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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让社会资源进入教育领域

我国的教育资源投入大大不足，占GDP的比重不但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比不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许多国外学者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原因就是教育的落后。这个说法有充分的根据，一个文盲和低教育水平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只能靠拼体力，赚一个低微的苦力工资，是不可能有高收入的。即使一切其他条件都十分理想，达到了充分就业，
如果教育上不去，增长也就到此为止了,而且得到教育、具备知识是一个有尊严的人应该享受的权利。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应该享受人生，懂得人生的意义，选择人生的道路。这要求人人都能受到教育,教育是人权的一部分。
教育资源的投入不足,怎么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干什么都要花钱，没有钱什么也干不成。现在国家预算一时拿不出足够的钱，惟一的出路就是开发其他资金来源，主要是从社会上吸收资源，特别是从得到教育服务的家庭来钱。恰好他们也愿意付这笔钱，只要教育的质量良好，有相当多的家庭经济上也有能力付这笔钱，那么吸引这笔资金进入教育行业就是解决当前教育困境的主要出路。可是这个观点一直到去年年底才正式被教育当局所采纳，发布了《民办教育促进法》。但是这个法还留下不少尾巴，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其原因大概是对究竟从哪儿去补充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没有想清楚，所以未能大开教育收费之门。最近反而大张旗鼓地禁止教育乱收费。当然反对乱收费是对的，但是首先要承认教育可以而且应当收费，其次才是反对乱收费。
如果不是因为有公平的问题和教育有正的外部性（它使得受教育者和教育提供者之外的第三者得益），普通教育就和一般的服务业，如健身、美容、教钢琴等没有区别。政府不必考虑要不要给教钢琴的老师定标准，定职称，通过考试定工资等级；也不用考虑钢琴教师够不够用，要不要专门培养；也不必顾虑钢琴够不够用，要拨多少钱用于购置设备；这一切统统都可以通过市场自动得到解决。但是普通教育不同于美容、弹钢琴等，它有公平问题和外部性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是要让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也能得到起码的教育，要让教育行业得到比市场本身所达到的规模更大。
义务教育一般是由政府提供的。现实情况是许多贫困地区的政府没有足够的钱投入于义务教育，结果是穷人享受不到规定的义务教育，还得自己掏钱上学。为了保证义务教育的真正公平性，这笔经费必须由中央政府统一支付，否则起码的义务教育只能是一句空话。但是中央政府统一出钱未必能使义务教育都能做到完全一样，因为有钱的地区，家长仍然愿意再多出点钱，把教育办得更好。这种现象我们不但不应该制止，而且是应该鼓励的，因为这样能够把社会资源引导入教育行业。不过代价是教育的公平性受损，好在这种公平性的破坏是有些学校办得更好了，而不是某些学校办得更坏了。
公立学校有政府的拨款，而民办学校没有，所以有人说公立和民办学校是不平等竞争，在这场竞争中民办学校总处于不利地位。其实不然，因为公立学校有一系列公有制单位的共同毛病，人浮于事，吃大锅饭，行政人员对教学人员的比例高，养着一批知识老化的教授，他们的课不受欢迎，但是又无法解雇。这些毛病因受制度的约束而无法改变。民办学校则不然，他们花每分钱都会斤斤计较，绝不会养太多的行政人员和教不了书的教授。比较公立和民办学校的生均教学成本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特点。现在有了民办学校，对公立学校也是一种竞争压力，有利于公立学校的制度革新。再有，民办学校设立的政治宣传性课程必定比较少，因为学生家长不会愿意花钱购买政治宣传。何况纳税人已经为此支付过一次成本，这将有助于公立学校教育课程的改革。
为了适应教育有正外部性的特点，应该扩大教育行业，使其达到比市场均衡所达到的规模更大。这需要注入更多外部资金，或者减少税务负担。现在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只规定非营利性学校才可以享受免税待遇，显然这是不够的。有人担心，对民办学校免税，会增加办学者的利润，有些不公平。但如果民办学校能够以低成本办出高质量的学校，拿超额利润来奖励他们是公平的。要知道，民办学校的开设减少了政府办教育的财政负担，而且他们没有政府预算的支持，给他们免税是很公平的。对《民办教育促进法》争论最大的是有关合理利润的问题，这是很奇怪的，为什么对其他行业没有利润的限制，而偏偏对最需要发展的教育业要加以限制？确实，对义务教育不可追求利润，这是显然的，但是对于民办教育，它不是义务教育，有什么理由对利润加以限制呢？我们对有很高负外部性的烟草行业（它引起火灾，增加公费医疗的财政负担和第三者的被动吸烟）只是加了税，也没有对利润加以限制，烟草成为利润最大的行业之一。如果教育能够成为高利润行业，像烟草那样，这倒好了，社会资金大量拥进教育业，中国的教育问题就解决了。可是我们却惟恐它发展得太大，想要加以限制。
谈到民办教育，张立勤记者的这本书应该是全国第一本以记者的视角记录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现状的新闻纪实作品，不可不读。作者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和精力，实地采访考察了中国民办教育的现实处境，给我们提供了一幅当代民办学校发展的生动画卷。在这些故事里，既有民办教育创办者筚路蓝缕、为获得生存权而抗争的动人事迹,又有教育行政部门滥用职权，对民办教育压制、干预乃至掠夺的不良行径；既有民办高校异军突起、逐鹿中原的磅礴气象，又有打工子弟学校流离失所、朝不保夕的辛酸场景；既有对民办学校学生心灵磨难的忠实纪录，又有对民办学校老师酸甜苦辣的深度体察；既披露了打着教育旗号圈钱、坑人的黑幕，又礼赞了献身教育、不计回报的高尚情操。总之，在这部以现实为题材的作品里，处处闪烁着一位新闻记者的良知和正气。
作者用大量的典型案例来对民办教育前沿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探索，字里行间不乏作者自身的思考。比如，在办学模式方面，以南洋集团、信孚集团、英豪学校、新东方、万里集团等为案例，探索了教育储备金、连锁经营、教育股份制、教育券等办学体制或管理模式的意义。这些案例，无论成功与失败，其经验和教训对于当代民办教育的发展都有着良好的借鉴作用。
作者同时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一系列中国民办教育的领军人物，如丁祖诒的激情与自负、胡大白的倔强自强、于果的“润物无声”、陈忠联的胆识魄力、贾维茵老人的孤愤，一个个跃然纸上，具有较强的感染力。他们能成为中国民办教育的拓荒者、领跑者，主要在于他们身上都有一种百折不挠、敢作敢为的精神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不但对于民办教育界，而且对于整个教育界，都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同时，许多对民办学校尚缺乏深入了解的家长以及其他社会人士，如果在给自己的孩子作入学选择之时，有机会能够通读全书，相信也会从中得到有益的提示和建议。
我坚信，随着民办教育日渐受到社会关注，中国民办学校的处境和社会地位也会日渐改善，规模和实力将不断壮大，终将跻身中国教育领域的主流。
是为序。

序言不可抗拒的力量

在我的居所附近，有一处静谧的所在。那是走在喧嚣的闹市中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屏息静气的地方：瀑布从巨石的高处跌落，日夜不息地奔流着；水声与市声交织的背景中，鲁迅先生的塑像肃然而立。
街市霓虹的流转传递着生活的拥挤和繁嚣，从古朴的石壁上却隐隐传来一个低沉、冷峻的声音：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做装饰的地面。地火在地下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旁边的怪石上刻着一行字：老调子已经唱完……
几丛野草从石壁上方静静垂落，蓊蓊郁郁。
在许多个枯闷、烦乱的黄昏和夜晚，我喜欢逗留于此。我直觉地相信，穿越时光的隧道，先生的文字和声音依然是这个迷乱的、欣欣向荣的时代最清醒的力量，洞穿一切，无朽不摧。
野草，以其“韧”的战斗和生命力，曾给我少年的阅读时代以强烈震撼。
而2003年岁末的我，坐在这一片流水声中，很自然地想到野草之于我正深入的领域的象征意义。
我是不经意中走进了这个领域——快速生长却依然弱小、边缘的中国民办教育。出现在我的视野中的是，荒芜的土地，粗砺的岩石，即便有生机盎然的绿色奔突出地表，也是被厚厚的沙砾和石头所包围。空间小，因而它呼吸得很艰难。
就像野草，坚韧构造成长的意义；就像野草，抗争成为生存的姿态。
但是，并非所有人能够认同它的象征意义。
在北京的一家民办教育集团总部，一位年轻的副总裁听了我的解读，表示出明显的保留意见：我觉得民办教育不是野草，它是一种新的强势声音。现在不论政府也罢，公办学校也罢，海外的资本都来关注它，因为都认识到它是一种必然产物，是新的生命力象征。
诚然。我遂想起曾经采访的那些民办学校董事长、校长，他们创业的路途无一例外地遭遇过被误解、被压抑甚至被封杀的磨难，但当回忆起当初的凶险种种，总能看到他们浸染了风霜的脸上无一例外漾起的幸福微笑。从那样的笑容里，我能强烈感受到的是活力，不可抑制的生命活力。这种活力来自于哪里？
也许来自于“学在民间” 的传统文化渊源。先秦儒学就诞生在孔子的私学中，其后的巨大变革很快又找到了新的学术载体，活跃的民间书院成了宋代理学的摇篮。“一个民族如果面临巨大文化变革需求的时候，必须要发展它的民间教育机构和学术机构，通过它们来承担重大的文化任务”（盛洪语）。就在官学因行政的僵化陷入模式化窠臼的地方，来自民间的创新力自觉自愿地负起文化承担的使命，在一块厚重的天幕上敲开了一扇灵性的窗子。
也许来自禁锢后的开放，拨乱后的“反正”。研究中国私立教育的人翻到1949年后，就像激越的琴声突然戛然而止，私学突然间被拔出了教育体制之外。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根弦才渐渐续上，代之以“社会力量办学”的新名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给民办教育也带来了福音，大发展中出台的“十六字方针”（积极发展、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成为许多办学者“护身符”的同时，更成为教育行政部门说不清是“管理”还是“修理”民办学校的“尚方宝剑”。其间上演的一幕幕可悲可叹的故事一直延续至今，《民办教育促进法》取代《社会力量办学条例》，高速发展的同时却伴之以法制的迷惑、政策的反差以及由此衍生开去的种种纷争……
专家学者们喜欢拿数字说事儿。到2001年底全国各种民办机构一共有5.6万所，但其中绝大部分是幼儿园，占4.4万所，小学和中学占将近1万所，各种类型高等教育机构占1300多所。其中全国各种民办教育机构在校生566万人，仅占教育总规模的2.5%。
纵向看，不由你不忧虑：在取消私立教育之前的1952年，我国私立小学和中学的在校生占在校生总数比例为3%和26%，1949年私立高校数占高校总数的29.8%。而现在，民办小学、中学和民办高校分别占在校生总数比例是1.5％、3%和9%。
国际数据的比较让人发热的头脑很容易降温。1996年，美国、韩国、法国私立小学在校生人数占总数的比例为12%、1%、15%；私立中学在校生人数分别占10%、38%、20%。1999年，这三个国家专业技术型私立高校在校生人数占该类高校在校生总数的比例为7.4%、86.0%和26.3%，学术研究型私立高校在校生人数分别占34.5%、76.5%和9.8%。（据《人力资源报告》）
无论纵向还是横向比，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水平都是非常低的。这是一个不可否认但又不得不直面的事实。
还有一些数字让许多民办教育的先行者们寝食难安。
中国教育资源稀缺是很严重的。比如教育投入不足，国际上教育投入占财政比例平均是4.9%，发展中国家是4.1%，发达国家是6%，而中国是3.19%，并且近年来还在不断下降；第二是学校严重不足，一些地方学校非常少，而且很差。小学入学率是99%，毕业能升上初中的只有86%，初中毕业能升上高中的只剩下48%，高中毕业能读大学的，把成人教育、自考、夜大等都算上也只有15.3%。
穷国办大教育，这就是全部的现实，谈论任何的教育改革总也绕不开的“结”。
其实，就在这些冰冷、理性的统计学数据后面，先行者们充满热情的探索已经开始破冰而行，带了那么点小心翼翼，那么点冒险的激动不安，类似于当年的民营企业，从家庭私塾开始，从高考补习班开始，怀着些“教育报国”的豪情，走出这一步就走出了一个天！他们的小打小闹渐渐激活了沉寂的市场，催生了崭新的理念，打破了原有的秩序，因而被喝彩也被责难。
有足够的理由为他们喝彩。盘点20年中国民办教育发展史，这个从规模到实力至今仍行走在边缘的“弱势教育”，一直就没有停止探索的足音。两年前，当我慕名走进万里学院的大门，穿越在校园美丽的旋梯上，不能不惊讶，这所生气勃勃的大学就脱胎于曾经几近颓败的公办专科院校上，民间力量所焕发出的创造力让人们刮目相看；就在这一年，我来到了浙东的一座小城——台州，那里的人们将闯荡市场经济的原创力延伸到教育领域，在静悄悄的革命中进行着“教育股份制”的实验，行走在这个被称之为“教师的香格里拉”的海滨小城，我难以想象，那些全新的制度、模式设计竟是在当地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完成的，“现代学校制度”的雏形也由此生发……
当然，也有理由承受外界的责难。虚假的招生广告、不负责任的空头承诺甚至以圈钱为目的的坑蒙拐骗，都在腐蚀着民办学校的声誉。但是人们忘了，“初生之物，其行必丑，其神也旺。”就像80年代初的民企，一度成为公众谴责的假冒伪劣产品的“大本营”，但是现在，市场的成熟、民企的发展业已形成一套自我纠错和规范的机制了。
还有一种责难，来自一些说不清道不白的东西，天然排拒、怀疑的眼光，莫名歧视的态度，最通行的做法是以规范为名行打压之实。一位民办教育集团董事长在大会上一语中的：一些人的观念和逻辑就是，非公即私，私立就是赚钱，赚钱就是自私，自私就是诈骗，诈骗当然非公益性啦！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则犀利发问：现在冠冕堂皇的借口就是公益性，用公益性名目进行各种干预，最后使得我们整个教育得不到发展。现在一个非常根本性、非常彻底的问题是，为什么国家要统管高等教育？！
管与不管，永远是个伪问题。正如谈论该不该“合理回报”，对于生存和发展中的民办学校来说，也是一个伪问题。2003年对于中国的民办教育来说，有着不同寻常的转折意义。如果说这之前人们还在混沌中摸索，欣欣然地期待着，那么9月1日起，终于尘埃落定。
在《促进法》的推动下，一直在混沌中发展的“名校办民校”有了清晰的政策导向。
在江西赣南地区采访时，我发现，以“公有民办”或“民办公助”为名目的改制风在这里越刮越猛。这种公私混合型的“杂交品种”为公立学校校长所看好，跃跃欲试的不在少数。就地翻牌、异地翻牌，蜂拥而上，好不热闹。而在当地，纯民办学校越来越岌岌可危了。“我们等待着这场劫难的降临！”一位民办学校校长忧虑、悲壮地“宣告”。
就在这个秋天，我又听到新的消息：2003年，全国的民办高校招生遭遇“滑铁卢”。排除不可抗力的因素如“非典”的影响，“就是因为政策方面综合性的影响使得民办教育跃过了鼎盛的时代，进一步边缘化。”业内人士预测今后的走向，“按照现在的政策，民办教育有两条出路，一个边缘化继续生存，第二比较好的出路就是被‘招安’，学宋江。”
并非危言耸听的预言。独立学院政策在“扩大中国高等教育资源”的欢呼声中出台，却留下了难以根治的后遗症：直接扼杀真正民办教育的发展，同时也给中国公立高校的发展带来极大的问题。与此同时，公平问题再一次激起了强烈的喧哗。没有人想到，当民办学校一直在作着以公平为诉求的不懈努力和斗争时，公平却距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投入成本、政策上的不公平，将对民办大学造成强大的杀伤力！”
“独立学院政策强化的是政府职能，削弱了民间力量。”
“独立学院一定会拖垮中国的公办高校！”
呼吁、警示、沉默。大家能够清晰感知的是，一场风雨即将来临。
这一年，奔走在大江南北的民办学校间，出乎意料的，我极少感受到欣喜和振奋，却更多地被焦灼、恐慌，甚至迎接风雨的肃杀、悲壮之气所包围着。
直到现在的这一刻，由“名校办民校”引发的论战还在延续着。所有的争论聚焦在这些似是而非的命题上：是国有资源的增值，还是扩大？是优质教育的扩张，还是缩小？是公平理想的实现，还是幻灭？
而我极力想透过这些纷扰、争论去寻求中国教育、民办教育发展的支点，找到阻碍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的那只“无形的手”。
在采访大大小小的民办学校董事长、校长时，我的提问中总不忘类似这样的主题：“您认为制约民办学校发展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政策，还是政策。无论是资金的困难，还是师资的紧缺，都受制于政策的不公平对待。而在中国，谁都明白，政策就是最大的资源。
打破教育行政性的垄断。一位民办大学校长这样呼吁。其实，这种呼吁在教育界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它的表述方式耳熟能详的就有多种版本，诸如“政府权力应该退出公共领域”、“干扰型、革命型政府应该转变为有限的服务型政府”，等等。
垄断是造成僵化、低效、不公平的根本性痼疾。就在坚冰难以破除的格局下，有专家发布了一个研究结果，“民间因素、非政府因素、市场因素，对中国教育发展的影响，已经超过了40％。也就是民营化的趋势，已经凸显出来，并且这种影响，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要想阻挡它是不可能的。”（吴华语）
就在2003年年初，教育部的人力资源报告规划了未来50年中国教育发展的计划，到2020年高校毛入学率要达到40％，因此未来20年到30年仍然是民办教育高速发展的时期。中央政府的政策很明确了，不可能再给高等教育更多的投资（现在已经占到国家经费的24％），而高等教育又要大发展，因而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成为必然选择。
这是一个历史机遇。然而比照现实，又让人不能不困惑。
一位民办大学校长很高兴地看到自己一手创办的、辛辛苦苦奋斗了十多年的大学，有幸被列入国家的普通高等学校序列了，看来《促进法》中“公办和民办同等对待”并非虚文。可是不久，他就陷入了深深的忧虑：原来代表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一些富有活力的东西开始被瓦解了，比如自主招生、自设专业、由市场来挑选学生等，现在招生要计划，进门要通过招办，分配要有派遣证，课程和专业要政府批准，评价拿的是公立学校的那套标准体系。看上去是完全平等了，但“实际上是把公立学校不能改革的顽疾强加于民办学校。”
《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草案的出台，向民办学校传递出一个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信息：从国家立法来看，对民办教育的支持似乎越来越大，但是这种支持里面，“宏观肯定，微观否定”的倾向却越来越严重了；公办和民办学校通过立法和政策的不公平性也越来越大，或者说民办教育自身的优势、特点，经过不断的立法和政策，相反在逐渐地削弱或者淡化。
这就是中国当下民办教育面临的现实，非常矛盾、割裂的现实。矛盾后面，意识的禁锢无处不在，观念革命的道路还相当漫长。
“老调子已经唱完……”这个充满颠覆性的判断移用到积重难返的中国教育现状上，未免有些乐观。但我们的目力似乎已经能看到了最后的结局。
野草的形象未免“另类”了些，带了点天然的弱势、离经叛道的色彩。但是，它的夹缝中生存的状态，坚韧中伸展的生命力，确乎是当下中国民办教育的精神代表。鲜活、泼辣、创新，这些珍贵的元素正是中国的教育所稀缺的。
令人欣慰的是，低迷中还是能听到乐观的且不乏理性的声音。
“中国民办教育的发生和发展，实际上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它所体现的对公平、效率和自由精神的追求，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因此在一个更长的历史尺度上，民办教育的发展都是不可逆转的。”（吴华语）
而更为有力的声音从民办教育群体中传来。
“我想确实在政策环境上，非常需要给民办学校创造更宽的环境，但是我们对民办学校的发展还是有信心的。我用两百年，三百年的眼光看中国的教育，民办教育一定会成为任何力量都不可抵挡的发展势头！”(黄藤语)

乡村校长的牢狱之灾身陷囹圄

2003年5月的一天，河南省新蔡县栎城乡竞争学校校长申国清被乡政府抓走了，拘留了24小时，缴纳罚款后才被放。这类事件发生在新蔡县民办学校校长身上已经见怪不怪，不同的是此次事件与特殊的“非典”时期有着直接联系。
按照教委规定，“非典”时期学校一律放假，不得召集学生补课。但是不久，乡里的公立学校就组织老师上门给学生补课。申国清也惦记着学生的功课，心想户外树林子里空气好
，就召集学生到林子里补课。结果补了不到两天，就被人告发了。
“为什么公立学校能补课，我们民办学校就不行？！”申国清心里很不平，既而懊悔道：“我们这些民校凡事总要万分小心才是，稍不留神就会被抓到把柄！”
“非典”只是给了竞争学校一个有惊无险的警钟。大多数民办学校却由此产生了“山雨欲来”的预感。
“听说‘非典’过后教委只允许公办学校复课，借此机会整顿民办学校。”
“这一整，说不定就要整垮我们！”
大家隐约感觉这次整顿非同小可，都有些惊魂不定。
“我们早就悲观失望了！不施加压力我们就办，施加压力就不办呗！”会民小学校长闫乃慧听天由命。
“不能坐等，我们要斗争！”一些人则激动起来。
校长们一边心情复杂地等待着劫难的降临，一边心有不甘地盘算着下一步应对的策略。
赵奎和他头发花白的父亲赵云春坐在一起。听说有记者来，他们刚刚从邻村兴冲冲赶来。满屋子坐着余店乡、十里铺乡等方圆几十里乡镇的民办学校校长，空气里散发着局促、激烈、愤懑的不寻常气息。
刚从看守所释放回来不久，赵奎黑红的脸上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这是新蔡县民校校长们经历的一起最严重事件：在屡屡遭受乱罚款、乱收费的惩戒后，2003年春节前夕，140多所民办学校先后接到行政处罚通知书，10多名民办学校的投资人因缴不出高额罚款被行政拘留，而此事就发生在《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的第三天！赵庄学校校长赵奎则在拘留所度过了一个特殊的春节，拘留时间长达55天！
2002年11月的一天，新蔡县余店乡地税所通知赵奎去开会，接着下达了通知，要求各民办学校缴税。
赵奎认为缺乏法律依据，置之不理。
11月15日，地税所第三次登门时，给赵庄学校下达了一份《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内容是“要求学校在11月20日前缴纳2001—2002年应纳税款3.125万元”。之后，地税所三番五次来校催款。
“我们办学5年来，税务部门从没到学校收过税。你们收税的依据是什么？”赵云春发问。
“你要证据，什么都没有！”地税所所长回答得很干脆。
赵奎在一旁几次争辩。
“不要争辩，要争辩你到税务局去！”他们撂下一句话，扬长而去。
12月4日，赵庄学校突然收到了县地税局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据是“赵庄学校1997—2001年偷漏税款3.125万元”。
赵云春父子觉得这笔钱收得不合理，因而没有缴。
谁知，12月30日，乡地税所所长韩清华带着乡派出所、县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队长从学校带走了赵奎，直接送到了县城的看守所。
“当时抓人他们啥手续也没有，第二天才补送了一张刑事拘留证！”赵云春气愤地说。
看守所里，赵奎先后三次被提审。每次的问题几乎一样。
“你承认不承认该缴税？”
“不承认！因为《民办教育促进法》已有明文规定！”
几次三番提审都未果，公安局颇觉挠头。到后来，公安局以“态度太强硬”为由不再让赵奎开口。
眼看春节临近，儿子还没有放回来，赵云春急了。他先后跑到乡政府、乡地税所和县地税局去上访，但都无济于事。情急无奈中，他跑到省城，去《教育时报》反映情况，请求帮助。
很快，《教育时报》记者曹战武、《经济视点》记者舒华和《河南法制报》记者来到新蔡县联合采访，详细调查事情经过。2003年4月16日，《人民政协报》以《新蔡民办学校遭遇尴尬》为题率先发表了记者舒华的调查报道，并配发了北京市教科院研究员王文源的评论《这是一个荒唐的悖论！》。评论指出：
无论是依据过去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还是现在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新蔡县税务、物价部门的收税和罚款都是没有道理可言的——按照国家规定，对“学历教育”，国家是不收营业税的。文中反映的这些民办学校无疑属于学历教育。
新蔡县教育行政部门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就更为荒唐：一方面不给一些民校办理办学许可证或者回收业已下发的办学许可证，另一方面又长期容忍这些民办学校办学的既成事实。我以为，据此，这些民办学校可以对当地的教育行政部门进行行政诉讼。
一个简单的推论其实不难演绎：如果这些学校确实不具备办学的基本条件，自然应该在取缔之列，因此根本谈不上缴税与否；如果这些学校已经申领了办学许可证，按上文所述，当然也不应该缴税。
继之，《中国商报》、《经济视点》等先后刊发了舒华的报道。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商报》以相当醒目的标题《新蔡把民办学校逼上了绝路》发表了这篇新闻调查报道。一时间，舆论反映强烈。
据知情人透露，记者采访后，新蔡县教育局、地税局去了省城《教育时报》，拿出了一定的姿态。后来人们隐约明白，为什么联合采访的结果是此篇报道迟迟难以见诸于省内媒体。这其间，作为调查并写作报道的记者舒华承受了许多不为外界所知的压力！
至此，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赵奎关在看守所里已是超期羁押，按照规定公安局必须把材料转到检察院，检察院要求省地税局下文才能实行批捕，但省地税局一直没下文，所以公安局就放了人。
如果地税部门认为有充分的依据要求民校纳税，并实行罚款、拘留，那为什么迟迟不下文？在采访县地税局某部门负责人时，我提出这个疑问时，对方却避而不答。
2003年2月25日，赵奎走出了看守所的大门。赵云春去领儿子时被要求交纳5000元钱，他说没钱，公安局无奈地放了人。为办学而身陷囹圄，这是五年来含辛茹苦的父子俩怎么也想象不到的！
赵庄地处新蔡、正阳、平舆三县交界处，方圆几公里内找不到一所像样的公办学校。为方便附近村庄的孩子们上学，1997年赵奎和他人合资创办了赵庄学校。当年只招收了60名学生，收取书杂费近1万元，而建房和教师工资就开支了3.5万元。尽管如此，赵奎等人咬牙挺过了难关，学校规模逐年扩大，在当地有了一定的影响力。迄今为止，共招收了800名适龄儿童入学，目前有一幢两层教学楼，房屋32间，教师12人，在校学生310人。
赵云春算了一笔账：赵庄学校每生每学期收费均低于公办学校20元，对于部分家庭困难的学生还采取了减免措施；此外，仅每学期用于奖学金折合人民币也不下3000元。“办学五年来，学校累计为教师发放工资12.8万元，加上盖校舍、购置教具、改善办学条件等各项支出，学校账目上目前仍亏损7万元，我本人30多年的积蓄全部贴到办学上了。”
但就是这样一所在艰难中顽强前行的民办学校，还得承受莫须有的赋税，并时常遭受不虞之灾！而在新蔡，遭遇同样的命运的何止赵庄学校一所！

乡村校长的牢狱之灾水深火热

这场由纳税、罚款和拘留产生的闹剧，与此同时也降临到新蔡县陈店、化庄、十里铺、韩集、栎城、佛阁寺等乡的百余所民办学校。这些学校相继收到了该县地税局下达的《应纳税款核定书》和《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三里桥村七道口学校收到的《核定书》上写道：“由于你（单位）未申报纳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核定你（单位）2000—2002年应纳地方各税税款为1.8万元，并限于2002年12月15日前缴纳税款。”
但在其中“核定应纳税款采取的方法”和“核定应纳税款采取的数据资料及计算过程”两栏上，均为空白，只字未填。
七道口学校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只好先后分4次完成了6000元的“税收”。但令人不解的是，这笔税款不是由税务部门收取，却是由村干部代收，不但没有开具国家统一的正规发票，而且连普通的收据也没有，只打了几张白条。
化庄乡段小寨村朱小庙学校收到的《核定书》上，核定方法、计算过程、应税日期3处同样空白，不同的是结尾用手写体附加了一句：“期限3天内完成免20%，3天完不成者加罚5倍。”
在各民办学校收到的《核定书》和《催款通知》上，应税名称一栏填写的都是“应纳地方各税”，并没有注明具体税种。这些税收数额少则几千元，多则数万元，限期缴纳；否则，将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直接方法就是行政拘留。在这场大规模的罚款、收税风潮中，就有10多位民校校长相继被“绳之以法”，品尝了铁窗之苦。
十里铺乡九七学校校长魏金山，因为缴纳不了上万元的罚款，2002年11月22日被当地公安局行政拘留。拘留所里气味令人作呕，为了呼吸新鲜空气，这位昔日斯斯文文的教书先生竟主动提出到猪舍喂猪……
该乡耿楼村培才小学校长耿洪亮也因同样原因被拘留，当然其中还有一条不便公开的“罪名”：耿曾是组织民校交流信息、集体上访的牵头人。
“你是告状的头！”前来“带”他的人警告说。
“我是有个头！”耿洪亮挺倔，嘲弄道。
“嗬！你说话还挺鬼！”
在这些看来很可笑的故事后面是民校校长们一言难尽的辛酸、愤懑和心灰意冷的泪水。曹洪敏是新蔡县开心园学校校长，目睹了身边发生的种种不平事，在去年第二届21世纪教育论坛上，来自基层民办学校的他走上了大会演讲台：“……民办学校为国家作出了这样的贡献，就新蔡县来说每年就为国家节约了几十万，为啥还要上税？我们简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差不多就在油锅里过了一遍！请善待民校校长吧！”
他的呼吁激起了与会代表强烈的共鸣。
一位民办教育集团董事长以十年办教育的深切体会大声疾呼：民办学校，不能再以牺牲尊严换发展了！“……办学者的人身安全得不到有效的保障。执法机关会因为一些完全可以进行行政调解的细小事情，随意闯入学校，对办学者或从业者呼来喝去，甚至随意实施执法手段，完全无视民办学校办学者及从业者的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而这样的现象在公立学校，则必须经由教育行政机关进行温和的管理。试想这样公平吗？！”
或许真正的公平只是一种社会幻象，但在以公平为诉求的抗争中，这些在贫瘠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民校都有着特殊的成长历程：他们以教育开启乡村儿童的蒙昧世界，以半壁江山的发展规模承担了几乎与公校同样的“普九”义务，但是却没有一张合法的通行证，始终行走在半明半暗的边缘地带；他们坚韧而脆弱，因着坚韧，在没有给国家增加一分钱负担的条件下，自筹资金，以学养学，在困境中艰难地成长；因着脆弱，即使是在法定的范围内老老实实办学，一纸行政指令或者一场政策风波瞬间就令其遭遇灭顶之灾！
当然，更多的时候是政策不明、法与法的冲突将民校推进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漩涡中，争议由此而起……
在一份新蔡县民办学校致市政府和县政府的书面材料上，有这样两段话：
多年来，新蔡县物价局一直实施对民办学校的物价管理收费，其金额不大。2001年6月以来，费额暴涨，每所民校少者几千元，多者几万元，大大地超越了民校的承受能力。如果逾期交不上所罚款额，他们就起诉至新蔡县人民法院，法院不做任何调查就强制执行。弥驼寺大龙口学校负责人刘长发，余店乡希望小学负责人李克力，余店乡梅庄学校负责人魏宏等，曾先后被新蔡县人民法院抓捕拘禁，交出罚款方才放人。
2002年6月以来，我县余店、陈店、化庄、十里铺等乡镇的民办学校，先后收到县物价局下达的《价格行政处罚决定书》，分别给予1.5万元至3万元的罚款……并由法院给社会力量办学者传发《新蔡县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限三日内交清罚款。否则，就要抓人、封校……
物价部门罚款，依据何在？
新蔡县物价局局长秦培义在接受记者舒华采访时，出具的依据是《河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未申领《收费许可证》擅自收费应予罚款。
记者：《社会力量办学条例》明文规定，社会力量举办的教育机构及其教师和学生，依法享有与国家举办的教育机构及其教师和学生平等的法律地位。为什么县物价局不向公办学校收费，惟独向民办学校收费？
秦局长：公办学校是政府投资办学，有办学许可证，我们当然发收费许可证。2000年以前，全县大部分民办学校都有办学许可证，我们也相应颁发了收费许可证。2000年以来，民办学校的办学许可证陆续被教育部门收回，他们成了无证办学。没有办学许可证自然领不来收费许可证，在这种情况下收费就是无证收费，物价部门当然要给予处罚。
但在这番看似无可辩驳的解释后面同样有着令人困惑的事情发生。
十里铺乡九七学校负责人魏金山，于2002年6月14日收到了物价部门下达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要求他在规定期限内交齐2万元罚款。《告知书》上注明的原因为“1998年底办学至今未按规定办理《收费许可证》而擅自收费”，但实际情况是九七学校2000年7月就拿到了新蔡县物价局颁发的收费许可证。
还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十里铺乡培才学校于1996年创办，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名学生，和公办村小规模相当。1999年为了改善办学条件，校长耿洪亮用办学积累盖了一幢两层教学楼。2002年6月17日，县物价检查所来了几个人，在校园里巡视了一遍后，临走时拍拍耿洪亮的大肚子，调侃道：“楼建得不错。你这人肚子怪大，油水多。”结果，第二天培才学校就等来了1.5万元的罚款通知。
2003年6月25日，我们费了些波折才找到新蔡县物价局所在地。原来，物价局现在租借的是二建公司的二层办公楼。采访时我们得知，近年来物价局办公经费十分紧张，14个员工，每月只能发基本工资，局长每月的电话费只有50元，因此通常情况下办公室电话是打不出去的。
我们没有等到主管业务的秦局长，据说在家养病。接待我们的收费股股长再三向我们强调，物价局罚款和员工工资没有关系。工资一直由财政下发，罚款则要开具由财政出示的发票。另外，“民办学校一定要办收费许可证，只有持办学许可证才能申办收费许可证，否则，就得予以处罚。”
新蔡县目前有民办学校150多所，只有两所拿到了办学许可证。换句话说，其余100多所均为“非法办学”。那么，是不是只有两所才符合办学条件呢？

乡村校长的牢狱之灾“地下工作者”

办证，一直是新蔡县民校校长们心上一个永远的疙瘩。没有证，意味着他们永远是个“地下工作者”，注定了他们要把“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游击战略进行到底，也注定了他们毫无抵抗力地任由各种伸长的手粗暴地干预甚至宰割。
在民校校长们的记忆里，2000年是个生死分水岭。在此之前，民办学校的发展环境还较宽松，大部分民校都拿到了办学许可证。但是2000年县政府办公室出台了《关于新蔡县民办学校休课整顿的通知》。这份文件规定，民校必须先停课后办证，还组织校长们参加“驻马店市民办学校校长培训及换证会”。
“名为换证，其实是没收证件！发证遥遥无期。”
“说是先停课后办证，但是停了以后又不给办！”
“每次都写申请报告，交了钱也不给办！”
校长们开始大倒苦水。栎城乡韩港村世红小学在1996年创办时就拿到了《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和《收费许可证》，之后每年参加年审，但2000年年审时证件却被无故收回，至今没有再发，世红小学由此成为“非法学校”。校长张世红大惑不解：“刚刚办学时还证件齐全，经过几年的发展，学校的硬件建设、师资力量和教学质量都有了明显提高，每年还向乡教管站上缴500元代管费，咋就成了非法办学了呢？”
2000年的整顿几乎成为新蔡县民校的灾难。在惊惶不定中，校长们预感到，虽说春天从未降临过，但真正肃杀的寒冬却到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抗争！他们利用民办学校协会（也是非法身份）的组织力量，集中校长们的智慧，开始逐级上访。先是县政府、县教委，无果，后又上市政府、市教委。几个回合下来，“休课整顿”不了了之，各民校陆续复课。这场斗争以教委的妥协而告终。校长们从中也摸索出一条真理：只有斗争才能生存！
那么，新蔡县民办学校的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到底如何呢？为什么长期被隔离在歧视和偏见的藩篱内？
走进会民小学的校门，只见宽敞的四方院子里迎面两排平房。正是防“非典”时期，学校放假。透过教室的窗子看过去，简陋的课桌椅上蒙着灰，刷白的砖墙上张贴着名人的励志格言。没有开灯，教室里光线略有些暗。这是一个十分寻常的乡村学堂。相比一些公办学校年久失修的危房，这里的房子看上去结实而安全。
校长闫乃慧指着平房旁边的一块空地，说：“这里计划是要盖教学楼的，现在也不敢盖了，谁知道学校能撑多久？能办一天就办一天吧。”
空地上已经长出荒草，在午后的风中轻轻摇曳。
随行的人都没有话，叹息在心里滞留着。
办学四年来，会民小学从最初的几十个学生，发展到300多人，每年的毕业会考成绩都超过村里的公办学校。全乡现有25所学校，其中公办校20所，私校5所。去年参加全县小学毕业班素质教育竞赛的148名学生，民校学生就占了67名，结果前三名全部出自民校。这使得乡教育辅导站（后改为中心学校）站长大为头痛，开会时训话说：“每年升学率高的都是民校，公校老师都上哪去了？！”
“公校老师都上哪去了？以工代干的、接班顶替的、没有教师资格的照样上讲台。前几年工资发不出来，有些老师下海经商，空缺就由一些当兵转业的填进去了，老师们的素质参差不齐，教学质量能搞上去？！”一位公校老师直言不讳。体制的缺陷决定了用人机制上的偏差，老师中间有能力的上不去，没能力的却能想办法上去，这类怪现象在公校早已见怪不怪。
新蔡县公办教育基础薄弱由来已久，高考升学率在驻马店地区一直偏低，或许这正好给了民校一个极大的发展空间。1998年新蔡县民办学校达到近600所，其蓬勃发展的势头令其相邻的正阳县大为刮目。这里有个戏剧性的场面，说的是2000年，正阳县组织教育界人士到新蔡学习民办教育发展经验，这些乘兴而来的取经者怎么也不会想到，当时正值新蔡民校噤若寒蝉地等候“判决”的危机时期。这种“巧合”令双方都十分尴尬。
新蔡县村办学校的分布格局是一村有一所公校，有的是两村共一所公校。民校的兴起打破了原有的平静，现在几乎每个村都有一到两所私校。这样,村里的孩子上学就有了选择，选择就意味着竞争。
我走访了一些民办学校，应该说会民小学的办学条件具有代表性，校舍并非传言中的窝棚，几乎都是新盖的平房，收费也不高于公校。
“如果不是被这样整来整去，民校早就吃掉了公校！可是现在，想发展也发展不起来了！”一位民校校长痛心疾首。

乡村校长的牢狱之灾竞争风波

民校吃掉公校，在新蔡县并不是新鲜事。早在1994年申国清就干成了这事儿！
外表瘦弱的申国清高中毕业后上不起大学，却依恋学校生活和书本世界。在单调苦闷的乡村生活中，他萌生了办学的念头。七八年前，乡里的私校还很少，他谨慎地给学校取名为“闸北小学”。
那时，村里的公校就是个危房。申国清狠抓教学质量，又盖起了平房做教室。不到两年，公校的学生陆续被吸引到他的学校来，最后公校只剩下48人。
“两年后我把学校改名为‘竞争’，因为看到了希望。那会儿干劲挺足，就想干败公校！”这个看上去文弱的乡村秀才话音很轻，却憋着一股子气。
如果不是知情人，很难体会他心里的那股子气。公校有什么？有政府发工资，旱涝保收，有办学许可证，不必东躲西藏，可是16个老师教48个学生！民校有什么？公校有的，民校就先天不足，可是竞争学校5个老师教300多个学生！而且，全乡的素质教育比赛中，竞争学校曾荣获全乡总分第一，多次名列前茅，很快就将村里的公校甩到了后面。
这时，乡党委书记向申国清提出能否承包公校，并且给出了很大的政策空间：16位教师如不合格，可以随时辞退。
申国清思量这事，有几分心动。不想，麻烦很快找上门了。
一天晚上，16位教师上门来闹，指责、威胁甚至差点动手。
“你这不是明摆着踢我们的饭碗吗？！”
“你办你的学校，有什么能耐管我们！”
一看这架势，生性怕惹事的申国清打了退堂鼓，不承包就不承包呗，我继续当我的校长！但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事发生了。
那所公校校长的弟弟，据说是当地出了名的“不好惹”的角色，第二天手里带着铁扣，找上门来，二话不说就“教训”了申国清一顿。
重重的铁扣砸在脸上，血痕累累。
你不是有能耐吗？不是要承包吗？你行，别人就没活路了；你竞争，别人都喝西北风去？！铁扣一声声地在眼前飞舞，申国清的心在滴血。
他狠了心，决定不再提承包。那时正是腊月二十七，事后公安局干预，有人从中调解，申国清就没再追究下去，但是也没拿到一分钱医药费。
“事情搞大了，对我办学也不利。”申国清面对我不解的目光，低声解释。
我听出了他声音里的不屈和无奈。当合法权益被肆意蹂躏、人格尊严被粗暴践踏时，或许只有两个字能让身为人师的申国清们贲张的血脉平静下来，化做另一种力量：办学。
我不由想起在新蔡采访的日子里，许多民校校长像见到久违的亲人一样，向我倾诉办学中不为人知的痛楚、辛酸。一位老校长说起，由于他的学校影响力越来越大，吸引了公校的生源，被人怀恨在心。结果，竟有人闯入家门，将他年迈的老父亲打倒在地……言至此，他双目几欲喷出怒火。但是在我即将离开时，这位老校长追上已经开动的汽车，扶住车门，不停叮嘱：一定不要写这事，一定！学校我还要办下去……
6年后，村办小学自然消失，真的被“竞争”掉了。
申国清喜欢“竞争”这个名儿。“民校要办好，就得有竞争意识，明摆着要和公校竞争。可是这个校名被禁用，有关部门认为‘竞争’太刺激，不给登记。我琢磨着，学校发展该上台阶了，就改为‘腾飞’。”
不久，就在距离竞争学校不远处的邻村又建起了一所公校，据说市里还投资了，教学设施不错。于是，竞争学校的生源开始流失。
“我觉得现在就要和这所公校竞争，所以就把校名又改回了‘竞争’。有位教育局副局长听说后，认为这名字叫得好。”申国清的危机感很重。
采访时，我恰好路过这所新建的公校，距离申国清的学校不过50米之遥。年轻的校长和我交谈了几句后，话题转到私校上时，他突然道：“我们和他们没有来往。”口气里又是不屑又是敌意。
接着，他向我介绍了私校的“乱”，诸如课程设置单一、用盗版教材、没有合法身份……由此可见双方长期的相互抵触，“势不两立”。
竞争学校的校牌被申国清摘下来，放在他拥挤的校长办公室里，说是放假期间怕人捣乱。200多平方米的院子里，一间间平房整齐排列，空旷处有一片是留下来盖教学楼的，现在这事儿只能悬着。
校长办公室里陈列着历年来所获得的荣誉证书、奖状、锦旗，展示着竞争学校走过的辉煌历程。那时学校拿到了办学许可证，可以参加乡里的各种比赛、考核。不像现在，私下偷偷去复印公校的考试卷，拿回来测试自己学生的水平，有了好成绩只能偷着乐！
为了那张证，申国清没少动过脑子。竞争学校的办学许可证也是2000年被收回的，此后再也没拿到证。申报材料交到乡教管站，后来才知道根本就没往上递！
“我欢迎县里对民校规范整顿，从办学条件到师资力量进行考核。但整一部分也得留一部分，全部整垮就不行！”申国清表明了态度。
他想不明白的事挺多，每年竞争学校都要向乡教管站缴纳代管费500元，每个学生交30元。怎么到头来还是非法身份的“黑户”呢？走投无路时，他去求乡教管站站长，恳求道：只要能把证办了，咋样都成！
站长犹豫了好一会儿，撂给他一句话：“你们都变成私学了，我这个站长咋当呢？”
申国清一听这是大实话，从此就死了心。

乡村校长的牢狱之灾“租借”闹剧

眼下，竞争学校又走到了一个关口：光去年学生就流失了100多人。除了公校的硬件条件改善外，还另有原因。从今年初开始，为了控制生源的流失，上面给公校老师下达了招生指标，采取的是定员定岗政策，小学是125（即一个老师必须招25个学生），中学是118（即一个老师必须招18个学生）。如果完不成任务，老师的岗位就没了，饭碗也保不住。
在这条政策的导向下，新蔡县出现了教育史上最荒唐的一幕幕。
先是“租借”生源。为啥叫“租借”？临时借用也。谁向谁借？公校向民校借也。原来，实行定员定岗制度后，教委就经常下来检查村办学校的在校学生情况。这种例行检查自然让公校十分恐慌，假如上面发现学生流失得厉害，数量不保，后果可想而知：老师就得下岗，饭碗说没就没。
于是，上至乡教管站站长下至各公校校长，不约而同地把眼光投向了平日“老死不相往来”的民校。特殊时期，两者间的关系戏剧性地发生了质变，竟有了“唇齿相依”的“兄弟情谊”。关键时刻，乡教管站积极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上面检查之前必得召开动员会，且“不论公校民校都得到会，不得有误”。站长放出话来：“这几天要配合检查，不配合的话，后果自负！”
“考虑到和他们的关系，怕给小鞋穿，就借吧！”这种心态在民校校长中十分普遍。
会民小学身处四所公校的包围圈内，因此成了“一块肥肉”。有的公校只剩下几十个学生，上面来检查时，会民小学几乎就成了“空壳”，因为学生轮流被这几所学校“租借”。最频繁的时候，该校的一两百学生一天之内被拉到四所公校“装点门面”，4次被“租借”时都有专车来接，中午还管饭，每个环节都设计得很周到。
这幕精心策划的荒唐闹剧因为屡试不爽，时间一长竟然成为众人皆知的公开秘密。综观起来，全县民校的生源几乎没有不被借过。生源数还不充足时，公校就见缝插针，连村里辍学、失学的孩子也不放过，检查那天齐齐网罗进去。那一天，上面看到的公校是书声朗朗，教室里座无虚席，好一派繁荣景象！
黎庙小学因为配合公校检查，学生被借竟持续了十来天，严重扰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民校便婉拒了“租借”的要求，但不言而喻，这种“忤逆”之举无疑令麻烦事接踵而来。
“租借”不过是临时使上的招数，若要使公校长治久安，还须主动出击——拉生源。公校老师积极活动起来，有的甚至带上礼品到学生家里做“思想工作”，联络感情，其“尊生重教”之风令人感叹；村干部也积极配合，从中多方“斡旋”。当然，最厉害的一招是有些公校竟向学生家长承诺，不用交学费就能让娃上学。对于大多数经济拮据的农村家庭来说，无异于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
“谁都明白，公校老师工资是国家发放，没有后顾之忧，所以他们的办法是让老师集资买书，先把学生弄过去，学费以后再加上去。”
这一招果然奏效。今年以来，许多民校都出现了生源流失的现象。竞争学校以前300多学生，今年就走掉了100多人；会民小学今年流失得尤为严重，走了70多名学生。
“这样下去，我们迟早要被拖垮！这种竞争不是从教学质量上下工夫，而是在学费上做文章，长此以往，只能是无序的、低层次的竞争。”民校校长们忧心忡忡。
竞争是激活市场的试金石，但有多少民校能够承受如此竞争带来的风险呢？
记者舒华的报道发表后激起了强烈反响。事隔两个月了，有关部门是否拿出了新的姿态？在离开新蔡前，我们又来到了县地税局。
接待我们的是政策法规股股长郜耕耘股长。他再三申明，依据《个人所得税法》，收税程序一般要求纳税人主动申报自己的收入、赢利状况，但民办学校校长从不主动申报。在这种情况下，税务人员只能根据概算，学校每年收取学费多少，刨掉师资聘用工资，然后根据结余部分征收个人所得税。
“办学不同于办企业，需要滚动积累用于改善办学条件，不是全部用于个人消费，怎么能把结余部分全部认定为个人消费呢？”我发问。
郜股长一时语塞，既而反复强调《个人所得税法》以及相关法规。
在他出示的1994年1月28日发布的《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上，有这样一条解释：“税法第二条所说的各项个人所得的范围中，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是指个人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取得执照，从事办学、医疗、咨询以及其他有偿服务活动取得的所得。”在另一份国家税务总局1998年《关于社会力量办学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上，也有类似的规定。
“你们了解9月1日即将实施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吗？”我问。
“我们不知道，也不会执行《民办教育促进法》，我们只执行《个人所得税法》。”郜股长声明。
就在新闻媒体对新蔡县向民校征税一事大加鞭伐时，驻马店市税务部门的机关刊物发表了相反的观点，对许多民校不纳税的现象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批判，标题为《税法不容践踏！》。
应该说，正是法与法的冲突带来了实践中的诸多问题。按《税法》规定，“凡民办非企业单位都要向国家缴纳税款”，民办学校就属于应纳税的范围；而《民办教育促进法》又把民办学校列入社会公益事业范畴，两者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冲突现象，而且这也与法律规定的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具有同等法律地位的定位相矛盾。
“对公办学校不收费而对同类别的民办学校收费，这是对民办学校事实上的歧视。针对这种情况，应坚持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民办教育促进法》是专门针对民办学校的，应属于特别法。因此，在这一问题上，《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效力应高于《税法》。”有专家就此特别说明。
时逢中考，我多方联系县教育局局长李纪红，均未果。好不容易接通她的手机，电话里传来她匆忙的声音：“我们的民办学校发展还很乱，很不规范，下面我们要加大管理，整顿规范……”
“乱”，或许是一种现实。如恶性竞争、财务虚置无账可查，多多少少总留着草台班子的痕迹。但是，面对这样一个搅活了教育格局的富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如何整顿？如何规范？是给民办教育的发展铺开一个开放的平台，还是假规范之名行打压之实，给民校发展抹上沉重的阴影？
新蔡古称“蔡州”，国家级贫困县。车过乡村公路时，常常能见到路牌和墙体上的标语，“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里是全国毒品重灾区。恍惚又记起媒体上一度报道的新蔡“艾滋病村”，因贫困卖血几乎毁掉了整个村庄，心里不由沉甸甸的。但车窗外不时晃过的“读书兴农，争星夺杯”，“家家读书，户户争星”的标语让人眼前又多了几分亮色。教育，这是一个村庄、一个乡镇乃至一个民族免于恐惧和贫困的希望。
新蔡民校尚在不安中彷徨，在抗争中希冀。但愿他们都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附记：就在本书的文字即将面世之时，从遥远的中原传来新的消息：经过整顿，已有70多所新蔡民校陆续拿到了办学许可证。想到那些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亮出旗号和公校叫板的乡村民校，我颇感宽慰。

是接管，还是掠夺?“老字号”

老字号歌
想吃臭豆腐找王致和
想吃烤鸭您去全聚德
想买字画您到荣宝斋
想读高中您得上正则
这首琅琅上口的“老字号歌”,带给京城寻常人家的是轻松、诙谐的妙趣，带给贾维茵的却是不敢轻易触动的痛楚和仰天长叹的憾恨。
灯光下的贾维茵老人面容清矍，须发尽白，但思维清晰，言至激动处铿锵有力，双目烁烁有神，令人动容。但当他起身时，却只能佝偻前行，双腿蹒跚吃力。
来看望他的正则中学老师说，要不是经历了四年前的那场劫难，贾先生的身心状态远远不至于如此，当时已81岁高龄的他依然精神矍铄、风度儒雅，出门还是京城教育界的一介“风云人物”呢。然而如今……
贾维茵说，他的一生经历了两场劫难，给他的后半辈子都留下了难以抚平的伤痕。一场“文革”风暴差点夺去了他的一条腿，之后，一场接管风波让已届高龄的他脑溢血突发。比身心俱损更令他痛苦的是，这场劫难几乎完全粉碎了他毕生的梦想和抱负：穷余生之力孜孜办学，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接受教育，让国家因此而甩掉落后的帽子。
是什么使这位热忱的“教育救国论”者梦想折翅？是什么在一夜之间改变了老人命运的航向，留下一个凄凉的尾声？
1984年，贾维茵拿出多年来教书节省下来的1.7万元钱，创办了“民办正则高考补习学校”。当时没有学历教育，只是为高考落榜生补习文化基础，同时为“文革”中被耽误的成人补习文化知识。
有个学生的父亲是清华教授，但这个学生不好好读书，一个学期没来上课。按学校规定，凡是两个星期没来上课的，就要除名。贾维茵就通知了家长，家长带了学生来到学校。
谁知这个学生开口就说：“你这个二级教授算个什么，一间房住那么多口人，我卖两个月的西瓜就挣回来了，我不用你管……”
“他这是‘读书无用论’，我觉得这个思潮太可怕了！不错，你卖两个月的西瓜能赚到不少钱，但国家发展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改变落后状态，所以我觉得应该倡导全民教育的理念，让全民都受教育，都来办教育，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这件事给了他极大的震动，更坚定了他平民办学的主张。
1936年贾维茵毕业于南开中学，这所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的私立学校，秉承了张伯苓先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思想，引进了西方民主与科学的教育方法，在世纪初的中国可谓开风气之先。毕业后他又就读于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创办的著名私立教会大学。这种求学经历让贾维茵坚信，私立教育是有着强大生命力的。
“我想办学，但我没有钱，我想不到今天人们认为只有有钱人才能办学，收费还收得那么高！在贫困地区，多少孩子都上不起学！我很推崇陶行知先生的平民教育观念。”贾维茵一谈起他的平民教育理想，沉郁顿挫，全然忘却了自己的七尺病躯。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上海出了一所私立新世纪学校。北京市着急了。
有人就跟贾维茵说，你这个学校升学率那么高，为什么不申请学历教育呢？现在政府也提倡这个。他一想也对，就打了申请。1992年9月，私立正则中学挂牌，当时的北京市教育局长陶西平亲自命名、授牌。在新闻界引起了很大震动，天天有外国记者来采访。大家都觉得这是新鲜事。
外电报道：“……坎坷频仍，矢志不渝，终于在晚年办成一所学校，实现了一生的夙愿。贾维茵崇拜中国古代伟大诗人屈原，故用其《离骚》诗句‘名余曰正则兮，字曰灵均’的正则两字为学校命名，意在铭自己追求抱负，献身教育之志。他的举措被北京市政府肯定为：突破了国家统办教育的传统模式，突破了文化补习学校为个体户的模式，开辟了一条全民办教育的新路。”
经过报纸宣传后，学校更红火了。办学6年，毕业生中有五六百人上了国立大学。贾维茵将“教学质量至上，培养优秀人才”作为办学方向，在教育界声誉日隆。其办学模式和经验很快引起了国家教委的关注，曾经作为制定私立学校政策法规的参考。
贾维茵提出，“民主办校，财政公开，同学自治” 。学校成立了董事会，1993年春聘请了13个董事，其中有胡适的儿子胡祖望，他在南开时的同学。这些董事都是聘任的，都没有投资到学校里来。贾维茵是董事长兼校长，董事会相当于顾问，为学校的发展出谋划策。
1997年国务院颁布了《社会力量办学条例》。这时，董事会已经四五年没开了，国外的来不了，后来学校的事情都通过行政会议解决。
到1998年，学校存款现金有85万元，不含当年学费。加上计算机房、语音房和其他设施，还有7部汽车，所有财产结算是377万元。没有外债和内债，而且升学率也很高，和区重点中学不相上下。但风波也由此而来。

是接管，还是掠夺?“文革”式接管

1998年贾维茵已81岁了。同年4月15日，朝阳区教委突然下文，称根据北京市教委下达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实施细则》规定，校长年龄不得超过70岁。贾维茵担任校长年龄过大，应另推举一名校长。
正则中学推举了原在北京大峪中学从教多年的知名老教师吕月贞，作为校长继位人选上报区教委。“这个人非常地爱学生、爱学校，没有私心。”
但是区教委认为继位人选未经董事会推举，无效。
这时的董事会已经“名存实亡”，很多年都没有正式开过会，偶尔开会也只是谈谈教学问题。贾维茵的想法是，等到“六十条”出来后，打算重新组建董事会。以前的那个也没有报批，不过是学校有事大家商量商量。而且，按照学校的董事会章程，“董事任期为三年，特殊情况可延至五年到期可续聘，未接到续聘手续者即为终止董事身份”，很多董事的身份已经失去了。
贾维茵于是把这些情况向区教委做了报告。但是区教委坚持认为该“董事会”有效，并于1998年6月28日，区教委办公室主任郭宝库亲自召开了未经董事长贾维茵同意并参加的非常紧急“董事会”，原来的13名董事中只有5名参加了会议。会上，免去了贾维茵的董事长、校长等职务，任命姜化善为董事长。
1998年8月25日，正则中学的命运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郭宝库召开了全体教职工大会，宣读了朝阳区教委签发的《关于临时接管私立正则中学的决定》以及相关文件。
这份接管决定上赫然写道：“私立正则中学校长贾维茵年龄已过80岁，根据国家教委《关于实施〈社会力量办学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校长年龄一般不超过70岁’，贾维茵不再适合担任校长职务，为规范学校办学行为，我委于今年4月开始，连续三次下发通知，责成校董事会聘任一名符合校长任职条件的同志担任校长，而贾维茵对教委下发的决定至今没有执行。
“……在检查中发现该校存在严重问题。学校财务管理混乱，存在严重违规违纪行为；校董事会内部纠纷严重，校内外群众来信来访反映强烈……”
其中，“财务管理混乱”有三条“罪状”，一是“公款私存”。
“确实是有这么回事，但我当时不知道。”贾维茵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那是放假之前开家长会，就开始收学杂费。那天收了60多万元。但星期六农村信用社不上班，下午四点后钱就送不出去了。会计很着急，这么多钱放在学校肯定不安全。他们决定先存在学校旁边的邮政储蓄所，但邮政所说只能接受私人的储蓄，以单位的名义不行。怎么办呢？他们就想了个“贾正则”的假名。到了星期一，他们就把钱转到了学校的银行账号上了。这就叫“公款私存”。
第二是“公款私借”。也有这么回事。那时学校里有现金存款，老师家里房子着了火，没办法，就向学校借，或是老师要买房借钱，贾维茵觉得这是为老师谋福利，通常让他们打个报告，规定分几个月还。反映到账面上，这些钱都还回来了。没想到这就变成了“公款私借”。
还有“打白条”。学校那时买东西，搞装修，有时候不能开发票，只好打白条。还有正则的名气大了，到春节时要到乡、村里拜年应酬，少不得要花点钱。还有暑假时组织学校老师出去旅游，住旅馆什么的。这些都成为日后的“罪状”。
接着，区教委派出工作组，以狂飙般的气势接管了学校的全部工作。
崔哲，在正则中学从事了四年的宿舍管理，亲眼目睹了接管过程。
“那天，他们来了十多个人，三四辆车，保安手里都拿着电棒，先去抢财务科，把办公室全部占领了，楼道里都安插了人。我觉得他们太可笑太无知太过分了！然后逼着让贾先生交公章，贾先生一受刺激就犯了脑血栓，正在输液呢，他们还逼供，让他交待。我们在旁边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你们还有没有一点人性？！贾老那么大年纪了，身体又不好。双方差点打起来了，后来就被他们轰走了。跟‘文革’那会儿的镜头差不多，不顾你的死活。
“当时是1998年5月，刚收完学费，他们就把账本抢走了。来势汹汹，有的老师都被吓跑了，反正闹得挺激烈的。当时学校的教职员工有108人，90%都被开了，只剩下几个人，也是‘缓期执行’。他们就是以接管的名义，实际上是把学校给抢了。”
谈岂当时的情形，崔哲十分气愤：贾老毁家办学，以校为家，他们这样对他，真是不公！以前身体、思维什么都很好，经过这件事，身心都受到莫大打击。如果不讨回公道的话，太不公平！
灯光下的贾维茵默然坐着。在谈到接管情形时，他都沉默不语。这段经历对他来说是一种不堪触及的隐痛。
郄禄和从1994年到1998年暑假，一直在正则任教。他是正则的董事之一，也目击了接管场面。
“接管时我最奇怪的是，比那‘文革’还厉害。他们弄了那么多人，都带着电棒，把学校都把着。贾先生身体已不行了，门口那些兵像看犯人一样地看着他。按照规定你要接管就接管吧，有话好好说嘛，弄了这么多兵来，这叫什么呀！当时他们来时，学校正在上课。而且快高考了，家长还希望学校多给学生一些辅导。结果这么一来，弄得学校乱七八糟。”这位老教师唏嘘不已。
郄禄和还提及，接管时学校运转情况很正常，教学情况也不错，经常有学生在区、市得奖。他对贾维茵的评价是：工作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生活上非常简朴。“文革”中挨斗、离婚，此后一直没有再婚。从1992年开始办学起，他就以校为家了。
由接管引发的纠纷一直在正则中学延续着。
按照国家相关政策，接管工作组成员是国家工作人员，属于执行公务，原来有工资，因此就不应该再拿“工资”。但是，接管人员一到正则中学，竟要求被接管对象给他们发放“工资”，其中工作组副组长郑月秀一个月就得发2000元。这是典型的以权侵权行为。当然，后来区教委自行制止了这种行为。
接管期间，作为工作组组长，郭宝库在会上公然说：“贾如果支持教委的工作，我们会考虑安排他以后的工作。否则，他只能身败名裂。”明显有人身攻击之嫌。
新校长孙菊生上任后，大面积进行了人事改组，给学校正常的教学、管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波。孙一共带了8人进校，还有8名保安，弄得人心惶惶。从教务主任、会计、出纳、食堂管理人员和司机一律撤换。而许多职工和正则签订的合同并未到期，事前没有任何书面通知，说走就走。许多人敢怒而不敢言。
在这期间，贾维茵仍是私立正则中学的法人代表。这样一来，无论是接管工作组还是后来的新任校长，“名分”上都相当尴尬。贾维茵则视学校公章为生命，绝不撒手。至今，这枚私立正则中学的公章还躺在他家中的抽屉里。

是接管，还是掠夺?告倒教委？！

贾维茵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办学以来，正则中学无论在教学管理还是教学成绩上，均处于首都私立中学的领先地位，甚至一度超过了某些公立学校。怎么会落到被“接管”的地步？
他更不明白的是，那么多办垮的私立学校没有被“接管”，而总体收支状况良好的正则中学却遭此“厄运”，且没有任何审查批示。这种行政干预的法律依据何在？
1998年9月2日，贾维茵一纸诉状将朝阳区教委告上了法庭，状告朝阳区教委“行政行为违法”和“侵权”，并要求法庭撤销被告所有接管决定，确认被告接管期间实施的行为无效。
一审时贾维茵要求出庭，律师劝说他年纪大了，就不要出庭。其实三天前律师就知道结果了。但贾维茵不信，一定要出庭。
“到了法庭上，我就成了被告，郭宝库他们成了原告。法官问公款私存有没有？我说有，但是有原因的。可是不让你继续说话。接着问白条有没有？我说要求解释。法官说不能解释，有这回事就行了。10分钟以后，法官就判了我败诉。我当然不服。”
郄禄和也参加了一审，他的印象是：“法庭应该维护正义，但是从整个庭审来看，法院完全受朝阳区教委的操纵。休庭10分钟后，结果就拿出来了，毫无理由，我认为没有正义可言。法官不许我们的律师说话，一说话他就摆手不让说，就让对方说。所以，就没法让听众了解事实。”
双方争执的问题不仅在于正则中学是否存在朝阳区教委所指出的问题，焦点还集中在区教委是否具备作出“接管行为”的执法主体资格。
对此，正则中学的委托代理人陈占民认为，正则中学于1992年6月向朝阳区教委报批，最终由市教育局审查批准。依据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第54条规定，只有审批机关才有权对教育机构采取接管行为，因此，我们认为朝阳区教委的做法是违法行为。
但是，郭宝库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依据《北京市民办中小学、幼儿园管理暂行规定》有关条款，朝阳区教育局对区内7所民办性质的中小学、幼儿园有属地管理权，接管行为符合规定要求。而且，区教委在对正则中学临时接管之前，曾向北京市教育局请示并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针对这种说法，原告方坚持认为，《北京市民办中小学、幼儿园管理暂行规定》发布时间在《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之前，两者解释不同时，应以后者为标准。另外，接管权是不能随意转移的，同意批复和委托授权是两回事。
同年12月22日，这起全国首例由教委接管私立学校而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以正则中学败诉而告终。
接着，就有媒体就此发表评论：“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社会力量举办的教育机构，是我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公益事业。所以说，投资办学即是投资公益事业，其财产是属于社会的，学校也不是投资者个人的。私立学校虽是个人出资兴办的，但私立并不等于私有。……它不仅是对此类案件的一个有益尝试，更标志着我国对私立学校的管理已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与此同时，官司败诉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
许多学生为贾先生的办学精神所感佩，更为他抱不平，准备罢课、游行，被贾先生及时制止了。
一些民办学校创办者、校长则在担心，是不是国家政策又变了？是不是不主张私人办学了？
在此期间，一桩轰动了全国民办教育界的官司在拖了长达两年之后终于有了结局。1996年8月至1998年9月15日，新疆联合职业专科学校以其民办学校的合法权益受到伤害为由，状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一案，终于在多方协调下，庭外和解了，联合职专学校性质得以恢复。
这无疑传递给一个信号：民办教育的自主意识和法律意识在日益觉醒，已经敢于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同时，关于民办学校的产权问题、营利性与回报问题越来越突出地浮出水面。有业内人士对此提出疑问，虽然教育事业属公益事业，积累只能用于教育再投入，可是，如何激励和保障举办人的权益？另一方面，当时依据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中的许多规定属粗线条性质，在实践中可操作性差，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民办教育发展的迅猛势头。
败诉的结论让贾维茵深受打击。办学至今，他从来没把学校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一有所积累就很快投入用于改善办学条件，何以被扣上“把私立当成私有”的帽子呢？六年来，学校在发展，但他个人是一文不名。学校给他开的工资是每月2000元，交际费2000元，每月就拿4000元钱。有一次在怀柔开会时，学校老师都提议给他买套房子，说他年纪大了，还住在学校那么小的地方。后来回校就打了报告，建议给他拨30万买房，让他批。贾维茵批的是：“古人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现在学校还在发展中，连校舍都没有。我个人怎么能买房呢？”这事就被暂时搁置了。结果这笔钱买了一部京通大轿车，专门接送学生。
“当时学校的现金是85万，我想过个一两年攒到一百多万时再买地置校舍。我就住在学校里，死了就埋在学校里，永远和学生在一起，多好！我没有想到会出这种事！”贾维茵摊开的双手有些颤抖，很难说清此刻他复杂的心情。
败诉后的几天，贾维茵就上诉到中级人民法院。他聘请了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彭雪峰，彭律师明确表示，这个官司意义重大，富有挑战性。即使不收费，也要帮他把这个官司打到底，同时觉得一定能赢。
后来法院来电话，说三天后开庭。但是不到三天，法院就把贾维茵叫去了，说正则中学校长孙菊生撤诉了。贾告的是朝阳区教委，可是他们叫人撤诉了。
原来学校接管后立刻就把法人代表变更了，变成了孙菊生。贾维茵以“正则中学校长”的名义起诉，所以给了他们撤诉的机会。
“事后我想应该以‘创办人’的名义起诉，他们也没办法。但是又想，即便如此，这个官司就打得赢吗？你想，教委能让你告倒吗？”贾维茵懊悔莫及，同时又心存疑虑。
这个一生崇尚屈原刚正不阿的、从不轻言退却的老人，誓要把官司打到底：“我已经80多岁了，行将就木，哪怕上诉到全国人大，我也一定要弄个明白！”

是接管，还是掠夺?第一个“牺牲者”

贾维茵称自己“性格不好，倔得很”。“文革”时曾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因为他说了一句“一将功成万骨枯”，说是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让他扫街、背砖头。他坚持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历史问题，始终不低头，不认罪。
这种“不识时务”的性格一直延续到办学过程中。当时朝阳区教委有人推荐学生来上学，贾维茵坚持按学校的规章办事，说学费没有学校可以先借着，但分数必须够。还有给他私人送钱的，这些人情他一概不接受。儿子曾经批评他“太倔”，送出个10万元不就没事了吗？
他坚决拒绝：“我觉得中国最大的毒瘤就是贪官污吏！”
对外如此，对内他也不含糊。贾维茵有6个子女，老伴去世得早。有个儿子做生意，想跟他借点钱，他一口回绝了。他说服儿子：“这些钱都是学校的，借出来等于釜底抽薪，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事后，却给学校每个办公室买了一个红外线取暖炉，让老师们取暖。
师生们经常看到，他们的老校长生活简朴到开水泡饼干就是一顿饭。他甚至想好了遗嘱：第一，将来继承学校的人，必须继承学校的传统，不能拿学校当营利单位；第二，我所有的身外之物，都捐献给学校，作为学生的助学金。
如今86岁的贾维茵已经须发尽白，但他无论如何也无法解除心头的困惑：私立正则中学是私立，还是公立？当初北京市教委批文中明确指出是贾维茵个人举办，怎么成为“集体所有制性质”呢？在这种强行接管中，举办人的权益是否受到侵犯？
正则中学1992年所聘的董事根据《条例》和学校章程，均已失去董事资格。为什么朝阳区教委却将学校擅自强行移交给了几个所谓“董事”？这是正常接管，还是非法掠夺？如果以后正则的办学质量一落千丈，运营负债累累，损害了正则的声誉，谁该来承担这个责任？
《民办教育促进法》已经出台了，并于今年9月1日正式实施。贾维茵对此十分关注。他的手里拿着一份《促进法》的复印资料，那份资料已经被他反复摩挲得磨出了毛边。或许，如果这份东西早一点问世，贾维茵和正则中学的命运会重新改写？
“你看看这一条，董事会组成人员应该是什么人？如果严格依法办事，现在的董事长就不能当。董事长必须是举办人，现在举办人的法人代表证书、验资报告都在我这儿！还有第二十二条，‘法人代表不一定是校长，也可以是董事长’，他不但要负担学校责任，还有债务责任。”
他反复向我逐条阅读上面的条文，郑重得令人心酸。
“这个官司我一定要打！如果依法办事的话，我一定会赢。我为什么要胜这个官司？不是为了争学校的财产，我办学十几年了，我要那个财产吗？有没有‘名’的思想？这个我有。我是作为首都第一所民办学校、为民办教育事业第一个牺牲的人。我现在已经86岁了，身体、头脑还好，我一定要出庭。这是个斗争！”他激动得几次都哽咽不能自已。
“我爱国，也爱党！”青年时代的贾维茵在南开时是天津学联的常委，也是天津第一次抗日示威游行全市纠察队总队长，是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曾代表天津到北京请愿参加了“一二?九”运动。
一身羸弱之躯，贾维茵却依然心系教育。他说他要在全国民办学校中倡导“一分钱运动”，帮助西部贫困孩子上学。身卧病榻，他还仔细地谋划着，全国现有7万多所民办学校，假如在全国的民办学校中倡导这个活动的话，每年就有7万元的基金，这个数字将会解多少西部贫困孩子的就学之困啊！
这个计划，他不止一次向我提起。只有在那个时刻，我才看到他慈和的脸上平静、温情的笑意，忘我的，愉悦的。

是接管，还是掠夺?无言的结局

如今的贾维茵住在北京望京花家地一套两居室的房子里，这是正则中学对他晚年生活的“安置”。作为“补偿”，学校每月帮他支付房租1700元，500元保姆费和2000元生活费。
他的窗子正对着一所中学的操场。腿脚不灵便的贾维茵经常面对着窗子外面的学校发呆，教室里不时传来的朗朗书声、操场上雀跃的孩子身影，经常让他产生错觉：又回到了正则吗？
然而，转回身，面对的是空荡荡的屋子和寂寞生寒的四壁。
他已经很久不去学校了，也不了解。不承认，为什么要了解？听说学校借了200万，装修了宿舍，里面都装上了空调，老人的心几乎一缩：这不是他一以贯之、心目中的正则啊！
曾有人来劝说贾维茵，还是私了算了，何必闹得那么大，对谁也没好处。
但是，这个生性倔强的老人拒绝了，态度鲜明：可以调解，但绝不是哀求。“我不怕死，我不爱钱，但是丈夫不要受人怜！”他拊掌痛击。
最近，正则中学那边来人叫他回去看看，他也断然回绝了。
那可是他举半生之心血一手创办的学校啊，他岂能不关心它的现在和将来？！南开，一个给予他《诗经》、《楚辞》等精神营养的地方，一方塑造了他灵魂的教育圣土，正是从那里，他的教育梦想悄悄萌芽；正则，这个校名里寄寓了他的人格理想和教育强国梦。但是……
他冷漠的拒绝里包含的是一颗凄怆的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半生坎坷并未泯灭他的灵性之光，理想之帜依然在心头猎猎飘扬。正是这样一种执著，他宁可毁家也要办学，过着“一箪食，一瓢饮”却甘之如饴的简朴生活；正是这样一种执著，他拒绝了儿子继承学校的愿望，执拗地认为“他办的是社会事业，不是家族主义”；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执著，祸起萧墙，身心摧残，半生心血付之东流，惟留下一盏青灯、两行浊泪……
这个在现实世界里纯朴有如孩童的老人，怎么也想不到今天的结局。渐渐地，他也看明白了一些事，有了一定程度的清醒。
“我觉得这个官司打赢的可能性不大。从现在来看，我不相信法能大于权。”灯光下，他高傲的头颅看上去那么疲惫、脆弱，漫长的坚守使他不堪重负。但是旋即又激昂、悲壮道，“作为战士，顶多战死，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很佩服曼德拉。”
他设想正则将来的出路。“无论谁办学，都要把北京当据点，要让穷苦的孩子上学。”“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种痴迷和执着令人击节。
许多教育界人士对贾维茵的目前处境十分担忧：“他现在既没钱，又没人，怎么打这个官司？他是个读书的人，办学的人，这个官司打不打，并不仅仅是贾先生一人的事，而是关系到咱们中国整个民办教育的前途问题。像这样，谁还敢办民办教育？！”
人们可以肯定、见证的是，如果贾维茵是一个贪污腐化分子，绝不会现在沦落到那么一个小屋子里呆着。你信吗？
《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了，但拖了这些年，过去的事还适用吗？这个冤案，会给它恢复正义吗？这是所有关心贾维茵和正则中学的人最关注的问题。
2003年3月20日，我赶到正则中学时，已经是黄昏了。雨中的校园格外的宁静，刚刚粉刷不久的平房显得十分整洁。这所位于朝阳区楼梓庄的“乡野园林式的寄宿制学校”，据说建设时筹资数百万元，“为正则的中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现任校长王德民告诉我，正则中学是北京市第一所，也是第一个写出了董事会章程和办学章程的，当然也是第一个提出“名为私立，绝非私有”。从办学到现在，11年了，学校没利润，算不上负债经营，反正没有赢余。
正则现有学生不到500人。校舍规模大，但是租借的，办学十几年的滚动积累全部用在教学环境、设备的改善上。升学率听上去挺可观:80%，但质量不行。就师资和管理而言，绝对比公立的好。王校长强调。
正则中学10周年校庆专刊上记载着这所北京市第一所私立中学的发展史。我注意到，其中贾维茵的名字有意无意地“淡出”了，除了提到该校是由“贾维茵先生兴办的”以外，鲜少提及他毁家办学的10年艰苦历程。
我默然。这个无言的结局，相信是所有心忧中国民办教育命运的人都不希望看到的吧。
2003年10月15日，我意外地收到了贾先生的来信。就在这一天，贾维茵诉姜化善侵权非法掠夺学校一案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开庭审理。显然，官司已由行政诉讼转为民事诉讼。
我在急切的等待中展读贾先生的信函：
“……远瞩孔孟，近看陶行知、张伯苓等均非富商大贾，其目的皆在培养人才，绝非贪图一己‘回报’。维茵一介布衣，追随故校长张伯苓毁家办学，旨在育人绝非贪图‘回报’，当权若以‘回报’作为对举办者的鼓励，非但有违初衷且无异予以莫大之污辱，岂不令人寒心！”
其言诤诤，痛彻肺腑；其情切切，令人动容。
时光如逝水，等待贾维茵老人的又是怎样一个结局呢？

拷问“名校办民校”是民办教育的福音，还是劫难？

“……那天有个海外的朋友来找我，说他想在广州办一所学校。我说你不要办了，办了就死掉了，我们办了也就办了。你办了，肯定比不上名校办民校。应该说，以后纯民办学校的，很难见到今天在场的这些面孔了，可能出现新的面孔，格局是两回事了……”
伤感的气氛霎时笼罩着会场。这是在2003年8月广东主流民校高层峰会上，一位民办学校校长的发言听上去更像是“壮烈牺牲”前的悲情告白。
沉默很快被打破，不时有激烈的火花溅射出来。
“10年前我们面临的是政策风险和政治风险，大家都不敢戴民办的‘帽子’，我们要为生存斗争。现在我们过上了一点好日子，大家又争着戴民办的‘帽子’，一戴就可以高收费呀！但我们是高投入才高收费的！那么，公平竞争究竟体现在哪？！”说这话的是广州民校中的“老字号”——南洋英文学校董事长林经嘉。
“你不能拿纳税人的钱投资到民校，这是不公平的。有人还借助这个《法》瞎搞，我们就有困难了，这个困难是政府的不公平造成的！”英豪学校创始人陈忠联直率放言。
本来是盘点广东民校十年来发展历程的报告会，却开成了一场看不见硝烟的“论战会”。
这样的论战在我随后参加的“21世纪教育沙龙”上又亲历了一次。8月22日，由福特基金会资助、《人民政协报》和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了教育沙龙，主题是“民办教育的发展空间”，而此时距离9月1日《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正式实施不过8天时间。
论战是由著名教育法学专家劳凯声教授的一句发问引起的。
“很多人反对独立学院政策，我要问一下，为什么你要反对？为什么公立学校不能进入这个市场，进入这个市场，妨碍谁了？打破了什么？我想相当多的民办学校办学者是不是觉得公立学校进来以后，对自己构成威胁了？”
话音未落，西安外事学院院长黄藤争着首发一“炮”。
“……妨碍了谁？肯定直接妨碍了像我们这些真正民办学校的利益了。它的不公平在于投入、政策上的不公平。如果允许现在的公立教育来办民办学校的话，一定会制约真正民办教育的发展，最终也会对中国教育的真正合理格局形成必然的后遗症。”
紧接着，全国政协常委、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就给与会者敲响了一记“警钟”：“浙大膨胀了，华中膨胀了，北大、清华再膨胀……那么，中国离世界一流大学越远了还是越近了？我个人认为越来越远。独立学院政策最终会拖垮中国的名牌学校，不利于真正产生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名校办民校” 到底如何？独立学院的背景怎样？为什么在近两年的民办教育界引发了如此广泛和强烈的“狂轰滥炸”？
有人把当下的名校办民校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卖招牌”型，名校仅仅输出品牌，由此衍生的民校与之没有根本的联系，前者坐收渔利即可；二是“联姻”型，名校与企业、个人或社会组织合作办学，名校的品牌、师资和管理与社会资本结合，走一条“克隆”名校之路；三是“一校两制”型，名校招生划分为计划内和计划外部分，计划外自然高收费，看似两部分学生享受的是同一设施、师资和管理，其实暗地实行的是“双重标准”，也就是典型的“校中校”。
在实践中，名校办民校有着五花八门的表现形式。在江西赣南地区采访时，我发现，“转制”在这里的公办中小学中十分盛行，纯民办学校则为此恐慌不安。为何？“转制”出来的学校有着不同的别名，诸如“公办民营”或“民办公助”。这种公私混合型的“杂交品种”为公立学校校长所看好，跃跃欲试的不在少数。一中设“实验一中”，二中不甘落后地也设“实验二中”，蜂拥而上，好不热闹。用一位公立中学校长的话说，这种转制学校就好比有一个当大官的老爸，又有一个大款老妈，有钱有势，日子能不好过？！而在当地，纯民办学校越来越岌岌可危了。“我们等待着这场劫难的降临！”一位民办学校校长忧虑、悲壮地宣告。
而在华南地区，名校办民校一开始就附着在地产楼盘的售卖中“出笼”，有人称之为“名校和名盘的联姻”。一时间，地产教育的概念炙手可热，不久就风生水起，直到现在都热度不减。但地产商、业主和政府都渐渐感到，这台戏不那么好唱了。业主抱怨“名校”娩出的“民校”收费太高，清醒过来既而叫道：“要公办，不要民办！”地产商有苦说不出，高投入换回的却是“吃不饱”的生源，想脱身岂一个“钱”字了得！轮到政府瞪眼了，面对的是“名校”云集，“麻雀学校”横生，这个残局该谁来收拾？
独立学院甫一问世，打出的也是“办学机制多元化”的大旗。独立学院，又称“二级学院”，就是公办普通高校利用其品牌资源，按照民营机制运行、降低录取分数、实行高收费的学院。由于它依托名校，尤其是毕业文凭为“××大学××学院”，因而对学生有很大的吸引力。无疑，对民办高校则构成强大的杀伤力。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有25个省市举办的独立学院共300多个，现有本科在校生40多万人，今年计划招生30万人。浙江和江苏两省是公有民办二级学院最多的省份。浙江省20所本科院校创办了19所公有民办二级学院。其中不乏成功者，如浙江大学举办的城市学院和宁波理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举办的武昌分校等等。
此前，教育部一直未对“二级学院”问题明确表态，认为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允许探索，不必急于表态。今年5月，教育部确定了积极鼓励独立学院发展的态度和政策，各地、各部门和各高校都要因地、因校制宜积极发展独立学院。并且，今后国家将在本科招生计划上对独立学院进行倾斜，希望通过独立学院的发展，促进民办高教真正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策一出，掌声有之，嘘声有之。喝彩者自然是公立高校，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和教育部门；忧虑者自然是纯民办高校，而一些意欲进入民办高教领域的社会资本，则首鼠两端，四处游走，费尽心思地开始思忖：到哪里去找一顶合适的“红帽子”戴戴？
尽管教育部要求独立学院突出“优”字，做好“独”字，即独立学院必须是独立法人，要实现校园、财务、管理、文凭的独立；强调 “民”字，必须走民办机制，坚持体制和机制创新。但在教育界内外还是众声沸腾。
积极的评价，认为此举标志着高等本科教育已经向民间资本开放，有利于通过吸纳民间资本，迅速扩大高等教育资源；有利于克服投资激励不足，促生新式财产权。
争议性的意见，认为此举虽然在短期内能够迅速扩大高等教育资源，但从长远看，独立学院的发展和对它的倾斜扶持，打压了业已苦苦办学多年的真正民办高校，使它们很难与挂着名牌大学字号的独立学院竞争。
是制度创新还是政府主导下的不公平竞争？
是扩大了高等教育资源还是会造成长远的萎缩？
是促进还是阻碍了非教育领域外的资源流入教育领域内？
这些似是而非的命题像冬季的晨雾，萦绕在教育界内外，潮湿、混沌。就在《民办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的这个秋天，穿梭于民办学校、各种教育论坛和沙龙间，我收获的却是意外的忧虑、彷徨甚至悲壮的复杂气息。

拷问“名校办民校”是国有资产的增值，还是流失？

……目前哈市和“民”字沾边的中小学校一共112所。其中，纯民办学校共有50所，“公办民助”或“民办公助”学校共有62所。在这其中，初中、小学属义务教育阶段的占60%。从这里不难看出，打着“公助”旗号的“民办学校”要比民间资本社会力量的民办学校要多，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公助学校要比高中阶段的多。
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哈市这些民办公助校的“校产”大都是名校的一部分校舍、设施，或利用学校撤并时留下的原校舍。……资产是国有的，管理人员是教育行政部门任命的，师资是由教育行政部门抽调的，人权、财权是掌握在教育行政部门手中的，其所有制是国有的，没有民间资金的投入——老百姓根本不知其“民办”体现在何处？……
而“民办公助”校本身占用的就是国家的或者说是社会全体公民的教育资源，如今有关部门把人民的义务教育资源办成另外一个产业化的“新事物”，纳税者要想享受这部分教育资源还要额外大把花钱，岂非咄咄怪事？
这则2003年3月31日见于《黑龙江晨报》的新闻报道《以名校的名义——关于哈尔滨民办公助学校的不完全调查 》（记者董景峰、刘梦新），是对名校办民校典型个案的真实披露。
这种“就地翻牌”或“异地翻牌”的改制风，在一些城市、县乡大行其道。前者是指公立重点小学或初中改为民办学校，由国家财政投资，按民办学校收费，有国家教师编制，收益由承办学校和教育局下属机构分成；后者指公立重点小学或初中和教育局合作，利用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教师编制和财政性教育经费，以及公立学校的场地和校舍，在校外另办一家民办学校。
这种“翻牌”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公立学校的收入增加了，老师的待遇提高了，教育行政部门的口袋也充实了。那么，是否真的惠及学生和社会呢？“翻牌”的目的何在？戴“民办”的帽子，所以理所当然地收取高额学费。当此之下，择校风盛行。
早在2001年5月，国家曾明确指出，公办学校改制“要有利于改造薄弱学校，满足群众的教育需求，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其中改制的重点应集中在薄弱学校、国有企业所属中小学和政府新建的学校等，且“在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的前提下，可以进行按民办学校机制运行的改革试验”。
在类似的“翻牌”风潮中，不容忽视的是，名校衍生出的“民校”都是抽取国家投入义务教育的资源转向非义务教育领域，其结果是这些城市义务教育阶段的“优质教育资源”非但没有扩大，反而被削弱了，公立薄弱学校也没有得到任何帮助。
更多的名校办民校，则是公私混合型模式。据调查，广州地区已经有30余所公办中小学名校下海办民校、民班；广州市将近半数民校与公办名校有合资、合作关系。采取的形式大都和房地产商合作，由地产商增大对小区配套学校的投资，扩大小区配套学校的规模和提高其档次；公立学校则负责学校教学管理，更重要的是提供公办学校的品牌，冠上重点学校分校的牌子。在广州，这类学校很知名的就有执信、华附等重点中学，现在已经衍生出“南海执信”、“番禺执信”等品牌。
这些学校收费标准接近“贵族学校”。执信中学与南海市西樵区政府和私人资金合作开办“南海执信中学”，每年每人收费1.6万元；与房地产开发商合作开办“番禺执信中学”，每人每年1.8万元。与之齐名的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与房地产商开办的“番禺华附”，每人每年收费2.2万元，另入学一次性赞助费3万元。
“重点中学创办新型体制的学校，并不需要政府的一分钱投入。一方面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优质教学的渴望，又通过办学筹集到发展教育的资金，从这方面来说，我认为绝不是国有资产的流失，而是国有资产的增值。”执信中学校长朱健强认为。
执信中学是广东省16所重点中学中最早办民校的。目前，其属下的“番禺执信”和“南海执信”据说运行状况良好。
同样作为省重点学校，华附的目标是，“将一个华附办成四个华附，在广州、番禺、南海等地建立3个分校，在校学生达到1万人，为广东省提供更多的优质学位。”
“名校的优质资源搁置不用没有人说浪费，当用这些资源服务于社会，让孩子们有更多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时，反而有人说你占用国有资源，造成国有资源的流失，这没有一点道理。学校就算受益也是用来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师待遇，这有什么错？通过办民校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也是用来改善公办学校的办学条件。”
华附校长吴颖民的观点可以说是当下“名校办民校”支持者的代表性意见。在学术界，这种声音也有相当的市场。
被誉为“中国教育产业论第一人”的张铁明素以敢言、直言著称，对名校办民校也抱以鼓励、赞成的掌声。
“名校办民校其实是一条线，就是用国有学校的品牌加上社会资本，国有学校其实没有投资，这样来扩大国家的教育资源。民校感到不公平，这里肯定有个拥有资源不平等的事。但是民办学校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你凭什么不让人家进入市场呢？我一贯为民办学校呼吁，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站在制度创新和国家发展教育现代化的高度来看，而不能简单地从某个民办学校特定的感情上来看问题。”
看来，名校办民校的第一块“软肋”就是，名校是否涉嫌挪用国有资源？是否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表面上看，这类公私混合型学校没有政府一分钱的投资，只是名校品牌的延伸。那么，名校品牌意味着什么？
名校的品牌是经过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才形成，是国家政策倾斜、财政投入的产物，可以说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共同打造的，是一笔丰厚的无形资产。而这份资产的产权毫无疑问应当是属于国有的。
“名校是否具备相应的法律地位和资格举办民办学校？它的出资是否合法？” 广州英豪学校校长朱家健提出的质疑，在纯民办学校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按照国家规定，当公办学校以自己的校名、场地、建筑物、教师编制等与他人合作或者自己办民办学校时，应该上报教育行政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财政部门批准或备案；动用学校资产投资，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资产评估。显然，这个规定就是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防止学校法人代表“挪用”国有资产而设定的。
但在实践中，鲜有名校是按照规定来操作的。相当多的现象是，“很多名校办的民校是低成本、甚至是无成本经营。其最主要的成本就是土地和房屋投资。部分名校在没有场地、资金、师资的情况下，甚至只持一张‘筹建许可证’,就可以招生，对纯民办学校而言，是一种极具杀伤力的竞争。”
“承担义务教育责任的学校，没有独立承担经济风险的能力，它的法人代表亦没有处理学校财产的任何权力，包括教师的编制、校名、土地、房舍等有形或无形资产，除了国家对其特定的用途，学校都无权独立支配。”概而言之，名校只有经营权，而无产权。
因而，一旦民校出现投资或经营的风险，或者出现经济纠纷，名校自己是无法承担法律和经济责任的。“需要指出的是，国家资产在注册登记时不再是国有资产，就是国有资产流失。”
让人挠头的还有产权问题。就拿眼下广东名校嫁接名盘的“民校”来说，按照规定，小区配套学校本来属于国有财产。但是，这类“民校”往往成了成分复杂的联合体，其中除了国有资产部分以外，还有开发商的投资，有名校“自筹”的投资，甚至有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下属机构“自筹”的投资。产权该如何界定？这在现实操作中成了空置的“灰色地带”。
名校办民校的收益最终流向哪里？名校的说法是“反哺”公立学校，以及改造薄弱校的办学条件。“但现实却是，‘星级’重点校在数以亿计的资金投入下拔地而起的同时，一些薄弱校的老师们仍在眼看着不断萎缩的生源发愁，一些被称为‘三类苗’的学生们仍在破旧的教室中冻得瑟瑟发抖”（见《黑龙江晨报》）。看来，名校自己受惠是真，改造薄弱学校是假。
值得注意的是，名校办民校不仅避开了税收和物价两条线的管理，而且在实际操作中鲜有做到财政收支两条线的。“如果名校办民校的收益真是用在改造薄弱校上，那就应该财政收支两条线。因为股东不是名校，而是国家，你名校无权分配，那你就应该上缴财政，代表国家的部门来另行分配。名校只有经营权，没有分配权。”这个易被混淆的问题却被爱寻根究底的陈忠联刨出了根本。
另一方面，高收费将普通家庭的孩子挡在了名校的门外，实质上有悖义务教育的精神。这种戴“红帽子”的行为，从短期看“复制”了一大批所谓“名校”，满足了一部分人就读“名校”的愿望；从长远看，受益的仅仅是这些为数不多的“名校”自身，而不是国家，直接导致了国有资产的无形流失。
一位教育界人士的话一针见血：公私混合型的民办学校不宜发展，否则将会后患无穷。因为一旦得利，是“私”得利；一旦发生问题，是“公”承担责任。

拷问“名校办民校”是优质教育的扩张，还是缩小？

一些数据不能不让我们忧虑：我国的优质教育资源非常缺乏，只有2%。广州这么一个发达地区才10%。全国的人均教育经费才300多元，香港人均是700港元。
因为匮乏，所以求之若渴，所以名校办民校点亮了无数家长本来黯淡的眼神。
“在这种情况下，名校办民校正好可以缓解优质教育资源不足的矛盾。单靠民办学校来解决行不行呢？民办学校尽管这几年发展比较快，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民校的份额只占5%左右，那么单靠民校的艰苦创业和发展来满足全社会的教育需求是远远不行的。”张铁明认为。
那么名校办民校，在输出品牌的同时也输出了“优质教育”吗？
肯定论者喜欢拿执信的例子作为论据：南海执信投资1亿元建36个初中班，番禺执信投资2亿元，都是以省级规模标准建设的新“名校”，靠政府投入简直不可想象。由此认为，“名校办民校”可解决政府对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盘活了名校优质教育资源，满足百姓对优质学位的强烈需求，使整个社会的教育资源总量突增。
与此类似，独立学院政策出台也引得一部分人叫好。
“独立学院政策是更好更快低成本扩大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有效途径。此政策指向，将大大促进现有公有体制下的高等教育资源存量产生增值，并通过全新的机制或制度的配置，去吸引体制外的资源加入举办教育的行列，由此大大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目的的实现。”
“名校办民校”在师资、管理、质量上都有相对稳定保证，校舍、校名国有，办学风险相对低，办学基础牢靠，较之企业家办的高收费民校有教育质量上的保障，客观上促进了民办教育的结构优化。
这些温和的“颂辞”确乎引发了人们的无限神往，因而，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在短短几年之内广州番禺迎宾路一带“名校林立”的盛况。顺德碧桂园演绎的“教育救市”神话，让地产商看到了牵手名校的魅力，更让普通人家转忧为喜地看到享受“优质教育”的希望。毕竟，在朝向中国高等教育狭窄的通道上，入读稀缺的“名校”成了惟一的直通车。
但是不久，热情的消费者就开始回归理性。面对一夜之间长出的众多新“名校”，面对价格不菲的高收费，人们开始渴望了解：到底有多少老师是名校“正宗嫡传” 的？到底由谁来管理学校？这些漂亮的建筑后面是否真的“克隆”了“名校基因” ？
追问的结果难免令人沮丧，怀疑的结论却不断在被验证。人们不断被告知、被提醒：别以为入读了“名校办民校”，就进了“名校”的“保险箱”。名校因何得名？自然是高升学率。高升学率来自于名师和优秀生源，而两者受益于长期的地缘优势和稳定的政府扶持，且经过漫长的文化积累和实践检验，方能成就名校的“金字招牌”。
对于刚刚拔地而起的新生学校来说，距离真正的“名校”还远着呢。按照规定，每一所新建的学校都必须接受教育系统关于评级时间的规定：如评上市一级学校至少需要九年。师资力量、生源质量和办学机制等软硬件须达到相应的水平，才能出产真正的“名校”。
张铁明对于“优质教育”则有另一种诠释。
“这是质量关的问题。你要求人家华师附中办出来也是华师附中，也是不切合实际的，所以优质资源不能等同于校本部。优质资源是指相对于目前的生源水平，我要提得比他高一些。相信名校办民校以后也有失败的，就像民校一样也有失败的一样，但这是过程中的必然，它另外有一个质量标准，不可能按原来的标准来办。它不过是输入了名校的理念、管理方式和教学方式，加上灵活的机制，来比较快地低成本地提高质量水平。只要名校办的民校比纯民校办得有特色，质量高些，又比较稳定，那就是好的。”
偏偏就有纯民校不以为然。在一次会议上，陈忠联表现出一贯的“不服输”的劲儿，坚持要将所谓的“教学质量”弄个明白。
“我们的加工能力比较强。公立学校的初三毕业生只有80％考上普通高中，而我们有90％；公立的只有87％考上大学，而我们100％都可以上线。怎么样？我680分进来的，你730分进来的，我年年超过你。所以我们民办学校并不会和这些名校办民校在教育质量上竞争，可以说他们比不了。就拿高考来说，我们100％超过华师附中，200多分的现在我们一定要让他考上大学。教育质量是真料！我们遇到一个问题，董事长不睡觉，开会研究。我25个人一个班，不是我有多高，是因为教师有精力。再过十年这些学校还是搞不过我们！”
即便名校能够快速“克隆”出许多新“名校”、小“名校”，那么这些短期扩张出来的“优质教育资源”又给整个教育市场带来怎样的格局呢？
在名校办民校的冲击下，公办学校出现了“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据说一些重点中学的老师每逢暑期就可以享受潇洒的“新马泰游”，校长快周游了半个地球。可是，就在同一座城市里，普通学校里连最基本的教学设施都缺东少西。在这种怪圈中，师资的流动使薄弱校越来越陷入失衡的发展，生源受到了极大挑战。
2002年，哈市太古小学一年级只招来12名新生，连一个班都组不成，而按户口划分，其学区内适龄新生有100多人；南新小学2002年报名的新生仅有7名，这7名学生把这所有着40年历史的学校永远地画上了休止符。
一位教育界人士忧心忡忡地说，一些薄弱校的“黄掉”只是教育资源争夺战的表面现象，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更多普通公办校的削弱。在我国当前教育资源极为稀缺的条件下，“名校”和它们衍生出的“民办公助”校不断扩张，“中等”水平的学校也逐渐真正地走向“薄弱”，最后造成：要么上“天堂”，否则就下“地狱”。
摘自《以名校的名义——关于哈尔滨民办公助学校的不完全调查 》（记者董景峰、刘梦新）
面对现实，那种以为通过名校办民校促使“薄弱校优质化”的天真想法，无疑让人哑然失笑。义务教育是提高全民素质的基础平台，是法律规定每位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受教育权利。义务教育人为被分割成“三六九等”，历来为舆论所诟病；而在名校办民校潮流的推动下，学校发展的“两极化”必将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在根本上有悖义务教育精神。
试想，当一座城市新老“名校”占据了半壁江山，普通校日益沦落成“薄弱校”时，高额的学费将基础教育演变成了“精英教育”，与此同时，大量的无力享受“优质教育”的孩子在失望灰心中放弃了受教育机会。那么，从长远看，这是国家的幸，还是不幸？是优质教育的扩张，还是缩小？

拷问“名校办民校”是公平理想的实现，还是幻灭？

公平的话题在教育界的任何一个场合都无疑会激起沸腾的声浪。
“我们和这些名校办的所谓民校，不是教育质量上的竞争，而是投入成本的不公平！”这是那次会上陈忠联反复大声争辩的一句话。“不公平”，是所有纯民校情绪化的激烈争论的焦点所在。
“首先你不能拿纳税人的钱来办学校。财政钱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的钱必须公平，我们今天讨论的最大问题是不公平！国有资产就是纳税人的钱。政府给的，就是纳税人的钱。假如在国外，你的地是1000万元，投资是2000万元，必须收有1/3的免费生。而我们国家纳税人的钱投资到民办学校，就造成了不平等。”
有人说，英豪是名校办民校的始作俑者。陈忠联坦承是有这样的情况，但最大的不同在于，比如执信办民校，政府给它一块地不要钱，我们就要拿钱去买，这就造成了成本投入的不公平。“现在有人老是拿教育质量作为民办学校的危机感，公办学校的教育质量绝对比不了我们！惟一竞争的就是它拿国有的资产低成本投入。”
几乎所有的民校校长认为，这种不公平竞争首先体现在办学成本的巨大差距上。办学有两方面的成本：一是投资建校的费用，主要是土地和建筑物的投资；二是日常运营费用。公校办民校，最大优势是可以无偿占有公共教育资源，大大降低投资建校的成本，从而获取价格上的极大优势。名校品牌并不构成对民校的真正威胁，真正受到挑战的是，公办学校在民办教育领域中的低成本甚至“无本”竞争优势。
西安外事学院院长黄藤举了该校的一个例子。外事学院办了11年，被政府正式授予普通高等教育序列已经四年了，现在有3万个学生，1800亩的土地，实际上毕业了12届，但政府只认可两届，并且学院提出升本科还不被批准。据最新消息，教育部说要三届才能批准。按照政策，任何社会组织没有资格在第一天投入的时候，就办一个本科院校。
“但是，独立学院一夜之间就可以办本科，而且提供的条件远不如我们，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政策对待。”
反对者还提出，在市场准入的制度下，是不能靠政府行为和财政资金支持的。公立学校拿着国家的投入和过去几十年公家积累的资源和民办学校来竞争，首先在起点上就造成了不公平。而这种不公平直接导致的是纯民办学校的生存艰难。
“独立学院进来以后，惹谁了？我说他惹的是民办教育，背后惹的是资金的进入，就是人家钱不来了，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政府要引他们进来，还要让他们放心，你必须有这样的政策，才能吸引民间资本的进入。”作为政府官员的朱永新对这项政策的出台有着十分理性的认识。
“如果北京大学要办二级学院，那还得了？它要办的话，优势太明显了。普通大学很难真正引入民间的资金。政府应该是公平的，但这种竞争实际上已经变成母体学校的竞争，而不是二级学院的竞争。独立学院政策不利于现有国立大学之间的公平竞争。”
名校办民校，是否会阻碍社会资本流入教育领域内呢？在业界也有不同看法。
“从纯民办的情况来看，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但从总体的资本进入来看，可能不会减少。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跟名牌学校结合呀。为什么他不能跟名校结合呢？”张铁明提出。
但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是，优质的重点学校毕竟是少数，即便结合，又能结合出多少所呢？这个数量毕竟是有限的吧。
“数量肯定有限，但这里有个前提。”张铁明略一沉呤：“名校办民校浪潮对纯民校肯定有冲击，首先，他们必须更加讲究成本和效益，甚至可能降低利润，降低利润对所有要进入民办学校的孩子是好事。其次，他们必须更加提高质量和特色，这是他们必须的生存之道。”
他认为，名校办民校并不会对所有的民办学校带来冲击，真正受到冲击的是那些起点、水平都较低的民校。如果是这样的话，说明竞争到了实质的阶段。
然而，只要比照现实，这种说法未免乐观。朱永新曾提到一个例子：苏州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民办学校校长陆一鹏，原南师附中校长、硕导，是中国难得的好校长。这么好的学校，又有很好的理念，在苏州办得却很艰难，为什么？因为名校办民校，品牌好，收费有竞争优势。因而，纯民校就很难发展。
国有品牌到底是否是纳税人的钱？名校办民校，对民办学校的冲击仅仅会造成利润的减少，还是会造成纯民办的灭顶之灾？这些疑问在教育界有着不同版本的解答。但有必要给这场争论树立一个出发点：考量一项教育政策的可行性，是看它能否真正促进中国教育资源的增量，能否真正实现国民受教育机会的平等，能否真正有利于全民素质的提高。
中国教育面临五个不足：投入不足、学校不足、优质教育资源不足、高层次的教育不足和高质量的师资不足。现在的核心问题是，公立的优质资源根本不能满足这样一种要求，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做教育多元化的选择。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事实上我们已经开始面临这样的困境：不少地区民办“民校”日益减少，高收费的公办“民校”的数量和规模已经远远超过前者，其根本原因在于两者处于完全不平等的竞争。有人据此预言，将来的教育发展格局，仍然是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只是形成以实施义务教育公办学校为主体、以高收费的公办学校为补充的局面。
《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出台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导向，但在实际中，不少已有相当历史的民办学校已经感到举步维艰，更遑论那些刚刚迈入门槛的民间办学者。
强烈的不公平感，使民校校长们不约而同地产生政策取向“宏观肯定而微观否定”的困惑。
有专家认为，为了实现教育现代化，首先要解决的是资源不足问题。为了解决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解决更多的人读书问题，那么某些方面出现不公平的现象，学校不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有时也是很正常的。
一个新的悖论产生了：面对教育资源的紧缺，是否可以先牺牲公平？或者说以牺牲公平为代价，是否就能真正解决现阶段资源不足的问题，解决更多的人读书问题？
读着下面的文字，我们的感受就不仅仅是辛酸了。
“民办公助”校像一把冷酷的标尺，但它衡量的不是学生的素质，而是家长——家长的钱、家长的权、家长的能量……
据哈市61中学生办理保险时填写的资料显示，要想在该校找到哪怕只是一名科级干部的子女，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学生家长有正式工作的都很少，多数是下岗、无业、个体小商贩、外来打工人员，很多学生甚至没有完整的家庭。哈市20中的学生家庭结构也基本类似，据校长郭立成介绍，他常遇到一些为了几十元钱来学校诉苦，申请免交、缓交的家长，每学期减免学费的低保、特困户子女就有三五十人，而这种情况在一些名校恐怕几年也碰不上一例。
更可怕的是，许多家长被这个冷酷的标尺“淘汰”之后，便无助地选择了放弃——不但放弃了让孩子接受优质教育的渴望，甚至放弃了让孩子接受基本教育的权利。在哈市６１中，有时学生不认真学习，学校找来家长谈话，老师们往往面对着一张满是风霜与无奈的脸：“我这孩子对付着混到毕业算了，别惹什么祸就行。
为人师表者经常抱怨一些家长对教育不够配合，但基础教育“产业化”的始作俑者，他们能够体会到一个家长在因为自己“无能”而无法为孩子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时，那种压抑、愧疚、沮丧、失望的心情吗？人们只有在自认无法改变命运时才会选择自暴自弃。
摘自《以名校的名义——关于哈尔滨民办公助学校的不完全调查 》（记者董景峰、刘梦新）
名校办民校，不仅造成了公办“民校”和民办“民校”竞争的不公平，以及公办学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而且还造成了公民受教育机会的最大不公平。记者在调查中忍不住呼吁：“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在义务教育阶段去培养一小批精英，是我们不能追求，不敢追求的，也不应追求的。其后果是可怕的。”
国家教育部部长助理兼基础教育司司长李连宁曾指出，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不仅仅是让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的问题，也是社会安定和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一些公办名校过多地占有了社会公有资源，一方面相对较多地使用纳税人的钱，另一方面又可以招收高价生，他严厉指出，“不要把名校办成‘民校’”，这不但没有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相反在刺激和强化家长们的择校心态，是应试教育在新世纪里的回潮。
面对名校办民校的风潮，作为学者和政府官员的朱永新，发出的呼声是令人深思的：
“如果这政策是我制定的话，我就让所有的学校跟所有的教育主管部门脱钩，变成真正独立的法人，这是通行的做法。如果有亲儿子，有干儿子，还有抱养的儿子，你很难一视同仁地对待他们。”
“政府的职能是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政府能不做的事情，尽可能不做！”
“有一个专家讲了非常好的意见，在中国，政策是最大的资源，因此怎样给我们的教育提供最好的政策，就是给教育一个最大的发展空间，最多的发展资源。政府每一个政策的出台，千万要慎之又慎，千万要倾听不同的声音，我觉得这是政府应该花力气努力去做的。”
这确乎是所有喧哗的声浪中最应该记取的清醒声音。

“新世纪”雪崩“卖身”

2003年6月25日，《武汉晨报》上的一则消息一下子又揪紧了江城人敏感的神经：
欠债数千万 新世纪外校2300万“卖身”
曾在武汉有重要影响的私立新世纪外国语学校（以下简称“新世纪外校”），身缠数千万元债务，多年无力偿还。昨日，江岸区法院裁定以2300多万元的价格将其整体变卖，以清偿债务。
2001年以来，一些公司及学校教师、学生就工资、工程款、借款及教育费等，陆续将位于江岸区的新世纪外校告上法庭，总共数百起诉讼。
法院经审理判决：新世纪外校负责偿还上述公司和个人的所有债务。从去年开始，江岸区法院多次发出执行公告，责令新世纪外校限期履行，一直没有结果。于是部分债权公司及个人持生效法律文书，向该法院申请执行，
执行标的达1600余万元。经相关部门对新世纪外校的房产和动产进行评估，价值共为2319万余元。
由于新世纪外校系租用土地建校办学，且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按相关法律规定，其财产不适用于拍卖而只能变卖。
昨日，省科技商贸学校以2319万余元的变卖价（即评估价），获得“新世纪外校”房产及动产。由于其实际债务高于变卖价，因此法院将采取执行分配的方式，按比例向所有债权人清偿。
据了解，除已经向该法院申请执行的200余家单位和个人外，其他持有生效法律文书但尚未申请执行的债权人，如要实现其债权，必须在1个月内，向江岸区法院申请执行。
同日，这则消息分别出现在《长江日报》、《楚天都市报》等武汉市大小媒体报端，一度沉寂的死水仿佛又被搅活了。作为武汉市最早的一家股份制民办学校，新世纪外国语学校（以下简称“新世纪”）留给江城人的记忆曾是无比绮丽的：1995年6月，该学校正式开始招生，极盛之时曾一年招收新生300多名，学生总人数达到近900名。著名教育家、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出任新世纪校长，更是给这所学校罩上了炫目的光环。在初期办学中，新世纪以其创新教育的实践一度响当当地成为武汉市乃至湖北省素质教育的“实验园”。
然而，这所曾头顶无数耀眼光环的民校一朝之间竟成为被抽尽了血的“空壳”，债台高筑，无可救药地被巨大的资金黑洞吞噬，300多名学生家长的血汗钱就这样无情地被席卷而去……
2003年6月27日，江岸区法院第6号法庭，立案登记的门前人群川流不息。来的大多数是学生家长，正排队等候填写申报材料，焦灼、不平的表情中开始透露出满怀希望的期待。法庭门口的墙上张贴着立案所需的各项材料：新生入学合同书、身份证复印件……
但是，“卖身”后的新世纪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希望呢？
事后，一位一直关注新世纪案进展的律师向我表达了其中的几点疑虑：
第一，此次武汉市教育局就新世纪的变卖发了一个消息，注意，是消息而不是通知，它是以新闻报道的形式通知学生家长和债权人去进行申报的，然后根据数额的多少按比例进行分配。“江岸区法院对新世纪财产的变卖，这个程序是否合法？因为民办学校欠钱是事实，但是法院来做这样的事，是不是合适？”
第二，目前武汉市教育局给外面发出的消息是进行清算、申报债权，但是去了以后，并不是按照申报债权去做的，而是按照民事诉讼的程序去做的。
“所以，这个消息对学生家长就有一种误导，家长会认为是申报，其实不是。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新世纪当初投入的资金是5000多万，但是现在只卖2000多万，这其中有没有什么问题就很耐人寻味。”
看来，新世纪案留下的是一个复杂难解的谜，要揭开谜底实非易事。

“新世纪”雪崩繁华落尽

炎夏。午后的日光照在“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的校牌上，有几分繁华落尽的落寞。倾斜的校门锈迹斑斑，疯长的野草在六月的风中轻轻摇晃，红色的教学楼因为经年漏水已经显出陈旧的斑驳。
走进明智楼，一眼就看到宣传榜上张贴的论文，是关于教学改革和创新教育的系列研究成果，其中刘道玉的文章很是醒目，可以想见这位昔日的教育界精英对于新世纪曾怀有的理想追求。
在长廊中穿行，触目所及是教室里厚积的尘土。化学实验室的门还是虚掩着，仿佛学生刚刚完成了一场实验，蹩进去却只见烧杯、烧瓶散落在橱架上，这仓促、潦草的情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新世纪似乎是一夜被改变的命运。惟有天井里几株芭蕉，寂寞地绿着。
死寂。校园里荒草萋萋，从那里的树上、草丛间不时传来不知名的鸟儿轻灵的啼声。远处的教工公寓、学生食堂，依稀能辨出当年簇新的痕迹。
在荒芜的三年里，一位常年驻守于斯的刘师傅告诉我，他在这里整整呆了七年，目睹了新世纪最鼎盛时期的繁华景象，也亲见它的一朝覆灭。这位刘师傅来自江苏泰兴，他所在的施工建筑单位承包了新世纪的部分基建工程，但时至今日，还有一百多万元的工程建设款被拖欠着。
“我们公司还欠着别人的款子，没办法，老板就派我住在这里，一来看管建材，二来学校一有新的说法，就要想办法拿回款子。日子长了，烦呐——”单调的留守生活让刘师傅不胜其烦。据说，看管学校的人员，每月可拿到200元的生活费，由市政府发放。
新世纪的鼎盛期，门前常常车水马龙，接送学生的车子一直排到村口。那种盛况，今天想起来让不少村民唏嘘不已。
“董事长田汉桥很少到学校里来，但开学时他必定会来，来收学费呀！一直到学期末都不见人影！”学校周边的村民七嘴八舌地说。
选择在这样的时刻探访新世纪，或许是一种追忆，或许是一种凭吊。在中国民办教育发展史上，新世纪的倒掉无论从何种视角上看都有着“里程碑”的意义：新世纪收取学生的各项费用超过1亿元人民币，这起国内规模空前的私立学校倒闭案在披露伊始就引发了广泛关注；其学生家长状告有关教育部门行政侵权很可能是我国教育界所碰到的涉案人数最多、索赔金额最大的一起集团诉讼案。不仅仅如此，新世纪的夭亡似乎揭开了武汉市民办学校连环倒闭的序幕，人们还来不及叹息就看到了曾经显赫一时的香梅高中、私立华奥纷纷走上了不归路，震惊之余不禁惊呼、发问：民办学校，难道真的已经沦为圈钱的工具、教育创新的幌子？
2000年，对于中国民办学校来说是不寻常之秋，空气中弥漫着肃杀之气。“有三分之二的民校捱不过这个冬天。”预言像瘟疫一样在城市里流传。招生寒流、竞争巨浪、教育储备金风潮等……这个冬天有点冷。不太健忘的人们还记得，新世纪就倒在这一年的冬天，12月19日，武汉市教育局宣告新世纪“解散”，并正式停办。
12月15日，这一天在许多新世纪学生的记忆中是难以回首的伤痛，正是从这一天开始他们的受教育生涯多了一份磨难的记录。
像每一个寻常的上午一样，9点钟，700多名学生正在安静地上课。突然，刺耳的警笛由远而近，随之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吵闹声、嘈杂声。学校的宁静就这样被猝不及防地撕碎了。
很快，9辆司法用车开进了校园，原来是武汉市口区法院的10多名法警闯进了学校！10点钟，法警打开了学校车库，要求强行带走学校的8辆平时用于接送学校师生的车。但是受到了全校师生的强烈反对，法警只得暂时作罢。
法警行动让师生们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不祥的预感。果然，原来法院是来强制执行财产保全任务，起因是新世纪欠下了武汉市某单位贷款100多万，因而被告上了法庭！正逢周末，前来接学生的几百名家长闻讯后感到十分震惊，当即要求面见董事长、校长，了解学校的财务状况。
但是，他们得到的答复是：董事长不在，校长无能为力。家长们行动果断，立即向武汉市政府的有关部门汇报，希望事情能得到尽快解决。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四天后的下午，武汉市教育局就宣布新世纪解散，立即停课。学校于是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老师不再出现，校领导也没有出来做任何说明，天真的学生们还没有闹明白怎么回事就不明不白地失学了。而此时距离期末考试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一所曾经被视为私立学校发展“样板”的“贵族”学校，一所曾经被喻为“中国基础教育新曙光”的民办学校，就这样突然消失在新世纪的门槛前，让人惊谔之余扼腕不已！
我随手翻开1996年5月的招生简章：“本校是经武汉市教委批准建立并开始招生的民办收费全日制寄宿制优化型学校，由著名教育家、教育改革家、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教授任会长的武汉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和武汉市红康发展公司等单位联合创办，并由刘道玉教授亲任校长。本校是武汉惟一一所民办外国语学校，学生高中毕业后，绝大部分能考入国内大学本、专科继续学习，成绩优秀的可被推荐到国外大学自费留学深造……”
初期，新世纪的教学质量很为人称道，1998年、1999年在武汉市中考中，曾蝉联武汉市江岸区第一名。1999年新世纪就招了300名新生，在校学生达900名，一跃成为武汉市乃至华中地区私立学校中之翘楚，一时国内外多家权威媒体竞相报道。
新世纪支撑了足足5年。在后来前仆后继的民校倒闭潮中，它的生长期可谓不短。香梅高中假借陈香梅女士的名望，但仅维持了两年就关门了；而华奥也仅仅存活了短短的3年。
他们的瓦解都缘于共同的死因：资金黑洞。

“新世纪”雪崩资金黑洞

新世纪倒闭后的整整一年里，武汉的大小媒体均对此表现得讳莫如深，退避三舍。直到一年后，这则迟到的新闻才揭开了其间诸多惊人的内幕。其中，最牵动人心的莫过于新世纪的财务状况。
据参与调查此案的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透露：新世纪从1995年起收取学生的各项费用超过1亿元人民币！但是，这笔钱究竟用在了何处？如此巨额“资产”何以导致债台高筑？至今还是一个谜中谜。人们看到的资产负债表上的记录是：新世纪欠银行贷款1965万元，需退还给学生的教育储备金1550万元，拖欠教师工资70万元，学校伙食赊账300万元，基建工程欠款286万元。总计负债高达4000万元！
如今，师生们回想起来，其实早在学校关门前，财政危机就爆发过好几次。尽管学校收取了学生高昂的赞助费和学费，却时常露出“穷酸”之态。老师们的工资经常无故被拖欠。学校法人代表、董事长田汉桥屡屡向老师承诺兑现工资，并开出空头支票200多万，其实根本无钱支付。本着对学生负责任的精神，老师们才强压怨气咬牙坚守到最后。
到后来，学校竟然无钱买教材，学生上课靠抄黑板学习。这是当初东拼西凑、辛辛苦苦攒足学费的家长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由于时不时地拖欠电费，学校经常面临供电部门拉闸的威胁，食堂甚至拖欠人家的菜钱。债主们开始陆续登门，学校领导皆称病不出。
有记者曾对2000年新世纪倒闭时的学生花名册档案（加盖了武汉市教委学籍专用章）做了粗略的统计，发现新世纪的学生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其中小学部301人，初中部238人，高中部135人（其中4人准备出国）。而自1995年以来前后招生2000名学生，在这当中缴纳了13万、18万、20万乃至30万不等的教育储备金约200多人，其余都交了2万元的建校费。光教育储备金加上建校费，新世纪5年中所收取的可计算费用就超过5000万人民币。如此巨额的“收入”竟然会引发财政危机，这个资金黑洞是怎样造成的？是学校管理上的疏漏，还是其中隐藏有更大的内幕？
有知情人透露，新世纪在内部管理上的确存在着较大漏洞。到学校关门时止，平均每2.8名学生配一个教师，后勤人员众多，员工工资高出同类学校很多。据说，一个保安一个月可拿到2000元工资，同时还管吃保住。
江岸区谌家矶司法所所长吕京汉，曾接触过一位新世纪财务老总。这位老总曾透露，新世纪的开支费用的确很大，后来他一上任就抓财务，短期就降低了20多万元开支。
“新世纪创办初期凭借名人威望，的确为学校的发展打开了局面。但它内部的管理体系还很不完备，这就为日后的亏空埋下了伏笔。田汉桥毕竟不懂教育，而刘道玉又不懂经营，教育和经营没有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当然，不能排除田汉桥澳门豪赌的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学校运行中的问题。新世纪的落马说明了如何把教育规律和市场规律结合起来还是个艰难的命题。”
但吕京汉这番温和的说辞却并不为家长、老师们所认同。
愤怒的家长们坚持认为：“如果仅仅是因为学校管理不善，造成的窟窿大得让人难以相信。计算300多名学生的建校费和教育储备金，并不足以达到后来资不抵债的惨况。那这笔糊涂账该怎么算？这笔巨款到底用到哪里去了呢？”
在这种追问的背后，有关田汉桥奢侈生活的传言一次又一次地激怒了家长。一位新世纪副校长用“花天酒地”来形容田的生活：乘的是奔驰600，戴的是白金手表，还经常出入赌场且出手阔绰。
调查还揭示了一个更重要的线索。新世纪自建校以来，并未按章办事，而是另搞一套。他们完全按企业方法进行核算，并且使用违规收据和自制收据，致使学校的收支和债权债务情况得不到真实地反映。而且，按照相关规定，“教育机构的财产应当与举办者的财产相分离”，但是新世纪的账务和大股东红康公司的账务并没有分开，学校大量报销红康公司的各种单据。
除此之外，新世纪收取了高额教育储备金、建设赞助费、学杂费后，并未按要求设立专项的学校教育基金，更没有建立教育基金管理监督机构，这就给田汉桥大量挪用或侵占资金大开方便之门。
新世纪在资金的转移上可谓费尽心机，奇招迭出。1994年9月12日，新世纪的初创合同上写明：以田汉桥为法人代表的武汉红康发展有限公司占学校股权的65%，以刘道玉为法人代表的武汉市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以无形资产入股拥有学校5%的股权，江岸区谌家矶管委会和谌家矶乡政府分别占学校股份的15%。由此，田汉桥成为新世纪的董事长兼法人代表。
但是，1998年6月30日，湖北省社会力量办学评估检查，换发新的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在新的许可证上，举办者已经变成了武汉路石公益有限公司。原来学校是四家持股，后变更为一家持股。股权戏剧性的变化的同时，令人费解的是，一家公益公司何以持有这么多的股份，而作为小股东的武汉红康发展公司法人代表田汉桥却仍然“出人意料”地成为学校董事长！据说，这是“他们私底下商量的结果”。
有法律人士分析指出，新世纪股权的“巧妙”变更为大量资金的转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和可能。
新世纪案发后，作为掌握学校财政大权的田汉桥却神秘地“失踪”了。据知情人透露，其实这期间田汉桥仍然在武汉。2001年10月22日下午2点左右，一位学生家长在武汉长江大桥上意外地发现，田正驾驶着一辆红旗轿车从武昌开往汉口方向。
而就在2001年2月6日，田还给有关教育行政部门发了一封“密信”。信中充满了“歉疚”和恐慌之情：……新学期还有几天就要开学了，但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是没有希望了。尽管从2000年10月至今，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为此，我们感到非常内疚和失望……家长的情绪一天比一天愤怒，因而我个人已无生命保障。因此，我要回避一段时间……
田汉桥，1962年生，曾是一家工厂的科员，后来做生意赚了钱，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即武汉市红康发展公司。1994年前后，在田的动议下，红康公司等四方签署合同，创办了股份制新世纪外校。
学校倒闭后，众多的家长面对无法兑现的收据欲哭无泪，对田竟然还能如此“安全躲藏”大惑不解。一些新世纪老师透露，田和相关的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当地的政府部门关系“非同寻常”，曾出钱分批组织有关教育主管部门到欧洲等国“考察学习”。正是这些“保护伞”使得田在危难关头一直得以“安然无恙”地栖身于“火山口”。
新世纪的倒掉，究竟是办学过程中的管理不善、监管不力造成的，还是从一开始办学方向不明确和动机不纯的结果？在一份《关于筹建私立新世纪外国语学校的具体实施方案》上，记载着投资回报的详细核算：“……从上述投资与回报中不难看出，从投资到回报的七个月内就有较大利润，而且当年不再有较大投资。显而易见，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创办外国语学校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投资项目，而且每年都有比较稳定的经济收入，且风险小、见效快，于国于民于己都有利，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但是，就是这个“风险小，见效快”的投资项目最终却陷300多名学生及其家长于水火之中而不顾！

“新世纪”雪崩怒潮

江岸区法院6号法庭。这里鲜见法庭的安静、肃穆，倾诉的、探询的和咒骂的声音不绝于耳。来的大部分是学生家长，正依次排队等待申报登记。等待了3年，他们的耐心早已耗尽，当初捶胸顿足的痛楚也已渐渐蜕化为隐忍和倾诉，或者无言的控诉。但是，沉默一旦被点燃，即刻就会汹涌成愤怒的海洋。
吴华香一直站在大声嚷嚷的人群中间。她沉默的样子看上去有点心神游离，只有知情人明白，那是一种血被抽空了的感觉。15万元，下岗多年做生意的积累，是一分一分攒起来的那种“原始积累”。所有的辛苦都围绕着一个核心：孩子的将来。对她这样的工薪阶层，教育是惟一能够让孩子命运上升的阶梯。
在1995年前后的时间里，“贵族”学校一度成为城市家长们热辣辣的艳羡对象。而彼时的新世纪在江城堪称“最好的贵族学校”，名人和资本的最佳拍档。一咬牙，吴华香将儿子送进了新世纪。像所有望子成龙的父母一样，眼巴巴地指望儿子前程似锦，一片坦途。
然而……那些日子对吴华香来说，如同梦魇。她向我回想起当时的细节，表情显得有些艰难。这些片段想必在她的脑子里早已过滤了无数遍：……学校停课停学……校门被堵，孩子翻院墙回家……欠钱封门……
让她痛心的是孩子，临近考试却失学了。她到处托人帮孩子转学，好不容易转到水果湖中学，又得重新交赞助费和学费。儿子很不适应，成绩也受了影响。
新世纪的倒闭直接导致学生们失学一个月到半年不等，大部分学生的学业都被耽误。比失学更可怕的是，由此给学生造成心灵上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
家长们手中都拿着一份《私立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新生入学合同书》，内中罗列了四种入学收费方式：交纳赞助费入学，数额从7500元到3万元不等；存款入学，一次性交费18万元，毕业时本息（计加每年的活期利息）全部返还家长；储蓄入学，在学校指定银行一次性存入30万元（期限为一年），学校免收小学1—6年级赞助费，期满后银行按活期计息一次性本息全部返还家长；一次性交费入学。
但是，合同上的承诺刹那间变成一纸空文。一位姓李的家长，手里拿着三份类似的入学合同书，愁眉不展。她和两位亲戚的孩子全都就读于新世纪，入学时分别一次性交纳10万元教育储备金，建校费3万元。
“当初说得好好的，孩子高中毕业时，学校归还10万元储备金，不计息，赞助费不退。哪个晓得从1999年孩子毕业开始，我们向学校要求归还储备金，腿都跑断了，就是讨不到钱……”她的语气绝望而无奈。
在多次上门后，她终于得到学校的承诺：学校现在没有钱，不过可以分次返还。之后，好不容易拿到一张9万元的转账支票，到了银行却发现无法兑付！
她的手上还攥着那种无法兑现的转账支票。被“套牢”的绝望、被欺骗的愤懑在她脸上复杂地交错呈现。
而另外两个孩子，还没等到毕业就都失学了。
“不用说，两个孩子的费用全都打了水漂！”她摊开手，做了一个无助的手势。
在新世纪的“雪崩”事件中，刘道玉堪称一位悲情人物。
1994年3月8日，由刘道玉担任会长的“路石教育改革基金会”在武汉成立了。“路石”的名字，是刘道玉亲定的，寓意自己甘愿做教育改革中一颗小小的铺路石。而创办和具体操作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就是他身先士卒、继续进行教育改革的一个尝试。
这位不甘寂寞的老人一直仰慕先贤，渴望一方舞台，施展自己的教育理想。
新世纪的办学理念的确表现了许多与众不同的鲜明特色：按照创造教育原则，培养学生的个性、创造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根据“因材施教”的观点，课程均采取了“异步教学”法，让每一个孩子天天都能品尝到成功的感觉，从而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然而，胜景难再。
有传言称，在新世纪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学校正式宣布关闭，当时，校长刘道玉流下了眼泪。
我依稀能揣测刘当时的心情，但期间复杂的况味也许只有他自己最能体会。我辗转打听到他家里的电话，但几乎没有一次接通。
里铭，70多岁的老太太。孙子在幼年就成为孤儿，拿着儿子留下来的几万元积蓄，东拼西凑好不容易凑齐了13万元，把孙子送进了新世纪。
“我的眼泪已经哭干了，绝望之余我给刘道玉写了信，说你把我一家给害了，我这个老婆子半生坎坷，想不到晚年还落了个这样凄凉结局，背了一身的债……”里老太眼里滚出一颗泪。
“刘道玉在这个过程中，后来的法人代表已不是他了，签名也不是他了。而且其中有些签名还有仿冒伪造他的笔迹的。说他要承担多大责任的话，也不大可能。他在办校过程中确实起了比较好的作用，后来毕竟年纪大了，不能身体力行了。”律师客观的评判中透着惋惜。
如今，闭门不出的刘道玉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墙外，怨声沸腾，夜半惊梦，这或许是曾经有志于教育改革的老人当初怎么也无法想象到的结局。
学校关门了，田汉桥“失踪”了，谁该承担偿还的责任？
走投无路的家长们找到新世纪所在辖区的主管单位江岸区教委，负责人说新世纪是由市教委审批成立的，他们没法管也管不了。家长们赶到市教委，哪知市教委却说，学校应归江岸区教委管理。明摆着，双方在踢皮球。
无奈，家长们走进了武汉市委、市政府，没有任何回音。冷漠和推诿激怒了哀告无助的家长们，他们成立了“学生家长代表小组”，全权代表学生家长和相关部门交涉，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上访、游行，奔走、呼号，均无济于事。带着最后一线希望，“学生家长代表小组”走进了教育部。事情这才有了转机。教育部批示湖北省教育厅，要求按规定妥善处理。在漫长的等待中，家长们终于等到政府方面新动作：江岸区教委组成工作组来解决新世纪的问题。但难题还在延续……

“新世纪”雪崩艰难的诉讼

新世纪学生家长状告武汉市教育行政部门行政侵权案似乎陷入了绝境。
“两年过去了，代理费早就交了，到现在一点回音都没有。”家长们怨声载道。都知道打官司难，民告官的官司难上加难。
“在他们自己那里就拖了很久，到了我们这里也有两年，因为牵涉到国家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省法院，省法院没有立即办，然后又交给市法院，中间肯定有耽搁。一接到案子，我们就着手收集证据、整理材料。”在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代理此案的秦前坤律师向我解释说。
在接受家长委托后，秦前坤、吴君律师进行了大量取证，已经掌握了全部案件事实且诉讼理由充分，但案件却无法进入正常的司法程序。一听说是状告新世纪和有关行政部门，法官们一律退避三舍，不予受理。万般无奈中，两位律师一纸诉状送到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把诉状批转到湖北省法院，省法院就指定武汉市中院立案受理。家长们的诉讼请求是，第一，确认武汉市教委滥用职权违法批准设立新世纪外校及颁发办学许可证；第二，确认武汉市教委没有履行监管责任，监管不力；第三，责令武汉市教委限期清理新世纪外校的资产，并责令该校退还学生的建校费、赞助费和学杂费；第四，对于上述清理后没有偿还的财产，作为弥补学生的损失，要求武汉市教育局予以偿还。
2001年4月，新世纪案终于进入了法律程序。
当时，江岸区法院在媒体上发布公告，通知家长和教师到法院起诉。然而当几百名家长从四面八方赶来时，却发现新世纪案仅被当作民事诉讼案件。而且，法院不准他们状告教委，不得追究市、区教委的监管责任，家长们都拿到一样的起诉单，被告是新世纪外校的法人代表田汉桥，只需在上面签名即可。考虑到学校已被查封多次早已成为空壳，即便胜诉，也只是得到白纸一张，只有8名外地家长填写了起诉单。
自2001年11月26日起，江岸区法院陆续做出判决。一位参加宣判的家长告诉记者，法院通知他们去打官司，田汉桥却缺席。判决后，发给我们一张纸。可谁来执行呢?学校垮了，董事长跑了，我们能找谁?
2003年随着新世纪外校的“卖身”，该案重新进入司法程序。
“您认为这个案子胜诉的可能性有多大？这是典型的民告官诉讼。”我问秦律师。
“从行政诉讼角度来讲，民告官本来就不容易，加上我们国家有关赔偿方面的法律和规定不是很明确，所以胜诉肯定能胜诉，但是怎么赔偿我就不好说。因为教委没有履行监管制度，我们都有证据。问题是要不要他限期清理整顿新世纪的资产，既然这个学校是你教委批准、撤销的，那么教委就有义务组织清算。清算之后，该追回的追回，该赔偿给学生的赔偿。因此我们认为，现在江岸区法院搞的这个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清算，因为他只是对现有的有形财产进行清理，比如房子、设施进行了变卖，但是这个学校还有没有未收回的债权？如果能收回的话，那就可以发一部分学生的钱。但是现在江岸区法院没有做这个工作，说明还有义务继续清算。”
“现在家长的矛头除了指向教育局外，就是田汉桥，您认为田要承担什么责任？”
秦前坤认为：“问题的核心是，田汉桥在这个过程中是否存在大量挪用或者侵占资金的问题。因为从新世纪的资产负债表上可以反映出来，有些资金在外面没有收回来，究竟是他借给人家的，还是他自己挪用、侵占的？现在没法说，因为没有人清算嘛！就是说，新世纪应该查清楚的问题因为不清算就很可能掩盖下去。所以如果查清田有侵占学校资产，包括学生建校费、赞助费等行为，就可以追究他的民事甚至刑事责任。但是现在，实际上没有人追究。”
“为什么现在没有人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涉及到这么大金额？”
“我也说不清楚。现在学生家长说，这里面可能涉及到深层次原因。按道理，一个学校的资产清理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他们不愿清，说明其中就有些说不清、道不白的事情。”
“新世纪曾经出现过法人代表变更，这个变更合乎程序吗？”
“这是他们私底下变更的。这个学校的资产问题只能追究田汉桥的责任，并且通过教委来组织清算，或者交给社会中介机构，把清算报告结果交给教委来组织、协商解决。现在的关键是要查清学校的资产情况和谁应当承担责任。”秦前坤强调道。
听说，武汉市教委曾经把账拿出去审了一段时间，但是到中途审不下去了。为什么审不下去？
“如果要审，田汉桥拿了多少钱出去了？田说这个钱我也没有用，我组织他们出国考察的。这时什么都说不清楚了。”其间的蹊跷不挑自明。
有识之士一针见血地指出，新世纪的倒闭与其教育主管部门的监管不力和行政不作为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因此，此案的焦点理应追究武汉市教委和江岸区教委的行政责任。
其实早在1994年，国务院就下发通知，明确指出收教育储备金的做法属于非法集资。然而1995年创办的新世纪依然向学生收取了高额的教育储备金，甚至还办理了公证。
事后，在一次见面会上，家长们曾对此提出质疑。
江岸区教委主任张远季回答：“对于新世纪外校大规模收取教育储备金，当时我们并不知道。”
“1998年后你们还不知道吗?”有人追问。
“我们知道，但那是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回答得很干脆。
还有更多的疑窦。依据《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和相关法规，“国家对社会力量办学实行办学许可证制度。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按照规定的审批权限，对批准设立的教育机构发给办学许可证。”1997年底湖北省对省内的教育机构进行了评估检查。在这次检查中，只要符合校名不规范、财务审计不合格、办学条件和质量差、办学过程中违纪违规四条中一条者就不颁发新的办学许可证。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恰在这时进行了股权变更的新世纪却轻轻松松通过了检查，并于1998年6月6日得到了两级教委颁发的“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可以说，正是教委的“宽大处理”，使得新世纪能够继续圈钱。
《社会力量办学条例》还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机构筹建及存续期间的资金使用负有监管责任。同时还规定，教育机构将积累用于分配或者校外投资的，由审批机关责令改正，并可以给予警告；情节严重或者拒不改正的，由审批机关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或者予以接管。
而新世纪财务混乱，违规操作，却依然能够年年“年检合格”，其中奥妙不点自明。而一位教育行政官员的回答更令人啼笑皆非：“我们每年年检时都提出，让他们委托社会机构就财务会计状况进行审计，但他们不听，我们也没有办法。”
教育储备金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南方，是中国民办教育发展中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其始作俑者广东英豪学校最先采用这种“聚社会游资，高速举办教育”的模式，创造了20世纪末的教育“神话”。
英豪的成功很快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教育储备金风潮。但正如一位专家所言，“储备金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让你一天之内建起一所富丽堂皇的学校，也可以让你一天之内倒闭，存在巨大的风险。”
应当肯定的是，教育储备金模式是中国民办教育与资本的第一次联姻，也是富有前瞻和胆识的民间创新。但是，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和民校自身的“自律缺失”，致使储备金沦为一些人手中圈钱的工具。当此之下，民办教育界一度“哀鸿遍野”，令人不寒而栗。
新世纪“雪崩”引发的这场艰难的诉讼，必将在中国民办教育史上留下一段不能被忘却的“血与泪的记忆”。

寻找南洋的“芯片”“麦当劳战略”

2003年2月14日下午，南洋北京总部。“从基业长青到百年南洋恳谈会”正在召开。
新任的南洋国际大学校长奥兰多发表讲话。这位有着美国式幽默的校长说，受《基业长青》作者的委托，他给南洋带来了一块带有成功秘诀的电脑“芯片”。
什么样的“芯片”？此话勾起了与会者的悬念。
结果大家看到的却是一个卓别林式的“红鼻帽”。众人大笑。
作为中国私立教育的第一规模和知名品牌，南洋在近两年引发了越来越多关注的目光。在或毁或誉的传言中，人们急欲了解的是：南洋的“芯片”到底在哪里？
2003年3月，我走进了南洋教育集团设在亮马河大厦的北京总部，见到了百忙中的董事局主席任靖玺先生。
自言“英雄情结很重”的任靖玺，当年在海南就是“用大大几招砍出了一个新局面。”日后回顾南洋的发展历程，他不无自豪地宣称，诞生在中国私营经济发展初期的海南企业，一直挺到现在的已经寥若晨星！几乎可以说，南洋的发展史就是中国私有经济近十年发展历史的完整缩影。
大气、高标，富有使命感。“南洋做事情总希望做得高、做得大而且做得好。这和任总的风格很有关系。他要做就要做大，做第一。”一位亲历了南洋创业历程的员工这样评价任靖玺。
第一次看到南洋的教育追求目标，我有些讶然，同时也半信半疑。
探索中国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新模式；
探索中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学校管理方式改革的有效形式；
探索民办学校的有效管理模式和运行条件；
探索将教育现代化与教育国际化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探索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素质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
探索适应中国特色，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教育产业化道路。
宏大、高瞻。这六大探索提到的问题其实就是影响中国教育发展、制约中国私立教育发展的核心问题。任靖玺坚信，在教育这个板块中如果私立教育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功效得不到强化和突出的话，那么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教育现状恐怕不太现实。
惊涛骇浪中的成长经历使任靖玺对于社会责任感有一种意识深处的自觉和担当。任何一个企业开始时可能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位，但当它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事实上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要去完成社会责任。这种“责任觉醒”在南洋的发展中体现得尤为充分。
南洋进入教育产业，是任靖玺“善于抓住机会”的必然选择。刚开始办学时他是带着纯粹回报社会的想法，修北京至大同的高速路时，他曾捐资300万元人民币。
1994年第一所南洋国际学校在太原建立，1995年大同南洋国际学校成立，其时的南洋还处在模糊的产业选择阶段。
应该说，这一阶段的步伐是实验性的、探索性的。家长把孩子交给南洋时，目光是将信将疑的：类似这样拥有优美的风景、堂皇的建筑和洋班主任的学校，是否就能造就中国未来真正的一流人才？不久，他们就有了些许的释然。
第一届大同南洋学校的高中毕业生中，就有两位分别走进了北大、清华的大门。当时之所以引发媒体关注，是因为不同于那些来自省市重点中学的北大、清华骄子，这两位学生来自中国真正的私立学校。
1996年，南洋进军北京；1997年，仍在摸索中跌跌撞撞；1998年，任靖玺敏锐地捕捉到教育气候的变化，同时建于四所著名城市的四所南洋学校口碑鹊起，潜心做教育成为南洋义无反顾的选择。
1999年，南洋进入了快速、强势扩张阶段，自此几乎以每年两校到三校的裂变速度相继建起了成都、青岛、大连、昆明等地的南洋国际学校。这是南洋的教育产业真正成长的时期，表现形式就是千军万马都上第一线，先做规模，抢占市场，接下来再抓管理，打造品牌。
2000年，南洋进入了价值追求阶段，已滚动投入8.7亿元，全部在校生已超过1万多人。迄今为止，已经形成了十校共同发展的格局，拥有2600多名教职工队伍和1.6万多名学生。
未来五年，南洋将在投资风险控制和办学收益双重安全的前提下，扩张三所K12学校，从严格意义上讲完成10所K12学校的原定目标。达到在校生2.5万人，形成资产规模接近20亿元。
这种集团投资、连锁办学的路子，被教育学家张铁明概括为“滚动克隆，强势扩张”的教育模式，使得南洋能够通过规模经营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规避办学风险，有效地调动教育资源。其连锁经营的形式极易令人想到遍布全球的“麦当劳战略”，但不同的是，麦当劳输出的品牌、标准，而南洋则是品牌、资金、管理的全面介入，其内核是“自有的”。
我注意到，投资一所南洋国际学校，资金量至少在5000万元到1亿多元左右。如此快速的投入扩张，对资金的需求量无疑很大，并且，南洋学校的兴建都是采取前瞻性规划设计、大体量超前建设、高标准设施配套、一次性投资到位的强势策略和方式，选择的地点都是具有市场战略地位的区域文化经济中心城市。其间无疑蕴涵着巨大的风险。
“南洋模式是自有的，拥有自己的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这种模式投资很大，但控制也比较强。我们也接触到一些公司，他们和名校合作，投入资金，结果，制度、管理模式和企业文化还是原来的那一套，很难真正体现投入资金的价值。而我们的控制能力非常强，因为学校是我们投资的，所以管理、发展全部由我们自己来决定。”一位副总裁这样阐述南洋的办学模式。
应该说，南洋在初期的发展过程中，极大地充分发挥了连锁办学模式的优势。自兴办第一所南洋学校获得成功之后，南洋就开始进行连锁办学的探索，有计划、有步骤地选择GDP总量大、人口基数多、人文环境好、教育资源丰富的文化经济中心城市，以统一校名、统一模式、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的方式，进行以品牌为先导、以连锁发展为特色的办学模式。
当各地的南洋学校渐渐突出在人们的视野中时，鲜有人了解其中除了名师、名校长的号召力外，还有集团审慎、理性的思考。“领先半步”，是任靖玺提出的发展口号。所有看似顺利、成功的背后是一个大量复杂的前期市场调研，诸如该地区公立学校数量，私立学校数量，适龄儿童人数，经济发展水平，当地居民收入的平均水平，教育支出比例以及增量，人口增长率以及当地政府对教育的态度等等。正是这种成熟的进入方式，才奠定了南洋大规模扩张的根基。
今天，在大同、太原、青岛等区域中心城市，人们看到在大浪淘沙的市场竞争中，南洋学校几乎都成为当地民办学校发展中的“名校”。
南洋业已成为中国私立教育投资规模最大、学校最多、在校师生人数最多的教育集团，因而被一些专家称为“航空母舰”。但这并非任靖玺的真正追求，“南洋的价值在于探索中国教育的发展模式，以规模发展和精品教育为实践目标，努力做成中国私立教育的优秀品牌，为整体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而毕生尽责。”

寻找南洋的“芯片”“震撼”来自哪里？

青岛南洋学校静静坐落在美丽的金沙滩边。走在海边，我不禁想，这里的孩子和老师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是在大海的蔚蓝、广阔的情怀中体验教育和受教育的快乐和自由。
如果说快乐和自由是一种难以言诉的感性气息，那么对于学校而言，这种感性空间的营造同样有赖于现实理性的支撑，诸如规则、制度、条例。
华东师大的吴治宏教授去了一趟青岛南洋后，感觉只有两个字来形容：“震撼。”中国的公立、私立学校他都跑了很多，并且还兼着几个学校的校长，他说把学校办到青岛南洋这样水平的还没有见过。
还有一位受到“震动”的公立学校校长，从青岛南洋回来后彻底改变了以前对私立学校的看法，不久就组织了全套班子用一周时间来这里学习，是抱着“归零心态”来学，而不是虚晃一枪。
他们在青岛南洋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我很好奇。
来这里不到两天，我就觉出了异样：老师、校长的书架上摆放的不仅仅有练习册和试题集，还有《基业长青》、《杰克?韦尔奇自传》和《六西格玛的力量》等企业管理、经营类书籍。
在小学部、中学部办公室，我看到了墙上张贴的“日清表”。每一天每一位老师的工作状态在此都有详细的记录，学生管理中出现的每一件事都有翔实的记载和处理方法。日清、月结的记录成为年终工资、奖金考核的标准之一。
“老师在上班时间玩电脑游戏，在公立学校也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但在这里是严格禁止的，一旦发现处罚20元。当然，制度应该以人性化方式来执行，处罚不是目的，而是监督和提醒。”小学部主任刘晶心说。
南洋有个“三满意”运营检验情况统计表，每学期61项调查项目送到学生、家长和教工手中，所谓“三满意”是指“学生满意，家长满意，教工满意”。这是南洋学校管理的核心内容。
我去见中学部主任许新时，他的手里正拿着一份《督导评估方案》，其中严格的量化指标、细致的项目打分，令人望而生畏。按他的职责、岗位，应该达到的分数是280分。我问他是否感觉压力，这个看上去一丝不苟的学部主任笑笑说，没什么可怕的，这些都是平时在做的。
这份督导评估方案是南洋衡量学校管理的又一杆“标尺”。
就在周围学校关起门来谈教学时，南洋就开始谈“管理出质量”。他们最早引进了ISO9000的想法和观念，希冀把一个完整的、高效的企业管理引入私立教育的办学机制。但如何把具有精神和文化因素的教育教学产品和工业化生产结合起来，这是个两难问题。不能照搬，不能图解，因为教育质量远远不单有业务要素，还有人文因素。
新的督导评估体系把学校管理的各个环节、各个部门进行量化、细分，里面包括不同的板块，有教学板块、人力资源板块、培训板块等。每个板块都有一个量化的点，用它来评价每个学校。南洋那么多学校，A学校和B学校哪个好？它提供了一个科学、量化的标准。与ISO9000体系相比，这套督导评估体系专门针对学校教学、管理，更专业、更细致。而ISO9000质量认证体系的色彩在渐渐淡化。
南洋的一位管理顾问打了个形象的比方：“100块地砖里至少有1块是碎的话，现在有3块，那么大家会意识到我该换2块了，但是原来大家都意识不到，也就走过去了。教学也一样。比如说让孩子参与教学，现在我们会说至少要有80%的孩子回答问题，有了这一个量化标准后，老师会想，以前只有一半的孩子回答问题，另一半下课后也没怎么说过话，现在该调整了。这不是压力，而是动力。”
对教师的考核分三大块。教学成绩占的比重最大，50分；教学常规占30分，学生评教占10分，其他像课程竞赛占10分。对老师成绩的考核以打分的形式进行量化，总共1000分。考核的结果成为学校每年实行末位淘汰制的主要依据之一。
对校长的考核也有一套相应的积分标准。据说，南洋的校长待遇之高，在同类学校中也是少有的。一个校长管理1亿多的资产，相当于中型公司的总经理。其权利的完整和权力之大，在中国的学校里堪称第一。给了权力，给了利益，就要求业绩，业绩出不来，就得下岗。连续两年不能完成工作指标和经营指标，不管什么理由，都得下来，不能再当校长。
所以，南洋的校长“不是那么好玩的”，常常有“中度焦虑”。见到常务副校长孙书才时，他坦言压力很大，但动力更大。
“在南洋，最初你是被逼着往前进步的。但适应了以后，你就不再愿意回到原来的公立学校了，尽管那儿很舒服。”许新现身说法。
工作的意义被赋予了丰富充实的色彩，虚掷时间在这样的体制中被认为是“可耻”的。然而，对于在公立体制中依附太久的老师来讲，这种转变是艰难甚至痛苦的。
“南洋就像一架庞大的机器，自己也像一部机器不停地超负荷地运转。”一位年轻的女老师这样感叹。她不否认每天感到很疲倦。
这是任靖玺已经意识到的：“民办学校是从公办学校体制里脱胎而出，我们的老师很多都是从公立学校出来的，心理还脆弱得很，一下子实行严格的企业管理体制，他们还适应不了，必须采取变通的办法。”
南洋的管理顾问则作出了这样的“诊断”：“如果出现这种状态的话，肯定不是南洋所期望的。南洋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现在就要不断提升。一个人选择南洋肯定有他自己的目标，企业也有自己的目标，那么一个理想的状态是，在实现自己目标的同时，企业也达到了自己的目标。我们的管理应该给大家设定目标，给每个人一个机会。”
层层有权力，层层有利益，因而层层有责任，层层有业绩。这就是六西格玛提倡的“让你团队里每一成员都有具体的工作，让每项工作都有具体的人负责”，即“一一对应”化的管理，也就是“无缝隙管理”。这种简化、优化和量化的管理，体现在南洋学校的日常运作中就是“精细化管理”。
我忽然明白了任靖玺的话：“南洋是勇敢的，10年来南洋一直做得很认真，很辛苦。”认真、辛苦来自于“永远领先半步”的高瞻定位，来自对中国教育现状清醒的认识：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缺乏讲空话、讲大话的人，而是缺乏认真、负责、细致地用一整套的科学管理规范去推行教育理念的精神。
“如果我们真正把教育引入到服务的境界，实现了这个境界，那么历史上我们延续了几千年的师道尊严以及我们‘关卡’式的教育教学方式就能得到比较好的改变，那是从本质上进行的改变。”在集团员工大会上，任靖玺不断宣讲他的教育服务观。
精细化管理正体现了南洋的服务精神，体现了南洋教育的责任感、道德观和价值观，同时强化了一个观念——以学生为中心，以客户为中心，以教育教学为中心。在开放办学、选择性教育的领域，任何学校都无法回避市场的考问，诸如家长的质询、客户的投诉。学校办得究竟怎样？家长为孩子的成长考虑得很细。精细化管理无疑成为其中出奇制胜的一张牌。
青岛南洋虽然地处偏僻，生均收费位居山东省首位，据说每招一个学生带来的效益比别的学校多三分之一。但这两年的招生一直保持良性的发展，从1000多名到2000多名。在青岛这样一个对私立学校不大认可的环境里，这是很不容易的。
现在，“许进管理法”和青岛南洋的精细化管理已成为南洋所有学校的“样板”，作为一种“强制标准”在集团学校中推行。
还有一种震动来自这里老师、校长的谈吐，他们津津乐道于“人的力量”和“过程的力量”。这也是六西格玛所尊崇的：人的力量就是每个个体的力量，过程的力量就是团队即人与人碰撞和参与的力量。人的力量从何而来？学习、创新。
据说任靖玺在集团内部提出全力借鉴“六西格玛”管理，实施教育全球化战略。因而，《基业长青》、《杰克?韦尔奇自传》等现代管理类书籍都是集团倡导的必读书目。
“杰克?韦尔奇是全球第一CEO，他在短短20年内将通用电气的市值提高了30倍。他有三个‘杀手锏’，一是‘六西格玛’标准，二是‘全球化’，三是‘电子商务’，他通过这三项管理措施重新定义了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六西格玛让通用电气变成当之无愧的巨人企业，同样，六西格玛也会让南洋教育成为中国当之无愧的第一民办教育品牌。”这是一位南洋校长的读书心得。
“白板文化”是南洋学校特有的交流平台。每周学部要召开一次例会，每个老师要走向白板，带给其他老师一个“新鲜经验”，可以是教学的疑难问题，可以是读书心得，亦可以是培优补差的策略之道；每月学部干部在提升自我的同时要培训老师，做到“每月一个培训主题”；每次学校中层开会时，开会之前或会议结束之前，要学习一段时间的英语，或者交流读书的体会，这些已经成为南洋通行的惯例。
诚然，管理体系别人可以拿去，可以复制，但人是不能复制的。贯穿南洋整个管理的核心就是培训，通过大量的培训来解决管理中的种种问题。
南洋正准备启动“向日葵计划”，是一个人才培养的项目。为什么叫向日葵？“因为向日葵是朝阳的，是一种精神和生命力的象征。”
人们感兴趣的是，南洋这么多学校，分散在各地，这么大跨度，用什么来管理、来维系这些人？南洋的校长凭什么在千里之外认真工作？
1998年，南洋集团考虑到不同城市间办学、管理半径加大等因素，成立了专门的南洋教育管理有限公司。它是介于宏观的教育行业和微观的学校组织之间的管理和决策主体，以品牌推介，国际交流，资讯整合，物业后勤集中配货，市场推广，督导评估，教育科研，人力培训等管理支持手段，为南洋系列学校提供教育保障条件，创造南洋教育的整合管理条件和优化的资源配置条件，提高管理的标准化水平和专业化程度。同时，让校长从繁杂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得以集中精力提高办学质量。
企业生存是靠文化，南洋已经到了一个文化管理的阶段。任靖玺的期许是：“我希望南洋成为‘无管理的公司’；好的管理是导向型的，不是压制型、关卡型的；南洋要逐步实现从制度型管理向文化型管理的过渡。”
南洋的一位高管人员认为，南洋文化里的很多东西来自于任靖玺。“我最佩服任总的一个地方就是，他特别能听得进不同的甚至反面的意见，包括对他本人的。我们高层在一起开会时，常常大家很明显地批评他，当面指出他哪件事做得不对，哪件事他判断得不对，他都很认可，而且他改。这就是为什么南洋能够进步，因为任总一直在进步。”
诚然。在集团内部的会议上，任靖玺多次发自肺腑地这样躬身自省。
“我还必须在这个十字架上一直这么钉着，……因为我是一个有缺陷的企业经营者——我可能是一个马马虎虎、说得过去的董事长，但决不是一个好的总裁，而且永远都不是。”
“南洋必须把我这个以企业家精神为主导的发展时段进行本质上的革命，进入一个专业化管理为特征的企业发展期。”
“南洋发展到现在，如果不能改变我个人的管理风格，如果不能改变由管理风格而带来的诸多缺陷，那南洋就要出问题。这绝不是个人的感情和面子问题，而且这并不影响个人的感情和面子。”

寻找南洋的“芯片”“棕色”的老师

“现在再回公办学校，玩着干都比他们干得好。”
“在这里干上两年，超过原来在家里的四五年。”
“很累，有时候会突然哭出来。”
在青岛南洋学校采访，不时能听到这样的感叹和倾诉。末位淘汰制对每位老师都是残酷的，据说每年的淘汰率是5%—10%。当然，即使是遭淘汰也还是有再学习提高的机会，他们中的大多数会被安排转岗或到兄弟学校去学习，真正离开集团的比较少。
一位老师告诉我：“假如有一天我被南洋炒了，我也是无畏的，相信我能很快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里可以练本事，从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到竞争意识。
“南洋老师的角色是多元的，复杂的，既是学生的父母，同时又是他们的朋友和医生，是学生的心理指导者同时又是行为示范者。哪个孩子发病了，他必须是第一到现场。另外，老师们还充当着服务者的角色，因为他们既是你的学生，也是你的客户。”老师们这样认知自己的多重角色。
传统学校里师道尊严和清高的观念，带来是一系列的个人或群体行为——抱怨生源质量差，甚至贬低学生、污辱学生、体罚学生。在公立学校的家长会上，我们早已习见了这样的场面。老师动辄在训家长：“你们再这样管教孩子，就把他领回去！我们不要！”但在南洋，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据说一位老师在接听家长的电话时，态度急躁，甚至出言不逊。第二天，他就被告知离开学校。这是一条“高压线”：不许顶撞家长，不许体罚学生。
客户意识、服务意识归根结底就是市场意识，这是对来自公立学校老师的根深蒂固观念的全面解构和重构。观念的强大在于彻底改变着行为方式，所以不难理解初入南洋的老师往往要经历着一场颠覆性的“头脑风暴”。
教育就是服务，这是任靖玺一个很知名的理论，现在已为众多的民办学校所认同。怎么理解这种服务意识呢？小学部主任刘晶心的体会是：“服务并不等于就是顺从和放纵，并不是要什么给什么。因为毕竟孩子的世界观还没有形成。他不知道应该要什么，也许他所要的并不是他应该要的，因此就需要老师引导，而不是强制性地规定。”
这是需要艺术把握的。强化客户意识是认知上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并非倡导在具体工作中盲目丧失自我。毕竟，这和纯商业客户不同，既要遵守产业经营的规律，更要尊重教育规律。
教育就是实践。南洋有个“转差为优”的教学研究课题，就是把很差的孩子转变成优秀的孩子。在青岛南洋采访时，我发现老师们在“转差”方面的案例积累得足以能够编上一本厚厚的指南了。
在南洋教育的小辞典上，除了“分层教学”、“导师制”和“精细化管理”这些富有特色的概念外，还能看到一个独特的“会诊制”。它的特定含义是：针对学困生的薄弱环节，班主任组织相关教师进行集体研讨分析，看症状，找根源，定方案，定责任，辅困促优。不同于公办学校对待差生的普遍态度“一个都不能要”，这里的一贯做法是“一个都不能落下”。
我有机会看到了许多老师的“扶差”手记。面对这个永恒的研究课题，老师们对于教育的独立思考令人感动和深思。
耿建英老师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四（2）班有一位女同学叫崔雪怡，老师们暗地都说她有心理障碍，因为一般情况下，无论你问她什么，她都拒绝回答。只是睁着大大的眼睛很惶恐地看着你。她在数学课上的表现也很糟糕，从不发言，作业几乎也不能按时完成。去年的很多时候，我都是牺牲中午的休息时间陪她一个人在教室里写作业，可是收效甚微。期末考试她的成绩仍是中等偏下，着实让我头疼。
过后我反思自己的教育，一定是在某些环节出了差错。于是我开始暗地里留心观察。雪怡其实是一个挺聪明的孩子，语文老师总夸她作文有创意，数学课上某些有一定难度的题目也能做出来……这种情况都告诉我，雪怡的差并不是由于智力的问题，完不成作业也不是由于不会做，而是其他的原因。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终于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原来，雪怡生活自理性差，各种学具总是东一个、西一个地乱放。每次一做作业就开始找东西，自然浪费了大量时间，而有时候东西没有，她又不主动向老师或同学求援，就那么傻傻地找呀找呀！于是每次上课之前，我都帮雪怡把需要的东西整理好，有时候怕她把必要的东西弄丢，我都是每次用的时候才发给她，用完后及时收回。并且有意安排我的数学课代表王梦真同学做她的同桌，发现她有困难主动帮忙。
慢慢地雪怡写作业的速度逐渐快了，大部分时间也能按时完成作业。她在课堂上偶尔也愿意发表自己的见解，我当然及时抓住这样的教育契机，把机会都留给雪怡，开始她回答问题的声音很小，几乎听不清，就由同桌同学当翻译。回答问题的次数多了，也就慢慢放开了。
雪怡的生活自理能力差，还学其他同学留头发，有一段时间她每天都是扎着三根辫子来到学校，个别男同学就嘲笑她的头发是“鸡窝”，雪怡可伤心了。我制止那些同学，每天利用课间为雪怡梳头发。放小假回来雪怡把头发剪了，齐耳的日本头，非常整齐，我夸她是个漂亮的大美人。
雪怡一天天开始喜欢我了，当堂课没完成作业，也能自己主动来找我补课。有一天雪怡突然对我说：“耿老师，我觉得你是棕色的。”
“为什么呢，孩子？”
“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么觉得。”就这样雪怡赐予了我一个爱称，“棕色的耿老师。”说句心里话，我不怎么喜欢棕色，觉得棕色太老成，喜欢红色、绿色，或是黄色这些明亮的色调。
隔了一段时间，雪怡终于给了我一个我非常乐于接受的答案。“老师，红色太热了，会把我烧坏的。我喜欢巧克力，甜甜的，巧克力不就是棕色的吗？”原来在孩子的心理，耿老师是巧克力的化身。
从雪怡的转变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教育必须是充满感情的。我们对学生的爱，应是发自肺腑的对朋友的爱，这种爱既是无微不至的，又是不由自主的。当我们用广博的爱走进“后进生”的心灵，而他们也乐于主动向我们敞开心扉时，我们的教育之舟便已驶入了成功的港湾。
……是啊，每一个孩子都是珍贵的存在，他们都有许多可爱的东西。如果我们总是用同一把尺子去丈量所有的孩子，那么必然有些孩子被我们“甄选”出来，成为应试教育的牺牲品。所以，我们教师自身必须改变评价体系，承认学生之间的差异，允许学生张扬自己的个性，把他们视为一个个具有丰富而独特精神世界的“个体”。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教育的英明和真正的人道精神就在于，要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发现他那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劳动的源泉。帮助每一个人大开眼界看到自己，使他看见、理解和感觉到自己身上的人类自豪感的火花，从而成为一个精神上坚强的人，成为维护自己尊严的不可战胜的战士。
从回归教育的本原来看南洋老师的教育思考和实践，不能不为南洋孩子们击掌庆幸。与其说是老师们的爱心、宽容和激励给孩子的成长撑起了一片绿荫，不如说是南洋的教育文化和理念孕育了这一片蔚蓝的、自由的海。南洋的孩子们，有福了！

寻找南洋的“芯片”洗礼

2001年对于南洋来说，是一个风雪之季，更是一场必然经受的洗礼。
这一年，为了更强势地扩张发展，南洋果断进行了产权运作，抢在加入WTO之前，就已完成了境外资本的引进，与国际教育投资嫁接合作。然而，为业界专家所看好的南洋却遭遇了上市挫折。一时间，关于南洋的传言沸沸扬扬，是资金断流，还是人事变局？正当人们纷纷猜测时，南洋高层出走的消息似乎进一步佐证了外界的猜疑。
就在今年3月，任靖玺向我推荐了青岛南洋学校，他最欢迎的是自下而上的采访。在青岛，我看到了一个依然从容运转的南洋学校，健康、有序，认真、执著。我有些明白了他的意图。
企业重组是规模扩大后的必然行为，在使企业获得发展的新动力同时也给从业人员带来了不安。在集团教育工作会议上，一向不回避问题的任靖玺坦率地表白，一个开放的企业，一个明智的老板，不能钻到桌子底下看问题，应该以开放、发展、科学的眼光看待人员的流动。
相反，他感到欣慰。“南洋用人是非常成功的，成功在出去的人都在做教育。无论是企业重组还是人员流动，都是在寻求人或物的更佳配置；我们是在大浪淘沙，自我挖潜。我们欣喜地看到，阵痛过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越来越广阔的发展平台，为我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发展机会。”
与此同时，在业界，民办教育的政策风云突起。时而晴朗，时而布满阴霾。2003年8月底，等待了近乎半年之久的采访终于敲定。任靖玺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却是：“今年民办学校是哀鸿遍野啊！”语气沉重得出乎我的意料。既而问我：“你知道今年民办学校倒掉了多少吗？”
忧心忡忡后面的无奈是奔走于民校间的我所习见的。
经过十多年期盼、四年酝酿、四次审议之后，《民办教育促进法》终于在2002年末艰难“分娩”。而此时距离《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颁布不过五年时间，这在中国的法制建设中实属罕见。这部中国历史上专门针对民间资本办教育的法律，使民办学校的身份和地位真正得以确立，多年来制约民办教育发展的瓶颈被打破了。
就在今年初，任靖玺面对媒体还是欣喜、振奋的：“《促进法》解决了三个难题：一是允许合理回报解决了资本市场的对接问题。教育要产业化，同样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政府财力有限，哪里来钱？当然靠吸引民间投资，靠适度产业化的经营手段，但要大家都作无私奉献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二是明晰产权可以吸引更多机构投资者。既然是产业，投资就要有产权，要给个说法；谁投资，谁受益，这也是合理的。第三是给了民办学校公平的法律地位。《民办教育促进法》是一部及时的法、与时俱进的好法！”
《促进法》中关于“合理回报”的规定被认为是理论上的大突破。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取得合理回报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看似最大的受益者是民办教育的出资者，其实激活的是民间资金流入教育领域，有利于真正促进民办教育的发展。
《实施条例（草案）》终于在急切的期待中出台，舆论却一片哗然。争议最大的，仍然是“合理回报”问题。《实施条例（草案）》第四十八条规定：“出资人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民办学校，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出资人可以从学校年度收入中扣除办学成本、依法预留的基金（风险保证金，年收入的3%；发展基金，办学节余的25%；福利基金，办学节余的10%）及有关税费后，形成的年度办学结余中，获得相应的合理回报。
“提取合理回报的具体办法与数额，由学校董事会自主决定，但合理回报的数额，不得高于出资人实际出资额的商业银行当年长期贷款利息的200%。”
“年度办学结余低于出资人可获得的合理回报数额的，应当以当年度办学结余为限；民办学校负有债务的，年度办学结余应当优先用于偿还债务本金。”
许多民办学校不禁发问：如照此实行，还有“合理回报”可言吗？
这到底是促进法，还是促退法？印象中的任靖玺是个温文的人，言谈低调而婉转，此时的他却按捺不住了：“为什么要规定银行的适量贷款？为什么要规定多少合理回报？还有产权问题……”他一连串的发问。
南洋在与境外资本的合作上一直在作种种努力。可以想见，诸如“合理回报”等政策的制约无疑给南洋的融资渠道设置了种种阻力。原因很简单，作为投资者看不到资本寻利的可能空间，如何能吸引资金进入教育领域？在教育这个敏感的领域，要不要回报，一直是个世界性的难题。这个被谨慎地定性为“公益性”和“奖励性”的“合理回报”让中国的民办教育界，再度堕入了迷雾般的困惑之中。
名校办民校，对南洋如此定位学校的冲击可想而知。据说，今年10所南洋学校的招生总规模是3500人。对于招生就是生命线的民办学校来说，生源的减少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
政策，还是政策。南洋出生于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的“真空”时期，老牌民办学校在热血和理想中茫然延续着，自生自灭。彼时，新生代的力量还没来得及挟资本之力雄起于市场。社会还用狐疑的眼光打量着重现地平线上的私立学校，政策在这里是缺位的。1993年，南洋带着谨慎的试探，甚至类似于投身希望工程的崇高感走进了教育市场。这一试，就试出了“努力做中国私立教育第一品牌”的豪情和高远的、富于使命感的教育追求。
但是，通向理想的路途越来越艰难。而对于渐渐步入发展期的南洋来说，政策的制约尤其是致命的杀手锏。任靖玺曾在不同场合为民办教育的发展环境呼吁：中国民办教育的健康发展，必须要有更加明晰的配套政策，更加完善的教育法规。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予以重视的核心问题是：明晰教育资产的产权；研究制定具有积极意义的民办教育政策和法规，多一些促进和鼓励的成分，以务实的作风解决民办教育未来发展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这样的呼声，在整个民办教育界很强烈，很宏大。然而，对于积重难返的中国教育来说，体制垄断的堡垒实在是太久了，来自官方的意识自觉同样需要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往往需要付出血的代价，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我已经目睹了不少悲情故事的上演了。
关于南洋的传言或许还在继续着，但在总部办公室，依然是生机盎然。几乎每天都有找南洋合作的，国外的投资基金、国内的投资者，包括民生银行这样的机构，也盯上了南洋，看中的就是它的品牌和规模。这些发亮的眼睛被南洋显而易见的优势吸引着：一年几个亿的现金流，利润空间相当好，资产质量也不错。
“现在吸引投资者的目的，就是南洋安排部分学校的上市，以获得更多、更大的资本市场的支持。”任靖玺已经看到，下一步教育的资本市场决不是资金问题，而是人才问题。师资问题成为民办学校一个非常现实、严峻的问题，在短期内无法解决。因此在基础教育的战略上南洋将放弃快速扩张的想法，提出“规模控制，稳中求进”，“精品教育，品牌扩张”。
被业界称为国内“教育产业论第一人”的张铁明，对南洋模式曾有过特别的关注。他认为，教育扩张规模化的直接结果，就是资本集中，竞争力提高，风险相对减小，效益增大。作为教育规模集团化的经典模式，南洋在前几年是非常有优势的，管理归管理，投资归投资，分别成立了管理公司和投资公司，运作比较规范。同时，充分利用了社会资源，高起点、高投入地建设了学校。应该说它的优势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正如一个人走到一定的时候，优点发挥得最充分的时候，这时也恰恰他认为原有的缺点也是他的优势。如果不清醒、不明智，这些原来以为是优点的缺点就成为阻碍，这是很正常的。现在就看它的决策中枢能否明智地修正决策，相信南洋以后会利用现有的品牌更加低成本地进行规模扩张。”
那次的采访是短促的。任靖玺转身离去时高大、孑然的背影不知为何让我突然感觉有种悲怆感，这个在不经意间推开中国教育的大门义无反顾地走进去的山西汉子，怀抱着少有的执拗、爱较真的精神，就这样将自己的余生使命捆绑在南洋这艘庞大的舰队上。永不停息的航行成为他生命中惟一的指向。
离开南洋时，始终在脑际萦绕、挥之不去的竟是任靖玺的这些性情表白，以及忧患自省。
“昨天我看青岛南洋特长活动的时候，见到那个唱歌的小孩子，我都想掉眼泪。说实话，我无法抑制对中国教育的感情，我并不想给自己戴什么桂冠和高帽，这8年让我明白我这一生非教育莫许。”
“企业越大，失败的后果越严重。一个人跑步跑得快，摔倒了，和一个人走路摔倒了不一样；走路摔倒了大不了手撑着地，蹭破点皮嘛；跑得快的人摔倒之后，那可能就是满面开花，甚至有性命之忧。如果是个庞然大物，那就更危险。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南洋历来的习惯——成绩只讲一遍，甚至可以不讲；而问题要讲三遍，直到解决它。”
“南洋在8年中已经做成了中国私立教育的老大；我们只能往前走，不能向后退，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南洋如果失败了，在某种程度上是给中国的私立教育当头一棒，意味着中国的私立教育出了问题。一想到这点，我头上就冒汗，我没想到自己给自己戴上了这么一个紧箍咒。”
经历洗礼后的南洋又开始了新的启航。人们在混沌中期待着。但我执著地相信，在中国民办教育新的发展史上，南洋应该被人们记取些什么，因着它的勇敢，它的认真，它的不为人所知的辛苦……

新东方蜕变胡敏时代

胡敏，人称“胡雅思”。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个长着细长眼睛和高高额头的家伙旋风般地成为雅思考试的代名词。而此时的胡雅思一跃而为新东方总裁、校长。
他身材单薄，走过你身边轻得像风；说话轻言曼语，似乎怕惊吓了对方。和他握手，是礼节性的浅淡如水，温文而节制。你于是不由不想起“未遂诗人”俞敏洪的那执手一握，掌心的温热、宽厚让人只觉满世界的和暖、踏实。怪道新东方学员将“二敏”形象地描述为“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其实，我这‘海水’底下同样燃烧着‘火焰’。”胡敏戏谑地表白，他希望自己能像海水一样广阔，火焰那样激情燃烧。他的调侃同样也透着实心眼儿的庄重。
所以，你可以想象10年前，当这个慢条斯理、内敛拘谨得笑起来都不发一声的胡敏出现在老俞面前时，声名正值蒸蒸日上的老俞对这位看似毫不起眼的岳阳才子表现得多么漫不经心。
胡敏掏出早已准备好的个人简历，等待着老俞的反应。那份简历记载着他足以骄人的历史：28岁破格提升为湘潭大学副教授，现为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硕导。
令他意外的是，老俞对这份简历看也没看，当即就塞进了口袋里。
不安的胡敏顿时又失望又惊喜。“这个细节至少向我传达了一个强烈的信息：新东方不会问你从哪里来的，只能用实力证明自己。”
他真的用实力站稳了新东方的讲台，并且很快打下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从新东方的优秀老师到英语测试专家，再到总裁、校长，每一步胡敏都走得踏实有力，顺风顺水。
“水到渠成吧。”胡敏总结自己走过的路，发现无论在湘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现在的新东方，他总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脱颖而出，得到大家的认可。这一半归功于他的灵气和聪颖，同时正如他所言“实力是挡不住的。”
知足而进取，这是他的生活原则。不贪不求，不骄不躁，然而沉潜投入，积极前行。如此心态，如此智慧，自然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我看他端坐椅上，言语不徐不疾，说到人生得意事、少年磨难时，依然平心静气，似乎全不落心里去；又见他四十不惑的年纪，额角光亮如新，眼神青春如少年，心里不由不起疑惑：莫非此人真真参悟得“道”了不成？
“The power of focus——专注的力量”。这是胡敏最推崇的一个概念，他又解读为“职业精神”：“干什么就要像什么。”当老师就要做个好老师，当总裁就更要做出个样儿来。因为背后是大家沉甸甸的信任。
他的生活哲学不是得之于书本，而是躬行后的体悟，多半得益于灵气。他好说“与时俱进”、“与狼共舞”，这些名词被他逐一诠释出来，听上去倒也头头是道。
新东方聚集着一批有“狼”性特征的青年才俊，他们个性张扬，思维敏锐，反应迅速。和这样的知识精英在一起，首先你要和他们合拍，另外就是向他们学习，这就是“与狼共舞”。
“我觉得和这样一些‘狼’在一起挺好，你的人生境界会有所提升。”胡敏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北方的狼》。在他的谈话里，你会不时捕捉到诸如“境界”、“修炼”和“包容”这样一些词。看来，总裁的位置已经开始让胡敏的人生体验多了一层厚重、磨砺的色彩。
“用真诚和勤奋赢得尊重，用激情和理性打造未来。”这是胡敏送给新东方扬州外国语学校校长——一位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管理学博士的勉励之言，也是他的新东方岁月的感悟。
新东方是激情的王国，梦想的天堂。没有激情是无法生存下去的。所谓激情，是对生活、事业的激情，充满活力，激发别人，富于感染力。显然，胡敏对媒体把他称为“铁血校长”不以为然。他的自我评价是真诚、理性、原则性强。
“懂得放弃”是胡敏的人生哲学。“有时，暂时的放弃是为了永久的得到；有时，暂时的得到却是永久的放弃。”而对坐在领导位置上的人来说，放弃到最后就是没有自我，已经和事业融为一体了。
改革后的新东方以新的阵容亮相于公众面前。面对年轻的总裁胡敏，人们少不得要议论纷纷：为什么是胡敏？
俞敏洪对此则有着成熟、理性的思考。作为新东方的总裁，必须心怀大局，思维缜密，行事成熟。因此，总裁的最佳年龄大致应该在35—45岁之间。看看新东方的团队，一是以老俞、徐小平、王强和包凡一为代表的“元老”，都在四十岁出头；二是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们有冲劲，有热情，但受制于年龄，做事情难免思虑不周。
“我们这帮人别看当初在改革中打得死去活来，但在战略思想、系统发展和企业文化上是认同的。说得好听点，我们是战略思想家；说的难听点，我们都是一帮空想家，对于中国教育和新东方的未来有着美好的设想。”
战略思想、未来发展有了清晰的目标之后，就需要有人来具体实施。最后，商量的结果是胡敏有实施能力。这就是为什么胡敏上去的原因。首先，他必须和战略思想保持一致；其次，既然大家都是空想家，那么就不能再选择一个空想家来实施，他必须有执行能力。在现有状态下，最关键的是董事会的战略思想和管理层的操作必须相一致，如同驾车，董事会说往这条路上开，即使这条路坑坑洼洼，那么管理层也往这条路上开。胡敏相当于是“驾驶员”。
“新东方最美好的事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而是大家说了算。当总裁的执行和董事会的方向有偏差时，那我就动用董事会的权力来加以纠正；如果纠正还不行的话，那董事会就有权力来罢免胡敏。当然，这样的事在新东方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胡敏和我配合得非常好。尽管也有矛盾和斗争，但能达到一致就行了。有些事情是需要时间来解决的。在企业运营中，正负往往不等于零，等于负一，或负一百。”
蜕变后的新东方正进入他的成年期，或者，从现代企业制度的导入来看，新东方不过是刚刚拉开了另一道序幕。而此时的胡敏，这个浸润了湖湘文化灵气的青年才俊，带着新东方就这样步入了“胡敏时代”。

新东方蜕变谁与争锋？

有人曾把中国的英语培训比作一只可长线投资的绩优股：易圈钱、股价高、市场准入低。诚然，只要看看1993年几乎以零起步的新东方，不过7年的时间，光教学收入就积累了9000多万人民币，就能明白这块奶酪有多诱人。这不，以华尔街英语为代表的“海外兵团”早已跨步而入，到目前为止已经轻轻松松掌握了国内高端英语培训市场的三分之一。
外教授课小班教学、学生至上的教学服务、星级宾馆般的学习环境、高科技的引入，这些全新的教学元素让本土的“老八路”大开眼界。当然，同样是高端英语培训，“味道”各不相同：华尔街“白领姿态”独领风骚，EF“带你海外学英语”，新橙英语成为行业英语的尖峰。
华尔街英语一入国门，动的就是大手笔：2000年，他们就向“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提供了价值1000万元人民币的免费英语课程。这头一招打的就是“政府公关牌”。此外，在资金、管理、服务理念和营销等一系列企业化运作方面都让人没法等闲视之。
新东方一直以“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信心堡垒”著称，对高端英语市场无暇顾及。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松对海外兵团一举一动的关注。据说新东方一直“有专门人员在搜集他们的活动资料和教学方法”。显然，嗅觉敏锐的新东方已经意识到，作为国内培训业的领先企业，如果仅仅固守原有“城池”，必将丧失“开疆拓土”的有利先机。
面对海外兵团的强势扩张，胡敏则表现得从容镇定，坦言压力并不大。
“有家媒体说我们是‘叫板海外兵团’，”他脸上露出自信的微笑，“海外兵团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资本运作，往里砸钱，媒体造势。也许在别的国家他们获得了成功，但在中国未必。他们也有劣势：水土不服。我始终有一句话，中国人的问题永远是中国人来解决。我还真不相信，老外能把中国人的英语教得好。”
满是不服输的劲儿，自有他的道理。“中国文化是一种人脉文化，而西方文化是制度文化。中国人喜欢大家聚在一起，讲求人气，做事你追我赶，热火朝天。如果上课稀稀拉拉地几个人，大家会觉得提不起劲儿，‘气’提不起来。新东方为什么能成功？很多人都在琢磨这个问题，我可以给出答案，那是新东方的大班教学模式迎合了中国人的心理需要。”
励志文化在新东方的教学中有着极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老实说，论教师素质，论硬件设施，新东方并不比同类的英语培训机构强。大热天，几百人挤在教室里，闹哄哄的。但是，励志文化形成了新东方的特质，激发了学员的内在驱动力。它就像一个强大的磁场，吸引着这些满怀激情寻求新生活航标的年轻人，从四面八方齐聚新东方。
新东方进军高端英语市场，打出的最有力的一张牌同样也是“文化”。在中、外教教学的基础上，把励志文化同样渗透到教学之中，使得这里的英语学习更加人性化，而不是机械式的、冷冰冰的。
胡敏还特别提到，由于文化的差异，外教能够真正了解中国学生的学习习惯吗？真正知道中国学生外语学习中的障碍吗？在这点上，本土化教师无疑有着先天的优势。
新东方最值得称道的，是把最优秀老师的特征最大化和群体化。“新东方是三位一体的，励志文化、激情飞扬和学术底蕴。在新东方老师身上，你都会找到这三样东西，正是这三种元素的结合成就了新东方的辉煌。励志文化是特色，激情飞扬是主旋律，而学术底蕴是根本。”
新东方是从竞争中拼杀出来的，岂会讳言竞争？单从胡敏的从容气度以观之，很有些“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英雄气概。
俞敏洪，这个硬是在京城的强手如林中将TOFEL、GRE做成“中国的福特生产线”的北大才子，到底是“老谋深算”，谈起海外兵团在白领市场的迅速成功，表现出十足的“君子风范”，不露一丝杀气：
“海外兵团进来后，肯定对新东方造成竞争。对于竞争对手，我们的心态是很平和的。因为新东方就是在竞争中打拼出来的，对付竞争对手是很有优势的。对待竞争对手一般有两种，一是抗衡，说对方的坏话，挑对方的毛病；二是吸收对方的优点，在竞争中取胜。新东方永远采取第二种策略。华尔街英语进来后，在白领英语市场做得很成功。通过两年的观察，我们在高端英语上也开设了英语学习中心，他们的优点只要不跟我们的文化冲突，我们就拿过来。收费比他们低一倍，现在看来，效果也不比他们差。当然，除了价格上的优势外，我们还学习了他们的很多长处。”
看似和风细雨，内里却是紧锣密鼓。
2002年底，新东方进驻长安大街的光大大厦，并打出了新东方——ELLIS英语学习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的旗号。此举一扫新东方以前“加工厂”形象，出手气魄不凡，甩手就是1000万，向外界传达了进军白领市场的雄心，引起了京城媒体和同行的强烈关注。
作为美国著名的教育机构，ELLIS在教育软件方面的实力在业界有着良好的口碑。ELLIS向新东方提供教学软件和市场建议，同时分享新东方的成果。牵手ELLIS，是新东方未来向国际教育集团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信号。换言之，是新东方打出的一张“国际牌”。
新东方特别“关注”华尔街，后者曾被中国媒体称为“冲入中国高端英语市场的黑马”。2000年5月，华尔街登陆中国，现在北京已拥有5个培训中心，在上海有3个中心，学员已超过1万人，其迅猛的势头令人刮目。他们计划年底时将培训中心拓展到10家；10年内，在中国建立200—300家英语培训中心，让华尔街英语遍布中国主要城市。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从大班教学转为小班互动，从大批量进口出口转为个性化一对一，新东方从零做起，平常心态中暗中使劲。品牌、口碑、文化，新东方最不缺的就是夹缝生存的韧劲儿、天才加奇才加怪才加鬼才的创造性平台，还有土生土长的知根知底的对学生的那一份善解人意。比之从天而降的洋培训“空降兵”，纵使财大气粗、烧钱推广和政府公关，新东方却也自有招数。
洋培训瞄准白领甚至金领，开辟的是高开高走的路线，学费令人咋舌；新东方就立足中端，辐射白领，打出口号“不求最贵但求最好”、“提供最佳性价比”。
华尔街英语单报每一级别的费用是7300元，一个月的学费至少也需2000多元；新东方情景英语初、中级半年的培训费用均为6200元，高级班半年9800元，商务英语分两级各半年，价格为6800元。
新东方价位比同等水平的英语培训费用降低了50%以上。用胡敏的话说，“即使不赚钱也要重拳出击，让‘海外兵团’们紧张一下”。今后还将在京城CBD等繁华地段“连锁经营”。
一位叫尹参的中学生刚从华尔街转到新东方，就有了特别体验：“在华尔街，像我这种年龄层次的学生很少，大部分是外企白领和商务人士，口语课上的topic我们都插不上话，感到特压抑。新东方——ELLIS中心为我们这个年龄也开设了课程，学起来就开心多了。”
华尔街打出“多元教学法”，授课搬到高级写字楼，把学英语与高贵、优雅联系起来；新东方就在本土化上动脑筋，搞创新，琢磨中国人学习英语的规律、特点，在增殖服务上下功夫。
华山论剑，谁与争锋？“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第一回合的较量中新东方之意在“势”而不在“利”，就是要“抢占市场”。对方有“高招”，尽管“拿来”，“得来全不费功夫”，一招一式，取长补短。所以，群雄逐鹿中你分不出谁COPY谁的，只管照单全收便是。
这呈现的是全新的教学模式，客户能享受到全套的“量身服务”：首先由consultant（顾问）询问你的培训需求以及目标，然后据此帮你选择最适合的“菜式”，接着是预约服务，客户可以根据工作时间安排选择最佳的上课时间，通常是在中心每周提供的几种授课方式中进行选择，通常还能电话预约。机动，灵活，极大地方便了在职求学者。
管理模式更加细化、规范化和人性化。设立了consultant（顾问）的职位，其职责不仅帮助学生订制课程，而且随时跟踪学生的学习进度及情况，并通过电话或回访的形式及时对学生的学习发出提醒或提出建议。
自主开发了“教学质量监控系统”，记录了每个学生的出勤状况、功课掌握情况和老师对每个学生每阶段的comment（评点）。这样中心就对每个学生的阶段性的学习情况心中有数，及时和学生沟通，帮助学生早日达到自己的学习目标。
管理制度上都不含糊。有学员私下比较说：“新东方的管理很严，老师上课迟到1分钟要扣5元钱，以前听说有不负责任的老师，马上就要被‘废’掉。华尔街的制度也是如此，老师上课不许接听手机，纪律也特严。”
“洋培训的市场运作和管理模式值得我们借鉴，但我们也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该中心总监顾坤很有信心。诸如励志文化、企业精神依然是新东方打造竞争力的“秘籍”。
到目前为止，中心已拥有学员1100多名。新东方导入中高端市场，被媒体评说为“颇有几分民族英雄的姿态”。可以说，重拳出击，初战告捷。
华尔街的声名显然已经深入人心，新东方作为白领市场的迟到者，步履稳健。“谁将来更有前景，谁说了都不算，这要看将来的发展。”想不到这位中学生的话给我留下了新的悬念。

新东方蜕变“圈地运动”

走进广州新东方学校时，我恍觉进入了另一个北京新东方。报名的大厅里排着长队，门前匆匆忙忙地拥着许多学生。而教室、办公室永远是那样拥挤、陈旧。据说是暑期班刚刚结束，新一期的培训班又开始开课了。
大厅迎面的墙上是新东方的校训：“追求卓越，挑战极限，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望着身边充满渴望的年轻的脸，我暗想，新东方用激情打造的“梦想之舟”已经在这里启航了。
新东方落户华南不久，就表现出“攻城掠地”的气势。2001年，全年培训人次就达1万人次，和历史悠久的广外培训中心相当；2002年，全年培训人才达3万人次；2003年至今为止，尽管受“非典”影响，培训人次已达5万多人次。市场份额逐年扩大，已远远超过当地其他培训机构的市场总和。
基础英语是广州新东方的主打。就拿《新概念英语》（以下简称《新概念》）教学来说，今年暑假新东方的学员就达到5000人，在广州同类培训机构中《新概念》的招生人数大都没有超过几百人，尽管是很有年头的培训机构。
新东方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戏剧性的故事发生。
广州一所知名大学为了提高本校学生的四、六级英语水平，特邀新东方老师来校授课。这个合作计划很快激起了本校英语系老师的不满：学校现有的师资不用，还要请“外来的和尚念经”！把我们的位置都摆在哪儿啦？
据说一些老师想“闹事”，想搞清楚这事儿的后台到底是谁？事情终于闹到校长、书记那里。校长把桌子一拍：别问了，我就是这事儿最大的“后台” ！
新东方进入广州的方式秉承了其一贯的风格，不是用广告做“开路先锋”，而是靠口碑打出品牌。许多学生慕名而来。
由于路途相对偏远，许多家长送孩子来上课后，就在教室外面看看报纸等候。
谁知教室里每隔10分钟就传来一阵阵笑声。家长们按捺不住，被好奇心驱使着，忍不住想看个究竟。但是教室不让进。无奈，他们只好扒在窗棂上往里看，可惜窗户太高，瞧又没法瞧清楚。
家长们只得安心坐在外面看报纸。可是不一会儿，教室里的笑声又传过来了。课间休息时，孩子们跑出来，脸上的表情也是惬意、兴奋的。
家长寻思着：学英语能把孩子学成这样，这钱花得也值！
也有家长带着孩子来报名，一看就嚷嚷开了，满腹狐疑：四百多人一个教室，这上的是哪门子课呀？疑心新东方有借此“圈钱”的嫌疑。
新东方老师倒不急不躁：家长同志，您别急。先别忙着报名，不妨听听我们的课看看效果再说。
有几位家长是大学老师，倒真起了好奇心。安心坐下来听了两节《新概念》，这一听就释然了，不但给孩子报了名，自己也报班跟着上课了。
都说新东方老师走出去有一股子“明星”的味道。每次培训结课时，学生们争着抢着和老师签名、合影，送花、送礼物。这镜头和那些影星、歌星的见面会没什么两样。
沙云龙现任广州新东方学校校长，曾经拥有自己的培训机构。他和新东方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其实源于他的“偷师学艺”，学着学着，他心里就有了强烈的反差：“新东方就像是一列高速奔驰的列车，而我却在徒步奔走。”他来不及羞愧便“崩溃”了，于是，索性收拾旗鼓，加盟了新东方。
他迷恋的是这个团队的特有气息。真实、自然、通透、公开，这正是新东方不断进步的原因。在这里，你不用琢磨怎么做人，怎么搞关系学，有才就发挥吧，新东方给你舞台；大家想得最多的是做事，做事要过得硬。这使我想起了广州新东方学校大厅里悬挂的那幅字画，上面题写着俞敏洪的感言：“做人像水，做事像山。水，动中有静，静中有动，一切皆因之柔美、滋润；山，因形走势，因势走形，一切皆因之挺拔、高峻。”
“看着新东方现在的好日子，我就明白了俞老师当初思路的高人一筹，就是在人才上下功夫。”沙云龙盘点此中的道道。对于教育机构来说，最大的风险就是人才的风险。新东方的品牌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老师，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待遇。“新东方老师的待遇对外具有竞争性，对内又有公平性。”
在广州的英语培训市场上，新东方的薪酬有着很强的杀伤力。“真正的好老师就会投奔新东方，不仅仅被他的品牌吸引，还有个身价的问题。我们可能会说情感留人，事业留人，但待遇留人最关键。这是保持知识分子最起码的生活问题，让他在奉献之余可以表现小资，表现休闲。”
新东方的影响力感召着许多优秀老师。据说，中大、广外的英语老师投奔新东方的不在少数。一些“新东方情结”浓厚的狂热分子甚至主动提出，让他先扫厕所都行，或者留在这里做前台咨询。类似于“朝圣者”的虔诚和热情。
待遇的公平性在内体现为学生的满意度。在新东方流传着一句富有国情特色的话：“学生就是领导。”不说学生是上帝，是因为有许多人不相信上帝。学生是领导，意味着一切的评价标准是学生的满意度及其进步。一声喝彩或嘘声，就可能决定着一个老师的去留、薪水的高低。
对于被学生投诉的老师，新东方的处理方式是很特别的：先好好“进修”去，有了提高再回来，新东方永远对优秀人才张开怀抱。
沙云龙说新东方就像一个口碑不错的饭店，或许端出来的主料也很寻常，但就是食客如云。个中奥妙在哪里？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比如烧菜，首先主料要好，其次佐料要调配得当。同样一条“多宝鱼”，人家做得“淡而无味”，学生当然不爱“吃”；相反，新东方的老师懂得怎么加“佐料”，添加胡椒面、咸盐和高汤，味道自然鲜美。也许原料不过是一条“鲈鱼”，结果做出来比“多宝鱼”的味道还要好。所以你光向学生夸耀这条鱼多么有营养，不顶用，味道平淡没食欲，好比10节课就听了两节课，而在新东方他“食指大动”，把整条鱼全吃下去了，10节课全吸收下来。你说哪个营养好？
因此，新东方对老师要做的是，教他们在原有的理论水平和学术底蕴上怎样使课堂“鲜活”起来，换言之就是要学会“加佐料”。
沙云龙还有高论，倡导老师“把讲台变成舞台，把教室变成教堂”。传统的讲台上，硬性的知识灌输令学生望而生畏；如果变成舞台，那就是看演出，学生怎么会不喜欢？在课堂上，学生不仅能有知识的提高，而且能得到别样提升，诸如看事物的眼光、人生方向和自我价值的实现等等，教室变成了“教堂”，学生焉能不跟着老师激情飞扬？
新东方为什么能成功？俞敏洪的答案是：“新东方的成功不是成功在教材上，也不是成功在我的词汇量上，而是因为我们形成了新东方文化氛围，学生进入我们教室听老师讲了两三堂课之后，有点儿像吸鸦片一样，听了老师一两个小时，回家可能学习五六个小时，但一般的教育都是在课堂上听完了课之后，回家根本就不学了。”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沙云龙一口气谈到了新东方老师必备的十点素质：成功优秀者优先，人品刚正者入选，有潜质者入围。细说起来，要考量的素质包括创新意识，亦步亦趋不行，光COPY别人不行；自信自尊，老师形象是励志文化的身先示范者；激情，坚决摈弃木头疙瘩一样干巴巴的说教，相反，语速要快，表情要丰富，感情要投入，情绪要饱满；心理素质，温文、谦和，焦躁、肤浅要不得等等。
广州新东方并不满足。沙云龙这样估算，目前新东方培训份额才几万人，且大班教学，学费低廉，而全广州有七八百万人，一年不达到十多万人谈不上成功。言语间，很有些焦虑了。下一步，他们将在广州的每一个城区设立教学点，到年底估计可达五六个，以满足和方便广大英语学习者的求学需要。同时，在珠海、东莞、佛山等地进一步开设教学点。
广州新东方2000年开学典礼时，俞敏洪当时提出到2001年把广州托福、GRE80%的市场拿过来。现在可以说100%的市场都拿过来了。托福、GRE在六年前，新东方在全国就占据了80%的市场，目前新东方面临的竞争主要是基础英语教育。
其实，广州只不过是新东方“圈地运动”中的一个试点。2000年，新东方开始在广州、上海设立分校。通过实验发现，可以形成一套成熟的管理系统，可操作性、可复制性比较强。所以从2002年开始，武汉、西安、南京和天津成立分校；2003年，成都、重庆、深圳和沈阳等四个地方的分校相继成立。此外，扬州外国语学校和多伦多分校已经颇有起色。“圈地运动”的格局基本形成。
这样的进入方式是谨慎、稳妥的。但距离人们的期待还是慢了一拍。市场上出现了一些冒牌的新东方分校，他们不时能接到这样的举报电话。客观上看各地分校的建立，加大了成本。因为新建一个分校，场地、人员都要配套，管理成本无疑增加了。
为什么纷纷设立分校？俞敏洪认为，首先是现在全国外语培训市场太火热，新东方自然想抢先占领市场；第二，也是新东方发展战略的平衡所需，也是学生需求所需。比如，一个学生到北京来上一门课至少要花4000元，而在当地上学只需400元。从经济效益来说，学生到北京来上学无疑对我们更有利。但从方便学生和在市场中占据有利位置来说，我们走出去更有利。当然从宏观上来看，新东方的市场份额没有减少，而是扩大了。
目前的分校中，上海、广州和武汉办得很有气色，已经在当地打下了一片天地。新东方计划，在10所分校都办得十分到位，体系、模式和文化都很完善成熟后，新东方还将继续创办更多的分校，并且将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基础教育上，因为那是新东方的稳定力量。
看来，新一轮的“圈地运动”指日可待。

新东方蜕变新悬念

俞敏洪走到哪儿都是那副散淡平和的“北大平民”样儿。这个考进北大又被北大踢出来的家伙，已经成了“民间力量的符号”，成了正统的学院体制挤压和初生的民办教育栽培中诞生出来的一个奇迹。所以，你一听他开口，就能闻见一股亲切得让人时而发笑时而落泪的草根气息。
他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当你还是一棵小草时，没有理由让别人从遥远的地方就看到你，直到有一天你长成了一棵树，突出在地平线上。”
很朴素的一句话，很简单的常识，就让你记住了。这个已经“由小草长成树”的男人就有这个本事。
新东方的励志文化就是发端于类似的警句、格言、笑话。当初，俞敏洪面对昏昏欲睡的课堂，只想着怎样给大伙儿一个“激灵”，搞活气氛，就使出说“段子”的招儿，想不到效果出奇得好。以至这传统绵延至今，终成“正果”，成为新东方的一大特色。
新东方进入成熟期后，以成功学为底蕴的励志文化是否能支撑其未来的发展？这个问题曾在一些场合引发了质疑和争论。
曾跟踪采访新东方的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就曾指出：“新东方需要建立以教育理念为核心的企业文化。新东方精神能够支持早期、中期，但一定不能支持晚期。它普遍要求所有的老师要有魅力，语速要快，要有幽默，但大规模扩张之后，满足这样的条件太难了，过于特殊的教育理念不能支持产业扩张中的企业理念，因此需要在原有基础上有新的变革。”
俞敏洪已经在思考这样的改变了，但不是“变革”，而是“充实”。“励志文化将永远是新东方的精神核心，关键是怎么充实它。”
他在思考两件事：第一，当新东方扩张到全世界的时候，怎样把创业文化渗透到每个员工心里？第二，怎样选择合适的管理者来执行新东方的文化？
“励志文化就是一种从道德价值体系出发到个人奋斗的精神凝练，其核心首先就是榜样的力量。一个猥琐、卑鄙的人站在台上宣讲励志文化，大家会觉得很荒诞，像看猴戏一样。所以，管理者必须要有能力来运用、执行励志文化。”
他的奋斗史活脱脱就是励志文化现身说法的绝好典范。但要造就这样的管理者何其难！他还思考着要把个案励志变成文化励志，因此需要从中西方文化中大量汲取精神营养。
“励志文化可以很浅薄、很虚伪，也可以很真诚、很深厚。你把老子的《道德经》、孔子的《论语》和孟子、庄子的书连在一起，也可以成为励志文化，关键在你从什么角度去讲。老子的《道德经》，你可以当做出世文化去讲，也可以当做入世文化去讲，我在讲课时是把它当做入世文化去讲的。”
诚然，“今日新东方，已经成为一座人生发展、价值提升的培训堡垒，一代知识青年人生转折、命运上升的精神家园。”其中，励志文化功不可没。但应该看到，企业文化内化于企业的发展，同时更应该引领企业的发展。因此，不断充实、完善企业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是一个快速发展中的企业尤其需要及时跟进的。相信经过草创期十年实践的磨砺，从中西方文化的根须中吸取精神养分的励志文化将会更加刚健、成熟，真正成为新东方发展壮大的“引擎”。
如今的新东方已经展开了多元化发展的翅膀。出国英语在全国居垄断地位，但在新东方内部只占20%。从四、六级、考研到少儿英语、中小学英语，一环套一环，均匀发展，齐头并进，产品的价值链条渐已形成。
2003年，新东方扬州外国语学校成立，置地4000亩，投资2.2亿元。据说建得比任何一所贵族学校都漂亮，但每年收费只有8000元，在全国的民办学校中是最低的。道理很简单，俞敏洪是一个平民教育的积极推动者。
谁都知道，品牌转型是有风险的。从英语培训转到基础教育，据说当初股东们都很紧张。明摆着，怕不成功。可新东方硬是在第一年就做出了轰动效应，“非典”的横行也没能阻挡潮水一样的招生流，俞敏洪抱着“吐血”的打算动用了新东方比广告宣传更大的力量就是讲座，扬州市委书记亲自表态，除了俞敏洪进来不被隔离，其他人都被隔离。结果，演讲15天，招了1200个学生，报名的达到3000人。此情此景，舆论哗然：从来没有第一年能招到1000人以上的！甚至在扬州流传着一个笑话，某公安局副局长的孩子要到新东方来，考了三次都没及格，新东方于是坚决不收。结果副局长威胁校长说，说你是不是不想活了？这位校长向俞敏洪“呼告”：如果哪天我没了，就是他干的。
草创伊始，新东方扬州基础教育已经达到盈亏平衡了！俞敏洪豪情满怀地宣称。
新东方高歌猛进，下一步打算往高端走，准备在北京找一个400亩地，盖一个容纳800人的实用学院，内设电脑、英语专业等等。凭着多年的品牌，新东方进入绝对有优势。
新东方产业也发展得欣欣向荣。跟联想合作的远程教育总收入能够达到4000万，变成中国最大的英语教学网站；软件开发公司已经开发了30多个软件，背单词软件年销售量是15万套，销售量已经达到了2亿左右。
做得很杂，但围绕一个中心，就是从教育做到教育产业。人们看到，经历了痛苦转型后的新东方依然抱持着高远的理想追求，“教育最高的理想就是把教育办成文化，一个民族的改变是文化的改变，是民族思维的改变，这个思维改变是通过教育来的。虽然冒险，但为了实现这个教育理想，值。”
新东方真的做大了，但依然挑战重重。
“目前我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人才的挑战。”胡敏毫不讳言。对于快速拓展中的新东方来说，人才的增长远远赶不上品牌的拓展。
“新东方的人才危机不是来自没有人才，而是发展得太快，出现了大量的管理空缺。这批人进来后，一点都不了解新东方文化，一下子把他放在管理位置上，很可能就带有某种危害性。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提高、挖掘内部人员，另一方面引进外面的人才，对他们进行文化教育，使之符合新东方的要求。”俞敏洪的语速永远是在演讲状态，很“抓”人。
新东方对上市一直保持谨慎态度。俞敏洪肯定上市肯定会做，不管是子公司分拆出来，还是总公司上市。但是新东方会很慎重，因为一上市，就不得不被商业利益牵着鼻子走。比如说，股民每年需要至少10%的回报，那么为了迎合股民的需要不得不做一些短期内很赚钱的项目，但这样做又和新东方的企业文化、战略思想不相符合，结果就会出问题。
“中国的经济泡沫已经破灭了，新东方可以踏踏实实地来考虑这个问题。”已经从具体管理事务中抽身出来的俞敏洪有了更多精力思考战略问题了。
2003年，新东方终于向外界展开了一个漂亮的笑脸。而在此以前的三年内一直处于连续的动荡和不确定状态。由“诸侯割据”的分工格局转为以法律制度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其间的高层纷争演绎出的知识分子精神变异、导致的企业政治生态危机，从根本上导源于对民营经济的立法歧视和产权不清带来的恐慌感。
新东方到底是谁的？这个敏感的问题在《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以前的政策空间里一直困扰着雄心勃勃的俞敏洪们。这种“成长的烦恼”应该是中国民办学校共同的病灶。而做大了的新东方更是难以躲闪人们好奇打量的目光，所以不建校舍、玩“蚂蚁搬家”式的转移游戏，这些民办学校煞费苦心“曲线救国”的惯用手法，一直成为新东方饱受外界非议的焦点。据说，曾经有不少券商找到新东方，旋即就被吓跑了。因为产权不清。
“表面的风光难掩内心的落寞，舞曲奏响，他们只能徘徊在舞池的边沿。”《中华工商时报》记者鹏云的感叹算是写尽了彼时新东方繁华后面的无语凄凉。产权不清必然带来创业代的恐慌，纷争由此而起。
俞敏洪的自省多多少少有了一份风雨后的超然：“任何斗争都是源于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新东方结构的调整，必然涉及每个人利益和权力的重新调整。如果每个人现有的利益得不到保证，未来的预期又不明确，就会发生过激的反应。现在，从董事会到股东会，大家的战略思想一致，从根本上解决了个人的位置问题、未来稳定和预期问题，而且以法律保障的形式。”
从依托“哥们儿义气”、“热血男儿”的“家天下”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导入，新东方的转型历程是艰难、痛苦的，但阵痛已经过去，转型还没有结束。
又一道坎出现了。2003年9月2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简称ETS)、研究生入学管理委员会(简称GMAC)起诉新东方学校侵犯著作权及商标权纠纷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新东方败诉，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合计1000余万元人民币。
关心新东方的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问题：1000万元，对于新东方意味着什么？是“小意思”还是“大伤元气”？
徐小平代表新东方的发言是：新东方是能够从经济上承受这个打击的。这是一个严重打击，但不是毁灭性打击。我们不希望这个打击发生，但如果真的发生了就要勇敢面对。
“惟一的影响是，是使中国学生对考试出国留学的前途又产生了忧虑，产生了不确定感。不过，这个判决对新东方的教学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我们早已未雨绸缪，做了各种防范。从2001年开始，我们自行研发了TOFEL和GRE仿真题各20套，加上新东方购自美国的各种原版教材，现在又有了ETS和‘大百科’合作的托福题，基本够用了。”
新东方对于这个判决中有关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审理程序等方面，持有异议，已经决定要对这个判决提起上诉。
在徐小平的代言和此后的新东方声明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加理性、更加成熟同时更加负责任的新东方：
“新东方的成功，扎根于中国学生对新东方的信任。新东方的利益，已经与中国考生利益以及ETS考试的权威性紧紧联系在一起。由于我们的规模和成果，新东方已经成为被中国社会赋予了公共价值的承载者。因此，欲维护新东方的利益，我们的不二选择，就是寻求创造与ETS和中国学生的三赢局面！”
“请相信，新东方是一个在发展中不断告别过去、追求未来、不断自我完善的新型教育机构！我们不仅从过去的辉煌中获得动力，我们也善于从过去的失误中获得智慧！”
如果说刚刚完成转型的新东方获得了“凤凰涅磐”般的新生，那么面对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环境，作为中国民办教育的先锋品牌，新东方必将面临着更加艰难而痛苦的新的蜕变。

冲破体制之枷这里的革命静悄悄

见到徐正福，是在杭州的全国教育券研讨会上。作为演讲嘉宾，徐正福一上台却大谈椒江的酒文化：
“到过椒江的人就会发现这里和别的地方很不同。比如说喝酒，一上来一大桌子的人，如果喝啤酒，每人先发一瓶；如果喝红酒，就拿一个大杯一个小杯，都倒满。不像别的地方，一个一个地倒，喝完再依次斟满。我们这里不大讲规矩，但是讲效率。这就是效率。
“我们椒江的学校相对于以前来说，效率高，质量也有了提高。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目标之一是提高教学质量……”
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去过椒江。美丽的海滨小城，出产美味的海鲜、自由的海风和中国最早最活跃的股份制企业。在椒江的日子里，我发现当地旅游部门在推出“渔家风情游”外，还有一个独特的项目：“股份制明星企业考察游”。原来，椒江还是股份制企业发端的源头。
椒江旧称海门卫，是典型的港口小镇，隶属于台州。提起椒江，人们很容易想到它长期形成的“码头文化”，却不知“负山枕海”的台州有着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历史上曾融儒、释、道三教于一炉。后人将台州的地域文化归纳为两极：“硬气”与“灵气”。硬气，意指崇尚气节、求是务实的精神品格；灵气，则指“和而不同”、兼容创新的个性风格。
台州之所以成为股份制企业的源头，正是这种“台州式的硬气”与“灵气”的彰显。据说当年的台州人积极寻找出路，兼容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才首创了融集体企业与个体、私营企业之长于一身的股份合作企业。
经济快速发展的椒江面对的却是先天发育不足、后天营养失调的教育格局。
1999年椒江“初升高”比例为65.24%，距2005年的目标85%还有20个百分点，需要由此增加的投资年均超过2000万，是椒江区现行教育财政所无法承担的；另一方面，椒江现有承担高中阶段教育任务的8所学校，其中省级重点中学只有椒江中学一所，年招生数600人，约占初中升学人数的15%，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远远满足不了椒江人越来越迫切、旺盛的需求。
显然，欲增加教育尤其是优质教育供给，必须增加大量投入。靠教育财政又有限得很，怎么办？椒江教育界把目光转向了民间资金。
没错，这的确是一块易被忽略、未被开采的富矿，像零星的小火花散落在民间，可一旦凝聚、集中就会发出巨大的热力，不可小虚见。这时的椒江，股份制企业遍地开花，已占台州企业总数的65%到78%左右，且逐步迈入成熟规范期。
股份制企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资金的分散。社会可利用的资金更多的不是集中于少数大老板手中，而是散见于众多的小老板手中。
假如将这些分散的“不成气候”的资金投入到嗷嗷待哺的教育中，谁能说就成不了“大气候”呢？而且对于学校来说，这种融资方式更有利于保证资金的稳定，因为存在多个投资渠道，资本的份额也已被分散，作为投资者的单个个人、组织或团体的收入、收益的波动对学校的影响力已经被相应缩小了，这更有利于学校长期、稳定地发展。
越想路越宽，越想越坐不住了。
台州书生集团就在这样的试探中“分娩而出”。1996年底，32个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共同入股1200万元，资产规模达8000万元，成立全国第一家以股份制方式组建、以投资办学为主业的教育公司。
从这个火花被点燃起，椒江教育界就被一种平静却又热烈的激情鼓荡着。
那些难忘的不眠之夜，至今想起来徐正福心中都涌动着难言的情愫。
6年前的椒江，民办教育尚处在荒凉的初级阶段。没有人理解徐正福的积极倡议和推动，一个教育局长为什么对一所民办学校的出世抱有那么高的热情？除了利益驱动还能有什么？背后的眼光指指点点。
烦恼、委屈，他不是没有过。但是，认准了的事，他不轻易回头。
这和他的理念有关。台州股份制企业欣欣向荣的生命力，使徐正福对“自治”两个字有着深刻体会，认为未来的中国一定得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框架来改造社会。这个爱琢磨问题、好捣鼓点子的教育局长坚持认为，任何一种所有制只要能够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就是好的。所以，公办不见得都好，民办不见得都对，股份制能解决问题，就拿来。
看似简单的道理，却折腾了中国人多少年。解放思想，得蜕几层皮。
他们是在吃“第一只螃蟹”，当时全国对股份合作办学还有争议，情势很敏感。这一行动，后果如何？怀疑、求证，反反复复，好几个回合。
“当时一提股份制，教育界人士立马想到仅仅是实现利润最大化，与《社会力量办学条例》规定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相冲突，省里有领导认为‘教育股份制’的提法不妥，因此，讨论后决定将公司章程中有关营利分红的内容改为‘按照投资比例计算股息’，才算是过了这道关……
“1999年元旦，中央教育电视台怀着浓厚的兴趣专程赶到椒江，拍摄了专题片，认为这是中国教育体制的一个重大突破，具有非常积极的先锋意义。但后来听说片子在教育部没通过，不能播放。”书生教育公司总经理牟振彬回忆经历的风风雨雨，长吁了口气。
“教育股份制”就这样在初期“上层不认可、不能张扬”的气氛下推动着。它所建立的“双法人结构”基本由两部分构成，即以办学为目的的股份公司法人和由股份公司投资设立的学校法人。两个法人各负其责，借助制度相互制约，以解决教育的特殊性与市场、企业运作的特性的矛盾。而政府作为最终受益者，对学校办学进行调控管理和政策扶持。
台州鸿宇中学曾是当地名噪一时的民办学校，但2000年遭遇破产。破产的根由源于当前很多民办学校的通病：所有权和经营权都集中在同一人手上，没有良好的制度约束，盲目追求短期效益，投资风险过大。而椒江教育股份制的最大特点就在于规范了整个运行机制，从制度上加以约束。在双法人结构中，公司作为媒介，隔开了股东与资金和学校与管理，一方面避免了校长和总经理、投资人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又以制度制约了投资人通过收费来营利的任何可能性，为教育创造了健康发展的良性环境。
有人好奇：台州人投资教育的热情从何而来？
还得从文化里找说法。这就是崇尚气节、求是务实的台州文化，促使台州人更倾向于自力更生、运用自身的力量来化解所面临的困境。椒江教育投入的巨大缺口，使拥有资金的椒江人，萌生出投资教育的意念。当然，其中既有内在需要的精神动机，又有期待收益的资本寻利的驱动。教育股份制恰好就处在这个平衡点上。
最初民间的眼光是犹疑的。资本天然的寻利性遭遇政策的冰山，“分红”、“回报”的字眼在“不以营利为目的”的规定中显得几分触目。但政府积极推动，以6%—15%的合理回报给了中小投资者莫大的信心。
结果，头三年，没有一个股东提出拿回报，大家一致想到的是：继续扩股。对未来预期的信心巩固了中小企业主的投资热情。
兴奋、喜悦劲儿刚过，打击就接踵而来。
1998年由于中考成绩不理想，市场信心受到严重挫伤，加上当时书生中学管理存在的一些问题，导致招生形势非常严峻，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许多人也产生了“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担心和忧虑。
在这种形势下，椒江教育局派出陶仙法副局长担任书生中学常务副校长。
一个教育局副局长到民办学校当校长？实在让人匪夷所思。争议声又起。
“是全局教育重要，还是一个学校重要？”区领导质问徐正福。
全局当然重要，但作为改革实验园地的书生中学的成功更重要，它事关全局。徐正福理直气壮，顶住了压力。
陶仙法一上任就调整领导班子，加强学校管理和师资建设，迅速控制了局面，学校声誉日渐提高。三年后的今天，书生中学在当地已经完全站稳了脚跟，成为与当地椒江中学比肩的名牌学校，实现了“老百姓的名牌学校”的办学理想。2002年在校学生达2700余人，其中高中22个班，初中26个班，首次实现当年收支平衡并有节余。
几年后，有人给“备受争议”的徐正福“正名”道：“如果当年徐正福不坚决的话，椒江教育就没有今天的局面。”

冲破体制之枷“理想国”在萌芽

我没有想到推动“教育股份制”出台的主导力量竟是椒江区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在我的采访经验系统中，来自民间的办学力量总与当地的政府部门发生着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冲突，它们惯于“像黄鳝一样躲来躲去”地逃避着政府整肃的目光。但在椒江，这两种力量是如此默契地相融为一体。
“教育主管部门有责任心推动，对我们以后的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这是椒江‘教育股份制’的政策基础。”牟振彬特别强调说。
椒江区教育局对书生公司和书生中学提供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减免土地使用出让金，免收投资方向调节税、教育附加费；对外地应聘的教师，在职称、晋升、调资等方面与公立学校教师同等对待；对书生中学高一新生的招生与公立重点中学同样对待，新生可提前录取200名，学校免收资助费，由教育局按公立学校预算内生均经费补给书生中学，对200名以后录取的学生，按每生三年补助600元给书生中学。
说实话，这样的优惠政策确实令人眼热。自然就引起了一部分人的非议和疑虑。争议的焦点之一是，政府把生均经费拨给民办学校，有无必要以这种方式资助民校？
按照政策，书生中学的200个公费生应该每年每生有2500元的经费。但在非议声中，这个拨款中止了一年。依然是斗争，到第三年又恢复了，变成2000元。
再者，这种优惠政策岂不是导致了学校之间的不公平竞争？若是，又如何能说明“教育股份制”的制度优势？
椒江教育界出示的数据表明，在短短两年半的时间内，书生公司净资产由620万元增加至1700万元，通过融资，对书生中学的投资也由首期的1200万元增加至目前的5400万元，在校学生总数1346人，按椒江区各年级预算内生均经费加权计算，相当于节约年度财政经费130万元；政府投资2000万元组建椒江教育发展公司，对实行“教育股份制”改造的学校发挥融资作用，目前进入这一模式运行的学校总资产已经超过1个亿，国有资产的财务杠杆作用达到1比5以上。
“如果像创办书生中学这样规模的一所学校，靠全区财政渠道下拨的教育经费需要8年才能建成，这不能不说教育股份制为椒江教育事业注入了活力。”这个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试想若无“教育股份制”的制度优势，在椒江这个“大老板不多，小老板不少”的地方怎么能如此吸引巨额的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呢？
椒江教育股份制是地方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方式。这种制度创新有两个明显的优点，一是可以避免“搭便车”现象，二是可以大大降低创新成本的条件。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宗旨是为了鼓励竞争、鼓励创新、提高效率、增加供给、推动技术进步，最终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在卖方市场中，能够增加供给的产业政策是好的产业政策’。因此，在卖方市场中，以优惠政策鼓励、支持和扶持新进入者，不但不会破坏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恰恰相反，正是这种优惠政策不但立即改善了市场供给，更重要的是，由于市场垄断力量的削弱，将更有利于全部市场主体参与公平竞争。”参与这项改革的浙江大学吴华教授据此分析。
由于教育产业固有的“高成本、高投资、高风险”属性，如果政府不制定鼓励投资的优惠政策，民间资金就不会进入这一产业，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就难以建立起来，学校也就不会因市场压力而更加积极主动地改进教学，提高教育质量。
与显而易见的筹资优势相比，“教育股份制”对中国教育发展一个更为重要的贡献是揭示了建立学校法人制度和完善学校法人治理结构的一种现实途径。
学校法人制度的建立排除了政府对学校进行直接干预的可能性，而学校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则排除了投资人对学校进行直接干预的可能性，这样，学校依法独立自主经营就有了现实的基础。
与股份制办学中的“股份制学校”或“股份合作制学校”相比，“教育股份制”的制度设计还排除了投资人利用资本权力对学校进行不当干预的可能性。在椒江运行5年来，没有发生过投资人对学校的不当干预，而这种现象一直是影响许多民办学校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
现在，全国已有几十个省、地、市、县在有关社会力量办学的政府文件上，写入了“股份制办学”，使这种制度创新成果在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2000年，椒江教育界再一次成为传媒关注的焦点。书生教育集团公开招聘独立董事！倡导者就是椒江区教育局局长徐正福。这位“教育股份制”的积极推动者认为，股份制尽管避免了传统民办教育中投资人过深地介入学校运作造成的诸多矛盾，但由于股权集中，董事会由大股东“一统天下”，独立性很弱甚至造成政企不分。而独立董事的引入，正是打破局面的良好途径之一。
目前独立董事主要由徐正福、魏书生（教育改革家）和吴华（教育专家）担任。教育毕竟不同于一般企业，教育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会损害长远利益，需要教育行家进行指导；书生集团面临着进一步扩大投资规模的构想，而企业界对教育前景难免看不明朗，也希望有教育专家一起参与讨论。
书生教育集团创建5年来，从小到大，逐渐向集团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已成为台州地区民办教育的中坚力量。一份浙江教科相关课题研究报告指出，椒江“教育股份制” 对县级区域发展教育产业进行了成功的实践探索，其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高速成长性是这一办学模式制度优势的有力证据。
实践还表明，一个亲市场的政府及其产业政策是推动教育产业快速发展的基本条件。在椒江的实践中，政府在税收、教师待遇和招生等方面给予的优惠政策，对书生学校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当然，关键还在于政府观念的转变。作为政府部门，须树立这样两点思想：民办学校办好了，也是造福于当地经济；另外还帮政府节省了大量投入。
“书生学校3年投入了1个亿，而椒江区政府3年来用于整个区教育投入也只有1个亿。另外，支持民办学校发展，群众的教育选择余地大了；对公立学校也会产生良性冲击，质量竞争成为最后的决胜利器。当然，鼓励民办学校发展，政府手中的权力自然削弱了。但政府的出发点究竟是为了事业的发展还是为手中的权力增值？”牟振彬深有感触。
当然，椒江教育股份制改革的成功有其不可忽视的独特性，那就是良好的政府官员素质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因此不能不看到，这种制度创新带有某种“偶然性”因素和“个人化”色彩。而一个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则应当摈弃非制度化的干扰因素，从根本上杜绝权力寻租空间的产生。尤其需要警惕的是，这种政府参与、主导的股份制办学，可能会给政府争夺控制权甚至假规范为名强行接管等不良现象留下方便之门。因此，必须从制度上加以防范和规避潜在的风险，教育股份制尚待在实践中继续完善。
“无论国办民办，共育四有新人”，这12个大字是椒江区委、区政府送给书生中学的题词。其中的含义令人思之甚远。
徐正福的思考却远远没有结束。书生中学实行的是校长经营责任制，好的体制应该激活学校的发展。但是不久，徐正福就发现，光有一个好的体制还是不够的。“如果体制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听不到许多民办学校破产的消息了。”可见，有了机制和文化，还远远不够。
不断遇到阻碍的实践就这样推动着现代学校制度的理念破土而出。
教育股份制是现代学校制度的核心，是生产关系中的一种所有制形式，衡量所有制的标准就是效率和成本。实现现代学校制度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教育生产力，它至少包含体制、机制和文化三方面内容，用16个字概括为：“面向市场，服务社会，利益共享，学校自治”。
一些专家认为“面向市场”的提法不妥，尚存在着争议。徐正福则认为，“面向市场”，就是一切以市场选择为导向，体制是竞争核心。
利益共享。在椒江，教师是一种职业，没有公办教师和民办教师的区分，民办教师可以享受公办的待遇；将民办机制引入到公办学校中，产生了“名师”、“人力资本产权”概念，据说椒江教师的年收入至少比周边地区高上两三万元，椒江真的成了教师心中的“香格里拉”。
学校自治。这是现代教育的最高境界，在现阶段也许只能是一种理想。“我们想在公立学校建董事会，有利于校长办学自主权的落实，有利于学校教师积极性的发挥，有利于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当然，现在条件还没有成熟。”
现代学校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政府专注于制度建设和公平保障，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完善学校法人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学校依法自主经营；以利益共享和自治精神为核心，建立权责明确、合理高效的学校管理体系。
椒江教育界的体验是：“它既不是单纯的学校管理问题，也不能限定为微观层面的学校经营问题，它要处理的是关于政府、市场、学校和社会的全面关系。它既不是纯粹‘干中学’（摸着石头过河）的产物，也不是完全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在实践中思考，在思考中实践的持续探索过程，是理想的追求与现实的约束相互牵引的过程。”
椒江提出的“现代学校制度”建构问题，一度受到专家学者的质疑。但是，教育“理想国”就是在这样反复的质疑和敲打中，绽开第一片新叶的。

冲破体制之枷“杂交稻”能否推广？

1993年6月18日，浙江机械工业宁波培训中心建成。
1993年10月8日，万里汽车驾驶学校建成。
1994年1月18日，浙江机械工业宁波职工大学建成。
1995年3月16日，宁波万里国际学校建成。
1995年5月10日，宁波万里职业技术学校建成。
1997年8月11日，宁波万里国际幼儿园建成。
1998年2月18日，宁波万里中等专业学校组成。
1999年3月3日，浙江万里学院筹建。
这份长长的年表记录的是一个民办教育集团的裂变型发展之路。6年办了8所学校，且屡获成功。徐亚芬和万里集团的名字早已成为宁波乃至全国教育界的一个闪亮的符号，成为“创新”、“变革”、“奇迹”的代名词。
我只见过徐亚芬一次。两年前的那次采访，让我有幸见到了这位传说中的女能人。印象突出的是，她语速极快，行走如风，江南女人特有的温婉和职业化的干练如此奇妙地融合在她身上。我后来留意到，经历了十年发展蕴育而成的“万里精神”处处都可见徐亚芬个人风格、性格魅力的投影。
比如，“万里人视效率、质量为生命，要求以最高的效率做出最好的质量；”
“万里人对任何事情只要有1%希望就要尽100%努力；”
“万里人受到挫折从不怨天尤人，而是从自身的角度进行反省；”
“万里人处事态度：对周围一切心存感激，提倡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在零距离接触万里、远距离思考万里之时，我常常会涌出这样的感慨：万里模式有理论上的普适性，但又有着绝对的独特性。一个难以“克隆”的标本。
每一个传奇后面都有一个令人击掌唏嘘的故事。
“我们要用20年时间，不花国家一分钱，从这里起步创办全国第一个从幼儿园到大学都齐全的教育集团。成功了，所有资产归国家；失败了，由我个人承担损失！”
1993年6月18日，在宁波市区一间破旧教室里，36岁的徐亚芬面对着全体教职工慷慨陈词。
那时的徐亚芬刚从公立学校“杀”出来。1992年，她就任宁波机械学校的党委副书记。600个学生的学校，竟有200个老师！人浮于事、教育资源利用率极低的现象使她强烈地感受到，传统教育体制的积弊是制约教育发展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学校存在着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困境，但另一方面教育资源又在严重浪费。在此体制下，教师的积极性无法激活，教育质量每况愈下……
“市场经济的大潮已经冲击到各行各业，教育领域却还因袭着计划经济的陈旧体制，不打破现状，教育就永无活力！”徐亚芬萌生了要办一所完全自收自支、机制灵活的学校。
1993年5月，她和另一位志同道合者应雄接管了濒临倒闭的宁波机械局职工学校，将其更名为培训中心，开始了大胆的教改尝试。
这番破釜沉舟的开学演讲引来的却是底下一阵不以为然的嗤笑。
“明摆着嘛，这个破学校连国家拨款都办不好，光靠你徐亚芬能顶用？！”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徐亚芬的那番“宏愿”：赚了归国家，亏了自己承担。这个徐亚芬唱的是哪出戏？真是“傻气”得可以！
一时间，原来留下来的15名教师纷纷打调动报告，相继离开了学校，只有应雄支持她。
就在徐亚芬和应雄东奔西走招兵买马时，市政府某部门的一个电话让徐亚芬十分震惊。对方的口气不容置疑，相当严厉：立即停办培训中心，否则后果自负！
她一下子懵了头，又伤心又委屈：我办学到底有什么错？！事后她得知，有人向省里、市里告状，说她徐亚芬其实是打着办教育的幌子来赚钱！
徐亚芬有口莫辩，走投无路，一跺脚闯进分管教育的副市长办公室。她讲了很多，她的梦想，她的艰难，不被人理解的烦恼和痛苦……到最后，几乎是声泪俱下。
副市长被感动了，一拍桌子，义无反顾：“我支持你！”
1993年9月1日，万里教育集团的前身——浙江宁波培训中心如期开课。第一批中专外贸英语班经宁波自考办统考，成绩名列前茅。
今天的万里，从创业时的两个人发展到现在1500余名教职工，从当初接管的36名学生发展到现在1.2万余在校生，从职业培训起步发展到现在涵盖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三大类型，教育总投资突破6亿元。
与此同时，万里的教学质量也在不断快速提升。从1997年至今，万里国际学校高中部连续一次性全部通过各科省证书会考，并达到省1级水平；英语特色教育、自主式教学、“学生点老师”等教学模式的创新都带来了丰硕的成果。就在众多的民办学校面临着生源不足的窘境时，万里的在校生规模却急剧扩充，招生计划数与生源数高达1∶5。
徐亚芬最自豪的是，万里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三个第一：组建了中国第一家教育集团；在中国国家报刊上率先提出了教育经济一体化的概念；承接了中国第一家普通高校的改制工作，在原国有高校基础上引入民办机制办学的，浙江万里学院是全国第一家。
1998年11月，万里集团投资8000万元将濒临倒闭的原浙江农技师专收编，改制成了大学，并在宁波高教园区征地1000亩，一期已建成12万平方米校舍。目前在校生已达5200人左右，并正向万人大学的目标迈进。改制后的万里学院，不仅在办学层次和教学质量上迈上了新台阶，而且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使学院的固定资产总值相当于建校50年来固定资产总值的1.5倍！万里在短短的时间里探索出了一条国办高校在不增加国家财政投入的条件下，如何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办学、促进学校自主发展的新路。
这种“国有、事办、民营”模式的特点是，所有权与办学权分离，学院的国有性质不变，但改变了投资主体，适度引用市场或民营机制，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在教育界，“万里模式”被称之为“杂交稻”，意即既能享受公办学校的体制优势，又能运用民办学校的灵活机制。
如果说国有民营二级学院作为公立大学内部的一个子系统，一直在教育界颇受争议的话，那么万里学院的尝试则为公立大学民营化率先提供了一个成功的版本，这种独特的模式在公立大学办学体制改革中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
民办教育学者邬大光对万里模式的现实意义做了这样的解读：“公共产品民营化，在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始终归属于公共产品，公益性成为教育的最高原则或惟一原则。万里学院的出现，已经使教育的公共产品出现了一条裂缝。对于这一现象在中国的走向，目前还很难给出一个令人接受的结论。”
教育民营在一些西方国家已经成为一种潮流，近年来在国内的教育界也听到类似的呼声。但邬大光的发问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公立大学改制预示着公立大学的改革方向，还是预示着公立大学的危机？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步履维艰，是否会落到公立大学的身上？对这一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部分公立大学是否会像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那样，在市场经济的大浪淘沙中，逐步迟出历史的舞台？公立大学是否只有找到一个类似于万里集团的‘托管方’，才能走出困境？”

冲破体制之枷徐亚芬的孤独

头顶无数光环的徐亚芬却是孤独的。这种孤独不是来自荣誉、鲜花造成的“成名累”，而是来自万里模式在教育界的不可类比的独特性。
确实，它不同于一般的公立学校：
引入市场经济的成本概念。严格成本核算，按高效、精简、勤俭的原则使教育资源得到最佳配置，降低了办学成本。
接受市场经济的评价机制。既有政府部门认可，更听从学生和家长的信息反馈，接受市场和社会的监督，据说每个新加盟万里的教师，都要进行转轨教育，这对于习惯于在国立学校工作的教师来说是个痛苦的过程，需要“嬗变”和转化。
把握市场经济供求规律。万里创办各类学校都选择了最佳时期，就是得益于对市场的准确把握，每一次决策都依托严格的市场调研、市场预测，预测社会的需求，预测家长对价格的心理承受能力，等等。
建立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在万里工作的老师都希望学校严格管理，消除学校的“短板效应”。大家将万里当成自己生存和发展的载体，万里人深深懂得一条真理：如果学校因1%的教师工作懈怠而导致学校声誉低下，就可能导致99%的职工利益受损。
同时，万里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民办学校：
坚持所有收费都纳入国家财政专户，然后按教育用途逐项下拨，从制度上保证所有办学经费100%用于教育。作为集团一把手的董事长没有财务签字权，做到了有权的不管钱、有签字权的总裁受制约，在源头上杜绝腐败现象的滋生。
所有办学所形成的固定资产都登记为国有资产，这是坚持办学的公益性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办学的固定资产成为国有资产大大激发了教师的成就感、安全感、归属感，使学校能够健康发展。
倡导以教师为本的管理理念，将国有的事业单位编制与民办学校的灵活用人机制有机结合，有别于一般的私立学校视教师为“打工仔”的偏颇。倡导教职工心态的“绿色”氛围，万里强调多研究“物”（事物的客观规律），少研究“人”（人际关系），使学校无线无派，包容性大。
在民办教育界，鲜有人认同万里模式是属于民办教育。理由很简单，万里享受了政府的优惠政策，它的发展也得益于国有资源的融入。
北京教科院王文源副研究员则反驳道：“我认为万里是一种很成功的、很值得推广的模式。但是现在民办教育界对此存在着争议，认为万里不是真民办，不能代表以后的发展方向。这恰恰是一种狭隘的观念，他们总认为只有完全是自己发展起来，不要政府一点参与才是真正的民办。其实真正的民办还是应该根据机构的设立主体或办学者是非公/非政府来确定。万里的投资主体肯定不是公，虽然政府给了它一块资源让它去开发、利用。浙江省政府对它十分支持，一是给它学校，让它用民营机制去开发；二是在全国民办教育中它是惟一注册为‘国有事业单位’的教育机构。所以它享受了体制内的优势，成功了，我觉得中国的民办教育恰恰应该走这条路。”
他认为，由于政府资源有限，所以应该有选择、有目的地让有效的资源投入到有发展前景的学校中去，这符合我们整个教育的发展现状和财政状况，也符合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现状。
8年后，当我站在万里国际学校气势恢弘的现代化校舍前，看着绿草坪上孩子们雀跃的身影，设施先进的教学楼、试验楼和艺术馆，想起万里裂变型的产业发展之路、颇具轰动的成长效应，不禁暗自纳闷：是什么支撑着徐亚芬作出了当初的承诺？她后悔过吗？
现在的万里是一个拥有数以亿计的财团，但万里人始终信守着当初的承诺：这几亿资产全部归国家所有。“这是一群搞党务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没有国家一分钱拨款的情况下，以教养学，用滚雪球的方式积累资金来办学。这是一群无私的真正致力于教育事业的人。”浙江教委副主任黄新茂作出如是评价。
就在众多的民办学校为产权归属的政策制约深深困扰时，“万里模式”也在业界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有人说，万里的出现和徐亚芬个人的人格魅力、思想风格息息相关。从办学者的思想境界来说无疑是可钦佩的，但从教育产业的发展来说，这种“杂交稻”难以大面积推广。毕竟，教育不是创办者几个人的短期行为，它需要几代人的传承接替，发展过程难免曲折兴衰，现有产权不明晰，很可能构成将来的法律纠纷或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当我就此向徐亚芬提出疑问时，她的态度却很坚决：“即便是民办教育立法，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产权归个人。产权归属的私有化会损害教育的公益性，投身教育者从一开始就应具有奉献精神。”
对于办学资产必须严格作为国有资产，徐亚芬表现出近乎固执的态度。她认为，首先，家长在付学生的集资时，含有捐款成分，所以办学资产应该为国有资产；其二，因为办学效果具有滞后性，如果学校经营不善导致倒闭，是由政府主管部门收拾这个烂摊子，所以不能形成办学兴旺时由董事会收费，出现问题时由政府承担的局面。
“因为办学具有公益性质，所以政府对学校不收税，而且有些企业家兴办的学校，政府都予以减免该企业税款，如果办学资产归个人所有，或以盈利分红，那么政府就应收取相当税金（国外就分营利学校和非营利学校，营利学校政府规定要收取税金）。因此，万里尽管没有国家投入但办学形成的所有固定资产都应该成为国有资产。”她再三强调道。
徐亚芬坦言，在各种场合的民办学校会议上，她的观点常常使其成为“异类”。但她笃信，只要民办教育的相关政策到位，作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精品”，“万里模式”会在全国遍地开花的。
《促进法》的出台终于给了云遮雾罩的产权问题一个清晰的说法：民办学校存续期间，产权归投资者所有；停办之后，产权归属国家。其实，万里独特的“民办归公”模式在民办教育界不乏同行者，远在江西的蓝天学院在于果的遗嘱里早已成为国家财产，这种个人精神支撑下的产权模式在一个制度化的环境中没有倡导、效仿的必要，但我们有必要对这种精神、情操永远保持一份深深的敬意。

冲破体制之枷加州之旅

如果熊全龙没有那趟加州之行，如果他去了加州没有到罗斯密学区，如果在小小的学区里没有遭遇那个日裔领导人……
可是，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在长兴，这个宁静的浙北小城，人们突然面临着众多的造访者——教授、专家、记者、官员,纷至沓来，欣喜、惶惑之余一下子变得手足无措起来。他们不知道，一场自长兴而起的“头脑风暴”正悄悄席卷中国教育界。
而那个“如果”命题，事后再三地被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们在不同场合嗟叹、击掌以至扼腕。
是什么成全了熊全龙，成全了长兴？
2000年11月，时任长兴县教育局长的熊全龙是带着满脑子的问号赴美国加州考察的。
作为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和浙江省的“教育强县”，长兴教育的发展仍面临着诸多困扰。其中最突出的是，教育发展仍滞后于经济发展，现有的公办教育资源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无法满足长兴人对基础教育和优质教育的需求。
“长兴要普及15年教育，如果单靠政府投入来迅速解决教育资源匮乏问题，难度很大啊！”刚刚上任不久的熊全龙对问题症结早已了然于胸，意欲“痛定思痛”来个“休克疗法”。一条可能的路径就摆在面前：给民办教育添把柴，让火烧起来！摆脱观念束缚，热忱拥抱民间资本！
那时，环顾长兴，依然是公办学校的天下，只有清泉武校和华盛中学两所民办学校，也只是初具规模，不大起眼，招生很困难，哪里能与公办学校分庭抗礼呢。说扶持，没有人去上学，怎么扶持？
还有一个难题，就是没有人愿意上职高，职高入学率相对于普高只有0.73∶1，而省里规定的标准是一定要达到1∶1。
如何打破这种“非均衡”？如何激活这潭止水，让它快速流动起来？
2000年11月2日，熊全龙随教育考察团到美国罗斯密学区考察，内容是了解高中以下学校的管理和教学情况。当时正值加州大选前夕，在一些需要全民表决的问题中，该学区的一位日裔女领导人的讲话吸引了他：“公立学校能不能得到经费，将取决于学生家长是否愿意把学券交给学校……”
据说，这位日裔女士的英语讲得还不大流利，翻译很费了些功夫才领会了其意。熊全龙的脑子却琢磨开了。
“我发现当地教育的财政拨款方式和中国不太一样。在中国，学校多属公办，各级政府用公共资金开办学校，老百姓去公立学校上学，因为学费低，等于间接享受了政府的教育补贴。但在加州，却是另一种体制：对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一视同仁，公共财政中的教育补贴不是拨给学校，而是通过教育券直接发到学生手中。”
比如说，加州公共财政中的教育经费平摊到每个学生头上，一年有3000美元，那就直接给每个学生发放3000美元的教育券；学生拿着教育券自由选择学校，学校收了教育券，再去政府领钱。除此之外，公立学校不再从公共财政获得其他资金。
熊全龙眼前一亮。“加州和长兴都是财政出钱办教育，但拨款体制的差异，带来的激励效应却大不一样：加州通过把教育经费折合成教育券，承担了义务教育的责任；同时，消费者有权择校，这样一来，各校之间的竞争就很直接了，不论公立私立，哪个学校提高的教育服务好，招收的学生就多，拿到的教育券也多，从政府获得的资金就越多。”
回头看看长兴这两年的经济发展迅速，当地人的教育需求随之高涨，外来资金开始投资教育。但是，民办和公办学校平等竞争的环境还未形成。那么，加州教育券能否“拿来”为此助一臂之力呢？
但“拿来”还须改良，明摆着，国情不一样呀。长兴的问题必须“对症下药”，可以先在处于弱势地位的民办学校和职高中发放教育券，只要有学生选，就有钱拿，办学的积极性不是一下子就提高了吗？学生负担少了，恐怕也会做选择的考虑。
加州之旅带回了鲜活的思想，还有熊全龙一颗激荡的心。试验意味着什么？可能成功，可能失败。成了，长兴教育这盘棋就走活了；败了，败了又有什么呢？“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熊全龙深谙每一步改革意味着什么，这使得长兴教育券的运作从一开始就有了投石问路的意味。
2001年夏天，《长兴县教育局关于教育券使用办法的通知》正式出台。《通知》规定：教育券主要面向民办学校和职业类学校的学生，2001年9月起，凡就读民办学校的义务阶段新生，可获得一张面额为500元的教育券；报名就读职业学校的新生可获得一张面额为300元的教育券。开学后，学校把教育券交到教育局，在审核确有此生到该校入学后，教育局根据教育券数额拨给该校相应的款额。
2002年，《长兴县贫困学生档案》建立，县教育局向贫困学生发放贫困助学教育券。
2003年4月的一天，我在长兴县教育局办公室看到了后来引发了众多关注和争议的教育券。谁也无法想象，正是这一张张印制精美、有着不同面值标识的纸券，竟掀起了长兴内外的教育革命，被称为“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探索事件”。

冲破体制之枷四两拨千金？

这些孩子着一色的红衫、功夫裤，最小的不过六七岁，最大的有十四五岁了。在空旷的广场上一字排开，音乐声起，立马蹬腿、跨步、腾跃、翻滚，一招一式，有板有眼。
“坐如钟，站如松，行如风……”乐声激越，观者亦心动。
这是清泉武校的孩子们为欢迎前来参观的客人所做的例行表演。这里面朝太湖，背倚兰香山，清风徐来，波澜不兴。中国武术里除了功夫的操练，更讲究“精”“气”“神”的涵养。我心下暗想，温州人周清泉算是选对了地方。
周清泉，自幼习武，师出名门。留一个大背头，唇上一丛浓须，极其醒目。静坐时双腿盘膝，像如来打坐；行动时敏捷如猴，想是职业作风。他谈办学理念，比如“文韬武略，以文为重”，“一张一弛，有文有武”，全是来自中华武术的精髓。
选择武校的孩子大都迷恋功夫片里的不凡身手，纹身的、工读学校不要的学生都有，所以,在武校你会经常听到一个词：转化。转化者，成功教育也。
清泉探索的是使每一个孩子都成为成功者的教育。在承继武术传统的同时，更注重人格的养成、人文精神的传承，六七年的时间打出了自己的特色牌。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侯靖方称其是“长兴的品牌，湖州的窗口，省里的重点”。
周清泉向我谈起了学校的办学成绩，言语间多了几许轻快：自1994年创办以来，武校的初、高中学生毕业率均达100%。职高毕业生有700名，就业率100%。其中400多人走上了公安和企事业单位保安岗位，200多人入伍，30人走进了大学校园。
但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只因姓“民”而不姓“公”，几年来的招生总是进展缓慢。在长兴教育界，流传着一个关于清泉武校招生的“经典案例”：有一年为了招生花了10万元打广告，结果来了一个学生。“说实话，你学校办得再好，总是民办的，家长把孩子送过来总不如公办的踏实。社会上对民办学校的认识还没到那一步。”
1994年创办时只招收了70多名学生，2001年学生数量达到600多人。但囿于社会上对民办学校认识的观念偏差，招生遭遇困境。
2001年5月10日，100多名就读清泉武校的义务教育阶段的长兴籍学生拿到了政府发放的500元教育券，凭此冲抵学杂费。
2002年，武校招生迅速上升到1000人。以前，清泉武校每年只能招40余名长兴籍学生，发放教育券后，该校已招收290名长兴籍学生，招生增加250人，增幅较大。
“教育券带来的资金并不大，但它表明了政府的导向性，大家看到这所学校政府这么重视，观念慢慢就变了。”周清泉说，为办学他先后已投入3000多万元，到目前为止，清泉武校已拿到教育券的有200多名学生，这部分资金总计不到10万元，但这笔钱比给他几百万还管用！
这就是后来让经济学家周其仁感叹不已的“四两拨千斤”的力量：“这个信号大着哪！”在2003年4月的全国教育券理论与政策研讨会上，这位为教育券实践热烈鼓呼的北大教授在发言中依然难抑激动。
面对蜂拥而来的媒体记者，熊全龙算的是另一本账：清泉武校已投资3000多万元，如果政府办，政府没有钱，武校实际上承担了一部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义务，为政府解忧啊！政府该不该扶持？
此种视角，此种胸怀，在为政者中恰恰稀缺得很。我想起了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陶西平的一番感叹：新建了一所民办学校，有些人会习惯地想，举办人又从这所学校里赚了多少钱；但还有另一种视角，有一些人会想，这所民办学校会给政府的公共教育经费节约多少钱。
诚然，不同的思考会带来不同的政策，自然结出不同的果子。
走进长兴，我意外地发现这里最漂亮的房子不是县府大院，而是学校；不是公立学校，而是民办的、股份制的、国有民营的。宽敞的广场、新式教学楼、令人神往的跑道，空气中飘荡着清新、活泼的气息。而在一个僻静的路口，我好不容易才找到县政府的门牌，陈旧的两座小楼里弥漫着经年失修的灰扑扑的气息——说实话，我有些惊异：这是我见过的最简陋的县政府大楼。
这种强烈的对照，或许能够昭示些什么。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我们并不缺少现代化的政府大楼，缺少的正是现代化的思维，一种在流动中发散的、多元的生命气息。
华盛虹溪中学是一所很年轻的学校。2001年浙江华盛建设有限公司投入资金4500万元，县教育局出资500万元联合新建，成为长兴县第一所股份制中学。与此同时，就在县城的另一端，规划投入1.5亿元的长兴金陵高级中学项目正在洽谈中。2003年底将建成，占地300亩，计划设置60个班。届时，将与华盛虹溪、长兴中学形成三足鼎立之势，那时民办和公办的赛跑才真正开始，新“三国演义”才真正拉开帷幕。
客观来看，两年来，参与教育券计划的学生达到5046人。然而这其中，处于义务教育阶段而选择民办教育的学生总数，加起来只有51人。换句话说，只有1.1％的受益者来自义务教育阶段的自主择校。但就在这两年，已经有3亿县以外的资金到长兴投资办学，民办学校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且投资规模远远超过了长兴县自身的财政能力。当然很难说这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但可以肯定，教育券制必将刺激、动员更多的资源流入教育。
1.1%带来的是3亿民间投资。与其说制度的变化让投资者看到了希望，毋宁说制度带来的信号向人们昭示着，“主事者开始用一种平等的眼光看待民办教育，民办学校开始享受‘国民待遇’。”有媒体发出感叹：“对投资者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回报呢！长此下去，民办教育的繁荣不就指日可待了吗？”更重要的是，教育券的象征意义已远远大于其经济意义，它表明政府正从教育的微观领域悄然身退，正从统治者走向管理者，甚至服务者。在此过程中，不要忽视制度创新带来的破坏性，教育券托举的并非仅仅是民间资金进入教育的信心，更是向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举起了改革之剑。
长兴的教育券实验已经开始风生水起，但在熊全龙取得“真经”的地方——美国加州罗斯密学区，就在他离开4天后的全民投票中，教育券被否决，支持比例还不到30％。其实，在美国选举史中，教育券提案至少已被提出过10次，都以极大差距被否决了；时至今日，全美只有零星的几个地方实行了这一制度。
作为一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一生中提出了众多的政策建议，对美国乃至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惟独他提出的教育券(school voucher)理论，多年来却一直处于众多的争议之中，至今也只在美国的局部地区得到试验。
其中最根本的障碍在于由此引发的违宪之争。争论的焦点是能否把纳税人的钱交给教会学校，从而涉嫌背离美国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还有一种不可忽视的强大阻力，就是来自公立教师工会的抗议。像所有的变革必须以摧毁既得利益的堡垒为代价一样，教育券的制度安排也面临着同样的“冰山”。
但长兴走通了，乃是一种基于国情的“来自民间的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需要本土知识的。“花开了，果子结了，但吃还要等等。”在长兴，一位年轻的私立中学老师对当地教育的发展如此展望。此时，所有的预言都显得空洞而渺茫，但有一点是真实的：果子结出来了——尽管是一枚青涩的果子。

冲破体制之枷教育券风暴

周其仁，国内第一个到长兴考察的经济学家。他的热情来自对现行公立教育垄断弊端的种种洞悉，亦来自对民营生命力的深刻体察。“为什么要用统一的标准制造那么多一样的人？”他的反复诘问让人不由想到弗氏同样犀利的省思，“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使人们一致，而是我们受到过多的一致性的威胁。我们的问题是扶植多样化，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另一种代替的制度会比公立学校制度更为有效得多。”
“政府办教育，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行政垄断。我们是自上而下，规定一套大纲，一套教材，一套教法，要中国人适应未来。民营有什么好处？它是发散的，多元的，它在一切方向上的探索可能就是对的，它比整体划一的错误机会要高。它有市场限制，你这个学校办得不好，学生就不来了，你就没有出路。不是说民间办学不会出错，我们政府办学也会出错，问题是出错的概率和纠错的机制是不同的。”
周其仁是在美国从网上看到这条消息的：中国浙江长兴开始实行教育券制。其时是2002年6月，长兴实验刚刚涉入浅水区。这位头发银白的中年学者激动不已：怎么可能啊？美国50年没有干成的事，中国的一个小县城怎么就成了呢？他一回国就马不停蹄地奔赴长兴，现在算起来不下三次。
“教育券思想其实很简单，中国的大学据我所知，已经进行了这种小范围的革命。一张饭票通行全校，饭票流动，增加了选择，有了竞争，饭菜质量就上去了。食堂的管理行为就改变了。很简单吧，弗里德曼的东西都这么简单。但弗里德曼的东西简单到并非任何人都能接受，因为它触犯了既得利益。把票发给学生，食堂就被选了嘛；把票发给食堂，食堂就居垄断地位。
“要刺激私立学校发展，采用教育券有帮助。你好好办，你跟公立学校有平等的起跑线，就有学生到你这里来。没有学券制改革呢，你是争那个补充性的市场，或者争那个非常小的特殊市场。这是我们今天研究的重点：穷国办大教育，怎么更好地动员社会资源进入教育领域？我觉得长兴这个点很要紧。”
这不由让人想起陶西平那个经典的“如果论”：如果民办教育有大的发展，那么就在教育规模扩大的同时节约了公共教育经费；如果节约的教育经费用于公办教育，那么就在增加教育经费的同时改善了办学条件。将这个假设延伸开去，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如何发展民办教育？如何解决教育经费？现在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没有！教育券有没有可能成为其中的一条可行路径？可能！那么，还等什么呢？！
逻辑就是这么简单，像弗氏的思想一样简单。但是，这简单如此直接地切入核心，让人无法躲闪隐藏其后的不能承受之重。弗氏质疑：孩子的所有教育在同一幢楼里完成，这明智吗？为什么不可以通过教育券提供更多的选择？为什么不可以让他们花一部分教育券在一个地方学习数学，在另一个地方学习英语或科学？
这种类似孩童般的天真大胆的发问，正开启了教育发展困境中的一扇门，亮光透进来了：自由选择必然会带来竞争，竞争会带来更多的好学校，不论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这个开放的市场必然要求“政府部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迅速萎缩”。
扩大规模，扩大试点。长兴已经把火点燃了，一场新的竞赛开始了，这个比赛还没有结果。周其仁热情洋溢的鼓呼后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悬念。
与此同时，茅于轼先生对于教育券的中国前途，从经济学的视角作了更为审慎的判断。如果一套制度安排解决了价格问题，那它就是成功的。教育券没有解决价格问题，就永远不会解决教育资源的流动问题。这个根本缺陷决定了长兴教育券只是一种过渡形式，它必将向更规范的市场制度迈进，将来教育券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后，会退出这个领域。
经济学上有个常识：凡是能够强化竞争的创新行为，大概总能改善行为的效率。“但教育券竞争的结果是什么？是不是好的学校拿到更多的教育券？差的学校会不会退出竞争？如果我们总的教育投入就这么多，你怎么吸引更多的投资流进来呢？如果学校的总数不改变，淘汰也是一句空话。淘汰的学校学生上哪儿上学去呢？没有好的学校扩大，学生上学的问题就不能解决。”
诚然，教育券的实施关涉到现有的教育财政投入体制、人事管理制度和工资分配制度，更有赖地方的经济基础。在这一场触及制度层面的变革进程中，长兴还会遭遇多少暗礁？那些在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中涉水的公办民办学校将如何面对这一场来自大洋彼岸的风暴呢？
现在，真的有人在仔细地算这笔账，算算教育券对于民办学校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对于国家意味着什么。一个叫陈辉的浙江省人大代表已在今年上书，提议省内扩大教育券试点。这笔账算得令人鼓舞：假设国家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一年要投入费用5000元，而对选择民办学校的学生补偿500元或800元，如果有1000个学生选择民办学校，那么就可以省下一大笔投入。而选择民办学校的1000个学生，则可以支撑起一个民办学校。
已经有抢先一步“拿来”的了。2001年深圳市教育局提出，对享受义务教育者提供教育券，让学生自主择校就读，以教育券代替学费，并将其明确列入未来教育发展大纲。
针对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问题，有经济学家大胆设想：“如果全国农民都按着他的份额拿到教育券带着走，可以大范围兑现，对教育投资的城市化影响将会有多大！”与此同时，全国一些县市纷纷前往长兴取经，意欲在当地试点、推广。
疾呼、掌声、批判、争议，教育券掀起的“头脑风暴”激荡着每一个关注中国教育问题的人士，以及每一位渴望寻找创新路径的实干家。
长兴之火，能否燎原？拭目以待吧！

民办大学“战国策”“三国演义”

中国民办大学已经进入“战国时代”。
北京、西安、南昌,总能看到类似的场景：火车站长长的甬道旁，纷纷争相“露脸”的新、老民办大学直夺人的眼球；街头转悠的公交车身上民办大学的广告，早已成为人们眼里烂熟的流动风景；大大小小的媒体，写着、播着、唱着，都是招生的消息，空气中弥漫着发酵的味道，带着些时不我待的恐慌、期望，甚至背水一战的决绝……
已经有人用“厮杀”来形容竞争的激烈了。就在这种由远及近的“厮杀”声中，民办大学是实实在在地被推到了中国教育市场的前台。在20年的发展历程中，由一个“伴跑者”的角色渐渐成长为某种意义上的“领跑者”形象，它笨拙、滑稽然而执著的奔跑姿态是值得人们关注并尊敬的。
有一些数字是不应被忘却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有民办高校1300多所，在校总人数在150万人以上，其中经教育部批准具有学历文凭颁发资格的民办大学有122所，在校总人数接近100万。今天，在东部、南部，这些“中国制造”最富活力的输出地带，至少有50万以上的职业技术人才就“出产”于这些“拾遗补缺”的民办高校。
20年风雨，大浪淘沙中一批优秀的民办高校渐立潮头，披荆斩棘中“三国演义”的格局初定，形成了以西安为龙头，北京、江西等省市共同繁荣的三足鼎立之势。
不妨从江西说起。红土地上的生存环境是贫瘠、恶劣的，因为先天的底子薄，又处内陆腹地，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但20年的功夫，江西民办高校开荒拓土，恍然间已撑起了整个高教的半壁江山。目前共有51所民办高校，其中7所可以颁发国家学历证书，21所属学历文凭考试试点院校。民办高校数量和在校生数分别是全省普通高校的112.5%和31.58%。
被称为民办教育界“四大理论人物”之一的王文源，对江西的民办高校有个很公允的评价：“它的办学也是很有特色的，只不过叫得没西安那么响亮。”
“叫得不响”，在热闹的市场营销时代，显然有“落伍”的嫌疑，同时又透着股“求根固本”的踏实劲儿,厚道、诚实、本分。蓝天学院院长于果说出了江西民办大学的共性。因为叫得不响，所以埋头做事。谁都知道，为了争夺注意力，“叫”的成本相当不低。有人给西安和江西的民办高校算了一笔账：西安一所学校每年的宣传费用起码在1000万上下，而江西大概就两三百万。如果一年招1万学生的话，西安的民办高校平均招一个学生要摊上1000元的宣传费用，而江西的一个学生才占200元的宣传费，完全可以少收学生800元钱。收费低，自然就成了江西民办高校最有力的竞争优势。
所以江西的民办高校不约而同地倡导办平民大学，收费适中，一般家庭基本可以接受。“其实，收费高并不代表质量好。现在我们就是花两三百万的广告宣传费，同样可以招到想要的学生，同时有利于扩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番自信的表白不知有没有说出江西民校的共同心声。
江西的校长们姿态大都很谦和，典型代表就是于果和章跃进。他们都坦承没有西安的老兄们那么“敢喊敢叫”，并低调地表示，江西的整体竞争力比北京要“弱”。说这些话时，他们目光坦白，心态平和。这也是江西人的聪明，不由得让人在心里暗暗地就给他们加了分。
当然，他们头脑清醒，看得清别人的“花招”，只是不说破而已。比如，有些学校作宣传，“亢奋”到把未来的发展前景都写进了里面，让人产生既成事实的幻觉。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派，他们非不能，乃不为也。是为本分。
当然，他们更懂得换位思考、理解同行。比如，分析西安的竞争环境，他们认为那里的群体优势明显，竞争当然激烈，假如闷声不吭，很快就有被淹没的危机。假如自己的学校生在黄土高坡上，难保不是喊得最凶的。
但是，如果你以为江西的老表们“本分”到守株待兔、固守城池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从招生、教学到就业，从强调特色到面向市场，他们一样没拉下，且在培养方向的市场适应性、就业率的稳定攀爬上，已经做得相当系统、成熟了。在南方中小企业的就业岗位上，江西毕业生的群体特色、优势已经有口皆碑了。
红土地上能砸出民办大学的声响，校长们不得不承认，“这几年，江西省委省政府对民办高校还是很支持。”1989年机构改革，省教育厅就设立了社会力量办学处，当时在全国也只有两家，充分证明了江西对民办学校有深刻的认识和远见。尤其是江西老表们上全国开会时，一碰上很多省的民办学校叫苦连天，他们的幸福感就油然涌上心头。
瞅着全国民办大学的发展声势愈来愈大，江西暗自也焦虑，也检讨：江西民办高校在校生规模是10.3万人，比西安要小；江西的学校还有点“小富即安”的思想，觉得基本满足，过得去就可以，缺乏“闯劲”，所以江西要提速，要向西安的老兄小弟们学习，加强宣传意识、竞争意识。
这股子谦逊和坦诚，着实让人折服。平心而论，江西的高教资源在全国来说是很薄弱的，“江西崛起”靠的什么？穷省办大教育，从哪里着手？藏智于民，开智于民，答案就是这么简单。江西的民办高校在这点上劳苦功高。
放眼全局，江西的整体竞争力似乎缺乏令人叫绝的“底牌”，但起步较早，经验丰富，且作风低调，稳扎稳打，在未来的“三国演义”中，江西应当能成为百舸争流中一艘不会落伍的船舰。
北京的民办大学说起来总有些“难为情”，说尴尬还不准确，内里又透着种让人看着着急的“紧张感”，不明不白受屈的“幽怨”。
人们惯常把中华社会大学作为北京乃至中国民办高校的“始祖”。在北京见到李燕杰——北京自修大学的创办人，他的语气又焦灼又无奈。如果较真的话，北京自修大学可以算得上是新时期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它的盛极一时很可以说明“自修”这种形式的高教所具有的深厚的民间基础。但不知为什么，它的声名就这样被无声地淹没了，资金的困窘使得这个昔日的“宠儿”显出了身处市场经济浪潮中的尴尬。风光既已不再，看着豪情依然的李燕杰辛苦奔走宣讲他的教育艺术学和“大学梦”，不禁有今夕何夕之感。
所以，梳理北京民校的发展历程，不小心就会扶弄出几份沧海桑田的历史感来。也难怪，第一所民办高校、民办中学都诞生在皇城根下，这里是中国民办教育的起点，因之北京民校的发展在全国有示范意义。不论是搞学历教育、学历文凭，还是自考助考，都是北京先咬的第一口梨。
北京的民办大学不外乎两类:一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老字辈”，大都出自一批热血的老教育工作者之手，十几年如一日，靠学费自我积累滚动发展；二是以吉利大学为代表的“新生代” ，倾资本之力，高起点投入，在极短时间很快赢得同一起跑的机会，其势锐不可挡，令人刮目相看。谁将会代表中国民办高校的发展方向？难说得很。
说起来，民办高校有三类：学历教育校，可以颁发教育部承认的学历，招生时纳入统一的高校招生计划；学历文凭校，在自考的基础上，学校有部分课程的考试权利，颁发自考证书；自考助考校，由学校授课，全部课程参加高教自考，颁发自考证书。
北京市现有民办高校近百所，在校生11万人，其中学历教育校4所，学历文凭校31所。一句话，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整体层次有待提高。横向对比，北京缺乏西安的齐头并进、群体效应，又少了江西的那一份踏实沉稳,叫人看了干着急。
去年有件大事可让北京的民校伤了回心。2002年4月3日，中国十大万人民办高校评选结果揭晓，其中5所来自西安，北京没有一家民办高校入选。
在当下民办大学的评价指标中，规模是最具竞争力的标杆吗？
“当然，”王文源回答。这是第一回合的较量中首先必须正视的“尺度”：“在目前双向选择的情况下，规模说明了它有持久赢利的能力，有市场。就像一件产品质量再好，如果没有市场占有量，很难说它是好产品。在同样的领域里，它有比较大的市场分额，说明了它的特色有市场。”
热热闹闹的颁奖台上竟没有北京民校的影子。媒体报道，北京的民办教育界人士表现得比较平静。难说私下不无酸楚，不无懊恼。
酸楚在于北京1982年就有了第一所民办高校，却没有因时顺势进入市场化运作，此乃制约北京民校发展之大碍；懊恼在于北京1996年、1997年走错了几步，采取了近乎自杀性的政策，如不允许北京的民办大学到外地招收学生，其结果是难成规模；还有的,无奈地价太高，一直没能摆脱租校舍、以短训为基础的初级格局，而西安、江西很快进入了自有校舍、全日制、寄宿制的中期发展阶段。
眼下，北京民校正经历着“冬天的寒冷”，生源的严重流失让相当一部分学校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据估计，北京民办高校生源流失在20%左右。内中缘由在学费上，外地民校所收费用至少要比北京便宜30%。
现在，恍悟过来的北京民校开始挖空心思在招生的市场上动脑筋。据说，他们已经瞄准西安的招生人员了，因为西安学校在招生大战中总是赢家，所以北京有学校专门到西安去“挖角儿”。
在优胜劣汰的无情风雨中，北京的民校已经有了自省意识，开始了苦练内功。近期传出“17所民办高校联合办学，共同打造教育航母”的消息，资源共享，诚信自律，以期提升民校品牌。下一步北京市规划设置10所左右的民办高职学校，给民办教育发展以上升空间。
看好北京民校发展空间的大有人在。北京的地缘优势太明显了——经济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一流高校的中心。“它没有理由不成为民办高教的中心，什么时候出来只是迟早的问题。北京目前的状态只是个短暂的历史过程，依着肥沃的土地，有雨水，有种子，长树长草只是时间的问题。你看见山南的草地已经早早地长起来了，但从长远来看未必有它长得好。”
西安外事学院院长黄藤的结论几乎不容置疑：“北京终将成为中国民办高教的‘高地’，北京一定会超越西安！”
对于高调、好胜的西安民校来说，这个结论无异于有点“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颇伤自尊。从眼下西安诸校表现出的咄咄逼人势头，很难否认它所具有的竞争实力。丁祖诒就曾宣称“中国民办高教的硅谷”已经转移到西安了。
规模和质量、特色与效益，民办高校的竞争拼来拼去，不外乎是围绕着这两张牌较劲。而这几年，闹腾得最红火的莫过于西安了。深居西北内陆，经济欠发达，文化土层却不薄。公办高校林立，教育资源丰富，教授、副教授一抓一大把，天然的师资库。在这当儿，民办高校攒着劲儿往上长，比着拼着盖校舍、比规模,招生大战闹得不可开交。
思源和欧亚，都是属于超常规跳跃式发展起来的，外事和西译则是滚动发展起来的典范，西安民校蓬勃生长的态势，在业界被称为“西安现象”。
西安的学校有着突出的群体示范效应，你追我赶，好不热闹。有华屋筑成者，表示要建“百年名校”；校舍平平者，声称在“苦练内功”。每一所都有可以言说的资本：思源，“白鹿原上的新奇迹”；欧亚，杜城古堡里“桃花依旧笑春风”；西译，有“太乙近天都，西译壮天都”的慨然之气;外事，有鱼化龙的附会传说……
陕西现有民办大学66所，其中有权颁发学历文凭的院校5所，实施学历文凭试点的院校32所，总资产约20亿元人民币；当地民办高校在校生人数相当于当地公办高校的40%，民办高校总数为全国的5．2％，在校生数为全国的14．2％。办学规模、综合实力在全国都遥遥领先，成为西部一道亮丽的风景。
现在，陕西的政府官员动不动就脸上放光地对外宣称，我们陕西有两件宝贝，就是民办学校和兵马俑。
西安的一位民校校长总结道：“西安过去的发展得益于政策制度发展的不完备和政府的支持。”此话乍听让人闹不明白，其实是新生事物刚冒头时，政府“不管”就是最大的扶持。说陕西省在民校发展上做“甩手掌柜”也不确切，1996年他们就在全国率先颁布了《社会力量办学条例》，2000年陕西省政府明确规定民办大学与公办大学享有同等法律地位等一系列政策。就在外省对民办学校“规范”多于“鼓励”、“管理”多于“扶持”时，陕西的眼光和远见让它现在能名正言顺地回味果实的甘甜了。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全国普通高校连续三年扩招之时，西安的几所万人高校却获得了跳跃式发展，有的学校甚至创造了“一年招一所大学”的神话。直看得人心慌眼热。
西安的招生主要面向全国，经常要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牵制。但是每年6、7月份，只要你到全国各大中心城市的一些酒店去走走，就会发现这些“招生博览会”上少不了的就是西安民校的影子，鲜明突出，红红火火。在招生的市场化运作上，西安堪称全国翘楚。
在外面敢冲敢打，在家里更是敢喊敢叫。据说，前几年西安民校的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了，明明暗暗的“小花招”大家都使了不少，时不时地还爆出一些“猛料”，让当地的媒体乐不可支。现在，和西安的校长面对面论及招生时，他们的表情已经很泰然了：我们这些上了规模的学校每年想招的基本能招满，有了各自的地盘，还争抢个啥？
竞争就是这样由无序走向有序。西安的民校也随之由“春秋”而入“战国”，竞争门槛越来越高，“小鱼小虾”难以立足，优胜劣汰的法则在进一步发挥作用。
眼下，西安的万人民校不约而同打出了“由规模扩张转入质量效益发展之路”的旗号，宣称要构建新的规模、质量和效益的综合平台。是真正理性的回归，还是招生严峻形势下的现实选择？不大好说。但在外部，西安民校重组的大幕确乎已经拉开。据说，陕西省教育厅将在民办大学中推行联合办学、兼并发展的策略，民办高校要走强强互动、强弱联合之路。预计到2005年，陕西万人以上的民办高校力争达到10所。
理性来看，西安的民办高校有虚热的成分，盲目比拼校舍面积、学生人数、建筑风格、造价等等。在这些重金打造的诗意校园后面，是负债经营带来的沉重负担；在各高校竞相罗织的新口号、新概念的后面，凸显的是不可忽视的“理论贫困”；家族式管理或企业式管理带来的弊端开始浮出水面。
西安的民校在历史的长河中会不会逐步失去它今天的地位和影响？设若当外省都采取积极的扶持政策，当国家的法律体系渐趋完备，西安能不能依然挺立潮头浪尖？这种设想应该最能让西安民校们产生些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否则，沾沾自喜的浮躁和抱残守缺的保守，会很快断送西安民校的花盛期。可以展望的是，凭借良好的先机和丰富的高教资源，西安的民校必将是一支颇具竞争力的劲旅。至于能否独领风骚？真是难说得很。
“三国演义”的大幕已经拉开，竞相繁荣的多极化发展态势初现端倪。群雄逐鹿，谁主沉浮？其实，一切结论都为时过早。在中国民办大学年轻的生命岁月中，大多数时间和精力不过是在积蓄生存的力量，寻找“活着”的空间，那么在以后的发展中，该收拾心情实实在在地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了。

民办大学“战国策”招生“红与黑”

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
一位程先生向一家媒体披露，他的女儿才8岁，却收到了高考录取通知书，上面赫然写着：“程丽同学，你已被我校中文专业录取……学费2000元，住宿费1100元……”通知书盖有学校公章，收件人的地址和姓名也分毫不差。难道上小学的女儿真被大学录取了？程先生试着给那所大学打去电话，学校却说通知书发错了，绝对不收小学生。
下面的新闻则真的是“新闻”了。
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下南乡希远村村民梁秀英今年已经70多岁了，长期在家务农，从小就没上过学。7月18日，梁老太却收到一封来自广东某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梁秀英同学，经研究决定录取你为我校电子专业的2001级新生，报名时间为9月10日至12日。另一张报名须知上注明入学的学费、住宿费共计4500元，一次交清。听到这个消息，梁老太一头雾水。
就在我从网上读到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昨日”旧闻时，日历正翻在7月26日上。一个和昨天、明天并没有什么两样的日子。半个月前，我刚刚结束了对西安、郑州和南昌等地中国知名民办大学的阶段性采访，刚刚和那里的师生、校长进行过交流，刚刚在那些位于城市边缘的诗意校园里栖息、思考过。那里的确不同于我记忆中的任何中国大学，那里没有古老的门楼，象征着深厚的历史和人文内涵的遗迹荡然无存，即便是古典的建筑群，周身也散发着突兀的、青春的气息。
“我们的学校就和我们一样年轻，年轻就有希望。”一个刚满20岁的女孩这样对我说，她自信的神情近乎让人感到轻率。
就在那时，她所在的那所大学的同学和老师已经在路上了,招生的路上。还有一些正驻扎在某个城市的某个宾馆，等待“招生高峰”的来临；或者奔波在某个小城的大街小巷，向家长们不厌其烦地介绍“我们学校”。
不同于我们在报纸、网上读到的那些轻松甚至滑稽得让人发笑的招生故事，有些故事是酸涩甚至悲壮的，它就弥漫在民办大学不为人察觉的空间里，被忽略、被遗忘甚至被有意无意地屏蔽，仅仅因为这些故事的主角是人们异样目光中的“另类”。
“办学过程中最艰难的是什么时候？”这是采访中我最喜欢问的问题。面对每一位民办大学校长时，这样的问题常常令他们陷入艰难的述说中。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年轻的校长，他的学校才刚刚过四周岁。
“2000年。”他几乎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那些日子对于他是难以忘怀的。一个关于招生的非正常事件。
“那一年，我们的两位老师到内蒙招生，不幸殉职……”他惯常的笑容变得酸涩起来，“非常可惜……”
正是暑假招生季节。几位老师带车出外招生，这是效率最高的招生方式，随机、方便。他们的目标是东北三省，本来已经完成了招生任务。但在返回西安的途中，他们听说内蒙赤峰市的生源很不错，就想绕道继续去宣传招生。
那时学校刚刚起步，品牌的影响力还没完全打开。另外，开拓一个新的生源基地的同时，还能和当地的人才交流中心建立人事代理关系，为学生的就业打开渠道。
车子是在下午3点翻的，在葫芦岛赶往赤峰的路上。其实，快要到赤峰了，但是车子就翻了，撞到了桥墩上，摔在了桥下。两位老师当场殉职，一位45岁，一位31岁，后者是个女老师。
一切是在瞬间发生的。司机还是学校车队队长，非常有经验的驾驶员。他懊悔莫及，想不到“小河沟里翻船”。大约是路太远，人太乏。
非常时期，非常事件，身为校长的压力可想而知。
一切还得继续进行。招生是民办大学永远的话题。就在他回顾往事的当儿，外面还有15辆校车在奔波招生。
类似的偶然事件或许在许多学校里已经发生。但是，生活依然按它固有的逻辑在发生、展开。招生季节，依然有大大小小的报纸在渲染着民办大学招生的种种“红与黑”，可笑的，荒唐的。可是，几乎很少人注意到，正是这些“游民部落”、“传销式队伍”喂饱了媒体饥饿的版面的同时，他们正经历着中国民办高校草创期直接面对市场的种种磨砺以及痛楚。
因为出身草莽，所以不合规范不成规矩，所以鲜活、泼辣如野草；因为面目陌生笑容生涩，所以社会瞧着像怪物，长得挺快，却认知度低。这就是被“妖魔化”或被“边缘化”的所有根源。
这些出现在媒体上的文字，我已经很熟稔了：“民办大学是实实在在、明火执仗地这样做的，为了生存，无孔不入，乃至不择手段。于是就出现民办大学招生的无序竞争：招生简章妙笔生花，胡编乱造，招摇撞骗；老生拉新生，一个600元；伪造报纸头版头条，渲染吹嘘办学的成功经验；搞入学奖励，学生一进校门就能得到一份意外的财气；派出招生间谍，潜伏到竞争对手内部，挖墙角，搞‘策反’。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不少民办大学还内设‘防特反奸特别小组’，去年招生期间，有所民办大学还查出了外校来的‘探子’。”
越读越心惊肉跳，岌岌可危乃至草木皆兵。
不可否认，每天几乎都有这样的“憾事”在发生。诸如，录取小学生，错招老太太，这样的新闻在充当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料之余，更为民办大学的“不成体统”和“旁门左道”提供了佐证。
荒唐背后是刀光剑影的生源大战，激烈到使出浑身解数，十八般武艺一一过尽。大家伙纷纷效法的捷径就是打通招生办或学校校长的“关节”，网罗大量落榜生的地址和信息，漫天邮寄通知书，于是，一个中学毕业生可以收到三四十封录取通知书，也就不奇怪了。尽管教育部已有规定，民办高校招收的学生必须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至少应是初中毕业生,但是错招小学生的笑话还是屡屡发生。
面对这样一群以地毯式轰炸的方式占领招生市场的“战士”，人们惯常仰望高等教育的视线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疑问和睥睨，高尚感受挫，圣洁感遁形。
这些已经烂熟的情节年复一年地在城市的火车站上演，这里面散发的混乱无序的气息久已为媒体和专家们所诟病。透过字里行间，我看到的是一幅幅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营销图”。我不由地想起，当手递广告第一次出现在城市的路口、街道，那些五颜六色的传单上常常推销的是耐用不耐用的生活消费品，媒体和公众几乎众口一词地指斥这种“商业手段”的无孔不入扰乱了市场秩序，但是今天，行走在商业世界中的人们早已等闲视之了。
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注定要载入中国民办大学的发展史中。
时间：8月初到9月中旬。这时，暑假招生的努力已经开始结出果子，但关键时刻也到了。有一个词在民校会经常听到：巩固率。招生宣传由此进入高潮，竞争由此更加惨烈。
地点：火车站。可以入选的典型城市是北京、西安、南昌。
场景：几十家“民办高校接站摊位”一字排开，像一队队长龙。摊位前大多数是在校大学生，他们或是守着摊儿，或是四处游走，递送传单，或是等火车到站的时候，赶到出站口接客，上下奔走，不亦乐乎。
这样的活儿看似轻松，其实工作量挺大。还得拿出点苦守苦熬的劲儿，比如有些火车深夜到站，就要保证24小时摊位有人，轮到夜班的，就得熬夜。
这是民办高校学生的特殊经历：接站或发简章，一天下来，可以得到六七十元的报酬。招到一名学生，招生者有提成，不同的学校数额不等，少则三四百元，多则上千元，学费有了不说，还“锻炼了自己”。据说，从中还诞生了一批吃招生饭的“招生代理”。
近年来，普通高校的连年扩招使多数民办高校的招生遭遇困境。招生成为民办高校常年攻关的主题：从年初便开始准备招生工作，2、3月份到全国各地人才中心建立联系；4、5月份印发招生简章；6、7月进入全面宣传；8月份严阵以待，接送新生；及至到了9月份开学，弦也不能松下来，还要“巩固”入学率。
通常最通行、最有效的招生方式是派专人与各地的人才市场或人才交流中心建立咨询代理点，或下到基层设立招生点。对于许多民办大学在校生来说，这是他们体验社会的机会，也是勤工俭学的方式。
“第一次下去招生，很刺激，很辛苦，也很骄傲。” 许多民校学生告诉我。在他们的描述中，我听到了许多颇具特色的名词。比如，招生首先要“布点”，选择哪些中学作为招生对象；接着，要“踩点”，瞄准重点对象，衡量可能性；其次是“蹲点”，要坚持不懈守下去；还有“探点”，学校领导会赶到招生点进行慰问，给大家鼓劲。
生源就是生命线，很多学校为争夺生源不惜抛出巨额回报作为诱饵。不少在校生因此成为经验丰富的招生人员，他们获取的回报足以支付就学的费用。据说，这个“第二职业”的利润也吸引了一些公办大学生。
招生“猫论”成为许多民校校长奉行的准则：不论黑猫、白猫，招来学生就是好猫。其间的招生策略，据说是“花招迭出”，招生代理们对里对外都讳莫如深。
曾经与一位招生策划人士探讨过民办高校的招生问题。这位资深的策划人士曾经给一些民办高校做过几次堪称经典的招生案例，因而成为不少民办高校校长办公室的座上宾。他的拿手好戏是，从市场的角度衡量该所学校具有的社会价值，从中提炼概念进行包装，从而形成富于吸引力的亮点予以推出。其中，当然少不了媒体的造势。
这套完全市场营销的运作策略让我心生疑虑：在这些“包装”、“概念”的后面，如何能保证信息的真实公开性？这种商业化的策划方式是否有损高教的公正和竞争的公平？
这位人士却驳斥道：民办高教从一开始就降生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注定了它必须学会在市场中走路，从招生到就业，都要接受市场的检验和洗礼。传统的公办高校一直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招生都有计划指标，及至形成了种种僵化的弊端。许多人只看到民办大学招生中的无序、混乱，却看不到正是这种类似“自由市场”的竞争将高教带入市场化的轨道，竞争会带来好学校的脱颖而出。这恰恰是民办高教的真正价值所在，也是它的优势体现。
值得肯定的是，招生大战中的“红与黑”乃是市场竞争中的必然产物。就像我们不会再为一两个制假窝点的曝光而惊呼一样，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终会使竞争中的种种“黑”不断还原为“红”，优胜劣汰的法则终会将一个成熟、规范的市场呈现给社会。

民办大学“战国策”“40万年薪”的神话终结

2002年6月10日，对于西译学子来说，本来是一个值得兴奋和骄傲的日子。
翠华山麓，世纪楼前。由中国贸促会组织、以世界500强为主体的41家大型企业组成的“西部大开发人力资源考察团”正对大三在校学生进行现场招聘。
由于西译当年毕业的近4000名应届生早在5月底已经被600多家三资企业招聘一空，这41家企业只能预订三年级的在校本科生。
招聘台前，考官严肃、近乎挑剔的提问，学生紧张却又自信地回答。这是西译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和最高规格的校园招聘会，也是对西译学子综合实力的全面大检阅。
之后，陕西几乎所有的媒体争相报道了这一新闻。《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在现场做了专访后，于6月12日头版头条以“民办高校育人有方，世界500强预订210名西译学生，一名大三女生年薪40万”为题发表了署名文章。报道形象地再现了当时招聘的场面：
……西安翻译学院这次招聘会的“工作语言”是英语。为了考查学生的英语水平，这些久经招聘“沙场”的人力资源部门经理们要求学生用英语回答问题。西译学生流畅的英语口语和应变能力赢得了用人单位的好评。
“世界500强进军中国，首要的就是要寻求本土化人才。西译培养的是复合型、实用型英语人才，正好符合他们的需要。”西安翻译学院院长丁祖诒说，此次40多家跨国公司到西安翻译学院招聘200多名学生，看重的正是学生的综合优势。
……今天，由于招聘企业对学生兴趣浓厚，原定两个小时的招聘会又延迟了一个小时。最后，参加应聘的1000名学生中，有210人与用人单位达成了意向。英语系本科三年级学生郝媛被中澳北京菲达乳制品有限公司看中，以年薪40—50万元预先录用。公司总经理陈锐光说：“录用人才我是认真的，不是作秀。聘用郝媛，看中的是她的综合素质，我相信她能为公司创造效益。”
一时间，“西译大三女生40万年薪”的神话轰动全国，人们对此褒贬不一。感到振奋者有之，惊叹民办大学的实力让人刮目相看；质疑、揶揄者有之，认为民校学生竟能问鼎高额年薪，看来是炒作无疑。
一石激起千层浪。媒体闻风而动。《北京青年报》率先提出质疑，继之发展到否定招聘的真实性。
6月17日，北青报发表题为“质疑大三女生年薪40万”的文章，认为此事“有炒作之嫌”。“谁都知道现在的就业市场不容乐观，大学生就业工资也在下调。一个学校何德何能，竟让这么多‘买方’独吊一棵树，甚至只能预订三年级学生，或者调高将近一倍的工资？用人单位好不容易盼来了‘买方市场’，难道真会反其道而行之？”
19日，接着发表了题为“‘大三女生年薪40万’有误”一文，披露“贸促会不承认组团”、“陈瑞光不承认招聘”、“中青报无可奉告”即“不能谈”，用“三不”全盘否定了招聘事实。
24日，发表题为“人才价格乱乱乱”的文章，写到：“此时此刻，正是招生的绝对高潮。而作为一家民办高校，招不招得来生源，关乎生死存亡。这个节骨眼上，有学生能拿到40万年薪，还是大三学生、还是预定、还为女性，‘来吧！来我们学校会有大好的就业前途！’一个让所有人都读得懂的信息。……而且不难看出，学校与某全国性的报纸有着异乎寻常的关系。当宣传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出现时，可信度就会成百倍地增长，西安翻译学院应是深谙此道者。”
这三篇报道直接将中青报的报道打为“假新闻”，把学校和公司的行为认定是“炒作”。很快，此举引发了新闻媒体和网站的追踪狂潮。一时间，新闻标题相当招眼，如“引爆”、“地震”之类的字眼频频出现在媒体版面上，有指责“40万刺激众多学子”、“40万年薪有违常规”的，也有反思“缘何40万年薪莫名惊诧？”、“民办高校何时才能迎来春天？”此外，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香港《民报》、凤凰卫视、《大公报》等皆以显要位置报道这一消息，并据此判断，中国内地人才观和用人制度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北青报的这些报道最为严重的是，贬低了一贯视诚信为生命的西译声誉，伤害了当时25000名西译学生的感情，严重地干扰了世界500强西译大预聘本可实现的意向，致使西译大三女生年薪40万及210名有预聘意向的莘莘学子的前途化为泡影，西译被迫维权。”在西译的网站上，赫然可见师生们的愤慨。
西译在起诉中称：被告《北京青年报》刊登了三篇全面否定这次招聘活动的文章，全面攻击原告的招聘是“虚假、不真实”的，对原告名誉进行了侵犯。为及时挽回损失，原告只好采取在北京及陕西媒体公开发表声明，挽回负面影响。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并令其在同等的版面位置上，为原告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同时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0万元。
《北京青年报》代理人辩称，该报的报道是在行使正常的舆论监督权力，是对郝媛被预先高薪聘用的新闻真实性质疑，文章中没有使用指向西译的任何过激文字，不构成对其名誉权的侵害。西译提供的视听等材料也不具真实性，不能作为证据，要求西译向法庭提交北京菲达食品有限公司发给郝媛的受聘或预聘合同。
经过一天半的审理，法院认为，2002年6月10日，北京菲达乳制品公司陈瑞光与学院学生郝媛面谈后，表示公司愿以高薪招聘一名该院的学生，预计年薪在40万到50万元，此言论属于事实。被告的文章歪曲了招聘活动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会对原告的评价，损害了原告在社会上的声誉，构成了对原告名誉权的侵犯。
基于以上原因，8月10日，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当庭作出了一审判决，西安翻译学院胜诉。
法院判决最主要的证据依据——西译提供的一盘录像带。录像里陈瑞光的原话是：“我受公司董事会之托，为公司物色一位亚太地区市场拓展部经理，我感觉我们的学生素质非常高，所以我会把一位同学的资料传给董事会。我想这份工作应该是会有很丰厚的年薪，大概年薪应该会是在40万至50万。”
被告认为，这个录像经过技术处理，真实性值得怀疑，不能作为证据。陈瑞光的话并不能证明中澳北京菲达乳制品有限公司年薪40万预聘郝媛，最关键的是不管是预聘还是正式聘用都应该以合同为依据，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有没有约束这个40万或50万的法律意义上的合同，如果没有有效的合同，任何价码都是没有意义的。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北青报方面表示：“出现这样的结果我们很意外，我们感到法律的公正和记者的尊严都受到了挑战。我们要将官司进行到底，以维护记者和新闻监督的合法权益。”
接着，北青报向西安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10月8日，西安市中级法院终审判决认定，报社作为大众传媒机构，对其刊载文章的内容应该做到客观真实。“被告已构成对原告西安翻译学院的名誉侵权，除公开赔礼道歉之外，给予原告8.4万元经济赔偿……”
民办西安翻译学院告倒了《北京青年报》，这桩轰动全国的“西译大三女生40万年薪”名誉侵权案被《现代教育报》等诸多媒体列入中国教育2002年十件大事。
《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等十多家中央新闻媒体纷纷撰文评论：“西译不为钱不图名，就是要想借这么一个案例，纠正人们对民办教育的认识偏差。”
事后，丁祖诒发表看法说，年薪40万预聘郝媛只是当时双方达成的一个意向，至于一年以后会不会变动很难说。但是如果没有后来的风波，60%的预聘可以实现。可是这么一弄，预聘全黄了。对西译学子来说，损失无疑很大。
而这个神话中的女主角郝媛，毕业后受聘于浙江省政府部门。听说年薪不菲。
2003年3月，由北京83家企业组成的“西译2003年专场招聘会”又在西译召开了，对4400名应届毕业生中剩余的1200名进行招聘。结果，83家企业陆续和200名应届毕业生签定了聘用合同。
前来招聘的美国达美航空公司首席代表毕诺礼先生向记者坦言，此次积极来西译考察招聘，是带着强烈的好奇心的，只为了破译一个秘密，即去年世界500强西译大招聘的秘密！西译真的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吗？西译学生真的有那么好的素质吗？
“西译学生真的很棒！”此行让他破天荒地改变了以前只面向中国“正规院校”招聘学生的做法。
看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6月20日是各高校开始招生的日子，这就使得整个事件的发生罩上了复杂的背景。是偶然事件，还是周密策划？是新闻媒体的哗众取宠，还是民校招生大战的策略？
丁祖诒坚持认为：“在这件事上，有些媒体违背了新闻的真实性，是对民办大学的根本歧视，也是民办高校相互倾轧的典型个案。”
事后，法律界人士指出，在这场官司中，《北京青年报》记者邓兴军和《人民政协报》记者熊树民犯了一个致命错误：没有到现场，就纷纷出笼了三篇报道。此事给新闻界也留下了思考：作为行使舆论监督权力的新闻记者，不仅需要深入、细致的采访作风，同时也需要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多元化的视角，才能将一个合理的完整的信息结构呈现给公众。
西安的一位民办大学校长坦言：媒体在这件事上做得有点“过”了。我们希望媒体在对待民办学校的报道上应该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客观、真实、理性，过分的“追捧”和“妖魔化”都不利于民办学校的成长。时至今日，许多媒体依然对民办高校的发展抱歧视态度，这是不公平的。
中国民办高校是从披荆斩棘中走过了创业期的艰难之旅，面对快速发展的第二次创业，它的生存和发展必然会遭遇新的困境，先天的“营养不良”必然会带来后天的“生长缺陷”。是冷漠、歧视，还是呵护、包容？种种态度的取向背后，正反映了现阶段社会对于民办高教尚停留在非理性的肤浅认识上。即便在教育界，偏见和无知依然根深蒂固。也许，我们不必一味呼唤宽容和扶持，更要紧的是给予新生儿一片免于干预的自由生长空间，和客观理性的目光。

民办大学“战国策”拍卖大学生？

进入2000年后，民办高教界可以说是风云激荡，波澜迭起。“40万年薪”的神话在西译刚刚破灭，“拍卖大学生”的非议就在欧亚围墙外纷起了。不约而同地，这些故事几乎都发生在硝烟弥漫的陕西西安。
市场意味着竞争，竞争意味着变数，变数意味着招数的纷纷出笼。所以时下有人开玩笑地说，如果你想目睹民办大学的厮杀场面，就到战斗的最前线——西安来吧。这里，除了有秦始皇兵马俑沉默、古老的队阵，同时还有民办大学新鲜、活泼的“变脸”，够养眼的。
2003年3月8日上午，一场特殊的人才“拍卖”会在中国西安2003年复合型人才供需洽谈会西安欧亚学院专场展开。
“28000、……、31000、……、33000”，“33000一次，33000两次，33000三次”，“好，成交。”在一声高过一声的竞价中，终于一槌定音。
与往常人们习见的拍卖会不同的是，本次“拍卖”的是人才，确切地说，是10名优秀毕业生。竞聘底价为年薪2.8万元，上不封顶，每个竞聘企业每次叫价标准为1000元。在会场上方，赫然悬挂着“西安欧亚学院优秀毕业生现场展示竞聘会”的横幅。
在参会企业中，美国爱得劳特国际企业集团、中国联通公司、ＴＣＬ、中国铁通集团公司、香格里拉金花饭店等国内外知名企业约占本次参会企业的13.8％。大会重点推介的优秀毕业生有100名，他们专业成绩优秀，掌握了计算机、外语、驾驶等多方面技能，并持有多种职业资格证书。
整个竞聘过程依次分三个阶段展开。只见10名毕业生轮流走上台，面对32家手持竞聘牌的用人单位发表了演讲，对自己的学业、技能、才艺等进行介绍。接着，用人单位在规定的5到7分钟之内向应聘学生提问。最后，在主持人的组织下进行竞聘，现场气氛有序而热烈。
“我是个踏实、糊涂的女孩，所谓糊涂，就是为了工作，我会糊涂得忘了吃饭，糊涂得忘了天黑，糊涂得忘了回家。我的个性是谨慎但不乏魄力，谦虚但不乏果断……”
这段平实但透着机智的自我介绍，是一个落落大方的高个子女孩发出的。她就是计算机信息专业的侯晓宁。
侯晓宁最终以2.9万元的年薪被陕西省境外服务中心相中。我见到她时，是在6月，她已经在该中心工作了3个月，职位是总经理秘书。
争聘中，另有史维华、彭强等七名同学分别以3.3万元、3.1万元、3万元、2.8万元、2.9万元的年薪被陕西天驹商贸、西安安泰酒店等用人单位挖走，另两名学生流拍。
“毕业生自我推销，用人单位举牌竞聘”的方式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尤其是竞价拍卖的形式更是吸引了媒体的“新闻鼻”。
第二天，西安《三秦都市报》以“陕西毕业生洽谈会出奇招 优秀生被高价‘拍卖’”为题对这场竞聘会进行了报道：“西安欧亚学院对学校优秀毕业生进行现场展示‘拍卖’，首开民办高校大学生公开竞价的先例，成为本届洽谈会的一个亮点。”
“拍卖”一词很快触动了方方面面的敏感神经。有媒体对这种“敢吃第一只螃蟹”的举动在客观报道时流露出赞赏：
据欧亚学院就业指导中心的耿主任介绍，在今年大学毕业生空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公开竞聘正是一次大胆而有意义的尝试，它一改传统的单向的招聘、应聘方式，而变为双向的、互动的方式，既推介了优秀毕业生，也展现了民办高校的品牌，以点带面地改善了学生的就业状况。
西安一家商贸公司一口气竞得史维华等五名毕业生。这家公司的人事部赵主任高兴地说：“学生们能够勇敢地站到台上推销自己，本身就是一种能力的体现。如果学校能加强竞聘的宣传力度，可能效果还会更好。” （人民网）
很快，这条新闻迅速被新华网、新浪网等各大网站转载，舆论激起的强烈反响让欧亚措手不及。渐渐地，主流的声音以反对居多，甚至出现了十分激愤的抨击。
有人首先搬出了法律。根据我国《拍卖法》规定:拍卖标的应当是委托人所有或者依法可以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买卖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不得作为拍卖标的。由此得出结论，“大学生既不是一种物品，又不是一种财产权利，显然不能作为‘拍卖标的’。”
一些专家发出了“危险信号”的警示：“一个职员将劳动力出卖给雇主时，是不是也必须毫无保留地将人格与权利一并出卖？这显然是个有悖于现代社会的荒唐逻辑。”
更多的人则在猜测校方的真正“图谋”：校方真正目的并不是在推销自己的“产品”，而是在炒作自己的品牌，为即将到来的招生大战增添一份“筹码”。
最典型的是网上盛传的一篇火药味十足的批判文章：
“拍卖”大学生，有辱人格！根据《拍卖法》，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由此可见，拍卖是商品交换的一种形式，所拍的应是物化的商品或财产。如此“拍卖”大学生，难道不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冒犯吗？
“拍卖”大学生，是对大学生选择权的隐性剥夺！大学生在台上“展示自己的才艺、职业技能”，而台下的单位像挑牲口一样横挑鼻子竖挑眼，大学生完全处于被“挑”的地位。在敲定命运的那一时刻，大学生恐怕连“拥有”自己的单位到底是谁都弄不清楚，更遑论主动选择这个单位了。
“拍卖”大学生，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大学生万般无奈之下签下的城下之盟！大学生之所以出此下策，未必不知道被“拍卖”意味着什么，但迫于当前畸形的大学生就业难，尽管也知道就业应该双向选择，却不得不任人“拍卖”。
“拍卖”大学生，给大学生和用人单位双方都埋下了隐患！大学生和用人单位形成的是劳动关系，而不是拍卖关系；应遵循的是《劳动法》，而不是《拍卖法》……
“拍卖”大学生，不利于经济建设！大学生和单位应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行事，向真正的双向选择逐步趋近，各取所需，相互匹配，这样才有利于大学生发挥作用，有利于单位发展自己。
“拍卖”大学生，亏有些人想得出！吸引眼球，也要靠正道，只有这样，吸引来的眼球才充满了尊敬、钦佩和购买欲望。但愿“拍卖”大学生，不是吸引眼球的另类作秀！（人民网）
这则为大学生叫屈鸣不平的评论，可谓有理有据，义正词严。但是参加竞聘的大学生似乎不以为然。当我向侯晓宁提及网上的评论时，这位乐观自信的姑娘却说：“我不认为这是拍卖，尽管竞聘时举了牌子叫了价。人才不是商品，是一种无形资产，当然不能拍卖，称为竞聘更合适。今年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学校搞这样的活动是以少部分人的竞聘推动大部分人的就业，也给了我们一个充分展示自己的舞台。我很赞同学校的做法，我父母也很赞同，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新闻专业的专科生史维华，以3.3万元的年薪在竞聘中拔得头筹。会后，她告诉记者：“这样的结果超过了我的预期。在大大小小的招聘会上，过分强调学历的现象总让我望而却步。而这样的竞聘形式给了我一个充分展示自信和能力的机会，我最终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岗位。”
为之喝彩的还有权威的中央媒体，3月21日《人民日报》将这种“拍卖”之举称为“大学生就业的制度创新”，并指出：人家是在拍卖“能力”而不是“人”，大学生展现的只是能力，而不是肉体，不是色相，不是身体，这与奴隶和尊严相关吗？这里“拍卖”的是有营利预期的无形“能力”而非具可消费性的“实物”。这种人才竞聘是市场经济的正常产物，而“拍卖”是实现人才竞聘相当有效的制度安排方式。与传统的招聘方式带来的高昂交易成本相反，“拍卖”的有效性体现在既能够节约许多成本，竞聘形式又非常契合双方的目标预期。
但是，舆论的强烈反响引起了有关方面的警觉。不久，国家人事部流动开发司向全国发出电话通知，就规范人才招聘活动提出严格要求。通知指出，对各类人才招聘活动要严格审核，对过分强调报价，突出渲染“现场成交”，甚至以“拍卖”形式举办的人才招聘活动，要立即停止。
“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儿后怕，刚开始时很有压力，但我们始终坚持两点，一是没有炒作的意思，二是没想到以这种方式来宣传学校。我们的初衷和目的都是为了帮助学生解决就业问题，设身处地地为学生和企业牵线搭桥。”副院长袁辉祥很坦然。
欧亚一直致力于推进学生就业的制度化，近年来也取得良好的效果。企业“求贤若渴”，当然可以理解。但如何把不同的毕业生分配到不同的适合他的岗位上去？眼看一年一度的校园招聘会又到了，如何做出新意，让学生和企业都满意呢？操作起来容易，要创新却有难度。
正在大伤脑筋之时，北京的一位朋友到了。此人正是中青世纪总经理吴卫东，新闻记者出身，在宣传策划方面颇有门道。听了胡建波们的难处，吴卫东略一沉吟，道：“干脆搞个人才拍卖就完了嘛。”
拍卖？字眼挺刺激。仔细一想，又不无道理：市场竞争，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力资源的竞争。人才的市场化不能回避价格、薪金的问题，优秀毕业生是企业竞相争夺的焦点。再说，人才为什么不能拍卖？这第一只螃蟹总要有人吃呀！
但是，拍卖的字眼毕竟太过张扬。其实，是否叫“拍卖”倒是其次，重要的是给双方提供一个交流、选择的平台。反复商量的结果，把拍卖改成“竞聘”。但在操作过程中，所有的程序是按拍卖来准备的。
“拍卖” 的横幅没有挂出去，但媒体倒把这两个石破天惊的字挂到了标题上，由此引发了轩然大波。不只法学界、商界和新闻界在关注此事，一些拍卖行“灵机一动”，找上门来。身边的就有陕西拍卖行主动和欧亚联系，表示愿意代理“人才业务”；远的就有广州那边，有人创意成立“人才拍卖行”，双方进行合作。
为什么舆论哗然？因为是新生事物。新生事物意味着风险和挑战，也激发人的创造力。面对现实，胡建波们开始研究：到底有没有违法？有没有侵权？他们查资料、研习法律、请教专家。这一番折腾，终于增强了信心：关于这个问题，法律还是真空。
“直到今天，国家法律和政策在很多方面都远远滞后于现实。我们认为，竞聘会的形式是在大学生就业方面给全国的普通高校探索了一条新路，事件本身有研究和探索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颁给欧亚‘创新奖’。”袁辉祥平静而充满信心地说。
“明年的竞聘会打算怎么办？”我问。
“明年我们还要办，但在实际操作中将继续完善、规范，避免引起争论，在形式上将进一步探索。以市场营销理念来指导就业，我们创新的思路永远不会变。”他信心十足。
这场风波早已平息，联想起当初弥漫于媒体、网络间激扬的道德情绪和愤怒的唾沫星子，让人不能不感叹：现在全社会都在倡扬、渴求创新精神，一旦真正面对创新的种子，我们却常常惯以貌似公允的道德姿态将新生事物扼杀在萌芽状态，这种非理性让我们付出的代价还少吗？
我进而想到近年来民办高校屡屡爆出的“惊世新闻”，当社会过多地将苛责的闷棍抡向创业中的民办高校时，不知有没有想过，正是边缘化的弱势生存状态、市场化的开放平台造就了它们“兴风作浪”的不甘于寂寞和平庸的品格，也正是因为这种品格，铁幕一样沉重、僵化的中国教育才得以透入一丝清新、活泼的气息。请小心呵护这种稀缺、珍贵的气息吧！

民办大学“战国策”新概念时代

这是个新概念层出不穷的时代。生逢“乱世”的民办大学出产的新概念尤其多，概念背后是理念的凝练，更是竞技场上的应对策略。如果你仔细琢磨这些花样翻新的概念，就会对民办大学的生存境遇萌生类似“心有戚戚”的感受，同时，对初级阶段的中国民办高教发展逐渐凸显的“问题意识”有了更深层的警觉和把握。
新概念似乎成为一所民办高校的标志性符号。尽管有时这符号言说的意义不免流于空洞、苍白，或许还有“效颦”的嫌疑，在学者眼中称之为严重的同质化现象，但是谁也无法否认，这个独特的新概念时代之所以发生在中国民办大学领域，乃是因为其粗砺、艰难的生长过程激发了它的创新冲动，造就了它敢于呐喊、敢于鼓呼的充满活力的品格。
我注意到，在每个新概念的背后，尾随而来的是公众的讥诮、媒体的造势，以及种种不解甚至全盘否定的审视目光。正如我们已经认识到，任何新生事物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样，民办大学的出世和生长肯定也不是十全十美的，这些纷纷出笼的新概念也肯定存在着甚至逻辑荒谬的错误。但是，不断纠错的过程正成就了其不断拔节的成长史。
■ 创东方哈佛
这是引起整个教育界内外最有争议的“新概念”，其“始作俑者”是西安翻译学院院长丁祖诒。因一贯的张扬、高调，老丁提出的这一口号，引发的抨击之声多于赞同。但是，喧嚣的声浪过后，人们更多地保持了沉默和理解。圈内人士则认为，这是老丁一向“惊世骇俗”风格的延伸，未必没有吸引眼球的考虑。
真正引起众人沸沸扬扬的非议的是，老丁不仅公开宣称“创东方哈佛”，而且把这块巨幅标牌树到了西译校园的中心区，很有些“一不做，二不休”的味道。
“这个口号绝对不该轻易提出来的。那怎么能提呢？哈佛，那是什么教育要素呢？中国就不可能具备那些要素条件的，这要被业内人士闹笑话的！像搞大跃进。倒是像香港科大用十年时间办成了世界认可的大学，也只是认可。这个目标也许比较可行。”一位教育集团老总的评论或许能代表一部分主流意见。
但老丁不以为然。他向我再三强调了“创”的含义，和西译精神。据说，2002年，丁祖诒去哈佛大学访问时，就随身携带了那本《为了中国的“哈佛”》，作为见面礼送给哈佛大学的同行。
一向敢想敢做的西方人对此作何评价呢？赞许，抑或嘲笑？我一直饶有兴趣地想着这个问题。
■ 人才集市
这个概念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1995年2月，大宇学院举办了民办大学“人才集市”旗开得胜。第一届毕业生500多人由此顺利走上工作岗位，开创了学院人才推荐工作的新局面。这是中国民办大学首次举办的“人才集市”。
其实，该“人才集市”就是大学的校园招聘会，简称“校聘会”。后来，又有称为“人才超市”的。招生和就业是民办大学的两个“关口”，一个进口，一个出口，都关乎生存，两者相辅相成。就业率是民办高校的口碑之所在，也是大家苦下功夫的关键一着。大宇学院在此后的岁月里，在日益激烈的人才就业竞争中，历届毕业生的就业率均超过98%。
每年举办“人才集市”，已经成为许多民办高校的惯例了。对于大宇来说，以前是和企业联手，现在已经上升到和一个城市合作举办了，今年和石狮市签定了就业协议，这在民办高校中则是很罕见的。双方市政府都很重视这件事。此举不但为毕业生就业开辟了路线，而且对吸纳当地的劳动力就业也带来新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西安欧亚学院以市场营销的理念来推动就业，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该院副院长袁辉祥认为，根据市场需求理论，出口引导入口，因此，就业应该先于招生，就业既是终点也是起点。从办学者来讲，招生规模、专业和课程的设置应来源于对就业市场的了解。所以，欧亚学院形成了一套从市场调查、全程化指导服务到输出就业推荐队伍的完备的就业体系。
■ ISO9000质量认证体系
作为一套国际上通行的质量评估体系，大家并不陌生。但是，把它用于学校的管理，则是民办高校的创新之一。1999年江西大宇学院在全国民办高校系统率先引入ISO9002国际质量认证管理体系，2000年10月开始启动运行。这是中国民办高校第一次运用ISO9000族标准推行质量管理的标志性事件。
“民办高校上了一定规模后，就必须在质量上上台阶，我们要明白的是，巨大不等于伟大。”章跃进认为，在学校管理中引入ISO9001质量认证体系至少有几个好处：首先，目的更明确。在一般学校，学生必须听老师的，总是讲求“师道尊严”。现在观念必须转变为为学生服务，我们的口号是“让我真诚服务，为你成功铺路”。通过这套标准的实施，让全体师生员工更明确了我们的服务宗旨。
其次，以前做事看结果，现在更重视控制过程。因为环节上正确，结果才正确。再者，职责更明确。学校管理中有许多事，涉及到多个部门，是相互关联的。我们的原则是主办的必须把事情做好，协办的要积极做好。
学校里曾经发生过一件事，在学生宿舍查房时，发现有烧电炉的现象，这是不允许的。追究责任时，总务处说，这事应该归保卫处管。保卫处又说是总务处的责任，他不来管，那我怎么管？发生了扯皮。如果明确了各自的职责，在这件事上总务处是主办，保卫处是协办，因此总务处必须做好，而保卫处应积极协助做好。这样，明确了人与人、部门与部门的职责，扯皮的现象就少多了。
“我们在日常管理中倡导‘写你应做的，做你所写的，记你所做的。’实施这套标准后，员工的职责、服务观念明确了，团队精神加强了，我们不换思想就换人。”
2003年1月，大宇学院的ISO9000质量认证体系通过了认证，结论是“运行基本符合要求”。但总体来看，效果不太理想。原因很多，首先就是员工的观念没有完全转变过来，以前的工作方式惯性难以改变，而贯标过程中“记你所做的”要求显然有些繁琐；投入太大，光咨询、认证和培训就花了30多万，得不偿失；另外，在管理上缺乏相应的行政手段，媒体的宣传力度也不够。
据说，将这套体系运用到学校管理中的民办高校还有跃跃欲试者。大宇学院是“第一个吃螃蟹者”，此举可以说是民办高校探索学校质量管理的先声，可敬可佩。
■ 订单教育
这个概念几乎是几所民办大学不约而同提出来的，很有些“百轲争流”的气象。尽管如此，我还是费了点心思整理了个头绪。
何为“订单教育”？学校提供众多的教育品种，每个学生都可根据自己的情况同时选择不同的班，接受不同的教育。这些可供选择的“教育品种”，有自考班、专升本班、技能培训班，还有直接面向企业的培训班。
订单教育顺应了市场和企业的需求，也是解决学生就业的“出口加工环节”，同时也考验了民办高校的核心竞争力，技能的独特性和用户的价值性再一次得到检验。
据说订单教育已风靡西安的民办高校，由此产生的竞争也悄悄开始。《中国青年报》的相关报道可以让我们窥见一斑：
4月30日，59名刚刚结束“订单式”教育的西安欧亚学院的学生，兴高采烈地到深圳人人乐连锁超市西安分公司正式上岗。一到公司，他们就马上进入各自的岗位，像是已经在公司工作很长时间的老员工。
这59名学生是两个月前就被人人乐公司“订购”的毕业生。“订购”时，人人乐公司和欧亚学院签订了一个协议，协议要求欧亚学院必须对这些“订购生”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岗前培训。培训内容由人人乐公司设计，主要是人人乐超市工作技能培训和企业文化教育，而培训的具体执行方则是欧亚学院。这种订购学生进行专门培训的教育，被双方称为“订单教育”。
欧亚学院在接受人人乐订单之后，首先组织全校学生供此公司“选购”。当从350多名报名者中选出65人后，欧亚学院又多了一个特殊的班——人人乐班。这个班的学生接受的是人人乐的企业文化和职业技能培训，每节课还要高喊人人乐的企业口号。
胡建波说，其实，学生既是教育品种的选购者，也是被订单选购的对象。被教育者和社会有了更多的互动，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教育的盲目性。
■ 教育超市
这是西安民校中的后起之秀——思源学院制造的新概念。乍一眼看过去，真不大明白其意，经了解后方知，这是学院为了顺应人才市场的需求提出的，意即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专业人才，总能在思源找到最适合的。超市者，乃需求丰富，无匮乏之虞也。教育超市，体现的是思源专业设置灵活，适应人才市场的及时变化，也是为就业打出的一张牌。西安思源学院充分发挥“适应市场需要”的灵活性，适应学生的不同需要，开办各种类型的专业，构建“教育超市”。
在西安这块民办高教高地上，思源的专业特色显得十分突出，秉承西安交大的专业设置传统，以理工为特色，是西安交大教学、师资资源的自然延伸。办学的人都知道，理工科资金投入巨大，自是不敢轻易问鼎。而思源“背倚大树好乘凉”，自然让对手们又是嫉妒又是艳羡。颇为自负的丁祖诒就曾毫不掩饰地表示，西安众多的民办高校中多少都存在着些泡沫，一旦破裂，前景难说得很。但他看好思源的模式，理由很简单，思源的借贷有西安交大产业集团担保，这一点足以能保证它的可持续发展。
但是，“教育超市”概念的提出，却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以为是“大杂烩”模式，反而淹没了思源的办学特色。当我向院长周延波提出此类困惑时，他显然也有同感。这个概念喊了半年后，自觉不妥，已经鸣锣收兵了。
■ 合同教学法
这个名词是欧亚学院最先从国外引入的“舶来品”，与此相关的概念是“素质教育阶梯”。欧亚一直很注重学生素质教育的培养，不是流于口号，而是认真、系统地将之提升到“工程”的高度。
“素质教育阶梯”将学生入学后素质的提高分为“入学适应教育、专业达标教育、就业强化教育”三个阶段。为了配合阶梯工程的实施，他们在教学中借鉴了国外的“合同教学法”。
这种教学模式在国外主要应用于个性化教学，形式是个别教学。欧亚学院根据国情校情，把它细化为一个教师对一个班级或一个专业，也可以对个人（如对学习困难生，或有特殊潜能的学生）。合同内容包括：总目标、具体目标和实施过程。在合同的审核评定内容中包括三项标准：国际通行质量标准，国家文凭授予机构规定标准，学校“品牌特色”素质教育达标系统标准。学校根据老师实现合同目标的程度和质量，对其提供奖教金、教学和生活资助项目、事业发展机会等，做到教师高投入、高报酬、高发展；学校根据学生实现合同的程度与质量，对其提供奖学金、就业资助项目、个人发展机会等，做到学生高投入、高回报、高发展。
这种教学模式的实施，大大提高了教师的敬业精神和学生学习的责任感，特别是促使学生的学习状态有了很大转变，真正实现了由“要我学”到“我要学”，并且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高效率地掌握了一系列的学习方法。当然为了签好合同和履行合同，学校需要做大量的辅助工作。例如学生制定的个人发展规划，开始难免比较幼稚，学校不仅帮学生拟定参考提纲，而且请来教育专家和社会上一些成功人士作报告，与学生座谈，帮助学生学会规划人生。许多学生说，这是他们进入大学后，从幼稚走向成熟的第一步。
这套实施办法看来相当细致、体系化。遗憾的是，我到欧亚采访时被告知，“合同教学法”由于某种原因没能继续做下去，结局是“无疾而终”。
透过这些概念，我能感受到在热情和市场激发下的民校所具有的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正是这种意识和精神，才使民办高校成为中国高教体制改革的率先垂范者，才决定了其在中国高教大众化进程中所担当的历史使命。21世纪是中国民办高教领跑的世纪。
但同时应该看到，这些概念折射出的客观现实是：热情有余，理性不足；概念泛滥，理念缺失。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相当一部分民办高校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对高教基本理论和发展规律等重大问题的理论储备不足，在办学思想上尚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理论危机是一切危机中最致命的地带。当理论储备长期滞后于学校规模的膨胀，民办高校必将滑向危险的边缘，泡沫的破灭和口碑的坍塌也将随之而来。
仓促上阵、高速发展中的民办高校，当慎之，更当时时觉之。

黑孩子的梦想黑七月之痛

“我是个悲剧人物。”20岁的徐浩平静地表白自己。
这个长着一双好看的大眼睛、端庄秀丽的女孩却有一个男孩的名字，和她的年龄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她抑郁的神情。她很少说话，但一开口就让我暗暗吃惊。
“我来这里，选择在1秒内完成。”她依然那样平静，但却时时让人感到她内心的翻江倒海。这种奇怪的感觉也许来自“先入为主”，在见到她之前，我读了她在网上留下的文字：
酸。不知从何时起，我不喜欢回家，害怕面对父母和亲人。来到西安，同学们都很想家，有时候在电话旁哭。家，不就是我休憩的地方吗？我总是这样认为，但同时也感到了自己的可悲。有一次去自习，桌子上有一句话：“你孤单吗？”面对这个问题，我一时难以说出答案，只觉得我的心空空的，想了很久，才知道原来我很孤独。舍友们差不多每天都能接到父母的电话，而我的父母却一次也没打给我。以前在家里总是过着非常单调的生活，没有一点激情。在饭桌上，一次我说了一句与学习无关的话，爸马上反驳我说：“每天就知道说这些，要是把时间都用在学习上，你的学习还会这么差吗？”我默然，但心里一直在滴血。从小到大，我没听过一首歌，基本上没看过电视。我知道父母望女成凤心情之切，可他们不该……我每天在题海中挣扎，怎么也爬不到岸。我不是一部学习的机器，也有丰富的感情，也应该有自己的精神世界，不要再逼我，女儿已经尽力了，给女儿一点时间吧！
苦。这是热桌子冷板凳的煎熬之苦。每天课堂上的填鸭式让我感到很累，课余时间也没有喘息之机。数学老师刚发下一大摞卷子，语文、历史、英语等老师又来给我们布置很多作业。天啊！打死我也做不完啊。接二连三的测验，搞得我头昏脑胀。
从黑色的七月中走出来，回首往事，一切都成为了痛楚的记忆。……每天过着行尸走肉的生活，总以为自己很坚强，总以为寒冷的冬天过去便会嗅到浓浓的春意。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沉默不是金，沉默是玻璃渣子。同学来信说：“要学会放弃，为一些不必忧伤的事而忧伤，那就太不值得了。”学会放弃，才能走出烦心的泥潭，才能更有朝气和活力，更有信心和力量，这也许是我感觉到的一点 甜意吧。
来到思源，我终于知道了该如何去面对未来，面对生活，潇洒地踏上明天的道路。其实阳光是有味道的，不管怎样，我都应该去品味阳光，以豁达的方式去面对生活中的各种不幸和伤感。
这是一篇少有的没有高调结尾的文章。在我读到的民办大学生习作中，总能看到最后露出的“光明的尾巴”。但徐浩没有。她是犹疑的、彷徨的，当然也是沉重的，自相矛盾的。似乎刚刚捕捉到了一丝阳光的影子，倏忽间又消逝不见了。留下的是更深的惘然。
黑色的七月。这成了落榜生心中永远难以拔除的荆棘，滴血的伤痕。因其发生在刚刚开始人生苦旅的起点，更令人心悸难安。我在网上读到了大量类似的“伤痕文学”：
我被挤下独木桥，我的身心被冰凉的水击得发颤，可我的心还是不甘。然而茫茫水域，何处是岸？我在一望无际的水中游弋，艰辛寻找，苦苦寻觅，那怕寻到一段枯枝也好。我的心在无声呐喊：上帝啊！救救我吧！空旷的水域，毫无回音，它只是在唱它那千百年不变的歌，我绝望了，无泪可流了，几乎是万念俱灰……
失败，痛苦，命运，这些冰凉、沉重的字眼缠绕着本来年轻热情的生命。如果说黑七月是每个中国学子没法回避的一道门槛，是万千不幸者人生第一个十字路口的偶然事件，那么对于徐浩来说，一段高中的求学史就是一部不堪回首的痛苦史。
她讨厌地理。从小方向感就不好，下雪天老是迷路，所以她很绝望，这辈子恐怕是学不好地理了。所以，她怕地理考试，到现在还是很讨厌。
那些日子是如此晦暗，像墙角的蜘蛛网，看不到一点亮色和出路。别无选择的考试，不得不注定的竞争，残酷的竞争。她也曾经“辉煌”过，但像流星般沉入黑夜了。
她是长女。在农村，除了上大学还有什么更好的机会呢？爸爸为她上学费了不少心思，从经济上到关系上，对她的期望很高。她是长女，应该给辛苦的双亲挣脸。但是……
想逃，只想逃。徐浩的回答只是这一个字。8月30日，她知道了等待自己的是什么答案。电视里正播放着民办大学的招生广告，第二天，她就跑到徐州的招生点。招生老师告诉她，自考很难。她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坚决，说还是来。
第三天，她就北上西安。临行前，只和一两个同学说了，其他人谁也没告诉。“因为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她就这样留下了，很仓促地融入了自考大军。不久就有了新的目标：一定要拿到自考证书才走。她选择的专业是英语，要花大力气的科目。
打击接踵而来。第一次考专业，英语阅读（一）没通过，她不能解释什么，没过就是没过，就是功夫没有到家。这种打击甚过高考，是她没有想到的。
“不允许再失败。”这是她给自己定下的律条，近乎苛刻。只有这样，她的心才好受一点。可是，失败还是如影随形地纠缠着她。有时候，她近乎绝望。永远没法摆脱的阴影越缠越深，她深深地怀疑自己，宣称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
一直以为自己很坚强，没想到这么脆弱。她梦呓一样地述说大学生活，不紧不慢，不悲不喜，似已麻木。但是，她还是不甘心。
她觉得了自己生活的单调。学校里有那么多社团，那么多活跃分子，整天忙得风风火火。她看着眼热，可是，我行吗？刚想迈出一步，就退缩了。
“不去尝试，怎么知道就不行？”我鼓动她。
她不做声。却讲起了刚刚发生的一件事，说是一件小事,当时对她却是破天荒的大事。《英语国家概况》课程，老师改变了教学方式，鼓励同学们先讲。同学和老师选择了她。她本能地惶恐：英语四级都没通过的人，怎么能上讲台？
她找到班干部，要求退出。
你能行！肯定行！班干部鼓励她。
她只得走上了讲台。为了准备，她事前还预讲了一两次。
她太紧张了，不敢去看台下的眼睛，只能听见自己陌生的声音。糟了，肯定要砸！她很恐惧。
但是，迎接她的是热烈的掌声。她在掌声中找到了自己。
后来，一个舍友对她说：“徐浩，今天我用你的事例鼓励了一个同学。”
她迷惑不解，接着就释然了。
快乐的翅膀，有时只需要一点点小小的成功就会激发，就会飞起来。
“也许，应该换个角度欣赏自己。”她一向忧郁的脸露出一丝难得的笑容，但很快就消失了。
大学两年，她从来没觉得自己是大学生。每次回家，家乡人说，大学生回来了。“我扭头就走，心里挺难过，也许只是因为自己不是统招生。”
这种异常的敏感、自我怀疑摧折着她的自信心，阻碍着她实现自我的跨越。在面对面的交流中，我能够更深地体会到她的挣扎。没有人知道，她能否走出失败的泥沼，放弃不堪负荷的精神包袱，走向明朗，走向阳光。
这个过程也许漫长。但是，真正从痛中站起来的人生当是超乎寻常的美丽。因为，痛也是歌。

黑孩子的梦想麻雀之歌

当时心里直想哭，想哭，太激动了！……赶忙给爸妈打电话，说：我过了！一下过了四门！再也忍不住，是哭着说的……爸妈在那头也好高兴……
尽管已经过去了两年，韩晓光回想起第一次的自考经历，依然激动不已。那时刚刚进思源，茫然无措，还来不及抚慰受挫的心，就猝不及防地被推到陌生的自考生涯中去了。
他念的是工业工程，总共要过24门课程。第一次就要考四门，其中高数（二）难度挺大，据说历来的过关率都不高。他全身心投入学习，高度戒备，丝毫不亚于面对高考，心理压力大得很。第一次，很重要，很重要。他时时告诉自己，但愿能顺顺利利地过这个关口。
直到从考场出来后，他心里还是没把握。忐忑中等来了成绩，他不敢相信：四门全过了！高数（二）竟得了89分！位于班级前列！他激动地想大声喊，想大声唱。高考之后长久以来的压抑、隐痛一扫而光，第一次，他发现所谓的“成功”是这么简单，而“幸福”就近在咫尺，只要你付出了，就能收获甘美的果实。
“为什么认为自己是只小麻雀呢？”我问，希望能引出过去的他。我是无意中看到了韩晓光的散文《麻雀的志向》，里面的失落、疲倦和茫然让我感到揪心，这是个什么样的孩子？断翅的麻雀依然在仰望蓝天，可是却是如此无力无助，自怨自艾：
我是一只小麻雀，一只曾经迷途的小麻雀，在昏昏迷迷中我来到这里，来到思源。在理想破灭之后，我告诉自己，只是只小麻雀，一辈子不可能飞到鹰的高度，永远不可能见到更辽阔的天空。我甚至讥笑自己，在过去十几年里一直以为自己是只鹰，渐渐地我感到累了，累得连翅膀也抬不起了。
就这样，时间像挂在我身上的一辆牛车似的过得老慢老慢，心头有朵乌云，眼前片片模糊，活泼的我变得内向自闭，心高气傲的我却糊里糊涂地度日。
“算了吧！”在冷寂的夜里小麻雀面对秋月长叹一声，开始安慰自己：“小麻雀就是一只小麻雀，也许只能住在破旧的屋檐下，只能停留在小树上，而泰山之巅，深云间则是遥不可及的。”
显然，我的问题让他回到了最初踏进思源的日子。多么迷茫！带着许多憾恨和悲苦，真的像套上了一架老牛车,让人难以喘息。班上的空气死气沉沉，没有人感到快乐，尽管大家都上了大学。大学，让人感到多么苦涩的字眼！梦牵魂绕的神圣殿堂，青春浪漫的象牙塔，自由、清新的气息无处不在……
远去了，远去了。所有的光荣与梦想，“青春万岁”的呐喊化作月光下徘徊的孤影，暗夜里的无语幽咽。置身其中的大学，是这样年轻，年轻得连石上的青苔都无处寻觅，但是没有想象中的古老和神秘，没有一直仰慕的深厚的学术年轮，更没有梦想中的自由、浪漫……
他们要早点名，晚点名；出门要开请假条；课程很多，考试很多；班主任一天到晚不离左右，体贴到无微不至，全方位地注视着你……这是大学吗？简直是高中时代的延续！简直就是“高四”！失望，难以言说的失望，没法向父母倾诉，那样只能让他们对你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更失望。
“第一次上课，老师让每个人都做个自我介绍。空气很沉闷，每个人心里都好像有个东西在堵着，一个一个依次站起来，面无表情，匆匆地报了下自己的名字就算完事，没有特色，没有热情……”韩晓光稚气的脸上闪现出凝重的神色，“那时，我真的很气馁，心想把这三年混过去算了，也算是对家里有个交待，但是……”
但是，一切是在悄悄中改变的。
每周的例行班会，老师什么也不说，让同学们上台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必顾虑，不必担心。大家好像有一肚子的话要说，一个一个走上台去，说的都是过去，黑色的七月，失败与命运的改写，父母的欲哭无泪……
说着说着，就哭了，台下的也哭，老师的眼睛也红红的。
有一个同学，高中学习成绩特别好，有过很“辉煌的记录”。但是高考失利，落了榜，望子成龙的父母失望之后是抱怨，生气，吵架。
为了他上这所大学，家里倾其所有，还是没能凑齐学费。就在这时，父亲又下岗了。就在来报到的前一天，他还听到父亲一声又一声沉重的叹息……
说到这里，他泪流满面。为“一失足成千古恨”，为未知的将来……
“太亏了！我们都特别为他不值。”韩晓光质朴的脸庞很动容。
生活的主题就是上课和考试。而考试是中心，是指挥棒。这就是现实，这就是命运。不管你怎样怨天尤人，指斥考试制度的多么不合理，都是徒劳。整个国家的教育系统还没有找到更科学、更具说服力的评价体系，面对这样一群被挤下独木桥的低起点群体，如何点石成金？如何化害为利？
一个学年里有四个月份是刻骨铭心的：1月、4月、7月和10月。这是闯关的日子，没有人会错过。考前一个月，空气会空前紧张，稍迟一点，教室、图书馆里就找不到自习的位置，三个长明教室，人头攒动，灯一直亮到黎明……
“自考生没有折腾的资格，没有享受潇洒的权力。虽然累，却不愿写下‘我是一只疲倦的小鸟，想飞没有力气，想栖没有枝条’的无奈；虽然苦，却不舍得空耗一分一秒，更不用说放纵自己。沉闷的教室里，一个个身影仍在奋笔疾书，任汗水不断淌下——因为考试的日子一天天逼近。喜之喜，忧之忧，苦之苦，乐之乐，冷暖自知，局外人很难体味透彻。”这段抒情的文字是一个自考生的内心独白，可以说是无数自考生生活的真实写照。
这是迥然不同于公办大学的景观。当然，那里也有考试，老师出题、解题、讲课，像工厂的流水线，间或划重点复习范围，以便学生们都有一个可以对学校交待的成绩。那种竞争是外在强加的，但在民办大学，竞争的压力来自内在，来自自我要求。一个女孩这样总结道。
时间长了，韩晓光也有同感。看看高中同学进了公办大学，原来很勤奋的一下子失去了动力，反而松懈，甚至感到无聊。还有些同学念的是公办大学专科，开始抱怨“不公平”，坐在那些统招生和本科生中间，却有一堵无形的墙隔离着，他们自嘲“像深圳的二等公民”。
他渐渐觉得学校的可爱了，年轻但有活力；老师的可亲，像朋友又像父母；同学的可敬，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一起在爬坡。
老师和同学发现了他的组织才能，开始让他来组织活动。结果，他大显身手，很有感召力。跟刚来时不想交朋友的内向形象判若两人，他发现，学校里表现能力的地方挺多，只要你肯去尝试。
“现在，我常常感到浑身有劲使不完，什么都想去尝试！”他热切地说，信心十足，跃跃欲试。这种转变连他自己也感到吃惊。
是麻雀，同样也有志向，也有自己的歌：
进了思源，耳濡目染。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思源不是一棵小树，而是一座崛起的伟峰。栖于其间的都是志向高远的麻雀，我非常高兴，非常自傲。思源的蓝天让我重新看到前途和希望。
我已经醒了，不再迷茫。思源是一个育人成才的伊甸园，我会用自己的奋斗作一只冲破重云的麻雀。俗话说：“麻雀虽小，肝胆俱全。”我也是个有胆有肝麻雀，怀揣理想，奋勇拼搏，刻苦学习，汲取营养，在思源学院慢慢丰满自己的翅膀，等待一飞冲天的那一天！
前途似乎变得明朗起来。他学的是工业工程，觉得自己在管理方面有潜力，以后说不定就朝这条路上走；他还想考研，读MBA，出来做CEO，不是不可能，只要他努力……
“我走了一条不得不走的路，现在觉得走得很光明！”韩晓光年轻的背影留给我一个昂扬的惊叹号。
在我的采访旅程中，韩晓光的故事很平凡，并无奇崛之处，但是令人欣慰。它是民办大学生的主流，是一群曾经折翅但终于实现跨越的“肝胆麻雀”，他们的歌声虽难免咽哑，但绝不失于亮丽。和人们经验视野里的“天之骄子”相比，他们的求学经历苦涩多于快乐，而他们赖以成长的空间还没有被广泛认同，审视的目光中责难多于称许。但正是这样独特的生存背景磨砺了他们的心志，造就了他们同样独特的青春旅程，打造了他们生命的硬度和精神的韧度。
我在他们的文章、诗歌里找到了许多励志的句子、例子，这些是他们心中的座右铭，仰赖它,他们得以在黑暗中相互抚慰，度过了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
巴尔扎克说得好，挫折是怯懦者痛苦的无底之渊，是信徒的洗礼之水，是勇敢者的人生砥砺之石。
一个拳手曾经说：“在受到对手猛烈重击的情况下，倒下是一种解脱，或者说是一种诱惑。每当这时候，我就在心里对自己叫喊：挺住，再坚持一下！因为只有我不倒下，才有取胜的可能，胜利往往来自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还有一些是来自于老师和自我感悟的：
“能发芽的不一定是经过挑选的，谁说你们不行……”这句话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是开学的第一天老师为我们讲的黄豆的故事。
东方不亮西方亮，我们已错过了太阳，怎能再错过月亮？
我不会害怕磨难，因为磨难是人生另一个太阳。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失败到底是什么？其实失败只不过是再一次挑战的开始。
你站在什么地方不重要，你朝什么方向走才是最重要的。
有个同学在文章中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让我震动：
一只漂亮的小鸟从未关严的窗户中飞进了屋子，可后来就找不着路出去了。但小鸟并没有放弃，而是向着光亮的地方飞去，一次又一次地冲向了玻璃，被撞得浑身是伤，几乎连站都站不起来。如果是我的话，只怕是绝望了。但没想到，那小鸟用了接近十分钟的时间站了起来，仔细地盯了盯窗户，鼓足了勇气，再次振翼。哇！成功了。小鸟在空中划了一道美丽的弧线，飞走了。
相信会有那么一天，韩晓光们终将破窗而出，飞向高远的蓝天，尽管伤痕累累。

黑孩子的梦想白鹿原日记

坐在我面前的两个女孩，一个沉默而抑郁，一个好像憋了三年终于找到了倾诉的机会，她的滔滔不绝中似乎蕴涵着一股沛然之气，尽管她的表情哀怨得和年龄极不相称，话语之间充溢的却是成长期青年特有的苦闷、失落和难得的坚韧。
那个沉默的女孩就是徐浩，而那个有着极强倾诉欲的女孩叫何丽君。何丽君念的是国贸，来自河南商丘，进思源已经快三年了。最初读到何丽君的文字是在《白鹿文苑》里，那篇题为“放飞自己”的文章不经意间触动了我：
我们曾经努力过，辉煌过。然而，也曾经失败过，甚至败得一塌糊涂。七月的风景，大煞了我们的眼睛；七月的流火，烧得我们遍体鳞伤；七月的阴云，如丝的缠绕着我们那年轻而脆弱的心，久久不散。透过如雨的叶片，看落日孤烟，云卷云舒，灵性的啼鸣震颤我蒙埃许久的翅翼。在山穷水尽的时刻，我选择了自考，选择了思源。往事如烟，掠过无痕，这一切都成为历史，无法挽回。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年与时弛，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是啊！不珍惜今天的青春年华，将是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啊！固然，生活对于我们是坎坷的，命运对于我们是不公平的，但我们怎能就此而屈服于命运。失败固然可怕，然而失败不只是失败，只是尚未成功。一千次的失败，我们会发起一千零一次的进攻。人们常说：“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们要相信，在我们的人生之路上，跌倒不总是摔断脊梁，恶梦不会紧连着恶梦，总有一天醒来后，会是满眼晨光。
昂扬、乐观。然而，滔滔不绝的何丽君似乎不尽如此。
“老师说，看你那样子学习，简直像自残！”她拼命地学，发狠地学。每一次上课都无一例外地占领着教室第一排的中间位置，像要把老师的话都“吸”进去。她的日历里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只有冷寂的书桌和课本。
“我们和那些统招生不一样。”她反反复复地强调。自考生意味着什么？考试，考试还是考试！他们之间频率最高的交流语词就是：过关。“你过了几门？”彼此探询着，暗地里较着劲。
她看重分数，比高考还看重。第一次考试，马哲（马克思主义哲学）考了班上第二名，她气得直哭：为什么不是第一名？语文考了69分，按理说已经过关了，她对自己不依不饶，一个劲地追问、反省：为什么？为什么？
“如果思源只有一个人能过关的话，那个人就是我！”她断然决然，郑重发誓。
不知为什么，面对这样的“好胜”和自我要求近乎苛刻的自考生，我的心情却无比的复杂。她的“勇争第一”里其实包藏着自虐的种子，她的高调、昂扬里却渗透着莫名的自卑和脆弱。她赌的是一口气，这口气一直在她心里压抑着、潜滋暗长着乃至汹涌奔突着，喷薄欲出。
何丽君留下了她的日记，这里面有种天然的信赖,令我感动。之所以在此选录她的日记，是因为她的苦闷、挣扎里同样有着无数自考生彷徨的泪水，她的渴望、愿望里同样浸润着众多民校大学生无奈而坚韧的抉择。
2002年8月11日
来思源的那一天，妈为我送行。虽然家里贫困得已不能再支付起任何费用，妈却还执意为我买些车上吃的东西。我清晰地记得，那天是妈的生日，七月初二。可是，为了凑钱，妈东奔西走忙碌了一天。噢！我可怜的妈妈，望着她忙碌的身影，我黯然流泪。我让妈操碎了心，然而我能给妈妈的又有什么呢？人们都说大学生活特别浪漫，而我却时刻觉得大学比高中更有压力。我时刻觉得有一种负罪感，我欠妈的太多了！
2002年9月11日
多少次，我徘徊于思源的校门；多少次，我又想踏进统招的门槛。多少次，我在犹豫中不踏实地学习。我怎么是这么脆弱的一个人，这么大了，连自己的事都拿不定主意。
如果一棵树，长在山坡上，它也能生长，但却不会长得太好；如果把它植在一片森林里，它会长得更高，更挺拔。可关键是，我是不是适合……
我选择思源。从明天起，我要重新振作，排除任何杂念，立足于一个新的起点——自考，争作老师的王牌。
2002年9月13日
我的自白
从那一刻起，
我低下沉重的双眼。
从此不敢再抬头，
怕迎来鄙视的目光。
梦还没有碎，
生命的风帆还需重新张开。
在梦与醒的角落，
无人喝彩的日子，
我为自己鼓掌。
生命之花根须旺，
紧紧抱住命运的土壤。
2002年10月12日
忙忙碌碌的就这样又过了一个月，辛辛苦苦地把书翻了一遍又一遍。然而最终的结果呢？当我看到马哲题，那一个接一个的“X”号，我的心碎了。多项选择题，错了整整一半呵，一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的现实与梦想还差那么遥远的一段距离。90分对我来说是否真的可望而不可及？我不敢想象，不敢想象我的前方是否还依然灿烂。我时时对自己充满了自信，然而现实总时时给我打击。是不是我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算完美的？是不是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不甘心，不甘心，我今生要在这样的生活中消失！
2002年11月13日
前天的高数考试是我最失败的一次，总结经验教训，两个字——粗心。是的，我太不在乎，只因为这个心理，我错过了太多，错过了中考，错过了高考。今天，我又错过了快乐……留下不堪回首的遗憾，让我失去了我的诺言：我曾经许诺，要拿班级第一，可是今天我……让我以后怎么面对，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我只知道，从此再不敢抬头。我好想大哭一场，哭出我的郁闷；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好想冲出楼外，大喊几声，我该怎么办？我该怎样拿回我的尊严，我的自信？！我知道，我应该保持我的沉默，保持那份孤独。不！我不能就这样的沉沦下去，我不能就这样的平凡下去，因为我担负着太多的期望，爸妈还盼望我拿着文凭回家，我应该再坚持一下，再振奋一次……
2002年11月25日
距离元月份的加考不足两个月的时间，第一轮的计划可以算是基本完成，但模模糊糊，毕竟我是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不管怎样，别人都说法律基础很难考过，过关率只有20%，但我有信心成为那20%中的一员。我有信心考过我所报的三门，我也相信我能，我一定能！不然春节回家我怎么交待，怎么面对爸妈？我想在以后的征途中，我会用我的血汗证明，我会考一门过一门，三年以后我会拿着文凭走。今后，我想我该更加努力了……
……今天，坐在这里，我也有信心：用我的实力去证明，有风有雨的日子，我不怕。选择这个专业，我也选择了风雨兼程。走下去，走下去，走到有一天，我拥有了最美的那片阳光，最亮的那颗星星。
用炼狱般的奋斗换来人生的升华。
2002年12月10日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心中的积累越来越多，心中的阴云越来越厚。不知怎么搞的，我怎么一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就心烦呢？我总想着找一个无人的角落，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功课好重啊！我还有很多课没学好，还有很多课需要时间去复习，可是我又要应付元月份考的三门，我心里好矛盾啊，我怎么这个样子呢？！看着每个人脸上都写满朝气，快快乐乐，而我呢？看书，看书，还是看书！而到最后考得又不怎么样！
距国考还有一个月，心中的压抑感越来越重。昨天痛哭了一场，好舒服啊！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发泄心中的不快。
2002年12月21日
……喜的是，半学期以来我取得的成绩；忧的是三门考试近在眼前。想想这几天来，我带病上课，头痛得要命，可是我却不敢多睡一会儿，多休息一分钟。因为我怕，怕元月份的三门考试。近几天来，晚上站在楼道看书，一阵凉气就咳嗽不止。我想，让我早睡一会儿多好！可是今天，收到弟弟的来信，我猛然一惊：我不能这样下去，太多的亲情聚在我的身上。我背负着爸爸的血汗、妈妈的劳苦、亲戚的期望、弟妹的关注。读着弟弟来信的每一字、每一句，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说过的，我要争第一，可是多少次我又总不是第一。今天，我再次为自己敲响警钟，我要争取拿回第一。以后的路还很长，无人鼓掌的日子，我为自己鼓掌……
2003年2月19日
今天算是正式开学了，一切又进入了繁忙的季节。四门课程，紧张、压力，更有说不出的苦衷。距离四月份的考试只有两个月，而且课还没学完，我真的不敢往下想下去，考试的结果……我好想过得像我的统招生同学那样轻松，像他们一样快乐，可我总也没有那份心情。因为我上的是自考。可我怎么也搞不懂，我怎么会稀里糊涂地上了民办大学？复读的阴影还在我的脑海里荡漾，想想当初，那种背水一战、复读一年考个好学校的雄心哪里去了？
真的很羡慕他们的生活环境。而我又时时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多么的苍白和残酷。
2003年2月21日
……课依旧是拼命地往前赶，四月份的四门考试像是湖里的浮萍，风稍微一吹就会摇摆、淹没。没有扎实的功底谈何考试？唉！拼命往前赶吧！过完这四门再好好玩玩。
今晚突然略有感悟，总觉得我活在这世上没有什么意义。细细想想，倘若不是为了偿还爸妈那份深债，我真的没有存在的必要。人活着是要有良心的，爸妈为我付出了那么多，倘若我轻易地放弃生命，也实在对不起太多的人。人不就是如此吗？……拼命地学习是为了有份好的工作，有份好工作才能挣到钱，挣到钱才能偿还爸妈的债……说白了，我活着就是为了还债，为了爸妈的后半生能够幸福快乐，为了弟弟妹妹在我需要的时候，能够在精神和物质上帮上一把。生活中是充满了灿烂的阳光，但却没有一缕是为我而照的……
2003年3月6日
今天下午听到自己三门都过的消息，不知道是惊还是喜。表面上,我像个幸运儿，高兴得要命，可是内心并不高兴，也说不上为什么不高兴，只是总觉得心中有一种不快，总有一股气藏在心中，使我觉得自己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我总是认为自己什么事可以做得更好，总是认为我会考得更理想，可每次都和我的想象有差距……
2003年6月3日
……四年，仅仅弹指一挥间，很快就会在我的生命中消失。用我四年的青春年华去学一些书本上的知识，我感觉自己太亏了。倘若这四年我也像别的学生那样无畏的玩下去，我会觉得自己会成为千古罪人的，而且我自己也会永远不原谅自己。因为我做了一个赔血本的生意。
这四年，我想自己应该有一个大的收获。我要过英语四、六级，要拿到计算机证书，更重要的，我要顺利过关，拿到本科证。
2003年6月13日
……倘若我们不带着压力拼命学，就会有一种负罪感。其次，我觉得在民办院校读自考，只是专为学习而学习，考一门扔一门，没有锻炼自己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自己应该找机会锻炼自己，不管怎样我会朝这方面努力的。假期里，我要去打工，去做生意，去接触，为我以后的行程打基础。
我很希望社会上的人能对民办院校有一种正确的看法，不要用一种鄙视的眼光看待民办大学生。因为，他们绝不亚于统招大学的学生，他们的思想更丰富。

黑孩子的梦想弃“公”从“民”者

群山起伏，堆峰积翠；溪流喧哗，奔腾不息。就在日夜欢唱的激流边，中国乐祖洪崖先生屈膝单立，仰面朝天，正断竹而吹。其音韵幽幽，似穿越千年时空；其神态之豪放、狂喜，已然乐而忘机、喜极而泣了。
魏欣仰望着这硕大的雕像，秀气的眉宇间露出惊异、神往的表情。而她的身边，急流一刻不息地撞击着礁石，顿时飞珠溅玉，发出不可阻挡的声声轰鸣。

“这里原来是这样……”她若有所失般地沉吟道，“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
我想我的表情一定表现得比她更惊异。这里距离她就读的大宇学院不过百步之遥，而已经留校任教的魏欣在此度过了整整三年的求学光阴！
在大宇学院的招生简章上，激情洋溢的文字总不忘提到这里——中国古典音乐的发祥地洪崖丹井，据说音乐先祖洪崖先生最初就是在此凿井炼丹，断竹而吹的，因而成为中国古典音乐的渊源之地。
魏欣不会不知道这里。但是，她的确是首次造访。尽管在栖息于此的几日里，我常常看见从大宇走出的青年学子们三三两两地来到这里嬉戏，间或有学生情侣手牵手地跨过跳跃的溪流。
但是，魏欣没有来过。三年的时光里，她彻彻底底地将自己变作了“鸵鸟”，埋入沙堆里承受炙烤和风沙，只是为了等待“那一天”的来临。
那一天，魏欣终于全部“过关”。并且，即将成为大宇学院第一个通过自考拿到学士学位的学生。
饭桌上，当在座的老师们告诉我这个消息时，魏欣坐在我身边沉默不语。她不是那种活泼的、口齿伶俐的女孩子，也不是那种沉默得让人不安的人。她的话很简省，但句句直入核心。随着她有节制的叙说，我看到的是一个不同凡响而又真实的魏欣。在众多的民办高校大学生中，魏欣的选择和经历无疑具有“这一个”同时又有“这一类”的标本记录意义。
“公办大学有啥了不起？我不读还不行吗？”魏欣口气里透着一百个不服气。有理由相信，正是某种已经产生的事实使她即便面对公办大学也保持着不卑不亢的优越感。
她来自山东。那一年，从小到大颇有主见的魏欣平生第一次让爸妈替自己作了主：填报志愿。这种屈服说到底还是因为她对高等院校的不了解和表现出来的再三踌躇。
偏偏那一年，山东的普通院校录取分数线较往年偏高，专科就相应提分。本来极有希望上公办大学专科的魏欣却没有等来录取通知书，原因很简单，志愿报得高了。
“这是我惟一一次让爸妈做主的大事，结果就坏了事。爸妈也很懊悔，说差点把孩子给耽误了。”
万般失落的魏欣在电视招生广告中，偶然看到了大宇学院招生的消息。那时的大宇还没有统招资格，注定了进校后就得为自考而奋斗。都说自考难，难在坚持，难在耐得住冷板凳，生性好强的魏欣一咬牙走进了大宇。
正在她一门心思准备苦熬三年时，突然接到爸妈的电话：山东的录取线降分了，有希望上公办了！爸妈的口气里满是喜悦，半是说服半是征询她的意见。还说，既然分数够了，可以托托关系，改志愿填个好点的学校，应该没问题。
“听说降分了，我有点动摇了，不能说公办大学的专科对我没吸引力，说实话，那是我有生以来心里最挣扎的时候，思想斗争得厉害。那时候正赶上军训，那么苦那么累，可我倒没觉得，心不在焉呀。”
是上公办，还是上民办？两者孰优孰劣，似乎一目了然。但是对于已经入校一个多月的魏欣来说，好像不完全是那么回事。大宇是那么年轻、有活力，老师们的笑脸是诚挚而可信的，发自内心地帮助、呵护你，连空气也是那样清新、宁静。但是，自考的艰难、辛苦早就有所耳闻，这三年本来她是可以轻轻松松走过去的呀！
她矛盾极了。就在这时，她又接到爸妈的电话：改志愿受阻，爸妈磨破了嘴皮子不说，还遭遇到了冷眼。
魏欣听说后，身上的血液“哗”地一下涌上来了：公办大学就那么金贵，我还不稀罕呢！我不信在民办大学里下功夫成不了才！
真是鬼使神差，就在她发誓留在大宇时，一封发自山东的面试通知书却来了。按照大宇的招生政策，凡是上了公办大学专科分数线的考生，报考大宇可以减免500元的学费，以录取通知书为准。
去，还是不去？答案在她脑子里交错穿行，这是她有生以来最艰难的抉择。身边，刚踏入校门的同学有一部分开始流失，其中原因就是陆续收到了公办大学专科的录取通知书。
她终于下了决心。三年前的魏欣尽管大学生活还没有展开，但是眼光却有着同龄女孩少有的清醒和敏锐。她不是没比较、思考过，就教学软硬件来说，民办大学未必比不过公办大学专科，而且后者在公办大学毕竟扮演的是边缘、末流角色。她的目标是升本，在民办大学一样能达到。
拿着那张面试通知书，她就去找副院长。副院长说不行，面试通知书还不能算数吧。第二天，她什么都没带，直接就去找了院长。不料院长一听就急起来了，说你这孩子，怎么把钱和通知书放在宿舍里呢？多不安全，快拿来我给你签了。
“10分钟后，问题就解决了，我的学费减免了500块。心里头别提多畅快！”
过年回家时，同学聚会。老师问她，你怎么弃“公”从“民”哪？但说这话时，老师没有半点轻视的意思，话语间倒很佩服她的勇气。同学们也这样说。
后来的日子，印象最深的就是考试，不停的考。最沮丧的时候是考试没通过，最快乐的时候是没通过的那门再考时通过了。
魏欣读的是英语专业，先拿自考专科，再专升本。人家专科读了三年，她两年就完成了，到了第三年末，本科就顺顺当当地通过了。说是顺当，其实也颇多磨难。像每一个自考生印象最深的是考试没过关的“惨痛”经历一样，谈起“没过关”的经历，魏欣的表情却似乎堕入了“幸福”的回忆。诚然，对于一个经历过风雨的人来说，所有过去的磨难和挣扎已经沉淀为甘美的记忆。这种回忆当是“幸福”的。
“印象最深的一次闯关是考英国文学史，考前都知道这门课的通过率很低。说实话，我并没觉得有多难，复习也是照常复习，很下了点功夫。考完后觉得感觉还不错，过关应该没问题。在这以前，我基本都是考一门过一门，同学还挺羡慕我的。
“成绩终于下来了，竟然没过！你不知道我当时的沮丧，整个人大脑乱哄哄的，什么都涌上来了，什么也都没有，一片空白。说实话，高考没考好，我都没那样的失落。自考这东西挺捉弄人的，有时候，你下了功夫它还不一定认！怎么办？这意味着这门课我还得花时间，原定的时间表又要往后拖。可是，只能这样了……
“后来我把那门课彻头彻尾地仔细‘捣鼓’了一遍，不放过一点问题，心想，这次再没过的话，只能听天由命了。第二次的考试结果终于出来了，我过了！而且分数还不低，80多分呢，排在班上前列。哎呀，那时侯的感觉，别提多舒服了！走路时都觉得身子飘飘的……”
她的整个身心似乎被快乐包围着，这种快乐甚至能够传达给我。不是身处其间，难以体会魏欣的沮丧、无奈和快乐、幸福。自考生的体验是复杂的，又是透明的单纯，单纯到只需一个过关的分数就可以让他们忘却曾经的烦恼、痛苦，单纯到一次没过关就足以击碎所有曾经的五彩斑斓的梦想。他们是脆弱的，又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坚韧。
魏欣说，她从来没后悔过自己的选择，大宇三年，日子过得很充实。尽管失之于丰富，因为她的世界里只有闯关、过关的字眼；尽管失之于浪漫，因为青春的多姿多彩全都被她演绎成教室里的苦读、灯光下的冥思苦想。
拿到自考本科，自然不易。但要拿到学士学位，又谈何容易？这个标杆是每门课程的达标分数必须不低于70分，对于千军万马的自考生来说，这样的成绩非有扎实的功底和异常勤奋的努力是不能达到的。可是，魏欣达到了。
实现了人生第一次跨越的魏欣，现在经常对她的学生说，你们不是来上大学的，而是来考大学的！如果没拿到证书，两三年后还是高中生。
这是残酷的，对于刚刚经历过黑七月之痛的落榜生来说；它又是真实的，因为这是现实，自考文凭是这些孩子通向未来社会的惟一“硬通货”。
“从来没有过怀疑，甚至自卑？尤其面对你的那些考上公办大学的同学。”似乎从来都是自信的魏欣让我产生了好奇。
“不是我们自卑，是那些公办大学的学生优越感太强了！”她很不客气，眼神有些轻蔑，“优越什么呀？只要听听他们到了大四连英语四级都没通过，我们到大三就把六级都过了，有什么稀罕的？教材都是一样，说起来不都是靠自己？”
有一次坐火车回家，和魏欣坐在一起的男孩是蓝天学院的，对面坐着的两个学生，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都是华东交大的。
一开始他们问魏欣：“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我是大宇的，他是蓝天的。”魏欣的话刚一出口，他们的眼神就变了。
“后来我们就再没搭话。有时候真的不是我们自卑，自己看不起自己，而是他们身上流露出的优越感太强了！你说不出那种感觉，就觉得浑身不舒服。时间一长，我们也习惯了，适应了。”魏欣很平静，但还是隐约透出几分不平。
后来那女孩开始滔滔不绝起来，说的是他们班一个男生，快毕业了，工作都找好了，而且是挺不错的工作。可是英语四级考了几次都没过，他也不上心，心想好工作还跑得了？毕业前还有最后一次补考的机会，男孩孤注一掷，让人代考，结果东窗事发，被开除了，工作自然成了泡影。
两个人于是唏嘘了一番，很为这个同窗惋惜。
“当时我就想，这也是给那些公办大学生提个醒，优越感别太强了！”魏欣心里的那口气终于一泄而出，口气里不无揶揄。
这种心态真可以体现当下民办大学生的复杂感受。可以理解，就像两株成长在不同土壤里的作物一样，一株饱饮阳光雨露，一株饱受风刀霜剑，谁会成长得更好？答案似乎不问自明，但这里面依然有着悬念。
像魏欣这样弃“公”从“民”的民办大学生已经不在少数。在离开大宇的汽车上，来自山东的臧文强就向我透露，北方人的观念是上不了公办本科，简直等于没考上大学。现在的时势变了，专科谁看得上呢？还不如上民办大学，然后专升本。
“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上大学，倒觉得自己上的是‘准大学’。”像我遇到的很多民办大学生一样，他有着很强的倾诉欲。因为在很多时候，他们的声音是微弱的，不被人注意倾听的。
“每次坐车去城里，车到南大和师大的时候，有学生上来，就觉得车上的人眼神都变了，空气都不一样了，大家都没出声，但你能感觉有种‘崇拜’的气息在荡漾。我有同学在南大读书，有时候我走在他们校园里，听着他们在读外语，有英语、日语、俄语、西班牙语，不同的语种发出不同的诵读声，心里真是羡慕得很。不像我们学校，只有英语和日语。
“我打算考浙大研究生，那是名牌呀。考上了研究生，我才会感到自己真是个大学生了。”他不胜神往的表情让人感到有一点欣慰，内心深处却有一份痛沉沉地升上来。
唉，这些弃“公”从“民”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