采取了大量的反监视手段，使他们的人不被跟踪。我观察了监视系统好几个星期，怀疑我们的监视员用目前的技术能否有机会跟踪任何人而不被很快发现。

当我第一次向斯卡登提出要全面地改进监视系统时，他一口拒绝了。军情五处的各部门就像封建领地一样，斯卡登认为我这样做冒犯了他的权势和威望。不过，他后来还是同意让温特博恩和我开始对现有的监视技术的效果进行测试。我们把一个监视队分为两个小组，把军情五处的一个陌生官员的照片交给第一组，让他们去跟踪照片上的人。我们把第一组执行任务的大概范围告诉给第二组，叫他们去找第一组，并辨认出他们跟踪的那个人。这样的试验，我们做了三次，每一次都是第二组的辨认结果正确。我们把第三次试验拍成电影，在监视总部放给全体人员观看，至少使大家不再怀疑，我们的监视工作在反监视活动面前是无能为力的。

我们建议斯卡登首先应雇用一批妇女。大量的监视工作需要长时间地坐在小酒店、咖啡馆或公园里等待或监视对方会晤。一男一女行动要比单独一个男人或两个男人更不致引人注意。斯卡登对这个计划竭力反对，他害怕男男女女搅在一起会发生奸情。这对他队伍的风纪是有害而无益的。

“妻子们会不愉快的。”他严厉地说。

休·温特博恩在一旁嘲笑说：

“即使他们在一起接吻拥抱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有利于掩护他们自己。”

斯卡登并没有被这话逗乐。我们要求他改进的另一个方面是希望随时随地对监视工作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我发现监视员交班回来以后，其工作情况，任务执行情况均无人过问，有时一个通宵下来甚至一个星期下来都没有人管。我向斯卡登指出，战时经验已经多次证明，要使自己掌握的情况正确，必须随时检查工作情况。如果耽搁了，就回忆不起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得用推理去思索事情是如何发生的。

“我的孩子们每天在街上辛辛苦苦地干了八个小时以后，哪里愿意回来后花那么多时间来回答什么问题。到时候他们自己会写一份书面报告的。”斯卡登咆哮着。他终于还是同意了让每一班轮值人员提前十五分钟回到大院。后来我们经常为此而闹分歧。

流动监视车队的问题又不同。有一天我跟着他们在外面跑了一圈，以便了解工作情况。军情五处的小车都是很不起眼的，但都在安全局的巴达西车库里装上了优质发动机。每隔三个月，所有的小车都要重新油漆一遍，以免被人认出来。每辆车有好几块牌照，每星期都要更换。

在伦敦的大街小巷里跟踪俄国外交官员的车辆令人感到是一种幼童般的乐趣。监视车可以在单行道上来回奔驰，每个人都带有警察证件，闯了红灯，可以免罚。我乘坐的这辆车的驾驶员眉飞色舞地跟我讲起这样一个情景：有一年冬天，他在摩尔大街上跟踪去白金汉宫的俄国车子，那俄国人在兜圈子时突然来了个急煞车，双方的车子都滑到一堆去了。双方的人都从车子里出来，板着面孔一本正经地指责对方。流动监视车跟踪的一个诀窍是要尽可能地不走单行道。其最终成功与否，还是取决于总部的无线电控制。他们必须能够预告俄国车辆可能活动的路线，以便后备车队继续追踪。

流动监视车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相当简单。每一辆车里有三个人，由于车子在室外或大街的角落里停留的时间太长，这些流动监视车就像发了炎的大拇指一样，非常引人注目。温特博恩和我又作了一次实地调查。我们去了一个正在进行监视活动的地区，只用了半个小时，我们就把每辆车都找到了。有一辆车特别容易找，虽然最近装上新牌照，但驾驶员竟忘了更换下那块旧的。我建议斯卡登减少车内的载人数目，但他却以道地的英国佬作风教训我，说车里必须要有三个人。

“一个人开车，一个人看地图，还有一个人要操作无线电。”他的话似乎很有说服力，仿佛根本没有意识到所有这一切的不合理。

有—个环节可不是开玩笑的，这也是我最感到忧虑的环节——通讯系统，它从来就是情报组织中最薄弱的环节。监视员每天要同观察站、流动监视车和总部通话数百次，可这些讯号很容易被发现，首先是因为它们从来没有登记波长。俄国人只要探测到没有登记的波长的呼号，就可以识别出监视通讯。在国外，军情六处在这方面的情况也是很糟的。长期以来，识别英国大使馆里军情六处的人员的最好方法就是检查哪些外交官使用不通过总机的外线。后来，军情五处引进了一个复杂的译码系统，专门把监视通讯电文译成密码。我当即指出，这样做也是徒劳。因为监视通讯信号混在警察、消防车和救护车的信号里，更容易被识别出来。警察、消防车和救护车的信号都不是密码信号。可是他们似乎还不明白，俄国人的大多数情报都是从通讯本身而不是从通讯内容中搜索到的。他们对通讯进行分析后，可以知道下一次行动将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点进行，再反复与他们自己掌握的记录进行核实，最后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一切情报。

我苦口婆心地到处游说，呼吁集中精力，设法追查俄国人是否在系统地监视我们的监视通讯。从理论上来说，这是可行的。因为任何接收装置都会发生辐射，这种辐射在短距离内是能够被测出来的。我通过英国政府通讯总部这一正常途径，提出了我的计划。可是等了数月之后，政府通讯总部才给了我一个所谓经过“慎重考虑”的答复：进行这种试验，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两年以后，政府通讯总部和军情五处才意识到他们的这种判断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失误！

与此同时，我一直忧心忡忡。如果监视通讯系统环节如此薄弱，监视手段又像我所说的那样落后，那么军情五处不得不设想一下，它多年来惨淡经营的反间谍工作实际上已前功尽弃，或者至少有一部分监视工作被俄国人发现了，那么究竟是些什么活动被发现，有多少活动被发现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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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在冷战的战壕里，A 处二科是军情五处的前沿阵地，温特博恩和我则是突击队员。温特博恩是我的一位好战友。他在加入军情五处之前，曾在陆军服过役，到过中国、日本、锡兰和缅甸。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和日语。他曾经想当陆军元帅，可是没有成功。他拟定的行动计划总是经过周密推敲的，每个细节都考虑到了，尽管往往很复杂，但总是贯彻执行着军事上的精确性。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没有情趣的人，他每次参加行动的目的不仅为了收集情报，而且为了从中获得一点乐趣。我们的确获得了乐趣。在五年的时间里，我们奉国家之命所进行的窃听和盗窃活动遍及整个伦敦，而白厅里那些自命不凡、头戴礼帽的官员对此却佯装不知。

温特博恩和我是天生的一对默契的搭档。我们都坚信，军情五处的每一个环节几乎都迫切需要现代化，特别是在技术领域。我着重于出主意，他则帮助我从建议中剔除那些不切实际之处，选出那些合理的意见，并策划如何使它们付诸实施。

我第一次和温特博恩搭档时，他正为A 处二科刚刚完成的任务而沾沾自喜。这个任务的代号是“党务行动”。这是一个典型的温特博恩式的行动——彻底性与好运气的完美结合。F 处四科的一个反间谍专家从英国共产党内部了解到，全体秘密党员的档案都存放在一个住在梅费尔的富有党员的公寓里。于是A 处二科奉命制定一个行动计划，潜入该公寓里去复制档案。

公寓被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包括目测、窃听电话和截查信件。不久，军情五处碰上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好运气：公寓里的主妇打电话给她正在上班的丈夫，说她要出去一个小时。她告诉他，她把钥匙放在草垫下面。莱肯菲尔德大楼监听到这只电话后不到二十分钟，我们就出现在公寓周围，用塑胶印制了这把钥匙的模型。

我们趁公寓的主人周末到湖滨区度假时，作了细致的安排。温特博恩派了一队监视员去监视公寓的主人，以防他们决定提前回来。我们在莱肯菲尔德大楼设置了许多脚踏式微型胶卷照相机，准备翻拍档案。A 处二科的一队工作组开进了公寓，撬开了装有党员档案的文件柜的锁。每个柜子的所有抽屉装着的东西都用波拉罗依德照相机拍了照片。每份档案都是小心翼翼地被取出并在公寓里就进行了编号，以便用后放回原处。然后档案被成捆地载到莱肯菲尔德大楼，按着先后顺序进行复制。总计起来，那个周末共复制了五万五千多份档案，从而得到了价值连城的关于英国共产党的一大堆情报。

“党务行动”使军情五处全部掌握了英国共产党的组织情况。每份档案里都有一张声明，由申请人亲笔书写，说明自己为什么希望入党。此外，还有完整的个人详细情况，包括入党时的详细环境条件、为党所做的工作，以及党组织的联系人。“党务行动”所搜获的材料里还有美国共产党秘密党员的档案。他们当中有些人希望不暴露自己的身份，有的则是因为党要他们这样做。这些秘密党员大部分和三十年代的秘密党员不是同时代的人。三十年代时的秘密党员后来多数加入了间谍的行列，而新一代的秘密党员主要来自工党、工会运动、民政机关或其他政府部门。由于艾德礼政府实行了新的审查制度，这些党员只得转入地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几年里，英国共产党很得人心，尤其得到了工会运动的拥护，其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在战争时期与苏联是盟国。英国共产党在劳资纠纷中日益活跃，使艾德礼首相的后几年过得惊恐万状。四十年代末，军情五处开始集中优势来监视和削弱英国共产党在工会运动中的活动。一九五五年进行“党务行动”时，英国共产党的每一级组织几乎都受到了技术监视或密探的渗透。军情五处把英国共产党的核心的党务材料搞到手，最终证明了它在战后控制局面的能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入侵匈牙利后不到一年，英国共产党的威信便开始接连下降。

军情五处获得这批党务材料之后，英国共产党再也无法对国家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了。从那以后，军情五处可以找到每个仍在进行活动的党员，尤其是那些秘密党员，并监视他们的活动，严防他们获取机密材料。党务材料全都存放在“Y 箱”里，一直很有用。到了七十年代初期，英国共产党后来开始抗议，说它已经取消了秘密党员的制度，现在只是一个公开的政党了。

我开始参加对付英国共产党的行动是在五十年代末。温特博恩和我在英国共产党设在国王街的总部里另外装了一部电话。英国共产党知道它的建筑常常受到技术监视，因此不断变换重要会议的会址。国王街总部有一名情报人员，他向他的F 处四科的上级报告，说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地点已迁往房子尽头的一个小会议室。这个小会议室没有窗子，我们还从那个情报人员那里了解到，会议室里也没有电话机。这就使我们无法用特殊装置来进行窃听。到了六十年代，我们才弄明白为什么这个会议室里没有电话。在国王街刚刚安装上特殊装置后，安东尼·布伦特就把这件事泄漏给了俄国人，这是他最早向俄国人泄密的几起事件之一。俄国人又转告了英国共产党，让他们撤掉所有机密场所的电话，可是英国共产党并不完全相信这一点，他们只有在最高机密的事情上才采取防范。

温特博恩和我乘坐我的车子来到国王街，坐在外面研究那房子的外墙，设法找出窃听那间会议室的最好办法。临街的那面墙的左下方有一个旧煤槽，已有多年弃置不用了。仿佛这个煤槽为我们提供了最大的方便。我们向那个情报人员打听这个煤槽通往什么地方，他说是直通会议室的。我向温特博恩建议，我们可制作一扇假门，要和现在煤槽上的那扇门一模一样，把假门放在原来的那扇门上，两个门之间安放一只无线电话筒，通过钥匙孔来传送声

温特博恩立即作了安排。他首先设计了一扇新门，上面装有弹簧扣，可以扣在煤槽上。原来的旧门是深褐色的，在风雨的磨损下已经不成样子了，新门显然也得漆上同样的颜色。于是我们与加斯顿的建筑研究站取得了联系。有一天晚上，我们随便走过那地方时，温特博恩用改锥刮下了一点油漆。然后把它作为样品送到建筑研究站进行鉴定。鉴定之后，他们给我们弄到了一些同样的油漆。我们用一支喷枪和一桶水，成功地把新门漆成经过风雨剥蚀的效果。我负责在门上安装无线电话筒。我把一根小的塑料导音管的一头接在门的钥匙孔上，另一头接在话筒上。其余的空间放满了电池，这样能使话筒连续工作六个月。国王街尽头有一间电话间，接收机就隐藏在里面。幸好电话间的位置正好在话筒的发射距离之内，这样电话线就能把信号传回到莱肯菲尔德大楼第八楼。

这次行动最冒风险的工作是把假门装到国王街的煤槽上。这项工作将在英国共产党大楼的视线范围里进行，他们对任何可疑行动都时刻保持着警惕。温特博恩搞了一个典型的复杂的计划。他决定在星期六深夜里安装，因为那时正是戏院散场的时候，整个皇家歌剧院的街头都会挤得水泄不通。他把A 处二科和F 处四科所有能来的官员以及他们的妻子都动员起来，让他们在指定的时间从四面八方拥向国王街。温特博恩为我们做了仔细的安排，要我们分两批到达，假装喝得酩酊大醉。我们在人行道上会合，互相打着招呼。温特博恩躲在人群后面，跪在地上，用手钻在煤槽的墙上钻了四个小孔，用来装那扇假门上的弹簧扣。为了避免露出痕迹，他用手帕接住掉落下来的砖灰。不到一分钟，我们吵吵闹闹的社交声开始远去，可温特博恩有钢铁般的意志，耐心地钻完了孔，从大衣里拿出假门，把它装在应装的位置上。

这次行动的代号是“夹针”，按照计划圆满地完成了。几个月来，军情五处听到了英国共产党的每一次重要的会议。可是最后话筒还是被发现了。一位英国共产党负责人在收听无线电时忽然转到我们的频率上，颤噪声使他猛然醒悟到有什么装置存在。英国共产党把整个大楼翻遍了，以便找到窃听装置。幸亏当时温特博恩的妻子到挪威走亲戚去了，温特博恩就住在莱肯菲尔德大楼顶层的套间里。话筒一暴露，他就急忙跑去卸下假门，像缴获战利品一样把它拿回了办公室。

温特博恩和我干过的最大的一次话筒窃听行动是在兰开斯特大楼。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有的英国殖民地会议都是在这座富丽堂皇的大厦里举行的。麦克米伦当了首相以后，殖民地事务变化的步伐更加明显了。军情五处主要负责所有的英国属地和帝国本身的安全以及情报收集工作。在殖民地走向独立的谈判中，军情五处日益遭受到了重大的压力，政府要求他们提供情报分析。用小打小闹的方式显然不可能有效地窃听兰开斯特大楼。哪些房间要使用，我们无从弄清，这给我们情报的收集工作带来了困难。温特博恩和我建议五处在整个大楼里安装一个综合话筒系统，随时都可以根据需要来使用。殖民地事务部欣然同意了我们的要求。兰开斯特大楼关门进行了为期两周的“修整”，A 处二科的一队人马搬了进去。温特博恩和我已经在事先就仔细地推敲过房间的情况，并画了一张线路图，标明了每个话筒的位置。我们对整个安装过程进行了监视。在整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只要有高级外交谈判在伦敦举行，我们就使用这套综合系统。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对抗苏联及其同盟国，但窃听英国共产党总部和监视第三世界代表团最终要干扰这个主要任务。我在A 处二科时，对付俄国人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代号叫“唱诗班”。这个行动实际上在我加入军情五处的前几个月就开始了。那时温特博恩搞一个行动，即窃听在贝斯沃特路上的俄国领事馆。它的隔壁有幢房子正在进行维修，准备迎接新的主人。这是一次机会，军情五处的人假扮成装饰工混了进去。温特博恩安装了一种新型装置，这是一种探测话筒，是约翰·泰勒在多利斯山实验室研制出来的。

探测话筒是一种大型的高灵敏度话筒，主要用来进行隔墙窃听。窃听装置安在墙内，离窃听目标的墙面有十八英寸。在这个距离之间，用手钻半英寸半英寸地钻出一个直径为四分之一英寸的洞，钻到离目标墙面半英寸的地方就停下来，再用手工挖一个针鼻大小的圆孔来（我们使用的工具是六十号钻头）。在墙壁的另一边，用肉眼几乎看不出什么来。在十八英寸的空间里置放一根光滑的有机玻璃管子，以便使声音能传到话筒里。话筒与街上的线接通，利用电话线把信号传回莱肯菲尔德大楼，再用放大器把声音放大，直到可以被清楚地听到。

在温特博恩安装“唱诗班”话筒六个月后，它突然沉默无声了。军情五处有个情报员，有时为俄国人当勤杂工和装饰工。由于这个人的名字叫纳特金，于是就得了个绰号叫“松鼠”。他告诉我们，说隔壁房间已经重新刷了油漆。看来那针孔有可能被油漆封住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感到迷惑不解。

在没有安装话筒之前，温特博恩曾从纳特金那里了解到了这堵墙的详细尺寸。他根据这些尺寸数据，在离地板十四英尺高的精致的檐口上的石灰薄片后面，设计了一个针孔的出口处。看来不可能有人会这么仔细地刷油漆，以致把针孔封住。温特博恩和我决定再把它挖出来检查一下。

这次新的行动，需要进行周密的计划。领事馆隔壁的房子的维修工作已告结束，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繁忙的办公室，常常有一些人上门拜访。我们了解到，在这些来访者当中，有的是来检查安全工作的俄国人。因此，我们只得在夜里悄悄地干。要到离地面十四英尺的地方工作，必须搭架子，还需要石灰和油漆，以便用来修补损坏之处。温特博恩搞来了一个活动梯架和快干维修材料，这是建筑研究站专门为五处研制的，包成一个个小包送到办公室，以免引起领事馆的注意。领事馆对周围的一切一直保持着警惕。

一个星期以后，贾格尔和我乘坐出租汽车来到贝斯沃特路的尽头。当时还是冬季，街上一片灰暗，路上行人拥挤不堪，我们怀着一种轻快感向领事馆走去。用贾格尔制作的有名的钥匙开了门，进了隔壁的房间里。我们打开一个放有工具和一台小型无线电接收机的公文箱。设在领事馆对面的观察站已接到通知，对领事馆的动静进行监视。我们打开了接收机，这样便知道是否有人进入隔壁屋子，一旦有人进去，我们就停止工作。

军情五处安装的每一个话筒都在A 处的索引室作过登记，上面写明了技术性能详细情况、工作史和安装的具体地点。安装的具体地点是最重要的。贾格尔默默地支起了工作架，我趁这空当研究了墙壁的图纸，这是我们从A 处的索引室带来的，并作了三角测量。我们动手开始刮石灰，工作进行得很紧张。每一片石灰都必须用手接住，不让其落到地板上，然后用袋子把石灰片装走。我们搞了一个小时，挖出了话筒，它是用一层粘土封在墙内的。我拆掉电线，拿出通向隔壁房间的有机玻璃管子。

我们使用的六十号钻头，上面有一个特殊的插销，可以使钻头慢慢地转动，不让半点石灰屑或油漆片掉进隔壁的房间。我把钻头插进去，用手稳稳地托住钻机身。贾格尔轻轻地转动着手柄，只转了两圈，就碰到了硬块，针孔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很显然，这硬块不是什么油漆。我们在过路汽车车灯的亮光下，互相交换着疑惑的眼色。我们又开始转动钻机，可是又一次碰到硬块。突然，钻头能活动了，但旋即又碰到了另一个障碍物。我把钻头轻轻地抽了回来，贾格尔用盒子把它装了起来，准备带回莱肯菲尔德大楼去检查。我在洞里放置了一根导声管。从管中听到隔壁房间里的钟在喀喀地走着。无疑我们已按原计划用钻头钻入了隔壁房间，而且就在檐口上那片石灰薄片的背后。

我们迅速地把话筒放回墙里，重新接上电线，然后用石灰把洞眼封好。为了等待石灰干燥，我们只得在这里磨上三个小时，以便在油漆剥落的地方重新刷上油漆。我们坐下来抽烟，接收机断断续续地响着。即便是在这茫茫寂静的午夜，东方和西方也仍然在跳着冷战华尔兹舞。监视车仍在伦敦那些黑暗的街头跟踪着俄国外交官员，但这领事馆却沉寂无声。

第二天，温特博恩和我在第八楼收听“唱诗班”话筒发回的声音，音量较小，像是被什么东西捂住了似的，但显然还是在工作。惟一的问题是那间房间里没有任何人讲话。我只能听到一架打字机连续不断的咔喀声。我们来到地下室，用显微镜检查了六十号钻头。它上面留有一层石灰痕迹，长达八分之三英寸。不知这个俄国维修工是谁，他干得可真够认真的！

温特博恩眯起眼睛往显微镜里看，然后说：“这是什么重新粉刷？把石灰往一个针孔里塞了八分之三英寸厚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是用注射器灌注的。”

大约一个月以后，“松鼠”纳特金碰上一次机会，看到了那间房子，里面已经全部重新装修过了，与隔壁共用的墙上装了一层隔音板，有个秘书正在里面打字。俄国人和我们一样明白，共用墙是最容易被人派上窃听用场的。可是，据我们所知，他们还不知道墙里有个探测话筒。但是，看来他们大概发现了针孔，于是把它堵死了。

一九五五年七月，我再次跟苏联人交锋。这回是在加拿大。皇家加拿大骑警队要求军情五处在他们的一次行动中给予技术上的帮助。他们准备在渥太华俄国大使馆里安装话筒。俄国大使馆是一幢三层楼的老房子，濒临里多河，最近在火灾中烧。皇家加拿大骑警队打算在重建过程中安装窃听设备，需要最新设备，所以来跟军情五处取得联系。

我到达机场时，来接我的是皇家加拿大骑警队反间谍处二科的科长特里·格恩西。跟他一起来的助手是个威尔士人，叫詹姆斯·贝内特。格恩西是加拿大人，瘦长的个子，表面上镇定自若，但内心却极为虚弱，常常流露出他那火爆脾气。他是由英国安全局和秘密情报局训练出来的。五十年代初期回到加拿大。他认为身穿警察制服的骑警人员根本不适合做反间谍的细致工作，他对此深信不疑。于是，他开始吸收一些文职情报人员，单枪匹马地把二科建成了西方最现代化和最富有进取精神的反间谍机构之一。有许多设想实施后在英国和美国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设想都是格恩西率先提出的，譬如用电子计算机来跟踪在西方的俄国外交官。可是他常常受到来自骑警队的传统势力的压抑和限制。这种传统势力认为，穿制服的骑警比文职人员要具有先天的优势。这种斗争不仅存在于加拿大的情报部门，而且也存在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格恩西认为只有英国的做法才是对的，因为他们区别了刑事侦探工作和情报收集工作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技术领域。为了使二科不受骑警队主力的控制而独立，格恩西奋力进行了许多斗争。可是这种努力几乎断送了他的整个事业。骑警队的高级官员对格恩西从不宽恕，他最终还是被贬到英国去担任骑警队与军情五处和六处之间的联络官。后来因健康恶化，被迫退休。

一九五六年，我第一次到加拿大去协助筹划“蚯蚓”行动时，格恩西还在走红。当天吃晚餐时，他向我描述了这个行动的进展情况。重建俄国大使馆的建筑承包商已被骑警队顺利地争取过来，并让骑警队人员伪装成工人在工地工作。此外，还从叶戈尔·古曾科那里得到了些帮助。此人曾是俄国大使馆的密码员，一九四五年叛逃投奔加拿大。在他的帮助下，格恩西找到了克格勃和格鲁乌的机要办公室以及机要室的精确位置。机要办公室就在这幢建筑的东北角。

我研究了这个计划后，断定“森林之神”的技术指标不能胜任这项任务。所谓“森林之神”，就是共振话筒，从外面发射微波使其工作。由于话筒和安全地带之间的距离太远，所以其效果是无法保证的。看来我们惟一能使用的是有线装置。这种装置的最大优点是，如果装得巧妙，那就会天衣无缝，几乎无法发现。最佳办法是把话筒隐藏在目标建筑物一侧的铝格子窗里。格恩西从那个建筑商那里搞来一个窗框的样品。这种窗子的分量很轻，是左右推拉的，若在里面隐藏东西倒是很理想的。当两扇窗门锁在一起时，框格内有一条通风道，可以使音质保持良好，金属的窗框可以有效地减弱话筒所产生的磁场，这样探测器就不容易找出话筒来。

可是，最为伤脑筋的问题是如何隐藏话筒的电线。按设计的规格，新建的大使馆的墙壁厚度为两英尺，混凝土的内壁为十四英寸厚，中间留有二英寸的空间，外墙贴面为四英寸厚。我们在军情六处寻找了关于俄国电子探测器的详细资料。据他们说，俄国人只对墙的内侧进行探测，而从来不对墙的外侧进行探测。显然，俄国人怕被人看见他们对自己的房间进行探测，认为这很不体面。我对格恩西说，最佳方案是将电线放在那二英寸的空间里，外面有十四英寸厚的混凝土保护，无论如何也很难被人发现。特别是军情五处已经研制出了一种新型的细电线，它产生的电磁场是很弱的。

建设工程开工了，我们得设法不让俄国安全人员发现这些电线。他们常常到工地来检查加拿大建筑承包商的工作情况。每一根八英尺深的混凝土基柱下面，我们都埋有大捆的电线，并用柏油在表层作了掩护。每天晚上在建造主体工程时，伪装成工人的骑警队员就进入到工地，从大捆的电线中拉出一段来，装进空间里。一共要放八根电线，每根编上一个号码，从一号到二十号，以便被人发现时糊弄俄国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花招，如果俄国人推倒这个建筑来寻找那些电线时，他们也一定会欣赏这个玩笑的。

最为艰巨的工作是把电线接到话筒上去。房子东北部分的窗户已经顺利地装好了。有个骑警队的官员在现场监督，以保证把这些窗框装在正确的位置上。在几个月的建筑工期中，我们使出了浑身解数，才把电线放进了那二英寸的空间里。可是要把电线和话筒接通，却是没法躲过耳目的。于是我们只得让一位工程技术人员登上四楼一样高的架子，从外面把它们接上。这项工作由格恩西手下的一个技术员负责。这个青年的工程师干得很不错，在深夜接近摄氏零下四十度的酷寒里，这个身材魁梧的人，带着装在挎包里的焊接工具，爬到房顶上去干活。他把八个话筒逐个安装，再仔细地接通电线，牢牢地焊好每一个接头。

电线接好以后，骑警队的技术人员开始从使馆隔壁的一幢保安楼下面挖出一条二十码长的地道（这幢保安楼是骑警队的，这条地道一直通到埋在基柱下面的电线捆）。然后把电线从地下十英尺的地方牵进保安楼，再用三英尺厚的混凝土将电线覆盖起来。八根电线都接到隐藏在保安楼车库里的扩大器上，动力由骑警队总部输出线提供。进行测试时，每个话筒都工作正常。

可是，正当这个几乎没有漏洞的行动快要结束时，一个厄运突然降临。有一个工人，他不知道所有从楼上窗子里牵下来的电线是在新使馆的东北角附近的外墙那块地方集中通到我们的保安楼里去的，他在那里安装燃料箱，把金属扣打下去支撑通风管道。有一根金属扣直接扎穿了埋在地下的电线捆，把所有话筒的接头全弄坏了。

没有任何办法，只得再度进楼，可这次行动比上次更冒风险。建筑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俄国人很快就要搬进去。如果被发现，俄国人是不会相信那些由骑警队人员伪装成的工人是清白无辜的。他们在一个十分寒冷的晚上，重新进入使馆楼。好不容易才从金属扣下面挖出了八根电线当中的六根，把它们重新接好。另外还有两根电线，也只好不要了，干脆用那根金属扣把它们装在墙内。尽管损失了两个话筒，可至少在每一间目标房子里仍有一个话筒能工作，这场意外事故就这样算是平息了。

在俄国人搬回他们的使馆以后，我们从话筒里听到了讲话的声音。格鲁乌的官员们兴致勃勃地谈论著家具该如何摆设。四十八小时以后，俄国人突然从他们的办公室里撤走了。很快，我们从俄国人在大使馆的材料里发现，他们拟将在这幢建筑物的另一个地方修建克格勃和格鲁乌的机密办公室，可能由一台单独的发电机提供电源。

这些话筒不断地把声音传回骑警队总部。不久话筒把一个正在进行工作的扫描组的声音传送回来。骑警队几天前就对这个小组的到来有所察觉，直到他们开始在东北角工作，敲打着墙壁寻找空洞，还用金属探测器检查天花板时，我们才得到了证实。这帮人在装有话筒的房间里折腾了二十天，仿佛认定了里面装有窃听器一样。可是他们一直没有找到电线和话筒。根据俄国在世界各地的标准来衡量，新建的使馆规模不算大，可尽管内部空间狭小，东北角除了一般的领事工作以外，几乎没有派上什么用场。甚至在检查组离开这里以后，情况还是如此。八年过去了，那帮检查窃听器的人又到渥太华来了。他们直接来到那些装有话筒的房间，花了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就找到了电线和话筒。检查组在大使馆里的四十二间房间里，只检查了那装了话筒的六间屋子，他们肯定早就知道该到什么地方去找话筒！

正如“唱诗班”行动一样，“蚯蚓”行动的某些事情让我感到忐忑不安，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失望。从技术的角度来说，这次行动是有所突破的，可好几个月的耐心准备，全部付诸东流，我们什么情报也没有得到。当然，在开始筹划这次行动时，格恩西就想到了，最大的风险是假设俄国人会在旧使馆的同一位置设机要室。我们根据分析使馆楼内的供电状况，产生了这个假设，这并不是不合理的。他们后来决定把机要室修建在另一处并把它隐蔽起来，这也是不奇怪的。英国和美国都已开始意识到，要想让使馆的机要室不被话筒窃听的最好方法就是把机要室设在内部最隐蔽的地方。几乎可以肯定，俄国人对这一点也是十分清楚的。其次最好要有自己的供电设施。可是，俄国检查组如此胸有成竹，看准了东北角进行检查，仿佛在寻找一件他们知道放在什么地方的东西似的，这一点令我感到奇怪和不解。

不到一年时间，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还是在加拿大。波兰政府被允许在蒙特利尔设领事馆。他们买了一幢旧房子，开始重新装修。一九五七年一月，我飞往蒙特利尔协助皇家加拿大骑警队安装一只话筒。骑警队对使馆的波兰情报官员的情况了如指掌，同时知道该官员的房间在什么地方。可是房间内部正在全部重新改装，无法下手安装有线话筒，只好装一只“森林之神”共振话筒。这幢房子的电线正在更换，可以用钢管来埋电线，就像“蚯蚓”行动中的窗框一样。我算好如果把“森林之神”装在钢管附近，实际上是不可能被人发现的。可是，在安装好“森林之神”不到两个星期，波兰人下令让建筑承包商把那堵装有窃听器的墙拆了，另外再修筑一道墙。骑警队想方设法搞回来了一个装置，另外一个被波兰人拿走了。后来，骑警队从波兰使馆内部获悉，是俄国人给了他们启示，说可能有话筒窃听。这回俄国人又一次先下手。

这种事除了在加拿大发生，在澳大利亚也发生过一次，那次叫“老鼠”行动。一九五七年，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局长查尔斯·斯普赖爵士访问伦敦。他所领导的这个组织专门为澳大利亚在国外收集情报。斯普赖打电话来，说他想见我。他曾一度是个外表洒脱的人，有一对大眼睛，留着小胡子，工作的职责和追求享乐使他有点华而不实。一九四九年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成立时，他就开始出任局长。在这之前，他是澳大利亚军事情报处处长。但他有决心成立一个类似于英国安全局一样的正规安全情报机构，他同那帮号称“墨尔本土地之神”的官员一起，到处为此游说。这帮官员与他有着共同的语言。斯普赖挥动他的铁拳，掌管着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达十九年之久，成为战后情报界的显赫人物之一。可是到了他事业的后期，开始与他的部下们脱离疏远，对整个组织的控制也就松弛了。

斯普赖很喜欢访问伦敦。三十年代时，他在印度的陆军部队里服役，防守开伯尔山口。因为有着同样的背景，加之对军人和绅士所具有的性格风度的观点相同，他在英国情报界拥有许多讲究加入各色各样的俱乐部的朋友。他并非等闲的糊涂之辈。他一见到我，便打开窗子说亮话。他对我说，他刚去过加拿大，特里·格思西建议他找我谈谈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打算对俄国人安装窃听器的事。他解释说，自从报纸报道了彼得罗夫夫妻双双叛逃的事以后，俄国就同澳大利亚断绝了外交关系，并把他们的大使馆委托给瑞士管理。彼得罗夫夫妻俩原是俄国驻堪培拉大使馆的机要室工作人员。前不久，俄国人试探着打算回来。在俄国人住进使馆之前，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想在使馆里安装一只窃听器。在研究了计划之后，我劝斯普赖装一个“森林之神”，并把设备示范给他看。木制框格窗的框架是安装“森林之神”的最为理想的地方。我为此派了一名助手去澳大利亚监督安装的细节。安装工作顺利完成。我告诉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在一年之内不要启用它，以防万一被发现，因为俄国人在重新住进这幢楼的最初几个月，有可能使用探测器来探测使馆建筑内部是否有微波。“老鼠”行动与“蚯蚓”行动一样，在技术上是相当成功的，可是照样没有搞到一点情报。克格勃人员那间房间的每一个响动，翻动报纸的响声。写字时的笔画声都能听到，可里面的人却从来不说一个字。“老鼠”行动也告流产了。

五十年代，人们对军情五处的要求之多，简直难以满足。军情五处的人力和物力显得特别紧张。为此，有个别的官员实在无法承受那样的工作压力，尤其是A 处二科的人，因为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行动，更是受不了。一次行动完结了，又来了一次行动，简直没完没了。我办公桌上堆着的计划、地图、简报和技术报告等，令我感到手忙脚乱。任何时候都很难弄清楚哪些行动结束了，哪些行动还处在筹划酝酿的深谷里。即便是在最乐观的情况下，收集情报也是一件令人伤透脑筋的事。但是每一个职业情报官员，在脑海里总会留有一席空白给那些值得他回忆的往事片断。这些片断由于某种原因而向他们摆出了一个个未能解开的谜。 “唱诗班” 行动、“蚯蚓”行动、“老鼠”行动等，都聚集在这一席空白地里，被眼前行动的生动局面所掩盖。可是它们并没有被遗忘，直到若干年以后，它们又浮现出来，并产生着新的意义。

情报这个行当，是非常孤独冷寂的。当然也有同志般的忠诚与友谊。可是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你总是孤立无援的。你得独自恪守机密，你的生活和工作的节奏总是处在极度的紧张状态中，总是离不了同事们的帮助。但是你总在不断地向前迈进，或奔赴新的工作岗位，或从事新的活动。每走一步，就从中获得新的机密，而与过去的旧机密一刀两断，与别人接触尤其是与外界联系的机会很少，因为你所从事的大多数事情是不允许让外界人士知道的。由于这个原因，情报部门所用的人很多。这是情报这种职业的本质的一部分，干这一行当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在我事业的初期，我曾遇到过一个人，他在英国情报部门的遭遇，骤然把这种职业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性这一虚伪的面纱揭去。事情还得追溯到我为布伦德里特的委员会研制共振装置上来。当时我花了大量的访问进行研究，让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如烟灰缸、装饰物等发出反抗经过一定的加工，这些物体在接受到某种频率的无线电微波辐射时，是可以有反射的。如果能研制出一种完美的系统，将会产生较好的效果。这些物体本身不装发报机或接收器，也就不易被人发现。一九五六年，我们已经研制成功一些产品的样品，决定在俄国驻伦敦的大使馆进行试验。

当时军情五处有个情报员叫亨利·柯比，是个宪兵，他常常和俄国外交人员交往。这个计划很简单，由五处设计一个加过工的并可以反射声音的装饰礼品，让柯比把它作为一件礼品送给俄国大使。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是俄国大使可能接收什么样的礼品，并把它放在书案或办公室里显眼的地方。马尔科姆·卡明建议我去找军情五处的一位反间谍专家克洛普·乌斯季诺夫，他是演员彼得呜斯季诺夫的父亲。

乌斯季诺夫是德国后裔，可他却和俄国外交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俄国大使馆的常客。他曾在俄国、德国和英国陆军中担任过职务，这是他与众不同之处。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间里卷入了情报活动的圈子里，他会讲好几种语言。由于他具有这么一个俄德背景，因此，他便成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提供情报的源头。希特勒上台后，乌斯季诺夫便开始艰辛地工作，与纳粹作斗争。他向罗伯特·范西塔特请求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范西塔特是英国外交部著名的外交官员，他主张反对纳粹。乌斯季诺夫声称他与当时的德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一等秘书沃尔夫冈·朱·普利茨男爵有往来关系。乌斯季诺夫说普利茨是致力于反纳粹的秘密活动的人。军情五处把乌斯季诺夫招进来了，并开始从普利茨那里获得了有关德国重新整顿军备的真实情况的最高情报。这些情报真是些珍宝，或许这是英国在战前所得到的最重要的活情报。乌斯季诺夫和普利茨拉上关系后，两个人成了范西塔特以及丘吉尔晚餐桌上的座上客，把他们知道的情报告诉给这两个著名的人物听。丘吉尔当时还没有上台，普利茨简直就成了这位文质彬彬的英国外交官员的干儿子了。战争爆发后，乌斯季诺夫仍然继续与普利茨往来，尽管普利茨那时已去荷兰担任空军武官了。以后到了一九四0 年，普利茨知道盖世太保要抓他，才决定叛逃。乌斯季诺夫为此冒着个人的危险去了荷兰，把普利茨救了出来，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我坐上出租车来到肯辛顿乌斯季诺夫的公寓里，期待着见到这位已从秘密世界的生活圈子里光荣引退的英雄人物。事实上，他和他的老伴住在一间破旧的公寓里，周围堆着许多皮封面的古书。他现在只能靠变卖这些藏书来维持他们的生活了。

乌斯季诺夫为我的到来感到兴奋不已。尽管他的生活很艰辛，但是在这场伟大的情报角逐中他仍然扮演着一个竭尽全力的角色。他拿出一瓶伏特加酒和两只酒杯，并着手研究我从办公室带来的计划。他是一个身体肥胖笨重的老人，说话时带着浓厚的喉音和多种语言的土腔。他有一双目光尖锐的眼睛，肯辛顿公园附近的俄国外交官的真实想法全都逃不过他这双眼睛。

“我的朋友，”他用俏皮而顿挫有致的语调说，“如果礼品的价值很高，那么他们会卖掉这种礼品，如果这样，那危险性就大了。他们都是些布尔什维克，喜欢正统的东西，如果送一帧银质列宁像或一座克里姆林宫的模型，也许对他们来说更为神圣。”

我解释说，列宁的半身塑像恐怕不太合适。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头颅太圆，这种光滑的表面对声波反射的性能较差，而一座克里姆林宫的模型的方案倒是可行的。这种象征着俄罗斯母亲的复杂建筑模型里，很容易隐藏相应类型的凹状刻纹。克洛普·乌斯季诺夫把整个行动计划视为一出趣味浓厚的戏剧的一个片断。他自告奋勇要去拜访俄国大使，这样便能直接地了解到他究竟喜欢什么。

我们讲起过去的事，伏特加酒的酒劲就上来了。尽管他的年纪很大了，但他仍然有很清晰的记忆。当他提起他和普利茨为国家作出的贡献时，泪水流满了他的脸颊，他终于再也忍不住了。

他说：“彼得，我为他们做了这些事情，但他们却把我丢在这里。我们老两口……身无分文。”

“可是，你的养老金呢？”我问。

“养老金？我没有养老金。”他满腹酸楚地说，“当你为他们干活儿时，从来就不曾想到以后的事，不考虑晚年，仅仅是因为爱好才去干的。可当你濒临死亡的时候，他们就把你抛弃了。”

我默默无语地坐在那里，他的话令我难以置信。这么一个人竟然会如此沦落风尘，差不多快到了被迫乞讨的地步。我真想问他是什么原因使丘吉尔和范西塔特把他忘记了，可我又感到这只会使他更加心碎。乌斯季诺夫举杯饮酒，聊以平息心绪。

“不过干这行是很有趣的，”他最后说。他用颤抖的手往杯子里倒了些酒。在一阵沉默之后，他又说话了。

“这是我的孩子，他是个演员。”他指着摆在壁炉台上的那张青年彼得的照片说，“你有孩子吗？彼得。”我告诉他我有三个孩子，两女一男。

“叫他不要干这一行。”他悄悄地对我说，“我也不会让我的儿子卷进我们这场游戏里。上面管事的都是些贵人，而贵人则多忘事……”

他又感到一阵辛酸，可顷刻又逝去了。他问了一些军情五处的情况，问到了盖伊·利德尔、狄克·怀特、马尔科姆·卡明，这些人在战争期间都和他有着密切的关系。夕阳西下时，房间里的光线黯淡了，我起身告辞。我们握手道别，他又自个儿沉浸到伏特加酒和旧书堆里去了。

我因为喝过了头，晚上没有干什么事就回家了。第二天上午，我跟卡明提起乌斯季诺夫的问题，他脸上露出尴尬的神情。

“我敢肯定我们在几年前就给他发养老金了。”他的声音提得异常的高，“天哪，可怜的克洛普！我马上去找狄克。”

再继续追问下去也是徒劳。究竟是谁忘了克洛普·乌斯季诺夫，是追问不出来的。官僚们总是在被追究失职时，互相推倭，这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乌斯季诺夫还是拿到了他的养老金，可自从那次会面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没有多久，他就去世了，但他的遗嫣至少还是得到了一点好处。不久，送一座银质的克里姆林宫模型给俄国大使的计划落空了，外交部不同意。说实话，那天下午在肯辛顿乌斯季诺夫的家里时，我就已经显得漫不经心了。这件事给了我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军情五处希望它的官员们永远忠诚不渝，直到走进坟墓，而它却不一定以同样的忠诚来回报这些官员。

不管怎样，总的来说，五十年代还是非常有趣的。A 处是一个充满着欢声笑语的地方。温特博恩常常说：“如果你能忍受兴奋，那么军情五处的生活是热闹的。”有一次，我们在匈牙利大使馆隔壁的保安楼安装窃听设备。我爬在屋顶上装天线时被一位邻居看见了，他跑去报告了警察，说看见有窃贼在附近。不到十分钟时间，警察就来敲门了，那位邻居也跟警察一起来了，我们顿时乱了手脚。我周围全是些最新的技术设备，地上摊着接收器和电线。温特博恩不知所措，只得打开地板，把价值上万英镑的设备藏到地板下面去。外面的敲门声更加剧烈，有人用壮实的肩膀在撞击房门，想把门撞开。显然，他们听到里面有响动，认定我们正在行窃。后来等屋里的一切稍为归顺了，我才局促不安地打开门来，并解释说我正在利用夜间时间为房间的主人做一些维修工作，这些维修工作都是经过批准的。我给了警察一个电话号码，这是一个当地警察特别处的电话号码，让他去进行核实。

还有一次更有趣，那是在波特兰街对波兰大使馆搞的同样的工作。当时使馆隔壁的房间暂时空出来了，安全局A 处二科奉命进去安装一系列的窃听器。温特博恩和我带领A 处的十二个人去了。安静是很重要的，因为共用墙那边的目标地常常有人看守。我过分虚张声势，一定要每一个人都脱掉鞋子，以免鞋底踩在光滑的地板上发出声音来。我们在严寒中一口气干了四个小时。二楼所有的地板都被揭开了，我耐心地在梁架之间的空隙里穿排电线。突然，有一根电线缠在一根有裂缝的托梁上，我用手去拉，拉不动，于是便一脚踩在托梁旁边的一枚穿钉上，再用手去拉那根电线。就在此刻，穿钉掉了，我往下一沉，撞穿了楼下一层的天花板，一大块被撞破的天花板落到十四英尺以下的地板上。轰隆一声，仿佛爆炸了一枚炸弹，震动了整个波特兰街。响声与灰雾散去，我却被拦腰夹在天花板的破洞里。过了一会儿，四周又是一片寂静。

“我们脱鞋子脱得好啊！”温特博恩干巴巴地嘲弄道。大家都大笑起来，笑声在这间空房子的周围回荡着。

幸好邻居们大概都已经睡熟了，因为后来没有警察跑来过问。贾格尔赶紧修好板条，并用他的快速干燥维修材料重新修补破损处，重新刷上油漆，这时天还没有亮。

他刷完最后一笔油漆，对我说。“彼得，刚才那一下好危险哪！如果你从那朵‘玫瑰花’里掉下去，那我们可就全完了。”

但是，类似于这样的事故一般是不会发生的。总的来说，在温特博恩和我的领导下，军情五处的技术工作是具有较高水平的，与军情六处同一领域的工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五十年代中期，军情六处能出大纰漏就不会以出小纰漏为满足的。我听说过的最好一例，便是他们的训练工作。他们把一名低级官员放在军情六处的一间公寓里，然后让一队新手去寻找这个官员并审问他。为了避免出事，每次搞这种活动，都要按惯例通知军情五处。

一天下午，A 处二科接到从军情六处打来的电话，请求给予协助。军情六处派出去的那支搜索队显然弄错了藏有他们目标的公寓的层数。他们把上一层的房门撬开了，并开始审问住在里面的那个男子。那男子自然说自己是清白的。搜索队认为他的申辩是预谋的一部分。于是，这帮充满热情的新手对照军情六处教科书上“劝说”一栏的教条，如法炮制。“劝说”完毕之后，这个人居然全部坦白交代了。原来他是一个珠宝窃贼，前不久刚盗了些钻石。显然，他认为抓他的人是由黑社会派来对他实行报复的。他把手头藏着的一些小东西都交了出来。

军情六处一个倒霉的官员在电话里恳切地央求我们告诉他该如何处理那个珠宝窃贼以及钻石和被毁坏的公寓，温特博恩听了之后忍俊不禁。后来，他们限令窃贼在两小时之内去欧洲大陆，然后派贾格尔去修好公寓的破损处。

我在A 处二科呆了两三年以后，军情六处开始找上门来要我帮助他们规划他们的技术行动。和军情六处一起工作，我一向不感兴趣。老实说，他们总是策划一些在技术上没有多少成功把握的行动。为了便于吸引美国人参加他们的行动，他们总搞一些类似于柏林隧道那种史诗般的宏大工程。可这种宏大的工程一直没有搞成，而时光却在空耗，甚至连少量的、规模较小的、较为理智的行动也没有搞成。他们还热衷于毫无价值的装腔作势，我认为这不利于行动的安全，而且很危险。譬如，在波恩我们拟定对俄国大使馆采取的“蚯蚓”行动就是这样。

军情六处驻当地的官员逛到这个地方，有一次竟然同克格勃的安全警卫人员闲扯了起来。这种事若被当成茶余饭后的闲话还可以，可是登在每周部级情报摘要上反倒几乎没有人看。除了鲁莽瞎干，他们还常常海阔天空地还想，夸大其词地吹嘘，其荒谬程度令人瞠目。我曾在波恩非常合理地建议使用德国电线，以便一旦行动暴露，军情六处可以矢口否认，而把一切责任往当地的情报部门头上推。

军情六处分站站长说：“天哪，彼得，我们不能做那种不道德的事。”他显出一副道貌岸然的神情。

就我所知，军情六处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全是做样子给白厅或军情五处看的。事实上，军情六处在约翰·辛克莱爵士的领导下已经成了一个累赘。它仍然拒绝正视由菲尔比这个苏联间谍所引起的可怕的后果。它还继续用三十年代的态度以及三十年代的人员设备在现代世界里开展工作，因而导致他们在一九五六年四月犯下了最大的错误——克拉布行动。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惊奇。

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乘坐“奥尔忠尼启则号”战舰访问英国，停泊在朴茨茅斯港。他们这次访问英国的目的是打算在适当的时刻改善英苏关系。军情五处决定在赫鲁晓夫下榻的克拉里奇旅馆的房间里进行窃听。在正常情况下，克拉里奇旅馆的电话系统里一直装有特别装置，因为军情五处对住在那里的许多外国人很感兴趣。我们了解到在赫鲁晓夫还没有住进去之前，俄国人就派了一个检查组对这个房间进行了检查。我们决定在这个时候首次启用经过专门改进的特别装置，这是约翰·泰勒在多利斯山实验室研制的。这种新型的特殊装置可以不用垫圈就进行安装，因此不易被人发现。我们可以用短波高频兆周在近距离内使电话工作，遥控设备就装在克拉里奇旅馆附近的格罗夫纳庄园里的一间办公室里。整个工作的效果令人十分满意。在赫鲁晓夫的整个访问期间，我们一直在窃听他的房间，实际上，我们获得的情报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赫鲁晓夫是个十分滑头的人，他在旅馆的房间里压根儿就不提任何有点价值的事。记得当时我坐在八楼，译报人员为我翻译他的谈话的大概意思。每次窃听赫鲁晓夫的谈话都是好几个小时，我指望着能从中获得重大价值的谈话内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临终前的情况只字不提，对克格勃头子贝利亚的命运也闭口不谈，相反，他对他的贴身男仆则大谈自己的衣着穿戴。他是一个极其爱慕虚荣的人，每次都花上几个小时在穿衣镜前精心地打扮自己，非常考究在什么地方对头发进行分路。我禁不住想起艾登，只有他才能与赫鲁晓夫比高低。这两个人都是肆无忌惮的，惟一感兴趣的是在世界大舞台上出风头。

正当军情五处仔细地窃听赫鲁晓夫时，军情六处却对“奥尔忠尼启则号”搞了一个拙劣的行动计划。军情六处伦敦站站长尼古拉·埃利奥特负责这次行动，他是伊顿公学前任校长的儿子。这艘战舰的航行速度比原来海军情报处所估计的要快得多。海军部对此一直不了解，于是军情六处想测量一下这艘俄国战舰的螺旋桨。埃利奥特安排了一个潜水员来执行这项任务，此人就是运气不佳的“巨型炸弹”克拉布海军中校。

实际上，这样的行动并不是军情六处的第一次尝试。他们在一年前就试图测量“奥尔忠尼启则号”的船身，当时这艘舰停在苏联的港口内。他们使用的是军情六处的一艘藏在斯托克斯湾的“X ”型袖珍潜艇，这种潜艇有供潜水员进出的干船舱，加之潜艇的体积小，可以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进入内河水域活动。一名海军潜水员想方设法进入了港口，但终因对方的安全防御工作严密而告失败。

在朴茨茅斯港进行的第二次尝试也以灾难而告终。克拉布身体笨重，年纪也太大了。他一去便不复返。后来一具无头死尸被冲上岸来，初步辨认就是他。军情六处伦敦分站的技术官员约翰·亨利在此之前就通知过我，说六处在筹措克拉布行动。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卡明。他从一开始就对这个行动能否成功产生了怀疑。这是军情六处冒险主义的典型例子，设想拙劣，执行情况更糟。我们大家都交叉着手指，祈祷着化险为夷。两天以后，约翰·亨利慌慌张张地来到卡明的办公室，告诉我们克拉布失踪了。

“我告诉尼古拉不要用‘巨型炸弹’，他患有心脏病。”他一再说。

我们对这种所谓的心脏病的解释表示怀疑，但也没有时间去仔细思索，军情六处这种好高骛远的秘密行动此时正面临着尴尬地公诸外界的风险。克拉布和他在军情六处的助手曾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在当地的一家旅馆住过。

“如果这事传出去，会发生可怕的骚动，”卡明气冲冲地吼道，“我们都要被拖出去游街示众。”

卡明急急忙忙地跑到狄克·怀特的办公室去，要求立即见到他。我们大家成群结队地跑上楼。狄克正端坐在他的桌子旁边，脸上看不到一丝表示欢迎的微笑。他那多年担任学校校长所受的训练又表现出来了，原有的魅力却消失得干干净净。

“俄国人刚刚问过海军部有关潜水员的事，他们只得矢口否认与此事有丝毫关系。我想，恐怕盖子不久就会揭开。”他简单扼要地说。

“约翰，你是怎么卷进这场混乱的？”他突然气呼呼地问。

亨利挨了骂，但仍然解释说，海军几个月来一直在逼着他们搞到“奥尔忠尼启则号”螺旋桨的详细资料。

“你知道艾登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抱怨说，“一分钟之前他说你可以做某件事，一分钟以后他又会说你不可以做某件事。我们以前认为这场冒险是可行的。”

怀特对他的话似乎并不信服。他揉了揉太阳穴，翻着文件。屋角的时钟节奏有致地走着，房间里到处都有恐慌的迹象。

“当然，我们会尽力帮助你，”他终于打破了这可怕的沉默，“今天晚上我去见首相，看看我能否设法不让事态扩大。同时，马尔科姆会让A 处二科归你调遣。”

亨利表示感谢，走出了房间。卡明给朴茨茅斯港的海关情报处打了电话，让他们去把旅馆登记簿上那两个人的名字抹掉。温特博恩和亨利赶到朴茨茅斯去收拾残局，但这些努力不能避免发生丑闻。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对潜水员的事提出公开的抗议，艾登为此丢尽了脸，被迫在下院作了声明。

伦敦的情报界仿佛像某郡的一个小村庄，大多数上层人物彼此都非常熟悉，以至于可以聚在一个俱乐部里喝酒。克拉布事件发生后的好几个星期里，这个村庄里的村民们仍在窃窃私语，期待着那不可避免的、人人都知道的命运的到来。我是军情五处内部事先知道克拉布事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我遵从亨利的劝告，对此一直保持着缄默。

“到处都有破绽，”亨利在克拉布出事不久私下里告诉我，“我们让爱德华·布里奇斯到这里收拾场面。”

此后不久，有一天早上卡明踱进我的办公室，脸上带着不高兴的神情。

“狄克要走了，”他喃喃自语，“他们要他去接管六处的工作。”

我认为，让狄克出任秘密情报局局长的决定是战后英国情报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军情五处在他的领导下，正在朝着现代化的道路踉踉跄跄地迈着步子，虽然这样的征象在五十年代中期还不明显。他既懂得需要改革，又尊重正统的那一套，这恰好能帮助他在不受阻挠的情况下实现他的目标。首先，他是一个反间谍官员，几乎可以称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反间谍官员，是个训练有素的局长料子。他了解自己的部下，了解存在的问题，他抱有建立一个高效率的反间谍组织的理想。然而，他才刚刚起步，便被某个头脑发热的政客调到一个他不熟悉的机构去，而且那里的人对他的前往怀着敌意。他无论到哪里，永远也不会像在军情五处那样富有成就。

然而，这不单是军情五处的损失。战后英国情报部门的主要问题在于对各个情报机构的相互作用缺乏一个明确的设想。在帝国已经不复存在的时代里，英国首先需要的是一个高效率的国内情报组织。很简单，军情六处是次要的，尤其是在政府通讯总部成立之后更是如此。但是，把狄克·怀特调到军情六处这一做法却抬高了它的地位，从而阻碍了一个合理化的情报机构的成长。他离开军情五处以后，军情五处被人全然忽视达十年之久。如果他留在军情五处，那么军情五处就能够治愈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创伤，在更好的条件下去迎接八十年代的挑战。

怀特的离去实在匆忙。同事们纷纷凑钱买了一套陈旧的英国银餐具送给他，并在军情五处的餐厅里举行了一个欢送会。那是一个依依惜别的场面。我当时与狄克还不熟，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对是否应去军情六处感到犹豫不决，或许他已意识到，这一去便是永远离开了他一生尚未起步的事业。狄克在致告别辞时，声泪俱下。他谈到了战前那段时光，谈到在那时结下的友谊。他感谢卡明鼓励他加入军情五处，他骄傲地谈到在战时取得的成果。他祝愿我们大家一切如愿以偿。最后他赠辞说：

“今天下午我见到了首相，他向我保证，说要把军情五处的工作时刻铭记在心上。我高兴地宣布，首相已任命我的副手罗杰·霍利斯接替我的职务，这证实了他对军情五处充满着信心。我相信你们会同意我的意见，军情五处找不到比他更为可靠的继任者了。”

那位身材瘦长、微微驼背的穿着细条纹西服的人走上前去同狄克·怀特握手，那美妙而现代化的时代从此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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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罗杰·霍利斯在军情五处从来就不是一个具有威望的人。他固执而又缺乏朝气，摆出一副指手画脚的权威架子。我得承认，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他。就连那些倾向于他的人也怀疑他是否适合担任这种最高职务。同卡明一样，他是在战前那些日子里和狄克·怀特结下亲密友谊的。狄克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但却喜欢让一些能力较差的人在他周围工作。我认为这是一种潜伏着的危机，或许他是想用这种反差来烘托出他的才能。霍利斯远比卡明聪明能干，尤其是在官僚艺术方面。可我怀疑狄克或许会认为他是一个富有远见和理想的人。

霍利斯认为，军情五处只能是一个小规模的辅助安全工作的机构，收集档案，并进行一些有效的审查工作和安全保卫工作，而不可把手伸得太远，插手到像反间谍工作这样的领域里。反间谍工作需要采取积极措施才能取得结果，还要面临一些抉择，并且容易犯错误。我从来没有听到霍利斯要军情五处执行重大决策而发表意见，他也不考虑怎样才能使军情五处跟上日益加快的情报战的步伐。他不是一个具有这种思想方式的人，他只有一个终身执着追求的简单目的——让军情五处和他自己迎合白厅。这就得保证不出差错，还得付出一事无成的这种代价。

霍利斯生长在萨默塞郡，其父是汤顿教区的主教。他在念完克利夫公学和牛津大学后，曾到中国的许多地方去旅行过，之后在三十年代末加入军情五处。战争期间，他任F 处的副处长，专门分管共产党事务。西利托出任安全局局长时，霍利斯被提升为C 处的处长，负责各种形式的审查和安全保卫工作，如文件分类以及在所有的政府建筑物里安装安全系统。由于他在C 处呆过，后来他当了局长后对C 处的工作颇为关注。

一九五三年，狄克·怀特继西利托当上局长后，任命霍利斯为他的副手。从表面看来，这是一项无可非议的任命，狄克动脑筋，订计划，霍利斯施展狄克所不具有的实际行政工作的能力。就我所知，他在担任副局长的这段时期里，从未让我感到他是一个有抱负的人。他已高升到他所没有期望的位置，他一辈子甘当怀特的下手和密友。这个极端神秘的人有一件要闻已为众所周知，那就是他和他的女秘书长期眉来眼去，暗送秋波。那位姑娘野心勃勃，在怀特突然被调到军情六处后，她就迫不及待地搬进了局长办公室，那股过分的热情使霍利斯望尘莫及。我猜想，霍利斯始终知道他自己的局限性，一旦当上局长，便会以严厉地行使权势来遮盖这些局限性，其结果是不可避兔地要使人们失去对他上台初期时所抱的一点好感。

霍利斯上任之际，正是英国各情报机构之间的关系濒临解体之时，这真是前所未有的。从最初的年代以来，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之间关系一直很紧张。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两个情报部门，以及新成立的政府通讯总部（负责各种形式的通讯和信号情报）在一个协调的情报官僚政治活动中首次成为伙伴（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见克里斯托弗·安德鲁的《秘密机构》一书）。可是不到十年，这种密切有效的关系便几乎土崩瓦解了。军情六处对五处怀着敌对情绪，认为军情五处插手菲尔比案件是毫无道理的举动，而且整个军情六处都认为，艾登任命狄克·怀特接替辛克莱的职务是个奇耻大辱。

毫无疑问，军情五处与政府通讯总部最缺乏联系。战争期间，军情五处有一个自己的信号情报组织——无线电安全处。在双重间谍制度的合作上，军情五处和这个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无线电安全处主要截听并破译德国情报部门——Abwehr的密码，使军情五处能够在德国间谍一踏上英国的国土时就把他们抓获。后来军情六处为五处代管了无线电安全处。B 处当时负责监督甄别这些间谍，那些愿意和英国合作的人转过头去开始向德国人传递假的无线电报告；那些拒绝合作的人则被处决。但是，使用假情报能否成功取决于监听敌人对假情报接受的程度。通过无线电安全处的无线电截听和破译德国军事密码之谜，负责双重间谍活动的“英里格马”二十人委员会便会准确地知道，他们的骗招对德国军事政策究竟有多少影响。

战后军情五处失去了他们在战时的知识分子的精华，对维持与信号情报部门的联系已经失去了兴趣。早在战争初期，他们把对无线电安全处的控制让给了军情六处。可是最大的障碍是政府通讯总部，他们心胸狭窄，死死地封锁着一切形式的信号和通讯情报。一九五五年，我正式加入军情五处时，与政府通讯总部之间的联系仅限于让一个官员同通讯总部的一个较高级的官员每六个月进行一次会晤。一九五六年二月，我第一次参加了这样的会晤。这个经验是不成功的。双方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如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样，一方面，通讯总部在冷战中帮助军情五处执行反间谍的主要任务方面可以起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军情五处在技术方面的进步，它也有可能帮助通讯总部。我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其中之一就是设法检查俄国人是否监听了我们的无线电监视通讯。可是通讯总部代表比尔·柯林斯对这种委员会工作的积极探索表示出了轻描淡写的态度。

“对这样的问题我得请示一下，”他会这样说，或者说，“我确实认为我们没有时间干那种事。”

我向卡明抱怨，可他似乎以不感兴趣。

“那是他们的职权范围，最好让他们去管。”

负责同通讯总部保持联系的军情五处的官员是弗雷迪·比思，此人是D 处的反间谍专家，精力非常充沛。他的父亲是威尔士人，母亲是西班牙人，因此他非常偏爱橄榄球，并且具有多变的拉丁民族的性格特征。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战时曾参与过双重间谍系统的工作，在葡萄牙和西班牙负责双重间谍。他与通讯总部的联系在“暂停”行动开始时便中断了。这是由他负责的一次行动，开始于五十年代初期，当时通讯总部询问军情五处是否能帮助他们弄到在伦敦使用的外交密码的情报，比思为此搞了“暂停”行动，让D 处在外国大使馆里发展的情报人员设法进入密码室窃取情报。通讯总部希望比思手下的人能偷到一些废密码磁带，以便他们用于密码破译。比思热情地接受了这项任务，但实际上这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大多数的使馆密码室尤其是苏联集团的密码室，是最为机密的地方。要想让一个情报人员渗透到密码室去，机会是渺茫的。尽管如此，比思还是在“暂停”行动中获得了一次突出的成功。他发展一个在捷克斯洛伐克驻英国大使馆里工作的情报人员，此人能够拿到主密码柜的钥匙。他按照莱斯利·贾格尔的指示，在塑胶上印制了钥匙的模型。这是一把高级的查布牌锁，贾格尔使用的是优质塑胶，还用微测仪精确地量了尺寸，最后复制了一把钥匙，能将保险柜的锁打开。情报人员成功地打开了保险柜，复制了新送来的密码本。当时，这些密码还没有作为捷克外交密码来投入使用。通讯总部破译了捷克使馆的外交通讯达六个月之久。后来密码突然变了，情报员也被不明原因地解雇了。

从那以后，比思再也没有什么造就。我进入军情五处时，发现可以用技术设备的方式来帮助“暂停”行动，而不是用情报人员的方法。正如比思自己承认的那样，他不是一个技术人员，很难理解我的意见。他是唯一的一个被允许和通讯总部保持联系的官员。如果我想让上面的人听听我的想法的话，我必须自己作出努力。最后，我找了一个晚上约比思出去喝酒。我问他，如果我自己到切尔特南通讯总部去找那里的人谈谈，他会不会介意。

“不会介意的，老伙计，”比思高兴地说，“你只管去就是了。我对这些无线电玩艺儿不在行，我的职权范围是管束那些人类恶习。”

我约见了过去在海军的一个名叫弗雷迪·巴特勒的老朋友，他是通讯总部的高级管理人员。我向他解释说，我觉得军情五处和通讯总部之间的联系需要重新进行全面的考虑。巴特勒为我做了安排，我们绕过比尔·柯林斯，直接见到了通讯总部高级的密码分析专家休·亚历山大和休·德纳姆。

亚历山大负责通讯总部的二处，该处是主管密码分析的。他有一个言语不多却勤奋认真的助手——德纳姆。六十年代德纳姆终于接替了亚历山大的职务。战争爆发时，亚历山大加入了通讯总部在战前的前身——布莱奇雷公园。战时的德国密码由他和艾伦·图林以及戈登·韦尔什曼负责破译。战后，图林到曼彻斯特大学去搞电子计算机设计，因为同性恋的事，他被逼得自杀了。韦尔什曼则去了美国，专门从事高级电子计算机的工作。这三个人当中，只有亚历山大独自留在通讯总部从事和平时期的工作。他是一个出色的国际象棋赛手，又是个了不起的密码破译专家。尽管他的工作和爱好都非常费脑筋，可他在表面上仍是一个平静的穿着花呢西服的人。我敢肯定，由于他用脑过度，终究要使他的健康恶化。虽然他一生在乡下过着安宁的生活，从不沾烟酒，但后来却突然死于癌症，当时年纪并不大。

我对亚历山大和德纳姆说，我奉命参加“暂停”行动，觉得军情五处对通讯总部的工作可以作出更多的贡献。我解释说，自从一九四九年布伦德里特委员会成立以来，军情五处在技术上已经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尤其是在新型话筒方面。我建议说，或许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而不是利用情报员来获得“暂停”行动所需要的情报。仅用情报人员这种方法在目前看来注定还会不断失败。

“我不敢肯定我们能作出什么具体的帮助，除非有机会进行试验。可我敢肯定，我们的新型高灵敏度话筒有可能从密码机里获得一些东西。密码员每天早上都要对密码机进行调整。如果我们能听到把新密码放进去的声音，那不是很有帮助吗？”

两位密码分析专家对我的想法很赞同，我在讲话时显得很紧张。他们感到十分奇怪，因为是第一次看见情报界的军情五处还有这样的科学家。

“我们对任何帮助通讯总部的行为都感激不尽，”亚历山大说，“何况，和你们的机构相比，我们仅仅是些新手。我们连房屋都还没有盖好。”

他指着窗户外面，在不远的地方，有一队建筑工人正在通讯总部的主体建筑后面修建另一排尼森式活动房子。

“我们的问题是计算机的能力跟不上。”他继续说。

“我们现在手里有许多密码要破译，我们也知道该怎样去破译，可就是没有强大的计算机来承担这项工作。当然，我们很快会有这种计算机的，但目前的任何帮助都会给我们开辟一条捷径。”

我问亚历山大，目前主要的目标是什么。他对我这样直接的提问方式感到为难。

“嗯，当然，我们的目标很多，它们不断地被更换，就像联合情报委员会的要求那类东西。”

“对，”我坚持说，“可是你得选出一个当前最为重要的目标，你选择什么呢？”

亚历山大挪了一下他的椅子，和德纳姆交换了一下眼色。

“应当说最重要的目标是埃及人，”亚历山大最后说，“外交部几个月来一直在催着我们弄点密码名堂出来。我们弄到的东西都是些支离破碎的东西，也是零敲碎打地进行工作，弄不到什么新东西。”

那时是一九五六年春天，英国和埃及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迅速恶化。纳赛尔开始采取了一些行动，结果在当年年底导致了苏伊士运河危机。

“他们使用的是什么机器？”

“哈格林。”德纳姆回答说。他指的是瑞士克里普托AG公司生产的一种密码机。这种密码机在五十年代的第三世界国家里很有市场。

我向通讯总部借了一台哈格林密码机作为样品，把它装在我的汽车的行李箱里带回伦敦。我和贾格尔到摄政王公园内军情五处的一间保密室里，把机器架起来进行试验，看看我的理论是否与实际相吻合。哈格林密码机是一个键盘系统，载有密码电文的带子从一侧出来。它的工作原理很简单，有七个转动轮，只要接通交流电，在键盘上任意打出的字符就会自动出来。使馆里的密码员每天早上在传发电讯之前要重排七个轮子上的字。如果我们能用话筒窃听到重新调整密码机时的声音，我敢肯定，通讯总部就可以利用这些声音来确定密码机所谓的“核心位置”，这样就有办法破译密码。亚历山大和德纳姆向我解释说，如果我们能弄到密码机的三套或四套排字，他们就可以破译密码。

我装了一系列高灵敏度的话筒，与哈格林密码机保持不同的距离，并在机器背后的墙上安装了一个探测话筒，每只话筒依次接到一台示波仪上，示波仪把记录到的声音转变为图像。贾格尔用一架电影摄像机拍下了示波仪荧光屏上的图像。我打开哈格林密码机的盖子，小心翼翼地重新排放轮子，把旧排列和新排列都作了记录。一串假编的密码信号被机器传送出来，咔啦咔啦地响着。我把结果送到切尔特南，让德纳姆作评价。

我们把电影的胶片冲洗出来，示波仪上的图像非常清晰，足以提供一些关于哈格林密码机排字情况的线索。这些图像至少提供了七个轮子当中的三个的排字情况的依据。我又用了“森林之神”装置作了进一步的试验，其声音灵敏度远远不及那些话筒。轮子转动的声音也能听到，但非常模糊不清。我把结果让信使送到切尔特南。第二天德纳姆打扰频电话来告诉我：

“彼得，效果好极了。”他说。我听得出他很激动，由干扰频电话线路的失真，使他的声音变得近乎发疯。

“音响话筒传出来的声音最理想。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图像弄清两个甚至三个轮子的排字情况。用无线电收听的那个效果不太好。可我想，只要花点时间，我们是可以弄点名堂出来的。”

电话线路在一阵静电干扰中将谈话中断了片刻。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用它来行动？”他在电话里大声地叫喊。

“一旦得到大臣的批准就可以开始用它行动。”我回答说。

第二天，通讯总部从计划人员当中抽调了一个叫雷·弗劳利的人去了伦敦。弗劳利是一个精明能干而又讲究实际的人，他起着一种桥梁作用，沟通了亚历山大和德纳姆这种杰出的知识分子与庞大的通讯总部。他是一个激进的无神论者，相信人类总有一天会直接同电子计算机相结合，那些危险的不合理现象将永远被消除。在冷战的严酷岁月里，有这种狂想的人简直就像个稚童。可我们还是成了关系密切的同事，尽管我的内心仍然坚持着非理性主义，相信突发的直觉或灵感可以解决问题。

温特博恩、弗劳利和我刚刚着手策划对埃及采取行动时，我便意识到，最简单的办法也就是最好的办法。我向邮局特别调查组核查，搞到了一整套关于埃及大使馆电话安装情况的材料。有一台电话似乎不在密码室里便在密码室附近。我们决定在那台电话上安装特殊装置，用话筒来截取密码机的声音。邮局弄坏了埃及大使馆里的那部电话，我们等待着埃及人到邮局来请人去修理。我作好了安排，装成工程师，同另一个负责在电话上安装特殊装置人一起去。我想要借此机会观察一下密码室，看看是否有废掉的密码材料丢在周围。

第二天早晨，我到圣保罗去和邮局的人会合，然后，坐着他们的车去埃及大使馆，使馆门口戒备森严，我们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都有人陪着。密码室在一座配套的建筑物里，哈格林密码机正在里面咔喀作响。三个密码员正忙于操作电传机，处理外交电报。我仔细地观看了是否有多余的废旧密码带，可这里的一切井井有条，非常干净。一个密码员走出来跟陪同我们的人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转身回去把机器关掉，他再次走出来，走到我面前，指着电话机。他不会讲英语，只得打手势，我明白他是要我把电话机移到密码机旁边，这样可以离他的座位近些。我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会如此之好，便赶忙延伸电话线。我慢慢转过身去，用背对着他，好让另一位同来的工程师把小垫圈放进电话机。那是一种经过改进的特殊装置。我把电话机放在那个密码员的写字台上，离哈格林密码机不超过两英尺。那密码员敲着电话机，咧着嘴对我笑着，我也朝向他一笑，可我总感到我们笑的不是一回事。

我离开埃及大使馆后，便急急忙忙地赶回第八楼去监听从那台电话机里传过来的声音。开始时仿佛是一阵电子干扰声，但经过仔细的调谐，哈格林密码机的咔喀声就能够清楚地听到了。军情五处安装了一条特别线路到通讯总部，每天早晨密码员一调整机器，通讯总部的二处就开始计算新的排字情况，直接把密码读出来。这个工作过程被称作“引密码机”。以后，这种用技术监听来窃取密码机情报以及破译密码的新技术的代号就为“咽吞”。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军情五处和通讯总部的联合行动使我们在整个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期读懂了埃及驻伦敦使馆的密码。埃及人在世界范围内使用了四种不同的密码系统，我们采用“咽吞”技术在其他几种密码系统中获得大部分的情报。这次对埃及密码所采取的行动是军情五处的一个巨大的成就。当时军情六处在提供情报方面作了努力，可还是明显地失败了。按照纳赛尔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初期所作的指示，军情六处在埃及的情报网几乎全军覆没，他们的人员全被逮捕。军情六处惟一的贡献是搞了一次企图暗杀纳赛尔的笨拙的行动。

霍利斯正好是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到达沸点的时候登上局长这个宝座的，破译埃及密码的行动对他来说真是巧逢时机，使他在上台的头几个月里就获得了坚实的成就。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因为正是我把这种成就送给了他。

破译埃及密码所得到的最为重要的情报就是埃及和苏联在莫斯科讨论的连续通报。埃及驻莫斯科大使把这些通报的详细情况直接发给埃及驻伦敦大使馆。从这个渠道获得的情报使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深信，苏联真的表示它要干预苏伊士运河危机，并站在埃及一边。有一条电讯特别有影响，它详细叙述了苏联外交部长与埃及大使之间的一次会晤。俄国方面在会晤时说，他们打算动员空军同英国对抗。这份电报被直接送到联合情报委员会，并引起了一阵骚动，艾登被迫撤军。由于通讯总部所得到的所有情报都与美国的同行国家安全局分享，因此我敢肯定，这个情报对美国敦促英国结束苏伊士运河危机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埃及大使馆里安装特殊装置后不久，我们几乎就失去了整个行动。随着苏伊士运河危机的不断深化，俄国急切地想把埃及置于被保护者的地位上，他们派了一个俄国检查队到埃及驻伦敦大使馆去，看看有没有窃听器或话筒之类的东西。俄国人是很乐意做出这种友好姿态的。与此同时，他们也想趁此机会为自己弄一些有用的情报。我们设在埃及大使馆入口处的固定观察站在俄国检查组一进大楼时就发现了他们，于是我被叫到八楼去监听他们在密码室的动静。我无可奈何地听到他们进了密码室。他们先检查保险丝盒，然后又用电子仪器探测墙壁和天花板。这些大型探测器好像是金属探测器。一个俄国人拿起电话机，开始旋开底部的螺丝，藏在里面的话筒便发出砰砰的响声。一阵压抑的沉寂后，又出现了电话被重新安装好的声音。温特博恩长长地舒了口气。

当时我们知道俄国人已经发现了特殊装置，如果他们找到了它，就会把它拿掉，可他们没有这么干！俄国是否知道特殊装置这种东西，显然他们的确是知道的，而且对这种事是特别注意的，例如在他们自己的大使馆里就是这样。那么他们在埃及大使馆里为何又忽视了这个东西呢？可能是他们不想惊动我们，不想使我们知道他们发现了特殊装置，以便让我们继续使用它。他们毕竟可以通过他们自己的莫斯科一伦敦的密码线路把情报传送给在伦敦的埃及人，这样我们就无法破译了。但是我想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俄国人要我们全面理解他们的通讯信号所表示出的对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决心，他们并不想让我们以为他们在虚张声势。如果让我们通过一种不受指责的途径去获得有关苏联态度的情报，譬如从一条秘密的线路去获取，那将是一种保证我们严肃对待他们这种态度的最佳手段。我从这件事当中首次看到了苏联故意泄漏情报的复杂性。

苏伊士运河危机结束后，我又去通讯总部游说，为未来的合作提出了建议。可他们仿佛想使双方的关系又回到过去那种死气沉沉的状态中去。通讯总部乐于摘取“咽吞”技术的战果，却不情愿对军情五处增加帮助作为回报。简言之，他们并不反对军情五处为他们工作，只要不搞互惠即可。

我感到通讯总部可以通过截听苏联间谍通讯，在帮助军情五处对抗在英国的俄国间谍网方面起一个重要的作用。俄国情报局一直倾向于“非法地”进行真正敏感的活动，启用一些完全独立于“合法的”大使馆情报官员以外的情报人员。他们这些人用自己的无线电收发机与莫斯科中心取得通讯联络。我肯定，如果我们全力以赴地跟踪和测听这些通讯，我们就会有一个突破，并引导我们一直插入苏联情报机构的心脏里去。我请求通讯总部为军情五处提供我们在战争期间从无线电安全处得到过的那种服务，即连续不断地监听进出于英国的那些非法的无线电广播。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极为简单的常识，可通讯总部却只给了一个半的无线电台来监听这些通讯。这种努力真是一种怜悯，不知费了多少口舌去劝说，也没法使他们给予更多的帮助。

第一次对埃及的密码采取“咽吞”行动不久，我就去了加拿大筹划“蚯蚓”行动。在我这次旅行快结束时，皇家加拿大骑警队反间谍处处长特里·格恩西要我研究一个由他们处理的案件。不久前这个案子忽然在神秘的情况下结束。我在研究这个案子时发现了一个细节，使我毫不怀疑通讯总部将被迫改变主意。格恩西领我进了一间密室，桌上放着三本档案，封面标有“冠石”。“冠石”案件是在一九五二年开始的，当时有一个俄国人用假名进入加拿大，此人是克格勃的非法情报人员，到加拿大来的目的是为他自己搞点掩护。实际上，他的最终目的是去美国。克格勃常常派他们的非法人员先去加拿大搞一段可靠的“传奇”或伪造的身份，然后再越过加拿大边界去美国。这位非法分子被骑警队所称的代号是“吉迪恩”，他到加拿大不久便爱上了一个女人。这一举动完全是违反克格勃的纪律的，吉迪恩不久就对他所负的使命产生了动摇情绪。

莫斯科中心命令吉迪恩作好去美国的准备，可他却设法说服了他们，说这太冒险。去美国的计划因此而流产后，他被任命为克格勃驻加拿大的非法人员，负责加拿大境内的其他非法人员的工作。新的工作是艰巨的，吉迪恩不是个勤奋的人，却要花大量的时间去收听无线电通讯，并且不断地到加拿大各地旅行，以便收集情报。吉迪恩开始完不成任务了，因而遭到了他的上司的训斥。终于，他决定向他的情人坦白他所有的一切，两人决定投靠皇家加拿大骑警队。

格恩西凭着直感意识到这个案子十分重要，于是决定录用吉迪恩为双重间谍，而不是把他作为叛逃者来接收，这个决定看来是非常合理的。吉迪恩奉命去领导一个为俄国人服务的非法分子，这个非法分子参与加拿大的“阿芙罗箭”飞机项目。骑警队对吉迪恩监听了一年，仿佛他是实验室的试验品一样。苏联非法分子的工作情况在西方鲜为人知，格恩西仔细调查了俄国人使用吉迪恩的手法，指示吉迪恩收集情报的方法以及吉迪恩使用死信漏洞的方式。最重要的是，骑警队监听到了吉迪恩发出的所有密码无线电通讯。

一切情况进行得十分顺利，直到一九五五年夏天，吉迪恩突然被他的主管人召回俄国去作详细的汇报。起初他有点犹豫不决，后来还是决定去俄国。可他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骑警队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等待着吉迪恩活着的音讯，可是一切都如石沉大海。过了一段时间，莫斯科与加拿大之间的电讯上又出现了吉迪恩使用过的密码，这说明有一个接替吉迪恩的特工人员到达了加拿大。这个案子以充满希望开始，以一无所获告终。格恩西感到困惑，可他深信，在案情的整个过程中一定发生了什么严重事件，但却无法摸清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调查工作也进行得很少。他的助手贝内特认为，吉迪恩已被俄国人控制，并故意让案情继续发展以便欺骗骑警队。

我在阅读档案的过程当中，渐渐看出这个案子里到处都有俄国人从一开始就进行干预的痕迹，我没有什么话可说。以后我又看到一处细节，才茅塞顿开。尽管吉迪恩是一个非法的特工人员，但俄国人仍然要他不时地同俄国大使馆的一位合法外交官会晤。可以肯定，这个外交官是主持非法工作的官员。克格勃大概认为吉迪恩是一个难以驾驭而又不可靠的特工人员，只能面对面地跟他进行谈话，才能保证他不越轨。所有的会晤，骑警队都进行了监视。其中有一次，吉迪恩和他的上司大吵起来。原来吉迪恩经常漏听从莫斯科来的广播，因而没有反应。吉迪恩说他无法从他的无线电里收到信号，因为气候条件太差。他的克格勃上司对这种申述完全不屑一顾，他交给吉迪恩一张详细的清单，上面记有他漏所莫斯科广播的次数、时间，很清楚他知道吉迪恩在撒谎。这个俄国人虽然并未提到这个事实，但我很清楚，他肯定在使馆里面监听着播给吉迪恩的广播。

为了正确理解这个事实，我反复阅读了关于这次会晤的报告。当我翻阅这份档案的薄薄纸页时，我禁不住想到，如果克格勃驻加拿大的非法工作主持官员监听了莫斯科发来的电讯，那么克格勃驻伦敦的非法工作主持官员也会做出同样的事。如果通讯总部能听劝说，对苏联驻伦敦使馆全力采取措施，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识别出来自莫斯科的电讯，甚至能暂时识别出非法工作主持官员。只要把他的行动与电讯活动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把他置于我们的全面监视之下，以便在他和他的特工人员会晤时抓住他。

我一回到伦敦，就向通讯总部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耐心地听着我希望加强力量的恳求。可这仅仅是我个人的行动，军情五处内部对这事却没有多大的热情。通讯总部虽然同意了多提供几个电台来监听广播，但那是完全不够的。我向通讯总部建议拿出主要的精力来找出俄国大使馆内接收机的位置，就像以前我对监视队的无线电工作所建议的那样。可我的请求再一次被视为是不切实际的，于是这个问题不久就在情报官僚机构的密密丛林中消失了。

情况一直僵持着，直到一九五八年又出现了一桩新案子才彻底改变了军情五处和通讯总部的关系。这起案件的过程使霍利斯第一次陷入了他的内部危机，并碰到他一生中一直纠缠不清的问题。

我坐在办公室正在思考话筒的安装计划，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到霍利斯的办公室去。他此刻正坐在会议桌一端的扶手椅里，手里拿着一些散开的档案，他脸色灰暗，拉长着脸，他让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

“我要你帮助我解决一个问题。”他说，并递给我一份档案。我迅速看了一下，这是一份情报报告，是一个名叫弗兰蒂斯克·蒂斯勒的情报人员写的。此人显然是捷克斯洛伐克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密码员，受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遣。联邦调查局把他提供的有关英国安全问题的情报送到军情五处。蒂斯勒说，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天回到捷克斯洛伐克，无意当中碰到老朋友普里比尔上校，他是捷克驻伦敦的军事武官，当时他正在捷克度假。他们喝醉了酒，于是普里比尔告诉蒂斯勒，他指挥着一个在英国的重要间谍，叫林尼。此人正在设计一种模拟器，主要用于英国皇家空军的导弹项目。军情五处没有多久就弄到了林尼的情况。蒂斯勒的报告里附有军情五处档案室收集的林尼的个人档案：他是一个高级工程师，在苏塞克斯郡肖拉姆城的迈尔斯飞机研制实验室里工作，能全面接触到导弹的操纵详细情况及性能指标。

“先生，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我们为何不把他置于我们的监视之下，在他下一次同普里比尔会晤时把他逮起来？”

“就是这个问题。”霍利斯冷冷地说，并递给我另外一页纸。

这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写给霍利斯的一封信，是用胡佛私人的斜体字打字机打的，里面概述了蒂斯勒提出的另一个更为令人担忧的情况。他说，普里比尔告诉他，有一个俄国间谍隐藏在伦敦的军情五处里。普里比尔发现这一点时，他正坐在汽车里在伦敦街头上一边兜圈子，一边听取一名重要的情报员的工作汇报。他当时意识到有一辆汽车在跟踪他们，他估计是军情五处的监视车，于是用躲闪的行动来甩掉这辆车。为了急于保证不暴露这位重要的情报员，普里比尔决定去找他的俄国同行罗果夫上校帮忙。罗果夫说需要花一两天时间去核实。之后，罗果夫向普里比尔重新保证，说虽然有辆车跟踪，可后来那辆车放弃了跟踪，因为军情五处相信普里比尔仅仅是在教一位同事开车。罗果夫还说，普里比尔应该知道，军情五处的监视车队最近改变了策略，不再当外交官员们一离开使馆时就公开跟踪，而是在他们上了泰晤士河大桥后才跟踪，因为在那里进行反监视活动比较困难。

我看了这封信，立刻明白了普里比尔了解到的情况确实是真的。监视队的行动确实进行了改动，这是由于我的建议。这种改变是实行现代化计划的一个部分，皇家加拿大骑警队试验了这一设想，获得了一些成功，这项行动被称为“覆盖点”。难怪胡佛坚持要他的副手阿尔·贝尔蒙特亲自送信。贝尔蒙特拒绝在莱肯菲尔德大楼里与霍利斯会面，于是会面被安排在军情五处的一间保密室里。随后贝尔蒙特就诡秘地飞回了华盛顿。

“彼得，你看到我们的问题了吧？”霍利斯说，“如果我们对林尼采取行动，就有可能暴露蒂斯勒，可联邦调查局想尽可能长久地把蒂斯勒隐藏起来。如果我们用别的方法去调查这个案子，那么军情五处内部为俄国人传递情报的人就会暴露我们。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一定要查清这个渗透分子的真相。”

霍利斯告诉我，在过去的三个月里，马尔科姆·卡明和反俄国间谍的负责人考特尼·扬对监视队及其配套机构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认为情报是从那里泄漏出去的。但查到后来还是一无所获。最后，温特博恩说服了卡明，让他去劝霍利斯找我参加。

“彼得，你有什么主意？”

“先生，只有勒死在切尔特南的那帮混蛋！”

“对不起，我没有听懂你在说什么……”

我向他解释说，我早就在理论上提出过设想，即俄国人可能是通过截听和分析我们的监视系统的通讯来获得情报的。

“一九四0 年，在苏塞克斯开阔的高地上，我和我父亲就做过类似的事。我们跟踪信号，设法在英国舰队经过海峡时测算其航线。我敢肯定，罗果夫就是这样获取情报的。他们这么干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先生。他们自己的人四处走动，获得了许多记录。他们只需用这些记录来对照我们信号的方位，便可以得到许多东西。基本上来说，他们肯定始终知道我们在什么时候跟踪他们。”

我对他说，我不止一次地催促通讯总部进行一项试验，彻底调查俄国大使馆里是否有接收机针对我们的监视通讯进行工作。

“先生，恐怕通讯总部觉得干这种工作太微不足道了。”

霍利斯哼了一声。

“彼得，你能做这项工作吗？”

“当然，我想我是能做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设法捕捉到接收机发出的射线。”

原理很简单，每个无线电装置都有一个振荡器，它把输入信号“压进”一种更容易滤波的固定频率里去。振荡器工作时总要发出声波，就是这些声波射线暴露了接收机的存在。

“先生，当然你是知道的，这是‘信号情报’，”我说，“严格地说，我们是不被允许插手这样的事的。如果通讯总部发现了，他们可就要揪住我的小辫子去请功的……”

霍利斯向前俯着，若有所思，他用双手捂着脸。屋子里一阵可怕的沉寂。

“当然，如果我们让他们也参与，那就得把蒂斯勒送来的情报让他们也知道。”他最后说。这在白厅里要产生分工上的纠纷，霍利斯是十分清楚的。

“我总是要试一下的，”我大胆地说，“如果切尔特南方面发现了，你能为我撑腰才行。这样我们可以在几个月内设法搞清蒂斯勒所说的那个人。如果让通讯总部去干，那得花一年时间或更多的时间才能作出安排。”

霍利斯开始把档案归拢成一堆。

“我认为这是最好的行动方案，”他说，“随时和我保持联系，好吗？”

他直愣愣地看着我。

“彼得，你当然明白这对安全局是一种多么可怕的事，不是吗？我的意思是，如果是真的话，除了对华盛顿有影响以外，我们过去所做的大量的工作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包括我自己所做的工作也前功尽弃了。”我辛酸地想，同时我为自己没能在监视队通讯问题上进一步敦促通讯总部采取行动而大为恼火。

我回到办公室后，立即与考特尼·扬取得了联系，让他把现有的情报送来，并详细说明俄国人战后在伦敦购置或运入英国境内的电子设备的种类。

研究了这些报告后，我对俄国人在使馆内使用的接收机的范围及种类进行了准确的构思。我计算出了他们振荡器发出的射线的范围约是200 码左右。我们的固定观察站在这个范围以外，无法采取行动，A 处一直忙了好长一段时间来研制一种能使无线电波穿透的流动车，其车皮是塑料的。我催着温特博恩尽快完成这项工作。两星期之内，流动车就装配好了，里面有电源和两台接收机，一台用来捕捉俄国人的振荡器发出的射线，另一台则用来加强与A 处四科的频率的联系。

一九五八年三月的一天，我的助手托尼·塞尔和我第一次开着这辆流动车出去。我们得到允许把它开到肯辛顿公园俄国大使馆的前面，装着到它附近的一所房子去送东西的样子。我们坐在车里，手指交叉着，头戴着耳机，等候着放大器里发出的哪怕是极轻微的声音。我们来回兜了两次，都没有任何动静，只有静电干扰声。我们又开到贝斯沃特路俄国领事馆前面，打算从那里穿过。快到五号楼时，突然听到了微弱的信号声。我转动着接收机的旋钮，听到一阵尖叫，我想肯定是碰到了对方振荡器的频率了。我们驶过前门时，把车速放慢了，信号声音立即增大，当我们驶过领事馆向大理石拱门开去时，信号声逐渐减弱并消失。大使馆里肯定也有接收机在工作，但是不是对准监视队的频率的呢？

在这以后的几天时间里，我们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在不同的时间里多次驱车出去，以便摸清大使馆在什么时候使用接收机，并查明与我们的监视通讯有没有关系。有一次，当我们经过领事馆前面时，一辆监视车碰巧从另一个方向开来，车上的监视员正用监视队的频率往监视总部发回信号。我们车内正对着领事馆接收机振荡器的那台接收机突然高亢地鸣叫起来。

“你想这是出了什么鬼？”我问塞尔。

他脸上充满了疑惑，抬起头来看着我。顷刻，我们两人都醒悟了过来。刚才过去的监视车正好为我们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证据。监视车用监视频率在离俄国领事馆如此近的地方进行通讯联络，这使得大使馆内的接收机振荡器的输入线路超负荷。振荡器的频率在超负荷的情况下会发生畸变，我们听到的鸣叫就是发生这种畸变时产生的声音。换言之，这证实了大使馆里的接收机是对准监视队的频率的。

这个新发现的代号叫“筏夫”，其含意是重要而丰富的。我们不仅毫无疑问地证实了俄国人在监视我们监视队的频率，同时还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检查大使馆里任何正在进行收听的接收机的频率。我们需要做的是向大使馆发射电波，并监听使馆内接收机振荡器超负荷时产生畸变时的声音。我从阅读“冠石”档案时就开始酝酿着这个设想，现在终于有了机会将其付诸实施。利用“筏夫”技术，我们可以查出由莫斯科传送给外地的非法特工人员的广播哪些正在被大使馆监听。从潜在的意义上来说，“筏夫”技术使我们在苏联非法通讯这个至今仍是秘密的世界里获得了一个彻底的突破。

但是，“筏夫”尽管证实了我们的监视通讯系统已成了俄国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但导弹间谍林尼的问题仍然存在。显然，只有在不让我们的监视队通讯系统暴露整个行动的情况下，才能对林尼案件进行调查。要让无线电沉默是不现实的。我决定采取一种最好的方法，即改变被指定参加行动的车辆的频率。我同国防部取得了联系，要求借用他们的一个军事频率，与监视队现行的频率相差七十兆周之多。这样，监视林尼的那辆车的通讯便会混入附近众多波段的军事通讯之中。我们首先必须在监视队的无线电装置中安上新的晶体，以便监视队能用新的频率工作。每台用于通讯的无线电装置都包含一块控制发射或接收频率的晶体。我不愿冒着让军情五处来搞这项工作的风险，只得私下地拜访了老同事肯普——马尔科尼公司研究部的主任，问他能否在大巴达城的实验室里为我制造这种新的晶体。我给了他一块晶体的样品，以便他能不走样地进行生产。我强调说，只能让他和他最亲近的助手知道新频率，并决定在晶体上标明一种与实际使用频率完全不同的假频率来作为一种额外的安全措施。只用了三周，肯普就生产出了足够的晶体，可供十几台发射机和接收机使用。我们让军情五处负责监视队无线电通讯的工程师把这些新晶体装上，这样可以不引起怀疑。

这个行动的代号是“情鸟”，其细节在军情五处内部也是严格地恪守秘密的，只有温特博恩和我知道正确的频率。新的无线电装置不得在俄国大使馆能触及的范围内使用。领事馆里的接收机仍然用“筏夫”监听，这样就可以记录下来我们对林尼采取行动时俄国人的反应。D 处已经对林尼和他上司普里比尔的行踪进行了大量的分析。通过对这两个人的行踪的比较，我们发现他们经常碰头的地方是在布赖顿附近的南丘陵。我们安排了特别处进行行动，在他们下次接头传递秘密材料时逮捕他俩。

林尼去接头时，携有新频率无线电的监视人员一直把他跟踪到接头地点。他在那里等了两个小时，然后就回家了。可普里比尔却在同样的时间里呆在伦敦。以后，我们对林尼进行了传讯，想不到他竟把一切都坦白了，被判了十四年的有期徒刑。

从表面上来看，这件案子以成功而告终。可有一个细节却使温特博恩、我以及D 处那些主办这起案件的官员们感到困惑，普里比尔为什么会失约不去跟林尼碰头？可以有许多原因来解释他为何没有露面。他在过去可不曾失约过。如果他事先已经知道要逮捕他的计划，其来源本可能来自监视队的通讯系统，而只能是有人向他通风报信。

在解决俄国人从监视通讯系统获得情报这个问题的同时，我决定采取另一次试验来解决是否存在两条腿的人作为情报源的问题。我作了安排，同时更换了所有的监视通讯的无线电中的晶体，并用“筏夫”监听俄国接收机，了解他们究竟在干什么。如果不在莱肯菲尔德大楼里记录细节，要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调整，是不可能的。但我可以肯定，没有哪一个监视员能事先知道这个计划。

星期一的早晨，我们用“筏夫”对俄国人的接收机进行监听，并用以往的频率来跟踪俄国外交官。星期二和星期三，我们关闭了所有监视机器来安装晶体。我们告诉监视员们频率提高了两兆周，其实是降低了两兆周。星期四我们又开了机器，用新的频率来跟踪外交官。我们仔细地注视着“筏夫”的反应。我们告诉了监视员新频率的波段位置，让他们看看有没有俄国人在搜索我们新频率的任何迹象。俄国人确实是检查了他们的设备，仿佛是由于机器出了毛病。直到周末，他们仍停留在原来的旧频率上。

星期一早晨我们开机时，一切都面目全非了。一台俄国接收机已经在用新频率监听了，但不是在领事馆，而是在肯辛顿公园里的大使馆里。我们又步入了迷宫。要么这台接收机是从上个星期就在搜索监视队的新频率，只是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了领事馆而没有察觉；要么就是有人在上个周末把新频率的事捅给了俄国人。可是我们认为前者不大可能。

我和负责反苏联间谍的考特尼·扬把整个调查过程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我们决定再进行一次试验。如果有人走漏风声，我们大家都会猜到这个人一定藏在监视队或其配套机构里。我们决定耍一个花招，行话称之为“喂钡餐”，也就是故意泄漏一点很重要的情报，如果确有两条腿的情报源存在，他肯定会把这个情报传递给俄国人的。

考特尼·扬此时正在负责一件双重间谍案。这个间谍的代号叫莫罗，与俄国海军武官卢拉柯夫海军少校有联系。我们决定采用一项直截了当的方案，我们把莫罗案件告诉了监视人员，仿佛他是一个真间谍似的。我们对他们说，特别处已经接到指示，将在第二天当莫罗在汉普斯特与卢拉柯夫碰头传递秘密文件时逮捕他。监视队要对莫罗和卢拉柯夫进行全面的监视。我们猜想，如果监视队内部有叛徒，他就会通知俄国人，俄国人要么不让卢拉柯夫去接头，要么通过某种方法去警告莫罗。

事实上，卢拉柯夫按时去接了头。他在汉普斯特德希斯附近的一条僻静的街上进了莫罗的汽车，并迅速和莫罗交换了包裹。两个人当场被捕。卢拉柯夫向我们亮出他的外交人员证件，然后被释放了，此后不久他便离开了英国。我们对莫罗的指控也就悄然撤销了。

乍看起来，卢拉柯夫一莫罗事件似乎证明了没有人渗透到我们内部来。可是，就像过去的每一次试验一样，这里面有令人忧虑的不一致性。

从过去的监视材料中看出，卢拉柯夫在与对方接头时所作的准备工作上是极有耐心的。过去他去赴约时，总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在伦敦街上兜圈子，乘了出租车，又换乘公共汽车，进出地铁和商店，最后才去碰头。可这一次，他只是直接离开办公室，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直接去了约定的地点，甚至在汽车内的灯亮着的情况下交换包裹。任何对俄国情报部门熟悉的人都知道，这些举动完全是令人费解地偏离他们正常的职业方式的。

一九五八年底，我针对调查蒂斯勒揭发的全部情况写了一篇长长的报告，并把它交给了霍利斯。我把蒂斯勒从他那碎嘴的朋友普里比尔上校那里听来的一切情况，—一做了研究，并就俄国人如何得到这些情况，向霍利斯谈了我的想法。

我在报告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谈“筏夫”技术。毫无疑问，我们是通过它来知道俄国人对我们的监视通讯进行了监听，这成了他们获取军情五处情报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这种情况已持续了多年。俄国人的这种举动清楚地解释了所谓普里比尔“驾驶考测”的故事，同时又肯定了俄国人是怎样知道“覆盖点”行动的原因。尽管我们的通讯分析专家们怀疑，俄国人是不是单单依靠监听我们的通讯就能如此迅速地分析出我们是在泰晤士河大桥上开始跟踪他们的。可是，普里比尔未去与林尼接头，俄国发现我们监视队的新频率之迅速以及卢拉柯夫一莫罗事件等都可以对问题作出不同的解释。我们权衡了各种可能，结论是，俄国人除了通过监听我们监视队的通讯来获取情报以外，并没有两条腿的人这种情报源，可事实上这种可能性并没有排除。

在我把报告呈上去一两天以后，霍利斯通知我到他的办公室去。我进到他的屋子里去的时候，他弓着背正在看一份档案，并用一支自来水钢笔在上面写画。他并没有抬起头来看我，继续写他的东西。我站在那里仿佛是一个误入歧途的学童似的。这间办公室在狄克·怀特搬走以后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只是墙上又多了一副前任局长的肖像。霍利斯的写字台上放着一张他儿子的照片，旁边有三部电话，分别接通内阁办公室、国防部和军情六处。除此之外，再也没有表现个性的任何痕迹。

“谢谢你的报告，彼得。”霍利斯说。他仍然没有抬头看我。他同当年早些时候把蒂斯勒档案交给我看的时候相比，完全判若两人。危机已明显地过去了，他又重新眼睛向上了。他还在继续写。

“我给胡佛写了一封信，扼要地对蒂斯勒材料中关于军情五处有间谍的说法进行一次解释，”他接着说，“如果你能走一趟，向他们的技术人员报告一下这起案子的背景情况，如‘筏夫’一类的事，我想这一定很不错。好好地利用这次旅行，好吗？到处走走，交交朋友。”

他抬起头来，突然笑了。

“我很高兴这次我们抢在他们前面了，干得棒。”

他回头又去忙那档案了，这意味着我们之间的简单会晤已经结束。我转身离开屋子。

“哦，彼得，”当我走到门口时，他又说，“你就只讲技术上的发现，好吗？我想我们不应该给胡佛留下一个印象，认为还有什么事情……没有解决。”

“当然不能，先生，我完全明白。”

实际上在那时我并不明白，可我们已经首发命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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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美国国会大厦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粉红色的花朵，蔚蓝色的天空，白色的大理石，大厦的圆顶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闪光。我一直很喜欢访问华盛顿，尤其是在春天，伦敦太单调乏味了。军情五处重视出身门第，手里的钱也摸得紧，我和许多比较年轻的、在战后加入秘密情报工作的人一样，感到美国才是伟大的希望，是西方情报工作的中坚。我举双臂欢迎美国来占据优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美两国情报部门之间的关系在五十年代后期处于战后的最低潮。苏伊士运河危机后，军情六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之间的合作差不多全部瓦解了。双方的矛盾日益加深，不仅仅是在中东问题上，而且在远东和非洲问题上也是如此。军情六处的许多老资格的人发现，在战争时期，他们在英美情报关系中占着控制地位，可现在却退居到一个低下的位置上，这个事实委实令人难以接受。

由于不同的原因，军情五处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之间也有不快。美国中央情报局是一个新机构，在世界舞台上显示着它的实力。它的目标是收集情报，在没有得到军情五处的通知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不得在伦敦采取行动。霍利斯和怀特都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实际上破坏了这个默契。

在所有的困难背后，还存在着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事件以及公开为菲尔比洗刷罪名所造成的不信任感。人们再也不会用从前的眼光来看军情六处，特别是有许多高级官员与菲尔比有着亲密的关系，而军情五处对这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在事先都没有觉察出来，这在美国人的眼里完全是一种犯罪的无能表现。过去那种亲密的战时英美情报关系遭到了一股浊浪的冲击，政府通讯总部相对来说受到的冲击要少一些。根据一九四八年英国和美国的协议条款，通讯总部与美国同行国家安全局曾订有一个正式的合作章程。

霍利斯当了局长以后，果断地设法与美国联邦调查局改善关系。胡佛的反英情绪是有了名的，这可以追溯到战争时期。那时英国安全协调委员会在纽约成立，由威廉·斯蒂芬森爵士领导，这个人就是所谓的“无畏之人”。英国安全协调委员会在美国从事反德国的活动，可胡佛却竭力反对任何组织有权在美国国土上收集情报这种设想，对外国控制的机构更是不加理睬。多年来，他始终拒绝与斯蒂芬森手下的人接触。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事件更加深化了胡佛的偏见，有一段时间甚至不准军情六处的官员到联邦调查局去，不许军情五处接触联邦调查局的情报来源的报告。

一九五六年，霍利斯抱着改善关系的意图拜访了胡佛，并说服他把军情五处列入情报分布范围的名单里。非常奇怪，霍利斯和胡佛相处得很好，但两人对侵犯各自利益的事都非常敏感。霍利斯本质上比较软弱，这使他在粗暴易怒的胡佛面前只能充当一个唯唯诺诺的角色。胡佛与其他许多靠个人奋斗发迹的美国人一样，有着强烈的势利气。当霍利斯这样一个英国上层阶级的间谍大师竟端着礼帽向他乞讨时，他那盛气凌人的傲慢多少也受到了一点震动。

我成了一个重要的和平使者。霍利斯声称，任命我为军情五处的首席科学家，是他致力于实现情报工作现代化以及加紧反苏联间谍斗争的一个佐证。在霍利斯访问美国后，胡佛邀请我到联邦调查局的总部去参观，看看他们的技术装备的规模。我对这次访问很感兴趣。我从加入军情五处的第一天起，就感到如果要取得长期的成就，其关键在于与美国恢复关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接近他们的技术资源。可是我的这种观点并没有什么市场。帝国的幻想顽固地占据着莱肯菲尔德大楼，譬如，卡明虽然是军情五处技术处处长，却从来没有对美国进行过一次访问，他也不明白要这样做的道理。

联邦调查局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力量的规模，它完全超过了军情五处所能想像的。虽然他们很富有，可我禁不住感到他们没有好好地把这一切利用起来。他们主要依靠在市场上买仪器，自己却不进行研制。尽管他们有一种给人印象深刻的微波无线电网络把各分站联系起来，可他们的无线电都是标准的摩托罗拉设备，是用在警车和出租车上的。在联邦调查局的技术工作中，惟一令人感兴趣的部分是他们使用指纹方法来搞间谍工作。军情五处的档案室里没有指纹记录。我认为这是联邦调查局的半警察局的身份所赋予的一个优势。

迪克·米伦是联邦调查局里负责技术研究的官员。他是个律师，而不是一个科学家，这限制了他的工作效果。可他也搞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表演，他们带我来到联邦调查局总部的地下室射击场，为我表演了手枪射击。米伦骄傲地告诉我，连“老头子自己”，即胡佛，也常常练习他的这套出色的射击技术。我还参观了马里兰州海边联邦调查局的训练基地，一个年迈的美国印第安人向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传授高级枪法。他向我们露了几手绝技，例如对着镜子射击身后的目标，反手过肩击落放在喷水池顶端的乒乓球。这是粗旷而充满美国味的情报人员的必修课。联邦调查局是在三十年代美国那个无法无天的时期扎下根基的，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可我怀疑这种绝技与现代化的反间谍工作是否有关系。

我并不乐意向联邦调查局通报蒂斯勒案件。从胡佛处理这个案子的方法中，我可以看到不止一个的暗示。他希望我们无法解决军情五处是否藏有间谍的问题，以便他可以借此向总统建议停止与英国交换情报。我希望霍利斯和我过去对美国的访问能为我的道路扫除障碍。

我由哈里·斯通陪同着参观，他是军情五处驻华盛顿的联络官。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哈里这样亲切友好的人，他曾是爱尔兰国际橄榄球运动员，和霍利斯一样，也喜欢打高尔夫球，并且还差不多是一个职业障碍跑运动员。人人都喜欢哈里，这主要是因为他把他的工作基本上视为一种社交活动。五十年代末期是卫星和计算机情报在华盛顿崭露头角的现代气息时代，哈里的气质和知识已跟不上这种时代的步伐了。

哈里憎恨和胡佛见面，如果对立是无法避免的，他就采取一种简单的对策。

“听我说，彼得，老朋友。让他谈，看在上帝的分上，别打断他。在他讲完后你记住对他说，非常感谢你，胡佛先生，……我已经为午餐订了一个桌位，我们会需要的。”

联邦调查局像一个雄伟的凯旋门式的陵墓，我们穿过它前面的拱道，在这里迎接我们的是联邦调查局国内情报处处长艾尔·贝尔蒙特以及他的副手比尔·沙利文。沙利文负责处理共产党事务。（七十年代中期，沙利文是在新英格兰打野鸭时丧命的，当时被认为是遭暗杀。）贝尔蒙特是一个彪悍的老式“枪手”，过去联邦调查局的人都知道这个绰号。从该局成立之日起，他就在里面。沙利文是四肢发达（但并非头脑简单）的贝尔蒙特的军师，他们两个人都认为匕首胜于说教。贝尔蒙特树敌很多，但和我相处得十分融洽。他和我一样，有过一个灾难深重的童年经历。他的父亲在一次街头殴斗中遭人枪杀，他母亲日夜操劳，攒钱供他念完了法学院。他凭借着在工作上的勤奋和对“老头子”的无限忠诚，被提拔到联邦调查局的最上层。

这两个人在表面上虽然刚硬，在局里的地位也很高，可在胡佛面前却十分懦弱。我感到，这种无限忠诚有些不自然。当然，他们是钦佩胡佛的。这是因为他早年成功地把一个腐败无能的组织建成了一个有效的、令人生畏的、与犯罪作斗争的机构。可是人人都知道胡佛受着难于启齿的隐疾的折磨，他们却从来不承认这个事实，就连私下地默认也没有，我感到很奇怪。

我花了大半天时间同这两个人讨论了蒂斯勒案件和“筏夫”的技术意义，直到与胡佛会晤的时刻到来。我们穿过迷宫般的走廊，看到了许多年青的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他们整洁、健康，穿戴得体，梳着短发，一脸正经的神情。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使我想起了医疗卫生诊所，到处可见抗菌的白色瓷砖在闪着亮光。工人们整天忙乎着，经常重新刷油漆，打扫卫生，上地板蜡。如此洁痹，令人怀疑其灵魂是否阴暗。

胡佛的房间在一套四间相连的屋子中的最后一间。贝尔蒙特敲了敲门，走了进去。胡佛站在他办公桌的后面，身穿一件耀眼的蓝色西服，看上去比照片里高瘦一些。起褶的肌肉从他那皱纹丛生的小脸上搭拉下来。他坚实有力地握住我的手，但并没有欣慰的感觉。

贝尔蒙特开始向他介绍我来访的原因，可胡佛却尖锐地打断了他。

“我看过报告了，艾尔。我要听赖特先生给我谈。”

胡佛用他那墨黑的眼睛盯着我，我开始简略地谈到“筏夫”发现的经过，他几乎立即打断我。

“我想你们对我们的捷克情报源提供的情报感到满意了吧……！”

我开始回答时，他又把我岔开。

“你们的安全组织从华盛顿这里捞到了不少好处，赖特先生。”

他声音里暗示着不止一点的威胁。

“如果这些好处对我们国家的安全造成了问题，我可就要劝告总统了。像这起案件，我得亲自关注，尤其是英国在这起案件中所遇到的问题。我需要知道我是否处在一个安全的地位。我说明白了吗？”

“当然，先生，我完全懂了……”

哈里·斯通忙着细看他的鞋带。贝尔蒙特和沙利文坐在胡佛办公桌的另一边，被阴影遮了一半，我就只是一个人孤军作战。

“我想，你会在我的报告里看到……”

“赖特先生，我的人把你的报告做了一个摘要，我对你的经验教训很感兴趣。”

没等我回答，胡佛就开始激动地谩骂西方面对共产主义的进攻显得无能。我同意他的许多观点，只是对他说话的那种腔调感到厌恶。我们的话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伯吉斯和麦克莱恩，胡佛几乎是用刻毒的口吻提到他们的名字的。

“在我们局里，赖特先生，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我的官员们都是经过彻底审查的。这可是教训啊！你明白吗？”

我点点头。

“当然，胡佛先生。”斯通插进来说。

胡佛突然又凝视着我，说道：

“要全面警惕，赖特先生，要全面警惕，我们局可是在日夜戒备啊！”

他猛然站了起来，这意味着会晤结束了。

在遭受了胡佛的折磨的第二天，我和中央情报局反间谍处处长詹姆斯·安格尔顿共进午餐。我在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访问华盛顿时曾见过他。他思路敏捷，对赢得冷战抱定决心，其理由不只是为了好斗取乐。我喜欢他，他给了我足够的暗示，鼓励我考虑一起干工作。

安格尔顿这颗明星是在五十年代末才在华盛顿升起的，尤其是他从他在以色列的同行那里搞到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之后。他是冷战时美国战略情报局招募来的人之一，在赖德街军情六处的旧办公地点里受过反间谍技巧训练。训练他的是菲尔比。这位耶鲁大学毕业的青年知识分子和他的这位喜欢抽烟斗的英国教官一见如故。一九四九年，菲尔比被任命为华盛顿分站的站长后，两个人之间的友谊进一步加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菲尔比发现了这位崭露头角的中央情报局反间谍处处长沉溺于策划阴谋。很快，安格尔顿在英国情报官员当中获得了经常企图利用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之间的敌对情绪从中捞取外快的名声。

我乘出租汽车去了乔治城。此刻我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政府官员住在这个地方。这里有优雅的红砖房子，树木成荫的街道以及密集的书店和餐馆。我到达哈维餐馆时，安格尔顿早已坐在那里的一张桌子旁了。他面容憔悴而消瘦，穿着一套灰色西服，一只手里捧着一大杯杰克·丹尼尔牌啤酒，另一只手拿着一根香烟。

“胡佛怎么样？”当我坐下来以后，他用嘶哑的声音问我，仿佛把一撮砂砾撒在路上。

“你今天消息很灵通，吉姆。”我回答说。

他那苍白的脸上勉强露出一丝笑容，与那套丧葬服一样的西服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我知道他是在探听消息，中央情报局对蒂斯勒以及他的揭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们和联邦调查局有着默契，我们向他们通报“筏夫”行动，但他们必须烙守这方面的秘密。

“只是例行公事。你知道，和联邦调查局交交朋友，伦敦时下很兴这套。”

“浪费时间，”他说，“我记得你们早就在设法接近他。可他总是对我们讲，他忍受不了英国佬。”

我感到有些愤怒，虽然我知道这正中他的下怀。

“嗯，我也不能说中央情报局就更友好一些。”

“过去的十年里，你们在华盛顿把许多信誉都丧尽了。”他说着，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像胡佛这样的人，”他继续说，“看到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看到军情五处的现状，总要问：‘这有什么意思？’”

他叫来侍者，我们点了菜。

“你完全离题了，吉姆，”我说，“事情是在不断变化的。十年前他们是完全不可能任命我当科学家的，可现在我在那里了，并且还不断有新的人涌进。”

“我进过英国的公学，”他讥讽道，“你们那帮人的水平我是清楚的。”

“老是抱怨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事件没有什么好处。那些事都过去了，世界更小了，我们应该重新合作。”

我为自己突然如此动感情而感到惊奇。安格尔顿始终端坐在那里，一刻不停地吞云吐雾。

“你从胡佛那里得不到任何帮助，”他咕噜说，“他也不情愿为你们提供帮助。”

这顿午餐用了很长的时间。安格尔顿什么也没有透露，却在饮酒的过程当中向我提了许多问题。菲尔比怎么样了？我坦率地告诉他，我认为他是个间谍。还有，尽管已是一九五九年了，苏伊士运河危机仍然是个触动神经的事，安格尔顿想知道每个细节。他甚至问我，是否可以从军情五处搞到阿曼德·哈默的档案。此人是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由于同苏联有广泛的商业往来关系，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西方情报界的注意。可是我认为这样做有些粗率。

“我们是朋友，吉姆，可还没有到那么亲密的程度。”

五点钟左右，我送安格尔顿上了他的汽车。那是一辆非常漂亮的“奔驰”车。不久我才知道，别看他外表瘦弱，他是他们家的全国现金出纳机公司的股东之一，因而喜欢挥霍享受。可是那天他很不凑巧，把钥匙锁在了车里，他感到很恼火。我从口袋里摸出贾格尔做的撬锁铁丝，不到半分钟就把车门打开了。

“不错，彼得，不错！”他满脸堆笑地说。他知道我此时正在自我陶醉哩。

“顺便说一句，”我说，“我可是正儿八经的，如果你在华盛顿不帮助我，我就要请愿意帮助我的人来干了。”

“让我想想，看能做些什么。”他喃喃地说，然后钻到汽车方向盘后面，目不斜视地开着车走了。

实际上，虽然华盛顿方面持怀疑主义态度，可五十年代末英国的情报部门在技术方面有了重要的变化。军情五处把主要精力用来发展新技术，即“筏夫”和“咽吞”技术。

第一步，我们把苏联大使馆继续置于“筏夫”的监视之下。霍利斯说服了态度勉强的财政部，让其在军情五处的秘密拨款之外，再为军情五处买一幢房子。这幢房子挤在苏联的几幢外交楼之间。我们在阁楼上安装了“筏夫”接收机，并在这幢新房子和邻街的目测监视楼之间挖一条隧道，把探测到的大使馆内的信号通过埋在隧道里的电缆发送回去。我们让西里尔·米尔斯作为房客住在这幢楼里。他在战争时期是军情五处的官员，现在是著名的马戏团的老板。此后的许多年里，米尔斯就在这幢楼里经营他的马戏业务。如果要往这幢楼里运送人员或设备，或清除隧道里的垃圾，就用“米尔斯马戏团”那辆花哨的车子去干，这样掩护得十分巧妙，俄国人从来没有往这一点上去怀疑。

我们仔细地用了几台直接接收机来搞‘筏夫”行动，每一台都使用一种兆周频率，目的在于使我方没有振荡器，这样做是防止万一俄国人也研制出一种“筏夫”技术。米尔斯的房屋之谜在整个六十年代都没有暴露，直到有一天晚上报警器发觉有两个俄国外交官爬上了房顶。他们打破了一扇天窗，可还没有来得及从屋顶爬进来，就被管家吓跑了。米尔斯向苏联大使馆提出了正式的抗议。可我们在猜想，俄国人可能通过某种方式已经知道我们存在于这幢楼里。

房子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便把我在加拿大阅读“冠石”档案时所筹划的那种试验付诸实施。我们系统地捕捉了信号，看看苏联大使馆内的接收机是不是在监听莫斯科播给英国特工人员的信号。这些都是高频信号（HF），而监视队的无线电是特高频（VHF ） 信号。 俄国人在他们的高频接收机上用了大型无线电放大器，使“筏夫”行动更为困难。可是政府通讯总部研制出了一种更为复杂的设备，不到六个月，我们就成功地捕捉到了大使馆里的俄国人例行监听从莫斯科发来的四种信号。

第一种信号的代号叫“粗暴”。我们是在一个星期二的晚上十点三十分收到它的，摩尔斯信号的声音响亮而清晰。俄国人当时也在用同一种频率进行收听，我们的接收机跟踪到了一个振荡器发出的呜呜声。政府通讯总部分析了“粗暴”，认为它来自莫斯科地区，每周播发两次。密码分析专家们十分肯定这个摩尔斯电码里含有真正的通讯。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决定集中主力来跟踪“粗暴”信号。

我去找了考特尼·扬，当时他在D 处一科（他是反俄国间谍工作的负责人），问他能不能帮助我们查找一个非法特工人员的情报，此人目前正在英国境内活动，并正在收听从莫斯科发来的无线电通讯。扬对我去找他感到惊奇，他说D 处近来正在着手调查一个双重间谍案。该案使他深信有个非法分子在伦敦地区活动。这个双重间谍是个男护士，曾加入过英国共产党。好几年后，有人让他为俄国人做一些秘密工作，他起初很不情愿，但后来他的联系人告诉他说，不是要他当间谍，而是让他寄些信件和保管临时的箱子。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护士害怕了，便向警察报告了。这个案子按照惯例被特别处转到了军情五处。

扬让这个护士当了双重间谍，再返回去跟俄国人对抗。在短期内，这个护士仍然让人深信不疑。他住在米德兰地区，他的上司要求他用自己的名字在伦敦南部的克拉普汉姆租用一套公寓，并指示他在住宅附近的克拉普汉姆公地从事一些死信投递活动。扬非常肯定地认为，他是一个由俄国人训练出来的非法特务的外围人员，专门在真正的非法分子进入指定的地区之前为其准备通讯器材和居住条件。但是后来，这个护士同对方的一切联系突然中断了，他再也没有得到任何新的指示。要么就是整个行动流产了，要么就是真正的非法特务已通过某种方式在该地区潜伏下来了。

这种猜测不着边际，可至少考特尼·扬要找的非法特务有可能就是收听来自莫斯科的“粗暴”信号的这个人。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对克拉普汉姆地区进行了严密的搜查，看看有无进一步的线索。我们驾驶那辆能透过无电线波的“筏夫”车来到克拉普汉姆，在四周有墙的旧防空洞前院里设立了基地。防空洞在克拉普汉姆公地南部的下面。我们接通防空洞的电源，架起一根天线，估计能在半英里的范围内进行收听。

我和托尼·塞尔坐在寒冷而又空气不流通的‘筏夫’车里，观察着，等待着，聆听着。“粗暴”广播应当在上午十点开始，我们把一台接收机调到“粗暴”的频率，同时用另一台接收机搜索附近周围的频率，看看能否发现振荡器。第二个星期，却真让我们给撞上了。我们收到了一种奇怪的，像猫头鹰一样的叫声，并收听到从莫斯科发来的摩尔斯电码。这显然是有人在离我们不到半英里的地方收听“粗暴”广播。塞尔和我面面相觑，他仿佛已嗅到了猎物的气味，录音机开始在压低的声音中转动。我们换上电瓶电源，慢慢地开车沿着克拉普汉姆街驶向地铁车站，混在其它交通工具中迂回。此时那些小酒店里坐满了人。沿途都有一些郊区住宅，门前的花园里有刚刚开的水仙花。室内的居民们对经过他们屋前的跟踪行动一点儿也没有觉察到。

塞尔监视着振荡器的信号，用它发出的强大电波来确定它的位置。我们知道，“粗暴”在空中只播二十分钟，我们还有十七分钟。当我们到达地铁站时，信号变弱了。我们又以加倍的速度奔回万兹沃斯，信号再一次减弱并消失。我们驶向南边的波尔汉姆，可这回甚至没等我们离开公地之前，信号就完全没有踪影了。

只剩下六分钟了。车内的人说不出一个字，我们只剩下一个方向了。“粗暴”肯定在北面的巴塔西后街那拥挤的、迷宫般的地方。我们开着这辆特制的车来到拉奇米尔路，我心里满是失望，我要猛冲过去，我真想用传声筒对眼前的情形高声叫喊，请求给我们让路。可我们所有能做的只是凝视着闪烁不停的调谐盘，希望声音增强而不是减弱。可是，当我们穿过万兹沃斯路时，信号已经逐渐减弱。此后不久，莫斯科就停止了广播，“粗暴”信号再也听不到了。塞尔重重地拍着车壁。我摘下耳机，感到全身精疲力竭，一阵愤恨。我们还得在克拉普汉姆呆几个月才能如此接近目标？

我点燃了我这天的第十三根香烟，试图从这二十分钟的情况中思索出点什么来。我们每个方向都去过了，可每次我们一挪动位置，振荡器的信号就减弱。这毫无疑问地证实了我们的确发现了另一台接收机，除了我们自己那台接收机以外。可这台接收机既不在北面，也不在南面，更不是在东面和西面。我慢慢地醒悟过来，意识到一个真相——“粗暴”就在我们的头顶上，就在防空洞顶上几码之内的地方。我们开车回到基地，对这个地方进行了搜索，发现在我们背后的高墙后面是一片用作停车场的开阔的荒地。“粗暴”的收听肯定是在一辆停在此地的汽车或类似于我们这样的车里进行的。

回到莱肯菲尔德大楼以后，我把振荡器的录音印成一副声纳图像。声波起伏表明那是些小的电源波纹，其波纹形状不是普通的电源频率，而是类似于我们“筏夫”车的电瓶所产生的电源的频率。这种巧合令我感到痛苦万分，无法进行思考。

在以后的六个月当中，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把所有候补人员派到克拉普汉姆去进行搜索。我们在上百个不同的地方进行监听。官员们对每一条街都进行了搜查，寻找有问题的天线，仔细盘问无线电设备商，可仍然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在我们四处进行搜索期间，每星期二和星期四晚上，仍然从莫斯科传来嘲笑我们的“粗暴”信号。

除了继续用“筏夫”汽车以外，我们还通过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安排了“筏夫”飞机。我们从英国皇家空军调来一架运输机，机内装有类似于我们车内的接收机，在固定的时间里在伦敦上空飞行。我们认为，在高空可以寻找到接收机在伦敦的什么地方进行工作的大概范围，如发现了信号来源的具体地方，就用几辆“筏夫”车进行包围。

第一次，我们飞行在苏联大使馆上空的飞机正在检查设备的工作情况时，突然收到了他们的接收机的声音。以后，我们又在芬斯伯里公园一带收听到了一系列的无线电声音。就像在克拉普汉姆一样，我们赶到这一带进行搜索。可是同“粗暴”一样，这个一直没有被发现的特工人员舒舒服服地隐匿在伦敦郊区的密林里。

“筏夫”飞行完全是件痛苦的差事，我整夜整夜地呆在那深蓝色的天空里，聆听着从莫斯科发来的信号。头上戴着的耳机使我听不见飞机螺旋桨的噪声，而在我的下面，在伦敦无垠的灯海里，有一名间谍此刻也在阁楼或室外的汽车里聆听这些信号。我知道我能听到他，可我无从知道他在哪里。他是谁？他是单独行动，还是一个集团中的一员？最为重要的是，莫斯科究竟在信号里告诉了他什么？我在反间谍官员所栖居的特殊炼狱里，常常被这种似知道又不知道的感觉所困惑。

“筏夫”行动虽然没有立即奏效，可利用技术方法破译密码的“咽吞”行动却很快被证明是获得了巨大成功的。一九五七年，政府通讯总部研究处副处长乔希·库柏在切尔特南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咽吞”行动便是在这次会议上敲定的。库柏明白，要想进一步在取得密码破译方面有所突破，就必须使军情五处、六处以及通讯总部相互进行密切的配合。他破天荒地第一次把有关的几个部门的人请到一起，来参加会议的有通讯总部H 处（密码分析处） 的亚历山大和德纳姆，通讯总部M处负责反小集团的科学科科长约翰·斯托勒，还有雷·弗劳利和我以及军情六处的同行帕特·奥汉朗。

除了俄国人，埃及人仍然是通讯总部的第一个重要目标。他们在他们所有的驻外大使馆里使用哈格林密码机，共分为四个组，每一组使用不同的密码排列。只要我们能把某一组里任何一台机器搞出名堂来，那么组里的其它几台机器都会被破译出来。或者我们能搞到其中任何一台机器的样品，那么那个组里的其他几台密码机也会被破译。军情六处和通讯总部拟出了一张埃及驻世界各地使馆的清单以及它们所属哪一个密码机组的详细情况，委员会然后对哪一个使馆最有可能使“咽吞”行动获得成功进行了估计。我向军情六处派来的工作队详谈了如何安排这次行动的设想，不到一年，我们就把埃及所有的密码组全部破译了。

虽然“咽吞”技术能破译各种哈格林密码机，但这种机器只有在第三世界国家里才有市场。库周召开会议的目的是要寻找把“咽吞”原理应用到较先进的密码机上的方法。由于通讯总部缺少计算机力量，无法破译这些密码机。我的观点很简单，我们需要把计划变为现实，纸上谈兵是不可能奏效的。

“我们得用科学的方法来探讨这个问题，”我说，“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新突破究竟能推广多深，因此要做试验。即使事与愿违，我们也能了解到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东西。”

我突然间在头脑里萌发出一个主意。任何一台密码机，无论它是多么复杂，总归得把一份清楚的电文编成密码和一系列任意排列的字母。在五十年代，最先进的密码技术是把电文打进电传打字电报机里，电报机又与分开的一台密码机相联，编成密码的电文咔嚓嚓地从另一端输出。整个系统的安全性取决于彻底的屏蔽。如果密码机和电文输入机之间没有进行电磁屏蔽，那么，未编成密码的电文的回声就可能与编成密码的电文一起从输出线路上传出。如果使用相应的放大器，从理论上来说是可以把这种“幽灵”电文区别出来，并读懂它的内容。

当然，我们无从知道哪些国家对自己的密码室采取了屏蔽措施，哪些国家还没有这样做。按照我所建议的那种路子来搞行动得花两年时间才能成功。我们知道，苏联肯定对它的密码进行了妥善的保护，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花费全力来企图破译俄国的密码是没有意义的。问题在于要选择重要的目标，而且是有可能使我们获得成功的目标。

在选择目标时，我们认为法国密码较之其它国家的密码来说，最适合用来做进一步的“咽吞”试验。军情六处和通讯总部都面临着外交部的压力，外交部要他们提供法国对英国即将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态度的情报。通讯总部还研究了法国在伦敦使用的密码系统。他们使用了两种密码：一种是低级的，用电传把电文发回法国外交部；一种是高级的，供大使通讯用，由一台密码机独立发送电文作为一种额外的保安措施。亚历山大认为，高级密码无法破译。但低级的密码可以用我概述的办法破译。库柏同意了，于是又开始了“栅栏”行动。

军情五处和通讯总部联合执行的这项行动中的第一个任务是对法国大使馆的分布作一次详细的技术侦察，尤其要找到密码室的大概范围。我请地方市政委员会把使馆的建筑图纸送来，之后又同邮政研究组取得了联系。此时约翰·泰勒已退休了，米切尔接替了他的职务。米切尔因为中风而半身不遂，虽然已言语不多，可头脑仍十分清楚。米切尔把法国大使馆的电传和电话的输入和输出线路图都给了我，我把这张图与建筑图参照来看，从而确定了密码室的大概位置。

我们让邮局把法国大使馆的电话弄坏，于是借维修机会进去对密码室一带进行了目测。与埃及人不同，法国的安全人员对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进行了监视，可是我们仍然搞到了我们所需要的信息。密码室里没有电话，只有走廊里才有一部电话。密码室和电传室相连，中间只有一块塑料板隔开。

我们用邮政局的线路图进行核实，发现法国使馆的输入线路是沿着大街接进通向海德公园的艾伯特门入口处尽头的人行道上一个盒子里。我和米切尔商量好，在这个盒子里的电缆上装一个宽频带的无线电装置，把捕捉到的信号传递到我们在海德公园旅馆里租用的一间特别操作室里。为了不使我们的行动被人发现，在我们把从那个盒子出来的电线接到旅馆四楼我们的操作室时，我们故意弄坏了旅馆的电话系统。此外，还在线路上安装了特殊的障碍电容，以便保证线路单向工作，不会有任何电文漏回大使馆而使我们的行动被人发现。通讯总部经常截听各国驻伦敦的大使馆的来往无线电和电传通讯，他们在帕尔默街有一些房子，专门干这种事。我们从帕尔默街的房子到我们的海德公园旅馆之间，接了一条含有法国使馆通讯的电线。我们把这条线作为指南，用以核对我们用无线电频率收到的信号是不是从法国使馆来的。

第一天上午，我们听到了那组低级密码的信号，并与帕尔默街收到的信号进行吻合。收听线路与我们自己的电传打字电报机一接通，截取的法国密码便开始咔咯咔咯地在我们眼前输出。很显然，这条收听线路上传送出来的信号不止一种。你只需坐下来，用铅笔把非密码电文与密码电文区分开来，就可以直接读懂密码。

我开始拣出一份译文，发现电传打字电报机上还有另一种信号的踪迹，我把这与声纳图进行了核对并证明我没有搞错，于是我就把通讯总部的技术人员找来了。

信号的高峰与低谷不断静静地掠过荧光屏，低级密码的线条很强，其阴影线条也很容易识别。可另一个信号掠过每个尖峰时，就有一阵低低的杂音出现。

“天哪，”通讯总部的技术人员喃喃地说，“我们连高级密码也收到了，那肯定是从塑料隔板那边传过来的。”

我急忙通知帕尔默街，让他们把高级密码也传送过来，以便比较从两个途径得到的信号。通讯总部的技术人员重新调整了放大器，把信号加强到足以显印的程度。我把帕尔默街送来的信号作为标准，把非密码电文区分出来。不到十分钟，我就搞出了一份电报译文的初稿。这是一份法国驻伦敦大使发给戴高乐总统的私人办公室的电报。

从一九六0 年到一九六三年差不多三年时间中，军情五处和通讯总部每天阅读法国驻伦敦大使馆收发的法国高级密码电报。我们申请加入共同市场的意图虽然没有成功，但法国人在这个期间的每一个举动都被我们监听到了。外交部对这种情报大感兴趣，戴高乐的电报被逐字逐句地制成副本，经常送到外交大臣的红色文件箱里。

实际上，“栅栏”只是生动地表明了情报工作存在的局限性。戴高乐决心抵制我们的申请，无论有多少高级情报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我们的确把关于法国人的独立“核打击力量”的设想之细节捅给了美国人，这有助于鼓励美国人更加不相信戴高乐，但我们从中捞到的好处却是微不足道的。

尽管如此，在外交部，“栅栏”行动仍被视为一次重大的胜利。外交部的常务大臣召见了我，对我在这次行动中所表现出的智谋与天赋表示祝贺。

“这些材料真是无价之宝，”他满脸堆笑地说，“真是无价之宝。”他的话使我毫不怀疑“读懂法国佬的电文通讯”，是继阿让库尔战役、火烧加来港和其他打击习惯于背信弃义的法国人的这些古代伟绩之后的又一次具有巨大价值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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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 英国情报部门在“咽吞” （埃及）和“栅栏”（法国）行动中取得了成就。政府通讯总部制定了一个列有所有目标的庞大的名单，并分为国内和国外两个重点。军情五处负责收集所有国家驻英国大使馆的情报，包括密码室的位置，输入和输出电缆的细节，以及就某个目标是否可以采取“咽吞”或“栅栏”行动进行估计。军情六处在国外干同样的事，他们对列入通讯总部名单的目标进行了详细的技术侦察。由于在国外没有邮局的宝贵协助，他们只得主要依靠间谍的一些传统方式来开展工作。

在“栅栏”行动以后，又拟定了准备破译大部分欧洲国家密码的计划，并从德国开始。可是在作了巨大的努力之后，这个行动又被取消了，因为德国人的机器屏蔽状况极佳。后来我们却成功地把一只探测话筒放在希腊驻伦敦大使馆的密码机后面。希腊是一个极有价值的目标，因为他们在塞浦路斯紧急状态时期对塞浦路斯游击队领袖格里瓦斯上校提供了巨大的支持。我们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发生冲突期间，对印尼大使馆也采取过同样的行动，在整个冲突期间破译了印尼的密码。

对于军情六处来说，最令人难忘的无线电截听行动是针对俄国巡洋舰“奥尔忠尼启则号”的行动。尽管上次用“巨型炸弹”克拉布在朴茨茅斯没有成功，但军情六处仍然有决心侦察这艘军舰。一九五九年，这艘舰要到斯德哥尔摩的船坞里去修理，军情六处知道瑞典信号情报局计划对它采取行动。军情六处驻当地分站的站长向瑞典人建议，说英国愿意提供先进的技术进行援助。瑞典信号情报局在名义上保持中立，其实它与英国政府通讯总部保持着非正式的秘密关系，因此对英国主动提供帮助，瑞典倒是感激不尽。

我在一九五九年去了斯德哥尔摩， 布置对“奥尔忠尼启则号” 的密码机采取“咽吞”行动的计划。我伪装成瑞典工程师，在夜深人静时分，由两个身强力壮的信号情报局的技术员陪同来到船坞，和我们一起来的还有通讯总部的两个人。我们躲在“奥尔忠尼启则号”对面的仓库里。“咽吞”设备早已被送到楼上的工作室里，我们爬到工作室，蟋伏在这间小屋里整整五天。当时正值炎热的夏天，外面的温度高达华氏九十度。仓库的屋顶是波形的铁皮做的，我们在里面热得差点儿中暑，幸好冰箱里放有一些浓度极高的贮藏啤酒，才使我们感到一丝欣慰。我们虽然收听到了一些密码噪声，但却始终未能破译这些密码，可军情六处和通讯总部都认为这次行动是成功的。

“就像骑警队一样，”军情六处的代表帕特·奥汉朗满脸堆笑地在后来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会议上喊了起来，“我们能搞到我们所要的人。”

技术侦察的成果不断增加，　在这些技术侦察基础上进行的行动也有所扩大，“筏夫”和“咽吞”行动的规模也明显地膨胀起来。一九六0 年，由军情五处、六处和通讯总部的技术人员组成的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成立了，主要任务是协调工作。委员会每两周开一次会，有时在切尔特南开，有时则是在莱肯菲尔德大楼里开。尽管雷·弗劳利自告奋勇出来主持日常事务工作，而且不久就在委员会里握住了统治大权，但我是这个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雷·弗劳利是通讯总部的官员，他朝气蓬勃，严格要求自己，具有管理的天赋，不像他的一些在切尔特南的同事那样心胸狭窄。他主管文件工作，并为各种行动的负责人提供技术资源和工作人员。此外，他还负责从主管大臣那里接收极为重要的批示。

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是英国情报界在战后最为重要的委员会之一。六十年代末出现了新一代的电子计算机，委员会在这十年当中为通讯总部的密码分析工作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它扫清了隔离军情五处、六处和通讯总部之间的障碍。英国情报界又开始像在战争时期一样，作为一个协调的整体在开展工作，因此比从前更加成功。

在五十年代末，研究工作方面也有一些重要的进展。我加入军情五处时，科学研究的主要讲坛是科尔莫尔委员会。军情六处每年都要从秘密世界以外邀请十几位最有声望的科学家，在卡尔顿阶梯大厦的一间保密会议室里开一次会。军情六处请这些人吃一顿非常考究的午餐作为回报，希望这些显赫的人物能作为秘密部门的非正式的科学顾问，来为他们提供指导，出出主意并建立联系。我第一次参加科尔莫尔委员会的会议时，立即就发现这完全是浪费时间。上午的讨论会很松散。在喝了一些啤酒、金酒和最优质的红葡萄酒以后，委员会里几乎就没有人对复杂的科学问题还有什么心思了。一天的劳累过去了，彼得·狄克逊领着大家到城里又来一顿夜宵。到夜深时，又让大家到索霍的一家下三流的夜总会俱乐部去。如果说得文明一些，那么在这里表演的节目可被称为“黄色歌舞”。我永远也忘不掉狄克·怀特那张难看的脸，他向桌子周围那些喝得脸红筋胀的雅士们强装着笑颜。他和我一样，感到这种办法是不能解决军情五处所面临的深刻的科学问题的。

科尔莫尔委员会作为一个大造舆论的机构还是有点用处的。我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军情五处需要制定一个彻底的室内研究计划，这就需要适当的人力和财力。财政部大笔一挥，把大量的资金投入武器研究中，可对秘密部门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小数目拨款还要抵制，这令我感到荒谬之极。

我在一九五五年加入军情五处不久，又去找了弗雷德里克·布伦德里特爵士，请求他帮助我得到必要的资金。他对此表示同情。他建议我先对克格勃目前的科技进步状况作一个彻底的调查，然后写一篇报告，概述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存有缺陷的领域，这样我的申请才会有可能被批准。

我去找了军情六处的同行，H 处技术一科很快就意识到他们缺少这方面的情报。我决定对所有德国科学家的汇报进行全面的研究。他们在战争结束时，被迫去苏联，在苏联政府实验室里工作了若干年，以此作为换取自由的代价。这些科学家就是那些被人们所知的“归来的龙”。他们的汇报提供了许多关于苏联火箭、喷气式飞机以及核研究的状况情报，而这些领域正是俄国人急于求成的领域。

我走访了国防科学情报所，向斯特朗将军询问了我是否可以对这些文件进行研究。我被带到诺森伯兰德大街的一间房子里，那里存放着关于“归来的龙”的所有材料。这些几十本上百本的材料上布满了灰尘。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从来就没有想到要对这些材料进行整理，以便供自己使用。这简直令人惊叹不已。

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把这些“龙”的材料进行了分类，不久便清楚了。有许多“龙”科学家被详细地指示去为克格勃所控制的莫斯科郊外的实验室搞技术情报工作。我把我想要会晤的“龙”科学家的姓名拟成一张名单，过去那些汇报大多数是由英国和美国的一般军事人员主持，他们没有受过科学训练，在收集情报方面非常无知，我肯定我能从这些科学家身上得到更多的情报。

我在一九五七年去了德国，军情五处驻德国的高级代表彼得·多梅森来接我，他在汉诺威和慕尼黑的格拉德巴赫的英国军事情报总部为我的会晤作了安排。五十年代时，大多数情报官员都喜欢德国，那里是前线，工作自由而轻松。可多梅森对柏林日益加深的紧张局面感到厌恶，他坚信俄国人不久就会企图吞并西柏林。

会晤进行得很困难，许多科学家都在竭力地向英国和美国讨好。我尽量提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他们的意见明显地是在迎合我。并不否认，他们在莫斯科被监禁期间受了许多折磨，他们的许多朋友都死了。可在战争期间，他们为哪一边工作，这也是不可能被忘记的。

在首次会晤的科学家当中，有一人就是研制“那玩艺儿”的，也就是美国人一九五0 年在美国驻苏大使写字台背后墙上的国徽里发现的“那玩艺儿”。我很高兴，他所谈的“那玩艺儿”的工作方法，与我那天在马尔科尼公司的尼森式活动房里所预测的一模一样。可当我再次询问他时，不禁感到五十年代的军情五处真是被沮丧所缠绕着。我们知道克格勃已经部署了某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在英国的研究舞台才刚刚露面。

一九五八年初，我把关于“龙”科学家的报告送给军情六处，请他们审批。布伦德里特积极劝我这样做：如果请求拨款的申请是两个局共同提出的，那么这更有分量。报告经过会签后，送交国防政策研究委员会，布伦德里特是该委员会的主席。报告在委员会里引起了普遍的震动，以前从未有人把克格勃比西方更为先进的方面描述得如此淋漓尽致。我在报告里证实，克格勃通过“龙”科学家的努力，在某些领域里取得了重大的技术优势，尤其是在电子技术和监视设备方面，包括使用红外线系统，这些使他们在四十年代末就占据了领先的位置。

由于布伦德里特的远见卓识，并通过他的专门委员会的努力，技术研究工作便展开了。我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就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我们得补充更多的人力和物力，使之成为一个正式的组织，进一步充实研究计划。我又提交了一个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联合报告，它被人称为“技术文件”（这是克格勃起的名！）。在这份报告里，我叙述了哪些领域需要取得进步，并强调研制先进的电子技术。作为“龙”文件和“技术文件”的结果，整个情报界的技术研究，尤其是军情五处的技术研究，在国防政策研究委员会中有了更加优先的地位。不幸的是，委员会对情报部门获得特种资金的主张持否定态度，他们想把我们的需求纳人现行的国防研究计划，以此来作为一种弥补措施。我虽然还得四处乞讨，可至少气候正在发生变化。

一九五八年，正当“技术文件”被列入考虑范围时，霍利斯介绍我跟一个叫维克托·罗思柴尔德的人认识。此人战时在军情五处工作过，并为保证军情五处实现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因排除炸弹而获得“乔治勋章”）。他与许多官员，尤其是与狄克·怀特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我和他相识时，他是壳牌石油公司研究部主任，控制着遍及世界各地的三十多个实验室。当霍利斯告诉他我已被任命为军情五处的科学家时，罗思柴尔德表示有兴趣见我，并邀我到他在伦敦圣詹姆斯的一套雅致的公寓里去共进晚餐。

再也没有任何人比罗思柴尔德给我的印象更为深刻了。他是一位才华横溢、智力超群的科学家，又是皇家学会会员，精通植物学和动物学，对研究精子的结构抱有浓厚的兴趣。他远远不止是一个科学家，与他交往的人有政界的，情报界的，银行界的，文职部门的，以及国外的，全都是些传奇般的人物。英国统治集团犹如一件无缝的帝袍，而这件帝袍常常要用罗思柴尔德这根针来引线。

罗思柴尔德对我的实现军情五处现代化的计划十分入迷，并向我提出了他的一些建议。我很快就知道了，他对秘密世界的琐闻和诡计很感兴趣。我们很快就交换了那些他仍记得的战时同事的故事，一直谈到深夜。我离开他家后，禁不住第一次感到，有他作为后盾，取得伟大的成就是可能的。

罗思柴尔德主动把壳牌公司的一些实验室交给军情五处使用，并开始进行几项技术发展工作，包括一种特殊的、主要用来保护长期埋在地下设备的润滑剂的研制。这种润滑剂研制成了以后，可在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得到广泛的使用。罗思柴尔德建议我去见原子武器研究集团的副总裁威廉·库克爵士，请求他拨款。我和库克也很熟，而罗思柴尔德又是他的挚友，罗思柴尔德及时的游说，使我的会晤变得更为容易了。

库克仔细地听着我叙述我的要求。我的反间谍方法的基本思路是以发展技术方法来击败苏联间谍的通讯。在间谍的掩护手段中，通讯是惟一的一个容易被攻破的突破点。因为间谍总要同他的上司进行电文收发往来。我向库克解释说，“筏夫”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最为宝贵的武器——了解俄国无线电通讯。但我们还是迫切需要新技术去攻破他们通讯的物理方法，譬如密写、微粒技术。死信投递。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获得进展，那就可以极大地增加我们反间谍工作取得成功的机会。

“让我们马上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库克说。他拿起电话听筒，给他的一位高级科学家弗兰克·摩根博士打了个电话。

“弗兰克，我要派一个人来和你一起搞一个新项目。他来了以后再向你解释。你会很高兴的，他正合你的心意。”

这是典型的库克式的慷慨。他给了我两个主要的技术官员和一些低级工作人员以及资金设备，供军情五处单独使用。我在原子武器研究集团拥有三十个人。研究集团负担了两年当中的所有经费。之后，国防政策研究委员会同意由研究集团继续资助。弗兰克·摩根是一个最为难得的宝贵的人才，他解决问题既热情又有眼光。在两年时间里，军情五处取得的成功远远超过了当时在美国所梦寐以求的成果。

密写技术在世界各地都一样，间谍先把作掩护用的假信写好，然后把一张特殊的经过无色化学处理的复写纸铺上，在复写纸上写下密文，之后，把一种化学剂微粒洒在信纸上，这样只有收信人才能把密文显出来。大多数的显示剂都是让化学复写纸留在信纸上的痕迹显露出来，这样就能认出密文。只有使用相应的显示剂，才能显出密文来。摩根发明了一种万能显示剂，是用放射性，避免了在检查密写信件时留下痕迹而被人发现的可能性。

微粒技术是另一种在外国的间谍同他的上级进行秘密通讯的方法。这种方法是把照片缩小到肉眼看不出的尺寸，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微粒一般是藏在邮票下面，或在打印的信件的标点符号上面，或在信封的封口处。摩根用中子激活法来发现微粒照片。

间谍通讯的第三种方法是死信投递，也是最常用的方法之一。间谍把一件包裹，例如一卷已冲好的胶卷，放在预先指定的地点，他的上级随后去拿，两个人从来不见面。克格勃常常给他们的间谍一些经过特殊处理的空容器，可以看出是否被人偷偷拆开过。摩根研制了一种软X 线技术，使我们在检查那些可疑的容器时，可以在不打开它们或弄坏里面还没冲洗的胶卷的情况下，了解到容器里所装的东西。

摩根的四个项目中的最后一项是研制了一系列的X 线方法，用来打开先进的组合保险柜。事实证明，这些方法胜过了贾格尔的撬锁技术。摩根的X 线装置可以从外面读出保险柜的号码组合，从而使军情五处对英国的任何一个保险柜都能打开。

尽管在技术和研究方面有了进展，可军情五处在五十年代的反间谍记录仍然是令人可悲的。狄克·怀特在一九五三年任局长之后，意识到这个方面存在着很大的缺陷。战争时期那些有能力搞双重间谍案件的官员们大多数都离开了军情五处，或退休，或像怀特那样被提拔到高级领导的位置。接替他们位置的人多半是些平庸的原殖民地的警察，他们几乎没有反间谍的经验。战争时期，英国以压倒优势对抗德国情报局，而现在要转变去与更老练、人数更多的俄国情报机构进行一场新的战争。他们这帮人对这种转变感到难于适应。怀特成立了一个新的反间谍处，即D 处。他要求我主要向他们提供科学和技术的意见，可进展却很慢。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D 处的人对我接触他们的机密表示反感，他们仍在他们技术无知中纵乐无度。我记得当我用欧姆定律解释一些技术问题时，一位办案人员说：

“得了得了，彼得，老朋友，我不需要知道欧姆定律，我只着眼于大处。”

“天哪，”我的肺都快气炸了，“每个学生都知道欧姆定律的呀！”

D 处处长格雷厄姆·米切尔是个聪明人，但他软弱。他的政策是小心照抄战争时期的双重间谍技术，尽量招募双重间谍。他在俄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移民区操纵一个规模宏大的间谍网。每当军情五处得到通知或发现有俄国人去接近学生、商人或科学家时，他们就鼓励被接近的人同俄国人往来，这样便于我们监视案情的发展。米切尔深信，总归会有一个双重间谍被俄国人接受并派到非法工作网的心脏里去的。

双重间谍案件是一种很耗时间的迷藏。克格勃最喜欢使用的一个骗招就是给双重间谍一包钱或一个空物（我们当时可以去检查），让他放到死信投递地点。一旦发生这样的事，D 处就会被疲劳战拖得精力瘫痪，监视队被派到死信投递地点不分昼夜轮守，以为哪个秘密间谍会亲自来拿，可实际上往往根本没有人来拿。如果放的是钱，那么原来把钱交给双重间谍的那个克格勃官员会自己来拿走这些钱。我对双重间谍案件政策产生了怀疑，可他们严肃地对我说，这些是克格勃的训练程序，主要是为了考察间谍是否可靠，耐心便是成果。

实际上，俄国人的目的是利用双重间谍案件来糊弄军情五处，来识别我们的办案人员，分散我们的精力，引开我们对他们的真正行动的注意力。

军情五处的职业技巧标准是耸人听闻的。克格勃通过对我们监视通讯系统的监听，肯定已经知道我们掌握了大量的双重间谍。可是，D 处的办案人员也是很拙劣的，在会见他们的双重间谍之前，除了最落后的反监视技术以外，几乎没有使用其他的手段。外交部有一个专门的司是为军情五处提供“鸡饲料”的（就是给双重间谍的秘密材料，让他们拿去给俄国人，以表明他们对俄国人是忠诚的）。“鸡饲料”包括一些完全不可信的关于我们根本就没有的武器的假秘密材料以及我们根本就不会实行的一些政策文件等。我对D 处的整个“鸡饲料”方案产生了怀疑，指出只有真正的机密才能使俄国人信服，可他们认为这完全是不可能的。

D处的另一个主要活动范围是移民区。D处的间谍管理小分队掌握着大规模的间谍网，他们利用在伦敦的间谍去招募在这些间谍国家里的其它间谍。这个方案对军情五处来说特别具有吸引力。移民是容易被招募的，于是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在提供铁幕方面的情报上可以直接展开竞争，军情六处为此感到恼怒。其实，在五十年代初，这些移民圈早已被克格勃完全渗透，或者被它的东欧盟国的情报部门渗透。这些移民圈就像双重间谍案件一样，分散了我们的精力，暴露了我们的间谍主管人。

情报界在战后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军情五处却仍然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继续照抄战时双重间谍的技术。它不仅缺少训练有素的办案人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不再具有战争时期那种超乎德国人的密码破译优势。

在整个五十年代，军情五处竭力回避英国当时所面临的最明显的反间谍问题——三十年代苏联对英国统治集团的渗透。四十年代末对艾伦·纳恩·梅和克劳斯·富克斯所犯的核间谍罪的审判以及一九五一年发生的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事件，说明招募“斯大林的英国人”的程度是显而易见的。任何一个有机会接触到有关文件的人都清楚，三十年代在那些出身名门望族的英国知识分子当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失望情绪。俄国情报机关利用了这种情绪，成功地招募了一些重要的间谍，至少他们当中有些人在战后对苏联的事业仍然保持忠诚。

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叛逃给军情五处留下了巨大的创痕。虽然菲尔比和布伦特也受到了怀疑，可他们对此矢口否认，于是两个案子很快就搁浅了。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对这两位外交官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关系网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这种方案在调查工作中实际存在着一定的难度，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大多数朋友现在都升到了相当引人注目的位置上，不仅在情报界有这些人，文职机构里也有这些人。所有有关系的人都在尽全力压制有关这两个人叛逃的消息，如果调查行动一时走漏了风声，那就会造成一种尴尬的政治局面。而且，大量的调查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人逃往莫斯科，其后果不堪设想。没有人愿意去碰这个棘手的问题。一九五四年以后，这方面的工作实际上已完全停止，显然军情五处认为当时正在实行的新审查制度已足够保障国家的安全了，其实这正如把狐狸锁进了鸡窝里一样。

有一个人挺身出来反对这种疏忽大意的政策，他就是阿瑟·马丁，过去是陆军信号官员，战争刚刚结束他就加入了军情五处。他很快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很有才华而又富有直觉的办案人员。他接连经手了富克斯和麦克莱恩两起案件的调查工作。他有一个得力的助手叫伊夫琳·麦克巴尼特，她是一位年青的女研究官员。马丁在反间谍工作的探索中具有一个很大的优越性：他从来没有进过公学。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生严重的泄密事件的消息传出来以后，按惯例是在职员、清洁工和秘书当中寻找主犯，可马丁却在最初阶段就认为主犯是一个高级外交官。他坚持要进行调查，但麦克莱恩的叛逃却使他的调查告吹。

在叛逃事件发生后，马丁促使军情五处领导批准对三十年代共产主义渗透剑桥大学的整个复杂网展开紧急调查，但他要会晤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社会关系人员的要求，几乎全都被拒绝了。他与这种可悲的政策斗争了两年，最后去见了安全局局长狄克·怀特，说他打算辞职，到新成立的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去工作。

怀特对马丁的能力评价很高，他说服马丁不要去澳大利亚，劝他去马来亚担任军情五处的安全联络官，直到D 处的气候好一些时再说。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在马来亚的一系列成功的反叛乱活动中， 马丁扮演了一个领导者的角色。在他离开D处之后，反间谍工作显然受到了影响。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军情五处失去了它最能干的、或许是脾气最变幻无常的官员。

一九五六年，霍利斯任局长后，在D 处任命了一个新的处长叫马丁·弗尼瓦尔·琼斯。他受过律师训练，在战争时期加入军情五处。在表面上，他给人一种正统的、不多嘴的印象，看上去缺乏眼光和生机，很容易被人低估。他有天生的领导才能，具有井井有条的逻辑头脑，很能接受新思想。最突出的一点是他有着坚定的决心——且不说是残酷无情——这使他成为一个出色的反间谍处长。他意识到军情五处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苏联集团在英国展开的大规模的情报活动。譬如，D 处一科的任务是监视和对抗的三百名俄国情报官员，可一科只有十一人，其中四人是秘书。我们陷入迷惘之中，从来不知道我们是在追捕间谍还是间谍的影子。

琼斯作出的决定之一是把马丁从外面调回莱肯菲尔德大楼，让他先在D 处二科负责捷克和波兰事务。一九五九年又把他调到D 处一科，负责反苏联间谍。尽管他常常态度粗暴，可琼斯仍然十分欣赏马丁的才能以及想充分发挥才干的倔强性格。马丁进了一科之后，立即采取行动，很快恢复和加强了一科的积极的反间谍调查工作。由于他在战争时期从事过通讯信号工作，因而能下意识地抓住如“筏夫”之类的新技术的重要性。我还是第一次发现，一个很有资历的人同情地倾听我的意见，并按照我的设想进行一些改动。我们很快就成了亲密的朋友。我们打算在A 处建立一个情报源索引，把可能对军情五处有用的人和事都记下来。于是，我们在安全局内部散发表格，要求大家填写。花了好几月的时间，我们终于建立起了一套索引。办案的官员如果需要一个护士，或一个管道工，或要求接触某公司的档案，或一个上锁的车库，都可以从索引中查到，用不着花费时间胡乱去找这些资料。

我们在修改战斗秩序方法中引进了行动分析法。这个设想是皇家加拿大骑警队反间谍处处长特里·格恩西首先提出的，即对苏联大使馆的所有人员的已知行动进行调查，并建立关于他们行动的一个全面的概念。通过这个办法，有可能获得克格勃官员的身份特征的重要情报。

但是，变化最激烈的是在行动科。迈克尔·麦考尔是这个科的领导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反间谍专家和调查员。马丁和麦考尔把行动科作为实战战场。虽然我们的力量要比俄国人的力量小得多，可我们采取了进攻的态度，不断改变策略，以破坏克格勃的活动为目标。克格勃习惯于事先对我们的行动作一个彻底的预测，我们的某些计划也搞得很鲁莽，譬如在伦敦大街上扒窃所有已知的克格勃官员的腰包，希望收集到一鳞半爪的情报。虽然这种方法是不成功的，可是它能使俄国人感到他是多年来第一次遭到了进攻。此外，还有一些更有意义的修改。苏联移民间谍网毫无疑问是被克格勃渗透得最为厉害的，后来被解散了。在双重间谍案件上采取的方法更具有攻击性：办案人员陪着双重间谍去和他们的克格勃上司会晤，并警告克格勃官员，如果再抓住他们招募英国人当间谍，就向外交部报告，并把他驱逐出境。麦考尔和他的人开始进行大胆的尝试，企图招募克格勃的人来当我们的间谍。虽然未获得成功，可我们希望这样策略上的变化可以把怀疑的种子撒向肯辛顿公园内的俄国大使馆里。

麦考尔在执行这些新策略上很有一套。有一次，一名在皇家兵工厂制造新型博福斯炮弹的技术人员告诉军情五处，有个克格勃官员在接近他，让他提供新炮弹的样品。麦考尔安排工厂造了一枚假炮弹，里面装满沙子，在外表上看像是真的装了火药一样。当双重间谍在南部伦敦公园把炮弹交给那俄国人时，麦考尔立即从灌木丛中跳了出来，对那俄国人说，他这样公然携带英国的绝密武器惹下了很大的麻烦，肯定要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克格勃的官员们都怕被驱逐，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样会使他们失去在国外工作的神气地位，但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失败。任何失败都会自然地使他们自己的反情报官员产生怀疑。麦考尔还勾勒了一个图景：一个结实的伦敦警察把这个不幸的俄国人带到一处秘密的地牢里去拷打折磨。那个克格勃人员听了之后，失去控制地颤抖着。

“别摇那炮弹，看在上帝的分上，”麦考尔大声吼道，“会把上面的导火栓引发的。”

那俄国人扔下炸弹，飞一般地跑出公园，仿佛在被泼妇追赶似的。第二天，他就乘飞机回国了。

实际上，外交部那种不大愿意给予支持的态度是远近闻名的。我们多次要求驱逐我们抓住的正在招募或指挥间谍的俄国人，可外交部负责英苏关系的北方司多半都是否决我们的案子。我间或也参加北方司的这类会议，就某些俄国外交官已经干了些什么作技术上的汇报。会议总是遵循一个模式：军情六处的代表总是反对搞驱逐，他们害怕莫斯科采取报复；外交部则害怕破坏即将举行的重要的裁军谈判或者害怕影响一笔即将成交的贸易谈判，所以他们总是要喋喋不休地权衡。有一次，我和考特尼·扬从那富丽堂皇的委员会办公室出来时，他低声地对我说：

“我可从没见过这种冷血动物的温床！”

既然外交部不支持，我们只得依靠那些不太正统的方式来警告俄国人高远点儿。约在同一时期，我们收到了来自监视队的无数报告，评述了俄国人是如何接近他们的。有一个监视员说，他在小酒店里碰到一个克格勃官员走上来，递给他一只装着一大笔钱的信封，然后跟他谈起要让他提供有关军情五处工作情况的情报。

麦考尔决定采取一项直接的行动。他给苏联大使馆的常驻克格勃头子的办公室打了电话，要求安排会见。当时他用了俄国人都知道的化名麦克利。他大大咧咧地摆出一副高级官员的架势走进苏联大使馆，警告俄国人不许再去接近英国的监视员，并严厉地威胁说要进行外交干预。实际上这种于预是不大可能被批准的。麦考尔对自己这次虎穴之行感到很有兴趣，克格勃头子对他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和他一起在一株巨大的叶兰下共饮午茶。俄国人对他的部下如此不谨慎地在外国领土上进行间谍活动表示怀疑，但还是同意了调查这事，看看是不是有人太积极了。

“也许英国安全当局弄错了，近来这里的交往事务太多，那么多的国家，那么多的大使馆，那么多的外交人员，有时很难肯定谁为谁工作……”

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俄国人接近监视员的事了。

一九五九年夏，正当D 处的情况发生改变时，蒂斯勒案件又复苏了。这使我们的头脑里布满了疑云，陷入一片混乱。这件案子的重新发端是因为那个年青的男护士突然又重新活动起来了。我们当年在克拉普汉姆追踪“粗暴”信号就是因为他被俄国人招募过去的缘故。他的俄国上司这次给了他一只提箱，要他存放在家里。箱内装着一部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无线电装置，这使我们立即怀疑整个事情又是一次游戏：想把我们从伦敦引诱出来。可我们没有依据证明俄国人已知道我们已把那个护士转变过来，因此我们决定进行跟踪。D 处一科派了监视队连续不断地对那个护士在米德兰的家进行监视，与此同时，伦敦的其他监视活动全部停止。我安排监视总部播发俄国人和捷克人离开肯辛顿公园内的使馆的指令，使他们认为我们还在跟踪他们。

监视队离开伦敦三十六小时以后，监听他们通讯的俄国接收机也停止了工作。托尼·塞尔把这个情况告诉我，我立即感到非常可疑，过去蒂斯勒事件以后所进行的几次试验都没有得到什么确切的结果。六个星期以后，我们回到了伦敦，深信那只箱子是一个骗局。我安排了特别“筏夫”行动来核查俄国人究竟在什么时候重新使他们的接收机工作的。

第一个星期一的上午，我们没有对任何俄国人进行跟踪。下午两点半我们开始跟踪一个捷克外交官，不到半小时，俄国人的接收机就开始活动了，对着监视队的频率进行监听。我把“筏夫”的印刷记录给琼斯和霍利斯看了。这些材料首次给人一种确切的感觉：军情五处内部存在着为俄国人提供情报的人。霍利斯和琼斯听了以后大为震惊。俄国人最近对我们监视员进行接近的举动，证实了霍利斯的看法：如果有人走漏风声，那么这个人肯定在监视队内部。可在麦考尔拜访苏联大使馆以后，我们认为没有俄国人再接近监视员了。为了查出走漏风声的人，我们做了更多的“钡餐”试验，没有发现什么情况。一九五九年底，在知道蒂斯勒揭发情况的几个官员当中产生了一种要把此案进行最后一次解决的想法，哪怕要进行更为广泛的调查也在所不惜。十二月份，霍利斯把我叫去，他告诉我，说他打算停止对监视队的调查。

“我敢肯定，以前我们对蒂斯勒的结论是正确的，”他告诉我说，“我想我们该结束这事了。”

他彬彬有礼，可语气却很坚决。我认为把令人忧虑的事公开出来的时刻到来了。

“我确实认为，先生，我们应扩大我们的调查范围。泄密者有可能就在安全局的上层。”

霍利斯听到此话后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应。

“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彼得，”他平稳地说，“这会对安全局的士气产生可怕的影响。”

“那也不一定，先生。我想你会发现，大多数官员都希望做点什么事。如果我们这里被渗透，尤其是在高一级的层次里，那么大部分人做的工作岂不等于浪费时间。”

“这简直不切实际。”他回答说，语气也变硬了。

我指出，D 处一科有调查小组，它可以轻松地担负这项工作。霍利斯最后抑制住了自己。

“我不准备对这个问题进行辩论，”他厉声地说，“我不可能同意接受任何行动，这会导致在安全局建立享有特权的盖世太保。”

他在档案上写下“此案到此为止”几个字，并签上了他的名。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之间的会晤结束了，然而，这个癌肿仍留在那里继续生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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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狙击手透露，俄国人在英国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间谍：一个在英国情报部门，一个在海军部。”

这是一九五九年四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哈里·罗曼在布罗德威大街军情六处总部四楼的会议室里向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官员们报告的。“狙击手”是个匿名情报员，他当年早些时候曾用德文给中央情报局写过信，提供了许多有关波兰和苏联情报活动的详细情况。

罗曼说：“几乎可以说他就在波兰情报局工作。他的德文有些不规范，但他所提供的有关波兰的情报却是头等重要的内部机密。”

“狙击手”（军情五处给他的代号为“拉维尼姬”）把这两个间谍称为“兰布达一号”和“兰布达二号”。有关“兰布达二号”的情报我们知道得不多。他曾于一九五二年在华沙工作，当时波兰情报局发现他在做黑市交易，于是便趁机威逼他当间谍。但有关“兰布达一号”的情报却大有意义。“狙击手”曾在一封信中详细讲述了他的情况，从而使我们能够一致认为他曾看过三份军情六处的文件。

第一份文件是波兰的“监视名单”，这份名单详细地罗列了军情六处驻华沙分站认为可能发展的对象。 第二份文件是军情六处“R6” 文件中有关波兰的部分；“R6”是军情六处印发给各个分站的年报，内容是按国家和地区综合报道军情六处所收集到的原始情报。第三份文件是军情六处“RB”文件的一部分。“RB”文件也是军情六处发给驻外各分站的年报，用于详细报道军情六处最近的科技研究和行动。

军情六处的驻华沙和柏林分站最有可能泄露这些重要的情报。我们把这两个分站里接触过这三份文件的人列了一个名单，一共有十个人。我们审查了他们的档案后，便—一排除了嫌疑。被审查的人中有一个叫乔治·布莱克的人，他是军情六处的一名年青官员，颇受上司的器重，曾在柏林的隧道行动中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分析了他的档案，一致认为布莱克不可能是间谍。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解释这次泄密事件？最好的回答就是，军情六处可能在两年前布鲁塞尔分站的保险柜被窃时就已经泄密了。然而，不幸的是，现在没有什么记录可以让我们知道那个保险柜在被窃之前究竟存放过哪些资料。调查证明，“狙击手”最多只能看见了保险柜里的一份或者两份文件，因为绝不可能三份文件同时存在一个保险柜里。一九六0 年春季，在军情六处这十名曾经看过这三份文件的官员接受审查井被—一排除嫌疑以后，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通知美国人，那次保险柜被盗为“狙击手”所称的“兰布达一号”提供了情报。

一九六0 年三月，“狙击手”忽然寄来了一份有关“兰布达二号”的进一步的情报。这个“兰布达二号”似乎姓休伊顿。据“狙击手”推测，他是回到伦敦在海军情报局工作时被苏联人发展为间谍的，进而从事非法活动。与“狙击手”上述情况相符合的只有哈里·霍顿一人。他曾在多塞特郡波特兰城水下武器集团工作，一九五二年曾在华沙呆过，那是在他加入海军情报局以前。当D 处到军情五处档案室查核霍顿的档案时，他们便大吃了一惊，他们发现霍顿的名字已经列入了嫌疑犯的名单。几年前，霍顿的妻子曾对波特兰的安全官员说过，她的丈夫抛弃了她，与一位在基地的姑娘勾勾搭搭。她还说霍顿经常会见外国人，并经常到伦敦会见一个她不认识的外国人。另外，霍顿在花园的草棚里还藏有许多金钱。

那位安全官员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海军部安全局，并申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霍顿被抛弃的妻子大概在诬告丈夫。海军部把这份报告转给军情五处的C 处，后来这个案子一直由一位叫敦坎姆·韦格的青年官员负责。韦格到档案室查看了霍顿的档案，发现上述事件没有立案。于是这位官员得出结论，同意最早那位安全局员的判断并对霍顿的诬告进行了驳斥，然后他把这个案件向C 处的处长作了汇报。不久，处长给波特兰作了一个正式的答复：汇报调查结果。这个案件就这样了结了。

霍利斯和当时C 处的处长琼斯对有人指控霍顿是间谍一事非常尴尬。但他们还没来得及进行辩护，案情就又有了新的进展。这次是由波兰科即D 处二科负责调查的，在调查中，他们发现，霍顿每个月总要带着他的女朋友埃塞尔·吉到伦敦去一次。监视队对霍顿七月份伦敦之行进行了监视，他们发现霍顿在滑铁卢路同一位男子会晤并交给他一只旅行袋，然后又从这个男子手中接过一个信封。他们立即盯上了与霍顿会晤的那个男子，一直跟踪到他上了自己的汽车。那是一辆白色史倍蒂克牌汽车。根据目测，监视队判断他可能是波兰驻伦敦的一名情报官员。但在他们调查了这辆汽车的牌照以后，他们发现，这辆汽车的主人是一个加拿大人，叫戈登·阿诺德·朗斯代尔，职业是经营出租自动电唱机。监视队又被派到波兰使馆附近，对那位波兰官员进行了重新核对。他们回来以后果然说，刚才他们弄错了。

朗斯代尔被严密地监视起来。朗斯代尔在沃尔杜尔街有个办公室，并在摄政王公园附近的一幢白色大楼里有一套房间。这两处都安装了窃听设备，另外还在附近设置了目测观察站。其实朗斯代尔不过是个花花公子，常常出国旅游，并向许多如花似玉的姑娘们讨好献媚，而那些姑娘们所看重的则是他的金钱和仪表。

下一次霍顿和吉到伦敦来的时间是八月初。霍顿又与朗斯代尔会晤，这次是在老维多利亚戏院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监视队对他们进行了严密的监视，甚至溜近旁边的桌子偷听他们的谈话。朗斯代尔对霍顿和吉说，他要去美国谈生意，所以九月份就不同他们见面了，但他相信他在十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日一定会赶回来同他们会面的。如果来不了，他将委派一位他们认识的人代他同他们会面。

八月二十七日，他们又跟踪了朗斯代尔。他们从白色大楼的六楼即朗斯代尔的公寓，一直跟踪到大波特兰街米德兰银行。他们发现朗斯代尔在银行存放了一只箱子和一个棕色纸包，不久，朗斯代尔便失踪了。安全局局长获得了米德兰银行董事长的同意以后，撬开了朗斯代尔存放的保险箱。九月五日，星期一傍晚，他们从银行取出箱子和纸包，把它们带回军情五处在圣保罗的实验室。温特博恩和我把箱子里的东西摊开放在桌上， 并进行了仔细地检查。 经过一番努力，我们终于见到了“真家伙”——职业间谍完整的工具包。朗斯代尔的工具包里有两台专门用于复制文件的微型照相机，一台是米诺克斯牌，另一台是普拉克蒂拉牌。米诺克斯牌照相机里还有一卷照过的底片。我们把这卷底片冲印了并进行翻拍，然后又把它放回相机。这些照片看起来与间谍活动毫不相干，朗斯代尔在某个城市——后来我们经过大量的分析认为，这个城市就是布拉格——和一个满面笑容的女人的合影。箱子里还有一本如何学打字的书，我们一看就知道这必然与密写有关。我用细小的光束对每页纸的边缘进行了检查，发现上面布满了微小的凹痕；朗斯代尔就是用这些书页作为他密写的复写纸来书写那些看不见的密文。我们把这本书送给了原子武器研究集团的摩根博士，对促进他研制侦破密写的新方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使我们感兴趣的东西是，一只放在木碗里的龙森牌打火机。我们用摩根的方法对打火机进行了X 光检查，发现打火机底部是空的，里面装了许多小东西。我们用橡皮吸球和小镊子把这些东西夹出来，原来是两本微型的一次性密码本。其中一本就是现在使用的，在折好的那页纸上还有一张地图参考资料清单，是以我们监视队使用的伦敦地图册为基础而编制的。

自从“筏夫”行动后，我就一直在研究怎样收集苏联秘密无线电通讯的情报。因此，当我看到朗斯代尔的密码本以后，我马上就知道这是苏联密码。这不是什么波兰情报员干的，而是彻头彻尾的克格勃行动。如果我们把他的密码本抄下来，并跟踪信号，我们就能利用朗斯代尔同莫斯科的无线电通讯来破译莫斯科的密码。但遗憾的是，朗斯代尔的箱子里没有信号计划，这样我们也就无法知道他收听莫斯科广播的时间和频率了，因为每周莫斯科发来的电讯是不计其数的。此时“筏夫”却使我们有了一个重要的突破。我们在白色大厦朗斯代尔隔壁的套间里设立了基地，用“筏夫”进行监听。也许这样，我们可以找出朗斯代尔在他的接收机上收听莫斯科广播的时间和频率。

然而，要把朗斯代尔密码本上的密码抄下来而又不引起他的怀疑却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如果不接触每一页密码纸那我们就无法破译朗斯代尔的通讯。我们从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获悉，瑞士情报局最近发现一本被人扔掉的克格勃一次性密码本。于是我立即打电话给军情六处，请他们向瑞士人询问是否可以把这本密码本借给我。他们欣然同意。我开车去了伦敦机场，迎接专门护送密码本的英国皇家空军飞机。这本密码本和朗斯代尔的密码本非常相像，每张纸的边缘都有一层薄薄的胶水，作用在于粘住纸页。我们刮下胶水，并对它进行了化验，发现这种胶水不是西方国家制造的，但邮局的技术人员却说，他们也能够仿造这种胶水。

九月十七日，星期六傍晚，我们又到米德兰银行去拿箱子，并把它带到圣保罗去。我们仔细将密码本一页一页地撕开，并分别拍照复制，然后再把原件放在特制的装钉架上，紧紧夹住，用自己仿制的胶水抹在边缘，重新把密码本粘好。星期天一早，我们就把箱子放回了银行，等朗斯代尔去取。

几天以后，我接到托尼·塞尔的电话。从他说话的声音里可以听出他很焦急。

“你应当赶快来看看‘狮子胡须’的录音记录。”

“狮子胡须”是对苏联使馆继续进行“筏夫”行动的代号。我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肯辛顿公园。下车后，我偷偷溜进了隔壁街上的保安楼。塞尔已经在厅里等我了，他交给我一页“狮子胡须”录音的记录纸，纸上有许多孔。

“你能猜得到这是什么吗？”他指着九月份大使馆里接收机活动两次突发的情况问道。

“这几次情况发生在哪几天？”

“好像是九月六号，是星期二；另外一次是上星期日，十八号。”他回答说。

“天哪！”我惊叹不已，“正好是我们银行行动的日子！”

在这两次到银行去取朗斯代尔的箱子的行动中，我们并没有派许多监视员。我怀着痛苦和失望的心情把记录纸带回莱肯菲尔德大楼，并把苏联接收机活动的具体时间和A 处四科记录的监视员行动时间进行了核对，结果发现“狮子胡须”记录和A 处四科的记录完全吻合。苏联人一定已经猜到我们对朗斯代尔采取了行动。

我查阅了两三年以来的所有“狮子胡须”记录，并逐一仔细核对，试图了解一下苏联人是否有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一晚上使用过接收机的情况。我发现，除了我们去银行的这两次，苏联人从来没有在午夜到早上五点之间使用过接收机。

我把这些资料送给琼斯，然后我们一起直接来到霍利斯的办公室。听完我们的汇报，霍利斯并不感到吃惊，他同我们一样认为泄密的证据是确凿的。他指示琼斯对监视队进行一次紧急调查。我们一致认为朗斯代尔是克格勃的非法分子。霍利斯主张把这个案子从D 处二科移交给主管反苏联间谍的D 处一科，由马丁负责办理。

从表面上看，检验朗斯代尔是否发现了我们对他产生的怀疑，最好的试验就是看他的出国。我们一致认为，如果他一直不回英国，那就证明他已经听到了风声，如果他回来了，就说明他还不知道我们在监视他。朗斯代尔对霍顿说，他将争取在十月一日赶回同他们见面。琼斯对监视队的调查又一次失败，使得莱肯菲尔德大楼的气氛更加紧张起来。霍顿到了伦敦，但却没人同他见面。好几天过去了，仍不见朗斯代尔的影子，琼斯为此很着急。到十月十七号，在沃尔杜尔街朗斯代尔办公室对面的观察站的工作人员发现朗斯代尔走进了这幢大楼。我们不遗余力，全力跟踪，在紧张气氛中，日益加剧的疑团终于解开了。

朗斯代尔很快恢复了他过去的生活：经营自动电唱机，会见霍顿，会见其他的漂亮女子。在十一月初之前，他一直没有回到白色大厦他自己的套间里。他在这段时间住在什么地方一直是个谜。每天晚上他离开沃尔杜尔街的办公室以后便向西走。自从朗斯代尔回来以后，阿瑟和我就对监视队的行动进行了严格控制。我们敢肯定再也不会重蹈覆辙了。必须停止公开监视，在所有行动中停止使用无线电。吉姆·斯卡登对这种侵犯他管制权的事大为生气。他从未听说过“筏夫”，因而不知道为什么要禁止使用无线电。他跑去找琼斯，但琼斯斩钉截铁地告诉他，这样做是无可非议的。

阿瑟和我都很清楚，在任何地方跟踪像朗斯代尔这样受过训练并有经验的情报员而不被他发觉，简直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设想了一种灵活的方法。每天晚上，我们让一队监视员跟踪他，但只跟一小段，然后悄悄溜走。第二天又换一队监视员，在上一队监视员离开他的地方跟踪他，又跟一小段。如此继续跟踪下去，使他从沃尔杜尔街办公室与目的地之间的距离不断增加。整个行动花了两个星期。我们调动了妻子和办公室的志愿人员协助监视队，这样我们就可以不让一个面孔出现两次。最后，我们跟到了伦敦西区的鲁斯利普镇克兰利花园四十五号。显然，朗斯代尔是与这家的主人住在这个小房子里的。这对夫妇叫彼得·克罗格和海伦·克罗格，是新西兰人。他们开了一家小书店，专门出售美国古典书籍。我们在房子的对面设置了一个固定观察站，等待着，并断定夫妻两个都没有发现我们。

十一月中旬，朗斯代尔从米德兰银行取出他的箱子，然后搬回自己在白色大楼的套间。我们马上派了通讯总部的技术员阿瑟·斯班塞到隔壁的套间去进行“筏夫”监听。在以后的三个月里，斯班塞几乎没有离开过套间。我们还在朗斯代尔接收机的交流电源上安置了一个非接触性窃听器，与耳机上的蜂音器相连接。斯班塞整天戴着这个耳机，因此即使朗斯代尔在深更半夜打开接收机，斯班塞也会被耳机中的蜂音器的声音惊醒。只要蜂音器一响，斯班塞就打开“筏夫”接收机，开始调频，寻找朗斯代尔的频率，然后立即报告帕尔默街的通讯总部。帕尔默街的总部接到信号后，又立即把信号发向切尔特南总部。那里，有一位叫比尔·柯林斯的密码分析员便用复制的朗斯代尔的一次性密码本破译电讯，并用专用密码电传线把所破译的密码送回在伦敦莱肯菲尔德大楼等待的阿瑟和我。

然而，柯林斯却始终无法破译朗斯代尔第一次收到的电文。这次电文中没有指示器组，指示器组是一组非密码信号，换句话说，是一组由一次性密码本编成的非密码信号。收报人必须把这组信号与一次性密码本全部吻合，方能破译（直到朗斯代尔被捕以后，我们才发现这组电文的指示器组用的也是密码，即用他的真正出生日期）。

阿瑟和我猜想，朗斯代尔也许知道他的密码本已经泄露，于是便换用另一本从国外带来的新密码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偷偷进入他的套间，对他的打火机进行一番仔细的检查，看看他是否用过他装在里面的密码本。于是，温特博恩和我乘朗斯代尔到苏福克办理自动电唱机业务时闯进了他的套间。这个套间简陋狭小，大概只够放一张床。我们拆开打火机，发现密码本仍在那里，只是刚刚撕掉了几页，这说明他仍在使有这个密码本。我仔细查看了一番，明白了朗斯代尔在翻译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文时所使用的行数比所需的行数多。只要多用几行往下查，就可以将电文准确地译出来。

在以后的两个月中，我们对朗斯代尔每两周一次的莫斯科的电文成功地进行了监听，绝大部分电文是发给代号为“伊朗国王”的克格勃间谍霍顿的。电文还指令朗斯代尔如何对付霍顿，向他提什么样的问题，从他那儿弄到波特兰的哪种文件。另外还有一些朗斯代尔的私人电文，这些电文将他的妻子和孩子在苏联的情况告诉了他，此外还说，他已经在国外干了五年秘密工作，妻儿们希望他能尽早回家。

一月二日，星期一，霍利斯主持对该案件进行一次全面的审议。阿瑟极力主张我们让它继续进一步发展，他凭直觉感到朗斯代尔是个极其重要的非法分子，他只与霍顿这个间谍发生联系。另外，我们对克罗格夫妇的情况也一无所知，只晓得朗斯代尔搬进去不久，这幢房子就安上了高级查布牌锁，甚至连窗子也上了锁。更令人费解的是，在连通屋顶的地方也上了锁。根据我们所收集的情报，朗斯代尔很有可能是一个庞大的间谍网的成员之一。琼斯和我都赞同阿瑟的分析。霍利斯同意与海军部（霍顿所出卖的正是他们的机密）联系，请求他们在三个月内不要惊动霍顿。海军部同意霍利斯的请求。为了尽可能不担风险，阿瑟决定，停止一切公开侦察，只用“筏夫”截听朗斯代尔的无线电通讯，试图顺藤摸瓜从中抓出更多的间谍。

然而，两天以后，我们的计划却被破坏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派驻伦敦的美国大使馆负责与军情五处联络的官员克利夫·克拉姆给霍利斯送来一封密信。信中警告军情五处，“狙击手”告诉中央情报局说，他打算在第二天，即一月五日叛逃美国。霍利斯又一次召集我们开会。现在真的只有一个行动路线了：如果“狙击手”叛逃，那么霍顿、朗斯代尔甚至还有克罗格夫妇都会被他的叛逃所惊动。我们必须在他们撤退之前把他们抓获归案。凑巧得很，霍顿与朗斯代尔在一月七日也就是星期六将要会晤，而且按常规，朗斯代尔在那天凌晨将收听莫斯科的电讯，我们可以从他收听的电文中弄清莫斯科是否在为他报警。

逮捕这些人必须做好大量的准备工作，为了安排这些工作，我已经有三天没睡觉了。霍顿案件的办案人员查尔斯·埃尔韦尔遵命去波特兰，一旦得知逮捕完成，就对霍顿的住处进行搜查。比尔·柯林斯从切尔特南过来，守在帕尔默街的总部里，等候莫斯科的电文，只要电文一到，他就立刻着手破译。特别行动处正在朗斯代尔套间门外待命，只要莫斯科一来电叫霍顿藏起来，就立即将霍顿逮捕。

星期五夜里，阿瑟和我守在莱肯菲尔德大楼里三楼上的行动室里，通宵警戒。那个房间狭小得很，墙壁上漆的是那种令人讨厌的棕色油漆，乍一看去好像是间牢房。墙边摆着一张铁床，中间是一张小桌子。地上横七竖八地摆满了电线。桌上几部电话直通特别行动处总部、通讯总部和局长。一只小扬声器一直通到朗斯代尔在白色大厦的套间里，只要套间里有声音，就立即可以传过来。

阿瑟伏在桌上，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着香烟。温特博恩既紧张，又兴奋，他很少说话。琼斯脱了鞋，但却穿着裤子，靠在床上。他是D 处的处长，对部下关怀备至，坚持与大家共同战斗。他还到“牧羊人市场”的小酒馆买了些三明治来请大家吃。我们一边喝苏格兰威士忌，一边抽烟，消磨着时间。烟灰缸渐渐被烟头塞满了。

朗斯代尔在城里消磨了一个无忧无虑的傍晚后，在夜里带了一个姑娘回来了。我们聚精会神地聆听着。他们此时正在打情骂俏，扬声器里传出了他们的淫声秽语，我急忙关上扬声器。等他们的房间恢复宁静之后，我问阿瑟，朗斯代尔会坐几年牢。

“我看至少十五年。”他说。

温特博恩的脸上显露出一种惜事怜人的表情。他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此时他想到一个人的生命即将毁灭，他不应当幸灾乐祸。我自己又斟了一杯威士忌。

我嗫嗫嚅嚅地说：“我不禁想起他的老婆和孩子……”他们都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和我一样，他们也都看过我们截到的朗斯代尔的电文。这些电文谈到家庭的欢乐和困难，谈到生日不能团圆和孩子对父亲的思念。虽然朗斯代尔是个间谍，但他毕竟也是人，总有七情六欲。他同其他远离家乡的男人一样，一定非常渴求家庭的欢乐，而他另求新欢的举动不过是一种没有办法的补救而已。

“他与霍顿不同，他不是叛徒。他和我们一样，不过是想完成自己的任务。”

琼斯这时突然爆发了一阵愤怒，他从床上跳起来，大声喊道：“住嘴！他是自己情愿干的，他本可以当一名外交官。他知道干这行的危险，这叫自作自受。”

我不讲话了，但我们大家都耿耿于怀，因为我们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对朗斯代尔的情况太熟悉了。

翌晨，朗斯代尔把姑娘叫醒，劝她先走。他说他还有急事要办。的确是这样。姑娘走了以后，我们听到他拿出无线电，又找出密码本，准备接收莫斯科的信号。无线电响了几分钟以后，朗斯代尔便在纸上把密码译了出来。从他神情轻松地洗了一个澡，嘴里还哼着苏联歌曲这一点可以看出，苏联并没有向他发出警报。几分钟后，我们桌于上的绿色电话响了。原来是比尔·柯林斯向我们报告电文的内容，柯林斯说电文是例行公事，向朗斯代尔通报工作、家庭情况，并没有任何警报的痕迹。

我们立即通知特别处作好准备，在朗斯代尔从霍顿手中接过邮包以后就把他逮捕归案。五点钟时，特别行动处的电话响了。

“最后一幕完了！”最后一幕是我们给朗斯代尔起的绰号。朗斯代尔不久就要送进监狱了。

温特博恩直奔白色公寓，对朗斯代尔的套间进行搜查，而阿瑟和我则在等待着逮捕克罗格夫妇的消息。七点钟到了，我们虽然个个精疲力竭，但却感到非常高兴。当时，我们正坐在开往鲁斯利普的汽车里。我们抵达克兰利花园时，那里已经一片混乱，处处是警察。他们为所欲为，漫无目的地搜索那幢公寓。我试图阻拦这些警察，但却无济于事。一名警察拿出一个装满化学药品的塑料包。阿瑟对他们的做法提出抗议，结果毫无用处。

“先生，对不起，我想这就是证据。”那警察说，“这是一起犯罪事件，如果你们的人想看，那就得通过正常的途径……”

这次警察行动是由侦探长乔治·史密斯负责的。史密斯是特别行动处的，一贯以抬高自己而闻名。事前，我们曾向他强调过，逮捕这几名间谍的消息要封锁四十八小时，这样对我们监听莫斯科的无线电广播有利。但是在这几名间谍逮捕以后没有几小时，舰队街上就有人传说破获了一个重要的间谍集团，史密斯也对一些记者吹嘘说他自己在这次行动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此以后，莫斯科电台再也没发出任何信号了。

警察笨拙地对那幢布满间谍工具的公寓进行了搜查。两本不同的密码本藏在打火机里，这只打火机与朗斯代尔平时用的那只一模一样。另外还有三种不同的收听莫斯科电台的信号计划和密写材料，以及用铅酸和赛珊终制作的微粒。为了销毁罪证，克罗格太太企图把装在手提包里的间谍会晤详细记录倒到马桶里，但却及时被一位高度警惕的女警察发现了。她立刻阻止了克罗格太太的这一销赃行径。在搜查中，警察还发现了一份收听莫斯科高速电讯的信号计划，它最令我们感兴趣。我们在一个烧莱的罐子里发现了一瓶磁性氧化铁，这是用来把高速电讯中的摩尔斯电码印到纸条上，以便阅读，这样就可以不必把这些摩尔斯电码转录到复杂的录音机上，然后再放慢速度进行阅读了。这是一种新技术。现在我们才明白在逮捕行动前几个月中没有发现克罗格家也在收听无线电通讯的原因。

接近半夜，警察离开那幢大楼，才允许我们在一片废墟中搜查。他们还留下两名青年警察警惕地注视着我们。我们对这幢房子进行了九天的搜查，最后在厨房的地板下的空隙中发现了一台接收机，还有照相机及其他无线电器材。每件设备都包在防潮的口袋里，外面封好。显然他们准备把这些器材长期保存下来。

下个星期三，霍利斯又把大家召集到他的办公室里，向大家祝贺这次行动的成功。新的D 处在琼斯和马丁的领导下，经受了考验。自从一九三八年马克斯韦尔·奈特粉碎伍尔维奇军火库阴谋以后，这是第一次赢得了彻底击败苏联人的胜利。如同“咽吞”和“栅栏”行动的成功一样，朗斯代尔案成功的关键，主要是依靠了我和通讯总部以及原子武器研究集团一起研制的一项新技术。“筏夫”、X 线技术和复制密码本的技术使得军情五处可以顺利地办理此案。对于这次行动的胜利，我感到非常自豪，因为我第一次在反间谍斗争中发挥了这么大的作用，而且也使军情五处的领导人知道什么事是可能发生的。会上，大家认为发射工程委员会的工作太繁重了，建议把它的工作分散给两个单位。“小集团”负责对国内外的密码目标采取行动，而“反小集团”则负责发射工程委员会的一切反间谍工作，例如“筏夫”。

霍利斯让我起草一份详细报告，阐明新技术在朗斯代尔一案中所起的作用，并鼓励大家在以后的反间谍工作中采取类似的新技术。我到伦敦中央刑事法庭，朗斯代尔、克罗格夫妇、霍顿和吉都在那里受审。霍顿和吉脸色灰白，在被告席上焦急不安地向法庭的四壁张望。

朗斯代尔和克罗格夫妇却对审判毫不在乎。克罗格夫妇不时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或者相互递小纸条；朗斯代尔则一言不发，直到最后他才向法庭申说他的活动与克罗格夫妇无关。但美国人却很快认出了克罗格夫妇，原来他们是与罗森贝格核间谍案有牵连的莫里斯·科恩和朗娜·科恩，现在联邦调查局正在四处通缉他们。这一发现使我十分尴尬，因为在逮捕他们的前几个月，我曾在华盛顿见到联邦调查局A 处一科的阿尔·贝尔蒙特，并向他汇报了案情的进展情况。当时他就怀疑克罗格夫妇就是科恩夫妇，但却没有引起我的重视，结果没有及时进行调查。朗斯代尔的身份就更神秘了。我们过了一年才知道他的真名叫科南·特罗菲莫维奇·莫洛迪，父亲是一位著名的苏联科学家。他本人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克格勃官员，冒名戈登·朗斯代尔，真正的朗斯代尔则是芬兰籍的加拿大人，一九五五年就病故了。

我对朗斯代尔的案情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并向通讯总部要了一些涉及秘密无线电广播的苏联间谍档案，比如像朗斯代尔案件的档案。他们向我提供了一百份活页材料。这些材料首先列出了间谍的个人详细情况——何时开始间谍生涯、何时结束、目标是什么、为哪个部门服务等等，而后详细概括了间谍的通讯计划，最后是间谍接收从莫斯科发来的电讯清单，其中包括次数、组数、使用密码系统的各种细节，以及改变密码的日期等等。

我对这些材料进行了整理，并将它们分为两类：一类是克格勃，一类是格鲁乌。然后又按照各种间谍的种类进行细分：分为单人、长期潜伏者、积极联系一两个助手的非法间谍、以及非法间谍组的常驻联络官等。分完这些材料以后，我吃了一惊，发现不同种类的间谍有各自不同的通讯方式。我们从他们各自使用的无线电通讯上可以判断出他是哪种间谍。换言之，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他们电讯中的组数和电文长短来判断出他们是哪种间谍。例如，单人潜伏间谍所收到的电讯很少，格鲁乌单人间谍所收的电讯也不算多，收到电讯最多的是克格勃常驻非法分子。间谍中最重要的一种类型就是克格勃常驻非法分子，他们收到的电讯总数可达每月五百组到一千组之多。

很快我就看出，朗斯代尔一案同我所研究的其他案子完全不同：这一案件的通讯方式多，有时两种，有时甚至三种，而其他案件则没有这么多。但向朗斯代尔和克罗格一伙提供情报的却都是一个人——霍顿。的确，霍顿的地位非常重要，他能够收集到英美潜水艇探测系统的重要情报，但他为什么不直接用朗斯代尔却要通过克罗格夫妇呢？

单从表面上看，这桩案件就会涉及到其他间谍。克罗格夫妇住在美国空军基地附近的鲁斯利普，我们发现，朗斯代尔曾在东方研究学校读过书，他所学的那些课程正是英国军官和军情六处的实习员所学的。

毫无疑问，朗斯代尔是一名在英国的常驻非法间谍。于是我对他十月份从莫斯科回到伦敦后所收到的电讯进行了认真的统计。他平均每个月从莫斯科收到三百组到三百五十组电讯。这使我感到疑惑不解。其他常驻非法间谍每月平均收五百到一千组电讯，而且一般总超过五百组，那么朗斯代尔所收的电讯为什么这么少？少在哪里？朗斯代尔的呼号是三位数，如果广播有电文，就包括一个“1 ”，如果没有电文也就没有“1 ”了。我向通讯总部询问，他们是否可以找到与朗斯代尔八月离开英国以后和朗斯代尔十月回到英国以后所收到的长度相似的电文。通讯总部找了一段时间，终于找出了一个称为“连续性”时期的电文。那是在六年前，当朗斯代尔刚刚踏上英国土地的时候。

这段时期的电文的组数是五百到一千，这正是常驻非法间谍所收到电讯的组数。一九六0 年八月，电讯突然中止了，因为朗斯代尔回莫斯科去。我们没有找到那时的密码本，因而也就无法破译他的电文了。但如果朗斯代尔的电讯量是五百组到一千组之间，那么为什么他回来以后突然减少了呢？这仍然是个谜。

然后我又去研究克罗格夫妇的通讯。他们的通讯更加令人费解。他们所收到的大部分通讯都是与他们自己有关的，他们似乎仅仅是朗斯代尔的助手，同其他任何间谍没有联系。但很明显，他们替朗斯代尔保存了某些通讯，例如他们的密码本几乎同朗斯代尔的一模一样，也藏在打火机里。我又计算了密码本里的组数，发现正好与朗斯代尔十月份回国后少掉的那些电讯组数相等。看起来，苏联人在朗斯代尔回来以后就把发给他的信号分开了，而“伊朗国王”（霍顿）电讯仍在原先的线路上，我们已经破译了这种电讯。至于其他的电讯——也许也包括下达给霍顿手下的间谍的电讯——都划分到克罗格夫妇的线路上了。苏联人认为这样不仅安全而且能在拍发消息时使用高速发报机，从而躲过我们的监听范围。

这种变化说明，朗斯代尔已经知道，他在白色公寓的套间里用打火机里的密码本收听莫斯科电讯的事情已经败露，但如果他感到害怕，那为什么不用新的密码本呢？而且，如果苏联人担心他已暴露，又为什么不让他回国呢？

我又对逮捕前周末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作了分析。从逮捕前那个星期五开始，到下一个星期一的中午，我一直派人监听苏联使馆内的外交接收机。使馆最后一次发报的时间是星期六上午十一点，这是在逮捕之前。下一次的发报时间是星期一上午九点。虽然我们粉碎了一个重要的间谍网络，在伦敦的苏联间谍显然没有同莫斯科取得联系。当然这只能说明苏联人事先已经知道我们要下手了。

另外，我还查核了苏联在伦敦的情报官员周末的活动。星期日傍晚，当这伙人被捕的新闻在电视上第一次报道时，一个叫柯罗文的克格勃常驻非法间谍和克格勃常驻合法副主任卡皮柯夫正在一起吃晚饭。探针话筒录下了他们谈话的全部内容。从话筒中，我们可以推断出他们正在聆听这则新闻，既不评论，也没有同使馆联系。

接着我重新回想了案子刚开始的情景，并发现了一件惊人的事，它使我相信苏联人事先一定听到了风声。案子开始时是由D 处二科主办的，当时我们还在怀疑朗斯代尔是个波兰间谍。我查对了各种记录以后发现D 处二科没有一个人知道“筏夫”行动，他们不知道苏联人正在窃听我们监视队的无线电。因此在这个案子移交给阿瑟之前，他们仍然使用监视队在七八两个月里对朗斯代尔进行了十七次跟踪。

自从“狮子胡须行动”以后，军情五处就对所有监视队的通讯进行了录音。我曾做过一次试验。我曾把二科第一次跟踪朗斯代尔时监视队的通讯录音带交给了阿瑟手下的研究员伊夫琳·麦克巴尼特，同时还交给她一本监视队用的伦敦地图册，要她根据他们的无线电通讯在地图上标出监视队的行动路线。麦克巴尼特过去从未做过这种工作，也没有分析通讯信号的经验，但她只用了三个小时就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而且一点疏忽也没有。既然她都可以分析监视队的电讯，那么对经验丰富的苏联人来说当然就更容易了。他们肯定是在我们开始对朗斯代尔进行盯梢时就知道了。

我写报告的时候，“狙击手”已经安全到达华盛顿附近中央情报局的一幢保安楼了。他说自己在波兰情报局工作，真名叫迈克尔·戈林涅夫斯基。在他提供的情报中有一条非常模糊的线索，使得朗斯代尔一案在人们心中留下了一个疑问。他向中央情报局透露，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波兰情报局的一位高级官员告诉他，苏联人在中央情报局里有一个代号为“猪”的间谍。戈林涅夫斯基还说，他最初的任务是协助查找这个间谍，但他已经察觉到有人正在怀疑他，于是便在圣诞节时叛逃了。

“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狙击手”在汇报中这样说。我反复琢磨这句话，想从中找到隐藏在它背后的意思。这句话看起来普普通通。我又重新查阅了有关材料。军情五处第一次发现朗斯代尔与霍顿会晤是在七月二日。十一日，朗斯代尔的身份得到确认。十七日我们就开始了跟踪。消息传到苏联人那边，需要一个星期，然后再传到波兰情报局又要一天。正好是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

在我所起草的文件中，朗斯代尔案件的报告算是最头痛的一份了。我的成功就要变成泡影。我还记得一九六一年五月间，我把这个报告呈上以后，在我的家乡，埃塞克斯郡附近的黑水河里驾船游玩的情景。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片宽阔的平原，晴空万里，白云朵朵，清新的空气和优美的景色使我暂时忘却了烦恼。但无论我怎样划船，无论我怎样调整船桅，总逃不了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苏联人一开始就知道我们要对朗斯代尔动手了，但为什么他们把他叫回去以后又要派他来呢？

惟一的解释就是有人泄密。如果苏联人在军情五处有内线，那么他一定会向他们报告“狙击手”的情况。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戈林涅夫斯基在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受到了如此大的压力。诚然，苏联人和我们一样只能假设“狙击手”的真实身份。这样才能解释苏联人为什么会知道我们在银行的行动。一旦朗斯代尔暴露以后，苏联人就得把他召回莫斯科，但在我向上级报告了“狮子胡须”情报和琼斯开始调查以后，那个内线非常害怕，于是马上同苏联人进行了联系。这样苏联人必须在朗斯代尔和那个内线之间作出选择：是掩护朗斯代尔还是掩护那个内线。使军情五处停止对内部奸细进行调查的最好办法就是叫朗斯代尔回国。他们这样做，是希望在我们逮捕这些人之前能从霍顿那里榨取最后一点情报。在他回到英国之前，苏联人为了确保那个内线的安全，便把朗斯代尔手下的其他间谍转为由克罗格夫妇代管。如果真是这样，那苏联人就大大低估了他们的对手——新D 处的先进程度了。虽然苏联人在许多方面占有优势，但最终还是失败了。我们俘获了他们最重要的补充成员克罗格夫妇。那个内线呢，很可能就在军情五处的高级官员中，并可以肯定，他不在监视队，也不在其他辅助部门。苏联人不会为了一个低级内线而付出朗斯代尔这样宝贵的人。在破获朗斯代尔案件时，总有人在干涉。这说明这位高级官员正在此案中起作用，他们都是军情五处的最高领导人。

一九六一年五月，我向琼斯呈交了报告。后来他又把我的报告交给了副局长格雷厄姆·米切尔，并在后面附了一张条子。条子上写的是：“请勿忘记，破获朗斯代尔一案是彼得·赖特的一项个人成绩。”

但几个月过去了，我却没听到一点他们对我报告的反应。在这段时间里，我和米切尔、霍利斯一起参加了许多会议，而且常常逗留得很晚。我心里总希望他们会同我谈起我的报告，但这只是我的假想，事实上什么音讯也没有。既没有会议记录和信件，也没有威胁和谈话。就像我根本没写过那份报告一样。到了十月，有一天傍晚时分，霍利斯请我到他办公室去。他坐在写字台后面，旁边是米切尔。

霍利斯摆出局长的架子，傲慢地对我说：“彼得，今天的讨论将由格雷厄姆主持。”然后，他翻了翻我的报告，满脸不高兴。我于是转过身面向米切尔，米切尔浑身是汗，竭力避免同我的目光接触。

“看了你的分析报告，”他说，“坦率地说，我并不很感兴趣。据我看来，间谍工作始终是很简单的……”

对他的这番话，我大不以为然。

“先生，如果需要，我将非常高兴向你们解释报告涉及到的所有问题。有的技术问题是很难用文字解释清楚的。”

米切尔继续讲下去，好像根本没听见我的插话。

“很简单，我们逮捕了三名苏联职业非法分子，并且对他们判了刑——这是我们几十年来第一次把苏联人送上法庭。我们逮捕的两名间谍都是十分危险的人，他们就隐藏在我国最机密的水下集团里。无论你怎么说，这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如果苏联人有意让我们这么干，那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我向他们解释了报告中的问题，并向他们汇报了尚未解决的疑点，尽量避免主观推测。但米切尔却不同意我的论点。他质问我是怎么知道苏联人的活动和想法的？怎样能够肯定内部有人泄密？他认为那次银行行动可能只是巧合。他说，苏联人虽然有可能在窃听监视队的无线电，但却不会知道我们对朗斯代尔的跟踪。

“彼得，你知道，他们并不是万能的上帝！”

当我谈到无线电技术的变化时，米切尔很不高兴，说他不是统计学家。

“你在报告中说，还会出现更多的间谍，并且说苏联人是有意重新派朗斯代尔回来的。可是彼得，你怎么证明你的观点呢？”

“先生，请不要忘记，你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你所说的是事实。我们都是在假设。”我反唇相讥道。

这时，霍利斯插了进来：“是啊，但事实是我们已经把他们关起来了。”

“可是关多久？蒂斯勒案件发生以后，我们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每次都是有头无尾，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问题又重新冒了出来……”

“副局长和我已经仔细研究过了，我想你一定也很清楚我的意思。”

“你是否暗示我不要再进一步调查了？”

“正是这样。如果你能对这事守口如瓶，我将不胜感激。安全局由于这次胜利，而名扬千里。彼得，你的名声也很大哩！我不愿意让那些不切实际的假想来破坏我们的进步。”

霍利斯冲着我微微一笑，然后削起铅笔来。我刷地站了起来，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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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军情五处有许多人对朗斯代尔一案的根源表示怀疑，然而美国情报界对此案的破获却大为赞赏，认为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非法间谍网在活动期间还从未被破获过。为此，华盛顿对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表现了极大的兴趣。

美国国家安全局从通讯总部那里获悉，发射委员会在破获朗斯代尔一案中的工作情况后，对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同通讯总部之间的密切关系非常妒忌。英国虽然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但华盛顿的情况更糟。胡佛坚决反对在战后还建立中央情报局，因此他在五十年代一直对中央情报局怀有敌意。中央情报局的上层军官大多数都毕业于名牌大学，他们不愿同联邦调查局的那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枪手”同流合污。但这两个组织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遗余力地击败国家安全局。他们认为国家安全局是不安全的。他们的这种猜测终于得到了证实：一九五九年国家安全局有两名密码分析员叛逃苏联，结果出卖了许多重要机密。

美国国家安全局副局长路易斯·托德拉已卓有成效地领导该机构近二十年了（局长由军人轮流担任）。他非常清楚，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同国家安全局作对的真正原因是国家安全局控制了信号情报处。他还知道这两个机构都急于向国家安全局的垄断地位挑战。中央情报局已经开始进行了代号为“参谋D ”的超机密信号行动，而联邦调查局也正在着手这方面的工作。一九六0 年五月，艾尔·贝尔蒙特访问伦敦。当时我们正要准备办理朗斯代尔一案。我带他到切尔特南，并向他演示用“咽吞”行动破译埃及密码的过程和“栅栏”行动破译法国密码的过程。实际上，当时“栅栏”行动还处于初级阶段。对我们的这两次行动，贝尔蒙特大大夸耀了一番，而且马上派迪克·米伦来向我学习“栅栏”技术的细节。不久，联邦调查局也采用类似的行动破译了法国驻华盛顿使馆的密码，取得了胜利。

托德拉急于建立一个受国家安全局指挥的自己的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一九六一年十月，他请亚历山大、德纳姆、弗劳利，还有军情六处驻美站长菲尔波茨和我到华盛顿参加一个讨论英国密码破译成就的特别会议。他还邀请了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人参加，目的在于让他们也听听发射委员会的工作介绍，并希望他们能分享密切合作的好处。

一开始我就知道，这对英国秘密机构来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因为他们可以在美国同行面前赎回自己的过失。到了一九六一年，中央情报局在华盛顿成了情报权威，他们认为过去的英美情报联盟在无情的冷战中太感情用事。但我认为只要我们能向他们演示一九五六年以来所取得的技术成就，那我们就可以让他们相信，我们是值得交往的。

亚历山大和我都清楚，这是一场赌博，谁都无法保证美国人会不会在会上以向我们透露一些情报作为回报。当然，他们可能不会这样做，这显然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然而，这次会议的潜在收益是巨大的，它至少可以消除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事件在英美情报关系上的阴影。更重要的是，亚历山大的密码破译的计划和我的反间谍工作的计划都需要有美国人的大力资助和支持才能成为可能。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研制原子弹那样，我们应当说服美国人，争取他们的资助来实现我们的计划。从长远看来，我们可以通过通讯总部和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情报交换，最终让情报流回到我们手中，这样我们也能得到好处。

会议的地点定在马里兰州米德堡国家安全局总部的一间经过特别安全检查的会议室里。那是一幢玻璃楼，四周有电网，屋顶上有成百上千条天线和接收盘，纵横交错，枝柯林立。用这些设备，国家安全局就可以同世界各地的上千的监视站进行联系。与会的国家安全局代表是托德拉和他的首席密码分析家阿尔特·莱文森；联邦调查局的代表是迪克·米伦和利希·惠特曼；中央情报局的代表是吉姆·安格尔顿和一个叫比尔·哈维的膀粗腰圆的汉子。哈维刚回到华盛顿，他去柏林负责隧道行动，现在是“参谋D ”的负责人。

哈维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酒量过人，而且具有牛仔的气质。在他刚刚工作时，就在联邦调查局搞反苏联间谍工作，但由于贪杯而被胡佛开除。于是他立刻带着自己在联邦调查局学到的宝贵经验和技术，投奔了中央情报局。那时中央情报局才刚刚开张，他跃跃欲试，并设法和安格尔顿一起把自己的知识变成现实。他在反克格勃秘密战争中成了美国最有影响的干将之一。五十年代他大都在柏林，要么指挥间谍，要么挖掘隧道，并竭尽一切力量参与对抗苏联人的斗争。他认为冷战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必须做好拼死的准备。要不是他的粗暴好斗，他会是一个满腹心计、对间谍非常敏感的人，正是他第一个在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之后发现了菲尔比。哈维的记忆更是超群，他对几十年前的叛逃事件和其他案件的每个细节都记得一清二楚。也是他第一个对军情六处的菲尔比的经历作出全面的估价，并指出了他简历上的漏洞和矛盾之处。正当别的人停留在怀疑上时，哈维却紧紧地盯住了菲尔比，但这件事也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反英情绪。

为期五天的会议一开始就不顺利。托德拉急于自由交换意见，并讨论安全局正在进行的摸索破译外国驻华盛顿使馆密码的一两个试验。他指出，鉴于联邦调查局的规章，这几项研究不能超出试验范围。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同行个个心怀鬼胎，一言不发，他们既不愿意在别人面前或安全局面前讨论技术发展问题，也不愿在我们面前讨论这种事。安格尔顿在做记录，而哈维则在一旁心怀敌意地闭目养神，特别是午饭后，他甚至还打起了呼噜。

开会的第一天上午，他就向代表们嚷道：“我们到这里来只是听听，我们不在公开场合谈论我们的机密。”

我宣读了有关对付埃及人的“咽吞”行动的长篇报告，并详细介绍了从那以后在用无线电设备获取密码噪音来进行破译方面的进展和使用新式话筒监听方面的成就。接着我又谈到“栅栏”行动的细节。最后开始了热烈的讨论，甚至哈维也欠起身子来听着大家的讨论。

第三天的会议由中央情报局计划处处长理查德·赫尔姆斯主持，中心是讨论利用这些新技术去破译苏联的密码的方法。我一再指出，要预测出俄国人可能研制出的新密码机，并立刻着手找出对付他们的办法。一些技术外行对我的意见感到疑惑不解，但我强调说，在战时我们的海军研究实验室就是这样做的。那时我们对德国新的鱼雷和水雷进行了预测，结果他们刚刚把鱼雷和水雷制造出来投入使用，我们就找到了对付它们的办法。讨论结束时，国家安全局和通讯总部都答应立刻设法破译苏联“阿尔巴托斯”级密码机。

亚历山大对用美国正在研制的新型计算机来进行密码分析很感兴趣，他非常相信人类工程理论，该理论认为，用电子技术任意在密码机上排列数字在数学上是不可能的。亚历山大认为，如果能研制能量足够强大的计算机，即使编得再好的密码也可以破译。在以后的十年中，我们制定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研究项目对这一领域进行了调查。根据一九八六年《卫报》报道，从一九八0 年以来，生物工程理论如亚历山大所预测的那样，给密码分析学带来了一场革命。

不出我们的意料，中央情报局的代表在会上没有透露他们技术情报的进展状况。他们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他们不信任我们。但据我们推测，他们不向我们透露秘密还有其他原因。哈维的“参谋D ”似乎存心想违反英美协定。根据这个协定美国国家安全局必须同英国通讯总部交换全部信号情报。如果美国人既想破译密码，但又不同我们分享成果，或者他们想对英国和英联邦国家采取破译密码行动，那么哈维的“参谋D ”正是他们极好的帮凶。我们敢说，他们现在正在干这种勾当。

但无论怎样，这次会议仍是英美情报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六家情报机构的代表坐下来长时间讨论有关合作的一系列问题，十年来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开展了重要的联合研究项目，特别是在计算机领域里。我们总算在增进互相信任方面迈出了第一步。

在我离开伦敦之前，阿瑟·马丁安排我给中央情报局讲讲朗斯代尔一案中的技术问题，特别是“筏夫”技术。莱肯菲尔德大楼里的官员对这件事感到有点为难，因为虽然我们一开始就向联邦调查局汇报了“筏夫”技术，但中央情报局却对它一无所知。霍利斯同意只要朗斯代尔案件一结束，他就全面告知中央情报局，因为我们最早是从他们的“狙击手”手里得到关于朗斯代尔的情报的。由于当时兰利总部还没完工，汇报会预定在托德拉会议后在中央情报局临时使用的尼森活动房子里举行。尼森活动房屋在华盛顿中心的水池边。吉姆·安格尔顿带我走进一间大会议室，让我在讲台前与至少两百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见面。

“你肯定这些人都受过信号情报工作方面的训练吗？”我低声问安格尔顿。

“彼得，请开讲吧，安全保密由我们负责。许多人都想听听这件事！”他说。

我站了起来，心里有点紧张。为了避免口吃，我讲得比较慢。我首先描述了朗斯代尔一案的过程，一个小时以后，我又在黑板上写写画画，解释“筏夫”行动的技术细节。

“当然，我们认为‘筏夫’是一种重要的新式反间谍武器。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知道，世界各地的苏联间谍在什么时候收听莫斯科的秘密广播，而且还可以测出他们的发射频率……”

大家对“筏夫”的反响并不好。一部分人交头接耳，叽叽喳喳。后来我发现前排的军官们的情绪有些异常，而且哈维就坐在讲台的一边，我知道可能要发生什么事情。哈维侧身面对安格尔顿，非常生气地向我这边指指。

我不清楚他们为什么会发火，于是向他们问道：“有问题吗？”

“有！”一个人在后排喊道，“请问你们的‘筏夫’这个玩意儿是什么时候研制的？”

“一九五八年春季。”

“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我的口吃又犯了，一时竞答不上话。

“让我告诉你吧，现在是一九六一年！”那个人高声叫道。

“真见鬼，这叫什么联盟！”又有一个人说。

我狠狠地坐下来，人们纷纷离去，再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安格尔顿和哈维走了过来，看得出哈维非常生气。

吉姆竭力用斯文的口吻对我说：“瞧，彼得，看来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在这种大场合下讨论这个问题恐怕不合适。比尔和我今晚想请你和我们一起吃饭。我们找个安全的地方好好谈谈。”

哈维还没开口，吉姆就把我推走了。

那天晚上，安格尔顿叫他的技术人员乔伯克开车到旅馆来接我。他很少和我说话，这大概是安格尔顿的命令吧。我们驶过乔治·华盛顿桥，穿过阿灵顿国家公墓，然后向弗吉尼亚州的乡村飞驰而去。

伯克指着乡村的右边对我说：“这就是新的总部。”

除了有些树木以外，那里什么也没有，天渐渐地黑了。

汽车开了一个小时，最后停在一座木房子前。这座木房子离路边很远，房子后面有一个大平台。为了防止蚊蝇，平台的四周装满了纱窗，平台上有几把椅子和一张桌子。当时正值夏末秋初，天气非常闷热而潮湿。阿巴拉契亚山脚下传来松树的阵阵幽香和蟋蟀的嗽呜。安格尔顿从平台里走了出来，冷冷地向我打了个招呼。

“今天下午真对不起你。’他说，但却没进行任何解释。我们在桌边坐下，中央情报局西欧处的处长也在座。他彬彬有礼，但却很少说话。过了几分钟，又有一辆汽车吱的一声在房子前面刹了车。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随即便听到哈维在那里大声询问我们在什么地方。他拉开铁纱门，站在平台上，手里拿着一瓶杰克·丹尼尔牌啤酒，看得出他已经喝过一些酒了。

他大声嚷道：“你这个畜生，让我们把这个案件的真相说一说吧。”他把酒瓶用劲朝桌上一摔，酒瓶被摔得粉碎。

我立即明白了，这是个圈套。以往，讨论军情五处的公事时总有哈里·斯通陪同，可现在他因患心脏病正在医院疗养。

我转过身对安格尔顿说：“吉姆，这太不公正了，我原以为你是请我来吃饭的。”

“是请你吃饭，彼得。”他说。然后为我在一只雕花玻璃杯里倒了一些苏格兰威士忌。

我直率地回答说：“我不能被你们这样欺负。”

“哪儿的话，”安格尔顿平静地说，“我们只是想再听听……请从头讲。顺便请教几个问题。”

我又复述一遍朗斯代尔案件。我刚讲完，哈维就憋不住了。

他满嘴溅沫，骂道：“你们这帮混账东西，太不可信了！你跑到这儿来，是要我们为你们的研究付钱，但却一直把‘筏夫’这类技术藏得牢牢的。已经好久了……”

我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不明白个屁！”他吼道。

哈维又打开另一瓶啤酒。

“彼得，问题是我们的行动。我们有许多人在用高频无线电接收机，如果苏联人也有‘筏夫’，那他们就要暴露了……”安格尔顿说。

“苏联人有‘筏夫’吗？”安格尔顿又问道。

“开始没有，现在肯定已经有了。”我说，还引证了最近的一件案子。军情六处在波兰情报局的情报源说，波兰和苏联进行了一次联合间谍调查。调查结束时，他们在围捕那个嫌疑分子时，克格勃开了一辆面包车到他的公寓。他还透露说，苏联人不允许波兰情报局窥看面包车里的一切，但他根据各方面的情报猜测，面包车里的东西与无线电侦察有关。

哈维叹了一口气：“天哪，我们在波兰的情报官员这下全完了……”

“可我们已经把这些情况报告送给你们的波兰处了，”我说，“不管这个间谍是谁，他肯定不是我们的人，因此我们推测他是你们的人。这件事至少警告了你们，同波兰进行无线电通讯是危险的。”

西欧处处长红着脸说：“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核实。”

“还有谁知道‘筏夫’？”哈维又问。

我告诉他，在我们研制过程中，我们把一切都告诉了联邦调查局和皇家加拿大骑警队。

哈维又发火了，他拍着桌子喊道：“加拿大人！你还不如告诉混帐的巴布亚人哩！”

“我恐怕不会认为加拿大人会那样，他们是英联邦可以信赖的成员。”

“哼！你们还应当告诉他们换一架密码机。”哈维说。安格尔顿害怕哈维在气头上把“参谋D ”的秘密漏出来，赶紧用脚在桌下使劲地踢了他一下。

我们愈争愈激烈。他们的恐吓显然是有预谋的。他们想使我感到内疚，引诱我讲一些使我事后会感到懊悔的话。他们说，我们为你们提供了“狙击手”，盼望你们能有所回报。我们同意资助你们的研究，但你们是怎样回报我们的呢？哈维又是诅咒，又是发火，他讲到大战以来被美国人忽视的薄弱环节、错误和疏忽：菲尔比，伯吉斯，麦克莱恩；领导艺术缺乏；不懂专业；在帝国面前不断撤退；社会主义不断进攻。安格尔顿脸色阴沉地对我说，如果我们想得到他们的情报，我们就得尊重美国在英国同盟中老大哥的地位。

“请记住，你在这儿是个叫花子！”哈维怒吼道。

我并没有激动，只是默默寻找机会反击。的确，我们的反间谍工作虽然不很出色，但现在阿瑟回来了，朗斯代尔案件不过是一个开始。再者我们并没有任何义务向你们汇报“筏夫”行动，这是我们的机密，我们有权自行处理。

“现在我到这里来把我毕生的工作全部告诉了你们——‘咽吞’、‘栅栏’、‘筏夫’——所有一切。可是我们在你们国家安全局里开会时，你坐在我对面五天，可你什么也没告诉我。这能算是情报交流吗？其实，你们发火大概是因为我们抢先了一步……！”

这下，哈维可气坏了，他脸色发紫，活像一只火鸡，汗水不停地从太阳穴上淌下。他解开茄克，露出肩上挂着的枪套和里面那支锋亮的手枪。他的肚皮被啤酒撑得又圆又大。现在已是凌晨四点，我被折腾够了，于是便起身告辞。我对安格尔顿说，明天的活动全部取消。我对已发生的这些事印象坏透了。要不要讲和，完全取决于他们。

第二天，安格尔顿没有和我预约就跑到旅馆来看我。他满脸微笑，而且再三道歉。他责备了哈维在昨天晚上的行为。

“他喝醉了，以为要了解真相一定要靠威吓。现在他相信你了，他不过是认为你对他是个威胁而已。”

他又请我去吃晚饭。这次我小心谨慎，不敢大意了。他说他理解我的心情，并希望我也能理解他。他还热情地谈起要资助我们的计划。紧张气氛总算消除了。他提议带我去见托德拉，说服他让发射工程委员会的反间谍力量给予支持。第二天他派了一辆车接我去米德堡。按规定，访问国家安全局时必须有通讯总部的人陪同，我只好从边门进去，直接上顶楼托德拉的办公室。我们在这里共进午餐。午餐时我再次复述了朗斯代尔一案的经过，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复述了。

最后，托德拉问我需要他帮什么忙。我说虽然我对莫斯科的非法广播进行了分类——这当然是个重大成绩——但主要的问题是通讯总部没有充分监听苏联的电台。朗斯代尔案破获以后，我们在这方面有了相当大的进展，但到目前为止只有十二到十五个无线电台台位来截听苏联电台的信号，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还只是抽样监听。若是要在分类方面作出成绩，我们必须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苏联电台进行监听。托德拉对这项工作的前景非常感兴趣，并同意保证在两年之内对苏联在世界各地的所有非法广播进行百分之百的监听。他的话果真算数，过了不久，情报便源源不断。情报被送到通讯总部，由“反小集团”委员会负责处理。通讯总部有位叫彼得·马丽丘奇的年轻密码分析专家（现已坐上通讯总部的第一把交椅），对我精心发明的分类法做了改进：他把成千上万的电讯输人电子计算机进行加工，然后用“抽样分析法”把相同的电讯归为一组。这种方法使分类更加准确。在以后的几年中，这成了西方反间谍工作中一个最重要的工具。

在驱车回华盛顿的时候，我为这次出访所取得的成绩而欣喜不已。这次出访华盛顿，我不仅争取了美国对发射工程委员会的“咽吞”行动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他们对反间谍工作的支持。安格尔顿如果不提哈维，我几乎快忘记了和他的冲突。

安格尔顿对我说：“哈维想再见见你。”

我非常惊奇。

“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只是向您征求意见。他在古巴碰到了麻烦，我对他说也许你可以帮助他。”

“那天晚上的事后来怎么说？”我问。

“他只是想考验你一下，看你是否可以信赖。你及格了。”

安格尔顿是个典型的见风使舵的人。他拒绝再作进一步解释，只是说他已经和哈维约好两天以后一起吃午饭。他还说，到时候我就会明白了。

一九六一年是中央情报局被古巴问题所纠缠的时候，侵入猪湾的幻想早已破灭。安格尔顿和我经常谈起这件事，因为我曾在五十年代参与过军情五处对希腊籍塞浦路斯游击队领袖格里瓦斯上校采取的平叛行动。一九五九年在我访问华盛顿时，主管东南亚事务的理查德·赫尔姆斯和理查德·比斯尔曾请我向高级官员介绍自己的有关反叛乱方面的经验。显然中央情报局对古巴有所打算。菲德尔·卡斯特罗正在古巴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王国。比斯尔后来接管了猪湾行动，行动失败后，华盛顿官员认为要不了多久比斯尔一定会下台。果然，肯尼迪兄弟后来把那些古巴事件的负责人统统革职了。

两天以后，我准时来到吃饭地点。哈维站起来跟我打招呼，紧紧地跟我握手表示欢迎。他打扮得整整齐齐，从前那种趾高气扬的神态现在没有了，而且再也不提那天晚上的事了。他是个硬汉子，他不会宽恕别人，也不会期待别人宽恕他。他告诉我，他正在研究古巴问题，想听听我当年对塞浦路斯行动的看法。

“很遗憾，我没有听到你一九五九年的那次报告。”他说，并没有挖苦的意思。

参加军情五处不久，我就卷入了塞浦路斯问题。当时殖民地事务处的处长比尔·马根把有关正在激化冲突的文件拿给我看。那时希腊籍的塞浦路斯大主教马卡里斯正在领导一个激烈的运动，他们要求完全独立。希腊政府和希腊共产党以及格里瓦斯的游击队“约卡”都对这个运动给予了支持，而英国则急于保住塞浦路斯这块军事要地，因而极力反对这个运动。一九五六年战局吃紧，一触即发，格里瓦斯几百人的游击队牵制了四万名士兵的英国军队。

英国对塞浦路斯的政策完全是一种灾难。殖民部试图在这种糟糕的治安情况下进行政治谈判，井依靠军队来维持正常秩序。但要进行谈判，必须先找到格里瓦斯并把他孤立起来，使他中立。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却始终找不到格里瓦斯。读了这些文件以后，我很有把握地告诉马根，军情五处一定能做出成绩，只要有时间，我们一定能找到格里瓦斯。我们采用的办法是跟踪他的通讯，就像现在跟踪苏联人那样。

马根立即带我去见杰拉尔德·坦普勒爵士。坦普勒爵士曾在马来亚成功地领导过平叛。他也很主张用情报手段解决殖民地问题。他热情地支持我的计划并同意代军情五处向殖民部申说。但殖民部却固执己见，对自己的安全政策一意孤行，不让军情五处参与。而军情五处预测塞浦路斯问题将发生巨大变化，也不愿意被牵扯进去充当别人的炮灰。特别是霍利斯，坚决反对自动参与殖民地的事，他认为，军情五处是个国内机构，仅仅只能向军队派防务联络官做他们的顾问，而决不能越过雷池一步。

一九五八年，格里瓦斯加快了他的行动步伐，企图打破新总督休·富特爵士用政治来解决问题的幻想。军队又对格里瓦斯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搜查，这次是在帕荷斯山区。然而，格里瓦斯又一次漏网了。富特继续敦促用政治来解决问题，但局势迅速恶化，他只好同意请军情五处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从一开始就面临一场竞赛：是否能抢在殖民部之前找到格里瓦斯。

马根坚信，地方警察特别处里一定有许多有关格里瓦斯行踪的情报，只是没有人认真对这些情报进行分析。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得到这些情报。“约卡”已经完全渗透地方警察特别处，一旦查阅档案的军情五处的官员暴露了身份，那就相当危险，我们已经有一个官员在尼科西亚的闹市大街上被暗杀了。

马根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曾在西北非洲和伊朗呆过很长一段时间，并和土人在一起生活过。他会讲他们的话，也会用牛粪点火烧饭。他非常清楚恐怖分子的危险，不愿把这么危险的任务交给下级，坚持要亲自走一趟。他要驻塞浦路斯的联络官菲利普·柯尔比·格林上校做助手。格林长得十分彪悍，而且为人正直，非常英勇。他还是一个有一定知名度的业余画家呢。不久，我也参与了这个行动，负责技术方面的问题。这次行动的代号是“阳光”。

用“阳光’作为这次行动的代号，未免用污了这个漂亮的词语，因为这是一次暗杀行动，但事实的确是这样。计划很简单：要让士兵们集中精力找出格里瓦斯。我们知道，他是不会投降的，就像最近被军队包围的他那两个亲信一样，他宁愿被打死。

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七日，我到尼科西亚。然后我立即去警察特别处研究了马根对档案的分析。格里瓦斯很有组织能力，他在塞浦路斯组织了无数次行动默契的恐怖主义罢工和聚众闹事。他肯定经常与各地的部下保持联络，我们估计“约卡”不会通过电话或者邮电系统进行联络，尽管他们已经控制了这两个组织。研究了档案以后，我们发现他们的通讯全靠信使，而且这些信使大部分是妇女，她们主要的来往工具是公共交通工具。我们设置了许多目测站和截听站。从全面的情况来分析，利马索尔是游击队通讯网络的中枢。我们在离利马索尔几英里远的叶拉萨村和波洛底亚村也设置了观察哨，我们相信格里瓦斯的总部就在这些村子里。

我们首先在马卡里奥斯官安装了一个安全电话窃听器。我们确信马卡里奥斯，兴许还有“约卡”，有时会使用电话。他们以为使用电话是安全的，因为如果电话上装了窃听器，他们在邮局的内线一定会报告。

我们决定在通往宫殿的高架电线上也安装一个隐蔽的窃听器，并用一台无线电发射机把窃听的讯号发给一二英里外的接收机。这台发报机使用的电源是从电话线上接下来的。我们得到了军情六处最好的技术员约翰·威克的帮助，威克是在柏林隧道里真正安装窃听器的人。当时威克安装窃听器的时候，警察的脚就在他的头上。整个行动充满了危险。威克必须在黑暗中爬上电线杆，而威克的脚下随时都有马卡里奥斯的武装人员和“约卡”在巡逻。威克在电线杆的顶上钻了一个孔，把电子窃听器装在里面，然后把它与电话线接通再加以隐蔽。我守在电线杆下，把工具送给他。每隔五分钟，我们停下来，等巡逻兵走过，他们随时都可能开枪。两个小时后，我们总算松了口气。窃听器终于成功地装好了，我们基本上能够监听马卡里奥斯了。

然而，“阳光”行动的真正目的是寻找格里瓦斯。我敢断定他也使用了无线电接收机来监听英国军队的通讯，并知道军队随时都在搜捕他。因此我决定两路并进，双管齐下。首先我们要搜查他的接收机的天线，然后着手在他的附近安装一台装有无线电定向电波的接收机，它能向我们指示他的确切位置。我们知道埃及人向格里瓦斯廉价出售了大批的军事武器，这些武器是埃及人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以后从英国人手上没收的。军情六处招募了一名希腊籍塞浦路斯武器商，他在埃及购买了一批接收机。我把接收机加以改装，并加上了定向电波，准备装在格里瓦斯的总部。

“阳光”行动的第一部分进行得比较顺利。格林、马根和我到利马索尔地区作了一些战前侦察，看看天线在哪里，这得担很大风险。我们化装成欣赏风景的游客，时而在遍地灰尘的小街上闲逛，时而在烈日炎炎的市场和广场上漫步。当我们走过时，坐在树阴下乘凉的老人警惕地注视着我们，就连儿童也不时向我们投来怀疑的目光，然后悄悄地从小巷子里溜走了。我觉得背上的汗不断地往下淌，而且奇怪地感到附近赤陶色屋顶和古老的陵石墙后有一支看不见的枪一直在对准我。

我在叶拉萨村，看到一座教堂的尖形屋顶的尖顶上有一根尖铁。乍一看去似乎是避雷针。这根尖铁装在一个与屋顶相通的绝缘器上，另外，还有一个金属片一直埋在地里。我用望远镜对那根尖铁仔细观察了一番，发现金属片并不与屋顶上的尖铁相连。显然，这是一根经过改装的用尖铁作材料的天线。我们试图想走得更近一些，以便仔细观察一番。结果不知从什么地方跑来了一群小孩，他们非常气愤，向我们扔石头，于是我们赶紧逃命。我们东窜西奔，跑到了波洛底亚村。我们刚喘口气，谁知那里也有一帮孩子要打我们。于是我肯定，这两个村准是格里瓦斯的中心。

我立即着手工作，测出定向电波的位置。据估计，“阳光”行动需要六个月才能完成。但正当我们全力以赴准备大干一场时，殖民部却在一九五九年二月兰开斯特大厦的宪法会议上匆匆地解决了塞浦路斯问题。这简直是在挖我们的墙脚，整个“阳光”行动一夜之间就毁灭了。马根勃然大怒，特别是在他亲眼看见格里瓦斯从我们预测的地方走出来的时候。格里瓦斯后来飞到希腊，并继续对塞浦路斯施加压力。马根感到这种方法是治表不治本，还有许多问题没能得到根本解决。他认为殖民部的这种短期的权宜之计势必会带来长期的严重后果。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马根的猜测是正确的。

在我们离开塞浦路斯前不久，马根和我突然又遇见了总督富特爵士，大家都很不安， 不知说什么好。 富特说他为自己最后摆脱了困境而高兴，并且向我们说明“阳光”计划不过是最后的解决办法，除非外交解决失败，否则不轻易使用。他似乎很难理解应当从一开始就把有效的情报工作探合在外交艺术里。回首往事，我坚信如果我们在一九五六年第一次向殖民部申说“阳光”计划时就动手，那我们一定能迫使格里瓦斯中立。那样，决定讲和条件的就是殖民部，而不是“约卡”，而这个凄凉悲惨而又美丽的小岛在过去三十年的历史也就完全不同了。

塞浦路斯事件使人们对英国殖民政策留下了长久的印象。过去，英国放弃殖民地时显得非常体面，那时我们不用武力而用情报手段击败军事叛乱，然后再以叛乱运动的政治领导为基础，通过政治谈判来解决争端，并用英国武装部队维持新政府。马来亚和肯尼亚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现在这两个国家都安然无恙。

怎样在保证不让地方武装力量插手的前提下撤走殖民力量，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换言之，就是怎样建立一个稳定的地方统治阶级？殖民部擅长搞那些复杂的、经典的民主模式——在这里起草一部宪法，在那里建立一个议会——这些东西却很少能够立住脚跟。塞浦路斯事件后，我向霍利斯递交了一份报告，陈述了我的想法。我说我们应当采用布尔什维克的模式，因为它是唯一已成功的模式。列宁比其他任何一个人都懂得怎样去控制一个国家，并保住这种控制权。列宁相信，统治阶级必须控制扛枪的人和情报部门，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其他军队或者阶级夺走政权。

现代苏联情报机构的创始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就是以这种思想为指导创立了“契卡”（克格勃的前身）。他一共设立了三个局——专门对付国外颠覆者的第一总局，专门对付国内谋叛者的第二总局和监视军队，确保没有人敢进行武装政变的第三总局。

霍利斯和军情五处的其他领导读了我的报告以后大力恐慌。他们认为这份报告是在“冷嘲热讽”，因而根本就没有把它送到殖民部备案。但如果回顾一下过去二十五年的历史，就不难看出，只有在奉行列宁原则的新国家里才能避免军事独裁。

一九五九年我在中央情报局作这个报告时，他们也激烈反对我的看法。赫尔姆斯直截了当地对我说，这简直是鼓吹在第三世界里实行共产主义。他盲目地以为我们在情报方面占有优势，而他们却没有这种优势。他还认为只有我们才是殖民帝国，而美国则不是；而且由于他们还面临远东和古巴那些国家的叛乱，因此惟一能够实行的政策就是依靠军事力量，武装解决问题，也正是这种想法终于使美国陷入了越南战争。

这种想法也是美国侵入猪湾的出发点和根据。两年后的今天，当哈维听到了我在塞浦路斯的经验时，觉得侵入猪湾和塞浦路斯事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两个地方都是小岛，都有一支领导得很好的游击队。当我谈到如果没有格里瓦斯，塞浦路斯游击队早就分崩离析了的时候，他更加吃惊。

“如果英国人遇到了古巴问题，你们怎么办？”他问道。

我不愿意受古巴问题的牵扯。在我去华盛顿之前，曾和霍利斯讨论过这个问题。他毫不隐瞒地谈到了中央情报局在加勒比海的失误。他对我说，应当尽量避免谈论这个问题。我很为难，如果我向安格尔顿和哈维提出建议，那么中央情报局就会把我个人的建议认为是英国官方深思熟虑的意见。这件事不需要多少时间，莱肯菲尔德大楼就会知道，因此，我必须向他们说清楚，我不过是私下谈谈而已。

我对他们说，我们会努力发挥我们在那里的一切有利条件——例如支持某个政治领袖等等。

哈维不耐烦地说：“这些我们已经做了，但他们全在佛罗里达州。猪湾事件后，我们在古巴几乎失去了一切……”

哈维想摸一摸我们的底，看看我们在那里究竟有些什么活动，因为英国在加勒比海地区拥有殖民地。

我对他说：“我怀疑英国方面在古巴地区有什么活动，伦敦的指示是不干涉古巴问题。你们可以去问问军情六处，他们也许会知道一点情况。”

“如果你们处在我们的地位，你们会怎样对付卡斯特罗呢？”安格尔顿问。

“我们会孤立他，并且鼓动人民反对他……”

“你们会打击他吗？”哈维插话说。

我停顿了一下，把餐巾叠好。侍者轻声地在桌间走来走去。这时我才清楚哈维了解我是否可以信任的目的。

“我们当然会打击他，但我怀疑是否真正需要这样做。”我回答说。

“为什么不呢？”

“比尔，现在这已经不是我们所管的事了。早在两年以前，苏伊士危机以后，我们就不管了。”

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初期，军情六处曾订了个计划，想通过伦敦分站用神经毒气暗杀纳赛尔。艾登最初赞同这个计划，后来他变卦了，因为他又同法国和以色列达成协议搞一次联合军事行动。不久，联合军事行动失败，艾登被迫撤军并第二次执行暗杀计划。但这时军情六处在埃及的力量几乎全部被纳赛尔一网打尽，只得重新制订计划，借助埃及谋叛军官们的力量。可这个计划又遭到了惨败，主要是由于藏在开罗郊外的武器有毛病，不能使用。

“你参与了这次行动？”哈维问道。

“只是在技术方面帮点忙而已。”我如实说。

然后我又告诉他，当初找我商量行动计划的是军情六处伦敦分站技术组的约翰·亨利和彼得·狄克逊，他们是制定这一计划的负责人。他们两人和我都参加过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讨论情报部门技术研究的联席会议。这个会议是在波顿草原，即政府生化武器研究集团举行的。五十年代，化学武器研究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领域。我和军情六处的联合课题是研究引起幻觉的麦角酸二乙基酸胺在审讯中的作用，我们在波顿草原做了大量实验。有一次，我自愿提出做试验品。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虽然各自的目的不同，但都想尽可能多了解一些有关当时在波顿研制的高级毒剂的情况。我需要解毒剂，是为了在苏联人对英国叛逃者下毒时用，而军情六处需要这些毒剂却是为了自己在国外的行动。

亨利和狄克逊都和我谈过对纳赛尔使用这种毒药的问题，希望我能给他们一点忠告。显而易见，用神经毒气暗杀纳赛尔是最好的方案，因为这种毒气使用简便。他们告诉我，军情六处伦敦分站在埃及有个间谍，可以有限度地接近纳赛尔的某个总部。他们计划在通风系统内放一些神经毒气罐，但我指出这样做不仅需要大量的毒气，而且会造成大批纳赛尔手下的军官死亡，显然是一个很不实际的计划——军情六处的计划都是这样。后来亨利告诉我，艾登又否定这个行动了，这并不使我感到吃惊。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件事比“巨型炸弹”克拉布事件更加糟糕。

哈维和安格尔顿又仔细向我询问了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那次行动。

“我局正在研究对付这类问题的新方法，并且还可以出售有关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哈维向我解释说。

哈维一正经起来，嗓门就降低了许多，而且单调乏味，压抑的语调是一种华盛顿官员们所喜欢用的官腔。他用这种单调的官腔向我解释说，他们不仅需要能够随时改变身份的特工人员，而且也需要改善技术设备——按哈维的行话，就是要改善“运载工具”。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小型天文卫星，哈维知道，五十年代，小型天文卫星曾在苏联边境活动，跟踪过苏联火箭的发射信号，以前他们只是用无线电接收机进行追踪，后来改用了卫星。上司命令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卫星。

我对他说：“比尔，他们从不自由雇用人员，你可以试着找一些退休的人，但得先和军情六处谈谈。”

哈维满脸不快，认为我故意不肯帮忙。

我问他：“你没有去找斯蒂芬森？许多老前辈说，大战时他在纽约干过这种工作。肯定雇用的是意大利人，那时还没有其他办法来区别德国海运间谍。据我所知，也许是意大利黑手党人……”

安格尔顿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下我的话，然后毫无表情地抬头看了我一眼。

我得意地继续往下说：“还有法国人！你找过他们没有？干这种事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你看他们在阿尔及尔和其他地方不是干得挺出色吗？”

安格尔顿又在笔记本上写了一阵。

哈维这时问道：“你们有没有特殊的技术设备？”

我告诉他，神经毒气计划失败以后，军情六处又研制了一些新武器。有一次，我到波顿去参观他们的烟盒表演。这个武器是爆炸研究与发展集团最新推出的。他们把一枚毒刺装在烟盒上随时可以发射。我们都穿上白大褂，个个神情严肃，由管理当地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工作的科学家拉德尔博士陪同，到波顿草原后面的牲畜场去实施观摩。一头拴着绳索的羊被牵到场地中央。羊的一侧被剃去了一片羊毛，露出粗糙的粉红色皮肤。拉德尔的助手掏出烟盒，向羊走去。羊受了惊，拼命奔跑，但被绳索紧紧勒住。我还以为毒刺没有射中羊呢！但过了一会，羊弯下了腿，不停地翻动着眼珠，而且口吐白沫。不久，羊就倒了下来，奄奄一息，几分钟以后就死了。穿白大褂的专家们围着死羊，谈论这项现代新毒剂的各种优点。此时此刻，两种感情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我的心里发生了冲突，一种是对动物的爱，一种是对情报工作的爱。我感到对动物的爱比后一种爱更加伟大，同时我还意识到暗杀不该是和平时期的政策。

我只能给哈维和安格尔顿这么多帮助了。我觉得我已经对他们讲得太多了。一看到安格尔顿做记录，我就感到不安。他们的决心似乎很大，而且很有把握，认为这就是对付卡斯特罗的办法，还对我不能给予更多的帮助表示失望。

走上大街以后，我们互相道别，我还告诉他们：“找亨利或者狄克逊谈谈，他们知道的情报也许比我更多。’第二天，我将乘飞机返回英国。

哈维突然问道：“你没有对我们隐瞒什么吧？”茄克里的手枪又显了出来。我看出他又在想“筏夫”了。

我招招手喊来一辆出租汽车。

“比尔，我第十二章

一九六一年，伦敦大街上的人仍然在说，他们的生活“从来没有这样好”；而在华盛顿，一位刚刚上任的年轻总统却正在为创造一个神话般的文明和杰出的卡默洛特城而四处奔忙。但在秘密工作的地下世界，十年动荡的预兆已经清晰可见。整个五十年代，英美的情报部门都投入了冷战，他们目标明确而又专心致志。冷战并不是一场非常微妙的战争，也不具有各种复杂性。但到了六十年代初，大量的叛逃者从苏联情报机关的心脏里逃出来，投奔了西方，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关于西方安全机构被渗透的故事。然而，他们的故事往往自相矛盾，令人难以相信。结果怀疑和猜测笼罩着情报系统，英美情报部门渐渐陷于瘫痪。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第一位叛逃者来到西方。当时我已从华盛顿返回英国几个星期了。我正在办公室里，阿瑟突然走了进来。他一只手夹着香烟，一只手拿着一份《泰晤士报》。他把报纸齐缝叠好，然后递给我看。

“听起来很有点意思……”他用手指着一条关于苏联少校克利莫夫的消息对我说。克利莫夫少校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来到美国驻赫尔辛基大使馆，请求避难。

不久我们听到传说，原来克利莫夫是一名克格勃少校，现在正在坦白。一九六二年三月，D 处的各办公室里洋溢着欢快的气氛。阿瑟的烟抽得更多了，他那张孩子似的脸庞激动得泛出阵阵红晕。他一个人在走廊里来回踱着方步。我猜他一定得到了有关克利莫夫的消息。

有一天，我问他：“是有关叛逃者的事吧？”

他招呼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关上门，告诉我这件事的经过。他说，“克利莫夫”的真名是阿纳托利·戈利金。他是一名克格勃高级官员，曾在第一总局工作过，负责对英国和美国进行间谍活动。后来他又在莫斯科情报部工作，然后又到赫尔辛基苏联使馆工作。其实戈利金早在国外服务时就列入了中央情报局的监视名单，但改名以后却没有被认出，直到他投奔了美国驻赫尔辛基使馆。

初步审问以后，中央情报局交给军情五处一份“十集”清单。清单中的每一集都详细记录了戈利金对英国安全部门奸细的揭发，这份清单原先由阿瑟保管。D 处三科（研究科）的代理科长帕特里克·斯图尔特对这十集材料作了初步分析，并根据“对号入座”的原则起草了一份嫌疑分子名单。后来每一集材料又分发给D 处一科（调查科）的一些官员，让他们进行调查。我呢，则根据调查的需要，随时向他们提供各种技术咨询。

在十集材料中，有三集立刻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戈利金说，三十年代苏联在英国曾招募了一伙著名的“五人集团”间谍。他说，他们不仅互相认识，而且还知道其他间谍。但戈利金却不知道“五人集团”的真正身份和姓名，只知道其中一个人的代号叫“斯坦利”，他和最近克格勃在中东的行动有牵连。这个线索与金·菲尔比完全吻合，菲尔比现在在贝鲁特为《观察家报》工作。戈利金说的五人中的另外两人显然就是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戈利金所说的第四个人可能是女王藏画的鉴定家安东尼·布伦特爵士。布伦特爵士在战时曾是军情五处的官员，他在一九五一年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以后曾一度受到怀疑。但对戈利金所说的第五个人我们却一无所知。由于戈利金在三集中提到“五人集团”，因此，菲尔比案件和布伦特案件又一次被提了出来，进行重新审核。

十集材料中，最新和最准确的线索都在第三集和第八集，这些线索都是有关海军部间谍的，如霍顿。这说明苏联人非常重视收集英国和北约潜艇和反潜能力的详细资料。据第三集揭发，苏联人在英国驻莫斯科使馆海军武官当中招募了一名间谍，这件事是由负责国内情报行动的第二总局局长格里巴诺夫将军来亲自监督的。英国使馆里有一名叫米海尔斯基的俄国籍雇员参与了这项活动，那名间谍把自己看到的机密文件抄下来，交给米海尔斯基。戈利金还说，一九五六年这名间谍奉命调回伦敦，在海军情报处工作，于是他便由克格勃国外行动处指挥。

据戈利金交代，第八集里讲的第二个海军间谍是一个更加高级的人物。戈利金说他曾读到过三份编了号的北约文件，其中两份是绝密的，这是他在克格勃情报处北约科工作时无意当中看到的。情报处北约科负责整理有关北约问题的政策文件，向政治局提供咨询和参考。一次戈利金正在准备一份有关北约海军战略的材料时，看到了三份从伦敦发来的文件。戈利金看到的材料一般是经过修改的，换言之，原始材料的来源事先已被删掉，但这次由于他要写的报告很紧急，所以上司同意把原件的复制件给他看。中央情报局对戈利金讲的这件事进行了核实。原来戈利金所说的三份文件是关于扩建克莱德湾北极星潜艇基地的详细计划，以及重新部署北约在地中海的海军的计划。中央情报局的人把这三份情报混在其他北约文件一起，然后拿给戈利金看。戈利金立刻准确地认出了那三份文件，并解释说，他看到的那份关于克莱德湾的文件的散发范围有四套编号和数字，而美国人给他看的这份却有六套编号和数字。美国人查阅了散发名单，发现确实有他所说的那种副本，但我们却找不到。斯图尔特对这三份文件的散发情况作了分析，发现唯一有泄密嫌疑的是一位现在已经退休的资历很深的海军中校。后来这个案子交给D 处一科去办理了。

在戈利金过来以后的几个月里，苏联情报机关心脏里又有三个人叛逃。这三个人的行动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很显然他们是互相独立的三个间谍。头两个向联邦调查局表示他们愿意留守原地为联邦调查局提供情报。这两个人一个是克格勃的官员，另一个是格鲁乌的官员。他们的公开身份是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人员。他们的代号分别是“费多拉”和“大礼帽”。第三个人是于一九六二年六月在日内瓦叛逃过来的。他叫尤里·诺森科，是克格勃高级官员，他找到中央情报局，表示愿意为该局提供情报。

不久，诺森科为搜索英国海军间谍提供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情报。他声称，格里巴诺夫在招募那个间谍时曾以要揭发他的同性恋行为为威胁手段，这个间谍向克格勃提供了北约的所有机密，它们都是从一位“海军勋爵”那里搞来的。由于北约文件和格里巴诺夫招募的间谍有密切联系，军情五处便把第三集和第八集资料合并处理。卡林顿勋爵办公室的职员约翰·瓦萨尔有很大嫌疑。斯图尔特很早就认为瓦萨尔可能是第三集所说的“五人集团”间谍中的一员，并把他列为第四个嫌疑犯，这个案子后来由调查员尤尼·西蒙兹负责，而西蒙兹则不同意斯图尔特的判断。他认为瓦萨尔笃信天主教，而且道德高尚，充当间谍的可能较小，于是把他的名字排在嫌疑犯名单的最后。但得到了诺森科的线索以后，大家便全力注意瓦萨尔，很快就证实了瓦萨尔是一个同性恋者，住在多尔芬广场的一套豪华公寓里，所过的生活大大超出了他的收入。军情五处这时遇到了一个在反间谍工作中具有代表性的问题。间谍犯罪同其他犯罪不同，它没有痕迹，除非间谍本人坦白或者当场被抓获，否则很难找到证据。办案员向我请教，有没有什么技术上的手段可以用来证明瓦萨尔确实从海军部偷窃过文件。我和弗兰克·摩根曾经试用过一种方法，我们在机密文件上涂上少量放射性物质，然后在嫌疑犯犯罪现场的入口处装了一台盖格计数器，如果文件被人移动，我们就能发现罪犯的行动。我们用这个方法对瓦萨尔进行了测试，但没有成功。海军部的入口处太多了，我们根本无法判断瓦萨尔会走哪一个，而且盖格计数器常常把夜光手表之类的物件一起显示出来，很不精确。最后，领导以放射性材料对人身有很大危害为由，取消了这个计划。

于是我又去寻求其他方法。根据中央情报局的考察结果，戈利金的记忆简直同照相机一样。我决定再进行一次试验，看他是否还记得北约文件的照相复制件里的细节。这样我们就可以分析出那个间谍是否把原件交给对方复制，然后再叫对方把原件还给他。我拍了二十五张有关北约克莱德湾基地文件第一页的照片，每张相应提到一种苏联人过去向他们的间谍推荐的方法或者自己在使馆里使用的方法，然后我通过中央情报局把这些照片送给戈利金看。他一眼就在照片中找出了一张“普那克蒂纳”照相机拍的照片，我在拍这张照片时用了两架悬角灯照明，一边一架。这使我们有了底，于是我们趁瓦萨尔上班之际撬开了他的套间。在衣柜底部的抽屉里，我们找到了一架专用于复制文件的“普那克蒂纳”牌相机和一架“米诺克斯”牌相机。我们接到搜捕的命令，当天晚上就逮捕了瓦萨尔并彻底搜查了他的套间。我们在套间角落的一张桌子底部发现了一个秘密抽屉，里面装着许多照过的三十五毫米胶卷，冲洗以后发现是一百七十六张机密文件的照片。瓦萨尔很快坦白了自己的罪行，承认自己是一九五五年在莫斯科搞同性恋时上钩的。他被判了十八年徒刑。

正当我们在伦敦和华盛顿整理这些新叛逃者的情报时，我却遇到了个人危机。朗斯代尔一案在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又重新引起了人们对整个技术资金问题的重视。虽然一九五八年我和摩根在原子武器研究集团设计了一个项目，而且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然而在其他方面却没有什么改进。我们曾试图从国防预算中拨出部分资金满足情报部门特别是电子技术部门，但却失败了。我们正在迅速迈进一个利用卫星和计算机收集情报的新时代。自从发射工程委员会分成“小集团”和“反小集团”以后，他们就更需要规模更为宏大的科学技术来支持和发展他们的行动了。现在大家终于明白了我多年以来提倡全面对旧体制进行改革的意义了，这个倡议我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提出来了。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各自都需要有自己的研究班子、财政预算和科技人员。朗斯代尔案破获以后不久，我受两个处的委托又去找威廉·库克爵士，请他仔细审查我们的要求。我们用了好几天时间在一起参观了目前为我们服务的几个国防研究所。后来库克起草了一份详细报告，这是战后英国情报史上一份最重要的文件。

库克报告的中心思想是，应当迅速扩大汉斯罗普通讯中心，使之成为军情五处和六处服务的研究机构，重点放在“小集团”和“反小集团”所需要的先进的电子技术方面。大战时，这个通讯中心是无线电安全局的总部，后来又成了军情六处与海外间谍网保持联系的通讯中心。库克建议，汉斯罗普中心应当从皇家海军科学局招收新的工作人员。对我来说，这是一项最为重要的改革。自从我参加军情五处以后，我就一直在游说，希望能够消除情报部门技术单位同其他文职机构的科学单位之间人为造成的隔阂。这种隔阂是非常有害的；它使情报部门得不到首屈一指的科学家，从个人角度来说，为了为军情五处工作，我得放弃海军部近二十年的退休金，才能接受军情五处的委任。在库克撰写报告时，我曾不止一次地向他强调过这一点，他认为我的论点是正确的。由于库克的报告，五十名科学家在不影响退休金的前提下调进了汉斯罗普通讯中心，而且如果他们愿意，以后还可以调回原单位。我是第一个调入情报部门的科学家，因而享受不到这一新规定的待遇。但当时我并不为这些事情担心。我相信军情五处有朝一日会给我一些补偿，他们曾经向我保证过。但不幸的是，我太轻信他们了。

库克的另一项建议是军情五处和六处应当建立一个联合总部。他们分开工作，但应由一位首席科学家统一规划和监督双方的新的研究计划及其发展情况。这是一个大胆的建议。我得承认这个职位对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不过说真的，我实际上已经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一九五五年以来的许多技术现代化基本上是由我主持发起的，而且我还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为两个局争取更多的财政预算和物资。但我却没能如愿以偿。维克托·罗思柴尔德极力推荐我，但狄克·怀特对他说，他从军情五处调到军情六处已经引起了军情六处的不满，而且这种不满至今尚未平息，不能再劝军情六处的高级技术人员接受军情五处派来的人领导。最后科尔莫尔委员会开了个会，解决了这个问题。会议在讨论库克的结论时，皇家海军科学局局长赫克托·威利斯立即表示愿意辞去原来在海军的职务来担任新成立的科学理事会会长。霍利斯和怀特知道威利斯的辞职很快会在官僚中产生影响，因而非常感激地接受了他的辞职。我被任命为副会长。同时军情六处的同行约翰·霍克斯也被任命为副会长。霍克斯作为军情六处在汉斯罗普通讯中心的代表负责研制罗克斯密码机。

威利斯和我很熟。他是北方农村人，和蔼可亲，他的个子矮小，白头发，黑眉毛。他一向爱黑白点相间的灰色呢西服和硬领衬衫，显得文质彬彬。大战时，我曾在他手下搞过电缆工程和反潜艇斗争。他的数学比我高明，而且具有第一流的技术头脑。现在我们都是工程师，但在管理新理事会的问题上却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在情报工作中，工程师和科学家的作用就是出主意并搞试验，这些试验也许会出成果也许不会出成果。一九五五年以来我所获得的成绩就是通过试验和灵感取得的。我希望新理事会将成为能源站，解决发射工程委员会交给我们关键的科学问题，并付诸实施，扩大其成果。而威利斯则要把情报方面的科研工作同国防部合并。他想把理事会变成一个附属机构，即一个庞大而没有生气的军火承包工业的分支，根据用户的要求制造产品。我试图向威利斯解释，情报工作与军火承包不同，情报工作不是和平时期的工作。情报工作是一场持久战，它的目标是变化无常的。因此在几十年前就制定计划是没有用的，等你刚开始按计划进行工作，可能计划就已经泄漏了，这同海军部计划把一艘舰艇投入使用不是一回事。譬如说柏林隧道行动吧，为了这项宏伟的工程，我们不惜花费了千百万美元，结果发现苏联人从一开始就知道了我们的计划，这是由计划委员会的秘书乔治·布莱克泄露的。我赞同威利斯的主张，我们应当研制一批简单的设备，诸如话筒、放大器等，这些项目有一定的生命力，我反对研制尖端的仪器设备，那些东西通常是由各种委员会发起、设计和研制的，等它们被研制出来时也许早就过时了，或者早就被苏联人知道了，或许由于局势发生了变化，因而失去了本身的使用价值。

威利斯从不理解我的奋斗目标。我觉得他缺乏想像力，当然他没有我那种对科学情报工作发展前途的无限热情。他要我定下心来，改变一下现在的生活方式，穿上白大褂来监督合同的实施。我被迫离开莱肯菲尔德大楼，搬到白金汉门的科学理事会总部。一九六一年是充满了兴奋和成功的一年。时间如飞，转眼就到了一九六二年下半年，这是我一生事业中最不愉快的一个时期。七年来我在军情五处多多少少享受一些自由，我总是很活跃，而且不断参加当时的各种行动。这次调动后，我好像从战壕里被人换下来到了英国国民军的休养地一样，我一搬到新办公室以后，就发现那里不能施展我的本领。我很清楚，一旦离开了莱肯菲尔德大楼，就会在没有一点生气的幽闭恐惧的环境中默默无闻地了结自己的一生。我决定离开理事会，如果上级同意，我就到军情五处下面的另一个单位去工作。如果上级不同意，我就到政府通讯总部去，我以前曾对通讯总部的工作有过一些了解。

这时，阿瑟对我非常照顾。他知道我在白金汉门那里很不自由，于是便找了各种借口要我参加正在进行的有关戈利金案件的工作。一九六二年春季，阿瑟对华盛顿作了为期很长的访问。在访问期间，他就戈利金的事向美国作了大量的汇报。阿瑟回国时又带了一百五十三集值得进一步调查的材料。有些材料无关紧要。例如戈利金揭发当时有位著名的音乐明星由于能接近英国上层社会的官员而被苏联人看中，招募为间谍。其他一些情况虽然也是事实，但我们已经作出了圆满的解释。例如，戈利金交代说有位从男爵，由于在出租汽车后座搞同性恋性行为时，被克格勃拍了照片，以后克格勃以此来对他进行讹诈。我们找到了这位从男爵，向他询问当时的情况。他承认确有其事，但并没有向克格勃的讹诈让步。对此我们感到满意。虽然戈利金交代的大部分材料非常诱人，但却不具体。有时他的交代看上去是真的，但一经仔细分析，就变得模糊不清了。另一个问题是戈利金喜欢向别人零星出售情报，他把这项工作当作生活的来源。因此，和他打交道的人都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才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有价值的情报，也不知道这位叛逃者究竟还有多少情报可以提供。

戈利金向我们提供了一条非常离奇、非常难以捉摸的情报。于是我被叫去帮忙。这就是索科洛夫·格兰特案件。这个案件在许多方面的疑难点都是很典型的。例如我们在处理他所交代的情报时经常遇到的那种情况。戈利金告诉我们，在萨福克郡的某个飞机场附近有个苏联间谍，这个机场是个最新式导弹的基地。他肯定这是个备用间谍，专门被用来在国际危机时搞阴谋活动的。我们同英国皇家空军进行了联系，认为戈利金所说的那个飞机场很可能就是贝里圣埃德蒙兹附近的斯特雷兹沙尔机场。然后我们又查看了斯特雷兹沙尔附近的选民册，想从中找出一些有用的情报。几天以后，我们发现了一个苏联名字索科洛夫·格兰特。我们与军情五处档案室的档案进行了对照，发现那里有他的档案。格卜特是苏联难民，五年前进入英国，他娶了一个英国姑娘，并在机场附近租了一块地，以种田为生。

这件案子交给查尔斯·埃尔韦尔去调查。埃尔韦尔检查了格兰特的来往信件，窃听了他的电话，并向地方警察进行了询问，然而却一无所获。我奉命去搜查他的住宅，看看是否能找到技术上的证据以便给他定罪。趁他和他的妻子去北方度假的时候，我和约翰·斯托勒一起开车直奔贝里圣埃德蒙兹。斯托勒个头矮小，头发灰白，面带微笑。他原是通讯总部M 处“反小集团”的工作人员，曾经对“筏夫”飞行行动作过安排，并参加过分析“筏夫”讯号的工作。索科洛夫·格兰特住在一幢漂亮的安妮女王式的红砖农舍里。这幢房子已多年失修。从屋后的花园里可以看见机场的跑道终端，跑道穿过麦浪起伏的田野，真有点诗情画意，很难引起人们对这里的一切产生怀疑。但正是这种美丽的充满田园诗意的景色总是使我想起间谍：他们总是以这种秀丽的英国景色作掩护的。

斯托勒的任务是搜索农舍，检查是否有暗藏的无线电系统，而我呢，则撬开门扣，进入格兰特的住房。住房脏得吓人。走廊和通道里到处是废物。楼下房间里的书毫无秩序地堆在一起。起先我还以为他们要搬家，后来看到所有的东西都积满了灰尘，我才明白并非如此。后屋书房里并排放着两张书桌。左边是一张桌面能翻动的大书桌，上面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连拉盖都关不上。右边是一个带柜子的小书桌。我打开柜门，里面什么也没有。我又拉开抽屉，里面也是空空的，甚至连一点灰尘也没有。这张书桌肯定是最近才腾空的。我坐在光亮的温泽式靠背椅里，两眼凝视着这两张书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一张堆满了东西，而另一张却又什么也没有。是不是他们想把一张书桌的东西搬到另一张里去？或者他们想腾出一张书桌？如果这样，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一间塞满废物的房间竟放着一张空书桌，这里面是不是有些令人感到怀疑的地方？

我翻了翻另一张书桌上的纸张，发现大部分是农场工作的业务记录。斯托勒在外面也没找到什么。于是我们便离开了格兰特的房子。要对这个地方好好搜一遍，至少得用二十个人来工作一个星期。后来，埃尔韦尔又亲自登门拜访了索科洛夫·格兰特，并向这位村民问了些问题。埃尔韦尔回来后非常满意。他说格兰特没有什么问题。他的人缘很好，妻子是当地乡绅的女儿。我们猜测戈利金可能在克格勃的监视名单上看见了索科洛夫的名字，也许苏联人打算同索科洛夫接触，但实际上从未找过他。

这以后不久，格兰特夫妇便离开了那个村庄。也许村里人知道了我们的调查，也许格兰特想过一种新的生活。尽管对索科洛夫的调查没有什么意义，但这件事却在我心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一个平平常常的普通人，忽然受到怀疑，然后又忽然排除了怀疑，然而他的整个生活则由于世界另一边某个他从未见过的人的一句瞎话而完全改变了。安逸的萨福克乡村世界与背叛者的秘密世界发生了冲突，而在秘密世界里，根本没有什么偶然的巧合，就连一张空书桌也可以引起怀疑。

戈利金关于间谍渗透军情五处的情报是他所有情报中保密最严的部分。我最早是从阿瑟那里知道这件事的。当时阿瑟刚从华盛顿回来。戈利金说他在克格勃总部见过存放英国情报部门文件的特别保险柜。他还见过保险柜里存放的那些文件的索引，并且肯定军情五处的最新文件一定也在那里。他还说，克格勃从英国情报部门得到一份文件，他们称之为“技术文件”。那是一份很厚的文件，里面罗列了英国情报部门所使用的各种技术设备。他没有能够仔细研究这份文件，只是被叫去看看是否可以翻译里面的某一段文字。这份文件肯定很重要，因为他们对译文催得很紧。他说苏联驻伦敦使馆的安全措施同别处的使馆不同，那里没有专门的安全员（即苏联保卫员），据戈利金推测，没有专门安全员的原因是苏联已经完全渗透了军情五处。戈利金还谈到克拉布事件，他说在克拉布对“奥尔忠尼启则号”下手之前，克格勃就得到了警报。

一九六二年八月，军情五处正处在消化戈利金的情报的阶段。与此同时，我们在研究有关菲尔比的第三集材料中也取得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在以色列韦兹曼斯大楼的一次招待会上，维克托·罗思柴尔德见到一位名叫弗洛拉·所罗门的苏联犹太复国主义移民。她对罗思柴尔德说，菲尔比在《观察家报》上写了一些反对以色列的文章，她表示非常气愤。她然后透露说，菲尔比从三十年代起就是一个秘密间谍。维克托竭尽全力，最后终于说服了她到伦敦把这件事告诉阿瑟·马丁。他俩会面的地点是在维克托的公寓，我奉命在公寓里安装了话筒。我决定临时在那里安装一个特别装置。维克托对此非常紧张。

他对我说：“我真怀疑你们是否会把这个特别装置拆掉。”然后逼我保证亲自监督安装和拆卸。维克托一直以为军情五处在暗地里对他的讲话进行窃听，了解他和以色列人的密切交往。他这种疑神疑鬼的样子在办公室引起了许多笑话。但我还是向他作了保证，并在阿瑟和弗洛拉·所罗门见面的前一天下午，让邮局的技术人员仔细地检查了他们装的电话。会晤结束后，我又亲临现场看着他们把窃听垫圈拆掉。

我在莱肯菲尔德大楼第八楼监听了这次会晤的实况。弗洛拉·所罗门性格古怪，很不可信。她对菲尔比恨之入骨，但却不肯向阿瑟透露自己与菲尔比等人的关系。经过一番耐心的开导，她终于开口说了实话。原来在战前她同菲尔比交往密切，而且还挺喜欢他。在菲尔比任《泰晤士报》驻西班牙新闻记者时，有一次回伦敦还带她出去吃过一顿午餐。用餐时，菲尔比告诉所罗门，他正在为保卫和平干着一件非常危险的工作——需要人帮助，并问她是否愿意帮他完成任务。他告诉所罗门，他正在为共产国际和俄国人工作，并说这是一个伟大光荣的事业，希望她也能参加到他们的行列中去。所罗门拒绝入伙，但她对菲尔比说，如果他山穷水尽，可以随时去找她帮忙。

阿瑟不再追问了。这就是所罗门的故事。我们怀疑她在三十年代对菲尔比的态度是否比她所说的更激烈，但这点和我们的工作关系不大。所罗门在谈话时，常常容易激动。

她尖声尖气地说：“我决不公开作证，这样太危险了。你们都知道，自从我同维克托谈过这件事以后，托马斯就出事了。”她指的是菲尔比的朋友托马斯·哈里斯，他是一个美术商，不久前在西班牙死于一起神秘的车祸。

她声嘶力竭地叫道：“我知道如果我作证，这件事肯定会泄露，那么我的一家可怎么活啊？”

她虽然口口声声说她害怕苏联人，但对菲尔比却还有另一种感情。她说她仍在关心菲尔比。但后来她在闲谈中又说，菲尔比对待他的情人们的态度非常可怕。根据她的谈话我推测她和菲尔比在三十年代肯定是一对情人。虽然所罗门对此并没有承认。所罗门之所以蓄意报复菲尔比，肯定是因为菲尔比在几年以后为了另求新欢而抛弃了她。

获得了戈利金和所罗门的这些情报以后，军情六处的狄克·怀特和军情五处的罗杰·霍利斯一致同意派人去贝鲁特再次审问菲尔比。为了准备这次审讯的材料，伊夫林·麦克巴尼特用了四个月的时间起草了一份长篇报告。她从一九六二年八月开始起草，直到年底才完成。然而就在临行前的最后一分钟，计划改变了。按原定计划，去贝鲁特审问菲尔比的是阿瑟，他从一九五一年起就一直负责菲尔比案件的侦破工作，比任何人都熟悉案件的全部情况，但他临时接到通知，改派尼古拉·埃利奥特去提审。埃利奥特是菲尔比的亲密朋友，曾任军情五处贝鲁特分站的站长，最近刚刚回来。埃利奥特现在相信菲尔比确实犯了罪。上级认为让埃利奥特去更能激发菲尔比的良心，而我们这些知道这一决定的人都感到吃惊。独断专行是促成这一决定的因素，但决不是唯一的因素。我们军情五处的人一开始就怀疑菲尔比有罪，现在总算找到了让他陷入绝境的证据。而菲尔比在军情六处的朋友，主要是埃利奥特一直都对菲尔比有罪的说法表示抗议。现在铁证如山，可他们却想把这证据藏起来，不让外人知道。选择埃利奥特去审讯的决定引起了大家的强烈不满。埃利奥特是伊顿公学前任校长的公子，具有一种谈吐高雅、穿着讲究的贵族气质。但决定终究是决定，一九六三年一月埃利奥特带着一份正式对菲尔比提供豁免权的建议书，离开伦敦飞往贝鲁特。

一周以后，埃利奥特得意洋洋地回到了伦敦。菲尔比招供了。他承认了他从一九三四年起就当了间谍。菲尔比还说，他想回英国，甚至已经写了认罪书。这个使我们徘徊了很久的谜终于解开了。

菲尔比认罪的消息传来，秘密世界里的许多人都觉得自己老了许多。当时我已年近四十五岁。怀疑真相是一回事，听到一个人吐露了真相又是一回事，突然间感到这场游戏没有多大意思，重大的危险已经过去了。这个案件同逮捕朗斯代尔不同，逮捕朗斯代尔不过是警察抓小偷，当你发现菲尔比——一个你可能喜欢，或者可以一起喝酒，或者你所赞赏的人竟然向你的敌人出卖了一切，你就会想起我们的间谍工作和全部行动全都变成了废品，不禁感到青春的美好时光已经流逝，黑暗时期已经开始。

过了几天，阿瑟在走廊里把我叫住。他那镇定的神态有些奇怪。平时他总是匆匆忙忙，甚至有点紧张过度。此刻他仿佛亲眼目睹了一场车祸。

“金（即菲尔比）走了。”他悄悄地对我说。

“我的上帝，他是怎么走的……”

阿瑟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惨淡的笑容，说道：“和一九五一年的那两个人一样……”

菲尔比的叛逃挫伤了军情五处高级官员的士气。他叛逃以前，有关军情五处被渗透的说法一直对外保密，而他叛逃以后，这些说法就由内部传了出去，而且愈来愈令人恐慌。毫无疑问，菲尔比的情况同麦克莱恩在一九五一年时的情况一样，是接到了某个人的提示才叛逃的，而这个提示人就是暗藏在军情五处的属于“五人集团”的第五人。这个设想和戈利金提供的“五人集团”的证词完全吻合。这个“五人集团”是由伯吉斯、麦克莱恩、菲尔比，几乎可以肯定还有布伦特，以及这第五个间谍组成的。这个间谍在一九五一年的调查中蒙混了过来，一直未暴露，现在正在窥视着危机的发展。

温特博恩经常和我谈起这个问题。他坚信，我们的上层藏有间谍。

“我不相信我们就真的这么无能。”他常常这样说。

对他这种想法产生过很大影响的是“唱诗班”行动，甚至八年以后，温特博恩还常常激动地提起它。在那次行动中我们发现，苏联人堵住了我们探测话筒的针孔。当然使他产生怀疑的还有其它一些事件。有一次，我们在中国大使馆的电话上安装了特别装置，但苏联人马上就把它取了出来。另外，福尔伯事件也增加了他的怀疑。“党务”行动以后，军情五处继续搜寻英国共产党的关于苏联给英共秘密资助的档案。据我们判断，这些档案也许就藏在鲁宾·福尔伯的公寓里。福尔伯不久前受命当了苏联资助的出纳员。福尔伯是个杰出的英国共产党员。当时他登广告找一名有才能的人住到他公寓的底楼里，于是我们就趁机派了一名特工打进了他的公寓。当我们正在计划对他的公寓采取行动时，他就把我们的特工撵走了，而且根本没向这名特工说明叫他搬走的原因。

正当莱肯菲尔德大楼被这些忧虑纠缠不清的时候，我却在科学理事会闲荡着。我决定亲自作些自由调查。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慢慢地从档案室借来一些档案。最初借来的是五十年代中期我参加过的话筒行动的档案：伦敦的“唱诗班”行动、加拿大的“蚯蚓”和“猪笼”行动——这三次行动都失败了，原因至今仍未查明。另外还有澳大利亚的“老鼠”行动。我对这些失败的行动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关于它们失败的原因可以有种种复杂的猜测，但军情五处内藏有间谍并不是没有可能的。有些行动使温特博恩忙得不可开交，但最后仍归于失败。对此，也有许多解释。也许我们的手脚太笨，也许福尔伯只是胡乱猜疑我们的特工人员，但我觉得这难以令人信服。泄密是完全可能的。我又从档案室里借出五十年代我插手的双重间谍案件，一共有二十多件，都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当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业务水平和无线电监视设备，但蒂斯勒案件却使我们对内部是否藏有间谍产生了疑问。卢拉柯夫一莫罗试验并不能排除苏联人除了窃听我们监视队的无线电通讯以外还有一个两条腿的情报源的可能。还有朗斯代尔和最近发生的菲尔比案件，我们的行动没有一次成功，这些事件在不同程度上都证明了苏联的干扰。

任何问题无论怎样错综复杂、令人不可思议，但终归有一天会得到解答。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三年冬天，我在白金汉门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对近八年的工作细节进行了反复的核对和比较，终于使整个问题明朗了。我们过去的猜测，现在找到了证据。我们内部肯定有间谍，问题是这个间谍是谁。接着我又苦干了几个星期，对档案的出借和归还日期—一进行了核对。借阅这些档案的总是这么五个人：霍利斯、米切尔、卡明、温特博恩和我自己。我知道这个间谍肯定不是我，也决不会是温特博恩，这个间谍不会是卡明，他不会干这种卑鄙的勾当，那么有嫌疑的就只剩下霍利斯和米切尔两个人了。难道会是霍利斯？这个人狂妄自大而且刚愎自用，像个独裁者，我和他彼此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那么会不会是霍利斯的副手米切尔呢？对米切尔我了解得就更少了。他总是不敢正眼看人，而且遮遮掩掩令人怀疑。再者他聪明伶俐，完全具备间谍的条件。我知道我的挑选也许是出于偏见，但在我的心目中，我倾向于米切尔是间谍这种假设。

一九六三年初，我觉察到有人在监视我的行动，这个人不是霍利斯就是米切尔。每当我进行私人调查，我总把档案锁在保险柜里，然后用铅笔做上记号，如果有人动过，我马上就会知道。一天上午，我发现办公室保险柜的档案动过了，而只有两个人才能开我的保险柜，局长和副局长，他们保存著有关所有保险柜的暗码复制件。疑团愈来愈多了，间谍已经蹑手蹑脚从门外的走廊上走过来。

奇怪的是，自从菲尔比叛逃以后，阿瑟和我疏远了。当然他公务繁忙，不过每当我问起他的工作时，他总是巧妙地避开话题。有好几个晚上，我和他在他的尤斯顿车站附近的公寓里聊天，每当我提起戈利金一案时，他都否认他正在作进一步调查。我相信我随时都有可能被解雇或者被调离，所以千方百计地寻找借口去阿瑟的办公室。我随身带着三十八件有关私人调查的档案。

我提请他注意双重间谍案中的某些细节，诸如某件不了了之的话筒案件。“你看这些档案有用吗？”我向他探问道。而阿瑟除了看看我的档案以外，什么也不说。终于有一天晚上，阿瑟问我：“彼得，你知道是谁，不是吗？”

“不是罗杰就是格雷厄姆。”我说。

他告诉我他正在调查米切尔。他认为菲尔比的叛逃肯定与泄密有关。根据调查的结果，他得出结论，这个间谍不是霍利斯就是米切尔。但究竟是谁呢？他不知道，于是在菲尔比叛逃后他就去找狄克，把整个问题告诉了他，希望得到帮助。狄克原来是阿瑟的老师，在四十年代末期栽培过阿瑟，阿瑟从未忘记过狄克的恩情。狄克说需要考虑一下，要阿瑟第二天再去。第二天狄克非常明智，他告诉阿瑟，霍利斯不可能是间谍，而米切尔却有可能。他建议阿瑟向霍利斯汇报心中的怀疑。结果，霍利斯立即命令阿瑟对副局长进行调查。我们交换意见时，阿瑟的调查才刚刚开始。

“你怀疑这件事有多久了？”阿瑟问我。

“自从蒂斯勒事件以后……”

阿瑟拉开书桌的抽屉，拿出一小瓶威士忌，又取出两只咖啡杯；他给我和自己斟满了酒。

“你对罗杰说过了吗？”

我告诉他，我曾经两次对罗杰提过此事：一次是在蒂斯勒事件以后；一次是朗斯代尔案事件以后。但他都否认了，他对此感到惊奇。

“我想你已经猜出我在干什么……”

“是米切尔，对吗？”

他没有答话，只是告诉我说：“据调查，有人告诉金逃跑的时间，我敢肯定只有格雷厄姆这样地位显赫的人才知道这时间，才能做……”

他说，菲尔比叛逃后，他就去看怀特，并告诉怀特他怀疑霍利斯或者米切尔是间谍。阿瑟这样的做法是无可非议的。

阿瑟叫我去找霍利斯。

“告诉他，我们已经谈过了，我建议你找他谈谈，除此之外别无它法。”

我给霍利斯的办公室拨了个电话。出乎我的意料，霍利斯居然同意马上见我。我立即乘电梯到了六楼，在他的办公室门口等候绿灯。他的秘书把我带进办公室。霍利斯正坐在凸窗下面的书桌后，处理一份档案。书桌旁放着一排削得尖尖的铅笔。我走上前去，站在离书桌几英尺的地方。他没抬头。我一言不发地等了几分钟。霍利斯的前任在自己的肖像里用两只眼睛紧紧盯住我。霍利斯的笔在档案上沙沙作响，我仍在等他。

过了半天，他终于开口了：“彼得，我能帮你干什么？”

我口吃得厉害，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已和马丁谈过了，先生。”

“哦？”他语调平稳，没有一点惊奇。

“我对此事很忧虑……”

“我明白…”’

他仍在埋头工作。

“我又分析了一下，写了一个报告，他叫我拿给你看。”

“请把材料放到那边的桌子上……”

我走到房间的一边，坐在洁净的大会议桌旁。霍利斯也走了过来，他在我旁边坐下，静静地翻阅我的报告。他不时对我的分析提出一些问题。我感觉到他今天不会反对我，他甚至在期待我去找他。

霍利斯读完报告后，问我：“你知道他六个月以后就要退休了？”

我感到非常奇怪。于是便问道：“米切尔要退休？”因为据我了解，他离退休年龄还差一两岁。

霍利斯说：“这是他刚刚提出来的。现在我无法改变这一决定了。彼得，我给你六个月的时间去证实。你和马丁一起去干。威利斯由我去打招呼。”

他把报告还给我。

“我不喜欢这事。我想我不说你也知道。调查要绝对保密，明白吗？”

“是，先生。”

他又坐回到书桌旁，“你们如果要知道米切尔的背景，我会为阿瑟安排，让你们看米切尔的履历。”

“谢谢，先生。”

我离开了霍利斯的办公室。他仍在埋头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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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接受调查米切尔的任务后不久，　我就学到了西方世界最大的反情报机密——“维诺纳”密码破译法。要了解“维诺纳”是怎么回事以及它的真正意义，就得了解一些有关密码学的知识。在三十年代，情报部门，例如苏联和英国的情报部门，使用的是一次性密码本通讯系统。这是一种最安全的办法，因为只有发报人和收报人有密码本。每页密码本只用一次，用完后立即销毁。这种密码根本无法破译。用一次性密码本发报，发报人得先把每个词按密码本的规定译成四位数一组的数字。例如电文的第一个词是“防御”，那么它也许被译成3765。然后再加上一次性密码本上的第一组数字， 譬如1196； 如果是用“菲博纳奇”系统，这个数字就变成了4851。这实际上是一种双重密码。（“菲博纳奇”系统又名中国算术，其根本原理就是比9 大的数字不进位，因为进位会造成规则分布。因而当时所有密码系统都采用了“菲博纳奇”系统。）

大战初期由于苏联人缺乏密码材料，这使我们研制成功了“维诺纳”密码破译法。为了缓和通讯系统的压力，苏联人把一次性密码本复制多份，分别发给各个驻西方国家的苏联使馆。这样我们就很难破译他们密码了。苏联人用五个波道向世界各地传播大量的电文——一个供使馆使用；一个供格鲁乌使用；一个供海军军事情报局使用；一个供克格勃使用；还有一个供贸易通讯使用。战时有许多军事器材从西方运往东方，贸易通讯占苏联全国通讯的百分之八十。华盛顿的克格勃成员同莫斯科通讯时使用的是一套密码本的复制件，被用在苏联驻墨西哥使馆与莫斯科之间的贸易波道上。

战后不久，一名叫梅雷迪斯·加德纳的美国优秀密码分析员就开始对在芬兰战场上捡到的一本残缺不全的苏联密码本进行了研究。加德纳在美国武装部队安全局（即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前身）工作。虽然这个密码本的大部分已经遗失，但上面还有一些无线电通讯中的一些最普通的指示词组，例如“拼法”、“拼法完”等等。这些词组使用得非常普遍，因为每个密码本都有它自己的限定词汇。如果发报人在密码本中没有找到合适的词组——这种情况是经常出现的，例如某个人的姓名——他就得把这个词按字母一个一个地拼出来， 并在词前加上“拼法” ，在词尾加上“拼法完”，以提醒对方的注意。

加德纳用这些常用词组同过去苏联人的电文通讯作了对比，发现某些波道有同种密码重复使用的情况，这说明苏联在使用同一个一次性密码本。他逐个对那些用同一密码本编码的通讯进行了“吻合”，并设法破译。起初当他声称他破译了苏联密码时，没人相信。后来他对华盛顿到莫斯科的大使专用线采取了一次行动，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这时，人们才开始重视他的贡献。他破译的密码是一句英文，叫做“防御不能赢得胜利！”这句话前面有“拼法”，后面有“拼法完”。加德纳发现这句话原来是电文发出前一天美国出版的一本有关国防战略的书的书名。于是美国武装部队安全局把这个机密告诉了英国，英国那时的密码分析工作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从此，英美两国就开始了破译密码的联合行动，这项工作持续了四十年。

这个行动的代号起先叫“新娘”，后来又改为“药品”，最后定为“维诺纳”，并且只在英国称为“维诺纳”。这个行动进展甚慢。在浩渺的通讯中找出可以吻合的信号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而且即使找到了这种信号，也不一定能破译两边的电文。加德纳捡到的密码本不全，而破译密码人员只能用“间接”情报。例如，只要他们发现了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的克格勃波道和纽约与莫斯科之间的贸易波道里有吻合信号，他们就能用“间接”情报破译贸易通讯。“间接”情报是根据电文日期在航运公告、货物记录、船舶抵离时间、潮水时刻表等方面收集而来的。根据这些情报，密码破译员就可以猜出贸易通讯的内容。只要破译了吻合信号的任何一边，都能给密码本提供更多的词组，从而有助于破译吻合信号的另一端的电文。

英国和美国联合研制了一种用于扩大“维诺纳” 破译范围的关键设备， 叫做“窗口索引”。每当我们破译了一个词组或短语，就在这个索引上记下吻合的通讯。英国人开始用更为先进的手段做索引，他们在破译词或短语的两边加上两组未破译的词，一段时间以后，窗口索引就出现了重复。这种重复使已破译的词组带出一组未破译的词组并为破译新的词组提供足够的间接情报，并扩大窗口索引的范围。另一种用于破译密码的新技术是“拖曳”技术。如果通讯中出现“拼法拼法完”或者各种名词，而密码员又不知道这个拼出来的词缺少哪些字母，那么就把它输入电子计算机，让计算机把这些词“拖曳”到其它波道，计算机然后输出一张列有重复词的一览表，由密码分析员从反面对重复的吻合信号进行分析研究，从而破译“拼法且并法完”序列。

这种技术还不很完善，往往破译一两个词组就需要一个月。当然有时也有进展很快的情况，例如美国人在华盛顿大使专用波道里就发现了录音讲话的全文。这个技术还常常碰到一些新的棘手的难题：例如怎样用非正统的方法使用一次性密码本，或上或下是否折叠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些问题给寻找吻合信号的工作增加了相当大的困难。另外密码本也有问题，它们有的已经被修改过了，而大使、格鲁乌和贸易波道使用的是一种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密码本，很像一本词典，因此，密码人员只能从电文词组的拼法上猜出该词组在密码本中的大致位置。而克格勃使用的密码本是一种特殊的多卷任意排列密码本，这使吻合克格勃波道密码的工作人员伤透了脑筋。“维诺纳”所涉及的各项工作是非常艰巨的，几年来，英国政府通讯总部、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英国军情五处雇用了大批的研究人员在世界各地收集“间接”情报，然而，在截获的二十万件电文中，我们所破译的还不到百分之一，并且其中有许多仅仅只是破译了几个词。

但从我们掌握的反情报和秘密世界的态度来看，“维诺纳”行动对英美两国的情报部门影响巨大。四十年代末期，我们对克格勃的纽约至莫斯科和华盛顿至莫斯科波道的破译工作中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从破译的电讯中，我们可以看出，整个战争时期和战后苏联在美国的间谍活动是相当多的。电讯中有一千二百多个化名，由于这些化名经常是“拼法拼法完”序列的一部分，因此最容易辨认，尽管我们不一定能破译这些化名。我们估计在这一千二百多个化名中，有八百多个化名是苏联发展的间谍。他们是低级联络人，在情报网中占大多数。他们中间有些人也很重要，例如有十四名间谍就在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里面或者周围工作，另外五名间谍能够以不同方式出入白宫，根据破译的电文，其中一人曾乘坐过艾夫里尔·哈里曼大使的私人飞机从莫斯科飞回美国。然而最富有威胁的是，苏联人在美国原子武器研制单位里安插了一批间谍，另外还有一批间谍甚至能够看到一九四五年英美两国政府的每一份重要文件，包括丘吉尔给罗斯福总统和以后的杜鲁门总统的电报。

用破译密码的方法获得的线索，使许多案件都得到了解决。现已查明，麦克莱恩就是偷阅丘吉尔电报的间谍之一，克劳斯·富克斯和罗森堡夫妇是核间谍当中的一部分。我们把破译密码本的地理线索和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阿尔杰·希斯长期的行动进行了对比，发觉他很有可能就是那个乘哈里曼飞机的间谍。但是我们在反情报和密码破译上尽了最大努力也没能查出大部分化名。

英国的情况同样糟糕。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美国战时和战后一直在跟踪往返于苏联与美国之间的无线电通讯，而英国丘吉尔却在战时同盟时期曾命令停止一切反苏情报工作，政府通讯总部也是到战后才重新跟踪苏联通讯的。因此，英国所获得的通讯少得可怜，而且仅仅只破译过一次，那就是从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到二十二日对克格勃莫斯科至伦敦的波道进行了一个星期的破译工作。

在通讯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发给苏联驻伦敦使馆的克格勃官员鲍里斯·克罗托夫的电文。克罗托夫专门负责指挥高级间谍。这些电文发来的时候，苏联在西方的情报机构正在遭受某种危机。苏联驻加拿大使馆的年轻格鲁乌密码员伊戈尔·古曾科刚刚带了大量的资料叛逃西方国家，并向加拿大和美国揭发了苏联安插在这两国的间谍。古曾科还向英国揭发了一个名叫艾伦·纳恩·梅的核间谍。莫斯科中心发给克罗托夫的大部分电文都是些命令，告诉他怎样对付下级。这些电文里共提到八个化名，其中三个是斯坦利、希克斯和约翰逊组成的间谍网，两个是形影不离的朋友戴维和罗莎，此外还有三个。周末，莫斯科和这八个间谍的通讯全部中断，以后多用见面的方式来联系，除了特殊情况，通讯每月进行一次。

在我刚刚接触“维诺纳”的时候，我曾有幸看到通讯总部复制的莫斯科至伦敦的克格勃波道的通讯记录。通讯总部每次破译了电文中的几个新密码以后，就对电文进行复制，并在复制件上盖上“绝密影印维诺纳”字样的图章，注明发报人和收报人、发报日期和时间、波道和方位（例如克格勃莫斯科八仑敦）、电文级别（平电还是急电）等项目，分发给少数的高级官员审阅。下面就是类似的一份电文：

电文

你们 74689和 02985 47199 67789 88005 62971的来电关于拼法希克斯拼法完55557 81045 10835 68971 71129目前要格外谨慎 56690 12748 92640　00471拼法斯坦利拼法完 37106 72885每月一次直到进一步通知。

发报人签名

（这是一份没有完全破译的电文，也是我们面临的一种挑战。）

“维诺纳”所提供的机密是很可怕的；因为它很不完整。破译的电文清楚地告诉我们，这八个化名都是重要间谍，苏联人曾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对这八个间谍和克罗托夫采取了保护措施，因为苏联人知道我们发现了克罗托夫在指挥这些间谍。但是电文却无法帮助我们认出这几名间谍。通讯总部只送发经过他们核对的电报译文，其中包括没有完全破译的电文。他们送发译文时往往附有一页写有对电文中的奇怪词组进行猜测的译文草稿，这些古怪词汇无法进行核对。由于破译的词组不断增加，电文需要重新印发，因此，一份电文往往会重复出现多次。

斯坦利，我们肯定他是菲尔比。戈利金曾听说过斯坦利这个代号。戈利金说菲尔比与克格勃在中东的行动有关，然而我们却没能在电讯中找到证据。希克斯几乎肯定就是伯吉斯，电讯中不仅提到间谍网，而且还模糊地提到希克斯的脾气。约翰逊大概是布伦特，但电讯中也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其他五名间谍仍然是个谜。我们可以排除麦克莱恩的嫌疑，因为一九四五年九月他在华盛顿。显然这些发现对我们调查米切尔有很大帮助。这五个化名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藏在军情五处。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了电文的破译部分，心里非常着急，我一筹莫展。记得我曾怀疑过，军情五处的高级负责人在我们破译电讯以后十几年里，每晚是怎样入睡的。

最奇怪的是，一九五四年“维诺纳”在大西洋两岸停止了。密码分析工作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得到了初步发展，由于经受了种种曲折，后来的进展缓慢，现在几乎陷于停顿状态。人工“吻合”已经达到了人类思维能力的极限。而当时的电子计算机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把“维诺纳”推向新的发展高度。“维诺纳”陷于停止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九四八年苏联人对他们在世界各地使用的密码程序进行了更改，并取消了所有复制的密码本。澳大利亚的最后一次“维诺纳”行动由于这些变更而遭受了损失。在这以前，澳大利亚的“维诺纳”行动是非常成功的，甚至连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得依靠他们的行动来收集苏联人的电文。澳大利亚人当时并不知道英美两国在搞“维诺纳”行动，那是事后英国人才告诉他们的。只是在苏联间谍的渗透不断扩展时，尤其是影响到外交部时，我们才把获得的情报用摘要的方式向澳大利亚政府通报。不久，在军情五处的帮助下，澳大利亚终于建立了自己的情报组织——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

我们到五十年代初期才知道苏联改变密码的原因。原来破译苏联密码的事走漏了风声，泄密者就是美国武装部队安全局的青年职员威廉·韦斯班德。韦斯班德其实并不知道苏联人的损失，直到一九四九年菲尔比参与这项工作时，苏联人才了解他们损失惨重。霍利斯是在一九四八年参与这项工作的。后来他去澳大利亚帮助他们成立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他刚刚回国，澳大利亚的“吻合”就停止了，苏联人虽然可以取消复制的一次性密码本，但却无法阻止我们对他们一九四八年以前的电文进行研究。一九四九年菲尔比调驻华盛顿，这使苏联人得以监视我们破译工作的进展情况。苏联人知道我们在“维诺纳”泄密后，迟早要解决寻找更多的“吻合”信号所存在的各种技术上的困难。一九五四年，“维诺纳”基本上停止了。

几年以后， 我安排梅雷迪斯·加德纳访问英国， 并请他帮我们在英国继续搞“维诺纳”行动。加德纳是个不爱说话的书呆子，根本不知道其他密码分析员都怕他。他常常向我谈起他在自己办公室里是如何进行“吻合”工作的，并告诉我有个名叫菲尔比的抽烟斗的英国年轻人经常在他工作时拜访他，并从肩膀后偷看他的工作，然后对他大大赞扬一番。六十年代末，加德纳变得非常失望，他敏感地察觉到我们正在利用他的破译密码从事数学以外的工作，对此，他很恼火。

“我从来不想让它使任何人遇到麻烦。”他常常说。在他发现了他的成功把一些人推进了电梯以后，大为震惊。他和我一样认为罗森堡夫妇虽然犯有严重罪行，但仍应宽大处理。在加德纳的眼中，“维诺纳”是件艺术品，不应让残酷的麦卡锡主义来玷污它。但在英美两国的情报部门中有少数官员却把破译密码的成功看作是冷战中的一大胜利。这种观点强化了反间谍调查，而这种强化则在我们首次破译苏联密码以后的几十年中一直贯穿于西方国家的情报工作。因为虽然西方政治首脑真心实意向苏联伸出友谊之手，而苏联却在世界各地大规模地进行间谍活动。例如在九月的那个星期里，莫斯科克格勃波道向英国发射了大量的电讯，详细指示怎样把盟国战俘押送苏联，因为这些战俘都曾反对过苏联，如哥萨克人等。许多电文都是逮捕令和那些将被立即逮捕的人的名单。我看到这些电文时，上面提及的人早已死了，但其他的情报人员一定非常震惊：一九四五年的和平并没有真正实现，只不过是把德国的集中营变成苏联的古拉格罢了。

一九五九年，“维诺纳”行动又再次复活了。政府通讯总部发现瑞典讯号情报局截听并储存了大量战时通讯，其中有大战初期苏联格鲁乌与伦敦之间的来往电文。通讯总部说服了瑞典人放弃中立，把这些材料送给英国进行研究。我们发现瑞典有一份代号为“搭扣”的材料，于是我们把阿瑟调回D 处一科。阿瑟是军情五处里有“维诺纳”直接经验的官员之一，他曾在调查富克斯和麦克莱恩案件时参与过“维诺纳”工作。

我们对“搭扣”材料寄予很大的期望，试图通过这份材料获得更多情报，破泽尚未查出的化名。我们想以此推动“维诺纳”行动的进展。另外，这份材料还能为密码本提供更多的词组，扩大我们对现有“维诺纳”电讯的破译范围。自从有了能力强大的新电子计算机以后，恢复整个行动的意义就更大了（在五十年代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努力会付诸东流）。由于阿瑟的大力支持，六十年代初期，我们“维诺纳”行动的步伐不断加快了。

其实“搭扣”材料中有关英国情报的部分并不重要。这些情报大部分是苏联格鲁乌官员关于在英国各地遭受空袭破坏的报告和对英国军事力量的估计。材料中有几十个化名，其中有些是有意义的，然而这些人早已死亡。例如有一个名叫霍尔丹的间谍，曾在海军部的哈斯拉潜水艇试验站研究深潜技术。他的任务是通过英国共产党向苏联格鲁乌驻伦敦人员提供各种研究计划的细节。从电讯中我们还获得了有关另一个名叫欧文·蒙塔古的间谍的情报。欧文是斯韦思林勋爵的儿子（不能把他与尤安·蒙塔古混为一谈。尤安是另一个人，曾在战时组织过著名的“非凡人”行动），是个自由的新闻记者。从电讯中，我们清楚地看出他为苏联人收集工党内部的政治情报，另外也收集一些英共内部的情报。

我们对苏联格鲁乌的电讯采取了一项特别行动，即把他们的电讯同四年后克格勃的电讯进行了比较。我们发现一九四0 年和一九四一年格鲁乌官员的能力较低，三十年代斯大林清洗以后，他们便一蹶不振，而且四处寻找靠山，犹如一群无头苍蝇到处乱飞。一九四五年，格鲁乌换了一批像克罗托夫这样的新的职业情报官员，整个间谍管理水平明显提高，而且非常讲究实效。另外他们还对自己的间谍采取了谨慎的保护措施，以便长期地使用他们。当初的格鲁乌，行动涣散，而且据一九四五年的电讯，他们的一切均由莫斯科中心控制。我们把克格勃用的波道同大使用的波道进行了比较，清楚地发现克格勃在苏联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维诺纳”破译行动留下的遗产——它使我们认清了克格勃这台巨型机器，克格勃的情报网络遍及西方各国，当西方国家在为和平四处奔忙时，他们却在积极为冷战作准备。

“维诺纳”材料保存在六楼的一间特别安全的办公室里。我在那里看完材料以后，就搬了出来，同伊夫琳·麦克巴尼特共用一间办公室。她是阿瑟手下的研究员，正在忙着调查米切尔一案。米切尔一案的调查工作对D 处来说真有点事不逢时。霍利斯把弗尼瓦尔·琼斯从原先的岗位调去当C 处处长，米切尔一旦退休就晋升他为副局长。琼斯的职位由马尔科姆·卡明接替。D 处里那些打算努力沿着朗斯代尔一案的线索乘胜追击的聪明人，对这项任命不以为然。而阿瑟本人却对处长一职垂涎三尺。凭他所取得的成绩，阿瑟完全可以当处长，但由于他在五十年代初所采取的立场，而一直得不到上司的欣赏。他们认为阿瑟生性好斗，脾气暴躁，而且不能容忍别人。非常不幸，这些都不是他要在军情五处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米切尔调查被批准后，霍利斯决定不告诉卡明有关调查米切尔的事，因为从理论上说，卡明也是一名嫌疑分子。负责这一调查的是琼斯，他在柯克街的C 处总部对整个过程进行监督。

伊夫琳·麦克巴尼特是一个奇怪的女人，她的脸上有一块很大的胎记。她就像暖房里的一盆花，自从参加工作以来一直禁闭在办公室繁忙的事务中，对外界发生的一切都不知道。

我刚搬进她的办公室，她就问我：“你是不是共济会成员。”

“不是，我并不赞成共济会。”我说。

她冷冷地对我说：“我并不认为你会是共济会成员，但如果你想在此成功的话，还是参加共济会好。”

伊夫琳一直认为军情五处内部有间谍。她是研究官员，已经干了好多年的反间谍工作了，比阿瑟和我的时间都长。她可以说是一部有关办公室生活的活词典，她头脑灵活，她也善于判断人的性格，当然有时有些过分。

她告诉我：“我早就猜到迟早总会进行一次调查。”但她却很悲观。她深信最坏的事还在后头，因为调查的程序总是预先制定的。

“如果阿瑟太认真，肯定支持不了多久；如果你同他搞在一起，你也得当心。”她又说。

我委实吃了一惊。“伊夫琳，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立即问道。

她打开自己的保险柜，拿出一个黑色笔记本。

“你看看这个吧！”她告诉我。

翻开笔记本，一行行清秀干净的字体映入了我的眼帘，我飞快地翻阅了一遍。原来这个笔记本记录的是四五十年代的各种案件的细节。这些案件有的我只知道个大概，有的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些材料是从军情五处的档案室收集来的，每件案子都是一起针对军情五处或军情六处被渗透的指控。

我简直吓呆了，“这是谁的？”我问。

“是我朋友安妮·拉斯特的。她曾和我一起工作过。自从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以后，她就收集了这些。后来为了结婚，她辞去了这个职务。她嫁给查尔斯·埃尔韦尔。临走前，她把这个本子交给我，说以后可能有用。”

“阿瑟知道吗？……”

“当然。”

“你还给谁看过？”

“难道我也要让人剁碎……”

我继续看着笔记本。开头几页经常提到马克斯韦尔·奈特的名字。大战时，他就相信军情五处内部必定有间谍，并作了记录，但却没有采取行动。记录本里共有几十件指控材料，多数是不切实际的想像。例如根据某一间谍的报告或随手写的感想和评论，也有比较具体的材料，例如伊戈尔·古曾科的证词。古曾科就是一九四五年叛逃加拿大的那个年轻的苏联密码员。他的叛逃对英国“维诺纳”计划里克格勃通讯上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整整一个星期，这一通讯陷入混乱状态。据安妮·拉斯特记载，古曾科曾揭发说军情五处有个间谍，代号“埃里”。一九四二年古曾科在莫斯科工作时曾从一位叫卢比莫夫的朋友那里听说过“埃里”，当时经手“埃里”电文的就是卢比莫夫。“埃里”有某些俄国背景，他能查看某些档案。苏联采用死信投递的方式同他联络，而且经常把他提供的情报送给斯大林。古曾科的这一指控同他的其它材料一起被归入档案，以后再也没人问津，这些材料只好束之高阁，放在那里吃灰。这真是不可思议。

伊夫琳说：“人们不相信他，认为他弄错了，军情五处内部不可能有间谍……”

笔记本的最后一页是作者的“遗嘱”，她写道：“如果军情五处内部有间谍，那我肯定是罗杰·霍利斯或格雷厄姆·米切尔。”

我倒抽了一口气，说：“这么大的人物怎么调查？除非把军情五处翻个底朝天才能完全做到。”

伊夫琳痛心地说：“一九五一年时他们也是这么说的。”

安妮·拉斯特的笔记本只不过是伊夫琳和我头一次分享的机密。在以后共同工作的几个星期里， 她渐渐向我道出了军情五处许多被人遗忘的历史，这是我们在A处二科的录音带上听不到的。这些故事充满了疑问、猜测、无法解释的行动和离奇的巧合。很快我便知道了，我并不是第一个怀疑军情五处藏有间谍的人。这种恐惧和办公室的家具一样很久以前就存在了。

傍晚，我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向公园巷走去，伊夫琳的故事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不去。自从一九四二年起就不断有人揭发军情内部有间谍，但从未调查过，也没有人反驳过这些揭发。时间已经拖得太长了，这次的搜索一定是长期而又艰苦的。想到这里，我收住脚步，回头望了望莱肯菲尔德大楼。

“这次不会再走漏风声了吧？”我心里想，“不会再出现叛逃，这个人不会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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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虽然我对它抱有很大的期望，可对米切尔进行调查却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为了这件事，我们开始时大吵一顿，结束时又大吵一顿，在这期间也没有调查出什么名堂来。我明白，如果要在米切尔退休之前赶紧把这案子理出点头绪来，必须安装窃听器，并用上我们掌握的全部技术措施。霍利斯对在米切尔家中的电话上装窃听器表示强烈反对，对用技术设备进行全面监视也表示反对。他说他不愿意让军情五处里更多的官员知道这个案子，更不打算请求内务大臣批准窃听或擅自进入副局长的家。

对这样的打击，阿瑟的反应很糟，他的脾气坏得无法控制了。一次在霍利斯的办公室里开会时，他抑制不住自己，发起脾气来。他说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对待这样重大的问题是不能容忍那些限制来拴住手脚的。他以威胁的口吻说要亲自去见首相，让首相对这个情况加以重视。霍利斯对任何威胁的反应表现得十分圆滑，他嘴上说他会对阿瑟的意见引起重视，可他实际上却是不改初衷的。

“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批准扩大调查！”

阿瑟大步走出房间，显然是准备把他的威胁变为现实。

那天晚上，琼斯和我去了我的俱乐部——牛津剑桥俱乐部，想办法寻找一个避免这场厄运的办法。自从卡明被任命为D 处处长后，霍利斯和阿瑟之间的关系便日趋恶化。米切尔案件那么棘手，如果我们内部露出一点骚乱的痕迹来，都有可能造成一场灾难。

琼斯处在一个十分恶劣的境地里。他和我一样清楚，他就要在几个月内提拔为霍利斯的副手了，可我看得出，他觉察到霍利斯的确在设置障碍。

“如果阿瑟干出了什么傻事的话，那就意味着军情五处的末日到来了。”琼斯忧虑重重地望着酒杯说。

我问他可否私下去拜访怀特，可否让他给霍利斯施加一点压力，让霍利斯改变主意。琼斯用一副苦恼的神情看着我。他明白，他已经慢慢地被困在两种互相对立的忠诚中间——对霍利斯的忠诚和对充满激情地在困难中进行工作的调查者的忠诚。快到凌晨一点钟时，我们仍然还没有作出任何果断的决策。琼斯说，如果我能保证不让阿瑟采取任何急躁的行动，他就可以保证去见怀特。我从俱乐部给阿瑟打了个电话。当时虽然已经是很晚了，可我知道他没有入睡，他还在喝威士忌。我告诉他我要立即去见他，然后我就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他的公寓。

阿瑟的情绪糟透了，态度暴躁。

“我想你是来告诉我，你决定也要插手！”他尖酸地说。

这天夜里，我又一次坐下来痛饮，无法说服阿瑟改变主意。看上去他有点紧张而绝望。从朗斯代尔案件之前，他就过度紧张、劳累，他精神上的负担不断加重了。他的皮肤发暗，仿佛已逝去了青春。他同那些设在他道路上的障碍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我看得出，他在一九五一年被撵到马来亚的阴影仍然在笼罩着他。

“当时我是应该斗争的，可我当时同意离开安全局仿佛是上策，可这一次我认为不是上策。”他说。

他最后还是意识到了琼斯的方法是有道理的。同霍利斯公开决裂会使我们走投无路，如果让狄克去说服他，至少还有点指望，兴许会同意增加部分设备的要求。

第二天，我接到琼斯打来的电话，说他已同狄克谈过了，让我们大家下个星期日到他在安妮女王门的公寓去聚会。

“他想看一下有关此案的报告，然后才能决定如何去干。”琼斯说。

怀特的公寓在布罗德威大街军情六处总部后面。我按照约好的时间，准时到达那里。狄克亲自来开了门。他穿得很随便，只穿着一件开领的衬衫，脖子上系着一根像领带一样的围巾。。

他请我们进到他的书房。这是一间优雅别致的房间，四面墙壁都摆满了书，装饰风格是十七世纪的，墙上挂着几幅国家美术馆收藏的名画，壁炉上方还挂着一面明净的镜子。

“我们喝点茶，好吗？”他急于想消除我们每个人脸上流露出来的紧张神情。

“现在，”他看着阿瑟说，“最好请你谈谈你的看法……”

阿瑟解释说，不如先让我介绍一下情况，因为我带来了说明那三十八个案子的图表。我们忙乎了一阵，图表大大，没法在那只精致的小茶几上摊开来。狄克见此情景说：

“不，不，不要紧，把图表铺在地上吧。”

两分钟不到，我们都伏在地毯上了，我们开始再一次触及那一系列可怕的事件。整个宁静而优雅的星期日下午全都给搅了。我解释说，我曾提交过两个报告，一个是有关蒂斯勒案件的，另一个是有关朗斯代尔的，都被拒绝了。狄克用尖锐的目光看着我，却没有对此发表评论。

“关键在于我们不可单方面地看这个问题，搞出这些图表的出发点是想得到一套完整的看法，看看这些案件里是否有俄国人插手的依据……”

“听起来像是在搞一个糟糕的归纳法，不过请你继续讲吧。”他怀疑地说。

我—一讲述了案件，并解释了为何总是要提到那五个人。

“你在起草报告之前，有没有在什么时候同阿瑟讨论过这个问题？”狄克瞪着眼睛看着我说。

“我怎么可能那样做？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科学理事会。”

狄克转向阿瑟：

“你的意思是说你们两人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显然，他感到难以置信。

阿瑟接过话茬，并解释要求使用设备的问题。琼斯一直保持着沉默。此时狄克又问他的意见如何。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无可奈何地也参与了进来。

“罗杰拒绝扩大调查范围。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这是个错误。我们现在既没有进行跟踪，又没有技术设备的帮助，这样去寻找案件的结果，其希望是渺茫的。”

狄克对琼斯那种冷静明晰的分析印象非常深刻。

“这里有两个因素，”他考虑了一会说，“一是要进行调查，二是我们在进行调查时肯定会被人发现，两者几乎同样的重要。”

他告诉我们要作些修改，他认为应在非官方的房子里对调查工作进行协调，而不是在政府的建筑物里进行这项工作。他建议我们使用斯隆广场附近的阁楼路军情六处保安楼。

“我今晚思考一下如何对罗杰说，你们等着听他的消息吧。”犹克说。

第二天，琼斯通知我们，说霍利斯已经同意用军情六处的一个监视队来协助办理此案，但仍旧不允许他们把米切尔跟踪到伦敦火车站的另一端，以免被人发现。他允许我们把这件事告诉温特博恩，并授权我们在米切尔的办公室里的那个双面穿衣镜后设置一个闭路电视系统。当天下午，我们就把那些宝贵的档案搬到阁楼路上那座马房式小楼的二楼上，房间里没有家具。以后，这里就成了我们办理这起案子的总部了。

在调查米切尔的初期，我们对菲尔比叛逃的过程又重新进行了审查，并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发现。我请求美国中央情报局核实一下他们的电子计算机记录情况，以便对俄国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已知的情报人员的活动有一个了解。结果发现，弗洛拉·所罗门与阿瑟在伦敦会晤之后，克格勃官员尤里·莫丁也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对中东进行了访问。我们早就非常怀疑莫丁在四十年代就是菲尔比的上司，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叛逃也是他安排的。通过进一步的核实，发现莫丁在同年五月也访问过中东，刚好是在戈利金那三集揭发“五人集团”的材料送往莱肯菲尔德大楼之后不久。美国中央情报局最后确认莫丁从五十年代初以来，没有到国外旅行过。我们拜访了菲尔比的妻子埃莉诺，她说九月份时，菲尔比减短了全家人在约旦度假的假期。从那时到失踪这段时间里，菲尔比显得神情紧张，经常酗酒。我们清楚地看到，莫丁去了贝鲁特，向菲尔比提醒他的案子又被重新审查了。很显然，克格勃知道戈利金跑了以后，会采取这样的防范措施。可是，很奇怪，菲尔比仿佛对此并不在乎，这样一直持续到莫丁在九月份第二次去看他，当时他的案子刚好已经确定了。

我们听了菲尔比的所谓的“坦白”录音，这是尼古拉·埃利奥特从贝鲁特带回来的。我们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也无从听清这个谈话录音，主要是因为录音质量太差。这是典型的军情六处作风。他们在开着窗户的房间里使用这种劣质话筒，而窗外的来往车辆的嘈杂声非常大。我们只好使用我研制出的双耳助听器，请伊夫琳·麦克巴尼特和年轻的译报员安妮·奥尔尤因给予帮助（安妮是听力最好的译报员），搞了一个百分之八十文字准确的稿子。阿瑟和我在一天下午又去听了录音，并与那份稿子进行了对照。听了这个录音之后，任何人都不会怀疑，菲尔比早在到保安楼之前，就有了与埃利奥特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埃利奥特对菲尔比说，他已经掌握了菲尔比的新证据，深信菲尔比是有罪的。十年来，菲尔比每次都一再否认一切，可这次他一口承认他从一九三四年开始就当了间谍，压根儿不问埃利奥特掌握了什么样的新证据。

阿瑟对听录音感到很苦恼，他揉着眼睛，捶着膝盖，听着菲尔比讲着荒唐的吃语。菲尔比说布伦特是清白无辜的，而蒂姆·米尔恩才不清白。可米尔恩是菲尔比的密友，多年来一直在忠诚地为菲尔比辩护。整个供词，包括菲尔比签了名的书面坦白，都是处心积虑地进行过加工的，让真相和谎言相混淆，引我们步入骗局。我禁不住回想起同菲尔比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他有孩子般的吸引力，说话结结巴巴，我对他是多么同情啊！我又想起在一九五五年第二次听到他的声音。他躲躲闪闪，避免回答提出的问题，试图挽回失去的局面，争取胜利。现在埃利奥特在全力以赴地设法去战胜一个三十年来把欺骗作为第二保护层的人。这并不像一场竞赛，然而最后他们两个会像有点喝醉了酒的无线电广播员，用公学学堂的标准语音热情地讨论二十世纪最大的叛国案件。

“这件事处理得太糟了，”阿瑟听了录音后，满怀绝望地悲叹着，“我们应派一个小分队去，这样，我们就有机会用严刑审问他……”

我同意他的意见。罗杰和秋克都没有想到菲尔比会叛逃。

从表面上看，莫丁两次旅行的巧合，菲尔比对埃利奥特前来审问的期待，以及他炮制的坦白，都集中指向同一个方向：俄国人在英国情报部门有一条内线，它监视着菲尔比案件的进展情况。只有极少一部分官员有这样的触及案件的机会，他们当中主要是霍利斯和米切尔。

我决定走访政府通讯总部，看看能不能进一步用“维诺纳”协助调查米切尔案。“维诺纳”在一所很大的，号码为“H72 ”的木房子里工作。这房子在通讯总部的中央建筑群中间的一条大道旁。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年轻的密码分析员杰弗里·萨德伯里。他坐在房子前面的一间小办公室里，他的身后有十几个外语专家正坐在耀眼的灯光下辛勤地工作着，寻找着吻合的信号，希望从上千个无名的数字组中整理出译文来。

萨德伯里的办公室里摆满了分析密码的小玩艺儿，就像一个充满欢乐的小动物园。一个角落里堆满了“维诺纳”窗口索引。他的办公桌上有一盘盘的已破译的密码，等他审批后，这些密码就被送到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萨德伯里同我谈了很久，讨论如何促进这项计划的实施。主要的问题是由于“维诺纳”仍然是用人工进行吻合，电于计算机仅用在某些特殊工作上去寻找一个密码。大部分的工作是破译克格勃和格鲁乌波道的密码，工作人员用往来通讯的渠道来进行吻合的强化工作。要搞一个全面的用电子计算机来进行吻合的计划，必须使用六十年代初就已问世的新式电子计算机，这样才有希望发现更多的吻合。

这是一项工程庞大的工作，往来的电文有十五万份以上，其中只有少数是穿孔的，能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处理破译。单单这项工作就十分艰巨，每个数字组由数据处理机穿两次孔，以便对那些经过处理的电文进行核对，看看有无错误，然后再用电子计算机把每份电文的前五个数字组与整个电文的其他部分进行吻合。每份电文要进行上百亿次的计算。

我同威利斯在科学理事会讨论这个计划时，他对此事能否成功表示怀疑。于是我和弗兰克·摩根一起到原子武器研究集团去再次拜访威廉·库克爵士。我知道，当时这个研究集团拥有全国最大的电子计算机设备，比通讯总部的计算机还要大。我解释说，我们至少需要借用他的计算机来工作三个月，以寻找吻合。寻找吻合一旦完毕，就要送往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英国政府通讯总部进行密码分析，并设法破译吻合。库克像往常那样给予了巨大的支持。我告诉他威利斯怀疑这能否成功，但他并没有理睬威利斯的怀疑。

“这是原子武器研究集团能做出的最大的贡献之一。”他拿起电话，对研究集团数据处理组的组长说，“我要你立即去办一件重要的事。我派一个人来向你谈谈详细情况。你不必问他是干什么的，你就照他说的去做……”

我们只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就把所有的电文进行了穿孔，并进行了一次核对。在以后的三个月当中，原子武器研究集团的计算机就开始为“维诺纳”工作，每晚工作六个小时。

最初，原子武器研究集团的计算机化规划仿佛会使英国的“维诺纳”计划有所改观。用了计算机不久，我们在九月中旬那一周的电文中吻合了一份电文。对这份电文经过部分破译之后，发现又是关于“斯坦利”的。电文叮嘱他在下次与克罗托夫会晤时不要携带任何可能使他“犯罪”的文件。之后，在一些没有破译的电码中又有几句看得懂的话，提到了克格勃在墨西哥开展工作时遇到的危机。电文让克罗托夫找“斯坦利”详细谈谈，因为“斯坦利”那个科负责墨西哥事务。

这份电文发出时，菲尔比正在军情六处的伊比利亚科当科长，负责包括墨西哥在内的许多西班牙语系国家。这是一个令人感伤的时刻，在菲尔比叛逃仅仅几个月后就获得了他就是“斯坦利”的确凿证据。如果我们早几年就破译了这些电文，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他定期回伦敦走访《观察家报》时把他逮捕。这份电文使人们对军情五处的纯洁性所产生的忧虑进一步深化，使人对一九五四年决定停止“维诺纳”计划的事更加怀疑。我们在进行核查时，发现命令停止“维诺纳”计划的官员就是当时的反间谍处处长格雷厄姆·米切尔。

很可悲，有关菲尔比的这些琐碎的材料是电子计算机化项目给英国“维诺纳”计划带来的真正的惟一的帮助。被吻合的克格勃发给墨西哥和南美其他地方的部分电文，使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皇家加拿大骑警队很感兴趣。墨西哥是克格勃遣送非法间谍到北美去的主要地区。英国“维诺纳”计划通过吻合破译的电文，大部分是一般电文，而不是发给克格勃和格鲁乌的电文，我们需要的恰恰是后者。“H72 ”号木屋里的密码分析工作比以前更为紧张了，可没有发现新的捷径。

米切尔在军情五处的工作记录里的东西对我们的帮助不大。他生于一九0 五年，在牛津大学受过教育后当了新闻记者，以后又当了保守党中央办公厅的统计员。这一点真让我吃惊，我回想起我和他争论朗斯代尔案件时，他说他不明白我的论点，因为他“不是统计员”。他是通过保守党的关系到军情五处来的，在战争时期从事过反法西斯的工作，以后与英国共产党有过往来。从这时起他便青云直上：四十年代末任F 处（国内颠覆活动）处长，一九五三年在狄克·怀特手下担任反间谍处的第一任处长，一九五六年由霍利斯任命为英国安全局副局长。米切尔一生当中有两件事真正令人惊叹不已：一件是他和霍利斯的密切关系，他们是牛津大学的同学，又差不多同时加入军情五处，先后爬上了相互补充的高层职位；第二件事是米切尔几乎没有成什么大气候，他是个聪明人，怀特亲自挑选了他来对D 处进行改进。可他没有在他任职的三年当中完成对D 处进行改进的任务，　居然还想到要作出停止“维诺纳”的决定，仿佛他有意造成失败。

对米切尔的办公室所进行的严密监视毫无结果。我在他的吸墨纸上抹上了密写药水，到了晚上再冲印出来，以便检查他写的东西。可除了他工作时的文字外，什么也没有发现。军情六处的监视员一直一刻不停地监视着那台闭路电视。这是一项令人倒胃口的工作。米切尔每天早晨走进办公室以后，就站在两面穿衣镜前用牙签剔牙齿。午饭前和午饭后，或者在回家之前，他都要重复这一动作。直到这个案子结束时，我开始感到我们对米切尔最了解的地方，要算他的扁桃腺后面部分了！

我安排对他做“钡餐”试验。我把装订好的苏联秘密无线电通讯分析，各种分类和组算表都给他看看。这些东西都是最新的材料，是为政府通讯总部准备的。我去看了闭路电视，看见米切尔正心不在焉地翻阅着那份报告。之后，詹姆斯·罗伯逊走进了米切尔的办公室，此人老跟我唱对台戏，五十年代曾搞过一些反苏联间谍的工作。罗伯逊开始谈到我。罗伯逊在D 处时我也在那里，他对我在D 处搞改进一直不满。他认为我是跳级的新手，应当学会尊重比我资格老的和比我能于的人，不要急急忙忙地到处指手画脚。他和米切尔讨论起我的无线电分析报告，两个人都不懂我搞这报告的目的是什么。

“该死的家伙赖特，”罗伯逊尖刻地说，“他以为他什么都在行。但愿把他的翅膀剪掉吧！”

米切尔道貌岸然地点了点头。对这具有讽刺意味的一切，我真有点忍俊不禁。

但是，这种轻松的时刻是不常有的。在这场冷酷的监视当中，人们在注视着、等待着镜子那边的人暴露自己。只有一次我认为我们抓住了他的证据。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他开始在一张纸上划着。他的神情很专注，大约划了二十分钟，并从钱包里拿出一张纸条进行参考，之后他突然又把那纸条撕了，并扔进了废纸篓。这件案子开始以来，霍利斯就安排我在每天晚上搜查米切尔的办公室，还指示他的秘书把米切尔那只准备烧掉的机密废纸袋保留着，好让我进行检查。这天晚上，我在废纸篓里找出了那张被撕毁的纸条，把碎片重新拼好。那是一幅乔布汉姆公地的地图，靠近米切尔住的地方，上面标有指向各个方向的圆点和箭头，中间地方有“RV”字母，两辆汽车的位置，分布在公地对面的道路的两头。这块公地是穿过聚会地点的。

好几天来，阁楼路上那幢房子里都没有人。这个案子的全部焦点移到了在米切尔地图上标明的那个地方，可米切尔从来就没到那里去过，也没有别的什么人去过。

我第一次开始搜查米切尔的办公室时，霍利斯高度紧张。

“里面有一些非常敏感的文件，彼得，我要你保证不让它们透露出来。”

霍利斯尤其担心的是人事报告和其他令人尴尬的文件，而不是机密。那些文件因为工作需要而被送到副局长的办公桌上。他可以不必担心，因为我在米切尔的办公室里没想要找到什么有趣的东西，仅仅只是为了坚定我的观点，即在霍利斯这样专横武断的人手下当副局长，是世界上最坏的差事之一。

一连好几个月，霍利斯每天晚上都在下班后和我会晤。起初，他对窥探一个亲密的同事的私生活表示厌恶，可我从来没有感到他的这种感伤情绪是真实的。我告诉他我们从闭路电视上看到米切尔用牙签剔牙齿的次数时，他大笑起来。

“那可怜的家伙应该找个好牙医看看！”他笑着说。

我自己感到很坚定，甚至是冷酷无情。我等待解决渗透问题的机会已有许多年了，我毫无顾忌。

经过同霍利斯相处的那些夜晚，我才第一次对霍利斯有所了解。我在他手下干了将近八年的时间，我们之间除了公事，很少有过交谈。虽然也有关系紧张的时候，可总的来说，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我们之间有一次严重的冲突，那是在五十年代末。我当时与温特博恩在A 处二科工作，阿根廷有个代表团与英国政府洽谈肉类合同。霍利斯把贸易部请军情五处收集情报的事交给我们去办，并指示安装话筒来窃听阿根廷人。温特博恩和我对此都很生气，认为这是违反芬勒特一斯图尔特备忘录的举动，该备忘录规定军情五处的任务只限于负责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事。A 处二科的其他人员与我们有着同样的看法，因而我们拒绝了霍利斯的指示。好几个小时里，我们都预感到要被集体解雇。可后来霍利斯撤销了他的指示，再也不谈及此事。这是军情五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罢工，并以罢工者的彻底胜利而告终！

在搜查米切尔的办公室那段时间里，霍利斯偶尔也谈起他早年的一些事情。他告诉我他三十年代去过中国，并在那里的英美烟草公司工作过。

“那里的事真可怕，傻瓜也明白日本人在满洲干什么。太明显了，我们如果不采取行动，就会失掉中国。”

与军情五处里许多的老官员一样，他不喜欢美国人，其根源要追溯到战争爆发之前。他说美国人本来可以帮助远东，可他们拒绝这样做，他们紧紧抓住孤立主义不放。法国在远东已经失去了势力，宁愿眼看着整个地区沉没也不愿帮助我们，结果把一切都让给了俄国人。

“他们注视着，等待着，”他告诉我，“他们终于在战争结束后当毛泽东上台时，得到了中国。”

他很少提及他的家庭生活，安全局里有许多人知道他长期有外遇。他偶尔提到他的儿子阿德里安。他是个很有天赋的棋手，是霍利斯的极大骄傲（阿德里安过去常到俄国去参加棋类比赛）。

有一次，我们谈到米切尔案件时，我大胆地直述了我的观点：不管结论如何，它都说明了我们的安全保卫方面是个薄弱环节。霍利斯听了以后发怒了。

“你是什么意思？”他问。

我告诉他，我们对军情五处新招募的人的检查还没有军情五处对白厅其它部门的检查严格。

“你看看我，”我告诉他，“我从加入军情五处以来，到现在还没有受过审查。”

第二天有人就送来了一些表格让我填，从此再也没有提及此事。不久，审查程序被修改了，要进军情五处的要多填几个证明人的名字，其中一个是由军情五处提名的证明人。

在同霍利斯一起相处的那些夜晚里，最令我难忘的是他那没完没了的下流笑话，简直是我从来不曾听到过的。当他为了要从权势的奥林匹亚顶峰上降落下来和他的部下打成一片，或轻松一下时，他就把这些笑话当作一种手段来达到这种目的。有一次我问他从什么地方收集了这么多的故事。

“中国，”他告诉我，“每个人都喝酒讲笑话，这是唯一的一种消磨时间的方法。”

早一些时候，我就决定对米切尔办公室角落里的一张小书桌进行搜查，我向霍利斯要了钥匙。

“那是盖伊·利德尔的写字台，”他说，“从他办过移交以后，那张桌子就已经留在那里有许多年了……”

那书桌有两个抽屉是锁着的，我请求他批准我把锁撬开，他同意了。第二天，我带来了撬锁工具，打开抽屉进行检查，可里面却是空的。但灰尘上有四个印迹引起了我的注意，仿佛原来放过什么东西，刚刚被人拿走。我请霍利斯来看那印迹，他仿佛同我一样感到不解，尤其是我检查到锁里有刮过的痕迹，好像有人不久前打开过抽屉。

霍利斯没有说话，直接向米切尔的办公室与他的办公室相通的那扇门走回去了。我一个人干完了搜查工作。

我私下里琢磨，知道要打开这两个抽屉的人只有我和霍利斯，一定有什么东西被搬走了，甚至完全有可能是一台录音机。为什么不可能是米切尔？因为他不知道，只有霍利斯知道书桌是利德尔的。霍利斯接收了副局长的办公室，却没有书桌的钥匙？像利德尔这样的人会把书桌留下，而把钥匙拿走？只有霍利斯知道，只有霍利斯……

我抬起头向四周望了望，霍利斯正在门那边盯着我看。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盯着我看，然后又俯身看他的文件去了。

一九六三年夏季，因为米切尔要退休了，调查工作必须在这个月里全速进行，但整个事情却毫无希望地作了让步。一切都太仓促，一切都缺乏计划。完成任务有期限，霍利斯又不支持，这次行动的保密就成了问题。米切尔已感到事情不妙，最初，他发现送去给他看的文件少了，霍利斯对他接触文件加以限制了。接着，他对监视员们开始躲避，并采取了标准的反监视行动。我们从闭路电视上看到米切尔的表情显得很紧张，仿佛陷入了消沉。在他的黄金时代，他是一个瘦高个，但看上去却脸色发灰，双眼沉陷而黯淡无光。如果他的房间里有人在，他便竭力装出一切正常，一旦独自一人时，他就仿佛在受着折磨。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我？”他有一次注视着霍利斯办公室的门悲怆地说。

到了最后一个月，整个事情几乎成了一出闹剧。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机会去发现什么。阿瑟和我促使霍利斯批准对米切尔进行审问，以便想法解决这个案子的问题。霍利斯拒绝干这种事。几天以后，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阁楼路上的这幢楼里。

“我去见过首相了，”他生硬地对房间里的七八个人说，“我想进行审问是不大可能的。”

我用眼睛的余光看见阿瑟又要再次发作。

“如果在目前阶段又发生一次叛逃事件，那就是一场灾难。”他说。他感谢大家的努力，然后钻进停在那里等候他的汽车里。这是霍利斯不懂如何管理人事的典型举动，屋子的官员全是些有经验的官员，他们拼着命在工作，可霍利斯连和我们多呆两分钟都不行。见不得人的工作已经做了，最好把这一切留给那些肮脏的工作人员去收拾！

这同样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军情六处负责监视员工作的官员叫斯蒂芬·德·莫布雷，他很年青，脾气急躁，过分敏感。他们对霍利斯的这一决定感到大为吃惊，认为他这是企图残酷地压制内部，这恰好是军情五处谴责过的军情六处在菲尔比事件上的做法。其实，即使停止调查，米切尔的事被立过案的事实也是不会消除的。D 处一科的一个高级官员尤尼·西蒙兹写了一份关于对米切尔进行调查的全面报告，他是专门负责这个案子的文书工作的。西蒙兹的报告概述了有人揭发军情五处被渗透的整个过程，结论是：军情五处内部上层很可能有一个间谍存在。报告还提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即能否让美国知道这件事。

西蒙兹的报告被送到了霍利斯和怀特那里。这两位局长私下进行了商量后，便把我们召集去开另一次“星期日下午战争会议”。这次是在卡姆登广场霍利斯的家里。霍利斯和怀特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这一点从他们二位的家里可以看出。霍利斯的家是一座位于市区的旧房子，里面没有什么书。他此时穿着平时他在上班时穿的那套细条纹的深色西服。他带我们走进光线很暗的早餐室后，便立即谈到了正题。他告诉我们他想听听我们的意见，他听说有人在考虑是否要把这件事让美国知道。要同霍利斯商量点事是很别扭的，他此刻是出于无奈才这么做，语气里显得很不耐烦。

阿瑟尖刻地说，我们得设法把事情马上告诉美国，如果等证实了米切尔的案件以后再告诉他们，恐怕就会产生更坏的影响。霍利斯当即反对，认为这样破坏了盟国的关系，尤其是在菲尔比叛逃之后。

“据我们所知，”我提醒霍利斯，“美国也许会在情报资料方面为我们提供方便，以帮助侦破这个案子。我们只得去找他们，否则我们永远也得不到帮助。”

接着，霍利斯和我们两人就这个问题争论了一小时，双方的火气也愈来愈大。屋里的其他几个人——西蒙兹、温特博恩和琼斯都尽力平息着大家的火气。西蒙兹说，他觉得应该有所选择，也许可以对米切尔进行审问，但也有可能使此案就此被视为结束了。至于美国方面，他说他不太了解那边的情况，因而不好发表意见。温特博恩却很坚定而明智，他支持阿瑟那种意见，即如果现在保持沉默，等以后此案被证实，那就是更大的灾难了。琼斯终于忍不住发起火来：

“我们不是那种该死的公学，你们知道。我们都没有义务要向美国人去‘坦白’。我们要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来管理安全局。我希望你们当中的某些人记住这一点！”

可是，就是琼斯也承认有一个问题必须解决。他说他经过权衡，也感到应当告诉美国人，问题在于怎样去告诉他们。霍利斯也能看出他自己抵挡不住，便突然宣布他准备去华盛顿访问。

“等冷静以后再进行这项工作不是更好吗？”琼斯问道，可霍利斯坚决不改变主意，阿瑟也尽力使他动摇，可这只是浪费时间。

“我听了大家的争论了，我已经作出了决定。”他怒气冲冲地吼起来，隔着桌子，怒目注视着阿瑟。

霍利斯差不多立刻就动身去了美国。他向那里的约翰·麦科恩和胡佛扼要介绍了情况。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猪湾事件后被解职，由麦科恩接替了他的职务。不久以后，阿瑟紧接着也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进行了汇报，然而他却受到了很无礼的对待。美国人不理解为何把这案子毫无结果地搁下来。这里被人揭发出来的是二十世纪最危险的间谍之一，这个嫌疑者最近正要从西方最重要的反间谍岗位之一退下来，但却没有被审问过，这再次表现了军情五处在一九五一年所表现的那种无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是完全正确的。

霍利斯回来以后，坚持要解决这个案子。他命令西蒙兹写一份新的报告，并指示他在考虑这份新报告时不要找阿瑟和我合作。

米切尔案既然已交给了西蒙兹，我便回到了科学理事会。我回去以后才知道威利斯更改了一项规定。他认为科学理事会没有必要再插手政府通讯总部，要我与政府通讯总部脱离一切关系。我感到十分恼火。我知道，军情五处只有争取与通讯总部合作并利用他们的设备才不会倒退到一九五五年以前那种恶劣的境地。军情五处内部几乎没有人能真正地懂得通讯总部能为他们做些什么；与此同时，通讯总部也没有人想到他们能帮助军情五处做些什么。因此我认为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应由科学理事会继续来做。可威利斯不动摇，要我离开“反小集团”，并和那些官僚们在一起。我只得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似的去找了霍利斯。我对他说我在科学理事会里呆不下去了。我告诉他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到D处去，或回A处去。米切尔案件使我尝到了搞研究的滋味，另外我知道D 处三科科长的职位至今仍空缺着。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霍利斯立即同意我去D 处的三科，可是他要我答应他一个小小的条件，就是要让我先回科学理事会去，帮助威利斯完成一项特别项目，然后才能在一九六四年一月去就任新职。

威利斯的特别项目是我为军情五处所做的最有争议的工作之一。他要我对六十年代初投奔西方的另一个俄国叛逃者奥尼格·潘可夫斯基所提供的所有情报进行一次全面的研究。据我所知，这种工作在英国情报部门内部甚至只做过一次。

潘可夫斯基当时是军情六处这项王冠上的明珠，他是格鲁乌的高级官员，在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为军情六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当间谍，并提供了大量的关于苏联军事力量和意图的情报。大西洋两岸对此都非常赞赏，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苏联的最成功的渗透。潘可夫斯基告诉西方，说苏联在古巴有导弹，由他提供的关于苏联核武器库的情报使美国敢在以后的古巴导弹危机中采取行动。由他提供的证据使美国识别出了在古巴的苏联导弹。可是到了一九六二年年底，潘可夫斯基同一个英国商人格雷维尔·温都被克格勃逮捕，并被判了刑。温是潘可夫斯基和军情六处的中间联系人，被判处长期徒刑（最后与朗斯代尔和克罗格夫妇交换回到英国），潘可夫斯基则被枪决了。

我曾参与过潘可夫斯基这起案子，那时该案子还在发展。他曾以苏联贸易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多次访问过伦敦。在皇家山饭店向军情六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作过一系列的秘密汇报。温特博恩当时因身体不好，长期休养。我便成了A 处二科的代理科长。军情六处要我用技术方法对潘可夫斯基在伦敦的行动进行监视。我安排了监视员对他进行连续不断的监视，并安装了先进的话筒系统，把他和上级彻夜长谈时提供的所有情报都录了下来。

潘可夫斯基这起案子仿佛否定了军情五处有渗透分子这一事实。在米切尔案件中，阿瑟和我常常讨论这一点。假定军情五处上层有渗透分子的话，那么潘可夫斯基就应当是个打进来的间谍。因为从较早的阶段开始，几个高级嫌疑犯，包括米切尔在内，都知道他的事。我在安排“皇家山”行动时，霍利斯问我军情六处要见的那个间谍的名字，我告诉了他。卡明也问过，但我却没有告诉他，因为他不在可以知道军情六处行动的人员名单上。这引来一顿大吵，他挖苦说我翅膀长硬了，他怨恨我对他当时帮助我进军情五处所起的重要作用不知恩图报。

潘可夫斯基与我们所掌握的戈利金揭发材料很吻合。戈利金说，赫鲁晓夫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把克格勃头子谢罗夫将军调去负责格鲁乌，由亚历山大·谢列平接替谢罗夫来负责克格勃。谢罗夫是老式的贝利亚奴仆，脑满肠肥，不思烦恼，而谢列平比他灵活多了。赫鲁晓夫和政治局的结论是，不会同西方发生全面的战争。赫鲁晓夫想要知道怎样才能不战而胜，这个问题就交给了谢列平去解决。他进行了六个月的研究之后，在莫斯科召集克格勃驻世界各地的高级官员开了个大会，讨论如何使克格勃的工作方法现代化。据戈利金说，谢列平吹嘘说，克格勃在西方部署了许多亲信，因此他倾向于恢复使用过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方法和“信任”方法来掩饰苏联战略意图的真正实质。

作为谢列平那次大会的结果， 克格勃第一总局（负责所有国外行动）成立了D处，专门负责在战略规模上策划欺骗和假情报。D 处处长阿加扬兹，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克格勃官员。戈利金说，他在一九五九年曾到D 处去找过一位朋友，让他在D 处帮他找份差事。那位朋友私下悄悄告诉他，说D 处正在策划用格鲁乌搞一次大规模的假情报活动。但还无法马上进行这项活动，因为中央情报局对格鲁乌已经有了渗透，必须首先把渗透分子清除出去。几乎可以肯定，那个渗透分子就是波波夫上校。他是格鲁乌的高级官员，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当间谍，一九五九年被抓获，在受尽折磨之后被处决。

实际上，戈利金再没有回过苏联，因为当时他正准备叛逃，所以对策划中的假情报细节再也无从了解了。他只知道这基本上是一次技术演习，第一总局动员了所有的人力和物力来参加这次演习。戈利金来到西方后，他猜测中苏分裂也是D 处的计划，这个计划也被用来让西方步入歧途。那些赞赏戈利金的人如阿瑟相信（而且继续相信）这种分析。虽然我是早期英美情报界中积极支持戈利金的人之一，可我总是认为，潘可夫斯基行动比中苏关系分裂这种假设更为符合设立D 处的动机。

在西方情报界，战略欺骗已不是什么时髦的概念了。这是因为这种概念的支持者，包括早年的我，把它推向了一个极端的地步。但是这个概念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强大的历史过程。布尔什维克政权早期通过格鲁乌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搞的“信任”行动对克格勃的工作产生了强大的影响，这些行动在克格勃工作中起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二十年代，布尔什维克政权受到了数百万流亡白俄移民的威胁。为了对付这种局面，现代俄国情报机构传奇般的创建人捷尔任斯基策划在俄国国内创立一个旨在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虚假组织。这个被称为“信任”的组织吸引了在国外的白俄移民的支持，以及西方情报机构尤其是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支持。事实上，“信任”组织是被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牢牢控制住的，他们能够使大部分白俄移民采取中立态度，并且使敌对情报活动也有所收敛，甚至还绑架和处决了库蒂波夫将军和米勒将军这两位白俄最高领导人。“信任”组织还劝说英国政府不进攻苏联，因为苏联内部力量会对当时的政权展开攻势的。

战略欺骗是西方情报史的一个主要部分，特别是战时所采用的双重间谍行动，这种行动曾使盟军能够在诺曼底登陆意图上迷惑了德国人。

从一九六三年英美情报平衡的情况可以看出，苏联毫无疑问地已具备了进行一次规模宏大的假情报活动的必要条件。首先，他们几乎从大战以来就掌握大量的在西方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的上层渗透分子。希斯、麦克莱恩、核间谍、菲尔比、伯吉斯、布莱克以及其他许多人，都向他们提供了他们需要进行欺骗的那些组织的详细情报。其次，有一点常常被忽视：苏联人自大战以来到一九五一年，就一直通过菲尔比和麦克莱恩对西方信号情报组织不断进行渗透；六十年代初又有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马丁和米切尔的叛逃事件（一九六0 ）；一九六三年又出现了杰克·邓拉普自杀事件；邓拉普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司机，他把国家安全局高级官员在他汽车里进行的几十次机密谈话的内容出卖给了苏联。

我在阅读潘可夫斯基案件的档案材料时，有许多理由使我相信，潘可夫斯基肯定是戈利金在一九五九年所了解到的欺骗行动的一部分。使我首先吃惊的是，潘可夫斯基投奔西方世界所选的时间太巧了。军情六处由于菲尔比和布莱克叛逃事件的打击，以及克拉布事件和苏伊士运河危机行动的失败，其士气很低，因此在六十年代初期迫切需要获得一次胜利。怀特尽力想整顿军情六处，他取消了副局长的职位，并开除了一些与辛克莱有着密切关系的高级官员，试图施行某种职业技巧管理，可他总是不怎么成功。他并不是一个极其富有天赋的行政领导。他在军情五处的成功主要是因为他对该机构及其人员很熟悉，而且对反间谍工作有一定深度的认识，倒不是由于他真正具有行政管理方面的眼光。

他调到军情六处之后，就失去了以前那些优势了，因而在他调进去以后的最初几年里，他只搞些权宜之计，而没有一种清楚的战略思路。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他决定让菲尔比仍然在中东指挥我们的间谍，虽然他也认为菲尔比本身就是个苏联间谍。我后来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他仅仅是认为如果开除菲尔比，那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反而还会在军情六处内部引起更多的问题。回顾军情六处在六十年代初的情景，使我不禁想起了列宁对捷尔任斯基说过的一句名言：

“既然西方的那些幻想家打着如意算盘，那我们就把他们所幻想的东西给他们吧。”

军情六处需要获得一次胜利，他们需要坚定获得胜利的信心。他们在潘可夫斯基身上终于获得了胜利。

潘可夫斯基案有三个地方使我产生了极大的怀疑。第一个地方是他被招募过来的方式。潘可夫斯基在一九六0 年底拜访了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主要是安排与西方进行科技交流的事。但他进了使馆之后，立即表示愿意向美国人提供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在他们的保安楼里接见了他。他对这些人说，他实际上是苏联格鲁乌的高级官员，为一个科技情报组织工作。该组织是由克格勃和格鲁乌共同控制的。美国人认定潘可夫斯基是苏联人派来引诱美国受骗的，于是拒绝了他的提议、我阅读档案那段时间，美国已经从另一个叛逃者诺森科那里知道了，他们与潘可夫斯基谈话的那间房子里曾秘密地装有克格勃的话筒。很清楚，俄国人也知道潘可夫斯基对美国人表示愿意当他们的间谍，即使潘可夫斯基是真诚地叛逃西方。

潘可夫斯基在一九六一年初，又作了另一次尝试。他在莫斯科找到一个叫范佛里特的加拿大商人，并约好到该商人的公寓里碰面。范佛里特在他的浴间与潘可夫斯基会面。为了避免他们的谈话内容被窃听，他们在谈话过程中把自来水龙头开着。其实并没有迹象表明范佛里特的公寓里装有窃听器，可潘可夫斯基和范佛里特都猜测公寓里装有窃听器。范佛里特与皇家加拿大骑警队有关系。苏联方面在后来对潘可夫斯基进行审问时所提供的证据是他与温之间的谈话录音。那次谈话也是在浴间里开着自来水龙头的情况下进行的。很清楚，苏联人对突破这种反窃听方面是有办法的。

潘可夫斯基的第三次尝试是成功的。他这次是找温，结果，军情六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却来共同指挥他。潘可夫斯基案引人怀疑的第二个方面是他提供的情报种类共分两种：一种叫“阿尼卡”，是直接情报；另一种叫“鲁比”，是反情报。

“鲁比”材料主要包括对格鲁乌驻世界各地官员的识别，差不多都很准确，但绝大部分人都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此外，并没有为我们提供识别在西方的非法间谍的线索，也不知道在过去或现在混进西方安全部门的渗透分子。我感到令人难以理解。他的职责与我的职权相似，在格鲁乌上层呆了几年时间，而且还经常与克格勃联系，但却对苏联在西方的情报人员的分布情况一无所知。我把潘可夫斯基提供的反情报和上次叛逃的格鲁乌官员波波夫上校进行了比较，波波夫在五十年代在格鲁乌内部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当间谍时，一共揭发了近四十名在西方活动的非法间谍。波波夫后来被逮捕，并被处决了。

“阿尼卡”则不同，那是关于苏联军事系统最机密情况的文件，潘可夫斯基交给了我们几千份。可是有两点让人感到很奇怪：第一，他有时候交来的是原件。我认为，间谍交原件是非常冒险的，俄国人在查阅档案时肯定会发现文件的丢失。其次，潘可夫斯基所提供的情报当中最为重要的是他在格鲁乌导弹部队当高级指挥官的叔父给他看的文件。这个文件帮助了美国了解到俄国在古巴有导弹。潘可夫斯基说，他是在他叔父走出房间时复制了这份文件。这仿佛又一次使我认为，他不是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人，倒像电视里的詹姆斯·邦德一样的人。

第三个令人感到可疑的方面是我们指挥他的方式。我们对待这样一个如此重要的间谍的方式是极其马虎草率的。他提供的情报在当时是极有价值的，当时古巴导弹危机正好在发展。我们只拼命地从他那里挖出能得到的一切，却从来就没有任何打算要保护他，或把他留下来作为一笔长期资产。我在潘可夫斯基情报分发情况一览表上数了一下，在他活动期间，仅在英国就有一千七百人看过他提供的材料。军情六处、军情五处、政府通讯总部、联合情报委员会、各军种首领和他们的参谋，以及外交部和各研究集团等，都有被指定看潘可夫斯基提供的部分材料的人员名单，尽管能看到全部材料的人寥寥无几。当然，同一切间谍报告一样，这些情报上并不注明它们的来源。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如此广泛的散发范围真是令人吃惊。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保持高度警惕的俄国情报部门是否已经发觉了我们的行动？因为他们在一九六三年就曾表明，他们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对英国安全部门的上层进行渗透。

在莫斯科所作的安排也是超乎寻常的。军情六处让潘可夫斯基在莫斯科公园里把已冲好的胶卷交给奇泽姆夫人，她是军情六处驻莫斯科的官员罗里·奇泽姆的妻子。这样的交接活动进行了十几次，并且潘可夫斯基和奇泽姆夫人都早已发现克格勃对他们的行动进行了监视。在我阅读潘可夫斯基的档案时，我从布莱克的监狱汇报中得知，俄国人知道奇泽姆是军情六处的官员。有一件事我是可以肯定的：如果俄国人在伦敦指挥间谍的方式与军情六处在莫斯科指挥间谍的方式一样，那么军情五处尽管力量薄弱并受到习惯和法律的限制，也不会不发现潘可夫斯基的行动。

我散发我写的潘可夫斯基的报告时，迎来的却是愤怒的吼声。这个潘可夫斯基行动被冠以勇气与胆量称号，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胜利，因此当我发表不同意见时，人们就表现出极度的冲动。潘可夫斯基案件的经办官员哈里·谢尔戈德在军情六处的一次会议上，特地走到我跟前：

“你知道指挥间谍是怎么回事？”他怒骂着说，“你跑到这儿来对一个勇敢的人的记忆进行损害，还指望我们相信你？”

当然，问题在于如果潘可夫斯基提供假情报这一事实成立的话，那么俄国人又为什么要派潘可夫斯基来充当提供假情报的间谍呢？我想，这个答案就在古巴政治和军备控制政治这两个方面。俄国人在六十年代初期，有两个主要的战略野心：一是想在古巴保住卡斯特罗，而当时美国正使用他们的各种力量和手段企图搞掉卡斯特罗；另一是苏联在加强和发展洲际弹道导弹能力时不想引起西方的怀疑。当时正值“导弹差距”的时代。害怕俄国人在核武器生产上超在前面的观点，正是约翰·肯尼迪在一九六0 年竞选总统时的政纲要点。肯尼迪许诺说他的政府要缩短这个差距。而苏联人则想方设法让西方相信，“导弹差距”是臆想出来的，如果真有什么差距的话，那也只能是苏联落后于西方这种差距。

美国害怕苏联的导弹能力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情报方法上的问题。西方在这方面就像一个盲人。加里·鲍尔斯在一九六0 年五月被击落以后，UZ高空侦察机的飞行计划便被取消了，直到一九六二年底美国发射了第一颗卫星，才重新对苏联进行摄影侦察。当时西方的惟一的情报来源是利用潘可夫斯基这根线索和截听苏联在亚洲的火箭试验范围内往来的遥测信号和无线电通讯。

潘可夫斯基提供的情报的主要方面，是说明苏联的火箭项目并不像西方所想像的那样先进，而且他们没有洲际弹道导弹实力，仅仅只有中程弹道导弹。这个情报使肯尼迪心中有了底，当美国发现了苏联在古巴建造中程弹道导弹设备时，他才敢让苏联摊牌。对照潘可夫斯基的情报，美国人又看见俄国人在古巴安装了代表他们的工艺技术水平的火箭，更加对潘可夫斯基关于俄国人没有洲际弹道导弹的情报深信不疑。赫鲁晓夫被迫撤退，但他达到了他的主要目的——美国最终同意不去动古巴。

潘可夫斯基的情报后来又被另外两个叛逃者所证实。他们是在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的“大礼帽”和“费多拉”。他们在六十年代初就与美国联邦调查局拉上了关系。“费多拉”与潘可夫斯基一样，是个科技官员。两个间谍，尤其是“费多拉”提供的情报完全证实了潘可夫斯基的情报，即苏联的火箭技术明显地不如西方先进。“费多拉”还提供了关于苏联火箭加速表的薄弱环节的详细情报。

潘可夫斯基的情报以及“大礼帽”和“费多拉”的情报是一个关键因素，它使美国人在创造一个适合举行限制战略武器第一阶段会谈和产生缓和时代的气氛中充满信心。这正是潘可夫斯基的目的。他帮助苏联消除西方的疑虑达十年以上，使我们在苏联导弹发展的真正状态方面受了骗。

七十年代中期，气候开始发生变化，怀疑又产生了。卫星摄影侦察有了更大的改进。用复杂的方法对弹着点进行了测量，然后用这些测量数据对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的精确度进行了分析，发现苏联人的洲际弹道导弹的精确度比以前用遥测信号和无线电通讯所测出的要高得多。唯一的解释是苏联故意在他们的信号里掺了假，使美国的跟踪系统受骗。

潘可夫斯基保住了他的地位，被认为是军情六处在战后最为辉煌的胜利，与此同时，美国情报界各部门却正式认定“大礼帽”和“费多拉”是被派来诱惑我们步入骗局的。后来发现“费多拉”关于苏联火箭加速表没有过关的情报是假的，甚至有些证据表明苏联在他们的导弹上装了假的第三陀螺地平仪，使导弹看上去比实际的精度要差。

这一类的发现使人们对以前的裁军协议的效力产生了怀疑，并担忧美国对苏联导弹实力进行准确估计的能力。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终于在七十年代停止了，美国国防界日益意识到，现场视察在以后的任何谈判中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西方的国防战略家们已经开始形成一致的看法，即认为西方在六十年代估计苏联导弹实力上确实过于自信。而苏联则利用了缓和时代的外衣作为掩护，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军；同时还认为潘可夫斯基在这方面起了某些作用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不再像以前那样被认为是牵强附会了。

我第一次写潘可夫斯基一案的分析报告时，在此案中起了关键作用的军情六处驻华盛顿分站站长莫里斯·奥德费尔德（后来在七十年代当了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局长）告诉我：

“这起案子的路还长着哩，彼得，还有许多帝王和大将正高高地骑在潘可夫斯基背上。”他说。他指的是那些因参加潘可夫斯基案而获得了许多荣誉的人。

这条路今天也许不那么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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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一九六四年初，阿瑟和我都确信，仍在军情五处内部上层活动的间谍分子最有可能是霍利斯，而不是米切尔。只有在这个假设下才能解释在调查米切尔时出现的种种不一致的情况，霍利斯长期以来拒不承认我们的情报机构有被渗透的可能性；他不愿批准在米切尔案件中使用技术装备；他拒绝批准审讯；他在迫于压力之前始终拒绝向美国方面作出通报等等，所有这些在我们看来都可归于一辙。

接着，当我们正等着西蒙兹有关米切尔的第二个报告时，突然一桩旧案落到了我们手里。安东尼·布伦特爵士，这位军情五处战时的高级官员、女王陛下藏画的鉴定官、国际美术史专家，在一九六四年的四月里供认他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在为俄国人从事间谍活动。此事是在一九六三年底露馅的，当时军情五处被联邦调查局告知，说美国公民迈克尔·惠特尼·斯特雷特曾告诉他们，三十年代和他在剑桥的同学布伦特曾招他为苏联工作。为此阿瑟·马丁飞去美国会晤了斯特雷特，后者肯定了这一事实，并同意要是有必要的话他可以在英国法庭上作证。

为了考虑如何来处理布伦特案件的问题，我们在霍利斯的办公室里举行了一连串的会议。局长把这个案件视为一件非常令人难堪的事。在各情报部门之间旷日持久的争宠夺利当中，只有军情六处曾藏匿过被确认的叛徒，但军情五处迄今为止还没有出过这样的事，这对于我们情报部门在白厅中的声望极为重要。特别是霍利斯，渴望着得到内阁和内政部官员青睐，深恐布伦特案件影响军情五处的地位。此外，还存在着人们对发生丑闻的恐惧。霍利斯和他的许多高级官员都十分敏感，也非常清楚，如果布伦特事件见诸公众，则对他们自身，对军情五处，对现任的保守党政府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哈罗德·麦克米伦在一连串的有关安全的丑闻打击下终于辞职，普罗富莫事件曾是这些丑闻的高潮。尽管霍利斯因敌视工党而对此毫不隐讳，但当时工党在公共舆论中声望很高。霍利斯非常清楚，由于对布伦特的起诉所激起的丑闻的巨涛，将会把本来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政府摧垮吞没。

阿瑟和我的动机很简单。我们想及早地插手布伦特案件，看看布伦特能否对军情五处更深的渗透提供一点线索。牵涉到斯特雷特的一场审判无论如何都不大可能在获得布伦特的合作上成功，反而会耽误——如果不是彻底破坏——这种合作的机会。豁免对布伦特的起诉，这可能是有关军情五处被渗透问题上惟一值得注意的决定。这个决定得到了本部各方的一致同意。在检察总长的批准之后，阿瑟·马丁就去找了布伦特，后者几乎立即承认了他曾为苏联罗致人才和充当间谍。

在布伦特供认后数天的一个黄昏，霍利斯的秘书打电话通知我立刻到局长办公室去。霍利斯和琼斯坐在他的办公桌的两旁，神情严肃。维克托·罗思柴尔德站在窗前茫然地凝视着前面的格林公园。

“维克托，你好！”我说。对他事先没有同我说起而径自来到办公楼，我略略有点吃惊。

“感谢你到这里来，彼得。”他用一种冷淡的口吻回答道，一边掉转身来面对着我。他看上去非常激动不安。

“我刚刚把安东尼的事告诉了维克托。”霍利斯迅速地打断说。

维克托看上去神情颓丧，这一点也不奇怪。布伦特是他近三十年的好朋友，最初在剑桥，后来在战争期间，他们又共同服务于军情五处。战后，各自的事业使他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一个日益变得灰暗的世界里，他们是一对奇才，彼此过从甚密。伯吉斯、麦克莱恩叛逃后，维克托也和布伦特一样受到怀疑。他早在大学时代就同伯吉斯是好朋友。他原先曾租了本廷克街五号靠近维尔贝克街的一幢房子，在整个战时，布伦特和伯吉斯也住在那儿。对维克托的怀疑很快就烟消云散，但同时对布伦特的怀疑却持续着，特别是在五十年代中期考特尼·扬和他会面之后。

被告知真相后，维克托主要关心的是怎样对他的妻子特斯说这一消息。他和我都清楚，布伦特叛变的消息会给特斯带来比他更大的精神创伤。在一九五八年我第一次会见维克托之后，我就逐渐了解了特斯。她富有魅力并且具有女性的温柔。她和布伦特过从甚密，在许多方面甚至要超过维克托。她理解他性格中脆弱的一面，并能同他共享对艺术的热爱。在三十年代，她是剑桥学生中才华横溢的左翼知识分子圈子的成员，他们在伦敦举行聚会，在费拉特角度假，此时，整个世界正步履蹒跚地走向二次大战。

战争爆发后，特斯·迈耶（这是她当时的名字）加入了军情五处。在那里她同她未来的丈夫并肩英勇战斗，功绩卓著。那时，她同布伦特和伯吉斯他们一样，在本廷克街五号也有几个房间。和她同屋的帕特·罗顿·史密斯，后来成了卢埃林·戴维斯爵士夫人。特斯非常了解在伯吉斯、麦克莱恩叛逃后军情五处对布伦特的怀疑，但她还是竭力为他开脱。她和她丈夫维克托了解他的清白是来自切身的体验，他们认为布伦特遭人怀疑是因为他和盖伊·伯吉斯是好朋友。她觉得布伦特是个脆弱而极具天赋的人，但却因命运的拨弄和伯吉斯的叛变而被残酷地长期怀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安东尼过去常常喝得烂醉回本廷克街，有时候甚至醉得需要我帮助他上床，”她常这样说，“如果他是间谍的话，那我会知道的……”

维克托认识到，既然布伦特已经供认了，那么就有必要和特斯谈，但是他仍然害怕告诉她真情。

“这就是我请你到罗杰的办公室来的原因，”他平静地说，“我觉得由你来把这消息告诉她会好些。”

我知道他需要离开莱肯菲尔德大楼，好去独自地清理纷乱的思绪。

“当然可以，”我尽量温和地说，并提议让伊夫琳·麦克巴尼特陪我同去，因为特斯认识她。

几天后，伊夫琳和我坐一辆出租汽车去圣詹姆斯广场。我们被带进了维克托的书房。这是一个明亮的、具有十足的学者气派的房间，面对着格林公园。房间随处可见他不同凡响的个性的烙印：绘画、科学图表、乐器、各种古代和现代书籍，以及挂在墙上的他自己设计的巨大计算尺。房间里还放着一架钢琴，维克托用它来弹奏爵士音乐，技巧娴熟而富有激情。维克托此刻坐立不安。我看得出特斯已感觉到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过了几分钟，维克托对她说我有一些消息要告诉她，然后就轻轻地溜出了房间。

“出了什么事，彼得？”她情绪紧张地问道。

“是有关安东尼的，”我告诉她，“他终于供认了。”

“什么？你不是说他是个间谍吧？”

“不，特斯，我是这个意思。”

有一两秒钟她把手举到嘴边，好像感受到了疼痛，然后又让它缓慢地滑落到膝上。我尽我所能地告诉她事情的原委：关于他如何承认他在一九三七年，即继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之后一两年被招募；以及他如何写出一个冗长而详尽的报告，谈论他在整个战争期间所进行的间谍活动。特斯没有哭，她只是脸色惨白，躬着身子僵坐在那里，一边听一边凝视着我。像维克托一样，她是那种视友谊上的忠诚高于一切的人，而当这种友谊被背叛时，则她的心灵深处就要遭受到巨大的撞击。

“那么多年，”她轻声说道，“可我从来没有过丝毫怀疑。”

我这才第一次理解到，在那奇妙的、遥远的三十年代的剑桥生活中熔铸的情感是何等地炽烈。

布伦特的供认剧烈地影响了阿瑟的行为，多年的艰辛工作，最终证实了他始终是正确的。他从一开始就怀疑布伦特，尽管局里有许多人，如布伦特在战争期间的亲密朋友狄克·怀特，最初不相信有这种可能性。阿瑟变得更带有身不由己的冲动，变得更难于驾驭了。他看上去就像一个能闻出肉腥味的人，在追逐他寻踪已久的猎物时是那样的贪婪和迫不及待。

布伦特的供认，戏剧性地使人们对渗透问题的态度明朗起来。军清五处内部存在间谍，过去是不可思议的，现在却一下子变得那样真实。阿瑟认定，只要我们抓住这一契机，那么D 处新的工作队就能够触及到三十年代阴谋集团的核心。他觉得事情正沿着我们的轨道前进，叛逃者和认罪者正大量地迅速出现，他可以解开众多的谜中的最大的一个谜——识别今天在军情五处内部的奸细。但是正当阿瑟迫切要求加快加紧采取行动时，他却遭到D 处的新处长卡明的反对。卡明倾向于采取缓慢的和谨慎的处理方法。

在一九六四年初，他们两人的关系以一种令人吃惊的方式恶化了。阿瑟对卡明毫不敬重：他觉得卡明的方法过于陈旧。阿瑟自一九五九年以来，负责主持重建反苏联间谍工作，并由于他声誉卓著，他的影响大大超出了D 处一科。他胸怀大志，雄心勃勃，然而却缺乏谋略。他认为D 处的处长应该是他而不是卡明，而且他毫不掩饰地指望很快获得这个职位。在他看来，卡明正在错误地处置整个渗透问题。卡明对阿瑟这种很少隐藏的态度以及种种侵权行为深感忿恨。他还对自已被排斥在对米切尔的调查之外一事怀恨在心，并且他猜测到阿瑟对霍利斯的暗中的怀疑。很清楚，最后的摊牌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布伦特供认后不久，这件事情果然发生了。一九六四年五月，我到华盛顿访问，试图说服美国中央情报局来帮助制订我们刚起步的行动分析计划。我和主管行动分析的哈尔·多伊恩·迪特马斯想要中央情报局提供计算机帮助，以便处理由该计划所产生的每年七百万个行动的大宗资料。我对中央情报局的要求曾得到霍利斯的批准。安格尔顿全力支持，赫尔姆斯同意派出一个二十人的小组而不是一两名技术人员，并且保证这个计划所需占用的中央情报局的计算机时间。我刚一回来，阿瑟就告诉我，哈尔·多伊恩·迪特马斯被调走了，而中央情报局的计算机小组预定在下个星期抵达。我不由得大发雷霆。

“关键人员刚刚熟悉了他们的本职工作就被调走，那我们还有什么计划可言？真是见鬼！”我非常愤怒，“哈尔和我花费了整整四年时间开展这项工作，而正当它真正开始产生结果的时候，却要他调离。”

阿瑟和我同样狂躁不安。D 处一科的许多工作人员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他忿恨调走这些人，特别是在反苏联间谋的活动达到最高潮这样的紧要关头。阿瑟冲进卡明的办公室，声称卡明本应该阻止这种调动。争吵声一直传到了走廊里，数月来被抑制的积怨一下子倾泻出来。卡明指责阿瑟凌驾于D 处头上横行霸道，是一种明目张胆的潜越。阿瑟这方面也毫不隐讳他的观点，他认为D 处目前的工作简直搞得一团糟。争论的焦点不可避免地集中到最近的米切尔案件上。卡明指责阿瑟对此案想入非非，而照他看来，这已完全是个结案，并且此案还进一步给我们的情报机构的士气造成巨大的损害。阿瑟则反驳说，就他所知，此案非但不可了结，甚至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卡明把这次争吵向霍利斯作了汇报。霍利斯立即要求写一份有关此事的详尽报告。第二天卡明把他打算呈交给霍利斯的这份报告的草稿送给阿瑟。

阿瑟对他所读到的报告大吃一惊。卡明的报告对多伊恩·迪特马斯调离行动分析计划会给中央情报局即将来访造成什么影响根本不提。报告对阿瑟进行了露骨的攻击，并最终声称，阿瑟对军情五处内部间谍的识别存有隐秘的怀疑，而又不愿意把他的怀疑告诉他的处长。

阿瑟现在已经到了和卡明公开决裂的地步了。

“一派胡言！”他在卡明的报告页边到处乱涂，在把它送回处里之前几乎改动了报告的每一行。卡明意识到这对他来说正是一个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机会。他马上把报告原封不动地送给了霍利斯，霍利斯立即责令阿瑟停职二周以整顿纪律。

我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有二十位中央情报局的技术人员随时可能到达，指望同哈尔·多伊恩·迪特马斯、阿瑟·马丁和我举行重要的谈判，但现状却是谈判桌上军情五处这一边只有我一个人。我私下去见霍利斯，尽量不带怨恨地说明问题的性质。我提醒霍利斯，和中央情报局的合作是以他的名义进行的。于是他同意调回多伊恩·迪特马斯，让他再干一年。

“但是阿瑟怎么办？”我问道，希望霍利斯在这个问题上也能改变他的主意。

“我不打算讨论这件事情。”他反驳道。

“那布伦特怎么办？”我恳求说，“我们刚刚有所突破，可不能把他晾在一边不管……”

“现在正该让阿瑟弄清他还不是局长，”霍利斯严厉地说，“当他坐上这把交椅时，他再去作决定好了。到那时之前，还是我说了算。”

在阿瑟回来后，我们着手认真地盘问各种细节，系统地识别每一个指使布伦特的人及他们的招募活动，对他交给俄国人的每一项情报进行核实。阿瑟定期会见布伦特，根据D 处三科和伊夫琳提供的详尽的研究提纲来对他盘问。每一次审讯都录了音，并由D 处三科进行整理，以便检查出模糊和讹误的地方及需要进一步提问的要点。

布伦特很快就说出了他的间谍同伙利奥·朗和约翰·凯恩克罗斯。利奥·朗是前英国军事情报机构的官员。约翰·凯恩克罗斯在一九四0 年曾服务于英国财政部，后来进入了设立在布来切雷的政府密码和暗号学校，在那儿接触过“英尼格马信号”材料，尔后在一九四四年成为军情六处的官员。阿瑟告诉朗，假如他和军情五处合作，则很可能免于起诉，因此朗马上就供认了。凯恩克罗斯在罗马接受阿瑟的拜访后，也这样做了。

但是，在提供了最初的线索之后，布伦特就再也不讲什么了。他坐着，听着阿瑟的提问，在能做的地方提供点帮助，但是并没有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提供大量的细节。阿瑟和我决定一起来对付他。根据事先的安排，我被介绍是分析布伦特供词的官员，然后我来唱红脸，阿瑟来唱白脸，由我告诉布伦特我对他的供词的真实性非常怀疑。这是一种老式的审讯把戏，但在以前还确曾起过作用。还有一个进一步的新花样：我们把会见安排在莫里斯·奥德费尔德的公寓里，它在威斯敏斯特区开克斯顿街钱德斯大院内。公寓里暗放着一个录音系统。通常，在布伦特和阿瑟会面时，阿瑟用手提录音机公开地把谈话内容录下来。我们决定当我去见布伦特时，我们把那个看得见的录音机关掉，以增加他的安全感。霍利斯极力反对这个计划。从一开始他就指示不能对布伦特施加任何压力，以免他叛逃。但我们设法说服他，在这种情况下，冒点风险是值得的。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们会见了布伦特。他高高的个子，极其消瘦，穿着一套花呢西装，打了一个大蝴蝶结领结。他看上去高贵，略带一点女子气。他友好而带有戒备，特别是对阿瑟。我能看出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谁都不能忘记，他们在十年前曾坐在一起，而此刻布伦特却始终在扯谎。他们以事务性方式谈了大约半个小时，主要是关于布伦特从档案室取走的文件。布伦特不时地扫我几眼。我看得出他预感到有什么事将发生。最后，阿瑟把我带进了谈话。

“彼得一直在作着这个分析，安东尼。我想他有些话要说……”

我关掉了录音机，然后稍稍停顿一下以加强效果。

“读了你的供词后，我看得很清楚，你没有告诉我们全部的事实真相……”

好像我击中了他似的，布伦特畏缩了一下。他正坐在一张安乐椅上，两条铅笔一样细瘦的长腿交叠着，他的伸出在外面的那条腿不由自主地抖动了一下。

“我已经回答了你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回答，两眼直勾勾地望着我。

“那是胡说，并且你也知道是这样。你说你只知道朗和凯恩克罗斯他们两个，只有他们两个。我不相信。”

他的脸色变紫，右颊的肌肉出现了一阵抽搐。他给自己倒了一杯杜松子酒，拖延一点时间。

“我们非常公正地对待你，”我继续说，“我们很有礼貌，并且像绅士那样履行我们的诺言，但你却不这样……”

在我做出这番表演的时候，他专心致志地倾听着。他哪儿说了假话？他想要知道。我指出我们认为他有所隐瞒的一些方面。我知道，他在试图掂量是否我已经握有新的、能置他于死地的证据和信息，或者这些只是来自我们的主观直觉。

过了难熬的几分钟后，他开始恢复他的自信，脸颊的抽搐也平息了下来。他知道我们抛不出什么新东西。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彼得，”他小声说，“没有其他的人了。”

我改换了策略，开始对他的良心施加压力。

“你可曾想过那些死去的人！”

布伦特佯作不知。

“没有人死去，”他平缓地说，“我从来没有接触过那种事情……”

“吉比的谍报员是怎么回事？”我气愤地说。我指的是由军情六处的哈罗德·吉布森指挥的潜伏在克里姆林宫内部的谍报员。吉比的谍报员在战前一直向军情六处提供政治局文件，直到他被布伦特出卖后被处死。

“他是一个间谍，”布伦特尖刻地说，在这一瞬间放松了他的戒备，暴露出克格勃的职业作风。“他知道这种游戏，他知道这里的风险。”

布伦特知道他的谎言已经被戳穿，脸颊上又开始猛烈地抽搐起来。我们较量了有一个小时，但这种角斗进行的时间越长，他越意识到他所处地位的有力。我们在一种难以掩饰的愤怒中结束了会谈。

“事实是，若是给你选择，你不会出卖任何你认为是弱者的人，是吗？”在布伦特准备离去时，我问道。

“是这样，”他说，一边站直了身子，“但是我已经告诉过你，再没有其他的名字了……”

他这样有力地说出这句话，使我感到他几乎自己都相信这一点了。

这时，一件让人心烦的意外事件发生了。我们公开地放在那里的一架录音机绞带了。我跪在地板上把磁带展开拉直，然后使它继续运转。在我做这件事情时，布伦特对阿瑟说：“看一位技术专家干他的本行，不是很有趣吗？”

到现在为止，阿瑟或我都不曾告诉过他我是一个科学家，我只是作为处理他对我们谈话的人员被介绍来的。我两眼直视着布伦特，他的脸上泛出红紫色。什么人已经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

“你接着跟他干吧，”布伦特走后，阿瑟愤愤地说，“他已经演完了。”

阿瑟急于去咀嚼另两头猎物——朗和凯恩克罗斯。

朗曾加入剑桥的“使徒学会”——一个以自重为宗旨的杰出知识分子俱乐部组织，其中有许多人是左翼分子和同性恋者。大战爆发时他参加了军事情报机构，被派往军情十四处，负责评价德国国防军的“信号”情报，由此得知兵力情况。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秘密地会见布伦特，向他递交所有能落到他手上的情报。战后他转入英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在那儿他最终晋升为军事情报局的副局长，直至一九五二年他离职去从事商业活动为止。他离开军事情报局是因为他就要结婚，不想告诉他的妻子说他曾经是一个间谍。

我和阿瑟一起会见了朗好几次，我很不喜欢他。不像剑桥圈子里的其他人那样，他缺少风度。我常觉奇怪，他究竟是怎么被接纳到“使徒学会”中去的。他是个好管闲事、大惊小怪、喜欢瞎忙乎的人，外貌长得像个汽车修理工，而且似乎还以为自己虽然变节，可仍然还是一位优秀的军官。他所作的供词毫无价值，当在某一点上对他提出质问时，他的态度总是翻来覆去地讲“我们应该相信”这样一句老话。他兴致勃勃地对我们讲着他的故事，说他根本不知道还有其他间谍，并声称他在一九四五年就放弃了所有的间谍活动。这和布伦特告诉我们的不相吻合。布伦特说他在一九四六年去过德国，劝说朗申请到军情五处任职。朗表示同意，然后由当时才离开情报机构、深率众望的布伦特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也算是军情五处的运气好，盖伊·利德尔对穿制服的军官有一种很深的成见，于是他在局里的委员会里表态反对朗进入，尽管当时狄克·怀特表示支持，为此事怀特后来十分难堪。但除了试图加入军情五处外，朗继续在德国进行秘密活动。他矢口否认同俄国人有进一步的接触，而这显然是胡说八道。

凯恩克罗斯则具有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性格。他是个聪明而看上去略显羸弱的苏格兰人，长着一头乱蓬蓬的红头发，说话带着一口土腔。他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工人阶级家庭，但以他十分惊人的才智，在三十年代敲开了剑桥的门户，成了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然后又遵照俄国人的指示退党，申请加入外交部门。

凯恩克罗斯是阿瑟在一九五一年初怀疑的对象之一，那是在伯吉斯叛逃，在他的寓所里查获了包含有财政部信息的文件之后。伊夫琳·麦克巴尼特认出那上面的笔迹是约翰·凯恩克罗斯的，于是他就被置于不间断的监视之下。但是尽管他去赴他的指挥者的约会，可那个俄国人始终没有出现。当一九五二年阿瑟找他正面交锋时，他否认自己是一个间谍，声称他曾作为伯吉斯的朋友向他提供过信息，并没有意识到伯吉斯是个间谍。过后不久，凯恩克罗斯离开了英国，直到一九六七年，他从没有回来过。

在凯恩克罗斯供认后，阿瑟和我去巴黎再一次会见他，以便在一个中立国的约会地点听取他的进一步交待。他已经告诉阿瑟他被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詹姆斯·克卢格曼招募，他向俄国人递交过来自政府通讯总部和军情六处的情报等种种详情。我们急切地想发现他是否还有其它的信息，以便引导我们找出另外的间谍。凯恩克罗斯是一个能给人以好感的人。朗赶着潮头随波逐流，当共产党时髦时他是个共产党，尔后又急于保住自己的性命；凯恩克罗斯则是个始终具有献身精神的共产党人。共产主义是他的信仰，他以一种苏格兰人特有的固执，俗守着他的信仰。同样不像朗，凯恩克罗斯尽他所能地向我们提供帮助。因为他急于想回老家，认为同我们的合作是他赢得入境许可的最好办法。

凯恩克罗斯说他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告发任何人，但是他能认出两名高级文职人员，他们是他在剑桥时的共产党伙伴。其中的一个随后就被要求辞职，而另一个则被禁止接触和防卫有关的机密。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凯恩克罗斯能够告诉我们有关政府通讯总部的事情。迄今为止，表面上看来那里似乎在某种程度上逃出了俄国情报机构的视线，然而我们却非常怀疑，因为那里雇用的人员队伍非常庞大。

凯恩克罗斯告诉我们，政府通讯总部中有四个人他认为值得进一步调查。其中一个人曾同他在政府通讯总部的空中处共过事，此人谈起过他想要把英国的信号情报材料弄到苏联去。凯恩克罗斯虽然对他具有讽刺意味的态度感到有趣，但是他无从判断这一说法的真实性，所以他对自己所能起的作用保持沉默。这第二个人，据凯恩克罗斯说，他在这次回牛津时把在政府通讯总部内部工作的详细情况告诉了他从前的导师，他的导师为他的这种轻率而大惊失色，便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政府通讯总部，随后他就被解雇了。凯恩克罗斯提到的第三位，和第一位一样，早已离开政府通讯总部而进入他的学术生涯。所以我们的努力就集中在第四位身上，他是政府通讯总部技术部门的一位高级官员。经过充分的调查，他的事情完全澄清了。

D处和C处根据凯恩克罗斯提供的信息所进行的调查，激起了政府通讯总部的强烈反应。他们警惕地卫护着他们自己尊贵的帝国，并且对他们看来是干涉他们内部事务的事情大为忿恨，特别是当我以挖苦的口吻评论他们应该如何改进他们的人员检审工作时更是如此。

在我们D 处三科追踪这些线索时我仔细斟酌了如何处理布伦特的问题，如今他归我负责了。在我同布伦特会面之前，我必须去出席女王的私人秘书迈克尔·阿迪恩的情况报告。我们在他的皇宫内的办公室里会了面。他谨慎周到而又举止得体，并且向我保证，王室对情报机关认为适宜提出的任何询问都愿意给予合作。他说话时带着一种超然的态度，好像并不希望对此事知道得太多。他说：“女王陛下充分了解安东尼爵士的情况，只要是实事求是地进行处理，采取任何方式女王都会满意的。”

还有一项防止误解的说明。

阿迪恩说：“你会时不时地发现布伦特提到他代表王室从事的一项委派任务——战争结束时一次对德国的访问。请不要追问这件事。严格地说，它和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毫无关系。”

阿迪恩小心地把我带到门口。我情不自禁地陷入了沉思：在对待布伦特的问题上，他的技巧圆熟和军情五处歇斯底里的方式之间该有多大差别！军情五处既要为他可能会叛逃而担惊受怕，又要为丑闻的泄漏而有所顾忌。虽然我花了数百个小时和布伦特呆在一起，但我却从未得知他出使德国的秘密。但是，王室毕竟已在学习遮盖丑闻的困难艺术方面积累了几个世纪的丰富经验，而军情五处只不过是在一九0 九年才开始干这行当的。

我接手布伦特案件后，在我考虑采取一项新的策略期间，停止了和他的一切会见。很清楚，正面质问不再会起作用：首先是因为霍利斯激烈地反对做任何会激起他叛逃或发表公开声明的事情；其次是布伦特本人清楚我们掌握的证据是微弱的，我们还仍然只是在暗中摸索，在审讯他时处于盲目无知而不是强有力的地位。我决定，我们必须采用智取的办法，尝试在他的性格特点上做文章。我能看出布伦特想让我们认为他是乐意帮忙的，尽管他从来不这样做。另外，他很不喜欢被人揭穿他在撒谎。我们必须通过一个缓慢的、逐渐积累压力的过程来从他身上提取情报，在某个方面取得进展，而不要全线出击。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拥有远远超过军情五处当时所具有的更丰富的知识。

我还决定把会谈场所移到他的住所去，让他来到莫里斯·奥德菲尔德公寓，他总是带着一种对立的情绪，处于一种坐立不安的紧张的防卫状态，并觉察到他的话被录了音。我觉得转移到他的住所可以减轻他的紧张感，并使得我们之间能够形成某种关系。

在以后的六年中，布伦特和我大约每个月都在科道尔德学院内他的书房里全面。布伦特的书房是一间很大的、按豪华的巴罗克风格装饰的房间，镶着由他在科道尔德学院的学生所画的金色叶子的檐边。每一面墙上都挂着精致的绘画，其中挂在壁炉上的是一幅普桑的作品，这是他三十年代在巴黎用维克托·罗思柴尔德借给他的八十英镑买的。（他原该把这幅画留给维克托的大女儿埃玛，但他没有这样做。这幅画后来在估价他的遗产时价值五十万英镑，上交给了国家。）这是个讨论背叛行为的理想场所。每一次会见，我们都坐在同样的地方：围在壁炉边，紧靠在普桑的绘画下面。有时我们喝茶，就着精心切制的三明治；而更多的情形是饮酒，他喝马提尼酒，我喝威士忌。我们总在那儿谈着，谈到三十年代，谈到克格勃，谈到间谍和友谊，爱情和背叛。这一段的生活经历给我留下了一生中最鲜明生动的记忆。

布伦特是我所见过的最典雅、最有魅力、最有修养的人中的一个。他能讲五种语言，并且他的知识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种学识并不限于艺术，事实上，正如他不无骄傲地告诉我的，他在剑桥获得的第一个学位是数学，而他还对科学哲学保持着终身的迷恋。

在布伦特身上最突出的事情是他的明显的品格力量和难以理喻的脆弱性之间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促使一些不同性别的人深深地迷恋于他。他显然是个同性恋者，但事实上据我从他那儿得知，他至少有过两个情妇，她们同他保持终身的亲密关系。布伦特能在这一分钟是一个艺术史专家和学者，在下一分钟就成了情报部门的官僚，或者变成间谍，变成柔弱的同性恋者，变成慢条斯理的国教信徒。但是所有这些角色都使他作为一个人而付出代价。在我们开始会面后不久，我就发现，布伦特远没有从免于起诉中得解脱，而是继续背负着沉重的负担。这并不是一种负罪的负担，因为他不觉得自己有罪。他感到痛苦只是因为觉得自己欺骗了特罗思柴尔德和像狄克·怀特、盖伊·利德尔那样的好朋友（在盖伊的葬礼上他曾泪流满面）。但这种痛苦只在于做了他不得不做的事，而不在于做了那些本来可以避免的事。他的负担来自他的那些朋友伙伴和爱人赋予的责任的重压，他了解他们的秘密，而且他感到有责任保守这些秘密。

我们一开始在科道尔德学院的会见，我就能看出布伦特略见松弛。但是，他保持着机警，因为他知道有关特殊装置的一切，我马上就注意到了电话机被谨慎地移到了厅的最深处。我们在那儿会面的第一个下午，当他走出去端茶时我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把茶壶的保暖罩取来盖在电话机上。”我大声说道。

他笑了。

“哦，不用，彼得。你们决不能用那个玩艺儿在那儿听到我。”

起初，我在一个小笔记本上做笔记，但是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记下来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我不得不设法采用一种暗中记录谈话内容的方式。最后，紧邻科道尔德学院的房子要改装成现代化的。于是我安放了一个探针话筒，穿过墙通到了布伦特的书房。这是一件棘手的工作。测量必须十分精确，才能确保探针放在挨着我们座位的布伦特这一边的正确位置上。A 处二科安排了一位布伦特的艺术家朋友在我访问他的预定时间里给他打电话，趁他出去到厅里听电话时，我用我的卷尺为话筒的安装做了所有必要的测量。话筒安装得很成功，并且直到最后，它一直工作得非常出色。

在我们起初的几次会见时，我设法形成一种松弛的气氛。我努力不给他施加太大的压力，只满足谈论对往事的回忆。他谈到了他如何由当时年青而才华出众的盖伊·伯吉斯的招募，参加了苏联的事业。对于布伦特，盖伊仍旧是一个痛苦的话题；他刚在莫斯科孤身一人地死去，他那昔日魁梧强壮的身躯被多年的凌辱压垮了。

“你会发现这是难以置信的，”他一边倒茶一边告诉我，“但是任何很了解盖伊的人，真正了解他的人，都会告诉你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

“哦，我相信是如此，”我说，“他只是想要英国成为共产主义！他死之前，你得到过他的消息吗？”

布伦特神经质地慢慢喝着茶，杯子和茶托在他的手里微微地颤抖。然后他走向他的书桌，取出一封信给我。

“这是最后一封，”他说，“你们没有漏检它，它是被亲手交来的……”随即，他离开了房间。

这是一封凄楚动人的信，相当松散而充满情绪低落的观察见闻。伯吉斯谈论莫斯科的生活，并试图把它说得像过去那样生机勃勃。时不时他提起往日，提起“改革俱乐部”，提起他们两人共同认识的人和三十年前他们两人共享的爱情。他知道自己快死了，但临终前他一刻也没有停止他的呼唤。我读完这封信时，布伦特回到了房间里，他心烦意乱，因为他知道我能看出伯吉斯对他仍然意味着什么，这就更增加了我的怀疑。我第一次赢得了一个关键性的胜利。他第一次撩开遮在脸上的面纱，允许我探视那个把那“五人集团”紧密维系在一起的秘密世界。

布伦特是在俄国情报机构的全盛期加入这个组织的，这个时期现在被西方反间谍界称为“伟大的非法者”时代。一九二八年，警察对伦敦苏英贸易公司进行了搜捕，在这次搜捕中军情五处得以破坏了俄国间谍机构的一大部分。在这之后，俄国人得出了教训，认为他们的合法住宅、大使馆、领事馆以及类似地点，作为间谍指挥中心都是不安全的。打那以后，他们的谍报人员就改由“非法者指挥，这些人如西奥多·马利、多伊奇、“奥托”、理查德·佐尔格、亚历山大·拉多、“索尼亚”、利奥波德·特雷普尔、皮克夫妇、普里基茨夫妇以及克里维茨基等。他们根本就不是俄国人，虽然他们都有俄国国籍。他们都是信奉国际共产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托派分子。他们搞地下工作，常常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并走遍全世界去物色潜在的招募对象。他们是俄国情报机构有史以来最出色的招募者和指挥者。他们彼此都熟悉，相互招募并建立起高级间谍组织，如在英国的“五人集团”，在中国和日本的佐尔格小组，在瑞士的“红色三人小组”，在德国占领下的欧洲的“红色乐团”，这些都是历史上最出色的间谍组织，它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俄国的生存和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与菲尔比和伯吉斯不一样，布伦特从没有见过他们的第一任指挥者“西奥”。他从前是个匈牙利神父，名字叫西奥多·马利。马利理解像菲尔比和伯吉斯这一类人的理想主义和他们采取政治行动的愿望。他在国际政治方面是个具有强烈感染力的导师，他的学生都崇拜他。在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间，马利由“奥托”接替。精心安排伯吉斯招募布伦特的人正是“奥托”。和西奥一样，“奥托”是个东欧的中产者，也许是捷克人。他能够使得苏联的革命事业具有吸引力，而他并不只是通过谈论政治原因来做到这一点，而是通过同他的年轻的招募对象分享相同的欧洲文化背景来达到。布伦特在许多场合下对我承认，若是由俄国人提出让他参加，那么他是否会这样做很值得怀疑。

由于某些原因，我们从未能够识别出“奥托”的身份。菲尔比、布伦特和凯恩克罗斯都声称他们从来就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尽管菲尔比在他的供认中告诉尼古拉·埃利奥特，他在华盛顿时从联邦调查局档案里的照片中认出过“奥托”，那时他是以一个名叫阿诺德·多伊奇的共产国际间谍的面貌出现的。但是当我们核对时发现，菲尔比在华盛顿期间，联邦调查局档案中并没有多伊奇的照片。我常常带着布伦特一大册接着一大册地翻阅军情五处的俄国情报机构官员的档案，希望他能认出他来。布伦特对待这些文册就好像它们是国家美术馆的编目一样。他透过他的半月形眼镜仔细地研究它们，间或作一下短暂的停留，好像在欣赏一下某个特别生动的面孔，或是街角上一个惹人注意的优雅的雕塑。但是我们还是一直没有认出“奥托”，也没发现“五人集团”在这么多年后还如此不顾一切要隐瞒他的身份的原因。

一九三八年斯大林清洗了所有的“伟大的非法者”。这些人是托派分子和非俄罗斯人，斯大林坚信这些人伙同红军中的一些人一起图谋反对他。他们被一个个地召回莫斯科，然后被杀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在完全清楚等待着他们的命运的情况下甘心回去的，也许他们希望能以他们在西方为他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来说服这位发疯的暴君。而像克里维茨基这样的一些人决定叛逃，其下场几乎是肯定的。一九四一年他最终在华盛顿被俄国刺客所暗杀。

“奥托”走后，有一年多时间，“五人集团”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中断了联系，似乎是被遗弃。后来伯吉斯和菲尔比通过菲尔比的第一个妻子丽思弗里德曼——一个长期的欧洲共产国际代理人，同俄国人重新接上关系。据布伦特说，“五人集团”是通过这样一种复杂的信使链和俄国人联系的：从而棋·弗里德曼开始，把情报传递给她的密友和共产国际代理人伙伴伊迪丝·杜德·哈特，然后再传给鲍勃·斯图尔特，他是英国共产党负责同俄国大使馆联络的专员，最后，再到达莫斯科。在布伦特供认前，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这条信使链和它产生的巨大影响。布伦特声称，这条信使链中的每一个人都肯定知道“五人集团”的身份，但总使他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五人集团”居然一直没有让军情五处发现。我们总是假设“五人集团”和英国共产党组织是完全隔绝的，后者在三十年代已被马克斯韦尔·奈特领导的特务彻底渗透了。现在看来，我们遗漏了英国共产党所有秘密中最大的一个。一九三八年，军情五处正为伍尔维奇兵工厂案件的胜利而沾沾自喜。在此案中，由马克斯韦尔·奈特的最出色的特工琼·格雷（X 小姐）提供的证据，致使英共高级领导人因在伍尔维奇工厂进行间谍活动而被判刑。要是我们当时把这案子搞得更深入一些，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英国历史上最危险的间谍集团开始活动之前就把他们一网打尽。

一九四0 年末，俄国人终于同“五人集团”恢复了联系。从这个时期起，他们直接进入了情报世界。这个时期他们的指挥者是“亨利”，一个真名叫阿纳托里·格洛莫夫或高尔斯基的俄国情报官，他在外交官的外衣掩护下进行工作。格洛莫夫一度负责指挥“五人集团”中的所有间谍，几乎可以肯定包括在“维诺纳”通讯中出现的那八个匿名人，直至他一九四四年赴华盛顿去领导唐纳德·麦克莱恩，后者当时在英国使馆任职。留在伦敦的间谍后来则由鲍里斯·克罗托夫接手指挥。他是克格勃官员，他在“维诺纳”情报中透露了那几个匿名间谍的存在。布伦特说，他对克格勃指挥官的职业特性非常佩服，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用像“奥托”那样的方式来激励他。格洛莫夫和克罗托夫是现代俄国情报机器的专家官员，而对布伦特来说，三十年代天才的欧洲指挥者才是真正的艺术家。

“这就是你离开军情五处的原因？”我问道。

“哦，一部分是，”他说，“他们劝诱我留下，但是他们并不真心需要我。金将很好地为他们服务。我知道，他已经爬得很高了。我需要我的艺术，总而言之，他们若真想要我，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胁迫我留下来的。”

冷战的开始和麦卡锡主义的泛滥增强了布伦特的信念：他在三十年代所做的选择是正确的。他继续完全忠实于那些仍然还在进行间谍活动的人。在一九五一年，他决定留下来，厚着脸皮继续干下去，而不是随同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一起叛逃。当时，莫丁（“彼得”）曾逼迫他叛逃。他告诉我，在莫斯科的流亡生活对他来讲是不能容忍的。他在三十年代曾访问过俄国，那是个美丽、令人神往而又富有悲剧性的国家，那里的“修道院”，即列宁格勒美术馆却是最使他流连忘返的地方。

一九五一年后，留下来的只剩布伦特和菲尔比了。他和菲尔比的交情比起伯吉斯来却要淡薄得多。菲尔比个性很强，好支使人，然而他极其需要布伦特。布伦特仍能从他在军情五处里的从前的朋友那里打听到消息，从而能为菲尔比提供一些有关针对他的案情发展的零星材料。他们常常全面讨论他们幸存的机会。菲尔比除去他在军情六处的职业生涯，似乎没有什么事能引起他的兴趣。他完全不理解艺术和学术成就对于布伦特的重要性，即使在那张罗网把他俩紧围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如此。

“金和我有不同的生活观点，”布伦特告诉我，“他毕生只有一个抱负——当一名间谍。而我还有其它的追求……”

布伦特佩服菲尔比，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对菲尔比绝对的信念和冷酷无情的一维生活观念的恐惧。布伦特需要爱情，需要艺术，最后需要英国政府中的舒适的生活。而菲尔比则是过着从床到床的单调生活；他对女人抱有一种阿拉伯式的态度，需要的只是来自谋报活动的刺激。艾赛亚·伯林曾对我说：“安东尼的困境在于，他既想要用社会的猎犬去打猎，又要同共产主义的野兔跑在一起。”

“金从不会动摇。”他说，“他永远是忠诚的，直至最后。”

一九六四年末，我被淹没在大堆的来自朗、凯恩克罗斯和布伦特供词的材料中。此外还有一项繁重的任务，即核对和系统地重新考察自一九六0 年以来各种叛逃者交给军情五处的所有材料。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西蒙兹关于米切尔案件的第二份报告终于送到了我手上。

一天早晨，大约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大选的前两周，霍利斯的秘书给我送来了一个厚厚的文件夹，并告诉我当天下午去局长办公室讨论这份报告。我连把它读完都嫌时间少，更不用说研究它了。西蒙兹积极地遵循霍利斯的指示，花费了八个月的时间准备了这份文件。他从来没有同阿瑟或者我讨论过这份文件的内容。但是，它的锋芒所向则是足够清楚的。西蒙兹利用布伦特的供词重新估价了米切尔案件，当然，在拟写第一份报告时，我们还不拥有这些供词材料。按西蒙兹的说法，针对米切尔的案子并不十分有力。西蒙兹不准备排斥新的渗透的可能性，但是他觉得这种可能性已经明显减小了。

阿瑟也在当天早上收到了西蒙兹的报告。他知道他正被人撇开，并知道在这样迟的阶段上散发这份报告的决定是一种蓄意的策划，以防任何反击。他告诉我，他打算在会议上采取这样的立场：在获得充分的时间来研究它之前他不对此发表意见。在会议开始时他保持着沉默，积郁着怒火坐在会议桌的一边。

霍利斯轻快地宣布开会。

“我提议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他开始说，“我已经阅读过这份报告，它很使我信服。在作出决定之前，我希望听听你们的意见。正如你们知道的，先生们，大选在即，我感到如果我们现在能够了结此案，那么对我们情报部门将更为有利，因为这样我就不必向新任首相汇报了。”

每个人都知道他的意思。他不想向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汇报，而后者看来越来越有可能在未来的竞选中击败保守党对手。霍利斯的态度非常直截了当：布伦特、朗、凯恩克罗斯的案子停顿在某些有用的初步结果上，米切尔一案则被攻克，所有的事情都干净利索地解决了。他想要结束这件案子，并把渗透问题已经消失这一点记录在案。

霍利斯征求围在桌子四角的人的意见。奇怪的是开始几乎没有人评论。米切尔案件的调查在各方面看都搞得如此糟糕拙劣，以至于我们中间很少有人觉得它是个防卫严实的球门，特别是因为阿瑟和我现在都强烈地怀疑霍利斯本人就是罪犯。我直率地说，如果西蒙兹的第一个报告是为此案提起公诉，那么这后一个报告则是为了保护此案。不经审讯，我不能接受“无罪”的判决，并希望把我的观点记录在案。霍利斯在放在他前面的便笺上做了一个简单的记录后，把它交给了卡明。卡明发表了一通演讲，说到在调查米切尔案件当中出现了无纪律现象。我们大家都清楚，把他排除在训导者之外的决定刺伤了他的自尊心。琼斯说，有关米切尔案件能说的最好的话只是，此案完全没有得到证实。

“那么你，阿瑟……”霍利斯问。

正在查看报告的阿瑟抬起头来。

“但是，”他说，“存在第三种可能性。某些人能操纵米切尔来作他们的挡箭牌。”

桌子四周一下子沉寂下来。他和霍利斯互相盯视了一会。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准确地知道阿瑟的意思。

“我希望澄清这个说法。”卡明从桌子另一端说。西蒙兹焦急地急速翻动着他的报告，好像他在寻找阿瑟的假设是否以某种方式被不知不觉地搞到报告里去了。

霍利斯只是捡起他刚刚丢下的话头，而忽视了阿瑟的评论，好像他根本没有听见。

“好，我们必须做一个决定，”他说，“因此我建议把这个案子了结并记录在案……”

他的笔停在了文件上。阿瑟再也控制不住他自己了。

“按理，你根本不能这样做。”他大叫起来，态度极其明朗。“你实质上是无视戈利金有关渗透问题的全部断言。有关克拉布行动也存在一个泄漏机密的问题。还有技术文件问题——我们迄今为止仍然不知道戈利金提到的文件是什么。无论米切尔案件的状况如何，忽略这些情况的存在不可能是正确的。”

霍利斯试图躲避这一攻击，但是阿瑟步步紧逼。他知道霍利斯做得太过火了。西蒙兹承认他对有关戈利金的材料知道得太少，无法提出一个权威性的意见。琼斯也认为，对戈利金做进一步的工作是较稳妥慎重的解决办法。霍利斯感到他已经无法控制这个会议了。他恼怒地扔下他的笔，指示帕特里克·斯图尔特对戈利金的一系列尚不甚分明的材料进行最后一次审查。同时，他命令，米切尔的案子到此结束。

这次会议后，我去找了琼斯。我说，局长委派一个官员研究任务却不跟我这个研究部门的头头商量一下，而且当时我正整天忙于对付从布伦特、朗、凯恩克罗斯以及在华盛顿的叛逃者那里接题而至的大堆材料，这简直是无法容忍的。

“事情本来已经够难的了，”我说，“但是如果我们还要各自为政，那岂不是乱套了吗！”

琼斯看清了问题所在，我们这个系统已经超负荷了，他同意我们增加更多的合作，而不是去削弱这种合作的观点。我提议我们尝试去建立某种部门之间的工作组，来专门研究从供词和叛逃者那里得到的有关英国情报机构渗透问题的全部材料。琼斯说，他要看看他能做些什么。

不久后，他打电话来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对我说他已经把整个事情和狄克·怀特讨论过了，怀特赞成建立一个这样的委员会。狄克去说服霍利斯，后者最后勉强表示同意。这个委员会由军情五处D 处的人员和军情六处反间谍处的人员组成。它向D 处的处长和反间谍处的处长报告，并由我担任执行主席。这个委员会的代号叫“流畅”。

霍利斯用对西蒙兹的报告争吵作借口来压缩阿瑟的权力范围。他把现在正在成长发展的D 处一科一分为二：D 处一科负责指挥战役和行动，新D 处一科（调查科）处理反间谍方面的调查。阿瑟仍留下来负责被截短了的老一科，而西蒙兹则被提升为副科长，负责新一科（调查科）的工作。

这是对阿瑟的一个残酷打击。因为对阿瑟来说，从四十年代末以来搞调查就是他的命根子，并且从一九五九年他回来以后，就一直以主要精力从事调查工作。不让他担任“流畅委员会”主席已使他烦恼不安了，尽管他知道这基本应该是D 处三科的业务范围。但是在他自己的部门被他以前的下属、长期以来一直把阿瑟看作他的导师的西蒙兹所取代，对他来说无异于吞咽一副难咽的苦药。阿瑟感到他被西蒙兹的报告出卖了。他不能理解西蒙兹怎么能在相隔这么短的时间内写出两份看上去内容相互矛盾的报告。他深信军情五处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阿瑟变得非常鲁莽，就好像一种总是处于潜流状态的自我毁灭的冲动突然征服了他。他坚信，他成了牺牲品是因为他忘我地追踪渗透问题的缘故。使事情更为糟糕的是，霍利斯指示，尽管这二个部门是彼此独立的，但还让阿瑟对两边都进行照看，以尊重他的广博的经验和知识。这是个荒谬透顶的安排，必然导致灾难。这两个人不断地争吵。阿瑟认为这种照看意味着控制，而西蒙兹则要按他自己的方式行事。最后，有一次阿瑟专断地命令西蒙兹带着他的办案人员出席会议，而西蒙兹却拒绝执行，于是他们终于闹翻了。阿瑟告诉西蒙兹，说他正在妨碍他的协调工作，而西蒙兹则反驳说这是阿瑟对他的于涉，并向卡明递交了一份书面的控告材料。卡明把这份材料交给了霍利斯并建议立即将阿瑟解雇，霍利斯对此欣然同意。

这件事情在下一次的处长会议上进行了讨论。阿瑟在那里没有盟友，许多处长都感觉受到他那强硬的、有时是狂放不羁的工作作风的威胁。在这些处长当中他只有比尔·马根一个朋友，他坚定地护卫阿瑟直至最后。但在作出决定时，比尔刚好缺席。

我记得，事情发生的那一天，阿瑟来到我的办公室，神情出奇地安详。

“他们把我解雇了，”他简单地说，“罗杰给了我两天时间清理我的办公桌。”事实上，他被调到了军情六处，这是由于狄克·怀特的坚持并克服了霍利斯的反对才安排的。尽管这个调动保住了阿瑟的养老金，但他的事业却在其全盛期中断了。

我简直不能相信真有此事：一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反间谍官员，当时由于他的娴熟的技能和丰富的经验而享有名副其实的国际声望的专家，却为和官僚上司之间的小小的口角而遭到解雇。正是此人，从一九五九年以来把D 处一科从一个极其缺乏效能的部门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富于进取心的。高效率的反间谍单位。不错，这个部门仍然人员不足，但这不是阿瑟的过错。

阿瑟的最大缺陷就是他的天真质朴。他从未理解这些年来他树敌之多已到了何等程度。他的错误是认为提升应和相当的成就为伴。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他也自认为有这样的雄心，但是他的雄心不在渺小卑劣的内部咬斗上。他要斩杀恶龙，和外部世界的猛兽格斗。他从不理解为什么支持他的直率做法的上司居然寥若晨星。他容易冲动，容易着迷，脑子里常有一些独特的想法。但是军情五处没能扬弃他的冲动，没能发掘他的伟大天才，这是军情五处的一个抹不掉的污点。

在他被解雇的那天晚上，他说：“对我来说，离开这个地方真是件大好事。”

但我知道这不是他的真心话。

我试图让他打起精神来，但他坚信，霍利斯是为保护他自己而制造了整个事件，而我对此却又无能为力。对二十年间的艰苦奋斗、成绩卓著的报偿，却是背上一口惨遭解雇的黑锅，真令人心寒之至。他知道他的事业破灭了，并且，正如在一九五一年一样，他为之奋斗的一切都被摧毁了。我从未见过有谁比那天夜晚离开办公室的阿瑟更为凄惨了。他握了握我的手，我感谢他过去为我所做的一切。他环顾了办公室一眼，“祝你走运，”他说着，最后一次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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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阿瑟离开的时候，我正在D 处三科进行大规模的重建工作。我接管这个科时，它并没有像我所要求的那样具有明确的目的。我相信，如果军情五处要把三十年代的密谋查明白，三科应当起着一个中心作用。一个情报机构，尤其是一个反间谍机构，必须依赖自己的记忆力和使命感，缺乏这些东西，就会一事无成。可是军情五处在一九六四年时从叛逃者和已经坦白的间谍那里获得了大量的情报，这些情报互相矛盾，使军情五处无法承受。情报职业中一直有许多马马虎虎的结尾，档案室里堆积着大量的三十年代尚未解决的指控材料和未被证实的可疑材料，使我们感到不知所措。我们需要对那个时代进行回顾，有效地积极地对菲尔比、伯吉斯、麦克莱恩、布伦特、朗和凯恩克罗斯所认识的每一个人进行审查。

尽管有了一九五一年的叛逃事件，但是一直拖迟到一九六四年，我们对以前那些间谍的背景仍然了解得甚少， 这是令人费解的。 较为普遍的倾向是把间谍视为“烂苹果”、“过失”，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是三十年代那种特殊条件下范围较大的密谋的一部分。在局内部认为我们的情报机关已经被渗透的人与那些持相反观点的人之间的鸿沟愈来愈深。与此有着共鸣的是另一种类似的分裂：有些人认为苏联在三十年代的渗透是有限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苏联的渗透范围是相当大的，并认为“维诺纳”行动所提到的八个匿名人正是说明这一点的有力依据。整个五十年代末，双方紧张的关系随着霍利斯不断做出努力来压制阿瑟和我这样要求查明问题的人而日益激化。

由于原因复杂，我们未能充分地抗击这一阴谋。简单地说，对两个最大的嫌疑犯菲尔比和布伦特的审查所获得的进展很小，再加上英国统治集团所怀有的那种恐惧心理，因此要保证在调查上作出一次巨大的努力是很困难的。叛逃事件发生时，许多与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有联系的人早已成为社会生活的显要人物了。向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提一些令人尴尬的问题是一码事，而向一大批即将坐上常务副大臣的文职人员提出类似的问题则又是另外一码事了。

说句心里话，这是一次意志衰退的表现。军情五处的政客和历届头头都害怕进一步的检查会引起新的叛逃事件，或又牵扯出更为难堪的有关英国政治集团的丑闻，这在五十年代被认为是一种无法接受的冒险行动。要进行一次毫无障碍的调查，军情五处不可避免地要亮出它手中的牌，所有反间谍机关都会碰到这种进退维谷的局面。如果要进行调查，就不得不冒着风险去接触和采访一些人，因此随着调查的加紧，泄密和被暴露的危险也随之增大。这种矛盾在调查三十年代苏联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招募间谍的问题上显得尤其尖锐。我们想要会晤的人，大多数仍然是牛津和剑桥知识分子小帮派体系中的一部分。他们没有必要对军情五处表示忠诚，也不用对我们的行动加以保密，有关我们活动的新闻会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这是令人恐惧和不安的。军情五处的各届头头面对这种风险，是永远不愿意去碰这个棘手的问题的。我们选择了秘密调查的方式，实际上公开调查是更有成效的。

菲尔比的叛逃和布伦特、朗以及凯恩克罗斯的坦白，把许多保留的东西一扫而光， 可是害怕英国统治集团出现丑闻这一点仍与以前一样尖锐。霍利斯同意扩大D处三科，并交给它一项既简单而又战线漫长的任务——回到三十年代去，查找档案，以便能寻找出至今仍在活动的间谍的线索。对整个一代人进行审查，尽量清理出那些没有头绪的案件，首次为英国的情报部门提供一个准确的历史。盖伊·利德尔退休后，常常回到办公室来玩，他对我说过一句话，我把他的这句话作为D 处三科的指导原则：

“我敢打赌，在以后的十年里所抓到的间谍，其中百分之五十的人已在档案室里有了档案和线索，你可以根据这些档案和线索……”

我肯定地说得对。 我回想起霍顿， 他的妻子告发了他；回想起布莱克，想起“狙击手”早就提供的有关布莱克的线索，想到菲尔比，还有布伦特。这些都有证据存在，但没有进行不懈的追查。也许最令人感到吃惊的是，我阅读了克劳斯·富克斯档案之后获知，富克斯被捕后，军情五处发现他的名字、共产党员的背景、甚至他的党证号码都记录在被军情五处在战争结束时所没收的盖世太保的卷宗里。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原因，负责审查富克斯的官员并没有得到这个消息。可是，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一个名叫迈克尔·索波尔的官员也对富克斯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他在档案里写道：富克斯一定是个间谍。

在档案室里堆放着的材料当中，有几个明显的地方是可以去查找的。首先是盖世太保的记录。盖世太保是一个效率极高的反间谍机构，它对欧洲共产党和苏联的情报机关进行了广泛的对抗活动，并藏著有关他们的情报。它收集这些材料时，正是我们由于战争的条件所限而对欧洲的知识几乎没有的时候。它掌握了欧洲的苏联情报圈子中最为重要的“红色乐团”的极为珍贵的情报。“红色乐团”是格鲁乌在德国占领下的欧洲所控制的一系列非法情报网，其相互间的联系很松散，经费完全自给，可他们非常勇敢，也很机智，关于德国军事行动的重要情报，就是他们用无线电传给莫斯科的。

对于英国人来说，盖世太保的记录材料中最为重要的当数关于鲁滨逊的文件。亨利·鲁滨逊是“红色乐团”在巴黎的一个领导成员，是共产国际最为信任的代理人之一。他在一九四三年被盖世太保逮捕，并被处决。他在临死前拒绝吐露任何一个字，可在他房间的地板下藏着的文件却被发现了，这些文件披露了该谍报圈子里的活动情况。在手写的笔记里列有住在英国的四十或五十个人的姓名和地址，这说明鲁滨逊是负责与英国的“红色乐团”谍报圈联系的。战后伊夫琳·麦克巴尼特对鲁滨逊文件做了许多研究工作，那些姓名全是化名，地址有的是信箱，有的已在战争中遭到毁坏。军情五处的另一个官员迈克尔·汉利在一九五一年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识别并列出了“红色乐团”的每一个已知的代理人，共有五千人之多。但从那以后，便没有下文了。我想，在所有的材料中，也许会在什么地方出现使我们感兴趣的线索。

另一个寻找的地方是叛逃者交待的材料记录。有关最近叛逃的戈利金和戈林涅夫斯基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战前的叛逃者和战后的叛逃者所提供的情报当中仍有许多毫无头绪的地方。譬如，在一九三七年叛逃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官员沃尔特·克里维茨基曾告诉军情五处，有一个出身于显贵家庭的间谍，曾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读书，后来在外交部工作。多年来，大家都认定他说的是唐纳德·麦克莱恩，尽管麦克莱恩是在格雷沙姆·霍尔特公学和剑桥大学受的教育。麦克莱恩与那个人的情况不相吻合，然而那份揭发材料却被搁在档案室里积满了灰尘。

之后又发生康斯坦丁·沃尔科夫在伊斯坦布尔接近英国领事馆的事。此人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高级官员。他主动提出要英国给他金钱以交换他提供的苏联在英国的间谍名单。他给了英国大使馆一份正式的有关间谍的工作部门的清单。沃尔科夫非常不幸，他那份清单正好落在军情六处工作的金·菲尔比的办公桌上。菲尔比当时是反间谍处处长，他说服了持相反意见的某个上司，让他到土耳其去，说是去为沃尔科夫的叛逃作安排。可菲尔比推迟了两天才到达土耳其，准备叛逃的沃尔科夫再也没有被人看见了。土耳其人认为沃尔科夫和他的妻子是被人绑在担架上用飞机运走的。在沃尔科夫所提供的间谍名单当中，有一个人被认为是菲尔比本人。但其他还有好几个人在以后再也没有被查出来，就像沃尔科夫所说的那个在波斯为军情六处工作的间谍一样。

最后，还有“维诺纳”的材料。这是至今为止关于西方安全部门过去被渗透的情报当中最为可靠的一份材料。阿瑟离职后，我接管了“维诺纳”项目，并下令对材料再进行一次全面复查，看看能否收集一些新的线索。这引出了第一桩由D 处三科惹起的案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一起法国案子，而不是一起英国案子。从一九四0 至一九四一年，格鲁乌的“门搭扣”材料中，有许多有关苏联在战争初期对那些总部设在伦敦的各种流亡移民组织和民族运动进行渗透的情况。譬如，俄国人在自由捷克斯洛伐克情报局的心脏里有一个重要的间谍。该情报局通过信使来指挥它在德国占领下的东欧间谍网。苏联的这名间谍的化名是“男爵”，大概就是捷克政治家塞德莱克。此人后来在瑞士的“露茜圈”中起了一个很引人注目的作用。

就军情五处来说，最为严重的渗透是在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政府里。戴高乐两个共产党员助手，一个叫安德莱·拉巴尔特，曾是民政事务部部长；另一个叫缨塞里埃，曾负责过军事事务，是个海军上将。这两个人坚持不断地在伦敦密谋策划。军情五处在战争时期曾根据丘吉尔的意图对这些密谋进行了严密的注视。在戴高乐到达喀尔为自由法国去解放这一地区时，丘吉尔却下令逮捕了拉巴尔特和缨塞里埃。我们在一九六四年破译了一个密码，结果发现拉巴尔特在莫洛托夫一里宾特洛甫条约仍然有效的那段时间里是一个为苏联活动的间谍。

在美国的“维诺纳”计划中也含有苏联渗透自由法国的材料。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此并没做什么研究工作，要么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材料太陈腐，要么因为他们没有人对法国历史有一个系统全面的了解。我对这些材料进行研究时，发现另一个高级政治家，战前达拉第内阁的空军部长皮埃尔·科特也是一个积极的俄国间谍。

这一发现是在法国情报部门和英国情报部门之间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时获得的。英国情报部门内部的反法情绪非常强烈。双方部门的许多官员都在战争中服过役，都对法国的屈膝投降记忆犹新。考特尼·扬总是声称当他从敦刻尔刻回来时，就形成了对法国的终身看法。甚至布伦特，虽然他对法国的艺术和风格怀着崇敬的心情，然而他对法国的懦弱也进行了大肆的谩骂。

阿纳托利·戈利金的到来，对英法情报部门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帮助。在他提供的最有用的情报当中，有一些是关于苏联对法国秘密情报局（相当于英国的秘密情报局）进行渗透的情报。戈利金说，法国秘密情报局里有一个由该局的上层人物组成的间谍集团，叫“蓝宝石集团”。该局的副局长在戈利金叛逃不久便跳窗自杀了。安格尔顿说服了中央情报局局长，让局长请肯尼迪总统给戴高乐写一封信，提醒他对戈利金的揭发引起注意。可戴高乐感到美国人和英国人在操纵戈利金来诽谤法国人的正直。戈利金的交待使得法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乔治·巴格在一九六五年被捕并被处以徒刑。在这之后，法国官方仍然坚持这种观点。

法国反间谍局和英国安全局正在合作的一起被称为“气球”的双重间谍案使事情进一步复杂化。“气球”就是约翰·保罗·苏波特博。他是一个工业化学家，是由东德情报机关和克格勃指挥的一名间谍，可比利时安全局使他成了双重间谍。他供出了他的两名间谍，他们都在英国柯达公司工作，曾向他递送过有关商业工艺方面机密的细节材料。比利时把这件事告诉军情五处，军情五处开始对柯达公司的这两个职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这两个职员一个叫艾尔弗雷德·罗伯茨，另一个叫戈弗雷·康韦。苏波特博还告诉比利时，有一个名叫赫伯特·斯坦布雷切的东德非法分子，在法国协和式飞机装配车间里专门负责指挥间谍。这个情况被报至法国反间谍局，于是他们就与军情六处合作进行调查。

不幸的是，这两个案件的结局都充满了闹剧性。康韦和罗伯茨虽然被抓，可他们后来又被宣判无罪。对英法关系最为不利的是，在对斯坦布雷切进行调查的过程当中，却发现军情六处曾招募过一名法国警察长，他的警区包括快到德国边境的那些区域。他是一个“漂白”间谍，也就是说，军情六处有意向他的主人——法国隐瞒了他的一切，从而利用他在法国侨民和德国侨民中搞间谍活动。法国被迫承认，斯坦布雷切的间谍为俄国人获取了英法协和式飞机的高级电子系统的全部详细材料，结果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场引人瞩目的争吵。

我找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安格尔顿和路易斯·托德拉，征得他们的同意之后，我向法国反间谍局提供“维诺纳”情报，证明科特和拉巴尔特是俄国间谍。他们虽然老了，但仍然在政治上很活跃。在我看来，这样做是为了谨慎起见。我在一九六五年初来到法国反间谍局在巴黎的总部，该局副局长马塞尔·查利特在那里会见了我。查利特个子矮小，干净利落，在战后才加入反间谍局。战争时期，他曾以极大的勇气参加了约翰·莫林所领导的抵抗运动。在莫林被人抓走的那一天，他差点儿也没能躲过盖世太保伸向他的魔掌。就像所有参加过抵抗运动的老战士一样，查利特喜欢佩戴粉红色的丝绸带，流露着自豪骄傲的神情。他是一个好斗的反共分子，可他钦佩莫林这个富有献身精神的共产党人胜过他一生当中所钦佩的任何一个人。他好几次都跟我提到抵抗运动，甚至到了六十年代，当他谈到他过去的指挥官时，还禁不住含着眼泪。

我解释说，我们获得了有关科特和拉巴尔特的真实角色的新情报，并把“维诺纳”情报的有关密码译文拿给他看。他为这一材料所震惊，立即下决心进行全面的调查。

“你不觉得他们太老了吗？”我问道。

马塞尔用他那富有威慑力的眼睛盯住我看。

“在你没有看到一个法国政客躺在他的棺材里变成绿色时，你不能说他太老了！”

不幸的是，拉巴尔特在马塞尔审问他时死于心脏病，科特则死得很安宁。这次的情报交换在缓和法国反间谍局和英国军情五处之间的关系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而使马塞尔成为我后半生事业中的伙伴。

我离开巴黎的那天晚上，他请我吃晚饭。餐馆的服务很周到，饭菜也做得很不错。马塞尔是一个殷勤的主人，他要好几瓶最好的红葡萄酒，给我讲了一大串有关法国情报工作冒险行为的尖刻的轶事。我们讨论了“维诺纳”，他一直入了迷似的听着我讲述我们的成功规模。

“他们最近也使我们有一些成功，”他告诉我。他向我叙述了他们如何在法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内的密码室里发现了一个用保险丝盒改装的发报机。

“那玩艺儿不是西方产品的技术规格，其范围正好是在对面的俄国军事武官的房子以内。”他说着便以典型的法国人作风，大嚼着他盘子里的牡蛎。我警觉起来。自从法国的技术小组开始用金属板和铜管把法国驻伦敦大使馆和法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内的密码室进行了屏蔽之后，针对这两个地方的“栅栏”便在最近停止了。显然，俄国人也意识到可以从屏蔽状况不佳的机器里接收射线。但是，我想，至少法国人还没有发现我们的行动。

查利特显然对整个事情都感兴趣。他愿意把那个保险丝盒提供给莱肯菲尔德大楼，好让他们进行检查。他仍然微笑着，冷不防向我提了一个问题。

“你呢，亲爱的彼得，你在射线方面有没有碰上什么好运气……”

我听了他的提问，当即被红葡萄酒给呛住了。

“没碰上什么好运气。”我回答说。

马塞尔为我斟满了酒，显然对我说的每一个字都不相信。我们像真正的内行一样，把话题转到别的事上面，再也没有讨论这件事。

尽管法国人的插曲很有趣，可D 处三科最为紧迫的任务是研究“五人集团”。我请求霍利斯把D 处的八个审讯员调到三科来，以便我们用他们来同每一个已知的，同菲尔比、伯吉斯、布伦特和凯恩克罗斯认识的人进行一次广泛的会谈。霍利斯同意了，但指示我必须亲自主持每一个被认为是敏感的会谈，这自然是指一位勋爵，一个爵士，一个政治家，一个高级文职官员，或一个间谍嫌疑犯。

我一共会见了一百多个人。像克里斯托弗·梅休以及当时的国防大臣丹尼斯·希利等工党政治家拒绝同我见面，他们不愿意讨论对三十年代共产党的回忆。但其他的人，如历史学家艾赛亚·柏林和作家阿瑟·马歇尔都非常愿意帮助我。他们定期同我见面，谈论他们在牛津和剑桥的同学。柏林坚持要我们在改革俱乐部见面，他认为在伯吉斯当年最为走红的地方谈论伯吉斯是最合适不过了。他对伯吉斯的社会关系网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尤其是那些多年来已经改变了观点的人。他还就我如何展开调查向我提出了一个忠告。

“别去找鲍勒。”他对我说，他指的是莫里斯·鲍勒，牛津大学很有声望的文学教授。鲍勒是个同性恋者，也是伯吉斯的密友，在我认为对我有帮助的人的名单上，他被排在了头几名。

“为什么不去找他呢？”我问。

“如果你去找他，他会在牛津的每一个导师的餐桌上去张扬。”

我接受了柏林的忠告，没有去找他。

马歇尔，大家称他“阿蒂”，几乎认识三十年代剑桥的每一个人，尤其是皇家学院和三一学院那些秘密同性恋网的人。阿蒂对小道消息、阴谋诡计和丑闻有着超乎寻常的记忆力，最重要的是，他知道伯吉斯和布伦特的圈子里谁与谁同床睡觉。

布伦特也喜欢讨论三十年代的剑桥生活中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他对闲扯非常感兴趣，他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他在爱德华·普雷费尔（后来当了国防部常务副大臣）加入使徒学会时，投了他的黑票。布伦特认为普雷费尔非常迟钝，我由于见过普雷费尔其人，所以对布伦特的判断不敢苟同。他讲的最有意思的故事是关于伯吉斯和丘吉尔的侄女克拉丽莎·丘吉尔之间的事。很显然，伯吉斯的上司给了他一个任务，让他娶克拉丽莎·丘吉尔为妻，以作为他搞间谍活动的掩护层。伯吉斯被这个任务吓坏了。首先，他是一个同性恋老手；其次，克拉丽莎·丘吉尔并不比她的叔叔漂亮；第三，当时大家都知道詹姆斯·波普一亨尼西（以后成了著名的作家）正在痴心地爱恋着她。

但是，伯吉斯如果不去玩这种游戏，他就算完蛋了。不到一个月，他就追求克拉丽莎·丘吉尔了，从而引起了另一方的恼火和愤怒。亨尼西对伯吉斯对克拉丽莎的倾慕感到无比恼火。有一天晚上，他带着一把手枪来到伯吉斯的公寓里，威胁着说要开枪把他们两人打死，然后再设法自杀。布伦特喜欢这个故事。克拉丽莎后来不久就同安东尼·艾登结婚了，当起了埃文夫人。这更让我们感到有趣。

很快，我就知道了“五人集团”是一系列配合密切的间谍网的核心。每一个间谍网都保证保持缄默，都向外界恪守自己的秘密。有一个秘密同性恋圈子，在那里，对同伴的忠诚高于其他一切义务；有一个使徒的秘密世界，在那里，使徒们之间的联系永远是紧密的；还有布伦特和伯吉斯的朋友帮派，他们自己并不是间谍，但他们知道或猜着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分享秘密，多年来为保护他们而奔走。这些网相互支持，使我们识别内核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

许多我会见过的人都令人讨厌。非常可笑，我并不十分在乎他们是间谍，他们自己作出的抉择，应该尽着他们自己的能力做下去。但那些外围分子则不同。当我会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已被后来的生活中的体面所淹没。可是，在他们高傲而文雅的谈吐里，隐藏着罪恶与恐惧。他们会告诉我说，提出这个问题是我的过错而不是他们的过错，让我把这事搁一边。他们说我是麦卡锡主义者，当年的情况与现在不同。当然，当间谍是错的，但当时也是有原因的。他们是“贪图安逸的一代”，他们追求政治上的时髦，这种时髦仿佛是些时装目录。他们在六十年代仍然信守着三十年前立下的保持缄默的誓言。他们不喜欢我。我在他们还是无忧无虑的年青人时就看透了现行英国统治集团的内心秘密。我知道他们的丑闻和他们的阴谋。他们也清楚，我知道的事太多了。

D 处三科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对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在一九五一年叛逃之后档案里的一个始终没有调查过的线索进行重新审查。这个线索是由伯吉斯和布伦特的朋友戈伦韦·里斯提供的。他最早是在牛津大学认识他们的，大战期间在军事情报局工作，是本廷克大街的常客。里斯在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后，立即找到了当时的反间谍处处长狄克·怀特，说他知道伯吉斯长期以来一直是个苏联间谍。他还说，伯吉斯在战前企图招募他，因为他在莫洛托夫一里宾特洛甫条约以后感到幻想破灭，于是拒绝保持秘密关系。里斯还声称，布伦特、盖伊·利德尔，前军情六处的官员罗滨·扎纳以及斯图尔特·汉普希尔（一位了不起的无线电安全局的官员）都是同伙。但是布伦特毫无疑问是一个苏联间谍，而对其他三个人的指控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怀特很不喜欢里斯，认为他提出这种不怀好意的指控是为了哗众取宠。这四个人是好朋友，这正是他难以同意阿瑟·马丁对布伦特怀疑的原因。一九五六年，里斯在一家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匿名文章后，狄克对里斯的看法更加坚定了。就像今天一样，狂欢和间谍活动都是很有读者市场的新问题材，里斯那些详细描述伯吉斯以及好友的色情活动的文章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但是，在布伦特坦白之后，里斯在一九五一年时的证词的色彩就走样了。里斯声称他在战前就放弃了对苏联事业的看法。我想至少得谨慎地重新审查他是否在说谎，也许仅仅是满足自己。开始，他很不情愿同我谈。他的妻子指责我是盖世太保作风，这么多年以后还再提那过时的事。由于那些文章，他们的遭遇是很不幸的。里斯被人知道是那些文章的作者之后，就被撵出了学术界。一九五六年以来，他们艰难地度着日子，英国统治集团也回避着他们。里斯终于同意见我，他又把他那故事重复了一遍，他没有证据证明他所说的那几个人是同伙，可他说，所有这些人在战前那个关键时期都是伯吉斯的好朋友。

对利德尔的指控显然是荒谬的。军情五处里所有认识他的人或知道他的人都深信利德尔是绝对忠诚的。他离开军情五处时留下了他那被称为“墙花”的日记。读了这些日记，谁也不会相信他是一个间谍。但是对罗滨·扎纳的指控却使人想到要把他同沃尔科夫在中东的间谍对比一番。扎纳曾在中东为军情六处工作过。

我对扎纳的档案进行了研究。他在战争期间为军情六处在波斯负责反间谍活动。这是一件艰巨而危险的工作。通往俄国的铁路线上繁忙地运送着重要的军需物资，这条铁路是德国进行破坏的主要目标。扎纳完全胜任这一工作。他大部分时间是在黑暗中度过的，会流利地讲一些地方方言。他在阴暗残酷的反破坏世界里展开活动。大战结束后，他的任务却更加艰难了。俄国人企图自己控制这条铁路，扎纳则不得不在俄国的边境线附近工作，常常冒着被亲德或亲俄的阿拉伯人出卖和暗杀的危险。从表面上看，扎纳能够活下来这一事实使里斯的指控有一点可信。

战后扎纳离开了情报界，到了牛津大学担任古波斯文教授。我约他到“全灵大楼”见面。牛津大学和英国情报机构有着坚固的关系，在以后的五年里，我多次去过牛津。这次同扎纳见面是我的第一次牛津之行。

扎纳个子矮小，瘦削而结实，外表有一种博学者的心不在焉。他给我倒了饮料，轻松地谈到在秘密世界的老同事们。在他谈话时，我思考着怎样才能策略地向他披露我此行之目的。我决定不必顾虑。

“很抱歉，罗滨，”我开始说，“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正在追查一些过去的指控。恐怕有一个指控是冲着你来的……”

开始他只是嘲笑。冲他来？他抗议。当然，一定是我弄错了。我有没有核实过他的材料？哪一种指控？

我把沃尔科夫以及波斯间谍的事告诉了他。

他听了以后瘫倒在座位上。从他的反应中看出，他被里斯恶意地报复了，他被弄错了。

“我在沙漠区度过了六年，”他只是有气无力地说，“雅尔塔以后，其他的人都回家了，我却又呆了两年。我没有得到什么荣誉，但我认为至少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信任。”

扎纳说这话时只带着一种悲伤，而没有任何怨恨。他冒着一切危险做了那一切，可多年以后，却因此而受到指控。这深深地伤害了他。他轻轻擦去眼中的泪水。我感到自己是一个卑鄙的人，就像一个在深更半夜里把坏消息告诉给家长的警察。

扎纳使自己镇静下来后，又变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学者。当然，他理解我为什么来见他。他叙述了他在军情六处的简单历史。他苦苦地思索着想寻找线索，想弄清沃尔科夫说的间谍是谁。我们说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全灵大楼”的塔尖的影子消失在草地那边。“想不出哪个英国人会是这样的间谍。”他一边说，一边用脚轻轻地在地板上敲击着，仿佛这样会激发他的回忆。“我们的人不多，我可以为每个人担保。”

他认为这个人可能是个一般的情报人员，而不是一个情报官。在战争的后期，军情六处和克格勃常常共同使用谍报人员，显然这个人有可能是安插进来的一根内线。有一个名字倒很吻合，叫鲁迪·汉堡。军情六处招募他以后，他被俄国人逮了起来，后来又被释放了，重新被军情六处雇用。这段时间正好与沃尔科夫在莫斯科看到的档案里的时间相吻合。看来汉堡可能是在监狱里被他们收买了，他们给他的任务是尽可能了解他的英国雇主的一切情况。（鲁迪·汉堡是“苏妮亚”的第一个丈夫，她后来是驻英国和瑞士的非法分子。）

扎纳和我分手时我们已成了朋友。可我一想到我在指控上所作出的轻率的一切时，就感到很内疚。当我想到那些没把问题弄清楚就把这样的指控放在档案里那么多年的人时，心里就充满了愤怒。当我驱车回伦敦时，我开始对清理这些无尾线索所付的代价产生了怀疑。我想，把这些事情翻出来是不是公正的？毕竟，让它们留在档案里不予干扰和解决会更好些。

那年的圣诞节，扎纳给我寄来一张友好的圣诞卡。几年之后，他就去世了。我送了一个花圈，急切地想补偿点什么；可我永远忘不了我问他是不是间谍时他脸上的那种表情。在那一瞬间，牛津的文明摇篮似乎在他周围解体了，他又回到了边境附近，被敌人包围着，孤零零地被出卖了。

里斯给我的最后一个名字是斯图尔特·汉普希尔爵士。他是无线电安全局的一位出色的密码破译家和分析家，是一个精华小组的成员。那个小组曾经破译了德国情报局的手写密码，并为双重间谍系统奠定了基础。战后，他在外交部工作，以后又在牛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开始从事引人瞩目的学术事业。里斯在一九五一年提出指控时没有任何证据，仅仅只以汉普希尔在三十年代是伯吉斯的好朋友这一点为基础。我从那些被会见过的人当中了解到，汉普希尔的同龄人认为他有左倾思想，但他并不是共产党人。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根本没有任何人想到要同他谈谈，以便了解他所知道的关于伯吉斯的情况。

但是，汉普希尔案件出现了极其复杂的情况。尽管他早已从秘密世界退休了，但内阁大臣伯克·特伦德邀请他去进行一项关于政府通讯总部未来发展的研究。自从美国国家安全局进入人造卫星时代之后，人们开始对日益上升的信号情报愈加关注。美国人正在竭力促使通讯总部分担间谍卫星的经费。即将执政的工党政府面对着每年超支一亿英镑的问题。哈罗德·威尔逊首相指示特伦德检查一下，看看这种卫星经费是否合算。特伦德同狄克·怀特商量，怀特建议让汉普希尔来做这项工作，因为他曾在无线电安全局工作过。我读了汉普希尔的档案之后，感到很吃惊，汉普希尔从来没有受到过审查，尽管还有里斯的指控。狄克·怀特认识汉普希尔已经有好些年了，他只简单地给霍利斯写了一封信存入档案，仅此而已。

对汉普希尔进行的调查耗去了许多时间。在此期间他任意进出政府通讯总部，还对美国国家安全局进行了一次为期六周的访问。在汉普希尔的报告里提出了许多基本问题。首先，鉴于日益增加的费用，英国是否有能力维持英美协议中所规定的由英方负担的那部分费用。英美协议保证了我们同美国进行许多的信息交换。第二，英国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是，英国是否要与美国一起研制新一代的间谍卫星；第三个方面是政府通讯总部应该在什么程度上支持“反小集团”活动。

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是：是，不是，是。我们一方面不能失掉英美协议中所保证的交换，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坚持，并不一定要为每一项新的技术研制付英镑。至于“反小集团”，汉普希尔是非常支持的，他要求进行改变的唯一工作是停止空中“筏夫”，其理由是投资效益不大。我当时对此是反对的，但后来又认为这是一项合理的节约措施，再说，英国皇家空军已开始讨厌我们所提出的要求。汉普希尔同我一起花了很多时间来讨论军情五处和通讯总部之间的关系。我竭力促使汉普希尔提出建议成立一个新型的无线电安全机构，它将由军情五处控制，独立于通讯总部之外，专门负责跟踪在国内的间谍无线电通讯。我想，根据汉普希尔的背景，他一定会欢迎这个设想。我还告诉他，这是一条惟一能保证我们得到所需要的设备的方法。汉普希尔没有同意，其结论是，这样的举动会遭到通讯总部和军情六处的强烈反对，这样就不大可能成功。他的这个结论大概是对的。

在汉普希尔完成他的研究之前，显然是不可能找他谈了。一九六七年我得到允许，来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汉普希尔在该校担任客座教授。我对普林斯顿非常熟悉，我当科学家时，常常到那里去访问。鲁迪·康普弗，即那位发明行波管（在大多数微波线路上使用的无线电电子管）的科学家，曾经就普林斯顿的奇特的建筑向我作了一个很好的描述。他把它称为“冒牌的哥特式科兹沃尔德”。

我同汉普希尔谈了一阵，主要问他对伯吉斯还能回忆出些什么。他告诉我，说他现在想起来当初恐怕他也是伯吉斯要招募的对象，尽管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描述说他和安东尼·布伦特是怎样一起去巴黎旅行的。有一天晚上，他们同詹姆斯·克卢格曼以及另一位艺术家本·尼克尔森一起吃饭。饭后，克卢格曼主持了一次长会，他们对汉普希尔的政治信仰进行了考察。

几个月后，他被邀请到伯吉斯在切斯特广场的公寓里与伯吉斯一起吃饭。两个都穷酗极饮。半夜两三点钟时，伯吉斯劝他为和平而工作。伯吉斯说，虽然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但却是很值得的。他们还谈到了许多当时知识界的动乱，纳粹的威胁，谈到在学术研究中需要采用更多的马克思主义。汉普希尔当时以为这是邀请他参加左翼争鸣学会的前奏，这种学会当时在牛津剑桥的青年知识分子当中很流行，可伯吉斯并没有提出什么特别的建议来。“现在回想起来，”汉普希尔说，“也许伯吉斯正在试图招募我。”

我回到伦敦后同布伦特核实了这件事。他还记得克卢格曼的晚餐，并证实那是一次检验活动。但他说他并不知道伯吉斯的劝说，也不能肯定那次晚餐是在一九三五年还是在一九三七年。这些日期很重要，一九三五年，布伦特和伯吉斯仅仅只是共产党员；可到了一九三七年，两个都成了间谍了，因此任何招募工作都是为俄国人干的。我派了一个工作人员去看本·尼克尔森。非常幸运，他保存着记录他生活的完整的日记。为此，我们可以肯定，那次晚餐毫无疑问是在一九三七年。

我去见怀特，把汉普希尔的材料拿给他看。令我惊奇的是，为什么汉普希尔在伯吉斯一九五一年叛逃后，从未把他同伯吉斯有过来往的事告诉给军情五处。怀特也证实汉普希尔从来没有向他提及过这件事。我从汉普希尔回到伦敦后又去看他。他仿佛有一丝尴尬。他告诉我，说伯吉斯对他的接近之混乱，使他无法肯定其重要性。至于布伦特，他从来就没有思考过布伦特参加晚餐聚会与伯吉斯的接近有什么关系。布伦特在整个战争期间同狄克·怀特、盖伊·利德尔等人私交很深，因此汉普希尔认为布伦特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不管怎么样，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要想结束这一章。

怀特和霍利斯选出来主持英美情报合作机密检查工作的人，竟曾经不知不觉地成了苏联的招募目标。这一发现使他们两人都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他们知道，对汉普希尔进行的审查在美国人眼里简直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在当时，美国对英国情报部门搭上的“守旧的老关系”极其反感，因而他们都不可能爽快地认输，汉普希尔案件就这样永远被小心地埋了起来。

招募汉普希尔的失败点明了克卢格曼在三十年代苏联情报人员招募工作的作用，这也是很有趣的。他是安排那次在巴黎的试探晚餐的主要人物。凯恩克罗斯也告诉我们，招募他的正是克卢格曼。在这以前，军情五处一直认为克卢格曼仅仅是一个公开的英国共产党积极分子，而不是一个秘密招募间谍的人或一个搜罗人才的人。很显然，如果我们说服或强迫克卢格曼坦白，他会把许多三十年代的事告诉我们。我知道克卢格曼是不会让军情五处直接靠近他的，因此我们就同凯恩克罗斯搞了一项交易。如果他回英国来同克卢格曼对质并说服他同军情五处的人见面以便讲出一切情况，我们就允许他回到英国。

凯恩克罗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在伦敦同克卢格曼见了面。克卢格曼是一个老头儿，阶级战争中坚韧的老战士，他正忙于写英国共产党党史，以作为他一生工作的最后遗嘱。他听了凯恩克罗斯要他去同军情五处的人见面时，便大笑了起来。凯恩克罗斯威胁他说，如果他不同意，他就要揭发他，克卢格曼听了以后完全不屑一顾。这次试验没有成功，凯恩克罗斯被迫回去继续过他的流亡生活。不久，克卢格曼就带着他的秘密进了坟墓。

还有其他许多拒绝让我们靠近他们的英国共产党忠实的公仆。鲍勃·斯图尔特和伊迪丝·杜德·哈特两个人都是作为信使与“五人集团” 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O年有过联系，我们对这两个人进行了试探。他们两个人都守口如瓶，他们都是纪律性很强的战士。我们很难找到突破口。公众很少知道军情五处在进行这类调查时所处位置的薄弱环节。我们不能强迫别人同我们说话，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几乎都要依赖于对方的合作，除非马上进行逮捕行动。譬如，布伦特告诉我们他知道有另外两名间谍，其中一个是在招募利奥·朗时被发现的，其实朗已经由布伦特在指挥。布伦特当时正在同那个招募间谍搞见不得人的不正当关系，双方就朗的问题都互不通气，这使得情况更加复杂化了。这两个间谍现在还活着，住在伦敦。他们在战争期间从事“幽灵”计划，后来他们离开了这个工作，开始了学术生涯。两个人都不同意与我们见面讨论他们与俄国情报工作的牵连。惟一的积极行动是对一名高级警长进行警告，这位警长与其中一个间谍是朋友。于是这两个人的关系便中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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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在我同布伦特见面后一年，一个明显的模式出现了。我以开玩笑的方式从他那里掏出了一些东西——大多数是他从伯吉斯那里搜集来的枕边谈话。他声称《泰晤士报》有一个撰稿人曾经被他们拉拢过。我跟踪了这位撰稿人，他证实伯吉斯企图招募他，但被拒绝了。他害怕被抓的后果。布伦特证实的另一个联系人是国防部的职员，叫汤姆·怀利，此人早已不在人世了。布伦特说怀利过去常常让伯吉斯看他手头经管的一些材料和文件。虽然布伦特迫于压力只得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情况，可他交待出来的人要么死了，要么早就退休了，要么舒舒服服地跳出了危险并不再有机会接触机密了。

我知道布伦特一定知道那些还没有退休，并仍然活跃在秘密世界的人，这些人便是他正在保护的对象。我怎样才能够识别出他们呢？我决定排出一张名单，凡是我所会见过的人所提及的并在战前持左翼观点的人，凡是我所会见过的我认为有可能是伯吉斯的招募对象的人都被列入其中。

有一个人的名字在所有其他名字里显得很突出：阿利斯特·沃森。柏林提到过他，作家阿瑟·马歇尔提到过他，特斯·罗思柴尔德也提到过他。他们都说他在三十年代是剑桥的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使徒学会”的成员，是布伦特和伯吉斯的亲密朋友。据他们回忆，伯吉斯在三十年代很欣赏他，因此他有可能被伯吉斯拉拢过。

我开始对沃森的背景情况进行了调查。我在战争期间同他很熟。他现在是海军部研究实验室的科学家，实际上他曾经在布里斯托尔与我弟弟在一起住过两年。当时我对沃森从不介意。他个子很高，瘦削，一张打皱的脸就像山羊一样。他走起路来总是踞起脚，其姿态很奇特。沃森把他自己视为他那个时代里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可他那些同事多数则认为他在实际工作上的动手能力是很差的，而且他在理论方面也是错误百出。我认为，他倒有点像个骗子。

沃森是个失败者。他在剑桥时，曾被认为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并注定要获得学术上的最大的荣誉，可后来人们发现他的论文里有大量的基本错误。他没有能够争取到奖学金，只得在海军部找了一个工作。他先在海军的一个雷达信号集团工作，后来当了海军部研究实验室潜艇探测研究小组的组长。这是整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防御体系中最机密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同时这又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工作，尤其对一个曾在青年时代大有希望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在剑桥大学时，沃森是一个热忱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确，在我所会见过的那些人当中，就有相当一部分人把沃森描述为使徒当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级传教士”。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个美妙的逻辑，而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一点使他入了迷。他像一个不得志的传教士被《圣经》所吸引一样，被《资本论》所深深吸引。他开始在他的朋友当中宣传他的教义，尤其当他那想从事学术研究的希望渐渐淡漠之后。布伦特后来承认沃森曾向他传授过马克思主义。

当我研究沃森的档案时，他离开剑桥的情况尤其令我感到惊奇——正好是在慕尼黑事件发生的时候离开。当时激进派对英国统治集团的对立情绪已高涨到白热化的程度。这一时期的所有特点都可以解释伯吉斯和菲尔比移向右倾的原因。这里还有一件有趣的事。维克托·罗思柴尔德在一九五一年给怀特写了一封信，建议对沃森进行调查，由于他在三十年代同共产党关系密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维克托的建议从未被采纳过。后来沃森成功地通过了不少于三次的审查，也就没有人再提到他的政治背景了。

我决定在同布伦特下一次的见面时从他嘴里诈出沃森这个名字。我知道要直接提出这件事是浪费时间，因此我准备列出一张所有已知的信徒的名单，其中包括沃森在内。我让布伦特挑出他认识的人的名字，或挑出他认为会使我感兴趣的名字来。他看了一遍名单，但并没有提到沃森。

“阿利斯特怎么样？”我终于问他了。

“不，”布伦特坚定地说，“他跟这没有关系。”

该是与布伦特对质的时候了。我告诉他，他又一次在撒谎，他和我都知道沃森在剑桥时是他的好朋友和共产党伙伴。布伦特的面神经痉挛又发作了。是的，这是真的，他承认了。他们是朋友，他们仍然定期在信徒学会的晚餐会上见面。但他并没有招募他，据他所知，伯吉斯也没有招募他。

他说阿利斯特是个悲剧式的人物。他的生活道路完全选择错了。他是一个具有很大希望的人，但却一事无成，而他的大学朋友如布伦特本人以及图林，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图林的成就更是不朽的。

“我是拜倒在阿利斯特脚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布伦特告诉我。

“我想他在什么地方工作，你是知道的吧？”我问。

“海军部，不是吗？”

“你说你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安东尼。你说你在跟我说实话……”

布伦特一味地拨弄炉火。

“我永远不会是惠特克·钱伯斯。”他过了一会儿这么说。他指的是那个在五十年代背叛了自己的信仰的著名美国共产党人，他供出了他的同伙的名字，包括阿尔杰·希斯在内，并出席了国会委员会的一系列危言耸听的听证会。

“这太像麦卡锡主义了，”他继续说，“出卖，告发，政治迫害……”

“可是，安东尼，这就是你，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对你免予起诉的原因。这是你的抉择，你要是假装不知道，不愿意合作，就没有什么好处……”

布伦特不吱声了。从一九三七年到现在，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可他的压力却从来没有解除过。

“我想你要把侦破重点转移到阿利斯特身上。”他最后说。

我在一九六五年初，写了一篇关于沃森情况的长篇报告，建议进行一次紧急调查。我通过D 处的处长亚历克·麦克唐纳把报告呈交给霍利斯和琼斯。麦克唐纳是接替卡明的职务的。卡明最终意识到他坐不上副局长这把交椅，接着便退休了。麦克唐纳是个很通情达理的人，过去在印度当过警察，喜欢第一流的烹饪和生活中的其他享受，不喜欢繁多的行政管理。他是一个很容易相处的人，可跟他在一起干工作也有翻脸的时候。

五个月过去了，什么动静也没有。我后来在参加D 处三科的年度检查会时碰到了霍利斯和琼斯，我提到了这件事。我问，为什么不批准这次调查？起先，他们谈了一大通什么优先权哪，什么人力物力有限哪，等等。我提醒他们，D 处三科的工作任务就是找线索，如果D 处一科的能力有保障的话，他们就应利用D 处三科找出的线索来执行任务。现在已经发现了一个嫌疑犯的线索，可是此人还在享受着接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机密的最高权利。我说，如果这是一种正常现象的话，那么就干脆完全撤销这个D 处三科。

琼斯很明智。霍利斯却既暴躁又不愿承担责任。错误是发生在D 处这一层的。麦克唐纳同卡明办理交接时，不知在什么地方搞混了，没有给这个案子以优先权。霍利斯当场指示要把这个案子抓起来。

于是，这个案子由D 处一科的帕特里克·斯图尔特接管了。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一个卓越的官员，思路清晰，不会算计别人，而且很有勇气。他在战争期间被打残废了，现在只能坐在轮椅里工作，后因身体太差，被迫提前退休。沃森很快就被严密地监视起来，不久又发现他的妻子和女儿都是共产党员。从他的谈话的口气来看，他现在也是个共产党员，尽管在对他的多次审查中他从未承认过。

然而调查是有限的。沃森原定要到美国去学习美国最新的反潜探测技术，海军部坚持要在他去美之前先弄清这个案子，于是我们决定审查他。连续六个月，他每天都到国防部来报到。在那里，军情五处最好的审讯员塞西尔·希普对他进行了审问。

沃森一开始表现得像一个被冒犯的高级文官人员，他质问我们有什么权力来盘问他。可当希普开始对他进行追究时，他那种态度便消失了。

他认识伯吉斯吗？

当然认识。

他去过伯吉斯的公寓吗？

偶尔也去。

在那里碰到过什么人吗？

盖伊，安东尼……

还有别的人吗？

是的，有一个外国人。他记不起他的名字了……

他能描述一下那外国人是什么样的吗？

起先，他无从描述，后来他描述出来了。那是个中欧人，深色头发往后梳得整整齐齐。听上去这个人像“奥托”，三十年代“五人集团”的领导人。

“‘奥托’这个名字对你意味着什么？”希普问。

“是的——这是那个人的名字。对了，‘奥托’……”沃森回答说，显得过分的热情。

希普又在其他方面对他进行了审问，然后又把话题转到奥托上。沃森是否再次见过他？开始沃森说记不起来了，后来他说也许又见过他，但回忆不出具体的细节。然后，他又记起来了，他们过去常在公园见面，在大街拐角处的路灯下或地铁里见面。

“他给过你什么东西吗？”

“没有，这我可以肯定……”

“你给过他什么东西没有？”

“没有，我想我没有……”

“告诉我，沃森先生，你为什么要在这些地方同他见面？为什么不在你的公寓里或在餐馆里同他见面？”

没有回答。

一阵长长的沉默。

“我对这些人感兴趣，”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想更多地了解俄国……”

“你对这些人感兴趣……”希普用讽刺的口吻一针见血地指出。

第二天，希普在沃森面前的桌子上，把三十张照片摊成整齐的扇形。这些照片里包括一九四五年以来到过英国的最重要的一些克格勃官员。

“这里面没有你能认出的人？”希普问沃森。

沃森凝视着这些照片，犹豫地用手指拨动着其中的一两张。他把照片拣来拣去，又把它们握起来。随后又摊开来，他喃喃地对自己说着话。他所说的每一个字都被隐藏着的话筒捕捉住了。从他对奥托问题的回答中，我们可以肯定沃森害怕或怀疑我们掌握了他的直接证据，也许是一张同克格勃官员会面时的监视照片，或有人在坦白中牵连了他。晚上他回家了。我们通过装在他的电话里的特殊装置听到了他在那里低声咕噜。

“他们一定搞到了什么东西，”他不断地低声细语，“他们一定搞到了什么东西，可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搞到的是什么……”

好几个小时以后，沃森挑出了三张照片。第一张是尤里·莫丁——菲尔比的上司；第二张是塞尔盖·康德拉谢夫——乔治·布莱克的上司；第三张是尼古拉·卡皮柯夫——瓦萨尔的上司。沃森承认常常同这三个人见面，有时是在他吃中饭的时候同他们在泰丁顿海军部研究实验室附近见面。他否认向他们递送过机密。戈利金说他知道卡皮柯夫有两个海军间谍，其中一个是海军科学家。康德拉谢夫也有两个间谍，一个是布莱克，另一个是海军间谍。

希普使他感到神情不安。他真的希望我们相信他只是意外地同这四名克格勃官员见面而没有别的原因？他是不是以为我们都是些傻瓜？都很天真？一切都是秘密的，不是吗？他们都是偷偷地会面？他是一个间谍，不是吗？同伯吉斯的友谊、三十年代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隐瞒共产党员身份、参加秘密工作、同俄国人碰头，这一切不都是很吻合吗？现在该是他坦白的时候了。

希普一天一天地追问他。我们还是从头开始吧，他会这么说。于是沃森就重复着他那不可信的故事。一个审问员是否优秀，其标志就是他的记忆力。希普的记忆力很了不起。沃森的谈话中的每一个差异，每一个省略，他都记在了脑海里，然后在几小时或数天以后又把这些东西抛回给沃森。可沃森仍然说着他的故事，从不向对方暗示什么。尽管他嘴唇颤抖，面红耳赤，汗流浃背，但却像一个拳击手一样，即使被打得晕头转向，也拒绝认输。

这种日复一日的审讯持续了六个星期。六个星期以后，沃森看得出憔悴了。他来受审时吃了镇静剂，糊里糊涂地答非所问，根本不清楚我们问了一些什么问题。在绝望之中，希普开始考虑豁免的问题。当时，我们还没有获得检察总长的同意，因此，希普只得试探性地提出这个问题。

“你能变换一下你的故事吗？”希普问沃森，“如果我们让你获得豁免权的话。”

沃森由于服用镇静剂过量，仿佛不能明白我们向他提出豁免权的问题。审讯只得暂停。

凡听过审讯或研究过记录稿的人，都深信沃森曾经是个间谍，而且大约是从一九三八年开始的。在我看来，他能接触到反潜探测研究，在剑桥间谍当中他或许是最具有破坏力的人。有一个细节尤其可以肯定这一点。沃森讲了一个很长的有关康德拉谢夫的故事。他同康德拉谢夫会过面，但看不起他。他仔细地把康德拉谢夫描述了一番。沃森说康德拉谢夫太资产阶级化，穿着法兰绒裤子，一件蓝色呢西服，还牵着一条花毛狗。他们吵了一架以后，从此再没有见面。

这同戈利金早期材料中的一个交待是相符合的。他说康德拉谢夫被派到英国去指挥两个间谍——一个在海军，一个在军情六处。军情六处的间谍肯定是乔治·布莱克。我们总以为海军里的间谍也是布莱克，因为布莱克在加入军情六处之前曾在海军服过役。戈利金还讲了另一个细节，他说康德拉谢夫与那个海军间谍翻了脸，那个间谍反对他的资产阶级生活习惯，拒绝同他再见面，结果前克格勃常驻伦敦的官员克罗文被迫回到伦敦代替康德拉谢夫来指挥这名海军间谍。很显然，这个海军间谍就是沃森。

由于军情五处的坚持，沃森在一夜之间便被调离了机密岗位，转到了海洋地理研究所。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退休。由于沃森并没有认罪交待，我们只得把他在审查表上隐瞒了的共产党员的背景以及他的妻子和女儿的共产党员的背景情况作为法律上的依据。他没有提出抗议。

审问沃森之后，我决定再作一项尝试来突破他。我安排沃森到一个中立地点——伦敦的布朗饭店去见布伦特。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我还不能完全肯定沃森已经明白了我们对他提出豁免，我要布伦特去跟他解释。第二，如果可能，我想解决沃森是不是“五人集团”的成员这个问题。戈利金说“五人集团”的成员相互都认识，但他们知道他们都是间谍。就布伦特所知，这只是个“四人集团”——他自己，伯吉斯、菲尔比和麦克莱恩。像凯恩克罗斯和朗这种被招募来的人，是独立于中央集团成员以外进行活动的。沃森似乎很有可能是第五个间谍的首位候选人。

布伦特起初很不情愿实施这项计划。

当我第一次提出这个计划时，他恳求道：

“阿利斯特已经受够折磨了。”

我曾安排布伦特与他以前的密谋分子见过许多次面。同朗和斯特雷特的会面都没有引起什么不愉快。布伦特甚至还告诉斯特雷特说，他做的最好的一件事就是揭发了他。但是当我建议他与普利兹男爵联系时，他下意识地感到不安。普利兹男爵在战争期间是克洛普·乌斯季诺夫手下的间谍，早已回东德去了。普利兹在战时与布伦特搞过同性恋。乌斯季诺夫把普利兹带出荷兰之后，又回到伦敦去了。一九四五年，布伦特陪着普利兹回到东德，从那以后，他们甚至还有联系。普利兹在大战前后都在为俄国人工作，以便为他回到东德扫平障碍。我有兴趣看看他是否又转向我们这边来。我让布伦特给他写了一封信询问他能不能准备在赫尔辛基或柏林同我见面。

“那不公平，彼得，那是肮脏的。他对这个国家做的事已经够多的了。”

可布伦特知道他是不能拒绝我的要求的。他写了信，但使他感到欣慰的是，普利兹拒绝了我的要求。

沃森就像普利兹一样，有某种东西使布伦特对承认他与沃森的关系感到坐立不安。他承认同朗，同斯特雷特以及其他人的关系时并没有这种情况发生。这是一种想尽力保护他们，尽力否定我们对他们的活动所掌握的情况的一种深深的渴望。此外，这还是一种企图躲过交待这一关的渴望。我想，他害怕被他们看出是个告密者。

有一天晚上，我开车到科道尔学院去接布伦特，然后开着车去了布朗饭店。帕特里克·斯图尔特已经为我们在那里订了一个房间，并和沃森在那里等候着。布伦特极度紧张不安。

“我希望你能给我来点什么喝的。”他在我们到达饭店时这样说。

他和沃森都紧张地互相打了招呼，生怕在帕特里特和我面前流露出任何热情。沃森十分虚弱，就像一个刚从医院里出来的人。最后经我们劝说，他又讲了一遍与俄国人交往的故事。在审讯室里，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可在布伦特面前讲这个故事就显得可笑了。

他们两人都用了大部分时间来谈剑桥，谈奥托，谈在三十年代把立场移往左边。我感到惊奇的是三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和积极性结束时的那种奇特的方式：在一个饭店的房间里，一瓶苏格兰威士忌，一瓶金酒。他们想要改变世界，但却以改变自己而告终。

“我现在已经洗手不干了，阿利斯特。”布伦特说，“我已经坦白了，”他继续说，“我还在这里，你不必担忧。”

可沃森根本不听布伦特的恳求。他们的谈话自相矛盾。沃森无法自持地嫉妒布伦特，显然从三十年代起一直如此。然而，这种嫉妒只有在他喝多了酒之后对他的朋友进行攻击时才暴露出来。对他来说，背叛变节仿佛已经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他的一生已经败下来了，于是更加有兴趣地谈论著这一步是在什么地方走错的。

“你如此成功，安东尼，可正是我才是剑桥的伟大希望。剑桥是我的整个生活，”他说着竟快要落泪了，“但我不得不参加秘密工作，而它却把我的一生都毁了……”

布伦特离开了桌子，焦虑不安，处境窘迫。他走到在房间另一头的酒柜前。他差不多已经喝了整整一瓶金酒了，可仿佛还想喝。我走到他面前。

“怎么样……？”我问。

布伦特站在那里，他的双肩由于紧张而往下垂着。

“我想你是对的。”他说，眼睛闪烁着冲动的光芒。“我想他一定是我们当中的一员，可我从来没有招募过他，盖伊也从来没有说过他招募过他。”

金酒喝完了，布伦特为他自己倒满一杯雪利酒，并加了一点苏打水。他一饮而尽。

“有时，”他说，“我想进监狱会更舒服。”

维克托和特斯·罗思柴尔德在D 处三科调查三十年代的事上一直给予了帮助。他们两人对这一时期的人际关系和那些暗藏的关系都了如指掌。他们常常能够安排那些与“五人集团”有关系的人同我见面，否则这些人是不情愿这样做的。维克托还为我安排了一系列重要的引见。譬如，在沃森案件之后，令我入迷的问题之一是，除了沃森以外，其他的科学家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曾经是招募的目标。伯吉斯、布伦特、菲尔比和麦克莱恩都受过第一流的教育，我怀疑还有没有别的小团体也被招募，譬如像蜚声全球的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

我的怀疑落在了著名的苏联科学家彼得·卡皮查——俄国原子弹之父身上。卡皮查在二十年代由英国皇家学会资助来到剑桥，他在剑桥建立附属于卡文迪什实验室的蒙德定律温度实验室。卡皮查一直同苏联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人们看见他多次在自己的房间里接待俄国的情报官员。到了三十年代，苏联鉴于日益加剧的国际紧张局势，坚持让卡皮查回苏联工作，并被允许携带他所有的设备回国。他在大战前后都一直与英国的科学家们保持着联系，常常在莫斯科郊外他那设施齐全的别墅里接待那些来俄国的科学家。多年来，军情五处内部流传着卡皮查以他的慧眼在卡文迪什实验室发现了他可以招募的对象这种说法，可始终没有人对这个说法进行过探究。没有人知道这些招募对象是谁，或有多少人，也不知道卡皮查的招募是否成功了。这又是一起无头案，只得留在档案里让人们怀疑和猜测。

只有一个人能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卡皮查，他就是阿德里安勋爵。阿德里安与卡皮查很友好，在剑桥时就有联系，他是在卡皮查还没有离开英国时认识他的。六十年代时，阿德里安曾任剑桥大学校长和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维克托很快就安排了一次晚宴，使我能在晚宴上与阿德里安见面，然后再不知不觉地引他谈到苏联科学家这个话题。

阿德里安完全愿意合作。他十分理解我们对卡皮查的怀疑，尽管他非常敬佩卡皮查的成功。他—一举出了那些同卡皮查特别接近的人的名字。我的黑皮本上的名字又增多了，又有更多的名字需要到档案室去核实，更多的人需要去追查、会见、估量、澄清，也有个别的人需要从秘密岗位上调离。所有这一切终究是为了保证不使任何一个人漏网。

维克托所给予的最重要的帮助是劝说弗洛拉·所罗门再次与军情五处的人见面。从她与阿瑟的谈话中我知道，她了解的情况比她讲出来的情况更多。三十年代中期，她显然是生活当中最为活跃的人物。她和她的朋友丽棋·菲尔比以及伊迪斯·杜德·哈特在一起，成了羽毛未丰的“五人集团”的鼓励者、同伙以及信使。她同阿瑟见面以后，拒绝与军情五处再次见面。她对阴谋与背叛有一种典型的俄国人的猜疑。她以为我们会出卖她，把她投进监狱，或者被俄国人暗杀，就像她相信汤姆斯·哈里斯的情况一样。我请维克托代表我去向她说情，她终于在一九六五年中期同意见我。

“丹尼斯·普罗克特这个名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她咆哮着说。

的确意味着某种东西。丹尼斯·普罗克特当时是燃料和电力部的常务副大臣，他是三十年代进入行政机构的，曾担任过斯坦利·鲍德温的私人秘书。通过我的剑桥和牛津之行，我发现差不多有十多个人都指出普罗克特在念大学的时候，就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左翼分子，虽然他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他具有共产国际在剑桥招募的对象的典型痕迹——他是伯吉斯、布伦特、菲尔比和沃森的好朋友，也是“使徒学会”的成员。

还有一件有关普罗克特的怪事让我迷惑。一九五一年的叛逃事件之前，他突然不明原因地离开行政机构，在哥本哈根一家轮船公司找了一个工作。一九五三年，他又突然重新出现在伦敦，并恢复了在行政机构的生涯。

我问弗洛拉为什么提到普罗克特。

“金过去常常带着一些人来看我，”她说，“他对我的意见很重视。我从来不介入，不过我常常告诉他我对他招募的人的看法。”

“就普罗克特而言，你对他讲了些什么……？”

“金有一天晚上带他来吃饭，我不喜欢他。我告诉金，这个人不好，没有脊梁骨。我问金他如何受得了重压？”

普罗克特显然是布伦特决意不肯告诉我的另一个名字。我去找了霍利斯，请求允许我与普罗克特谈一谈，可他拒绝了。他说那将在白厅引起太多的混乱，那里的问题已经够多了。我得等到他退休以后。霍利斯说毕竟只是几个月以后的事嘛。

普罗克特退休后住在一个很可爱的法国乡下的农庄里，这个农庄在阿韦尼荣郊外山峦起伏的乡下。他同他的第二个妻子和孩子住在一起。一九六六年二月我到法国去拜访了他。

普罗克特有一副显贵般的外表，鹰钩鼻子，前额周围的头发已经脱去，带着一股宗教气息。他和蔼而大方地接待了我，这是上层英国人对来访者团有的分寸感。我解释说军情五处正在追询三十年代的事。

“我们只是找找线索，你知道，就是那一类的事……”

普罗克特用文职人员的简洁的语言谈起那一时期。开始时，他没有谈及自己。像一个标准的文职人员，对于其他人的生活和决定，他是一个谦逊的旁观者。可是在他的含蓄下面，我能觉察出一种热情，仿佛他在回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你对在那时的事情怎么看？”我间道。

“你指的是我的政治信仰吗？”他反问道，并对我的委婉报以微笑。“那么，你大概知道我一生当中一直是个左翼分子吗？”

“是真的吗？”

“哦，是的，”他继续说下去，“但从未做过共产党员。我非常想进政府部门去工作，因而没能加入共产党。此外，我没有像伯吉斯那样的人有勇气，他们是公开加入共产党的。”

我问他盖伊是否接近过他，让他为和平事业工作，或为共产国际，或为类似机构工作。

他摇摇头。

“没有，我想没有这样做……没有，我完全记不起这些事了。”

“可盖伊知道你的政治观点是什么吗？”

“晦，当然罗。我们非常接近。盖伊，我，安东尼。‘使徒学会’，你知道……”

“他从来没有试图招募你，你对此不感惊奇吗？”

他停下来思索。

“我想是这样，现在既然你已经提及到这一点了。事实上，我对他没有招募我实在感到是种奇耻大辱……”

他大笑起来，我也大笑起来。他提议在饭前出去散散步。那时还是冬天，可土地已经在解冻了，仿佛春天就要来临一样。我们又谈到其他的一些事——关于英国，行政机构以及事物发生变化的方法等。

“我们大多数人，你知道，都耗尽了我们的一生为逃避三十年代。”他告诉我说。接着我们回首俯瞰通向他的房子的山谷。

“我们当时都非常快乐，那是我们的世界，可我们在一九三九年却失去了这个世界。从那以后，我们就在想方设法来逃避。”

他指着被黄昏的薄雾笼罩着的农庄。

“那就是我的避风港……”他说。

那天晚上，我们享受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饭后我们又带着葡萄酒来到他的书房。普罗克特已经喝醉。我能看出他感到我的来访是一种压力。他知道我迟早会转回到伯吉斯的话题上。

他仿佛因喝了葡萄酒打了一会儿吨，醒来时已大汗淋漓，他用手帕开始紧张地擦着他前额上的汗。

“为什么你认为盖伊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招募你呢？”我问他，又为他斟了酒。

普罗克特一饮而尽，自己又倒了一杯。

“我非常钦佩盖伊，”停留了片刻后他这样说，“人们忘记了，你知道，盖伊是多么有才气。他们记不得他在大战前是个什么样子了。他的神情外表，精力和智慧。他们光想到他以后的事。”

我什么也没说，等待着他来打破这种沉默。

他又开始更急地谈着。

“你明白吗，我对他一直是开诚布公的。当我有了问题的时候，无论是多么秘密的问题，我都要去找他一起讨论。他总是给我以忠告。我想事情的真相是盖伊没有必要招募我，他可以获得他想要知道的一切，他只须说一声就行了。”

“一九五一年呢？”我问，急切地想在他谈话时施加压力。

“不，不，不，”他倒抽了一口气，“你完全弄错了。我是因为个人的原因才在一九五O 年离开的，跟这完全没有关系，那是因为我的第一个妻子瓦尔达。她自杀了，你知道，在一九五一年。”

“你在盖伊离开之前见到过他没有？”

“没有——可我妻子看到过他，大约是在他走的六个星期以前。她和她的父亲与他很接近，当时我在哥本哈根。”

“以后她就自杀了？”

“从那以后不久，是的……”

他坐起来并看着我，突然清醒了。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不想提及这事。我向你保证，跟这完全不搭界。”

他又颓然倒在椅子里，就像一个被剥夺了圣职的传教士一样瘫软了。

“这两件事都是可怕的，骇人听闻的。”他平静地说，“一两年以后我才恢复过来。爱德华·布里奇斯邀请我回行政机构来工作，我这才回到了英国。”（爱德华·布里奇斯当时是财政部的常务副大臣和国内行政机构的首脑。）

我从未弄清普罗克特的第一个妻子瓦尔达为什么要自杀以及她同伯吉斯讨论了些什么。有关普罗克特的真相难以判断。我倾向于他从未被正式招募过的说法，但我不相信他在一九五0 年去丹麦与伯吉斯毫无关系这种断言。然而这个案子无论结果怎样，有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他当时是鲍德温的私人秘书，他把他办公桌里的机密都给伯吉斯看过，或许这样一直持续到了一九五0 年。

在以后一次我与布伦特会面时，我把我同普罗克特讨论的事告诉了他。

“你没有向我们谈到过他，安东尼。”我说，带着责备和气愤的口吻。如果布伦特感到这种撒谎是朋友之间的事，他总是焦虑不安。

“你又一次保持缄默——为了保护他。”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凝视着窗外，仿佛他能看到过去。

“丹尼斯怎么了？”我又问。

“我能说的只是他是盖伊最好的情报来源。但我不知道他究竟扮演的是个什么角色，”他最后说，“我只知道他现在仍然在政府部门……”

“可你可以猜测……”我有些不耐烦了。

布伦特拉上窗帘，仿佛对外面广场上的嘈杂声。灰尘和风气有些失望。

“除非你有过这种生活，彼得，否则你是不会理解的……”

“哦，我有过那样的生活，安东尼，”我说，突然感到很生气，“或许我知道的有关三十年代的事甚至比你知道的还多。我记得我父亲因为没有工作而发疯一样地酗酒，我记得我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失去了我的世界，我的一切。我知道三十年代的一切……”

在D 处三科的研究当中，最有趣的事情之一，就是牛津大学有一个集团存在。过去，苏联的招募工作主要是与剑桥大学有关，可当布伦特坦白之后，我们认为伯吉斯和克卢格曼显然以同样的方式把牛津作为目标。牛津集团的第一个稳定的情报源是布伦特在科道尔学院的同事菲比·普尔。布伦特承认她在三十年代是他的信使。我迫切想要见到她，她同布伦特的关系很好，两个甚至合写过一本关于毕加索的书。

布伦特告诉我，说她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正处在精神分裂的状况中。他说如果我直接找她谈话，她会闭口不谈的，或许更糟，因此他为我安排了一个代表——科道尔学院的另一位高级人物阿妮塔·布鲁克纳，我可以让她把我提出的问题转告给普尔。一定程度上的弄虚作假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让布鲁克纳告诉普尔，我们正在对三十年代的事进行新的调查。安东尼想知道有没有别的什么人他可以报警。

菲比·普尔告诉阿妮塔·布鲁克纳，她过去常常为奥托把消息传递给彼得和伯纳德·弗拉德兄弟俩。彼得过去是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馆长，已经去世了，可他的弟弟伯纳德是一个高级的工党议员。普尔还说有一个叫珍妮弗·费希尔·威廉斯的年青妇女也参与了这事。她敦促布鲁克纳保证安迪·科恩即高级外交家安德鲁·科恩爵士也得到警报，因为此人当时也冒着风险。所有这些名字我都很熟悉。除了安德鲁·科恩以外（科恩曾是一个“使徒”和剑桥的学生），其他的人都与“克拉伦顿’有关，这是三十年代牛津大学的一个供左翼分子聚餐和讨论的俱乐部。该俱乐部曾是苏联间谍招募中心，这是第一个有力的证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珍妮弗·费希尔·威廉斯的名字出现时，她已经同前军情五处的官员赫伯特·哈特结了婚。我拜访了她的丈夫。他是牛津大学在学术上颇有声望的法理学教授。我问他是否可以代我找一下他的妻子。他立即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向她保证不使她的地位受到威胁，她同意来见我。

珍妮弗·哈特是一位讲究穿着的中产阶级妇女。我想，她这么大岁数还着时髦的短裙和白色网眼长统袜，完全不合时宜。她很坦率地讲起她的故事。她带着一种不以为然的优越感，仿佛把我对三十年代左翼政治的兴趣与窥视女士们裙子里面等同起来。对她来说，这是很俗气的，而且是很不雅的。

她说她在三十年代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而且有一个俄国人拉拢过她。根据她的描述，这个俄国人肯定就是奥托。奥托指示她转入地下活动，她常常在凯维花园与奥托悄悄见面。她告诉我她仅仅是地下党的一员。一九三八年她进了内务部以后就再没有同奥托见过面了。她在内务部的一个很机密的部门工作，该部门负责处理那些截听电话的申请。她还告诉我，她从未传递过任何秘密消息。

她说她还有另外两个联系人。一个是伯纳德·弗拉德，也就是招募她的人；另一个只在一段很短时间里指挥过她。她从一张照片上认出，这个人是阿瑟·温，他是伊迪丝·杜德·哈特和她丈夫的好朋友，在加入行政机构之前是工会圈子里的积极分子。

听了珍妮弗·哈特的话，我感到这毫无疑问是一个以牛津大学为基地的单独的间谍集团，但是，要进行调查是极其困难的。安德鲁·科恩爵士（曾在剑桥后来成了外交官）差不多在不久后就死于心脏病，因此就把他的名字从名单上划掉了。彼得·弗拉德已经死了，他的弟弟看来更有希望，哈罗德·威尔逊首相指名让他担任工党政府里资历很浅的大臣级职务。军情五处受命为他提供安全合格证明。我们反对并请求允许根据珍妮弗·哈特的指控对弗拉德进行审讯。在当时，威尔逊是有权禁止对任何议员进行审问的，但当他阅读了军情五处的文件之后，他却批准进行审讯。

当我开始同弗拉德会谈时，他的态度很异常。他根本不把这当成一回事。我用珍妮弗·哈特所指控的事来给他施加压力，可他既不肯定也不否认他招募过她。

“如果我记不起这些事了，我怎么能否认呢？”他一再重复地说这话。

我对他很不客气，我知道他那患有广场恐惧症的妻子最近自杀了。可弗拉德渴望结束这次会谈，大概是被那份官位诱引了。我清楚地向他解释，既然我有责任在他的安全合格证明上提出意见，那么如果他对哈特的故事不作出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的话，我就不大可能给他提供安全合格证明。可他仍然坚持说他记忆不好。这次会谈没什么结果便结束了。第二天我又让他来参加进一步的会谈，我从他那里没有获得任何进展，他坚持说他回忆不起招募哈特的事。

第二天早晨，我得知他已自杀的消息，是用煤气和毯子来自杀的。不久以后，布伦特打电话来告诉我更多的坏消息。

“菲比死了。”他说。

“天哪，她怎么死的？”我透不过气来。

“她跳到地铁下……”

在我们正对他们进行积极的调查的时候，在这么一小群人当中，竟有三人死了，这远不是一个运气差的问题。军情五处害怕这几个人的死讯传出去，所有进一步的调查工作都暂停了。报纸上已经绘声绘色地连载了菲尔比充当“第三人”角色的事情，并首次发现他在军情六处的重要地位。有关布伦特受牵连的流言也开始在舰队街冒了出来。整个丑闻的帷幕正处在被拉开的危险之中。阿瑟·温的问题仍然被搁置在那里。非常巧，他也很快要被提拔为贸易部副大臣，也需要我们给他提供安全合格证明。

“我们怎么办？”琼斯紧张不安地说。

“我们应该告诉他，如果他讲出间谍集团的真情，我们就为他提供合格证明，否则不予办理……”

“但那是讹诈呀。”他说，竭力做出吃惊的样子。

我不明白我的提议有什么不公正的地方，但是当然，正如我告诉琼斯的那样，我注命当不了外交家或政治家。

“所有这些自杀事件，”他说，“将破坏我们的形象，我们并不是那种机构。”

牛津集团结束了我对三十年代阴谋的调查。六十年代末，这个任务彻底完成了。那些有牵连的人正接近或已过了退休的年龄。我们识别出了“五人集团”的每一个成员以及其他一些人员和联系人。我们知道了“五人集团”在不同时期是怎样开展工作的，他们的通讯方式是什么。他们依靠哪些人工作、到什么地方去请求援助。我们查出一个一直未暴露的间谍沃森，俄国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五一年的最重要的情报源普罗克特以及在牛津的新的间谍集团。我们共查出了死去的或还活着的间谍嫌疑犯近四十名。此外，我们还细致地重新检查了英国社会生活当中各行业的几十个人的档案，多数人都被证明是清白的，有一部分人则被发现是秘密的共产党人或是共产党的合作者。这部分人被调离那些能够接触到机密的地方，或被暗中动员退休。

当然，还有一些无头案。克卢格曼带走了他的秘密，奥托从未被查出，“红色乐团”在英国的情况我们从未发现。但我们了解到了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了解到了这个阴谋扩展到了什么程度。我们了解我们的历史，我们不必再担心。审查整个一代人是很麻烦的，这当然要比当线索还保持清晰的时候进行调查更为麻烦。可我们驱走了过去，最终又回到了现在。不能忘记，可能还有三十年代人物遗留下来的东西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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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整个六十年代留下了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也许这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军情五处内部有没有一个尚未被发现的“老鼠”。负责研究英国情报部门被渗透的历史的“流畅”工作小组与负责调查的D 处三科齐头并进展开工作。霍利斯对“流畅”项目很没兴趣，主要是因为这个项目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这个他将退休的时间之前，提不出报告。霍利斯仍然认为，渗透问题已在一九六四年十月讨论第二个西蒙兹报告的会议之后就结束了。他命令所有参与米切尔案件的不得讨论该案件，甚至在他们之间也不允许。这是一个不可能做到的要求。有一起事件引起了预料当中的愤怒和惊恐，那就是霍利斯在一九六三年的几次访问。他访问的是美国和加拿大，并向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皇家加拿大骑警队通报了米切尔可能是间谍。在霍利斯访问后不久，我也去了加拿大。从一九五六年以来一直装在苏联大使馆墙里的未被发现的“蚯蚓”话筒突然被一队苏联清查人员挖出来了。他们事先没有进行搜查，但却确切地知道话筒在什么地方，我们听见他们在线路中断之前从墙里拿出了话筒。

皇家加拿大骑警队怀疑是不是米切尔破坏了这个行动计划，当时骑警队反间谍处处长吉姆·贝内特开始向我打听。要转移他的兴趣是不可能的，我把一份关于上层渗透问题证据的简要报告给了他。实际上，我有我自己的理论，我敢肯定，“蚯蚓”话筒的事早在一九五六年就被苏联人知道了，因此他们除了偶尔用这些房间来进行领事业务外，没有用它们来办其他什么事务。然而，直到一九六四年他们才清楚地知道这个系统的确切位置。这正与对米切尔的调查相吻合。这次调查详细地考虑了米切尔可能在一九五六年出卖了“流畅”行动的可能性。霍利斯和米切尔都在一九五六年收到了详细报告，包括“蚯蚓”系统的工作方法的细节。这个行动毫无疑问是在那个时候泄漏出去的。不管是米切尔干的还是霍利斯干的，苏联人在不知道话筒的确切位置时是没法取出它们的，除非让清查人员来找到它们。尽管苏联人知道被监听的确切范围，但当时进行了二十多天的搜寻，还是没有找出这些话筒。

琼斯听说我在加拿大谈到过渗透问题，气得大发脾气。我告诉他，在霍利斯那次不成功的访问后，要避免谈这种事是不可能的，忽视这个问题只能使我们的盟友认为更糟糕。

华盛顿对此兴趣也是同样的浓厚。我想起了在迈克尔·麦考尔家中的一切聚会。此人在一九六四年接替哈里·斯通当了军情五处驻华盛顿的秘密联络官。安格尔顿和我躲在一边不与其他人谈话，他紧追不舍地问我军情五处的内部情况。

“你们那帮人捣了什么鬼，”他不断地说，“霍利斯到这里来讲了一些关于米切尔的荒诞故事。他仿佛不知道这个案子的关键，也没有进行过审讯，现在他却说没有问题了！……”

我试图把整个案子向他说清楚。我告诉他，我们认为米切尔的事已经澄清了。我说，就阿瑟和我而言，霍利斯是我们的下一个怀疑对象。我问他是否有什么情况可以提供给我们来帮助侦破此案，他说他要看看他能做些什么。那时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困难时期，肯尼迪刚刚遇刺，沃伦委员会正在进行调查，安格尔顿还有自己那摊子迫切需要处理的事情。

一九六五年，英国安全部门仿佛在美国人眼里又一次出了纰漏。仅仅四年，一系列间谍丑闻和灾难吞没了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首先是霍顿被查出来，他出卖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水下探测系统的重要部分。虽然霍顿案件标志着军情五处新的反间谍能力的胜利，但这引起了美国海军的愤怒，并对英国同行长期怀着敌意。霍顿案件暴露不久，这种敌对情绪在国家安全理事会的一次会议上表面化了。在这次会议上，美国海军企图彻底断绝英美两国的情报和秘密交换关系。吉姆·安格尔顿和联邦调查局的艾尔·贝尔蒙特掐掉了海军的这朵阴谋蓓蕾。

“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差别仅仅是：他们抓间谍，而我们不抓。”贝尔蒙特干巴巴地说。

但是贝尔蒙特所说的话并不能减少接踵而来的一连串的灾难。一九六一年布莱克的受审并判刑几乎使中央情报局在欧洲的所有行动，包括柏林隧道行动在内，都受到了怀疑。第二年，即一九六二年，瓦萨尔又被抓获；由于一个英国间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极有价值的海军机密再度被透露给东方。一九六三年一月菲尔比叛逃，这显然是因为英国当局沉默和无能。同年，富有安全含义的普罗富莫事件发生了。苏联人通过克里斯廷·基勒向普罗富莫索取核机密情报，联邦调查局在当时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布伦特、朗和凯恩克罗斯在一九六四年坦白了，其他的案件干脆被丢人现眼地在法庭败露。一九六四年的柯达案件就是其中的一起，但是在美国人眼里，更糟糕的是在一九六五年初发生的马尔特里案件。

马尔特里案件开始于一九六三年。“费多拉”指控说，克格勃在英国的一个核研究集团内部有一个专搞理论情报的外国人，他只是在最近的一两年当中才频频活动。这说明叛逃者戈利金并不知道他，因此就大大缩小了嫌疑分子的范围。我们在走了几步错棋以后，把调查集中在叶赛普·马尔特里身上。此人于一九六二年秋从欧洲原子能机构来到考尔汉姆实验室，可马尔特里并没有被允许去接触机密的原子材料。调查还在继续进行。就像霍顿在朗斯代尔案件中一样，马尔特里可能是在波特兰时通过一个能接触到机密的女友来获得机密，因此他想获得他无法接触到的机密，也是完全可能的。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并未获得能够证明马尔特里能接触到机密的任何证据。在搜查他在考尔汉姆的办公室时，我们在他书桌一个带锁的抽屉里找到了有关会晤的材料。当时马尔特里到欧洲度假去了。他刚一回来，就在南边机场被带走了。特别处对他进行了盘问，查明了他认识的一个叫卡尔别科尔的苏联人。他有一张标明安排会面的地图。结果通过搜查他在阿宾顿的住处，发现了一个隐藏装置，里面放有几本微型一次性密码本，同朗斯代尔的那种密码本一样。有一本密码本的一页中的一部分显然已经被用过。还发现了一本日记，里面详细说明了如何把字母，当然还有词汇变为数字的坐标格，以便用一次性密码本来把电文变成密码。

霍利斯召开了一次很长的会议，来决定如何采取行动。米切尔也出席了会议。关键的因素是没有发现证明马尔特里接触过机密或向一个外国人传递机密的证据。“公务机密条例”中的确有一条规定，准备从事间谍活动就是犯罪，但即使证实马尔特里是在准备从事间谍活动这一点也是很困难的，没有证据表明他同外国人有秘密联系。政府通讯总部只能证明那些密码本与间谍们用来与他们的俄国主于进行通讯往来的密码本相似，可是与朗斯代尔案件不同，它们不能证明马尔特里确实那样干过。但人们常常不能意识到，正是通讯总部在朗斯代尔案件中的证词才保证了对被告们进行判罪。没有这种证据，朗斯代尔和他的合作者就会逍遥法外或被减刑。

我作为军情五处的信号专家在会上向上级指出，军情五处所掌握的证据甚至不足以证明马尔特里向外国人传递机密的动机。而安全局的法律处却坚持要用“公务机密条例’中那条“准备行动”的规定来套马尔特里，井以此作为一条有效的理由来进行起诉。在场的职业反间谍官员都非常吃惊，霍利斯和米切尔居然敦促对马尔特里进行起诉。结果检察总长果然提起公诉，使军情五处蒙受了不少损失。

甚走到了今天，我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马尔特里案件要进行下去。我只能记得这个审判日子——一九六三年七月二日。这是米切尔案件处于高潮的时候。很显然，如果这时把军情五处的反间谍部分除掉，那正合俄国人和霍利斯的想法。

这里还有一起应该考虑的案件就是弗兰克·博萨德案件。一九六五年初，投靠联邦调查局的格鲁乌间谍“大礼帽”，提供了英国物资供应部绝密文件的照相复制件。这是有关导弹武器方面的材料，涉及到美国的高级机密，嫌疑分子的范围很容易就缩小到几个人身上。我们用了所有的监视方法把这几个嫌疑分子都控制起来了。我们发现，嫌疑分子之一的博萨德偶尔在午饭时间到滑铁卢车站的左边行李房去取一只箱子，然后又去一家在布鲁姆斯伯瑞的饭店，用假名在那里为自己订一个房间。他独自一人在那房间里呆上半个小时。离开房间时，他就把那箱子送回左行李房，然后又回去上班。军情五处不久便把那只箱子从滑铁卢拿走了，发现里面有几架文件复制照相机，几盒胶卷和两张灌有八首俄国歌曲的唱片。这几首俄国歌曲的详细内容被复制下来。箱子里的所有东西都用照相机翻拍复制下来，然后再放回箱子原处。箱子又被送回到滑铁卢车站。我给通讯总部打了个电话，把唱片记录下来的详细内容告诉了他们。政府通讯总部只用了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就查明了其中五首歌曲是用俄国发报机传送过来的，通过方位搜寻，发现这台发报机是在莫斯科地区，是一种俄国情报机构使用格鲁乌的发报机。

我们决定在博萨德下次从滑铁卢车站取出箱子并带着它到饭店去的时候逮捕他，时间是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五日。那天他是在翻拍绝密文件时被抓获的。面对军情五处知道记录下来的五首歌曲内容这一事实时，他承认他为了钱而为俄国人提供秘密文件的照相复制件，他把这些复制件放在死信投递信箱，如地铁一类的地方，然后通过同样的渠道取回钱。在被俄国人招募之后，他在近五年的时间里只见过一次俄国人。他说发报机播发过来的歌曲是说明哪一个死信信箱可以去投递，哪一个信箱不能再使用。军情五处掌握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证据，并依照第一节条文规定提起公诉。一九六五年五月十日，博萨德被判处二十一年有期徒刑。

既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大礼帽”这个情报源是一根内线，那么俄国人为什么决定舍弃博萨德呢？首先，俄国人在一九六三年成功地利用了“费多拉”和马尔特里案件来损害军情五处，结果使人尤其使军情五处更加怀疑“费多拉”是安插进来的一根内线。一九六四年，“大礼帽”告诉军情五处一个消息，说英国首相办公室被人使用技术办法进行了窃听。除非俄国人拥有比我们所知道的更为先进的窃听系统，否则这是不大可能的。我们搜查这种正在使用的窃听系统所做的一切努力全都失败了，从而使得英国人认为这个消息是编造出来的了，军情五处和联邦调查局都对“大礼帽”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大礼帽”提供的英国绝密级文件的照相复制件，不仅使人难以相信他是一个安插进来的内线（人们要问：俄国人会抛弃这样一个情报源吗？），而且还会再次引起美国人对英国安全部门的严重怀疑，在美国引起要求中断向英国传送机密的呼声。如果要选择一个间谍去冒险的话，博萨德便是个理想的人。他实际上同俄国人没有有形的接触，他的莫斯科无线电控制是通过那些无害的歌曲来实现的。如果没有通讯总部的详细分析，我们是不能够懂得唱片的意义的，同时也不能够证明俄国情报部门与博萨德之间所进行的通讯活动。因此只能依据非法复制机密文件这一理由对博萨德提出诉讼，而对这种技术犯罪，相对来说，往往只给予较轻的处罚。通讯总部和军情五处所具有的专业技术业务再一次抓出了俄国人。这次成功有两大主要效果，即不仅使美国情报部门能够在美国政府内部保护英国的利益，而且还加深了而不是减轻了对“大礼帽”的怀疑。

但是， 对这个基本的问题不能不试问一下： 为什么俄国人认为他们必须夸大“大礼帽”的真实性？他从一九六二年底就开始活动了，如果在军情五处、联邦调查局或中央情报局的上层里没有耳目的话，俄国人是不会知道我们对他产生了怀疑的。一九六四年底，军情五处对此愈加表示怀疑，只有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内情报处处长沙利文对“大礼帽”的真实性毫不怀疑，但沙利文肯定不是俄国间谍。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只有安格尔顿和一两个亲密的同伴对大礼帽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军情五处少数几个知道“大礼帽”的人都不相信他是真间谍。霍利斯也知道这些人对“大礼帽”的真实性十分怀疑。

在同盟关系上还有其他紧张的问题。美国情报界对一九六四年哈罗德·威尔逊掌权和工党政府抱有深刻的敌意。部分原因是反工党的偏见，部分原因是工党决定放弃北极星式导弹——一个很快被他们撤销了的保证。

自一九六三年底，霍利斯访问华盛顿之后，米切尔事件以及军情五处本身在最高层或接近最高层被严重渗透的担忧笼罩了一切，而秘密情报局显然又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阿瑟·马丁被解雇只能加重美国的怀疑。他们知道马丁是献身于搜索藏在任何地方的“斯大林的英国人”，在美国人眼里，这仿佛是一个公学的小集团把他送走的。

一九六五年中期，事情冒出了头，约翰逊总统指定由总统国外情报顾问委员会对英国安全事务进行考察。这个委员会是由退休的情报界头面人物、银行家、工业企业家和政治家组成，专就改进国家安全问题向总统提出建议。其中有两个人的任务是负责考察绝密业务——一个是戈登·格雷，他是艾森豪威尔当总统时的国防部长、北卡罗莱纳州的州长，现在是该委员会的秘书长；另一个人是杰拉尔德·科因，他以前是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主持该委员会已经十五年了。

一九六五年夏天，格雷和科因悄悄来到伦敦，开始对英美情报关系进行考察，尤其是对军情五处的效率进行了考察。这项工作进行得极其仔细，英国情报部门没有哪个人知道这项工作正在进行。在任何国家里，这种考察都会被冠以一个难听的名字——间谍活动。格雷和科因的大部分材料都是克利夫兰·克拉姆提供的，此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伦敦的负责与军情五处联系的官员。克拉姆是一个很有才能的、头脑冷静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在伦敦服务多年，对军情五处的薄弱环节太清楚了。克拉姆多次把格雷和科因带到莱肯菲尔德大楼和军情六处总部，但只把他们两人作为同事来向别人介绍。当时，所有像克拉姆那种地位的中央情报局的官员都是公开进出一切英国情报集团的，他向我们说这种假话是非常容易的。

一九六五年，我去华盛顿访问时才第一次听说格雷和科因的考察。安格尔顿向我介绍了已经定稿的报告内容，我听了十分吃惊。格雷和科因对军情五处提出一个毁灭性的批评，他们引用了英国反间谍工作规模不大的例子，说有许多工作能力很强的官员由于组织不当以及缺乏财力而被浪费了。报告特别对军情五处内部的领导质量提出了批评，尤其是霍利斯和当时的反间谍处处长卡明的领导质量。格雷和科因最后作出结论，霍利斯显然不仅已在高级官员当中失去了信任（这是真的），而且在白厅那些同等地位的人当中也失去了信任（这也是真的）。

安格尔顿为这份报告所激动，他告诉我，它将为英美反间谍工作的新关系奠定基础。他还告诉我，中央情报局打算同美国驻伦敦大使戴维·布鲁斯一起直接去找哈罗德·威尔逊，向他汇报考察的发现。

“一切都将发生变化，”他说，“我们将充实中央情报局的伦敦站，其中一半的人将直接在军情五处内部工作，我们要接触一切，并且要尽力帮助你们。”

我听了格雷和科因的报告后，立即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安格尔顿信任我才告诉我这件事的，但是我有责任回去报告有这样一份文件存在以及计划找威尔逊的事。安格尔顿的野心非常露骨：他要让中央情报局把整个军情五处吞并掉，然后把这作为中央情报局的国外分站。我回到伦敦，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告诉了霍利斯和琼斯，这一次使霍利斯震动了，他是很少这样沉不住气的。他下令核实记录，几小时后就证实了格雷和科因确实访问了每一个英国情报部门，但从未宣布他们的真正目的。

那天下午，我看见他们两人钻进一辆等在莱肯菲尔德大楼前的汽车里。

“谢谢你的帮助，彼得，”琼斯忧郁地说，“绝不能相信该死的美国佬会按章办事！”我想这是一种伪善的情绪，但我认为最好别介入这场正在形成的纠纷当中去。霍利斯和琼斯去见了外交大臣，抗议这种无耻滥用英美协议的行为。这场争吵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无法告知。

可怜的克拉姆受到了狠狠的斥责，他反对找威尔逊，是赫尔姆斯和安格尔顿坚持要他对乔治·威格进行询问的，乔治是威尔逊的国家安全顾问，但霍利斯没有原谅他的心思，因为他在整个英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面前受了侮辱。他威胁克拉姆说，如果再进一步发生类似的侵犯协议的事，就要把克拉姆赶走。几天以后，我看见克拉姆在莱肯菲尔德大楼的五楼上躲躲闪闪地走着，看上去他有点局促不安。

“你差不多已经打败我了。”他苦笑着说。他知道中央情报局一直企图这样干，可现在被人理直气壮地抓住了。格雷和科因的报告是霍利斯担任安全局局长时期的一份可怕的起诉书，这一点霍利斯是知道的。可美国人则用典型的无中生有的鲁莽作风来处理这件事，他们的计划的基本出发点是好的，想为军情五处提供它所缺乏的财力和人力。当然他们还有其他动机，那就是他们要军情五处成为一个附属品，而不要它成为一个设备完善齐全的独立的盟友。

这份报告确实使我们的工作有所改进。军情五处的上司们第一次承认需要大力扩充D 处，陈腐的枯萎的殖民地产物，如E 处，也需要扩充。从此以后，D 处在人力物力的拨给上享有优先权，新扩充后的D 处不可避免地要为它自己寻找一个新的领导人。于是，前殖民地警察亚历克·麦克唐纳被送到D 处，马尔科姆·卡明知道自己绝不可能成为副局长后，决定提前退休。

另一个由报告引起的重要倡议是，承认需要成立一个机构来确保西方反间谍机构之间进行更为密切的合作。政府通讯总部和美国国家安全局已经根据英美协议的条款作了正式的情报和机密的交换，军情六处和中央情报局则定期地通过在伦敦的联合情报委员会和在华盛顿的国家安全理事会来交换外国情报分析。但反间谍工作基本上是临时性的。安格尔顿和我常常谈到组织一个自由交换反间谍情报的讨论会的价值，如果要取得最好的进展，超国界的反间谍情报交流，尤其是从叛逃者那里获得情报以及接触每个国家的档案，都是最基本的条件。安格尔顿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他想利用格雷一科因报告来强迫我们进行单向交流，不过他最后还是承认互惠的讨论会的好处。由于他的敦促，我们组织了一个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高级反情报官员参加的会议，大约每隔十八个月就举行一次这种会议。这个会议被称为卡扎布（CAZAB ），第一次会议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举行。

格雷一科因报告并不是霍利斯一生当中的唯一不幸，当他快退休时，“流畅”工作的框架已经定形。工作组成员包括军情六处反间谍处的特伦斯·莱基和杰弗里·欣顿以及在一九六五年调人的阿瑟·马丁，军情五处的人员有帕特里克·斯图尔特、安妮·奥尔尤因和D 处三科的伊夫琳·麦克巴尼特，我担任工作组组长。文件直接发到D 处处长亚历克·麦克唐纳和反间谍处处长克里斯托弗·菲尔波茨那里。我们每星期四在我的办公室或在莱肯菲尔德大楼六楼会议室里碰头。

开始时气氛很紧张。每个成员都明白手头这项任务的可怕意义——详细检查关于英国情报机关被渗透的每一项指控。“流畅”工作所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改变阿瑟和我在米切尔案件中采用过的解决渗透问题的方法。一九六三年，当我们把渗透案件呈报给狄克·怀特时，我们着重于依赖对技术案件和双重间谍案件中特殊情况和矛盾疑点的各种分析，行话称之为“脱节”。“流畅”决定对所有的“脱节”不予理睬，它们掩盖了叛逃者提出的有关渗透问题的明确指控，而只有这些明确指控才是原始的依据，于是我们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这些指控上面。

第一个任务是核对这些指控。在米切尔调查工作中，大部分工作已经完成，剩下的工作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因此我提议把它作为D 处三科研究项目的整体的一部分来进行。

经过六个月的工作，我们编辑了一份庞大的档案，其中包括指控的全部清单——共有二百多起指控，有的指控甚至要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指控被分发给组内的各个官员。来自波兰的指控，如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分配给特伦斯·莱基。伊夫琳·麦克巴尼特负责处理军情五处的旧的指控，帕特里克·斯图尔特负责戈利金的材料，我查阅克里维茨基、沃尔科夫和“维诺纳”行动档案。

指控搜集完了之后，我们立即对它们进行了评估。我们仔细地检查了每一项指控，并对它的正确性做出决定——也就是说，我们是否肯定它是真的。例如，一个叛逃者可能会说军情五处或六处有一个间谍，我们能否判断出这项指控的真假？如果我们确信这项指控是真的，那么就用反间谍工作的行话称之为“一张真清单”，然后我们再核对每一项指控是否被归到一个已知的间谍身上，如菲尔比、伯吉斯，或布伦特，如果已经归纳上去了，我们就根据以后出现的情报，再对这种归纳进行重新检查。

对指控的评估取决于我们记录的质量。军情六处的档案混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每一个地区科和反间谍处都保存着他们自己的记录。军情六处是情报提供者，而不是整理者，几乎不考虑建立一个有效的记录保存系统，之所以有如此之多的指控被搁起来而不加以解决，这就是一个主要原因。因此，大家一致认为需要对军情六处的档案室进行改进，并把这作为我们的一份附加工作来完成。一九六七年，阿瑟终于离开了反间谍处去接管了军情六处的档案室。他在那里对档案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整理，为英国情报部门做出了最后一项重要贡献。

经过全面的检查，二百起指控分别被归纳到六类当中的一类里：

a 该指控是“一张真清单”，可确切归属于一名已知间谍；
b 该指控是“一张真清单”，几乎可以归属于一名已知间谍；
C 该指控是“一张真清单”，但不可能归属于一名已知间谍；
d 由于情报材料不足，不可能断定该指控是不是“一张真清单”；
e 该指控有待质疑；
f 该指控不是“一张真清单”，如同废话。

霍利斯快退休时，“流畅”工作开始揭示出了一副描绘军情五处被渗透的历史的新图画。许多指控以前已经被归到已知间谍身上，如归到菲尔比或布伦特身上，但经后来详细调查后，发现它们被归错了。我们对二百起指控进行了重新审查，其中有二十八起属于最重要的C 类——它们全是“真清单”，但却指向尚未发现的间谍。

在这二十八起指控中，有十起是真正重要的指控，都与军情五处有关：

1 沃尔科夫的“代理领导人”，时间是一九四五年九月；
2 古曾科的“埃里”，时间也是一九四五年九月；
3 斯克里普金的叛变，时间是一九四六年（情报一九五四年来自拉斯特沃罗夫）；
4 戈林涅夫斯基的“中级特务”，时间从五十年代起；
5 戈利金的斯克里普金调查的情报，时间也是一九四六年；
6 戈利金的克格勃总部用来存放英国情报部门材料的特别保险柜的情报；
7 戈利金的克格勃总部存有英国情报部门材料的档案索引情报；
8 戈利金的“技术问题”文件情报；
9 戈利金有关保护苏联在伦敦的侨民区特殊安排的情报；
10戈利金有关泄漏克拉布潜水行动的情报。

戈利金的各项指控时间是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

这份清单的真正惊人之处在于它的排列方法。它是按照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六三年这个清楚的时间年月顺序来排的。戈利金的材料虽然新一些，但并不十分明确，还不足以指向某一个官员，但它表明这些指控显然是针对上层渗透问题的。前三起指控虽然陈旧，但却改变了“流畅”工作，并将矛头第一次指向了霍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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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康斯坦丁·沃尔科夫的清单是我们调查的第一个案件，也是D 处三科为了追查清单中提到的两个外交部间谍当中的第二个人而进行的重点调查项目。我决定请杰弗里·萨德伯里把整个文件重新译出来，此人是政府通讯总部负责“维诺纳”计划的官员。萨德伯里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尤其是，由于通过“维诺纳”计划，他熟悉沃尔科夫企图叛逃时俄国情报机关所使用的行话，而原来这个文件的译者却不懂这些行话，原来的译者是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的官员。

沃尔科夫的清单里有一条尤其令我迷惑，原来的译文提到，他知道伦敦重要机构里的重要苏联间谍的档案和文件。译文里有这样一段话：“根据他们的假名来判断，有七个这样的间谍，五个在英国情报部门，两个在外交部，我知道，例如，其中一名间谍担任着英国反间谍某部门的领导职务。”

一九五一年菲尔比案件的材料第一次进行汇编时，军情五处就假定沃尔科夫所提到的最后那个间谍是菲尔比，因为他在一九四五年的确担任过军情六处负责反间谍的领导职务。但是，我从“维诺纳”计划中学到足够的俄文，发现有两个字在原来的译文中没有出现过——一个词是“otdel ”，意思是“处”，下面紧接着的另一个词是“upravalenie ”，意思是“理事会”或“高级处”。不管怎么说，都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明沃尔科夫的这段话就一定指的是菲尔比。英国情报机构共有五名间谍，其中任何一个人都容易被认为是菲尔比。

我把沃尔科夫的清单交给萨德伯里几天后，他激动地给我打来电话，那时他几乎忘了转换电话扰频器。

“原来的译文是错误的，”他说，“全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专用语言。起草这份文件的人显然是一个很高级的官员，他写得很仔细，有丰富的职业技巧和知识。真正的译文应该是这样的：‘我知道，例如，其中有一个间谍正担负着英国反间谍局某个处的领导职责。’

“事实上，我倒认为这个人的位置是暂时的。他正‘担任着职务’，而不一定就是这个职务本身，这使我认为他是一个代理领导人或类似这样的职务……”

“我没有听明白。”我小心地回答说。

“你还不明白？”杰弗里的喊叫声夹杂着电子噪声传了过来，“英国反间谍局是军情五处而不是军情六处！”

这意思很清楚。如果萨德伯里是对的，那就不是菲尔比，也不是布伦特，因为他从来没有当过任何代理领导人。在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担任过英国反间谍局某处的代理领导人的只有一个，他的名字叫罗杰·霍利斯。

第二起指控是伊戈尔·古曾科说的军情五处的间谍“埃里”。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名字时是在安妮·拉斯特的笔记本上，那时正在对米切尔进行调查。“流畅”对埃里案件重新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调查。古曾科的埃里案件不同寻常，它出现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与沃尔科夫提出的“代理领导人”的指控正好是在同一时期，与我们获得“维诺纳”计划的突破正好同在一天。

沃尔科夫说的事件要点很简单，他说他知道军情五处内部有一个间谍，他是从一个叫卢比莫夫的朋友那里知道这事的。卢比莫夫一九四二年在莫斯科的格鲁乌的主要密码室与沃尔科夫一起工作。埃里的通讯方式是死信信箱，其中一个信箱是墓碑的缝隙处。古曾科说，埃里有些东西与俄国有关，或者在他的背景方面，或者因为他访问过俄国，或者他会讲俄语。埃里是一个重要的间谍，因为他能够从军情五处拿走有关在伦敦的俄国人的档案。

卢比莫夫给他看了那个代号叫“埃里”的间谍发来的部分电报。古曾科说，每当埃里的电报一来，就由密码室的一名妇女先读一下电报译文，如果有必要，可直接送给斯大林。我邀请一个原格鲁乌的高级官员到英国来，此人是在大战结束时叛逃到西方来的。我问他，那个读电文的妇女是谁，他说她叫维拉，直接在他的手下工作，负责指挥在西方的所有格鲁乌非法分子。可是由于保密规定，她从不把她所控制的间谍人员的身份告诉他。战争时期，在瑞士为格鲁乌工作的非法间谍亚历山大·富特，在四十年代末叛逃之前也把维拉（见他写的《间谍手册》）描绘成他在一九四五年去莫斯科受训时的女负责人。

古曾科讲的事件中的第一个问题是，自从他在一九四五年第一次告密以后，他经常改变细节。“军情之五”成了军情五处，这个区别是很关键的。从理论上讲，“军情之五” 可以指军事情报局的五处。 菲尔比在一九四二年的确在秘密情报局（前军情五处）的五处工作过。古曾科的另一个问题是，他在六十年代中期已经是一个无法挽救的酒徒了，让他回忆二十年前发生的事是完全不可靠的。我向皇家加拿大骑警队要求再见一次古曾科，可他们告诉我们，古曾科由于贪杯又贪财，给加拿大当局造成了不少麻烦。他们害怕同古曾科进一步进行接触会使问题恶化，而且还有很大的风险，因为古曾科可能把我们会见他的目的传出去。

我问皇家加拿大骑警队，是否有审讯古曾科的原始记录，这些记录是他在叛逃初期关于埃里问题准确说法的最好证据。可看守古曾科的骑警队员已经去世，他的记录也没有存档，差不多能肯定已被销毁了。

英国情报部门档案中的证据仅仅使古曾科故事的真实性进一步复杂化。古曾科叛逃后，军情六处的官员彼得·德怀尔从华盛顿去了加拿大，听取他的交待。德怀尔每天给军情六处的伦敦总部发回电报，概述古曾科供出的信息。德怀尔的电报由秘密情报局反苏联间谍处处长菲尔比处理，菲尔比在第二个星期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紧迫问题：沃尔科夫几乎在同时与英国人在土耳其接触。幸运的是，他请了当时的军情五处的同行罗杰·霍利斯替他去加拿大和古曾科见面。我们怀疑，这是一次巧合呢，还是他知道霍利斯是个间谍伙伴，并相信他能在古曾科案件上搅混水，才做了这样一种安排？可是，我们从“维诺纳”知道，霍利斯去加拿大见古曾科时，克格勃并不知道格鲁乌在军情五处有一个间谍。古曾科所拥有的最明确最重要的材料是关于原子武器发展项目中有可能存在着间谍的材料，霍利斯的报告详细地记述了这方面的情况，而“军情之五”中的间谍埃里几乎就是一个脚注。霍利斯断定古曾科不清楚英国情报部门的组织结构，古曾科弄错了，于是这件事就被埋掉了。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

然而，当时的反间谍处处长盖伊·利德尔却把这根线索挂在了脑海里，他在日记中对埃里的可能身份进行了推测。奇怪的是，直到利德尔的老秘书把日记交给我并请我保存，而霍利斯却下令将它销毁时，我才知道这一点。我再一次静下来思索，霍利斯下令销毁利德尔的日记是偶然的，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

一九六五年我们设法从“维诺纳”中破译了一份新的电文，从而改变了“流畅”对埃里是不是“一张真清单”的评估。我们破译“维诺纳”信号的那个星期是从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开始的，这一天还收到一份给克罗托夫的电文，该发报人在电文中平静地讨论到，他要根据加拿大“邻居们”所面临的问题，对宝贵的“阿根图拉”采取预防措施来进行保护。这显然是指上周在加拿大发生的古曾科叛逃事件。我们已经知道，“邻居们”是克格勃用来指古曾科工作过的格鲁乌的一个暗语。克格勃没有理由害怕他在英国的任何间谍会被古曾科破坏。格鲁乌不知道克格勃的机密，而且不管怎么说，还有菲尔比在那里天天监视着所有预想不到的发展情况。

但是，到了九月二十二日，即一周的通讯工作的尾声时，电文的调子明显不同了。那种轻松的调子消失了。克罗托夫收到了如何与他的间谍进行工作的细致而详细的指示。只有“丛林接头’方式才能采用，而且会面要尽量减少，如果可能的话，一个月见一次面。

我们需要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莫斯科中心为古曾科的证词之含义而突然变得担忧起来？古曾科实际上是在两个星期前的九月五日叛逃的，格鲁乌差不多立即对损失作了一个初步的估计，并为那些他们担心会被古曾科出卖的人作了保护安排。九月十二日，彼得·德怀尔就把古曾科在加拿大告诉他的详细情况发回给了在军情六处伦敦总部的菲尔比，但是，一个星期之后，克格勃突然开始变得很担忧。

答案在当时军情六处的档案中。九月十八日至十九日，一份电报送到菲尔比的桌上。它第一次详细叙述了古曾科对代号叫埃里的间谍的描述，这或许是菲尔比第一次知道“军情之五”中有间谍的消息。我们在六十年代查阅了这份电报的原件，电报被折成四折，四周边缘很脏，仿佛曾在衣服里层的口袋里放过。菲尔比在收到电报两天之后签上“HARP”（菲尔比姓名的首字母）。显然，他在那两天之内取走这份电报，并把它给他在伦敦的俄国上司看了。档案中所有涉及古曾科案件的电报都不曾用这种方法处理过。显然，就是这份电报在“维诺纳”通讯活动接近尾声时引起了俄国人的担忧。

我要求皇家加拿大骑警队对克格勃从伦敦发往莫斯科的全部通讯进行一次搜查。我们看不懂这些通讯内容。我们仅有的“维诺纳”吻合是从莫斯科到伦敦的克格勃。萨德伯里告诉我，通讯总部发现了一件值得注意的情况，那就是在九月十九日至二十日发出的一份电报。他们可以肯定这是一份特急电报，因为同一线路上往来的电报都已为它让路。意义很明显——菲尔比在收到军情六处关于古曾科对“军情之五”中的间谍埃里的描述的电报的第二天，发出了这份特急电报。

我们了解到伦敦曾经给莫斯科发过一封特急电报以后，就去寻找这份特急电报的回电。从莫斯科到伦敦这条线路上只有一份特急电报。我们一直无法确切地看懂这份电报。它的日期是在“维诺纳”通讯活动周的最后一天，由于它是以特急发出的，因而比其他的电报到达伦敦的时间要稍早些。一九六五年底，萨德伯里和我顽强地把这份电报攻下来了。我们猜测这份电报是对菲尔比那份电报的答复。我们把这种猜测作为一种破译的辅助手段。破译出来的电文内容是这样的：“领导已同意与邻居们商讨斯坦利关于他们在加拿大事务的材料。斯坦利的数据是正确的。”

我还记得我们当时坐在萨德伯里的办公室里对着译文发愣。它完全没有意义。起初我怀疑是不是我们弄错了，可萨德伯里把译文与“维诺纳”的另一面进行了核对，往返的电讯都完全能看懂，没有什么毛病。这份电报发出的时候，菲尔比正是克格勃的高级间谍，并在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担任着军情六处的反间谍领导人。莫斯科方面仿佛对菲尔比的情报产生怀疑，要不然他们有什么必要对它进行核实？斯坦利使克格勃陷入这种混乱的数据是什么？

只有一种解释才能说清这些疑点。克格勃一定不知道格鲁乌指挥的那个在“军情之五”中的间谍，当菲尔比转告了有关这个间谍的消息以及古曾科对他所造成的威胁时，克格勃只得取得“领导”，即政治局的同意，与“邻居们”格鲁乌进行商量，询问他们是否有这么一个宝贵的人在伦敦。当他们得知格鲁乌确实有这么一个间谍时，他们才意识到伦敦可能要进行激烈的追查，所以他们发回证实了斯坦利数据的电文，接着发出了加强安全的紧急指令。

可埃里是谁？他在哪里工作？他显然不是菲尔比或布伦特，我们知道这两个人从来就不受格鲁乌指挥。我问过在西方的每一个俄国叛逃者，“军情之五”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所有的人都肯定地说它是指军情五处，而不是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的五处或别的什么组织机构。不管埃里是谁，他肯定是能够接触俄国人的档案的，那么就能肯定他是在处理这种材料的F 处，而当时在F 处的高级官员是罗杰·霍利斯，因此同样的疑点被沃尔科夫的“代理领导人”的指控所解开了。

“流畅”花了好几年时间试图解开三条有联系的线索的谜，它们是：沃尔科夫的‘代理领导人”，古曾科的“埃里”和“维诺纳”的八个匿名者。三条线索都出现在一九四五年九月的那一周中，是米切尔还是霍利斯？都是，还是都不是？三条线索之间的相似之处十分神秘。“代理领导人”和埃里都是指向两个相同的人，但第一项指控是对克格勃的，第二项指控是对格鲁乌的。“维诺纳”有八个间谍；沃尔科夫的清单里提到有七个在伦敦，两个在外交部，五个在英国情报部门。麦克莱恩已在华盛顿呆了一年，因此他不可能是外交部那两名间谍之一。伯吉斯大概是其中之一，因为他当时正在外交部的新闻司工作。在其他人当中，最大的可能仿佛是克里维茨基说的“伊顿和牛津”外交部间谍。一九五一年麦克莱恩濒临落网时，菲尔比曾利用外交部这名间谍来转移军情五处对麦克莱恩的注意力。

可英国情报部门的五个间谍呢？一个是菲尔比，另一个是布伦特，第三个是凯恩克罗斯，朗在理论上可能是沃尔科夫所说的第四个间谍，可他当时不在伦敦。既然一九四五年九月他在德国，那么他不可能是“维诺斯”八名匿名者之一。剩下的一个沃尔科夫的间谍——“代理领导人”尚未解决，还有四个“维诺纳”匿名者，其中一个被假定是“代理领导人”，另一个是沃尔科夫所说的第二名外交部间谍。

“流畅”的第三项指控是斯克里普金案件。这是苏联驻东京大使馆的二等秘书尤里·拉斯特沃罗夫告诉我们的，实际上，他是克格勃的中校。英国海军情报部门在一九五三年秋与拉斯特沃罗夫取得联系，并开始同他商讨他的叛逃问题。拉斯特沃罗夫最终同意过来，但条件是要直接去英国的殖民地，如去澳大利亚，而不回英国。他说他不愿回英国，是因为他知道英国情报部门被渗透，但他没有进一步地详谈。海军情报处安排了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运输司令部的飞机，把这位克格勃的官员从东京送到新加坡，打算在那里把他移交给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联合机构（远东安全情报处）。拉斯特沃罗夫并不知道这些计划。不幸的是，当飞机滑行到跑道的尽头时，一场暴风雪袭击了东京，飞机不能起飞了。在等待暴风雪稍小的时候，他从机组人员的闲谈中得知飞机是去新加坡而不是去澳大利亚。他吃了一惊，便逃离了飞机，跑到美国大使馆，叛逃到他们那边去了。

以后中央情报局报告说，拉斯特沃罗夫进一步详细提供了他认为的英国情报机构被渗透的理由，他说他的朋友斯克里普金中尉曾在一九四六年在远东与英国人有所接触，并提出要叛逃。斯克里普金打算先回莫斯科，带上他的妻子，然后在下一次出国时叛逃。但是，斯克里普金回到莫斯科后，克格勃对他有所察觉，两名假装在军情六处的官员来同他接头，于是他暴露了自己，结果在审判后被处决。

我们在档案室里查找斯克里普金的材料时，发现这里确实有他的一份档案，里面还有远东海军情报处关于斯克里普金叛逃的两份报告的复制件，一份时间是一九四六年五月，另一份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两份报告订在一起，在八月上旬由远东安全情报处送到军情五处。文件是由当时的F 处的副处长霍利斯和一名低级官员处理的。霍利斯指示那个低级官员把这个文件归档，并存放在档案室。在拉斯特沃罗夫一九五四年讲出斯克里普金的事之前，这份档案一直搁在档案室里。档案被重新找出来以后，军情五处自然认为斯克里普金的被察觉是菲尔比干的。

“流畅”重新检查此案时，发现了几个新情况。首先，当戈利金在一九六一年叛逃时，他问我们对斯克里普金案件知道些什么。他说他在一九四六年经手过这个案件，当时他是一名在克格勃第一总局反间谍处工作的低级官员。他记得报告是从伦敦来的，绝对不是从远东来的，时间是在一九四六年底，当时莫斯科大地正覆盖着白雪。戈利金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讲到了两个装成军情六处官员的克格勃人员是如何欺骗斯克里普金的，我们还让戈利金描述一下他见过的两份文件，戈利金讲得很准确，令人吃惊。他说，第一个文件是关于对斯克里普金所进行的试探以及对他的价值的评估材料；第二个文件是关于他今后计划的简述，包括同他进行联系的在莫斯科的地址。戈利金还说他敢肯定文件在被间谍翻拍复制时就订在一起了。

“流畅”发现的第二个新事实是，尼古拉·埃利奥特在贝鲁特审讯菲尔比时，曾问他是否出卖过斯克里普金，他完全否认这样做过，给他提供了许多细节后，他还是不知道这个案子。这是最令人感到奇怪的，因为我们推测，菲尔比会从他自己的利益出发声称在这起案子上是讲信用的，也许这次菲尔比讲的是实话。

我安排了对斯克里普金这两份文件的整个分发情况做一次全面的调查，看看是否还能发现与此案有关的新东西，结果很有启发。五月那份报告就被发到海军情报处（香港），新加坡的远东安全情报处和伦敦的海军情报处。他们把报告放进海军公文摘要，并在海军情报处内部分发，还例行送一份到英国秘密情报局R 处的海军科去，海军科又把它转给五科去归档。对军情六处进行的大量的记录调查表明，菲尔比从未出现在这个文件的散发对象名单上。

七月的文件以同样的渠道分发，除了新加坡的远东安全情报处之外。他们决定把两份报告订在一起，并按惯例送给军情五处，送达时间为八月八日。这时军情五处才第一次知道这件事，而且只有在那里这两份报告才是订在一起的，这正好与戈利金的回忆完全符合。出卖斯克里普金的人肯定在军情五处而不在军情六处。菲尔比的可能性被排除了，而布伦特早在一年前离开了军情五处，这样矛头就再次指向了处理当时斯克里普金档案的F 处副处长的罗杰·霍利斯。

“流畅”指控的大概范围清楚以后，我开始了我所从事过的最危险的工作。在没有获得授权的情况下，我开始对霍利斯的背景进行“自由”调查。我得小心翼翼，我深知哪怕只是最细小的泄漏，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我被解雇。我访问了牛津的波德里安图书馆。我从那里的大学记录中发现，霍利斯从未得过学位，尽管他是在二十年代进学校的。他念了五个学期以后就原因不明地离校了。对于一个如此安分守己的人来说，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我到霍利斯原来学习过的沃尔斯特学院，在那里查阅了记录，以便找出谁曾同他住在一层楼上。霍利斯在第四学期时搬进了惠灵顿广场的宿舍，我查阅了所有的牛津一览表，上面列有牛津住读生的地址，为了找出与他同住一幢楼的那些学生，我甚至还查阅了大学高尔夫球协会的记录，希望从中能找出一根能表现霍利斯个性的线索。

我没有霍利斯的工作履历，只得抓瞎。我从霍利斯的谈话中知道他曾去过中国，因此我又去了护照办公室查找他到达和离开英国的日期。我去了霍利斯到中国之前工作过的标准特许银行，并在那里做了细致的调查，但除了一个转寄北京一家银行的地址之外，什么记录也没有。

我想找到一些有关一种秘密生活，或一个不拘小节的朋友，或一种公开政治活动的迹象的证据。每一个人的处世为人如何，都可以由他周围的朋友来评论。于是我把在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这段关键时期与霍利斯很接近的人列在一张名单上面。在牛津有两个人特别引起我的兴趣——克劳德·科伯恩和莫里斯·理查森，这两个人都是左翼分子。当我检查科伯恩的档案时，我注意到了霍利斯在整个大战期间一直保存着这份档案，并且从来没有按照情报机构的习惯要求，在这份档案上填写他与科伯恩的友谊关系，我怀疑他有某种要掩盖这种友谊关系的原因。科伯恩与共产国际有着广泛的接触。

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模式。中国在三十年代是个政治活动的温床，是共产国际进行招募的活动场所。温特博恩告诉我，他在日本认识一个退休了的老上校，此人在中国时认识了霍利斯，曾在一幢房子里同住了一年时间。休约我去拜访他，他叫托尼·斯特布尔斯，一个鲁莽的是式军官，他清楚地记得霍利斯。他说他从不知道霍利斯的政治观点，但总推测他的观点是左倾的，因为他与一个左翼新闻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经常来往，此人是共产国际的得力招募者；另外还有一个人叫阿瑟·尤尔特的男人，斯特布尔斯把他描绘成一个国际社会主义者。

另一个被访问的人（是阿瑟·马丁访问的）叫简·西斯莫尔，在战前她负责把霍利斯带进军情五处。她最后从军情五处调到军情六处，与军情六处的一个官员结了婚，改称简·阿切尔。她是一个难以亲近的知识分子，曾负责过军情六处以前的共产主义事务研究部门。我过去因为D 处三科的调查工作常常去找她，她很愿意提供帮助，还告诉我调查应该追溯到多年以前。有一天下午，我提到米切尔和霍利斯的话题，他们两人在战争期间都与她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简是一个深谙世故的老手，完全知道我为什么要试探她。

“他们两人当中有一人会是间谍，你认为呢？”我问她。

“他们两人都不值得信任，”她告诉我，“但如果让我来选择谁更有可能是间谍的话，我会挑选罗杰。”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霍利斯亲自打来电话，要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他如此随便，一改他过去的做法。以前没有他私下的通知，我从来没去过他的办公室。他在门口热情地招呼着我。

“到这边来坐。”他笑容满面地说。

他拂去了沙发上想像中的灰尘，坐在我对面的一把安乐椅上。这也令人感到奇怪，霍利斯通常坐在一把直靠背椅子上。霍利斯急于使这次会见随便些，于是他不自然地闲谈起他即将退休的事。

“艰难时期，”他说，“养老金不多，每样东西都要花钱……”

“你的安排计划是什么呢？”

“哦，我想到乡下去。我在那里有一小块地方。马上摆脱这一切。打打高尔夫，散散步……就像这类的事。”

他咯咯地笑了起来。

“想到几个星期后我的照片就要挂在那里了，真觉得好玩。”他说着，抬头看了看墙上那些俯视着他的肖像。这些肖像神态各异：凯尔的僵直的军人姿态，皮特里的装腔作势的潇洒，西利托是个驼背耸肩的警官，狄克的轻松而超凡的魅力。

霍利斯转过头来面对着我，向前俯躬着身子，双手放在膝盖上，并且无缘无故地傻笑着。

“彼得，在我走之前我只有一件事想要问你。我想知道为什么你认为我是个间谍。”

我必须迅速地想一想。如果我向他撒谎，而且他知道了我在撒谎，那么那天我就完蛋了，所以我向他讲了实话。

霍利斯对此表现得很自然。大约十年前，他和我讨论蒂斯勒之时起，我们就开始产生了对抗。现在这种对抗公开了，它像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摆在我们之间的桌子上。面对过去所有秘密培育出来的怀疑，仿佛再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都是根据过去那些指控，先生，”我告诉他，“还有导致案件出问题的线索。你知道我对战后失败的看法，这是一个消除的过程。首先是米切尔，现在是你。”

“哦，是的——但肯定你在注视着新的情况……？”

“是的，是过去的指控，先生。”

我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把沃尔科夫的清单、重新翻译的电文、古曾科的埃里以及斯克里普金的报告都对他说了一遍。

“好啊，彼得，”他和气地笑着说，“你已经给我戴上手铐了，不是吗？……”

我想插上一句，可他把双手的手心朝着我，让我保持沉默。

“所有我能说的就是我不是个间谍。”

“可是先生，在‘流畅’会议之前，我能下什么定论呢？什么定论也没有……”

“我也许能找出审讯古曾科的笔记来……”他说得并不肯定，“说句老实话，我真的回忆不起斯克里普金了，还有沃尔科夫……”

他用削尖了的铅笔敲着他坐的椅子的边缘，咔嚓咔嚓地碰着牙齿。

“我不认为你在沃尔科夫问题上是对的。为什么菲尔比要远远地跑到土耳其去？他应该先核对一下。”

他叹了口气，仿佛全是过去的事了。

“‘流畅’是很有用的，不是吗……？”他突然问道。

“我想是的，先生。我想这项工作早就应该开始。”

“是的，我就认为你会这样想……麦克唐纳并不这么肯定——嗯，我想你是知道这一点的。”

“他收到了报告，我想他读过了这些报告。”

“哦，是的。我肯定我们大家都读过，”霍利斯回答说，“很引人入胜。全部的历史。抖掉管子上的蜘蛛总比不抖掉的好。”

他又无缘无故地傻笑起来。

“好了，谢谢你的坦率，彼得。”他说着从椅子里站了起来，“我得继续工作了。跟你聊聊还真不错，可是……”

他僵硬地挪动步子回去继续于工作了。我们俩像两个演员一样，从不同的两侧退场，我们扮演的角色演完了。

我再也没有见到霍利斯。不到几个星期，新局长马丁·弗尼瓦尔·琼斯搬进了那间办公室。他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把墙上那些肖像拿走，并把它们挂在接待室里。

“这种工作不需要观众。”当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含糊地咕噜着说了这句话。

琼斯的言语不多而决心很大，他很适合干这种工作。他确信自己面临着一个主要的问题——苏联进攻的规模，这是就苏联在伦敦的情报官员相对于他手下那几个可怜的数量而言。作为局长的任期职责是展开一场扩大军情五处并削减苏联外交人员的战役。他在第一件事上获得了一些成功，他在第二件事上最终也取得了胜利。

琼斯的首要任务是反苏联间谍。他接任后，处理这个问题的整个方式全都改变了。以前我只有坚持不懈才能获得批准，而对琼斯我可以打电话给他，或直接去见他，并能当场得到一个决定。他毫无保留地支持D 处三科的调查工作，并爽快地批准所有的重要会见。他在对案件进行有价值的判断上从来不缩头缩脑，如沃森案件和普罗克特案件。如果证据使他信服，他就会采取行动。琼斯是一个不耍心计的人，表面上是一副典型的英国绅士派头，但实际上却十分倔强。这使他在白厅里没有几个朋友，但这种性格正是情报机关所不可缺少的。

他任命安东尼·西姆金斯为他的副手，这使我感到难过。西姆金斯大概是我在军情五处最不喜欢的人了，他对我的感觉也差不多一样。我知道他一旦被任命为副局长以后，我就会遇到麻烦。西姆金斯是一个律师。几年前，他和我就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他当时是C 处的处长，他在那里有过一些不显眼的成功。那时我被指定担任一个联合工作组组长，该工作组包括军情五处、军情六处、外交部和政府通讯总部，其任务是检查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技术安全，因为负责截听当地苏联通讯的无线电室发生过一次火灾。调查结果很清楚，苏联人不仅故意放过火，而且他们在一段时间里接触过该无线电室。苏联人每天晚上都在辨认我们无线电接收机的变动，因而他们知道我们在截听什么。使馆里打扫卫生的苏联人甚至干脆就卸下安全门锁上的销栓，长驱直入。

在这个调查过程当中，我还解开了沃尔科夫清单上的另一个谜。沃尔科夫声称苏联人能读懂英国外交部在莫斯科所使用的密码。麦克莱恩肯定把他在外交部接触到的所有密码都出卖给了俄国人。但是，外交部的记录表明，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在战争期间和战争刚刚结束那段时期里用的是一次性密码本，所以不能归咎于麦克莱恩。

想起我在一九五一年搞“那玩艺儿”的事，我敢肯定苏联人一定在使用一种隐藏的话筒系统，我们最后找到了两个埋藏在密码室屋顶的石灰板内的话筒。在战争期间，大使馆的一次性密码通讯按惯例是由两个人来处理的，一个人读电文内容，另一个人则把他读出来的电文译成密码。苏联人用他们的话筒干脆把原文录下来。建筑研究实验室干得非常出色，使我们能够确定埋藏话筒的时间可能是在一九四二年。当时大使馆在古比雪夫。

工作小组的报告认为，它发现了大使馆内的安全令人吃惊地处在一个持续异常的水平上。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同意一项极为重要的意见，就是要求专门确定一个军情五处的官员来负责大使馆的安全工作。我把这份尖锐的报告交给了当时的副局长琼斯，请他批准后再送外交部。琼斯建议我，出于礼貌应把它给西姆金斯看一看，他好歹还是负责安全保卫的C 处处长，从技术上讲，工作组触及了他的范围。我拿一本复制件给西姆金斯看。令人吃惊的是，他在几小时之后就气势汹汹地通知我上他的办公室去。

“你不能把任何类似这样的东西送给外交部，”他说，仿佛我把调查工具作为礼物送给教皇似的。

“为什么就不能？”我问，“该让这帮混蛋尝尝滋味了。整个地方是一片混乱！”

“啊，对不起。那是外交部，国家最重要的一个部门，你没有资格把这样的报告送去。我反对批准它！”

他用一支蓝色铅笔把报告乱画一气，令我震惊。我把报告拿给琼斯，让他看看西姆金斯干的事。琼斯哼了一声，告诉我用打字机打好，原封不动送走。

“该死的外交部，”他咆哮着，“我碰上了他们这该死的运气……”

报告送走了，军情五处年青的官员托尼·莫申也被派到了莫斯科。从那时起，我便知道西姆金斯是我终生的敌人。

琼斯接任局长不久，“流畅”工作组向他和秘密情报局局长狄克·怀特提交了第一份报告。报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分别列出了二十八项我们认为是可调查的真清单的指控，但这些指控并没有归纳到任何一个已知的间谍身上；报告的第二部分是以记叙文的形式写的指控情况，从一九四二年古曾科的埃里指控开始，到一九六二年戈利金的情报为止，暴露了或多或少的渗透连续性。这份报告被分别送到了两位上司手里，可半年以后这份报告才得到重新讨论。他们让我们重新提交我们的新发现，只列出我们认为是可以进行调查的指控，并根据我们的判断列出最符合指控里的怀疑对象的名单。

“流畅”工作组决定，应该调查古曾科的埃里和沃尔科夫的“代理领导人”。由于这两起指控在时间上颇为接近，因此对它们应该同时考虑。怀疑对象的名字被清楚地打印在纸角上。没有头衔，也没有等级，只是一个名字：罗杰·霍利斯。

我们报告中所包含的第三起指控是戈林涅夫斯基的“中级间谍”，它同前两起针对霍利斯的指控一样具有潜在的破坏性。“中级间谍”的故事开始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过去都知道是“狙击手”的戈林涅夫斯基终于同意与军情五处的人见面，以澄清他在波兰写的匿名信中的指控的一些细节。以前，由于我们没有抓到“兰布达一号”乔治·布莱克，戈林涅夫斯基不愿意同任何一个直接从军情五处来的官员见面。现在布莱克在监狱里，于是戈林涅夫斯基会见了具有半个波兰血统的波兰科科长。

当军情五处同戈林涅夫斯基见面时，中央情报局怀疑他正患有精神病。他开始产生幻觉，认为他自己是沙皇的后裔。尽管如此，他对情报的回忆仍然是惊人地准确。一天上午，在同他进行会谈时，他宣称要讲出他以前从未讲出过的一个故事。他说他在过去没有提及它，是因为英国人在追捕布莱克的事情上搞得一团糟，但是他知道军情五处内部有一个中级间谍。

五十年代时，戈林涅夫斯基和他的一个朋友以及他过去的上级就是否叛逃去西方进行过一次严肃认真的讨论，很难在英国和美国之间作出抉择。他们三人都一致认为英国较好定居，因为英国有大量的波兰移民。由于军情六处有“兰布达一号”，他们显然不可能去接近军情六处。戈林涅夫斯基向其他两个人建议，通过在伦敦的移民与军情五处取得联系，他知道这些移民被军情五处的D 处监视着。戈林涅夫斯基的上级说这个计划同样危险，因为他知道俄国人在军情五处内部也有一个间谍。

这个间谍是克格勃负责军队情报的第三总局招募的，第三总局被允许留用这名间谍，而不按照通常的做法把他转给第一总局，因为他对第三总局太重要了。这个间谍曾在英国军队服过役，被招募时还保留着英国官员的级别。戈林涅夫斯基认为招募工作是在东欧进行的，并说出了进行这项工作的俄国克格勃上校的名字。该间谍为俄国人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反波兰间谍的情报，大概他是在军情五处的波兰科工作。

还有另一个细节，五十年代中期，英国成功地把波兰总理汉克运到了西方。结果在华沙进行了一次调查，是由当时克格勃的头子谢洛夫将军亲自主持。由于某种原因，克格勃没有事先得到有关汉克运出的警报。戈林涅夫斯基知道这是因为该中级间谍被“冻结”了，或者是因为他受到怀疑，或者是因为他在国内失去了联系，或者干脆因为他的神经脆弱。这个间谍显然被冻结了两三年，五十年代末才恢复了在波兰科的工作。以后，当戈林涅夫斯基一九五九年在莫斯科询问他在第三总局的一个朋友是谁负责招募这名间谍的以及这项行动是否仍在进行，他的朋友对他甚至知道这种事感到吃惊，并奉劝他不要多嘴。

“这是一件非常秘密的事，”他说，“我奉劝你把这一切都忘掉。”

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非同一般地详细，但由于自一九六三年底以来，反情报工作十分繁重，加之对戈林涅夫斯基的信用又有怀疑，因此在“流畅”工作开始之前，这起指控没有被好好地调查过。我们把指控分为七项单独的指标，然后给每一个符合其中一项标准的怀疑对象打分。军情五处特别符合戈林涅夫斯基的中级间谍的怀疑对象有八人， 其中确切符合各项标准的有一人。他的名字叫迈克尔·汉利，是C处的处长，一个最有可能成为琼斯的继任者的人。

单单是因为他是公认的“完全符合”，“流畅”一致建议根据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对汉利进行调查，并为他取了一个代号叫“哈里特”。

又过了半年，才对“流畅”的第二份报告进行讨论。下班以后，在琼斯的会议室又开了一个会，参加者有：我，安妮·奥尔尤因，帕特里克·斯图尔特，伊夫琳·麦克巴尼特，安东尼·西姆金斯，以及琼斯。这完全是军情五处的一次内部讨论，因为“流畅”这三件突出的案子都是军情五处的事，而不是军情六处的事。

这个会议开头就出现冷场。琼斯在桌子上放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室内的灯在房间里投下清晰的影子。琼斯来回走动着，用牙齿咬着他的烟斗。

他转过身来。

“你们真的认为这些人是怀疑对象吗？”他问道，“你们意识到了你们所说的话的含义吗？……”

“我当然意识到了，”我说，但还是被他那种态度动摇了。

“真是荒唐，”他喃喃地说道，一边指著有关霍利斯的几页纸，“你不可能指望我接受……”

他把报告扔在办公桌上。

“还有完没完，彼得——你给我送来一份报告说我的前任，甚至我的继任者很可能都是间谍。你想过没有？你有没有停下来去思考一下，如果我们根据这些建议采取行动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从这当中恢复过来要花十年时间，即使到头来什么事也没有。”

“我坚持我们所写的东西，琼斯。还有，‘流畅’工作组的每一个成员也坚持。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还有其他怀疑对象，你也会被告知的。”

西姆金斯坐在桌子的另一头。我感到他此刻正非常恼怒。他要向我扑过来，但此时琼斯正在询问，他不许别人打搅。

“你们多年来一直要把这记进履历里——你和阿瑟，不是吗？你想过没有这种东西会使罗杰怎样？”

“在他快退休之前，我同他谈过这件事，”我告诉琼斯，“他对此非常平静。”

当我描述了我同霍利斯的最后一次冲突后，琼斯听了大吃一惊。

“他一定是个硬汉子。’他冷冷地说。

终于，西姆金斯看准了机会。

“这简直荒唐，”他尖着嗓门喊道，他那公学口音拖到了极点，“人人都知道你和马丁老抓住罗杰不放。你到处批评外交部，这个人，那个人，然后四处指责，散布谣言，八方投毒，这太放肆了。如果要对罗杰提出什么批评的话，那就是他对你太放任了。”

“我要的是真理，安东尼。”我说，竭尽力量保持礼貌。

“真理！你并不懂得它的含义。你得学会尊重别人！这是恶意的诽谤！这个人的脚还没有迈出局机关的门，你就对他的名声进行侮辱。他在安全局三十年，为它所做的事是你一辈子也赶不上的。”

幸好，帕特里克·斯图尔特为我壮了声势。

“充分发表意见，这很好，安东尼，你只是刚刚才接触到这件事。”

他抓住他轮椅两边的扶手，手指关节都变白了。

“我们当中有些人为这个问题斗争了若干年，这并不容易。这虽不轻松，但我们感到一定得这样做，至少当我们完成了如此艰难的报告时能期望有一点理性的辩论。”

但西姆金斯决心继续对抗。

“那美国人呢——你也在那里放了毒。我在那里的时候，他们所要谈论的全是该死的渗透。这真不能容忍。我们将会被全世界当成笑柄的。”

“当菲尔比叛逃、布伦特坦白时，你不认为我们是笑柄……？”我回击道。

琼斯用力地咬着他的烟斗，偶尔停下来划根火柴点烟斗，仿佛他不在听这场时起时落的争吵。过了半个小时，他突然插了话。

“好了，这是我的决定。我肯定你能同意，彼得，我们必须把中级间谍的问题作为重点来解决。如果他存在的话，他仍然在这里。”

我点点头。

“嗯，我要求对汉利引起注意。”他用手背拍了一下报告，“他是完全符合的人，美国人知道这项指控的全部内容。我还要让你们对那些得高分数的人加以注意……我要一查到底，然后把结果告诉美国人。至于其他的”——他此刻在注视着我——“我不改变我的看法，这是荒唐的……”

琼斯宣布散会。大家匆匆地走了出去，留下他一个人担负着安全局的烦恼。他是教皇，正试图调解一个分裂的教会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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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汉利身材高大，红光满面，表面上盛气凌人，内心却隐匿着腼腆。他自从一九六0年被提拔为C处的处长后．就被人看作是一个潜在的局长。他年龄适当，四十多岁，有一个反应敏捷的文职人员的头脑，因而博得了白厅对他的喜爱。此外他还有一副粗扩的军人外表，这使得他在军情五处的委员会中具有一定的声望。“哈里特”调查出现时，他正是王储——肯定接替将在七十年代初退休的琼斯。

对一个同事进行调查总是痛苦的，对霍利斯和米切尔则又不同，他们是远离着的人物，对他们的怀疑加重时，他们已接近退休。可汉利和我彼此都很熟悉，我们是同时代的人，虽然并没有想入非非地想成为朋友，可我们一起在各种委员会中和谐地工作了十多年。他的事业摆在他面前，而他的未来却在我的手里。

帕特里克·斯图尔特，D 处一科（调查科）和我共同进行了调查。第一个任务是建立一个有关汉利生活的完整的概念。我们追溯到他的家庭背景，他加入安全局以及他后来的事业。对几十个认识他的人都进行了采访，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例行公事的正面审查为借口来完成的。

“哈里特”这件事最难的方面是，调查很快就揭示出，汉利在他的父母亲的婚姻关系破裂后有过一个痛苦的童年。他的心灵烙上了强烈的自卑感，因此他在五十年代做了一次精神治疗。从他的履历看出，他当时是军情五处的一个年轻的官员。这件事汉利在当时就告诉了安全局。

汉利找过精神病医生，这本身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军情五处的许多高级官员在他们的生涯中曾以各种方式征得意见以帮助他们自己承受起职业机密的负担。但我们的调查不可避免地要触及汉利的旧创伤，也许它们能暴露出汉利从事间谍活动的动机。琼斯、斯图尔特和我讨论了这个问题。琼斯以个人的名义给汉利的精神病医生写了一封信，请他不要再恪守保密的誓言了。我到哈莱大街去拜访了这位精神病医生。他知道汉利的职业，毫不犹豫地宣称汉利具有坚定强健的个性，并懂得了如何对付他早年的无能。我问他是否设想一下汉利是个间谍。

“绝对不可能。”他完全自信地回答说。

在汉利的早期生活当中，没有任何当过间谍的迹象。大战前，他在牛津是一个聪明而稍为左倾的学生楷模。战争爆发后为了拿学位他留在牛津一年，以后他参加了国内防御部队的一个探照灯团，任少尉，直到一九四五年。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它并没有使像汉利这样才华横溢的人大材小用。当时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有自寻烦恼的自卑感，因而就缺乏抱负。

他的生活当中引起我们感兴趣的第一点是，他在一九四五年作出要进剑桥三军联合语言学校俄语速成班的决定。我们自己的行动和戈利金都让我们了解到这个学校是克格勃的一个招募场所（但根据我们的情报来源，并没有一点点证据能证明汉利曾与他们有牵连）。俄语课使汉利第一次接触俄国人。从那以后，他的经历似乎不可思议地与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相吻合。他曾在布达佩斯与一个克格勃的官员一起为盟军联合情报委员会工作过。这个克格勃官员正是戈林涅夫斯基所指出的那个招募中级间谍的人。后来，汉利回到伦敦，担任了国防部与苏联武官之间的联络官，主要处理回国人员问题。在这段时间里，他开始与军情五处打交道。他在四十年代末退役后向军情五处提出申请找个正式的位置，以后便作为俄国事务的研究官员加入了军情五处。他的第一个任务是编排“红色乐团”间谍的索引。几十年后，我才发现这些索引对我们D 处三科的工作是多么宝贵。

不到两年，汉利被调到波兰科（D 处二科），他的事业腾飞了。他先到香港去了两年半，后来又回到E 处（殖民地事务处），以后又当了D 处二科的科长，一九六0 年他作为C 处的处长成了委员会的成员。他的事业出现了一个上升的势头，然而他的背景上却有一个可能是间谍的剖面。这个遭受过童年苦难并怀有深深的不安全感的人，在他崭露头角的微妙时期，连续不断地同俄国人接触。也许他像布莱克一样好斗，俄国人便巧妙地利用了他那深藏着的仇恨情绪，直到这些情绪被激发成叛变行为。

问题在于，帕特里克和我都不相信这回事，尽管在纸上谈起来好像与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吻合。这与霍利斯案件恰好相反，我们都本能地相信案子是指向霍利斯的，而在纸上看起来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就汉利而言，“好斗”这种理论有些过了头。从他开始在军情五处干事业时，就被人们看作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尽管他的举止常常很吓人，但他的同级和上级都对他有很好的评价。他结婚后与妻子保持着一种亲密而忠诚的关系。最后还有这个精神病医生的证明。

间谍活动是一种几乎不留证据的犯罪行为，因此不管是好是坏，直觉总是在成功的侦破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一个反间谍官员在碰到疑点时，往往需要掌握一个背景，一条线索和一系列巧合，这些都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甚至像狄克·怀特曾说过的那样，会导致上帝显灵——即把各种事实汇集到一个结论上的时刻。可是汉利的线索把我们引向这一条路上，而直觉却把我们引向另一条路上。解决这起案件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审讯。我们于是向琼斯提交了报告。他同意了。

提到审问，大多数人的想像应是明亮的灯光下的残酷场面：穿着衬衫的人们正用进攻性很强的问题折磨着一名被剥夺了睡眠的嫌疑犯，直到他最后崩溃，倒在地板上饮泪，然后承认事实。实际生活当中的审讯要平常得多。军情五处的审讯是很有步骤的，通常在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之间进行。中间有休息时间吃饭。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间谍会坦白？秘密就在于要以优势压倒你桌子对面坐着的那个人。这是斯卡登作为一个审讯员的成功之秘诀。尽管我们在若干年后嘲笑他为我们后来知道是间谍的嫌疑犯洗刷罪名，可布伦特和其他的“五人集团”成员却真正地害怕他。当然，他在审讯室的优势并不是基于智力或体力，而主要是由于阿瑟·马丁和伊夫琳·麦克巴尼特提供给他的情况汇报，使像富克斯那类人相信斯卡登对他们的了解胜过他们对自己的了解。不仅是情况汇报帮助了斯卡登，监听技术也同样帮助了他。在富克斯案件当中，斯卡登相信富克斯是无辜的，直到他们指出富克斯在说谎。这个信息使斯卡登击败了富克斯，当然斯卡登自己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在举止上，集中体现了通情达理的英国中产阶级的价值——午茶和花边窗帘——以至于那些被他审问的人不可能把他视为资本主义罪恶的代表，因而他们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平衡。

但是，如果汉利是个间谍，这一切对他都不生效。他是一个内行，他太熟悉这些花招了。就像菲尔比一样，他会眼看着打击到来。唯一对付一个内行的办法是对他进行一个极其彻底的审查。有关嫌疑犯的生活和经历的完整材料已编写好。把它用在审讯中，让他把整个情况过一遍。如果有任何偏离，省略或不准确的地方，就追问这些漏洞。如果嫌疑犯是有罪的，这种压力常常会导致他进一步出现漏洞，直到他的秘密工作开始显露出来。

军情五处的技术是一个不完善的系统，就像陪审团审判一样，它仍不失为一种最好的办法。它的优点是，如果一个人没有什么可隐藏的并具有承受紧张感的韧性，那么他是能够为自己刷清罪名的。它的缺点是，一个无辜的人往往在详细的调查中暴露出他隐藏着的弱点，从而不可能再继续工作下去。这有点像中世纪的审判：有时清白要用一生的代价来换取。

琼斯选择了自己来亲自主持对汉利的审问，他知道这将是一次困难的遭遇，而最终汉利的命运是握在他这双手中，他觉得把这项任务交给任何一个官员去执行都是不公平的。但他保证帕特里克和我可以在莱肯菲尔德D 处一科的工作间对整个审讯进行监听。

一天早上，汉利被通知到琼斯的办公室去，并告诉他有人对他进行指控，要求他立即接受审讯。审讯是在局长办公室里进行的，桌子上公开地摆着一个话筒，记录是在帕特里克和我在监听审讯的房间里进行的。整个头一天琼斯都让汉利谈他的生活。汉利非常诚实，有时是痛苦地做到这一点。他没有回避问题，对他的生活和内心情绪的细节也不隐瞒。第二天，我们把戈林涅夫斯基指控的细节告诉了他，他毫不感到震动。他同意说他完全符合指控中的细节，但他平静地声明他不是一个间谍，从来就不是，而且从来没有在任何阶段被俄国人或其他什么人拉拢过，尽管他在布达佩斯每星期至少要同那个被指控拉拢过他的俄国官员见一次面。

对汉利的审讯证明了秘密情报事业是一种搞欺骗和阴谋的职业，许多从事这种职业的人都具有超乎寻常的性格。汉利就是这样一个自豪的人，他珍惜他的成就，珍惜那些他感到将要到来的成就。一天早晨，他被请去接受一次严峻的审问，让逐年的盘问使其灵魂原形毕露。在整个过程当中，他都知道有些不露面的同僚在一步步地跟踪着他，在他家里窃听，在办公室里窃听，现在仍在窃听。大多数的人都没法承受住这种压力，每一个在监听的人时时刻刻都认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汉利是个刚硬的汉子，我们现行的审讯系统是能够奏效的，然而他未受到丝毫损害，从烈火中闯了过来。

那天晚上，琼斯、帕特里克·斯图尔特和我来到我的俱乐部——牛津和剑桥俱乐部，讨论这次审讯。琼斯在一个角落里坐下，端着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他双眼疼痛。每当他一紧张，双眼总要疼痛。

“你们满意了吧？’他阴沉沉地问。

“他是清白的。”我同意地说。

帕特里克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你们要告诉‘流畅’吧，当然……？”琼斯说。

就在此时此刻，汉利自己意外地走了进来。他和我属于同一个俱乐部，彼此常常碰见，但我万万没有料到他在这次严峻的考验刚刚过去就这么快到这里来了。我们坐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他缓缓地拖着步子从我们旁边走过，他没有注意到我们，他看上去仿佛是受了一场巨大的冲击，他那张平常红润的脸此刻却像纸一样苍白。

“哈里特”调查停止之后，琼斯让我到中央情报局去，告诉他们军情五处认为汉利在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问题上是清白的。这是一项极其敏感的工作，中央情报局对米切尔和霍利斯案件早就摆好了进攻的架势，他们知道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以及汉利差不多符合指控这一事实。与盟国保持着关系是最基本的，但这必须使他们对我们的结论的真实性毫不怀疑。

琼斯同美国人的关系相处得不是太好，因此他倾向于把这些事让迈克尔·麦克唐纳和我去做。部分原因是因为对安格尔顿反感，部分原因是因为英国中上阶层反美主义的残余思想作祟。狄克·怀特也有一些这样的偏见。他们都不富有，赫尔姆斯和安格尔顿并不隐瞒他们在类似的工作中享有丰厚的报酬这一事实。

他们两人都有理由深感对美国人不可信。琼斯在格雷一科恩事情上从未宽恕过赫尔姆斯和安格尔顿，而狄克·怀特则是因为他在战争快结束时在欧洲负责反间谍工作中，与美国军事集团屡次发生冲突而又从未得到美方的谅解。一九五三年西利托退休时，美国人竟愚蠢地企图在任命狄克当局长这件事上设置障碍。

归结起来，他们在态度上有一个基本差别。琼斯和怀特都把自己看作是王室的仆人，把他们的工作看作是白厅秩序井然而又永恒不变的结构的一部分。他们是内行，而赫尔姆斯、安格尔顿以及胡佛是外行。美国情报界有一种残酷无情、无法无天的特色，它使英国情报部门的许多上层集团很不安宁。他们害怕将来会有什么灾难，想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这种联络重担不可避免地要落到像我这样的一些官员的肩上。

一九六八年，我去了华盛顿向安格尔顿汇报“哈里特”案件的结果。我们举行了一个公务式的会议，我概述了调查的过程，并告诉安格尔顿，我们一致认为汉利是清白的。安格尔顿随后带我去见迪克·赫尔姆斯，向他解释我此行之使命。赫尔姆斯说他不希望再多听了，如果我说汉利是清白的，他就毫无条件地接受我所说的。但是，汉利问题的澄清并没有解决问题。

我们离开赫尔姆斯那里之后，安格尔顿说，他要同我讨论一下戈林涅夫斯基是一根安插的内线的问题。“哈里特”如此完全符合，以至于它不必让一个疑心重重的人来相信是克格勃精心策划了这起指控来使他失掉信用的。安格尔顿和赫尔姆斯已经怀疑戈林涅夫斯基在叛逃前不久曾重新落回到俄国人的控制之中。通过对他所提供的情报进行反复的分析，发现从波兰事务到俄国事务，情报的特点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仿佛是俄国人故意地把他们自己的情报拿出来喂“钡餐”，以便杜绝泄密。军情五处也同意这种分析，戈林涅夫斯基的中级间谍的故事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被忽视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哈里特”事件的澄清，使中级特务的真实性以及戈林涅夫斯基情报的真实性（尤其是他在叛逃后所提供的情报的真实性）产生了一个大问号。中级间谍的故事出现在一九六三年，戈林涅夫斯基是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叛逃的，克格勃为了像他们所做的那样编造出故事的细节，他们需要得到汉利的履历，惟一能够利用职权搞到这个履历的人只有罗杰·霍利斯。

但是，如果戈林涅夫斯基已经转变过来，或者是一个不知不觉的假情报工具，那么对于军情六处和中央情报局在波兰控制的其他间谍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波兰从大战以来一直就是西方在东方集团的行动中最为持续有效的地盘。在“哈里特”的调查当中，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我惊奇地发现，军情六处控制的所有间谍，长期以来，在军情六处华沙分站一位秘书所租用的一套公寓里碰面，在那里举行了九十多次会议。我在推测，波兰情报局和克格勃为什么没有察觉到这些次数惊人的会议，其原因是他们正在向我们安插假间谍。军情六处又一次恼怒，就像他们在潘可夫斯基案件上一样。

许多叛逃者在六十年代初突然涌入，使我们所有的人都相信这些叛逃者是被送来欺骗西方的反情报部门的。戈利金的中心论点是，克格勃展开了一场系统的假情报战役，他们把假叛逃者送到西方来以便使他失去信用。几乎是在同时，尤里·诺森科出现在中央情报局的门阶上，使戈利金所提供的关于苏联渗透美国和英国情报部门的线索有了出入。

诺森科使中央情报局陷人了混乱。他告诉他们，他看过被指控是刺杀肯尼迪总统的凶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档案。他声称克格勃没有参与暗杀阴谋，并且在俄国没有同奥斯瓦尔德有过接触，尽管他在叛逃前不久在一个绝密的UZ侦察机基地工作过。中央情报局的许多官员认为诺森科的故事当中巧合的色彩太浓了，特别是后来发现他对自己在克格勃的级别和地位上撒了谎。但为什么要派他来？中央情报局使用了军情五处从来不能容忍的监禁和体罚来试图突破诺森科，可甚至到了一九六七年，他们在解开这个谜上仍然没有丝毫的进展。

对于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源“大礼帽”和“费多拉”的怀疑也在加深着，他们拒绝透露他们的身份，仍旧在自己的职位上传递着情报。他们对诺森科的问题表现出诚意，仿佛想使美国人确信他是真实的，甚至极力支持诺森科所声称的假级别。但是如果“大礼帽”和“费多拉”是冒牌货，那么他们所提供的关于英国安全部门渗透问题的线索又是些什么呢？

“费多拉”曾提供过指向马尔特里的情报，使马尔特里受到了灾难性的迫害，尽管后来被宣判无罪。“大礼帽”曾向美国人递送过有关美国武器制导系统详细文件的复制件，他声称这些文件是苏联从一个英国间谍那里搞来的。经过调查后，我们抓获了弗兰克·博萨德，此人是航空部导弹制导处的一个官员，他在一九六五年被捕，被判了二十一年徒刑。如果“费多拉”和“大礼帽”是安插进来的内线，那么俄国人为了保持他们组织的纯洁，就要准备牺牲大量的间谍。还必须说明，如果没有政府通讯总部的技巧，我们是不可能获得证实博萨德在为格鲁乌工作的证据的。

我们处在安格尔顿所说的“镜中荒野”之中，在这里叛逃者是假的，谎言是真理，真理却成了谎言，反射出来的一切都使你感到眩惑迷乱。假叛逃者这种设想是一种难以接受的设想，除非你读了许多历史书并知道军情五处在整个大战期间是如何利用双重间谍制度的，可现在它只是一种不时髦的理论了。在那些经历过六十年代的情报官当中，几乎没有人不相信我们在那段时间里成了苏联玩弄叛逃者花招的牺牲品。有些人会就这种花招是否成功或这种花招的规模限度进行争执和辩论，可几乎没有人会怀疑这种花招正在被玩着哩！而且，俄国人只有在获得了军情五处对这种花招的可靠反馈情况后，才能再玩下去。

二十年以后，过去的真相仍然无法弄清。戈林涅夫斯基、潘可夫斯基、诺森科、“费多拉”和“大礼帽”——全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干扰痕迹。我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是一个自觉的假叛逃者，尽管“费多拉”和“大礼帽”肯定是的，甚至联邦调查局在我退休以后很久才在七十年代被迫作出结论。但我认为这些假叛逃者在不同的时间里都被利用过——用潘可夫斯基来影响我们对苏联导弹技术的看法；用诺森科来影响美国对肯尼迪刺杀案件的态度。我相信，戈林涅夫斯基、“费多拉”和“大礼帽”是用来破坏最为重要的英美情报联盟的一个系统预谋的一个部分，也是用来帮助苏联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前制造有关洲际弹道导弹进展工作的假象。

我们来考虑一下这三个叛逃者所提供的关键情报的时间。戈林涅夫斯基提供中级间谍的情报是在一九六三年底，差不多是在他叛逃后三年这个时候。这正是霍利斯赴华盛顿向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汇报米切尔案件调查结果的时候。要在英美情报关系之间打开缺口，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军情五处内部那名未被侦破出的间谍的事明朗化。幸好，安格尔顿对戈林涅夫斯基的怀疑使这个故事没有造成那种可能会造成的激烈冲突，反而在事实上加深了英美双方对戈林涅夫斯基和霍利斯的怀疑。

紧接着，“费多拉”与美国人取得了联系，并提供了一个线索，这个线索使我们的目光转向了马尔特里：对另一个核间谍的发现是在英美之间制造最大程度上的紧张气氛的保证，尽管克格勃做梦也没有想到军情五处对检举揭发处理得像他们那样拙劣。

数月之后，仿佛是一个配合默契的战役的一部分，“大礼帽”把我们引向了博萨德。美国武器技术又一次被牵涉到，这自然而然是在暗示美国在抗议英国安全部门的弱点时利用美国军事力量来起积极作用。当我们对博萨德所造成的损失进行估计时，我们的结论是，整个先进的美国制导系统实际上都已被出卖了。斯图尔特事先给安格尔顿一本复制件，上面附着两个字的备忘录，内容很干脆：“救命！”

对英国说来很幸运，安格尔顿能保护我们不遭残杀。但这只是一件控制严密的事，到了今天也很少有人意识到英美之间的情报交换在六十年代初比大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中断。

我回到伦敦的那天晚上，安格尔顿和我到亚历山大利亚区一家小小的中国饭馆去吃饭，他的儿子常去那里吃饭。当安格尔顿感到有必要进行谈话时，这个地方便成了他最喜欢的场所之一。他告诉我，我们在这里可以确保不受干扰，因为中国人不让俄国人进来。

安格尔顿正处于他的权力的顶峰，尽管他已开始有了一种紧张感。多年来，他一直同中央情报局的苏联处展开着一场暗中的官僚战，以便确保他的反间谍王国能够独立和扩大。出乎所有的预料之外，他竟然成功了，并在中央情报局内部拥有对所有行动和人员安排上的实际否决权。他控制着以色列事务，使中央情报局的特拉维夫站机构膨胀，人员超编。他确保同英国情报部门来往的所有重要通讯都通过他本人，而绕开伦敦分站。他甚至成功地建立了他自己的反情报密码，独立于他认为不安全的中央情报局的通讯之外，虽然我们大家都相信其真正原因是为了建立自己的王国。

卡扎布会议是他的杰出的成就。西方情报部门最出色、最显赫和最高级的官员，每隔十八个月就要会聚到一起来讨论他提出的议事日程——苏联的威胁，反情报的作用——并制定生死攸关的未来规划。在安格尔顿的心目当中，卡扎布会议没有什么理由不可能成为创建一个西方联合情报司令部的第一个决定性步骤，该司令部能够向苏联集团进行挑战。

卡扎布会议与安格尔顿的气质十分相合。他在极其安全的经过电子技术清查的环境里，抓住“镜中荒野”无止境的疑难问题进行搏斗时似乎显得最轻松。我对这些会议非常支持，它们是十分重要的。

赌博是卡扎布会议的一个主要的特色。每天会议结束时都要打一回扑克牌。安格尔顿对这种游戏非常精通，尽管我有时能够让他输光。赛马偶尔也被作为一种消遣。我记得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纽约召开卡扎布会议期间，安格尔顿成了华盛顿国际赛马活动卡扎布会议的赌注登记人，主要是猜测赛马活动的第一天下午从世界各地来的马的情况。会前，我让安格尔顿给一匹英国马押上一百美元的赌注。这匹马的骑手是前一年的冠军马的骑手莱斯特·皮戈特。这匹英国马并不很引人注目，但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这帮人急于让人看见他们在摇旗呐喊，甚至在最秘密的会议室里也是如此。很快他们当中就有人押上了五百美元的赌注。

那天下午，安格尔顿就苏联长期搞假情报技术问题作了一个长篇报告。大多数人的心思，至少在英国人方面，都被牵到了赛马场的跑道上了。一小时以后，安格尔顿的秘书走了进来，神情紧张地递给他一叠纸条。她从中拿出两张便条给他，第一张纸条上写着：“你的房子要卖多少钱，吉姆？”第二张纸条上写着：“英国马赢了！”

“天哪！’安格尔顿骂道，“我忘了停下赌博活动了。那匹该死的英国马以十一比一获胜。”

那天晚上，当我们乘中央情报局的一架小型螺旋桨飞机回国时，安格尔顿在机舱里慢慢地走来走去，从一大叠一百元的钞票中拿出钱来付清账务。

“这是我为西方作出的牺牲……”他在付钱时这样说。

但是这种幽默没能掩饰住他在中央情报局四处树敌的事实——在苏联处，嫉妒他的权力的其他处长中，以及在那些仕途上遭到他破坏的官员当中。赫尔姆斯任处长时，他是安全的，但越南战争迅速改变了中央情报局的面貌，要求缓和的日益浓厚的政治风气已开始破坏他的王国赖以建立的冷战怀疑的基础。

冷战老将比尔·哈维已经走了，因为酗酒而被迫退休。安格尔顿也喝得过了头，他的面色开始苍白而憔悴。他的情绪也变了，他变得愈来愈内向，他那乏味的幽默愈来愈少了。他似乎很压抑，好斗，愈加对别人不信任，人们也愈加反对他。

饮酒、抽烟和钓鱼是安格尔顿的主要松弛方法。巴里·拉塞尔·琼斯惊奇地告诉我，说他陪伴安格尔顿到他在爱达荷拥有的一条小河去钓鱼的途中，发现安格尔顿每隔一百码就要在水下埋下杰克·丹尼尔牌啤酒，以便不会缺酒喝。回到华盛顿后，他的娱乐则是养珍奇的兰花（他是个世界专家），皮革制作，金箔敲制，或为他的朋友和崇拜者做钓饵。

安格尔顿和我一直谈到凌晨四点钟。我们研究检查了叛逃的每一种可能的情况。谁是真的，谁是假的？谁是叛逃的，谁是被派来的？这些线索就像铭记在儿童脑海里的诗篇。我们两人都忧虑不安。有许多事都得依赖于对叛逃者作出的正确判断上——对他来说，总统被刺的事要在这种基础上解决；对我来说，下一步行动是追捕老鼠，这也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最后我们从亚历山大利亚走回到第四十四大街桥，安格尔顿把他的车停在靠近国家公墓的冲绳纪念碑后面。安格尔顿富有满腔爱国情，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现出来，即崇敬国旗、民族传统的象征等，如冲绳纪念碑，使他十分入迷。他停下来远远地望着它。汽车一辆一辆地从我们旁边唆唆而过。

“这是金的工作。”他喃喃地说，这是我听到他很少几次谈起他的老朋友菲尔比当中的一次。

如果在六十年代初就有用叛逃者来欺骗西方的阴谋，那么我们是很容易上圈套的。整个那几年，为了尽全力吸引叛逃者，伦敦和华盛顿都有一项自觉的政策。他们被看作是能够破坏捷尔任斯基广场上那台正常工作的机器的秘密武器。这项政策的一部分是由于内疚情绪而产生的。早期的叛逃者如古曾科和冯·彼得洛夫，他们的服务所得的奖赏是很可怜的，他们对自己受到的待遇感到寒心。他们得了一笔钱后就被赶了出来进了冷宫，只得指望自己竭尽全力来解决生计，大部分叛逃者都无法自己养活自己。这个内疚还由于安全方面的安排不周，致使沃尔科夫和克里维茨基死去。我们担心消息传回东方会进一步阻止那边的人来接近我们，除非我们做出自觉的努力来显示叛逃的好处。

戈利金叛逃过来的时候，这种政策更加强化了。所有保护叛逃的措施都被批准了。这些措施首先是巨额报酬，也包括其他方面。我记得有一个开始于六十年代中期的特别行动，牵涉到一个叫谢尔盖·格里高文（化名）的克格勃高级官员。这次行动表明了我们准备干到什么程度。格里高文在丹麦工作过，丹麦情报部门例行将他的身份告诉给我们，因此我们对格里高文这个人早就知道。他们还向我们提供了有关他个人的一些情况——尤其是他有喜欢同女人混在一起的名声。情况报告分发到D 处四科，即D 处的间谍管理科，并指示他们对格里高文的不检点行为加以注意，因为他的妻子留在莫斯科。

任何俄国人，尤其是一个克格勃的官员，在西方同女人接触时，如果被克格勃安全处，即“SK”抓住了，那么他就遭殃了。格里高文这起案件是完全有这种可能性的。一年以后，D 处四科的一个反间谍官员得到了第一份密告情报。他的一个间谍，《每日镜报》的一名高级负责人，常常习惯性地同格里高文在宴会上见面。这位负责人的女朋友说格里高文与一位朋友的关系暧昧，这位朋友是她介绍给格里高文的。D 处四科在同D 处一科行动科一起开的周会上提出了这件事，会上同意对这件事的事态发展作进一步的监视。这位反间谍官员奉命鼓励他的间谍注意这起正在发展的罗曼史。

最后，格里高文同那个姑娘结束了那种关系。当他再次碰到那个给他介绍女朋友的女人时，他问她是否还认识其他的女朋友。D 处一科立即意识到我们的机会到了。如果我们把是自己人的姑娘介绍给格里高文，那么我们就会在一个非常合适的位置上来开始展开一次引诱行动。这个计划呈递给了琼斯，他同意了，尽管这次行动对外交部也要保密，因为他们叮能会找借口把这次行动否定掉。D 处四科奉命找一个适合这项工作的女人。他们有一批高级应召女郎，专门用来引诱对方的，最后成功地在宴会上介绍了一个女郎给格里高文。他彻底地吞下了诱饵，并很快就同这位女郎发生了关系。

事情开始走向高潮。他被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我们分析了各种可能性。从监视中看见，格里高文显然纯粹是为了性才对那个姑娘感兴趣的，想动脑筋打动他的心弦是完全没有机会的。这必须进行当机立断的引诱行动。

一次叛逃的各种计划是很复杂的，需要用若干星期来准备。首先要租一间房子，安装上双面镜和照相设备，然后安排好保安室和交通工具，以便保证格里高文决定叛逃后的安全。他有一个家在莫斯科，我们对这些情况都进行了核实，以便在他跟我们讲价钱时把他的家属也偷运出来。

这一天终于来了。D 处一科的科长亲自负责这次行动，格里高文和那姑娘来了。我们拍了十分钟的床上镜头，D 处一科的人和军情五处两名壮实的官员用莱斯利·贾格尔的一把钥匙打开了门。

“有一个是我们的人……”一科的人说，那姑娘被迅速推出门外。

格里高文在这一时刻像是不知所措。一科的人指着镜子，这个克格勃人员向镜子里盯着看了一会儿，然后他明白了。

“我是个外交人员，”这个俄国人说，“我要求同大使馆联系……我有外交护照！”

他试图伸手过去拿他的裤子，我们的一个人把裤子踩着了。

“这可不是外交人员的行为，”一科的人说，他弯腰捡起内裤，把它扔给那个赤身裸体的俄国人。然后他又谈到正事上。

“让我们面对事实吧！你完了，格里高文。如果他们发现了，会把你遣送回去的……”

他沉陷于思考当中。

“你看来似乎更适合在西方。我们知道，我们调查核实过。在美国四年，在丹麦三年。现在伦敦，你反正不想回去，对吗？你为什么不投奔过来？我们会照顾你的。还有丰厚的养老金。你会很安全的。”

俄国人摆了一下手，拒绝了我们提出的条件。他再次要求同大使馆通话。

一科的人用了两小时试图说服他，并告诉他要考虑未来。他将被剥夺一切特权，丢人现眼地被送回莫斯科，在单调枯燥的西伯利亚边区村落度过自己的生涯。再也没有外汇收入，再也没有海外津贴。

“我是个外交人员，”格里高文不断这样说，“我要求同大使馆谈谈。”

他就像第二次大战中被俘的飞行员，只会背诵他的姓名、级别和编号。他是一个第一流的士兵，最后我们意识到他不会叛逃。我们把衣服还给了他，然后把他丢在肯辛顿公园附近的人行道上。数月的计划，数年的耐心等待全都白费了。

第二天早晨，一个匿名棕色包送到俄国大使馆，交大使亲收。里面装有格里高文在床上的一些照片。当天晚上，特别处看到那名克格勃人员被押送上了一架飞机。我们送了一份报告给军情六处的莫斯科分站，建议他们注意他，以便在他又想通了的时候设法进行联系。但我们再也没有听到有关格里高文的消息了。

叛逃总是夹杂着悲剧色彩。但最惨的案件要数年轻人纳简斯基的案件——一个改变了主意的叛逃者。此人在贸易代表团的船运组工作，我们早就识别出了他是一个克格勃的官员。他是一个言语不多的人，他惟一值得炫耀的地方是他妻子与苏联政治局的一位高级官员沾了点亲戚关系。他第一次引起我们的注意是因为我们的监视人员看见他在伦敦公园与一个姑娘见面。

起初，我们在姑娘身上花了许多功夫，监视人员跟踪到了她家里，知道了她在一个并不重要的政府部门里当秘书，没有接触过机密材料。迈克尔·麦考尔去找了这个姑娘，问她为什么要与一个苏联官员会面。她却坚持说纳简斯基在她身上没有间谍目的，他们是在谈恋爱，她完全不知道他与克格勃有关系。她说他一点也不像她想像中的俄国人，他是一个罗曼蒂克者，而且还很胆小，他常常谈起要在西方为自己创造一种新的生活。

D处一科（行动科）和D处四科又一次开会，考虑最好的行动方案。我们决定让那姑娘继续不动声色地同对方保持着关系。同时，我们计划了一个接近纳简斯基的方法。这项行动显然不能长期拖下去，那个姑娘已经处在极大的压力之下，似乎很快就会暴露自己。当然这还得有一笔相当可观的赏金。虽然纳简斯基本人只是一个低级官员，几乎可以肯定他是在伦敦任职期间被吸收的。但他有巨大的宣传价值。当时正是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叛逃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俄国高级政治家的亲属向西方寻求避难会使俄国人非常难堪尴尬。

下一个星期天，纳简斯基将出差到哈尔维奇去。他要陪同当晚要起航的一些苏联海员回船。因此，他像平时一样向外交部申请批准离开八十公里的限区，这一限区是针对所有东方集团的外交人员的。麦考尔带了几个监视员坐在哈尔维奇码头外面的汽车里，等待着纳简斯基的出现。纳简斯基从车旁走过，麦考尔叫了他的名字，他迟疑了一会儿。

“我们知道那姑娘的事……”麦考尔低声地说，“我们知道你想留下来。快上车，我们可以谈谈！”

纳简斯基向大街的两头望了望，抓紧机会钻进了汽车的后座。麦考尔把车一直开到我在埃塞克斯郡的家。我们请他喝茶，尽量不多谈。我们已经逮住了鸟，重要的是不要使他惊慌。

“我听说你想加入到我们当中来……”我开始问，纳简斯基已经对周围的一切适应了，他点点头，开始还有些紧张，后来又稳定下来了。

“我们相信你已被吸收了？”

他大口大口地喝着茶。

“克格勃，你是指这个？”他用极好的英语问道。

“我们认为你是。”我继续说。

“你没有选择，”他突然悲伤地红了脸，“如果他们要你替他们工作，他们干脆就命令你，你没有选择。”

我举出我们能做的安排：会有安全保护措施，养老金，以后也许有工作，可以同那姑娘进行短时间的会面，但他得辛苦工作几个月。

“为英国安全局……我知道。”他说，面带着微笑。他知道这种花招，不管他是不是克格勃的人。

那天晚上，我们把纳简斯基送到温布尔顿附近的一幢保安楼里，里面布置了武装保卫人员保护他。十二小时以后，外交部收到了苏联大使馆提出的一项要求，询问他们是否有某位低级外交官员的消息，说这个官员是在从哈尔维奇的例行访问归来的途中失踪的。

外交部北方司已经由军情五处琼斯告知了有关纳简斯基叛逃的事。外交部对待这件事，就像他们对待所有可能激怒俄国人的事件一样，觉得应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避免。他们立即派了一位官员到那幢保安楼去与纳简斯基会谈，问他是不是自愿申请的，要不要同苏联大使馆任何人谈话。他肯定他的决定是自愿的，并且说他不希望同任何一个苏联人谈话。外交部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苏联方面。

纳简斯基的妻子动身去莫斯科马上就被人发现了。第二天，苏联大使馆要求外交部为纳简斯基的妻子作安排，以便她在苏联能够通过电话同他谈谈。起初，纳简斯基不希望同她谈话。我们对这种企图使一个已经非常紧张的人受到更大的压力的做法十分不快，但外交部要坚持外交礼节。

这次通话是在以后四天里俄国人坚持要求的许多次通话当中的第一次。主要是纳简斯基的妻子，当然还有其他的亲属，他们轮番地哭泣着请求他重新考虑他的决定。

“想想我们，”他们告诉他，“想想将落到我们头上的毁灭和耻辱。”

纳简斯基开始明显地动摇了。在白厅、外交部和军情五处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外交部要允许通话。俄国人却从不允许我们接触在莫斯科被逮捕的我们的人，如格雷维尔·温。可外交部根本不考虑我们的优势和纳简斯基的利益，只坚持外交往来上的一些细节。

“我们不能拒绝家庭人道主义的接触。”他们说。

第四天纳简斯基告诉我们他决定回去。这件事给他的家庭带来了太多的麻烦。麦考尔试图指出各种危险，但都没有用。他就像一个在手术台上的病人，在生与死之间徘徊。现在我们能感觉到他在悄悄离去。

“你坚持要回去？”在他快回去之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问他。

“我要干什么已经不再重要了，”他毫无表情地说，“我已经为我的家庭尽到责任了。”

宿命是纳简斯基惟一的庇护所。他是冷战当中许多不露面的牺牲者之一，他的一生被东西方面对面的两支秘密大军毁掉了。

但是，如果我们陷入了叛逃者提供的情报迷宫中，那也是我们自己的错，我们迫切需要有一条出路。安格尔顿为了使自己走向安全地带，他选择了对戈利金的盲目信任。然而只有一条路才行得通，那就是把迷宫的建造者请来，帮助我们寻找一条出路。虽然，我开始时是戈利金以及他的理论的狂热崇拜者，但到了六十年代末我开始对这一切产生了怀疑。

问题是戈利金对他的“方法论”的迷恋。他声称，如果让他接触西方情报部门的档案，那就会在他的记忆里触发联想，这种联想会引导他发现间谍。他的这个理论是，他在捷尔任斯基广场看到的情报有许多是删改过的，换句话说，这就是用伪情报源来保护为克格勃提供情报的间谍的身份，如果他阅读西方情报部门的档案时，他就可能抓住与他在克格勃档案室看到的材料相似的各点。

利用戈利金有两种方法：一是接受他的方法论，允许他支配反情报政策的整柄剑；二是继续从事那种试图从他那里淘出事实的金屑来的恼人的工作，例如在他所看的报告里的情报，一个间谍的大概住址，等等，然后再用反情报的正统方法对它们进行调查。

戈利金是极有用处的，西方反间谍机构成功地从他那里获得了这些有事实根据的线索。这就是我们怎样抓到瓦萨尔，怎样使马塞尔·查利特发现了乔治·巴格的原因。戈利金的政治情报也是一样。凡他坚持的所看到或听到的东西总是使你感到印象深刻而且真实可信。例如，毫无疑问，他参加过谢列平的那次著名的大会，会上建立了负责假情报行动的D 处。但是，他根据自己知道的一点东西来推断并发展广泛的理论时，或企图把在他叛逃后发生的事与他的理论相吻合时，那么他的这些情报就是灾难，例如他那关于搞四十年假情报的伟大计划以及中苏分歧的说法就是这样。

戈利金在军情五处的支持者占大多数，我也是其中之一，但很快我就同他的广泛的理论决裂了，也不再严守他的方法论了。只有阿瑟和一些像斯蒂芬·德·莫伯雷那样的低级官员还在相信他的理论。莫伯雷在六十年代初担任军情六处驻华盛顿的联络官时，负责同戈利金联系。

但在华盛顿，情况就完全不同。安格尔顿把“方法论”的钩、线和钓丝锤都吞了下去，允许戈利金自由翻阅中央情报局的档案，胡乱指出叛徒。这样做常常使他的决定站不住脚，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此外，还导致反情报工作出现极大的错误判断。一大批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受到了不公正的怀疑，其事业遭到了毁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苏联处处长戴夫·墨菲。由于戈利金的线索，如此之多的各种官员受到怀疑，到头来，情况愈来愈糟，以至于中央情报局决定用解散苏联处来作为排除这种怀疑的惟一办法，并用一批全新的官员来重新开始工作。显然，这是一条走出迷宫的路，但这并不能弥补全局士气风貌上的损失。

虽然军情五处避免了中央情报局的过激做法，但戈利金还是很不好对付的。他过分自大，认为对所有的叛逃者都要远远保持着距离，让他们自食其力，尽可能少地给他们反馈，使他们不能够对自己在情报部门活动中的意义作出评估。自从戈利金在一九六三年第一次来英国时，我们就向他敞开胸怀，我同别人一样对此负有责任。当米切尔案件开始时，经霍利斯和琼斯的同意，阿瑟和我把什么事都告诉了他。他甚至按照一个著名的契卡情报官员的名字，为米切尔案件选了一个代号“斯皮特斯”。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在追捕一个高级间谍，因此他不可避免地要在给我们的情报上添油加醋。一九六三年有若干月是在紧张，而且几乎是歇斯底里的气氛中度过的，到处都弥漫着叛变的腥味。我们是怎样靠着他的理论带来了恐惧，这是显而易见的。

但毫无疑问，他对西方的渗透情况是知道的。英国、挪威和法国的记录都证明了这一点。但由于我们太性急，以致没法得到他所有线索的一个完全没有讹误的版本。我敢肯定，西方仍然在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

一九六七年，潮头终于冲向了戈利金。第一次卡扎布会议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召开时，他应邀去讲话。所有到会的人都迫切期待着他的出现，因为在过去的五年里，有那么多的东西是从他那儿来的。戈利金像往常一样趾高气扬，他很快就西方情报部门没有正确地理解他的材料这个问题发表了长篇大论。

“我知道更多的间谍，”他叫喊道，“为什么你们不愿意同我合作呢？”

他着重谈了英国，他声称许多渗透还未被发现，只有他才能找出来。琼斯脸上带着微笑，这种笑是他专门用来对付那些讨厌的人的。他一贯憎恨在大庭广众当中张扬家丑。他最后终于耐不住了。

“你要什么？”他问道。

“档案……接触你们的档案。”戈利金回答说。

“好吧，你可以看——看你喜欢看的任何档案。我们倒要看你是否能给我们点什么东西。”

戈利金是在一九六八年春天投奔过来的。我最初敦促他直接过来，当时伦敦正是冬天。他阴郁地告诉我，他一生当中见到的风雪实在太多了。他被安置在布莱顿附近的一幢安全的房子里。麦考尔和他的妻子同他住在一起，为他理家并与他作伴。每个星期，我都要用公文包装一包档案，从莱肯菲尔德大楼送到他那里，以便他研究。

我第一次把材料给他时，曾警告他不要做笔记。琼斯和我都担心，在他的“方法论”背后的部分动机，是从西方情报机构里收集尽可能多的情报，为了某种未知的将来的目的。

“当然，”他傲慢地回答，“我是个行家，我懂这些。”

戈利金钻到军情五处最秘密的档案里过了四个月。迈克尔·麦考尔到格林·米尔斯银行取出了一万英镑的现款，装在一个小手提箱里，带去给戈利金。

虽然花了这么多的钱，但戈利金给我们提供的东西却少得可怜。琼斯曾要他摊牌。当然也有些有用的东西。他研究过“维诺纳”，并用他在克格勃那段时间的知识，补充了几组。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来研究剑桥三军联合语言学校的档案，查看入学者的各种材料，看看有没有引起他注意的人。我们甚至还搞了一次声音测试，参加者是一些戈利金尤其感兴趣的人，主要看看戈利金能否从他们所用的习惯用语中发现他们有没有克格勃指挥官的俄语词汇。这个办法虽然很高明，但从未收益。最后，我们决定唯一能安全做到的事是关闭这所学校。

然而，在关键的领域里——他能否在渗透问题上弄点眉目出来——他完全是个失败者。他对斯克里普金的指控补充了一些细节。他的确有一套稀奇古怪的理论。他花了若干个星期研究“维诺纳”通讯，看看能不能帮助我们识别出未知的匿名者。有两个人特别使他感兴趣——戴维和罗莎——根据已破译的电文，这两个人显然在一起工作，大概是丈夫和妻子，或许是兄长和妹妹。戈利金要求把所有参与“维诺纳”通讯工作的军情五处的官员的档案都给他看。一天他宣布他有了答案。

“你们的间谍在这里。我的方法论发现了他们。”他阴沉地说，像法师一样用手指指着放在他面前桌子上的两份档案。我对这两份太熟悉了，是维克托和特斯·罗思柴尔德的。

“别荒唐到了极点，阿纳托尔，”我说，“维克托是安全局最好的朋友之一……你是怎么扯到这种结论上去的？”

“他们是犹太人。戴维和罗莎是犹太名字……”

在我听来这就像克格勃的反犹太主义，我不禁想起如果这里是中央情报局，我是安格尔顿，那么维克托和特斯就肯定已经根据戈利金毫无根据的解释被列入间谍名单了。

戈利金“方法论”的主要问题是他解释档案时仿佛他仍然在克格勃一样。他查找搞错了的行动，或个别官员的错误。

“这个人现在在哪里？”他会问。

“还在原来的地方。”我会这样回答。

戈利金好几天都不说什么了，然后又宣布他敢肯定哪个人是叛徒。

“但为什么，阿纳托尔？”

“因为在克格勃里，失败是一种严重的罪过。你不会再获得信任，这使人不快，也许这时他就想到转变。”

他从来不懂西方文化，由于未能一帆风顺地见到斯大林，他的事业失败了，因此被驱上了叛逃之路。他推测西方的任何一个人都会以同样的方式采取行动。

“但在西方不是那样，”我常常告诉他，“我们在这里不会那样干——只是在联邦调查局才会发生这种情况。”

戈利金会显得惘然若失。他是一个几乎没有幽默感的人。

“瞧，阿纳托尔，我们在这上面已研究了二十年，我们还不知道谁是间谍，你的猜测对我们一点儿帮助也没有。”

他看着我，又看看档案，仿佛要让我因为怀疑他而感到内疚。

“你知道什么，彼得，”他叫喊起来，“你没有像我那样在捷尔任斯基广场上呆过。”

如果不是他的虚荣和贪婪，他会是个真诚坦率的人。他像所有俄国人那样会有突如其来的悲伤。我记得，有一个下午，我把沃尔科夫的档案拿给他看，当他知道这个企图叛逃的人的档案最终落到了金·菲尔比的办公桌上的故事后，他开始哭了起来。

“你们怎么能这样粗心大意呢，彼得？”他痛苦地问道。他深知，要不是上帝的慈悲，他戈利金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的。

麦考尔和我显得惭愧，但却没能辩解。

在他的停留期间快结束时，我们谈到了假情报以及我们档案室里千篇一律的情报。戈利金是一个人的影子，他曾用自己照相机般的记忆力和对细节的准确眼力迷倒了西方反情报界的出类拔萃之辈。他离开之前，交给我们一份厚厚的打字稿，这是他亲自用一个手指头在一台老式的奥利维蒂牌便携式打字机上辛辛苦苦打出来的。他告诉我，这是一部关于假情报的权威性研究。我把它交到档案室，我期待着他的每一个字的时候早已过去了，我甚至不高兴去读它。

我又见到戈利金时是在第二年的冬天，在纽约。我们在中央公园附近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吃午饭。这是一个令人难过而又诡秘的场景，戈利金仍在谈他要建立一个专门研究假情报的研究所的计划以及他所发现的新线索，但他知道他完了。去年夏天，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又使得一批新的叛逃者涌入西方——像弗罗利克和奥古斯特。他们的情报虽然不那么耀眼，但更容易消化。戈利金知道他现在是一个事过境迁的人物，我想他能看出我是在安慰他。

他最近正遭受着不幸的折磨。他最喜欢的女儿成了西方最腐朽的事的牺牲品——吸毒——并且已经自杀了。这是一个可怕的打击，戈利金责怪自己。

午餐后，我们在冬天那明朗的阳光下一起走过中央公园。他要我去看看他在纽约州北部的农场，但我告诉他我得回伦敦，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你想回家吗？”我们快分手时我问他。

“哦，不，”一阵不寻常的停顿之后，他才回答说，“他们不会宽恕我的。”

戈利金不怎么谈到俄国，但它显然在他的心中。

“想家吗？”

“有时想……”

我们道别了。他穿过雪地走远了，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就像所有的叛逃者一样，戈利金感到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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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由于戈利金不能对渗透问题提供进一步的资料，军情五处因此陷入了迷津。从一九六六年开始，搜寻可能存在的高层间谍（因为“流畅”委员会认为罗杰·霍利斯爵士是最大的可疑分子）的活动被搁置起来，以便集中注意力去猎取中级间谍。汉利的问题一经查实，就失去了明显的前进目标了。我们是假定戈林涅夫斯基的故事纯属虚构而放弃搜寻中级间谍呢，还是在类似汉利这样情况的一些人中间继续寻找嫌疑犯？如果我们假定戈林涅夫斯基关于中级间谍的故事是虚构的话，那么我们假定的这个圈套是为了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其他中级间谍身上引开呢，还是从高级间谍身上引开？这两种情况是都存在的呢，还是都不存在？什么都不干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就像一出希腊悲剧里的演员那样，我们没有真正的选择，只得继续扩大调查范围，四面出击。

下面一个最大的可疑分子是格雷戈里·史蒂文斯（化名），一个性格外向、天资聪颖而又带点恶作剧式的幽默的官员。史蒂文斯的情况有百分之六十和戈林涅夫斯基指控的相吻合。他有一个比汉利更深的波兰背景。他有一半的波兰血统，而且他已爬到了汉利原先的职位上，成为军情五处波兰科的头。在那里，他对他母亲的国家的语言、历史、文化的广博知识使得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具有讽刺意味，或许可以说是不幸的是，史蒂文斯正是在一九六三年找戈林涅夫斯基谈话的官员，也是第一个听说中级间谍的人。同霍利斯去拜访古曾科一样，这是不是另外一个巧合？

和汉利一样，史蒂文斯也穿过军装，也和克格勃的一个官员有过接触。这个克格勃官员据戈林涅夫斯基的揭发进行了这次招募活动。汉利和史蒂文斯两人都参加过一九四五年的加尔各答会议，在这次会议中，史蒂文斯作为军事翻译派给斯大林，为他把俄语翻译成英语，一直到斯大林对他讲的俄语中所带的波兰口音不满才把他撤换了下来。

和汉利一样，史蒂文斯也接受过精神病治疗，于是我再一次谨慎地去访问哈利大街。但是汉利曾把他的职业的性质告诉医生，而史蒂文斯则从没有作过有关他在国家安全机关供职的任何暗示。

“我不会想到他有足够稳定的精神状态来干这种工作。”医生说。

“你觉得他可靠吗？”我随便问了一句。

“他非常聪明，”医生回答说，“但是我认为他的聪明有时会把他引入歧途。”

“你的意思是……？”

“他有点‘沃尔特·米蒂’，我认为你不能总相信他所说的话。”

我查看他的案子越深入，就越怀疑当初是否应该把他招进来。这事看起来很难说清。他是一个很好的官员，对情报机构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归根到底，仔细审查的话，这个人本来就不应该允许他进情报部门。精神病问题只是全部问题的一小部分，真正叫人担心的是他的波兰背景。根据他的工作履历可以看出，他在官方许可下定期去波兰度假，并看望他的亲属。他的一个和他关系特别亲密的舅舅是波兰共产党的积极分子，他们俩还偶尔在伦敦会面。军情五处通常对那些家庭背景同英国共产党略有牵扯的申请者一概不予录用。对于这样的一个组织，史蒂文斯的案子提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而且，像他这样一个人同中级间谍的调查有联系这个事实使得事情更加棘手。因为他为了洗刷自己，就必须通过一次彻底的审查来证明他是清白的。而由于他的家庭的一半生活在铁幕后面，进行这样一次审查是不可能的。

在我们尽力进行一番调查之后，史蒂文斯被召唤来接受审讯。这次审讯由我和帕特里克两人主持。帕特里克是个独眼的廓尔喀军官，是D 处三科的审讯员。

自从他第一次听到戈林涅夫斯基讲的关于和波兰人联系的中级间谍的事以后，史蒂文斯就对受传唤有所预料。他在进攻和防守两者中变来变去。他神经质地凝视着我，好像要使我相信他讲的是真话。他承认这种指控和他非常相配，完全是事出有因，并且承认具有他这样背景的一个人被像军情五处这样的组织录用是件离奇的事。

“我老在想，总有一天人们会记起我是半个波兰人，”他说，“我想这次审查我是过不了关的，是不是？”

“我不知道，”我回答说，“不过，如果这可使你宽心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决定此事的不是我而是琼斯。”

他明显觉得，无论审讯如何进行，他是不可能取胜的。和汉利不一样，他不能指望走过炼狱而不伤筋骨。

三天后的一个上午，他冷峻地走进房间，坐在对着我的那张桌子边上。

“是我对你说些什么的时候了，”他说，“我已经决定坦白……”

我给吉姆递了个眼色，他立刻开始做记录。这只是个附加的预防措施，因为所有的谈话我们都录了音。

“是的，”他继续说，“多年来我一直想把这件事对什么人谈谈。你是对的……我就是你们正在找的间谍。”

他扭弯了身子坐在我的面前，肩膀抖动着，好像在流泪。但这样只持续了一小会儿，后来他抬起了头，两眼直视着我。

“你真是这个意思吗，格雷格？”我问。

“你们有证人，不是吗？”

“你知道你必须对处里有个交待吗？”

他点点头。我斜过身去告诉吉姆，让他去通知局长的安全官汤姆·罗伯茨，并安排特别处立即派人来。史蒂文斯和我相对而坐，堆在我面前的那些文件和问题，刹那间都变得多余了。

“这都是真的，”他再一次说，声音非常清楚。

我告诉他，在汤姆·罗伯茨到达之前，最好什么也别说。吉姆·帕特里克回来了，我们悄无声息地坐了一会。然后，我注意到史蒂文斯的肩膀又开始抖动了。有一阵我想他是在哭泣，甚至也许会一下子垮下来。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

“该死，”我对自己说，“我应该叫局里的医生来守在一边的。”

接着，他突然爆发出了一阵大笑。

“你们真的相信我说的，是不是？”他说道。

我一下子感到十分难堪，只觉得脸上发烧。

“我不太清楚……”

“你们想要一个间谍，是不是？我想我能给你们一个。我知道，我总归要给开除的。”他说着，突然间满脸通红，反正玩笑已经开过了。

“我想我们不应该在这儿讨论这种事情，”我回答说，“汤姆·罗伯茨马上就要来这儿，你可以向琼斯解释这一切。”

就我所知道的情况来看，这是一篇真正的坦白（他现在正在试图撤回它）。我觉得我非常了解史蒂文斯，相信这只是个恶作剧。可是他干的是一件大蠢事，他在这场调查中幸存下来的机会几乎肯定是失去了。

琼斯听到此事后感到震惊。他是个律师，一向对军情五处处理问题的圆熟手段十分称颂。

“你认为怎么样？’当我回到他的办公室时他问我，“是假供还是后来又翻供了？”

“你知道我的观点，”我回答说，“我肯定他是清白的，因为从一开始我就认为这个中级间谍的指控纯属捏造。我只认为他神经有点不正常……”

琼斯咕噜了一声。对于他这样一个稳重的人，假叛徒的故事总是倒胃口的。

“你是不是认为全部事情都是捏造的？我指的是戈林涅夫斯基的事情。”

我告诉他我们在审讯前核对过录音。

“我甚至也让史蒂文斯核对过译文，哦，戈林涅夫斯基是这样说的。”

“别指望我们再留用他了，”他咬着烟斗自言自语地说，“这个人显然精神不健全。波兰的事情也真稀奇古怪。这种事情要是上了报的话……”

他挥了挥手让我离开。

不到一个小时，格雷戈里·史蒂文斯就被解职了。他和琼斯在一起呆了十分钟，然后汤姆·罗伯茨把他带到了莱肯菲尔德大楼外面的人行道上。他甚至连他的办公桌也没来得及清理。

几天以后，阿瑟来看我。自从他到军情六处后，我们难得见面。他老了，看上去精力大不如以前，但仍不能忘怀过去的事情。他想要了解史蒂文斯的事情，他们过去在D 处是好朋友，并且因为阿瑟比史蒂文斯年长许多，因此史蒂文斯对他几乎是怀着一种父亲般的感情。

“你们非得要这样做吗？”他问我。

我对他讲了关于中级间谍、撤回供词以及困扰着我们大家的种种混乱和怀疑。

“我们还能干什么呢？”我问，“我们怎么能叫白厅去搞他们的审查，而对我们自己的问题却视而不见呢？”

“我们大家都中邪了。”他轻声说。

格雷戈里·史蒂文斯的离职使办公室笼罩在巨大的悲戚的阴影之中。他是个受欢迎的人，所以我不可避免地也受到了责备。除了一小部分高级官员外，没有人知道导致对史蒂文斯的调查的前因后果、怀疑军情五处高层渗透的漫长历史、布伦特的供认、“流畅”指向罗杰·霍利斯爵士的结论的可怕秘密、以及猎捕中级间谍等等。

流言开始在局里传播，说是D 处三科正在进行一种内部的审查清洗，像史蒂文斯这一类官员正是这种清洗的牺牲品，还有人把这称为盖世太保。一些年轻的职员开始在饭厅里回避我。同我的许多同事间的随便交谈也越来越少。我们这些和搞渗透问题有关的人全部受到孤立，我们被人害怕，遭人白眼。

在军情六处，情形也差不多。在受到多年的冷落之后，六十年代中期委任了新领导人克利斯托弗·菲尔波茨负责反间谍处的工作，那正是“流畅”计划出台的时候。菲尔波茨大体上具有那种传统英国情报机构里的老派人物的形象。他是个有魅力的旧军人，喜欢喝杜松子酒，戴老式围巾和领花。他是个严于纪律的人，认为在菲尔比叛逃后，军情六处的奥吉亚斯王的牛圈需要清扫。尽管狄克·怀特尽了最大努力，军情六处还仍然处在由菲尔比、苏伊士运河、克拉布中校事件造成的创伤的恢复当中。要在机构内部重建自信心，前提是对安全工作程序和人员作一番彻底的审查。那些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他们的背景情况的人必须离开，这是国家安全的需要，怀疑最终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菲尔波茨毫无保留地支持“流畅”行动，在“世纪大厦”内部积极实施自己的审查计划。至少有八个高级官员在菲尔波茨上台后被迫辞职。比如说，有一个官员的被迫辞职，是因为他和丽棋·弗里德曼保持着长期的暧昧关系被发现，而又从来没有对局里说清此事。弗里德曼是菲尔比的第一个妻子，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就是她招募菲尔比成为苏联间谍的。另一个被迫辞职的高级官员是由于他曾在三十年代加入过共产党。还有几个曾经上过三军语言学院的高级官员，也因为无法把自己的来历交待得前后一致而决定离开。甚至尼古拉·埃利奥特也受到了审查，因为在他最后去贝鲁特索取菲尔比的供词前，他一直是菲尔比的支持者，有可能菲尔比曾设法从他那儿得到情报。但是经过长时期的审讯之后，埃利奥特向他的审讯人阿瑟·马丁证实了他的清白。

没有一桩是真正的背叛，但是因为情报部门中正常的审查规章在那么长的时间里被弃置不用，一旦要把它付诸实施就感到突然和痛苦。他们把对军情六处内部清洗的罪名归在军情五处，特别是归在像帕特里克·斯图尔特和我这样的人头上，许多人觉得军情五处借了菲尔比叛逃事件来算旧账。

自从我审查了潘可夫斯基的案子以后，我在军情六处的某些部门内就不受欢迎了。然而真正使我和军情六处那班老将结下不解之仇的还是埃利斯的案子，而这冤仇恰好是我获得成就的标志。

同菲尔比案件一样，埃利斯案件在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之间造成了长时间的摩擦。它一开始是由伯吉斯、麦克莱恩的叛逃引起的。当时军情五处着手重新分析由叛逃者沃尔特·克里维茨基提供的情报。克里维茨基的情报中有关于一个住在巴黎、名字叫弗拉基米尔·冯·彼得洛夫的白俄流亡分子的一系列情况。克里维茨基宣称：彼得洛夫在战前曾是格鲁乌第四局的一个重要的谍报人员，在英国和德国都有可靠的情报来源。他在这两个国家活动，并作为双重间谍同时为德国和俄国服务。

军情五处对找出谁是那些情报的供应者产生了兴趣。因此，他们研究了冯·彼得洛夫的档案，并发现了一些战争结束时德国情报局官员所作的一些情况汇报。德国情报局官员证实了彼得洛夫作为他们的间谍受着他们的管辖，虽然他们并不知道彼得洛夫也同样为俄国人工作。有几份报告提到冯·彼得洛夫在英国情报机关里有个内线，此人得到我们的作战指令及重大行动的细节，如我们对连接希特勒和他驻伦敦大使里宾特洛甫的秘密电话的窃听情况。有一个德国情报局官员甚至记得彼得洛夫的那个内线的名字，他是一个叫埃利斯上尉的澳大利亚人，一个出色的语言学家，有一个俄国妻子。

查尔斯·“迪基”·埃利斯当时是军情六处的一个高级官员，刚从军情六处远东事务负责人升任为负责南美和北美所有行动的主管。他在二十年代加入军情六处，当时，他以巴黎为基地，负责在白俄流亡者中招募间谍。就在这期间，他招募了一个和彼得洛夫接近的间谍。

战前的白俄流亡者社会是一帮靠不住的保皇党人聚成的乌合之众。当军情五处提出对埃利斯的怀疑时，军情六处否定了他是个间谍的任何可能性。他们坚持说更有可能是彼得洛夫为埃利斯工作而不是相反，彼得洛夫为保护他自己而撒谎。无论如何，埃利斯是自愿选择提前退休并打算返回澳大利亚去的。由于对菲尔比的怀疑逐渐增多，军情五处和六处之间的关系已紧张到濒于破裂。新任军情五处局长的狄克·怀特，为了不再激化这种紧张关系，同意搁置埃利斯案件。于是这个案子就放在了档案室变霉，直到我接手D 处三科的工作为止。

在菲尔波茨当上了反间谍处的头之后，我以一个“流畅”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跑去找他，问他是否打算支持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联合调查埃利斯案件，以使此案最终了结。他去找了怀特，怀特表示同意。于是，我就和军情六处反间谍处的一个名叫邦尼·潘切夫的年轻反间谍官员一道开始工作。

埃利斯一案中的真正困难，是要想法确定他是为德国人工作还是为俄国人工作，或者是同时为两国工作。早些时候，当我们追踪战前窃听希特勒同里宾特洛甫之间通话行动的记录时，我们证实了德国情报局官员所叙述的故事。当时负责整理窃听记录的官员就是埃利斯。问题是他在向彼得洛夫提供情报时，是否知道他是一个俄国间谍，还是以为他只是为德国人工作。

最初使我确信埃利斯始终是个俄国间谍的，是德国情报局官员分发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谈到了彼得洛夫在英国情报机构里的内线是埃利斯上尉。这份报告照常规送给了反间谍处的金·菲尔比。他在页边的空白处草草地写下：“这个埃利斯是谁？NFA 。”意思是“到此为止”，然后把它埋进了档案夹。当时埃利斯的办公室在走廊上和他只相隔几个门。依我看，一向目光锐利的菲尔比发生这样的疏忽，是最值得怀疑的。

在菲尔比和埃利斯的工作经历之间存在着许多有趣的联系，这只是其中的一例。在菲尔比受到怀疑后的一年内，埃利斯申请由于健康原因提前退休。他旅居澳大利亚，担任了澳大利亚秘密情报处——澳大利亚收集海外情报的机构——的顾问。一个澳大利亚人向他汇报，贝利亚的亲信弗拉基米尔·彼得洛夫选择了留在西方而不想去莫斯科碰运气，即将叛逃。一听到这消息，埃利斯几乎是立刻返回英国并和金·菲尔比接头，尽管莫里斯·奥德菲尔德特别警告他不要这样做。没有人知道他们讨论了些什么。但从这天起，彼得洛夫在澳大利亚受到了怀疑。当他觉察到他在苏联大使馆的保险箱让人撬开过之后，他立即把他预定叛逃的时间提前。在莫斯科派来的那两个克格勃壮汉带他回国的前两小时，他机警地逃脱了。埃利斯急急忙忙地离开澳大利亚的原因一直不清楚。但我总是设想，他认为那个即将叛逃的彼得洛夫就是那个在二十年代同他交往的冯·彼得洛夫，而后者知道他叛变的秘密。

我们查看了他的战时档案。他在战争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担任英国安全协调委员会里被称为“无畏的人”的史蒂芬森爵士的副手。美国的“维诺纳”的一些材料清楚地表明，苏联操纵着英国安全协调委员会内部的一帮间谍。但尽管我们绞尽脑汁地试着把埃利斯和每一个代号对号，也始终无法确定他到底是哪一个。

我进一步回溯到战前时期，搜寻埃利斯和苏联来往的更确切的线索。当时我正在研究战前时期，把它作为D 处三科的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我重读了伊丽莎白·普里茨基的自传《我们的自己人》。这本书写了她作为卢德维克·普里茨基妻子的生活经历。卢德维克·普里茨基也叫伊格纳斯·顿斯，是“伟大的非法者”集团中的一员。他曾在苏联格鲁乌四局的指挥下同彼得洛夫一起工作过，在他拒绝前往莫斯科并且叛逃后被暗杀。我第一次读这部书时用的是英文译本，但这次我研究了它的法文原版。我找出了英文译本上没有出现的一段很不寻常的叙述。伊丽莎白·普里茨基说，在二十年代末期，卢德维克有一个位居英国情报部门上层的间谍。

一九六六年，我去巴黎走访普里茨基夫人。这位相当厉害的夫人，对关于她丈夫过去事情的回忆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并且，对所有西方帝国主义的间谍都心存怀疑。我绕着圈子说了一通之后，提起了她书中的那一段话。我壮着胆试探地说，她一定是把日期搞错了，大概这个间谍是菲尔比吧？她变得相当恼火，吵吵嚷嚷地说我无知。

“那不是菲尔比，”她急促不安地说，“卢德维克一九二八和一九二九年间曾在阿姆斯特丹指挥过这个间谍，那时菲尔比还在军校念书呢！”

“你能认出这个人吗？”我问道，掩饰着我的兴奋。

她开始推诿。她对我说，她现在仍然忠实于“自己人”，决不会告密。

“哦不，”我告诉她，“不是那么回事，我们需要了解这事只是为了充实档案。”

我从公文包里拿出二十张照片。有些是假照片，另外一些是她丈夫的同事的，其中有一张是埃利斯二十年代中期的照片。她挑出了所有她认识的人的照片，埃利斯的也在其中。

“我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她对我说，“但我肯定这是个熟人。”

我乘公共汽车离开巴黎直奔阿姆斯特丹，去见一个叫皮克太太的女人。她是荷兰人亨利·皮克的遗漏。亨利·皮克曾以一个苏联的非法者的身份活动，战前在英国招募了几个间谍，其中包括在英国外交部担任译电员的约翰·赫伯特·金。伊丽莎白·普里茨基提议我去拜访皮克太太，或许皮克太太能对她挑选出来的照片提供一点新情况。皮克太太同普里茨基太太属于同一类型，并且显然对我的仓促来访已有戒备。她也挑出了埃利斯的照片，但拒绝说明原因。

另外就只剩一条线索了。伊丽莎白·普里茨基在她的书中谈到理查德·佐尔格在二十年代末到达英国的情况。佐尔格是苏联“非法者”的一个重要人物。二次大战期间，他在中国和日本建立了一个历史上最重要的间谍网，那次去英国的使命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她告诉我，她不知道更详细的情况，并且明显地试图阻止我去访问佐尔格的遗蠕克里斯蒂娜。她住在纽约附近一所女子学校里。我打电报给军情六处驻华盛顿的联络官史蒂芬·莫布雷，请他去拜访这位太太。

克里斯蒂娜·佐尔格虽给这副拼木玩具拼上了最后的一块，但却留下了一幅不甚清晰的画面。她确实记得佐尔格的使命，说他是去同一个非常重要的间谍会面的，虽然她对这个间谍的身份一无所知。她回忆起了一个片断——一次在伦敦的一个街角的会面。她同里基一起去和那个间谍会面，但是里基让她远远地站在后面掩护他，以免遇上麻烦。那么她能不能认出这个人呢？史蒂芬问她。她曾见过这个人，但没有看得很清楚。他给了她那些照片。

“这个人看上去眼熟，”她说，“但我不能断定，毕竟是过去那么多年的事了。”

这张照片是埃利斯的。

最后，我们审讯了埃利斯。他已经老了，声称他正在生病。因此，邦尼·潘切夫和我得到指示要以非常温和的方式进行这次审讯。好几天，埃利斯否认一切，大吵大闹，指责所有这一切都出于同事间的嫉妒。但是，当我们拿出证据——德国情报局官员的报告和窃听电话和训诫章程时，他懵掉了。

星期五午后，他回到了设在老国防部地下室、被称为055 号房间的审讯室，手里拿着一份打好的文件。它类似于一份供词。他声称他是早年在军情六处供职时被卷进去的，他当时在既没有受训又没有钱的情况下给派出去干外勤的。为能够得到更多的情报作为交换，他开始向他的姻兄，也就是他的代理人齐兰斯基提供关于军情六处工作计划的零碎消息。而齐兰斯基同冯·彼得洛夫有联系。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不久，他就受到了讹诈。他说他的妻子病了，他需要钱，所以他同意向齐兰斯基提供更多的情报。

埃利斯的供词避开锋芒，小心仔细地掩饰了实质性问题，诸如他送了哪些情报，送到哪里去了等等，因此，在审讯中我们要求他说清楚这些事情。他承认曾送出英国情报机构作战指令计划的详细内容，并泄露过窃听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之间专线电话的情报，尽管他知道这些材料将由彼得洛夫送往德国。（德国情报局的情报，一部分是来自史蒂文斯和贝斯特。他们在荷德边境中了盖世太保的圈套而被德国抓获。我们一直到战后才能同他们谈话。他们在接受审讯时说，他们非常奇怪德国情报局怎么会对军情六处的情况知道得那么多。）我们问埃利斯什么时候中断和白俄流亡者的联系的，他承认那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大战爆发后。

埃利斯是个贪财而狡诈的人。他坐在那里，被揭去了肩章，面色苍白，大腹便便，但我从没有听到过他表示一点歉疚。我能够理解一个人可以为一种理想主义的信念而选择苏联，但无法理解他在战争期间居然为了几英镑小钱而把自己的同事出卖给德国人。我告诉他，要是他是在一九三九到一九四0 年间给抓获的，他早就被绞死了。

埃利斯显然以为审讯已告结束，但实际上还刚刚开始。我说，我们要知道有关他和苏联交往的事。他不由得在我们面前摇晃了一下，然后发起反击。

“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和共产党……”他大叫道。

第二天，我们引导他回顾那一系列奇怪的事件：他的澳大利亚之旅，他仓促返回伦敦，以及这些活动和彼得洛夫叛逃在时间上的一致性。他矢口否认，甚至在有关他退休前的一些活动的谎话被一再戳穿时也是如此。同样，我们对他说可以免于起诉，但也不能使他改变主意。尽管这样，我可以肯定埃利斯和俄国人有关系。

邦尼·潘切夫和我写了此案的结案报告。我们的结论是，依我们看，埃利斯肯定为德国人做过间谍工作，包括在大战期间；同时我们还相信，他还在一个长时期中充当俄国情报机构的间谍，直到他被从接近秘密的岗位上调离。克里斯托弗·菲尔波茨毫无保留地批准了这个报告，并把它提交给了狄克·怀特和他的副手莫里斯·奥德菲尔德。

奥德菲尔德是个腼腆的好人，深谙反间谍工作的原理，但却缺乏对人的品质的判断力。起初他怀疑埃利斯的供认的真实性，直到最后潘切夫给他放了审讯时关键对话的录音他才相信。尽管我们揭露了一个重要的叛徒，但我有时觉得好像受到责备的反倒是我。奥德菲尔德鄙视因菲尔波茨搞的审查清洗造成的恐怖气氛，竭力敦促狄克改变主意。埃利斯已经供认，这个事实看起来根本没有触动他的思想。对他来说，那是件很久以前的事了，最好把它忘掉。

六十年代末，反对调查的气候有了转变。我急切地想使“流畅”的某些结论在两个情报机构内部得到更广泛地传播。我确信，这是我们能够重新统一意见，继续工作的唯一办法。在当时，人们根本不了解这些案件。在他们眼里，我们的活动就好像盲目的麦卡锡主义。D 处三科成了如此庞大的部门，包括了“流畅”和D 处三科对三十年代的研究课题。不可避免地，其他高级官员对它在取得人力物力来源的优先地位产生了不满。因为他们无从判断我们所从事的工作的重要性。这种不满日益增长，他们指责我怀疑每一个人。如果这种攻击是公开的，琼斯则出面为我辩护。有一次他转过身来对攻击我的人说：“彼得的工作就是怀疑。”像安格尔顿一样，我意识到我的仇敌正在成倍地增长着。这是一种难以理解的感觉。在当了多年的猎手之后，我突然感到自己也成了猎物。

一九六九年在伯克郡森宁代尔文官学院举行的由军情五处高级官员参加的年会上，积聚起来的怨忿终于爆发了。许多官员对我，对D 处一科（调查）的有关人员，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发起了凶猛的攻击。他们质问，D 处三科干过点什么好事？他们说怀疑的空气破坏了同事之间相互信任的纽带。他们说无辜的人在受苦。

“谁是无辜的人？”我说，“那是撒谎。谁？你们说出名字来！”

我的手脚是被捆住的。我既不能说多了，又不能说少了。我只得强调我们所做的有关案子的每一个行动都是经琼斯亲自批准的，以此来保护我自己。但是只要我不对他们把追查渗透问题的历史过程解释清楚，他们是不可能理解的。

后来，我吁请琼斯根据“流畅”的估计发一个文件。我搞了一份可以向七十名高级情报官散发的纲要，其内容是：大战以来对渗透问题不断发生的指控；将这些指控和某个已知间谍（无论他在哪里）对号；指出至今仍有大量无法解释的指控。琼斯甚至连想都不想就把它否决了。

“如果我这样做，彼得，”他说，“那会毁掉我们的，我们将再也不能恢复了。”

“但是这些人甚至不知道布伦特是间谍。如果不告诉他们某些事情，他们又怎么能够同情和支持我们的工作呢？”

“依我看，”他说，“没有人知道还更好些。”

“可是我们怎么开展工作？”我问他，“每年都有一些青年人来我们情报部门工作。他们听录音，看工作档案。但是他们对这件事一无所知，而这又是我们这里最重要的课题。你怎么能指望他们靠谎言过日子？而且除非你面对它，否则你也无法去干这个工作。 应该向人们说明情况， 解释清楚我们的工作来由。对他们说：‘瞧，有这么多缺口，这就是我们要继续工作的原因。’”

琼斯根本听不进去。他有时会像这样固执，虽然并不总是这样，但这一次确实无法通融。

最后我问他：“那我怎么办？面对这样的敌意，我怎么在这儿继续干下去？”

琼斯突然变得冷酷：“这就是你坐在那里评判别人的是非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一九六八年，汉利的问题澄清后，他被任命为反间谍处的处长。自从上一年那件伤感情的事件之后，汉利和我几乎不说话。他虽然从没说起过，但是我能看出他为我作出调查他的决定而责怪我。他一上台就对我进行打击报复，起初是公开地给我难堪。

“哦，彼得，”他用一种嘲弄的口吻说，“又来搞你那套想入非非的理论。”

但是后来他的攻击越来越剧烈。他开始处心积虑地把人力和物力从D 处三科调开。开始时我被迫反击，到琼斯那里去告状，把人重新要回来。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疑惑是否值得跟他这样斗。D 处三科的研究任务行将结束。唯有高层渗透问题悬而未决，搁在一边已经三年多了，而且没有迹象表明要重整此案。连年的紧张工作损害了我的健康。我想该急流勇退了，回去干我的生平第一爱好——务农。

我决定在我退却之前至少应该和汉利来一次正面交锋。我去见他，直截了当地问他为什么要想方设法把我挤走。他声明不存在故意为难的问题。只是因为D 处三科太庞大了，并且指责你们的呼声也在日益高涨，说你们忽视了像对大臣的安全状况作出估价这一类虽不起眼，但又相当重要的工作。

“好，那就给我一个人来做这些案头工作吧。”

但汉利却拒绝了。

“我知道我是个蹩脚的行政管理者。”我直率地承认，“但是你能肯定这样做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你忌恨这类工作吗？”

他的脸唰的一下红了。他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但是否认个人经历影响了他的判断力。

“我想你知道那是我干的吧？”我说，“你看过那份档案没有？”

窗纸给捅破了。我回到办公室找出调查哈里特案件的档案，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拿给汉利看：“流畅”报告引起的对中级间谍的搜捕；猎取高层间谍一案的搁置；D 处三科的调查；沃森和普罗克特案件；有关的调查；访问他的精神病医生等等。

“真没想到，”他一边翻看这些档案一边说。

“我们这些人只是受命干这种肮脏的工作，”我满腹酸楚地对他说，“如今事儿快干完了，他们却想把当初的指派掩埋掉，忘掉我们，忘掉我们做过的工作。”

掌握大量可怕机密的沉重负担只由区区几个人肩负着，这件事给了汉利深刻的印象。他意识到他缺乏这方面的经验，而且他对D 处仅有的知识还是出自他五十年代处理波兰事务的那段经历。为了把D 处的工作搞好，必须有人给他指点。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明了他面临的问题。他非常直率，我为此而敬重他。他还是想要拆散D 处三科。他对我说，D 处三科的大量工作已基本完成，同时，他正计划全面改组D 处，无论如何，他要我当他的有关此项工作的私人顾问。我可以看每一份文件，接触处里的所有案件，以我十五年来所熟悉的情况给予他指导。和其他人不同，我一直没有离开过D 处。正如狄克·怀特找我谈话时所约定的，我不被提升，但也不会被调来调去，每过一年，从一个部门换到另一个部门。D 处成了我的生命，我知道每一个案子和卷宗，汉利的提议是合理的，我立即接受了。

但是，渗透的问题仍然还悬在那儿。

我说道：“谁来继续干这工作？我们不能让这件事再滑过去了。否则，其它拖下来的未结案件会堆积起来的。”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坚持认为，我们需要某种正式的机制来通盘考虑内部渗透问题。六十年代的问题是局里没有一个部门负责调查有关渗透的指控，所有事情都作临时性的处理。“流畅”没有正式的地位，只是个工作小组。这项工作交由D 处一科（调查）来做并不合适，因为他们的本职工作是调查发生在情报部门外部的渗透。正是由于缺乏这样一个正式机制，才导致了局里出现指责“盖世太保”的情况。人们认为我们是在正常渠道之外进行调查活动，在军情五处这样一个等级意识浓厚的机构中，这自然是个大问题。有一个适当的部门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人们就会看到上司是充分支持这项工作的。换句话说，它就有了合法地位。

我还考虑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了解到，要使高层渗透的问题得到解决，只有让新人来着手对这个问题进行处理。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个课题变得和某些个人捆在一起了，主要是和我和阿瑟。我们被看成是心怀恶意的偏执狂，除了认定霍利斯有罪外，提不出其它解释。我竭力游说汉利和琼斯，说服他们建立这样一个部门，在给这个部门配备的人员中，既不要和我或阿瑟有关的人，也不要与十年间的可怕事件有关的人。

汉利表示怀疑，但是琼斯马上接受了这个想法并劝说汉利把它合并入他的计划中去。到一九六八年末，改组完成了。D 处变成了K 处，K 处分成两个单位：KX，处理所有的调查工作，上头有自己的领导；KY，负责作战指令和行动，也有它自己的领导。KX合并了D 处一科（调查）和老D 处三科的大部分，由三个科组成：K 处一科和K 处二科，即苏联和卫星调查科；K 处三科，是从原D 处三科分出来的研究科室，为调查科服务；另外还设了一个新单位即K 处七科，专门负责调查对英国情报机关渗透的指控。KY包括K 处四科，即作战指令科；K 处五科，即指挥间谍和行动科；K 处六科，负责安全情况估计和汇编专家记录、部长级汇报、特种索引以及收集到的记录等，这项工作由我原来管辖的D 处三科负责。

邓肯·瓦格是K 处七科的第一任科长。他是一个很合适的人选——一个敏锐的、头脑冷静的官员。他善于辞令，一旦他想法形成，总能辩得让人对他的建议心悦诚服。在十年前他在听了霍顿妻子的怨诉后为霍顿洗刷嫌疑，因此犯了错误而使事业受挫，但是靠了踏实艰苦的工作，其中有一部分是在我辖属的莫斯科大使馆工作组里的工作，他赢得了重要机会，即这次到K 处七科的使命。他的助手是一位名叫约翰·戴的刚强的前海军军官。我极力提议，在此以前曾同渗透问题有牵连的人一律不得在K 处七科工作。

我和邓肯·瓦格会了一次面，把我的保险箱里和“流畅”有关的所有的材料都移交给他。这些材料包括：我私下调查霍利斯的背景情况的全部记录；我对朗斯代尔案件的分析；有关中级间谍的某些研究工作的资料。仅仅当他接过这些东西时，我才意识到：在那过去的年月里，这些小小的绿色的带有号码锁的箱子曾经是我的多么沉重的负担。

我说：“现在都归你了，谢天谢地！”

开头几天，我极少过问K 处七科的事情。邓肯·瓦格和约翰·戴两人也不想让我站在旁边，怕这样会给他们自己的行动自由和声誉造成损害。我理解他们，我把约翰·戴介绍给了布伦特，并且再一次谈起为什么一九四五年俄国人允许他离开军情五处的整个问题。布伦特总觉得这个事情有点奇怪。

“我想如果他们逼迫我的话，也许我会继续呆下去的，至少再呆一段时间。我热爱我的工作，敬重盖伊·利德尔和狄克·怀特。同时我希望还能再搞我的艺术……但是他们并没有要求我这样做。”

对于是否有人代替他在军情五处的位置这个问题，布伦特提不出什么线索，尽管他知道这正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我给他看了上面有八个匿名的“维诺纳”电文，但他一点也看不出其中的含义。他提供的仅有的零星片断是他和盖伊·伯吉斯、格雷厄姆·米切尔一同出席的在改革俱乐部举行的一次午餐会。这很显然是另外的一次碰头会。但是有关盖伊是否实际上进行了联系，布伦特说他不知道。过了一段时间，我听说约翰·戴最后审讯了米切尔。他们很满意他被证明是清白的。如我一直在猜测的那样，矛头又指向了霍利斯。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听到什么消息。 有一天，约翰·戴跑来见我。他带来了K处七科有关高层渗透的第一份报告。报告明确地得出结论说，霍利斯是最大的嫌疑犯，提议立即对他进行调查和审讯。

“过去我一直以为你是捕风捉影。”我读完报告后，约翰·戴说，“但是我要告诉你，现在我认为你一直是对的。”

这一次再不能躲避了，不管是对我，对琼斯，或是对那个悄然安居在加尔各特的萨默塞特别墅度过他的退休生活的、穿着黑色衣服打高尔夫球的那位先生，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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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在情报工作的生涯中，要是我能取得一个值得骄傲的伟大成就该多好啊！如果能解开这个谜该多好啊！他一生清白总比迟迟不下结论要好。然而秘密世界却并非这么简单，到头来阴影依然存在，并像过去一样浓密，把真相遮盖得严严实实。

一九六九年的一天上午，我来到以前被D 处三科用来作办公室的那间狭小的工作室里。正当A 处二科的技术人员检查装在南奥德利街我们安全楼的话筒时，书桌上的耳机响了起来。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又一天的开始，又一次审讯的开始，而对我来说，这却是十年闹剧的最后一幕戏。书桌上放着一本像电话簿那么厚的案情摘要， 封面背面印着一个奇怪的词“德拉特”。这是霍利斯的代号，是几年前由B处的代号小组发给我的，当时我正在D 处三科进行自由调查。现在我不由得笑了起来，“德拉特”似乎很荒唐，我从不明白它会带来什么痛苦。

安妮·奥尔尤因由于工作特别认真负责，在参加K 处七科工作之前就已从译报室晋升为D 处三科的研究官员了。K 处七科的案子同我在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的自由调查在本质上是一样的，甚至更为详细。他们查阅了霍利斯的履历，并向他在牛津大学的同龄人进行了询查和跟踪，另外还查阅了在上海特别处里的记录，可是，他们仍然没有发现什么重大证据，最后只能同以往一样，成了一个信念的问题。

审讯前几天，我们向霍利斯发了一封白色信件，请他到办公室来一趟。最后的计划已经制定好了。当然在制定计划时，又发生了一场争执。我们提出在审讯时期对霍利斯进行连续监视，以防他像布莱克那样在吓破胆的时候同苏联上司——如果他果真有的话——进行联系。琼斯对此却不同意。他没说什么理由，但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已下定了决心。甚至连汉利也为这件事辩护，他指着弗·琼斯的鼻子说他在这件事上不会被宽恕的。弗·琼斯认为批准审讯已经是最大的让步了，而且这是他违心强加在前任局长身上的最后一个耻辱了。

约翰·戴受命主持审讯，安妮·奥尔尤因和我则监听审讯实况，并及时提供分析。弗·琼斯知道他对这件事管得太多了，但又不能作出公平的选择；另外，案子拖了这么长时间，他应当让别人知道他正在让他的部下处理这个案子。

南奥德利街上的一扇门打开了，霍利斯被带了进去。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他问道。他那熟悉的声音在这么多年以后仍是那么坚定。

约翰·戴开始向他解释审讯程序。

“这个我很熟悉……但如果可以，我想要一支笔和一张纸。”

我试图想像南奥德利街的情景。我看到霍利斯在那里，坐得笔直，我甚至想他正怀念他的地位。当然铅笔是必要的，可他还会无缘无故地傻笑吗？他不感到受了侮辱吗？我心里在猜测。或者他会感到害怕？我对此有点不信。我从不把情感同他联系在一起，我还想起他经常对我说的一些话。

“彼得，你对这件事太动感情了。”

我尽量控制住自己的激动。

约翰·戴开始汇报霍利斯工作经历和早期生活中的日常细节。霍利斯知道这套程序，他想抢在汇报之前说话。

“如果你不介意，我们稍慢一些。”约翰·戴说。

霍利斯有点恼火。

“如果你们不介意，我想说这的确有点枯燥。在我的履历表上你们都能看到这些情况。”

但约翰·戴没有被他吓倒。

“如果你不介意，我想我们最好按程序来。”

霍利斯简要地陈述了他的经历。他说他离家出走是因为他明白他不信宗教，并声称牛津也不是避风港，同样会使他想起他的宗教背景。

“我想脱离这一背景，到外面干一番事业。我唯一的野心就是玩高尔夫球，可是我早在牛津时就意识到在高尔夫球这行里，我不会有什么起色，所以我决定去四处旅游。”

远东深深地吸引着他。原先他想同朋友莫里斯·理查森一起去，但后来这个计划落空了。回想起来，霍利斯说他还是高兴的。因为他与理查森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的情趣，不可能成为一对好旅伴。

他迷恋中国，当然在那里他遇到了古怪的左翼分子，那也很正常。大家都知道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左翼分子，在牛津也一样，他同莫里斯·理查森和克劳德·科伯恩很好，这两个人是粉红色人物。

他说他经常生病。这个时期，他一直患有肺结核，最后他不得不重返欧洲。他是从莫斯科回国的。

“我想看看那里是个什么样子。那个地方真可怕，肮脏，压抑。人们脸上没有笑容，而知识分子却对莫斯科大吹大擂，我很讨厌。”

“你在那里遇到过什么人吗？”约翰·戴问。

“在公共汽车和火车上遇到过人，在其它地方却没有。见到苏联人与在其它国家见到的人们，如中国人，不一样。”

午饭时，安妮·奥尔尤因、约翰·戴、琼斯和我在莱肯菲尔德大楼后碰了头。霍利斯一直镇定自若，对答如流。

“如果这样下去，他会把自己的罪过洗刷得干干净净。”安妮·奥尔尤因说。

午饭后，我们就他的回国问题继续进行了审讯，突然，他失去了常态。虽然他的语气仍然那么坚定，但所有的细节却没有了。他记不起他曾住在什么地方，曾遇见过什么人，曾制定过什么计划，然而在我们的案情摘要里都载有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知道他干了些什么，例如他曾住在军情六处的老一辈官员阿尔奇·莱尔的隔壁；莱尔曾是盖伊·伯吉斯的密友。他俩肯定见过多次，但霍利斯完全记不起他。在以后的一个多小时里，霍利斯结结巴巴，直到他谈起战前参加军情五处以后的经历才恢复了常态。突然间，他又有了精确的记忆。

那天晚上，审讯小组又在牛津和剑桥俱乐部碰了头，对白天的审讯进行了一番激烈的争论。

“那空白的一年他干了什么？”我问。

弗·琼斯把烟斗放在桌上，很不耐烦。

“你们全弄错了，”他说。

他告诉我们霍利斯从中国回来以后，情况糟透了——他的身体极差而且没有工作，没有前途。琼斯似乎没想到这些情况会使霍利斯更加难于被军情五处录用。霍利斯四处游荡，这是他一生中最想忘记的一段经历。因此，琼斯说，他记不起住在什么地方并不奇怪。

“起初他申请到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工作，这种动机就有些古怪。”我说。我很认真，但听起来有些挖苦的意味。弗·琼斯生气了。

“看在上帝的面上，彼得！”他刹住话头，“还有一次审讯。”

第二天霍利斯又坐在那里。

“我们开始吗？”霍利斯傲慢地问道。约翰·戴却一言不发，静静地等着。这是个好方法，可以使霍利斯意识到这次不是由他来负责审讯。

戴开始用另一种方式进行审讯。

“我还要问问你有关克劳德·科伯恩的档案……”

这个问题曾在头一天上午提过。霍利斯主动谈了他在牛津时同科伯恩的友谊。我们问他为什么不在科伯恩的档案里提及这一事实；按规定任何一位军情五处的官员在处理朋友档案时都应该这样做。霍利斯避实就虚地回答道，当时并没有明确要求非要在档案上记录私人友谊不可。

这的确是一句谎言，虽然只是小小的一句说话，但毕竟是句谎言。案件摘要里的一个完整附件证明在战前军情五处记录友谊的事非常普遍，而霍利斯肯定是知道这一规定的。

戴开始对霍利斯前一天的回答进行质问。霍利斯为什么要说谎？他没有结巴，也没有惊慌。他稍稍停顿了一下，便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是的，他承认还有一个原因，他知道科伯恩是个杰出的左翼分子和共产国际的间谍，对情报局很感兴趣，而且他本人刚刚被军情五处接收，很想在军情五处大干一番，因此他决定违反规定，以免人们把他同科伯恩的友谊看成污点，对自己不利。

“我敢肯定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违反过这条规定。”

“同其他朋友的关系怎样，”戴步步紧逼，“同菲尔比的关系怎样？是不是很好？”

“其实并不很好，他酒喝得太多，我们只是在工作上关系不错，并没有别的。”

“与布伦特的关系呢？”

“更加如此，特别是在战争年代。我认为他很有才气。他离开安全局以后我就很少见到他了。在‘旅游者’酒店我们有时能碰见。见面后就闲谈，就干这类的事，他特别喜欢聊天。”

关于同古曾科、沃尔科夫和斯克里普金的友谊，他几乎是一带而过。古曾科不可信，霍利斯怀疑埃里是否真正存在。至于他的加拿大之行，在菲尔比送给他的档案里并没有什么阴谋。

“那时我是公认的苏联问题专家，菲尔比把档案送给我是很自然的，尤其是这份档案涉及到英联邦的问题。”

“你同沃尔科夫的关系怎样？”

“我认为没有理由不信任菲尔比。他认为沃尔科夫的间谍就是他自己……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力气去保护别人呢？”

只有一次，这位老局长的描述上出现了漏洞，那是在约翰·戴开始盘问他在六十年代初的事件的时候。戴向他问起解雇阿瑟·马丁的事，他的声音沙哑起来。

“他一点也不守纪律，我从不知道他的行动，以布伦特为例，我们同意对一九四五年以前的事正式免于起诉，而马丁去找他，主动向他提出彻底免予起诉。总检查长大发脾气，我也非常生气。我们无法控制他。他和赖特正在忙乎着建立一个享有特权的盖世太保。我们必须采取措施阻止他们，我从不后悔。我想在当时这种做法完全正确，无可非议。如果有话可说，那就是我们早就应当这么干了。”

约翰·戴问他为什么不让米切尔在一九六三年接受审讯。

“全在档案里。首相不会批准这样做的。”

“你真去征求过首相的意见吗？”

“当然，我去过。”霍利斯回答说，他很恼火。

“但首相却不记得同你的会晤。”戴反驳道。

“真荒唐！那时形势非常紧急。普罗富莫事件正处于高潮，整个同美国人进行交换情报与机密的问题需要考虑，再出现什么丑闻，政府就要垮了。因此，商量是必不可少的。”

这全是与假想对手做的拳击练习。戴挪动了位置进行戳击，他却没有真正触到他。在某种程度上他还没有接近巷战，没有抓住他，使他坦白。时间悄悄地逝去了。一切都陈旧了，太陈旧了，根本无法弄清真相。

快到傍晚时，只剩下一些需要记录的日常问题了。

“你是否曾向非官方人员提供过官方情报？”

“没有。”霍利斯肯定地答道。

“有没有人暗地里来找你去传递情报？”

“从来没有。”

霍利斯站起来时椅子发出了吱吱的声音。他说了声再见，然后回萨默塞特，到他的家乡去玩高尔夫球了。他悄悄地离开了审讯室，没有一个人知道，就像他进来的时候一样——他真是个琢磨不透的人，表面上严肃正经，但却一肚子男盗女娼。他是一个极不安全可靠的独裁者。

那天晚上弗·琼斯同我们在牛津和剑桥俱乐部又见了面。饭桌上笼罩着绝望的气氛，我们知道没有把这案子办好，但同时我们也坚信这件案子的疑点甚多，不能就此搁下。弗·琼斯沉默不语，他感到审讯证明了他对霍利斯的忠诚。

“我希望我们能投入其他工作了。”他说。

这件案子的审理工作又一次停下来了，但对霍利斯的审讯无法弥补那些相信内部有间谍和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如琼斯）之间的隔阂。我不由得想起那些荒废了的年月，我们本来可以利用这些时间进行调查，然而却让它们悄悄地流逝了。在这些岁月里，档案积满了灰尘，报告没有人阅批，一种无名的恐惧阻止了我们进一步探求真相。现在只有一个机会可以突破：获得一名反叛分子或者破获一件密码，才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个案子。失败的绝望情绪在我身上萦绕不去——失败、懊恼、希望解脱并忘掉这一切。回想起来，那天晚上我乘车回埃塞克斯时就已经退休了，以后充其量不过是办个手续而已。

对霍利斯的审讯标志着过去十年的结束和新的十年的开始。七十年代是清算的年代，西方的秘密大军被痛苦地暴露在公众的探照灯下。在风俗习惯和国家所需的保护和掩盖下，西方和东方在黑暗之中进行了三十年的战争，可不到四年，所有的秘密都被倒了出来。

令人可笑的是，军情五处在七十年代初期曾有过一个很好的开端，我们终于获得了一名叛逃分子。我们相信他，他叫奥列格·利艾林，是军情五处的两名最棒的官员把他招募过来的，这两名官员一名是粗率的约克郡人，叫哈里·沃顿；另一名是军情六处的前秘密情报官托尼·布鲁克斯，此人勇气过人，曾同妻子一起在法国工作，而且没有暴露。行动由KY处的处长克里斯托弗·赫伯特负责。赫伯特遇事沉着，颇有决断能力。当时利艾林正在同一个姑娘相好，在沃顿和布鲁克斯同他联系时，他说他想叛逃，他们设法说服了他留在那里。以后的六个月里他向军情五处提供了一份详细的克格勃在伦敦之战中下达的命令。他不过是一个受颠覆处控制的低级克格勃官员，但克格勃这台机器上的任何一点缺口对我们都是非常宝贵的。

利艾林案子刚刚开始，我们就意识到这是检验军情五处上层是否被渗透的最好的办法。如果利艾林能够幸存，那么我们内部就是纯洁的。至少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这段时间内，我们没有苏联人干预我们行动的证据。我们现在有五桩间谍案，以及利文林案件和驱逐一百零五名苏联外交官案件，后面两件案子至少已经办了半年。直到一九六五年底，二十几年来的每件案子都染有苏联人“粘胶般的手指的迹印”。我们应当注意霍利斯是在一九六五年退休的。这一秘密只有十个人知道，其中只有外交部常务大臣丹尼斯·格林希尔不是军情五处的，格林希尔是军情五处的好朋友，我同他有着密切的交往。他也曾在毕希普的斯托特福德学院读过书，同狄克·怀特和我是同学。我第一次同他打交道是在对法国采取“栅栏”行动的时候。但当我接管D 处三科时，我们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我定期向他的高级外交官汇报治安情况。

利艾林不久就对双重间谍的生活感到吃不消了。布鲁克斯和沃顿设法让利艾林在安全楼里同女友幽会。这种安排是很费力的，因为每次总得有人在室外监视室内的动静，看看是否有紧张和泄密的迹象。利艾林开始酗酒，当他被派回莫斯科的时候，我们决定解除他的苦恼。利艾林本人倒很想回苏联继续在那里干间谍这行，我们断定利文林不可能不暴露。利艾林与贸易代表团有关系，却不能享受外交豁免权，于是我们决定在他通过希思罗机场的海关时逮捕他，迫使他住手。

我们的计划很快就落空了。一九七O 年二月的那个星期，我住在伦敦。一天夜晚三点钟，我接到了值班员的电话。

“快点来，我们要开你的保险柜。”他说。

我穿好衣服，叫了一辆出租车到了办公室，看见托尼·布鲁克斯正在那里等我。

“我们要解毒剂，”他告诉我，“利艾林中毒了。他几小时前因酒后开车被警察逮住，正关在马尔博罗大街的监狱里！”

我打开保险柜，取出一个像工具袋的小圆筒。这是十年前当我结束科学官员生涯时，波顿草原的拉德尔博士给我的。筒里装着各种已知的克格勃毒药的解毒剂。每当一名间谍叛逃过来时，我们就把这个圆筒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放在他身边，要不就锁在我的保险柜里，没人愿意一直把它带在身边。

我很快向布鲁克斯描述了神经中毒和物品中毒的基本症状，并告诉他怎样使用解毒剂。他立即奔到监狱看守利艾林，而我则把特别处的副处长从床上叫起来，要他警戒马尔博罗大街并在他们的地窖里查验那个醉汉的身份。同时军情五处的法律处向内务部大臣和总检查长申请正式对利艾林的酗酒罪免予起诉，军情五处解释说如果让他公开出庭受审，就有被暗杀的危险。

利艾林叛逃成功为军情五处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自从弗·琼斯当上局长以后，就试图彻底改变反对力量的均衡。他知道军情五处所面临的中心问题是伦敦的苏联谍报人员的数量占有绝对优势。整个六十年代，他费了很大劲争取财政部同意拨款扩大军情五处反间谍工作的能力，但他们却很不乐意。这样，他只能在内部重新调整经费时对D 处给予某种照顾，然而我们仍比别人少两倍。爱德华·希思当政时，弗·琼斯曾向他呈交了谍报人员大裁减的方案，并引用了情报人员的一些大概统计数目，这发生在利艾林叛逃之前，希思的反应是“别理他们”。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提出抗议，但我们并不急于这样做，因为我们需要一些谍报人员来应付苏联人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最后我们同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终于在一九七一年三月达成了协议。直到那年秋季我们才采取行动，因为那时利艾林已经出现，而我们也不愿意在他叛逃和回国之前惊动苏联人。

在利艾林的坦白中，他认出几十个正在以外交官身份作掩护的克格勃官员。然而其中绝大部分我们已经从行动分析项目中知道了。行动分析项目是我在六十年代初同阿瑟·马丁和哈尔·多伊恩·迪特马斯共同建立的。

估算克格勃的力量是一件经常的事，关键在于应对敌人情报工作的威胁作出理智的判断。在我负责D 处三科的时候，我曾根据“维诺纳”资料对一九四五年的苏联力量作了一系列的分析。虽然我们只破译了很小一部分通讯，但通讯总部估计出在英国活动的间谍总数在一百五十个到三百个之间（这种统计分析使用的是高级密码分析专家吉·古德发明的一种方法）。到了六十年代，通过对“维诺纳”的初步分析和把叛逃者如布伦特和凯恩克罗斯所提供的情报同我们自己的护照记录进行对比，我们相信在一九四五年伦敦有四十五到五十名苏联谍报人员，其中大约二十五人是指挥人员。把这个数字除以“维诺纳”所提供的间谍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中间数，即每个指挥人员控制八到九名谍报人员，这恰巧同“一周‘维诺纳’通讯”所指出的情报正好吻合，那周的“维诺纳”表明，克罗托夫指挥着八名间谍。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根据这些数字来推断现状。六十年代后期，行动分析项目指出，在英国活动的苏联谍报人员在四百五十至五百名之间。但指挥人员占多大的百分比呢？即使我们认定在这二十年中指挥人员的数目不变，仍在二十五名左右，而其余的人则提供掩护、反监视、内部保安和分析，那么我们仍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这意味着现在英国有将近二百名间谍在活动。如果我们把以同样数量增加的指挥人员同扩充的谍报人员的数目加在一起，那这个数字就更骇人了——英国有一千多名间谍！诚然这些间谍中的大部分成员是在英共内部和各种工会组织内的低级联络人员。但只要有百分之一的人渗人像霍顿和瓦萨尔所在的阶层中，后果就不堪设想。

每当我把这些分析送到内政部供他们日常估量敌情用时，总有一番争执。K 处的约翰·艾伦总是不断对我的分析提出不同意见。艾伦过去是个律师，现在是K 处的暴发户。

“你不能这么说，伦敦不可能有这么多谍报员，内政部永远不会相信。”

然而，利艾林的叛逃消除了这些反对意见。他确认了行动分析项目估计的数字，即大约有四百五十名谍报员在伦敦，并认定指挥员在这些谋报员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行动分析项目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我的统计数据是可靠的。同时也很明显，并不是所有增加的间谍都是低级的。弗·琼斯向内政部陈述了要大批驱逐苏联外交官的主张，我从来没见到他在工作中有过这么大的决心。最后，特德·希思和外交大臣艾赖克·道格拉斯·霍姆一致同意由霍姆主动去找苏联外交部长阿历克谢·科西科，向他建议暗地里悄悄撤走一些苏联谍报人员，然而对方却傲慢地否定了这一建议。

驱逐苏联外交人员被认为是整个西方情报界的一次战果辉煌的袭击，我们收到每个情报部门首脑人物的贺电。这是弗·琼斯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另外，我们的驱逐计划没有泄漏给俄国人的事实证明无论过去怎样，军情五处的高级阶层肯定没有内奸。这无疑为琼斯的胜利又增添了光彩。

安格尔顿全力支持我们驱逐苏联外交官员。他说长久以来他一直想在华盛顿发动类似的行动，然而却遭到亨利·基辛格的坚决反对。安格尔顿告诉我，基辛格听说英国人驱逐苏联外交官员以后，大为恼火。当时他正在拼命追求同苏联的缓和。他怒气冲冲地给中央情报局发了个备忘录，告诉他们如果他预先知道这个计划，他会使用手中的一切权力使它破产。幸运的是，中央情报局向基辛格如实反映他们事先不知道这个计划。

可是安格尔顿怀疑利艾林。利艾林叛逃以后，安格尔顿秘密访问过伦敦。由于他一直扮演着一种预测未来的黑暗角色，因而消耗了他的精力，他脸色比以前更加难看了。他把自己看作是卜算西方没落和末日的卡桑德拉。他认为利艾林是苏联安插的一个间谍，并在马尔博罗大街开会时告诉我们他的这一想法。

“啊！吉姆，你瞧，”我说，“利艾林没那么重要。他不过是克格勃的一名小卒，他们怎么可能对他的假情报感兴趣？”

安格尔顿感到自已被出卖了，我们在指挥利艾林时并没有告诉安格尔顿。安格尔顿冷冷地告诉我们英美协定的整个目的就是交换全部情报。一九七0 年的伦敦对安格尔顿愈来愈忍受不了，莫里斯·奥德菲尔德对安格尔顿的所有想法和理论都公开抱着敌对态度。安格尔顿甚至在军情五处内部也开始树敌了。

以后我们才知道安格尔顿处心积虑地破坏利文林的声誉到了何种程度。利艾林交待以后，我们按常规把我们载有利艾林资料的情报摘要送到美国联邦调查局，让他们转给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理事会，最后由安全理事会呈交总统。

几个月以后，埃德加·胡佛到佛罗里达度假，并找机会在尼克松总统在比斯坎岛上的度假别墅里拜会了他。

“您以为英国人根据利文林所提供的情报所写的报告怎么样，总统先生？”

“什么报告？”尼克松问。他从没收到过这些报告。

胡佛回去找基辛格核实，基辛格也没收到过这些报告。基辛格跑到中央情报局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这些报告锁在安格尔顿的保险柜里。他肯定利艾林是打进来的间谍，因而干脆拒绝传阅这些文件。中央情报局计划处处长汤姆·卡拉马辛斯严厉训斥了安格尔顿，从此安格尔顿便一瓶不振了。

安格尔顿垮台的根源在于很早以前的戈利金与诺森科之间的宿怨。对安格尔顿来说，诺森科是间谍这种说法才是一种保证，它保证了戈利金在六十年代早期叛逃者中的主导地位。我记得在一九六七年第一次卡扎布会议以后，我曾告诉安格尔顿我将取道美国回国。我女儿住在波士顿，我想公私兼顾，去看看她。我刚告诉他我要去华盛顿，他立刻变得非常专横。他对我说，除非他不在华盛顿，否则我没有权力到那里去。那时我想他的这种担心与以色列人有关。当时的中东正在酝酿一场风暴，安格尔顿总是以一种嫉妒的心理保护他同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关系。他知道我是维克托·罗思柴尔德的知心朋友，便经常企图破坏我们的友谊。有一次，他甚至写信给琼斯，企图割断我和罗思柴尔德的友谊，他信中说我们的关系影响了中央情报局同摩萨德的联系。但琼斯却对他的信不屑一顾，这正是这封信应该得到的报应。

实际上安格尔顿的恼火同以色列无关，我了解到了真相。就在卡扎布会议开始以前，中央情报局由一位名叫布鲁斯·索利的安全官主持进行了一次内部调查，结果表明诺森科几乎可以肯定是一名真正的叛逃者，虽然这无法解释他那自相矛盾的故事。安格尔顿却不顾这件事对诺森科和戈利金情报的影响，从未向英国人透露过这件事。很明显安格尔顿害怕一旦我访问了华盛顿便可能会通过另外的渠道了解到索利的报告。

诸如此类的事件损坏了安格尔顿的声誉。诺森科和利艾林事件大大动摇了安格尔顿的知心朋友和长期为他说话的人的信念。我们开始怀疑，安格尔顿所说的他拥有的秘密情报源是否确实存在。也许这只是一个花招。

一九七0 年，安格尔顿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他失去了办事效率高的行政长官第二号人物吉姆·亨特的信任。亨特是个很难说话的人，他对安格尔顿的固执采取了摇摆不定的怀疑态度。亨特还是个实干家，他办事认真，从不空想。安格尔顿同我一样是个毫无希望的行政人员。亨特总是亲自检查文件是否已经在传阅，各项要求是否在实行，常规工作是否在做。亨特的这种做法是有效的情报机构所依赖的基础。没有亨特，安格尔顿犹如一只脱了锚的船，慢慢向深渊漂去。

利艾林的叛逃以及对一百零五名苏联外交官的驱逐并不是七十年代英国情报事业新局面的唯一兆头。在一九七0 年希思当选首相以后，他便任命维克托·罗思柴尔德为中央政策评议委员会——智囊团主任。没有一个人比罗思柴尔德更适合这一职务了。维克托具有灵感而且思想激进，能为希思提供他所需要的挑战性政策，这个任命对维克托来说正是时候。我看得出他在六十年代末就开始对原先的工作失去了兴趣，他对哈罗德·威尔逊嗤之以鼻，在社会生活当中没有地位。他保持着同英国情报部门的联系，并同伊朗国王保持着友谊。另外，他还私下为狄克·怀特在中东指挥间谍，特别是他发展了里帕特先生，此人五十年代在军情六处的各项行动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个工作富有刺激性，然而维克托却想寻求真正的挑战，而智囊团的工作正合他的意。

作为智囊团的首脑，维克托非常注意安全问题，而希思也鼓励他这样做。然而这却引起了内政部的不满，　特别是引起了当时大权在握的常务大臣菲利普·艾伦（现在他是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头衔是阿贝代尔的艾伦勋爵）的不满。后来维克托实际上成了希思政府的威格勋爵。一旦进入了内阁，维克托就与狄克·怀特结成了一派，狄克当时刚刚进入内阁，在情报合作部工作，当时他已经从军情六处退休了。他俩通力合作，为英国情报事业树立了战后最高的声誉。

维克托为军情五处做出的最令人瞩目的成就就是保证了弗·琼斯位子后继有人。在白厅，弗·琼斯从来不得人心。他太固执己见，而且即使在秘密王国里也太神秘了。正常情况下，即将离任的局长有权挑选他的继承人，但在一九七二年弗·琼斯临近退休时，内政部尤其是菲利普·艾伦决定不失时机地行使权力。人们劝说艾伦应当任命一名军情五处以外的人。艾伦怀疑军情五处，而且害怕他们成为收藏丑闻的贮藏所。对于搜查内奸的破坏性行动，他只知道一些大概的细节，但他却了解布伦特和朗的情况，而且也知道要担很多风险。他为那些在他看来是在滥用豁免权的做法以及军情五处极差的管理能力而震惊不已。他需要一双安全可靠的手来把住这个组织的舵——一个他信得过的能告诉他各方面的情况的人。

西姆金斯终于在弗·琼斯退休的前一年退休了，我总算松了口气。他的位置由迈克尔·汉利接替。对艾伦来说，汉利既没有足够的经验也没有足够的独立性来胜任这一最高职位。艾伦认为詹姆士·沃德尔爵士是较合适的人选，此人是内政部副大臣，负责管理警察和安全事务，并负责所有的军情五处同内政部的日常联络。沃德尔是位可以信赖的达官贵人，但却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当上常务大臣。他对艾伦忠心耿耿，因此艾伦想把他安置在安全局当局长。

军情五处内部相当关注沃德尔未来的任命。他是个吹毛求疵的人，坚持要在请求截查信件的授权申请表格中加上最后一个句号和逗号。他缺少情报工作的经验，不能赢得高级官员的尊敬。我们中间的绝大部分人认为他的提名完全是白厅的意思。这种做法将会使安全局倒退十年。同样在几年前任命伦尼为C 处处长也在军情六处引起了士气的衰落。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考虑。军情五处有许多机密一直瞒着他们的政治上司和文职部门的上司，而当时军情五处最不希望发生的事就是透露有关搜查内奸的爆炸性新闻，以免受到白厅上下的蔑视。

我第一次听到继位问题是在一九七一年下半年，是弗·琼斯告诉我的。他告诉我决定阻止沃德尔接管军情五处，并说他已经去向狄克·怀特请求帮助，但情况不妙。一个由内阁大臣主持的附属于高级职务任命选拔委员会的最高常务大臣委员会已经推荐了沃德尔，琼斯虽已提出汉利的名字，但根本无人投票。他的资历太浅了，大没有经验了，这些达官贵人们对他太不了解了。

“你能请你那位有权势朋友想想办法吗？”他说，他指的是维克托。

那时我每星期同维克托有一次私人会面——有时是在内阁他的办公室里，但经常是在他家里。我在下一次拜访他的时候，提出了继任者问题。这个问题成了激起了维克托的想像的全部因素——一场阴谋和秘密行动在他的头脑中应运而生了。

他告诉我狄克·怀特已经提醒他注意局势。狄克说他支持汉利继承这一职位，狄克原来考虑支持莫里斯·奥德徘尔德担任这项职务。约翰·伦尼爵士虽是军情六处有名无权的处长，但他急于要取消那位有效管理军情六处的人的职务，于是他也提了奥德菲尔德的名。然而奥德菲尔德却声明，他不愿介入这场继任者争夺战，宁愿等伦尼退休以后担任C 处的处长（伦尼在他儿子的吸毒罪被揭发以后提前退休，奥德菲尔德便接替了他的职务）。

“安全局会接受汉利？”维克托问。他持反对意见时他常常把我当成安全局的传声筒。

“当然。”我说。

“你对他有意见吗？”

我告诉他“哈里特”事件的情况。虽然维克托知道我怀疑内部被渗透，我曾同他讨论过霍利斯和米切尔。但对他来说，他还是刚刚听说汉利曾被怀疑是间谍这件事。

我告诉他我相信汉利是清白的，美国人也相信他是清白的。我告诉他安全局里坚决反对沃德尔，如果他被任命，那无疑是件非常麻烦的事。

“我们需要一切可以得到的帮助，维克托！”

“特德会不高兴的，”他告诉我，并摆出高级文职人员的官架子。然后他丢开了这种让人讨厌的官架子，恢复了他那种比较自然的深谋远虑的风度。

“让我们看看能做些什么。’他低声说，并请我尽快安排他同汉利见面。

当时汉利和我已经建立了合乎情理的工作关系。“哈里特”事件是我们进一步亲近的障碍，但他对我很直率，我试图尽量给他各种帮助。我就像个经验丰富的汽车驾驶员，指引他在二十年的反情报工作中前进，向他指出值得骄傲的成就和应当避免的疏忽。我知道如果我把我同弗·琼斯和维克托见过面的事告诉他，他一定要发火。汉利有一点社会主义的味道，具体表现在他的言语之中，他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成功而不是依靠老家伙的关系网来获得成功。但到最后，抱负占了上风，他同意在晚上同我一起到圣詹姆斯广场维克托的豪华公寓走一趟。我喝了一盅酒，然后机智地告辞回到了我的俱乐部，好让他俩自由交谈。第二天维克托给我打来了电话。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选，”他说，“我们今晚一定得见面，制定我们的计划。”

那天晚上，喝了一阵上等红葡萄酒以后，我们起草了我们的计划。很明显，狄克所推荐的人没有在达官贵人的同行或特德·希思的头脑里留下印象。对于人事问题，狄克总是前思后顾，不能当机立断，当然那并不是他的风格。毫无疑问他工作生涯中的一大错误就是没有能力作出恰当的任命，他经常被情感和传统观念所左右。他在军情五处把霍利斯和卡明提拔得太高，另外他也没能及时在受菲尔比影响的军情六处进行一次必要的大清洗。对汉利也是这样，他知道什么对安全局最有利，但他似乎没有能力抓住机会采取行动。

平心而论，狄克同希思的关系一直不好。他们的作风大相径庭。狄克崇拜哈罗德·麦克米伦，而那位脾气好的老人对他的情报部门的首脑也非常尊敬。同样狄克和哈罗德·威尔逊的关系也很好。他俩的反应都很敏锐，威尔逊欣赏狄克在处理那些令人烦恼的问题，例如罗得西亚问题上所表现出的信心和令人宽慰的态度。而希思则是一个目中无人、虚张声势的人，与秋克以前遇到过的人完全不同。狄克发现他自己愈来愈不能从个人角度对首相产生什么影响了。

维克托和我谈论了所有的候选人，甚至还考虑我们能否把维克托提出来作为候选人。我知道他心里早就对这个职位垂涎三尺了，尽管他来当局长将深得人心，然而他知道他年纪太大了，另外智囊团对他这样一位知识渊博的人来说，才是真正的挑战。

我们讨论设法在科学社团中寻找支持，并决定由维克托去找像威廉·库克爵士这样的人以便赢得他对汉利的支持。维克托告诉我他要想办法秘密会见希思。

“正式向唐宁街十号提出这个问题是不明智的，”他告诉我，“只要罗伯特·阿姆斯特朗看到或者听到这件事，那么这件事就又会传回到那些该死的常务大臣那里去。”

当时罗伯特·阿姆斯特朗是希思的首席私人秘书（现在是内阁大臣和国内文官部部长）。他是这场权力之争的关键人物，因为其它任何人都不可能比他更经常、更亲密地接近希思了。维克托任何特殊要求的暗示都会被他报告给常务大臣委员会。维克托决定最好的计划是趁阿姆斯特朗不在的时候接近希思，最好的时机就是下次智囊团召开周末会议的时候。按计划，这次会议将在几个星期以后在契克斯召开。

“我将请特德到花园散步，那里罗伯特可听不到，然后我就在他耳朵旁边……”

巧得很，那时我也经常看见阿姆斯特朗。我最近正在复查美国的“维诺纳”，其中有一个尚未查明的匿名者使我特别感兴趣。在通讯中这个匿名者叫“19号间谍”。“19号间谍”显然是个非常重要的苏联间谍。他连续不断地向对方传递了战时丘吉尔和罗斯福在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叉前会谈中的谈话细节。

美国人猜测19号间谍是前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埃德瓦特·贝奈斯。他作为苏联的傀儡做了一辈子间谍，所得到的报酬就是在一九四八年被不光彩地赶下了台。贝奈斯参加过三叉朝会谈，而且被公认为是向苏联人传送情报的人。尽管如此，我还是查看了电文本身，我开始怀疑这种解释。19号间谍所报告的谈话很明显是丘吉尔和罗斯福之间的非正式谈话，内容是关于第二战场的计划，特别是关于海军和航行部署。令我吃惊的是，贝奈斯是不可能得到准许去参加这些讨论的，因为捷克斯洛伐克根本没有舰船，捷克是一个内陆国家。

我开始怀疑19号间谍可能是更加接近英国的什么人。第一步就是寻找英国所保存的有关三叉朝会谈的丘吉尔和罗斯福会晤的记录，看看是否能从中找到一份19号间谍所提及的那次会晤的记录，如有可能，找出一份参加会晤的所有人员的名单。

寻找幽灵般的三叉朝会谈讨论记录，是我工作生涯中最稀奇古怪的经历。维克托安排我去见罗伯特·阿姆斯特朗。他非常愿意帮忙。他是一个平步青云的官场人物，已经可以看出他即将升任内阁大臣。由于他需要情报社团支持他获得这一职位，所以他急于同我拉关系。他像一个孩子，立即把所有的精力投入了在唐宁街十号寻找记录的工作中去了。但过了好几个星期，我们却一无所获。

阿姆斯特朗建议我去拜访丘吉尔的前总参谋长伊斯梅勋爵和前任私人秘书约翰·科尔维尔爵士。他俩都记得三叉朝会谈，但却没参加过这些专门讨论。我又去拜访了玛丽·丘吉尔，她也没有记录。最后，阿姆斯特朗又安排我去会见丘吉尔的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丘吉尔任首相时，每天有一位私人秘书保管他的约会记录，吉尔伯特保存了所有这些记录的汇总本。也许在这里能找到一次记录。我把有关的日期告诉了吉尔伯特。他便查阅了整个日记索引。

“天哪，”他说，“那天的日记是空白的！”

搜查19号间谍的工作就这样搁浅了，一直遗留到现在。

正当我搜查19号间谍的时候，人们就弗·琼斯的继承人问题争吵不休。于是我向维克托建议，由我而不是由他去探听罗伯特·阿姆斯特朗的意见。保持维克托的中立位置是很重要的，没有人能责怪我在继位问题上的党派偏见。在我再次拜访唐宁街十号的时候，我曾向他暗示过军情五处内部有一些恐惧，可他微微一笑。

“局势对你不利，”他说，“我想这个问题不值得再提了。”

我告诉他，如果明智的人企图任命沃德尔，那他们就错了。

“我们不是文职官员，”我对他说，“沃德尔没有能力干这个工作……他太教条太死板了。”

阿姆斯特朗除了告诉我一些我已经知道的情况以外，例如常务大臣都是坚决支持沃德尔的，几乎没有向我透露什么。

“他们只想犒赏他一下，他们就不能在其它部为他找一个高职位？”我苦苦地说。

阿姆斯特朗哈哈大笑起来。

“啊，不，彼得，我们没有那么精明！”

过了几个星期，我又见到了维克托。他已经在阳光灿烂的契克斯同希思谈过话了。他告诉希思军情五处内部强烈反对任命一个外面的人做局长。希思表示同情，但他说要反对文官事务委员会的提议必须得有充足的理由。最后，维克托终于设法说服他同这两名候选人进行面谈。

这是一个重大突破。我们完全相信汉利那富有魅力的性格将会给希思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沃德尔的胆怯肯定会引起希思的反感。汉利听到消息后立刻改变了态度。他看出事情正在向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他走到我的办公室，相当自负地对我说，他第二天就去见首相。

“不需要汇报了，非常感谢你。”

我想任命很快就会宣布，但几天以后，我们什么消息也没听到。白厅的每个角落都有人在打听有关情况。每次我去内政部时，总要核实一下最新的情况。除了听到不断重复的老调：“菲利普·艾伦不管怎样也不会任命汉利。”其它什么消息也没有。

周末我和妻子到威尔士多尔格劳为我们最近在康沃尔买的一个农庄购买一些母牛，买农庄的目的是为了安排我们退休以后的生活。自从霍利斯受审和我离开D 处三科以后，我就计划着要回到务农这一行去。我为自己规划了前途，一个痛苦较少的前途：我将远远离开军情五处那些充满叽喳声的走廊和堆积如山的文件。拍卖者用难懂的威尔士土话高声叫卖，这时我已忘记了白厅的事。皮鞭下，公牛和母羊在拥挤不堪的小圈子里进进出出，它们的主人又叫又喊又吹口哨忙着照应这些牲口。

突然我从扩音器里听到一个声音。

“从伦敦来的赖特先生请到办公室接电话，……”

我从拥挤不堪的台阶上挤出来，走过成百个挤成一团的威尔士农民，他们个个伸长脖子向圈子里张望。最后我来到了一个小小的办公室，拿起了电话。是维克托打来的。

“你知道这帮家伙干了些什么？”他吼道。

“你在说什么，维克托？”

“他们换马了。他们要任命一个叫格雷厄姆·哈里森的家伙。你知道这个人吗？”

“他们永远也不会接受的，”我嚷道，“这个人是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朋友。”

我突然记起了我所处的环境。但我不必担心。拍卖者的办事员在继续算账，没注意我的谈话。我告诉维克托我一回到伦敦就到他那儿去。

弗兰西斯·格雷厄姆·哈里森也是内政部的一名副大臣。虽然没有人暗示过他是间谍，但他却是盖伊·伯吉斯的密友，而且曾在牛津与珍妮弗·哈特和阿瑟·温等人合住在一起。任命与这些人有关系的人，用弗·琼斯的一个短语来形容，是荒唐可笑的事。我告诉维克托，安全局里的人是永远不会接受他的。

第二个星期初，维克托又来了个电话。

“明天就要宣布了，”他说，“我想你一定会高兴……”

“怎么说？”

“我拉着狄克去见特德。我俩告诉他除非任命汉利，否则将会发生兵变。他很快明白了！”

第二天弗·琼斯通知了一两名高级官员，让他们告诉我们汉利终于被任命了。

“这是一次困难重重的战役，”他神情严肃地告诉我，“但我们终于打赢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先生，”我一本正经地说。

弗·琼斯退休前不久，曾同我讨论过北爱尔兰令人忧虑的形势。很明显这是他的继承人将面临的主要问题。他担心这个问题会威胁到他自一九六五年以来为建立军情五处的反间谍力量所做出的一切努力。他曾在财政部进行活动，请他们多给一些经费，但却遭到了拒绝。他们要弗·琼斯把拨给反间谍工作的经费用在反恐怖主义的工作上。在他们看来，对一百零五名苏联外交官的驱逐就消除了克格勃对我们这一代的威胁。但弗·琼斯却相信自满情绪正在使我们丧失所获得的优势。

弗·琼斯看起来很疲倦，他仿佛渴望着卸下这副担子。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但我看得出他想说话。他说，离开这里很高兴，所有工作中的欢乐几乎就要消失了，他也在为钱而烦恼。他虽然有一种绅士气度，但手头并不阔绰。他在汉普斯台德有幢令人羡慕的房子，他的小女儿仍在读书。他酸楚地说他不得不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才能，替别人做安全顾问，他应当退休回家从事他热爱的观鸟行当。（实际上，他已成了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的顾问。）

“嗯，你认为我干得怎么样？”他一边问我一边清理他的烟斗。他猛吸着烟斗，然后又敲敲打打，简直有点神经质。

“你真想知道我的看法吗？”我问。

他点点头。

“你在解决苏联问题中，获得了成功。但我想你从未和一般官员打过交道。”

他看上去被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你应当告诉我，”他说。

“很抱歉，我并不认为这是我的义务。”

我一直喜爱弗·琼斯，而且认为绝大多数高级官员也喜爱他。他从不说笑话，但却看得出生活和工作中的荒唐之处。我将永远珍惜一九六七年同他一起去澳大利亚参加第一次卡扎布会议的记忆。当我们走到检查护照的关卡时，一队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的官员正在对面等待着迎接我们。弗·琼斯递上他的护照。

“这是什么？”护照检查员指着弗·琼斯护照的“职业”一栏，慢吞吞地问。

弗·琼斯填的是“绅士”。

“这就是我的职业，”弗·琼斯极有礼貌地回答说，“我没有其它职业。我是个绅士。你们这里没有绅士？”

那个澳大利亚人挺起腰杆，幸好我设法把澳大利亚安全和情报组织的那伙人的注意力引了过来，他们急忙解释并把我们推出关口。弗·琼斯在以后的几天里一直笑哈哈的，好像他是单枪匹马地赢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团体比赛似的。

弗·琼斯把军情五处办成了一个选民们的民主机构。如果你是一名可以信任的高级官员，他总是欢迎你的，而且他的态度也总是那么亲切。但他和年轻一代官员的关系却一直很疏远，而且不了解下层官员中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

白厅中很少有人对弗·琼斯的退休表示悲伤。在他的接班人问题的争执达到高峰时，他主动提出在处里再呆一个月，让汉利在当副手时有更多的时间显示自己的才能，但是内政部却不接受。琼斯讲了实话，因而引起了政客们和文职人员们的仇恨；琼斯也很会保守秘密，因而成了害怕和怀疑的对象。

一年以后，狄克·怀特也离职了，英国情报部门失去了两员最重要的大将。他们的贡献无论怎么夸张也不过分。他们是完美的一对。狄克是机灵的情报分析家，经常给白厅和唐宁街十号带来缓和的气氛；弗·琼斯则生性倔强，常常警告别人而且报告坏消息。

二十年来我只在一个问题上同他们翻过脸——上层被渗透问题。我想历史将会作出公正的裁决，即他们从来没有准备使用强制的方法把这个问题调查清楚，结果使许多决议半途而废，使这个问题不断恶化，结果导致了许多不该造成的损失。但除了这一点，他们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连接新旧世界，共同为英国情报事业在世界上建立了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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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汉利刚搬进局长办公室的时候，好像有些拘束。他知道大家对他的任命颇有争议，因而行动更加小心。他要设法赢得政治靠山和白厅主子的信任，让他们对他放心，所以他比那些地位巩固的人更容易妥协。

汉利是个聪明人，比弗·琼斯要高一筹，然而他却没有琼斯那种坚强的性格。我不像信任琼斯那样信任汉利。自从琼斯离开安全局以后，我就很少去办公室。安全局开始发生了变化，而在最后四年里发生的变化对我来说，意味着一种诀别。

最初发生的变化是很微妙的——一些零碎杂事，例如，汉利不像琼斯那样让别人搭乘他的车——但这些微小的变化却发生了愈来愈大的影响。我们的办公室先从莱肯菲尔德大楼搬到马尔博罗街，又搬到高尔街灰黄色的公寓里。我曾向汉利建议把办公室搬到绿化较好的地方例如切尔特南，但他却坚持办公室应留在伦敦。他开始培植自己的帮派，他们年青聪明，但全是文职官员——他们比军队的人更为可靠。我开始感到我们这一代正在逐渐消失。尽管我们之间有差别，我们当中那些从事过搜索内奸的伟大事业的人，无论站在哪边，都在迅速地消失。英雄辈出的时代正在被庸人辈出的时代所取代。

汉利上任后不久，就通知我去谈工作。

他对我说：“彼得，我对你很信任。只要我当一天局长，你就有一天饭吃。”我知道他这话是针对我在D 处三科最后一年中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说的。

他还建议我辞去K处的顾问职务，专门在他手下工作。

“我让你当我的反间谍私人顾问，”他说，“你可以在我隔壁的房间里办公，并像以前那样翻阅所有文件。但我想让你为我研究些新问题。我不希望你整天陷在K 处的案件中，我要你考虑未来。”

我们制定一个新的日程，其中某些部分是我喜爱的，但有些却是我不喜欢的。他要我继续负责“维诺纳”工作，并同意我们应当在世界范围内对遗留通讯进行一次全面的搜索。

他要我注意北爱尔兰的情况。

“彼得，你给我出点主意，”他对我说，“看看，你能做些什么……”

他让我负责计算机工作小组。当时这个小组正在计划将军情五处的档案工作实现计算机化，预计在七十年代中期会出现一个飞跃。D 处三科曾使我透彻地了解到档案室在帮助查找追踪线索时的作用。汉利希望我把这些技术应用于计算机化的工作中去。

开始，我以为在爱尔兰可以找到生机勃勃的新生活。我到那里去了几趟以后，却使我想起塞浦路斯，动摇不定的英国政策在那里加剧了矛盾的激化。我第一次访问爱尔兰时，英国政府正在向全世界宣称英国同爱尔兰的局势已经好转。我用了整整半个月时间，审阅了一年中的全部爆炸事件记录。我画了一张表，这张表说明爆炸事件正在直线上升。这就是好转的安全局势！同塞浦路斯一样，军队和政客们干脆拒绝面对现实。

我唯一的建议就是在爱尔兰共和国的电话线上安装一个窃听系统。爱尔兰共和国通过边境的线路都隐蔽得很好，而临时共和军的重要通讯都是从共和国西海岸传送到都柏林的。我设计了一个方案，用一个小包装箱的窃听机来截取从英国驻都柏林使馆阁楼发出来的微波。尽管军情五处批准了这一计划，但外交部却否定了这个计划。当时就要签定森宁代尔协定了，外交部非常害怕有关这个计划的消息泄漏出去。我向他们指出，塞浦路斯的根本教训就在于没有一个决定性的安全优势，因而政治谈判极不稳定。但当时他们听不进去，因此后来森宁代尔协定的流产对我来说就毫不意外了。

都柏林计划没有实现，我很失望。从这件事我看到，官僚们对局势的控制已经到了专横的地步，二十年前我们是可以毫无顾忌地处理这件事的。我曾建议研究一下对临时共和军安装伪装炸弹的可能性。这一计划在军情六处的协助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正如当时我们在塞浦路斯的格里瓦斯的电话线上安装伪装接收机一样。但这次就连军情五处的负责人员也很害怕，拒绝对计划作进一步研究。

“这是谋杀。”他们说。

“他们每天都在残杀无辜，”我说，“你们认为英国人民会希望我们采取什么政策呢？”

爱尔兰局势是使军情五处对国内问题发生决定性改变的因素之一。六十年代的学潮到了七十年代初逐渐被罢工所取代，一九七二年的煤矿工人罢工以及连续不断的汽车工人罢工对希思政府的决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收集有关国内颠覆活动的情报。

这也是军情五处头儿最敏感的一个领域，需要一位有魄力的人物来保持他和整个五处的独立地位。汉利上台前后的情况说明，他事先没有应付这种压力的准备。琼斯当年一贯维护军情五处的独立地位，而汉利则决定听从上级的命令，尽量向他们提供大量的有关国内问题的情报。

按照传统，K处一直在军情五处享有最高的威信，而F处则是军情五处的一个穷亲戚，有能力的官员都不到那儿去。F 处的工作一向不负责任，而且主持F 处的是个整天乐呵呵的酒徒。汉利上台以后，对K 处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却对F 处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此，我们就失去了包括迈克尔·麦考尔在内的一大批功绩卓著的反间谍官员。

然而这一变动的潜在危机出现在我退休以后。一九八一年约翰·琼斯爵士被任命为局长，他是汉利的新组织中F 处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终于在最高宝座上立稳了脚根。他是继霍利斯以后的第一个没有反间谍工作经验而获得成功的局长。他是一个十足的F 处官员，他的任命充分说明军情五处中心力量的决定性转折。

汉利上台后不久，曾召集A处和F处的高级官员开会，讨论怎样确定军情五处变化中的首要任务。会议一开始，汉利就作了关于国内颠覆活动情况和他称之为“广泛的左派势力”问题的报告。他说首相和内政部要求我们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这个目标。然后，他又让F 处的一名叫做戴维·兰塞姆的野心勃勃的青年起来发言。他简略地汇报了一批左翼团体，如工人革命党、社会主义工人党等组织的结构和活动情况。

汉利很喜欢搞讨论会，这个会几乎开了整整一天。F 处要求放宽对窃听电话和截查信件的限制，并希望同邮局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由于敌人是分散的，他们必须依靠通讯来建立联系，因而依靠通讯来找问题是惟一的方法。约翰·琼斯善于鼓动。他宣称，F 处所需要的技术资源应由K 处来做主，因为指挥间谍已经不能作为掩护的主要手段了。首先他不能让他的官员们打入这些左翼团体，因为他们大都生活淫荡，军情五处甚至连一个官员也不愿意为国家作些牺牲。换言之，如果招募间谍，必定要冒社会生活和丑闻的危险，因此，惟一的办法就是使用技术手段。看来，汉利是同意琼斯的。

但我却从另外一个角度谈了间谍的价值。

“如果你想监视这些团体的话，应当使用间谍，”我后来私下对汉利说，“如果你把所有技术经费都用于对付他们的话，将来就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对邮局终究不能像对自己人那样信任，邮局是肯定会出差错的。”

我对于计算机工作小组的看法也一样。我很快明白了F 处对计算机小组有兴趣主要在于建立广泛的计算机网络，主要是同纽卡斯尔全国保险计算机公司的网络。过去我们总是可以从全国保险记录中得到材料，只要我们真正需要的话。我们在那里有几个秘密工作人员，一旦我们需要什么资料，就可以和他们联系，然而这与他们所要建立一个直接的计算机网络完全是两回事。

我并不是唯一被这些变化搅得心烦意乱的人，在老的反苏情报官员中还有不少人也对此不安。我们看出，以前的辛勤劳动将在追踪这些无足轻重的左翼团体中丧失得一干二净。再者，向计算机时代进军意味着降低情报人员的价值，以后我们将成为数据处理员了，只要按一下键盘，就可以扫掠成千上万的姓名。

在最后的几年中，我愈来愈多地听到人们感叹“情报工作的乐趣已经消失了”。

汉利却没有意识到他将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说出来会让人相信的，当我们闯入苏联外交人员的住宅时，公众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但我们在大范围内搞监视活动，则将引起不堪设想的后果，人们会说我们在搞“专制主义”。

D 处的老一辈官员认为工人革命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和核裁军运动等团体与该处的宗旨关系不大。诚然，我们应当注意他们的行动，这样我们也就满足了，因为他们并不是克格勃的主攻目标。克格勃的主要目标仍是情报部门和文职部门，而六十年代，工会和工党也日益成为他们的目标了。

六十年代以来，军情五处的档案里有一大批有关克格勃对工会和工党进行渗透的材料。这些材料主要来自两个捷克叛逃分子：弗罗利克和奥古斯特。他们列出一批工党政治家和工会首领的名字，说他们是东方集团的代理人。他们当中有些人确实被挖了出来，例如议员威尔·欧文一案。欧文承认曾在十年当中向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报人员提供了情报，他因此而得到成千上万的英镑。然而在一九七0 年起诉时，则因为欧文没有接触过机密，而那个捷克叛逃分子又没有在欧文受审时提供文件证据，因而欧文被无罪释放。

汤姆·德赖伯格是另一名被捷克叛逃者所提到的议员。我要亲自见他，他最后终于承认他财迷心窍，正在为捷克上司提供情报。后来我们又对德赖伯格盘问了一阵，他除了提供了一些有关工党某些人的桃色新闻外，再没有提供我们感兴趣的事了。

德赖伯格所提供的情报中值得一提的是，他曾把他的公寓借给一位内阁部长，以便这位部长能和他的情人幽会。德赖伯格企图查明这位部长新欢的身份。一天傍晚，部长离开公寓后，他搜查了房间，发现一封写给工党著名女党员的信。德赖伯格说当时他委实吓了一跳。后来他向部长谈了这件事并提醒他小心，防止他的行为成为社会生活的话柄！德赖伯格肯定把这些事告诉了他的捷克朋友们，他对工党内部机密的关心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

捷克叛逃者说，另一个为他们工作的议员是约翰·斯通豪斯。我们曾对他进行了口头审讯，当时哈罗德·威尔逊也在场，斯通豪斯矢口否认他的罪行，我们只好撤回了对他的起诉。

这就是形成军情五处与首相之间曲折关系的前后情况。人们写了许多关于哈罗德·威尔逊和军情五处之间的关系的书，但其中有些情况不够准确。我以为哈罗德·威尔逊和军情五处的故事应起始于一九六三年休·盖茨克尔的逝世。盖茨克尔是威尔逊以前的工党领袖，我不仅认识而且非常崇敬他。我是在黑河航海俱乐部认识他和他的家人的，我记得在他去世的前一个月，他还告诉我他要去苏联。

盖茨克尔去世以后，他的医生同军情五处联系要求会见安全局的人。反苏联间谍工作负责人阿瑟·马丁去接见了他。医生向马丁解释说他对盖茨克尔的去世感到不安。他说盖茨克尔死于一种破坏人体器官的疾病，叫做扩散性狼疮。他告诉马丁，这种疾病在温带气候的国家是少见的，而且无法肯定盖茨克尔最近去过什么可能传染上这种疾病的地方。

马丁建议我到波顿草原，即国防部化学和微生物实验室去一趟。我去拜访了化学武器实验室的负责人拉德尔博士，向他征求意见。他说没人知道一个人是怎样患上狼疮的，有人怀疑狼疮是由一种真菌引起的，他也不知道患狼疮的人是怎样把这种病传染给别人的。我回来后根据上述情况写了个报告。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戈利金主动交待说，在他最后几年的间谍生涯中，曾同克格勃的“潮湿事件”处，即十三处有过交往。这是一个专管暗杀行动的处。他说在他离开前，曾听说这个处正在计划暗杀一位欧洲的高级政治家，以便在最高领导位置上安插自己的间谍。他不知道暗杀计划在哪个国家进行，但却说十三处的处长是罗丁将军。罗丁在英国呆了许多年，由于升任十三处处长而调回国，他对英国政界的情况一定很熟悉。

我们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因为拉德尔博士说狼疮的感染渠道不清。我便同吉姆·安格尔顿商量。他说他要查查苏联的科技文献，看看他们是否了解狼疮病。过了一两个月以后，他寄了一份狼疮病的论文给我们，这是他从一份俄文科技杂志上翻译过来的。这篇论文是几年以前发表的。安格尔顿说，在所有能查找的苏联文献中，他们只找到这篇论文。根据这篇论文，苏联人在小白鼠身上做实验时发现狼疮是由一种特殊的化学制品诱发的，但用这种特殊的化学制品暗杀盖茨克尔不太可能，因为在人体内诱发狼疮需要使用大剂量的化学制品，而且还得经常使用。我把这篇论文送给拉德尔，他对苏联在这方面的研究水平感到吃惊。他确信盖茨克尔不可能被有毒的咖啡或饼干毒死。但他说这篇论文是七年前发表的，因此，如果苏联人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那么现在可能已经发明了小剂量的，甚至只用一针就可以致命的药物。他说除非做大量的科学实验，否则无法证实这一猜测，但现在波顿草原的任务已经超额了，不能再接受这一任务了。

我说我要回去同上级商量一下这个问题。于是，根据拉德尔的情况我又写了一份报告，并同拉德尔本人核实了一下报告的内容。我回到军情五处同他们详细讨论了这件事，大家一致认为在没有进一步掌握苏联人确实使用了这种药物来进行暗杀的证据之前，我们不能贸然行动。在以后的几年里，我密切注意收集各种证据，并要求拉德尔也进行这项工作。不用说，我们再没有发现什么人死于狼疮。当然如果军情五处的上层人物中有人向苏联人泄密，那苏联人一定会知道我们在怀疑。因此，我敢肯定，他们再也不会在我们中间使用这种方法了。

这时哈罗德·威尔逊已经当了首相，因此他必然受到了军情五处的注视。威尔逊在担任首相之前，曾在一个东西方贸易机构中工作，并多次访问过苏联。军情五处很清楚克格勃会想尽办法使来访的人落入圈套，因此他们提醒威尔逊警惕苏联人的诡计。在威尔逊继盖茨克尔担任了工党领袖以后，工党与军情五处之间的摩擦又增多了一个根源。威尔逊在身边收罗了许多东欧国家的侨民商人，而这些人中有些正是军情五处所要调查的对象。

一九六四年哈罗德·威尔逊任首相后，安格尔顿专程前往英国拜访当时主管反间谍工作的弗·琼斯。安格尔顿向我们提供了许多非常机密的情报，然而他却不肯透露情报提供者的真实姓名。根据安格尔顿的情报，这个情报源指控威尔逊是苏联间谍。他又说，如果军情五处能够保密，不让政界知道，他就愿意提供更加详细的证据和情报。这种指控的确使人难以相信，但安格尔顿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反间谍处的处长，我们只好认真听取他的报告。毫不奇怪，军情五处的负责人对安格尔顿提供情报时的态度感到非常不安。他们深思熟虑以后，拒绝接受安格尔顿对使用这一情报的限制，结果我们再也没得到什么情报。然而我们还是把安格尔顿的情报记录在案，代号为“燕麦束”。

霍利斯退休以后，由弗·琼斯任局长。我去找琼斯，告诉他我正打算去美国访问，并问他是否可以同安格尔顿谈谈“燕麦束”问题，了解更多的细节。他同意了，但却反复强调我们不能在安格尔顿面前对他提供的任何情报承担保证。在华盛顿，我会晤了安格尔顿。他故伎重演，含含糊糊地告诉了许多同苏联人“秘密会晤”的情报，但当我追问细节时，他却没词儿了。从我的惨痛教训中，我深深悟出了安格尔顿具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捏造证据的本领。

“燕麦束”事件不过是个插曲。六十年代末，根据军情五处的情报，苏联已经在工党里安插了内线。首先捷克斯洛伐克的叛逃者弗罗利克和奥古斯特来到西方并列出了一连串工党议员和工会骨干的名字，他们都是被苏联人成功地招募过去的间谍。接着我们又从奥列格·利艾林那里得到了最富于灾难性的情报，当利艾林在原来工作的地方进行间谍活动时，曾对军情五处谈了他的朋友瓦伊果卡斯的情况，瓦伊果卡斯是克格勃的官员，公开身份是苏联驻伦敦贸易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利艾林告诉我们，瓦伊果卡斯曾声称同哈罗德·威尔逊的好友、立陶宛流亡分子约瑟夫·卡根有过交往。卡根曾向威尔逊的私人办事处提供过资助，而且大选时曾借给威尔逊一架飞机，此外威尔逊还穿着卡根的雨衣照过许多照片，而卡根的雨衣是瓦伊果卡斯在利兹附近的一家工厂里做的。

军情五处自然对查明卡根是否与瓦伊果卡斯有关一事感到非常焦急。我们对瓦伊果卡斯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并想到他的工厂去招募一些间谍。一九七一年在驱逐一百零五名苏联间谍以后，我们终于见到了这两个人。当时哈罗德·威尔逊已经退休。他找伦敦警察局长、一家卡根公司的顾问阿瑟·扬爵士。威尔逊要他设法让他同军情五处的人见面，谈谈卡根的情况。弗·琼斯认为威尔逊提出这一要求相当奇怪，然而，他还是同意派哈里·沃顿去同威尔逊见面。沃顿当时正在负责处理利文林的叛逃事件，他向威尔逊介绍了利文林指控卡根与瓦伊果卡斯有交往。威尔逊明确告诉沃顿，他根本不知道这个情况，也没同卡根讨论过这种事。卡根后来承认在下棋时见过瓦伊果卡斯，但却矢口否认参与过间谍活动。

威尔逊认为军情五处的这一行为是企图往工党和他的脸上抹黑。保守党执政以后，他们对这件事也发生了兴趣。维克托经常向我埋怨唐宁街十号所收到的情况报告的质量不好：“他们干活吊儿郎当，你就不能告诉我一点有价值的情报吗？”

一九七二年他又告诉我，在内阁会议上听了杰克·琼斯和休·斯坎伦的讲话以后，希思吃了一惊，琼斯和斯坎伦是七十年代初期两位很有影响的工会首领。

“希思觉得这两个人讲的话像共产党。我问F 处是否掌握了有关他们的什么材料，可他们肯定就没有什么真凭实据。”他说。

维克托从闲谈中获悉两名捷克叛逃者正在向我们提供有关工会和工党进行颠覆活动的情报，于是他向我打听实情。我要他根据要求搞一份正式的备忘录，以便我了解要处理的事。那天晚上，我就收到了维克托的备忘录。

他在开头写道：“首相急于了解……”这是典型的维克托文体。

我把维克托的来函送给弗·琼斯。他阅后在空白处批道：“请把他想知道的一切告诉他！”

我把档案统统翻出，仔细地摘编弗罗利克和奥古斯特所提供的情报。我只是全面收集资料，不作任何结论。

整个白厅对我的做法炸开了锅。内阁大臣约翰·亨特召见我，并质问道在如此关键的时刻，把反对党的材料送到执政党的手里，居心何在？

我竭力为自己辩护，说并没有什么政治目的。中央政策研究委员会的首脑也要我向他汇报情况。我把资料交给了他，并告诉他这些材料是经过军情五处的局长批准的。如果这些材料已引起了什么尴尬的局面的话，这并不是我的过错。

“如果因材料引起了什么尴尬局面我们就不能分发，那么我们就失去了送文件来的意义了！”

弗·琼斯和维克托总是为我说话。维克托喜欢凑热闹，他写了一系列的备忘录，在白厅到处散发，为安全局辩护说他们有权为唐宁街十号提供它所需要的情报。备忘录简直是对内政部特权的一种公开藐视！菲利普·艾伦勃然大怒，竟然好几年没有跟我讲过一句话。他写了一张便条塞给维克托，维克托玩世不恭地把它拿给我看。“少管闲事！”艾伦恶声恶气地说。

一天下午，正当大家吵成一团，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我在内阁办公大楼维克托办公室里看见特德·希思在门口张望了一下。

“首相，”维克托说，“我想你应当见见彼得·赖特，他是白厅的奇特人物之—……”

希思对我望了一眼，丝毫没有幽默感。他问我在哪里工作。

“在安全局，先生。”我回答道。

他哼了一声。

“彼得是负责汇报颠覆活动的，最近颠覆活动引起了麻烦。”维克托兴致勃勃地说。

希思立即用冷冷的眼光盯着我。

“你不应当搅在政治问题里，”他狠狠地说，“我们有专门处理这类问题的机构。”

他转过身去，大步走出了办公室。

“维克托，我的上帝。”我说。

“别着急，”维克托回答说，“特德总是这个样子。我以后再跟他谈。”

第二天，维克托打来了电话。他告诉我希思那天晚上仔细阅读了所有的报告。

“这是真的，维克托？”希思问道，口气里流露出一种惊奇、高兴的神情。维克托告诉他这些完全是事实，于是便加速了他开始保护权力的斗争。

当然并不是所有对情报的需求都是合法的。一天晚上，维克托请我到圣詹姆斯广场去喝酒。

“我想你应当见见一位商人，”他对我说，“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企业家。”

那时我正和维克托讨论著退休问题。一九七二年我终于明白了一九五五年军情五处有关我的退休金的保证是一张空头支票。为了加入安全局，我被迫放弃了向海军部索取十五年退休金的权力。当时卡明曾一口答应给我附加补贴或者用其他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但在乌烟瘴气的新军情五处，一位绅士的承诺已经变为历史了。按照规定，我没有退休金，而在我后面参加情报部门的科学家（总共约五十名）却得到了自己的退休金，这都是由于我与这种不公平作了坚决的斗争而得来的。

没有退休金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在军情五处最后的几年里一直不痛快。我自然要想到做保安工作的可能性。保安工作对我并没有什么吸引力，但它仍是弥补我那被野蛮手段剥夺去的退休金的一种稳妥的方法。最初维克托和我讨论了让我参加N．M．罗思柴尔德的工作的想法，但汉利却对这一建议很不高兴。所以当维克托听到这位商人在寻找一位保安人员的消息以后，就建议我去会见他。

我一见到这位商人就感到厌恶。我很清楚他是一个急功近利的小人。他一边喝酒一边漫无边际地大谈特谈，说他要找一位“了解内情”的人来向他提建议和指导，但他却对自己的意图含糊其辞，也没有提及报酬一事。最后，他建议我同他和他的一些同事在伦敦的一家饭店里共进午餐，以便仔细讨论他的建议。

他的同事是一伙乌合之众，他们都已经退休。这些人原先都是各种情报部门和安全组织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曾风流一时，但现在却早已夕阳西下，走向衰亡了。另外一些主要是商人，他们以间谍自诩，激动地会聚一堂，并不在乎他们自己早被淘汰的事实。

这次，我未来的雇主却直接把话给我挑明了。

“我们代表我们这一帮忧国忧民的人士。”他冠冕堂皇地说。

他有点像失眠的安格尔顿，他说他们所感兴趣的是怎样阻止工党再度执政。

“一旦工党上台，我们就会失去我们所能享有的一切自由。”他说。

其它的人也点点头。

“你们认为我能帮什么忙呢？”我问道。

“情报，”他说，“我们需要情报，而且我相信你拥有这些情报。”

“你们究竟要哪些情报？”我问。

“一切有关威尔逊的情报都有用。有许多人会出大价钱。”

“但我是安全局的成员……”我说。

他傲慢地摆摆手。

“尽早退休。我们将为你安排……”

我跟他们敷衍了整整一晚，但却没泄露半点风声。第二天我去找汉利向他汇报这些情况，我建议让我作为代理人继续监视那伙人的活动，但汉利认为小心谨慎是上策。

“别理他们，彼得，”他说，“那是个肮脏的游戏，你别卷进去。”

汉利对我们在六十年代收集的有关威尔逊和工党的资料知道得很少，因此我积极建议他读读这些资料。我告诉他，大选即将开始，这些资料也许有用。

“这些资料同‘流畅’报告一样，”他看完后说，“到处都是烟，却看不到火。”

然而，他同意为了谨慎起见再对资料研究一番，特别是安格尔顿正在用威尔逊的问题同我们纠缠。我告诉汉利出于政治的考虑，我们应当做点什么事来装点样子。

一九七四年初，每件事都发展到了它们的政治顶峰。少数工党政府的人当选，而军情五处正掌握着重要情报，一旦泄露，后果则不堪设想。首相本人正在受到调查的消息至少会导致首相的辞职，军情五处的一些官员并没忘记这一点。

一天下午，我的办公室里来了两位同事和另外三四名官员。我合上正在阅读的档案，问他们有什么事。

“我们知道你正重新调查威尔逊案件。”年长的一位说。

“你知道我不能谈这事。”我告诉他。

我觉得这样回答有点失礼，但我不喜欢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受人围攻。

“威尔逊是一大威胁，”一个年轻官员说，“让大家知道真相的时候到了。”

这种偏激的话语，我听到不止一次了。一九六八年军情五处内部曾出现过一些普遍的情绪，那时曾有人作过努力试图对威尔逊设置障碍。我们的长期外围人员、《每日镜报》的巨头塞西尔·金曾明确表示，军情五处有意向他透露的任何消息，他都将立即发表。这就是所谓的塞西尔·金“政变”。塞西尔深信，只要一刊登这类消息，工党就会垮台，而接替工党的则是以蒙巴顿勋爵为首的联合政府。

一九六八年我对弗·琼斯说，军情五处群情激奋，但他非常镇定。

“你可以告诫那些想泄露机密的人，出了问题，我可没法管。”

他知道这句话将发生作用。

然而一九七四年的形势更加恶化。计划很简单：由于议院内部的局势极不稳定，大选必须在几个月内进行，而在大选的准备阶段，将设法向同情我们的新闻界人士透露一些有选择性的有关工党首领，特别是威尔逊的情报。通过报界和工会官员，我们就可能把军情五处档案内的资料和认为威尔逊对安全构成威胁的消息散布出去。

安全局的呼声和舆论已造起来了，三十多个官员赞同这一计划。一些档案的影印件已经准备好并发给了海外报纸，为了大造声势，还准备在议院里尽力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拉姆齐·麦克唐纳的第一届工党政府就是被季诺维也夫的一封影印信件在一九二四年搞垮的。

“我们要把他拉下台，这次一定要拉下台。”他们当中的一位官员说。

“你们为什么要叫我参加？”我问。

“这个嘛，你并不比我们更喜欢威尔逊……另外你已经看到了最新的材料——盖茨克尔事件等等。”

“但这些材料都在局长的保险柜里。”

“是的，但你能复制它们。”

“我可得想一想，”我说，“在走这一步之前我得好好考虑考虑。你们得给我几天时间。”

开始我受到了引诱。这是魔鬼让游手好闲的人干的，而我现在是在混时间等退休，这种疯狂的计划必然对我具有强烈的诱惑力。我感到有一阵冲动，国家似乎已经面临着大灾难，为什么不趁火打劫，就势推它一把呢？不管怎样，我的机密负担太重了，稍稍减轻一点负担会使我感到轻松些。

劝我放弃这种想法的是维克托。

“我并不比你更喜欢威尔逊，但如果你参与了这件事，你将会被人剁成碎片。”他对我说。

他是对的。我只剩下一年多时间就要退休了，为什么要为了一时的疯狂而毁了一切呢？

几天以后，我告诉那伙人的负责人，我不愿意去搞档案。

“我很乐意帮助你们，”我说，“但我不能冒这个险。现在我只能拿到一半退休金。我总不能连这点退休金也不要吧。”

参与这项活动的一些人态度很激烈。他们不断说这是把威尔逊拉下台的最后机会。

“你一旦退休，”他们说，“我们就再也搞不到这些档案了！”

但我决心已定。即使他们笑话我胆小，我也决不动摇。

一九七四年的整个下半年和一九七五年初我尽量呆在国外，在世界范围内追踪“维诺纳”通讯。有关威尔逊的整个故事并没有出现，但我很清楚，这伙人仍在竭尽全力推行他们的计划，难怪后来威尔逊说他是阴谋的牺牲品！

一九七五年夏，我同莫里斯·奥德菲尔德在洛基茨一同吃饭。我们俩定期在一起吃饭，他了然一身，喜欢在每天晚上闲扯一阵。在两次失败以后，他终于爬上了军情六处的最高层。我真为他高兴。莫里斯是个好人，很少管闲事。那天晚上，我看得出他有心事。

他谈起威尔逊。他问我，那儿的人们情绪怎样？他不断听到各种谣言。

我什么也没透露。

“我们中间有许多人不喜欢他，他们认为他在破坏这个国家。”

显然莫里斯一直在想这件事，他一次又一次地谈起这个话题。

“你没说实话。”他最后说。

“我不这样认为，莫里斯……”

“我昨天受到首相的接见，”他说，突然改变了语调，“他谈起有人在搞阴谋。很明显他已经听说你那一伙人在四处活动，煽风点火，反对他、马西姬·福肯德和唐宁街十号的共产主义者。”

他的声音渐渐低下来，仿佛对谈论这件事一点兴趣都没有。

“这很严重，彼得，”他又说，“我要知道一切。你知道水门事件在华盛顿搞成了什么样子。我们万一不小心也会发生同样的事件。”

我又要了杯白兰地，决定告诉他我所知道的一切。我把去年夏天反威尔逊计划告诉他以后，他问我汉利是否知道。

“他不知道。我看最好还是忘掉这事吧。”我说。

“我要你明天回局里去把这一切统统告诉汉利。”

他迈着踉跄的步伐向床边走去。

“别怕，”他回过头对我说。

“我不会怕的，”我说，“再有几个月我就退休了！”

第二天上午我见到了汉利。他听了我的汇报后，脸色像纸一样白。也许他曾经怀疑过局里反威尔逊的情绪会高涨，但现在他才听说手下有一半人卷进了这场推翻首相的阴谋。这时我暗自庆幸自己没有当官。

可笑的是，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生莫里斯的气。

“该死的莫里斯，”他怒气冲冲地叫道，“居然管起我们的事来了。”

当他镇定下来以后，便问我这些阴谋分子的姓名。

我告诉了他这些人的名字，木已成舟，我无法再拒绝了。当我报名字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当时布伦特的心情。戴上面具去出卖别人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你能照顾照顾他们吗？”我问汉利。

“一定得调查，当然。”他说。

威尔逊的事没结束我就离开了军情五处。以后汉利再也没和我提及这事。我听说一名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受命对内阁进行了私下调查。以后又听说汉利进行了一些改革，主要在招募人员方面，试图向军情五处输进新鲜血液。这大概可以解释在我退休定居澳大利亚不久收到的那封迈克尔·汉利的秘密来信。

“当你知道公司通过最近的检验，并且在正常工作的消息以后，一定会感到欣慰。”汉利在信中写道。

这以后不久，威尔逊就辞职了。正如我们在办公室里常说的那样：“政治家们来去无常，而安全局却永远向前。”

有关哈罗德·威尔逊的街谈巷议很快平息了，正如一九七四年霍利斯事件突然起死回生一般。霍利斯事件自从一九六九年审理过以后就一直无人问津。我原先以为汉利接管后可能会重新审理，但我很快发现他的意图是少管闲事。他极力想忘记过去的伤疤，而且急于想把我同K 处的案子以及现行的调查分开。

每当我提及这事，他总是说：“我很坦率。”

惧怕丑闻，成了六十年代负责处理动乱官员的最大顾虑。但现在不管问题是大是小，人们愈来愈清楚，这个问题已经了结了。我与维克托讨论是否有可能重新审理这个案件。

“现在还为时过早，”他总是这样对我说，“还得等一等。我将设法把这件事告诉特德，但不是现在。我们要让汉利从危险中拔出来，整个事情太重大了。我们必须再等一等。”

一九七五年大家以为布伦特患了癌症，不会久于人世。这时对丑闻的恐慌达到了高峰。维克托向我打听，我是否以为布伦特会立下遗嘱在他辞世以后发表，揭开整个事件的真相。我也曾经常常向布伦特问起这事，他一直否认有这种打算。然而，他的语气充满了报复，我不敢贸然相信。

维克托比任何局外人都清楚布伦特捣什么乱。他和希思对普罗富莫丑闻给上届保守党政府造成的损失至今仍记忆犹新，而且非常害怕布伦特用同样的方法把他们搞垮。这不仅仅只是免予起诉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可能性，他也许会说出同伙的姓名，不管他们是死还是活，也许他会留一份三十年代的艳遇记录。一旦这些有关性方面的失误在舰队街张扬出去，那就不止一人要身败名裂了，至少不止首相安东尼·艾登一人。

最后维克托要我立即帮他准备材料，对布伦特揭露事件的后果进行一番全面的估计。我在D 处三科时曾为内政部起草过各种有关“五人集团”的文件，但他们很不满意。军情五处的法律处坚持要删掉普罗克特和沃森等人的名字，理由是我们没有充分的证据。

“这没道理，”我同他们争道，“给内政部提供情报是我们的职责。如果由于没有证据就把我们坚信的事实删掉，那就是失职。”

维克托完全同意我，并强调说我的汇报要力求全面。我详细描述了“五人集团”的历史，并用了大量笔墨说明所有的联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在我的汇报里，提到了四十个人。几个星期后，我去见罗伯特·阿姆斯特朗，向他报告十九号间谍的事，阿姆斯特朗对我的汇报表示感谢。

“这件事做得真棒，”他笑道，“这才是真正的情报。与我们平时收到的那些由文职人员起草的安全局的文件大不一样。”

这时人们正在传说阿瑟和斯蒂芬·德·莫布雷在四处游说，争取对霍利斯问题进行重新调查。这时，阿瑟已经退休，而斯蒂芬·德·莫布雷的工作生涯也已接近尾声。由于在六十年代末支持过戈利金及其理论，斯蒂芬在军情六处很不得人心。他的导师是克里斯托弗·菲尔波茨，斯蒂芬曾在菲尔波茨的指导下在华盛顿干过几年。后来菲尔波茨又把他带回国，从事反情报工作。自从菲尔波茨一九七0 年退休以后，德·莫布雷就失去了靠山。怀特下决心要把他赶走，后来莫里斯·奥德菲尔德建议把莫布雷调到马耳他，作为折衷。

一九七二年德·莫布雷从马耳他回来，发现霍利斯一案已经审理完毕。他煽风点火预备大干一场。奥德菲尔德和汉利非常害怕德·莫布雷把内部有苏联间谍的情报透露给某个议员，阿瑟却加紧同议院联系。阿瑟退休以后，一直在议院里担任秘书，以此来弥补退休金的不足。大家担心他会把过去二十年的各种灾难性事件告诉他的新朋友。

霍利斯一案并不是德·莫布雷所唯一关注的事，他还相信整个情报部门负责人的任免制度的基础是裙带关系，这必定会给以后的工作带来危机和灾难。他认为，只要一个间谍打进了一个组织，而且篡夺了领导大权，那他就可以随意任命他的人。

一次在我们吃晚饭的时候，奥德菲尔德提起德·莫布雷的事。

“你不能制止莫布雷吗？”他问我，而已明确表示，汉利也同意对莫布雷严加看管。奥德菲尔德想把霍利斯事件隐瞒起来，他这样做有他自己的目的。他一心想当军情六处的局长，但狄克·怀特的调动使他的妄想成了泡影。然而，他仍然不甘心，一心想当C 处处长。

我告诉他，我不知道我最终会对莫布雷和阿瑟产生什么影响。

“是这样。他们对你掌握的情况一无所知；也不了解这些事件有多么微妙。只要传出一点丑闻的风声，我们就吃不消。”

可怜的莫里斯如此爽快，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勃勃野心。时间还早，他又扯起了今后的前途。

“当然，伦尼走了以后，即使轮到我坐庄我也不想久留……”他说。

他的语调愈来愈低沉。我知道他是想让我替他散布这些不满情绪。

过了几个星期，我同史蒂芬一起吃午饭。我试图说服他现在不是催促的时候。

“现在有许多事正在办，”我说，“我知道表面上看，似乎我们不在行动。但办案有各种方法，我们需要时间。”

但他不听我的劝告，并毫不隐瞒地认为我是汉利的人。

我其实也希望汉利主管的“维诺纳”搜查能为霍利斯一案提供主要的线索。也许在某个沾满灰尘的碗橱里可以发现更多的信号，使我们能有更多的吻合信号来破译那些中断线索的匿名者。

最近在现存的通讯上有了一个微小的突破，它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希望。杰弗里·萨德伯里正在研究一部分从未被破译的“搭扣”资料。根据先进的计算机分析，这种特殊通讯信号不是真正的“维诺纳”。它不是用一次性密码本进行编码的。根据词汇组的规则分布，萨德伯里猜想，这种信号可能是用某种电话号码本编码的。

我们去英国图书馆，把有关资料查了一遍，最后找出一本与上述情况相符的三十年代贸易统计数据簿，一夜之间就破译了大量的“搭扣”通讯。格鲁乌的通讯信号同我们破译的许多信号很相似，其中有一系列很有价值的电文。驻伦敦的格鲁乌成员西蒙·克雷默发给莫斯科中心的电文描述了他同化名为鲁恩·库兹钦斯基的格鲁乌间谍指挥人员的几次会晤情况。鲁思·库兹钦斯基的真名是索妮妮。

整个六十年代，我们认为索妮妮的通讯没有价值，因而取消了对它的监听。军情五处相信索妮妮到英国是为了躲避纳粹和战争，而且直到一九四四年克劳斯·富克斯自愿加入苏联情报部以后才积极为苏联情报部工作。通讯总部也完全否认索妮妮在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三年之间在牛津附近的家里发过这些无线电电文。

但克雷默的电文彻底推翻了这一结论，这些电文告诉我们，苏联谍报机关的确曾经派遣索妮妮来到牛津地区。早在一九四一年，索妮妮就成了一批间谍的上司了。克雷默的电文还谈到了索妮妮付给她手下间谍们报酬的详细情况，以及她本人几次用无线电进行广播的时间和每次广播的持续时间等情报。我想，如果我们在一九六九年就掌握了这些情报，那将对霍利斯的审讯产生影响。我感到一阵痛心。

掌握了这些情报后，我敢肯定，埃里确实存在，而他的上司就是住在牛津附近的索妮妮，有关他的身份的秘密就在索妮妮的电文里。前几年不知什么原因，索妮妮的信号突然消失了，唯一的希望就是到世界各地进行搜索，看看别的地方是否也收到过她的信号。

在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六年这四年多的时间里，为了寻找新的“维诺纳”和索妮妮通讯，我跑了三十七万公里的路程。到了法国，法国机密情报局说没有这方面的情报，尽管马塞尔说他们肯定收到过索妮妮信号；但也许不久前被一个“蓝宝石”间谍把记录销毁了。在德国我也一无所获，在意大利也一样。西班牙拒绝在我们交出直布罗陀前考虑我们的要求。我在加拿大呆了好几个月，我对各个邮局同世界各地的电传进行了仔细的检查，然而也是一无所获。在华盛顿，我也进行了广泛的搜索，同样也没有什么结果。我找的东西以前曾经存在过，而且还归过档，可最终还是从我的手指缝里漏掉了。一想起这些，我的心都快要碎了。

一九七四年汉利和我开始为下一次的卡扎布会议作准备。这次会议定于五月在伦敦召开。我告诉他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很可能就霍利斯一案向他施加压力。自从霍利斯受到审讯以后，我们完满地制止了各种评论，只有安格尔顿一个人固执地保存着在磁带上的一些录音。

“我应当说什么呢？”汉利问我。

我告诉他要有理有节。

“告诉他们一些事实。我们有许多陈旧的指控，而且有许多值得怀疑的人，霍利斯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且可能是最值得怀疑的一个。我们最后对他进行了审讯，但我们还不能对他作出最后的结论。”

一九七四年的卡扎布会议同六十年代的那次欢欣鼓舞的聚会大不一样，上次参加会议的许多熟人都没来，斯普赖不在了，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的吉姆·贝内特也不在了。贝内特是皇家骑警队围剿内奸运动的一名嫌疑分子，这次运动使骑警队陷于瘫痪，而且甚至把我也牵扯了进去（我坚信，贝内特虽然在审讯中行为有些异常，但决不是间谍）。此外赫尔姆斯也不在了。安格尔顿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了。在华盛顿，水门事件的丑闻已经家喻户晓，中央情报局的丑事正在一件件地暴露出来。

汉利简短地谈了谈霍利斯的案子。对此，与会代表的反应很平静。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曾经历过同样的事，深知这种事会带来怎样的痛苦和损失。汉利在讲话结束时，很有礼貌地请各位代表根据他的报告估计一下霍利斯一案将造成的损失。这是白厅的惯用伎俩，把问题摊开，然后让别人来作结论！

在卡扎布会议以后，我只见过安格尔顿一次。那是一九七四年年底，在华盛顿。安格尔顿知道自己将被迫离开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新局长威廉·科尔比决心把他赶出去。几年来在管理东南亚反情报工作的问题上，安格尔顿一直在同科尔比吵闹不休。现在科尔比当了局长，除掉安格尔顿的机会就来了，而且《纽约时报》又登载了一条传说，指责安格尔顿是国内邮件检查计划的幕后策划者。几天之内安格尔顿和他的所有高级职员一起辞了职。

那次我见到安格尔顿时，他正在发脾气。

在他知道了他所有的高级职员都被革职的消息后，骂道：“两百年的反情报工作全泡汤了。”很显然，《纽约时报》所编造的故事不过是这场战争的第一枪。不到半年，中央情报局就陷进了参议院汇报会和检举揭发的泥潭里去了。一九七四年人们开始了清算，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对他们情报部门过去的调查和指控进行了调查。我们简直成了现代贱民——被人敌视、怀疑和追击。

奥德菲尔德和汉利非常害怕国外事态的发展，特别害怕国外揭发出的事件同自己的情报部门有关。他们意识到新上台的工党政府正准备鼓励这种国外事态的发展。这时，史蒂芬·德·莫布雷也作出了最后决定，必须立即行动起来。一九七四年中期，他去找他的朋友菲利普·德·朱吕艾塔。朱吕艾塔在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任首相时，曾是他的私人秘书。莫布雷简要地向他谈了自己担心军情五处已被渗透的想法，另外他还说，他真为军情五处的任免制度担忧。朱吕艾塔建议他去找新内阁大臣约翰·亨特爵士。德·莫布雷告诉莫里斯，他已经无法忍受了，然后就去唐宁街十号找亨特爵士了。

“该死的德·莫布雷在干什么？”一天上午汉利吼道。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

“该死的莫里斯又在干涉我们了。他怎么能不问我一声就让手下的人大摇大摆地到唐宁街去出我们的丑呢……太过分了！”

我告诉汉利这是不可避免的，最终德·莫布雷是下了决心要越过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头头而另寻一条门路，值得庆幸的是，他找的是唐宁街十号而不是议院。

结果是按照传统的规定进行一次复查。开始时总以为有什么新发现，但复查结束以后你就会发现，所得到的结果正是组织者所设计的。前内阁大臣特伦德勋爵奉命主持这次调查。他将拥有所有文件，并有足够的时间在两种信仰中作出判断。

一九七四年底，特伦德第一次出现在莱肯菲尔德大楼。他有一间办公室，一只保险柜和一名秘书，独自在六楼上办公。过了几个星期，他打电话叫我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看上去他像一位典型的牛津大学研究员，仪表堂堂，他那宽宽的前额和银灰色的头发，常常给人一种美感。

“我不想和你谈这个案子，只想了解一下它是怎么进行的。然后我要着手进行工作，研究一番并去拜访一些人。最后再找你。”

“流畅”工作小组的十卷档案整齐地放在他面前的书桌上。那天上午我们把这些档案从头至尾看了一遍。

“这起案件是怎样开始的？”他很想知道。

这个问题是我在每天晚上研究这些档案时常常问自己的。这起案件究竟是怎样开始的？是从一九四五年布伦特离开时开始的吗？还是在沃尔科夫和古曾科进行联络时开始的呢？也许是在那个结核病患者从中国驶回的船上下来并试图在英国秘密情报部找工作时就开始了？或许晚一些，或许更晚一些，在蒂斯勒告诉我们内部有间谍的时候？或许是在戈利金谈起处处都有成百上千的间谍的时候？也许是在米切尔案件取得第一个决定性胜利的时候？那是我们第一次在内部追查间谍，然而却失败了。你又怎样能确定恐惧变为复杂现实的那一时刻呢？然而却确有其事，它就在那里，而且自始至终一直在那里。

“流畅”档案看起来古怪离奇。这些档案无形中变得鼓鼓的。档案记录了每个秘密情报部门的细节，使我们对每份文件的分发情况有案可查。每份指控都进行了仔细的分类，而且每个嫌疑分子都编有一个代号。在最后一份档案的末尾，是我亲笔签署的那份远近闻名的备忘录，上面列有需要被进行紧急调查的人名。

特伦德不止一次地向我问起拖延处理这些案件的原因。

“很困难，”我解释说，“当你听说那个和你一同工作了多年的上级或者下级是间谍，你也会感到为难。这就是狄克·怀特和弗·琼斯难于同意的……也是我们为什么从一开始就使用代号的原因，即客观地对待一切，不掺杂任何情感。”

“是这样……”特伦德说。

“你一定知道所有的‘流畅’决议都是大家一致通过的，并非我个人的意思。我们共有六个人，但我们所有人的想法都非常一致。”

“嗯，是这样。”他低声说道。他面对着档案中的那些无关紧要的文件沉默了一阵。

特伦德好像特别对中级间谍有兴趣。他要我告诉他，我们是怎样对指控进行分类的，并向他解释我们对三十四名嫌疑犯进行编号的系统。

我用了几个小时才把“维诺纳”的前前后后讲清楚。他被有关这种用极不完善的拼板玩具般的机器来完成的、希望很大但却收获很少的项目所深深吸引住了。

我告诉他，我们是怎样调查那些匿名者身份的。诚然，还有许多疑点，但几乎可以肯定斯坦利就是菲尔比，希克斯就是伯吉斯，约翰逊就是布伦特。斯坦利就是菲尔比，因为电文里提到墨西哥事件，这是菲尔比所属部门的职权范围；希克斯就是伯吉斯，因为莫斯科中心的一份电文里曾指示克罗托夫把希克斯的报告中的种种推测删掉，只留下部分事实。

“正是我们目标对准的那个家伙。”我大笑起来，而且感到惊诧，对自己仅在纸上见过的人这么熟悉。

“那么约翰逊呢？”特伦德问。

“这还是一个疑点……参考材料就在这里。”——我递给他一页饰有电文色带的“维诺纳”文稿纸——“从中你可以发现约翰逊在国外旅行的时间与布伦特的行迹正好吻合。布伦特是在收到这个电文的那个周末去意大利的。但奇怪的是克罗托夫好像根本不知道约翰逊的出国计划，我问过布伦特，他肯定至少在出国前六个星期就向克罗托夫报告了外出旅游的计划。”

“会不会是别的人呢？”

“在那个周末突然出国旅行的官员只有一个人，就是‘德拉特’……对不起，我指的是霍利斯，他去加拿大与古曾科联络。”

“还有……？”

“我怀疑，”我平静地说，“我总怀疑，我想约翰逊就是布伦特，他想用外出六个星期这件事来迷惑我们的视线。约翰逊同希克斯和斯坦利关系太密切了，我们不能不断定约翰逊就是布伦特，而不可能是别人。其它三个化名还没查明，其中一个可能就是霍利斯的化名。”

特伦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思路敏捷，而且非常严谨，从不忽略任何细节。当我们的第一次会面结束的时候，我感到似乎被他的冷静和耐心考验了一番。但使我担心的是他是个文职人员，没有受过情报工作的训练。他是否能根据这些自相矛盾的情报作出正确的判断呢？他没有参考咨询材料，不能对照其它间谍案件如菲尔比、布伦特和布莱克案件的分量，来判断霍利斯案件的分量，只有多年在秘密世界工作所获得的经验才能给人这种直觉。

特伦德在军情五处的声誉很高。绝大多数人都喜欢他而不喜欢以疯狂出名的前任内阁大臣诺曼·布鲁克。诺曼·布鲁克和我在同一个俱乐部。在他退休以后，我不时找他聊聊。他非常注意从不对他的后任作任何评论，但却常常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即现在的事比他在位时糟糕得多。特伦德从容镇定，在整个六十年代，他代表情报部门同财政部作了不懈的斗争。

后来，特伦德在莱肯菲尔德大楼又呆了一年。我有时在走廊里碰见他。他从不多说话，一九七五年底他又叫我去他办公室，那时我们已经从莱肯菲尔德大楼搬出，到阴森森的高尔街办公了。

他要同我谈谈指控问题。他说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这些指控都很陈旧。

“是这样，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指控中所提到的日期的巧合。它们同在一个时间里，这委实有点琢磨不透。”

特伦德说，戈利金似乎不能提供更多的线索。特伦德对戈利金的结论是“没用了”，我也同意。在调查上层被渗透的问题中，戈利金并没有给我们什么帮助，他最多不过是告诉了我们在情报部门的上层藏有间谍。

特伦德同时把中级间谍的档案也搁置一边了。

他说：“这个案子的确很难弄，但又不能不看，我想现在可以把它们丢开了。”

他把眼镜扶正，拣起另一个卷宗，说：“现在让我们谈谈沃尔科夫一案吧？”

他问我，在重新译好文件以后，在对指控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时是不是有点过于挑剔了？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认为，”我说，“处理这些案件的方法只有两种，一是对指控进行推测，它会带来什么样的线索？我们应当怎样来查找线索？另一种方法是从科学出发，对所有情报进行仔细、准确地分析，然后根据这些分析，得出科学的结论。”

“这是埃里案件，”特伦德说，“我知道你曾找阿克梅多夫核对过情况，但却没有追查下去；通讯中没有提到埃里，对吗？”

“我并不指望通讯里会提到埃里，如果埃里真是个非法分子，那么他的通讯联络信号就是不通过使馆的非法通讯信号。只要我们找到索妮妮信号，我们就可以查出埃里，可是我们没找到索妮妮信号。”

“你仍坚持认为埃里就是霍利斯？”

“是的。”

“你不怀疑你的判断？”

“不。而且，现在我更有把握了。”

特伦德文雅地叹了一口气。

“但没有思想基础……”

“有，那是在中国。”

“啊，对了，”他低声说，“中国……”余音很长。

特伦德终究是个行家。我根本无法猜透他的心思。我相信他确实非常重视内部间谍一案，但他只是向我提了一下怀疑霍利斯是否确有证据以外，什么也没透露。

我也没能从汉利那里打听出特伦德的结论，以后我再没提过这件事。我估计特伦德的报告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我退休前写完的，最后的收尾工作是撒切尔夫人在一九八一年完成的。她在下院报告说，特伦德爵士得出结论，霍利斯不是苏联情报局的间谍。特伦德相信霍利斯是无辜的，而我却相信他有过背叛行为。这正如同样一个人既可以相信上帝又可以相信财神一样，信则有，不信则无。现在我意识到个人的看法终究是微不足道的，只有事实才能揭开永恒的秘密。

临近退休的几个月，我感到阵阵厌倦。我不知道应当留在英国继续战斗呢，还是赶紧脱身远走高飞？我的健康状况虽然差了，再提退休金也是很可笑的，但我的记忆还是很好的。

临近圣诞节的一天下午，我最后一次同维克托开着车到他在剑桥的乡村别墅去。开口谈谈是多么艰难啊！可我心里有很多话要说，有很多话在我心里，我在等待着倾诉。

“你打算以后怎么过？”他问。

“不知道，大概去澳大利亚吧。”我回答说。

汽车在路上奔驰，两旁的沼泽在我们的眼前一闪而过。我已看见在远处的剑桥大学的尖顶了。

过了一会，维克托说：“你想让别人来说服你去？”

“也许是这样。”

我愁眉苦脸，我又没有赢。英国情报部门开展了像十六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那样的运动，天主教已经让位于清教了。我所经历的战争已经成为历史了。

“彼得，你应该走，到那里去晒晒太阳，调节一下，养养身体。让别的人去烦恼吧！过去，你一个人一直都是在做三个人的工作。”维克托说。

汽车的引擎发动了。

“彼得，你的问题在于，”他说，“你知道的秘密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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