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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年轻就是权利话题1：中学生：改变潮流的一代

袁岳（Victor Yuan）：
在中国，中学时期的学习压力最大。中学生面临高考。来自学校的、家长的压力，使他们在心理上负担非常重。中学生第二个特点是，在信息获得渠道上比以往其他时期多。这一代中学生基本上是独生子女，父辈给予他们的空间相对比以前的中学生多。这使他们能够有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多的信息，从而形成自我主张，形成个性。第三个特点是，他们对生活的艰辛考虑较少，而勇于尝试新生活。在他们的生活价值观里，最能表现性格的事情是冒险。他们喜欢体验极限运动，甚至尝试吸毒和性。
伙伴群体对塑造中学生最具影响力。这使中国的中学生更趋向美国的中学生。现在，中学生的父母在管理自己的孩子时正在失去控制能力和协调能力。在这方面，老师的能力也降低了。因为老师和家长在管教孩子时失去了参照系——不知道哪种方法是真正有效的。从总体上说，由于现在中学生是独生子女的一代，他们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力超过上一代人。他们愿意创新、领导潮流，他们是改变潮流的一代。中学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我刚上大学时，读过一本书，是爸爸建议我读的。书名是《高中毕业后还有没有生活？》。这本书表明了作者的一种观点，那就是高中4年（在美国，高中是4年制）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同时也是压力比较大的时期。这本书反映了在美国，高中阶段对一个人的重要性。中学生，包括初中生和高中生，在美国社会里是很重要的成分。这段生活经历是很独特的。大部分学生是在读初中或高中的那几年里真正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在上小学时，通常是就近上学。下课后与同学一起玩，彼此住得都很近，差不多是同一层次的人。但在读初中和高中时，情况就复杂一些。他们会接触到比自己富有的人、比自己穷困的人、不同肤色的人等等。初中和高中更接近社会，在此过程中，他们渐渐从孩子变成大人。

第一篇 年轻就是权利话题2：高考？申请大学

袁岳（Victor Yuan）：
高考是座独木桥。中国能上大学的人数总量很低。目前，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有60%到70%的人能上大学。全国的比例大约是1/4。我来自农村，哥哥说，“你考不上大学，咱家花的钱就白费了，你就只有跳茅坑去。”连干净点儿的河都不让跳。（笑）
高考对中学生是非常大的压力来源。从另外一方面看，也是公平机制的一种形式。也有专家认为应该撤消高考，采取美国的综合评价制度，否则孩子压力太大。但这个方法的问题是，这种推荐会变成拉关系。所以，另一种观点是，所有人在高考面前一律平等，它是惟一公平的工具。现在的实际方式是进行高考改革：一是减少科目，变为3+X，语文、数学和外语三门基础课再加其他两门课；二是改变考题的形式，增加选择题，减少死记硬背的部分；第三，参考其他社会活动、学科竞赛等方面的表现，通过这些措施来改善高考的模式。
有1/4的孩子可以上大学。但上了大学后，毕业时的一次就业率却不到50%，这表明我们大学的培养目标与实际需要间的吻合度不够高。社会上需要的专业技术人员、高级技术工人严重不足。许多地方的中学、技术学校都没有开办了。中国需要更多的大专、技术学校。要扩大这类学校的数量和招生量，让更多的孩子不一定非要去挤大学那座独木桥，这样可以增加出路。我们教育的重点一定要从高教部向下移。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从高中到大学，高中生毕业进入大学的过程反映了许多美国社会文化价值观。绝大多数人都能上大学。一个美国高中生到了高三，也就是毕业前的一年，就要开始申请大学。申请过程很复杂，要填写的不只是一张纸，而是8张或10张纸。需要决定申请什么学校，要写许多文章描述自己。这个过程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一个高中生申请大学时，最重要的是申请文件，包括学习成绩表、课外活动。大学想要知道，除了学习之外，你有没有从事其他活动，比如打工、做慈善工作、参加课外俱乐部等等，大学会全面地评价学生。但原则是宽进严出，不是所有的大学生都会毕业。这种申请制度的优点在于培养学生性格的全面发展，而不会过早地压制学生的个性发展。

第一篇 年轻就是权利话题3：文化撞击下的大学生活

袁岳（Victor Yuan）：
在中国，最受欢迎的大学是北大、清华和人大，其他大学如南开、复旦、南大、武大和中山大学等也比较受欢迎。最受欢迎的专业包括经济学、大众传播学、心理学、计算机和生物工程等。近年来，大学发展的趋势之一是合并，通过合并来增加资源设备的利用率。在东北的吉林大学，通过与长春的其他几所大学合并，据说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大学，共有四五万人吧。浙江大学与杭州的其他几所大学合并后有三四万人，也扩大了规模。从总体来说，大学的管理模式还很落后。在师资力量、办学开放性、包容性等方面都需加强。在2003年召开的大学校长论坛上，所有校长，包括几所最著名大学的校长都照着稿子念，而且稿子非常boring（烦），内容没有任何趣味。一位记者忍不住说，“请问，您刚才讲您的大学的学风几十年前是多么的自由活跃，而您却在念稿子，这让我们看不出一点大学精神来。”这位校长的回答是，“这是分场合的，这种场合我还是念下去好。”这种现象让人很失望。大学校长都如此，大学怎么能提高呢？
大学的校园生活有几个基本特点。一是生活移植性。在美国，地区差距不明显，但中国城乡地区差距很大，不同阶层的人来到大学就会发现跨地区和文化的交汇，这比美国大学生受到的文化撞击更大。二是就业难度很大。在大学里，就能感到职业竞争的激烈。大学与社会的联系增强，大学生主动去寻找社会联系，为就业做准备。三是能力训练落后。虽然大学在知识层面的介绍有提高，但在培养能力上面还相差很远，学生就业时能力太差。但从社会关系来看，大学建立的同学关系是一个人在毕业后几年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里的非功利社会关系的主要来源。总的来说，中国的大学是学生真正社会化的开端。我自己还是很怀念大学生活的。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美国，大学生活也存在文化冲击，但不像中国这么突出。因为这个过程在高中时已经完成，大学时就已经习惯了。但大学与高中不同的是，高中是义务教育，而大学是需要经过申请录取过程竞争的，而且上大学的人从社会经济背景看，层次要高一些。
大学的竞争一年比一年激烈。每年，大学的录取标准都会提高。在我读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时，第一天听校长的欢迎讲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你们向右看一下，向左看一下，你们身边的至少一个人是高中时的第一名，大家都很出色。这种竞争情况就很激烈。许多中国学生都想去美国学习。美国比较好的学校，文史类的有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理工类的有得州大学、密歇根大学和加州伯克利大学等；在国际关系类的学校里，乔治城大学是最好的。
美国人认为应该通过大学4年或5年的时间学些新东西、交些朋友、享受生活、发展性格和各方面的能力。我们把这个过程看作发展自己的机会：一方面学习很重要；另一方面，学习以外的其他方面的活动，比如性格培养，也非常关键。许多美国公司在招聘时会看重学生发展的全面程度。

第一篇 年轻就是权利话题4：从小学开始就设学生会

袁岳（Victor Yuan）：
中国大学校园给予学生校园政治的权利比其他地方要大。校园竞选的方式非常类似于西方的竞选方式。有选举委员会，也需要去拉票。但学生会是在共青团管理下的组织，学生会的管理也受到共青团的指导。大部分学生会的活动都有两个特点：一是配合学校主题活动；二是考虑以前学生会搞过什么活动，现在希望学着搞什么，或者创新些什么。与其他学校机构相比，学生会显示出活跃的特性。学生会之下还有许多社团，如法学研究会、经济学会、老少边穷地区关心团体等。这些社团比学生会本身更加开放和自由，其领导人的产生更加民主。大学社团是最容易成立的NGO（非政府组织）。学生会的活跃程度与社团的活跃程度密切相关。我在南京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等都做过学生会工作。学生会的经费主要来自党组织和团组织拨款。现在，也有学生会通过校外商业赞助使财务更加独立和多样化的。总的说来，社团现在更为活跃。参与社团工作对学生的好处是优先获取资源。参与社团的学生被认为是积极的、上进的，学校方面会给予一些照顾，如保送研究生等。另外，参加社团工作也是培养能力的重要方式。我国的一些现任国家领导人就是从学生干部一步步做起来的。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拿我的两个母校作为例子，情况也是相同的。乔治城大学在1967年和1968年的学生会主席是克林顿总统。得州大学以前的学生会主席是现在代表得州奥斯汀的众议员。
袁岳（Victor Yuan）：
校园政治的训练对学生日后的发展会产生很大影响。在就业时，学生干部的经历被看作具有一定领导经验和管理经验。我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发现社团特别多。只要愿意，你就可以成立一个，达到一定规模时，学校可以资助你。如果规模不大不小，就可以自己运营，学校不会限制你。美国大学的学生组织更加自由。社团还有一个特点，学生会搞活动都请大家吃饭。那时，我们的一些同学天天盘算着明天有什么活动，又可以去吃一顿了。哈佛还有一个男同性恋社团，本来我们都不好意思去，后来发现那里的饭最好吃，于是就去了。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学生会是一种很能体现美国特色的组织。美国人把它看作培养能力的途径。从事政治、法律和商业，不一定需要数学、物理和文学，但一定需要口才、说服能力和辩论等人际交往的能力。学生会就是培养人际交往能力的重要机构。它从小学就开始设置了。到了大学时，学生会更加成熟了。乔治城大学共有研究生一万多名，得州大学有五万多名，其他州立大学有一两万名。竞选学生会充分体现了真正竞选的色彩。美国学生会都是需要竞选的，这种竞选模拟真正竞争的过程。需要组织班子，做宣传材料，花钱买广告材料等等。当选以后，学生会要反映学生的要求，维护学生的利益，与校方交流。实际上，它的决定不是左右学校政策的决定。但是，在做出对学生生活质量有影响的决定时，学生会代表学生，有较强的参与价值。重点不是结果，而是这个过程培养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奋斗的精神，以及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热情。这是非常重要的经历。

第一篇 年轻就是权利话题5：MBA的贬值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MBA在美国是很重要的学位。但是，随着美国经济发展的起落，在不同阶段，MBA受欢迎程度是不同的。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股票市场兴起。雅皮士生活方式普遍起来。MBA成为了人人都知道的新名词。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互联网的急剧发展，MBA成为了非常热门的学位。最近三四年，美国经济已经不像以前发展那样迅速了，因此MBA的热度也下降了。在基础课程方面，与其他专业相比，MBA没有发生大的变化，MBA教育的重点放在会计、融资、管理和其他传统课程方面。许多做生意的人都读MBA。大学毕业后工作3年到6年，并申请MBA的人是最受商学院欢迎的。MBA的主要目标是让对商业有兴趣的学生了解管理，提高他们认识问题的能力。早晚有一天，学生们会忘掉一些具体的知识，但他们会记住管理、战略和人事的基本框架，掌握分析问题的最基本能力。
袁岳（Victor Yuan）：
中国MBA的历史很短。上世纪90年代初，中欧MBA项目在上海交大成立，它是一所国际化程度很高的MBA教育学校，至今仍被认为是MBA教育中比较正宗的。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各学校都开始设置经济管理学院，其中大部分是从经济学院或经济系转变过来的。以前，MBA被看作等同于高级管理人员。在90年代中期，美国的MBA回国后就可以做CEO，尤其在网络经济热潮的时候，更是如此。90年代末，网络泡沫开始破灭之后，MBA也贬值了。现在，MBA就业趋向中层化。更多的人觉得MBA只代表一种训练，即对基本的工商管理能力的训练。随着这种现象的出现，高层管理人员读EMBA的数量增多了。现在，MBA成为了一种普通的商业职业训练，而EMBA成为了一种高级管理人员的商业训练。EMBA入学要求低，但对管理人员经历要求高。一度出现的现象是，中国本地公司中层管理人员素质比高层还高。现在，EMBA的发展顺应了解决这种不均衡状况的需要。在中国，过去20年发展起来的企业家所受的系统训练较少，社会对EMBA有很大的需求。这使企业家们有了第二次学习和建立新的人际网络的机会。
下面谈谈中国MBA存在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MBA教学经济学化的现象。半数以上的商学院院长不是管理学家而是经济学家，甚至是政治经济学家，他们的知识体系偏向于理论化和学术化。这种倾向强调发展研究能力，而不是职业解决能力，同时有意无意地贬低管理解决工具的价值。这是一种严重的误导。第二个问题是，在现有的教育内容和师资力量方面，真正强调动手能力的少。第三，MBA和EMBA项目在挣钱方面的能力增强了，学生收入很高，但教师数量和质量提高却不明显，因而学生得到的相对收益也就降低了。站在这个角度来看，中国MBA教育存在着相当大的问题。

第二篇  明天你做什么工作话题6：自己也可以开设“单位”了

袁岳（Victor Yuan）：
在中国社会关系中，有三个概念非常重要：家庭、政府和单位。单位的重要性是在历史上形成的。在中国，大部分是农村人口。而有了单位，就意味着在那个地方工作可以吃到公粮，并有其他待遇。有保障。有单位的人比没单位的人更有特权。今天，有单位就意味着你有工作，有饭碗。但是，有单位的含义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方面是单位有许多种，如机关、企事业单位、私营民营企业以及合资企业等。国有单位和机关的就业人数大大缩减，私营和三资企业的就业人数增长很快。另一方面是人与单位的关系形式不同。以前，人与单位的关系分成两种：一种是固定工，也就是铁饭碗。还有一种是临时工或合同工。临时工不享有固定工的所有好处。在过去几年里的改变是固定工被减到了最少，劳动合同成为个人与单位的主要关系。第三个方面的变化是，在过去，单位是国家的，你是被国家聘用，现在，你可以自己开设单位了。四是单位的功能简单化了。以前住旅馆，需要单位的介绍信。如果你出了麻烦，需要单位出面解决。如果你想要当选政协委员、人大代表，需要通过单位介绍。单位还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功能。结婚介绍信要单位开；夫妻打架要离婚，单位要调解。现在，办理许多事情都不用工作单位出面了。有了身份证，你自己就可以做许多事。现在，社区承担了更多社会工作。单位在更大程度上成为了工作的地方、发展职业的地方。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一个单位，从表面上看是你工作的所在地，你在那个地方上班。在这个层面上，中美关于单位的含义是相同的。美国公司与员工的关系就是纯粹的工作关系。在美国，没有“单位”这个词，你跟美国人说“unit”，他不会明白你在说什么。上班8小时，你为公司服务，拿到自己的报酬。但是，下班以后公司跟你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房子、孩子教育、旅游……你的任何私事都跟公司没有关系。个人与公司的关系也有变化。美国人的流动性最近几年有显著提高。以前的模式是大学毕业后申请工作。在工作固定之后，很可能一直在那家公司上班，公司会一直照顾他。退休时，公司会送他一块金表或其他礼物，以表示对他工作的感谢，并发放退休金。现在工作的变数增大了，换工作、换职业的情况很普遍，这种变化引起了个人与公司关系的变化，以前那种“你为我工作一辈子，我照顾你一辈子”的观点已经改变了。
袁岳（Victor Yuan）：
中国就业于政府的人数还是高于美国的。美国没有国有企事业系统，政府人数总量比中国要少许多许多。

第二篇  明天你做什么工作话题7：创业群体的素质提高了

袁岳（Victor Yuan）：
中国政府越来越鼓励创业。但总的来说，创业的难度在提高。许多人创业是没有什么本钱的，要得到贷款或者借到款的难度又很大，而大多数人原来是做一样事，下海后又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去摸索。创业的风险是很大的。政府虽然鼓励创业，但还是喜欢已经成规模的大企业，在税收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对中小企业的实质支持不够。现在的创业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下海后，很少有人再上岸了，所谓“不可逆转”；二是家庭双轨制，比如老公下海，老婆在国有企业工作。
创业，意味着个人自主性增加和收入增加的前景要明亮一些。以前，创业是不得不做的事情。比如，在最早创业的人中，释放的劳改犯、被单位开除的人占了一定比例，如果不创业，这些人就可能没饭吃。现在，自主创业的选择增加了：大学生群体、企业高层管理者都开始参与创业。参与创业的群体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创业群体的素质增高了。教育条件较好的创业者成功机率较大。创业成功后的人被成为“企业家”。许多中国创业者在成功后都觉得纯粹的企业成功是不够的，觉得获得一个学位才能受到尊重。这种寻求社会认同的方式可能与美国有区别。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我在莫斯科工作时，有一个同事对IT非常感兴趣。他也是外交官，但在他的个性中体现着创业精神。他工作很出色，但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做自己喜欢的事。后来，他去美国读MBA了。他的想法是读完硕士之后，创办一家IT咨询公司，帮助一些公司进行信息化服务。那是1999年，信息产业最热的时候。在读完MBA后，没想到美国高科技经济大受挫折，他很快又回到了外交官的岗位上来。
创业是离不开大的经济环境的。在美国创业并不容易，但许多人会竭尽全力去做。参与创业的人有多种，大学毕业的、没有大学毕业的；富有的、贫穷的。他们的共同梦想是开发一种新的产品和提供一种新的服务。美国人很欣赏这种人。现在，在美国最有名的人中，有许多是以创业出名的。Bill Gates（比尔·盖茨），大学没有毕业就创办了微软公司。还有Jeff Bezos（Amazon网上书店创办人）、Michael Dell（迈克·戴尔，戴尔计算机公司创办人），Steve Jobs（斯蒂夫·乔布斯，苹果电脑公司创办人），他们都属于这种情况。创业精神是很受美国人重视的。

第二篇  明天你做什么工作话题9： 把1000个律师沉到海底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视法律的国家。五花八门的官司促成了律师职业的红火。律师这种工作在社会上是地位很高的职业。以前，许多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律师，也希望女儿嫁给律师。当然，现在许多父母希望女儿也成为律师。因为律师是受尊重的职业，收入也很高。他们的收入比美国的平均收入还要高一些。资深律师的年收入大概是多少呢？这要看你给谁干，如果给政府工作，是做检察官(prosecutor)，还是做辩护律师(defender)。如果是检察官，则年收入为7～10万美元。如果是辩护律师，则年收入为3万到十几万甚至到几百万。
在最近二三十年里，美国老百姓对律师的看法有了改变，因为官司太多了。官司本身倒没问题，但是人们有一种普遍的感觉，觉得由于律师的存在，许多人在没有必要打官司的时候卷入了官司。几年前，在美国有个“起诉麦当劳”的著名官司。有一个人去麦当劳买了一杯热咖啡带走。在开车喝咖啡时，咖啡烫伤了她的腿。她起诉麦当劳，说没有警告她开车时不要喝这么烫的东西。她赢了这个官司，好像几百万美元。美国人认为，这事是贪钱的律师搞起来的。律师的社会地位慢慢变得不像以前那么高了。在美国有一个玩笑：你怎样形容把1000个律师沉到海底。答案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这个幽默的说法说明了许多人对律师的反感。美国的传统是不客气地批评律师。但我还是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当律师。律师的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再说，只要学过法律，在政治上，通常都会有光明的前途。
袁岳（Victor Yuan）：
在中国，律师目前是非常紧缺的。社会发展中矛盾非常多，比如在房地产行业中，买房合同、拆房合同和物业合同，有许多与法律相关的事情需要办。只是这一个行业就需要许多律师，特别是对专业律师的需求。许多人只是受过法律训练，没有行业经验，但也不难找到机会。由于律师紧缺，因此收入高。老百姓对律师的印象很好，这主要是因为来自电影里对外国律师的好印象。真正接触过中国律师的人，好感明显会下降。一是律师要价高；二是服务中拉关系的现象比较严重；三是专业化程度低，远不像电影里律师进行法庭辩论那样精彩。
现在，律师的作用在提高。以前，律师主要进行民事诉讼；现在，律师介入到了司法中更多的层面。律师介入到非诉讼领域，如股份制改造的法律见证书、侦察阶段的当事人权益保护等。但是，在这个作用提高的过程中，存在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在扩展过程中，律师服务集中在特别有利可图的业务上。对于大量的民事诉讼，如家庭纠纷、家庭小额遗产以及离婚等等，律师不愿意去做，他们更愿意做上市公司见证和房地产等赚钱的经济案件。第二，虽然法律要求的专业能力在上升，但搞关系现象还是很严重的。律师的工作要求他们跟法官搞好关系。我自己就不太喜欢这一点，所以没有选择做律师。
学习法律最重要的是懂得事前制定合理的规则，事后很好地执行规则。我个人觉得，法律训练是一种规范化的训练。这对孩子教育非常有价值。我不鼓励、也不反对孩子做律师。但我建议更多的人去从事法律研究，尤其鼓励将法律与其他社会领域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但是让人感到忧心的是，在实际的法律职业中如此多地不恰当使用关系，会对律师的职业伦理、工作品质和社会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第二篇  明天你做什么工作话题10：多年以后，终于可以当医生了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美国，成为医生要经历一条辛苦的路。在我毕业很早就参加工作时，我的一个学医的同学还在学习。他要成为医生必须先从大学毕业，再上4年的医学院，学许多专业课程。然后还有一两年的实习期。到了三十几岁，他还在接受培训。最后，他还要做见习医生。从22岁学习，直到34岁他才可以真正当医生。那个学医的同学现在终于可以当医生了。最后，他也娶了一个医生做妻子。除了明星之外，医生的待遇在社会上也是最高的，比律师还要高得多。医生平均一年收入十几万、二十几万美元。这是美国对医生的服务和长时间牺牲时间的报酬。许多医生50岁就可以退休了。
袁岳（Victor Yuan）：
医生的收入高，还与美国医院收费高有关系。医院的检验非常细致，服务成本很高。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这也涉及医疗保险制度。美国医疗保险水平是世界第一的，费用也是。
袁岳（Victor Yuan）：
医生从政的多吗？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不多，但是也有。现在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就是医生出身。他是田纳西州的参议员，对医疗问题很关注，由于不满意原来的议员，于是就决定自己参加竞选。
袁岳（Victor Yuan）：
在中国，医疗服务的改革排在中国老百姓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的前五位以内。在普通大学生喜欢的职业中，医生、律师和科学家是排在前三名的。医生的声望是很高的，但是大部分医院是国有的，医生都在国有医院工作。这使得医生的工作强度大，收入水平却偏低。这与职业声望反差很大。现在，医院正在进行医疗服务改革。在医疗系统中出现了民营化的尝试，也出现了一些靠医疗服务致富的人。我去过一些医生的家，觉得他们的家都比较普通，但是都比较干净，自己家配备的药比较多。人们普遍认为与医生或者护士组成家庭是比较受欢迎的，因为可以很好地保障家人的健康。现在，许多人觉得医院服务不好。医院人太多，医护人员态度冷漠，药价高，病人的误诊率也很高。这与医生工作强度大、管理不精细、待遇不高有很大关系。

第二篇  明天你做什么工作话题11：对教授直呼其名

袁岳（Victor Yuan）：
我印象很深刻的教授有几个。一是本科时南京大学的周元伯教授，他长得很胖，是个有名的律师。他特别关心学生。二是读法律研究生时的导师王绪三教授，他是东京帝国大学早年的博士生。他讲的中文里带有一些日文语法，有点儿让人听不懂。但他记忆力特别好。上课时，他经常会引用说，某某说过的什么话在书的第几页。他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三是北京大学的龚祥瑞教授。他是在英国受的教育，但接触过的普通中国人特别多。他和年轻人一样，永远追求新东西。还有，北大社会学系的袁方教授、王思斌教授、哈佛的Anthony Saich教授等。他们教授我知识，也教我做人，我非常尊敬他们。
普通家长对教授和老师也很尊重。在普通民众尊重的职业中，教授和老师排在前三位，特别是，如果是名校的教授，更会受到尊重。名教授，以前都是理工科的教授最出名，如华罗庚和陈景润等。现在是经济学方面的教授最出名。
教授之间的收入差异很大。有的教授讲一小时，收入2万元，有的每个月才挣1 000元。教授的平均收入在社会上属中等偏上。如果教授善于运用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资源，则很容易跨入高收入者行列。在北京市地税局监控的高收入人群中，有一个群体就是教授。
在中国大学中，师生关系较美国更密切。在美国大学里，师生之间有点儿工作层面的关系，私人之间不是特别亲密。但是中国的教授会把学生看作孩子，邀请去家里吃饭。有时会严厉地批评，就像批评晚辈一样。“一朝为师，终生为父”。中国的师生关系是生活关系中非常重要的紧密型社会关系。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我想到的第一个教授是教我中文的教授，姓余。她是我读乔治城大学时中文系一年级的教授。在她身上反映了你所说的中国那种紧密的师生关系。除了上课，她还会格外关心你的学习情况。那时，我从头开始学习中文，她特别耐心地强调四声和文法。如果你出错了，她会让你重复，直到你说对为止，非常耐心。有时，她会打电话到家里，问你有没有做完功课。第二个教授是我读研究生时的Barbara Jordan教授。她在得州大学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讲公共伦理课。她来自休斯顿，曾任国会众议员三个任期。她被认为是美国近代历史上一个最有道德权威、最正直的政治家之一。这是所有美国人都认同的。她教我为美国人民服务应该是一种什么态度，应该是什么精神。做一个教授，社会地位很高，但收入属于中等。一般年收入是30 000～50 000美元的水平。美国的师生关系一般是非正式的、非密切的。中国学生会很尊重地称呼“王教授”、“张教授”。但在美国，学生经常直呼教授的名字，特别是到了研究生阶段。
袁岳（Victor Yuan）：
是的，在哈佛时，对Anthony Saich教授，我们就叫他Tony。龚祥瑞教授受过很好的英国教育，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中，前面称呼是“袁岳兄”，落款是“祥瑞”。我简直吃惊，过了很久都不能习惯。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我离开学校后，还与教授保持联系。有时我尊称他们为“某教授”。他们会说，“你怎么这么客气，还是应该叫我的名字。”在美国，教授和学生之间更像同事，而且他们欢迎学生提问题，提出不同观点。只要这个学生能用事实和逻辑支持自己的论点就可以，而不在于结果的对错。这种灵活、非正式的关系是美国师生关系的重要特征。

第二篇  明天你做什么工作话题13：犯罪分子有白领化趋势

话题13：犯罪分子有白领化趋势，警察还是以蓝领为主
袁岳（Victor Yuan）：
警察是个形象变化非常大的职业。在改革开放以前，人们对警察的信赖度、亲切感都很高。那时，社会是静态的，但警察常常是动态的。他们总是来来回回的，比如，到你家里去，帮你们做一些事情。警察的职责常常是抓坏人、保障生活。在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的流动性增加了，违法犯罪案件增多了，警察本身也面临着适应局面的转型。越来越多的跨地区犯罪行为发生了；犯罪分子群体受教育的水平越来越高，但警察还是以中等水平的教育程度为主；随着犯罪总量增加，警察的工作量增加但待遇没有增加。这些因素都造成他们积极性不高、服务水平也没有提高。
人们对警察的总体评价不高。与律师、法官和检察官相比，警察在人们有好感时还是排在最后一位。现在社会发展了，但警察的适应能力提高不够。警察工作多，工作累，工资还低，这使它被人们视为不太好的职业。在县和乡一级，人们很愿意当警察，变成稳定的、威风的国家干部。在中小城市，警察还算可以接受的职业。在大城市，则不算是好工作了。许多警察是转业军人、郊区农民。犯罪分子有白领化趋势，警察还是以蓝领为主。这是对国家治理的一个较大挑战。
站在老百姓的角度看，警察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警察应该是受过良好训练的，应该有相当多的社会知识。如果警察经常出现，犯罪分子就会减少，但现在的警察很少出现在街头。在我们看见警察时，往往都是出现了问题，并且警察的面孔都是很严厉的。应该让警察巡逻成为制度，提倡看得见警察，警察的出镜率（presence）对老百姓的心理安全很重要。另一方面，应该重视宣传警察的工作和特点，做好警察形象的传播和社区联系的工作。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主流上，美国人对警察的看法是很重视他们，并且认为他们让人有安全感，觉得他们会保护自己。但是有人指出，实际上，一个人对警察的看法跟他的社会经济地位、种族等许多因素都有关系。比如，许多地方的黑人对警察没有特别好的感觉，他们觉得警察在骚扰他们。他们没做过错事，但警察抓他们。绝大部分人基本上认为警察是很好的。有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也会引起人们对警察看法的争议。前几年有个著名的案子，有人控告警察开枪杀死了一个黑人。后来，发现那个人实际上没有枪，也没有犯错误。但是，那个警察后来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因为作为警察，他并没有错。但白人警察杀了黑人没有受到处分，这件事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有博士硕士学位的人一般不会当警察。现在，美国的许多警察都有学士学位。以前，他们的素质不高。最近二三十年，美国警察的职业化发展非常快。现在，成为警察的大部分人都来自中产阶级，年收入为三四万美元，不是特别多。没有联邦警察、国家警察，只有地方警察。警察工作的风险大。美国政府很重视警察的职业培训。美国人觉得，一个好警察是任何事情都能帮忙的。比如，假设一个5岁的小孩在玩球的时候不小心把球滚到街上去了。因为他还小，不能去街上捡球。这时，如果遇到一个警察，孩子就会问他，能不能帮忙去街上捡球。这时，警察应该帮他捡球。总之，警察要乐于助人，在能够帮忙的时候帮忙。警察还要有幽默感。目前，警察录相带（police videos）成为了一种比较有趣的电视节目。这个节目是实录警察逮捕嫌疑人的过程，如何跟那些人说话。他们说话有时很有意思，电视台实录下来成为有趣的电视节目。在许多警察车里，都安装了摄像机拍摄下他们处理事情的过程。这是为了确保在办案过程中，警察不会滥用他们的权力。还有一点，美国人认为警察应该很注意自身的公共形象。

第二篇  明天你做什么工作话题14：孩子不好管，就送他去当兵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美国，三十几岁的人（像我这样的年纪）与更老的一代的差别在于，绝大部分人都没当过兵。我爸爸从1953年到1955年在一个空军基地服役过两年，当中尉。在美国，当兵是自愿的。没有必要像在以色列，男女必须为军队服役三四年。军队要求申请者的教育程度至少是高中文化。对于军官，经常要求大学毕业。西点军校就是有名的教育培养军官的学校。现在，美国军人的教育素质越来越高。
在美国，社会经济条件低于平均水平的人会倾向于当兵。他们进入军队会得到很好的机会，例如有机会进入军队赞助的大学。他们在其他方面赚钱的机会不是很多，但是通过军队，他们可以为国家服务，这是很光荣的。其次，还能获得社会的尊重，也有不错的待遇，可以一步一步地往上发展。他们在军队服役20年之后，可以拿到数量可观的退休金。还可以做二三十年其他工作。
社会如何看待军人呢？总的来说是尊重和感谢。尤其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参加战争的士兵，都会受到尊重。无论美国人是否支持政府，他们都会尊重军人为国家的服务。
袁岳（Victor Yuan）：
中国军队有200万人左右，大概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参军是义务制，实际上有些像募兵制。每年都有招兵季节，体检、政审和加入训练。有些兵种用人紧俏，需要拉关系才行。比如，要成为女兵就需要拉关系。还有技术兵，如汽车兵等，对将来就业有帮助，也需要拉关系。
愿意当兵的人或愿意送孩子当兵的父母一般是经济条件较差的，这与以前的情况不一样。以前，优秀青年才当兵。当兵的转业很容易找到其他工作，转业军人通常优先就业。如果在部队当了官，还能带随军家属。现在，士兵的待遇降低了。另外，他们也有了其他更多更好的就业渠道。所以，弱势、经济条件不好的年轻人选择当兵的会多一些。来自农村的年轻人当兵的多一些。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美国南部和乡下当兵的多。当兵最多的地区是得克萨斯州。
袁岳（Victor Yuan）：
有些家庭觉得孩子不好管，就送他去当兵，家长觉得军队是个管人的好地方。中国军队的变化，一是专业化训练增加，开始重视兵员转业后的出路问题。二是社会联系增加，战友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在中国军队中，无论士兵还是军官，待遇都不是很高。在职业转换上，军人逐渐只能靠自己了，不像以前由军队安排。以前，许多军官在转业后可以安置在政法系统工作。现在，政法系统的专业化要求提高了，安排军官就出现问题了。社会上称“士兵”为“人民子弟兵”。解放军给人们的印象是社会救助者和保护安全者。在坐长途汽车时，如果车上有个解放军，你会觉得比较安全。另外一种说法是傻得跟大兵一样。在城市居住的人去当兵让人觉得家里条件不太好。现在，军人的社会地位有所下降。

第二篇  明天你做什么工作话题15：每个城市的乞丐80%~90%是专业乞丐

袁岳（Victor Yuan）：
小时候，我们家那里的乞丐都来自另外一个更穷的县，几乎全部是。城市里的乞丐更加集中。现在，乞丐的重要变化是乞丐的职业化现象。每个城市的乞丐80%~90%是专业乞丐，只有少数是真正需要帮助的。成为专业乞丐的原因是收入有保证。每月1 500～2 000元，这已经超过了城市职工的平均收入水平，而且做乞丐的成本比较低。
从伦理上，人们觉得做乞丐怎样呢？乞丐人群主要来自比较穷困的农村。历史上，那些地区很穷，那里的人经常逃荒，那里有乞讨的传统。在湖南和山西的一些地方，有人靠乞讨盖起了小楼，而在家里种地的人，却盖不起楼。这让人们在心理上接受了乞讨。
目前，乞讨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有些人利用孩子强行乞讨，而且使用不当手段寻找孩子。还有人利用流浪儿强行卖花。大部分乞讨者都来源于跨地区的农村流动人口。在北京和上海的地铁口、国际区、教堂，以及寺庙门口的乞丐，都有丐帮控制。乞讨现象在社会上还会继续存在。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上世纪20年代，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人们认为在街上乞讨是道德不良的行为。现在，这种态度已经转变了许多。以前，我们把这些人叫“bums”（流氓），但这是以前的说法。现在的说法是“无家可归者”。现在的乞丐分成两种，一种是真正的无家可归者，一种是职业乞丐。还有一种情况是，如果你开车到一个比较贫困的地区，在红灯亮的时候车停下来，就会有人跑过来洗你的车，然后找你要钱。他们也算一种乞丐。还有，在华盛顿和纽约等一些大城市，有一些慈善组织帮助乞丐。比如，安排他们在街上卖报纸，赚一些钱。还有，有时你会在街上看到一个人坐在地上，胸前挂一个牌子，上面写着“Will Work for Food！”（我给你工作，你给我吃的），但这种情况较少。很少人真正雇佣他，怕带他回家有什么问题。
最近，中国乞丐的数量在增加。我经常看到有四十几岁的妇女带着一个小孩乞讨，但那个小孩明显不是她亲生的。许多中国人跟我说，这是欺骗行为，在她上面还有一个大老板。在美国，很少看到这种情况。还有，在美国乞讨，只问一次。比如，他问你：“能不能给我点儿钱，让我买些吃的？”如果你说：“不行。”他就会说：“谢谢，打扰了。”他不会反复地问。还有，在中国，乞丐会拉你、碰你；在美国，这种身体接触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袁岳（Victor Yuan）：
我注意到，美国的许多乞丐是很年轻的，而且男性居多。还有，他们是领救济金的。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实际上，乞丐可以去收容所，找到地方睡觉，可以拿到政府或者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救济。一般来说，乞丐不会在街上饿死、冻死。

第二篇  明天你做什么工作话题16：原来领导实行家长制，现在是老板制

袁岳（Victor Yuan）：
11年前，我在机关工作，上级领导有许多。现在，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领导了。刚离开学校工作时，觉得要为领导工作，帮助领导进步。当时，我时常指出领导的错误，领导很生气，说：“到底谁是领导啊？”我知道了，原来不能这样对待领导。自己做企业之后，觉得领导是政府，因为民营企业要遵守国家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对领导还是蛮适应的。在社会组织里，领导还是可以与之谈判的。
现在，领导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若干变化。一是，原来领导实行家长制，现在则是老板制。原来领导就像不讲理的父母，你没有反驳的机会。但实际上，他也不能开除你。现在，大家习惯将领导称为“老板”。这表明领导的决定权扩大了。他可以开除你，而且财务上对你的影响力更大了。但是，你有一定的机会可以反驳领导了。二是，领导多元化了。行业协会、俱乐部和联合会，都有“头儿”，这样产生了许多领导，你有多个意义上的领导。三是，我们自己也可以做领导了。比如，你创办了一家企业，很成功，那么你就是企业领导了。或者，你经常在媒体发表一些意见，得到认可，那么你就是民意领导了。或者，你参与社会工作也有机会成为社会工作的领导。过去，“领袖”这个词不能滥用；现在，有些活动就可以命名为“青年领袖营”了。只要你能够推动某些事情，就有可能成为领导。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最后，领导过去在我们面前依靠朴素的意识进行领导；现在，领导艺术和科学得到了重视。形象管理、资源协调和组织行为艺术都成为了领导科学重要的组成部分。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我为政府工作了11年。我接触的领导基本上是政府中的。政府与公司一样，都有明确的级别制度。你知道自己的领导是谁，身份界线很清楚。但是，美国政府部门里平等融洽的同事气氛与合作精神都很强。刚进入美国政府部门工作时，我只有24岁，研究生刚毕业。第一天到办公室时，我发现大家彼此之间都是直接称呼名字，包括对五十几岁的人。只要是部长级以下，哪怕他比自己年纪大许多，比自己资历老许多，都是直接叫名字。
刚开始工作，我也像你（袁）一样，很直率。有一次，我和一位领导参加一个讨论。大家都谈了许多意见。我没说什么。领导问：“大为，你要不要补充一点？”我就说：“实际上你说的不完全正确。”然后，我就接着说自己认为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散会后，他说：“大为，你还很年轻，你刚才说的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你有不同的观点最好是会后来讨论。”
现在，美国国务院的领导是鲍威尔。他在领导科学上做出了许多贡献。他有7条领导原则很有名。他说，作为一个领导，第一要制定明确的目标。第二，要把所有人和任务联系起来。他举了一个帝国大厦的例子。曾经有一个人在那里调查大厦管理的班子，从最高的一百零几层到地下室，他问了许多人，问那些人怎么看帝国大厦的管理。到地下室时，他问那些倒垃圾的人，怎么看自己的工作。那些人说，我们天天把垃圾扔出来，我们的任务是保证任何人到帝国大厦都有很好的印象。第三，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工具。第四，授权他们做决定，信任他们的判断能力。第五，在他们做好事情时，给予承认，赞赏他们的工作。第六，做一些有难度的决定，不要犹豫。第七，刻苦地工作，让别人看到，做出榜样。

第二篇  明天你做什么工作话题17：年轻人每5年都会经历2～3次职业调整

袁岳（Victor Yuan）：
1988年，我的第一个工作是学校分配的。那时，大学生可以先自己找工作，找不到时再由学校分配。这种做法已经进步了。以前，大学生都是完全由学校分配的。现在，大学毕业生就业完全市场化了。大学只完成对你的教育，找工作由你自己负责。大学只会帮你联系一些单位。
我现在的感觉是，如果公司需要人，基本可以在人才市场招聘到。另外，也可以在网上招聘。职员中的流动现象是很普通的。比如，被猎头盯上了、到客户那里工作了、到竞争对手公司去了、去留学了，等等。一般来说，工作的年轻人每5年都会经历2～3次职业调整。在一个单位呆3年的情况现在很少了，跳槽是正常的了。
单位都希望找到人才、留住人才。但是，如果人才的合理流动保持在适当比例，则是有利于公司发展的。一个人在一家公司呆的时间太长了，可能就不会有创新的积极性了。新人会带来新气息。单位在看待跳槽的问题上有三个特点：一是过去的工作是单向规定的，现在变成谈判和签协议的形式了；二是福利货币化了。住房补助和交通补助都货币化了；三是吸引力代替了限制力，如以前有5年服务协议，限制读研究生的服务年限等，现在则更强调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改变工作气氛，用这些措施吸引人留下，而不是采用强制的方式。单位变得更灵活、更有活力了，以此来减少人力资源的流动。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美国，换工作很正常。社会流动性一年比一年大。人们会换工作、换职业。作为外交官，我很喜欢自己的工作，但有时也在想：自己要不要换换工作。任何人都会想：要不要改变一下职业和生活方式。中国有句古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但是，在你寻找新工作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细节困难，因为这需要很谨慎的计划。比如，你通过发简历、打电话寻找新工作，这与你现在的工作会有矛盾，你会担心被现在的公司知道。一个人离开公司时，应该有权利把退休金带到下一家公司。这也是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议题。
从公司的角度来看，怎样留住人才呢？方式包括增加薪水、给予休假等更多待遇，还有给予职位提升。在互联网公司还有一种较普遍的做法，即创造一种轻松好玩的工作环境。美国有一种新的职位，叫chief morale officer（首席工作精神官）。他是专门负责工作气氛的人员，职责是为了创造更有活力的工作环境。

第二篇  明天你做什么工作话题18：在3～5年内，失业状况很难缓解

袁岳（Victor Yuan）：
现在，中国的就业形势很严峻。原因之一是大部分国有企事业单位精简人员，用工总量在减少。另一个原因是新的劳动者不断产生。供应不断增加，而需求是稳定的，这造成了失业人数的上升。现在，在普通人关注的问题中，失业下岗问题连续两年处在第一位。
中国有个词：下岗（unemployment）。这是一种中间状态，意思是先把你放在那里，有了岗位再让你上岗。通常，单位会发给你一点儿钱，作为生活费。这种情况通常存在于国有企事业单位中。官方现在基本上不用“下岗”这个词了。这个词的出现有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原因。因为当初受聘时谈好是铁饭碗，现在不是了。另外，一个人在年轻时就为国家的工厂工作了，现在工厂要解聘我，从情理上说不过去。这些都需要给出一个说法。于是，“下岗”这个代表中间状态的词就产生了。如果将民营和三资企业的失业人群、国企失业人群、无业人群等所有失业群体都考虑进去，那么中国的总失业率还是很高的。
有两种情况会加剧失业，一是国有企业转型速度加快，二是农村产业改造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在3～5年之内，失业状况不会缓解，还会加剧。下岗之后，城市里面有30%左右的人口在失业统筹保障之下，他们可以得到救济金。在北京，有30万人有最低生活保障费，也有相当多的一批人没有处在这种保障之下。政府鼓励职工下岗后创业的具体方法还有待完善。利用社会力量进行就业转型培训、发放小额创业贷款，这些方式的发展还不够，需要有更多的社会组织来关心失业的人群。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美国人很看重工作。一个人的工作与他的性格、家庭和身份是紧密结合的。一个人失去工作后，除了对自己的经济有影响外，还会让人感觉到他在道德上是不是不好？其实，这是不合理的，但自然会让人这么想。美国人刻苦工作的敬业精神很普遍。一个人失去工作会对他的生活有长远影响。房子贷款很贵，失去工作，可能支付不起。房子每月大概付1 000～2 000美元的分期付款。孩子上州立大学每年要花一两万美元，私立大学三四万。失去工作对退休金也会有影响。
年轻人更容易失去工作。因为“first in，last out”，就是说，公司裁员时，会从最新进的人开始裁。私人公司经常进行人员变更，在政府工作的稳定性大一些。最近，美国经济比较困难。虽然开始好转了，但达不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高峰。人们失去工作后，第一个问题不是想让政府帮我太多，而是我有什么办法帮助自己。失去工作后，可申请州救济金，一个月大概六七百美元，让你吃饱饭，让你有一段过度时间去找新工作。现在，美国失业率在6%左右。而上世纪90年代只有4%多一点儿。

第三篇 人际关系：互相帮助 互相欣赏话题19：请客如吃干净是很好的状况

话题19：
对于美国人来说，请客时如果盘子吃干净了，见底了，是很好的状况
袁岳（Victor Yuan）：
我最近一次招待客人是大前天。一个美国客户来北京，他是朋友介绍来的。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到什么地方吃饭：老美来了，什么地方合适呢？不能太辣，不能太奇怪。来了先谈事情，然后吃饭，吃完我会说今天我买单。招待美国人在我看来很划算，他们不太懂，点一些便宜的菜就把他们打发了。豆腐和宫保鸡丁就可以了。在吃的过程中该谈什么事情就谈，即使是他跑来约我的，在我的地盘上，也一样由他买单。
中国人的待客规则，一是要热情，态度上不能慢待，别人会用你的态度判定你的心意。对待不同地方的朋友，难度不一样：美国人，以低成本就能让他们满意；香港人，就难了，他们讲究吃；老家人，点些没吃过的菜就可以；对过去的同学、同事，不能点得太便宜，那表明你把他看得很便宜。二是量不应该不足，可以有余、可以浪费，但不能空盘。三是如果有求于朋友，那么吃饭是不够的，通常应该有另外的表示。根据办的事不一样，表示的程度不一样。对于外国人，选最不值钱的东西就可以了：小盘子和小手帕就行；对中国的朋友，这些东西人家都不会要的。如果你送的礼物显得很小气，那么前面的东西就都白吃了。另外，对于我们中国人，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买单要积极主动，这是表现你诚心与否的重要时机。如果你是公司老板，更要主动买单，不要让教授或公务员买单。如果有人邀请你去家里吃饭，在中国，一般不代表他对你很亲密，而是省钱的表现，不见外但不够重视。除非比较有钱，带到家是比较亲密的表现。总的说来，表面的热情要有高度。过去是酒要喝到醉，要喝度数高的、价钱贵的酒。现在，劝酒的方式缓和多了。不再强迫喝，不喝醉，喝低度酒。现在的待客之道是：热情、主动、考虑健康。待客之道变得比较宽容合理了。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我在北大学习时就意识到中美在待客上存在不同了。中国人特别讲究规矩，比美国人多许多。但这不意味着美国人不好客，只意味对待客人的方法是不同的。最近，我邀请了一对夫妇到家里做客。那时，我们就知道，这对夫妇不是经常有机会到美国家庭做客，于是我们就做了美国菜。菜量是足够的。如果吃干净了，盘子见底了，那么对于美国人来说，是很好的状况。考虑如何对待客人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客人从哪里来；二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招待客人。请客人到家里是对待关系比较好或特别亲密的朋友。有时也会与好朋友去外面吃一些特色菜，吃一些我们自己做不出来的东西。在家里和在外面不一定意味关系怎样，但如果在家请客，那么更大的可能性是很好的朋友。
美国人更看重做客之道，而不是待客之道。对于待客，热情，让人有回家的感觉就好了。习惯上，要事先告诉客人除了他还有哪些人要来。另外，应该问客人有哪些菜不吃，如宗教上的忌讳等。反过来，做一个客人的规矩比接待客人要多。客人要准时到，不能太早也不能太迟。一般的情况下，要带点东西，如酒或水果等。作为客人，在没上菜时或吃完饭后，应该问主人，“我能帮什么忙吗？”有时，主人真的会允许你收拾桌子或洗盘子呢！这是很亲切的表示。劝酒在美国是不存在的。

第三篇 人际关系：互相帮助 互相欣赏话题20：纯粹的友情减少了，利用色彩增强了

袁岳（Victor Yuan）：
与我保持紧密关系的朋友大概有40人～50人，其中1/3是同学关系，1/3是商业合作关系，还有一部分是其他社会关系，如媒体记者和网友等。总结一下结交这些朋友的目的，1/3是自然认识的，另外2/3都是带有功利成分的。从友谊的发展看，朋友的总量特别多，而且新朋友特别多。每个星期，我都要发出一百多张名片，收回八十多张名片。全年接触六七千新人，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比较紧密的新朋友。虽然我不代表一般人，但这些反映出，现在人们的社交更具规模了，通讯服务的发达更进一步支持了这种规模社交。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友谊的特点是功利性层面加强了，从负面来说，这种情况也支持了开后门情况的发展。
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经济重要性的提高，朋友的功利性也会进一步提高。短期利益的朋友关系会占用大量的交往时间和精力。保持长期交往的朋友减少了，纯粹的友情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用色彩增强了。友谊中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减少了；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成分有明显增加。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我必须说，作为外交官，我的生活流动性很大，有时在这个国家，有时在那个国家。这对友谊产生了影响。一方面，我在不同地方都有朋友。中国朋友和俄罗斯朋友都有。另一方面，我的朋友在不同地方，比较分散，不容易保持友谊，因为友谊需要付出一定的精力来维持。有时，我觉得朋友怎么这么少，后来意识到，哦！原来我已经在莫斯科了，一些朋友不在这个国家。我周围很好的朋友，差不多有20个～40个。在这些人中，有些是一起长大的，大概占10%左右。更多是在上大学和工作时结识的朋友。我的这些朋友有个特点，就是国籍多样化。但是如果朋友太多了，到了一两百个，那么我个人觉得很难安排时间，很难保持友谊的质量。这一点涉及到美国人最近几年对友谊的看法的变化。感情色彩稍微淡了一些，但我还是比较珍惜友谊。工作上的朋友虽好，但不能完全满足对情感的需求。中国人对友谊的重要概念是我依靠你，你依靠我，我帮你，你帮我。一些我不认识的中国人，刚认识我，就让我帮助他们拿签证。这种事情在美国很少发生。在美国人眼里，友谊的核心不是互相帮助，而是互相欣赏——我们是朋友，我们在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就是这样。

第三篇 人际关系：互相帮助 互相欣赏话题21：美国人不会看对方花了多少钱买礼物

袁岳（Victor Yuan）：
中国人给朋友送礼分为不同情况。大致有三种：一是随份子，每个人一份。朋友结婚就是一种，好像这是必须随的。二是朋友有了红白喜事，要有所表示，这是被一种习惯决定的，不是必须做的，但是否送礼表示你与他之间的关系。三是情感型的，生日送花，情人节送花，或者没任何原因，就是送花。后者更多地是为了让对方觉得自己被关心着。送礼需要考虑两点因素：一是送礼要拿得出手，要像样子，最低限度为自己保全面子；二是习俗的力量，不送礼是否有负面评价。前两种礼在传统地区（如农村）所占的比重较大。而情感礼则是在都市中、在年轻人中较流行。一般说来，如果送礼花的钱太少，则还不如不送。买太便宜的礼品送人通常会导致负面影响。情感礼则关键在于趣味性和独特性，主要是费心，不一定要特别费钱。现在是双轨制并行的时代：传统地区送传统礼，都市送情感礼。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中国人很看重送礼。在美国，送礼行为不是十分普遍。朋友间送礼的情况出现在过生日、过圣诞节和庆祝结婚周年等情况中。美国人在这方面不是特别讲究。一般来说，可以采用其他形式表示庆祝，如遇朋友生日，可以搞一次家庭聚会，请几个朋友一起吃顿饭。遇到这种情况，带上一样小礼品就可以了。美国人不会看对方花了多少钱买礼物，而会把重点放在礼物所代表的心意和意义上。礼轻情意重。一个朋友有一个7岁的小女儿，她画了一幅画送给我。那只是一张普通的纸，但我就很看重。不过，如果送的礼太差，其实也不太好。比如两人结婚时，如果有个很好的朋友送的礼太差，肯定也会让对方感觉不好。这是人性嘛！在哪个国家都一样。但总的说来，美国人表达情感的方式很简单，就是你喜欢我，我喜欢你，我们喜欢花时间在一起。其他问题，如送礼方面，真的没有太多考虑。

第三篇 人际关系：互相帮助 互相欣赏话题22：有面子收益则能承受实际上的无收益

话题22：

有了“面子”这项收益，可以承受实际上的没有收益或损失
袁岳（Victor Yuan）：
在中国文化中，有两样东西非常重要。一个是面子，一个是关系——这二者是人际交往的核心。面子是一种表面上的收益。因为有了这项收益，可以承受实际上的没有收益或损失。有时，这有很强的负面作用。在谈判风格中，美国人重视实质收益，在姿态上可以做出让步；中国人对形式收益的重视程度较高。从正面来说，在利益冲突激烈时，人们可以仅仅接受形式收益，这有助于降低社会矛盾。总体来说，中国人非常讲面子，表明形式收益的重要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小的领域中，现在中国女性在家庭财务方面的控制权有所上升：一个男人的钱如果被老婆管得太死，一旦被外人听说会很丢面子。聪明的女人会在公共场合给老公面子，回家后再“教训”他。在宏观上，在中美间的许多谈判中，中方只获得了形式利益，而美方获得实质利益。在历史上，在朝廷周围经常有一些小国来进贡，皇帝则以价值三五倍的东西回赠。实际上，皇帝并没有得到什么，关键是为了一个面子。面子是个人和国家的一种行为模式。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面子”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美国人对面子的重视程度不是特别高。美国人更愿意牺牲面子而达到个人目的。美国人以目的为最终考虑，看重的是实质和结果。具体的表现有许多。比如，我曾经做过一些消费者权益方面的工作。当我在饭馆吃完饭买单时，经常看到单上有一些错误。比如我没点某个菜，但单上却出现了。我习惯于在买单时仔细地看一看，以保证我付的钱和点的菜是一致的。在出错时，我会指出来。中国人一般不会仔细地看单子。请客，买单，是一连串很潇洒的动作。看单子这种做法在中国人眼里可能是没面子的事。但是在美国人眼里，如果买的菜和付的钱不一致，反而是没面子的，显得傻乎乎的，因为自己没有管理好这个过程。
还有一点，我觉得中国人有时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比如，我是一个北大教授，有客人到家里来了，种种原因使我觉得有必要请客。来的人很多，最后，我用一个月的工资请了客。对我来说，这是一笔极大的开销，但是我不愿意让大家自己付自己的，宁可自己受损失，宁可自己心里不舒服。中国人比较在乎周围的人如何看他。在一般情况下，美国人是觉得无所谓的。你怎么看我没关系，主要是我怎么对得起我自己、家人和关心我的人。

第三篇 人际关系：互相帮助 互相欣赏话题23：高利贷和无息借钱，是两个极端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我向其他人借过钱。这种事情在美国办公室和学校是很正常的。这也涉及面子问题。有几次，我作为美国使馆的官员，要请外国客人吃饭，当时我没带足够的钱。（笑）这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也可以说是很幽默的事情。如果我跟客人的关系还可以，那么我会说，“很不好意思，我今天没有带钱，应该我请你，但今天能不能你先出钱？”这的确是很荒谬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很诚恳、很幽默，那么双方的关系会有意想不到的进展，甚至提高关系的质量。在我下次还钱时，确实算请他们吃饭了，我们还会拿上次的事开玩笑。在通常情况下，我忘了带钱包，正好那天要做一件事情，没有足够的钱，我就问一个同事能不能借我点儿钱，这很正常。规则是借钱的那个人一定要记住还。我会把借条放在一个明显的地方，提醒自己还钱。如果借钱给别人，如果是好朋友，我反而不会记。向银行借钱，就比较复杂了。但是，这对许多人都是一个重要的过程，涉及许多人的日常生活。遇到买房和买车等大事情都需要向银行借钱。绝大多数美国人需要借许多钱，以承担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但他们只要有能力，一定会把债还清。
袁岳（Victor Yuan）：
我个人有借小钱的经历，但很少找人借1 000元以上，在没带钱时一般会向他人借一两百块钱。遇到需要借大钱的事情，如买房子，曾向银行借钱，不过不存在还钱信用的问题。但是，我有别人借钱不还的经历。从过去来看，我借出的钱很少有人还。通常，我是不向外借钱的。如果我觉得有追钱的风险，就直接告诉他，“通常我不借钱给人”。在我确定要借钱给人时，通常是做好他不还的准备的。中国人借钱的现象很普遍。现金紧张很普遍。面对关系不紧密的人，借钱不还的风险很大，借钱利息非常高。熟人之间借钱是君子协定，不写文件，而且这种借钱通常没有利息。如果要利息就显得关系太疏远了。这是两个极端，一个是高利贷，一个是无息借钱。
目前，中国的个人信贷行为已经很普遍了。中国的银行信贷手续很复杂，复杂到个人需要钱时很少想到银行的程度。在买房和买车时，银行与开发商做信贷，而不是与直接消费者。正常的金融机构没有充分发挥服务的作用，这样就导致个人借贷中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高利贷的利息越来越高，同时无息借贷的风险也越来越高，社会信用变成了一种很难获得的东西。

第三篇 人际关系：互相帮助 互相欣赏话题24：在美国请客，没说清楚则是AA制

话题24：在美国请客，如果没说清楚，大家在心理上都准备AA制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AA制，在美国叫Going-dutch（各付各的）。这个问题也涉及面子。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吃饭与面子》，讲的就是与AA制有关的问题。结账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以前的看法是，男士请女士吃饭，应该由男士付钱，而女士不用付。但那是上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初的事情。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感觉到，既然自己的经济地位提高了，就应该付账。于是，AA制慢慢开始出现了，它是从男女约会习惯的转变产生的。
如果我给一个朋友打电话，说：“我们一起吃饭吧！”那么，这顿饭有可能是我请客，也有可能是对方请客，我们之中谁请客是无所谓的事。如果我明确地说：“我请你吃饭。”那么就是我请客。或者我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我请你吃饭吧。”这些都需要很清楚地说明。如果我说：“我们聚一聚，吃次烤肉。”那就不清楚了。在不清楚的情况下就是大家各付各的。在美国，基本前提是，如果没说清楚，大家在心理上都准备自己付自己的。几个朋友在一起，或者两个人并不是很熟，也都是各付各的。除非一个人明确说：“我想请你吃饭。”那么他就会付钱。在一般情况下，最安全的办法是各付各的。假设情况不清楚，最后某个人付了账，那么可能会让大家不愉快。
袁岳（Victor Yuan）：
除了各付各的之外，我注意到，在美国AA制还有另一种表现形式，那就是在聚会时每个人都带一个菜。而中国人在请客吃饭时，一般召集人负责买单。但这并不代表没有实行AA制。中国人的方式不是在单次吃饭各买各的单，而是今天我买单，明天你买单。这次我请客，下次你请客。中国人接受的AA制是按次的。总吃大户的结果会导致关系中断，除非是个傻乎乎的大户，花钱买气派。有些中国留学生由于有国外的经历，或者外企职员受外籍职员的影响，会在单次吃饭中实行AA制。基本上，按次实行的AA制更容易被接受。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美国也存在这种情况，但我们叫“轮流请客”，而且这在美国也是很流行的。
袁岳（Victor Yuan）：
短期平均的做法在中国人眼里是没面子的。与美国相比，这是文化上的一大差异，如果在一种场合下让大家各付各的，情况会非常尴尬。

第四篇 开放的情感世界话题25：约会渠道多了，进展速度更快了

话题25：

约会渠道多了，除了见面，还有网上聊天等等，进展速度更快了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我第一次约会是在12岁时。那时，我刚上初中一年级。我请了一个小姑娘参加学校的舞会。在美国，学校从初中开始每年举办两次舞会。美国的学校在这个时候就开始主张学生社会化。学校注意创造机会让男女同学聚到一起，学习人际交往能力。我犹豫了好几个星期要不要请她出来。她长得很漂亮，我觉得特别紧张，害怕被拒绝。我跟妈妈说了，我妈极力鼓动我，我的三个姐姐也非常支持我。于是，我就决定这样做了。在我12岁的时候，还没有开车。我妈开车带我到了她家。我买了花，我妈在车里等。她妈也在，我就把花送给她妈，我说：“您好，我是大为，今天晚上我想请您的女儿去参加舞会。”她同意了，于是我们坐车去了。三个小时之后，我妈来接我们。跳舞回来之后，送她回家。这是关键时刻。我亲了她一下，只亲了一下脸蛋。算是很顺利吧。这件事情之后，只要有舞会我就有胆量请女孩参加。
约会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呢？如果一个女孩要见一个美国青年，我要跟这个女孩说，首先要放松，尽量很自然地享受这段时间。第二，一般来说，第一次约会应该是男孩付钱，但是还是应该带一些钱。万一有不清楚的情况，身上还有带一点生气钱（mad money）。如果那天他做错了什么，你生气了，就可以搭个出租车走。以前是带一角钱，用来打电话给父母。现在需要带的钱增加了。最后，可能有亲吻，心理上要有准备。这完全是女孩的决定。跟着感觉走吧！
袁岳（Victor Yuan）：
在我上中学时，男女生很少发展关系。我第一次约会不太成功。我喜欢上一个女孩子，就写了封信想约她出来，让人带给她。4点钟到了，她没有来。等了一个小时，也没见到她。第二天我就避开她，感觉不好意思。其实，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她有课。后来她送了我两个鸭蛋。第一次约会非常紧张，害怕被拒绝、没面子。后来吃到鸭蛋又感觉惊奇。
现在，许多人的第一次约会都提前了。中学时传纸条、谈恋爱挺普遍的。约会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从中学到大学，约会渠道多了，除了见面，还有网上聊天等等。二是经验和参照多了，大家约会的紧张程度降低了。三是情书少了，过去约会是先写情书，再约会，现在情书省了，进展速度更快。四是形式更丰富了。过去逛公园、看电影，现在吃饭、逛酒吧、跳迪斯科，约会中的娱乐方式多了，情感方式少了。
中国男女在约会时一般是男孩买单。但是，女孩买单的情况也有很多。尤其白领女性，强调个性化，她会买单。通常，她买单表明对结果不满意。在约会中，谈话通常需要比较有趣的题材。有口才而且幽默的男孩会受欢迎。现在，约会中的成与不成的界线很模糊。现在，许多人没有宣称关系，却已经是男女朋友了，而且许多人很快就可以发生性行为。我认为，在接受情感时，初期要多考察。幽默的人不见得是安全的，而且约会时安全的性行为特别重要，意思是使用安全套的性。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最近几年，有一个变化是女性随时都能请男性出来。她们的主动性越来越强了。

第四篇 开放的情感世界话题26：不少人认为可以容忍同居

袁岳（Victor Yuan）：
试婚是为了“婚”，是为正式的结婚做准备。两人在一起，以一种方式向其他人宣布他们正式在一起生活了，无论时间多长，其目的都是为结婚做准备。而同居，只是住在一起，没有明确婚姻形式。同居比试婚更加不正式。但在法律上，这两种情形都不被承认为婚姻。
同居是婚前性行为的持续。在某些群体，男女发生婚前性行为的比例为65%～70%，同居比例在百分之十几。同居是为了试试彼此脾气是否合适，是否能真正容忍对方，以及考察性生活的和谐程度。或者由于双方的自身情况，不可能有正式婚姻。比如，某个人已经结婚了，又爱上了另一个人，两人只能以同居的形式生活。“包二奶”带有同居的特点，按照传统的观念，这样做是不妥当的。但是，现在不少人认为可以容忍同居。
同居的群体非常广泛，从白领、专业人士、企业家到普通劳工都存在。在农村，同居现象很少。童养媳是没到婚姻年龄而同居的。同居产生了财产归属等问题，但法律上不是特别保护因同居而引发的纠纷。所以，如果出现这种现象，建议最好有一些书面契约，以预防可能引起的纠纷。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美国，“试婚”和同居的区别不明确。我是到了中国后才知道“试婚”这个词。同居在美国是普遍存在的。在美国，有男女朋友的关系不意味着一定要结婚，而只意味着享受现在的生活。从美国的传统来看，美国人不赞同这种方式，因为绝大多数美国人信仰宗教。从宗教信仰来看，他们认为婚前不应该发生性关系。虽然美国人以前不赞成这种方式，但他们也知道买辆汽车都要试开，娶个姑娘或要嫁个男人，更需要时间来了解对方。所以，事先了解可能会好一些。同居还有一个实际的考虑，是费用方面的，因为美国人很实际。比如，我天天晚上去看一个女孩，同时自己有房子，那么就不如省钱住在一起，各付一半生活费。
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同居这种做法没有什么大不了。如果两个人愿意，就可以同居，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社会不应该过问太多。同居的两个人需要认真考虑，因为这会改变两个人的生活状态。比如，如果我是单身汉，现在和女朋友在一起同居了，那么做一些事就必须考虑她。总之，同居这个决定是重大的。

第四篇 开放的情感世界话题27：美国传统上，婚礼的费用由女方负担

话题27：

美国传统上，结婚时婚礼的费用是女方家庭负担的
袁岳（Victor Yuan）：
中国社会的结婚方式分两种。一种是传统的结婚程序。它有明确的规定，目前仍然在一部分人中间流传。我姐姐的儿子要娶媳妇，来找我借钱，就是要操办婚礼的。对于这种结婚方式，摆酒席请客很重要。另一种是都市新白领喜爱的方式。它比较简单了，一般只是拍结婚照，请客吃顿饭。
房子是很重要的。在传统社会中，必须先买房子再结婚，男方要承担房子和彩礼。这相当于担负一部分“嫁妆”。床之外的家具——也就是嫁妆，由女性办理。喝喜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新郎要有适度的酒量才能应付过去。结婚酒席的花费主要由男方负担。结婚是个很大的经济负担，在城市里结婚一般要花费一两万元。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美国，结婚之前先要求婚。求婚有一套传统，一般是男士向女士求婚。一个普通的情形是电影中看到的那样，男方会邀请女方去一家豪华餐厅。在餐厅内能看见天上的星星，旁边有人在拉小提琴。男方会一膝跪地，拿出一枚戒指，问：“你愿不愿意嫁给我？”如果愿意，女方一般会说：“是的，我愿意！”从那个时刻起，他们就订婚了。
计划婚礼需要几个月时间。女方和她的家人非常注意婚礼，会更积极一些。按照传统，婚礼的费用是女方家庭负担的，我想这是历史流传下来的。在我们家，我有三个姐姐，嫁出去都花了许多钱。只有我一个男孩，是可以“赚钱的”。（大笑）女方家庭花这钱用来购买邀请函、鲜花、租房子、请乐队以及摆宴席，还要请摄像师进行全程录像。男方的花费主要是为买钻石戒指，那笔花费也不少。现在，大部分家庭的想法都很实际，男女双方会分担婚礼的财务支出。婚礼开支从几千美元到两万、三万美元不等。对于中产阶级而言，这也是一笔相当大的开销。但是，毕竟结婚只有一次，花费一些也是应该的。

第四篇 开放的情感世界话题28：“妻管严”的前提是“大男子主义”

话题28：

“妻管严”的前提是“大男子主义”，为什么没有“夫管严”呢
袁岳（Victor Yuan）：
在汉语中，“妻管严”和一种呼吸道疾病“气管炎”谐音。在英语中应该是没有。但是在美国，这种现象是有的。基本原因是中国传统中有男权色彩，认为家庭应该是以男人为核心，女人不应该啰嗦。如果女人管的事情太多，就会有问题。总的来说，中国是以三从四德为标准的社会，男人处于核心位置，而女人只是帮助料理家务。过去，男性在外面花钱都按照自己的意愿，男人对家庭的重视程度也不够高，没有把家庭当作唯一的东西。新一代中国女性广泛参与劳动工作，在家庭中承担的责任也很重。在女人眼里，家庭资源的管理是以家为核心的。女性更加维护家庭生活，她们认为，如果有时间，就应该多与家人呆在一起。所有这些都是挑战男权传统意识的萌芽。
“妻管严”这个称呼是被男人周围的伙伴给予的。结婚使男性以前所维持的工作、家庭和朋友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以前，他天天下班跟一群伙伴去喝酒。现在结婚了，不去了，伙伴就戏称他是“妻管严”。在“妻管严”中，女人迫使男人做出选择，要么听老婆的，要么听伙伴的。但有些女人是“妻管严”中的好手：一方面考虑掌握实权，另一方面也考虑男性的社会地位和由此带来的社会资源。这是比较好的形式，对男人实际控制得很牢，但在场面上照顾男人的面子。这是一个交往技术的问题。
在美国，有不同家庭的交往聚会（party）。这使得结婚之后以家庭为单位的交往得以发展。但中国男女交往的圈子是不同的。应该发展一些技术和方式，以发展以家庭为核心的交往。“妻管严”现象表明女人掌控家庭的模式在比例上还会上升。社会慢慢对“妻管严”的敏感度也会降低。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我第一次接触“妻管严”这个概念是读高中时。当时，大家说的意思是：你处在这个女孩的控制之下。如果你有了女朋友，她要你陪她，那么你就不能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了。这种“妻管严”的概念在男女还没有结婚时就已经存在了。但问题是，“妻管严”现象是否与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崛起相关呢？我不认为有关系。上世纪80年代以前就有被管住的丈夫（hen-pecked husband）的说法。那时，美国女人一般都没有经济来源，但社会上已经存在了这种概念。
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女性开始去外面工作，有时，她们赚的钱比男人还多。她们有许多事情要考虑，一边要上班，一边要照顾孩子。女性管理家庭的精力减少了。女人管理的家庭财务不一定是重大的投资决定，但是像花钱买菜这样的事情都是女人掌管的。其次，女人也会管理男人的时间。妻子经常会对老公说，“能不能早点回来？”妻子对家庭的运作很关心，如果家里有什么事情需要做，她通常会很清楚。她会说，“我们需要周末去买东西。”
“妻管严”的前提是“大男子主义”，为什么没有“夫管严”呢？在美国，“妻管严”实际上不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它是自然存在的。美国老公一般也比较老实。
袁岳（Victor Yuan）：
许多中国男人正在向美国男人看齐。（笑）

第四篇 开放的情感世界话题29：离婚率还会继续增长

话题29：

随着社会容忍度的提高和办理手续的简便，离婚率还会继续增长
袁岳（Victor Yuan）：
以前，我在法院实习时就办过好几个离婚的案子。以前说起离婚的人，就会觉得这种事是不好的，那人肯定有什么问题。中国的离婚率据说是20%，其中由女性提出的占70%。离婚的理由主要是性格不合，感到不幸福；在若干事务上不能达成共识；出现婚姻不忠现象等。因婚姻不忠现象而导致的离婚增长比较快。性能力不足也成为了离婚的一种理由。
以前，离婚是很麻烦的。首先，单位的工会妇联就会劝你别离婚。民政局会劝你别离婚。到了法院，还有6个月的冷却期。法官先不理你，让你再回去好好想想，是不是该离婚。现在，单位不管了，民政局也没人调解了，法院也不再规定冷却期了。新的婚姻登记办法规定，当事人当天就可以拿到离婚证。社会对离过婚的人的看法也有变化。大家觉得离了婚的人也工作得挺好的，与人相处也挺好的啊！大家越来越理解离婚了。离婚虽然受到孩子和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制约，但是没有宗教方面的制约。随着社会容忍度的提高和办理手续的方便，离婚率还会继续增长。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美国的离婚率近年提高了许多。现在是有50%左右的人离过婚。在传统上，婚姻被看作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稳定的基础。这样高的离婚率让许多人感到担忧。离婚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家庭、经济状况和职业都影响离婚决定。离婚的原因包括：产生了克服不了的、没有办法缩短的差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外遇也是一个原因。家庭暴力也很可能产生离婚决定。还有一种情况是，有可能双方还是很相爱，但是觉得当初就不应该结婚。
在我小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在我认识的人当中，几乎没有人说他们的父母离过婚。三四十年前，人们觉得离婚是不健康、不道德的做法。至今，天主教仍然认为离婚是不道德的，无论你的家庭状况如何，离婚都是不能接受的。但是现在，美国社会的容忍程度提高了许多。人们再不会拿离婚来评判一个人的好坏了。里根总统就是离过婚的。

第四篇 开放的情感世界话题30：现在独身也可以得到性体验

话题30：
现在婚姻和性有一定程度的分离，即使独身也可以得到性体验。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美国，独身的生活状态现在获得了社会的重新认识。以前，传统的生活价值观认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要成家、生孩子。在上世纪40年代、50年代，美国人很年轻就会结婚。女孩在21岁，男孩在23岁时就结婚了。到了70年代，结婚的平均年龄晚到了24岁和25岁。现在，过了30岁结婚也是很正常的。现在的普遍想法是，早晚会结婚的，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过程。少数人的想法是不一定结婚啊！这反映了美国最近几十年社会生活的变化。以前，美国的家庭模式是女孩出嫁后变成家庭主妇。但是，在美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力量急剧增长以后，她们认为不一定要结婚，不必为了经济原因而结婚。这种看法导致一种可能情况，那就是：如果不是为了经济原因和创造传统家庭，则可以一个人过日子。在以前，这种生活方式会受到批评。但是现在，美国的社会已经成熟到可以接受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虽然一个人独身的生活方式并不普遍，但是社会给予它的压力变小了。但是，美国人最根本的看法是：到了一定程度都要结婚，创造一个传统家庭。美国人骨子里的追求就是这样的。
袁岳（Victor Yuan）：
中国的单身和独身现象都在增加。开始，这与行政系统推行的晚婚晚育政策有关。后来，出现了自愿晚婚和独身群体。最重要的独身群体是高级白领，特别是女性。在结婚选择上，有个“ABC男女”的说法。男性喜欢选择低一档的女性，女性则选择高自己一档的。结果A男选B女，B男选C女。最后，A女和C男都成了问题。独身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它是一种过渡状态。许多人都是单身，但单身说起来像是找不着情侣，显得不好。独身是一种等待的过程，是一个体面的社会说辞。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有些人发现独身有相对更多的好处，如比较自由等。对于婚姻以外的性，以前问题很大，现在婚姻和性有一定程度的分离，即使独身也可以得到性体验。社会对独身的容忍成为了可能。有些独身群体用现实证明了自己活得更好。有些独身的人看到那些结婚、离婚、离过两次婚的人，都觉得自己的选择没有错。在北京和上海等城市出现了单身女子俱乐部、“北大荒俱乐部”——北京大龄荒废女青年俱乐部，意思是找不到满意的男士做伴侣，于是一直荒废着自己。这表明个人的选择增加了，社会的容忍空间增加了。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独身的方式反映出他们对婚姻的疑惑和失望。

第四篇 开放的情感世界话题31：在美国没有“二奶”这个词

话题31：

婚外恋在美国是存在的，但“二奶”这个词是没有的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婚外恋在美国是存在的，但“二奶”这个词是没有的。“二奶”的出现可能与中国的文化及社会环境有关系。据调查，30%左右已婚的人都曾经有过外遇。结婚以后，身边可能又出现了你真正喜欢的人；或者可能觉得婚姻有点儿乏味，想要调剂一下。在这些情况下都会产生婚外恋。这是否是美国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呢？我还没有感觉到是。美国人把忠于婚姻看得很重。这也反映了一种宗教的色彩，我们所信仰的宗教是反对婚外恋的。虽然美国社会在发展，但美国人对这种现象的看法没有大的变化：不太喜欢，也不接受。美国人认为这种行为是不光彩的，是对不起对方的。
最近一些年来，不断有很受尊重的美国人，比如政治家、演员和体育明星等，出现婚外恋这样的事情。美国人变得不像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时那么反感了。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婚外恋是对不起对方的；第二反应是，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不用过问太多。
袁岳（Victor Yuan）：
在中国，婚外情人有多种形态。但有婚外情的男性一般并不想替代原有的婚姻关系，都是女性忍受不了才提出离婚的。男性更倾向通过包二奶、三奶来处理婚姻外的情感关系。现在，在婚外情的发展中有两个特点：一是很强的互补性。比如，年纪大的男性和年轻漂亮的女性在一起，就是经济资源和情趣的互补；二是公共人物在婚外恋上树立了一种变了味的道德示范，使婚外恋成为了一种显示成就和身份的方式。贪官加情人，是一种典型的、负面的社会交往模式。我预计，今后在中国社会中的婚外情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第四篇 开放的情感世界话题32：性服务是非法的，但广泛存在着

袁岳（Victor Yuan）：
性服务是一个很庞大的地下经济产业。性服务场所存在小姐群体和坐台小姐群体。性服务是非法的，但广泛存在着。这是因为存在着大量的市场需要。寻求性服务的人群主要包括在外出差的商业人士（销售人员占很大一部分）、出租车司机和公务员等。中国的性服务从业人员大部分是自愿的。80%是来自农村的流动女性，年龄在17岁～25岁。
她们从事性服务的原因之一是收益相对较高。在四五年时间里，多的可以积累出五六十万元。有了这笔钱，她就可以回到家乡做自己想做的正经生意，改变自己的生活。这种经济动力是非常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相对而言，一个农村进城的女孩从事性服务与能够找到的其他工作相比，不那么辛苦。
性工作者的一个危险是不使用安全套，从而导致性病和艾滋病的传播。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顾客的要求，这使她们和更多的人暴露在高感染率的危险之下。我和我的同事与欧洲前景集团合作，专门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零点新能量》丛书中的第一本书是《走进风月：地下性工作者调查》，其中第一次基于大规模的定量调查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美国每个州都有权制定法律，以决定性服务是否合法。性服务产业规模很大，但商业化的性服务在美国的绝大部分地区是不合法的。只有少数地区是合法的，比如拉斯维加斯。什么样的男人要求这种服务呢？主要是单身、没有固定性伙伴、出差在外、或者已婚但想要寻求刺激的男人。
当妓女被认为是不光彩的。但最近几年，社会的态度有了转变。人们认为是经济原因迫使女性做了妓女，而不是道德上的选择使她做了妓女。性服务引起的性病问题得到了广泛重视。在任何国家里，妓女基本上都是弱势群体。妓女在工作中遭到暴力，也是一个问题。绝大部分性服务参与者是自愿的。但在美国，还是有许多女性组织认为应该用各种方式避免女性选择性服务行业。

第四篇 开放的情感世界话题33：同性恋知识的传播，表达人性的关怀

话题33：
同性恋知识的传播，表达了更人性的关怀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30年以来，美国人观点发生改变的最大一个方面就是对同性恋生活方式的容忍和接受。这反映在了电影和电视等媒体中。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不但是中立的，而且是积极的。同性恋是否有权结婚？这是最近一直在进行的一个辩论。最近，我参加了《北京青年报》网上的讨论，也谈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在这次网上讨论中，有两位中国专家的观点与美国的主流观点是一样的。就是说，对同性婚姻是不赞同的，但应该为同性恋者提供与其他人相同的权利。在美国，已有两三个州将civil union（公民联合）合法化了，这相当于同性婚姻，只是不以“婚姻”命名。除了这些州之外，麻省的最高法院在2004年2月初决定允许同性伙伴结婚。这意味着两个同性恋者可以在一起生活，在医疗支持、继承财产权方面享有与其他美国家庭一样的权利。这反映社会的容忍度提高了。但是，大部分美国人仍不支持同性婚姻。同性恋在美国受重视的程度远远超过以前。在美国政治圈子中，包括国会里都有人在为同性恋呼吁和做工作。
袁岳（Victor Yuan）：
在中国，人们认为同性恋不正常。有专家估计，中国有5%的人表现出了同性恋倾向。许多同性恋者接受了异性婚姻的安排。由于没有获得正常同性沟通的支持和知识，他们产生了一些不当行为，使艾滋病的传播比率在他们中相对很高。
社会对同性恋的否定是公开的。以前，同性恋以流氓罪论处。1994年，公安部门第一次正式提出，如果同性恋不对其他人构成威胁和影响，则不应该以违法犯罪处理。以后，基于一些关注同性恋的卫生组织和专家的努力，出现了个别的同性恋俱乐部、网站和杂志。这促进了同性恋知识的传播，表达了更人性的关怀。总的来说，同性恋问题目前在中国还没有上升到政策层面的关注。

第四篇 开放的情感世界话题34：美国每年有好几百部成人电影问世

话题34：

美国每年有好几百部成人电影问世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美国每年大概都有好几百部新的成人电影问世。我第一次看这种电影是在高中时，大概高一吧，当时十四五岁，有一次去一个同学家里玩。他比我大两三岁。那天晚上，大家在一起吃比萨、看电视。在他父母睡觉后，我们几个人就一起看他搞到的一盘录像带。看了之后觉得收获很大，很有意思。而且，这是合法的、公开的。可以从许多地方租录像带和光盘。在成人电影店也可以找到，在一般的店里也会有专门的成人影碟卖。但是法律规定，18岁以上的人才可以租和买。
袁岳（Victor Yuan）：
那么你们看那种带子的时候不到18岁啊？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虽然我不到18岁，但租那带子的人当时已经满18岁。我还有一次看三级片的经历，也是在高中时的。有一次，几个同学到我家玩。晚上，我们看一盘带子。恰好，我父亲忘带了一样东西，到客厅里来。当时，我的同学反应非常快，我现在都难忘。他以很快的速度说：“大为，我要去卫生间，你可不可以先停一下电视。”我非常感谢他。（笑）但愿我父亲没听到我们这段话。对于美国年轻人来说，与父母住在一起，不容易有机会看三级片。
袁岳（Victor Yuan）：
我上大学时第一次看到三级片。因为我读的是政法学院，以后要参加扫黄工作，所以要先观摩什么是黄片。我们很想知道，但又装出不在乎的样子。后来，真的发现那片子非常令人surprise（惊奇）。我们发现女同学把前排位置都占了。我们在后面，看得不是很清楚。我就想，哦，原来女同学也对这东西很感兴趣。现在，三级片在中国不允许正式发行，但是能够找到非法的光盘。走在某些路段，偶尔会有人问你，要不要A片，就是adult（成人片）的意思。也可以从网上下载得到。如果从境外带三级片回来被发现，就会当场被扣。前一段时间有条新闻，说一对夫妇看三级片被抓了。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我也注意到了。后来他们起诉了，结果判他们有理。
袁岳（Victor Yuan）：
对。现在有关部门一直在研究成人片开放的问题。广电总局前段时间也谈到建立影片分级制度。成人
片有两个功用，一是改善性生活，二是传播新的性知识。但是另一个重要问题涉及青少年保护的问题。
我预计一段时间之后，成人片会被接受。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有没有在中国大陆制作的成人片？
袁岳（Victor Yuan）：
公开发行的成人片应该没有，有一部分是作为新婚生活教材的，是大陆制作的，但是被一些录像厅用
作三级片来播放。有一次，我就看到一部新婚生活教材的影片在播放，许多民工在把它当作三级片看。

第四篇 开放的情感世界话题35：抓住小皇帝就抓住了家庭的钱包

话题35：

厂家开始明白，抓住小皇帝就抓住了家庭的钱包
袁岳（Victor Yuan）：
小皇帝的产生与计划生育政策有关。城市里一对夫妇只允许生一胎，农村实际允许生二胎，因此家里一般只有一个孩子。过去的观念是多子多福。但孩子多了，父母对每一个就不那么重视了。像我们家，有12个孩子。现在，家里只有一个孩子，于是他变得稀缺了。养这个孩子，就像养熊猫一样了。男孩和女孩都会因为稀少而变得珍贵。现在，孩子每年压岁钱的增长率是20%，超过了一些地方居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
孩子在家中的发言权增大了，管的事情增多了。去哪里玩？妈妈穿什么衣服好看？吃什么？孩子都有发言权。孩子管着家里的电视遥控器。另外，孩子做错事了也不受惩罚。相比而言，老一代人的地位降低了，孩子的地位上升了。正因为出现这种变化，厂家或其他服务机构开始明白，在中国，抓住小皇帝就算抓住了父母，就算抓住了家庭的钱包。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美国没有这种说法，但“宠爱孩子”的概念也存在，存在的时间与美国一样长。在表现形式上，“宠爱孩子”体现在孩子要玩具父母基本上都会给买；他要参加的娱乐节目，一般都会带他去。美国的普通家庭平均生18个孩子，许多中产阶级家庭有两个孩子，只有一个孩子的情况不是很多。小皇帝现象不像在中国那么普遍。
父母的出发点是在一定程度上宠他，但也知道这样不好。刚才，你提到小皇帝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发言权增大。但孩子在美国家庭中的发言权本来就比较大。没宠坏他的时候，他的发言权就是那么大。比如，要去吃饭，父母很可能问5岁的孩子想去哪里；如果他想吃比萨，而妈妈想吃中国菜，那么他们会进行谈判。这是中美家庭养育孩子方法的根本不同——孩子的意见更受尊重。
袁岳（Victor Yuan）：
我想，区别在于，美国是一种成人与儿童划定边界，各自尊重的模式。而在中国，以前是成人把小孩不当独立的人看，总觉得孩子是不健全的，因而不需要受到尊重。而现在则是过于容忍孩子权利的扩张。成人在孩子的进攻面前束手无策。

第四篇 开放的情感世界话题37：对代沟的疏导不够

话题37：

对代沟的疏导不够，是引发社会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
袁岳（Victor Yuan）：
现在的代沟周期缩短了。每隔三五年，人们的看法都会改变。我爷爷和我父母之间存在代沟，父母和大哥大姐有代沟，大哥大姐和四哥四姐之间也有代沟。他们的社会价值观不同，代际沟通模式不同。年轻一代和老一代的代沟增加了，代沟的总量增加了。
代沟的表现有四个方面。第一，家庭成员拥有的信息量不一样。越是年轻人，获得的信息量就越大、越杂，思想越多元化。第二，新一代的权威观念发生了变化，他们不会自然地接受权威。第三，新一代艰苦奋斗的传统以及细水长流的观念很薄弱，年轻人相信应该更多地花钱、追求更多的享受。第四，中国新一代的反叛程度比西方社会表现还要严重。从现有的教育渠道看，今天的代沟不明显，它主要表现在非正式社会关系领域，比如伙伴关系、网友关系和家庭关系中。一个孩子在学校是好学生，但他还有不为人知的其他方面。一方面，这说明了他有了更大的生活空间，另一方面说明大家通过沟通达到共识的机制不够强，这导致了在正式沟通中代沟被隐藏起来。一个学生不敢在老师面前大声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以免被看作坏学生。中国社会的代沟广泛存在，与过去相比更多了，但对它的解决和疏导不够，这是引发社会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美国也存在代沟，而且情况一直如此。在美国，代沟还是一代和另一代的区别。我和父母的代沟与我和一个比我小10岁的人的代沟是不一样的。最重要的是由你长大的时候的社会状况和经济因素决定的。看法不同的周期缩短，在美国不被称作代沟，而被看作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我的看法可能与比我小5岁的人不一样，但不一定算是代沟。谈到代沟，第一个问题是，你在什么时候和什么背景下长大。现在的信息量比以前多，媒体的内容和媒体对儿童的影响力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结果，上世纪50年代与80年代长大的人所看的电影和电视就不一样。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可能在看电影、看电视和听音乐方面与其他年龄的人在品味上有所不同。年纪越大，对新技术产生的舒服感越低，价值观也会有不同。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现在的美国年轻人比他们的上世纪60年代长大的父母稍微保守一些，这是一种逆转。在上世纪70年代～90年代，美国聚积的财富是前所未有的，现在的年轻人是在这种空前富裕下长大的，所以年轻人对物质的看法更务实、更成熟。代沟的存在不可避免，但是在美国，并不意味着年轻人和年纪大的人更不容易沟通了，沟通还不是一个大问题。

第五篇 社会经济生活丰富了、疏远了话题38：邻里关系比以前疏远了

袁岳（Victor Yuan）：
邻居，北京人以前将其称为“街坊”，在我的老家江苏叫“邻舍”。邻里关系是传统关系中很近的，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如果邻里关系好，你会觉得城市生活比较安全、生活有趣、有保证，“守望相助，葱酱相借”。邻里关系起着互相帮助、一起娱乐的作用。过去，社会流动性不像现在这么大，邻里关系作用很重要，互助的特点也很突出。
现在，邻里关系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一个是社区构成发生了变化，新的社区主要由陌生人构成，邻里关系变成了地理上靠近的关系。但实际情况是人们之间不认识，心理上不亲切，互动也不多。在城市里建设新的社区时，注意的是让人住进去，而没有考虑如何真正地让人们融合在一起。老社区里也住进了许多外地人，如民工和京漂一族等。他们进入社区后变成了陌生群体，没有太强的动力和热情与社区里的其他群体进行交往。这些因素使邻里关系变得更加疏远了。我认为，在中国的社区建设里需要更加强有力的社会工作。应该增加社区的公共服务空间，如公共图书馆、社区俱乐部、义务社区服务和社区文娱活动等。新社区的建设不仅仅是房地产的建设，更应该重视社区关系的建设。让社区活跃分子真正地表现自己，让大家认识自己，代表社区意见，发展社区关系。
我们知道，在过去多年的发展中，农村在经济发展上的收益不如城市，但是在心理层面上，农村居民对社会生活的满意度总体水平要高于城市居民。其中一项提高满意度的重要贡献因素是社区人际关系的融洽度。这种相对密切的人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资源在有限条件下的调剂需要。许多去农村旅游的城里人深受农村那种诚恳热情气氛的感染。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传统上，大部分美国人是住别墅的。邻居就是住在你隔壁房子里的朋友。这种关系在历史上就很重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这些邻居对你很重要。如果你在一个小城镇居住，许多时候都会集体从事一项工作，如盖房子和做农活等，这时，邻居会帮你。现在的邻居变成了在一起娱乐的好朋友。传统的画面是，五六十年代家庭主妇走到隔壁向邻居的主妇借白糖。现在，你的割草机坏了，也需要找邻居借。这种互相借东西的友好场面是很普遍的。在我的三个姐姐很小的时候，我们家的经济条件稍低于平均水平。我妈说我们家是社区里最后一个买彩电的家庭。到了感恩节，如果想看“第五大道大游行”那种节目，最好是有彩电，于是父母就把三个姐姐送到邻居家看彩电。现在，美国社会流动性增加了许多，固定在一个地方住一辈子的人越来越少了。这必然影响你和邻居的关系。社区的意识也不像以前那么浓厚了。以前，你的一个邻居看到你的孩子在抽烟，他会跟你说。现在这个概念就比较淡薄了。

第五篇 社会经济生活丰富了、疏远了话题41：外地人生活满意度高

话题41：

外地人生活满意度高，比城里人还高8%
袁岳（Victor Yuan）：
中国城市与乡村有很大差别。总的来说，农村是很穷的。温州、浙江、苏南和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的农村甚至比城里条件还好，但这是少数。城乡的差别表现是城市获取的发展条件更多，待遇差别较大。比如就医，医院可能有80%的床位分布在城市地区，但实际农村有80%的就医需要。在就业机会方面，城市人更优越，农村人想去就要有就业证、临时户口和卫生证明，有“三证”才可以流入就业市场。现在鼓励城乡流动，限制减少，横向流动增加。农村的纵向流动也增加了。一个普通农民居民可以在当地竞选村长，一些城市的公务员职位甚至对农民开放，而不像以前被传统社区政客所把持。在城市中，普通人提升社会地位，进行纵向流动的机率还不高。
一个农村人流动之后，回到老家，信心会比较足，能力也会强些，更容易被看作能人。他竞选村长成功的机率会增大。流动增加了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和社会地位。现在，农村来的人，只要有本事，很容易会被城市接纳。外地人来到北京，发现大城市机会多得多。许多本地人下岗了，但很少有外地人找不到工作，只有2%～3%的外地人找不到工作。外地人生活满意度高，比城里人还高8%，因为他的期望相对低一些。
我们可以看到城乡互动的另一些特点。第一，城乡差距还是很大，而且还在加剧。但这个差距是可以跨越的。产业结构调整，大规模生产作业，产业化生产会使农村发展，城乡互动的条件会进一步改善。第二，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歧视仍存在，但很明显地减弱了。与七八年前相比，如果那时的歧视100，那么现在只是30。城市媒体对外地人的报导也更加客观正面。城市对外地人的社会认可度增加了，出现了“评选优秀民工”等活动，也出现了更多希望拉近城里人与外来人的活动。这与政府强调社会经济平衡发展，保护弱势群体的政策取向有关系。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美国，乡下应称为“农业地区”。美国基本上是一个城市化的国家。美国有90%以上的人口住在城市里，农业地区人口不多。但农业地区对美国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城市和农业地区的差距不明显。在文化素质方面，没有特别明显的区别。纽约人和美国中部一个农场的农民，在外表上不一定看得出特别大的区别，教育水平也没有很大差别。农业地区的人口经常是大学毕业，许多人是硕士毕业。因为管理高科学技术的农业生产需要这样素质的人。农业地区人口的价值观比较保守，信仰宗教；在政治问题上，农业地区支持共和党。还有一点与中国不同的是，城市人与乡下人之间的歧视是不存在的。而且，美国的农业地区人口为他们的家园和生活方式感到非常自豪，他们不愿意搬到纽约等大城市，认为农业地区的生活才是美国传统的生活方式。
袁岳（Victor Yuan）：
我发现，在美国农村地区，有一群人没有被算作农村人。比如墨西哥移民，帮助在农村打短工。全美有上百万这种人。他们基本上是劳工，挣钱是很少的。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他们大部分是非法移民。在得州和加州，由于靠近墨西哥，的确存在这种状况。
袁岳（Victor Yuan）：
美国农民的教育程度是很高的。我去过几个美国农民家，发现他们家的信息化程度非常高。家里一般有两台电脑，一台电脑看天气预报、卫星系统和全球期货，另一台电脑用于打字和算账。而且，我发现他们定期参加农业专业培训会议，还与妻子和兄弟开会、培训、做出参加展览会的分工。农业工作的机械化程度和科技化程度都很高。还有，他们的家庭价值观非常重。他们不太喜欢太多人的热闹，喜欢一家人独处。他们的孩子觉得这种方式特别没意思，孩子说他们不想在那里呆着，将来会走出去。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孩子十几岁的时候就知道了外面的许多事情。他努力走出去，成为一个外交官、一个医生，永远就不回去了。回去探亲可以，但是不会住在那里从事农业生产。另一种情况是，许多人出去了，由于很怀念传统单纯的美国生活方式，最后还是回去了。因为那代表正宗的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在社会上，农民是很受尊敬的。因为美国有1%的人做农民，不但喂饱了美国，还帮助了其他国家。

第五篇 社会经济生活丰富了、疏远了话题42：美国的高中和大学都很重视慈善活动

话题42：

美国的高中和大学都很重视慈善活动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美国的慈善活动对社会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许多美国人都参与这种工作。每年美国人民花2 500亿美元用于慈善活动。有好几千万人每个星期、每个月都会参加这种工作。这种工作范围很广泛。比如，可以当家教，帮助贫困孩子做功课，或者如果贫困的孩子没有父亲或哥哥，那么也可以带他玩，当他的哥哥或姐姐。对于老年人，他们年纪大了，行动不便，一个人在家住，可以把午饭或晚饭送到他家里。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被打的妻子离开家，没有地方可去，有些组织就帮助这些女性找到稳定的住处。有人会帮助这样的妻子联系工作、找律师等等。
在美国，从事慈善工作的人有很多种。有些是普通人，比如，我天天上班，周末时，我把自己的时间献给这种机构。有些教会也安排一些这样的活动，帮助无家可归者。美国前总统卡特创办了一个机构，名叫Habitat for Humanity（慈善住处）。他经常到外面去，动手做工建房子，给买不起房子的人住。美国的高中和大学都很重视慈善活动，希望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帮助条件差一些的人做服务工作。我在乔治城大学的时候，也就是1986年～1990年，参加了好几个这样的项目。持续时间比较长的，一个是特区学校项目（DC Schools' Project），负责帮助刚移民来美国的学生，对于不会讲英语的人，帮他们尽量听懂课，直到他们适应。另一个是For the Love of Children，也就是“对儿童奉献爱心”项目，这是针对十几岁的学生的。他们是普通学校里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可能是因为家庭环境不好，或者自己本身有问题。他们会去一所特殊的学校——由慈善机构赞助的。我就去那所特殊的学校帮他们学习数学和语文等课，帮助他们学得更好。多半大学生至少有过一个学期或一年的这种经历。在美国，任何一个中产阶级孩子成长时，如果需要，都会拥有他所需要的东西。但不是每一个美国人都会这样。如果有人没有这样的条件，那么其他人有义务帮助他们生活得更好。
袁岳（Victor Yuan）：
慈善在中国是一种新的东西。一半普通人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些，另一些认为这是富人才应该做的事情，也还有一些人认为是政府该做的。实际上，目前做慈善工作的主要是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少数富人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从人员数量、项目和范围上看，他们的影响都是很有限的，这对解决问题施加的影响是非常小的。
目前的慈善和公益工作已经小有影响力的是在环保方面，如自然之友和地球村等组织。在弱势群体帮助方面，有艾滋病人关怀、家庭暴力中的妇女关怀和流浪儿关怀。社区关怀和公共卫生方面的慈善公益工作也有了一些进展。
从总体来说，中国的慈善事业还存在比较大的问题。对于本地的企业来说，它们介入慈善事业的积极性还不大，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是自身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制度的支持也不够，比如，通常的公益免税就没有能够有效地实施。最近一次在北京举行的关于跨国公司参与慈善事业的研讨会中，一些国际大型公司，如可口可乐和惠普等都宣示慈善事业是他们的一项重要工作目标，他们要把公司建设成“企业公民”，但中国企业还很少有这种意识。就我个人参与的慈善工作来说。我最近个人捐出了未来5年个人收入的一半，用于帮助贫困地区儿童的教育。其他方面，如农村环保、艾滋病人关怀和社区发展等项目，我也参与了一些。比如，我们正在负责的艾滋病知识宣传方面的红丝带网站，还有建立监控农村农药滥用的“自然村计划”。我们进行这些慈善工作的方式是与其他社会组织合作，无偿投入、支持慈善。
从总体上讲，慈善事业在中国刚刚起步。许多人还没有这个意识。值得强调的是，慈善通常与非政府组织（NGO）的发展密切相关。但在现有的政策框架下，中国NGO的发展空间还很不足。

第五篇 社会经济生活丰富了、疏远了话题43：环保被提上了关注的前5个热点

话题43

普通公众已经把环保提上了关注的前5个热点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美国，通过几十年时间，环保从几乎不存在的工作，发展到成为公共政策的一个主要议题。上世纪60年代初，这个词还不存在；70年代，我们就可以在电视或杂志上看到不要乱扔垃圾这种广告了；70年代后期，环保成为了公共政策的一个方面。美国老百姓的观念也有了很大变化。以前，美国人认为公共事务就是创造就业等，而没有关注环保。随着美国民意的发展，国民开始更加综合地考虑问题。现在，环境保护在任何美国人头脑中都是很重要的问题。美国人觉得，如果要发展生产力，则必须同时保护生态。否则，发展就没有意义了。即使生产力发展了，但是没有安全的地方养育后代，那么发展又有什么意义？到上世纪90年代初，人们开始经常提到“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发展经济，另一方面改善环境。以前的观点是要么发展，要么保护环境，现在认为可以一举两得。因为许多环境保护技术本身也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因此，环境保护行业的发展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在探索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立场。
在美国政府的各个部门中，环境保护部门的角色很重要，它要保证所有公司都按照美国的法律来经营。如果公司不能做好处理污染的工作，就会被惩罚。非政府组织也很重要，你（袁岳）到美国访问时，还去参观了环保组织西拉俱乐部，这种组织会与政府合作或督促政府，因为他们对细节的了解经常比政府还多。从公司方面来说，美国的公司越来越意识到保护环境的必要性，他们意识到，如果破坏环境，那么美国的消费者会有很大的意见。现在，许多石油公司和化学公司都担心不重视环保会失去社会地位。
袁岳（Victor Yuan）：
目前，中国正处在快速发展经济的阶段，往往会以牺牲其他利益为代价。这个时期的发展特点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总体恶化。从整体上说，目前的工业、农业和生活污染都存在，属于全面污染的状况，但还没有解决的良策。普通公众已经把环保提上了关注的前5个热点，与过去几年的情况相比，大家感到目前的环境问题更严重、受关注程度更高。政府在治理环境的投入和执法力度上有所上升。比如，在治理汽车尾气方面，现在，许多城市的车辆多了，但空气比以前好了。
但是，环境恶化的程度与投入的反差在增长。工业污染最大，大约百分之五六十得到了治理；生活污染，比如旅馆污水和生活污水，治理投入较少。而污染最不被重视的是农业污染，如农药滥用、农用化肥滥用和杀鼠药滥用。废水废气的排放都看得见，农药污染很隐蔽，我们看不见，但实际涉及到更多人甚至所有人，一个地方的农药污染严重到连麻雀都几乎灭绝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农产品中农药的含量，而得到的治理是最少的。
当然，环境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平衡开始得到中国社会里相当一部分有影响力的人士的重视。我曾读到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先生的讲话，他已经把环境文化的革新提到了民族振兴的高度。我觉得这是一种有价值的新的思考。

第五篇 社会经济生活丰富了、疏远了话题45：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话题45

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是最积极的半官方机构之一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我曾在中国报纸上发表过一些文章，探讨中国消费者权利的进展。消费者权利的概念分为两个：第一是微观的消费过程。我去商店买面包就属于这种，如果面包有问题，那么商店用什么东西去弥补我的损失。这涉及消费者权利问题。第二是宏观的消费过程。比如，在制造汽车过程中，有没有充分考虑客人的安全，这可能涉及几百万人的生活，甚至生命。
法律在消费者权利保护上有很大作用。法律强迫公司为公众着想。举个例子，有一次，一个人在麦当劳买热饮，开车时喝，烫了自己的嘴。这个人起诉麦当劳没有充分考虑顾客的安全。麦当劳败诉后，立刻在所有咖啡杯子上印上“小心烫嘴，不要在开车时饮用”。美国的法律比较健全，在提高顾客的地位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美国消费者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为自己辩护，为自己的权利奋斗，是美国消费者权利的主要精神。一般来说，在没有考虑打官司之前，美国人会以自己的行为向商家表现出自己的不满。比如，我在饭馆吃饭，点了汉堡，他们上了薯条。他们的行为让我感觉到他们不重视我这个客人，我可以不再来这家饭馆，用自己的钱来强调我作为顾客的重要性。在美国的服务行业里，很好地体现了顾客至上的精神。只要有问题，商家就会立刻解决。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做得不好，就会失去这个客人。失去这个客人，不是失去客人今天不花的10块钱，而是失去将来他可能花的两三千块钱。我在北京的商业场所遇到问题时，经常会跟商家说：“你应该放长线，钓大鱼”。美国商家就是这种态度，目的是将来让你买更多东西。
袁岳（Victor Yuan）：
在所有法律权利里，中国普通人对消费者权利知道得很多。过去几年里，媒体推动较多的是“三一五运动”（每年的3月15日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甚至提出“天天三一五”的口号。现在，消费者权利保护机制的发展动力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来于自然竞争，如果你不保护消费者，那么就会损害自己的竞争力；第二方面，媒体在这方面的积极性很高。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是最积极的半官方机构之一。司法保护是最后一关。除非万不得已，消费者才会采用这最后的手段。相对而言，中国消费者权利保护机制还是较完善的。
消费者权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知情权，二是善后服务权，三是救济权。现在侵害消费者权益比较多的问题出现在这几种：一是虚假广告，误导消费者。二是，利用消费者不太注意的细节，侵害消费者权利。比如，购房协议中若干条款没有得到尊重——如房子少量了几平方米，本来计划的绿地上盖了会所等等。三是，质量问题。尤其是潜在瑕疵，如汽车内部的一些问题，一般人根本不会注意到。四是信用问题。如网上订的商品东西一直没有送到，邮购了东西没有送到等等。以前假冒伪劣问题突出，现在这个问题还是很严重，但政府对保护消费者这方面权利的重视程度有很大提高。

第五篇 社会经济生活丰富了、疏远了话题46：付小费在美国人的头脑中是一项义务

话题46：

付小费在美国人的头脑中是一项义务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小费在美国很重要。在一般情况下，只要在外面吃饭就涉及小费，除非吃快餐，如麦当劳等。但只要有服务员，他把菜和饭端过来，就涉及服务费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服务员工作很辛苦，工资不高，收入主要依靠小费。小费占收入的20%或15%，没有小费他就无法生活。这就使小费变成了不可缺少的经济来源。在任何人的头脑中，这都是一项义务。通常，应付小费是消费的15%。
不付小费的情况只在服务员不礼貌、出现严重问题时才发生。这种情况非常少。我在美国出生长大，所看到的拒绝付小费的情况，在36年里也只有一两次。那真是因为服务特别差。
付小费的其他情况包括坐出租车和到旅馆请人搬行李等。在这些情况下付一两块钱小费就行了，而不是15%。坐出租车付10%的小费。严格地说，服务员应该为小费报税。但许多人少报，因为付的都是现金。
袁岳（Victor Yuan）：
在中国，小费作为例外存在着。在涉外宾馆、高档娱乐场所，如果有人帮你递手巾，帮你搬行李，你都应该付小费。但在一般情况下不存在付小费的现象。有一个领域是例外，就是地下性服务场所或相关场所，小费是主要的报酬方式。比如在某些卡拉OK和按摩场所，那些服务者的收入方式就是以付小费来体现的。这几乎是中国目前惟一一类付小费的场所。

第六篇 时尚消费：情感化、自我化话题47：美国人更倾向于在国内度假

话题47

到过国外旅游的美国人没那么高比例，美国人更倾向于在国内度假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美国，旅游休假非常重要。美国人重视工作，同时重视放松、休假和调整。就是说，认真地工作、疯狂地玩。对于所有美国人来说，休假是一种受重视的工作待遇。美国人每年平均有2星期～3星期的假。工作一段时间之后的假期是三个星期。如果你是教授或老师，那么你的假期会长一些。由于只有两三星期，时间很短，因此许多美国人会回去看父母或在国内转转。在计划年假时，美国人把钱计算得很清楚。在我小的时候，父亲一年有4个星期的假，他把假期积攒起来，带上三个姐姐和我、妈妈，一起开车去旅游。有时，我们去佛罗里达，有时去加州，也有时去纽约和华盛顿等。这种活动要求比较具体的计划，如在哪里吃饭，在哪里住宿。他们愿意花这个钱，大家玩得很开心。
实际上，到过国外的美国人没那么高比例，美国人更倾向于在国内度假，因为美国地理面积辽阔，各种名胜古迹都有。美国人休假的重要项目是吃饭，吃当地的特色菜。休假为美国人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
袁岳（Victor Yuan）：
最近10年，旅游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每年有五一、国庆和春节，加起来共三星期的长假，媒体将其称为“黄金周”。三资企业、高新科技的民营企业的职员另有10天～20天的带薪年假。居民有了时间，同时收入增加了，可自由支配的资金更多了，这样就刺激了旅游的发展。但大部分人都集中在“黄金周”旅游，这使得人们在那几周觉得玩不好。许多刚开发的景点，在集中的假期里游人太多，本身接待能力就有限，假期结束了，设施又过剩了。一些专家呼吁实行自由带薪年假制，以缓解旅游压力。
旅游业兴盛的另一个原因是这几年工作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人们把旅游作为工作的一种报偿。旅游还是增长见识的途径和家庭团聚的形式。现在，旅游形式又有了新的变化：一是各地开发出更多的新的旅游景点；二是境外旅游增长。据统计，去年有两三百万人参加出境游。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了中国旅游目的地国家，如德国和土耳其等。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持个人身份证就可以自由去香港旅游。在未来，旅游会是个人非常有积极性投入的事情，旅游业的生意会很好。但是，旅游服务面临的质量提升压力也会增大。

第六篇 时尚消费：情感化、自我化话题48：年轻人追捧表现多样化情感的节日

话题48

表现多样化情感的节日为年轻人所追捧
袁岳（Victor Yuan）：
中国人的节日是双轨的。一是传统节日，如春节、中秋节和清明节。传统节日的特点是家庭团聚，表现为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吃好的。中国农历的“年”——也就是春节——是有许多意味的。“年”是一个鬼的名字。如果我们能过这一关，则表示一年都有好运气。以前中国人过年时，一定要把债讨了。过年是对过去一年的总结和对新一年的展望。还有，过年是家人团聚的时刻，可以强化家庭功能。还有，要举行一些热闹的活动，如放鞭炮等，用来趋吉避害。在传统节日中，最重要的礼物是晚辈给长辈的，而老人给小孩的惟一礼物是春节的压岁钱。另一类是新兴的节日。如公共的节日，像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由于媒体推动，其重要性在上升。还有西方的一些节日，如情人节、母亲节和圣诞节。这些节日更能表现多样化的情感，为年轻人所追捧。在中国的节日中，最重要的也许就是春节和情人节。情人节与社会交往中情感公开化的现象有重要关系，它促进了鲜花产业和礼品产业的发展。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美国的节日既有民间过的节，也有法定的纪念日。过节的主要意思是那天可以不上班。美国有11个国家节日。元旦、马丁·路德金节、2月的总统节和7月4日美国独立节都比较重要。11月的第4个星期四是感恩节。圣诞节是宗教节日，重视全家团聚，12月25日不上班。美国的最重要节日是圣诞节，其次是感恩节。所有宗教人士都要过这个节。感恩节的意义是向上帝表达感谢，为了物质条件、幸福和安全，向上帝表示感谢。其他不信仰上帝的人也会在那一天表示感谢。那天是美好的时刻，有许多传统。一是一定要团聚，感恩节要尽量与家人一起过，父母兄弟姐妹都团聚在一起。一大堆菜，以火鸡为主。中午或晚上，大家一起吃饭，几代人聚在一起，创造一种热烈气氛。美国人喜欢看电视橄榄球赛，那天更要看。除此之外，人们还在感恩节那天去打球，在外面玩，去亲戚家做客。感恩节的第二天，有一个习惯是去商场买圣诞礼物。那天是商场一年中最忙的时候。过感恩节一般不会送礼物。

第六篇 时尚消费：情感化、自我化话题49：中国使用互联网的用户数仅次于美国

话题49：

中国已是用户数仅次于美国的互联网使用国家
袁岳（Victor Yuan）：
互联网发展迅猛。目前，中国有近一亿互联网用户。2000年，中国只有3 000万互联网用户，而美国有7 000万。现在，中国已是用户数仅次于美国的互联网使用国家。网吧有许多，价格很便宜。我觉得上网比在美国还方便。有时出差去一个很小的城市，发现也有网吧。宽带进入了越来越多的社区。使用互联网的企业也很多。一家稍具规模的公司都会建立一个自己的网站，用来传递信息，进行内部的管理和交流等。政府利用互联网开展电子政务。前一段时间北京的网上评议政府引起了百姓的极大关注。普通人利用互联网看新闻、收发电子邮件、搜集信息。互联网发展中的最大问题是：垃圾邮件的处理、管理成本和对青少年的保护。由于存在交易信用问题，目前电子商务的发展主要限于某些IT产品、书籍和信息。对于年轻人来说，网络广告相当有影响力。
对于我来说，网络在我生活中的地位很高。一天没上网，简直就觉得哪儿都不对劲。我现在平均每天要收发100封～150封邮件，有时还上网聊天，上BBS灌水。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互联网在美国是非常重要的。所有年轻人，也包括年纪大的人都在用。像我父母，七八十岁了。我发现他们竟然买了一台电脑，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了上网发电子邮件。谈到互联网的作用，第一是收集信息，第二是发电子邮件。电子商务在美国非常发达，这与中国有点儿不同，50%以上的美国人经常通过电子方式购买商品。垃圾邮件和病毒等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对于儿童的保护也是一个重要问题，网络交友是许多家长非常担心的事情。

第六篇 时尚消费：情感化、自我化话题50：送花代表认真，也代表想调情的心理

话题50

送花代表认真，也代表想调情的心理
袁岳（Victor Yuan）：
很少有人向我送花，一般都送东西，可能是因为我的品味不太高吧！（笑）但是有一次出差回来，到机场的时候，一伙同事送了我一个大的花篮，当时我很感动。人们现在越来越多地送花，代替送传统的礼品，鲜花在生活中更多地使用，比如生日、过节，或者为了表示想念和关怀等情感。这也显示出人们开始更多关注不实用但能够表现情感的送礼方式，这是一种品味的提升。送花与种花产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在北京，鲜花的种植品种很多。鲜花的销售和使用方式，如插花艺术也有发展。当一个地方的人开始重视花时，人的形象和气质都会有所改进。人也会更关怀情感。花正在改变一个城市和人群的气质。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美国送花是经常会遇到的情形。这个习惯从19世纪就开始了。在一些重要的节日里，人们通过送花来表达情感。情人节送花是很典型的情形。以前男性送女性鲜花，现在女性开始更主动地表达情感，也送花给男性。生日、结婚周年纪念和母亲节，都习惯送花。去扫墓时，也要送花。还有，如果有人邀请你去家里做客，送花可以表示你的谢意。总的来说，送花代表认真，也代表想调情的心理。（笑）比如，一个男孩子追一个女孩子，在还没有明确关系的时候，男孩送花表示自己的心意，女孩很容易被打动。

第六篇 时尚消费：情感化、自我化话题51：音乐流行的时间缩短了

话题51

音乐流行的时间缩短了，歌曲的多样性增加了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美国音乐是多样化的。摇滚音乐、说唱音乐和乡村音乐等都是可以谈的重点。美国流行音乐的制造在全世界是领先的。Britney Spears, Mariah Carey , Christina Aguilera都是世界知名的流行歌手。这些流行音乐是没有国界的。它甚至对10亿年轻人都有影响。听音乐是美国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开车时经常听。现在的音乐与过去的有一个重要区别，那就是歌手越来越年轻化了，像以上说的那些名歌星，她们不到20岁就红起来了。这与80年代或者更早有很大不同。
袁岳（Victor Yuan）：
中国内地的流行歌曲有这样几个特点：以前以港台歌曲为主，现在音乐流行的集中度降低了。以前，有些歌曲会有许多人喜欢。一首歌曲在春节联欢晚会上露脸，马上就会全国流行。现在不会了。音乐流行的时间缩短了，歌曲的多样性增加了。在卡拉OK中，革命歌曲和流行歌曲都能找到。这是群众参与音乐的重要形式。城市音乐台是传播音乐的地方。流行音乐和观众点歌，开车的人听，中学生也喜欢。音乐成为了城市消费的动力，带动了时尚。音乐另一方面的变化是，听众更分散了。歌手可以去酒吧和夜总会唱歌，许多人都是以这种方式成名的。演唱的场合和明星都与商业更多结合了。

第六篇 时尚消费：情感化、自我化话题52：现在宠物增加了陪伴的功能

话题52

以前，宠物都是有功用的，现在陪伴的功能增加了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美国人特别喜欢养宠物。在美国谈宠物，根本的问题是你到底喜欢狗还是喜欢猫。这甚至可以上升到一个人的价值观和性格的高度。狗代表忠诚、友好和活跃；猫代表独立和任性。也有人养鱼、蛇和蜘蛛等等。在美国，1亿家庭中有一半养宠物。宠物确实成为了家庭的一员。宠物的死亡对全家来说是非常大的打击。我小时候养过一只小狗，名叫Tippy，它总是跟着我出去玩球。在我高兴的时候，它摇尾巴，表示高兴；在我伤心的时候，它也跟着难过。有一次踢球的时候，我骨折受伤了，它就躺在我身边，显出很痛苦的样子。我在北大读书时，也就是1989年，它去世了，对我们全家来说，就像失去一个亲人一样。
袁岳（Victor Yuan）：
我小时候家里养了8只猫。有一只猫天天晚上去抓鱼，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抓好几条，它不吃，专门抓，留给我们吃，后来它死了，我妈当时很伤心。
中国还有人养鱼、养鸟。养鸟的人比美国的多。至于其他花里胡梢的东西，中国人养的就少多了。在所有宠物中，狗是很特别的宠物。因为养狗需要领证，而养猫、养鱼都不用。以前，宠物都是有功用的，比如狗是看家护院的，猫是抓老鼠的，现在陪伴的功能增加了。中国人看动物有一点与美国不一样。中国把动物分成家的和野的，家养动物和野动物不一样：家养的是不拿来吃的，比如猫和金鱼等等；而野动物可以吃。人们相信，越是稀少的野生动物，越是有营养。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养宠物的人发生心脏病的机率比较小。抚摸宠物有助于降低血压。
袁岳（Victor Yuan）：
是啊！我们在给国际动物基金会做研究的时候，知道他们有一个计划叫dog doctor，也就是“狗医生”。“狗医生”对帮助消除孩子的自闭症有很大帮助。

第六篇 时尚消费：情感化、自我化话题53:在美国的初中和高中很重视运动

话题53

在美国的初中和高中，运动已经显得很重要、很受重视了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运动是美国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美国的NBA等机构广为中国人知道。中国的姚明就在得州休斯顿火箭队打篮球。人们认为，各种重要的经验教训都可以从运动中学到，比如如何发展人际关系，如何接受失败，如何进行合作等等。我个人最喜欢的运动是踢足球。我踢了27年足球。2002年8月我来中国工作，一直到次年5月份。在那期间，我每周都踢1～2次足球。在美国，足球也受到广泛喜欢，许多人都积极参与。美国人重视锻炼身体。锻炼形式也多种多样，包括慢跑、散步、踢球和加入健身俱乐部等。这次回中国，我发现中国人越来越重视健身活动了。我最喜欢看的节目是橄榄球。每年美国的职业橄榄球决赛都吸引着几亿观众。
中国人和美国人在参与运动方面有一点不同，在美国的初中和高中，运动已经显得很重要、很受重视了。有一本著名的书，名叫Friday Night Lights（《星期五晚上的灯光》）。这本书是十几年以前出版的，获了媒介最高奖——普利策奖。它讲的是一个城市狂热支持一支高中橄榄球队的故事。每周五晚上去看球队比赛的人数达到两万。在许多国家的职业比赛里，都很难出现这种场面。这本书非常畅销。可见，美国人对运动的重视程度有多么高。
袁岳（Victor Yuan）：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篮球。我们公司组织了两个篮球队，每周四都会组织一场对抗赛，我每次都会参加。我们还组织一个队去外面和客户比赛。除了篮球之外，我们还组织羽毛球和游泳等比赛。这种公司组织的运动是比较普遍的。运动场馆的人每次都很满，需要提前预订场地。最近5年间，几乎所有运动项目，中国人参与的比例都有提升。特别是篮球和足球成为了年轻人广泛爱好的运动。运动场所也有了变化，有些原来的厂房改造成了运动场所。除此之外，还新建了许多场所。
更多企业利用运动营销方式来推动产品销售。像三星、阿迪达斯、可口可乐和红牛都宣扬自己适合于喜欢运动的年轻人。最近，红牛还与NBA合作，成为了NBA的指定运动饮料，这种与运动绑在一起的营销方式成为了一种时尚。大家购买运动装备的花费与过去相比增加了80%～90%。这是一个很大的增长，但是与美国的距离还很大。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早晨会看到许多人跑步，下午看到许多人游泳、打球，在那里参加运动的中国学生就很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人参与运动更普遍，我们还得努力啊！

第六篇 时尚消费：情感化、自我化话题54:手机减少了属于自己的时间

话题54:

手机减少了属于自己的时间
袁岳（Victor Yuan）：
作为服务，移动通信在中国的增长率是世界第一。移动电话的总量现在已经超过了固定电话。现在，中国移动电话的拥有量与美国是相同的。几乎所有手机品牌在中国都有销售。最近三四年，国产手机兴起，使手机的品牌更加多样化了。现在，约有1/3的手机是国产品牌。
手机的发展与相关服务的发展密切相关：移动上网、聊天和短信业务都有较快发展。手机非常普及，从中学生到企业家都在使用。手机担当起了时尚传播的作用。手机短信还培养出了专门创作短信的人员，比如编写短信笑话的人。如果看到好玩的短信，你就会转发给其他人，这更促进了通讯量的提高。手机网络运营商、手机造制商、内容提供商和相关服务商构成了整个体系。目前，网络运营商只有联通、移动、网通和电信四家。未来国际运营商进入中国市场后，整个市场格局会有变化。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中国移动电话用户的人数已经超过了美国的总人口。中国有3亿用户，美国也就29亿人口。美国有将近一半的成年人有手机，但在北京，精英层基本每个人都有。美国首都华盛顿也达不到这个程度。为什么在手机这种现代化通讯工具上，美国反而落后了呢？这与美国发达的电话网络有关系。在很早的时候，美国家庭就安装了电话，在家、外面、电影院和商场等地随处都能找到公用电话。在其他场合，比如从家去市场买菜，只需要几分钟时间，按照美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他们认为不一定需要电话。美国不是特别看重随时被人找到或随时可以拨出电话的能力。短信，我可以肯定地说，就更不会普遍了。
袁岳（Victor Yuan）：
这与中国短信收费低有关系。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我们要思考手机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和问题：它延长了许多人的工作时间。在中国，以前家里没有电话，下了班，就不能找到你。有急事只能骑自行车去找你，不急的事就等明天办。现在随时可以给你打通电话。这种技术带来了更多的工作和麻烦，减少了属于自己的时间。当然，我们要承认，手机提高了工作效率。比如，如果你在路上堵车了，就可以打个电话办理一些事情，但开车时打电话是不安全的。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应该对手机的用法制定一些新的管理规则呢？

第六篇 时尚消费：情感化、自我化话题55:对中国消费者，品牌观念有重要价值

话题55:

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中国消费者愿意选择超过自己消费能力的品牌
袁岳（Victor Yuan）：
对于中国的消费者来说，品牌观念有着重要价值。大家能够感到，有牌子的东西比没牌子的要好一些，一直有名的国际品牌可能更好一些。在中国人所认知、喜爱的品牌中，美国品牌所占比重最大。重要原因是美国重视中国市场，注意建立融入本地的形象，像宝洁、惠普等就通过公关市场工作树立了很好的本地化形象。在这一点上，日本品牌就不如美国。中国本地的品牌成长得也很快，比如联想、TCL和娃哈哈等。
人们选择品牌来包装自己，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但有一种现象是，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中国消费者愿意选择超过自己消费能力的品牌。假如不能，就会选择假冒名牌。在北京秀水街就可以看到这种产品。它们看起来与真的差不多，但价格低很多。许多国际友人也喜欢在那里买东西，觉得很实惠。我的女同事们常常告诉我，在那儿买东西要“照脚脖子砍价”，意思是摊贩叫价后，你可以用1/5或1/4的价钱来还价。国际友人就没这个意识，所以普通摊贩更愿意把东西卖给外国人，获利高。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人追求名牌的热情达到高峰，那时候也是雅皮士生活方式流行的时期。从汽车到衣服，选择有名的牌子就会让大家觉得这个人有社会地位。除了这种社会地位的问题，品牌还涉及情感。例如，许多美国人小时候用的牙膏牌子是Crest（佳洁士），与它产生了亲密的关系。他长大后会一直用Crest，因为同样的牌子让人怀念以前的日子，有感情的联系。在美国买名牌产品时，不是为了名牌而名牌，而是为了名牌代表的质量。如果买一双鞋、一幢房子，如果买了名牌，心里就觉得踏实，对质量和售后服务更有信心。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除了名牌以外，美国人越来越多选择没有牌子的东西。这种做法现在成为了主流。比如买菜，除了有牌子的菜以外，也会有没牌子的菜。因为它们在质量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价格却便宜得多。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对质量的控制是有一定要求的，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这种购买方式。
袁岳（Victor Yuan）：
对于高品质而又同质化产品丰富的产业，无品牌时代也许快降临了。

第六篇 时尚消费：情感化、自我化话题56：在家做菜与在外面吃饭

话题56

在家做菜的成本和在外面吃饭的价格为一比四到五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美国人很喜欢在外面吃饭，这是美国娱乐生活的组成部分。中产阶级家庭大部分时间在家吃饭，到了周末或特殊日子时，或心情好时，大家会在外面吃饭。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每个星期在外面吃一两次饭。在外吃饭通常是在晚上，是很愉快的事情。在华盛顿等大中城市吃饭有多种选择，各种菜都有。美国人能找到许多物美价廉的吃饭的地方。
在美国人眼里，最豪华奢侈的菜是日本菜，如生鱼片和寿司等。只有在一些特殊时候才会吃这些菜。还有法国菜和意大利菜，它们出现在一些比较正式的餐厅。在这种浪漫的地方吃饭，价格通常比较贵。这是与中国菜和墨西哥菜比较而言。快餐，美国人经常吃。虽然对身体健康不利，但是方便快捷。麦当劳和肯德基在美国也很受欢迎，但是消费者以年轻人为主。
袁岳（Victor Yuan）：
中国人主要在家吃饭，因为在家做菜的成本低。在家做菜的成本和在外面吃饭的价格为一比四到五。另外，在家做饭非常方便。中国农贸市场多，不但靠近家，而且农贸市场的产品非常便宜。各种新鲜蔬菜都能买到。但是，随着年轻夫妇家庭的增多，待客需要越来越多，在外吃饭的次数也多了起来，比如年饭、生日和请客吃饭，更多地在外面吃了。一个普通家庭每星期在外吃一顿饭是很普遍的。
至于中国人的口味，各地区的差别非常大。南方人到北方，觉得北方人不会吃。但北方人讲究吃面条，觉得南方人不懂吃面条。中国八大菜系，每种菜都有讲究。不同地方人的口味被地方菜塑造出来了。菜系本身的做法也在不断改变，变得更通俗化、贯通化，一道流行菜，比如回锅肉，可能各个菜系里都有。菜式越来越趋向于共享。也有一些菜是特殊流行的，如高档菜里有龙虾、鱼翅、大闸蟹，中档的水煮鱼、麻辣龙虾、香辣蟹，这些都是广受欢迎的。
正式的西餐没有得到普及，日本菜的推广比西菜推广得好，特别韩国人做的日本菜，又好吃又便宜。但西式快餐推广得很好。如果孩子考试考得好，则奖励是一顿麦当劳。有个说法是25现象。就是说，在麦当劳吃饭的25个人中：有一个是爱吃麦当劳的，那就是小孩；有一个不爱吃的，那是妈妈；还有半个是跑进去随便吃的。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我注意到，在中国，必胜客的消费者年龄稍大一些。龙虾在美国也很受欢迎。美国人还爱吃阿拉斯加大王螃蟹，它肉多，个头特大。美国人特别怕麻烦，不爱啃，不爱吃头吃尾，也不爱吃下水。

第六篇 时尚消费：情感化、自我化话题57：常去酒吧被看作生活方式的重要表示

话题57

经常去酒吧会被看作是生活方式的重要表示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大部分美国人爱喝酒，视之为与朋友在一起打发时间的办法。美国的酒吧有两个作用：第一，一起上班的人下班以后很想放松一下再回家，于是去酒吧。但是这种做法跟英国人、日本人甚至中国人比，要少得多。因为绝大部分美国人下班后就直接回家了。第二，年轻人或各年龄阶层的人想认识一些新朋友，也可以去酒吧。大家到酒吧碰运气，看能不能遇到女孩或男孩。20年前，许多酒吧只有大学生才去。在大学城或邻近的夜生活区，大学生去酒吧很正常。后来，政府把喝酒的合法年龄提高到21岁，大学生去酒吧就减少了一些，但大三和大四学生照常去。
美国酒吧的礼节是轮流买酒。这种请客方式在欧洲很流行，在美国也是一样的。在酒吧，有一个很有争论性的话题，就是以何种方式问一个女孩她是否是一个人，是不是可以邀请她跳舞。怎样说第一句话（pickup line），这时大家总是辩来辩去的。
袁岳（Victor Yuan）：
酒吧在城市中是一个新生事物。它的兴起也就五六年时间。北京的酒吧集中在三里屯、后海和朝阳公园；上海的在衡山路、新天地；还有一些零散的酒吧区，主要在高校附近，如北大、清华和复旦等。酒吧的形式还有变种，如餐吧、聊吧、书吧和电影吧。这种变形的酒吧可以给你一个社交聚会的空间，通常有主题。比如，电影吧放一些另类小电影；酒吧以带有雅皮色彩的白领和学生为主要客户。另外，它是典型的西化生活的表现，其标志有：啤酒、爆米花、有趣的海报、新的乐队和音乐明星。总的来说，酒吧在中国是熟人酒吧，也有的通过酒吧聚会让朋友相识。酒吧里出现的不认识的人有时会被误认为是性服务者。酒吧中的确有一些性服务者。
经常去酒吧会被看作是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表示。特别在上海，某人会说，昨天晚上我去了某某酒吧。这话能显示他的生活品味和文化品味有一定的先进性。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美国，各种酒吧都有。体育酒吧非常受欢迎，此外还有钢琴酒吧，有人弹钢琴，有点贵族味道。还有跳舞吧，主要是跳舞的人光顾。
袁岳（Victor Yuan）：
在美国，我看到许多以文体明星名义办的酒吧，如NBA酒吧，可以在里面看篮球。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类似的这种饭馆，如硬石等，也很普遍。
袁岳（Victor Yuan）：
酒吧的治安怎样？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还可以。不像有的电影里表现的那样。

第六篇 时尚消费：情感化、自我化话题58：投资类型比例由高到低的排列

话题58

普通居民投资类型比例由高到低的排列
依次为储蓄、保险、国债、股票和房地产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许多中国人对美国家庭的财务状况没有认识。我先谈一个误解。大家总觉得美国人赚钱多，也很富有。但美国人的实际消费能力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高，因为各方面的费用都很高。以一个普通美国家庭为例，家庭的平均每月收入是4 000美元，但其中1/3是税，你见不到那笔钱。扣税后还有2 600美元，交房租或买房贷款花1 000元，余下1 600元。买菜做饭花600元～800元，还余下1 000元。这还没有考虑医疗保险、买衣服等，中产阶级剩下的钱只有几百元，处理方法是银行储蓄。另外，50%左右的家庭直接或间接购买股票或公共基金。比如，很多退休金包含公共基金，等于间接购买了股票。
美国人对投资的看法是买股票是为了长期利益，而不会是今买明卖。今天的股票可能是为没出生的孩子上大学买的，是为20年之后、30年之后买的。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想得很远了。从长远观点来看，看得越远，回报越大。但是最近三四年，美国经济不景气。2000年一月和二月份，股票缩水，许多人失去了大量财富。不管怎么说，有50%的家庭愿意用这种方式创造投资的可能性，为未来的生活做一些安排。管理家庭财务方面的挑战是复杂的。为了买房子、教育孩子、退休，达到理财目的，夫妻俩会共同管理，创造美好的未来。
袁岳（Victor Yuan）：
中国城市家庭收入上升的幅度高于农村。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穷人和富人收入差距在拉大。在谈到家庭投资的时候就要分城市、乡村和穷人、富人来谈。作为平民，最主要的家庭投资方式是储蓄。这是因为中国社会保障网的覆盖面很小，大病统筹在全部人口中的覆盖面不足20%，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也只有20%。所以，普通人需要为自己提供防病、防老和防失业的保障，储蓄自然成为了一种较稳妥的方式。第二个原因是为子女积攒教育经费，现在，教育费用越来越高了。要想进入好的学校，就需要存更多的钱。第三个原因是大额消费，如买房买车等。
总的说来，目前中国家庭的投资方式除了存钱之外，其他方式相对较少。主要是因为大部分居民不太了解其他投资形式。普通人对买股票和债券等投资形式还比较陌生。在股票投资方面，普通人主要的投资模式是跟风和被消息操纵。大户放出什么消息，散户和小户经常跟风而被套住。所以，在股市上真正表现利好的是少数。综合起来，普通居民投资类型比例由高到低的排列依次为储蓄、保险、国债、股票和房地产；富人投资的比例由高到低排列则依次为房地产、股票、保险和储蓄。

第六篇 时尚消费：情感化、自我化话题59：先买房，再买车

话题59

先买房，再买车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买车买房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会很具体地思考这个问题。买房子的原因有以下几个：第一，你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没有房子，就可能考虑买。第二，你的家庭人口变得更多时，或更少时，很可能买新的房子或换房子。比如，孩子独立了，上大学走了，你原来的房子太大，现在需要更小的房子了。买汽车不如买房复杂。两万美元左右的汽车很普遍。而房子的价格一般会在十几万到几百万美元不等。这取决于你想在哪一个州、哪一座城市买房。
换车换房与你能够承受的经济能力有关。比如，你新生了一个孩子，可能会换车。你会考虑换一辆能够让婴儿更安全的汽车。你的家庭人口多了或者少了，都可能考虑换车。或者，如果汽车开始出现问题，也可能会换。在买房子时，重要的考虑有几个，一是地理位置，二是地理位置，三还是地理位置。房子在哪里是最重要的，房子如果只是漂亮，位置不好，那么价值不可能上去。买房还要注意买保险，以防止万一发生问题，可以有钱重买或重建。买汽车的最重要考虑是安全，air bag（安全气囊）和其他框架是否结实。还有，是否省油。当然，还有汽车保险的问题。
袁岳（Victor Yuan）：
中国的年轻人在二十七八岁就要考虑买房。一般与结婚有关：如果没房子，就娶不回老婆。先买房，再买车。现在，大都市里约70%的人拥有住房产权，有些人是通过住房改革而取得的产权。其中，30%的人会买第二套房子，这时，他们会注重面积、区位和空间功能设计，以改善居住条件，这样，他的第一套房子就可以出租了。在第二次买房的人中，有8%的人会第三次买房，那时，最主要的目的是投资。比如，在商业繁华区和办公白领较多的地方买房，因为那里需要租房的人很多；或者，买滨海产权度假酒店，买完后交给经营商做度假经营。买房的最主要考虑是区位，除了好的自然区位外，还要有好的社区服务和医疗教育条件等。社区中的教育也是考虑的很重要因素。这几年，住房开发不规范，因此消费者在买房时也很注意产权的问题。
买新车有两种情形：第一次买的车是商务用车，第二次买的车是家庭用车，体积小而轻便。也有人第一次买便宜的家庭用车，比如吉利和奇瑞等；然后再买一辆商务用车。买车的最重要考虑是服务和停车场所。

第六篇 时尚消费：情感化、自我化话题60：媒体目的是播放广告

话题60

媒体目的是播放广告，因此必须创造内容，拉住广告所需要的那些观众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任何社会里，媒体的影响力都是巨大的。在美国，媒体重要到让一些美国人把它看成像美国政府一样大。三权分立之外，媒体是第四权。最有影响力的媒体类型依次是：电视、报纸、广播和互联网。从电视看，最有影响力的电视台是ABC、CBS、NBC、FOX和CNN，它们是私营公司。在美国，没有国有的电视台。这些公司每时每刻都在通过新闻节目影响老百姓对世界的看法。从报界看，《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在政界、学术界和精英圈子中有很大的影响力。从广播看，美国人天天收听无线电，但主要把它当作一种娱乐，而不是获取信息的途径。最后是互联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天天都上网，通过它来了解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和股市等。
媒体的主要功能是监督政府的工作，制约政府，促进问题的解决。有一个说法是，我宁可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有媒体，也不愿意在没有媒体的情况下有政府。
媒体与广告的关系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以前，我的观点是，节目是主要的，而广告虽然是必须有的，必须赚钱，但主要还是为了迎合节目。但最近我看了一本书，其中的观点很有意思。这本书的名字是《The Sound Bite Society》（《影音媒体作用下的社会》）。这本书的一个有意思的观点是，节目在电视上是次要的，而占最主要地位的是广告，我们的目的是播放广告，因此必须创造内容，拉住广告所需要的那些观众。这个观点听起来一方面会让人觉得可怕，另一方面会让人觉得有一定道理。广告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总体而言，媒体在政治、社会和国际等大事方面对美国人的观点影响都是巨大的。
袁岳（Victor Yuan）：
在所有媒体中，电视对受众的影响力最大。在中国，CCTV1、CCTV2和CCTV5对农村的影响高于沿海城市。最近，香港凤凰卫视成了影响力比较大的精英媒体，其信息量更大、更宽。特别是，它对国际新闻、台湾地区的新闻以及新闻现象的解剖比内地电视更有特点。在报纸中，《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和《经济观察报》等对民众都有很大的影响力。《人民日报》和《经济日报》对机关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人员有较大影响。杂志的变化和表现形式特别多，因为杂志在中国是较早地允许外资和民营资本介入的媒体。
媒体正在由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宣传作用向多样化发展。党的喉舌作用正在慢慢向多样化转移了。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实用信息增多了，如出现了《房地产周刊》和《汽车周刊》等；二是娱乐性增强了；三是增加了对权力起制约作用的节目，如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栏目、《焦点访谈》栏目和报纸《南方周末》等经常报导弱势群体的一些生活状况以及权力滥用的案例；四是互联网的兴起使信息传播的速度更快了，形式更自由了。BBS和聊天室等功能极大地加强了信息传播的范围。
总的来说，党委宣传部门会在总体上控制媒体的存在方式，但媒体的发展空间会越来越大。在广告方面，由于工商业的发展，拥有较高质量的受众群体的媒体会有较大的广告量。比如，《北京青年报》的广告销售状况一直很好，要在上面刊登广告需要预约和排队。CCTV拍卖黄金广告时段，2003年拍出33亿人民币，2004年拍出44亿人民币。最后，媒体在丰富多彩性方面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全国共有两千多家电视台，数千种报纸。各地有各地的电视台和报纸，许多由地区控制的小众媒体浪费了许多资源。最近，政府下令削减了几百种报纸，下一步可能还会进一步压缩许多不必要的媒体。

第七篇 信仰伦理：缺失与迷惘话题61：美国人不认为人有固定的命运

话题61

美国人不认为任何人有固定的命运
袁岳（Victor Yuan）：
命运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它像一只飞翔的幽灵，因为不散而让我们无奈，因为无形而常让我们忽视。在中国，相信命运的人很多。在传统文化中，命运一直占有很高的地位，帝王也不例外，所以星相家与方士始终在中国历史中留有身影。今天，估计有将近50%的中国人认为无论怎样行事都有确定的规则，命运是人所不能逃避的。有意思的是，在相信命运的人中，大部分人也相信运气。这表明，真正相信命运表现出一种消极的不确定性。相信命运的人用命运来解释他觉得无能为力的事情。在特别成功的人以及特别不成功的人中，相信命运的比较多。特别成功的人，什么都有了，但他意识到，自己仍然不能超越许多东西，所以就信命了。特别不成功的人，觉得自己要什么没什么，所以也信命了。
相信命运的人有个特点，那就是他们往往相信宗教中的某些东西，比如佛和神，但又不是系统的信仰，会被其他许多零碎的念头所吸引和牵制。这些人是社会生活中比较迷惘的人，他们容易受到影响，而且他们做事情的积极性不高。如果一个群体中相信命运的人过多，则说明这个社会的生活可能有问题。这表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了，但社会生活领域的空虚和不确定性仍然很高。我想，这可能是中国人在总体上要么过于安静保守，要么过于冲动离谱，相对缺乏平衡的一个价值观上的原因。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美国的文化来自于基督教。美国人对命运的看法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按照宗教，美国人的传统观点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出道德选择，或是好的选择，或是不好的选择。总之，美国人不太相信“命运”这个词。基本上，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创造生活中的一切，而没有觉得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怎样发展，美国人认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做好事情，也可能做不好事情，就是因为这样，我的生命才是有意义的。如果我的命运就是这样了，我的行动没有作用，那么我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美国人认为自己能够创造，可以创造自己的运气并左右环境。
我妈说：“大为你做得很好！你的中文能说到这种水平，能给中国总理做翻译，我为你自豪。”我说：“这有很大的运气成分。那是因为那天翻译不在，我才有机会。”但我妈说：“你是把所有工作都做好了，运气来了你才把握住了。”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观点。因此，美国人不认为任何人有固定的命运。事情都有好和坏的发展方向。
生活的美丽在于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去影响。一位美国总统说过，他做总统有两个出发点：第一，明天会比今天更好；第二，每个人都有个人的道德责任来确保明天会比今天更好。这就是美国人对命运的看法。
袁岳（Victor Yuan）：
美国的有些政治家是相信星相的。你怎么解释？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大部分美国人认为这是很好玩的事情，稍微有一点信，主要是为了好玩。实际上，他们不这么想。如果你确实相信命运，那么你会很消极。事实上，说信命运就是在找借口，使发生的一些事情合理化。
袁岳（Victor Yuan）：
在美国社会，中产阶级人数很多，形成了纺锤型的社会结构。中产阶级的一个特点是，他们通过积极奋斗获得一切，他们认为自己还应该向上发展，有空间。中国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型的，中产阶级人数少。大多数人得到资源的难度很大，他们觉得自己的命运是在某种力量的控制之下，无法自主。许多人得到想要的之后，就会觉得现状已经很好了，更好还能怎样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没有空间了。我想，也许这是信命的现实基础吧！

第七篇 信仰伦理：缺失与迷惘话题62：中国人认为自教、自助才是出路

话题62

中国人认为自教、自助才是出路，对宗教的信仰程度是比较低的系统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美国，上帝在人们心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并不是所有宗教都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比如印度教和佛教。但美国人中有90%左右以不同的方式信仰上帝。1/3的美国人每个星期天都去教堂。信上帝的人并不一定每个星期天都去教堂。他们可能每天或每几天祈祷一次。许多家庭，无论是基督教、犹太教，还是伊斯兰教，吃饭前都进行祷告，以向上帝表示感谢。
在美国社会里，上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美国总统在发表重要讲话以后，都要加上一句话：“上帝保佑美国！”我们没有官方的宗教，没有正确的和不正确的宗教。国家和宗教的界限很清楚。美国总统的说法反映了老百姓对上帝的普遍看法。在美国的钞票上印有：In God We Trust，也就是“信赖上帝”。一个美国人对上帝的看法是相当个人化的。通常，人们不一定会经常讨论。但在一个家庭中，上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这种信仰影响着美国人的行动，如慈善行为。大部分美国人认为自己拥有需要的所有东西，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所以我们有义务给其他人提供帮助，这也源自对上帝的信仰。
美国的独立宣言表示了美国公民的权利来自上帝。如果是上帝给我的权利，而不是来自总统或者某一个人、某一个政党给我的权利，那么任何人都无权剥夺。
袁岳（Victor Yuan）：
在中国，人们对系统宗教的信仰程度是比较低的，信上帝的人包括伊斯兰教在内，大约也就4%～5%。信佛的大约占18%左右，但其中的大部分人从来没读过佛经。信道的人大约占1%～2%。但信道与信佛的区别是什么，人们不是十分清楚。相信命运和运气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但相信自己最终决定事情，这项占的比重最高。中国人认为自教、自助才是出路。如果你出了重大的问题，你会怎么办？美国人会祷告，会寻求社会帮助。大多数中国人会寻求家庭帮助和自己帮助自己。只有5%～6%的人相信朋友和单位可以帮助。这就是以个人为本的信仰观。也就是说他人靠不住，其他东西都靠不住。只有自己靠得住。
这种信仰观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人们的行为更多为自己考虑。个人化的行为有了一定的合理性，这是对过去压抑的反弹，这有助于实现自我价值，对推动革新和改变，是具有革命价值的。但这种信念从总体上挑战了社会公共规则，同时，也造成中国人不是特别长于团队工作的现状。在客观上，这种个人中心主义表现在中国社会中，使社会文化更加多元化。什么东西都可以接受，但很难忠诚于某些规则，尤其是需要大家认同的集体规则。在这种多样化中，人与人不容易形成共识，这导致管理成本增高。在许多需要动员社会资源的时候和场合，整合难度会很高。

第七篇 信仰伦理：缺失与迷惘话题63：恐惧与信仰有密切的关系

话题63：

恐惧与信仰有密切的关系
袁岳（Victor Yuan）：
中国人害怕的是鬼、死亡和失去工作。美国人害怕的是看得见的东西。中国人害怕的是灵界的、社会的东西。这表明恐惧与信仰有密切的关系。美国人是信教的，觉得上帝存在，死亡只是另一种生的形式，对鬼和死亡的恐惧会小一些。中国人觉得那是不可知的事情，觉得很恐惧。另外，现实生活中资源不足，生活压力大，社会保障不足。这些都转变为恐惧失去资源。我自己最大的恐惧是高度。在高楼上，我会害怕，还有害怕失去亲人。我很少会害怕压力和伤心。在我父亲去世时，我恐惧我母亲也会死。于是，我就想多为亲人做些什么，以减少心理的压力。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美国人的恐惧有多种。比如，怕蛇、蜘蛛、老鼠，还有怕高度和坐飞机。“9·11事件”以后，美国人对坐飞机的恐惧增加了。美国老百姓也有对社会方面的恐惧，还有精神的。在某些城市的某些地区，美国人担心发生犯罪行为，害怕有人在街上抢他的东西或者害他。就算你在自己的家里，想想你会怕什么，许多担心还是存在的。失去工作，这也是美国人害怕的。最近几年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会影响一个人在许多方面的生活，当家人靠他吃饭时，失去工作会让他特别恐惧。在一定程度上，任何人都有怕死的感觉。但美国大部分人有宗教信仰，觉得去世后会有该得到的报偿，如上天堂之类的。这种想法会安慰许多美国人。
我个人很怕蟑螂，还有蜘蛛。但在有必要的时候，这些恐惧都能够克服。如孩子身边有个蜘蛛，我会想着去救孩子，对蜘蛛的恐惧就会处于次要的位置。我最大的恐惧还有一个，怕没达到对自己的要求。因为我对自己在职业和做人等各方面的要求都很高。我认为，我有能力为社会做一些事情。我怕万一自己没有好好利用上帝给我的才华，没有做到很好的程度，这会让我害怕。

第七篇 信仰伦理：缺失与迷惘话题64：鬼有友好的和不友好的

话题64

鬼在美国孩子心中有两种，分为友好的和不友好的
袁岳（Victor Yuan）：
鬼的历史可能比人的历史还长。中国古代的山海经和聊斋里都有许多鬼的故事。普通人知道，自己活着的时候是一个人，死后会变成鬼。在中国文化中，鬼是灵魂存在的形式。猪和狗都是灵魂的投生。传说中讲到的牛头马面就是鬼的存在形式，人或动物在肉体死亡后的表现形式就是鬼。在中国传统信仰中，活着的人是阳性的，死去的人是阴性的。总的说来，鬼是对人有害的东西。父母会拿鬼故事来吓唬你，如果不睡觉，鬼就会来。它变成了管教的方式。
白骨精这种文学构想不是现实的，但在生活中还有现实的鬼故事，在我小时候就听过许多某某家闹鬼的事，说的像真的一样。如果找不到其他原因，就会请巫婆。巫婆说那是家里吊死的女儿阴魂不走，所以要烧纸、做冥婚什么的，这倒也有热闹的意思。冤魂也是一种。有些病医生看不好，就被认为与闹鬼有关。我有一个哥哥，他得了破伤风，病了很久都治不好，于是我妈就找师娘（巫婆）。她说我们家祖上要钱，烧点纸钱就会好。鬼好像是不死的。我小时候碰到过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曾在夜晚回家路上看到从未见过的巨大的白色物体，悄然进入水里去了。小时候，我认为那必然是鬼，我不确定有传统意义上的鬼，但我疑惑灵魂的去向和它的表现形式。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灵魂的概念也是很有趣的话题。大部分美国人是不相信鬼的。这不符合绝大部分美国人的信仰。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在肉体死亡后，灵魂就不会毁灭，这种看法来自宗教传统。到底是否有鬼呢？小孩们经常会谈到。在一个人去世后，他的灵魂没有平静下来，他有在世间没有完成的事情，有冤情，他的灵魂就会在天堂和人间游走。事情没有解决，他就不会安静。
鬼在美国孩子心中有两种，分为友好的和不友好的。小孩有个习惯是，睡觉之前要看看床底下有没有怪物。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也会帮助看一下，或者让小熊呆在身边保护。还有一种友好的、淘气的、做一些好玩事情的鬼。我小时候听过一些鬼的故事。有时候，很好的朋友去公园散步，有人会扮成鬼吓人。看过影片《第六感》之后，有人就怕得睡不着觉。我现在不认为有鬼存在。小时候，我也不太相信鬼的存在，但小时候在学校里有个传说叫“古乐特吹哨者”。也就是在某个地方，有时候晚上你一个人走过去，有一个人藏在里面吹口哨，那就是“古乐特吹哨者”，有点鬼的意思，我感到很害怕。
袁岳（Victor Yuan）：
前天，我睡觉前收到了一个关于鬼的短信：你睡了吗？我是小倩，我三年前车祸死了，但我的魂没死，我的头挂在你的窗外面，你能帮我拿下吗？谢谢了！（笑）

第七篇 信仰伦理：缺失与迷惘话题66：中国讲祖宗是以父系为主的

话题66

中国讲祖宗是以父系为主的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祖宗问题上，美国人的说法很有意思。几乎所有美国人都来自其他国家，他们的祖宗基本上就是在一百多年以前到美国来的。在美国，祖宗问题基本上是跨文化的。以我个人的家庭为例，我生自犹太家庭，我父亲在费城出生，我的祖父母在俄罗斯（现在的乌克兰）出生长大，他们20岁左右到了美国，大概是1910年前后，我父亲是家族的第一代美国公民。我的祖父是一个木匠，来到美国时，除了他身上的衣服之外，什么都没有。我母亲来自德国，几代以前就到了美国得州。我的家庭是很典型的美国家族，两三代之前居住在其他国家，后来到了美国。在尊敬老人方面，我们与中国的传统相差不多，也很讲究孝顺。美国的社会家庭组织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淡。我的祖父母出生在乌克兰，他们和中国的传统家庭一样，三四代同堂。在大部分情况下，只要你有机会与祖父母相见，就会经常跟他们在一起。你与祖父母分享学校里发生的事情，祖父母带你出去玩。在尊重老人这一点上，我们两国是一样的。但主要区别是，在美国家庭里，祖父母可能与你分开住，但这种情况不意味着感情淡薄。
袁岳（Victor Yuan）：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祖宗是很重要的。自己是家族生命的延续。中国的祖宗观念比美国重。有一个区别，刚才你讲祖宗时，说我父亲和我母亲怎么样，但我们讲祖宗是以父系为主的。比如，在英文里，uncle是一个词，而在中文中，“舅舅”和“叔叔”是不一样的。我一个叔叔修家谱，修了10代，最远到清代和明代。在我们家族里，明代有一个当巡抚的。名字里有一个字表明你的辈分，我这一辈是“德”字辈，我大哥叫袁德辉，但在我的名字里就没有“德”字了。“文化大革命”把这个字辈传统打破了，否则，天下所有姓袁的人走到一起，大致是可以叙一叙辈分大小的。我小时候没见过爷爷和奶奶，他们很早就都去世了。我父亲有8个兄弟，我们弟兄姐妹一共12人，算是个大家庭。我自己的家族意识淡一些，但我父母非常重视。每年有两个日子，一是爷爷和奶奶的祭日，二是过年时祭祖。我不愿意下跪，父母就骂我，说你再有出息，不管成了什么人，也都是袁家的后代，没有祖宗就没有你。他们就把这个当作一个道德标准讲给你。
这是家族教育的方式。这里面有两点很重要，一是后代有责任把家族体系传下去。如果你生的不是儿子，就有问题，这个家族的香火就断了，你就负有很严重的责任。像我这样三十多岁没结婚的，在以前简直就是犯了大罪。二是在基督教里，你做得好，是上帝的恩惠；在中国，你做得好是你让祖宗脸上很有光彩，是光宗耀祖。祖宗不仅代表了血统，还带有一种宗教色彩和神秘色彩。维护家族兴旺的责任使得中国传统得以发展。让先人的坟墓堂皇是很重要的。在温州，人们致富以后，除了居住的房子越建越好，埋葬先人的坟墓也越造越好了。

第八篇 政治法制：民意的力量话题67：决策过程中民意是非常重要的

话题67

决策过程中民意是非常重要的
袁岳（Victor Yuan）：
在中国，民意算是比较新的提法。在改革开放以前，讲的是阶级斗争，把人划分成工人、农民和地主等几类，反对讲全民意志。那时批判苏联的赫鲁晓夫，因为不认可他所讲的全民国家，认为不存在全民的国家，要分成阶级。民意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才渐渐出现的提法。
但是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民意应该如何产生？有一种观点认为，民意应该由民众提出和反映给政府，比如通过大众媒体、民意测验或民意代表来搜集和反映民意。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有某一部分人、一个群体可以代表民意。在传统的中国人的思路里，更倾向于支持后一种观点，也就是精英政治。这是指民意不需要让老百姓表达，老百姓也说不清楚，因为精英已经说出了老百姓的利益。精英政治有两个特点：一是认为民意只存在于某些群体（group）中，二是民意可以由精英来代表。在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思路发生了变化，认为老百姓存在许多意见，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老百姓的利益是不同的。所有老百姓本身就分成了不同的群体，存在不同的要求和需要，而不是统一的。他们需要表达出来，他们的意志需要被收集在一起，要被debate（辩论），要被听到、重视到，进而考虑到决策中。
民意在市场方面的发展表现得更明显。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业人士在想：我怎样做一种产品呢？应该考虑不同人喜欢的不同类型，所以可以做不同类型的产品。与国外一样，民意最早影响到的产业是商业。最近几年，媒体总量增加了，民意反映社会的能力增强了，民意测验兴起了。人民代表讨论问题的范围也比以前更广泛了。除了原来的商业领域外，民意开始向其他领域扩张和渗透。人们可以在网上的BBS讨论区就各种问题发表意见。人们可以在酒吧里对不同的意见进行讨论，在社区里的讨论也增多了。民意慢慢被组织起来，以一种形式去争取得以实现。民意开始形成了听得见的声音。我个人认为，从未来看，民意在中国会得到更大的表现空间。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美国人调查和研究民意的历史很长。在20世纪初，也就是二三十年代就产生了这种认识。民意产生了，它被认为是科学的、可研究的，这在美国是很重要的学科领域。民意，就是全民的想法。比如，中国人民是怎么想的，或者英国人民是怎么想的。民意科学的发展，使人民意识到不是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想法。一些人这样想，另一些人那样看，人与人之间存在不同的观点，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于是，民意这个学科变得成熟了。
“民意”是指广大人民的意愿。但是，到底是哪一个“民”呢？美国人民划分为不同的团体。男人、女人、中年人、青年人、白人和黑人等等。按社会经济背景划分，有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一个人的观点会受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这种不同的划分使得民意很分散。因此要调查和研究最广大的人民的意愿，这是很有必要的，也很不容易。
在美国的决策过程中，民意是非常重要的，投票可以决定许多事情。在美国，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必须对民意有很深的了解。比如，假设我是联邦政府中代表得州的议员，如果我的观点是反对枪支扩散，这与得州百姓的想法完全相反，那么他们就会把我换掉，选一个能够代表他们的人。国会在考虑重大的决策，如医疗保险和国家安全等问题时，在通过新的法律之前，都会召开听证会，聘请各类专家出席。这些专家持有不同的看法，或者他们的观点大同小异。一般来说，两个美国人很可能持有三个观点。这些被美国民众选出来的代表，会就各种问题进行讨论，尽量做出符合民意的决策。受到百姓支持的决策才能持续长久。
美国民意在最近几年内出现了变化。民意成了一个动态的概念。比如，同性恋在美国一直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多数美国人是不赞成同性恋这种生活方式的。但是，通过许多媒体的宣传，比较客观地介绍了这种生活方式，到了七八十年代，大部分美国人就可以接受了。对于这样一个大的问题，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民意就从反对发展到容忍。对其他一些问题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在民意问题上，媒体起反映的作用，也起影响的作用。应该说，两种作用都有。
袁岳（Victor Yuan）：
个人的想法是否有沟通的渠道，能否被其他人容忍接受，形成共识？在形成民意之后，它是否会影响决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美国，有一种所谓的“民意法庭”（court of public opinion）。它不是真正的法庭，而是百姓的看法。比如，在辛普森的案子中，辛普森被判无罪。但是，美国百姓普遍认为他有罪。从法律角度上，这没有什么太大的约束力。但从民意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力量。
在美国，要想成为一个政治家，需要做出一种选择，即要按照民意来办事，还是领导民意。在上世纪60年代，约翰逊总统在1964年和1965年签署通过了公民权利法和投票权利法等重要法案。大部分美国人不一定赞同。但是总统认为，我今天这样做，美国人民明天就会了解这样做的必要。他的做法就是在领导民意。这说明，我们有时在民意上也需要超前一点儿。

第八篇 政治法制：民意的力量话题68：首都在中国人心目中有特别的含义

话题68：

首都在中国人心目中有特别的含义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我在首都华盛顿上过大学。乔治城大学位于华盛顿市区。在我申请大学时，想学国际关系，最好在首都华盛顿。从政治上讲，它是国家的中心，是美国政治力量的所在地。通常，美国人想到华盛顿时，首先会想到白宫，与总统有关。但华盛顿也是文化中心，在那里，著名的博物馆就有二十几所，关于历史的和地理的都有，而且都是免费参观的。它们都属于Smithsonian。这是一个大的博物馆组织，Smithsonian是该组织创办人的名字。他是一百多年以前一个富有的美国商人。在他去世之前，他提出将自己的所有财产都捐出来创办博物馆。直到今天，它所拥有的博物馆都是免费供参观的。从地理位置上讲，华盛顿地处美国东北部，介于北部和南部之间的位置。在华盛顿居住，会感受到一点点美国南部的色彩。通常，人们认为首都应该是一座大都市，实际上，有意思的是，华盛顿有一点小城镇的味道。
华盛顿市的其他特点：第一，由于历史原因，华盛顿在美国是惟一一个黑人占多数的城市。黑人约占华盛顿人口的60%。第二，它是美国国会管理的联邦特区，而不是由地方政府管理。比如，按照美国宪法，所有美国公民都有权利拥有国会中的代表，但华盛顿居民没有。华盛顿居民有“影子代表”，“影子代表”可以参加听证会，但是没有投票权。这涉及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相当多的华盛顿市民认为华盛顿应该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
美国百姓怎样看首都华盛顿呢？有这样一个说法：那些在华盛顿的政治家不了解我们普通百姓的想法。比如，布什说戈尔就是这样讲的。当时，布什是得州州长，他说：“戈尔在华盛顿那么多年，我却从来没有在华盛顿呆过，所以你们选我，一定能够更好地体现大家的意愿。”北京有三环路和四环路，华盛顿也有一条环城高速公路。按照美国人的说法，环路之内的话题，就是指政治家之间讨论的问题，实际上不涉及普通百姓所关心的话题。那些话题与环路之外百姓所关心的话题完全不一样。
袁岳（Victor Yuan）：
华盛顿是一个权力中心，美国又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实际上，华盛顿的服务业大部分是服务于各个利益集团的，比如，有一条街就到处都是各类思想库。这体现出美国政治像一个集贸市场，可以debate（辩论）。与北京相比，它的经济功能不突出，但政治和文化功能十分突出。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与纽约比，华盛顿谈不上有文化，但文化还是很丰富的。华盛顿的经济实际上就是为政治服务的。在华盛顿上班的大部分人都与政府有关联。
袁岳（Victor Yuan）：
首都在中国人心目中有特别的含义。首先，它意味着权力。在历史上，京官过去意味着最有权力的大臣。无论封疆大吏多么有本领，最重要的大臣还是从首都来的钦差。京城集中了最丰富的资源，许多人最终的梦想都要在京城实现。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对权力的集中程度比华盛顿更高。从文化角度来说，北京集中的文化资源也是最多的。在北京生活过的人觉得其他地方都是“文化沙漠”。北京还具有经济的功能，它在建设和发展中利用了自身的特殊地位。
除此之外，北京还有一些体现区域文化的特点。如长江三角洲地区管理严格，教育水平较高，政府管制严格。珠江三角洲，政策灵活，管制不是特别严，发展空间较大。北京则吸引了大量知识分子。近20年来，在北京成名的人物非常多，比较而言，在上海成名的人相对少一些。北京为个人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在北京很容易获得资源，既接近权力，又有相当大的空间。
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的社会权力有分化的倾向。在以前的官本位时期，北京的影响力更大。现在经济的发展、国际投资的增长，比如在上海、香港和广州，经济发展迅猛，这些城市也吸引了许多人。许多年轻人都倾向于选择更多的商业机会。现在，北京的影响力正在逐渐被分散。
北京还有其他一些特点，比如，它是中国移民程度最高的城市。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移民也从来没有停止。那时候，许多优秀的大学生都会选择去北京。而在上海，移民出现过停滞。所以，北京人之间的讨论通常更具有广泛性。在北京，媒体数量很大，有更多的沟通工具，可以让你更多地思考各类问题。北京的出租司机发表的意见也很有价值和特点。从城市管理来说，北京本地化色彩很浓。北京的管理水平在总体上不是很高。比如，在设计社区、发展产业模式、政府办事风格以及公共管理人员办事能力方面，从几个大都市的比较来看，北京不是处在很高的水平上。与香港、上海，甚至深圳这样的新兴城市相比，北京在许多方面还处在比较落后的水平上。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与华盛顿相比，北京的人口更多。与北京一千多万人口相比，华盛顿只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只有五六十万人口。华盛顿的移民程度也很高。

第八篇 政治法制：民意的力量话题70：中国改进选举制的核心

话题70：

中国改进选举制的核心是改变
公共生活方式，增加公共沟通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选举在美国也是非常重要的。出发点是一个人对一种情况不满意，他觉得这项政策是不对的、有害的，或者影响到了自己。他可以抱怨，可以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可以找市长谈话。如果还不够，还不如自己参加竞选。这个过程很有意思！我曾经教过一门课，叫“竞选过程”，谈如何操作这个过程。我竞选过大使馆的一些职位，有一些体验。竞选的首要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参加竞选，在你心里要有很强的概念。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当选，你要做什么？然后，你才能谈其他问题。最近，我研究了竞选技术的问题，与奥斯汀市议会委员们谈到了这个问题。在奥斯汀市议会里，有1个市长，6个委员，都是竞选出来的。我问：“那个级别的竞选，应该不很复杂吧？”他们说：“那个级别的竞选虽然规模不大，但包括许多流程，就像竞选总统一样。”
在竞选的过程中，参与者是非常辛苦的。首先要组建一个班子。在竞选过程中，最宝贵的资源是候选人的时间，他的时间花费在两个方面：募集捐款以及同选民见面。募集捐款的重要性是什么呢？钱本身没有价值，但是钱能买来的东西有价值。如果你有100美元，放在那里也没有用。但是，如果把钱换成沟通，换成电视广播和广告，那么这100美元就有价值了。你会用这笔钱支付顾问的费用，还有，主要的费用花费在沟通本身。电视节目非常重要，你会安排购买一些广告时段，为了提高知名度。更重要的，你必须天天同各种各样的选民阐述自己的看法和观点，让他们去评价。就算市一级的竞选，每天也要举办3～6次讲座。你会收到各种邀请，请你谈谈自己对医疗和道路建设等各方面问题的看法。你必须回答许多人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会挑选三四个主题作为自己的竞选主题。在选好主题之后，必须做一些调查。看看自己的观点和说法受欢迎的程度。你会聘请一些专家来调查你这个人受欢迎的程度。比如，公众如何看我，富人、穷人、女人和男人如何看我。在此基础上，你会加强自己的强项，避免出现问题和错误。市一级的选举需要几个月时间。州一级选举需要一年时间。总统选举的时间长达一年半到两年。只有真心想要做这件事，你才会有本事天天做。总之，你心里必须有这种不灭的火焰才能去竞选，并最后取胜。
袁岳（Victor Yuan）：
在中国，选举的作用和形式都与美国有差异。选举不是政治生活中的核心机制。目前有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两种形式。村委会和业主委员会等都是直接选举。间接选举，主要用于现有的政务职位。从乡长到县长和省长都是间接选举出来的，其方式是下级人民代表选举上级人民代表，从人民代表中选举政府官员。基层人民代表是直接选举出来的。
以前，间接选举基本上是一种形式。现在逐渐扩大的直接选举带来了新的东西，使人们体会到了基层民主的发展。今年，在基层人民代表的选举中，有些人自己报名参选，还成立了竞选办公室。对于直接选举，发展比较成熟的是业主委员会。尤其是一些利益受到侵害的社区里的业主委员会，有些人非常积极地带头解决问题，从而慢慢形成了保护自身利益的组织，大家一起为利益而斗争。这种选举是有实质性作用的。在村民选举和县区选举中只是简单增加了选举权利，但是公共空间和公众社会资本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在社区中，没有可供候选人使用的资源，缺少公共服务和沟通，独立的社会工作太少，社区动员不够，难以形成新的公共人物。比如，虽然大家对原来的村长很不满意，但只有现在这任村长是我们都认识的，而其他自然村（一个村下往往包括几个自然村，自然村内的村民互相熟悉，跨自然村的人熟悉程度就不够）的人我们都不熟。结果，原来的村长仅仅因为与人面熟，还会当选。中国改进选举制的核心是改变公共生活方式，增加公共沟通，提供更多的社区服务，发展公共空间，产生新的社区领袖和公共服务人物。在目前条件下，选举的问题是提名的充分度不够，获取的信息不够多。现有的选举有助于排除一些条件相差太远的人，但是不能有效选出最合适的人，不能真正广泛培养和动员有公共服务热情的人参与。中国的选举有一些好的发展势头，但是实际上对选举的研究，以及如何管理和鼓励公众参加选举都做得不够。

第八篇 政治法制：民意的力量话题71：一生中，只有两件事不可避免

话题71

人的一生中，只有两件事是不可避免的——死亡和纳税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美国，纳税是非常引人注意的。美国人有句玩笑说，在人的一生中，只有两件事是不可避免的——死亡和纳税。后者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美国人对纳税问题看得很重。比较重要的税是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分为两种，一种是联邦税，另一种是州所得税。其他税种还包括销售税。买衣服，买可乐，买其他任何东西都得交税。在我的老家奥斯汀，销售税是8%。也就是说，如果我买了一瓶可乐，花了1美元，实际上我要交108美元。还有房地产税，如果我在奥斯汀买了房子，则还要为这处房子向市政府交税。以我个人交税的情况为例说明一下美国中产阶级的纳税情况。我向联邦政府交纳总收入的30%～33%作为税。在美国，得州是一个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州。我就不用交州一级的税，而只交联邦税。在一般情况下，在我拿到工资之前，这种税已经扣除了。我所拿到的是已经扣过税的净收入了。
我认为，作为一个纳税人，我确实有权利知道政府的税收是多少，它用这笔钱做了什么事情。这是我的权利。刚才提到了，我是政府官员，所有纳税人都是我的老板。同时，我也是纳税人，我也是所有公务员的老板。所以，我就更应该知道以上两项。这两项内容是法定必须公开的。每年，国会都花费许多时间来讨论次年的预算，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拨款及预算都要公开。我觉得：第一点，我有权利知道；第二点，我有权利参与决策过程，老百姓应该说了算。2000年，布什参与竞选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呢？那时，美国政府的收支有盈余。他的观点是余下的钱是百姓的，这个钱要还给百姓，所以他的观点是减税。这个观点的对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这笔钱是百姓的。这种观点在美国是普遍存在的。在交税比例上，现在的情况是赚的越多，递进税越多。比如，美国最有钱的比尔·盖茨交税比例大约是总收入的35%，向下依次是31%、28%和25%。对于中产阶级，收入达到几千美元以上的，都要交税。申报税是什么意思呢？你要上报一共赚了多少钱，付了多少税。如果你平时没有付足够多税的，可以在申报的时候多付。对于工资以外的稿费等收入，也要自觉地纳税；如果符合法定的退税情况，还可以申请退税。比如，生了一个孩子，税的负担就会减轻，可以拿回一些税款。
袁岳（Victor Yuan）：
在中国，交税的手续要简单一些。如果你经营企业，那么企业就需要交纳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等，但一般由专门的财务人员来处理。对于个人来说，主要有关的税种是个人所得税。对于重要商品，比如房子，有购置税。其他一些支出，比如，社区可能收取保安费和清洁卫生费等，但没有成为税收形式。小额消费品的税，我们是看不见的。商家负责交了。个人所得税以单位代扣的方式交纳，由于总的来说以强制办法交税，所以个人申报交纳的习惯不强。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是近些年出现的。
袁岳（Victor Yuan）：
对，只有十几年的历史。这方面的漏税现象很普遍。当然，法律本身也有不少问题，比如，税法规定的起征线还是10年前制定的，如个人收入超过800元以上的部分交税，不久前刚刚改为1200元。但是现在，这个数字已经属于较低的收入水平了，所以一般民众对纳税的抵触情绪就很高。实际上，个人所得税的交纳在各地执行的时候又有许多变化，比如，在广州，纳税起征线就高一些。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税收款是怎么花的，这方面的透明度不高。公众在讨论确定税收标准上的发言权、政府实际支出的透明度，以及公共财务资源利用效率，政府对这些方面信息的传递不够多，普通民众感到不仅有交税的义务，也享有对于公共建设成果的使用权，但对于支出过程的了解权和监督权不多，甚至很少。
最近几年，政府着力改善税收的征管方法，服务模式有了很大的改进。申报制度也在完善。为了应付很明显的偷漏税现象，政府期望通过审理一些名人的偷漏税案件来警示和教育更多人，一个案例是著名影星刘晓庆涉嫌偷漏税的案件，在社会上的震动还是相当大的。

第八篇 政治法制：民意的力量话题73：严重的开后门现象

话题73

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国家里，会存在严重的开后门现象
袁岳（Victor Yuan）：
刚才我说过了，中国社会文化“潜规则”的精华是关系和面子。有一种差序格局现象，就是人们根据离自己关系的远近决定处理问题的规则。我认为拉关系不好，但遇到亲戚的事情，我会不知不觉地拉关系。在差序格局下，拉关系成为了普遍现象，走后门被合理化了。比如，我当上了领导，我哥进班房了，我妈就会说：“你一定要救你哥，你小的时候你哥对你多好，你有了出息就要帮他。”这是人际关系中非常重要的力量。这种自然的道德力量是导致腐败和开后门的重要因素。开后门现象在社会上受到广泛的批评，但轮到自己身上，你可能认为这是正常的。道德上的两难境地就出现了。在未来公共管理中，要想减少开后门现象，可能需要注意加强干部的异地轮流任职。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我到中国后不久就知道了“后门”的概念。以前我没有这种想法，到中国后我了解到，开后门就是在没有正规途径办理事情时，以其他渠道办理。这在美国不是很普遍，但也是存在的。但美国所谓的“开后门”现象规模很小，这是由美国的社会和经济体制决定的。开后门离不开大国情的因素，在政府扮演的角色比较重要的国家里，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国家里，会存在严重的开后门现象。比如，以前在俄罗斯工作时，我知道，普通人很难买到肉、好的蔬菜等紧缺商品，惟一的办法就是开后门。当一个社会缺乏许多东西时，后门就会开得很大。美国不是这种社会，原因有三个：一是政府管的事情较少，许多事情政府管不到。二是美国的经济相对较发达。在比较富裕的情况下，就不需要通过后门就可以做许多事情。无论是为了得到物质还是服务，都不需要开后门。比如，取得驾驶执照和开业许可证等事情，过程都很明确，没有开后门的必要和空间。三是美国的法律比较健全。在健全的法律制度下，后门不可能开得很大。许多人都知道我在美国驻华使馆工作，于是问我能否在签证上给他们开后门。我的回答是一致的——不可能，因为赴美签证的问题完全都是按照法律办理的。除非有工作需要，否则我个人是不可能参与签证过程的。

第九篇 中美对视：内外有别话题75：美国人很看重多样化特征

话题75

美国是一个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创造的国家。这种多样化是美国人很看重的特征
袁岳（Victor Yuan）：
历史上，中国人对美国有许多正面和负面交错的看法。这些看法主要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作为地理意义上的国家来说，美国很有吸引力。在最愿意留学的国家、最愿意做生意和最愿意旅行的国家中，美国都排在第一位。普通的中国人认为美国有很发达的经济，民主自由的空气，有许多供大众娱乐的有趣东西。在普通的中国人眼里，美国代表高质量的生活。
第二，作为美国人来说。普通的美国人给中国人的印象是正面的。我们曾经作过中美留学生的比较研究，从中发现：美国人非常喜欢与陌生人打交道，这与中国文化不一样。中国人面对陌生人感觉比较紧张。还有，美国人能够诚实地发表意见，而一般中国学生则表现出心眼儿多一些。美国学生更多地参与带有公益色彩的活动，他们爱好锻炼，他们的职业伦理观念比较清楚。从这些角度看，我们认为他们符合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标准，像真正的“三好”学生。美国人作为普通人的这些做法都是受到中国人欣赏的。
第三，作为美国政府来说。这是对美国最有争议性的方面。中国人对美国政府的某些方面会有好感。比如，克林顿总统的对台“三不”政策。在许多利益的纠纷中，普通中国人可能感觉最后损失了利益。在台湾问题上，普通中国人认为台独势力的发展与美国政府对台的政策支持有重要关系。由于普通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感情和情绪都很强，因此对美国政府累积了数量相当多、程度相当深的负面印象。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美国在许多方面都很独特。我现在谈的是比较典型的美国人的看法。
第一，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为了体现政治观点的价值而诞生出来的国家。探索创新的精神是美国的核心。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但从另一角度来看是一个很老的国家——作为充分体现现代政治价值的国家，它是很资深的。美国人一般会很自豪地觉得美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地理位置优越、安全，发展很快，也觉得美国是受到上帝祝福的国家。
第二，美国是一个多样化的国家。这是一种优势。美国是一个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创造的国家。美国的多样化是美国人很看重的特征。从表面上看，这意味着你可以在街上吃到任何国家的菜。从更深一层看，世界上的各种宗教信仰、政治观点和风俗习惯都可以在美国找到。在美国人中，来自中国的人大概有几百万人，来自欧洲的有上亿人。
第三，也是美国人感到自豪的事情，那就是宪法，1789年诞生的宪法，到今天只是修改了十几条，这些修改把宪法保障的自由扩大了。比如，以前妇女不能投票，在修正后可以投票了。当然，美国的不少社会问题也困扰着普通老百姓，比如犯罪问题和枪支的扩散等。但美国是不断发展的，永远在发展，没有一个终点，我们相信发展能够解决问题，虽然会产生新的问题。
袁岳（Victor Yuan）：
我认为，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也很欣赏美国赖以建立的value（价值观）。美国的活力和价值在于解决问题的机制、方式和规则。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你谈到了核心问题。我想到了克林顿总统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没有美国解决不了的问题。”美国是一个自我调整能力很强的国家。美国人民来自世界的许多国家，这种复杂性必然会产生问题。但是，美国的制度能够管理这些问题，保持国家稳定。从1776年美国建立，1789年宪法建立开始，每四年都有总统选举，每两年都有国会选举。战争爆发了，选举也还照常进行。世界上发生的一切情况都没有影响这种稳定。美国的制度能够承受挑战。
袁岳（Victor Yuan）：
美国似乎有孤立主义的传统，始自门罗总统主张的“美洲人的事由美洲人打理”。对其他地方的事情表现得不是那么active（活跃）。本来，似乎共和党的孤立主义传统更强烈，但为什么在孤立主义偏强的总统执政时，美国介入的世界战争更多一些呢？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实际上，从美国参与的主要战争来看，一战时的美国总统是民主党的威尔逊，二战时的罗斯福总统也是民主党的，朝鲜战争时的杜鲁门总统也是民主党的，越南战争时的约翰逊总统是民主党的。上世纪90年代波斯湾战争时的老布什总统是共和党的。实际上，两党总统在这点上没有区别。孤立主义是作为传统存在的。但是有一点，美国人本身就是来自各个国家。美国人关心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因为这或许是与他们老家有关系的事情。这种孤立主义实际上持续不了，因为早晚会影响到美国人的老家。
袁岳（Victor Yuan）：
我的看法是，美国人关心的事情范围很广，比传统上单一人种来源的国家要广。孤立主义显示不愿让其他国家进入美洲，但不影响美国人进入其他地区。当孤立主义主张与实际利益游戏发生冲突时，比较来说，利益规则更有效。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我以前在乔治城大学，与克林顿总统是校友，我学习国际关系。我学习到，可以用三点来概括国际关系理论：第一，在国际关系上，没有朋友，只有利益；第二，没有永远的利益，只有短暂的利益；第三，利益由力量决定。

第九篇 中美对视：内外有别话题76：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吃过中国菜

话题76

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吃过中国菜，至少吃过一次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我在中国呆了6年。经常有中国朋友对我说：大为，我觉得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超过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刚开始，在上世纪80年代，我觉得很可能是这样。后来，我觉得这种说法不一定正确。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的所有人，从北大教授到宁夏农民，对美国的了解是不一样的。应该说，中国的精英对美国的了解超过美国精英对中国的了解。但是如果将所有中国人和所有美国人做比较，就不一定得出这个结论了。
所有美国人都知道“中国”这个词。美国人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有13亿人口。如果你问一个普通美国人，中国是有几千万人吗？他会知道你说错了。还有，美国人认为中国比较穷，是个农业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像瑞士、日本和美国那样富有。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美国人也知道。比如，美国人都知道孔夫子——所有美国人都知道，哪怕只是受过一点点教育的人。美国人还知道儒家思想的概念，如尊敬老人、尊敬老师和重男轻女等等。还有，美国人认为中国学生非常用功。在美国有20万中国留学生，他们与美国百姓的生活非常接近，这些学生学习很努力。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吃过中国菜，至少吃过一次。在美国的所有地方，哪怕只是很小的地方，包括农场，都能比较快地找到中餐厅。我认识的所有美国人都试过使用筷子，或者在吃中餐时使用筷子，这已经成为了美国文化的一部分。美国人很欣赏中国菜。在所有外国菜，包括墨西哥菜和意大利菜中，中国菜最受欢迎。美国人都知道熊猫、长城和功夫。许多人学功夫，成龙是很知名的人物。美国人还知道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美国不一样，知道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但谁是国家总理、国务委员，可能不知道。但美国人知道毛泽东，对邓小平也很熟悉，因为邓小平为中美关系做了许多工作，一些人甚至还记得他在得州戴牛仔帽的情形。邓小平之后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和胡锦涛，许多人也都知道。
袁岳（Victor Yuan）：
美国的一家调查公司在近年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问美国人中国的现任主席是谁。答案最多的是：毛泽东。以下依次是邓小平、蒋介石、李光耀和桥本龙太郎等。在不少美国人的眼里，这些黄皮肤、黑头发的领导人好像生活在同一个国家中。
在美国，可以看到许多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东西，从文具、玩具到衣服，许多东西都是中国制造的。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中美之间的贸易往来与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有很大关系，美国人都知道这一点。基本上，美国人都知道中国的一些情况，但对中国确实有一些误解。北京的知识分子知道更具体一些的美国。

第九篇 中美对视：内外有别话题77：中国人对国家的看法

话题77

中国人自己对中国的看法与他讲给外人（包括美国人）听的感受会不一样
袁岳（Victor Yuan）：
中国人对国家的看法，一方面来自于教育，另一方面来自于生活经验。通过这两条途径得到的看法是不完全一致的。教育方面给予我们对国家的看法从很早就开始了。在我们上小学时，最初学的图画里面就有中国地图，地图上面有国家的许多文化标志和政治标志，如天安门和长城。从教育中，中国人获得的对中国的感觉主要有三点：一是文化上的。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地大物博，人民勤劳。在教育体系中，我们从小就会认识到这些，现在许多人能顺口说出来。二是领土上的。国家的领土完整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人对大中华、大统一的观念在于深重的领土价值观，对失去领土不能容忍。普通中国人对领土的敏感度特别高。在农村中，许多争执就是因土地分界引起的。例如，在江西，有个地方的两个家族甚至为河流的划分大动干戈。三是国家和政府是紧密联系的。country和government是关联的。爱国家在许多时候被视为等同于爱政府。从文化传统上，普通人是把二者联系在一起的。
在生活经验方面，中国人对国家的看法是，中国有很大的发展，生活改善了，消费水平提高了，城市漂亮了，道路宽阔了。当然，还存在着许多社会问题，比如，过去的问题是贫穷，粮食总是不够吃。这也一直是一个问题。现在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如失业下岗、腐败、环境污染和医疗保障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仍然让许多人感到焦虑。过去吃不饱，也不知道怎么才吃得饱。现在经济发展了，大家的生活条件变好了，对生活质量的期望也提高了。大家想的是怎样吃才算好。中国人对未来是乐观的，虽然对现实的评价偏低一些。普通人觉得中国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
中国人自己对中国的看法与他讲给外人（包括美国人）听的感受会不一样。中国的文化传统认为，儿不嫌母丑，虽然母丑，儿子对外也不会说母丑，这叫“内外有别”。我们传播出去的东西与我们感受到的是存在差别的。我们家的问题，怎样解决，我们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但帮助的形式会决定我们是否接受。中国人看美国政府有一种不舒服的心态。比如，中国的人权问题，中国人认为：没错！中国的人权或许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不需要你插手。这让我想到这样一种情形：老公打老婆时，隔壁邻居看不过去，就过来说，“有本事你打我”。老公没说话，老婆反而不干了，说，“我老公打我，关你什么事”。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是中国人的集体意识，或者说是集体无意识。
现在，普通中国人认识自己国家的途径有所增加。在文革中，中国人对国家的认识来自个人生活经验外加单一的政治性媒体信息。以前，个人生活局限在一个很狭小的地域和圈子里。现在，个人接触面广了。个人收入的增加使得人们的旅游机会和留学机会都增多了。跨地区旅行和出国留学都使人们的见识比以前更广了。比如，许多中国人过去在饭馆吃菜总是剩下许多，但从来不打包。我们习惯这样了，也没有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好之处。但出国后发现，在美国吃菜总觉得不够，恨不得把盘子都吃掉。回国之后就会感到，原来我们总是剩菜是不对的。
另外，媒体渠道的多样化也增加了人们认识国家的途径。媒体内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控制，但人们至少可以看到更多种类的信息。比如，过去你不能想象我们在第二天就可以通过本地媒体了解港台的消息。互联网的强力渗透使普通人都能接触到，从网上，你可以方便迅速地跳出中国看中国。
以上两种途径使人们的认识方式增加了，认识水平提高了。人们能够把中国放在国际社会中、放在多元文化里考察。以前，人们下意识地认为中国的东西就是好的。现在则会思考，会反思。以前，中国在人们眼中是文化影像，现在中国在人们的眼中更实际了。中国人实事求是的精神增加了。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我在国外工作了很长时间，也是在到国外后才真正认识美国。你呆在一个环境中，不一定能全面地看清楚这个环境。离开这个环境，站在国外的立场看自己的国家，才会有一些更全面、更透彻的认识。自己的意识和价值观会受到挑战，你会有新的认识。
袁岳（Victor Yuan）：
中国政府领导人经常会对来访的美国政治家说，你们最好来中国看一看。这会促进真正的相互了解，我对此深有体会。2000年，我受国际访问项目（International Visitor Program）之邀前往美国。在一个月中，我接触了美国的中学生、环保组织、律师事务所和加州议员办公室等等。在这一个月的访问中，我对美国的了解程度超过了过去30次我对美国进行商务访问的了解。这种参与式的访问是最能够促进沟通的。
中国为国外提供的这种参与式访问的机会还需要增加。有一项调查表明，差不多1/3的美国人认为中国还在搞“文化大革命”。这种情况说明，中国需要一些比较全面的、让外部了解中国的机会。应该鼓励进行更多的民间的、多元化的交流。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对。美国高级官员来中国访问时，中国政府通常把他们请到最豪华的宾馆，吃最好的饭菜。在他们回美国后，对中国的印象是不真实的。他们没有接触到真正的中国。我个人的意见是他们应更多接触到真正的普通百姓。应该到普通人家里吃一顿水饺，应该打一次出租车和司机聊一会儿，应该到校园里和中学生聊一会儿。这种交流会非常有利于参众议员对中国的了解，但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这种交流。交流基本上还是在政府组织之间进行的。官方和民间的交流应该更多一些。只要美国人到普通人家里吃住，一般来说，他们对中国的印象都会很好，他们不会因为粗茶淡饭而责怪，反而会觉得他们被当成了真正的朋友，也满足了他们对一个真实生活中的中国人的了解的好奇。

第九篇 中美对视：内外有别话题78：留学会改变单一的文化执著感

话题78

留学会改变单一的文化执著感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1989年，我有一学期的时间在北大学习汉语。当时，我是乔治城大学的学生，学国际关系。当时要选一门外语，因为我对中国有强烈的兴趣，所以选修了汉语。刚好有一个交换学生的国际项目，我就来北京大学了。那是我第一次到中国居住。在我来之前，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都是表面的。刚到北大的时候，我就很想充分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来认识这个国家。1月份，春节之前，我就到了。我住在勺园4号楼。从到北大的第一分钟起，我就非常愿意顶着寒风在外面走。不过北京真的冷啊！这是我对北京的第一感觉。第二天一早，我就在太阳之下看校园。那天，我在图书馆与一些中国学生聊天。从第一天开始就跟中国学生交换了想法，了解他们的生活。我觉得，那段经历在我的人生中是不可缺少的，有非常大的价值。留学要尽量学好所在国家的语言和文化。上课时可以学习语言知识，而课外对社会文化的了解同样是很重要的。那时，我每天都骑自行车，坐公共汽车，找到机会就跟中国同学聊天。那时，中国学生对美国学生的热情很高。只要碰到人就可以聊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知道了许多东西。中国文化中很重要的是饮食文化。我经常与中国同学去吃水饺、中国菜，还看名胜古迹。这个过程对我真的非常宝贵。
在我的观察和分析中，中国留学生到美国的经历可能有些不一样。虽然在美国有20万中国留学生，他们学习都很用功，也很出色，但他们经常错过获得美国主流社会生活经历的机会。大部分人经常与中国同学在一起。下课后讲汉语，看中国录像，元旦、春节和圣诞节与中国学生一起过。很可能他们在学业上有提高，但是他们对美国社会、文化、政治和音乐等都缺少充分的了解。如果我见到打算去美国的中国学生，我会对他们说，要尽量融入美国社会，了解美国人如何想问题，要利用这段时间为中美交流做出贡献。
袁岳（Victor Yuan）：
我在2000年到2001年在哈佛肯尼迪学院学习。在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做了许多与国外学生沟通和联系的工作。比如，我们举办了世界美食节，如欧洲美食节和非洲美食节等。还举办了“体验中国”系列讲座。我们利用这些机会与国际学生加强联系。我的改变之一是明白了在许多人文领域里没有一定的对或不对，而主要是存在文化差别，要给人以空间（living space），要脱离以前的文化，融合到其他文化中，没有谁一定是对的。在哈佛，只要是你言之成理，就能得A。改变之二是人际沟通方式。中国学生擅长做作业，参加考试，但不太擅长讨论、发言，不擅长在公众面前阐述想法。这样会失去许多分数和可信度。以前，在我们的教育中没有强调人际沟通的能力。留学对中国人是特别重要的经历。
但我个人认为，不一定要在中学阶段出国留学。那样很容易被边缘化。如果在上中学时去留学，你很可能将来不能分清自己到底是什么人。平衡好了，你可能是最好的；平衡不好，你很可能被边缘化。在相对成熟后，如上完大学后再去留学，你就会拥有比较定型的中国文化观，基本知道自己是什么人。这时，留学会改变你单一的文化执著感：你在过去的文化中认为是对的，现在不一定认为对。你会知道世界很大，这会扩展你的视野，让你在做事情时有许多的参考点，而不会那么刻板。
留学还能让人客观地发现自我价值，帮助自我进行调整。有些事情在原来的文化中很有价值，后来可能发现并没有什么价值。比如，你创办了一家稍微有点名气的公司，你会觉得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到哈佛后，你会发现自己并不算什么。因为周围的许多人都比你更强，而且你英语可能不行，甚至说不清自己的身份。另外，原来可能并没有把一些事情放在心上，现在发现这些事情很重要。比如，我会做饭，别人说：“啊！你还会做饭。”还有，我会讲课，口才比其他中国学生好一些。他们就会说：“原来中国人也有用英语能说会道的。”换个场景，你会发现自己原来不曾发现的价值。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这让我想到，一个人在国外留学或多或少就代表一个国家。在北大时，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像美国大使一样的角色，我代表自己的国家。如果我做了好事，会觉得周围人对美国会有好印象。这个责任是很重大的。你在哈佛所说的话，所炒的菜，都能创造出人们对中国的印象。不管你是否愿意，你都不可避免地扮演着这种角色。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学生在留学时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袁岳（Victor Yuan）：
正因为这种个人形象代表国家的功能，你才会有一定压力。这种压力的结果是，如果同样花三年时间学习，那么一个在国外留学的人在文化层面上的改进会超过在国内读书的人。在远离我们的母文化的时候，我们更能反省和细察自己的不足，表现自己的优点。还有一点，内外有别是中国的传统看法，但留学会淡化这种看法。以前，我对黑人有看法，觉得他们没有教养。当电视上出现黑人时，他们总是狡猾地笑着说，“oh man”，给人以不太舒服的感觉。在没有与他们建立个人联系之前，我一直这样认为。直到班里有黑人同学时，我的观点才慢慢改变了。他还是黑人，没变，但他变成了你的同学，他变成了“内”的一部分。你开始了解他，发现他很聪明，他讲话很有道理，我们很谈得来。这打破了原来的文化障碍。原来看起来无法理解的现象，没有机会理解的现象，变成了可以理解的现象。你会把原来的同样事物看成不一样的。

第九篇 中美对视：内外有别话题79：英文词foreigner在美国很少用

话题79

中国人经常说到“外国人”（foreigner）
这个词，但英文词foreigner在美国很少用
袁岳（Victor Yuan）：
在我小的时候，知道外国人被称为“鬼子”。因为印象中的外国人都长着蓝眼睛、黄头发，跟我们长得不一样，感觉挺可怕的。人们讲的许多恐怖故事也跟外国人有关。在连环画中，“美国鬼子”、“越南鬼子”和“日本鬼子”通常被打得哇哇叫。总之，外国人总是给人以怪里怪气的感觉。
我看到的第一个外国人是大学的老师，他是研究中国法律的著名专家柯恩的学生。我们叫她“老康”。她是教国际商法的，不会讲中文，她讲的课我们也不是很懂。最有意思的是，她整天都嚼着口香糖，不太像一般的老师那样斯文。舞会上，我们跳交谊舞，她只会跳迪斯科。那个时候，我们还议论：奇怪，外国人怎么比我们还落后啊！因为交谊舞和迪斯科我们都会跳。另外，我们非常羡慕跟外国学生住在一起的学生，因为他们能知道我们不知道的许多外国的事情。
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定义是很特别的。北大的社会学教授费孝通先生说，中国人根据与自己家族关系的远近将人分成不同的群体，这就是“差序格局”的伦理观念。比如，你的祖上是中国人，那你就是中国人，哪怕是ABC（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也是中国人。但如果你的祖上不是中国人，那么你就不是跟我们一伙的了。即使是一些对中国革命友好的外国人加入了中国国籍，我们也觉着他们还是老外。黑人被看得很远，不少中国人内心里是有种族歧视倾向的。比如，你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黑人吗？哪怕是在美国的黑人？我相信大部分父母不能下定这个决心。长相不一样，血缘不一样，你就是“外”人了。对于中国人来说，血统和种族非常重要，在所谓“外国人”的意义上，不是简单地用citizenship（国籍）来划分内外。
“内外有别”的原则运用在对待外国人的时候有三个方面的表现形式。第一，对待方式有区别。外国人就是外宾，也就是说，不是我们一伙的。在你面前，我们要对你客气，要让你吃好，即使我们家里有困难，也不能让你看到。这是中国的待客之道。第二，外国人是值得怀疑的。我们总会怀疑他的动机。他干坏事可以理解，但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对你好。第三，在外国人面前可以干一些以前不干的事情，反正他们不认识我。这种陌生的“外”的环境提供了安全的因素。许多人在国内是“正人君子”，在国外却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外国提供了比较安全的社会环境，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愿意在中国生活。在北京和上海都居住着好几万外国人。这种内外隔离越来越淡薄了。你不觉得在外国干了这件事，中国人不会知道。慢慢地，我们也接受了所有人都应该受到同样的待遇。随着中国全球化的程度逐渐提高，中国人在文化、心理和生活基础上越来越接近国际标准了。“外”的概念越来越淡了，这使我们容易接受国际规则。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外国人的定义，在美国，很简单，就是国籍。你是美国公民，你就是美国人。中国人重视的是你的民族、种族和血统。作为汉人，我就是中国人，哪怕我是马来西亚华人、新加坡华人。有许多在国外生活好几代的中国人，加入了外国国籍，还被认为是中国人。
袁岳（Victor Yuan）：
记得有一次，在参与一个客户的中外谈判活动时，外方的一个美籍华人跟中方代表的观点不同，很较劲。中方代表就很生气地说：“嘿！哥们儿，别忘了你可也是中国人啊！”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中国人重肤色、重血统，但美国人是把美国思想体现在宪法和权利法案等法律之中。美国人就是以国籍来划分的，与皮肤颜色没有关系。在美国纽约和洛杉矶等城市的街头，你看不出谁是美国人，因为全是各种肤色和长相的来自世界各国的人。在中国，有时能看到一些事情，这些事反映出一些中国人仍然用一种传统的眼光看外国人的心理。比如，有一次我们开会，一个美籍华人刚刚结束发言。主办方就问我：“刚才我们听了××美籍华人的看法，大为，你能不能从一个‘真正’的美国人的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这种说法我们不太喜欢，好像这个美籍华人是假的美国人似的。
中国人经常说到“外国人”（foreigner）这个词，但英文词foreigner在美国很少用。在我们看来，中国人、日本人和俄国人等等都是不同的，没有办法用一个词“外国人”来概括。不存在这么一个大的“外国人”的概念。我的外国朋友（my foreign friends），这个说法是不存在的。你只会听到，“这是我的中国朋友”，“这是我的俄国朋友”等说法。这与中国不同，在中国，我经常听到外国专家和外教等说法。这主要因为美国人来自世界各个地方。它是一个移民程度很高的国家。
我与中国朋友来往已经有20年了。我对中国的印象很好，但在一个问题上过去的印象不好，那就是双重价钱。不管是坐飞机、火车，还是去故宫，只是因为我的长相与中国人不一样，我付的价钱就高。
袁岳（Victor Yuan）：
（笑）这表明你的地位高。这是内外有别的文化心理在经济上的体现。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好在现在已经取消了这个政策。2003年10月1日，取消了外国人住饭店的限制。不像以前，外国人只能住三星级以上的饭店，而且现在外国人也可以自由入住民居。在中国传统里还有一点，那就是只要是跟外国有关系的，从广泛的文化意义上讲就是不好的。比如，中国人讲的“出洋相”，洋就是外国，还有“受洋罪”。与“内人”相比，“外人”就不是一个好的词。现在，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区别对待的歧视心理已经大大减少了。1991年，我在河南工作时，走在路上会有许多人看我，现在走在郑州的任何一条街上都不会有许多人看我了。
袁岳（Victor Yuan）：
这反映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我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后来一个中国人批评了我的看法。这样做很好，我欢迎这种辩论。但后来他说，方大为有这种看法是不是因为他的眼睛是蓝色的，头发是黄色的。但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的头发是黑色的，眼睛是咖啡色的，跟中国人差不多。
袁岳（Victor Yuan）：
（笑）“鬼子”就有“鬼”想法，我们之中的许多人也会很自然地这样假设。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是啊！所以，我希望人们越来越多地抛弃传统上对肤色、人种区别对待的心理，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的个性、能力和深层次的思想上。
袁岳（Victor Yuan）：
有个很久以前的笑话：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个地方领导去国外考察。回来后，他说：“这次考察收获非常大，有一些重要发现，让我觉得外国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去的第一个国家是越南，我觉得那根本不是外国，那里人的长相都跟中国人一样；去的第二个国家是日本，说起来，那也是个发达国家，但有点儿名不副实，因为我发现日本的钱其实不如我们的人民币值钱；惟一让我吃惊的是美国的水平，那里刚刚两岁的孩子，还没上学，就会说英语，啧啧！”

后记后记一：知己知人，知祖国知他国

后记一
知己知人，知祖国知他国
过去，我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John（直译音为“琼恩”）被翻译成约翰，也不懂为什么Jesus（直译音为“杰塞士”）被中国人称作耶酥。原来早年的洋泾浜英语把J发成“叶”音，而且照着字面上有什么就对翻什么，不顾太多的发音规则。后人为着尊崇先人的缘故，就这样认讹为是了。许多30岁以上的人知道麦当劳是来自美国的快餐品牌，而对于一个5岁的孩子来说，在他睁开眼的时候，麦当劳就是一家建在他家楼前不远街上的本地快餐馆。其实，这些知识上的典故或者感受差别也并不奇怪，因为解释哲学和建构主义都告诉我们，我们所遇见的事实其实都是被人们诠释过的和命名过的，而不是纯然客观的。当然，我们也有机会去重新命名或者诠释这些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我们所知的自己国家和另一个国家（比如中国和美国）的很多事实，其中很多也不过是这样一些为各色人等诠释和命名过的“事实”而已。
我们在生活中的历史印象、遗传知识，因受我们知识、见识、经验、能力和人脉交往的局限，其广度、深度和确实度都十分有限。我们不仅仅慨叹“知人知面不知心”，而且我们也深感常无“自知之明”。而对于一群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认识，其难度自然就更大。由此我们也知道，人文知识作为一种长期和无止境的诠释和命名的过程，甚至比自然科学知识更具有弹性和再思索的空间。
我曾在河北徐水县的农村听村民聊他们眼里的美国，说“美国鬼子”虽有钱、武器先进但真正打仗时候会一副“脓包样”；在美国爱荷华州我的农场主朋友道格家中，我也曾听他太太同情地谈起她对中国的认识，感到中国是一个“很讲究吃，什么都吃”，但是好像“比较穷，什么也没得吃”的地方。其实，不管我们实际上拥有多少知识，也不管这些知识是否准确，我们每个人（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农民）都具有一种自然的为自己所遇到的概念拼织逻辑图案的能力。
“中国”和“美国”就是这样两个日渐为两国人民更加经常和频繁地触及的概念，从新闻、课堂、旅游场所，到商场、广告、网络和大街。今天的中国人与美国人对这两个概念有了更多的了解及反思的机会，但是作为两个广阔而复杂的大国，作为在文化、体制及交流上仍然有着巨大差别的国家，这些机会并没有完全消除认知不对称、传播不充分和视角调整不及时等障碍，结果是，今天中国人与美国人对彼此国家的认识更丰富了，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更有歧义了。
社会学家曾用“镜中我”的说法来说明人们只能通过他人的反馈才能真正认识自己。了解其他国家人民心目中的“中国”对我们认识自己的国家也许有特别的帮助。另一方面，了解“境中我”一个处在特定场景中的人的自我感受，了解“美国人心目中的美国”和“中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与“境外人”的印象进行比较，也可以有一些耐人寻味的互相促进的作用。诠释过的世界似乎充满了主观，而使主观更具客观性的惟一途径可能是尽可能呈现更多种认识视角及更多来源的信息，这样，普通的读者就可以在更多的背景信息下交叉审视、调整或者巩固自己原有的判断、认识和思索。
我和方大为是一见如故的朋友，我们彼此都有在中美两国求学、研究、学术与非学术社会交流的经验。除了作为职业外交官，大为也是一个热心参与中国社会生活的社会活动家；我除了从事专业研究，还积极保持与美国社会多个领域——投资、环境、人口、国际关系与国际安全、能源、公共卫生、农业、非政府组织等方面的积极联系，与数任美国驻华大使保持交往。我们有幸接触到对方社会的方方面面的普通人、学者、政府领导人，对于海阔天空下中美两国的许多领域的问题具有广泛的兴趣和在观察方式上的共识。在这里，我强调的是观察方式的共识，而不是观点与主张的共识，因为在实质性的主观主张上，我们有许多不一致。这种主张的不一致和观察方式的一致，使得我们更感到有机会一起讨论问题的价值——不同主张丰富双方的认识，彼此认同的方式使得这种讨论以富有建设性的方式进行。这本书与其说是我们两个整天的对话的记录，不如说是我们彼此长期对两国事物留意观察的记录，是我们两年多零星讨论的总结，也是我们希望中美人民加强互相了解并希望自己有所贡献的具体努力。因此，我们希望本书的中文版和英文版都能在两国读者中产生积极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期待读者对我们的努力给予肯定，但是我们更希望中美间有更多的来自民间社会和政府层面的推动两国人民加强了解的作为。
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化观念和国际化生活越来越成为一种对我们每个人都十分现实的日常现象。最近，中国外交部成立了一个“公众外交处”。过去，中国人一向视外交为职业外交官的专利，而现在，我们普通公民也可能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到外交活动中。开放的中国如同开放的美国一样，民众的公共生活里可以有越来越多层次不一的外交参与，而民意也可以越来越多地影响到国家的外交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本书，也许可以看作是这种最基层的公众外交的一种探索与尝试吧！
袁岳
2004年5月1日于上海

后记后记二：尽情享受每一种经历

做每一本书都仿佛是过一种不同的生活。我享受从想法的孕育，到生长、成书、上市的全部过程，如同我享受人生的各种经历，不管是快乐的，还是忧伤的，不管是轻松的，还是辛苦的。
这本书的过程想来挺漫长的，开始是约袁岳和David两人的时间，两人都忙得不见影。过了好久才有了共同的时间，还是在David快回美国前夕有限的两天。其后，他们俩开始在北京郊外的度假村中进行封闭式的对话。第一天就从早上九点谈到第二天凌晨三点，我这边一行人做着现场录像、录音和录入。所有人都疲惫不堪又兴奋不已。听他们对话，咀嚼着他们谈的生活、情感、社会、时尚等各个话题。每一句话，即使在剎那间也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这折射出他们在东西方文化的长期浸淫中所练就的思想深度。经历这种思想的洗礼，我已经得到了快乐。要把它分享给更多的读者，更让人欣慰。
这本书凝聚了许多人的努力。我们一起做着喜欢的事情。你，亲爱的读者，你会看到的。在这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我思想的愉悦相信会传递给你。
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