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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撩开中南海的神秘面纱第1节 一个离奇而有趣的传说

明成祖朱棣下令修建北京城，引出徐达射箭定城址的故事。刘伯温率众修城，银两用空，命人寻找沈万三。沈万三挨打跺脚，跺脚之地挖出银子，其坑填水，形成中海、南海和北海。
当年，北京的先民们沿着黄土高坡向东迁移，越过峰峦起伏的太行山，蓦然发现了宽阔平坦的华北大平原，于是便在其北端聚居生息起来。这里西北两面为连绵的崇山峻岭，东临渤海，南面则是可供农耕的开阔富庶的平原，具有温带的大陆性季风气候，由永定河、潮白河等构成发达的海河水系。山川环卫，形势雄伟，水甘土厚，物产丰富，的确是栖息生存的好地方。
北京地势图
传说在黄帝时代，黄帝部落就在涿鹿建立了都邑，黄帝的第三代继承者颛顼曾到“幽陵”祭祀。“幽陵”即幽州，是北京城的最早名称。2200多年前，即为战国时代燕国的国都蓟城。从公元前226年秦始皇灭燕，到唐末的1100多年间，蓟城虽降为幽州，但一直是北方中国区域性的政治和商业中心，并逐步发展为军事和交通的重镇。
公元938年，辽太宗将幽州升为南京，作为四个陪都之一，奠定了成为国都的基础。公元1153年（金贞元年），北京被正式定为国都，成为与南宋对峙的北部中国的政治中心。
辽南京城
时间苒，光阴飞逝百年，统一中国的元朝统治者于公元1272年2月，终于将北京定为京都，从此北京跨入了它漫长历史中最辉煌的序章，由此开始，北京连续640余年成为元、明、清三代的都城，成为举世闻名的伟大城市。
宏伟壮丽的都城
三代都城的大规模营建规制，形成了大致保存至今的城市面貌、营造格局、建筑风格，而其建筑风格最为显著的特征是有一条著名的中轴线。
这条中轴线，南起永定门中心点，向北经过正阳门、天安门、午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宫、坤宁宫、神武门、景山最高点万春亭、寿皇殿、鼓楼，直抵钟楼中心点，全长近8公里。这条中轴线连接着外城、内城，皇城和紫禁城。城中其他建筑都以这条中轴线为中心，形成东西对称的格局。
1368年，明军攻占大都后，改大都为北平。
关于京城中轴线有这样一个传说。
据说，朱元璋的儿子燕王朱棣削藩称帝后，居住南京城，但他时常想念北平，心里便盘算着在北平重建重修一座京城，于是下诏唤来大臣刘伯温，命他修建北京城。刘伯温听后，向朱棣举荐了大将徐达。
大将徐达，字天德，濠州人，世代务农，朱元璋参加郭子兴起义时，便与徐达结成好友。后来，在群雄争立的斗争中，徐达屡立战功，直到明王朝建立，徐达受任右相，担负起在中原扫清元朝残余势力的重任。自洪武元年攻克元大都后，徐达一直以北平为基地，进一步打击元朝残余势力。他经常是春季由北平出征，战罢后回北平，所以徐达对北平非常熟悉。也正是由于徐达了解熟悉北平，刘伯温向朱棣举荐徐达修建京城，朱棣欣然准奏。
中轴线
徐达和刘伯温来到北平。刘伯温说：“凭你徐达的神力射出一箭，箭落在哪儿，就在哪里修建北京城。”
徐达是武将，说话办事干脆利索，他听了刘伯温的建议后，爽快地答应了。
徐达张弓搭箭，运足神力，向北射出了箭支。
箭飞驰而去，刘伯温赶紧带人坐上船，顺着大运河往北追击。
这一箭射得可够远的，一下子飞到如今北京城南20多里的南苑。
箭入土中，箭尾依然可见。这只神箭落地之时，恰好被居住在这里的一位大财主看见。这位财主心想，在这儿建城，自己的房产、田地不都被侵占了吗？这位财主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房产，便拔出神箭，取出自家的箭弓，搭弓又向北射出，箭借风势，一下子飞落在现今后门桥这个地方。
后门桥跨在什刹海入玉河处。始建于元代，初名万宁桥，后改为单孔石拱桥，俗称海子桥。又因在地安门之北，地安门又称后门，故桥也称后门桥。
再说刘伯温追到南苑，掐指一算，知道徐达射出的箭落在了这里。他便找来那位财主，向他要箭。财主知道刘伯温不是凡夫俗子，瞒是瞒不住的，便说他将箭向北射了出去。刘伯温非常恼怒，财主看刘伯温生了气，赶忙说道：“只要不在这里建京城，您要什么条件都行。”
刘伯温见事已至此，便说道：“那好吧，我可以不在这里建京城，你们射出的箭落在哪儿，我就改在哪儿修北京城。但是修建京城用的钱由你来出。”
财主一核计，自己有的是钱，建个京城也算不了什么，就答应了。
刘伯温找到落箭的地方，就拿出早准备好的图纸，找来工匠开工了。
最先修建的是西直门城楼，所用的费用全都是南苑的财主出的，但没想到一座城楼还没有修完，财主已经倾家荡产，穷得吃不上饭了。
怎么办呢？
刘伯温在工地上非常焦急地来回踱步，左思右想之后，抬起右手掐指算了起来。突然，眼前一亮，有一个名叫沈万三的人很有钱，于是便命手下寻找沈万三。
为了寻找沈万三，皇帝朱棣还专门派了两名官员，并限定一个月，如果到时交不出人来，就拿他们示问。
日子一天天过去，一个月的期限很快就到了，当差的非常着急，心想，这次脑袋要该搬家了。
在距期限的最后3天，当差的来到东华门。从一个大汉跟一个卖饭的争吵中，得知那个赤膊大汉就是皇帝限期寻找的沈万三。
当差的欣喜万分，不由分说上前用铁链将那个大汉锁住，带到刘怕温的帐前。
刘伯温看了一眼这位赤膊而又满不在乎的大汉后，走近跟前，见大汉沈万三胳膊窝下还夹着一个破瓦盆，下身穿的裤子又破又脏，便下令手下，带大汉沈万三到澡堂洗澡，然后给他换一身好衣服，赏赐他酒肉。
沈万三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傻愣愣地看了看眼前这位貌形地像风水先生的刘伯温，心中不免生疑，为啥他会对我如此这般，有点玩世不恭的沈万三，生性豪爽，且天不怕地不怕，他不管眼前是何等人物，应先问个明白，抓他到此，干什么？
沈万三想到这里，便放开大嗓门，气冲冲地问道：“抓我来做甚？为什么要给我衣服，款待我酒肉？”
刘伯温轻轻一笑。捋了捋稀疏的山羊胡，很是斯文地说道：“你是有财不外露的大财主，你虽食不裹腹，衣不裹体，但你却是心中拥有金山银山的大财主，表面上你以乞讨为生，但偌大的北平城，金银财宝所藏之处，你一清二楚……”
沈万三毕竟流落街头，自由散漫多年，官场礼仪不知，主仆身份不顾，不等刘伯温说完，就大声嚷道：“你这老头，简直是胡说八道，我自幼父母双亡，街头乞讨多年，至今身无分文，大字不识一个，更不需说能掐会算，我怎知北平城何处藏金？如果我在这个地方有碍观瞻，杀头算了。你们一句话，何必拐弯抹角，乱加罪名。”
刘伯温依旧心平气和地说：“你是一个大财主，现在修建北平城，正需银两，需要你出大力，怎会把你杀掉呢？”
沈万三见刘伯温斯斯文文，说话慢声慢语，不由得怒气涌到脑门：“呸！你竟胡言！我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走。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说完，气呼呼地扭过头，不再看刘伯温。
刘伯温见状，收起笑容，把眼一瞪，“啪”地一声拍了一下方桌，喝声道：“没钱不行，死掉也不行。棒打40，看你说不说。”
当差的得令，操起棍棒，朝沈万三狠打了起来，可打了半天，沈万三始终叫嚷：“没钱，打死我也没钱！”
当差的打完40大棍之后，看着刘伯温，等候刘伯温的示令。
刘伯温看了一眼沈万三后，吩附当差的，将沈万三带上枷锁，游街示众，就这样3天时间，沈万三仍没有说出哪有钱。
一天，当差的又押着沈万三游街，从北面出了地安门之后，沈万三昏倒在地，动不得了，当差的就用鞭子抽他。但沈万三头朝东北，脚对西南，怎么也起不来了。
这时，一个白胡子老头走过来，吆喝一声，说：“这个人只能来软的，硬的不行。”说罢掏出自己的烟袋锅，装上一锅烟，递给沈万三，沈万三抽了几口，有了一点精神，坐起来，看着这白胡子老头，有气无力地说：“他们再打我，我就说‘这儿’有银。”子，沈万三用右脚磕了磕地。
当差的听沈万三说，脚磕的这个地方有银子，便赶紧找人用锄头挖，果然挖出了48万两银子。
有了银子，修城工程便继续进行，但没过多久，银子用完了。
刘伯温得到禀告后，又一次下令当差的拷打沈万三。沈万三开始连声哀求，后来打急了，就把脚一跺说：“这地下有银子，你们挖吧。”当差的在他跺脚的地方挖，果然又挖出了银子。
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银子源源不断地被挖出来。北京城终于建成，但在那些挖出银子的地方留下了3个大坑，后其坑入水，形成浅湖，便成了北海、中海和南海。也有人说，沈万三挨打10次，跺了10次脚，在地下挖了10个大坑，这10个大坑积水之后，就成了“十窖海”。叫久了，就叫成“什刹海”了。

第一部分 撩开中南海的神秘面纱第2节 “一池三山”西宛太液池

辽、金时，北海、中海是一片低洼地带，由于引西山之水，便成为浅湖。金代建都后，在这里营建离宫，开挖“海子”扩充“瑶屿”，沿湖建造宫殿，植树种花，形成一片风景区，并命名为“西苑”太液池。
沈万三挨打，跺脚之地挖出银子的这个传说虽离奇有趣，但传说终究是传说。
其实，中南海是中海和南海的合称。金代时开辟了中海，明初时开凿了南海。
在辽金时代，北海和中海是一片低洼地带，因为当时的京城引用西山之水，久而久之在这里便形成了浅湖。清澈潺潺的泉水从玉泉山引来，从德胜门水关流入，汇聚成巨池，南北长4公里，东西宽200多步，当时称“西海子”。
玉泉山水，甘冽清凉，流入“西海子”，供皇宫享用。玉泉山，位于北京海淀区颐和园西5里，属西山东麓支脉。山势峻峨，秀蔚天然，洞壑迂回，流泉密布，泉山清澈，晶莹如玉，故称玉泉池，山亦由此得名。金章宗完颜璟时代，曾在山顶建立一座芙蓉殿，作为他的行宫。
关于玉泉山的泉水传说颇多。择其流传甚广者叙之：
说刘伯温奉旨在北京建都之前，京城是一片汪洋，是龙王管辖之地。刘伯温来此建都，占了龙王的地盘。当时，刘伯温曾对龙王许过愿，说建都之后，给龙王的九个儿子安排职位。
龙王甚喜。但京都建成，燕王朱棣迁都京城之后，九条龙被安排在华表、梁柱、房檐和影壁上，变成了砖烧、石刻、漆画之物。
龙王由喜转怒，大骂刘伯温不守信用，一怒之下，将城中所有的水收起来，装在两个大水包里运走。
刹时，城中井里、河里的水都干了，刘伯温闻知此事，掐指一算，知道是龙王把水弄走了。便急忙派人叫来大将高亮。
高亮来向刘伯温报到，听候差遣。刘伯温对高亮说：“你出西直门一直往西追，追上推水车的，就把左边的水包扎破，然后转身往回跑，要记住千万不能回头。”
高亮领令，便提着长枪，骑着高头大马，向西追去。不一会儿功夫，高亮就看见前方大道边上停着一辆小推车，距小车不远的地方，树下坐着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婆，这两个人正是龙王和龙王婆变的。
高亮下马，提着长枪，悄悄地走到水车跟前，然后用枪使劲地朝水包刺去，然后转身，骑上马飞驰而去。可是，由于高亮心慌，扎错了水包。高亮扎的是右边的苦水包，所以有苦海幽州北京城之说，北京城水不好喝，皆因高亮扎错了水包。
再说龙王见高亮扎破了水包，气急败坏，赶忙堆着水车拼命地往西山跑。龙王推着这甜水包，一直来到玉泉山，使出老劲往山上推，可必竟年岁大了，怎么也推不上去。于是，龙王索性解开水包，将这包甜水倒进玉泉山的山谷，从此玉泉山流出的水就特别甘甜。
这同样是一个传说。
我们抛开种种传说，虽找不出辽代何以引玉泉山水的正史记述。但我们从史籍中可以确切知晓玉泉山的泉水，是北京历史上流量最大的泉，是北京各大名园的“生命之源”，是皇宫的饮用之水。这些记述，足以说明辽时引西山之水的缘由。
辽国盛极而衰。金朝于公元1153年迁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于是大规模的城市营建开始了。
城市的营建规制，必然带来行宫御苑的繁华兴盛。
公元1163－1179年（金世宗大定三年至十九年），金世宗一声令下，上万民役开始在现在北海、中海一带开挖改造营建离宫——太宁宫。同时开挖“海子”，扩充“瑶屿”，沿湖建造宫殿，植树种花，并把宋都汴梁“艮岳”园中的太湖石运到这里，堆砌假山，建成美丽的风景区，新的主人给瑶屿行宫冠以新的名称，将瑶屿行宫更名为“西华潭”。其实，早在辽代，这里就已初具规模，在水边设有临水殿等建筑。
太宁宫，后改称寿安宫，金章宗明昌二年又改称万宁宫。万宁宫建在湖泊之东，是一座庞大的宫殿群，专门设有万宁宫提举司作为管理机构，它“掌守护宫城殿位”，这也说明万宁宫是一座宫城，内有殿位多处。万宁宫的内宫门称紫宸门，紫宸门内有主殿，称紫宸殿。万宁宫作为金帝每年夏季避暑的行宫，金世宗每年三四月就到万宁宫，八月返回中都。金帝在万宁宫期间，在宫中设朝办事，处理政务，在宫的南部有环秀亭，其西门称西横门。在金盛时期，又称之为“西苑太液池”。
据史料记载，汉武帝听信方士李少君之言，认为东海蓬莱仙山上有长生不老之药，派人寻找，结果一无所获，便下令在长安建章宫北面挖了一个大水池，取名“太液池”，并在池中堆起了“蓬莱”、“瀛洲”、“方丈”三座假山。此后，历代皇帝都喜欢效仿“一池三山”的形式建造皇家宫苑。

第一部分 撩开中南海的神秘面纱第3节 独具草原景致的皇宫

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城，一声令下，重建都城。太液池中的琼华岛得以修缮，继而环绕北海、中海修建宫殿城池。这次大兴土木，垒土为山，山成而海愈阔，23年后，独具草原景致的皇宫告竣。
斗转星移，历史到了公元1260年，蒙古大汗忽必烈骑着蒙古骏马，手持纯钢弯刀，用铁骑征服世界，打到多瑙河流域和今天的莫斯科郊外，之后挥师南下，入主中原。
忽必烈进驻北京，改名大都，因城里宫殿被烧毁，暂住太液池的万宁宫。可这位“马上皇帝”似乎不满足万宁宫住所，便下令修缮太液池中的琼华岛，继而环绕北海、中海修建宫殿城池。
琼华岛，岩洞窈窕，磴道迂折，多叠奇石，巉岏岞崿。“废苑莺花尽，荒台燕来生。韶华如逝水，粉黛忆倾城。野菊金钿小，秋潭玉镜清。谁怜旧时月，曾向日边明。”正是由于琼华岛风景秀美，美丽迷人，在金代时，就成为帝妃游幸的地方。金章宗完颜璟和他最宠爱的妃子李师儿常在这里居住。李师儿原是宋代宫女，被金兵掳掠到燕京城，进行“宫教”。为了严防男女接触，“宫教”教师与宫女间用青纱相隔，只能闻音，不见面容。教师从帐外教授，宫女在帐内映纱请教。李师儿异常聪颖，所有行当，一学就会。一天，金章宗询问李师儿的老师张建，谁最聪慧而有教养？张建如实而又婉转地回答道：“声音最明亮者最聪慧而又有教养。”
金章宗听后，忙命内监查问，内监领旨赶快寻查，得知声音最明亮的是李师儿。
金章宗急忙召见李师儿，因李师儿善于猜度迎合，金章宗心里非常喜欢李师儿，便封李师儿为淋妃，进而又封为元妃，从此两人形影不离。
一天夜晚，二人坐在琼岛的山坡上，面对如镜的明月，以谜字作联语咏情。金章宗先说－上联：“二人土上坐，”李师儿随口吟出下联：“一月日边明”。李师儿的下联是根据《妆台诗》中“谁怜旧时月，曾向日边明”的诗句脱化而来，以此比喻她和金章宗的关系，这就更加博得了金章宗的宠爱。
忽必烈也正是看中了琼华岛的美景和听说金章宗与李师儿的缠绵情爱故事，下令修建琼华岛，并以此岛为中心建宫城。经过二三十年的建设，一座气魄宏伟、设计精巧的新都城落成了。
元朝皇宫以太液池为中心，东岸建有以大明殿为主体的宫城，宫城后面为御苑。西岸建有以光天殿为主体的兴圣宫以及西苑等。
太液池中，另有两组建筑群，一是万岁山上以广寒殿为主体的一组宫殿，二是建在瀛洲上的仪天殿。
至元十一年（1274年），在宫城正殿大明殿刚建完时，又在太液池两岸动工，兴建皇太子宫室。由少府绘制宫殿图样，内府出资，工部负责建造。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东宫改称隆福宫。
隆福宫的正殿叫光天殿，是一个约有550平方米的6间大殿。正门为光天门，左有崇华门，右有膺福门。正殿后有寝殿、暖殿。光天殿周围有172间，四隅也有角楼，东北角还有一个3间的楠木殿。这组宫殿群长廊环抱，重栏曲折，规模宏大。
隆福宫后面是兴圣宫，始建于至大元年（1308年），是武宗为其母昭献元圣皇后所建。至大元三年（1310年），兴圣宫建成。其主体为兴圣殿，殿后有寝殿。寝殿东有嘉德殿，西有宝慈殿。寝殿后为山字门，门里又建有延华阁、畏吾儿（即今维吾尔）殿等建筑。
兴圣殿四周有回廊，东面回廊建有凝晕楼，西面回廊建有延颢楼。回廊三面开门。南通三门，正中为兴圣门，东边为明华门，西边为肃章门。东面一门为弘庆门，西面一门为宜则门。宫殿采用汉蒙相结合的建筑方法，内部装饰则完全因袭蒙古传统的毡帐风格。宫殿四周、通道两旁，又遍植茂草，俨然一派绮丽的草原景致。
发源于草原游牧部落的元帝国，梦魂牵绕的是水。在草原上有了水便有了生命。水比金贵，故而蒙古人把水称之为“海”，这也是明明是湖，但却称之为“海”的缘由，也是“中南海”之名的由来。

第一部分 撩开中南海的神秘面纱第4节 两桥隔一海

明初，开挖南海之时，堆筑了一座四周环水的岛屿——瀛台，从而形成了今日太液池的规模。太液池上的金鳌玉蝀桥、蜈蚣桥将太液池分为北海、中海和南海。
日月嬗替，政权更迭。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明军攻占了大都城，元朝覆灭。
明朝统治者在南京建立了都城，改元大都为北平，同时拆毁了大明宫。
作为一方重镇，不能有任何疏忽。明太祖朱元璋便封他的四儿子朱棣为燕王，驻守北平城。
朱棣奉旨风尘仆仆来到北平，将燕王府设在太液池，即元代隆福宫的旧祉。
朱棣雄心勃勃，不满足燕王的封号，随着权力欲的膨胀，终于在公元1403年，夺到皇位，建年号为永乐，是为明成祖。
朱棣当了皇上，雄踞南京，但他心中时时想起北平，于是便决定迁都北平。
公元1406年（永乐四年）开始在北平大规模地营建规制宫城。公元1420年（永乐十八年）皇宫建完，规模雄伟、气势恢宏的紫禁城从此诞生。
明代的皇宫殿字，和元大都的宫殿相比，更加有气势，且略向东南进行了迁移。太液池地区作为西宫，也叫西苑，成为皇家的御苑。清代吴长元《宸垣识略》记载：“西苑在西华门西，创自金而元明递加增饰。金时只为离宫，元建大内于太液池左，隆福、兴圣等宫于太液池右。明大内徒而之东，则元宫尽为西苑地。”
其实，朱棣在下令修建皇宫以前，为了到北平时居住方便，早于1417年（永乐十五年）在他原来居住过的燕王府的基础上改建成西宫。西宫正殿名为奉先殿，并设置有午门、奉先门和东西六宫，排列规制有序的1600余间房屋，俨然一个小皇宫。但这小皇宫最后实际成了冷宫。因为在皇城建成以后，皇帝、后妃深居紫禁城，西宫就冷清了。
公元1457年，在土木堡之役被俘后还京的明英宗朱祁镇发动了政变，把原来代替他做皇帝的弟弟景泰帝朱祁钰赶下了台，这便是史书上记载的“夺门之变”。这次“夺门之变”后，被废后的景泰帝便被打入冷宫。
被打入西宫的还有一位皇后——吴氏。因为明宪宗朱见深特别宠爱万贵妃，嫉妒而恨的皇后吴氏抓住了万贵妃的过错，便拿起棍棒处罚了万贵妃，朱见深闻知此事后，勃然大怒，一句话便把皇后废掉，并发配吴氏居住西宫。
在明代，明世宗嘉靖皇帝是有名的昏君。他异常残暴荒淫，又深信道教，整日炼丹，寻求长生不老之药。
也正是由于他的残暴荒淫，深为人之痛恶，才险些死在宫女之手。公元1542年（嘉靖二十一年）10月21日，性格刚烈的宫女杨金英等趁嘉靖皇帝酣睡之际，企图用白绫勒死他可惜的是，没有成功，结果杨金英等16名宫女全部被杀。“宫女弑帝”事件发生后，吓坏了嘉靖皇帝，害怕再出意想不到的事，便搬出紫禁城，到太液池西岸的西宫内永寿宫居住了。
因为嘉靖皇帝笃信道教，他便在永寿宫焚修斋醮。公元1561年的元宵节，他与他宠爱的尚美人饮酒作乐，美人恣肆放纵，在帐中试放焰火，结果不慎引起火灾，将永寿宫一带的所有宫殿全部烧毁。嘉靖不得已，于第二年下令在宫殿的废墟重建了万寿宫和寿源宫。
在万寿宫西南侧还建有先蚕坛。我国古代为鼓励耕织，历来有皇帝亲耕、皇后亲蚕的典礼，因此，大都建坛祭祖。公元1530年（嘉靖九年）在安定门外建先蚕坛。后来，嘉靖皇帝采纳礼部的建议，将先蚕坛改筑在西苑宫内，这样皇后亲蚕就可以不再出城了，明代夏言有诗记载了皇后亲蚕这件事：
龙池西畔苑墙横，碧树朱庭晓皇明。
岁岁君王深驻辇，百花香里看春耕。
北郊已复亲蚕礼，内苑仍开献蚕宫。
缫出素丝方玉雪，织成元哀炫山龙。
元明两代在西宫以西遗南还有一座皇家园林——御西苑，有假山、回廊、平台、宫殿等。
南海开凿于明代。史书记载，明永乐十八年，北京宫殿基本建成。南海开凿和西苑扩建工程也在这个时期完工。当年，挖出的土，堆筑了一座四周环水的小岛——瀛台。
乾隆曾有咏西苑御制诗：“西苑旷西奥，肇自明代作。琼华万玉堆，太液千夫凿……”诗中“明代作”和“千夫凿”说明了南海的来龙去脉。
南海的开挖，瀛台的堆筑，形成了今日太液池的规模。《宸垣识略》载：“太液池：池在西苑中，……瀛台在其南，五龙亭在其北，蕉园、紫光阁东西对峙。夹岸榆柳古槐，多数百年物，禁中人呼瀛台为南海，蕉园为中海，五龙亭为北海。”
太液池的三海——北海、中海、南海，是由地上的两座桥隔成的：金鳌玉蝀桥以北为北海，蜈蚣桥之南为南海，两桥之中间为中海。
两桥隔一海，沿用至今。

第一部分 撩开中南海的神秘面纱第5节 拓建御苑三海

清代，满人入关，定都京师，在其城市建制上，基本沿袭了旧制。但中南海作为皇帝的行宫和御苑，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建，并成为清朝处理政事和从事娱乐活动的场所。
早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满族就已在我国东北边陲的长白山下逐渐强盛，并崛起于东北的大地之上。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称帝，建元天命，正式建立“大金”政权，与明统治者相对抗。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崇德八年（公元1636年）皇太极死，6岁的儿子福临即位，改年号为顺治。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4月山海关大战后，辅佐福临的睿亲王多尔衮率清军随即进兵北京，并于公元1644年5月，在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放弃北京城向陕西撤退之后占领了北京。就在这一年的9月，由沈阳迁都北京。从此，北京继元、明之后，再一次成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
清初“定都京顺，宫邑维旧”。清朝统治者在定都北京之后，完全沿用了明朝的北京城。这是因为明清之际，北京城并没有遭到什么破坏。所以，就是在以后，连紫禁城内也只是对原有的建筑物作一些重修，或局部的、小范围的改建。
在清朝统治的200余年间，市政建树不在皇城宫阙，但西郊的皇家苑囿营作却超过前代。在改建修葺紫禁城的同时，集中全国主要财力、物力和天下能工巧匠，在京城西北郊营建皇家苑囿，形成北京乃至中国造园史上第三个高潮。
当然作为紫禁城近临的西苑三海，是不能不修缮拓建的。
康熙、雍正、乾隆几代皇帝，对中南海大加拓建，不仅在此游、节庆赏宴王公卿士，而且在勤政殿等处召见官员，处理国务，接见进京朝觐的外藩属国使臣，欢迎凯旋回朝的出征将领。此时中南海也变成了清王朝的政治中心。喜好作诗题字的乾隆皇帝说：“胜朝遗迹，百年承平，一亭一榭，各标胜概，逐景得句，无虑数十百首。”
清朝鼎盛时期，中南海里每年总要有几次隆重盛大的活动。顺治年间，每岁阴历七月十五建“盂兰盆会”，放荷花彩灯数千盏，满池光华庆升平，火树银花不夜天，为苑中一大盛事。康熙、乾隆时，向例在中秋节前两三天，集三旗大臣侍卫在紫光阁前校射。一到入冬湖水封冻时节，则命八旗禁旅在太液池上习冰嬉，练技艺，分棚掷彩球，互相追逐比试矫捷，并设旌门悬靶演习射箭，轮番阅射，按等行赏。到同治、光绪年间，专门组织“冰鞋处”，在中南海表演滑冰。
1861年11月1日，慈禧发动政变，开始垂帘听政，同时她不安于蛰居“红墙绿瓦黑阴沟”的紫禁城，十分向往昔日的园居生活，于是，便处心积虑地谋求重修西郊圆明园。
1873年11月27日，重修圆明园工程正式兴工，但因工程浩大，而又工款无着，材料奇缺，修建工程不得不于1874年9月9日停工。
1874年9月11日（同治十三年八月初一日），同治帝即颁诏停建圆明园工程的第三天，便发布上谕，命总管内务府大臣“查勘三海地方，量加修理，为朕恭奉两宫皇太后驻跸之所”。但时间不长，同治皇帝宾天，此议暂罢。
1885年（光绪十一年），年轻的光绪皇帝年满15岁，即将举行“大婚”，“亲政”，慈禧便授意光绪皇帝，以“颐养两宫”之名，降旨重修西苑三海。
重修西苑三海，是光绪年间京师最大土木工程之一，自始至终都由皇室最高皇权执行者醇亲王奕譞，以及庆郡王奕劻监督实施。不久，海军衙门成立，以醇亲王奕譞为总理海军衙门事务大臣，以庆郡王奕劻和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会同办理。他们三人以“筹建海军”为名，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重修西苑三海和西郊颐和园工程。整个工程的大部分费用则由海军衙门报销。李鸿章成了筹备工款的总经理。他采用调拨、报销修园银等手段，挪用了大笔海军经费。
在《李文忠全集、来往函件》中有这样的记载：
一、“三海工程，急需二十四万两，先由海署存款项下借拨”。
二、“三海工程，待款孔亟，先由海署息借洋款八十万两八”。
三、报效修园工程银计有：“文銛三十万两，崇礼三十万两，崇厚三十万两，文锡二十万两，海署一百万两，增调一百万两，奕譞、奕劻代表神机营陆军将佐共七十万两，李鸿章代表海军衙门全体海军将佐共七十万两”。
这三项记载，共筹集园工银554万两，涉及海军衙门的有374万两。
这次重修西苑三海，除维修油饰原有建筑外，展拓了中海地面和南海水域，新建了一些重要建筑物和洋务设施。如慈禧寝宫“仪銮殿”、“西苑电灯公所”。增建了180余间直房和70余处堆拨，历时4年，到1888年（光绪十四年）春工程渐次告竣，7月31日，慈禧太后首次驻跸中海“仪銮殿”。
在这次拓建三海时，在中海西岸的紫光阁前还修筑了一条小铁路直通北海的镜清斋。李鸿章进贡了火轮车6辆，都是从法国进口的，属于窄轨火车。其中有一节高级卧厢车，“陈设华美，制作精工”。李鸿章还特为这些经办的法国商人请赏，要分别赏给他们以一、二、三等宝星。这条铁路通过中南海北面的福华门和北海的阳泽门，由于两门之间为交通要道，这段铁轨是不固定的，使用时临时安装。据说慈禧太后乘坐火车，不准车头呜笛，所以，行驶时不用机车，而是在车上拴绒绳，由太监曳引，前面还有仪仗开路。
这条小铁路是我国最早的铁路之一。修筑铁路表面上看是供慈禧太后游乐之用的，实际上李鸿章是另有用意。他鉴于朝野中对修铁路的争议很大，有些人坚决反对修铁路，慈禧太后又犹豫不决，所以，便以火车进宫，修小铁路的办法，让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亲眼看到火车，从而支持修铁路的主张。
在这重修西苑三海的第十二年，即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落荒而逃，西苑三海变成了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兵营，联军统帅瓦德西的司令部就设于慈禧寝宫“仪銮殿”。西苑三海遭受洗劫，破坏严重，仪銮殿被火焚。
1902年1月7日，慈禧、光绪结束流亡生活，回銮入京。是年，立即着手整修西苑三海。重点工程是在仪銮殿基址的东南方位，即春藕斋北面，建造慈禧太后的女宾招待处，费币500万，仿西洋建筑模式，建洋楼，命名“海晏堂”。辛亥革命后，更名“居仁堂”，随后，又在仪銮殿原址上，按中国传统宫殿式建造慈禧寝宫，命名“佛照楼”。后又更名为“怀仁堂”。
光绪年间重修西苑三海，增设了铁路、电灯公所、西式洋楼等设施，标志北京正酝酿由封建古都向现代化都市演进，是北京城市现代化的起点和界碑。

第一部分 撩开中南海的神秘面纱第6节 风云激荡中南海

辛亥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清王室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袁世凯篡权，登上总统宝座，入主中南海居仁堂。但民国时期，军阀之争频起祸乱，中南海几易其主。国民党政府时期，最后的剿总司令，终以和平方式，交出中南海，走出北平城。
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革命浪潮风起云涌。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帝制终于被人民推翻了。民国前期北京仍为中华民国首都。于是北京便以“民国首都”的地位成为北洋军阀封建独裁统治的中心。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第二年6月28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改北京为北平，并划为特别市。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南海一直处于风云激荡的历史漩涡之中，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一面要挟革命党议和，一面又在海晏楼朝见隆裕皇太后，用革命声势恫吓她，以此威迫清帝退位。袁世凯夺权后，把海晏楼改成“居仁堂”会客室。并在中海西岸，建了双亭，在亭南建石室。石室白石砌成，朱门金钉，南向。室内藏“建储函册”金匾。袁世凯窃国后，根据大总统选举法，由袁世凯写出三个候选人名单，封于金匿，藏于金室，到期打开金匮，取出函册，由国会从袁世凯早就指定的三名候选人中选出一名当总统。
1915年袁世凯要做皇帝了，12月13日，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接着，成立帝制“大典筹备处”，对龙济光、张勋等49人封爵加官，改总统府为“新
华宫”，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这个大野心家自以为安排得当，事事如意，只等1916年元旦那一天穿龙袍登龙位了。但同月23日，蔡锷等在云南首先出师讨袁，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省纷纷响应。1916年3月22日，他被迫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一病“呜呼”。
袁世凯死后，冯国璋当上了总统，他把居仁堂作为自己眷属住房，堂门改为“宝光门”。冯国璋曾在堂后楼内召开有中外人士参加的关税会议。
曹锟当总统时，则把他的姬妾安顿在居仁堂，他自己在居仁堂北面民国初年新建的延庆楼办公。1923年冯玉祥率领国民军入京，即将曹锟幽禁在延庆楼。
1928年北伐战争后，中南海改为公园，任人游览，居仁堂改为国立图书馆。“瀛台各处，俱以赁诸市商，为品茗消闲之所。”但由于民国时期，军阀之争频起祸乱，市政建设停滞，中南海建筑缺少维护修理，显得破旧，整个中南海呈现出一片荒凉景象。
1934年公园关闭，作为北平行辕所在地。行辕办公地址设在中南海的居仁堂。李宗仁被蒋介石委任为行辕主任。但身为行辕主任的李宗仁只不过是一个虚职而已，他没有任何实权。正如李宗仁自己所说：“我任北平行辕主任三年，实在是吊在空中，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呢！”为此，李宗仁权衡再三，决定参加竞选副总统。1948年4月29日，他以1438票压倒孙科的1295票，当选副总统，并于5月20日就职。李宗仁就职后，便向蒋介石坚辞北平行辕主任一职，蒋介石在同意李宗仁的辞呈之时，将北平行辕也裁撤了。
1948年12月3日，国民党南京政府命令：特任傅作义为华北剿总司令。12月26日，傅作义便将剿总司令部由张家口迁到北平这座文化古城，进驻中南海怀仁堂。
而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军已团团围住了北平城。中国共产党人采取策反和打与谈交织等灵活的策略，争取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见大势已去，最终下定了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决心，率众走出中南海，走出北平城。
从清王朝结束到新中国建立，就中南海而言，新的建设没有，对原有的建筑也未曾修缮，偌大的中南海荒凉而萧条。

第一部分 撩开中南海的神秘面纱第7节 京城神秘地

北平和平解放，改北平为北京，国都定在北京，中南海的疏浚工作全面展开，几个月的艰苦奋战，中南海恢复了昔日的容貌，再现了它的天生丽质。中共中央搬进中南海，成为新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2月12日，北平市各界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集会，庆祝北平和平解放。
3月25日，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由河北省西柏坡迁到北平。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等到达北平，在9月21日至30
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会上，一致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定在北平，北平改称北京。
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并亲手升起了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54尊礼炮同时鸣放28响，它向全世界宣布：新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北京也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在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诞生的这段日子里，人民政府为了改造旧北平，建设新北京，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为建设好人民的首都——北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5月，北平成立了“都市计划委员会”，这座城市开始走上了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轨道。
北京刚解放时，垃圾粪便触目皆是，大街小巷堆积的垃圾达60多万吨，于是亘古未有的大扫除率先开始。
其实，在北平欢庆解放，举行隆重的解放军入城式上，周恩来就给叶剑英发来了电报，叫他速速清理中南海。
作为负责清理中南海的负责人周子建，要来一支卡车队和几百名身强力壮的士兵，连续干了3个月，将中南海打扫得干干净净，使中南海恢复了清洁的容貌。
1949年7月，毛泽东在被多次建议的情况下，离开香山双清别墅，搬进中南海，随之中央机关便进入中南海办公。
从建国之初到现在，中南海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所在地，隶属于中共中央领导又具有其特殊地位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也设在里面。那幢幢以平房为主的古代宫廷建筑和大片大片的绿化带，从卫星照片上或许可以一览无余，但普通人却只能看见高高的红墙和绿树，而不能涉足其中，为此着实感到神秘。
新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南海丰泽园等处曾一度向游人开放，供全国人民表达对中南海的神往和对共和国领导人的仰慕之情，这是前所未有的。
1989年6月以后，为了安全起见，这个游览项目被取消。如今，中国的领导人，在中南海辛勤地操劳着，精心筹划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蓝图，为中国的富强腾飞，为全中国人民的富裕安康，呕心沥血。

第一部分 撩开中南海的神秘面纱第8节 宝月楼 新华门

新华门，中南海的南大门。清乾隆二十二年，乾隆为他宠爱的香妃所建，当时命名为宝月楼，也称望乡楼。民国初年，袁世凯窃据中南海为总统府，为了欺世惑众，在府门悬挂起“新华门”字样的门匾。
新华门，中南海的南大门。南俯长安街，北倚南海，与瀛台相望。明朝时，太液池的开拓和瀛台的营造已具现有规模，只是太液池南岸逼临皇城，却未建宫室。当年乾隆皇帝每临瀛台南眺，总是嫌其平直，没有屏障，为此，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乾隆决定依太液池的水阔的瀛台胜景建楼阁。
楼阁初定为3层，后改为两层，宽广7间，春日破土动工，秋季告竣。登楼北望，池不觉窄，岸不嫌长，云阁琼台，奇峰古槐，宛似仙境；南望则长安大道，三市五都，玉堂金马，人流熙攘，热闹繁华；西边远山起伏连绵，隐约可见，朝霞夕霭，气象万干。“一泓水镜呈当面，满魄冰轮映举头”，春池秋月，都在楼前。为此，楼阁便以其“池与月适当其前，抑亦有肖乎庶寒之庭”命名曰宝月楼。乾隆手书“仰视俯察”匾额。乾隆在《御制宝月楼诗注》中提到建造宝月楼的原因说：“瀛台皆前明所建，唯南岸向无殿宇，故以楼以配之。”又说：“楼临皇城，俯视可见长安门朝骑。”其实，他的真正用意是在讨得香妃的欢心。
香妃，回族和卓氏女，为乾隆宠爱，时常陪伴乾隆跑马射箭。但身处异地，远离故土，深居宫禁的香妃，常常因思念故乡而潸然泪下，乾隆得知，怜香惜玉，便下令将新疆回民迁来一部，在长安街以西建房而居，房屋的形状和格局完全按照回族的传统，并建礼拜寺与宝月楼南北相对，俗称“回子营”。每当香妃思念故土，乾隆就和她登宝月楼南望，见“回子营”如见故乡。所以这宝月楼不是眺望楼而是“望乡楼”。乾隆还专门作过两首《宝月楼诗》，其中一首为：
冬冰俯北沼，春阁出南城；
宝月昔时记，韶年今日迎。
屏文新茀禄，镜影大光明；
鳞次居回部，安西系远情。
其实，关于香妃的传说颇多。在清末民初一些无聊的文人，更是信口开河，大加渲染。时至今日，北京城还有两个流传颇广的传说。
一说，香妃是回部小和卓木霍吉赞的爱妃，身上溢放一种奇异的香味，美妙无比。乾隆对香妃早有所闻，清朝大军出师平定回部之时，大将军兆惠前来辞行，乾隆流露出了想念香妃，想尽快－睹香妃芳容，亲闻异香的愿望。大将军兆惠心领神会，在平定回部中，特意留心香妃，最后还真擒得香妃，押解京师。乾隆甚喜，大大奖赏兆惠，并把香妃安居西内。可香妃性格刚烈，对人冷若冰霜，无论和她说什么，她都一句不答。乾隆心急，但又没有什么好办法，最后只好派宫中善于言辞的来劝导，但香妃并没有改变初衷，而是慨然从袖中拿出一把小刀，说：“国破家亡，死志久决，然决不肯轻易死去，必得一当，以报故主。皇上如果逼我，我就立即循志而死。”宫中之人听后，只好如实向乾隆禀告，乾隆没办法，只好派人连夜小心守护。这件事被孝圣皇太后知道，便几次劝乾隆不要入香妃住所，还向乾隆说要不将香妃杀死，要不就放她返回故里。乾隆明知香妃不会屈从，但又不肯轻易放她，就这样度过了若干年。一天，圜丘大祀，乾隆先赴斋宫，皇太后乘机宣召，命香妃入宁寿宫，赐她自缢。香妃大喜，叩拜说：“太后天地恩，竟肯遂臣妾志耶！”说完，自缢于旁室。乾隆闻报此事，仓皇赶回宁寿宫，但见香妃已命绝，痛哭不已，便以妃子的礼节厚葬香妃。
而另一个传说是：香妃为乾隆所宠爱，“后宫三千，无与伦比”，这就引起了后宫妃女人人嫉恨，于是她们就常在太后面前拨弄是非，太后早就想除掉香妃，就此便找了个借口赐香妃自缢。当然这些传说都只能是姑妄听之而已。
在民国初年，袁世凯窃取了大总统职务，把中南海作为他的总统府。他大兴土木，将宝月楼改建为总统府大门，改名为新华门，从此这新华门便成了中南海的正门。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惯于玩弄权术的窃国大盗。1911年的辛亥革命风暴，使清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袁世凯利用清王室四面楚歌的形势，迫使清政府授予他内阁总大臣之职，从而夺取了清朝政府的全部军政大权。
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后，与帝国主义狼狈为奸。他利用革命党人的软弱性，在武力镇压革命的同时，施诡计设置“和谈”圈套，以又打又拉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诱迫革命党人就范。
在“和谈”的紧要关头，为了清除清王室的阻挠，他利用革命声势，威胁清王室，并暗中指使他的部下两次致电清廷：“请立定共和政体”，否则即“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清廷迫于形势，害怕了，最终接受了皇室优待条件，宣布下诏退位。
袁世凯老谋深算，他为了骗取革命党人的信任，不但在清帝退位后，通电赞成共和政体，发誓要“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而且在清帝退位之前，就向革命党人暗送“秋波”，诡称“项城且不坚持君主立宪政体，唯所处地位则不能直接宣布共和”。
袁世凯正是凭着他两面派的手法，窃得了权力。
袁世凯窃国阴谋得逞之后，便开始巧妙地伪装自己，来欺世惑众。他在府门悬挂起“新华门”字样的门匾。其实，他梦寐以求的却是袁氏新朝皇袍加身。连他的作风派头也都效法慈禧，在皇宫御园中建造铁路，从新华门铺设轻便铁轨至丰泽园。他经常乘车行驶其间，每车坐数人，由壮夫前后挽拉而行。冬至后，南海水面结冰，他则乘冰床，往返于新华门南海北岸结秀亭之间。冰床如暖轿，由4人推行。
袁世凯在改建新华门时，先拆除了一段宛墙，然后在楼的两旁新砌两堵八字墙，使其与南海的宛墙自然地连接在一起，并在楼的北面修建了一座大影壁，使人看不到门内的太液池水。
如今，我们漫步长安街，走近新华门，望着新华门这座中国古典建筑风格的二层楼，细细欣赏那上面高悬着石青地金字楷书“新华门”三字匾额，不禁要问那苍劲雄浑的字是出自谁人之手？
我们查阅史籍得知，题写“新华门”者为袁励准，号生，笔名恐高寒斋主，是1876年出生于江苏常州的一个书香门弟。他擅诗文，其诗节奏感强，顿挫分明，他酷嗜书画，尤长仿宋元山水画，对宋代米芾的字特别喜欢。
袁励准1898年中进士，被命为南书房行走。他同情康有为的变法维新，1902年任京师大学堂监督，1905年创办实业学堂并任校长，1932年辅仁大学美术系当教授。他和琉璃厂各古玩店很熟悉，人们常拿一些书画、古董、瓷器请他帮助鉴定。此外，他收藏甚丰，藏有米芾用的端砚，此砚背面刻有乾隆皇帝的题字。
“新华门”题写于民国初年，至今故宫、颐和园内尚有他的墨迹。当时，袁世凯曾托人请他去工作，但被他拒绝了，他以卖字和画为生，在荣宝斋、清秘阁等书画店挂有笔单。
袁励准于1935年在北京病逝。

第一部分 撩开中南海的神秘面纱第9节 蓬莱仙境瀛台

瀛台是南海中的一座美丽的小岛，始建于明代，清时多次修葺，是明、清两代帝王后妃的游宴之所。湖光山色、古建筑极具特色，置身瀛台，宛如身处蓬莱仙境。
瀛台，明时称为南台，也叫趯台坡，以后改称为瀛台。
明时的南台，只是香扆殿南边，现在瀛台最南端的一小块地方。明李文达诗有诗云：“南台林木阴森，过桥而南有殿曰昭和，门外有亭临岸，沙鸥水禽，如在镜中。”在明代，南台岛上林木深茂，建筑简单，只有一座昭和殿，殿前建有一个小亭，名澄渊。亭的南边有村舍水田，池水宽阔、清澈，常有凫雁水鸟翔集水面，那时的南台，很有一些水乡野趣的味道。
清朝顺治年间，在岛上开始建宫室，成为帝后避暑之处，顺治皇帝遂御笔题额改名为瀛台。康熙以后又不断扩建修葺，所有宫室都改为黄屋，複殿重房，交疏对溜；青台紫阁，浮道相通。并在水边堆叠奇石，种植花树。层岩小壑，委曲曼回，蓼渚芦湾，参差掩映。一片美景，独为皇家享受。每年皇帝祭社稷坛礼成后，都要到瀛台更衣，然后再往畅春园请皇太后安。所以乾隆便写下了“祭罢回銮路转西，趯台仲月晓寒凄”的诗句。
来到瀛台，走过汉白玉拱桥，蹬上40级台阶，迎面是翔鸾阁。这是瀛台的正门。翔鸾阁背南面北，高两层，有7间之宽，左右两边展延出双层回抱楼，各有19间。拾级而上，可登高眺远，尽收一片美景。阁后西楼名瑞曜、东楼名祥辉。
翔鸾阁后面是涵元门。门内东向是庆云殿，西向的是景星殿，这两个不大的宫殿，是配殿。
穿过涵元门，正中是涵元殿。殿坐北面南，是瀛台的正殿。殿原名为香扆殿，乾隆六年改题殿名，殿中悬的匾额上书“天心月胁”四个大字。东室额为“含经味道”，西室联曰：“于此间得少佳趣，亦足以畅叙幽情”，这些均为乾隆亲笔御书。涵元殿是清皇室在瀛台游览、休息和筵宴的主要场所。康熙、乾隆时，经常在这里赏宴王公宗室、大臣权贵，君臣一起饮酒作乐，联句赋诗。“仗马排芳岸，游龙达玉津”，场面隆重，热闹非常。乾隆十八年（1753年）秋八月，乾隆大宴皇亲权贵150多人，乾隆心花怒放，高兴之余命画院绘图于涵元殿壁间，以记其胜。但热闹的涵元殿到了晚清时，便开始少有了，特别是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被慈禧囚于涵元殿，整个瀛台便失去了昔日的气色，变得冷落寂寞了。
在涵元殿的东侧有一楼，为藻韵楼，西侧一楼，为绮思楼，两楼均为两层六间。涵元殿正南相对的是香扆殿。
香扆殿原名蓬莱阁，因瀛台正殿改了名，就把香扆殿的殿匾悬在相对的蓬莱阁北门上方，但阁南依旧悬挂着蓬莱阁的匾额，所以这栋房子亦殿亦阁，有点四不像了。香扆殿东侧有一宫室北向，额曰“溪光树色”，再北接西向房子，名为“虚舟”。香扆殿西侧也有一宫室北向，额曰“水一方”，再北接东向的房子，名为“兰室”，室名题得都很典雅，以景咏之，耐人寻味。在清朝，香扆殿也曾是瀛台筵宴的场所之一。
从翔鸾阁到香扆殿，形成为一个平坦完整、参差错落、环拱有序的大院落。从香扆殿两侧缘梯而降，方识香扆殿为上下两层的真面目，东西奇石古木，幽径深洞，太湖山石垒就奇峰峭壁，在玲珑剔透、雍容华贵的殿阁之外，又加上了天然山林的景致。
在明南台旧址南侧是香牣殿，东为春明楼，西为湛虚楼，都是两层，高达数丈。在两楼之间有一个高2．6米的木变石，这是黑龙江将军福僧阿进献的供品。乾隆在此畅游，面对木变石，曾吟诗一首：
异质传何代？天然挺一峰。
谁知三径石，本是六朝松。
苔点犹疑叶，云生欲化龙。
当年吟赏处，借尔抚遐踪。
在瀛台最南端是迎熏享，此亭面水背山，隔海与新华门相对。亭于水中，有桥与瀛台相连，亭中联上写有：“相于明月清风际，只在高山流水间”。站在亭前展目四望，波光映目，水色山光，瀛台岛上的殿堂楼阁，凌檐翘顶，覆以黄、绿、蓝多色琉璃瓦，掩映在碧树浓荫之中，令人真有置身于蓬莱仙境中的感觉。
从藻韵楼折向东，在太湖山石之上有一个小院落，南有一屋，北有一室。南屋名补桐书屋，北屋名随安室。雍正二年（1724年），立为太子的乾隆曾在这里读书。当时，院中有两株老桐树，因一株桐树因病枯死，所以在树边补种了一棵，取其意命名为补桐书屋。枯死的那棵桐树，辟袭取材，制成四琴，存藏在补桐书屋中。随安室则取“随遇而安”之意。
补桐书屋的东北处是待月轩，乾隆闲来无事，常来此等待东升之月。再往北有一个六角形的亭子，立在山岩之上，深荫之中，命名为镜光亭，有诗云：
临水虚亭号镜光，微风不动液池沧。
岸傍人柳非音树，常乃幻之幻是常。
在镜光亭的东面水中，还有一座小巧的享子，叫牣鱼亭。亭两边通过五曲石桥与瀛台相连，其形状宛如镶在精制玉壶上的一根银攀，它使瀛台更像一座传说中的壶形神山。
从绮思楼折向西，与东面补桐书屋相对称的地方，也有一个小院落，也有一屋一室，南屋名长春书屋，北室名漱芳润。附近山石上的曲台回廊名八音克谐，都是风景绝佳之处。
瀛台之地，亭子颇多。在长春书屋院西，临太液池边有一个亭子名怀抱爽，在这个院的后面有三块剑石，矗立朝天，坚秀挺拔，石上刻着乾隆写的“插笏”两个大字。这些剑石并非天然溶岩，而是人工造就点缀在这里的。
怀抱爽亭稍北，瀛台西岸立着一个整块巨石的汉白玉石碑，叫人字柳碑。碑处原是一株百年巨柳，巨柳干粗叶茂。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秋天，猛乍乍地刮来一阵狂风，接着轰雷炸响，摧枯拉朽，百年巨柳在狂风中被吹得树干倾斜，一枝倒垂着地，后来便取本柳的一根枝条插入地下为其支撑，天长日久，枝条成活，与主干绞缚无分彼此，合为一树，两足分立，恰似一个人字，为此，称之为人字柳。这人为与自然合一的奇特景观，使乾隆皇帝深感奇异，专门来此询看，并令人在此立下石碑，且为之作序赋诗，“俯液池以写影，望趯台而驰情”，遂成瀛台一景。
瀛台风光旖旎，景色迷人，一些文人便赋诗吟唱，当然诗中之词难免渗有封建士大夫情趣和对统治者的谀词，择其二首录之，以飨读者。
明代诗人文徵明咏《南台》为：
青林迤丽转回塘，南去高台对苑墙。
暖日旌旗春欲动，薰风殿阁昼生凉。
别开水榭亲鱼鸟，下见平田熟稻粱。
圣主亲一游一豫，居然清禁有江乡。
清代诗人邵远平一首《瀛台侍直》这样叙道：
郁葱玉树映朱楼，太液芳波净不流。
石磴参差环豹尾，牙樯溶漾引龙舟。
镜中台殿晴逾碧，槛外峰峦翠欲浮。
扈跸真疑三岛近，天烦羽客诧瀛洲。
在瀛台，在翔鸾阁的廊道上，能远眺景山的雄姿和北海白塔的倩影，能近赏静谷的连理柏和“芝径缭而曲，云林秀以重”的庭园湖山。
的确，瀛台的湖山极具其特色。据说瀛台湖山是清初堆石名家吴南桓和他儿子的杰作。瀛台用的太湖石是从北宋汴梁名园“艮岳”中拆迁来的，北海造园时余下的部分，被明、清两代堆石专家用到瀛台。太湖石，产自苏州附近的太湖中，它浸润于水中，长年受湖浪冲击，纹理纵横，外形剔透，姿态丰富生动。用这些太湖石堆成的湖山，峰回路转，秀巧并呈。峰顶有瑶草喷香，谷底有奇花布锦。湖山的上边和后面长满参天古树，老槐、老柏、郁郁葱葱，时杂一竿两竿修竹、三点五点梅花，正是重重谷壑绕芝兰，处处巉岩生苔藓。沿着湖滨小道漫步，轻轻拨开修长的柳丝，便可一路饱览这绮丽的湖山景色。
人们登上停在湖边的小舢舶，泛舟于南海之中，可以透过微茫烟波，重赏瀛台的迷人风姿。

第一部分 撩开中南海的神秘面纱第10节 “园中之园”静谷

样式别致奇特，有佛宇梵阁风格的静谷，是一个独立完整的院落。园内屏山镜水，云岩奇秀，华林芳径，竹柏葱茏，是一个寻幽探胜的绝好场所。“静谷”素有“园中之园”的美誉。
在古朴敦厚，不尚华丽的丰泽园西侧，有一个亭子，取名为“荷风惠露”。与这亭子相对，北面有一南向的小门。门，样式别致、奇特，为汉白玉雕砌，具有佛宇梵阁之风格。门额上镌刻“静谷”两字，门上对联为：“胜赏寄云岩，万象总输奇秀；青阴留竹柏，四时不改茏葱”。北面门额镌刻“云窦”两字，门上对联为：“月地云阶，别向华林开静境；屏山镜水，时从芳径探幽踪”。这些字皆为乾隆皇帝的御笔。
进入静谷的小门，一棵连理柏赫然眼前，弱柏两枝，如孪生姐妹，互为扶持，并蒂同生，是天然生成，还是人工栽培，无史记述。望着这连理柏，不由得使人想起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歌。
往前走，过长廊，便看到隔水相对的纯一斋。纯一斋碧水环绕，被人称之为“水上斋”。纯一斋的斋名为康熙皇帝手书，乾隆皇帝观赏纯一斋时，曾留下了“过雨乘烟爽”、“松檐仰古钗”的诗句。
沿纯一斋，漫步西行，距长廊不远处，就是著名的春耦斋。斋前平台宽敞，立于水上，由玉石栏杆围护。对岸有戏台，曾演出过戏剧，供皇家观赏。
凝重、浑厚、别有一种格调的春耦斋是静谷里的主要建筑。地面全铺以紫绿石，很像一眼古井。斋前叠山仿苏州狮子林，黝然深邃，景色迷人。当年，堂中央陈列着一对精致的油漆屏风，上刻著名书法家王梦楼楷书。在大清时，春耦斋属丰泽园的一部分。乾隆写的《春耦斋记》说，建丰泽园，为表“民本食天”，“知稼穑艰”的意思，所以“园之内有斋，兹以春耦名之。”
在春耦斋内藏有唐朝画家韩滉的《五牛图》真迹。韩滉，是唐开元至贞元年间的画家。德宗贞元初，任右丞相。他在做地方官时，曾组织百姓“沿水养鱼”。他善长画“田家风俗、人物、水牛，曲尽其妙。”他的作品以描写农村生活风俗为特点，以善画牛而著名于世。《历代名画记》说他画“牛羊最佳”。藏于春耦斋内的《五牛图》足见他的功底。画中的五头牛各具状貌、姿态互异，它们或俯首吃草，或翘首前仰，或回顾舐舌，或缓步跂行。他通过它们各自不同的面貌、姿态，表现了它们不同的性情：活泼的、沉静的、爱喧闹的、胆怯乖僻的。在这一连串有动有静的性格对比中，整个画面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春耦斋除了韩滉的《五牛图》之外，还曾藏有明代项圣谟、清代蒋廷锡的临摹稿二卷，一共十五图。乾隆曾作诗咏为“五牛致十五，考牧可因通”，并誉为“艺苑胜事”。还特地撰写了《春藕斋诗》：
春藕临丰泽，无非穑事从；
五牛贮图寓，三白幸畦封；
绨几憩言便，蜃窗倚望重；
迩虽竦举趾，意实不忘农。
其实这些重本务农的话也只是徒有虚名，说说而已，乾隆皇帝来此，并不是亲耕、体抚民家百姓疾苦，而是在此息闲吟诗。
春耦斋在民国初年，被国民党北洋政府控制，袁世凯和段祺瑞曾在此召开过财政会议。在民国八九年，总统办公处曾设在这里。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也曾在这里举行会议。
在春耦斋的南面，有一座建于山岩之上的房屋，名为植秀轩。轩内有一联。上联为：几群鸾鹤随吟管；下联为：四面芙蓉入绿纱。
植秀轩周围湖山假石，竹木迭翠。有诗人面对这一清幽之所，咏道：“山轩名植秀，四面围绿竹”。
从植秀轩向西穿过假山石洞，在静谷西墙根下，还有一个虚白室，3间房，面向东，北室一联上书：“景向淡中宜藻缋， 山从老处见精神”；南室一联上书：“连林新绿间旧绿  入户泉音复鸟音”。这些诗句都堪称描绘静谷景致的佳作。
在虚白室南边是爱翠楼，小楼高两层，雕画极工，令人叹为观止。清朝时，小楼周围有茂盛的竹林，乾隆皇帝畅游至此，曾诗兴大发，提笔写下：“种竹猗猗已作林，高楼出竹翠云侵。”放笔之时，又吟道：“竹楼枕碧岑，四季翠阴森”。时过景迁，现在爱翠楼周围的竹林虽不如前，但楼仍掩映在绿树浓荫之中，仍不失“四季翠阴森”的意境。
出静谷的小西门，便是荷风蕙露亭。小西门为玉石所砌，门外横刻“荟蔚适于幽处合”，联为“悟物思遥托  悦心非外求”。门内横刻“山含岈每与望中深”，联为“芝径缭而曲  云林秀以重”。这些横额、对联，都蕴含着佛教意味。
环境清幽的静谷，曾在1960年得以重新修缮，使得“园中之园”的美誉更加名副其实了。

第一部分 撩开中南海的神秘面纱第11节 四方平台紫光阁

紫光阁原为四方平台，后废台改建为紫光阁。明代皇帝常在此观赏龙舟竞赛，看跑马射箭。在紫光阁的正南面有一块“下马必亡碑”……
紫光阁和武成殿是中海西岸最重要的建筑。
明代正德年间，现紫光阁所在处为一四方平台，台高数丈，上建黄顶小殿，左右各4间，覆盖黄瓦，接栋稍下，覆以碧瓦，南北垂接斜廊，悬级而上，面若城壁，下临射苑以观射。后改为阁，取名“紫光阁”。每年农历五月，明代皇帝在此观龙舟，看御马监勇士跑马射箭。明代文征明曾专门写诗歌颂平台。诗云：
日上宫墙飞紫埃，先皇阅武有层台；
下方驰道依城尽，东面飞轩映水开。
云傍绮疏常不散，鸟窥仙杖去还来；
金华待诏多头白，欲赋长扬愧不才。
清朝，沿用“紫光阁”旧名，在门前空地种植桃杏，春暖花开，芳香满园。康熙年间，每逢八月十五在此召集二旗侍卫大臣比武射箭。“队引花间入，镳分柳外催”的诗句即寓此意。比赛后，康熙赏赐优胜者。康熙二十年后，赐金牌和银牌，上刻“旌射”二字，最优者得金牌。皇太后也曾在这里避暑消夏。
武科考试从清顺治年间开始举行，一般在每年的十月十五日举行殿试，十月十七、十八日在紫光阁前由皇帝亲试，有马步箭、刀、石等科目。
乾隆年间，出征西北、东南，屡战屡胜。乾隆说这是“十全武功”，并自誉为“十全老人”。为了炫耀他的“武功之盛”，“文治之隆”，嘉奖平定边陲叛扰的功臣，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下令重修紫光阁，并在阁后建武成殿。在阁内绘功臣图，刻御制诗。是年，平定伊犁回部获胜，拓地两万余里，首绘大学士傅恒及定远将军兆惠以下100功臣图于阁上，其中50人由乾隆亲手写赞，其余50人命儒臣拟撰。
乾隆四十一年，平定大小金川大功告成，采用平定回部功臣例，再绘大学士定西将军阿桂、定远右副将军户部尚书丰升额等100功臣图于阁内。正面壁间悬挂平定伊犁及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文，左壁为伊犁全图，右壁为回部全图。东西廊壁悬挂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碑文、两金川全图及告捷凯歌10首。阁上收藏得胜灵纛及俘获兵器，正中绘平定西陲凯宴图，左壁绘西陲献馘图，右壁绘平定伊犁效劳图。”
紫光阁后有武成殿，乾隆题额“绥邦怀远”，左右有配联，上联“两阶干羽钦虞典”，下联“六律宫商奏采薇”。左右壁门张挂《开惑论》、《西师诗》。东西庑各15间，内中陈列乾隆诗石刻，共刻诗224首。
在紫光阁的正南面原有一块石碑，后移至武成殿院中。碑高2米、宽约3米，阴阳两面镌刻着乾隆十七年（1752年）三月二日和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四月二十五，九月二十五日的谕旨，宣扬清代统治的武功，告诫八旗大臣要习满语，苦练骑射，以巩固统治。这块碑也叫做“下马必亡碑”。习满语，勤骑射，是清朝统治者一贯重视和强调的，清兵入关后，八旗子弟逐渐骄逸，弓马废弛，日益汉化。清统治者深以为忧，三令五申，特别是对宗室和八旗子弟要求更严。康熙、乾隆皇帝还身体力行，数十年间骑射围猎活动从不间断。康熙年逾60还骑马射猎；乾隆在12岁就有习射之事，直至80多岁还到木兰围场狩猎。这就是“下马必亡碑”形成的历史背景。
紫光阁的重大活动是宴请有功之臣，以及宴请少数民族王公大臣。宴请有功之臣，是在正月十九日，皇帝邀请功臣进殿，设宴款待，随即开放紫光阁，君臣共览，炫耀武功。清代诗人庄有恭在《紫光阁侍宴恭纪》中记有：
巍峨紫阁接天开，上将功成赐宴来。
共仰神谟收绝域，还忻伟绩出雄才。
封侯不让班超笔，市骏应羞郭隗台。
从此玉门闲拆堠，西戎即叙咏康哉。
紫光阁的建筑形式是上下两层的楼阁，除去周围窗下的坎墙用磨砖对缝之外，都是木结构。阁面前5间，后7间，高18米，阁内一层是431.17平方米，周围是菱花窗和贴金群板。屋顶是宫殿建筑中等级最高的庑殿顶，用的是绿琉璃黄筒边瓦，下屋檐是在一层平座之上的腰檐，两檐之间有柱子、回廊、门窗。梁楣、额枋用旋子彩画。绿瓦、朱扉、白石栏杆，间以金碧辉煌的彩画，矗立在400多平方米的平台之上，显得十分富丽堂皇。
武成殿室内151.69平方米，屋顶为仅次于庑殿式的歇山顶，门窗、彩画装饰与紫光阁相同。武成殿回廊的彩画却是另一种风格，为了点缀庭院的典雅气氛，在额枋上采用了江南风格的苏式彩画，有山水、花卉、人物等，显得十分生动。

第一部分 撩开中南海的神秘面纱第12节 摄政王府旧址

摄政王府始建于宣统元年，王府建筑分中路、东路、西一路和西二路。王府虽华丽，但摄政王却没有福气享用，在王府建成之时，清王朝覆灭，摄政王府便成了北洋军阀政府国务院的办公之地。
在中海西岸，紫光阁以西不远处，是万寿宫旧址，万寿宫始建于明嘉靖时期。明末清初，这一带的宫殿颓坏，殿址湮没。
康熙年间，在万寿宫旧址之地修建了蚕池口天主堂，1887年（光绪十三年）天主堂迁往西什库，此地变更名为集灵囿。
1908年，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先后逝世。醇亲王载澧的幼子溥仪继位，年号宣统，载澧为摄政王。
宣统元年，在集灵囿修建了摄政王府。按清朝规例，皇帝之子成年后封王分府，根据不同的王位品级，按规定形制建府，“凡亲王、郡王、世子、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的住所，均称为“府”，其中亲王、郡王的住所称“王府”。
亲王的爵位最高，府第也最尊崇。王府的基本建造形制，中路一律相同，东西两路可自配置，有的设有花园。按《大清会典》记叙，王府正门5间，正殿7间，俗称银安殿，台基高四尺五寸。正殿只在举行大庆典礼时才开启使用。银安殿之北为二门3间。正北为后殿，即神殿，均为5间，两侧有东西配殿。
载澧为摄政王，其子为皇上，摄政王府的规制当然有别于其他王府，仅就王府建于中南海，就足见其享有一定特权。
摄政王府的建筑分中路、东路、西一路、西二路，最西面叫西花园，南面是马圈，内有马神庙。
王府的中路是中心地区，建筑华丽、气派。有高大的宫门，门前一对威武的石狮，妩媚而威严。东路和西一路门前有对称的八字影壁，把整个主体建筑合为一体。从中路进入宫门，有一条丹陛道直通正殿——银安殿。殿前有月台和抱厦。银安殿当时计划做摄政王的客厅，为此，在设计、施工、装修上都非常讲究。银安殿后面是一座神殿。殿后有后照楼，楼后有垂花门，门内为思谦堂。中路宫门和正殿全用绿琉璃瓦铺顶，梁枋全用苏式彩画。室内装修也很讲究，有黄花梨木的花罩、硬木隔扇等，而且都装上了电灯。
东路是膳房、成衣房及杂役等的住处。在东侧是摄政王府马号。马号坐北朝南，为东西二个院落。建筑面积约为1900平方米。东院有北房、南房和西房。西院有北房、南房、西房。院内保存有石马槽。
西一路叫“大圆宝镜”，是一片住房。
西二路称“十洲尘静”。在这一路院落中，有云片山石假山，山北有平台抱厦，内有几间穿堂小房，后面是一道钩栏，入内即为十洲尘静的正院。十洲尘静的北房有一条穿堂甬道。最后面院落里的正房是一高台双卷房，两个卷棚式屋顶连在一起的房屋。这个房屋曾成为国务院会议厅旧址，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周恩来总理在这里主持召开国务会议。
西花园的一组建筑有游廊、水池、山石、厅室等，这些至今保存基本完好。相传，载澧曾在西花园内居住过。
摄政王府从宣统元年开始大规模兴建，在大兴土木过程中，清王朝覆灭了。投机钻营的袁世凯，凭他两面派的伎俩，当上了大总统，他将总统府设在中南海居仁堂，国务院设在刚修好的摄政王府，并在王府的西面打通了南北街道，定名为府右街。此后，北洋军阀政府的国务院也曾在这里办公，后为北平市政府所在地。

第一部分 撩开中南海的神秘面纱第13节 缤纷满御园的芭蕉园

旖旎芭蕉色，缤纷满御园。与紫光阁隔海相对的芭蕉园，是明代各皇帝实录修纂告成，来此焚烧草本的地方。明清两代中元节，做法事、放河灯，也都是在这里进行。
见说斋坛密，前朝太乙祠。
莺边花树树，燕外柳丝丝。
宫籞人稀到，词臣例许窥。
今朝陪豹尾，新长万年枝。
清代诗人成德的咏《蕉园》，指的是中海东岸、与紫光阁隔海相对的蕉园。
蕉园，明代崇智殿旧址，因种植芭蕉，时称“芭蕉园”，又名“蕉园”、“椒园”。明代廖道南芭蕉园诗有“旖旎芭蕉色，缤纷满御园”之句。清顺治年间，改蕉园为万善殿，内供三世佛像，专选一些老诚忠厚的太监削发当和尚，焚修香火。
明清两代中元节都在这里作法事、放河灯。相传，旧历七月十五日，是目莲和尚救母之日，叫中元祭扫。佛教故事传说，目莲和尚的母亲，生活于饿鬼之中，终日难以得食，释迦牟尼佛便下令作盂兰盆会，在七月十五这一天，将五味百果放于盆中，“供养十方大德”，此后，其母果能得食。目莲死后，他的弟子照例举行盂兰盆会，于是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每年七月十五，京城各街巷都要搭建高台，上设鬼棚座，讲经文，放焰火，以济孤魂。临池焚化彩纸制作的法船，燃点河灯，称作“慈航普度”。皇宫王室，更是热闹非凡。
每年中元都在万善殿设盂兰道场，从十三日到十五日，在西苑三海放河灯，由小太监手持荷叶燃烛其中，布列两岸，数以千计。还用琉璃作河灯数千盏，置于太液池中。中流驾龙舟，奏梵乐，作禅诵，由瀛台南过金鳌玉蝀桥，绕白塔山到五龙亭而返。
相传，明朝的天启皇帝是一个不爱理政的皇帝，他的乳母客氏和大太监魏忠贤合揽大权。天启五年五月，皇帝祭方泽还宫，欣游西苑。魏忠贤与客氏正乘大船荡漾于万善殿附近湖面，饮酒作乐。皇帝在两名小太监陪同下乘坐小舟，忽然狂风大作，龙舟翻覆，皇帝与两个太监都掉入水中。客、魏幸免灾祸，但他们见死不救，两名小太监被活活淹死。皇帝虽保住了性命，但由于这次惊吓，而使病情加剧，造成过早送命。
蕉园的主要建筑有万善殿、千圣殿、迎祥楼、朗心楼、大悲坛、悦性楼等建筑。清乾隆年间，蕉园是小内监读书的地方。
万善殿为主体建筑，殿额“普渡慈航”，大殿供奉三大士及十八罗汉，殿后供南海观音像。后殿为千佛像，中有檀香塔，塔形八方七级，全部用紫擅木雕刻，形态尊雅，为明代遗物。塔中金佛，早已散佚。悦性楼、集瑞馆在塔西，塔东是大悲坛，两旁分立关帝像和托塔李天王像，正中供奉骑狮犼三佛像，后为12神像。在西边的龙王堂里，有塑像17尊，系江、湖、河、海诸龙王。乾隆皇帝在万善殿内写下了不少瞻礼诗。
在蕉园还有一棵人字柳。据说乾隆年间，一棵大柳树被大风吹折一技着地，本株倾斜欲倒，因以折枝支撑，既而成活，与原株作人字形，遂成蕉园一景。

第一部分 撩开中南海的神秘面纱第14节 太液秋风水云榭

水云榭，即水中凉亭。这座建在中海海中的凉亭，建造绝妙，云霞倒映水面，小亭宛然云水之中，似出水芙蓉，夏日荷香四溢，仿佛洞天水国，为此，水云榭被袄列为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
水云榭，位于万善殿的西门外。清乾隆手书“太液秋风”四字，刻在石碑上，放置榭中。如清朱彝尊《早秋水云榭》诗说云：
残暑秋逾炽，凉风午乍催。
微波莲叶卷，新雨豆花开。
宛转通桥影，清冷傍水隈。
夕阳山更好，金碧涌楼台。
昔日亭右有小渡，从此上船，西可通居仁堂，南可达勤政殿，北可至金鳌玉蝀桥，真是一处胜境。
关于“太液秋风”水云榭，“燕京八景”之由来，李临淮在《燕京八景辨析》一文说：“燕京八景虽然史籍明确始自金明昌时，但却失载具体地点。此后，景点位置和景名多有议异，诸说并立。为廓清是非，有必要加以辨析，择善而从，钩沉索隐，清源正本。”
李临淮在《太液秋风》一书中这样记叙道：金代太液池位于中都宫城以西的同乐园内，园中湖水与琼林苑内鱼藻池相连，统称西华潭，即太液池，是燕京八景之一的太液池的所在地（今宣武区青年湖，现尚存水面6.4万平方米）。《中州集·朱澜宫词》曰：
太液芙蓉上下天，秋波澹澹白生烟，
采莲宫女分花了，笑把兰篙学刺船。
就是描写太液秋波的景色的。元灭金后，中都宫殿，御苑多被乱兵所焚，而太液池水域和残留的临水建筑，成为当时人们游赏之地，元人葛逻禄·乃贤亲临凭吊前朝故宫遗迹，曾有《西华潭——金之太液池》诗：
秋水清无底，凉风起绿波。
锦帆非作梦，玉树忆清歌。
帝子吹笙绝，渔郎把钓多。
矶头浣纱女，犹恐是宫娥。
诗中充满吊古兴怀之感。
元代，以万宁宫为中心另建大都城，将皇城之西、密迩宫禁的琼华岛附近水域，始称太液池，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
明代，北京城基本沿元大都的旧制，把西苑列为禁苑。在太液池南端开凿南海，与中海、北海并称三海，将“太液秋风”景观，附会在皇城以内的太液池上，改名为“太液晴波”。邹缉在《北京八景图》中说：太液池“东南有仪天殿，中架长桥，以通往来，又有土台，松桧苍然，天气清明，日月滉漾，而波澜涟漪，清澈可爱，故曰太液晴波”。
清代，乾隆十六年（1751年）高宗手书“太液秋风”碑立于中海水云榭，并赋诗赞美：
微见商飔苯未生，镜栏玉蝀影中横。
非关细雨频传响，何事平流忽有声。
爽人金行闾阖表，波连瑶渚耀台瀛。
高秋文宴传佳话，已觉犁然今日晴。
乾隆帝对燕京八景的定点立碑，是很有主观臆断成分的，这一点连他自己也是毫无隐讳的。但在太液秋风景点定位上，却也表现了他在风景美学上的艺术水平。金代的太液秋风景点已荡然无存，作为元、明、清三代的太液池，在这里留碑缀景，当无不可。何况，中海湖面狭长，与南海、北海一起连成茫茫水域，每到秋季，天高气爽，金风吹过，碧波荡漾，水天合一。
“太液秋风”为燕京八景之一。这里云光映水，小亭如出水之莲，披波之燕，碧带环绕，再加昔日荷花四漫，颇有点洞庭水国的味道。水云榭建于康熙年间。康熙专门写了一首《水云榭闻梵声诗》云：
水榭围遮集翠台，熏风扶处午云开；
忽闻梵诵惊残梦，疑是金绳觉路来。
这是很少见到的康熙写景诗。后来，乾隆皇帝也随诗附和一首：
云无心出岫，水不舍长流；
云水相连处，苍茫数点鸥。
坐席生烟云，石栏俯秋水；
空明是我心，何如漆园吏。
如今，站在水云榭四望，背面是北海大桥，背倚琼岛白塔；南面可越过宽阔的水面遥望瀛台；东岸万善殿、千圣殿是近景；西岸绿阴丛中掩映着金碧辉煌的紫光阁；远处碧波千顷，近处荷花映日。

第一部分 撩开中南海的神秘面纱第15节 金鳌玉蝀桥

正爱湖光澄素练，却看人影度长虹。位于水云榭以北，横跨中海、北海水面的金鳌玉桥蝀，元时为木桥，明代改为石拱桥，桥东的承光殿，恢宏壮丽，原有的3棵古松，枝杆搓牙，引人驻足。
金鳌玉蝀桥，又名白石长桥，位于水云榭以北，横跨中海、北海水面。元代时是一座木桥，明世宗年间改修石拱桥，桥东桥西各有牌坊一座，西名“金鳌”，东名“玉蝀”，董古有诗曰：“正爱湖光澄素练，却看人影度长虹”。清代诗人查慎行《玉陈蝀观荷花》曰：
水风凉透鹭鸶肩，一镜争窥万柄莲。
不是玉楼金殿影，直疑身到过湖船。
清代诗人张廷路的《晓过玉蝀桥》曰：
百尺长虹卧碧波，菰蒲两岸晓烟多。
水风吹绿不知署，日日藕花香里过。
金鳌玉蝀桥有九孔，南北各有乾隆御制诗联。南联：“玉宇琼楼天上下  方壶圆桥水中央。”横批为“银潢作界”。北联：“绣谷纹开环月珥，锦澜绮皱焕霞标”。横批为“紫海回澜”。这座长桥，在明清两代都列为“禁地”。直到民国才准许行人通过。人们称之为“北海大桥”。1958年人民政府对这座长桥进行了改建。经改建后的“北海大桥”，桥面由原来的8米拓宽到34米，除了人行道和慢行道外，尚可并行8辆汽车。改建后，桥面坡度下降2％，东西牌坊皆被拆除，使它成为贯通内城东西交通的一条重要通道。
在金鳌玉蝀桥之东是承光殿。清代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中这样记道：
承光殿，在金鳌玉蝀桥之东，围以圆城，设以睥睨。自两掖洞门而升，中构金殿，穹窿如盖，华榱绮牖，旋转回环，俗曰“圆殿”外周以廊，向北金鳌垂出垣堞间，甚丽。昔日古松三株，枝杆槎芽，形状偃蹇，如龙奋爪挐空，突兀天表，金、元旧物也。今止存其一。
明李文达赐游西苑记云：“圆殿巍然高耸，曰承光。北望山峰，嶙峋崒嶂；俯瞰池波，荡漾澄澈；山水之间，千姿万态，莫不呈奇献秀于几窗之前。”
韩右都御史雍赐游西苑记云：“圆殿，观灯之所也。殿台临池，环以云城，历阶而登，殿之基兴睥睨平。古松数株，耸拔参天，众皆仰视。时则晴云翳空，炎光不流，暖风徐来，花香袭人。俯睥睨而窥其西，以舟作浮桥，横亘池面。北则万岁山在焉。”殿废于康熙七八年间，云有蝙蝙大尺余者。南向二亭，尚出雉堞，正门闭塞，久不启。金朝夕骑马过其下，辄爱古栝之夭矫苍翠，而于雪朝月夜，更徘徊不忍去。
承光殿古栝行
承光古栝双牙槎，苍皮耸斡参云霞。
经冬颜色郁深翠，入春发叶如蒋芽。
白头老监说旧事，西苑圆殿频矜夸。
花香露气接大内，径路窈窕疑仙家。
雕阑四围粉堞压，绮窗十面珠帘遮。
当时严肃是禁地，那许桥上驰麴车。
金元旧物历代重，颓枝半折轻杉叉。
侵霜溜雨积岁月，漏鼓听遍朝元挝。
西偏盘曲势舞风，东头突兀形擎蛇。
我行低徊策款段，仰面叫绝声呀呀。
洞门久闭长狐免，安得启户争投置？
七年千回看未厌，惯闻下直栖宫鸦。
使其託根在深谷，但侣泽雉兴山峡。
肩挑背负不知爱，歇凉墙脚时语哗。
常思解襟复科跣，鼾睡密荫游羲娲。
含章之梅灵和柳，止增妖治岂此加。
围城似瓮琼构废，或者留意除纷奢。
趋朝日日乐水木，往迹漫比槐排衙。
秋宵月皎寒晨雪，每过更觉流连佳。
兴酣搅辔怒欲堕，疏雨已齐河汉斜。

第一部分 撩开中南海的神秘面纱第16节 美人饮酒作乐毁宫殿

明嘉靖皇帝残暴荒淫，激怒宫女，差点儿被勒死。为防不测，搬入太液池西岸的永寿宫。一年的元宵节，嘉靖怀抱美人，饮酒作乐，在帐中试放焰火，不慎引起火灾，永寿宫一带宫殿焚烧殆尽。
嘉靖是明代第十一代皇帝，1521年即位。执政之初，他革除先朝蠹政，清减勋威、宦官庄田，裁削锦衣卫等人员，惩治腐败官员，使朝政为之一新。但是不久以后他就日渐腐败。据历史资料记载，嘉靖帝果于刑戮，暴虐不仁，喜怒无常，好色无比。
嘉靖帝曾三次立后而又废后，导演了一部宫闱内部的暴虐史。陈皇后是嘉靖皇帝的元配，嘉靖元年七月册立为后，那时陈氏只有十五六岁，陈氏在后位仅7年。正当少艾年华的陈氏，何以过早地死去？原来陈氏是被嘉靖帝吓死的。嘉靖帝性极严酷，稍不顺心，就大发雷霆。一天，他与陈氏同坐闲谈，张、方两位妃子进帐送茶。嘉靖帝见妃子手白皙柔润，便握住抚视，久久不放。陈氏性格褊急，见此情形，便用力将茶杯往桌上一放，突然站起身，表示心中的不满。陈氏的举动，触犯了嘉靖。嘉靖帝勃然大怒，厉声呵斥不已。陈氏骇得胆战心惊不知所措。陈氏此时正值怀孕，竟至胎堕成疾，一病不起。不久，陈氏死去。嘉靖帝没有一丝怜悯之情，将丧事办得极为简单，梓棺下葬袄儿峪，并下旨梓棺不准出皇宫正门，如宫妃一样，从左门抬出去。
陈氏死后才一个月，嘉靖帝便立顺妃张氏为继后。张氏甚得嘉靖帝的宠爱，但嘉靖帝的那种喜怒无常、一触即发的火暴脾气，并不能在他所宠爱的皇后面前有所收敛。颇有淑德的张氏虽小心翼翼伺候嘉靖，但恶运还是迎头而来。
嘉靖十三年正月新春佳节，张氏侍嘉靖帝饭宴庆贺，乘嘉靖帝高兴之时，张氏略有所建言。不想，嘉靖帝听后，勃然暴怒，喝令褫去皇后冠服，鞭责数十。第二天张氏便被废居别宫。
张后被废才几天，德妃方氏却在极隆重的礼仪中登上后位，这是嘉靖帝第三位皇后。按明朝祖制，立皇后时只谒内庙，不谒太庙世庙。但嘉靖帝根本不听礼臣的多次奏谏，竟率领方氏谒了太庙和世庙，并颁诏告示天下，还饬令命妇入宫朝见皇后，礼节的隆重繁缛，是册立前头两位皇后不能比的。但几年之后，方氏也被嘉靖帝所冷漠，最后在惊悸中死去。
嘉靖帝对待皇后尚且如此，对待出身低贱的宫女更不用提了，在政期间，仅被他下令打死的宫女就有200多人。嘉靖帝还用酷虐宫女的方法炼制长生不老的丹药。他后期迷信方士，尊尚道教，自称“真君”、“仙翁”、“帝居”等，在宫中遍设坛场，一心修玄，渴求强身长寿。当时炼制此类丹药的最流行方法是“秋石”和“红铅”，前者采用童男小便，去其头尾，收其中段，加药熬炼而成，后者系收取处女经血加药拌和、焙炼而成。为了炼制红铅，嘉靖信用道士，用摧残宫女身心甚至残害其生命的方法，不顾一切地采取炼丹的原料——经血，以炼制长生壮阳丹。嘉靖中叶以后，他曾三次大规模选择民间幼女入宫，每次数百人，“供炼药用也”。由此酿成宫女宫变。
公元1542年，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凌晨，杨金英等十几名宫女乘夜深人静之际，用绳子勒住了熟睡中的嘉靖帝朱厚熜的脖子，并用脚、拳和钗脚等袭击他的身体，演出了一场谋杀皇帝的骇人事件。由于宫女误结了活扣，嘉靖未死，宫女们都被凌迟处死。这一事件发生在农历壬寅年，史称“王寅宫变”。
“壬寅宫变”涉及宫廷隐秘。由于统治者在事后对宫变讳莫若深，有关资料少而不详，事变情况鲜为人知，其原因更是不清楚。上述说法是否站得住脚，尚待进一步研究。
“壬寅宫变”后，吓坏了嘉靖帝，从此，他不敢在大内居住，便搬到了太液池内的永寿宫居住。
嘉靖皇帝离开大内，住进永寿宫，更加逍遥自在了。在永寿宫，每天饮酒作乐，不理朝政。
公元1561年12月31日（嘉靖四十年冬十一月二十五日）夜晚，嘉靖皇帝怀抱他宠爱的尚美人，欣赏五颜六色的焰火，尚美人为了向嘉靖皇帝献媚，心血来潮地竟在寝宫的貂帐中试放小焰火。
尚美人的娇媚，尚美人的举止，博得嘉靖帝开怀大笑，嘉靖帝还不时地夸道：“美人放得好！放得好！”
尚美人见嘉靖皇帝很是开心，便更加放肆地点燃几个焰火。
但此时，正值隆冬季节，天干地燥，几个焰火同时燃放，一下子燃着了帐幔，由此引起了一场火灾。
帐幔之火，借助风势，升至宫顶，刹时，宫内大火四起，不多时，金碧辉煌的万寿宫化为灰烬。嘉靖帝连滚带爬逃出宫外，算是捡回一条命，但万寿宫内“凡乘舆－切服饰及先朝异宝尽付一炬”，财物损失惊人。
万寿宫被烧毁了，可嘉靖皇帝仍不愿回到大内居住，他漫步太液池，选择了金鳌玉蝀桥西头路北“列屋仅两层”的玉熙宫。
这场大火，纯属尚美人放肆献媚而起，但由于嘉靖宠爱她，并没有治罪于她，反而安抚她，不要因此而受到惊吓，宫殿烧毁可以重修，美人吓坏玉体，而没有灵丹妙药可以医治。
嘉靖帝在劝说疼爱尚美人之时，下旨三道：第一道旨，命工匠民役快速修建永寿宫，其规制要好于前。第二道旨，命各地衙府进献珍宝。因为原来宫内的珍物被烧，各地需献宝，以此来复原状。第三道旨，是加封火灾肇事者尚美人为寿妃，并“赠其父尚臣为骠骑军右军都督佥事”。由此，可见嘉靖皇帝是多么荒唐。
公元1562年，永寿宫废墟上建成新宫，定名为万寿宫和寿源宫。

第一部分 撩开中南海的神秘面纱第17节 宫廷冰嬉在“三海”

明时，冰嬉活动盛行民间。在宫廷中，冰嬉活动也热闹非凡。明熹宗极爱这项活动，高兴之时，便在太液池内尽兴玩耍。在清代，冰嬉活动远超过明代，同时，冰上杂技也亮相登场。
冰嬉即滑冰，在过去又叫坚冰之战，是皇朝宫廷中冬季的一项冰上体育运动，也是我国古代体育的一大重要内容。
滑冰、滑雪的记载，最早见于《隋书》。其活动的开展，可追溯到1300多年前。当时居住在大兴安岭林区的室韦族，就喜欢“骑木而行”。元人解释“骑木而行”为：木马形如弹弓，长4尺，宽5寸，一左一右，系于两足，激而行之雪中冰上，可以及奔马。按这种解释，“骑木”，实际上是滑雪用的滑板。
在明代，社会上很时兴冰嬉运动，民间广为开展，宫廷内冰嬉活动也热闹非凡。据《倚晴阁杂抄》记载：“明时积水潭，常有好事者联十余床，携都篮酒具，铺氍毹其上，轰饮冰凌中以为乐。诚豪侠快事也。”明宫太监刘若愚的《酌中志》云：“阳德门外，冬至冰冻，可拖床，以木作平板，上加交床或藁荐，一人前引绳，可拉二三人，行冰如飞。”
明熹宗皇帝酷爱冰嬉活动，他非常喜欢在太液池内嬉冰玩耍。《明宫杂咏·熹宗》有诗二首，记叙了熹宗活动时的场景。
其一：
北风吹冻液池波，树里遥闻唤渡河。
两岸丝绳齐努力，胡床安稳一经过。
其二：
琉璃新结御河水，一片光明镜面菱。
西苑雪晴来往便，胡床稳坐快云腾。
其实，熹宗皇帝的冰嬉，不过是以木板作拖床，床面较窄，两边各有一块两端上翘的木板，下安铁条用横木连接两板，四周围上红色围栏，四角立柱支撑顶盖，四周挂以帷幔，里面放坐榻。因这种拖床很像塞北的雪橇，故又称之为“胡床”。熹宗皇帝坐在拖床上，让御前侍卫们分头助力，或是在岸边用绳索牵引，或在拖床前后引导推行。熹宗皇帝坐在平稳而快的拖床上，笑得惬意开心。
在清代，冰上体育运动被冠以国俗。乾隆皇帝说：“冰嬉活动为国制所重。”每年十二月，地冻天寒，届时，清廷便在西苑三海举行一年一度的冰嬉活动。
在举行冰嬉活动之前，内务府先期派太监用水泼撒冰面，以便冰面平滑如镜，然后摆放好礼炮，设立旗、门，待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择黄道吉日，皇帝在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的陪同下，亲来运动场，观看表演。
冰上运动的地点不固定，其地点要视冰层的薄厚、坚硬程度以及冰面的光滑程度而定，有时在五龙亭附近，有时在阐福寺附近，有时选定在瀛台。
皇帝是乘坐大冰床御驾亲临。冰床豪华气派，长及丈余，底座状如龙舟，两面描金绘彩，冰床底部安有长形角铁两根。龙舟上矗立一方形木棚，棚外贴饰明黄缎，上接金漆宝顶。棚两侧各有玻璃窗一扇，棚内设雕龙宝座，后部横杆两根。冰床在众人的推动下，运行如飞。
一切就绪之后，冰上运动开始。第一项是速滑比赛。此时，发令官站在皇上御用冰床旁，手举小旗，连晃三下，发出信号，由八旗兵组成的运动员足蹬一种底部绑着铁条的简易冰鞋，身穿箭衣，在起始点一字排开，等待号令。
“轰”一声炮响，撼天动地。运动员听到号今后，如离弦之箭，蜂拥而出，急速地向皇帝的冰床方向滑去。一时间，冰面上冰花四溅，在阳光的照射下，色彩斑斓，分外耀目。众运动员按先后顺序在皇帝的冰床前，依次向皇帝行礼，最先到达皇帝冰床的运动员，得到皇帝亲赐赏品。
第二项比赛是圆鞠之戏。圆鞠之戏如今天的冰球比赛。八旗士兵分成红、黄两队，每队数十人，争抢一球，球为圆形，用羊皮制成，内充气，双方各设一门。当时的比赛不像今天冰球比赛那样，运动员手持球杆，用杆触球，而是赤手空拳，既可用手，也可用脚触球，经过数次传递，将球送进对方球门一方者为胜。比赛开始前，双方队员在球场中央列队站好，执事用力将球一抛向空中，球由最高点下落，不等冰球着地，双方队员就如猛虎下山，奋勇向前，拚力争球。为争一球，十几名乃至数十名壮汉不时撕扯在一起，有时一队已得到冰球，另一队不甘心，便拼力去争夺，结果双方队员被撞得人仰马翻，其场面惊心动魄，蔚为壮观，观战的王公大臣及两队的啦啦队摇旗呐喊，加油助威，声震四野。有时，皇帝看得兴起，也挥臂而呼，不过皇帝的加油助威，带有随机性，哪个队争得球，就给哪个队加油。清代大文学家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冰上打球》一诗中，有这样几句极为生动的描述：“青靴窄窄虎牙缠，豹脊双分小队圆，整结一齐偷著眼，彩团飞下白云边。”
在清代冰上活动的广泛开展，使得冰上活动的形式更加多样，丰富多彩的冰上杂技表演登场亮相，给冰上运动增添了新的内容。在冰上杂技表演中，最为精采的当属冰上射箭比赛。届时，赛场中央平行设立三个彩旗飘舞的旌门，上挂彩球。由一二百名八旗兵组成的射手一字排开，手持弓箭，那威风凛凛的阵势，令人赞叹。
号令一响，各弓箭手，争相而出，互不相让，急速滑向旌门，施展绝技：有的弓身施射；有的滑过旌门，来－个“犀牛望月”回首疾射；有的单脚点冰，如金鸡独立，弓响箭出，身手敏捷，英姿勃勃。《清宫词》中描述道：
冰莹点点放银光，箭簇闪闪似飞蝗，
健儿猿臂献身手，彩球飞落报君王。
射箭比赛设一、二、三等奖，三箭皆中者为一等奖，皇帝将亲赐赏品。未入等的也给予相应的赏赐，以示鼓励。
在冰上杂技表演中，最引人注目，惹人喜爱的是儿童的表演。儿童们表演的项目新颖多样，如单人花样滑，双人花样滑，多人叠罗汉，冰上倒立，击鼓舞刀。儿童们身穿花衣，头扎抓鬏，憨态可掬，在数米高的幡杆顶部做出各种惊险、高难度的动作，一会儿是“童子拜观音”，－一会儿是“凤凰展翅”；转瞬间，又变成了“猿猴献桃”，恰似空中银燕，令观者咋舌称赞。
由于冰嘻为国制所重，清代诸帝都非常重视和喜爱，不仅亲自参加，而且还经常写诗作赋，大加倡导。好题字作诗的乾隆皇帝，在《冰嘻赋》一诗中，极尽文采，浓笔重彩的叙道：“思摘月兮广寒之窟，齐趁星兮白榆之街。未拂地兮上起，忽从空兮下回。突神龙之变化，蕤毅翔凤之髹髯。”
乾隆皇帝不仅吟诗题记，还多次命宫中如意馆御用画家将冰嬉活动的盛大场面绘画成卷，收藏于馆，以传播后世。现故宫博物院尚存有清代两幅《冰嘻图》。一幅为金昆、程志道、福隆安合画；另一幅为张为邦、姚文瀚合绘。《冰嬉图》构思独特，主题鲜明，所绘人物准确、生动。

第一部分 撩开中南海的神秘面纱第18节 瀛台仙境变囚笼

瀛台，一处美丽的人间仙境。然而，在慈禧太后专横跋扈的岁月，人间仙境却变成了囚笼。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引颈就戮，光绪皇帝成为太后的阶下囚，孤寂瀛台10载，最后悲惨地死在瀛台的涵元殿。
瀛台，南海中一座美丽的小岛。四面环水，北架一桥以通往来，主体建筑涵元殿位于瀛台的中心。东西奇石古木，森列如屏，楼台亭阁，掩映于绿树之间。远处望去，宛如一位身披绿纱的少女，享亭玉立在碧波之上。
漫步瀛台，虽古树参天，但在众多树木中，独不见榆树。其实在当年也有许多榆，只因光绪九年（1883年）榆树发生虫灾，一天，慈禧太后在瀛台等处游览，一只虫子没长眼，径直落到西太后身上，惹得老佛爷大怒，一气之下，命令将所有榆树伐尽，致使那些百年古榆荡然无存。
谈及瀛台，不能不谈及清代负责修造瀛台的当时最有名的能工巧匠、宫廷建筑师“样式雷”。从雷发达、雷金玉起的雷家子孙，世袭宫廷建筑师的职务，创造了宫廷建筑设计中特有的样式房，所以被称为“样式雷”。
在清代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凡是重大的宫廷建筑工程，一般都由“样式雷”直接主持和参加设计、施工，如北京的万寿山、玉泉山、香山，承德避暑山庄等。其建筑风格、布局千变万化：有的格局严谨，气势巍峨；有的掩映曲折，错落有致。他们既能在数十公顷面积的大范围内，依山就势，纵横筹划；又能在弹九之地，以小见大，秀巧取胜；还能在建筑物内檐硬木的装修上，雕刻精美绝伦的图案。在京城，有关“样式雷”绝技的传说甚多，其中一个为：清初，皇帝为了显示威仪，决定重修故宫，在金銮殿——太和殿上粱之日，举行隆重的典礼，康熙皇帝亲自参加。但大粱抬上去以后，却怎么也安不上，这可吓坏了在场的工部官员。正在此时，只见一个年轻人，手持大斧，三攀两援上了房架，噼啪几下，斧落榫头，喊声“上”，大梁一下就安上了。在场的官员和工匠无不喝彩，康熙龙颜大悦，封他为工部营造司的“长班”，从此，“上有鲁班，下有‘长斑’，紫微照命，金殿封官”的说法就在京城传开了。
在中国古代，曾有东海之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的传说。在修建瀛台的过程中，“样式雷”雷廷昌充分发挥了把瀛台变成人间仙境的造园构思。从瀛台环境的幽深到建筑物的造型，以及楼阁等的用典题名，都刻意围绕这一意境。当来到瀛台，见到天边太液波净净，迤逦湖山石磷磷，苍穹澄澄，古木森森，怎不叫人产生身临仙境之感呢？而建筑师当时的造园构思，也恰好反映了明、清两代帝王的本意。他们想借助瀛台的修造，来改变过腻了的宫廷生活，而去领略所谓超凡脱俗的神仙日子。
瀛台在不断地修葺扩建后，成为皇室避暑和游览的胜地之外，同时也“于此引对臣工总理机务，或宴赉王公卿士，或接见朝正外藩，以及征师劳旋，武科较技”等等。当年康熙和乾隆曾多次在此听政、赐宴，还写下了不少描绘瀛台美景的诗词。他们把瀛台比作神话中的海上仙山，他们自己则置身这人间仙境之中，过着神仙般的生活。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一向被统治阶级视为人间仙境的地方，在慈禧西太后专横跋扈的年月里，一度而成了囚禁光绪皇帝的囹圄。
光绪，一个多灾多难的皇帝，一生身处逆境，经历坎坷。这一切虽然与大清帝国的衰落有关，但更为不幸的是，光绪虽然身居帝位，名誉上是天下的君主，而实际上，他只不过是慈禧太后手中的玩物而已。特别是“戊戌政变”之后，他更不能以皇帝的身份发号施令，也不能以君主的权力裁决那些本该属于他职权范围的军国大政。这一切都是因为大清国有个慈禧太后。
光绪十五年（1889年），刚满18岁的光绪，临朝亲政。当时，在“强邻四逼”，国势日衰的情况下，曾经表示：“决不作亡国之君”。1898年，光绪毅然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主张，于六月十一日正式宣布变法，第一道圣旨《明定国是》诏，是在瀛台签发的，由此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谕内阁：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唯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坚甲利兵乎！
朕唯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竟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允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淮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特此通谕知之。
《明定国是》诏的颁布，标志着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开始。“国是”者，国家大计方针也。“明定国是”，就是向朝廷内外、举国上下公布清政府的大计方针，因而《明定国是》诏实际上是光绪帝维新变法的宣言书。
从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到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6月11日到9月21日），变法活动进行了103天，历史上称之为“百日维新”。在“百日维新”期间，据《清德宗实录》所载，光绪帝颁布的变法诏令、谕旨达一百八九十条之多，如果以日计算，少则一日一诏，多则一日发出十余条谕旨。不平常的103天，确是光绪帝施展图强雄心和变法才能的历史大舞台。
然而，以慈禧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势力，既不愿意光绪掌握实权，更不容忍光绪变法维新。1898年9月21日清晨，光绪帝到中和殿阅癸文，一群侍卫太监和一队“荣禄之兵”闯入殿内，声称“奉太后命”，押光绪帝到慈禧太后的便殿。光绪帝跪在西大后面前，遭到一顿严厉的训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刑。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愦，不肖乃尔！”在训斥中慈禧太后和盘托出了她反对新政的理由，就是为了维护腐朽的祖宗大法和保持她在清朝的太上皇地位。训斥之后，就把光绪帝送至中南海瀛台看管起来了。
这件事发生在光绪二十四年，干支为戊戍年，故史称“戊戌政变”。
“戊戌政变”后，顽固派以百倍的疯狂绞杀新政镇压维新派人士及同情维新运动的清朝官吏。9月28日，慈禧太后下令杀害维新派人士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六人于菜市口，人们称这6位维新运动的牺牲者为“戊戌六君子”。“六君子”牺牲在顽固派的屠刀之下，在光绪帝亲自主持的维新变法史册上谱写了不朽的一页。
光绪帝囚禁于瀛台，从肉体到精神都遭到西太后的折磨。据说当年光绪所居之涵元殿，卧室的窗户皆以纸糊，日久凋破，无人为之修补，寒冬腊月，朔风凛冽，室内寒不可耐。那位光绪皇帝，以玉尊之躯，竟冻得浑身发抖，手足麻木。《三海秘录》记载：“及帝居瀛台，门屏陈设，咸卑陋窳坏不堪。小康之家，好润其屋者，华美殆或有过之也。”“门屏明绝少画障，朱漆粗劣，仅如民家，每逢岁明，帝辄取丹笺自书‘吉祥如意’‘出红大吉’等字样，命小黄门调糊贴之，顾视徘徊，若自赏亦复自怜者。”“一日（帝）见小明轩屋角有蛛网，乃自起持竿挑去之，为宫监所睹，趋而相助，帝摇手示无须”。此寥寥数语，形象地录下了光绪瀛台囚禁生活凄苦之状。此时此刻，呈现在光绪眼前的瀛台，已不再是那“早莺鸣太液，芳树绕瀛洲”的美丽景色，而仿佛浮现出一副山河破碎的画卷，光绪回想自己“登基”以来，不但未能励精图治，复兴祖业，连自身也落到这般“欲飞无羽翼、欲渡无舟楫”的地步。每当想到这些，便不时发出“吾不如汉献帝”的感叹。确实如此，汉献帝在曹操手中“挟天子以令不臣”，至少仍有“天子”之尊，自由自在，曹操还得声声称臣。而光绪帝身边坐着的却是操着天下生杀大权的“亲爸爸”，清王朝的太上皇，光绪帝在她手中的价值还不如曹操手中的汉献帝，他相信慈禧太后一旦不再需要这件装饰品的时候，那就连这般囚徒生活也会过不成了。
而令光绪帝在精神上承受最大苦痛的是得不到珍妃的消息。
其实，珍妃的遭遇同光绪帝一样，受到了慈禧太后的残酷迫害。戊戌变法不久，西太后对珍妃施以刑仗，撤去簪饵，囚于偏僻的钟粹宫北三所，并再也“不许进见”光绪帝。珍妃遂成了打入冷宫的囚犯，由两个宫女监视，“门自外锁，饭食自槛下送进”，“窘苦备至”受尽折磨。不过，珍妃很坚强，“她从来没有向哪一个太监作过什么询问或是请求，她始终是静默着。虽然她心里自必也极想知道光绪的近况，和他们俩以后有没有再见面的日子。”
光绪帝通过小太监探听到珍妃的下落以后，多想与她互抒情怀，在几个太监的帮助下，总算搞了几次“偷渡”。当光绪帝悄然走近关押着珍妃的那座冷宫，其情景是如何的凄凉，那三具大锁无情地横在两扇大门中间，把光绪帝与珍妃隔离为“咫尺天涯”的两个世界。每次他们只能攀着窗栅，凑在那横钉着木板的隙缝里说上几句心里话，每次又各自带着一颗破碎了的心依依惜别。
就是这样，光绪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里，一直过着这种囚禁生活，直到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先于西太后一日死在涵元殿的东室，结束了他的一生。由于光绪和西太后之死只隔一天，因此人们不免产生疑团，对光绪之死，留下种种传说。
一种说法认为，慈禧太后在病危期间，唯恐自己死后光绪帝重新执政继续推行新政，翻她一手制遣的种种冤案，所以派太监下毒害死了光绪帝。以下书籍均有记载。
《清室外记》：“皇帝宾天之情形及其得病之由，外人无由详知，唯藏于李莲英辈之心中。关于太后，皇帝同时而崩，北京城中，言人人殊，然欲查其原因，则实毫无线索。但日处忧域之中之帝，一旦再操大柄，自为李莲英之不利。”
《清稗类抄·迷信类》：“因谓孝钦病革，不愿先帝升遐，授命亲信太监搤毙之者。”
《崇陵传信录》：“帝闻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曰：“我不能先尔死。”
《瀛台泣血记》：“万恶的李莲英眼看太后的寿命已经不久，自己的靠山，快要发生问题了，便暗自着急起来。他想与其待光绪掌了权来和自己算账，还不如让自己先下手为好。经过了几度的筹思，他的毒计便决定了。”
第二种说法，认为光绪帝是被袁世凯进药毒死的。因为戊戌变法时由于袁的告密，才使慈禧太后血腥镇压维新运动。慈禧太后死后光绪帝重新执政，必然不会轻饶了他，所以袁世凯下此毒手。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我还听见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说起光绪之死的疑案。照他说，光绪在死的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因为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使人送来的……据内务府某大臣的一位后人告诉我：光绪帝死前不过是一般的感冒，他看过那些药方，脉象极平常，加之有人前一天还看到他像好人一样……病重消息传出不过两个时辰，就听说已经“晏驾”了”。
第三种说法，是最近有的学者从考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宫医案中得出光绪帝系是正常病死的结论。
不论光绪是被人害死还是正常死亡，大清皇帝被囚于瀛台，最后死于涵元殿，使得瀛台这座美丽的小岛，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使这宛如身披绿纱，亭亭玉立在碧波之上的少女，过早地步入暮年。
这是一个悲剧。

第一部分 撩开中南海的神秘面纱第19节 西苑三海的特大“奇闻“

光绪十二年，西苑三海，大兴土木，营建宫殿。在营建宫殿之时，西洋的现代科技产品引进到三海，仪銮殿安上了电灯。与此同时，紫光阁铁路铺成，并开启火轮车。在宫廷禁苑行驶火轮车，真乃西苑三海内的特大“奇闻”。
1886年（光绪十二年），浩大的西苑三海拓建工程开始。大兴土木，营建官殿，为配合这项工程的进行，清廷除在全国各地购买材料外，还将西洋的现代科技引进了西苑建设工程之中。1888年（光绪十四年）11月，由神机营总办恩佑经手向丹商祁罗弗洋行购买的电灯、锅炉等西洋产品启运到达北京。
但这些洋东西如何安装，却成了一个问题。因为中国的建筑讲究风水，而这些洋东西一旦出现在宫殿里，会不伦不类，有碍于风水。且在封建礼教统治了几千年的中国，在那些身穿朝服、足不出、，因循守旧的大臣眼里，洋东西就如妖怪一般，令他们害怕，要在宫廷内安装这些洋东西，有违祖宗的传统。为此，西苑三海要装电灯，就如特大“奇闻”，惊恐的“号外”一样，使众臣食不甘味，夜不安寝。特别是内务大臣极力反对，但慈禧很喜爱西洋的洋玩儿意，她说：“钟表是洋玩儿，我们照样使用，没出什么事嘛？”但电灯毕竟是第一次使用，和钟表不一样，危险性很大。所以特下旨让官任内务府员外郎的英年查办此事。11月26日，英年奉旨到西苑四处察看，测量地势，掌握气脉。
他搞清了西苑的地势和气脉后，便来到仪銮殿，向慈禧禀示：“西苑地处排列属壬字，壬字延年，可在仪銮殿西围墙外安装电灯、锅炉，择明年正月二十一日丁卯时动士，丙午时安装。”
其实这次安装电灯、锅炉，纯属“迎合懿旨”之举。电灯专为慈禧享用而设，慈禧居住仪銮殿，电灯、锅炉必须就近安装方便为易。但当时，电灯并没有安装在仪銮殿内，而是安装在仪銮殿的西围墙外，恐怕是对电灯还是存有顾忌，因为电灯要用电，需发电，使用不当也会带来危险的。所以殿内照明仍用旧式的蜡烛和油罩灯。
新安装的电灯，把仪銮殿外照得如同白昼。就在这天，慈禧特地到仪銮殿外，十分高兴地说：“电灯真亮呀！”遂下旨赐给英年许多礼品。这是清宫里的第一盏电灯，电灯带来了光明，锅炉则带来了温暖，慈禧一高兴，就在仪銮殿住了整整10年，到光绪十七年四月才离开仪銮殿，驻跸颐和园。
曾经安装第一盏电灯的仪銮殿，在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曾为联军统帅瓦德西占住，并于此时失火烧了此殿，当年清宫的第一盏电灯就在庚子年那一场大火中烧毁了。
同是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在北海到中海之间，清宫中的第一条铁路修建完毕，这是当时国内已铺设的第四条铁路。
铁路的铺设工程分为两期：第一期工程修通了中海北部的紫光阁、时应宫一带。工程结束后，李鸿章从天津运来的6节客车厢和机车头，陈设于此，供慈禧御览。后来为了试验列车是否能长途运行，又将已成的紫光阁路段向北延伸，穿福华门（中南海北门），入北海的阳泽门（北海西南门），再沿北海西岸北行至极乐世界转向东，又自龙泽享以北，经阐福寺、浴兰轩、大西天、至终点站镜清斋。这段铁路总长1510．4米，其中又有157米是活安铁路，分布于三段：一段在福华门内，一段在福华门外至阳泽门前，另一段在阐福寺前的神路上。所谓活安铁路就是用时现安的铁轨。因为这三处都处在交通要道上，如果将铁轨固定安装，车马通行起来极为不便，因此采用此法。在铺设铁轨的过程中，北海的西岸和北岸完成了一系列的路基工程，如拓宽泊岸，开挖土山，挪修甬路，砍伐树木，添修涵洞，搭筑桥栈。镜清斋门前还建了一个黄瓦顶的小型火车站站廊。
紫光阁段铁轨铺完，是当年十一月初六日左右的事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将火车运抵北京，进献慈禧，请示是否可以试车。
这列火车原是天津海关道周馥、候补道潘骏德向法国新盛公司德威尼订购的。档案记载，其中包括列车厢6节，丹特火车头1台，铁轨7里多。车辆运到北京后，经过海军衙门验实，主要有：乘客车厢6节，包括上等豪华车厢1节，上等普通车厢2节，里面的陈设华美，做工精良。中等车厢2节，行李车厢1节，里面也都装饰有光洁的材料。这些设备原订货价才6000两白银，但是在巴黎工厂加工后，分别装箱通过海关运来中国，结果这些钱连运费都不够。据清政府驻法国领事林椿说，这列火车虽然是由德威尼来承办，但是资金是由法国银行监督登飞筹措的，监督货运是由巴黎总办公司的勃郎一手经办的，生产厂家的监工雷逊亲自指挥生产及安装，他们都乐意为大清皇室服务，纯属义务，不计报酬，所以价格才如此低廉。
由于当时法国通行窄轨火车，因此李鸿章进呈的小火车也是窄轨火车。而车辆中既有帝、后专车，又有通用的头等、二等车厢及行李车，可谓品种齐全。法国商人之所以如此不惜工本，无非是为了在大清国的皇宫内苑安设一个大广告，希望在中国最高统治者慈禧面前推销他们的产品。不过慈禧最后也没有亏待这些洋人，分别给予不等的重赏，作为他们热情为清朝皇室服务的酬谢。正所谓，礼尚往来。
慈禧对这条宫廷专列很感兴趣。1888年她移居西苑中海，以仪銮殿为寝宫，勤政殿为议政殿堂，北海镜清斋为传膳、休息之所，差不多每天都要乘坐一趟小火车，往返于仪銮殿和镜清斋之间。慈禧的车厢是黄绸窗帷，宗室、外戚的车厢是红绸窗帷，王公大臣的车厢则是蓝绸窗帷。由于慈禧迷信风水，害怕机车鸣笛“吼叫”会破坏宫城气脉，所以小火轮车行驶不用机车牵引，而是“每车以内监四人贯绳曳之”。每次行驶，都有许多太监手执黄缎幡旗在黄帷车前的铁轨两旁，列队导引。
在宫廷禁苑行驶火轮车，是西苑三海的特大“奇闻”，也是都市特大“奇闻”。它本身不能直接给商旅带来什么福音，没有直接的经济价值。然而，它的重要性则远远超过了直接的经济价值。它是清政府在京师正式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清廷最高统治者乘坐火轮车，往返于宫廷禁苑这件事，对于北京乃至全国的铁路事业的开拓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
李鸿章敬献火轮车的一番用心，皆于此。
李鸿章趁重修三海之时，建议在紫光阁修建铁路，并敬献火轮车给慈禧，绝非完全是为了讨好迎合慈禧的享受。
在1863年（同治二年）时，李鸿章曾首先发起修建中国铁路的建议。1880年（光绪六年），他在《遵旨复议刘铭传拟办清津铁路》的复奏折中，列举了兴办铁路事业的十大优越性，即“关于国计、军政、京畿、民生、转运，邮政、矿务、招商、轮船、行旅者、其利甚博”。1885年（光绪十一年），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正式成立，李鸿章为会办。第二年，他以“铁路开遍，可为军事上之极大补救”为由，奏请将“铁路事务划归总理海军衙门管理”。李鸿章极其重视对中国铁路事业的开拓。然而，由于清政府腐朽昏庸，大多数上层官僚却视先进的铁路事业为“奇技淫巧”，而极力加以阻止和破坏。
光绪十二年，李鸿章、左宗棠上书要求兴修铁路的建议石沉大海，无从实行。光绪十三年，光绪的生父醇亲王，以总理海军衙门事务的亲王大臣身份与兵部侍郎曾纪泽共同上疏，力主修铁路，以富国强兵，但慈禧太后仍在犹豫之中。
李鸿章等人看出修建铁路的决断权掌握在慈禧手中，而慈禧又未见过铁路火车，也没有乘坐过火车。为了打开局面，李鸿章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建议在西苑三海安设铁轨，以便吸引清朝最高统治者对于铁路事业的兴趣。这一着果然奏效，在安设紫光阁铁路的同时，慈禧太后就批准了上年冬天李鸿章关于“兴修津通铁路”的奏请。第二年（1889年）秋天，慈禧又批准了“兴建卢汉铁路”的奏请，随后，津通铁路、津浦铁路、京奉铁路、京张铁路相继兴工。从此，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应该说，京师西苑三海中的北京第一条铁路，为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这条铁路仅存在了12年，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被八国联军拆毁，此后一直未能修复，实乃大清帝国的悲哀。

第一部分 撩开中南海的神秘面纱第20节 大火烧毁仪銮殿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城，疯狂掠夺蹂躏三海，慈禧仓皇离开仪銮殿逃往西安。德军元帅瓦德西住进中南海，在仪銮殿的龙床上，与名妓赛金花同居厮守半年余。不想一场意外之火，将富丽堂皇的仪銮殿化为灰烬。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7月14日，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在进军北京的日期和统帅人选问题上经一番争吵后，联军决定8月4日为进攻北京的日期，八国联军统帅由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担任。
8月7日，德皇威廉二世正式任命瓦德西担任是职，并于18日亲自召见瓦德西为首的司令部全体人员，命令他们以武力征服，迫使中国人民停止反抗，并要求中国赔款“务到最高限度”。22日，又设宴为瓦德西等饯行。是日，瓦德西率领德国侵略军远航来华。
8月12日，联军占领通州，直逼北京城下。联军各国军队分别由各个城门攻打北京。其时，驻集在北京城内的清军和义和团有七八万人，以董福祥率领武卫后军25营驻守广渠门、朝阳门和东直门；荣禄率武卫中军30营驻守西华门和棋盘街；八旗绿营2万余人驻守内城九门和外城七门；奕劻率神机营25营，载漪率虎神营14营，分守各门城楼；八旗前锋和护军守卫紫禁城；义和团主要守卫东西河沿、东西珠市口、菜市口等六大区。8目13日晚，俄军首先向东便门进攻，遭到清军和义和团的英勇抵抗，直至次日下午2点钟始占领东便门。俄军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伤亡120余人，参谋长华醒也夫斯基也被击伤。
14日上午，日军攻打朝阳门、东直门，遭到清军密集的步枪和火炮的还击，双方激战十几个小时，最后日军以伤毙200余人的代价占领了这两处城门。俄、日两军发动进攻后，董福祥遂抽调广渠门守军前往增援，英军便乘隙攻击广渠门，于14日下午2时最先进入城内。随后，英军又通过崇文门西边城墙下面的御河水闸爬入内城，窜入东交民巷英国使馆。15日凌晨，联军攻紫禁城，慈禧挟光绪皇帝和一些皇族大臣出德胜门仓皇西逃，北京沦陷。
联军占据京城后，首先对三海进行了洗劫。为了便于抢劫，各国对三海分片占据。北海仙人掌之北园廊一带为法军据守，其东北各处则为英兵据守。中海金鳌玉蝀桥西南一带如紫光阁等处为德兵占据，仪銮殿为日军占据。南海东南角曾囚禁光绪帝的瀛台为英、法军合据。南海、中海的一部分为俄军占据。各国军队在各自占据范围内，偷窃名奇珍宝，使这一文物粹集之地遭到空前的灾劫。
占据瀛台的英法两军，每到夜幕降临时，或越墙而入，或钻洞而进，偷取各类奇珍异宝。其中包括极佳之宝石鼻烟壶，唐朝画家韩滉的名画《五牛图卷》，以及精美绝伦、嵌以金刚钻及红宝石、描绘极工的路易十五世时的金带扣。这个金带扣是旧瑞第派教士初来北京时所送之贡物。
联军在偷窃贵重宝物的同时，还对三海大肆毁坏。北海内的雕梁画栋被蹂躏成墟，紫光阁中图籍狼藉，瀛台中光绪的卧室面目全非，无法辨认，满地皆西兵残毁之迹。
三海，这座历代帝王的御园，在八国联军铁蹄的践踏蹂躏下，失去了她昔日的辉煌宏焕。三海湖水，冲刷不去这无尽的耻辱。
正在八国联军横行三海之时，瓦德西于9月27日抵达天津。他在天津就选定景色如画的“冬宫”（瓦德西称西苑为冬宫，颐和园为夏宫。因慈禧冬天大都住在西苑，夏天大都住颐和园避暑）为联军总司令部的驻地。
德国侵略者为了迎接瓦德西的到来，事先为联军总司令部备好住处，在宣武门等处张贴告示，招工打扫中南海。
俄军很不乐意瓦德西把中南海定为联军总司令部住她，曾为此提出抗议。但在瓦德西的坚持下，俄军不得不让出中南海，但“其中大部分贵重物品，特别是一些大件，均被俄军窃走”，把这块地方糟蹋得不成样子。雇工90人，整整清理了10天，才算“略可居住”，“所有戏台装束、浣濯用品，破碎之瓷器玻璃，打烂之什物家具”犹在各处堆积如山。
据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记载，俄军糟蹋珍贵书画的野蛮行径令人发指，该书闰八月二十日（10月13日）记：“南海打扫工竣，工人挑出书籍字画各物七挑，悉被俄兵撕作大便用剩之物。据挑者云，海内书片字帖，狼藉满地，有不堪言状者，所有上用物件，俄兵掠取殆尽。”
10月17日，瓦德西来到北京，与联军司令部一起进驻仪銮殿。他在慈禧的原寝宫前召集两个海军大队，还装腔作势地举行战地祈祷。瓦德西窃据仪銮殿、召开各国侵略军头目会议后，进一步策划和部署镇压义和团，残杀中国平民，屠戮中国官兵的强盗计划和行动，他们大肆掠夺财物，践踏中国主权，抖淫威逼迫清廷屈膝就范……
慈禧慑于列强的淫威，竟决定屈从。在她西逃之时，就积极谋求与八国联军和议。还在逃跑的路途中，就电谕李鸿章与徐桐、荣禄、崇绮立即与八国议和。
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1900年11月15日），中国的和谈大臣庆亲王奕劻和直隶总督李鸿章，竟卑躬屈膝像以往进见慈禧太后那样，来到仪銮殿去会见瓦德西。
李鸿章从瓦德西手中接过《议和大纲》，回府之后，急忙将《议和大纲》发往西安。惊魂不定，日日打探列强态度。深恐洋人把她抛弃，当作首恶处理的慈禧，接到《议和大纲》后，一目十行，匆匆掠了一遍，赔款、驻兵等项根本不及细思，只是留意“惩凶”一节，当她看清列强列名追究的11个朝廷大员中没有自己，其中最高身份者只在端王载漪时，如同囚徒得到大赦一般，大喜过望，立即去电，批准签约，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列强提出的任何要求。同时，发出上谕，对列强待她的宽大感激涕零，称“今兹决议，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退思，惭愤之极”。因此，对主子的恩典奴才自当有所回报，“览所奏各条，曷胜感慨！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并表示要继续：“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保证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源源不断地送给列强，以换取他们的保护。
李鸿章得到慈禧太后的御旨后，再次到仪銮殿进见瓦德西。瓦德西听完李鸿章转慈禧之意后，哈哈大笑，随即又鄙夷地看了一眼李鸿章，向外扬了扬手。
瓦德西作为一个胜利者，好不得意。他在仪銮殿挟名妓赛金花居住半年整（1900年10月17日～1901年4月17日）。
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1901年4月17日）深夜，仪銮殿突然起火，“烈焰凶猛，半天皆红”。瓦德西从睡梦中惊醒，此时他正睡在特地从德国寄来的“石绵行舍”里，发现失火，几个哨兵，便赶忙叫醒他，才没有被烧死。瓦德西慌忙穿上衣服，抱着“帅笏”狼狈逃脱。他的参谋长陆军少将许华兹何甫被活活烧死。
这次火灾，先从仪銮殿两卷殿旁边德军临时设置的厨房着起，火焰从窗户蹿出，烧着木架草盖凉棚，然后延烧正房，焚毁了仪銮两卷殿、福昌殿和东西各配殿。
德皇接到瓦德西住所被烧毁的报告后，暴跳如雷，武断地说，“显系有人放火”，命首相毕鲁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受了惊吓的瓦德西，最初也认为是在西苑做苦工的中国夫役故意纵火，竟将无辜的中国夫役冤杀多人。事隔三天之后，失火原因查明。瓦德西在《瓦德西拳乱笔记》中写道：“关于失火原因一事，余曾立刻命人仔细考查；现在业已调查明白；而且华人方面并无恶意放火之嫌疑。至于失火之原因，当系由于铁炉之火，延烧壁上之木皮纸面所致。该炉系在正房方面食堂旁边厨室之中，立于壁前。”
仪銮殿火灾之后，京城流传种种传说，其传说多与名妓赛金花有关。但终因是传说，正史之中难觅，只在刘半农《赛金花本事》中有一节《仪銮殿之失火》，全录于此：
说起宫里失火的那回事，便想起一般无聊的人，捏造蜚语，作践我的可恨了！她们说我，天天夜里和瓦德西一同睡在西太后的龙床上，有一天，睡到半夜，着起火来，我俩都赤裸着身子，由殿里跑出口这简直是污辱我，骂我，我同瓦的交情固然很好，但彼此间的关系，却是清清白白；就是平时在一起谈话，也非常的守规矩，从无一语涉及过邪淫。这都是有人见我常常同瓦骑着马并辔在街上走，又常常宿在他的营里，因此便推想出我们有种种不好的勾当来。
瓦德西虽住在宫里，可并不在殿里睡。他是在仪銮殿的旁边，觅了一块静洁而又风景幽丽的地方，搭起一个帐篷，办公睡觉差不多全在里面。那次失火是因为几个兵士的不加小心，损失还很不小，把一个参谋长烧死在里头。
他们的那些军官感觉到寂寞的时候，倒也想找个姑娘来陪着喝喝酒，常是恳求我给他们作介绍。我推辞不过，便派人到外边去叫，叫来的都是些班子里的姑娘，她们因贪图挣钱，也都很愿意来。来一趟是给一百银元。她们往里面去陪酒时，我独自一人便在旁屋内闲坐。闷了就烧口鸦片烟抽。我的烟瘾就是在这时习染上的。
瓦常常对我说：“宫里的东西，你喜欢哪件，尽管拿走，没有什么关系。”我总是想：皇家的东西，民人怎么应该随便拿着走？口里只好说句“谢谢”便算了。有一个“五福捧寿”的瓷盘，釉质彩绘都很精细，款式也好，瓦用它盛水果，我一见很喜爱，他就说：“送给你吧。”立刻就要派人给我送到家去，我忙着说：“等一等，我自己带着走。”这样才敷衍过去。我怎么能随便拿宫里的东西呢？
瓦回了德国，还连着给过我几封信，我都是托一个留德的学生替答复；因我只能说德国话，不能执笔写文。后来那个学生离开了北京，无人代我写信了，渐渐的音问遂疏。
名妓赛金花的这段表白，将自己说得是完好无缺。诚然，我们无需过多地去了解赛金花的一生，仅就仪銮殿而言，这是慈禧费尽心机，用中国人民的血汗营造的无比富丽堂皇的宫殿，仅仅享用12年，竟被侵略者掠劫一空，最后在一场火灾中化为灰烬。
仪銮殿烧毁后，瓦德西迁居丰泽园中颐年殿，继续为非作歹，直到光绪二十年四月十七日（1901年6月3日）离开北京，滚回德国。

第一部分 撩开中南海的神秘面纱第21节 废墟上建起海晏堂

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后，两宫启銮于西安，回到京都。慈禧见仪銮殿已成一片废墟，触景生情，执意要在仪銮殿的废墟上重造一组瑰丽的建筑。于是，西式建筑海晏堂诞生。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清政府的全权代表在《辛丑条约》上签字，从此，中国人民身上又多了一道深重的枷锁。
10月6日，两宫启銮于西安，这次回銮的状况，已远不同于出京时的狼狈了。仅慈禧一人就有3000辆车装运金、银、绸缎、古董、玩器等名贵珍品。
经过一番跋涉，慈禧终于回到京师。在马家堡车站上，京中王公大臣暨文武大小官吏，齐集迎銮。各国男女，为欲见中国三次垂帘听政者和囚禁的皇帝，也云集于车站等待着。
1902年1月7日下午3时，火车到站，慈禧先走出车，光绪次之，洋人见状，蜂拥向前。使慈禧不解的是，竟有外人手持摄影机摄她的影，真乃“大不敬”。幸好不－会儿走出了站，进入八抬大轿，两宫终于在离别年余之后又回到了京都。
回到京都之后，慈禧有时住在颐和园的乐寿堂，有时住在皇宫宁寿宫的乐寿堂，也有时住在西苑的颐年殿。
一天，慈禧百无聊赖，决定在西苑各处走一走。当她来到曾经居住过的仪銮殿时，看到的是废墟一片，不禁一行眼泪流出。沉思片刻之后，决意要在仪銮殿的废墟上重造一组瑰丽的建筑。但这时，国家财政已是崩溃，辛丑条约议定赔款达4.5亿两银子，分39年还清，每年要偿付赔款本、利2000多万两，因此，每年不得不借巨额洋债，以向洋人赔款。但慈禧哪管这些，为了自己的安逸、享乐，再建宫殿理所当然。
其实，早在光绪二十六年五月（1901年6、7月间），一名外国公使就曾建议在仪銮殿旧址上改建洋楼，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将此建议电奏当时还在西安的慈禧。电云：“有一国使宣称，若将仪銮殿已毁基址改建洋房，一切照西式办理，专为接见外臣各使，必无争论。所言亦甚有见，姑备一说，候采择。”慈禧为讨好洋人，表示亲善，接受这个建议，决定这组新建筑群一律采用西式，建成两层洋楼，取名“海晏（宴）堂”，专作接见、宴请外国女宾之所。慈禧令工部根据她的旨意制作模型送审，几经修改，最后由她敲定。
清宫档案《中海修建海晏堂仿俄馆等工丈尺做法清册》，详细规定了海晏堂的规模、样式，尺寸及做法。这项工程还开列了拆除原两卷殿底盘一座，后殿底盘一座，前后院东西配殿底盘四座，转角游廊底盘六段，西值房底盘及正殿东山、西山渣土等工，名称、方位乃至各殿底盘的尺寸，均与原仪銮殿分毫不爽，确凿证明海晏堂是在仪签殿的基址上建造的。根据《清册》规定，海晏堂这组建筑群有如下组成：海晏堂洋式楼，一座三间，前后双步廊，通高三丈一尺三寸。台基面阔六丈，进深六丈八尺。两山拐角洋式楼各一座，南山接平台抱厦各一座。海晏堂前东、西点景洋式楼各一座，海晏堂后仿俄馆洋式楼一座，十三间，通阔十三丈二尺，深六丈二尺，仿俄馆后东西点景洋式楼各一座。所有建筑均为洋式玻璃门窗，饰以洋式花卉。海晏堂前蝠式水池一座，地周长二十丈四尺。水池内两边摆十二属相古铜兽首人身像十二座，左为鼠牛虎兔龙蛇；右为马羊猴鸡狗猪。身高二尺五寸。池内正中方铜花瓶一座，山石一堆，池上木板桥一座，池前两边洋式石幢二座。海晏堂南面、东面和仿俄馆后北面洋式花门各一座，四周围墙，两边开屏门一座，角门三座。这组建筑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竣工，费时三年，耗资五百多万两银。海晏堂与原仪銮殿相仿。仪銮殿四周围墙一百三十二丈三尺，海晏堂围墙，除三座大门外一百一十六丈四尺九寸，加上这三座门的宽度，则两者相差无几。海晏堂雄伟壮观，又增加了大水池和十多处山石点景，绕有花木之胜，更是锦上添花，似比仪銮殿略胜一筹。
海晏堂各建筑的装饰、家具、陈设，也完全采用西式，极其豪华。据德龄《清宫二年记》说：“慈靖亲自选定巴黎路易十五式，由原驻法公使裕庚的太太（德龄的母亲）向巴黎购买，作为送给太后的礼品。”清宫档案《海晏堂等处陈设木器账》，登记了光绪三十年十月海晏堂建成后所配置的陈设和木器共七百三十九号（有的一号一件，有的一号一对，有的一号一套多件），从各式床铺、围屏挂屏。桌几、椅凳、支镜挂镜。梳妆台到钟表、茶具、面盆、碗盘。烟具、花瓶、灯具、痰盂、以至洋笔、寒暑表，无不尽是洋式，甚至还有洋式马扎。就连中国传统的“宝座”、凤扇架也“全雕刻洋式花”，简直是全盘洋化了。只有中国特产景泰蓝、如意和盆景例外。这样精美的建筑，考究的陈设，慈禧仍不尽如意，认为中国宫殿“优美无伦，以其形式之庄严，实优于西式之宫殿”。所以，从海宴堂建成到慈禧“晏驾”的四年时间，据《德宗实录》记载，慈禧只在这里有过五次外事活动，接见各国公使夫人和赫德的妻子，其余时间就任其闲置不顾。
据说，海晏楼建成后，慈禧下令让张文达书额，张请求改晏字为宴，慈禧不允。当年十一月，光绪、慈禧相继死于西苑，有人说，这是因为慈禧否决了张文达的请求，才招来了这样的大祸。有人还同情张文达，并作诗一首：
突兀何来海晏楼，思量社馆阅三秋；
几回搁笔终留谶，更望桥山涕不收。

第一部分 撩开中南海的神秘面纱第22节 慈禧驾崩仪銮殿

英法侵略军人侵北京，焚毁圆明园，摧残颐和园，慈禧失去了恣情享乐的场所。她为了“归政”后有颐养享乐之地，便在中海西岸大兴土木，建起了富丽堂皇的仪銮殿，不想，仪銮殿却成为她驾崩的墓地。
1860年（清咸丰十年），英、法向中国发动了自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三次大规模进攻。英法联军于北塘登陆，攻陷大沽，占领天津、通州，兵临北京城下。
9月22日，咸丰帝仓皇逃往承德。英法联军在进行了休整并补充了给养和装备之后，于10月5日自北京东郊绕向北郊，开始了新的军事行动。10月6日，联军占领海淀，到达圆明园。管理圆明园的大臣文丰投福海自杀。当天，法国侵略者闯入了圆明园。他们发现园中“－间一间的屋子，充满着价值连城的物品”时，“一间一间的大厅，置有价值巨昂的瓶缸”，一座座库房堆满质量优良的绸缎和珍贵的毛皮，于是尽皆显露出野兽一般的贪婪，饱掠而归。英侵略军得知法军“整个军营满堆着成打的钟表，无数的绸缎和一切你所想象的物品”，也蠢蠢欲动，随即于次日加入了对圆明园的洗劫。除了疯狂的抢劫，他们还野蛮地破坏，粗俗野蛮的联军士兵撕毁珍贵的古籍并用以点火吸烟，用刺刀戳破挂在墙上的名画，遇到珍贵却难以携带的瓷器等则“以棒击毁，必至粉碎而后快”。10月18日和19日，英军再次出动大批士兵焚毁了圆明园，许多未被英法联军掠走的珍贵古籍、档案、书画和满园雕梁画栋，尽皆化作飞灰。英法侵略军灭绝人性地焚毁了这座无与伦比的艺术宝库之后，又严重摧残了颐和园。
两园被毁，慈禧失去了恣情享乐的场所。1864年，慈禧垂帘听政后，力图恢复圆明园，可因财力枯竭，又有部分臣僚直言反对，修复圆明园的动议搁浅。即使重修颐和园也是困难重重，难遂心意。
光阴荏苒，转眼间到了光绪十二年（1886年），此时光绪皇帝已满16岁，按古制已是一名成年男子，可以堂堂正正地以皇帝名义主持大清国的军国大政了。慈禧尽管十分不愿意放权归政，但她不会忘记12年前第二次垂帘时的诏书，煌煌诏书中这样写着：“垂帘之举，本属一时权宜，唯念嗣皇帝此时尚在冲龄，且时事多艰，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禀承，不得已姑如所请，一俟嗣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
是啊，慈禧不能不顾及祖宗留下来的规矩，不能不顾念群臣与万民的议论。尽管她十分不愿意放权，但她还是决定也必须“归政”。数日数夜的周密思考，她觉得最主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大权，不是坐在帘子后面的形式。于是，她决定一面归政，一面仍由她“训政”数年。慈禧在准备退居幕后的时刻，乘机大兴士木，作为她“归政”后颐养享乐的场所。首先大规模修建就近的西苑，以后再逐步修建颐和园。勘修三海工程早在前一年就开始了。光绪十一年五月初九日，慈禧亲下“懿旨”，令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奉宸苑会同醇亲王奕譞负责组织修建，并要他们“随时具奏”。除修葺原有的建筑外，重点兴建仪銮殿－组建筑群作为她日常起居的寝宫。她看中“太液秋风”的风光，选择在中海西岸中段、丰泽园与紫光阁之间的空地兴建宫殿。后来又向西扩展地盘，以西什库地面对换法国建在蚕池口的天主教堂和百鸟房，又由总署筹拨十余万两银子去收购该处住户、辅户的房地产，然后“圈砌围墙，以昭严密”。
清宫档案《中海修建仪銮殿两卷殿各座殿宇楼房游廊门座墙垣海墁甬路等工丈尺做法清册》，对仪銮殿这组建筑群的规模、样式及做法等，都有具体详细的规定。这是一组以仪銮两卷殿为中心，前后三进，坐北朝南的传统宫殿式建筑群。仪銮两卷殿是正殿，规模最大，共5间：正中一间作为召见大臣的地方，和它相邓的东次间做慈禧的寝宫，5间共面阔六丈九尺。进深达六丈余，比保和殿的面积还大，极为宏敞庄严。殿顶建成两卷形式，两卷殿即由此而得名。
仪銮两卷殿的前后各有东西配殿一座，共4座，每座5间；它们的后面有福昌殿，也是5间，规模略小于仪銮两卷殿。所有这6座宫殿，前后均有游廊相通。福昌殿后还有一座后罩楼，共十几间。在两卷殿东西两侧及前后东西配殿的后院、后罩楼的后院、东西扒山游廊后院，各建值房一座，共10座作为侍候慈禧太后及后妃的宫女、太监的住房，李莲英即住在两卷殿东侧的值房内。两卷殿前面有屏门一座，叫仪銮门，门前有琉璃影壁一座，最南面还有一座宫门，门内有东西朝房各一座，是大臣预备召见和办公的地方。整个建筑的四周围以高墙。仪銮殿的内部装饰及各种家具陈设，十分讲究，力求精美，富丽堂皇。
在仪銮殿东邻另辟一大院落，修建膳房、茶房和药房，供慈禧等人吃喝、看病。其中寿膳房3座，寿茶房两座，前后院有东西厢房共8座。寿药房相当于一所医院，有前药房两座，后药房一座，前后院共有东西厢房6座。这组建筑群四周也围上院墙。在仪鉴殿西面，建造了4所宅院，每院有正房和东西配房各一座，游廊相接。
仪銮殿建筑群工程耗资数百万两银子。三海工程由德顺、聚顺、恒顺、天利、三成、东升、义升、德成、德兴、义和、聚丰、德源、隆聚和广泰等十余家木厂巨商承包。由于宫廷内库空虚，常常不能如期发款，厂商不得不单独或联名索取，往往多次讨偿仍得不到支付。为了工程的进度，更为了早日住进仪銮殿，光绪十一年十二月，慈禧下令粤海关监督设法筹款100万两，并强令他每年“报效”3万两，逐年还清此款。
醇亲王因急于要得到100万两银子支付西苑修建费，不得不致函李鸿章诉苦说：不催厂商加紧工作，怕延误工期；要催厂商，各商便反过来纷纷催讨工款。“既不敢琐渎无听，又无法商诸同事，唯与立山蹙额相对，是可愁亦可笑也。……智力已竭，而工效尚远。”又不愿负“借洋款修禁苑之名”，怕“受谰语訾议，殊为不值”。万不得已求李鸿章帮帮忙，“指称创建京帅水操学堂或贵处某事”，借洋款80万两，以资急需。李鸿章自然乐于帮忙，共同商定，此项借款将来由闽海关提拨归本，由江海、津海、浙海、江汉四关遣按年摊派报效息款。这样，醇亲王才得以“不居借洋款修禁苑之名”，而实际借洋款修禁苑之惠。由于三海工程进度紧，工匠报酬低，光绪十二年和十三年，曾先后爆发了三次工匠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但均遭到清廷的镇压，并增派大量清军弹压监督工匠。
经过3年的紧张施工，仪銮殿和三海工程于光绪十四年四月先后竣工。
早在二月初一日（1888年3月13日），即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上谕，恳请慈禧住进西苑。随后又发布“懿旨”，郑重其事地宣称：“凡苑囿之设，搜狩之举，原非若前代之肆意游畋，此举为皇帝孝养所关，深宫末忍过拂，况工用所需，悉出节省羡余，末动司农正款，亦属无份国计。”这一派胡言，纯属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在上谕中，慈禧急不可耐地宣布：择于四月初十日（5月20日）驻跸西苑。可惜，虽吉日良辰到，但仪銮殿油漆未齐，暂不能使用，而又不便更改驻跸时辰，慈禧感到扫兴，无奈之中，只好临时屈驾西苑丰泽园内的澄怀堂，直到七月初一日（8月8日），慈禧才移驾仪銮殿新宫。此后数年内，慈禧大部分时间均住仪銮殿。
慈禧训政两年多之后，于光绪十五年元月（1889年2月）为光绪皇帝举行大婚典礼，并宣布归政，住仪銮殿颐养天年。但她何尝真正放弃统治权力？无非是幕前改幕后，继续操纵权柄，视光绪如木偶。仪銮殿替代了养心殿，成为绕治权力的中心。各种奏折、上渝均要送仪銮殿由慈禧审阅，光绪皇帝遇事都得进仪銮殿向慈禧禀奏。慈禧照常在仪銮殿召见大臣，商议政事。正如时人所言：“皇上亲政后，遇除授尚书、侍郎、将军、督抚各缺，仍恭请皇太后懿旨简用，盖由圣德谦冲，于用人行政诸大端犹腹禀承慈训，以示不敢独断。”可见，慈禧把用人的大权牢牢地抓在手里。尽管如此，慈禧对光绪还是不放心，因此，密布了间谍，随时搜集情报，对光绪的监督极严，甚至竟把心腹派到了光绪身边。
光阴飞逝，一瞬间又是一年过去了。当时间推移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之时，慈禧已年逾古稀，寿达七十有四。至此她涉足皇宫已58年，统治大清达48年。
进入这一年的10月以后，慈禧着实感到力不从心，体乏无力，最终病倒在仪銮殿。
慈禧病倒之后，虽然没有意识到不久就会升天归西，但她也深感年已古稀之人，病倒之后，就会有死亡的危险。所以，她一方面牢牢地控制着朝廷大权，以便在她临终前的一刻仍然掌握着清王朝的统治权；另一方面，也不得不为自己的身后事想一想，作一些必要的安排。
慈禧躺在病榻上，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醇亲王载沣3岁的儿子溥仪迎入宫中。光绪驾崩之后，慈禧就将她的决定宣示朝廷内外，立溥仪为大清入关后第十代皇帝，也是慈禧扶植的第三个傀儡皇帝。
新君虽立，但旧规不改，慈禧依旧把握着权力。早在立溥仪登极之前，就有了一道确立太皇太后慈禧权力的懿旨：“现值时事多艰，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著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度施行，俟嗣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秉裁政事。”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在瀛台涵元殿与世长辞。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1908年11月15 日），在中南海仪銮殿的御塌上，慈禧太后正在静卧。这几日她的病情明显地加重了，尽管御臣们费尽心血为她医治，但病情仍未见好转，反而日甚一日。尽管全国各地应诏赴京的名医们轮番诊视，病案、药方开了一大堆，但似乎还是没有回天之力。
唯独令慈禧欣慰的是，光绪于她之前先逝。她似乎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于是她轻轻地闭上眼睛。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1908年11月15日〕未刻，慈禧在中南海的仪銮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在慈禧去世不久，大清帝国就在武昌起义那隆隆的炮声中灭亡了！

第一部分 撩开中南海的神秘面纱第23节 隆裕太后中计海晏堂

袁世凯东山再起，进京组阁，软硬兼施，夺得“监国摄政王”大印。海晏堂，袁世凯引经据典，“劝说”隆裕大后，隆裕太后中计，懿旨下诏宣布退位。溥仪囊中羞涩，偷卖放生鱼。
武昌起义爆发之际，正在彰德老家养“足疾”的袁世凯，时刻准备着东山再起。
1911年11月1日，北洋军攻占汉口的当天，清廷宣告解散“皇族内阁”，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并于13日进京组阁。
16日，袁世凯内阁成立，阁员多是他的党羽和老朋友，他为了将中央军权牢牢掌握在手中，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迫使载沣交出了“监国摄政王”的大印，又由隆裕太后申明“家法”：亲贵不得预闻政事。
诡计多端的袁世凯一步一步地实施他既定的计划。他调冯国璋进京，接管载沣控制的禁卫军。从而达到了只有他才是清王朝中唯一真正掌有实权的人物，隆裕太后以及小皇帝溥仪已成为傀儡。
袁世凯为了早日当上总统，便又开始构想心计，盘算着逼迫清帝退位的策略，想着想着他笑出声来：威胁与利诱。妙计！妙计！
中南海，海晏堂。袁世凯拜谒隆裕太后之后，便开始施展他早已想好的妙计来。
袁世凯面对隆裕太后，引经据典，软硬兼施，又是威胁，又是利诱：“太后呀，自古以来，任何一个国家都要灭亡的，而那些亡了国的国君，其结局都是惨不忍睹的，有的被割舌杀头，有的被千刀万剐”。
袁世凯说到这儿，看了看隆裕太后，见隆裕太后脸色煞白，脑门上沁出了细细的汗珠。见此情景，袁世凯又乘胜追击：“可是你想想，现在大清皇帝退位，既可以享受每年400万两银子的生活费，又能保持其尊号，这可是相当不错的优待条件了！”
隆裕太后此时已是涕泪涟涟，并小声地哭了起来，袁世凯接着说：“在谈判中我们简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争取到这个优待条件，不管怎么说，这是微臣的一片心意呀！”
这时，隆裕太后止住哭声，哽咽他说：“我们母子两人的命，都吊在我的手上了，我总得要好好想想，只要我们母子平安，大清皇族不出什么大的变故，我也顾不上列祖列宗了。”
袁世凯觉得火候差不多了，不能吓唬大多，世不必劝得太多，这不是一次、二次就行的事，于是便告辞回府。
袁世凯在府中再一次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但忽然他想起了一件事，顿时笑容全消。
他想到了铁良、良弼等人。这些人主张要拚到底，有人甚至还要重组战时皇家内阁，作最后决战，即使大势已去，也还要退保一隅之地，宁可失败后逃亡海外，也不甘不战而屈。他们公然成立什么“宗社党”，叫嚣要推翻他们的所谓“私通革命军的奸细内阁”。袁世凯想到这，不禁骂了－一句：“该死！”
的确，由于这些人死死地维护着清皇室，使得隆裕太后迟迟下不了决心。
而恰在此时，北京城发生了两件事，实实在在地帮了袁世凯。1912年1月16日上午11时45分，袁世凯乘马车由东华门到外务部新衙门办公，车走过丁字街三义茶馆门口，突然一颗炸弹从茶馆扔了出来，只因马车跑得快，袁世凯没有被炸死。
这次刺杀未遂，对袁世凯的政治投机造成了有利的因素。过去，清朝的文武大臣们都责骂袁世凯是清朝的大奸臣，要把大清帝国葬送得一干二净。而经过这场风险后，隆裕太后开始相信他是清朝的忠臣，当天就派一名特使到袁府表示慰问，同时还赐封他为一等侯爵。袁世凯不由得又是一阵开怀大笑。
10天之后，北京城又一出人意料的大事发生，清廷禁卫军第一协统兼军咨议良弼被刺身亡。
良弼是清帝退位的头等阻力，也是袁世凯当总统的主要绊脚石，袁世凯早就想把他干掉。但就在袁世凯想主意的时候，一个不怕死的好汉彭家珍出现了。
彭家珍是老同盟会会员，曾留学于日本，回国后在四川、云南等省充任军官，武昌起义后，奔走呼号，鼓动革命。后来，又独自跑到了京城。他认为，共和为革命党人之目标，而良弼等死硬派是实现共和的绊脚石，他要铲除这个障碍。于是，他便自己购买原料，研制炸弹，做好了暗杀良弼的一切准备工作。
1目26日，彭家珍在光明胡同良弼住宅的附近，等良弼下朝回家。
良弼坐着马车出现了，彭家珍便驱车紧紧跟在后面，一直跟到了良弼家门口。
看到良弼己从车上走下来，正要进门，彭家珍赶忙趋身向前，从口袋里摸出名片递给良弼。
良弼感到很奇怪，便问：“什么事？深更半夜的，明天再说吧。”说着，便转身往门里走。说时迟，那时快，彭家珍趁良弼不备，猛然掷出一枚炸弹，良弼还没来得及回头，炸弹已在他家门口的石阶上轰的一声炸响，立刻把他的左脚炸飞。良弼顿觉疼痛难当，一声惨叫，便昏迷过去。
良弼的侍卫赶紧上来准备把他架起来，正在这时，另一颗炸晌了，几名侍卫当场炸死，彭家珍自己也被弹片击碎头骨，当场牺牲。
良弼被炸后，腿上的血不住地外流，怎么也止不住，又碰上一位只会截肢的庸医，伤情没有控制住。没过两天，良弼就一命呜呼了。
良弼一死，满朝文武大臣一个个吓得屁滚尿流，他们不敢再久恋北京，以免惹上杀身之祸，而逃往他地。在京的各位大员，也都纷纷哀求袁世凯能出兵予以重点保护，因而也一个个成了老袁手中的俘虏，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却浑然不知，而且还感激涕零。
袁世凯乘机加紧了动作的步伐，一面将自己的嫡系部队调往北京，一面派赵秉钧等人入宫问安。
隆裕太后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拉着赵秉钧的手，哀求地说：“你赶紧回去对袁世凯说，要他无论如何得保住我们娘俩的命啊！”
到了最后摊牌之时，中南海海晏楼，隆裕太后和袁世凯再次相见。
袁世凯这次没有威胁隆裕太后，而是完全是奴才对主子般关心的话语，隆裕太后在袁世凯的温暖的话语中，作出了退位的决定。
1912年2月12日，清室奉隆裕太后懿旨下诏宣布退位，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宣告结束。
清帝退位后，民国政府给予的优待条件共分甲、乙、丙三项：
甲、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共八款。其主要款项是尊号仍存不废；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每年四百万元费用，由中华民国拨用；大清皇帝，暂居宫禁，其私有财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乙、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共四条。
丙、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共七条。
“优待清室条件”无异于承认共和制度之得以建立，是出自清朝皇帝的“恩赐”，故皇帝要受到充分尊崇，而且，一个“小朝廷”的保留，也为尔后国内外野心家留下了一个制造中国变乱的傀儡工具。
在清帝退位，但仍暂居宫禁的溥仪，整日玩耍，无所事事，但因囊中羞涩，便干出了偷卖放生鱼的勾当。
在明代时，北，中、南三海都是皇家苑囿，皇帝祝大寿、作道场或做佛事超度的时候，就买鱼放生，并刻个纪年牌拴在鱼头上。
1950年，北京疏浚北、中、南三海，放干湖水清底时，在中海仅获得一条三尺以上的大鲤鱼，头上拴有一块银牌，牌上刻着大明万历某年字样。其实明代放生鲤鱼很多，为什么湖水清底时只找到这一条呢？除流失、死亡外，其余的多数鱼都被末代皇帝溥仪偷卖了。
溥仪何以偷卖放生鱼？
原来溥仪退位，国民政府予以优待，仍让他在故宫里居住，每年由政府拨给他生活费用400万两白银。但这笔巨款对于一向挥霍无度的小皇帝一家仍不够用，再加上经手人员中饱私囊，因此溥仪有时免不了闹穷。于是便有人献策，把北、中、南三海的放生鱼偷捕出来卖，结果使这些“活古董”丧失殆尽。

第一部分 撩开中南海的神秘面纱第24节 袁世凯皇袍加身居仁堂(1)

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谁比袁世凯更令人痛心疾首的了，他玩弄权术，食言自肥，篡权卖国……他在北京政变之后。便开始了“总统变皇帝”的戏法，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还别出心裁地在新华宫门上建盖厕所。
1912年，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出于权谋，于8月间特邀孙中山来京会面。孙中山携带他的夫人及黄兴、陈其美等先后到京。袁世凯在海晏堂亲自主持盛大欢迎公宴，特请国务院各总长、次长、总统府各要员七八十人及其夫人作陪，以示隆重接待。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隆重的仪式，就任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大总统。应邀参加庆典的中外宾客进入太和殿后，在主席台的两侧就座。10时许，两队身穿蓝色军礼眼，头戴全金线“冲天冠”的总统翊立使全副武装地正步进入会场，分列在主席台两旁。紧接着是总统府秘书长粱士诒、内史夏寿田、侍从武官荫昌、军参处处长唐在仪分乘四抬彩舆由侧阶而上，到达殿前。粱、夏二人身穿文官燕尾服；荫、唐二人身穿钻石蓝军礼服，佩金色参谋缤带，头戴叠羽冲天冠，文东武西分列主席台两旁。
这时鼓乐齐鸣，军号嘹亮，在庄严隆重的接官曲中，袁世凯乘坐八抬大彩舆，在拱卫亲军的簇拥下，由中阶而上，缓缓进至殿前。袁世凯穿着陆海军大元帅的大礼服，金线绶饰在钴蓝色的映衬下光彩夺目，下轿后由梁、夏、荫、唐拥护前行，登上主席台南面就座。
10点15分，大礼官宣布“开典”，赞礼官庄严地宣布道：“中华民国大总统宣誓就职”。这时袁世凯应声而起，面向议长。议员席宣誓：“余誓以至诚，谨守宪法，执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务。”誓毕，袁世凯向三面来宾鞠躬，文武官员、翊立使、拱卫亲军都齐声高呼“万岁”。
盛大的午宴结束后，袁世凯在陆军总长段棋瑞、参谋总长王士珍、侍从武官荫昌、拱卫军统领段芝贵等高级将领的簇拥下，登上天安门举行阅兵庆典，步、马、炮三军依次通过时，均以最高的军仪向总统致敬。
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后，即把总统府迁入中南海，南海作为公务所，中海西北部的集灵囿作为国务院。从此中南海成为北洋军阀政府所在地，把南面的宝月楼改建为新华门，作为总统府的南门；中南海西边（右边）的街道改名为府右街，海晏堂改名为居仁堂。
袁世凯在居仁堂办公和会客。他御用的政事堂和海陆军大元帅统率部办事处，均设在丰泽园内，而以怀仁堂作为延见外宾举行典礼的地方。是年12月15日，袁世凯为解散国会组织了御用政治会议，开会之前，袁把69名“议员”全部叫到居仁堂，接受他的训示，于是当天下午的会议即通过了解散国会案。
1915年12月11日上午9时，参议院开会议决帝制，与会的各省“国民代表”共1993人，赞成君主立宪票正好1993张，无一票反对，也没有一张废票。各省的推戴书一致写着：“恭戴今日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井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参政杨度和孙毓筠又提议说：“本院由各省委托为总代表，尤应以总代表名义恭上推戴书。”秘书长林长民立即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拥戴书当场宣读，全体起立，一致通过。11时半，在一片欢呼声中散会。当日中午，袁世凯接到推戴书，立即发回，并煞有其事地申明自己虽尊重民意，但“唯推戴一事，无任惶骇。……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
袁世凯很善于做戏，他的推托是假，让其党徒为其洗刷背信弃义是真。于是，参议院下午再次开会，通过了早已准备好的第二份推戴书，这份推戴书，堂而皇之将袁世凯背叛民国的罪恶一笔勾销，于是，袁世凯在第二天一大早，就发下了一道冠冕堂皇的告示，引述了推戴书全文后，他大言不惭地说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以爱国，讵在人后？”“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不无可倭避！”为了“救国救民”，只好当皇帝了。
袁世凯称帝，原定于1916年1月1日举行登基大典，任命内务部总长朱启钤与大典筹备处处长警察总监吴炳湘为副处长。登极地点设在紫禁城内三大殿。为了显示新王朝开基，太和殿更名为承运殿，取意“奉天承运”；中和殿更名为体元殿，取意“恭体黎元”；保和殿更名为建极殿，取意“建国立极”。按五行更替之说洪宪王朝以火德王天下，尚赤，故殿内装饰一律改漆朱红色，殿中央的八根大柱加嵌赤金，饰以盘龙彩云。
袁世凯是五短身材，坐在清朝皇帝的宝座上脚不着地，头不出椅背，活像在宝座上放了一个肉墩子，十分难看。所以重新制作了“御极宝座”，椅背上雕有九条云龙，饰之以金玉，造价40万银元。这个宝座的特点是腿短、背低，可以为袁氏遮丑，显示帝王威仪。
袁世凯虽然体胖，但十分怕冷。登基时又正值寒冬，所以在太和殿中搞了个“中西合璧”，安装了巨大的暖气片。
万事俱备，就等着吉时一到龙袍加身。一些好事之徒，也迫不及待地要一睹盛况，而且，风传皇上登基时不但要大赦天下，还要大赐天下，四万万国民，每人赏洪宪银元一枚。
但令人不解、令四万万国民为之奇怪的事发生了，袁世凯提前登基了。
1915年12月13日早上8点多钟，拱卫军司令突然通知在京的文武官员：“皇帝早上9时三刻在居仁堂登基，文官简任职以上，武官少将以上，立刻前往朝贺。”当时的通讯很不发达，不能召开电话会议下达通知，而是由“骑兵通讯员”飞马驰告。接到通知的人一看吉时己近，想回府整理衣着也来不及了，只好策马驱车直奔中南海。所以朝贺者之中，穿文武大礼服的人很少，多是便衣见驾。
吉时方近，居仁堂大厅内的朝贺典礼就提前开始了。大厅正中摆设着龙案，可是龙座摆设在龙案前头，这种序位颠倒的做法，实在令人不解。龙座两侧也无仪仗，只有8名侍卫排列在座后两旁，袁世凯也未穿早已准备好的龙袍、皇冠，而是穿着大元帅戎装，头上也未戴“叠羽冲天冠”，而是将其放在龙案上，袁世凯站立在龙座旁。
赶来参加朝贺皇上登基的人随到随朝拜，由于事先没有统一的安排，朝拜之礼也不统一，有行三鞠躬礼的，有行跪拜礼的，还有行三跪九叩大礼的。由于没有司仪、赞礼，朝拜秩序显得异常混乱。
袁世凯受礼时，左手扶着龙座，右手屈向前伸，似在表示答礼，并频频点头向朝贺者致意。
礼成告退的人们都议论纷纷，“旷世盛典”为什么如此仓促草率地举行。甚至有的人说：“这不是坐在家里称天子吗，又想当皇上又怕见人。”

第一部分 撩开中南海的神秘面纱第25节 袁世凯皇袍加身居仁堂(2)

12月20日，袁世凯鉴于前清时做过督抚和号称民国元勋的一些显赫人物不愿下跪称臣的情况，发表“嵩山四友”的电令，称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誊“久负重望”，与自己为“道义之交”，各颁嵩山照片一张，均计不称臣。21日和23日，袁世凯特封公侯伯子男爵位共128人，另封孔子76代孙孔令贻仍袭衍圣公。
12月31日，袁世凯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此外，册封皇后和嫔妃，立皇储，订皇位继承法等事务。袁世凯为过皇帝瘾已是利令智昏了。
袁世凯称帝后，内宫没有了太监而改用“女官”服役。
袁世凯长期以主张“新政”的新派人物自居。他常说，自己习练新军起家，又曾为民国元首，曾与西方各家新学广为接触，又有一批新学家为他所用，所以他文明进步不离口，不愿以腐败官僚自居，常言若有一天登基为帝，决不再用宦官旧制。相传刚开始密议帝制时，前清宫之权阉小德张得此消息，以为时机已到，曾贿赂与袁相近的某臣公，让他在袁退凯面前进言，希望能有朝一日重返宫中，但袁不为所动。袁世凯既然决意废止宦官，但内廷劳役之差，由何人所负呢？仍用旧日家府婢媪，似乎不合乎帝王的尊贵体制，驱使新兵近侍入宫内，又难保不会给众姬妾嫔妃添乱，踌躇之下，忽发思古之幽情，欲从周礼天官成法，恢复女官之职。有人说，袁世凯这一想法是与筹安会中刘大经师刘师培相议所得，亦未可知也。
袁世凯决定宫内设置女官，一时却难以物色到合适的人。而督率女官的女官长之人选，更难选拔。这女官长，既要稍有学识资格，又须熟识官场事上接下之手段，其工作既不同教师管理学生，也异于姬妾之媚其夫主。况且，出身高贵一些的名门淑女，又有谁肯  身入宫值宿？若是贫贱之家女子或娼优之身，则又不合体统。所以，袁世凯在居仁堂愁眉了好几天。忽一日，袁世凯见到了一份“女子请愿团”的上书，上面首列名者为安静生安女士。袁世凯问及此女，得知安静生出身于富贵之家，更优学业，且于交际上颇具阅历资格。袁世凯立即批答，许其入宫觐见。
安静生来到居仁堂谒见袁世凯。她尽量抑止住那颗狂跳不已的心，三跪九拜，无不合礼节。
袁世凯一见她长得皮白肉嫩，眼睛里汪着两泓秋波，心中便有了几分好感，又装腔作势地问了几个问题，安女士都对答如流，袁世凯说：“你先回去，等着消息吧。”
过了两天，安女士走马上任。上任第一天，袁世凯便立即命她招选女官，人数为120名。
安静生打了一个草稿，草拟出招选女官的章程，送给袁世凯皇帝过目，老袁大笔一挥，写了“同意”两个大字。这个章程共有8条：
一、家世清白，政治清白，拥护袁皇帝领导。
二、年龄在14岁至25岁之间。
三、品貌端庄，身体健康，没有任何疾病。
四、没有出嫁，没有对象的黄花大闺女。
五、或孀妇，但必须没有生过小孩。
六、不吃烟、不喝酒、不赌博。
七、三年后才可以出宫。
八、三年期满后，由女官长奏请皇上，对那些表现出色的，给予褒奖。
这八条章程公诸于众后，安女士又自作主张，加了一条，凡来报名的，必须交报名费10元钱，不合格的话，此款一律不退，合格的话，还得再交100元钱的入宫费。这钱自然进入了安静生的腰包。这个袁世凯自然不知，因他正在居仁堂筹划皇位继承人之事。
历代帝王之制，即位后，先立皇后及太子，以为继承有名。清代皇室确立皇位继承人，是由皇帝书写出继承者名号，密封起来，藏于正大光明殿匾额之后。此法被称为防弊之至的密法。袁世凯很是欣赏这一办法，故于登基建号后，在定皇位继承人制度时，反复考虑如何既承袭清室此法之长处，又要与之有所区别，有所“进步”。经过反复思考，袁世凯声言，他要写下三位皇位继承者的姓名，缄封于一处，以待其时启视。于是，袁与梁财神梁士诒、徐相国徐世昌密议于宫廷深处凡三天三夜。接着召皇侄袁乃宽，让其命工匠精铸铜质镀金之方匮，高二尺五寸、长三尺五寸，厚五寸，外有扃钥，四周可以启闭，中附以纯金质之秘椟，代价约值10万金。匮制成后，袁世凯又命袁乃宽督工造石室于中海之九曲亭后。室以天池白石为廊，上下不施栋宇，四周咸以石灰浆等胶固，一面置铁门，下管键。石室造好后，袁世凯乃于宫中斋戒祀神及祖宗，亲书名字三轴，如诰敕状，置金匮中，亲加扃锁，然后送置石室，即闭铁门键，外仍施灰浆胶固。虽近侍僚属，绝不知所书者为何人，甚至家族嗣子亦未由一窥秘奥。袁世凯死后，石室被打开，总统继承人为黎元洪、徐世昌、段棋瑞三人。
再说袁世凯称帝后，立即遭到了举国上下的反对。一时间，把个袁世凯搞得焦头烂额。万般无奈，袁世凯求助于迷信，便不时请人为自己算命、看风水。有风水先生推断袁家达官虽多，但都寿命不长，不超过58岁，原因是袁家祖坟的葬地不正，故而禄高命短。袁世凯对此深信不疑，当大权在握之后，便去州府请来风水先生吴佑文看阴阳宅。吴佑文选定河南彰德作为袁世凯生前的住宅和死后的葬地，于是袁不再回河南项城老家了。他大肆修建宫殿，改换门面，将原大总统府改名为“新华宫”。但他还不放心，时刻惦念着风水先生的预言，一天，他对“太子”袁克定说：“你知道明朝何以享国300年？就是因为十三陵的风水好。不看看风水我总是不能放心。”
袁世凯让袁克定礼聘山东著名堪舆家贾某，到北京为皇城看风水。
贾某风尘仆仆赶到北京，即手持罗盘在皇城内外详细查勘了一番，尔后，异常严肃地对袁克定说：“千岁爷，这是历朝宫殿，设计与结构气足神完，可保皇帝江山万代。”
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可是美中有点不足，唯有新华宫门气散而不聚。正位以后，难免会出现一些波折，这是－一个缺陷，请千岁爷三思！”
袁克定忙问：“先生有无补救良方？”
“补救法嘛，”贾某不慌不忙地说：“依臣的愚见，最好在新华宫门左侧修建一个厕所，以收聚其气。”
“胡说八道！”袁世凯听儿子汇报了看凤水的经过，极为不满，
在富丽堂皇的皇宫门上建造厕所实在太不雅观了。“他还说了些什么？”
“他说如不收聚其气，父皇正位后，难免要出现一一些波折。”
“嗯？”
自袁世凯宣布称帝以后，反对之声四起，连北洋军中的嫡系干将冯国璋、段棋瑞都反对，而－向狼狈为奸的老友徐世昌也消沉在一边，云南蔡锷、李烈钧的护国军已举起了倒袁的旗帜，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南方各省纷纷响应，相继独立，他正为此焦虑不安，贾某的预言，恰恰中了他的心病。为了皇图永固，他也顾不得雅观不雅观了，终于接受了贾某的建议。
于是，贾某得到了一笔不小的奖赏，而在新华宫门上出现了一个厕所，堪称世界皇宫之最。
厕所虽然修好了，可举国反袁的声浪愈加高涨。袁世凯终于只做了83天的皇帝梦，便呜呼哀哉了。

第一部分 撩开中南海的神秘面纱第26节 窃国大盗大殡杯仁堂

窃国大盗袁世凯一命呜呼后，在中南海怀仁堂停放21天。这期间，怀仁堂内外挂满了各方面送的祭幢、挽联和花圈，门前还搭了鲜花扎成的牌坊一座……一切都俨然如“大行皇帝”。
1916年6月6日，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忧焚中自毙。第二天，袁世凯遗体入殓，他头戴平天冠，身穿祭天大礼服，仰然如“大行皇帝”。北洋政府下半旗致哀，禁止民众娱乐活动一天。
袁世凯大殓后在中南海停灵21天，到6月28日起灵运回老家彰德垣上村。当时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国务院对袁世凯的丧事，拨款10万银元（－说50万元）作为治丧费，并通令文武机关下半旗27天，文武官吏及军队服丧（臂围黑纱），停止宴会27天，停止民间音乐，演戏7天，等等，一如清朝皇帝办丧事的规定。袁克定主办丧事穷奢极欲，极端铺张浪费。
在怀仁堂内外，挂满了各方面赠送的祭幢、挽联和花圈，门前还搭了鲜花扎成的牌坊一座，新华门外搭了素彩的牌坊三座，各机关文武官吏每天轮流到灵前行礼。驻京军队按日分班到新华门外举枪致敬，袁克定等家属麻衣麻帽在怀仁堂守灵。
永利杠房于袁世凯入殓时，即把“太平杠”连同杠夫32名送到怀仁堂（杠夫需经警察厅详细调查许可后，由丧礼处发“工人”标志和黄色纸花各一枚）。32名杠夫分日夜两斑轮流看守。
一般人家办丧事，请和尚、道士念经每棚最多13位，也有9位或11位的。袁家每棚用15位，服饰也特别讲究。
和尚从广济寺、拈花寺和戒台寺三处请来，各为15位。他们均穿绣有砖纹的红色袈裟，是和尚受戒时的“戒衣”。念的是“禅门”经典。
喇嘛由雍和宫请来，身穿黄缎绣龙纹的大袍，头戴大绒边礼帽，大鼓，大锣，大喇叭，外加别的吹奏乐器，就像每年正月雍和宫“打鬼”时的格局。
道士由白云观请来，身穿绣团花缎子道袍。每天早、午、晚更换道袍。道袍分黄、红、绿三色。除了中间3位法师外，其余12位道士穿的道袍，上面的绣花图案分为六种，每两人一种，十分华丽。
在停灵的21天里，五棚僧道每天轮流有一棚念经，到做七的日子，则五棚僧道全到，鼓号齐鸣，笙管齐奏，声音喧闹，在怀仁堂里根本就听不见人的说话声。
丧礼处向冥衣铺定制了许多纸糊的冥器，有高大的牌楼、享殿、轮船、汽车、马车、纸人以及各种日用器皿，应有尽有，摆在怀仁堂内外。又向丰台花厂定制了松鹤、松鹿、松亭、松人、松匾等，都用松树枝叶制作，十分精致。这些冥器价值几千元，于出殡后付之一炬。
一般汉官人家办丧事，有长约丈许的红绸制成的铭链，上写死者“某某之灵柩”字样，挂在灵堂内，下葬时即覆盖于灵柩上。袁的铭旌异常高大，长约二三丈，用整幅红缎缝制，上面镶金字，写着“大总统”的官衔。
此外，袁生前向清室“銮仪卫”取来的一些皇帝仪仗用品也陈列在怀仁堂内，到出殡时进入了丧仪行列。
6月28日出殡。前一天，永利杠房把“皇杠”以及各种仪仗用品摆在新华门内外，称为“晾杠”。出殡路线是：从怀仁堂南出新华门，往东，过天安门，向南，过中华门，出正阳门（前门）到京汉路车站（即西车站，后称前门车站），有二里多路。沿街密布军警，由警察总监吴炳汀负责警卫，路上事前铺上黄土，并泼清水净街。居民在街道两旁站立观看，人山人海。
袁柩先上32人小杠。棺上仍罩黄缎生龙纹棺罩、金顶。32个杠夫穿缂丝銮驾衣，黄套裤，青布靴，头戴鸡翎帽。棺前有“响尺”2人，棺后也有“响尺”2人（一般人家用“响尺”1人或2人）。“响尺”身穿孝服，一手持一根长约一尺的细长黑漆的檀香木棍，另一手用一根小木棍敲打作声，用以指挥杠夫的脚步。根据灵柩经过的路上的情况，“响尺”的声音或急或缓，杠夫随着“响尺”的声音走大步、碎步或跑步。棺罩上的金顶用四根黄色丝绳拉在杠的四角上，以免金顶摇晃，名为“拉幌”。另有4人，手持丈许木杆，上有小旗，称为“拨旗”，随着袁柩四角行走，路上空间遇有障碍物即由四人拨除。另有4人各背一个二三尺高的凳子，如遇灵柩在途中停留，即用此木凳把灵柩垫起来。这样，小杠也有四十多人。
在起灵前，袁的儿女、太太、姨太太、丫环以及各地亲属，均在灵前行三跪九叩首礼。大总统黎元洪的代表以及文武官吏、清室代表也都行礼。
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身穿麻衣，头戴麻冠，左手持魂帛（魂幡），由两个侍从扶持在灵柩前行走。三儿子以下的男性家属每人左手持哭丧棒一根，也由侍从两人扶持，在柩后步送。
起灵时，杠夫头目唱道：“请驾！”又唱道：“太太们上轿啦！”乐队奏哀乐。
袁世凯的大太太也穿了麻衣，用麻布包头，带有白棉球五个，姨太太包头上只有三个白棉球。媳妇、女儿等也有三个白棉球，内有一个是红的。女佣、丫鬟有一大群，身穿白布孝服。大太太手棒“宝瓶”，待灵柩上“小杠”后，率领女眷，登上轿子，出西宛门，经府右街，到新华门前，抬在“大杠”之后。
北京民间风俗，在出殡前夕，丧家买一只瓷瓶由孝子跪在灵前捧着，亲友及家属每人依次用新筷从灵前供的祭品中夹取少许，放入“宝瓶”，最后用青绸一方、红绸一方及五色丝线扎紧瓶口。出殡时，由长媳捧着，送到墓地坟内棺木之前，埋入墓中。迷信传说是供死者在阴间享用的。袁家这次用的是一个青玉雕刻的大宝瓶，但不由大媳妇捧持，而由袁世凯的大太太捧着。据说也是依照皇室的规矩。
32小杠启行，前有乐队引导，还有铭旌、冥器、旗、伞、幡等，出了熏风门，经宝光门，沿中海西岸，经仁曜门，丰泽园前，再沿海岸，出新华门。这时，黎元洪等候在新华门内，向袁柩行一鞠躬礼，即退。
最前为向导旗10面，警官厅总监吴炳汀率领武装警察、保安队开道。次为陆军仪仗队一个团、海军仪仗队－个连。这些加起来已有2000人左右。士兵倒背枪支，俯首而行，长官手侍指挥刀督队，刀、枪柄上都系黑纱。在这些队伍之后，才是仪仗。
北京民间风俗，丧仪队伍前有撤纸钱的一人，把白纸钱沿途撒向空中。清末民初撤纸钱的一个能手，外号叫“一撮毛”，此人系旗籍，颊上有一绺黑须。他能把一把纸钱拧成一团，撤到四五丈高的空中，才散落下来，有一些纸钱恰好落到在灵柩前行走的孝子身上。“一撮毛”身穿孝服，把几斤纸钱装在大车上，叫他的伙计从车中取来，交与他撒。他又组织一群穷孩子，跟在仪仗队两旁，收拾空中散落下来的纸钱，转卖给办丧事的人家，他从中取利。这次袁家出丧，撒的纸钱是金黄色的，与一般白纸钱不同，用好几辆轿车载运。“一撮毛”用了三四个伙计做他的助手，从新华门口一直撒到西车站。
各方致送的花圈50对，由执事穿孝衣持行。
大车一乘，内放皇帝应用的各式器皿。“从独马”12对，执事穿青绒红边衣，头戴大绒帽，手持长枪，身背弓箭，骑在马上。这些都是清朝皇帝外出的排场。
各色绣花大  旗12对，又绣花片幡24把，均分黄、红、绿、白四色，上绣日、月、星、辰、龙等花样，每色6把。又黄色大座伞3顶。这些都在中间由执事抬走。两旁有各色扎彩配亭4对，内供袁世凯生前的衣冠、勋章等物。
幡伞60柄，分为黄、红、绿、白、紫五色，缎绣，每色各12柄，由执事穿绿色銮驾衣抬走。
和尚、喇嘛、道士各15名，手持引幡或经幡及各种吹奏法器。
13人组成的大“清音”队，双管、双缕、双笙，外加九音锣等。
总统府军乐队，约六七十人，穿青呢制服系孝带，奏哀乐。
总统府“华乐队”七八十名，用民族乐器奏哀乐，也穿青呢制服，系孝带子。
蓝白色扎彩绸的大影亭一座，八抬、杠夫穿孝衣，内设袁世凯的大照片。
大黄色绣缎座伞两柄，黄丝绒穗子。每柄由一人手持，两人“拉幌”。座伞之后，有袁世凯生前坐骑－匹，由侍卫牵引。
“洪宪”皇帝宝座，八抬，金漆加绘五彩花纹，四角盘龙，椅脚雕金漆小狮，是袁做皇帝时特制的。又有虎皮椅一座，八抬，后随曲柄“影伞”－顶。杠夫头戴金边大黄帽，身穿绎丝銮驾衣，黄套裤，青布靴。
挽联几十对，由执事手持行送。
执拂宾客，内有外交使节，清室代表（送到中华门止）。又有国务院总理段祺瑞以下文武官吏，武官穿军服，文官穿黑纱马褂和蓝色长袍，胸桂白花，臂围黑纱。他们都步行送丧。
女眷送葬轿子分为三等：
白布轿，无顶，坐着袁的大太太、女儿、媳妇等。蓝白相间的布轿，坐着姨太太等。蓝黑相间的布轿，坐着远亲及袁世凯部下的女眷。
以上三种轿子共一二百乘。此外，还有马车，坐着政府高级官旁的眷属。
这些送葬的人加上送丧的官兵共有三五千人。因此，前头的队伍已到西车站，后面的大杠还在新华门口。仪仗到了西车站，在附近大街及月台上排成队伍，等候灵车开行。
西车站外，由“棚陈”及“贵寿彩子行”预先搭就蓝白布素彩五门牌坊一座，三层路祭棚一座。袁柩抬入路祭棚，搁在金漆木凳上，由执绋的国务总理主祭，文武官吏（文东武西）排队陪祭。祭毕，改用24名软杠，把袁柩抬到车站月台，上灵车。这辆灵车是京汉路局事先改装的清朝隆裕太后的灵车。
列车开动时，由军队鸣礼炮10响。
这一天，京汉路客车停驶。除了袁世凯的灵车外还特为袁家开驶了两列车。一列车载运卫兵、消防队、轿夫、杠夫、鼓乐、扎把匠、扎彩匠、和尚、喇嘛、道士等500余人，这列车还装着大杠、小杠、素轿、香亭、影亭、彩亭、松亭，各色冥器以及丧礼处需用的家具杂物等。袁生前的坐骑一匹也挂了一节棚车运去。另一列车是送葬的袁世凯旧部和政府高级官吏乘坐的。这两列车在灵车后开，但早半天到达彰德以便迎灵。
在西车站附近，观看的人群十分拥挤，担任警卫的警察、保安队对拥挤的人们和路旁的黄包车动辄挥鞭乱打，有些车辆竟被打坏。正阳门桥上也站了不少人，一阵拥挤，有几个人竟被挤倒，与桥上的栏杆一同掉入河里。这种意外的事态，当时报纸未敢登载。
因袁世凯生前遗嘱，死后要葬到老家洹上村，所以袁世凯的灵柩运往该村入葬。

第一部分 撩开中南海的神秘面纱第27节 黎元洪瀛台新主

黎元洪是袁世凯碗中的一块热豆腐，急吃不得。但袁世凯诡计多端，最终把黎元洪调进北京，并且耐人寻味地将黎元洪安排在当年慈禧太后囚禁光绪的地方。古瀛台重演了一出“囚禁”的悲剧。
当20世纪晨曦微露之际，历经200多年风雨沧桑的大清帝国，正步履蹒跚地走向其历史的尽头。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编练新式军队，企图孤注一掷，垂死挣扎。随着编练新军热潮的逐渐升级，从北方的直隶和南方的武汉有两支陆军精锐脱颖而出。其中的一支是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另一支则是张之洞的“南洋新军”。在清廷自1906年以后所举行的历次秋操中，南北两支劲旅在各军中争领风骚，令中外刮目相看。特别是“南洋新军”曾在盛况空前的太湖秋操中，对北军三战三捷，大出风头，威名远扬，被视为新军之冠，而几次临阵指挥的南军统帅正是黎元洪，故此，黎也成了举世公认的“南洋名将”。
但事实上，所谓的“南洋名将”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
1911年12月1日，清军发起攻击，其中数发炮弹落在都督府院中，硝烟蔽日，烈焰冲天。黎元洪再也顾不得都督的“威严”，慌忙上轿出城，一口气逃出60余里，才停住脚步。
尽管如此，当1912年1月1日，众望所归的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黎元洪被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兼领湖北都督。
但窃国大盗袁世凯得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恼羞成怒，竟恬不知耻地叫嚣：“他们这祥做，将置我于何地？”于是，立即使出其翻云覆雨的招数，下令中断正在进行中的南北议和，使北洋军再次炮轰武昌，来势汹汹，杀气腾腾。
孙中山以大局为重，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于2月13日即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呈，并举荐袁世凯继任，在辞呈中特别提出要建都南京……
袁世凯不愧为乱世奸雄，他深知孙中山之举意在调虎离山，使其不能为所欲为，故借口北方局势不稳，不肯南下，意欲以北京为都。
黎元洪在孙中山辞职、袁世凯继任之后又一次被选为副总统。眼看南北二巨头在建都问题上各不相让，相持不下，他忽然想起了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政治野心也不禁为之一勃，暗想到：孙中山、袁世凯二人之所以一个要求建都南京，一个要求建都北京，不外乎是想将政敌置于自己的统治范围之内，使之不能为所欲为，如果能够乘机说服他们将国都建在武昌，还怕他们不唯我黎元洪的马首是瞻？
黎元洪主意定下后，便于2月15日操纵湖北省临时议会正式作出了所谓“建都宜在武昌”的决议。并公开提出建都武昌的三个理由，第一是“武汉倡义，为全国人心所归”；第二是“地居交通之中枢”；第三是果如此，则“既涤除北京旧染之污，亦免蹈建业（即南京）偏安之习”。
与此同时，黎元洪先后致电袁世凯、段祺瑞表明此意，并正式派出湖北军政府外交部副部长王正廷到北京，请袁世凯“驾临江汉，共同商议正式中央政府之一切组织计划”。
袁世凯老谋深算，企图利用黎元洪希望建都武昌之意，与之结成联盟，共同反对孙中山建都南京的主张，于是，便用扑朔迷离之语复电黎元洪，以引黎元洪上钩。
黎元洪接到袁世凯的复电后，似乎领悟到袁世凯对武汉地位重要的承认与不反对定都武昌的意图，心中异常高兴。于是，在言行上开始向袁世凯靠拢，并不失时机地向孙中山发难，说建都南京是下策，是最不可取的。
袁世凯在利用黎元洪攻击孙中山的同时，一面与蔡元培等人虚以委蛇，表示“极愿早日南行”；另一面则唆使亲信曹锟等将领公然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制造兵变；东西列强世逢场作戏，纷纷调兵遣将，云集京津，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
此时孙中山陷于孤立无援的困境。
此时黎元洪则如梦方醒。他意识到了自己在袁世凯所导演的这一出新的“逼宫”对中扮演了一个多么可怜又多么可恶的角色。但事已至此，也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于是，他决定放弃建都武昌的幻想，全力支持袁世凯。
3月3日，黎元洪发出了耸人听闻的“四亡”通电，举出当前面临着“兵亡”、“民亡”、“国亡”、“种亡”的种种危险，而追根溯源，则“本于争都之一念”，公然指责孙中山的坚持原则乃“争意气”之举，压迫南京政府向袁世凯让步。
孙中山孤掌难鸣，在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做了让步。3月10日，袁世凯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依旧任副总统。两位前清的奴仆，摇身一变成了创造民国的“赫赫元勋”。
但好戏还在后头。
1913年3月，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治家宋教仁，正当踌躇满志实现其政党内阁宿愿之际，不幸被袁世凯阴谋刺杀身亡。消息传来，全国上下，人心鼎沸，袁世凯假共和真国贼的面目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然而，黎元洪全然不顾全国讨袁怒声震于寰宇，连续发表通电，极力为袁政府辩护，并恶意指责办案人员和被谋杀罪行激怒的人们是鼓动人心，破坏大局。更有甚者，黎元洪竟不合时宜地向袁世凯大唱颂歌，说什么“袁项城雄才大略，富有政治经验……”随后还不顾身份，向袁世凯大献殷勤：“民国之兴，发之昔虽由元洪；而成之老实我总统也。元洪爱民国如命，即爱我总统如痴，力所能济，生死以之。”
其实一向颇善察言阅色的黎元洪始终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他通过宋教仁被刺一案，再次领教了袁世凯的厉害，因此，他决心全力投向袁世凯。二次革命前夕，他致电袁世凯，赌咒发誓，大发“忠诚”，表示“元洪唯知服从中央。长江下游，誓死砥柱，决不瞻顾。倘渝此盟，罪在不赦”。
袁世凯见电后，喜出望外，速回电道：“世凯若有欺天下之心，利一姓之见，亦罪在不赦。”
－封电函，黎元洪便敞开了北大门，迎接袁的嫡系北洋军第六师南下，过武胜关，开进了湖北。
二次革命爆发后，黎元洪即派军助战，随后又派兵开赴鄂赣边界，防止江西讨袁军北上。整个战争期间，黎元洪与袁世凯密电飞传，颇有同舟共济、心心相印之感。不过，在这次革命中，黎元洪确实为袁世凯出了大力，由于黎元洪靠向袁世凯，使各省讨袁军纷纷失败。
袁世凯当然不会忘记黎元洪。8月初，袁世凯赠黎元洪以一等文虎章，赞扬黎元洪“砥柱东南，功同再造”；8月下旬，袁世凯亲笔书写“民国柱石”四个大字，制成横匾一方，派人专程送至武；，镇压“二次革命”后，为感谢黎元洪在战事中鼎力相助，袁世凯挥毫“中华民国副总统府”八字，制成长匾，挂在湖北都督府门外，以示对黎的宠信。
但这一切都是袁世凯下的圈套。从表面上看，黎元洪对袁世凯恭顺有加，奉命唯谨，但毕竟不是北洋嫡系，加上手握兵权，这就成了袁世凯的一块心病。尽管袁世凯几欢嘉奖黎元洪，但其本意是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将黎元洪调出湖北，安置虚职，褫夺兵权。袁世凯正式走马上任后，便开始一步一步地实施了。袁世凯先是三番五次地授以黎元洪为总参谋长、江西部督、湖南都督等职，并四次电请黎元洪进京。
但黎元洪并非等闲之人，他深知其中利害关系：有兵才有实权，有地盘才有势力，不可轻易离鄂赴京，因此几次也都以谦词婉言回绝。
但袁世凯岂能罢休，他见此计不行，便破釜沉舟了。1913年12月8日，袁世凯的头号心腹北洋名将段祺瑞不告抵达汉口，匆匆一面之后，便催黎元洪登上早已准备好的专车，进京磋商要政。黎元洪这次是无话可说了。9日晚，黎元洪离鄂，10日北京即发布总统命令，任命段祺瑞为湖北部督。此时，黎元洪还在路途中。
11日晨，黎元洪所乘专列到达北京，袁世凯为他举行了热烈而隆重的欢迎仪式。
黎元洪整理衣冠，入总统府拜谒袁世凯，寒暄过后，袁世凯告诉黎元洪，段祺瑞已被任命为湖北部督，黎元洪脸上露出一丝震惊，然后唯唯表示赞同。这是黎元洪精明之处，不赞同又有什么好处呢？
短暂的会见之后，黎元洪被送到事先安排好的住所——南海瀛台，耐人寻味的是此地正是当年慈禧太后囚禁光绪皇帝的地方。
黎元洪来到瀛台，感慨万千，心中真不是滋味，后悔不该来京城，但毕竟还是来了，既来之，则安之罢，黎元洪安慰着自己，走进了瀛台住所。
几日之后，黎元洪的家眷也陆续来到北京，一一安排在四面环水的瀛台。黎元洪月俸l万元，公费2万元，合计月支3万元，与孙中山当年在北京时的礼遇规格完全一致。
黎元洪居住瀛台，袁世凯心放了下来，还时时地给予照顾，做到有求必应。袁世凯为了笼络黎元洪，托汤化龙作媒，将黎元洪的次女绍芳许配给袁世凯的九子袁克玖为妻，从此黎袁两家结为儿女亲家。表面上看，袁世凯与黎元洪一日比一日亲密无间，可是随着段祺瑞进驻湖北、遣散湖北军队、变三楚重地为袁氏囊中之物，黎元洪日益明白，自己已成为袁世凯的政治俘虏。欲出不能，欲归无望，完全失去了行动自由的黎元洪忧形于色，日趋消沉，人渐消瘦。
1914年6月，袁世凯为实现当皇帝的美梦，特成立了名为代行立法院，实为御用机构的参政院，又抬出黎元洪这一“共和元勋”兼任参政院院长，以混淆视听，障人耳目。黎元洪深知袁世凯的用心，几度推脱未准，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充当傀儡。
但不管怎么说，黎元洪对于复辟帝制，是坚决反对的。当袁世凯征询他的意见时，他说：“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亲家，如果你做了皇帝，怎么对得起武昌死难烈士？”但黎元洪在公开场合，并不敢表明反对称帝的态度，只好在行动上进行消极抵制。
8月底，黎元洪正式提出辞去参政院院长一职。9月底，黎元洪携家眷迁出南海瀛台，住进东城东厂胡同将校俱乐部，从此闭户不出，有宾客谒见，一概谢绝，对政事装聋作哑，不闻不问。
袁世凯对黎元洪此举，已无奈了。但作为儿女亲家，逢年过节，还是有礼尚往来。1915年年末，袁世凯送黎家礼物时，特意用红帖写上“赏武义亲王”的字样，差人送至黎宅，诱黎元洪默认。黎元洪虽做事一向优柔，但是对辞王拒封一事倒是认了死理，坚拒不从，因此对袁世凯以这种方式送来的礼物，死活不收。袁世凯没有办法，只好改用“姻愚弟袁世凯”字样再次送来礼物，黎元洪才收下。黎元洪拒受“武义亲王”，也算是保全了“开国元勋”的一点名节。
瀛台新主黎元洪因脑溢血病逝于天津英租界10号，时间为1928年5月28日，享年65岁。
对于黎元洪，有人这样评述了他的一生，黎元洪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他由湖北新军混成军协统，平步青云，一欲而为湖北大都督，在随后的政治生涯中，又三任民国副总统，两次荣膺总统桂冠，然而，作为一个不入流的政治家，他在政治上并无建树，加之性格柔暗，胸无城府，这异乎寻常的青云直上带给他的却只是悲剧，一个令后人感慨和深思的悲剧。
尽管黎元洪－生没有摆脱位尊权轻、任人摆布的命运，但毕竟他的名字与中华民国史上－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紧紧地联在一起。他的俭朴、他的谦逊，与同时代横征暴敛，不可－世的封建军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为他多少赢得些尊重。

第一部分 撩开中南海的神秘面纱第28节 贿选总统曹锟被囚延庆楼

曹锟不择手段登上权力顶峰，但直系内部日渐分化、趋向衰败。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在即，曹锟请来吴佩孚，吴佩孚“四照堂”点将，但冯玉祥却倒戈一击，发动北京政变，将曹锟囚禁于延庆楼。
1923年10月，曹锟通过贿选登上总统宝座，自以为得计，乐不可支，但好景不长，他就尝遍了前几届总统所遇到的兵不能裁、督不能废、军饷无法应付、财政无从整理等种种苦头。他不但无法履行上台讲下的“统一全国”的诺言，就连直系内部也统一不起来。曹锟当上总统后，直系诸将纷纷以功臣自居，要求论功行赏。吴佩孚则更是拥兵自重，大权独揽，目中无人。冯玉祥、王承斌、文燮元结合起来组成了反吴三角同盟。从此直系军阀由鼎盛而日趋衰败，逐步走向瓦解和灭亡。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泰战争爆发。曹锟接到张作霖从奉天发来挑战书后，便急如星火地接连电召吴佩孚进京主持作战要务。曹锟一日之内向洛阳连拍电报，由十万火急到百万火急，再到限时限刻，最后还派出一批劝驾专使到洛阳，催促吴佩孚启程北上。
9月17日，吴佩孚专列到京。曹锟为此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式，从车站到总统府，五步一哨，十步一岗。国务总理、各部部长，在京的直系诸将及各界代表都到车站恭候，一时盛况空前。
晚上，曹锟又举行盛宴。宴会上，他诚恳地对吴佩孚说：“子玉啊，辛苦你了。我已经老了，不中用了，以后的大事你就拿主意吧。”
宴会后随即举行了秘密军事会议。曹锟在会上宣读了对张作霖的讨伐令。宣读讨伐令后，曹锟以大总统身份，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总司令。
9月18日晚，吴佩孚在中南海内四照堂召集会议。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四照堂”点将。
这个晚上，四照堂四周的玻璃窗被电灯照得亮如白昼，在长条形会议桌的前端坐着吴佩孚，两旁分别坐着文武官员。吴佩孚身穿一件紫色绸缎的夹袄，披一件黑色坎肩，下身穿一条白色裤子。
吴佩孚叼着一支纸烟在椅子上坐下，斜着身子靠着条桌。会议开始前，他和国务总理颜惠庆、“讨逆军”副总司令王承斌聊天，二人都称“大帅”，对吴毕恭毕敬。
吴佩孚不免得意。他忽然想到去年50寿辰时，康有为当场手撰的一副对联：“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这副寿联很快传遍四方，为天下人知晓。
会议开始了。吴佩孚首先简单谈了几句关于当前形势的话，表示了对奉作战的决心和信心。然后直奔主题，开始点将。
由于曹锟予以全权，诸将唯听所命。点将一直进行到夜里12点，吴佩孚这一夜真是过足了一把“全国兵马大元帅”的瘾。
第二天，他满有把握地向各国记者说：“我出兵20万，两个月内一定可以平定奉天。”
但吴佩孚不知道，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刚发动之时，冯玉祥、王承斌、朗景翼、孙岳等早已筹划了两个计划：一个是吴佩孚胜了，他们就将自己的军队集中榆关，不叫吴进京，而压迫曹锟任命吴为东三省巡阅使，这是排吴而不倒曹的计划；另一个是吴佩孚败了，他们就回师北京举行政变，这是曹、吴并倒的计划。
冯玉祥素与吴佩孚不和是众所周知之事。1922年他在河南开封诱杀宝德全，引起吴佩孚不满，撤了他的河南督军之职，还要查办他。为此，冯玉祥非常憎恨吴佩孚。
冯玉祥反曹锟，并非个人恩怨，而是以革命的名义反曹。
正是由于冯玉祥有反戈的准备计划，所以吴佩孚中南海四照堂点将之后，迟迟不行动。最后不得已行动时，部队则是以每天10里的速度缓慢而行。10月1日到达古北口时，便又驻军不走了，任凭热河战场的直奉两军打得天翻地覆，他只冷眼作壁上观。
10月19日，冯玉祥获悉直军牺牲惨重的战情报道，同时接到总部参谋长张方的急电，电中“大局转危为安在斯一举”的一句话，使冯玉祥感到，回师北京的时机已经到来。
于是，冯玉祥向所属部队下达了回师北京的命令。
22日晚9时，冯玉祥的第8旅旅长李呜钟、第22旅旅长鹿钟麟两部首先开回北京，迅速占领了车站、电报局、电话局等交通电信机关，并派兵把守各城门。
随后，冯玉祥便命令22旅旅长鹿钟麟率兵逼宫，赶曹锟下台。
冯玉祥可以称得是逼宫专家。一年前，他逼走了黎元洪，为布贩子曹锟当总统扫清了障碍。今日，他又以革命的名义，让曹锟滚蛋。
10月23日，鹿钟麟带一个营和孙岳的部队一起接管了曹锟的总统府。
但总统府有一个卫队营，要抓住曹馄，必须先解决卫队营。
上午10点多钟，曹锟的干儿子孙海清从中南海出来了，态度非常强硬蛮横。但当听到卫队营不投降时，曹锟的性命就难保后，犹豫了，遂转身跑回中南海延庆楼，向曹馄报告。
中南海延庆楼，在层仁堂北面民国初年新建的一座小楼。曹锟在这座小楼里正在美梦时，北京城已翻了天。他不知一夜间北京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醒来时，找不到幕僚，打不通电话，只好派干儿子孙海清出去打听情况。
孙海清满头大汗地跑进延庆楼，见到曹馄，话还没出口，竟大哭起来。
早已六神无主的曹锟急忙说：“别哭，别哭，有事慢慢讲。”
好半天，孙海清才收住眼泪，将冯玉祥政变及中南海外的情形说了一遍。
曹锟听后，顿时呆了。
“冯玉祥……政变”他机械地重复了一遍，又摇了摇头，他有些不相信。
但这毕竟是事实！这时，他便有些后悔了。因为吴佩孚离开北京赴山海关时，曾千叮万嘱，要他提防冯玉祥，但他……
“事已至此，你们还是投降吧！”“一个小小的卫队营，怎能抵挡住冯玉祥的大军！”此时的曹锟倒冷静下来了，并劝孙海清缴械。
一个钟头以后，孙海清的卫队离开了总统府，鹿钟麟的一个营驻进中南海，团团围住曹锟的延庆楼。没有冯玉祥的命令，曹锟半步都不得离开延庆楼。
下午，内阁总理颜惠庆到延庆楼，向曹锟呈上冯玉祥的三条条件：－、曹锟引咎解职；二、颜惠庆内阁全体解职；三、免去吴佩孚本职，任命为青海垦务督办。
曹锟看完，长叹一声，无奈地对颜惠庆说：“责任内阁的事，你自己去办吧，不必再请示我。”
颜惠庆从延庆楼出来，回到他的私宅召集全体阁员开会。会上规定自即日起直奉两方军队退守原防，听候中央筹议结束办法，有违令不遵者，仍当强行制止。同时下令：免去吴佩孚现职，去青海任垦务督办。山海关军队由王承斌、彭寿莘“妥为维持”。
下午6时，颜惠庆拿着会稿到延庆楼请曹锟盖章。曹锟又是长叹一声：“对不起子玉呀！”便盖上了总统大印。
冯玉祥大有一不做，二不休之气概。他急令缉捕他所痛恨之人。李彦青，总统府收支处长，把握财务大权，他和财政部长王克敏一道，克扣冯玉祥的军晌。对这样的人，定杀不饶。只是王克敏得知了消息，逃了，而李彦青还在睡梦中，便被荷枪实弹的冯军捉去，没有任何法律手续，杀！
曹锟在延庆楼得知此讯，号啕大哭。李彦青是他心腹中的心腹，长年累月为他洗澡搓背，还不时给他提供各方面“消息”。
但更令曹锟惊得发怔的是，他的四弟曹锐也活不了几日了。
军需总监曹锐，一生风流成性，与“无数女人同过床，可谓缠绵高手。但他得知李彦青被杀后，自己心中害怕，便跑到他哥哥曹锟的延庆楼躲避。
但冯玉祥岂肯放过他，便令士兵寻找。
曹锐怕影响曹锟，便要出去，曹锟不准。曹锟说：“冯玉祥现在杀人杀红了眼，你要出去，性命难保，还是我出去，我倒是看看这帮人能把我怎样。”
曹锟在延庆楼的大门口，面对来寻找曹锐的士兵厉声道：“你们是什么东西，敢在这胡闹！有事去找你们的冯检阅使来。”
士兵们见曹锟发了火，不知所措。领头的排长只好向曹锟打了个敬礼，便带众士兵走了。
但时间不长，这群士兵又来了。这次士兵们好像腰杆硬了，对曹锟说：“总司令请四先生到总部去。”
此时，冯玉祥已组成中华革命军，自任为总司令。
躲在延庆楼里的曹锐见曹锟挡不住这群士兵，便决定走一趟，看看冯玉祥到底把他怎么样。
但曹锐临离开延庆楼时，将身上的所有钱财统统地掏了出去，他不想叫别人从他身上得到一分钱。并在换衣服时，偷偷吞吃了许多鸦片烟膏。尔后出门，跟冯军士兵上了汽车。
汽车径直开往冯玉祥的总部门口，卫兵将门打开，曹锐的身子却从车里滚了出来。原来曹锐服下的鸦片毒发身亡。
曹锟闻知四弟死之后，又是大哭一场。他大骂冯玉祥，要亲自去北苑冯军总部找冯玉祥算账。但门外的士兵死守大门，无论如何他也走不出延庆楼。
而冯玉祥自有他的心计，不与曹锟见面，只是派兵围困，骚扰，杀掉他身边的人，而又不杀曹锟本人。他认为，推翻了曹锟的贿选政府，革命就达到目的了。
曹锟被囚延庆楼后，他的亲信们便开始四处奔波，想方设法使曹锟恢复自由。
曹锟手下的陆军次长王坦到延庆楼见曹锟时，曹对王无可奈何地说：“当时你们大家把我拥戴出来，这时又由大家把我看管起来，怎么办都可以，我没有什么说的。”
11月1日，冯玉祥派人传令给曹锟，限其24小时内辞职，迁出新华宫，保证其生命安全，如不走，即行断最后处置。
2日，冯玉祥的警备司令鹿钟麟等人入延庆楼见曹锟，请曹锟移交总统印玺，曹锟拿着大小15颗印玺不禁放声大哭。尔后，他表示愿住东交民巷医院养病。
ll月3日，曹锟被迫辞职，宣告引退。这真是夺印人印被夺，驱人者被人驱，可叹短命总统。
曹锟于1923年10月10 日上任，至下台，共做了一年零二十几天的总统，但其下场比前几届总统更惨！
曹锟辞职后，暂居公府原处，所有府内旧有职员及卫兵均可随便出入，搬运私有物件出府。曹锟的几个太太也能入府，陪他打麻将解闷。
1924年ll月24日，段祺瑞就职，执行临时政府职权后，下令道：“曹锟贿选窃位，祸国殃民，着内务、陆军两部严行监视，听候公判。”这道表面看来措词十分严厉的命令，其实是掩人耳目的把戏，对曹锟，段政府不仅没有进行公判，反而使曹锟避居六国饭店养尊的处优。
1926年，曹锟被释放，同年9月，曹锟离开北京到河南。1927年，曹锟见直系已分崩离析，回天无力，便匆匆离开河南回到天津。1938年5月15日，曹锟这位大军阀，中国近代史上显赫一时的人物，病死天津，终年76岁。

第一部分 撩开中南海的神秘面纱第29节 “东北王”昙花－现居仁堂

“东北王”张作霖，中国旧军阀中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投机钻营，步步高升，进京后，攫取北京政权，入主居仁堂，当上了中华民国陆海军大无帅。但他与日本帝国主义相互勾结，而又被弃之炸死，落得个可鄙的下场。
张作霖，在中国旧军阀中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曾由一个土匪头目，受抚为清廷营官；经过投机钻营，扶摇直上，一跃而为民国师长、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后又称兵关内，攫取北京政权，一直爬上“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在民国初年，他不仅是个“东北王”，并曾“问鼎中原”，统治华北的广大地区。当年的“不逞之徒”，“居然窃据神器”，成为横行一时的“枭雄”，统治奉天、东北、华北达13年之久，是民国以来统治北部中国最久的军阀。
张作霖极端仇视中国革命，镇压革命运动：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镇压、屠杀革命民主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他以“反赤”为座右铭，疯狂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他绞杀著名的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命令奉军及“京师警察厅”出动数百名宪兵、警察、特务，在帝国主义协助下，不顾一切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包围、袭击了苏联大使馆，捕去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同志也遭逮捕。
李大钊同志被捕后，奉系军阀的刽子手们，用种种酷刑折磨他，剥去他双手的指甲。但是，这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没有透露一句有损于党、有损于革命利益的言词。
张作霖逮捕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激起了北方以至全国舆论的公愤。工人、学生、教育界、学者、名流以至他的同乡，均起而营救。
但张作霖不顾社会舆论的反对，在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及其帮凶们的合谋下，终于以最残酷的绞刑，处死了李大钊和其他革命党人。
绞杀李大钊等革命党人，是张作霖犯下的又一桩滔天罪行。张作霖自以为：过去屠杀辛亥革命党人张榕等曾使他“飞黄腾达”；现在绞杀共产党人李大钊，定能取得中外反动派的宠爱，保住他的反革命政权。但历史的发展总是和反动派的意愿相反：尽管张作霖还有其末日的“高升”，但也只不过是一时的回光返照罢了！
“四一二”大屠杀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反革命矛头，直指武汉政府。张作霖也遥相呼应，命奉军向武汉进攻。但奉军的进攻，在武汉北伐军和冯玉祥部队的反攻下迅速溃败。4月27日，武汉北伐军进占驻马店，5月7日冯军进占了潼关，而见风使舵的阎锡山也开始与奉军对峙。奉军在各方面的夹击、包围之下，不得不狼狈退出河南。此时此刻，张作霖感到在北方的统治已摇摇欲坠了。
正当张作霖濒于危亡之际，在蒋介石和武汉政府之间，在武汉地区内部，展开了激烈、复杂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这无疑给张作霖提供了喘息的机会。于是张作霖便利用南军停止北进的机会进行最后挣扎。
1927年6月8日，蒋介石向张作霖提出条件，要他“信奉三民主义”，将“安国军”改称国民革命军，任“东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维持东北治安，以实现“南北议和”。
张作霖为了稳定北方，继续求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以对等的“资格”与南方谈判；为了实现其多年来的“总统梦’’，决心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登上北京政府的最高宝座。为此，从6月11日开始，张作霖在北京顺承王府召集孙传芳、张宗昌等奉系将须举行会议，讨论了“和、战问题”和组织“安国军政府”，推选政府的最高统帅问题。
16日，孙传芳按照张作霖的意图，首先提议：“推戴张作霖为大元帅，组织巩固的“安国军政府’，以完成对南方的用兵问题。”
孙传芳的提议，得到了张宗昌等参加会议的人的一致赞同。
张作霖见参加会议的人一致推举他为大元帅，非常高兴，站起身来说：“好极了，你们要怎么办，我都依你们就是。”
会后，孙传芳等7名将领联名，发出推戴通电。电文说：“因国家久无元首，致时局混乱，而讨赤大业，亦在半途。因于此际推戴张大帅为大元帅，收拾时局。”
电文发出之后，即令北方各省军队一律改称“安国军”，以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韩麟春、张作相、吴俊陲、禇玉璞为第一至第七军团长……
与此同时，张作霖发出了反革命的“讨赤”通电，声称：“海内各将帅，不论何党何派”，只要“反赤”，“即现在之敌将来亦可为友”，这个电报暗示愿与蒋介石、阎锡山进行反革命联合。
6月18日，张作霖在怀仁堂就任了所谓“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
就职仪式显得格外冷清，张作霖有气无力地念了就职“誓词”之后，他的推戴者孙传芳、张宗昌、吴俊陲、张作相向他行了三鞠躬礼。就这样，这位“大元帅’’就算上任了。
张作霖上任大元帅后，便在怀仁堂发布了任命令。
任命潘复为内阁总理，发表了九个部的总长名单，发布了军政府的“组织令”，组成了“安国军政府”。
在组织令中规定：他这个“大元帅”，不仅统治全国陆海军，而且“在军政时期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国务院只能“辅佐”大元帅执行政务。这个“大元帅”实际上就是“大总统”了。张作霖在行将灭亡之前，终于爬上了他梦寐以求的“最高宝座”。但这个北洋军阀最后的小朝廷，已经是风烛残年，朝不保夕了。
在张作霖就任“大元帅”的当天下午，张作霖便在他的外交部召开“茶话会”，邀请各国公使和武官参加。他在“致词”中大谈“尊重国际信义”和“保护外人生命财产”。
其实，张作霖在怀仁堂里一直苦苦思索，寻找以后的对外策略。6月25日，他发出通电，重谈其“联蒋讨赤”的老调。在通电中，他恬不知耻地自称是孙中山的“多年老友”，他的所作所为“实以继中山之志”，只是对“甘心赤化者”“问罪兴师”。
张作霖的如意算盘是这祥打的：只要坚持“反赤”，就能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就能保住他的北京政权。
但此时此刻，张作霖的如意算盘不灵了。因为此时英美帝国主义已经把注意力移向了新军阀蒋介石，对旧军阀张作霖已失去了兴趣，就连过去一贯支诗张作霖的日本帝国主义，也感到张作霖已不堪利用，而另想对策了。
再看看张作霖自己，除坐在怀仁堂大元帅府，过“大元帅”瘾之外，别无他获。
在军事上，孙传芳虽曾一度反攻，占领徐州、浦口等地，但不久，徐州又失守，在与阎锡山的作战中，伤亡惨重。
在经济上，杨宇霆想尽一切办法，督促潘复内阁筹划财经，但毫无结果，“经济凋枯，达于极度。”
再看看张大元帅统治下的北京，黑暗已极，他的部下，看到末日来临，不择手段地诬陷、勒索人民：“北京城乡内外，被诬报为党人，为间谍者，倾家荡产，身死名没者不知有几千几百人。据闻只打磨厂一街、山西商店，被强索60（元），各校学生被栽赃勒赎者，何啻百人”。
面对这些，这个当年的“东北王”，如今的“大元帅”，失去了往日的蛮横，显得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了。又一次在怀仁堂苦苦思索之后，决定采取笼络部下之法，以安定人心。
1928年3月29日，张作霖在怀仁堂召集他的“文武百官”进行了一次忧心忡忡的“训话”。他依旧是有气无力地说：“现在国家的财政困难日甚一日，中央各部官员的困苦情形我是深知的，最近的裁员减政……各机关的薪俸不能按月发放……这实在是万不得已的办法，……希望大家在国家艰难的时候，有卧薪偿胆之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我开始和大家共勉”，“等大局安定，国家一定论功行赏”。
张作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入京以来，诸事操劳……一点乐趣也没有。现已年老，对虚荣看得很轻，决不贪恋个人虚名。待大局安定后，解甲归田，过平民生活。”
张作霖的这个“训话”，既是一篇笼络人心的鬼话，又是一篇自叹末日的哀鸣。
是啊，当张作霖被日本帝国主义几次逼迫，最后不得不答应退回东北时，更加愈感到末日已经临近了。
1928年6月3日夜间，张作霖出帅府西门，乘上黄色的钢制汽车出发。汽车在警戒严密的夜色中开往车站。“月台上晃晃的灯光照射着卫兵的刺刀，充满着森严、沉闷的空气”。张学良、杨宇霆、孙传芳等都带着扫兴的表情，前来送别。张作霖在告别时，故作“镇静愉快，”但当“回顾中南海时，却异乎寻常地在他眼里闪耀着泪花”，留恋他既得的北京政权。
但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火车启动了，隆隆作响的车轮带走了他昔日的辉煌，而驶向他死亡的墓地。
1928年6月4日5时半，火车开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路交叉处的桥洞时，日本埋下的地雷突然爆炸，全桥塌下，张作霖所乘的包车被炸得粉碎。
就这样，张作霖终于死在过去他曾依靠的日本帝国主义手下，落得个悲惨的结局。

第一部分 撩开中南海的神秘面纱第30节 北平行辕设在中南海

北平行辕设在中南海居仁堂，李宗仁被委任为主任。但这个主任是有职无权，徒有虚名而已，正如李宗仁所说：“我任北平行辕主任3年，实在是吊在空中，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呢！”
1946年9月1日，北平行营改称为国民政府北平行辕，李宗仁被委以主任之职。
李宗仁，中国近代史上－位屈指可数的政治领袖和英雄人物。1891年出生于桂林，青年时就读于陆军速成学校，后参加同盟会。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次年任营长。1920年第一次粤桂战争后，任陈炯明属下粤桂边防第三路军司令。1922年任广西自治军第二路军总司令，驻防玉林。次年秋将部队改称广西定桂军，占领西江。1924年底任广西全省绥靖督办公署督办，寻求统一广西，为新桂系首脑之一。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北伐战争中曾参加指挥汩罗江、贺胜桥攻击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追随蒋介石，实行清党反共。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任第三路军总指挥、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第四集团军总司令，1929年5月发起成立护党救国军，进行反蒋活动。次年参加倒蒋的国民党北平扩大会议及中原大战。失败后，退踞广西，1931年与孙科、陈济棠等在广州组织“政府”，再次反蒋。1936年发动两广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汉中行营主任，曾指挥台儿庄之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保卫战等……
从李宗仁简单的履历中，得知他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指挥官，其仕途也可算平坦，但他被委任北平行辕主任，又是怎样一个情形呢？
李宗仁在到北平就任之前，说出了这样一段话：“但是以我和蒋先生相处数十年的经验所得，我深知蒋先生绝不会信任我而授我以实权。他要把我捧得高高在上，负华北全局安危之责，而无丝毫调兵遣将、控驭下属之权。主官无权，政出多门，则治丝愈棼，华北现途必不堪设想，但我又未便向蒋先生诉苦，因为说穿了反而启其疑窦，于事无补。所以在奉命之日，心情上实感无限沉重。既辞谢不得，只有尽我所能。”
北平行辕是一个兼管军事、政治的机构，建制上设有秘书长一职，李宗仁权衡再三，选定了西北大学教授萧一山来担任。
9月初，李宗仁派遣参谋处十余人由汉中飞往北平，9月20日，萧一山秘书长、王鸿韶参谋长也飞往北平布置北平行辕成立事宜。
10月26日，李宗仁率副参谋长甘沛泽、主任秘书黄雪邨等乘专机飞到北平。北平市民听说李宗仁到来，竟全城出动，从机场到城内夹道欢迎。华北同胞为敌伪压迫长达8年之久，今天重获自由，对政府派来坐镇华北的最高军政长官的热烈欢迎，确实是出于至诚。
北平行辕办公地址设在中南海居仁堂，屋宇华丽宽敞，非汉中所能比；不过北平行辕名义上虽为华北军政最高官署，委员长也曾电令中央在华北接收的各级机关要听行辕主任的命令行事，但事实上，这命令只是敷衍李宗仁面子的虚文。各机关仍是直接听命于他们中央主管官署的命令，与行辕风马牛不相及，行辕也根本管不着他们。尤其是负责在华北肃奸的特务人员，他们自称“见官大三级”，哪里会听北平行辕的命令。甚至空军人员在北平也成特权阶级，乱事接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8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便变成罪恶的渊薮。中央对于接收职权的划分也无明确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拔刀相见。无法解决时，便来行辕申诉，我这身为最高长官的行营主任竟成了排难解纷的和事佬。
最今当时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这批接收官员为便于敲诈人民，故意制造恐怖气氛，随意加人以汉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时汉奸帽子乱飞，自小商人以至大学教授随时有被戴上汉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战期间没有退入后方的人，都人人自危。于是颇有一些年高德助的学者和居民来向我泣诉，希望能稍加制止。
我不得已，召集党政军临时联席谈话会，尤其对特务机关负责人马汉三晓以大义，申斥一顿。我说，你们对“汉奸”一词的定义，应该依法有明确的规定，不可用来作为勒索人民的借口，须知在敌人侵入国土之时，我政府无力保国卫民而被迫撤退，我们对留下来任敌人宰割的人民已觉惭愧不堪。今敌人幸被逐出国土，我们应与民更始，重庆升平。你们不此之图，反欲混水摸鱼，借口敲诈，成何体统。我一再告诫马汉三说，嗣后凡非附敌有据的，概不得滥予逮捕。尔部下如有不听命令，明知故犯的，一经人民告发，查明属实，当唯尔是问。
……
在北平，我不仅竭力制止军警和学生冲突，且令军警保护游行学生，等他们把怒气、热情发泄尽了，自会散队休息。在此政策之下，学潮圣地的北平居然平安无事。国民党的职业学生固然不敢过于越分，共产党的职业学生也失去了煽起暴动的口实。不过我的作风似非南京所能容忍。北平中央特务在中央授意之下，却另有打算。
某日凌晨，北平市长何思源忽然仓皇赶来看我。我忙问何事？
何说：“各大、中学学生今天又要大规模游行示威。”
我说：“让他们游行好了。”
何说：“特务机关这次可忍不住了，他们已经准备有所行动！”
我说：“如何行动法？”
何说：“他们预备在各重要街口埋伏便衣特务，手枪、手提机关枪都有，今天他们要制造个大屠杀场面来显示他们的威风！”
我说：“他们真准备制造血案？”
何说：“他们已经在各街口埋伏了二百多条枪……李主任，你千万要制止他们，否则这一场屠杀是万难避免的了。”
何思源的口气不像是危言耸听，我乃立刻打电话给马汉三，叫他务必即来行辕见我。马汉三来了，我便问他道：“听说你们今天要制造血案，是不是？”
马汉三道：“报告主任，学潮愈闹愈不像话了。我看不牺牲几个人恐怕镇压不了。”
我说：“你的意思是要打死几个学生？我告诉你，这事千万做不得。你以为打死几个学生和教授就可把风潮压下去吗？”
马说：“他们是受共产党煽动的。”
我说：“你打死了学生，不是更替共产党制造反政府的借口吗？无论怎样，你务必速将派出去的便衣队撤回！你必须马上就办！”
马汉三闻言颇有难色。我声色俱厉地告诉他说：“你务必照办！上面的事有我李主任完全负责！”马汉三仍然默默无言。
我说：“你如不听我命令，我今天便扣押你，把特务便衣队全部缴械。以后特务如和学生有任何冲突，惟你马汉三是问！”
于是马说：“我听李主任命令就是。”说毕便唯唯而退。
当日午后二时，果然又是一次学生大游行。北平城门关了，城外学生爬城而入，情绪激昂，但终没出事。不久，游行也就散了。
事过之后，何思源又来看我，拍手称庆道：“要不是德公当面严令马汉三，那就糟了。打死了几十条人命谁能负责？！”最奇怪的是马汉三也来向我报告说，幸好李主任吩咐，否则打死了学生，他也担当不了。言下之意，他似奉有南京方面的密令，如没有我坚决阻止，他何敢擅自撤消呢？
这场血案虽幸避免了，但是北平的军统局特务后来仍然午夜爬墙进入师范大学宿舍提人，秘密严刑审讯，间有杀死。投尸于城外沟渠中的事。各大学负责人遇有学生失踪，总是来向我请求营救。其实特务横行，既不是奉我的命令，他们也从不向我报告，不过出了乱子，则责任必然是我的。不仅特务系统如此，其他中央驻平的军事机关、宪兵团也莫不如此。他们皆独断专行，根本不向我报告，我也管不着他们。
最令人不解的是我下属的更调，北平市政府与河北省政府和行辕近在咫尺，而每次更换首长时，连通知也不给我一个。例如何思源被调职时，我正在南京开会，翌日飞回北平，有人示我以当日报纸说，何思源市长闻已被撤职。我说，根本是谣言，因为我昨日刚自南京回来，行前还见到蒋先生，他并未提及此事！
孰知不到三天，消息便经证实，何思源调职了。一北平市可说是北平行辕的直属机关，北平市长撤换，我身为行辕主任，连事先知道的权利都没有，我的实权如何，也可想而知了。我这行辕主任对部下人员撤换的消息还不及一个CC系报纸的新闻记者灵通，蒋先生硬要我顶这个空名义，又何必呢？所以我说，我任北平行辕主任三年，实在是吊在空中，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呢！
也正是诸多原因的搅和，使李宗仁感到北平行辕这一有职无权，徒有虚名的空壳该是敲碎而弃之的时候了。于是，他经过千思万虑，在1948年3月11日，正式宣布：参加副总统竞选。
李宗仁这一惊人的宣布，把蒋介石气得捶胸顿足，觉得“好比一把刀指着胸膛那样难过”。
但无论形势如何，李宗仁以1438票的多数战胜了孙科，当选民国副总统，并于1948年5月20日就职。
李宗仁就任副总统后，便向蒋介石请辞北平行辕主任一职。蒋介石在接受李宗仁的辞职之时，索性也把北平行辕的机构裁撤了。
但不想，北平行辕裁撤不久，北平中南海居仁堂又成为“华北剿总司令部”，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在居仁堂又是怎样一番表演呢？这当属后话。

第一部分 撩开中南海的神秘面纱第31节 傅作义夜召安春山

傅作义作为“华北剿总司令”住进居仁堂，他本想大干一番，然而瞬息万变的形势，使他踌躇难决。是决一死战，还是罢战言和，如一团理不出头绪的乱麻！苦思之中，忽地想起了小诸葛，于是，夜召安春山进见。
1948年12月13日的深夜，寒风凛冽。早已失去了碧波荡漾的中南海，显得更加冷清，昏黄的环湖路灯，照耀着被寒风摇撼不定的早已冻僵的柳条，呈现一片苍茫、阴森、凄凉的景象。
在幽暗冷寂笼罩下的静谷园内，当年慈禧太后居住过的居仁堂里，昏暗的灯光下，一个人正愁眉苦脸地踱着步子，他就是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在一旁的沙发上坐着两个人，一个是剿总秘书长王克俊，另一个是安春山。安春山是傅作义的心腹干将，一0四军军长。此人心眼颇多，用兵打仗善动心计，从不莽撞行事，因此获得了小诸葛之美称。
但今日的安春山，坐在沙发上，显得有些垂头丧气，因为一向耀武扬威、骁勇善战而又名副其实的军长，如今却变成了一个落荒而逃的光杆司令了。
五天前，即12月8日拂晓，傅作义的王牌三十五军被华北解放军第二兵团包围在新保安后，傅作义便下令驻守怀来的一O四军和驻守南口的十六军向西接应，两军会合后，一起返回北平。
8日晚，第十六军两个师进至康庄，9日夜被东北解放军第四纵队包围，最后被全歼于八达岭外的泡儿庄一带。一O四军则于9日凌晨进至沙城、土木一带，受到华北解放军二兵团三纵队的顽强阻击，最终导致首尾不能相顾，而纷纷溃逃。这位坐镇怀来城里对部队实施遥控的安军长，不得不下令停止战斗，命部队连夜返回怀来。
当夜，安春山召集军中将领召开会议，研究全军行动方案。会上决定弃怀来返平。
10日午夜，行进中的一0四军与解放军遭遇，至1l日拂晓，一0四军被解放军东北四纵穿插分割后而全歼。在激战中曾两次企图自戕的军长安春山被俘虏。由于他穿的衣服又脏又破，身上还背着一口锅，好心的解放军战士误把他当成了老伙夫，给他饭吃，给他路费，让他返乡与家人团聚。
安春山感激不尽，之后便拚命地向北平方向跑去。回到北平后，便急忙打电话找秘书长王克俊，请王向总司令报告：他已安全返平，并恳请求见总司令。傅作义答应了他的请求，决定当夜召见。晚上11时，王克俊派车把安春山接到了中南海。
安春山忐忑不安地走进居仁堂，他害怕傅总司令追究他一O四军被歼的责任，进屋后大气都不敢出。
傅作义看了他一眼，语气平缓地说：“过去的事，不再提了，免得不愉快。今晚叫你来，我想听听你对今后局势的看法，和我们今后的出路何在？”
安春山听到傅总司令的话后，心放宽了些，看了看傅作义，似胸有成竹地说道：“从两年多的内战来看，蒋介石南京政府肯定要失败，因为他倒行逆施，不得民心。我们再也不能跟着他干了，不能为他去殉葬，和他一块完蛋。眼下，解放军兵临城下，在议和的问题上，请傅总司令当机立断，再不能犹豫徘徊，踌躇不决！”
傅作义听了安春山的话语，站起身，在室内又踱起步来，“从现在的情况看，仗是没有办法再打下去了。原来，我有个想法，要想谈和，必先能战，不再战怎么谈和。现在看来，这个想法错了。华北的决战，从杨成武包围张家口，仅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就把我们察绥军的主力三个军，吃掉了一个，包围了两个，这下边的仗怎么打？实在是没法打了。所以，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路，只有和平一途了。”他走到安春山的跟前，停下脚步，冲着安春山说：“求和是不是投降？是不是背叛？”
安春山似乎早就明白了傅作义的心思，而傅作义所问的，又恰是他早已思考的问题，于是便深思熟虑地说：“罢战言和和投降是两个概念，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罢战言和并没有包含战争的结论是谁胜谁负，而是说战争的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或是一方目的达到了，或是出现了什么情况，其中一方或两方，不愿再打了，提出议和的请求。尔后，通过双方派遣的代表进行谈判，达成某些协议，遵照执行；投降则是另一种形式了，是一方被另一方打怕了，败者向胜者无条件地缴械，并且答应胜者提出的任何条件。今天，我们同共产党、同解放军议和，是为了不再损伤国家元气，不使文化古城遭受战火摧毁，不使百姓的生命财产，再受战火的破坏，这和战败后的投降有着本质区别。至于背叛问题，这要区别开对象，对人民来说，我们的举动不但不是背叛，相反是忠于他们的表现！对于蒋介石南京政府来说，也可以称之谓‘背叛’，但这些家伙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对这些人不仅现在应该背叛，过去我们也不应该和他们走一条路，同流合污。”
傅作义听着安春山异常流畅而又不无道理的话语，心中不禁暗暗佩服：不愧为小诸葛的称号。
傅作义在思忖着安春山的话，又开始踱起步，突然，他猛地回过头大声地对安春山说：“那我再问你，我们跟解放军打了两年多的仗，人家会不会原谅我们？”
这是傅作义心中疑虑的焦点，是对解放军对其态度而久存于心的大问号。
安春山面对傅作义的问话，依旧不慌不忙地说：“共产党、解放军的宗旨是为人民打天下，让穷人翻身解放，只要是对人民大众有利的事，他们就肯干。目前，我们同他们达成协议，保全了文化古城和古城的200万人民生命财产，他们不会不干的。再者，共产党的领导，都是当代的伟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他们不仅知识渊博，并且宽厚待人。邓宝珊副司令，不都曾给我们多次讲他们的为人和才干吗？！所以他们是不会念旧仇的。在这点上，恰恰和蒋介石这个独夫民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傅作义点了点头，似有所悟他说：“当前形势只有求和，才是出路，走这条路，也符合北平几百万老百姓的愿望，但是，是要冒些风险的，有人会骂我们是降将，有人骂我们是国民党的叛徒，也可能有人认为我们是叛徒而把我们打死；共产党也可能不原谅我们，定我们为战犯，把我们关起来，所有这些风险我们都要准备承担！”
随后，傅作义正色道：“安军长，你要把一O四军重建起来，这次重建，不是为打解放军，我自有用你的地方！”
安春山会意地笑了，这笑是发自内心。因为他这次从傅作义的内心深处看到和平有望，曙光在即！
而傅作义则感到夜召安春山，收获不小，似心中吃了定心丸，下定了和谈的决心。
1948年12月15日上午8时，傅作义在中南海居仁堂里召开军、师长会议。
傅作义围着会议桌转一圈，面容显得有些冷峻，当脚步停在他的座位时，开口了：“北平被围，解放军兵临城下，你们说怎么办？”
傅作义开门见山而又冰冷的话语，使来参加开会的军、师长感到有些突然，他们似乎在听傅总司令的下言，但傅作义没有下言，这句“怎么办？”连声问了好几遍。
傅作义见没有人回答他的话，便开始逐个点名，他连叫三个人，但这三个被叫的人，只是立正站好，并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傅作义有些生气而不耐烦，便怒气冲冲地叫出了第四人的名字：“孙英年，你说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孙英年，独立三一一师师长，一向以鲁莽而闻名，当他听到傅作义叫他，并询问他时，他“啪”地一下站起，从嘴中露出一个字“打！”
“打？你能打几下？”
“我能打一下半！”
傅作义有些不解了，什么叫“打一下半？”
孙英年解释说：“我师可以参加一次大纵深的出击，回来后还可以参加守城作战。这就是一下半！”
“一下半’完了以后呢？”傅作义又追问了一句。
“那就不成功，便成仁！”
这句蒋介石挂在嘴边用来教训部属的话从孙英年的嘴中说出之后，傅作义的火腾地升起。
“啪”的一声，傅作义有力的大掌狠拍了一下桌子，正色地责问道：“噢！我们打仗就是为了死？要是想死，方法多得是，为什么非要打仗死呢？”
来参加会议的军、师长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形震住了，全都严肃紧张起来。
傅作义为了放松一下刚才的怒气，便开始围着会议桌踱起步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大约有15分钟的时光之后，傅作义开口了：“北平唯一解决的办法是‘和平’，用军事、打仗的办法，已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了。”
停顿了一下，傅作义看看这些跟随他多年的军、师长们后，坚定地说：“解决北平的问题，我决心走和平这条路，你们跟我走，还是不跟我走？”
这话刚完，一直沉闷的会场，便活跃起来了，大家也似早有准备，齐声说道：“愿意跟总司令走和平道路！”
傅作义从大家的回答中，坚定了信心，但他又不无疑虑地和大家谈及了蒋介石，以及可能突发的种种情况，最后，他要求对今日的事情要绝对保密。
会散了。
但傅作义又一次陷入了凝神深思之中。

第一部分 撩开中南海的神秘面纱第32节 学者名流做客中南海

历史文化古都被重兵包围，大有一触即发毁城之势。为保护古都，毛泽东派出和谈使者。傅作义则在中南海发请帖，邀请学者名流做客中南海，众学者畅所欲言，傅作义洗耳恭听，心中盘算着自己的最后出路。
在傅作义夜召安春山的那一天，即1948年12月13日，东北野战军前卫团进入万寿山和圆明园遗址之间，突遭国民党军队的猛烈炮击。为了避免学校和文化古迹遭受炮火毁坏，解放军前线司令部命令部队火速避开圆明园古迹和清华燕京学校区，从万寿山以西打开通路，并于14日下午占领丰台。13日晚太原前线野战军首长徐向前、周士第、陈漫远将截获阎锡山北平办事处给阎的一份谍报上报军委。谍报称：“今（元）年北平外围情况急转直下，傅军主力集结，调集城郊。清河、南口镇即有激战，清华大学落有炮弹，人心恐慌，空气极度紧张（其实炮弹并未落在清华园内，而是落在其北围墙外不远的地方）。毛主席阅后，于15日将此谍报加上亲笔批示，以军委名义急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和第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参谋长黄志勇：“请你们通知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及名胜古迹等。”17日，毛主席又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必须充分注意保护北平工业设施及重要文化古迹的电报。其中指出：“沙河、清河、海甸（淀）、西山等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根据毛主席电示精神，部队一到达西郊，立即把颐和园、香山、八大处等风景区和清华、燕京大学等文化设施保护起来。在一些地方还贴出布告，明令广大群众对学校和名胜古迹“严加保护，不准滋扰”。18日晚，前线部队两名干部在张奚若教授带领下，到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家，请粱在一张军用地图上标出北平城区重要方建筑和文化古迹的位置，画出禁止炮击的地区，以备万一同傅作义所部和平谈判失败，不得已而攻城时，尽可能保护文物建筑免遭破坏。梁思成对党如此重视文物古迹深为感动，用了几天时间画出城内方建筑的位置，交给了党组织。
1949年1月19日之前，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代表的和平谈判尚未达成协议。1月16日，毛主席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平津前线党的总前委负责人聂荣臻等的电报，强调指出：“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务必使各级（队）首长明了，并确守这一点。”“即便占领北平延长许多时间，也要耐心地这样做。”
解放军干部、战士严格执行了毛主席的电令。为了顺利攻入城内，负责进攻的一二一师在沙河进行了紧张的攻城演练。战士们抬着云梯，爬上旧城墙，一次又一次地演习。在玉泉山下的炮兵阵地上，指战员们对射击目标进行精确计算，他们要使炮弹准确地落到敌群里，而不落在文物、古迹上。
理性在为古城探寻生路。
和谈也在紧张地进行着。
1949年1月4日，我方代表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与傅作义的代表周北峰进行第一次正式会谈。林彪说：“周先生，你昨天与聂司令员谈的，我们都知道了。今天我们谈一下傅先生的打算、要求和具体意见。”
罗荣桓接着说：“咱们今天作初步的会谈。你来是只谈北平问题，还是傅先生势力范围内的所有地区都谈？”
周北峰早已做好了准备，他听完林、罗的话后，非常冷静地说：“傅先生的意思是，我们的商谈以平、津、塘、绥为中心的所有统辖区一起谈。”
罗荣桓接过他的话说：“那很好。请你电告傅先生，平、津、塘、绥可以一起谈，希望他这次要下决心。我们的意见是：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在接受这样的条件和前提下，对傅部的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所有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役被俘的军官一律释放。傅的总部以及他的高级干部，一律予以适当安排，包括傅先生本人。”
1月8日下午，双方在刘亚楼参谋长整理的会谈纪要上签了字。会谈纪要有个附记：所谈各项务必于1月14日午夜前答复。周北峰立即回北平复命。
傅作义在中南海居仁堂看完会谈纪要后，一言不发，只是来回踱步。4天之后，傅作义终于对周北峰发令，“你可电告林、罗、聂，所谈内容研究过了，只是14 日午夜答复时间太仓促，不日邓宝珊将军再次拜会。”
1月14日，华北剿总副司令兼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傅作义的至交密友邓宝珊和周北峰，来到通县。
聂荣臻说：“我们上次说得很清楚，14日午夜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现我们已下达了攻击天津的命令。你们有何意见？”
邓宝珊电报请示傅作义。
傅作义答复：“我弟与周先生相商，斟酌办理。
1月16日双方签署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协议。临行前，林彪将我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致傅作义的信，托邓宝珊转交。信中写道：“北平被围业已月余，人民痛苦日益增重。本军一再推迟攻击时间，希望和平解决，至今未获结果。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欲以此文化古城及200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此古城免遭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将实行攻城……”
傅作义看着这封信，眼前仿佛映现出古都的壮丽景观在炮火中呻吟，仿佛看到名胜古迹轰然倒塌……他更多地想到，不能作历史的罪人，不能叫人永远唾弃。
诚然，一项重大决策的最终确走，并非易事，傅作义多年养成一个习惯，在决策大事之前，总要听听各方面的意见，然后才走下决心。于是，他在16日下午，向北平著名的学者名流发出了请帖，到中南海吃西餐。
学者名流们接到请帖后，如期而至。学者名流们步入中南海勤政殿后，华北剿总副秘书长焦实斋将军热情地接待着每一位宾客，同来者握手、寒暄。这些被请来的学者名流应傅作义之邀前来赴宴，已是习以为常，宾客间或为好友，或为同事，彼此都非常熟悉。然而今天的气氛却与往日不同，聪明的学者名流们，一进入勤政殿，就预感到傅作义今天将有要事相谈。他们见面时有的点头示意，有的恭手作揖，没有更多的问候，便陷入了沉思之中。
应邀前来赴宴的有：徐悲鸿、周炳琳、马衡、郑天挺、黄觉非、朱光潜、许德珩、杨人楩、贺麟、叶企荪、胡光骕、杨振声、何海秋、王铁崖、黄国璋、康同壁等二十余人。
客人陆续到齐后，傅作义将军诚恳而简要地说：“局势如何，想听听各位的意见，以作定夺。”
停顿片刻，大家开始发言，一致意见只有和平，别无他途。
康有为年逾花甲的女儿康同壁慷慨陈辞：“北平有人类最珍贵的文物古迹，这是无价之宝，绝不能毁于兵火。”徐悲鸿教授说：“北平200万市民的生命财产，系于将军一身。当前形势，战则败，和则安，这已是目前的常识问题。”杨人楩教授说：“内战已给人民造成很大灾难，仗不能再打，希望傅先生效法意大利建国三杰，流芳百世。如果傅先生顺从民意，采取和平行动，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此义举，一定要大书特书，列入历史篇章。”
宾主边吃边谈，如果说刚来时心情还有些紧张，但此时，话已拉开，人们便开始格外的活跃和兴奋，早已憋在心中的话，今天都迸发出来了。
名人学者的一席话，把北平市人民渴望和平的心情表露得完美无遗，一群学者面对名震中外的将军、华北剿总总司令，能这样地畅所欲言于决策之前，历史上也不是多见的。
这也是傅作义不同于其他国民党将领的明智之处。在这关键之时，在北平是战是和，这事关北平几百万人民、事关全国、事关整个中华民族、事关我国几干年文明史的大事面前，是应该听一听这些名流学者的意见的。
听意见、下决心，是需要魄力的，并且要有很大的魄力。因为他要安定全市200万人民，不要自相惊扰；更要应付蒋系军队、国民党特务不听从他的指挥，不走和平道路，把北平打个稀巴烂，甚至把他的嫡系部队和总部包围起来，加以消灭。所以，今天的聚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让这些社会名流替他做工作，替他宣传他将来取的和平行动！因为这是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傅作义召开的最后一次和社会名流、学者的谈话会，为此，后人习惯地称之为“最后一席话”。
宴散了，学者名流们都走了。偌大的居仁堂客厅里只剩下傅作义一人。这次，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在室内来回地踱步，而是坐在宽大的沙发上，点燃一支烟，吸了起来，一股浓烟从嘴中喷出，袅袅升起，傅作义看着这上升的烟雾，仿佛看到了炮火硝烟的战场，看到了一个个生命倒下去了……一股浓烟从嘴中出来，刚才众学者名流的话语文回响在耳畔……
“言必行，行成于思。”傅作义从万千思绪中，回到现实，他决心不再与人民为敌，为这文化古都作出一点贡献：和平解放北平。

第一部分 撩开中南海的神秘面纱第33节 傅作义率部走出中南海

中南海居仁堂，国民党高级将领会议一个接一个地开，与会者表情各异，无所不有！傅作义决心已定，发表最后陈词：不再与人民为敌，和平解放北平。无疑，这会让几千年古都免于战火。
1949年1月21日，在中南海居仁堂会议厅里，傅作义将军召集国民党高级将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华北剿总副司令郭宗汾、参谋长李士杰、总参议张濯清、副参谋长梁述哉，第四兵团司令兼北平防守司令李文、第九兵团司令石觉。
会议开始。傅作义说：“当前的形势，我就不多说了，各位身在其中，都很清楚。眼下，我们只有和平一途可走了，现经双方协商，拟就了一个《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实施协议》。
坐在一旁的秘书长王克俊站起身来，将《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实施协议》念了一遍。
傅作义接着说：“这个协议，大家都听了，现在还是个征求意见稿，请大家提提意见。”
一阵沉默之后，以阴险狡猾而又令人畏惧的石觉开了口：“我没有什么意见，不过我听说王克俊秘书长的部下有意见。”石觉的话刚落，李文也赶忙说：“对，他的部下有意见。”
这使王克俊秘书长感到突然、感到意想不到，他有些生气地问道：“二位司令，我是个文职，哪里来的部下？”
李义说：“我们部队的政工处长，不都属于你管嘛，他们有意见。”
傅作义心想，实施协议刚刚签订，谁都不知道，怎么会出来军、师的政工处长有不同意见呢？明显地胡说八道，从中作梗。
王克俊自然是不服气，便打电话，通知师以上政工处长到中南海开会，并限定15分钟赶到勤政殿。
政工处长们不知何事，急速赶往勤政殿。王克俊见人员到齐，便宣布开会，全文宣读“实施协议”，读完后，问大家有什么意见。
绝大多数政工处长表示赞成，只有石觉和李文兵团的二位政工处长提出：“和平解决北平战事，使文化古都免遭战火，没有意见，只是请傅总司令高抬贵手，放我们回南京。”
王克俊说：“只要保证你们的部队不出事，不伤一人，不放一枪，不毁一物，圆满实施协议规定，我保证请傅总司令用飞机送你们回南京。”
勤政殿的会议结束了，王克俊立即回居仁堂。傅作义见王克俊微笑地向他点头示意，知道王克俊已经找到了圆满答复李文、石觉提问的办法，便宣布继续开会。
石觉依旧是旧语重提，质问王克俊：“你的部属有意见，不同意怎么办？”
王克俊回答道：“各师以上政工处长对‘实施协议’十八条都表示赞同，没有意见！”“只是你们两个兵团的政工处长提出要求，放他们回南京。我当即答复了他们，不愿留下的要走，可以，但必须保证自己的部队不出事，圆满执行协议。”
傅作义听后说：“不愿意留下的可以走，由我保证他们坐飞机去南京。”“你们二位还有别的意见吗？”
石觉、李文赶忙说：“没有了，同意条文。不过，我们是委员长的学生，和委员长有特殊关系，不能留在这里执行协议，要带几个师长、团长飞回南京。”
傅作义当即答复：“可以！”随后又说：“诸位，还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就算通过了。下午3点，各军长在此开会，由李参谋长传达协议，命令部队认真执行。明天，‘实施协议’见报。”
下午三点，十六军军长袁朴、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九十二军军长黄翔、三十一军军长廖康、一0四军军长安春山、一0一军军长李士林、三十五军军长朱大纯来到中南海居仁堂。
李土杰参谋长首先简要地述说了当前国内形势和北平和谈的大概情况，然后宣读了“实施协议”，并说：“本协议已在总部及兵团司令官高层会议上一致通过，望各军做好工作，坚决执行协议。”
在李士杰宣读协议和讲这番话时，在蒋系军长中，除了黄翔外，各个愁眉苦脸，有的叹气，有的嚎叫，真是形形色色，无所不有！十六军军长袁朴捶胸嚎叫道：“对不起领袖啊！对不起领袖啊！”
而傅系军长安春山、朱大纯则显得心情愉快，很有一种得意之感。身为蒋系的黄翔军长因早与解放军、共产党接触过多次，所以今天听到和平解放北平“实施协议”之后，并无一点奇怪。
这个会议结束了，另一个会议又开始了。
北平市政府、河北省政府和南京政府驻北平有关人员，聚集居仁堂。
北平市市长刘瑶章宣布开会后，宣读了“实施协议”全文，而后，傅作义发表讲话。
傅作义说：“协议的目的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为了获得人民满意的和平，为了保全北平的工商业基础，为了使文化古都、文物古迹不受战火的摧残，也为了促成全国和平的早日实现，所以签订这个协议……至于解放军进城后，你们每个人都会有妥善的安排，请大家放心。”
下午5点，国民党军统系统的驻北平各单位的头子，陆续来到中南海怀仁堂。他们是军统北平站前站长、现任保密局驻北平督察王蒲臣，军统北平站规任站长徐宗尧、北平市警察局长杨清植、北平市警备司令部稽察处处长毛惕园、北平支台台长阎守仁等十多人。
这是一群祸国殃民的人渣，他们所干之事，大都丧尽天良，他们不仅在人民群众中，已达臭不可闻的程度，就是在国民党的某些党政军要员中，对之也是恨之入骨。尤其是军统，不少人对之咬牙切齿，痛恨至极。
傅作义身着便服，神情冷静严肃，在副秘书长阎又文的陪同下，来到会场，开始了简短的讲话：“今天上午10时，和平解放北平的协定已经签字，希望你们的行动立即停止。关于今后你们的生命财产，我可以负责保证安全。你们如愿意回南京，我负责要飞机送走。”
傅作义讲完后，便走出了会场。
夜幕降临，中南海，灯火辉煌，居仁堂里，笑声朗朗。忙碌了一天的傅作义，正在欢宴今天下午刚入城的中共代表：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华北人民政府财务部长戎子和、北平市副市长徐冰，解放军代表苏静。
便宴上，傅方作陪的有邓宝珊、郭宗汾、王克俊、周北峰等人。宴会在友好、热烈的气氛中进行，双方互相祝贺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并预祝部队出城改编、城市移交的顺利进行。
傅作义在便宴上说：“部队出城计划已经拟好，也已经报告了平津前线司令部。明天上午10点，双方正式停火之后，部队就要按计划、逐次开往贵军所指定的地点，休整候编。”
1月22日，傅作义将军通过华北剿总的机关报《平明日报》，对外正式公布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实施协议的条文。
“协议”一经公布，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如同春雷一般，把沉睡的古都唤醒了。人们奔走相告：“北平解放了！”
1月22日上午10点整，古都北平城敌对的双方——国民党华北剿总所属的二十五个师，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所属的攻平部队，正式休战停火。
位于南城的陶然亭、先农坛里，傅系骑兵第四师师长刘春方，开始下达出城开赴改编地点的命令：“今天的行军序列：我和副师长走在最前面，后面按一团、师司令部、二团、三团的顺序前进。师的后勤和各团的后勤、辎重，要与部队拉开一段距离，不要挨得太近……我们不是打了败仗，我们出城改编，是起义，是走向光明，走向人民，是和过去决裂、和内战决裂……沿途行军，一定要遵守纪律，不许摆弄枪支，不许随便打枪，尤其是通过解放军的防地，绝对不能打枪，谁打枪，谁就是找死，各级官长一定要掌握住部队。”
守卫在永定门城楼的国民党九十二军官兵，也开始集合队伍。在永定门城楼附近的百姓，便聚集于此，来看热闹。
骑兵第四师是傅系部队“嫡系中的嫡系，主力中的主力”！师长刘春方是傅作义手下赫赫有名的战将。此时，骑兵第四师全师出城，路过永定门。
师长刘春方骑着一匹白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左手提着缰绳，右手端着指挥刀，显得庄重威武，围观的群众见刘师长如此严肃、认真率部出城改编，便报以热烈的掌声。刘师长见群众非常热情，便将指挥刀砍向右下方，行骑兵军礼。
从23日开始，国民党驻军的出城暂时停止了，傅作义按照苏静、陶铸等同志转达的中央军委的意见，派总部有关人员，深入到没有出城的各部队，大力宣传出城改编的意义，传播骑兵四师及其他出城部队的做法和经验，检查出城的各项准备工作。从26日起，各部队又陆续开出城外，到30日上午12点，除了留守的一0四军一部和三十五军十六帅担任着北平各城门的警卫未曾出城外，其余各部均已出城完毕。
30日下午，傅作义将军带着他的华北总部，在警卫团的保护下，乘车离开中南海。
1月31日，解放军进城接防。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进驻北平的入城式。盼望已久的北平人民，唱啊！跳啊！庆祝北平解放，庆祝劳动人民当家做主，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感谢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人们一致的心声！正是全国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促使时代车轮，飞速前进，共同谱写了历史的新篇章——“北平方式”。

第二部分 中南海新生第35节 紧急疏浚中南海

北平和平解放入城仪式上，叶剑英将周恩来追发的一份电报递给齐燕铭，齐燕铭当即向程子华了解中南海的情况。于是统战部秘书长“越权”调动部队，亘古未有的疏浚中南海工程迅速展开。
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传到西柏坡，此时西柏坡正是夜深入静之时。
周恩来看完电文，当即叫来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统战部行政处长周子建、统战部交际处第一处长申泊纯、统战部交际处第二处长金城。周恩来叫他们连夜出发去北平，为党中央迁入北平打前站。
仍然是战争年代的办事方式。这4位年轻人带着周建人、吴晗等民主人士乘坐的3辆半新的卡车在漆黑的3点钟驶进了酣睡的华北平原。在搓板式的乡间士路上，汽车卷起的冲天烟尘像一条源源不断的墨龙，每人都成了“土人”，“一路风尘”地赶到北平西郊的燕京大学，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
已经就任北平市市长两个月零三天的叶剑英听说中央派来打前站的人到了，赶紧从他住的德国饭店打来电话：“你们来得太巧了，今天上午举行入城式，就由你们4人代表中央吧。”叶剑英夹着南方味儿的普通话分外清晰。
前门高大的箭楼上只有百十人，林彪、罗荣桓、叶剑英、聂荣臻等四野和华野的领导一声不响，只是庄严的面孔上带着微笑，4位年轻人也被感染了。
在入城式进行时，一个人匆匆跑上楼来，递给叶剑英一份电报，叶剑英看了一下，塞给了齐燕铭。
电报是周恩来发来的。齐燕铭他们刚从西柏坡出发不久，周恩来就想起忘了强调一件很重要的事，必须让这几个替党中央打前站的同志先把中南海和北京饭店接收下来，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迁入北平做好准备，筹备新政协事宜。中南海将作为政协会场，“北京饭店为政协代表下榻之地。当初跟他们交待只是笼统地让他们先期进城筹备新政协，并且为党中央迁往北平做好物质上的准备，并没有讲具体接收的地点。
齐燕铭看完周恩来发来的电报后，赶忙向也在前门箭楼上检阅入城式的北平市警备司令程子华打听中南海的情况。
程子华说：“关于中南海的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我们主要是负责市内的名胜古迹、仓库物资、公共建筑一类的，至于中南海，大概是张明河的纠察总队去接收的。”
按说，中南海作为历代帝王的御苑，实属名胜古迹之例，应该由执行北平警备任务的程子华部队负责。但是，中南海的性质在北平解放前夕发生了变化。
程子华作为东北先遣团的司令员率领美式装备的10万大军入关后，很快打到了北平西郊。身为剿总总司令的傅作义原本怕部队被花花北平腐蚀掉，但他见解放军逼临北京城下，便改变了坚决不进北平市区的初衷，而匆匆地将指挥部连夜搬进了中南海。
傅作义进驻中南海，设华北剿总司令部于居仁堂，这就使中南海由名胜古迹变成了重要的军事机关，这自然也就不是程子华的事了。进北平卫戍部队，除程子华手下的四十一军和中央警备团改成了公安大队外，就是北平市纠察总队了。
毛泽东高瞻远瞩，为了防止进北平发生李自成那样的失败，不仅要求全党去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而且严令进城部队，除了卫戍部队外，所有的城外部队，一律就地驻守，不许进城。
这样，程子华的部队接管了北海和故宫等地，却没有接到接管中南海的指令。
张明河进城后，把纠察队部驻扎在府右街南口。齐燕铭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便来到了纠察队总部。
张明河见齐燕铭来到纠察队总部，心中猜测，齐燕铭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他今天来，肯定是为什么事，很可能是为中南海而来。
齐燕铭和张明河打完招呼后，开门见山：“老张，今天来，要你办一件大事，这事非常重要。”说完齐燕铭神秘地笑了一下。
“什么大事？”张明河过去是搞地下党工作的，与齐燕铭非常熟，所以和齐燕铭说话也不讲究。
“请我吃一顿烤鸭子。”
“嗐，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你老兄搞得这般郑重，其实就是为了吃一顿烤鸭子，不到10块钱的事，这容易得很，纯属小事一桩。”张明河边说边笑。
齐燕铭看了张明河一眼说：“小事？你在中南海驻了多少部队？”
张明河立刻收起笑容，怔了一下，见齐燕铭很严肃很认真地在问他，便赶忙回答：“刚开始派去一个班，现在有一个连在那里住。”
“那你为什么不住在里面？”
“我？官太小了。那么大中南海，仅房子就有2000多间，如果部队住进去搞了什么破坏，我这乌纱帽还要不要。”
“你很有眼光嘛，对得起党多年来的培养。不过，我告诉你，我来就是接收中南海的，你的部队归我管，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办。”
张明河听后，瞪了一下眼：“你接中南海可以，但部队归你管，这……”
的确，作为统战部秘书长的齐燕铭，管些纸砚笔墨以及一些杂事，那是正事，对于军队，无论如何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
张明河确因齐燕铭很熟，又友谊深厚，便毫不顾忌地问迢：“你也想指挥军队了，想掌握军权了！”
齐燕铭不理会张明河话语，又重复了一遍说：“不管怎么说，部队归我调动！”
张明河见齐燕铭一再坚持，且又不明白到底为什么，但还是不甘心地又问一次：“你到底想干什么？”
齐燕铭平平淡淡地说：“将来李德胜要来住。”
“哎！那了得！”张明河叫了起来。
张明河非常明白齐燕铭所说的“李德胜”，这是毛泽东转战陕北时给自己起的化名。
毛泽东要住进中南海，可是中南海从清朝到现在就没有清理过，里面乱七八糟。
张明河非常熟悉中南海。他在北平第六中学读书时，经常进出中南海。后来他搞地下党的工作，被国民党从飞行集会上抓住，曾关在中南海。
张明河也非常熟知中南海那不平常的历史，这里曾是民国大总统的总统府，是北平行辕和华北剿总司令部所在地。
但现在，党中央要安排毛泽东住中南海，这怎么能行呢？
想到这儿，张明河对齐燕铭说：“毛泽东住中南海不行！”
“怎么不行？”齐燕铭问。
“中南海不清理不行，全是垃圾。再说，水里有没有炸弹什么的也不知道。”张明河显得有些着急地说。
一阵沉默之后，张明河说：“这样吧，你和我到中南海看一看。”
齐燕铭点了点头，便和张明河一起来到了中南海。
齐燕铭来到中南海，放眼望去，展现在面前的是一幅萧条破败的图景：太液池中尚未开化的冰块呈现一片黑紫色，枯叶和废纸铺天盖地，似乎这里已是几十年没有人烟了。绝胜烟柳的皇家宫苑居然成了这么一副模样！
齐燕铭转遍了整个中南海，没有看到一块干净之地，他与张明河对视了一下，说道：“看来，只有向彭真报告，请他出面了。”
齐燕铭很快找到了彭真，向他汇报了中南海的情况。
彭真对张明河说，找部队把中南海和北海挖一挖。因为齐燕铭对张明河没有隶属关系，要调动张明河的部队，必须经过北京市。
毛泽东要来中南海住，不彻底把中南海控一挖不行。北京那时流行大脑炎。这种病是通过蚊子传播的，不彻底打扫一下中南海的水域，怎么敢让毛泽东来住呢！
中南海的清扫工作由周子建负责。张明河的那个部队，集中全部力量挖中南海和北海。华北军区专门派来了一支卡车队，夜以继日地往城外拉太液池里的淤泥。至少有上百年没有动过这些淤泥了，中南海被一团腥臭的空气笼罩着，污水成了不透明的灰黑状。
先放干了污水，小伙子们抬来鱼网，捕捞水中鲜活的各种食用鱼，住在中南海的官兵们天天吃白水煮鱼。
中南海紫黑的底被大自然稍稍风干后，华北军区派了几百名的壮实的士兵与张明河部队的士兵一起开控淤泥。边上挖两米，中间挖一米深，里面子弹、手榴弹也不少，甚至还有枪，足足挖了3个月。
当最后一车垃圾运出中南海时，天快黑了，淡红色的晚霞倒映在中南海的碧波之中，像一条又一条粉红的小鱼。周子建如释负重，将中南海疏竣完工的情况报告给齐燕铭。
齐燕铭邀张明河来到疏浚后的中南海，感到心情格外舒畅，看到这昔日皇家御苑恢复原貌，再现天生丽质时，齐燕铭想起了清代诗人施闰章的《西苑晓行》诗句，便不由自主地吟出声：
新蒲古柏晓阴阴，太液昆明接上林。
翡翠层楼浮树杪，芙蓉小殿出波心。
人歌凫藻衣冠会，水奏萧韵鼓吹音。
欲望天颜真咫尺，露台迥合彩云深。
张明河听后，便戏说道，想不到几年不见，读史、诗也有了长进。
齐燕铭则笑着伸出了手，整整3个月的辛劳，还得感谢你的部队士兵和所有为清理中南海而奋战过的士兵和人们。
是啊！中南海变了模样，当夏风驻足中南海时，那满池的碧波真正有了太液的味道了。

第二部分 中南海新生第36节 周恩来身心操劳中南海

中央机关搬迁北平，周恩来率先住进中南海，开始筹备建国工作。工作之余，他对中南海的各个角落进行了考察，在召集修建科研究修建中南海的会上，他胸有成竹，点面俱到，令人钦佩。
1949年3月24日上午12时，以农村包围城市为战略思想的毛泽东，从西柏坡启程，奔赶北平城。毛泽东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
西柏坡村边的大路旁，一长溜儿停放着十几辆美国造的旧式军用吉普车，司机和警卫人员早已整装待命，站在汽车旁边。刚刚开完二中全会的中共高层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张闻天、李立三、杨尚昆、陆定一、王稼祥等人，在工作人员的簇拥下，向汽车队走来。然后，十几位中共首长各乘一辆吉普车，告别了西柏坡，浩浩荡荡地向北平方向驶去。
毛泽东风趣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就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精神不好怎么行啊？”
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汽车离开西柏坡，沿着山间公路向东北方向驶去。这个车队共有11辆小汽车和10辆卡车。卡车里坐的是警卫战士和少数机关工作人员，还有行李。是夜，在唐县住了一宿。再往前就是河北省委所在地保定，他们听取了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的汇报，当天傍晚抵达涿县。天黑后，叶剑英从北平赶来，商定第二天的日程。
周恩来向他交待：到北平住下以后，要在西苑机场举行入城式。先检阅部队，然后与各界代表见面，特别是与那些知名党外人士见面。这些人过去和我们合作共事，今天胜利了，他们很高兴，急于想见到我们。
3月25日，毛泽东秘密进入北平。他没有在前门火车站下车，也没有住进中南海。他从清华园火车站下车，在颐和园小憩之后，来到西郊飞机场，由叶剑英陪同检阅了部队。
是夜，毛泽东夜宿颐和园，尔后，搬住到香山脚下的双清别墅。
周恩来副主席担负着筹备建国工作，便和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带着统战部的同志，率先进驻中南海。
为了新政协筹备会如期举行，为了起草共同纲领，周恩来好几天，把自己关在中南海勤政殿，通宵达旦地工作起来。与此同时，他还亲自布置中南海的修建事宜。
一天，中央机关行政处修建科的同志来到中南海。周总理知道后，马上召集田畴局长和修建科的同志们研究中南海的修建工作。
从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人的办公室、住宅到中央各部的办公地方，到中央领导人会客开会的地方、就餐的地方，周恩来都一一提出了修建意见和方案。
在研究中南海修建的时候，有人提出，中南海是过去帝王的御苑，其任何建筑都有自己的特色，而一般的修建工人对其古建特色不是很熟悉，能否请一些古建学家来，在其修建时给予指导。
周恩来听后，表示同意，并将此事交给了田畴局长办理。
最后，周恩来郑重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中央机关要搬到中南海，中南海将要成为党中央办公的地方。因此要抓紧修建，要争取在两个月内完成房屋的修建工作，为党中央、毛主席提供一个安静舒适的工作环境。在修建工作上，我刚才提供的意见可作为参考，在具体修建中，有些问题你们可以灵活处置，我提的不妥的地方，你们还可以修改。
因周恩来工务繁忙，他说完，便忙于其他事务去了。修建科的同志们根据周恩来提出的修建意见，又一次进行了研究布置，但毕竟对中南海的具体情况不是太熟悉，为此决定，修建科的同志，到中南海所有需要修建之处，进行现场勘查。
修建科的同志们从瀛台到怀仁堂，从紫光阁到颐年堂，一地一处地深入细致地勘查，当他们将勘查的结果汇总之后，发现周恩来提出的规划布局合理，非常便于领导同志们的工作和生活。当时，他们感到纳闷，后来才知道，自周恩来率先进驻中南海之后，他早已在工作之余，对中南海的各个建筑、中南海的整体布局，直至每个角落都进行了考察。为此，周恩来在布置修建中南海工作任务时，早已成竹在胸，点面俱到。周恩来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不由得使人们产生深深的敬意。
修建科的同志们在经过几天的现场勘察之后，制定出了具体的施工方案，方案上报周恩来，周恩来在他的名字上画了个圈，并写上了“同意”两字。
施工方案批示下来后，修建科聘请了工人，购买了建筑材料，接着，在专家们的指导下，紧张的抢修工作开始了。
一天上午，修建科的同志们正在修建颐年堂。颐年堂是丰泽园的主体建筑，院内东西厢房上悬匾“云山画”、“烟雨图”，这是慈禧太后的字。颐年堂在清初时称为崇雅殿，后为澄怀堂，是康熙初年儒臣给皇帝进学之处，后澄怀堂改名颐年殿，到民国初年改名颐年堂。
世事沧桑，当年富丽堂皇的颐年殿，因年久失修，如今已是破败不堪了。
也正是在修建颐年堂时，周恩来来到了施工现场，他微笑着向每个人打招呼，并问候同志们辛苦了。
修建科的王保成同志见周恩来副主席来到工地，便急忙迎上去，向周恩来汇报施工进展情况，并将修缮颐年堂的具体计划给周恩来看。周恩来高兴地边看边说，你们的计划很好，想得也很周到。中央机关搬来后，不但要有地方办公、开会，而且还要有接待客人和吃饭的地方，因此，要先修好颐年堂、春耦斋会议室和小灶、饭厅。
王保成说：“我们保证在一个月内完成颐年堂和春耦斋及小灶的修建任务。”
周恩来听后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后，他又走进颐年堂，看了看室内的装修，摸了摸装修好的墙面说：“中南海潮湿，修整房屋关键要处理好防潮问题。”
修建科的同志便向周恩来汇报说：“我们采用‘三毡两油一水泥‘的防潮法，从试验后的效果来看很好，又很经济。”
站在周恩来身旁的一位工人补充说：“三毡两油一水泥，就是三层油毡、两层沥青、一层水泥。”
周恩来听后，再次满意地点了点。并说道：“无论干什么工作，就应该这样，既要讲效果，又要厉行节约，这要形成风气，你们这样做很好。在修建过程中，遇到不好解决的问题，可以直接找我。如果人手不够，可以从香山再调一些……”
在周恩来副主席的亲切关怀下，中南海地面房屋的修建工作进展很快，到了6月底，各部的办公室基本修完，部分中央首长和机关的同志陆续从香山或其他地方迁进了中南海。
这时，修建科的同志们又接受了修建居仁堂和菊香书屋的任务。
菊香书屋在颐年堂东侧，是丰泽园的附属建筑，清时名菊香书屋，系藏书之所。
菊香书屋将作为毛主席的住所，为此，修建科的同志们感到能为毛主席做点事，而心里特别高兴。
通往菊香书屋的小路和院落，由于多年失修，路面上的方砖有的磨成了深坑，走起路来一高一低，很容易打趔趄扭伤脚腕。为此，许多同志建议干脆拆掉修成水泥路。
周恩来闻知此事后，特意来到菊香书屋，检查修建科的施工情况。
在检查时，他说：“中南海的建筑反映着我国近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这里的一砖一石，一雕一刻都是劳动人民智慧和艺术的结晶，我们要保留中南海的固有特色，让劳动人了享受到自已的艺术成果。”
周恩来说到这儿，转过头来对王保成说：“小王呀，你一直在主席身边工作，非常了解主席的工作和生活习惯，要按主席的习惯安排住房。主席喜欢读书，书房就设计得大一些；主席要经常接见客人，客厅要布置得美观大方。主席是十分珍惜古文化和古建筑的，整修书房既要保留原有风貌，又要适合主席的生活习惯，尽量做到两全其美！”
修建科的同志们无不为周恩来副主席那种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所感动。从此，修建科的同志们更加爱护珍惜中南海的一草一木，在修建中特别注意保护古物。
在当时，由于没有方砖和琉璃瓦，修建科的同志们就到砖厂联系仿制，解决了急需，使一切装饰都保持了原有特色。
园林队的工人们，发现有的古槐古柏的树干流“脓”腐烂，就及时用水泥将伤疤封住，还用石头和泥土把树根都圈起来，加以保护，使这些古树木焕发了“青春”。
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秋天，王保成从外地出差到京，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他阔别30年的中南海。故地重游，他在中南海看到处处是绿树鲜花，古老的建筑在参天古柏的衬托下，显得更加宏伟，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说，为了中南海的今天，当年周恩来副主席领导我们修建中南海的一幅幅生动的情景又历历再现。事后，他写了一篇《为了中南海的今天》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的最后一节写道：
中南海始建于辽金，历经元、明、清各朝，历来是封建帝王的行宫和宴游之地。由于旧中国多年战乱，中南海的古建筑年久失修，房屋残痕斑斑，道路凹凸不平，野草丛生，湖水污染，蚊蝇成灾，严重影响人们的健康。因此，除了整修中央在中南海的办公用房，整个中南海的环境治理也亟待解决。
我们曾建议整修中南海，但我们清楚地知道，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家财政开支十分紧张困难，修建中南海的资金不好解决。
正当我们为此焦急发愁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来到施工现场，向我们转告了党中央和政务院关于整修中南海的消息。他说，党中央、毛主席十分关心中南海的建设，这里住着比我们中央领导人年龄还大的各界民主人士，外国朋友也经常来此访问，我们必须为他们的健康和安全负责。因此，中央决定要彻底整修中南海。
“总理，那资金问题怎么解决？”我冒昧地问了一问。总理爽朗他说，还是那句老话：“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可以动员一些社会力量，请求部队支援，开展义务抢修中南海的活动。总之，用很少的钱把整修中南海的事情办好。
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中央办公厅修建科和政务院修建科统一行动，互相协作，分工负责，由政务院修建科负责湖底的清理整修任务，我们负责岸上的房屋设施、花园、草坪的维修和管理。
1950年3月的一天，约有300多名干部战士和地方工人、技术人员来到中南海，对中南海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他们从山上采来条石，砌起了湖岸，建起许多划船、钓鱼的“小码头”……
我们也完成了剩余房屋的修理和垃圾、杂草的清除任务。作为政治中心，为了适应客观需要，还对一些原有古建筑也作了部分调整，拆除了时应宫，万字廊和一些其他殿字，迁建了清音阁、双环亭。在岸边建起一一块块“牡丹园”、“玫瑰园”、“绿草坪”，还栽上了许多松柏、冬青，为金碧辉煌的殿堂披上了绿纱，使它更加宏伟壮观。
山泉水流进中南海的这天，周总理也同我们一样，吃完晚饭，高兴地来岸边观看。他兴奋地对我们说，中南海自古人民建，人民修，但人民却没有享受到它的美丽。这次修成后，我们要请人民代表来这里作客观光，今后还要逐步成为人民游乐的场所。听着总理的话，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涌了出来。
30年弹指一挥间，如今中南海变了。我漫步浏览着这熟悉的金堂大殿，观赏着这可爱的鲜花异草，看到眼前一对对、一双双穿着各色衣服的游人，听着他们的欢声笑语，我仿佛看到了周总理向中南海走来，仿佛又听到了周总理在中南海的笑声……

第二部分 中南海新生第37节 毛泽东对双清别墅情有独钟(1)

毛泽东来到北平后，寄宿颐和国，尔后住进香山，毛泽东对双清别墅情有独钟，执意常住。但为了他的安全，更为工作的方便，众人齐劝毛泽东搬进中南海。毛泽东拗不过，终于走进中南海。
毛泽东等进京后的第一个休息的地方是颐和园。
颐和园，坐落在北京西北郊，包括万寿山、昆明湖，方圆16里，占地4350亩，其中昆明湖水域占3／4，以万寿山为主的陆地占1／4，规模宏伟，景色秀丽，是著名于世界的大型园林。
辽代以前，万寿山只不过是高粱河畔的一座小山。金海陵王迁都燕京后，最早盖起了金山行宫。金章宗完颜璟又把玉泉诸水引至金山脚下，取名金水池，这就是昆明湖的前身。
元时，据说有一位老人，在金山挖出一个刻有花纹的大石瓮，故将金山改名为瓮山。乾隆元年（1736年），画家郑板桥曾到此一游，写下了《赠瓮山无方上人诗》二首，无方上人是一位和画家交谊很深的和尚。其中一诗为：
山裹都城北，僧居御苑西。
雨晴千幛壁，云起万松低。
天乐飘还细，宫莎剪欲齐。
菜人驱豆马，历历俯长堤。
1262年和1290年，元世祖忽必烈兴槽运，先后两次命都水监郭守敬引玉泉诸水至瓮山脚下，并将金水池疏浚扩展为北京西郊大水库，先后易名为瓮山泊和大泊湖，俗称西湖和西海子。又将所挖西湖之土运上瓮山，使瓮山更高，西湖更大，才成为真正山高水阔的风景胜地。
1494年，明孝宗为给他乳母助圣夫人祈福，在瓮山上建起了圆静寺。1506年至1521年，明朝最爱游山玩水的正德皇帝，在大泊湖建起了好山园行宫，将瓮山改名金山，大泊湖改名金海，总称好山园，俗名西湖景。
1750年，乾隆皇帝为庆贺他的生母孝圣皇太后钮钴禄氏60寿辰，大兴土木，拆毁明朝圆静寺，改建大报恩延寿寺，将瓮山命名为万寿山，大泊湖改名为昆明湖，万寿山、昆明湖总称清漪园，历时15年完成。
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三山五园同遭火焚，清漪园除别建筑外均成灰烬。但在以后，慈禧揽权，她不顾民族危亡，于同治年间几度指使亲信上书奏请修复圆明诸园。光绪即位后，慈禧便暗中挪用海军经费大规模地修建清漪园，改名颐和园。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回北京。颐和园成了慈禧推行媚外政策的中心。每逢佳节，园中盛宴外国使臣，慈禧亲自陪同他们游湖赏花，举杯言欢。
1911年，辛亥革命迫使清末帝仪退位。根据皇室优待条件，颐和园为溥仪的私产。1914年颐和园首次开放，1924年正式辟为公园。
如今，以农村包围城市为战略思想，最终实现了他的夙愿的毛泽东，来到了北平，并且首站是暂住颐和园，这着实令柳林溪激动不已。
1949年3月25日早上，北平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来电话，要颐和园管理处主任柳林溪马上到他办公室，说有要事相告。
柳林溪放下电话，急忙赶到市政府薛子正办公室。柳林溪见到薛子正，刚要开口问有什么事相告时，薛子正开了口：“介绍信已开好，你拿着信乘我的车，火速赶到社会部找李克农部长报到。具体任务，李部长会向你交待。”
柳林溪有点摸不清头脑，但看到薛子正的语气急迫，面部表情严肃，便没有多问，便走出薛子正办公室，赶往社会部。
在社会部，李克农接过柳林溪递过来的介绍信，看完后，又仔细地打量了一下柳林溪，而后便非常严肃地说：“今晚10点钟左右，党中央毛主席从西柏坡来北平，要在颐和园景福阁休息。你在东大门等候，负责接待安排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休息。”
“保证完成任务！”按捺不住激动心情的柳林溪似乎觉得刚才这句话不是很圆满，便又补充了一句：“保证高质量高标准地完成接待任务！”
晚上10点多钟，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来到了颐和园。
第一辆车坐的是毛泽东，柳林溪忙上前迎接。
毛泽东下车后，关切地问：“你叫什么名字？你是颐和园的负责？”
柳林溪激动地说：“我叫柳林溪，是颐和园管理处主任。”
“哦，是主任，官还不小呢！”毛泽东风趣地说着。
这时，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也都相继下车了。毛泽东见他们靠拢过来，便一挥手，说：“走吧！”柳林溪领着他和中央领导同志来到景福阁的益寿堂。
在万寿山东部山顶的景福阁，乾隆时为菊花形的昙花阁，慈禧重修时，改建为景福阁。阁南向，前后各5间，有曲廊相通，四周曲廊满缀宫灯，远看如列星。凭栏四望，全山景色映入眼底。慈禧喜欢这个地方，每年七月初七在此祭牛郎织女；八月中秋在此赏月；九月重阳节在此登高，吃福、禄、寿、喜。盛夏伏暑季节，慈禧常在这里和后妃、宫女们压宝，推牌九，名叫“过阴天儿”。“过阴天儿”用膳时，由膳食房到景福阁，沿途排列许多太监，接连传递饭菜。按照规定，参加传膳的太监只能穿袍褂，不准用雨具，遇到狂风暴雨，就被雨打如落汤鸡。1948年，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城时，曾在景福阁里举行和平解放北平城的谈判。
在景福阁的东北方有一所坐北向南的小住宅，这便是益寿堂。街门为垂花门，门内有益寿堂5间，东、西配殿各3间。四周围以砖墙，满墙雕刻花纹和博古文玩图案。
柳林溪将毛泽东引导到景福阁，安排好后想，毛主席劳累了一天，该休息了，于是他主动告辞，离开了景福阁。
但柳林溪没有想到，深夜12点多钟，毛主席打来电话，要柳林溪到景福阁谈话。
柳林溪便赶忙来到景福阁毛泽东的住处。
谈话很随便。毛泽东首先问柳林溪：“你是什么时候认识我的？”
柳林溪说：“1943年时，在延安的行政学院、自然科学院学习，多次聆听您的报告。”随后，柳林溪又将他在延安几年的工作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听完很高兴地说：“那我们是老相识了。”然后，毛泽东话锋一转，问及颐和园的情况。
毛泽东博览群书，通晓古今历史，对颐和园的来龙去脉，以及几经沉浮的历史，非常清楚，所以他问的不是这些，而是颐和园接管后的情况。
毛泽东问：“颐和园接管了多少旧职员，多少工人？有没有太监？他们的生活怎样？”
柳林溪向毛泽东汇报说：我们接收旧职员20多人，工人30多人，没有太监。北平被包围时，全园职工生活比较清苦，连工资都领不到。个别职工春节都无法过。我们进城接管后，了解到这一情况，立即报告给市政府，从市财政局借来钱给职工发了两个月工资。

第二部分 中南海新生第38节 毛泽东对双清别墅情有独钟(2)

毛泽东点了点头说：“对原有职工的生活，我们要包下来，不要辞退，不要解雇，原薪是多少，就发多少。不要叫人家说，国民党时期我们有饭吃，共产党来了反倒没有饭吃了。如果那样就不好了。”
停顿一会儿，毛泽东接着说道：“过去我们在山沟里打游击有经验，进了大城市搞公园就不行了，没有经验，要向老工人学习嘛，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先把原有的公园管好。过去的公园是地主资产阶级悠闲人士逛的，劳动人民一没有钱，二没有时间逛公园。我们今后还要建设许多新公园，让劳动人民都能逛公园。在劳动之余，有时间在公园休息娱乐，恢复疲劳，再回到工作岗位上，为国家做更多的工作。”
毛泽东精力旺盛，这一夜，他们谈得很晚。
毛泽东在颐和园暂住几日后，便移居到香山的双清别墅。
香山，坐落在北京西北的山墩里，方圆12华里，古木茂密，群山环抱，山势自西、南、北三面向东逐渐递减，与玉泉山、万寿山遥遥相对。山中自然景色与依山势高低层层构筑的殿堂、庙宇交相辉陕，是北京著名的森林公园。
在香山公园中有一座寺庙和行宫——香山寺。它创建于金世宗太定二十六年，元明清各代都有重修，初名永安寺，后改香山寺，亦名甘露寺。庙字依山而建，由前到后，层层递增，正中一条石台阶串连着五座大殿，大殿两旁还有其他许多建筑物。香山寺被帝国主义侵略军焚毁后，改建为其他房舍。院中残存殿前大石屏一座，汉白玉石基座上镶嵌碑刻三方，阳面雕刻三座塔形图案，每一图案中又刻有佛教经典，阴面刻三尊佛像。两边石柱上刻有乾隆题联，一为“花雨轻霏结青莲法界；云峰郁起现白毫相关”。二为“智镜先圆宏亦度；心莲香远滨亦乘”。
在香山寺内，有一眼水井，传说神仙常到这里取水炼丹，所以取名丹井。大殿前原有两棵以“听法”闻名的古松，后因香山寺坍塌而被毁。
在香山寺以南的山腰中，有一座依山而建的小庭院，院子的高坡上涌出两股泉水，晶莹清澈，乾隆在山泉旁的石崖上题了“双清”二字。
关于双清的命名，在京城广为流传过这样的一个传说：元朝忽必烈整日沉醉于酒色之中。一天，他无意中登高北望，只见西北方向红彤彤如地火上升，金赤赤似紫云降世，以为是神仙下凡，“福”从天降。于是，立即降旨，说要寻找“福地”，他坐上龙辇向西北而行，一直找寻到了双清这个地方。
那时的双清，既没有清泉，也没有建筑物，就是树多。树枝上桂满了红叶，把整个山梁装饰得红殷殷的，原来那红彤彤的地火，就是这满山的红叶。忽必烈见此，不免有些心灰意懒，再也不想去寻那“福地”啦，他也确实走不动了，便靠着红叶树干而睡，不一会儿便进入了梦乡。在矇眬中，他看见两只乖巧可爱的小白兔围着他的身边跑来跳去，他俯身去捉，这两只小白免既不让他捉着，也不跳得太远，诚心惹他着急。忽必烈见此，便想出了一个主意，假装睡觉。小白兔又围着他的身边跑着跳着，他猛然伸手抓去，眼看要抓住了，可还是让小兔跑掉了。就在白兔消失的地方，冒出两股清泉。那泉水来势猛，涨势快，不多一会，竟然掀起浪头，劈头盖脑往下压，吓得忽必烈大叫一声，顿时梦醒。他马上命人就地往下挖，挖着挖着，猛地喷出了两股清泉，从此，人们就给这里起了双清的名字。
1917年，河北发生水灾，督办熊希龄创办慈幼局，在这里修了一座别墅，称为双清别墅。
双清别墅淡雅幽静，院内山、水、树、石顺其自然，甘冽的泉水汇集一池，清澈涟漪。池边有亭，亭后有屋，因材借景，秀丽非凡。在这里，春日可赏花，酷夏可避暑，秋可观红叶，严冬可踏雪，这可谓香山之“园中园”。
毛泽东从颐和园乘上防弹汽车上了香山。
香山的公路是临时抢修的，小轿车爬坡相当吃力，虽然司机狠踩油门，但也无济于事。进香山大门不久，又遇到一个70℃左右的大斜坡，汽车马达轰鸣作响，但车轮却是原地打滑。
坐在车中的毛泽东见此说：“上不去吧，那我们下来走好了。”
司机说：“那就烦请主席先下车，我把汽车倒回去，再往前冲一下，这样出不了事。”
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慢慢踩着夜色，顺公路到了香山慈幼园的后门。
一辆吉普车停在那里。
毛泽东问：“不是到了吗？为什么还要坐车？”
周恩来说：“还有一段坡路，小汽车爬不上去，只好换越野吉普。”
果然，越野吉普车又开了一阵子，才到了一个院子附近。
毛泽东下了车，仔细望了望双清别墅的大门，然后大步走了进去。院子不小，夜色下，只见一个古色古香的六角凉亭，还有不少松柏自由自在地站在院子里。一股清风袭来，树枝摇摆，似是在欢迎新来的主人。
“这个院子不错呀，比我们在西柏坡的院子还大还漂亮。”毛泽东很高兴地说道。
双清别墅的院子确实不小，房子也很大。它是一排坐北朝南的平房，屋子里阳光充足，房子高大优美。从西头起，有卫生间、卧室、办公室，中间正厅是会客厅，能容纳20多人。从正厅往东走，还有办公室和会客厅，过了会客厅是小餐厅。小餐厅通过一个走廊和厨房相连。
这排房子中，除毛泽东使用的房间外，还有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储藏室和小厨房。
从此，毛泽东住在这里，一直到6月份进城。但是，毛泽东只是白天去中南海办公，夜里仍回双清别墅或玉泉山休息。
在双清别墅，毛泽东于4月4日发表了《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重要文章。4月21日又在这里签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3日，我军解放南京，宣告了蒋家王朝的覆灭。
在这振奋人心的时刻，毛泽东坐在双清别墅的六角亭下，写下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一光辉诗篇，热情歌颂了中国人民在解放战争中所取得的这一决定性的胜利。
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还多次在双清别墅举行重要会议，研究讨论建国的方针大计。
毛泽东熟悉了双清别墅的环境，他在这里心情愉快地为新中国成立而忘我操劳着。他对双清别墅情有独钟，为此不愿离开，想长期在此居住。
但毕竟香山离城较远，且面积很大，再加上北平刚刚解放，社会还不是太稳定，出于对毛泽东的安全，出于今后工作的方便，劝说毛泽东进驻中南海的工作“艰难”地进行了。
毛泽东确实不愿搬住中南海，但由于众人三番五次地劝说，拗不过大家，最终走进了中南海。
在舒云的《开国纪事》中这样披露毛泽东搬入中南海居住的经过：
国庆大典以前经过几个月夜以继日的劳动，中南海里里外外已经焕然一新，于是，北平市市长叶剑英打了一个报告，请党中央迁入中南海。
等了几天，没有动静，叶剑英专门跑到香山上的双清别墅催他的报告。
“我不搬，我不做皇帝。这个剑英真固执。”毛泽东等叶剑英走了，很严肃地对周恩来说。
“你还是应该听父母官的。”周恩来含笑而言。他同意叶剑英的意见但又不好直接说。
“我偏不听，这是原则问题。”
“剑英坚持你进中南海也是原则，这个地方连围墙也没有。”
“不谈不谈。”毛泽东打断了周恩来的话头。
“不谈就不谈。”周恩来明白毛泽东忌讳皇帝住过的地方。它是慈禧太后独揽国家大权的地方，也是光绪皇帝因变法维新被囚禁的地方。袁世凯这个窃国大盗占据这里为大总统府，并在这里筹划复辟称帝阴谋。
抗战后期，毛泽东特意号召全党看一看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这本书讲了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如何骄傲又如何失败的。毛泽东很喜欢这本书。
周恩来希望毛泽东搬进中南海，主要考虑安全，四周的红泥高墙是天然的屏障。
“毛泽东住进去，我们才好高枕无忧呵。”周恩来对坐在一边的朱德总司令说。
朱德表示赞同。
党中央终于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意见搬迸了中南海。

第二部分 中南海新生第39节 怀仁堂一座西式宫殿

怀仁堂，明清两代西苑的仪銮殿。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毁于一场意外之火。慈禧回京后，在仪銮殿的废墟重建了一座西式宫殿，取名佛照楼。清之后，民国初年改佛照楼为怀仁堂。
中南海怀仁堂是举世闻名的地方，毛泽东主席生前经常在这里召开重要会议，接见全国各条战线的代表和英雄模范人物，会见外国来宾和朋友。如今，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同志，依然在这里经常聚会商讨国家大事。
怀仁堂原是明清两代西苑的仪銮殿。光绪年间，仪銮殿成为慈禧的寝宫。
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时，居住在紫禁城的养心殿，殿内悬挂着一个黄色的纱帘。它是晚清历史的见证。
清朝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打北京城，火烧圆明园。当侵略者打到通县时，咸丰皇帝带上皇后慈安，贵妃慈禧和皇子载淳，逃避到承德。为了遮人耳目，咸丰皇帝还美其名日“木兰秋狝”，说是仿祖宗遗制，行围猎大典去。在承德不到一年，咸丰十一年七月，咸丰帝连病带忧，死在避暑山庄的寝宫“烟波致爽”殿，咸丰帝临终遗诏，立6岁的皇子载淳为太子，任命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顾命大臣，在载淳亲政之前掌管军政大权，辅助皇帝处理一切政务。为了防止皇权旁落，咸丰帝将自己平常使用的“御赏”和“同道堂”两颗印章，分别交给皇后慈安和皇太子载淳，作为下达谕旨的信物。凡是下达谕旨，都要在开头文字上盖上“御赏”印，在结尾文字上盖上“同道堂”印。两印合符，方可生效。
按照咸丰帝的遗诏，皇太后、皇帝除负责铃印上述两印外，军政事务皆由辅政大臣处理，皇帝成年后才全面实行皇帝权力。但权欲熏心的慈禧，利用皇帝生母身份，又以皇帝年幼，将“同道堂”印章控制起来，代子铃印，以此争取了阅览大臣奏疏的权力。一向见风使舵的山东御史董元醇，见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并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辅政。对于这种公然违背先帝遗诏、希旨邀宠的行为，顾命八大臣决定予以严厉批评。他们拟写了切责董元醇的谕旨，请皇太后加盖印章。
慈禧太后见到这份谕旨后，非常恼火，拒不盖印。顾命八大臣见太后不在谕旨上盖印，使停止办公以示抗议。
慈禧太后怕急中生变，被迫盖印，但扳倒八大臣的决心也同时下定。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訢联合，控制了北京局势，利用咸丰梓棺回京的机会，于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发动了政变，逼令载垣、端华自尽，将肃顺公开处死，其他辅政也全部撤职。十一月一日，慈禧、慈安两宫太后在养心殿东暖阁开始了“垂帘听政”。
因为西苑的仪銮殿是慈禧太后的第二居室，里面也有一套卷帘，作为备垂帘听政之用。因此，仪銮殿也有两卷殿之称。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掠夺西苑之后，侵略军头子瓦德西窃据了仪銮殿。不久，仪銮殿发生了一场大火，金碧辉煌的宫殿，烧成一片灰烬。《春冰室野乘》上载有《咏佛照楼》诗词一首：
无半灯摇紫电流，玲珑殿阁仿欧洲。
却因一炬西人火，化出繁华佛照楼。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慈禧回到北京，她决心要在仪銮殿的废墟上重造一组瑰丽的建筑，于是专门用于接见、宴请外国女宾之所的海晏堂开始动工兴建。
由于慈禧喜爱居住中国传统宫殿，所以，在建筑海晏堂的同时，在海晏堂的西北处，又为她兴建一座新的仪銮殿。仪銮殿耗银500万两，为一西式楼房，建成后，命名为佛照楼。
《德宗实录》记载：慈禧于是年十月二十六日重新驻仪銮殿，后来，每驻西苑都在仪銮殿起居，她的生日也在仪銮殿接受庆贺。
1911年后，佛照楼更名为怀仁堂。堂前陈列着一对景泰蓝石狮，东西对峙。南有长廊几十间。袁世凯曾在这里办公，接见外国使臣，接受百官元旦朝贺。
1914年，袁世凯还曾在怀仁堂宴请国会议员。徐世昌、黎元洪也在这里接受朝贺。曹锟曾把这里作为他的府眷住所。晚读轩主人对此作过形象的描写。他在一首诗中这样说：
十年紫陌逐芳尘，眼底风光日日新；
一曲霓裳天上乐，后宫闲煞白头人。

第二部分 中南海新生第40节 钟灵睁眼闭眼36小时

新中国即将成立，怀仁堂定为政协会场。中南海布置科主任钟灵承担会场布置任务。他率领108将，忙了三天三夜。会场验收合格后，他一下子歪在桌子上，睡了整整36个小时。
中南海淤泥清除后，便开始了紧张的装修。
延安俱乐部主任钟灵随部队从西直门入城后，来到中南海，成了中南海俱乐部主任。
钟灵，山东济南人，1921年出生，1938年济南沦陷，他流亡到武汉、长沙等地，并于这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共产党地下组织派年仅17岁的他赴延安学习，他便于1938年进入延安“鲁艺”美术系攻读。
1938年，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委托“鲁艺”学院在延安城写些宣传标语，任务落到来延安学习的钟灵头上，他在延安城墙上，用小板刷写出“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的巨幅标语。他在写“工人”两字时，感到与相邻的“农民”（那时“农”字没有简化的“农”字，只有繁体的“農”字）两字相比，笔画太少，于是想到隶书的写法，便把“工人”两字写成“工”。
1940年，钟灵到延安的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工作。在他的同事中，有一位精通围棋的聂春荣，他就是后来中国棋圣聂卫平的父亲。于是钟灵这一学就变成了师出名门。无奈在那战争年代没有时间深入钻研，且钟灵爱好颇广，故棋艺长进不大。但他没有想到，后来却碰见两位大棋手与他对奕。这两位大棋手一位是毛泽东，另一位是当时只有9岁的聂卫平。
钟灵与毛泽东对奕是在1946年。而在对奕的前4年，曾有这样一段小故事。
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时发表了著名的《反对党八股》的讲话，列举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毛泽东说：“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
讲到这里，毛泽东环顾台下，说道：“早几年，在延安城墙上，曾经看见过这样一条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这个标语的意思并不坏，可是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笔不是一竖，而是转了两个弯子，写成了‘工’字。人字呢？在右边一笔加了三撇，写成了‘人’字。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无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写在抗日时期延安这地方的墙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难得到解释。”
钟灵听完毛泽东讲话，脸红红地低下了头。从那以后，他书写的标语，便完全按照人们所熟悉的常用字，而再也不进行“艺术加工”了。
1946年，钟灵当上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俱乐部主任，常常去枣园为首长们举办周末舞会。一次，舞会正在进行之中，毛泽东看见桌上放着围棋模具，便问“你们谁会下围棋呀？”
钟灵见毛泽东指着围棋在问话，便走上前如实地说：“我刚刚开始学，棋艺不精。”
毛泽东笑着说：“无妨、无妨，切磋棋艺，友谊第一。来，小鬼，我们下一盘。”
钟灵没有想到，毛主席会和他对局，一下子紧张起来了。
毛泽东见此，又笑着说：“不要紧张嘛，你我都是同志，下棋是平等的对手嘛！”
钟灵自知自己的棋艺不行，便小声地对毛主席说：“我执黑先行，且让我两个子。”
毛泽东欣然应允，但钟灵还是输了。
在这之后，毛泽东就经常与钟灵下棋。一次，钟灵和毛主席下过两盘棋，下第三盘棋时，毛泽东笑着说：“钟灵、钟灵，此人很灵，我可要认真对待！”结果杀了钟灵一个“中盘负”。
还有一次，钟灵和毛主席下完棋，毛主席起身要走时，走来一位同志向毛主席问道：“主席，你知道和你下棋的小鬼是谁吗？”
毛主席说：“这小鬼不是俱乐部主任钟灵吗？”
那位同志说：“他是叫钟灵，但他也就是您在延安批评的延安城墙写标语的那位。”
毛主席听后哈哈大笑，问钟灵：“还那样写么？”
钟灵再一次不好意思地说道：“当然不敢再那样写，不但我不敢，连写隶书的书法家也不敢那样写了……”
毛泽东听后，摆摆手说：“那就不对了，篆书不是更难认么？还是要尊重传统的写法，我的批评不是说写法不对，而是不应该作宣传时用这种不易被广大群众接受的形式……”
转眼间，3年时光过去，钟灵以中南海俱乐部主任的身份来到中南海。不久，中南海布置科成立，28岁的钟灵担任科长。上任伊始，接手的第一个任务是绘制中南海详图，以便组织人力物力加紧修缮。
年轻而又精力旺盛的钟灵，把中南海的里里外外都跑遍了，绘制出一份中南海详图。周恩来看后，非常满意。
身为布置科科长的钟灵，有两名副手，一位是郭英副科长，另一位是李钊副科长。郭英以后当了香山饭店经理，李钊后来曾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
周恩来在钟灵绘制的中南海详图上，在怀仁堂的位置用红笔圈了个圈，这是整个中南海建筑修缮的重点。
当时，北平城内没有合适的礼堂可以作为政协会场，只有这座怀仁堂了。不仅要翻修，还要改建扩建。
周恩来将这个任务交给了钟灵。
此时，钟灵和两位副科长已将中南海布置科组建成，共计108个年轻人。有人戏称是梁山水泊一百单八将。其中有中南海留用的花匠，有解放区来的干部，有刚从地方招收的十几岁的女学生。
钟灵接到布置修缮怀仁堂的任务时，他刚忙完政协筹备会的布置工作。忙对于这位在延安就早已出名的四大忙人之一的钟灵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钟灵率众弟子，来到怀仁堂，对怀仁堂的结构仔仔细细地进行了“考察”。他们初步拟定在院子上搭起铁皮屋顶，与四周的长廊连接在一起。这样，既保存了原建筑的格局，又增加了使用面积。
他们在实地“考察”之后，又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反复修改装修装饰怀仁堂的方案，直到感到满意时，才将怀仁堂的装修装饰设计图上报周恩来。
周恩来在百忙中，审看了装饰怀仁堂的设计图，他感觉可以，便提起毛笔，在设计图的右上角，写了批示：
同意，周。七月X日。
这张凝聚钟灵心血的设计图，非常遗憾地遗失在“十年动乱”中。
钟灵和东北来的美术家张仃根据这份设计图的原理又设计了一套中南海各个大门的立体效果图，染上实际颜色。经由周恩来拍板投入了施工。
怀仁堂内外都装饰起来了。院子的大门、二门以及垂花门都显得气派而充满喜气。
怀仁堂装修整整用了3天时间，钟灵则整整3天3夜没合眼，甚至连个呵欠都顾不上打一个。直到周恩来看过会场，满意而去时，他才一下子歪在桌子上，不多不少整整睡了36个小时。
钟灵忙完怀仁堂的装饰任务后，便开始进行天安门城楼的装饰。
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要挂一条巨幅横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天安门两旁也各挂一条巨幅标语，西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东边是“中央人民政府万岁！”于是，钟灵便使出浑身解数，用漂亮工整的宋体美术字，完成了这个千载难逢的任务。
28岁的钟灵，把自己的书法作品挂上了万众瞩目的地方，这使他一生都感到自豪。

第二部分 中南海新生第41节 怀仁堂的音响成了一大难题(1)

怀仁堂成为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址不容选择，但怀仁堂的音响成了一大难题。周恩来为此大动肝火：因声音不清而砸锅，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王诤急忙调兵遣将，“九头鸟”大显身手，功劳不同寻常。
1949年8月12日，总参通信兵部技术处处长傅英豪正在向部长王诤汇报工作，桌上的红色电话机响了起来。
红色电话机是专线，凡是一些重大事宜或急办事宜都由红色电话机接送。红色电话机铃声一响，王诤和傅英豪不约而同投向红色电话机。
王诤向傅英豪示意了一下，意思是不要出声，随后拿起了电话机听筒。
“现在我们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地点选在怀仁堂。”话筒里传来清晰的浙江口音，王诤听出电话是周恩来打来的，坐在一旁的傅英豪也听到了周恩来的话声。
王诤将听筒从右手交到左手，右手拿起一支铅笔，准备写下周恩来的指示。
“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是共产党做主人，请全国民主人士来北平开会，成立人民自己的国家。这是第一次，一定要搞好，可是现在怀仁堂的音响是个大问题，成了一大难题。”
关于怀仁堂音响问题的情况，是中南海俱乐部主任钟灵向周恩来汇报的。新政协6月份在怀仁堂召开的时候，声音就已成了问题，不过那次人数少，大体上还说得过去。但这次要开大会，声音问题肯定不行。钟灵在装饰怀仁堂时，曾试了试音响，感到不满意，急情之下，钟灵便如实地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听了钟灵的汇报后，感到这事非同小可，便撇开手头上的其他工作，要通了总参通信兵部王诤部长的红色电话专线。
王诤从拿起电话时起，就一声没吭，他听得出周恩来的话调很严肃，不像平时那样，心里感到事情严重，刻不容缓，但他绝没有想到，周恩来说着说着动了气，一向不发火的他发了大火。
“王诤我和你说，民主党派对山沟里打出来的共产党有一种说法：打得天下，管不了天下，他们没有管理国家的能力。显然是对共产党不那么服气。”
“这是我们第一次做东道主召集会议，再好的内容人家不知道你说什么，听不到你说什么，这个会议就是失败的会议。因为声音不清楚而砸锅，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坐在一旁的傅英豪有点莫名其妙地看了看王诤部长，他也感到有些奇怪，周恩来从不发火，今天是怎啦？
王诤放下电话听筒，怔怔地坐在那儿。这位在长征中一直担任“空中交通员”的王诤，始终在毛主席身边搞无线电联络，延安时期又负责筹建广播电台。他和周恩来很熟，干工作从来不讲价钱。但今天他有点想不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王诤在那沉默了足足有15分钟后，终于向傅英豪开了口：“这个任务交给你了，反正你也全听到了，搞不好怀仁堂的声音问题，总理要杀我的脑袋，我可要先杀你的！”
傅英豪和他的夫人唐旦自从被周恩来派到延安安装新华广播电台后，便一直在王诤的领导下工作。凡是沾电的问题，王诤就找傅英豪，每次找到傅英豪，交待完任务后，还要问一句，有没有什么困难。而傅英豪则说：“你先说需要不需要吧，如果需要，就不要问有什么困难，任务交给我，我保证能完成。”
但这次两人都破了例。王诤没有问，傅英豪也没有回答。因为困难肯定有，所以王诤没有问，而天大的困难，也要克服，所以傅英豪也就没有把誓言说出来。
不过，傅英豪在受领中南海怀仁堂音响的任务时，确实没有觉到有多大的难度。这位连扩音器都能造的电专家，真的制服不了扩音器产生的回声？傅英豪觉得自己能行，于是，他便兴冲冲地到中南海，找到了中南海俱乐部主任钟灵。
为怀仁堂音响问题而着急的钟灵，看过傅英豪的介绍信后，高兴地说：“我们专家来了！这回怀仁堂的音响问题会得到彻底解决！”
傅英豪先看了看怀仁堂的音响，又转了轻怀仁堂偌大的会场，钟灵跟在傅英豪的身后，不时地向他介绍着怀仁堂的情况。
傅英豪看完整个怀仁堂的内部构造后，将喇叭放在左、右、头顶和后部，试尽了各种办法，但到处乱撞的回声仍然消除不了。
混响怎么消除？
通晓三国语言的傅英豪翻遍了中文、日文、英文资料，但没有找到任何可供参考的资料。
此时距怀仁堂开会只有一个星期了，但傅英豪依旧是一筹莫展。大会筹委会的人和俱乐部主任钟灵都愁坏了，可谁都插不上手，帮不上忙。

第二部分 中南海新生第42节 怀仁堂的音响成了一大难题(2)

这次傅英豪也真着急了，于是他便提出成立一个试制小组。
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试制小组的人选由傅英豪选定，一切都开了绿灯。
傅英豪挑选的试制小组共5人。他的夫人唐旦也在其中，傅英豪和唐旦都是清华大学电机系无线电专业的同学，唐旦比傅英豪高一级，她的学习成绩在学校名列前茅。但傅英豪的实践能力强，能改装发报机和组装扩音机。试制小组还有一个叫习林的，电话局派来的是一位女同志。
“大江大海都过来了，难道在小河沟里翻船！”傅英豪愤愤地想。
正值中午吃饭时间，大家都闷着头吃饭，实际上是在吃饭时，脑子里还在想着怀仁堂的声响问题。
试制组的一个人，见大家都沉默不语，他便率先打破了沉寂，讲了一个笑话。他讲笑话，是为了大家放松一下紧绷着的神经，而同志们听完他讲的笑话，便也有一句没一句地聊了起来。聊着聊着，不知是谁扯起了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以及作战的十六字口决，这时有人冒出一句：“化整为零。”
傅英豪阶到这句话后，眼睛一亮，来了主意。他说：“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没有声音还会有回声吗？”
傅英豪话音刚落，他的夫人唐旦冲他说道：“这不是废话，没有源哪来回声。”但唐旦的话一出口，又感到有些后悔，她此时也明白了傅英豪的想法了，于是，便又说了一句：“你就别卖关于啦，快把你的想法和大家说一说。”
傅英豪确实通过“化整为零”这句话，得到了启发，他联想到数学上渐进的原理和无穷大无穷小的极限原理。他说：“声音大回声大，声音小回声小。如果化整为零，把声源切割到最小，回声不就自然消失了么？”
试制组的同志们听完他的想法后，觉得有道理。
既然有道理，那我们就赶快行动吧。
他们从北小街禄米仓的器材仓库拉来了国民党留下的海军舰艇的扩音设备，这个扩音设备与众不同，它不仅是美国货，它还比别的扩音设备多几个喇叭，一般扩音机只有一二个喇叭，而它有9个喇叭，俗称“九头鸟”。
傅英豪将怀仁堂分为相等的9等份，每一份吊一个喇叭。人的听觉构造是接受前面传来的声音。声音不是直接通过空气，而是几经反射传到人的耳朵里。而傅英豪则有意违背人的生理构造，使回音不能完全进入耳廓。加上人的本身就是吸音体，地上又铺有地毯，故从高处下来的声音只能激起很弱的回音，这回音人几乎感觉不出来。
忙了整整一天，直到深夜，9个喇叭全部安装完毕。开启设备，
试验一下，傅英豪在怀仁堂各个角落试听了一下，还真成功了。
着急好几天的中南海俱乐部主任钟灵，也是个急性子，他等不到天明，就找了几个人跑出去，把住在中南海的年轻人从睡梦中叫起来，全部聚集到怀仁堂。他要证实一下傅英豪搞出的声音是否可行。
人都到齐了，怀仁堂里坐满了试听声响的年轻人。钟灵叫台上放音乐、讲话之后，便大声问台下的听众，声音效果怎样？
台下的听众齐声回答：“效果很好，没有回音。”
钟灵放心了。他高兴地跑到傅英豪跟前，握着他的双手，连声说道：“谢谢你们，你们立下了头功！”
钟灵感谢完傅英豪和他的试制小组后，又在台上拿起麦克风，扯着嗓子唱了一段京戏，他高兴啊！
傅英豪在钟灵唱京戏时，又在怀仁堂的听众席的各个角落听了听，确实证明这个办法成功了。于是，他拿起了电话机，向王诤部长汇报。
自傅英豪接受任务之后，每次向王诤部长汇报的情况，都是遇到的困难。这次又是在深更半夜，王诤拿起电话，听到是傅英豪的声音，心想，又遇到新的难题了。
王诤正在这样想的时候，听到傅英豪说，王部长，怀仁堂的声响问题解决了。
王诤听完这句话，听到这个喜讯后，好久说不出话来，半晌才憋出一句：“我给你们刻一尊奖杯！”
怀仁堂的音响问题解决后，王诤如释重负，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了汇报后，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不仅台上能使用这台扩音器，台下自由发言也要能使用这台扩音器。如果解决不了，还是要杀脑壳。
王诤同样将此任务交给了傅英豪。
傅英豪再次来到怀仁堂，开始琢磨办法。最后，他同样运用了“化整为零”之法。他在怀仁堂侧面的厢房里安一台一百门的电话总机，然后把怀仁堂切割成几十个小区，编上号，台下哪个小区有人发言，值班员透过玻璃看到后，就对应这个小区插上塞绳，断开主席台，台下的即席发言便清晰地传遍会场。
傅英豪和他的同事们按此法接好后，试验了几次，效果很好。
这项任务又一次圆满地完成了。
忙了几天几夜的傅英豪，本想回家美美地睡上一觉，但还没等他离开中南海，周恩来又追加了一项任务：在怀仁堂举行会议时，无论如何要保证用电。
刚刚解放的北平，断电是经常的事。如果会开半截停了电，那不就砸锅了吗？周恩来虽已命令华北电力局在会议期间要全力保证供电，但他还是有些不放心，为防万一，周恩来又一次下令王诤稿一套备用发电机组，以确保断电时间不超过3秒钟。
这任务自然还是傅英豪的。但这一任务相对于前两项任务而言，难度小多了。很快，傅英豪就搞好了发电机组。但在使用上，需值班员要有很强的责任心，要全神贯注，要眼疾手快，要保证在市电中断的刹那间启动备用发电机。
电，突然中断还确实发生了。但当时的值班员申仲义，自始至终地将一只手放在闸台上，在断电不到2秒时，备用发电机就合上了怀仁堂的电网。这是瞬间的事，在怀仁堂里开会的政协代表们谁都没有感觉到。但在怀仁堂会场里巡视的傅英豪感觉到了，他急忙奔到电机房，握着申仲义的手，激动得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
申仲义从傅英豪越握越紧的手上，感到了傅英豪对他的夸奖。
他看着傅英豪，使劲地点了点头。数年之后，申仲义当上了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
怀仁堂，政协会议如期举行，顺利闭幕。而从始至终，音响问题，供电问题，没有出现任何差错，这一切，是傅英豪和他的试制组的同志们立下的功劳。
周恩来为表扬他们的功劳，特批发给怀仁堂声音试制小组一尊银奖杯，上面镌刻着参加试制者的名单。第一个是傅英豪，第二个是唐旦……

第二部分 中南海新生第43节 怀仁堂里发出历史强音

1949年9月21日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在怀仁堂里，毛泽东以沉稳的语调，发出了历史的强音：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出席开幕式的有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华侨代表和特邀代表等共46个单位662名。推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85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主席台布置得庄严大方，中央悬挂着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照片，上面悬挂着中国人民政协会徽，两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会徽后面挂着杏黄色的幕布，在中国，这种颜色是象征壮观与伟大的。会场照明全用水银灯，一个接一个，两廊下排着红色宫灯。这一切，都给人们一种富有生命力的印象。中华民族本来是富有生命力的民族，过去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束缚着不能发展，现在真正解放了，相信不要很多时候，新中国就会建设得很好。在各方面送给大会的贺幛中，充满了这种赞美与自信。北朝鲜全体华侨送给大会的贺幛上，精致地绣着彩色的毛主席像，绣像的背景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旗，还有一座工厂和几部拖拉机。旗上还绣着“庆祝新中国诞生，在毛泽东旗帜下前进”的字。
晚上7时整，政协筹备会主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从主席台上站起来，面带微笑地宣布大会开幕。毛泽东胸前，别着一枚刚刚赶制出来并已分发给委员代表的新政协徽章。
大会宣布开幕后，军乐队齐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同时在场外鸣放礼炮54响。全体代表起立，热烈的掌声长达5分钟。
接着，毛泽东致开幕词。当毛泽东用含有浓重湖南口音的“普通话”以沉稳、缓慢的语调致开幕词时，全场寂静无声，他对旧中国艰难岁月的回顾，对新中国美好前景的展望，对中华民族的自信与自豪，在代表心中激起巨大的波澜。毛泽东庄重宣告：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这感铭肺腑的话语使许多代表激动得热泪盈眶，心潮澎湃。一位代表回忆说：“那一刹那间，我在肺腑中积压了几十年的屈辱、怨愤、委屈、辛酸和苦辣，一古脑儿迸发出来，而化为欢欣鼓舞，心花怒放，泪如泉涌。……我就在这激动不已中发誓，要以身许国，永远跟着共产党。”
毛泽东的开幕词博得全场雷呜般的掌声，这滚滚的春雷持续了数分钟之久。
会上，周恩来代表筹备组做了题为《关于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为了完成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伟大任务，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应当继续下去，而且需要在组织上形成起来，以推动它的发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它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刘少奇在大会中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是全国人民实行革命大团结的一种最重要的具体方式。它在今天开始了自己的工作之后，将长期地继续在中国存在，并将在一切必要的地方建立它的地方组织。”
特邀代表宋庆龄在会上讲话，她说人民政协是一个历史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
中南海，怀仁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共进行8天。大会顺利地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重要文件。大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决定：国都定于北平，并改名为北京；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人民革命大团结；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采用世界公元纪年。会议选出63人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会议还选出180人组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这次会议自始至终充满浓厚的民主气氛，各项重大问题都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反复协商，充分讨论后，力争作出大家都满意的决策。讨论新中国的国家名称时，开始时许多人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也有人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张奚若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民主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人，它有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因此国名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最后大会经过公决，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名。
在9月27日，政协一届全体会议的记录上，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
简称中华民国一去掉，不等于把中华民国过去革命的历史意义一概抹煞。如辛亥革命、国共大合作等都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这一点在毛泽东开幕词中也讲过。同时，中华民国这名称，因为在民间已很习惯，所以在目前，也不会禁止使用。在人民中还允许有这样的称呼，正如现在我们所用的阳历，同样也不禁止人民用阴历。其次我们主张用公元纪年，同样也不禁止用三十八年。慢慢地引导人民在公文上用统一的国名，统一的公元年号，最好在正式文件上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法律性的规定。
这以后，政协一次会议陆续通过的大会文件，就去掉了“中华民国”这4个字。
关于国歌，曾通过报纸向国内外广泛征集歌词、歌谱，到8月20日，共收到歌词歌谱694首，但是评委仍感到都不理想，以画骏马而名扬天下的徐悲鸿和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力荐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经过反复讨论，意见逐渐趋向一致。但是又有人提出，新中国就要成立了，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已经过时，主张修改歌词。这时周恩来发言提醒大家要居安思危，安不忘危。他说：“要嘛就用旧歌词，这样才能激励感情，修改了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再说我们面前还有帝国主义反动派，我们建设越发展，敌人越嫉恨我们，想法破坏我们，你能说就不危险了吗？倒不如留下这句词，使我们耳边警钟长鸣的好。”一席话使人豁然开朗。新政协会议通过决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从此以后，这首经过硝烟与鲜血洗礼的悲壮乐章响彻祖国大地，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勇前进的号角。
大会于9月30日举行闭幕式，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和建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称纪念碑文。
朱德在闭幕式上致闭幕词。他说：“我们既然能够团结一致，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一致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繁荣昌盛的境地”。
至此大会完成了历史使命，取得了圆满成功。
会后，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典礼。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全体代表脱帽静静默哀，周恩来致词，毛泽东宣读碑文。毛泽东和各单位首席代表执锹为纪念碑铲士，表示对先烈的崇敬。这时许多代表都在心中默默地告慰先烈们：中国人民及子孙后代们将永远怀念你们，学习你们为革命为人民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去书写中华民族更为壮丽的历史篇章！
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宴会，庆祝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闭幕。

第二部分 中南海新生第44节 国徽图案在怀仁堂审定

开国大典之日，国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但天安门城楼上却没有悬挂国徽。1950年6月20日，两幅风格迎然不同的国徽图案挂进怀仁堂，国徽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们，用挑剔的眼光仔细“审”图，经过一番论战之后，最终定下国徽图案。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新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天安门广场。
然而，在那天，天安门城楼上却没有悬桂国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本应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就确定下来，政协筹备会也做了很多努力，指定由下设的第六小组负责草拟。
1949年7月15～26日，政协筹备会在报上连续发布启事，向国内征集国徽图案，并提出具体要求：“应注意：（甲）中国特征；（乙）政权特征；（丙）形式须庄严富丽。”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政协筹备会共收到国徽图案900幅。评委和专家们在评选审阅时发现：应征者虽然采取了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但是他们大都把国徽误认为国标，把国徽想象作普通的证章或纪念章，因此所有设计者都绘有和国旗一样的国家标记的所谓国徽图案，因而绝大部分不能采用。比较可供参考采择者仅45式。直到9月下旬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开会期间，代表们仍然对当时设计出来的国徽图案不满意，所以新政协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由原小组继续设计，将来由中央人民政府决定。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政协大会主席团的决定，仍由马叙伦、沈雁冰和政协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审查委员会继续担任制定国徽的任务，委员们还聘请了梁思成、林徽音、李宗津等一批专家共同研究。他们在广泛吸收各界人士的意见、参考国内外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很快献出了一批国徽图。
周令钊教授描的一幅国徽图案极其美丽：金碧辉煌的天安门上空五星在闪烁；张仃教授设计出的是以天安门为主体的图案；清华大学的粱思成教授等设计的国徽图案颇具民族风格：以“壁”为主要内容，并以绶带连接齿轮和麦穗的图案。
这三种方案呈现在政协委员们面前时，纷纷摆头：“均未恰当。”他们提出可以用周令钊教授的图案为基础，加以修正，另制图案。
从此，专家间的国徽设计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梁思成教授同清华园中几位同事——林徽音、李宗津、莫宗江、汪国瑜、胡允敬、张昌龄、朱畅中和罗哲文等一起，忙碌起来。朱畅中奉命去绘制天安门城楼透视图。他先来到系资料室，找出了中国营造学社测绘的天安门100：1200：1的平面、立面、剖面图。当时京城，乃至全国，唯有清华藏有这批图纸！望着这一张张测绘图纸，这位经过严格训练、又严谨教育后人的专家犯了愁：绘一幅天安门城楼图，尤其是“正确”的透视图可不容易！他思付着，还不如就用科学测绘的天安门平面图更好。他的建议被采纳。
于是，在他们制作的国徽图案中，天安门城楼是严格按比例尺寸缩小的正面图。这种构图带来了奇特的意境。只要你望着它，就会使你感到天安门广场无限开阔、深远、庄严、宏伟。后来，他们还有意把两尊华表向两边移开一段距离。这样，天安门广场显得更加开阔，构图更稳重。
为画好齿轮，张昌龄特意从机械系借来实物，向机械系教授请教，查阅了《机械设计手册》。
在国徽图案的用色问题上，他们之间展开了一场热烈的争辩。有人说，彩色好，因为社会主义国家里，多数国家的国徽都是五色斑斓的。有人则认为红、金二色才符合我们民族的传统。
中央美术学院的专家们也画出了一幅又一幅色调明快的画图。望着这一幅幅图，使人如身临其境，好似站在天安门一次，眺望着天空耀眼的星星。
1950年6月20日，这两幅风格迥然不同的图案挂进了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室。
会议室正墙左边的是清华大学设计的，右边的为中央美院设计的。会议室中间摆着几排沙发和椅子。
国徽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们，有的望望左边的，又凝视右边的；有的仔细察看完中央美院的图案后，再踱到清华设计的图案旁。他们用挑剔的眼光，边看边议论。在讨论中，各抒己见，莫衷一是。
正在此时，周总理来了。他审视完两幅图案后问：各位先生，意见如何？
田汉先生首先斩钉截铁地说：“中央美院的方案好。”随后，他说出了图案的许多优点之处。
但张奚若先生则竭力推荐清华方案，他说，这个方案具有民族特色，美观大方。
在双方“短兵相接”中，周总理将目光投向了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的李四光身上。
“李先生，你的意见呢？”周总理问。
“我看这个气魄大，有中国特色！”他手抬着左边清华大学设计的图案说。
周总理听后，再一次走到图案前，仔细看了一番后说：“那么好吧，就这样决定了。”
接着，周总理又问道：“梁思成先生来了没有？”
梁思成没有来。张奚若先生把站在一边的营建系秘书朱畅中叫到图案前，指着一处问：这是什么？
“这是稻穗。”
“能不能向上挺拔些？”周总理又问。
稻穗下垂本来是表示丰收的。如果要改成向上挺拔，朱畅中当场表态：可以。
把稻穗绘入共和国国徽中是周总理的动议。关于这儿，还有一个小故事呢。那是在1942年冬，周恩来应邀出席宋庆龄在重庆居所举行的欢送董必武回延安的茶餐会。席间，宋庆龄明亮的双眼盯着悬挂在壁炉上的那串禾穗，深情地说，我国几亿农民把它看得比金子还贵重。周恩来双手抚摸着禾穗，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使宋庆龄会心地笑了，周恩来说：待到革命胜利后，一定要把这两株禾穗画在新中国的国徽上面去！
1950年6月23日，在怀仁堂召开的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国徽审查委员会所拟定的国徽图案，并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公布。6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所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设计图案的说明》。
图案的说明为：
一、形式和色彩符合“国徽庄严而富丽”的规定。
二、以国旗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国旗不但表示革命和工人阶级领导政权的意义，也可省写国名。天安门则象征“五四”以来人民的政治斗争和在此宣告诞生的新中国，合予条例“中国特征”的规定。
三、以齿轮和麦稻象征工农，麦稻并用，亦寓地广物博的意义，以绶带紧结麦稻象征工农联盟，此两项与条例甲乙两项规定，亦相符合。
国徽图案通过后，塑造立体模型——国徽浮雕图案的重任交给了清华大学营建系的高庄。高庄在进行艺术造型的过程中，坚持政治性、艺术性、自然性与历史性四个标准的统一，遵照周总理提出的国徽形象要“向上”（表现新中国蓬勃向上）和“响亮”（色调明快）的要求，并注意以实物比较和借鉴古代雕塑的手法。经过一个多月的探索、试做。反复修改，终于立体模型塑造成功。
高庄塑造的国徽石膏模型，改变了原图案麦稻穗参差不齐、绥带来龙去脉缺少章法的弱点，解决了麦稻穗凹处留有缺口的问题，使整个图案更加刚劲、统一、稳定。成为政治上，艺术上十分成功的浮雕作品。
8月18日，国徽审查组一致通过了国徽石膏模型。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颁发实行国徽的命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所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该图案的说明，业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特公布之。此令。
主席 毛泽东
1950年9月20日
同日，各报刊登国徽石膏模型照片以及莫宗江据此绘制的“国徽方格墨线图”和“国徽纵断面图”。
在新中国第一个国庆前夕，庄严富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诞生了。

第二部分 中南海新生第45节 八大元帅授衔怀仁堂(1)

中南海怀仁堂，不穿军服的毛泽东亲自把元帅军衔命令状，送到同他一起南征北战的战友们手中。共和国首批元帅10名，8名元帅授衔中南海，另两名元帅在哪里？在新中国首次授衔前后都有哪些秘闻？
1955年的金秋。北京城内，彩旗飘飘，路边的莲花灯已更换一新，大街小巷都呈现出迎国庆的一派祥和的气氛。
9月27日下午4点多钟，一辆辆小汽车驶进了万人注目的中南海。
中南海，这一响彻华夏的独特名称，如一本独对天宇，默然打开的书，写满空白，写满神秘。从中南海传出的声音能够毫不含糊地改变中国，改变世界。中南海内的任何言行举止都是中外传记作家、新闻记者趋之若骛的目标。
今天，当一辆辆小汽车驶入中南海时，敏感京城的老百姓便在猜测议论着：不是有重大的会议召开就是有重大的决定出台了。这是敏感的京城百姓已经习惯了的猜测，他们知道，一旦有众多的小汽车驶进中南海就会有重大的事情发生了。
果然，这一天，在中南海里将要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授衔仪式。
汽车一辆辆地停在了戒备森严的中南海怀仁堂前的广场上。
汽车刚一停稳，兴高采烈的将领们从汽车里走了出来，他们一个个都是曾为中国解放事业立下赫赫战功的名将。
与往常所不同的是，今天，这些叱咤风云的军中将帅们都是盛装而来。这崭新的军装，在阳光下，显得异常庄重而神气。
“我们的总司令来喽！”一向爱说爱笑的陈毅边说边向朱老总迎了上去。
今天的朱老总穿着崭新的元帅服，显得特别魁梧，神采奕奕。他健步走进休息室，双手抱拳，向大家致意说：“各位早来了！”
大家见朱老总进来，赶忙站了起来。
朱老总见状忙说：“免礼了！”
陈毅站在朱德面前，上下端详着说：“老总哎，穿起这行头好漂亮哟！比南昌起义还年轻嘛！”大家都笑了起来。
说到“八一”南昌起义，人们自然会想到另一位起义的领导——叶挺。
“要是叶挺还在，你们新四军里就会出两个元帅。” 一向沉稳的叶剑英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给原来其乐融融的气氛点缀了一束冷色调的康乃馨，把老帅们又一次拉回到硝烟弥漫的战场。
“是啊！要是叶挺还健在，能看到今天该多好咧！他要在，我一定要把元帅的桂冠奉送给叶军长！”陈毅的语调充满了深情。
此时，只有彭德怀似乎仍然处在一种沉思中。他面带微笑，眼睛却望着窗外很远很远的地方……
“哟，大家都穿上了新衣服。祝贺大家！”周总理走进了休息室，望着面前几位身穿海蓝色元帅服的老战友，多少感慨系在他的眉宇间。
“我们的周副主席来了。”叶剑英拱手相迎。
“我们的周副主席也应该授衔嘛！”贺老总真诚地说。
周总理身穿灰色中山装，左手习惯性弯在胸前，始终给人随和、谦逊。他笑着摆了摆手说：“我是政府工作人员，是为诸位元帅服务的，要当好你们的后勤嘛。”
周总理的确是一位好后勤，也是一个称职的好后勤。在授衔仪式举行之前，已亲自到现场检查了授衔会场的布置情况。
授衔的前一天凌晨，女摄影师舒世俊正在台上测光，周总理走了进来。
总理看了看礼堂四周之后，径直朝着主席台上走去。
礼堂的灯全部打开着，主席台上的桌椅和话筒也已摆放停当。周恩来首先走到主席台的正中央，坐在了毛泽东开会时将要坐的地方，摇了摇身子，站起来，看看前面的灯光，感到有些刺眼，便对摄制组的工作人员说：“灯光太正了，晃眼，毛主席、朱德同志、宋副主席，还有林老、沈老、黄老，他们年纪大了，怕光。你们年轻人不理解老年人眼睛怕光，体会不到老年人的痛苦！”
他又敲了敲话筒，对广播局机要处的工作人员说：“话筒不要太高了，挡嘴，另外，也别影响他们拍电影。”
周恩来走到主席台的后排，看看舒世俊说：“你们拍电影的，要拍全了，不要把这里丢了。”
周恩来说的这里，是民主人士坐的地方。
周恩来在主席和老帅们将要经过的地方，都亲自走了一遍，然后对服务人员说：“台阶上的地毯一定要铺平。”
当周恩来走到主席台台阶时，看到了地上有临时布设的电缆，便回头问身边的工作人员：“这电缆会不会绊人？找块胶皮盖上。接头的地方一定不要电了人。”
周恩来检查了礼堂，又去检查休息室。走到门口，像是想起了什么，扭过头，对身边的秘书吩咐：“天不早了，给他们找点吃的，他们还没吃饭，要照顾好他们。”
周总理走出怀仁堂时，东方已经发亮了。
在授衔即将开始时，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又先行了一步，来到休息室，看望这些即将被授予的共和国首批将帅们。
正在周总理和将帅们交谈时，会场的铃声响了，那庄严的时刻就要到来了，将帅们找到自已的位置，坐了下来，此时偌大的会场一片寂静，他们在等候毛泽东的到来。
他们要看看毛泽东今天到底穿什么样的衣服，他真的不要大元帅的军衔了吗？虽然最高层已经作了决定，但更多的人并不知道内情。
毛泽东来了，他仍旧坐着那辆吉姆车，依然穿着那身灰色的中山装，依然是那般慈祥
地微笑着和大家招手。
时针指到下午5时整，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出现在主席台上，会场内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宣布典礼开始的话音刚落，那气势磅礴乐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便在中南海的上空奏响。
会场的气氛庄严而肃穆。
“同志们——”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他的声音高昂而富有激情。寂静的会场，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毛泽东主席站起身来，他要亲手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授予在中国工农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有功人员，授予在解放战争时期直接领导原国民党军队起义的有功人员，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功人员，以及对和平解放西藏地区的有功人员。这勋章，是对他们所做贡献的最高奖赏。
第一个走上主席台的是朱德元帅。紧接着走上主席台的是彭德怀元帅，随后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在如雷的掌声中依次走上台来，从最高统帅手中接过了金光闪闪的勋章。
历史在这一时刻定格，历史将铭记这一刻。这是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这些响亮的名字之后，历史又慷慨无私地推出了使每个中国人都为之骄傲且为之惊讶的“十大元帅”，他们宛如支撑中国军队和中国政治的十根巨柱，挚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巨厦！
授衔、授勋典礼于下午六时半在《胜利进行曲》中宣告结束。
元帅们穿着整齐的元帅服、佩带着勋章兴致勃勃地走出了会场。

第二部分 中南海新生第46节 八大元帅授衔怀仁堂(2)

同是在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也隆重地举行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的典礼仪式。在将官典礼仪式上，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宣读了周恩来总理的授衔命令，授予粟裕等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习仲勋宣读完命令状之后，由周恩来向共和国的将军颁发命令状和勋章。会议十分热烈而成功。
这一天，中国军人等了很久。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有了自己的10位元帅，还有了10位大将、57位上将、177位中将、1359位少将。
这一天的傍晚是美好而又迷人的，夕阳照耀着中南海，也照耀着人们喜滋滋的面颊。
授衔仪式结束后，在中南海怀仁堂外的草坪上举行了晚宴。
草坪的长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食物和酒水。元帅们和参加会议的中外来宾们都端着酒杯互相问候、祝贺着。
周恩来在晚宴上致辞说：“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胜利，为毛主席、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为元帅们、为将军们和所有荣获勋章的有功人员的健康而干杯！”
在欢呼与激动的庆贺声中，参加晚宴的人们纷纷举起了酒杯。元帅们举起了杯，没被授衔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也都兴高采烈地举起了杯，他们由衷地为中国的军队而干杯。有人提议，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干杯，大家纷纷响应。
晚宴是热烈的，晚宴之后的舞会把热烈的气氛推向了高潮。将帅们在舒缓的乐曲声中，翩翩起舞……
在中南海授衔完毕之后，9月28日国防部也举行了授衔仪式。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亲自给在京的校级军官颁发了校级军衔。
此后，从1955年的11月至1956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和军区也都举行了授衔仪式，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以及其他高级将领，代表国务院和国防部，分别对被授予校官、尉官的军人们颁发了命令状。同时，各部队还都举行了授予军士和士兵军衔的典礼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典礼引起了新闻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外的许多报纸都纷纷进行了报道。万事皆有头，万事皆有尾。在人们对共和国首次授衔广泛猎奇各种秘闻趣事之时，人们也开始探寻共和国首次授衔为何选在1955年这一谜团？
50年代中期，我们的国家正处于蓬勃发展的大好时期。抗美援朝的胜利，更使我国军民激动不已……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决策层适时地推出了评定军衔的这一重大举措。
事实上，在1955年的授衔工作前，关于军衔制已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酝酿。
早在1948年的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通过了《关于中央局、军局、军区、军分区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提出了“军队的等级制度”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党全军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高潮。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向全军发出了指示：“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学到手，改变我军落后状态，把我军建设成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革命军队。”
向苏军学习，苏军的军衔制必然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方面，在全军实行军衔制的想法就这样被提了出来，并得到中央的支持。
1950年12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在向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的工作总结报告中提出了把“研究军衔的准备工作”列为1951年的工作任务。
1951年2月10日，中央军委下发了“关于干部评级工作指示”，这个指示提出，评级工作可为今后实行军阶制度，这为军衔制的实施奠定初步基础。
然而，在军衔制的酝酿过程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为了邻邦，也为了自己家园不受侵犯，共和国军人再次拿起枪，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为此军衔制的问题也就暂时搁置起来。在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凭借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积累起来的战争经验，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和朝鲜人民军一起，以十分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了装备精良的美国侵略者。中国人民志愿军再一次创造了战争的奇迹。作为战争的总指挥，彭德怀得到了世界军界的赞扬。在这次战争中，最高指挥官彭德怀也再次感到了中国军队实行正规化的必要性。而实行正规化，就必然要在军队内部实行一系列的改革，这就包括在军队内部实行军衔制。
……
1951年国庆节的晚上，彭德怀在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击美军的“秋季攻势”的间隙中，给毛泽东发去一封电报，在电报中提到“我人民解放军来自各根据地，许多具体制度不一致，目前统一教材、编制、纪律、内务规则、礼节已非常必要。长期无官阶制度，一时评定官阶是困难的，目前宜采取过渡办法，规定职务识别，在目前战斗中已感必要。”
1952年4月12日，彭德怀因病回国，在北京医院接受了前额肿瘤的手术治疗。5月初，彭德怀病愈出院，他本想再回到前线，但中央要他留下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担任总参谋长。
彭德怀走马上任，便开始对着手军队的改革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实行征兵制度、薪金制度、军衔制度和勋章奖章四大制度。
对于实行“四大制度”军委还特意召开了准备会议，会议还是由彭德怀主持，参加会议的中央军委成员对党中央决定在军队实施“四大制度”都非常高兴。有人在会上发言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军队同外国的来往一天天多起来，没有军衔实在不方便。1951年开始在板门店同美国人谈判，人家有军衔，我们没有军衔。为了和对方平起平坐，叫某某将军、某某上校，往后总不能一直这样干吧？”
1952年冬，军队有关部门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开始着手进行军队军衔制具体实行的方案策划工作，并很快于1952年11月26日拿出了方案，由总政干部部向毛泽东及中央军委呈上书面报告。这份关于军衔实施的方案是，军衔设六等十二级。“六等”，即：帅、将、校、尉、军士、兵。“十二级”，即：元帅分三级：大元帅、国家元帅、兵种元帅。将官分四级：上将、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分三级：上校、中校、少校。尉官分四级：上尉、一级中尉、二级中尉、少尉。军士分四级：准尉、上士、中士、下士。兵划分二级：上等兵、列兵。
这个方案因为是在苏联顾问卡苏林的参与下制定出来的，所以军衔等级基本上也是苏联军衔制的一个翻版，略微与苏联有所不同的是，在上将军衔中多了一个“准上将”。尽管苏联的军衔中没有兵种元帅一说，但在苏军的军衔中，苏军的大将与兵种元帅是同一个级别的，所以，这个方案基本上是照搬了苏联的办法。
对这个方案，当时，总政干部部提出，在“少将与上校之间拟有必要增加‘准将’一级”，总政干部部提出的主要理由就是，我军当时的现状是，军、师干部共分六个等级，即正军、副军、准军、正师、副师、准师。在这样情况下，就会出现一种“将较弱的军长和副师长合并为少将一级，在这一级内存在的悬殊很大”，这对于我军的现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而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在我军的军衔系列中设置“准将”。
但这个充分酝酿的设想，却遭到了苏联顾问卡苏林的反对。因为当时的苏联军队，少将下面是上校，苏联军队中的副师长通常就是上校。这样，如果我军设置了准将这一军衔，那么，在我军副师一级的军官就可以被授予准将。也就是说，本来与苏军同等的我军副师长，按照这个方案就可能高于苏军的同等军官军衔。这样，在与我军的交往中，苏军的副师长就低于我军，对于苏联军官是不利的，所以卡苏林坚决反对。
由于苏联军事顾问在当时的中国高层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使得1952年搞的第一方案没有被实施。
推倒重来，1953年中央军委又不得不重新搞了另一套方案，这个新方案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军衔条例（草案）》。这个草案是在第一个方案的基础上制定的，在这个方案中充分考虑了苏联方面的意见，同时也参考了当时的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军衔制度，并结合当时我军的具体情况，在少将与上校之间增设了一个“大校”军衔，这个方案基本上满足了几方面的需要。同时在新方案中，把在第一方案中称作“上将”、“准上将”的军衔分别改称为“大将”、“上将”，这样在将官系列里，就形成了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在校官系列里就有了大校、上校、中校、少校的设置。对于尉官系列，第二套方案也做了较大的调整，原来在第一方案中被称为“上尉”、“一级中尉”、“二级中尉”的军衔，在第二方案中被改为“大尉”、“上尉”、“中尉”，同时保留原方案中的“少尉”军衔。准尉以下的军衔基本上沿用了第一方案中的叫法。
在中国军衔方案被制定出来不到一年后，军委高层领导再次把军衔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从1953年12月至1954年年初，在北京召开了一个长达55天的军委高级干部会议。这是一个对军队有着重大的划时代意义的长会，会议的中心就是要对中国的军队实施大的改革，几百名中国军界的高级领导齐聚在这里，他们要通过这次会议为中国军队确立一个总的发展方针和总的任务。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军委明确提出了要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实施军衔制、干部薪金制和义务兵役制三大制度。
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军衔主要是确定每一个军人在队列中的地位和职权，以便按职责条令的规定，履行职权，同时又是国家给予军人的一种荣誉，以鼓励其在军队中的工作和上进心。”
这次会议之后，又经过充分的准备，1955年1月，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对军衔评定工作给予了政策性的规定，于是，在全军从上到下开始了给每一位军人定职定衔的工作。
在此基础上，1955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由毛泽东签署命令，在全国公布实施，这个条例规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的条件、来源、军衔、奖励、权利和义务、预备役等问题，同时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于1955年10月1日开始实行军衔制度。

第二部分 中南海新生第47节 八大元帅授衔怀仁堂(3)

但是，在具体实施中的军衔又与1953年第二方案不完全一样，最大的不同是为了解决副排级干部的授衔问题，在原来军衔的基础上又增设了一个“准尉”军衔，这个“准尉”军衔本来是准备过渡一两年再取消，这个原本被当做临时性的军衔，却在第二次授衔被取消的时候也没有消失。也就是说，“准尉”军衔实质上成了第一次授衔的一个正式的军衔设置了。
那么，1955年的军衔方案就成为六级二十等，即：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将官：大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尉官：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准尉。军士：上士、中士、下士。兵：上等兵、列兵。
在最初的方案中毛泽东被推为大元帅。毛泽东坚辞不授，毛泽东为此说了一句话。周、刘、邓在初步方案中曾是元帅，但他们拒绝了这一荣誉。然而，有人却因授予的衔低，便扬言“我要把那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毛泽东为此又说了一句话。一个个细节秘闻首次披露。
军衔是军人职务等级的称号，是军人身份的标志，是军人功绩的记录。做为缔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毛泽东，是否要授衔？是否要授予最高军衔——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
这一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当时我军基本上是按照苏联军衔的基本设置而制定我们自己的军衔制度的，苏联最高统率斯大林被授予最高军衔——苏联大元帅，因此，当考虑在中国实施军衔制的时候就必然想到了在中国也要设立大元帅。
当时作为军衔评定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宋任穷的回忆说，当时为了给毛泽东授予元帅军衔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专门开会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与会人员包括许多民主人士在内的常委会委员们纷纷发言，认为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是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指挥许多重大战役，为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都享有崇高的声誉，应该给他们授衔授勋。同时认为，毛泽东在革命战争中功劳最大，应该授予大元帅军衔，并授三个一级勋章。
会议由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刘少奇主持，刘少奇知道毛泽东不会要这个大元帅军衔的。但在大会上，与会人员提出了一定要给毛泽东授大元帅军衔，理由是充分的。当与会人员最后把目光集中到刘少奇，要他表态时，刘少奇微笑着说：“我也不能作结论。”
有位民主人士当即表示：“人大作决定，他有什么办法！”
刘少奇说：“人大可以作决定，但他是国家主席，要他签署命令才行啊！”
“人大作了决定，国家主席就得签署命令。”
与会的代表们还是坚持一定要给毛泽东授予大元帅军衔。看到大家都这样坚决，刘少奇只好说：“你们不是经常见毛主席吗？你们见面后当面去说服他，争取他的同意，这次会议不作决定。”
这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之后过了几天，彭德怀、罗荣桓和当时具体负责这次评衔工作的总干部部两位副部长宋任穷、赖传珠去向毛泽东汇报这次评衔工作的进展情况。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参加了这个会议。
会上，彭德怀首先把这次授衔工作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详细汇报，接下来大家再一次提出要给毛泽东授予大元帅军衔，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授予元帅军衔的主张，并说明这是全体工作人员的一致意见。
毛泽东听了摆了摆手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根据国际上的经验，这个大元帅我不能要，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
毛泽东说完了这些话，看了看刘少奇说：“你在部队里搞过，你也应是元帅。你也应该评嘛！”
刘少奇摇头：“我不要评了。”
毛泽东又转而去问周恩来和邓小平：“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
周恩来和邓小平态度坚决地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当时在场的还有李先念等几位被列入大将名单，但本人又已经到了地方的同志。毛泽东问他们：“你们几位大将军衔，还要不要评啊？”那几位同志也纷纷表示：“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军衔评定的政策制定之后，就是评衔的具体工作，这是整个军衔实施过程中最难的，也是是否能够在全军成功实施这项制度的关键所在。当时，我军绝大多数干部都对这次授衔工作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对这次授衔工作能否公平、公开，能否真正做到了赏罚分明也是十分关注。可以说，这次授衔工作是真正涉及到全军每个人的一次利益分配。因此对于组织好这次具体的授衔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就是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和时任总政治部与总干部部主任的罗荣桓。对少将以上的将军军衔的评定工作由罗荣桓亲自领导，由当时任总干部部副部长的宋任穷与赖传珠、徐立清、肖华和王宗槐等人共同评定。
尽管中国人民解放军到1955年的时候才成立28周年，但是她却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发展过程，从最早红军时期的一、二、四方面军，陕甘红军和南方红军游击队，慢慢地发展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新四军，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四大野战军、华北军区和若干地方部队等等，每个时期，每一支部队都对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在战争年代没有什么利益可言的时候，大家都是一心一意地为着全中国的新生而战斗与工作，但是到了有利益分配的时候，就不能有任何偏差。但是，偌大的一个军队，若大的一项工作怎么可能没有偏差呢？
因此，面对如此复杂的军队现状，搞好评衔工作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对于授予元帅军衔的人员，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名，由中央政治局最后审议通过的。彭德怀作为政治局委员参加对于授予元帅军衔的人的讨论。将军军衔由总干部部与总政治部分别提出，再报请中央军委批准；校官军衔由总干部部与总政治部分别提出，再报请中央军委批准；校官军衔人员的名单由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提出，并报总干部部和总政治部干部部在全军范围内统一平衡。
经过精心细致的工作，一个授衔的初步方案形成了。
这个初步方案是充分考虑了各方面因素后的结果，基本上还是一个合理的方案，这个结果也基本上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但是，有些人在听到了这个方案后，虽然嘴上说满意，在心里却不是十分舒服，有的甚至公开地跑到领导那里去要军衔，说自己如何如何功高劳苦，应当授予什么什么衔，点着名地要高级军衔，还有的人甚至在领导面前哭，向领导诉苦要衔。
有一个红军时期的老干部，他在听说自己将被授予少将军衔的时候，十分不满，竟然公开地说：“我要把那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
毛泽东在听了这些要军衔的事后，很不高兴地讽刺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在这次授衔中，更多的人却表现得十分豁达，对于给不给、给什么样的军衔并没有表现出异议，甚至有些著名的将领们还主动提出了给自己降衔的要求。
的确，按照当时评授元帅军衔的条件，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都应当被授予元帅军衔的，而且在初步方案中，他们的名字也的确被列入了元帅的名单中。
当时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军衔的条件是：“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在革命战争时期，对创建人民军队，领导武装力量对敌作战，参与决策等方面功勋卓著，完全符合当时制定的评定元帅军衔的标准，给他们授予元帅军衔是当之无愧的。
按照这三位优秀将领的功绩，给他们授予元帅军衔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他们没有要。
换句话说，如果他们参加评衔，那共和国首次授予的元帅军衔就是13位，而不是10位。
十大元帅授衔中南海，在授衔仪式上，毛泽东把第一枚元帅军衔授予了朱德，毛泽东亲点“红军之父”朱德为十大元帅之首。这十大元帅究意是怎样排序的？这十大元帅与最高统帅又是怎样的关系？
十大元帅授衔中南海，被中外将士深怀敬意称之为“朱老总”的朱德，第一个走向主席台。
他走到毛泽东面前，端端正正地敬了一个军礼，伸出双手接过毛泽东主席授予的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此时，他的手有些微微地颤抖。
毛泽东和朱德握手时，他俩的目光都是那样凝重。

第二部分 中南海新生第48节 八大元帅授衔怀仁堂(4)

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井冈山会师第一次握手开始，“朱毛红军”就成为当时中国黑暗世界中的“一把火”，是光明，是希望，是中国革命的象征和旗帜，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胜利”漫漫征程上不可阻挡的铁流。“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一个个20世纪革命的“神话”在他们手中诞生……
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朱德一直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总司令。他尊重毛泽东，信仰毛泽东，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协助毛泽东领导和指挥了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战争。
朱德曾说：“我们这一代人，以毛泽东为代表。”“我是没有什么的，就是跟着毛主席。”这并非是朱德的自谦之词，而是他的肺腑之言！当他面对张国焘的威胁利诱，不禁勃然大怒：
“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毛泽东称赞朱德：“意志坚如铁，度量大似海。”“临大节而不辱”。
朱德经常说：“中国革命取得的胜利，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我是相信毛主席的，一生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工作，没有毛主席，也就没有我！”毛泽东也时常提起：“朱毛是一起的，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事实正是如此。在长达半个世纪艰若卓绝的革命斗争岁月里，朱德和毛泽东风雨同舟、生死与共，铸造了牢不可破的战斗情谊，可谓“朱离不开毛，毛离不开朱”。美国一位著名记者曾写了这样一段评价：“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两个孪生的天才朱、毛有不可分离的联系，实际上许多中国人都把朱毛看成一个人。毛泽东有一个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有一颗热烈的斗争的心……。朱德和毛泽东，是一个整体的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割。毛泽东是智慧，是理论家，是‘主席’。朱德是心脏，是军队……这两个人，都是优质材料制成的……”
也正因于此，在共和国首次授衔之时，毛泽东亲点朱德为开国第一元帅。
在授衔仪式上，中央领导人的专职摄影师侯波记录了当时领袖与元帅之间亲密无间、赤诚相待的感人情景：“授衔的庄严气氛到了休息室便换成了轻松愉快。毛泽东容光焕发，缓步走到元帅们面前。他忽然向前倾了身子，直视着朱德的脸，用一种近乎孩子气的欢愉的口气打趣说：‘啊，元帅升帐了，好神气！’元帅们都开心地笑了。“
第二个走上主席台，接受毛泽东颁发军衔和勋章的是彭德怀元帅。这个历来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敢作敢当的元帅，为创建新中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彭德怀的骁勇善战，连战场上的敌人也不能否认。自从上了井冈山，“朱毛彭黄”“横扫千军如卷席”！长征时，彭德怀指挥三军团，掩护红军主力左冲右突，连续越过敌人三道防线，在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湘江大战中，彭德怀亲自指挥两个团在前线作战，三天三夜没下火线，保证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安全渡江。遵义会议后，彭德怀按照毛泽东的运动战术，数渡赤水，率领红三军团，配合一军团，一举攻占天险娄山关，二进遵义城，出色完成长征中歼敌最多的一次战斗。毛泽东十分振奋，挥笔写下《忆秦峨·娄山关》词一首，以示纪念。的确，毛泽东从不掩饰他对彭德怀的赞赏与倚重。当红军击败追敌骑兵后，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时，毛泽东特为在此次战斗中起重大作用的彭德怀赋诗一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留大将军！”毛泽东这首诗高度评价了彭德怀的骁勇善战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随后，彭德怀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指挥了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西山战役和山城堡战役，为陕北根据据地的巩固和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在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历时3个月，给日军以重创，在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毛泽东为之叫好，打电报给彭德怀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
然而，在延安整风和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彭德怀受到了过火的批评，感到很恼火，委屈很大，他感到不满。在周恩来安排下，彭德怀来到毛泽东的窑洞里和毛泽东谈心。三个人坐到一起，毛泽东平静地说：“咱们定个君子协定：第一，把话讲透；第二，可以骂娘；第三，各自检讨，不准记仇，不得影响工作。”“我先给你作检讨。”毛泽东胸怀大度，承担了自已在百团大战中的“过失”。
彭德怀听后，积在心里的不解及埋怨顿时消失了。他感激地说：“同志间的了解、信任胜过最高奖赏，有主席今晚这席话，就是现在叫我去死，也是死而无憾了。你还是了解我的，倒是我对你有误会，甚至有埋怨情绪，还要请你原谅，我是个粗人呀！”
“不！你是一个有勇有谋、智勇双全的将领，在革命处在危难关头，你都是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支持，是帮助了革命。”
此言一出，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两双明眸相视，理解和信任尽在不言中。
朝鲜战争爆发，鸭绿江边起烽火。大军压境，“常胜将军”林彪称病拒出。毛泽东再次“钦定”“彭大将军”，临危受命，率领大军，保家卫国。毛泽东亲自把盏为之饯行：“老将出马喽！”并把爱子托给他。两双大手又一次紧握，毛泽东的信任的洪流注入他的周身。
从朝鲜回国后，彭德怀负责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54年又任国防部长，致力于人民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由于彭德怀几十年南征北战，士卒用命，出生入死，战功卓著，在这次授衔时，毛泽东亲点他为开国十大元帅次席，毛泽东亲自授予他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当彭德怀双手接过勋章时，他呶了呶嘴，好像要说什么，但最终没有说出来。
第三个走上主席台的是贺龙。贺龙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在战场上，才华横溢，挥洒自如，奇功迭建。贺龙自叹：“平生唯喜欢带兵打仗，上前线！”对此，毛泽东也是心中有数的，毛泽东欣赏贺龙那如火似铁的性格，憎恶分明，坦荡直爽，从不讳言自身的不足和失误，知错即改，任劳任怨。因此，毛泽东对贺龙敢于信任和重用他。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中央军委立即部署了解放大西南的战役。贺龙率部配合二野的作战行动，积极吸引和抑留国民党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二野断其退路时，迅即占领川北及成都地区。之后，贺龙又取得了西南剿匪斗争的胜利。为此，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赞扬：“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剿灭匪众85万人，缴枪40余万支，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随即，贺龙又按毛泽东的指示进军西藏，取得了昌都战役的伟大胜利。
贺龙率领部队，由大西北转战到大西南，直到进军西藏，历尽了艰险，为中国革命立下了显赫的战功。
1952年，毛泽东物色体委负责人，周恩来、邓小平马上想到了酷爱体育的贺龙，于是向毛泽东推荐。毛泽东征求了贺龙的意见，贺龙满口答应了。贺龙说：“周总理、邓小平点将，毛主席下令，我干！”1952年11月，贺龙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此时，他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主席台，走到毛泽东面前，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授予他元帅军衔，名列十大元帅之五。
1928年，井冈山上，毛泽东与陈毅相顾嗟叹：“相见恨晚，相慰平生，希遇事相商。”从此，陈毅便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他叱咤风云的革命生涯。为请毛泽东复出，陈毅去上海中央“自铸”“尚方宝剑”，回苏区“三顾茅庐”。结果，红四军“九大”，一致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奠定了我军的最根本的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的政治建军路线。
毛泽东非常信作任陈毅。在第三次反“围剿”之前，毛泽东带着两个洋铁箱找到陈毅，郑重地交给陈毅，由他保管。
陈毅接受了这一重要的委托，组织了两班人日夜守卫着，直到11月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时，才把款子和文件“完壁归赵”，亲自交还给毛泽东。毛泽东很高兴，说；“我现在就靠你这20万元的战争费来扩大红军。”
1933年5月，中央政治局又在江西军区开会，陈毅是军区司令员，作为东道主也列席参加了会议。一天，陈毅在写毛笔字，项英看了他的字很奇怪地说：“你这个人不仅政治上、军事上迷信毛泽东，为他吹嘘，连写字都学他，还挺像的。”陈毅拍案而起：“你说我迷信毛泽东，那你为什么迷信博古呀。你们就是排斥毛泽东，动辄就说不佩服你们就是反国际。”
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委以陈毅重任，宣布他为新四军代军长、重建新四军军部。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派陈毅赴山东，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先后指挥了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成为当时歼敌最多的野战军司令。陈毅的赫赫战功，受到了毛泽东的通电表扬。1947年夏，陈毅率部进军豫苏皖，配合刘邓大军挺进中原。
1948年11月，陈毅参与领导了淮海战役。党中央进驻北京后，陈毅就任上海市长。
1955年9月，一身代表着南方三年游击战、新四军、第三野战军的陈毅，经毛泽东亲自提名，被授予元帅军衔，位列开国十大元帅之第六席，同时还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在授衔仪式上，他是踢着正步走向主席台，踢着正步下来的。

第二部分 中南海新生第49节 八大元帅授衔怀仁堂(5)

开国十大元帅中，曾亲随毛泽东参加“九九”秋收暴动，一起进军井冈山的战友，唯罗荣桓一位。他也是“元帅”殊荣中仅有的军队政治思想工作者，并且是十大元帅中唯一上过大学、学历最高的一位。
罗荣桓十分佩服毛泽东卓越的指挥才能。关键时刻总是支持毛泽东，拥护毛泽东的主张。1929年6月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时，关于建军原则等一些重要问题，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在会上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在激烈的争论中，在毛泽东的意见成为少数的情况下，罗荣桓发言赞同毛泽东的主张。
红四军党的“九大”召开前，毛泽东专门召集罗荣桓等党代表座谈，搞调查研究，让他们帮助出主意、想办法。毛泽东对罗荣桓提出的废止内刑、反对打骂士兵的建议十分重视，并请罗荣桓参与逐条讨论古田会议的决议草案。对当时罗荣桓所起的作用，毛泽东曾给予肯定和高度评价。古田会议期间，毛泽东曾和刚从上海调来的前委秘书冯文彬说：“这个同志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干部。”
罗荣桓的出色工作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哪个部队的工作搞不好，毛泽东在考虑充实的人选时，总是首先想到罗荣桓。古田会议以后，红四军二纵队问题较多，战斗力较差。毛泽东对第二纵队作了深入调查之后，便建议调罗荣桓担任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对纵队进行整顿。几个月的工夫，就使第二纵队发生了大的变化。他的这一成绩，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林彪担任红四军军长后，毛泽东在考虑红四军政委人选时，认为担任此职除必须具备立场坚定、观念正确、有丰富的政治经验等基本条件外，还需要有宽广的胸怀，既要有坚定的原则性，在非原则问题上又要有容人的气度，善于忍让、谅解，这样才能把红四军的工作做好。凭着对罗荣桓的了解，毛泽东认为非他不可。于是向前委建议，由罗荣桓出任红四军军委书记兼政委。
抗日战争时期，罗荣桓受命在山东开辟根据地。罗荣桓独当一面地领导全山东人民进行抗日斗争，使他成长为一名成熟的革命军事家，也表现出他的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战略远见。对此，毛泽东说：山东换上一个罗荣桓，山东全局的棋就下活了。
解放战争时期，罗荣桓出任东北野战军（即第四野战军）的政治委员。在著名的辽沈战役中，罗荣桓深刻领会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坚持贯彻毛泽东先打锦州之敌，造成关门打狗的作战方针，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1950年4月，毛泽东找罗荣桓谈话，希望他担任公安部长。他则向毛泽东推荐罗瑞卿担任，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不久，毛泽东又提名由罗荣桓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这表现了毛泽东对罗荣桓的高度信任和器重。
195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实行军衔制。这在人民军队历史上是第一次，是对军队干部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按照中央规定，授予元帅、大将军衔人员的名单由中央确定。当罗荣桓得知党中央准备提名授予他元帅军衔时，立即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说明自已参加革命较晚，对革命贡献不大，恳切地请求不要授给他这样高的军衔。
中央和毛泽东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他和朱德、彭德怀等10位解放军高级将领因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领导战役兵团作战功勋卓著，在1955年9月23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2次会议决定，被授予元帅军衔命令公布后，罗荣桓没有将这看成是个人的荣誉。他对总政治部的一些同志说：“我是政治部主任。给我授元帅衔，这主要是党中央和人民给予我们军队政治工作者的崇高荣誉。”9月27日，毛泽东亲自将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授予罗荣桓。
“好人”，“老实人”，这是毛泽东对党内其他同志评价中并不多见的高度赞誉。然而，与毛泽东无论私交而或公谊均不为深的徐向前，却常常得此“殊荣”。毛泽东是红一方面军的奠基人之一，徐向前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创建者。
1935年6月，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与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徐向前见到了毛泽东。但不久发生了毛泽东与张国焘关于红军是北上还是南下的激烈争论。徐向前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处境艰难。但他原则性强，当他得知右路军前敌指挥部政委陈昌浩欲率兵追赶连夜北行的毛泽东部时，徐向前严厉制止说：“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怎么说也不能打。”从而，不仅保证了毛泽东的安全，更避免了一场血战和内讧。
1936年1O月，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胜利会师。然而，随后由徐向前率领的西路军几乎全军覆灭，遭到惨败。但西路军顽强抗敌、至死不屈的精神，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非常悲壮的一页，也给毛泽东留下了强烈而又深刻的印象。西路军失败后，徐向前装成算命先生跋涉数千里到达了延安。毛泽东对他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赞扬了他的凛然正气。对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回来就好，有了鸡就有蛋！”当时党内有人埋怨徐向前把几万人马都搞光了，一个光杆司令还回来干什么？毛泽东明确地对徐向前表态：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而且西路军的失败也是因为许多复杂的原因造成的。
1947年6月，徐向前被任命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带病指挥运城战役、临汾战役，使晋南全部解放，毛泽东非常高兴，并对临汾战役的经验也十分重视，亲自向其他部队推广临汾战役的宝贵经验。
1948年6月，徐向前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负责完成进攻晋中、消灭阎锡山、解放山西全境的任务。徐向前组织的晋中战役，历时一个月，以少胜多，歼敌10万。毛泽东打电报表示祝贺：“晋中战役在向前、士第两同志直接指挥下……仅仅一个月中，获得如此辉煌成绩，对于整个战局帮助极大。”之后，徐向前又带病指挥太原战役。
建国后，徐向前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54年，徐向前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分管空军和民兵工作。1955年9月，徐向前被授予元帅军衔，位列第八。在授衔仪式上，毛泽东亲自向徐向前颁发了元帅军衔的命令状及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在开国十大元帅中，聂荣臻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间比较长的一位，长期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个人接触也比较多。毛泽东信任、器重他，尤其看重他“老实、厚道”的性格，而聂荣臻也信服、敬重毛泽东，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意图理解得全面、透彻，贯彻得准确、彻底。
聂荣臻与毛泽东的在中央根据地的首府瑞金第一次见面后不久，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3月就任第1军团政治委员。同年4月，聂荣臻第一次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参与指挥了漳州战役，歼敌数千。之后，聂荣臻又参与指挥了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水口和乐安、宜黄战役，均取得辉煌的胜利。
抗日战争爆发后，聂荣臻被任命为八路军115师副师长、政治委员。115师出征以后，第一仗就是平型关战役，首战告捷。不久，他接到中央要他留在五台山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命令。于是，聂荣臻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带领独立团，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在晋察冀边区创建了华北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1937年11月，聂荣臻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领导着根据地的军民进行抗日斗争。
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时候，针对国民党的军事挑衅，曾给聂荣臻等人发去电报：你们越多打胜仗，我们在这里越安全；你们越多打胜仗，我们谈判就越主动。聂荣臻等人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对国民党的军事进犯进行了自卫反击。先后进行了上党、邯郸和绥远战役、大量歼灭了入侵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全面内战爆发后，聂荣臻在毛泽东的领导和指示下，先后指挥了大同集宁战役、正太保北战役、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坚守和发展了大片解放区，为屏障东北，保证中国革命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建国前后，聂荣臻身兼六职：副总参谋长、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北平市市长、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平津卫戍司令员。并且在1949年7月起正式到中南海办公，与毛泽东朝夕相处。1950年初，聂荣臻又被正式指定为代理总参谋长。毛泽东历来对有关作战的事情和军队方面的重大问题非常重视，都是亲自过问，有关文电，亲自批阅。毛泽东经常叫聂荣臻去他那里汇报、谈话或开会。
由于工作过度紧张，聂荣臻身患脑平衡神经失调、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恶疾，无法正常工作了。不得不于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告一段落后，经毛泽东批准，辞去了代理总参谋长的职务，休息养病。
1955年9月27日下午，毛泽东亲自将元帅军衔的命令状及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授予聂荣臻时，聂荣臻激动万分。毛泽东微笑着向他祝贺，聂荣臻双手郑重地接过毛泽东递交给他的这些沉甸甸的荣誉，儒雅的面容露出微笑。
开国十大元帅中，叶剑英素以“儒将”之名闻知于世。毛泽东对他的文韬武略颇为欣赏和器重，习惯称呼他为“我们的叶参座”，更常用“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之语相赞。几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叶剑英大智大勇，使毛泽东“化险为夷”。
1935年，在茫茫无际的荒原草地上，张国焘向陈昌浩下了“密令”：“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封电报被截获。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便急奔党中央驻地，将此事告知毛泽东。
毛泽东巧妙地率领军委纵队北上，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脱离险境。毛泽东曾多次提到这件事。1937年3月，在延安党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长征中左路军和右路军问题时说，叶剑英同志将那个电报拿来给我看，我们便单独北上了。因为这个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为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建国以后，毛泽东仍念念不忘、多次提到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立了大功，并且称赞他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有一次，毛泽东摸着自己的脑袋，对人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1941年2月，叶剑英奉调从国民党统治区重庆返回延安，回到毛泽东身边。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了“皖南事变”前后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和斗争的经过。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周恩来、叶剑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谈话，并于当晚亲自拟稿，打电报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剑英本日上午十时抵延，畅谈5小时。”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全军发出通令：“叶剑英同志已回延安，现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驻延安办公。”从这以后到抗战胜利，叶剑英一直住在王家坪，协助毛泽东领导和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
叶剑英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几十年军事生涯中，主要不是在前线率兵打仗，而是在后方总参谋部工作，毛泽东也最欣赏和器重叶剑英的军事参谋才能，一直认为他是最佳的“参谋长”人选。毛泽东与叶剑英见面，总是称“参座”，在谈到叶剑英时，他也习惯于亲切地称：“我们的叶参座”。
1955年9月，经毛泽东亲自提名，叶剑英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位列十大元帅最后一位。同时，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第二部分 中南海新生第50节 八大元帅授衔怀仁堂(6)

对于叶剑英被评为元帅，有人说在于他的特殊地位和资历，从北伐直到建国，他一直充当着“中共军方在政坛上的代表”这一角色，除他之外党内军内再无他人有这种特殊地位了。而在资历方面，他的军事生涯仅次于朱德和刘伯承。自云南讲武堂毕业后，他在粤军中长期担任高级幕僚的职务，当他协助老蒋率黄埔学生军第一次东征时，林彪还没进黄埔的大门呢；长征中他一度接替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3年解放战争，他又任总参谋长直至建国。
十大元帅中排名第三、第四的林彪、刘伯承，没有出现在授衔仪式上，他们因何没有参加如此隆重的仪式？刘伯承有哪些赫赫战功？又该怎样评价林彪？他们的元帅照又是在什么地方拍下的？拍摄时的情形又是怎样的？
没有参加授衔仪式的两位元帅，一个是刘伯承，一个是林彪，他们两个人因为身体不好，在青岛疗养。因此，刘伯承和林彪的元帅照是在青岛补拍的。
骁勇善战、足智多谋，军事理论造诣精深，创造颇多的天才的军事家刘伯承，从不居功自傲。对毛泽东，诚心佩服、虚怀若谷。他一直把“勉做毛泽东式的军人”当作自己的追求目标。
长征开始后，刘伯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参加长征的指挥工作。在这期间，毛泽东多次委托刘伯承指挥关键战斗，非常赞赏他的组织指挥能力。突破乌江、智取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战役，就是毛泽东和刘伯承亲自组织和指挥的。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毛泽东曾风趣地对周恩来和朱德说：“前几天，我们一些同志还担心，怕我们渡不过江去，被人家挤上绝路，当时我就对恩来、朱德同志讲，没关系，四川人说刘伯承是条龙下凡，江水怎么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在场的刘伯承听了毛泽东的话后也笑了起来。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力主红军北上，而张国焘却坚持南下。两方相争之时，刘伯承对张国焘的错误行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以共产党内老资格自居的张国焘，对像刘伯承这样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人，竟敢批评他，感到受到了极大的污辱。张国焘非常恼恨，几次威胁刘伯承说：“不念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我就杀了你。”刘伯承毫不示弱：“你杀了我，我也拥护中央决议和毛泽东的路线。”
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和邓小平一起挺进太行山，先后取得了
七亘村、神头岭、响堂铺等战役的胜利，创建了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根据地，完成了党中央的重托。
刘伯承作为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家，总是能对毛泽东的战略心领神会。毛泽东受蒋介石之邀赴重庆谈判期间，刘伯承成功地指挥了上党战役、平汉战役，极大地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对此，毛泽东评价很高，认为“争得很好，干得很好！”
全面内战爆发后，刘伯承挥师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实现了毛泽东的设想——站稳脚跟，创建巩固的根据地。1948年7月，刘伯承等组织指挥了被朱德总司令誉为“小型模范战役”的襄樊战役。战后，周恩来同志亲自起草，毛泽东修改的贺电中说：“庆祝你们在襄樊战役中歼敌两万余人，解放襄樊、老河口等七个城市，并活捉蒋匪法西斯特务头子康泽的伟大胜利。”
渡江战役胜利后，刘伯承进入了南京，担任了中共南京市市委书记、南京市市长。随后，刘伯承又奉毛泽东之命，担负了率部向大西南进军的重任。1949年12月21日，与贺龙部一起解放了成都。随即刘伯承又率部进军西藏，亲自组织指挥了昌都战役，消灭了藏军的主力，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有利条件。毛泽东得到昌都战役胜利的消息后，高度赞扬了刘伯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刘伯承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历时7年。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刘伯承所做的这一开创性的工作，认为他对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952年春天，毛泽东到南方视察，听了刘伯承军事学院的汇报，说了两句意味深长的话：“延安有个清凉山，南京有个紫金山。”毛泽东以南京比延安，以学院比抗大，是对刘伯承创建的军事学院的极高赞誉和勉励。
1955年9月，作为第二野战军代表的刘伯承因在军事上的卓越才能和贡献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列十大元帅第四位。
林彪被授予大元帅时，49岁，是十大元帅中年龄最小的，是第四野战军的代表。按林彪的资历，他在十大元帅中倒数第二，但在十大元帅中却又位列第三。
对于林彪该怎样描述呢？
有人说，林彪一但进入临阵状态，他会将一切置之度外，对于一切与战争无关的东西漠然置之，兀坐着，或者如同梦游者一般来回踱步，脑海中只有战争、战争、战争……
林彪打仗很独断，他经常直接指挥到师，特别是打运动战。重要战斗，重要方向，有时还直接指挥到团。
当年“东总”和四野的秘书、参谋人员都说，林彪的电报，一般都是按先师后纵队（军）再兵团的顺序发出去。署名“林罗刘”、“林罗刘谭”、“林罗赵”，经常是电报发走了，再送给“罗刘”等看。衡宝战役后期，林彪病了，倒在床上指挥，电报记录完了，秘书代“林罗赵”签上名便发走了。
打下锦州时，有的师在哪儿，纵队不知道，林彪知道。有时兵团正在执行第一封电报指示，师里已经按照变更令的第二封电报行动了。
几位在黑土地上当过师长、政委的老人说，部队行军到达指定地域，第一件事就是向林彪报告当时的敌情。三下江南时，林彪要求20分钟内就得将下面敌情报告给他。十几个师，到地方不过个把小时，情况通报就下来了。这就逼着你往前跑，不打官僚主义仗。一仗下来，林彪6小时内要简报，24小时要详报，逼着你总结经验教训，把你搞得紧紧张张的，脑子里一点空儿也没有。
林彪是个典型的什么事（除军事外）都不管不问的人。谁的军容风纪不整了，谁喝醉了，谁吵架了，他都好像没看见，没听见似的，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四平保卫战期间，警卫员坐在炕上擦枪，不小心走火了，一梭子子弹穿过窗户射出去，在场人的脸都吓白了，可正在屋内踱步的林彪，只“嗯”了一声，便又继续踱了起来。
在哈尔滨，一个警卫员大白天上街，枪叫人抢跑了，衣服扒得就剩条裤头，窝窝囊囊哭着回来后，大家这个气呀就甭提了，只有林彪停止踱步，瞅瞅那个警卫员，又瞅瞅大家，那目光就象是不食人间香火似的，没有一点大惊小怪的意思。
就是这位久经沙场，指挥千军万马作战，而且身上有五处枪伤的军事大将，在进城后，却很少看战争题材的影片。据说，进城后，林彪在家中从不穿军装，也不让身边工作人员穿军装。
因为林彪后来叛逃而摔死在温都尔汗，从而“荣获”永久的骂名。但实是求是地说，林彪在历史上是个战将。
黄克诚对林彪曾如此评价道：“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他在历史上对党的和军队的发展、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作用。……据我了解，毛泽东和朱总司令在根据地指挥中央红军作战时，他们手下有几个著名的战将，一个是彭德怀，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黄公略。……红四军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创建的，成立红一军团后，红四军就是林彪指挥，他是红四军军长。……在这三个军中，战斗力最强的是红四军。”
因为在授衔时，刘伯承和林彪都在青岛养病，所以他俩的元帅照是在青岛拍的。
当时领命去为两位元帅拍照的是李华。李华是在授衔仪式后第二天接到任务的。他同解放军画报社的柳成行一起出发，坐火车前往青岛。
在火车上，李华就开始盘算怎么拍好这两位元帅。他设想，把他们其中的一位安排在海边上，以蓝天、白云、大海作背景；把另一位安排在花丛中……
谁知到了拍摄现场，和李华设想的有很大差异。他们先来到刘伯承的住处。刘伯承元帅戴着一副墨镜，坐在客厅的藤椅上正等着他们。
“你们刚下车，吃饭了没有？”刘帅站起身。
这位以儒将风格著称于世的军事家，对这次授衔看得比较淡，他认为，这是我军实现正规化的一个步骤，至于他本人，授不授元帅军衔倒无所谓。
“你们怎么拍，我就怎么配合，你们当导演，我听从你们指挥”。
“我们怎么敢指挥刘帅？”
“现在就是要听你们的指挥嘛！”
“刘帅，请您从会客室走出来，先向东走，然后再向西，走两个来回。”
“好吧。”刘帅非常痛快地答应了。镜头顺利地拍完了。为了给剪辑的同志多备些素材，李华还特意多拍了几个特写。
到了林彪的别墅，完全是另一种样子。空荡荡的屋子只有一扇窗子，而且，还用一层白纱和一层厚重的灯芯绒窗帘密遮着。屋里弥漫着一股药味，叫人感到这里像医院。
秘书告诉他们，林彪怕风、怕光。
李华问秘书：“能不能请林总到室外去拍？”秘书说：“那要请示叶主任。”
正说着，叶群出来了。李华告诉她，光线太暗，感光度不够。
“把窗帘拉开一点嘛！”叶群说。秘书将双层窗帘拉开了一条缝，不行。缝隙再大一点，还是不行。
叶群明白这次拍摄的意义，看到这种情况，便说：“打开吧，拍照嘛！”
林彪从卧室里走出来，显得很精神，并不像有什么病。
“你们来了。”
柳成行是军人，他见林彪出来，赶快立正，敬礼。
李华却已经把镜头对准了林彪。叶群上前把他的衣角抻抻说：“你在屋里走动走动。记者同志好拍嘛！”
林彪很随意，不说行，也不说不行。他从东头走到西头。又站在窗边不动了。那样子像是在沉思。
李华觉得这很能表现林彪这个人物，赶快抓拍下这一组镜头。
从林彪的住处走出来，李华才发现背上的汗水已经把衬衣湿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