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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明天你做什么工作话题8：中国富豪有95%以上是第一代聚集财富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美国人对财富，首先的看法是所有美国人都希望变得很有钱。这是美国梦的一个方面。在物质上达到一定水平是很重要的。在最有影响力的公司创办人中，有许多成了很有钱的人，如比尔·盖茨和迈克·戴尔等等。特别上世纪90年代股市急剧上升，他们积累了前所未有的巨额财富。1998年，比尔·盖茨的财富达到1 000亿美金。后来，股市下降了，他也失去了很多。1 000亿，绝对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水平。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就没有想过一个人能拥有这么多钱。
美国人怎样看待富有的人呢？一般来说，有两种基本态度。一是美国人很尊重能赚那么多钱的人：他们实现了生意计划，应该得到报酬，我们很佩服他们。二是他们如果太奢侈，赚了那么多钱，如果消费到了很荒谬的程度，那么会让人觉得很不得体。但人们给予的首先是尊重。金钱代表成功，美国人是很敬佩能够赚钱的人的。
比较富有的人对普通人的直接影响不大，但间接影响巨大。他们所做的公司会影响几千万人、几亿人。比如，微软的软件就影响了全世界的人。
我觉得一个人有许多钱不意味这个人坏。这是很健康的。在美国，有一项调查，关于百万美金家庭，发现1亿美国家庭中有300万是百万美金家庭。这些人中大约有2/3是第一代拥有这些财富，他们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才拥有这些财富的。这说明，美国人将重点放在刻苦工作、积累财富和为社会做贡献方面。如果一个人很有钱，他捐献许多出来，那么这会让美国人敬佩。比尔·盖茨为环保和慈善事业捐献了几十亿美金。这极大地影响了普通人对财富的看法。
袁岳（Victor Yuan）：
中国过去20多年的发展造就了一批富豪。最近几年的福布斯排行榜，还有即将出炉的本土富豪榜，让他们走进了公众的视野。中国富豪有95%以上是第一代致富的，不是继承的。最近10年和前10年比较，更多的富人是受教育程度很高的。从产业上看，高新科技和房地产行业集中了更多的富豪，显示出致富与知识和投机都有很强的联系。在富豪身上融合了这样几个因素：一是他们有勇气，二是他们是营造社会关系的能手，三是他们懂得很好地用人。这些因素使他们成为了第一代富豪。
在福布斯排名前50的富豪中，我认识的有十几位。我认为，与普通人相比，他们有坚强的目标、坚韧的精神和良好的身体。他们在动员社会资源方面比一般人思考得周全。他们身上也带有一些神秘的东西。比如，在他们暴富的模式里，有传奇成分，也有关于黑幕的猜想。正因为这样，他们才给公众带来许多疑问和好奇。在每次中国的富豪榜公布后，大家既有兴趣知道那些新面孔为什么能成功，也想知道谁从上面掉下来了。富豪榜对普通人有激励作用，也增加了生活中的娱乐内容。
从社会角度来看，20多年来，整个社会鼓励经济发展，鼓励致富，而不像以前那样搞过度的政治运动。这从正面促进了经济发展。今天，在中国媒体上曝光率最高的是商业领袖，风头甚至超过娱乐明星，他们被认为是很重要的人物。

第二篇  明天你做什么工作话题12：美国的父母和孩子都不想成为公务员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美国，成为公务员要通过考试。任何人都可以参加。考试每年都有，定期举行，有笔试、口试和面试。考取之后就可以去政府工作了。我是外交官。要想成为外交官必须通过另外的考试。
公务员和部门的上一层领导有区别。比如，考取公务员就不会失去这个工作。公务员的工作比较稳定，上层领导的稳定性不如公务员。因为他们是总统任命的。总统换了，就会换高层领导。但是公务员还是为下一任总统服务，他们不是为总统本身服务。
公务员的工作是中产阶级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很受尊敬，但不像在中国那样受尊重。中国尊重官员从清代、明代以前很早就有了。但美国人对公务员的态度是，“你也帮不了我，也害不了我”，所以不会特别尊重他们。公务员的年收入为20 000美元～100 000美元。社会地位是中等的。一般来说，美国的父母和孩子都不会想到成为公务员。这种职业只是一种务实的选择。外交官有点儿不同，至少美国人都听说过这个词，觉得不错，但并不了解。
袁岳（Victor Yuan）：
“学而优则仕”曾是一种中国传统。当官意味着有权威，能控制资源。今天，官本位仍旧保留着影响力。在相当的程度上，当官不是很差的选择。特别是当上重要的官，就是很好的选择。但是总的来说，当官的现在的社会形象与过去相比有一定下降。社会越来越开放了，大家对当官的风格、方式越来越不满。当官在人们眼中没有过去的光环了。但是，当官、去机关工作比较稳定。
富裕地区的官员地位不高，但实惠。贫穷地区的官员社会地位高，但不一定富裕。要想获取财富就需要通过其他渠道。中国的官在传统上是不分政务官和公务员的。上世纪90年代，政府官员和公务员被区分开了。政府官员和政策班子共同进退，公务员开始侧重专业能力。但是与英美情况不同的是，中国政务官对公务员的升迁有很大影响，比如，部里部长对各个公务员的升迁有很大影响。另外，政治也影响公务员的发展。机关干部中意识形态、政治观点对公务员的前程影响偏大。最近几年，社会对公务员的专业能力要求高了。公务员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了。怎样才能成为公务员呢？以前，公务员是调任的，后来变成机关自己招聘，但人员编制、招聘方面存在一定问题。现在是统一考试了，有一个资格证之后再去应聘。总体上，国家应该削减公务员的总量，提高公务员的专业水平。现有的公务员队伍面临很大的能力提升的压力。

第四篇 开放的情感世界话题36：老人受到照顾和关注的程度有所减少

话题36

老人受到照顾和关注的程度与以前相比有所减少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美国人认为尊重老人是很重要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美国家庭经常是三四代同堂。现在这种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但尊重老人的传统是没有改变的。一个年轻人觉得可以从老年人丰富的经历中学到许多东西。在美国，年轻人见到年长的人会称“先生”或“女士”。而对一般人是直呼其名字的。称“先生”和“女士”就是对老人的一种尊重。另外，社会慈善机构把重点放在对老人的照顾上。年纪大、住在养老院的人有时会感到孤独，会有志愿者与老人一起吃饭，给他们念报纸等等。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以前有影响力的人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政治家、首席执行官和媒体领袖等职位通常只有年纪大的人来担任。现在出现了许多职位很高的年轻人，比如高新技术企业的创办人。
袁岳（Victor Yuan）：
我注意到，在美国，老人被称为senior citizen（高级公民）。他们虽然年纪大了，但仍是社会主流的一部分，而且是很积极的选民。老人还能开车，参加各种活动。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我爸爸已经81岁了，还在开车，去学校学电脑。
袁岳（Victor Yuan）：
在中国，尊重老人有许多表现。比如，坐车时不给老人让座被看作很没礼貌。有一些俗语体现了对老人的尊重，比如“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表示老人的经验很丰富，应该尊重。老人代表长辈，比我们的辈分高。这是一种家族理念。人们不是用“先生”或“女士”来表现尊重，而是用“刘爷爷”和“王奶奶”等称呼来表示亲密和尊重。
现在，在老人与孩子的关系中存在着有所疏远的现象。重要的原因是社会流动导致年轻人到更远的地方找工作，而且他们的工作压力大，更忙了。他们花更多的时间在外面，留给父母和祖父母的时间更少了。从家庭形式来说，传统的三四代同堂家庭已经非常少了。更多的是以小家庭为核心，老人受到照顾和关注的程度与以前相比有所减少。现在，家庭多为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子女意味着双方共有4个父母以及更多的祖辈，分配给老人的时间就相应减少了。由于年轻人在收集信息和财务建设等各个方面的能力比老人更强，因此老人的影响力降低了。大家在媒体上也很少听到老人的声音了。只是在少数家庭中，老人帮助照顾孩子，才形成帮助，但是那也可能有功利的目的。将来，中国的老人可能会需要许多养老机构以及养老金等帮助才能保障生活。

第五篇 社会经济生活丰富了、疏远了话题39：没户口照样谋生活

话题39：
城市和地区管制慢慢放松了，没户口照样谋生活
袁岳（Victor Yuan）：
我爸爸是国家干部，城镇户口，我妈妈是农村户口，因此我小时候也是农村户口。因为根据户口随母的规定是跟妈妈。那时候，人生的很大目标是农转非。实现这个目标的第一个可能途径是等我接爸爸的班。但因为哥哥多，轮不到我。再有就是惟一的途径：上大学。“农转非”、“解决两地分居”、“工作调配”、“随军家属”和“提干”，这些都是人们熟悉的与户口有关的术语。如果可以改户口，则可以改变生活质量。户口在人们生活中是很重要的。
户口最早来自汉代的编户齐民制度，它便于财务税收管理，另外可以在分配资源时数清人数，同时便于控制。在资源有限时，这种制度能够实现相对公平的分配。而户口的最大限制在于因为移动成本过高，所以人们不能自由迁移，不能跨地域自由地发展事业。另外，它还限制了公民权的行使。比如，户口和投票权是联系在一起的。换个地方住就没有当地的投票权。比较而言，自主安排当然有更多的合理性。现在，中国人更加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比如，过去农民不愿意离开土地。现在，农村孩子初中没毕业就去城里找工作，不愿呆在农村。这种跨地域自主寻找机会促使这个问题的提出：为什么我不能呆在这里？经济发展了，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按户口配给了，城市和地区管制慢慢放松了，没户口照样谋生活。如果你从农村到小城镇，基本上不花钱或少花钱就可以有户口；从小城市到大城市，找到工作就行；但要获得正式的大城市户口，还有一定困难。
户口制度会进一步淡化和放松。但完全取消户口的情况，尤其在大城市地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不会的。但即使户口制度存在，它对人们迁移的约束力也会越来越小。当社会经济政治资源的配置与户口基本脱钩的时候，户口本身的形式意义就会大于实质意义，户口将越来越成为仅是对人口的管理，当然，也可能有其他辅助的形式。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户口”在美国是不存在的。美国有句俗语说，你在哪个地方挂帽子，那个地方就是你家。意思是你可以把家放在任何地方。美国社会流动性很大。你可以去任何地方住，去外国也一样。政府在这方面一点作用都没有。与其他国家相比，在美国，政府扮演的角色较弱。还有一点，美国城乡差距不大。乡下人挤到城里去，没有特别大的压力。总的来讲，美国政府控制社会的色彩很淡。但是，你住在哪里对你的生活和你的家庭有很大影响，与你的一些重要事情都相关联。比如，你在哪里住就要在哪个地方交税，在哪个地方投票。如果我住在奥斯汀，首先要交房地产税，孩子要上奥斯汀的学校，投奥斯汀市政府的票。如果要搬家去华盛顿了，我就搬走，不用在奥斯汀交税了，孩子不用上奥斯汀的学校了，开始华盛顿的生活，有没有必要登记呢？没有特殊的手续，没有部门管理。惟一的事情是如果你要投票，需要进行选民登记。实际上，你可以做到投两个城市的票，但这是违背法律的。投票权是需要登记的。如果不登记，可能就没有任何人知道你搬家了。那么，用什么来证明你是哪里的人呢？我是得州人，我没有地域证件来证明我是那里的人，但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说明我和得州的关系，如我可以拿出在得州的驾照和车牌。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美国，人和地理的关系是模糊的、灵活的。

第五篇 社会经济生活丰富了、疏远了话题40：本地居民反对共享本地资源

话题40：

本地居民反对把本地资源拿给外地人共享
袁岳（Victor Yuan）：
中国人对地域特别敏感。除了血缘关系，就是地域关系。通常，中国人见面后就问，你老家在哪儿。如果地域贴近，亲近感也会贴近。对于本地人来说，外地人是缺乏知识的。如果一个外地人熟悉本地，会让人感到surprise（惊诧）。本地人一般会热情地接待外地人，要带他去看许多本地的好玩地方，以此显示友好。
从哪些方面来关注外地人呢？一是从口音，二是看家史，看他有没有可能跟本地有联系，三是看外地人对本地事务的熟悉程度。一般是根据这几点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外地人，或者与本地有多少联系，然后再决定采取不同的沟通方式。在制度层面上，当外地人进入本地时，做客或者商务旅行通常会得到很好的待遇，因为这时是按照待客之道对待，但相对长的停留或者就职还是会被认为是纯粹的外地人，本地人会对其产生竞争的警惕。本地居民反对把本地资源拿给外地人共享。另一个问题，如何判定外地人的地位。如果你从北京去郑州，那么郑州人会认同接受你。如果你从河南农村去了郑州，那么帮助你就是一种恩惠，认为你很困难。在中国人发生迁移时，社区人际交往就是这样不均衡的。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我第一次在中国工作是从1993年～1997年，那时，经常听到一种说法，“现在北京治安不好，都是因为外地人来的多”。现在，这种说法少一些了，但还是存在的。我没有去研究北京的治安情况是否与外地人有密切关系。但关键在于这种说法反映出一种心理：只要出现问题，如犯罪和交通事故等，那么一定是外地人干的。这说明“内外有别”的思想真正存在着。对于外国人，这种思想的表现就更明显了。中国人是一回事，外国人是一回事。在美国，“外地人”这个说法是不存在的。
袁岳（Victor Yuan）：
这与中国的户籍制度有很大关系。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是的。在中国，户口是管理社会的重要工具。但在美国，没有户籍制度，社会人口流动性较大。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就是这样，现在更是这样。如果你不喜欢在达拉斯的工作，则可以换到华盛顿。有一种情况，你是纽约人，另一个人也要来纽约工作一段时间。美国人不会把他的外地身份看得很重。过一段，这个人适应了，知道了怎么工作，怎么玩，你对他就不会有外地人的印象了。怎样知道一个人是外地人呢？在美国，英语口音的差别不是特别大。大部分地区没有特别的口音，很难说这个人来自何处。社会经济背景也不重要。纽约人到奥斯汀，奥斯汀人有可能还瞧不起他，因为我们为奥斯汀感到自豪。纽约人认为他们的城市是世界上最好的。但许多美国人都这样看自己的城市。在中国，许多外地人都是从农村来的，中国的城乡差距很大。在美国，90%以上的人口都住在城市，城乡之间没有太大差别。

第五篇 社会经济生活丰富了、疏远了话题44：美国抽烟的主要是文化水平较低的人

话题44

美国现在抽烟的主要是教育、文化和经济水平相对较低的人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30年来，抽烟的习惯在美国有了很大改变。上世纪40年代，抽烟在美国很流行。在电影和电视中创造的印象是，抽烟是很高雅的行为。70年代，美国的医疗界真正了解到抽烟对一个人健康的害处。到80年代初形成的意识是抽烟极为危险，那时，在外面吃饭时，已经有了禁烟区和吸烟区。开始时，抽烟的人多，禁烟区和抽烟区大小差不多，后来，禁烟区越来越大。在电视上已经看不到太多的抽烟形象了。这个过程显示了美国人对抽烟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前几年，人们对这个问题有争论，香烟公司说香烟对人体没有太大的损害。但是后来，达成的共识是抽烟危害健康。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认为抽烟除了危害自身健康外，也会对其他人产生危害，这样问题就更严重了，人们开始反感抽烟。
从公共卫生、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如何对待抽烟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美国政府基本上在慢慢禁止抽烟。任何一座联邦政府办公楼，包括白宫、国会和使馆都不允许抽烟，必须去外面抽。除此以外，在公共娱乐场所、电影院和博物馆也一律禁止抽烟。一般的室内都禁止抽烟。飞机是禁烟的。现在，抽烟的人能够立足的地方不多了。
现在，美国的烟民不像以前了，以前有各种各样的人，而现在主要是教育、文化和经济水平相对较低的人。也有女性抽烟的现象，但那算是一种时尚。电视连续剧《欲望都市》（Sex & The City）中的女性抽烟，是一种“酷”的表现。但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抽烟行为是瞧不起的。如果你在孩子旁边抽烟，那么他的父母就会过去说：“你看，你在孩子面前抽烟，这很不好。”
袁岳（Victor Yuan）：
中国是世界上抽烟人口最多的国家。据说经常抽烟者占总人口的1/3。中国抽烟的人口包括高端人群和低端人群。乡镇和农村的烟民非常多。在传统的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里，抽烟的人也很多。而在三资企业和民营的新锐企业里，抽烟的人就比较少。相对来讲，抽烟的人群主要是传统的，但也有新白领女性和青少年，他们把抽烟作为一种另类的符号。抽烟的动机有三类，一是放松自己，二是社交需要，三是表现身份与众不同。以另类为动机的群体规模的数量有限，但数量有所增加；为放松自己而抽烟的数量保持稳定；为社交需要而抽烟的数量则在降低。现在，抽烟者本身也开始感受到压力，虽然还不是特别严重。这种压力就是：因为你抽烟，所以会被看作个人形象属于低端群体。
人们一般用健康的理由来劝诫抽烟的人，但基本上没有效果。但如果女朋友不喜欢抽烟，那么男孩可能也就不抽了。德国《明镜》周刊的调查结果很有意思：在烟盒上印“抽烟有害健康”，不但没有明显减少烟民数量，实际销量反而稍有上升。在美国人写的《香烟》一书中，作者通过研究发现，简单的威胁不能导致有效地戒烟，戒烟来自更多的社会关系中的友好互动。简单地以健康为劝说理由显得太老套了。所以，在戒烟问题上，我们需要更好的方法。在美国，一些行政机关的表率作用是很有效的。作为政协委员，我曾经提议在北京的某区政府部门首先实施公共会议场合不抽烟，但是被爱国卫生委员会礼貌地拒绝了。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以前抽烟很酷，现在被人瞧不起。在美国，抽烟的最后一任总统是肯尼迪，在那之后就没有抽烟的总统了。这种形象已经不符合美国人对领导人的形象期望了。
袁岳（Victor Yuan）：
现任的中国领导人中抽烟的也很少，希望更多的公务员尤其是年轻公务员跟进。

第七篇 信仰伦理：缺失与迷惘话题65：开玩笑赞扬希特勒就是犯最大的忌讳

话题65

如果你开玩笑赞扬希特勒，那就是犯了一个最大的忌讳
袁岳（Victor Yuan）：
这与鬼和灵界有关系。当你进行某一些行为时，它可能会引起一些bad luck（坏运气）。有一些忌讳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很重要。数字忌讳，如4，与“死”同音。我买了一辆汽车，同事帮我上的牌子，号码后5位是35414。这个问题很严重，“死要死”。有人对我说：“这个号码很不吉利。”但我不相信。后来这辆车被偷了。有人安慰说：“你看这牌子不好吧！被偷了吧！”还有说：“好，破财消灾。”忌讳和幸运是对立的。也有幸运数字，如8代表“发财”，9代表“长久”，3表示“多”。有些话被看作不吉利的。比如，“我都快死了”。这种话就很忌讳、很不吉利，朋友不希望你说。又有一些话被认为是吉利的，如“吉祥”、“恭喜发财”和“长命百岁”等。另外，颜色在不同场合的使用。你穿着很黑或很白的衣服去看老人就会让他觉得不舒服；而红的或黄的就代表喜气和财气。忌讳中还有一些带有妖术的。小时候，我们家乡有些妖术是用来诅咒其他人的。比如，在你们家门上面挂面镜子，就会把人家的好运气照到你们家来了。比如送你香萁，这种植物会帮助你们家避邪。我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忌讳，算是不信邪的人，但我真的非常不喜欢别人在我面前抽烟，我自己的亲哥哥也不例外，他戒烟后，我觉得跟他亲近了许多。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忌讳在美国是一种迷信。比如，如果你不小心弄碎一面镜子，就会被看作是很不吉利的事情。发生后，应想办法弥补一下，如赶紧把镜子搬出去。如果有个梯子，你不能从下面走过去，会被认为是不吉利。如果一只黑色的猫在你前面经过，会被认为是很不好的，你必须跟着他走，或往回走，你不应让它走你前面的马路。这些都属于迷信。在美国，没几个人真正相信，也没有人会真正去做，但我们心里认为还是避免为好。还有一种忌讳是数字。13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如果13日是星期五，则是很不吉利的，人们会认为那天将发生不幸的事情。有个别的美国大楼没有13层。还有其他一些忌讳的方面，比如我们不会轻易地说出“我会死”这类话，因为这种事情被认为是不好的。
美国人的幽默感特别强，可以拿任何事情来开玩笑。总统、朋友和家人都可以拿来开玩笑。但是，希特勒是不可以拿来开玩笑的。在谈到这个人时，所有美国人都认为他是最邪恶的体现。如果你开玩笑赞扬希特勒，那就是犯了一个最大的忌讳。对我个人来讲，没有特别的忌讳，惟一的是在完成一件事情之前，我不会说太多。如果我想自己会提升就先说出来，那么我就很忌讳这样，因为担心不能实现。

第八篇 政治法制：民意的力量话题69：百姓对中央政府的表现认同度很高

话题69

老百姓对中央政府的总体表现认同度很高，约为80%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笑）我自己就是政府官员。首先，我谈谈美国人是怎么看美国政府的。美国人在政府对社会作用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基本上是在许多年内形成的。这种共识就是美国政府应该发挥市场不具有的作用。比如，负责国家安全、保护美国以及管理好国家公园等。此外，关于医疗、保险和股市等问题，美国人认为应该由政府来管理。
民主党与共和党一直争论的一个比较大的话题是，政府应该多做一点还是少做一点。政府的规模应该是多大，应该有多活跃？民主党希望看到更大、更活跃的政府。共和党的主要观点是，政府管的越少越好，如果政府可以不管，则不要管。
美国人本身的看法如何呢？基本上，我觉得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美国人对美国政府、对那种笼统的政府或州长、市长，有一种不满意情绪。抱怨政府仿佛成为了美国的一项传统。你经常会听到，政府靠纳税人吃饭，实际上他们的服务是否增值，或者他们有没有作用都很难说。我交了那么多税，但是我得到了什么。哪怕对联邦政府、对县长，这种抱怨都有。第二种看法，与这种抱怨相反，真正地坐下来，冷静地想想自己所得到的，百姓实际上还是比较满意的。如果不问他，他不一定会想到自己究竟得到了什么。美国人与朋友、家人一起吃晚饭，总会不客气地批评政府。但从根本上来说，美国人民的共识是政府基本上是受美国百姓欢迎的。
我有三个姐姐，其中一个姐姐有6个孩子。有一次，我去看她，她那些孩子才八九岁的样子。我问他们：“你们知道我做什么工作吗？你们知道我天天都做什么吗？”一个大概8岁的外甥女说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告诉她自己是外交官。她说：“我知道，你坐在一张办公桌前，你把一些文件放在左边，看看，然后移到右边。”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说法。这表明许多美国人——孩子也好，大人也好，并不知道一个外交官到底在做什么。实际上，外交官的工作是很实际的，比如，美国使馆里一项日常的工作就是当一个美国公民遇到困难，比如失去护照时，重新为他发放护照。如果有美国人死亡了，使馆也会帮助联络他的亲人、联系帮助机构等等。百姓都知道这些事情，都欢迎，只是没有意识到。在他们真正知道后，他们会说：“哦，原来你们在做这些事啊！”
一般人认为官员离自己的生活很远，特别是总统和州长都是离自己很远的。但是，市长，你可能在吃饭时遇到他。上一次，我回老家奥斯汀与父亲一起吃饭，在旁边一桌吃饭的就是市长。我们见面就开始聊天。官职越低的人离你的日常生活就越近。你可以向他提出一些意见，你的意见会得到重视。美国百姓一方面把政府看得与自己有距离，另一方面也认为可以积极自由地参与政府活动。如果你不喜欢政府官员，可以自己参加竞选，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
袁岳（Victor Yuan）：
中国的政府象征着权力核心。在某种程度上，政府代表权威。中国有一句古话：学而优则仕。当官成为了许多人的理想，也是许多家庭鼓励孩子将来要做的事情。根据我们做过的几个民意测验，老百姓对中央政府的总体表现认同度很高，约为80%，对省政府的认同度约为60%～70%，对县市政府的认同度在50%左右，而对县区街道办事处的认同度则不到50%。总的说来，也就是百姓对离自己远的政府感觉还行，离自己近的感觉不好，好像与美国的现象正好相反。因为普通百姓看中央的政策都是保护弱势群体、减轻农民负担等，对自己是有利的，但地方政府一直在收各种各样的费用，在办事风格上存在着问题，与百姓亲和的力度也不够。
普通老百姓对政府所做的事情在总体上是比较满意的。比如，觉得经济发展方面做得好，社会事务，比如社区发展、城市发展和社会保障方面做得不太好。普通老百姓希望政府做好的事情如下：就业、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和教育条件。这几项都是民生问题，政府想搞好的重大工程与百姓关心的民生问题还有很大差距。
我以前是政府官员。刚进入司法部时，我父母很高兴地说：“培养你这么多年，终于去政府了。”后来，我辞职了，他们很失望地说：“有官不当，非要当个体户。”普通人认为：第一，当官的多少还是有本事的，从能力和知识上看，老百姓都还是比较认可官员的。第二，当官的缺乏服务意识，态度都很差。第三，当官的到底在做什么，我们不知道。透明度低产生了神秘感。当官的做得好，人们就会敬仰他，做得不好，人们对他搞腐败的猜测就很多。在涉及利益时，由于不透明，政府信用受损。最近，我们做了关于市长的调查，许多人都不知道本市市长是谁，而对市长最大的怀疑是为政不清廉。
现在，中国任命的官员太多，因为政府管的事情面很广，虽然有缩小的趋向，但是也要有一个过程，官员太多，薪水又较低。未来，政府部门的数量会有所裁减，官员总量会减少，政府支出应该加以控制。在经济发展中，如果政府的功能定位不合适，调整不够及时，则可能会影响经济发展。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传统上，美国人不信任政府。这里指的是不信任“政府”这个概念本身。因为他们认为，一个人只要有能力、有机会，他一定会腐败的，因此必须制约他。政府是不好的，所以越小越好。这是美国人对政府的根本认识。美国的宪法是用来制约政府的，制约政府滥用权力。最后，还要提一下为纳税人服务的概念。作为一个政府官员，我所拿的工资是纳税人给的，所以我必须为美国人民服务。有时，有美国人在大使馆看到我，对我说：“你的工资是我付的，你要好好为美国服务。”我很欣赏他这句话。任何纳税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我的老板。事实不是他有什么事情来大使馆求我做，而是我必须求他，为他做事，因为他是我的老板。

第八篇 政治法制：民意的力量话题72：在奥斯汀，有问题可以打电话给市长

话题72

在奥斯汀，只要你有问题，就可以打电话给市长问一问
袁岳（Victor Yuan）：
我在北京，算是北京市民。在美国，你搬到另一个城市居住，就可以在那个城市投票。在中国，规定户口在哪里，才能在哪里投票。王岐山先生是北京市的现任市长。我认为他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原因被公众了解和认识的，比如，在北京流行SARS期间他处理问题的方法。通过电视，我知道王岐山的口音是什么地方的。对于其他市长，我只听过新闻中的旁白，而且许多时候不是市长本人讲话，是播音员在讲。市民对市长个人的信息了解很少，流言居多，如果城市治理有方，则有他的功劳，如果混乱，也是他的问题。现在，北京的堵车现象非常严重，按照普通人的认识，就把这个责任记在王市长头上。但是北京的交通一向拥堵严重，拿我住的小区来说，早晨8点以后就很难出行。在王市长亲自过问之后，状况稍有缓解，我觉得这也是他亲民勤政之处。再比如，养宠物狗以前每年要收取5 000元管理费，这合不合理呢？让大家参与讨论的结果是采取了更加宽松的政策，管理费大大降低了。以前，北京只有100 000万只狗有合法身份，有300 000万只宠物狗存在但不合法。以至于还有人以此导演出了一出悲剧性的电影《卡拉是条狗》，描写一个非法养狗户的辛酸经历。2003年底，北京市政府更是以网络的形式鼓励公众评价各政府部门的工作表现。从这些处理事情的角度，我觉得，在了解民意和鼓励公众参与管理方面，王市长的做法是有很大进步的，与我了解的许多市长相比，他是比较开明的。如果现在让我投票，我有70%的可能性会把票投给他。为什么保留30%呢？因为还有一些方面是更重要的。比如，北京有那么多房地产项目，在百姓的拆迁和补偿等重大问题上，透明度还要加强，有些事情的解决方式也许很好，但是作为居民，我并不知道，只有胡乱猜测。作为一个市长，如果能够更透明地解决重大问题，我会百分百地支持他。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作为外交官，我经常在国外，呆在自己国家的时间反而较少。我在得州奥斯汀住了20年，在首都华盛顿住了6年。奥斯汀是我的老家，可我对老家市长的工作不是特别熟悉。但是上一次，我在奥斯汀见到他两次。
美国有各种各样的城市，从大都市到几百人、几十人的小镇，以中等城市居多。奥斯汀共有七十几万人。最近几年，人口增长到了100万。在奥斯汀，只要你有问题，就可以打电话给市长问一问。但是如果你住在纽约，那么你与市长不太可能有个人关系，除非以前就关系很好。一个普通百姓不可能打电话给他询问问题，但是我就给奥斯汀市市长打过电话。Will Wynn为现任的奥斯汀市长。我参加了国务院的一个计划，在向老家的同乡介绍国务院的工作，介绍美国的外交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了他。他是2003年3月通过竞选获胜而担任市长的。在我见他时，他刚刚担任市长一百多天。他以前是房地产商人。他决定参加竞选，首先，他要进入市委员会，然后才可能成为市长。我是怎样了解市长的消息呢？第一，在报纸上有一个与市政府有关的报告，经常会报导市委员会（city council）和市长的工作。第二，通过市政府网站。他的简历、工作以及其他所有资料都在网站上。在奥斯汀市委员会召开会议时，市民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全部过程。七八个市委员会成员都可以看到。CSpan是一家报道美国议会辩论情况的电视台，但在我们市也有一个类似的地方频道。如果你每天晚上在家没太多事情做，则可以看看这个台。我对政治很有兴趣，我喜欢看他们讨论城市交通问题、开听证会等等。市委员会经常举行听证会。比如，计划建一座新楼，需要讨论在哪个地方建，会不会影响当地人的生意等等。他们会请当地人来参加听证会，谈看法，然后在讨论结果的基础上做决定。所有这些工作都能在电视上看见。依我个人对Will Wynn的看法，通过看他主持这些会，我觉得他特别随和，没有架子，无论大家是不是同意他的观点，都可以与他沟通。他的风格让人欣赏，他有一种很实际的色彩。在他主持会议的时候，有时会有市民不同意他的观点，他会带有感情色彩地说“我认为这确实很不好，因为这样会妨害孩子上学的环境”等诸如此类的话。市长会尊重这些人，会很有效地重视这种感情，缓解紧张气氛。我没有投过他的票，因为我当时不在国内。我对他的许多具体做法不是很清楚，但是他做事的风格和管理冲突的风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我可能会支持他。有一次，我在家乡的饭馆吃饭时，看到他和两个女儿也在一起吃饭。我问他：“你的妻子呢？”他说：“我妻子忙，所以让我带两个女儿出来吃饭。”这些都体现了他随和的风格。
袁岳（Victor Yuan）：
这是中国的市长或官员需要学习的。在中国，如果你成为了市长省长，甚至成为了县长区长，那么你就会成为隐形人。人们只能在报纸上看你的照片或者在电视上看你的形象了。在后来看到你的时候，你可能已经从那个位置上下来了。成为市长之后确实会很忙碌，但市长是公共服务人士，不像商业人士。对于这种公共职位，树立与民众亲近的形象是很重要的。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美国，如果孩子成为官员或公务员，那么许多父母都会觉得那是一种失败。在孩子出生时，父母会希望他（她）成为医生、律师、总统或明星等等。如果能像迈克·戴尔或比尔·盖茨那样创业成功，则是很好的选择。父母不会说希望孩子成为公务员。在美国人眼里，政府是不好的，不是很好地反映你才华的地方。父母希望孩子去竞选，成为总统，但不是希望他成为处长或者局长等等。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外交官在公务员中是很受尊敬的。

第八篇 政治法制：民意的力量话题74：政府下属的国有企业开会

话题74

政府下属的国有企业开会，把忙得抽不开身的人请来才算开好了
袁岳（Victor Yuan）：
我们今天的开会地点是北京的九华山庄，这里的生意非常好。以前我在部机关工作，经常开会。现在我也参加一些国家机关的会议，会议是中国人的重要工作形式。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才开会呢？回答是：在什么情况下都需要开会（笑）。
关于会议，有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没必要的会太多。有些会看上去有必要，实际上没必要。比如，一个部委每年有若干个综合的会议，还要去地方开多个落实相关政策的会。开会时，许多人是没必要参加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安排那么多人参加会议呢？第二，我们议事的时间太多了，执行决议的时间太少了。开会就表示你的工作完成了。会议过多是行政低效的重要表现。会议还需要印刷大量文件，会海和文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会议的预算和时间占用了机关工作量的很大比例。第三，开会让人养成了一些不好的风气。比如，有人爱坐主席台，但有许多人在台上睡觉。政府下属的国有企业开会，把忙得抽不开身的人请来才算开好了。领导来了，陪吃饭的人占了好几桌。这些风气都是非常不好的。
我认为，应该只开有限次数的会，议题应该更精练，用于执行决议的时间应该更多，用于评估结果的时间应该增加。应该减小会议规模，明确会议议程和会议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把会议的预算转移为执行的预算和评估考核的预算。要改变会风，一是不设主席台，二是发言的人应该站立，应该脱稿。印发讲稿就可以达到会议预期目的的，应该尽量印发讲稿，避免开会，或者只开小会。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笑）美国的开会文化与中国的截然不同。这里，我想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有一次，我参加总统先遣队的工作，美国总统要访问一个国家，我参加筹备工作。我们有200人，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有一天，在总统到达的两三天之前，我们开了一个大会。一个白宫的工作人员，迟到了3分钟。他的级别很高，是总统助理。但他一来就说，“很抱歉，我浪费了600分钟，因为是200个人的3分钟。”
作为政府官员，我经常开会，但与你说的会不一样。集体召开的、规模很大的会，涉及许多人的时间，也会有很大的成本。与会的人坐在那儿，听一个人讲自己的想法，不能再做其他的事情，这会花费很大的成本。在美国没有那种大型的会。如果有，则必须有很清楚的目的。国务院从来没有召开过那样的大会，但是有两三百人自愿参加的市委员会的公开的会。国务卿本人也有可能参加。在会议上，可能谈新的人事措施。需要大家自带午饭。
袁岳（Victor Yuan）：
像国务院召开的100人以上的会，一年中有几次呢？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内部的工作会议，一年以内，强制性的，没有。可去可不去的，十几个。没有请客吃饭的机会，（笑）因为没有吃饭的时间。如果有工作晚饭，也确实是工作需要。如果有关人事见面，那么吃饭时间开会是合法的。
在美国，开会必须有一个目的，这是会议管理中的第一条。我们是否需要开会？开会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有些会需要向其他人通报工作情况。在美国政府，以我11年的经历来说，主要的会都属于这种情况。你周围的人是否需要听你讲，如果不需要，则不要开这个会，不要耽误其他人的时间，应该以效率为首要追求。林语堂说过，“一个人的讲话要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没必要就不要说，有必要就短说。会议结束后，可以进一步讨论。以目的为主，以结果为主。在美国，会议越少越好，越短越好。

第九篇 中美对视：内外有别话题80：爱国主义不意味赞同总统的每一句话

话题80：

在美国，爱国主义并不意味你
要赞同总统说的每一句话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很强烈。美国人为美国的历史、宪法和独立宣言自豪的感觉，演变成爱国主义。这是完全发自内心的自然感受。但是，美国学校里的爱国主义教育不如以前气氛浓厚。上世纪60年代以前，那时二战刚结束，美国学生上学之前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国旗敬礼。后来的问题是，人们觉得美国学校是否应该给予学生一定的空间，让学生决定是不是自己要爱国，于是这个仪式就没有了。
抛开“9·11事件”，看日常生活中的爱国主义，它有许多表现形式。比如，在进行体育比赛时，像参加美式橄榄球赛时，按照美国人的传统，会奏国歌。所有人都会站起来表示敬意，把右手放在心脏部位，大家一起唱国歌。我观看比赛，不管听了多少次国歌，每次都很激动、感动。我觉得国歌的音乐和歌词，表达了所有美国人对国家的感情。美国的爱国主义是鲜活的，天天都能感觉到。在危机出现时，特别是在战争期间，爱国精神更加崛起。
美国的爱国主义是独特的。因为美国的爱国主义确实是爱国，而不一定意味着爱政府、爱领导、爱政党。你爱的是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在现任政府没有成立时已经存在了。这个国家代表的是一些永恒的政治价值观点。在美国，爱国主义并不意味你要赞同总统说的每一句话，它意味着在你不同意他的看法时，你不但有权利，而且有责任、有义务说出自己的观点，来改善美国。在这一点上，爱国主义是很独特的。国家不等于政府、政党或某一个人。
作为一个爱国的美国人，我有可能同意总统或政府，也有可能不同意。我不同意并不意味着我不爱国家。归根结底，我们爱的是一个国家，这是不能改变的。我们爱的是国家所代表的历史悠久的永恒的价值观点。这一届的美国总统大选进行得热火朝天。那些竞选的民主党候选人，整天在各种问题上对布什总统提出不客气的批评，但是没有任何人说这些人自己不爱他们的国家。
袁岳（Victor Yuan）：
你能列举三个在美国历史上被认为不爱国的人吗？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我记得冷战时期有一对夫妇将核武器秘密出卖给了苏联。他们被看作是卖国的。出卖国家秘密，被认为是卖国。上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支持共产主义被认为是不爱国的，甚至卓别林也不例外。但那是在极端的政治气氛和环境下发生的事情，将来不会发生。波斯湾战争、越战和反恐战争时期，有美国人批评战争，都被视为主流思想的一部分。通过上世纪50年代的教训，绝大多数美国人同意不能再像麦卡锡主义那样行事。
袁岳（Victor Yuan）：
在中国，爱国是与爱国土、爱文化、爱政府紧密相联的。中国人赞扬回报本土的行为。华侨投资被认为是爱国的；收回失地、收回香港被认为是爱国壮举。对于普通人，爱国有三个层面。第一，不可分疆裂土，台独分子被认为不爱国；第二，文化忠诚，如果你说“当中国人当够了”，那么你就被认为是不爱国的。如果你表现得像假洋鬼子，总是说“外国怎样怎样”，那么你就有可能站在不爱国的边缘了；第三，在外人面前公开地强烈批评政府。当然，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很大的一个变化是一般地批评政府的具体人在做某些具体事情上的错误决定已经不会被认为是不爱国了。
在中国，被认为是卖国的类型比较多。上面谈到的分疆裂土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借助外力获得自己的好处。比如，海外的某些所谓民运分子，普通百姓认为，有本事你呆在这儿，跑到外国借外压内，算啥好汉？第三种是在面临国家危机时，你站在对立面去了。比如周作人，在日本人入侵的时候，他留在北京，参加了日本人组织的政府，于是人们认为他不爱国。当然，“卖国贼”过去也被当作一顶“政治帽子”扣在头上。刘少奇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被扣上了这顶帽子。一般中国人在不可分疆裂土方面的观念发生的变化还是很少的，但文化忠诚方面已经明显削弱了。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即使在美国，如果一个人，尤其官员到国外后批评政府政策，都会被看作不得体。如果这种行为发生在某个参议员身上，那么许多美国人更会认为是不得体的行为。如果你有不同意见，包括批评总统都没关系，但应该在国内。在国外，在你代表国家时，那样做就很不得体，当然不是违法，只是不得体。

第九篇 中美对视：内外有别话题81：美国人用贴近身体表达对国旗的情感

话题81

美国人比较喜欢用贴近身体这种方式表达对国旗的情感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国旗在美国很重要。我注意到，中国通过法律来规定一个人应该以什么方式使用国旗。但在美国，国民可以以任何喜欢的形式使用国旗。比如，可以把国旗穿在衣服上，穿在鞋上，甚至印在短裤上。美国人愿意把国旗放在身上，表示亲切。在“9·11事件”之后，百姓在房子外面挂国旗，在汽车上挂国旗。特别是“9·11事件”刚刚发生后一段时间里，20%~30%的汽车上都挂了国旗。
袁岳（Victor Yuan）：
写的是United We Stand（我们团结在一起）。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对。现在挂国旗的少了，但还有人将国旗贴在汽车后面。还有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那就是美国人是不是有权利烧国旗。现在的观点是可以这样做。最高法院认为言论自由应该包含这一点，即用烧国旗这种行为表达你的意愿和自由。但有些保守的政治家认为公民不应该有这个权利。
袁岳（Victor Yuan）：
在英国，这似乎是不允许的，会被判刑。说到美国人比较喜欢用贴近身体这种方式表达对国旗的情感，中国也开始有一些变化。例如，国庆节期间，许多小贩都在卖国旗，许多人买了之后插在自己的车上。现在，除了在国土方面的爱国形式没有改变之外，其他方式都有所改变，个人选择的行为加强了，有了更多的个体自发的非组织的爱国主义行为，比如，北京申办奥林匹克运动会成功了，许多中国人都举着国旗上街，那不是任何组织事先安排的。

第二篇  明天你做什么工作话题8：中国富豪有95%以上是第一代聚集财富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美国人对财富，首先的看法是所有美国人都希望变得很有钱。这是美国梦的一个方面。在物质上达到一定水平是很重要的。在最有影响力的公司创办人中，有许多成了很有钱的人，如比尔·盖茨和迈克·戴尔等等。特别上世纪90年代股市急剧上升，他们积累了前所未有的巨额财富。1998年，比尔·盖茨的财富达到1 000亿美金。后来，股市下降了，他也失去了很多。1 000亿，绝对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水平。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就没有想过一个人能拥有这么多钱。
美国人怎样看待富有的人呢？一般来说，有两种基本态度。一是美国人很尊重能赚那么多钱的人：他们实现了生意计划，应该得到报酬，我们很佩服他们。二是他们如果太奢侈，赚了那么多钱，如果消费到了很荒谬的程度，那么会让人觉得很不得体。但人们给予的首先是尊重。金钱代表成功，美国人是很敬佩能够赚钱的人的。
比较富有的人对普通人的直接影响不大，但间接影响巨大。他们所做的公司会影响几千万人、几亿人。比如，微软的软件就影响了全世界的人。
我觉得一个人有许多钱不意味这个人坏。这是很健康的。在美国，有一项调查，关于百万美金家庭，发现1亿美国家庭中有300万是百万美金家庭。这些人中大约有2/3是第一代拥有这些财富，他们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才拥有这些财富的。这说明，美国人将重点放在刻苦工作、积累财富和为社会做贡献方面。如果一个人很有钱，他捐献许多出来，那么这会让美国人敬佩。比尔·盖茨为环保和慈善事业捐献了几十亿美金。这极大地影响了普通人对财富的看法。
袁岳（Victor Yuan）：
中国过去20多年的发展造就了一批富豪。最近几年的福布斯排行榜，还有即将出炉的本土富豪榜，让他们走进了公众的视野。中国富豪有95%以上是第一代致富的，不是继承的。最近10年和前10年比较，更多的富人是受教育程度很高的。从产业上看，高新科技和房地产行业集中了更多的富豪，显示出致富与知识和投机都有很强的联系。在富豪身上融合了这样几个因素：一是他们有勇气，二是他们是营造社会关系的能手，三是他们懂得很好地用人。这些因素使他们成为了第一代富豪。
在福布斯排名前50的富豪中，我认识的有十几位。我认为，与普通人相比，他们有坚强的目标、坚韧的精神和良好的身体。他们在动员社会资源方面比一般人思考得周全。他们身上也带有一些神秘的东西。比如，在他们暴富的模式里，有传奇成分，也有关于黑幕的猜想。正因为这样，他们才给公众带来许多疑问和好奇。在每次中国的富豪榜公布后，大家既有兴趣知道那些新面孔为什么能成功，也想知道谁从上面掉下来了。富豪榜对普通人有激励作用，也增加了生活中的娱乐内容。
从社会角度来看，20多年来，整个社会鼓励经济发展，鼓励致富，而不像以前那样搞过度的政治运动。这从正面促进了经济发展。今天，在中国媒体上曝光率最高的是商业领袖，风头甚至超过娱乐明星，他们被认为是很重要的人物。

第二篇  明天你做什么工作话题12：美国的父母和孩子都不想成为公务员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美国，成为公务员要通过考试。任何人都可以参加。考试每年都有，定期举行，有笔试、口试和面试。考取之后就可以去政府工作了。我是外交官。要想成为外交官必须通过另外的考试。
公务员和部门的上一层领导有区别。比如，考取公务员就不会失去这个工作。公务员的工作比较稳定，上层领导的稳定性不如公务员。因为他们是总统任命的。总统换了，就会换高层领导。但是公务员还是为下一任总统服务，他们不是为总统本身服务。
公务员的工作是中产阶级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很受尊敬，但不像在中国那样受尊重。中国尊重官员从清代、明代以前很早就有了。但美国人对公务员的态度是，“你也帮不了我，也害不了我”，所以不会特别尊重他们。公务员的年收入为20 000美元～100 000美元。社会地位是中等的。一般来说，美国的父母和孩子都不会想到成为公务员。这种职业只是一种务实的选择。外交官有点儿不同，至少美国人都听说过这个词，觉得不错，但并不了解。
袁岳（Victor Yuan）：
“学而优则仕”曾是一种中国传统。当官意味着有权威，能控制资源。今天，官本位仍旧保留着影响力。在相当的程度上，当官不是很差的选择。特别是当上重要的官，就是很好的选择。但是总的来说，当官的现在的社会形象与过去相比有一定下降。社会越来越开放了，大家对当官的风格、方式越来越不满。当官在人们眼中没有过去的光环了。但是，当官、去机关工作比较稳定。
富裕地区的官员地位不高，但实惠。贫穷地区的官员社会地位高，但不一定富裕。要想获取财富就需要通过其他渠道。中国的官在传统上是不分政务官和公务员的。上世纪90年代，政府官员和公务员被区分开了。政府官员和政策班子共同进退，公务员开始侧重专业能力。但是与英美情况不同的是，中国政务官对公务员的升迁有很大影响，比如，部里部长对各个公务员的升迁有很大影响。另外，政治也影响公务员的发展。机关干部中意识形态、政治观点对公务员的前程影响偏大。最近几年，社会对公务员的专业能力要求高了。公务员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了。怎样才能成为公务员呢？以前，公务员是调任的，后来变成机关自己招聘，但人员编制、招聘方面存在一定问题。现在是统一考试了，有一个资格证之后再去应聘。总体上，国家应该削减公务员的总量，提高公务员的专业水平。现有的公务员队伍面临很大的能力提升的压力。

第四篇 开放的情感世界话题36：老人受到照顾和关注的程度有所减少

话题36

老人受到照顾和关注的程度与以前相比有所减少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美国人认为尊重老人是很重要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美国家庭经常是三四代同堂。现在这种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但尊重老人的传统是没有改变的。一个年轻人觉得可以从老年人丰富的经历中学到许多东西。在美国，年轻人见到年长的人会称“先生”或“女士”。而对一般人是直呼其名字的。称“先生”和“女士”就是对老人的一种尊重。另外，社会慈善机构把重点放在对老人的照顾上。年纪大、住在养老院的人有时会感到孤独，会有志愿者与老人一起吃饭，给他们念报纸等等。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以前有影响力的人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政治家、首席执行官和媒体领袖等职位通常只有年纪大的人来担任。现在出现了许多职位很高的年轻人，比如高新技术企业的创办人。
袁岳（Victor Yuan）：
我注意到，在美国，老人被称为senior citizen（高级公民）。他们虽然年纪大了，但仍是社会主流的一部分，而且是很积极的选民。老人还能开车，参加各种活动。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我爸爸已经81岁了，还在开车，去学校学电脑。
袁岳（Victor Yuan）：
在中国，尊重老人有许多表现。比如，坐车时不给老人让座被看作很没礼貌。有一些俗语体现了对老人的尊重，比如“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表示老人的经验很丰富，应该尊重。老人代表长辈，比我们的辈分高。这是一种家族理念。人们不是用“先生”或“女士”来表现尊重，而是用“刘爷爷”和“王奶奶”等称呼来表示亲密和尊重。
现在，在老人与孩子的关系中存在着有所疏远的现象。重要的原因是社会流动导致年轻人到更远的地方找工作，而且他们的工作压力大，更忙了。他们花更多的时间在外面，留给父母和祖父母的时间更少了。从家庭形式来说，传统的三四代同堂家庭已经非常少了。更多的是以小家庭为核心，老人受到照顾和关注的程度与以前相比有所减少。现在，家庭多为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子女意味着双方共有4个父母以及更多的祖辈，分配给老人的时间就相应减少了。由于年轻人在收集信息和财务建设等各个方面的能力比老人更强，因此老人的影响力降低了。大家在媒体上也很少听到老人的声音了。只是在少数家庭中，老人帮助照顾孩子，才形成帮助，但是那也可能有功利的目的。将来，中国的老人可能会需要许多养老机构以及养老金等帮助才能保障生活。

第五篇 社会经济生活丰富了、疏远了话题39：没户口照样谋生活

话题39：
城市和地区管制慢慢放松了，没户口照样谋生活
袁岳（Victor Yuan）：
我爸爸是国家干部，城镇户口，我妈妈是农村户口，因此我小时候也是农村户口。因为根据户口随母的规定是跟妈妈。那时候，人生的很大目标是农转非。实现这个目标的第一个可能途径是等我接爸爸的班。但因为哥哥多，轮不到我。再有就是惟一的途径：上大学。“农转非”、“解决两地分居”、“工作调配”、“随军家属”和“提干”，这些都是人们熟悉的与户口有关的术语。如果可以改户口，则可以改变生活质量。户口在人们生活中是很重要的。
户口最早来自汉代的编户齐民制度，它便于财务税收管理，另外可以在分配资源时数清人数，同时便于控制。在资源有限时，这种制度能够实现相对公平的分配。而户口的最大限制在于因为移动成本过高，所以人们不能自由迁移，不能跨地域自由地发展事业。另外，它还限制了公民权的行使。比如，户口和投票权是联系在一起的。换个地方住就没有当地的投票权。比较而言，自主安排当然有更多的合理性。现在，中国人更加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比如，过去农民不愿意离开土地。现在，农村孩子初中没毕业就去城里找工作，不愿呆在农村。这种跨地域自主寻找机会促使这个问题的提出：为什么我不能呆在这里？经济发展了，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按户口配给了，城市和地区管制慢慢放松了，没户口照样谋生活。如果你从农村到小城镇，基本上不花钱或少花钱就可以有户口；从小城市到大城市，找到工作就行；但要获得正式的大城市户口，还有一定困难。
户口制度会进一步淡化和放松。但完全取消户口的情况，尤其在大城市地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不会的。但即使户口制度存在，它对人们迁移的约束力也会越来越小。当社会经济政治资源的配置与户口基本脱钩的时候，户口本身的形式意义就会大于实质意义，户口将越来越成为仅是对人口的管理，当然，也可能有其他辅助的形式。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户口”在美国是不存在的。美国有句俗语说，你在哪个地方挂帽子，那个地方就是你家。意思是你可以把家放在任何地方。美国社会流动性很大。你可以去任何地方住，去外国也一样。政府在这方面一点作用都没有。与其他国家相比，在美国，政府扮演的角色较弱。还有一点，美国城乡差距不大。乡下人挤到城里去，没有特别大的压力。总的来讲，美国政府控制社会的色彩很淡。但是，你住在哪里对你的生活和你的家庭有很大影响，与你的一些重要事情都相关联。比如，你在哪里住就要在哪个地方交税，在哪个地方投票。如果我住在奥斯汀，首先要交房地产税，孩子要上奥斯汀的学校，投奥斯汀市政府的票。如果要搬家去华盛顿了，我就搬走，不用在奥斯汀交税了，孩子不用上奥斯汀的学校了，开始华盛顿的生活，有没有必要登记呢？没有特殊的手续，没有部门管理。惟一的事情是如果你要投票，需要进行选民登记。实际上，你可以做到投两个城市的票，但这是违背法律的。投票权是需要登记的。如果不登记，可能就没有任何人知道你搬家了。那么，用什么来证明你是哪里的人呢？我是得州人，我没有地域证件来证明我是那里的人，但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说明我和得州的关系，如我可以拿出在得州的驾照和车牌。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美国，人和地理的关系是模糊的、灵活的。

第五篇 社会经济生活丰富了、疏远了话题40：本地居民反对共享本地资源

话题40：

本地居民反对把本地资源拿给外地人共享
袁岳（Victor Yuan）：
中国人对地域特别敏感。除了血缘关系，就是地域关系。通常，中国人见面后就问，你老家在哪儿。如果地域贴近，亲近感也会贴近。对于本地人来说，外地人是缺乏知识的。如果一个外地人熟悉本地，会让人感到surprise（惊诧）。本地人一般会热情地接待外地人，要带他去看许多本地的好玩地方，以此显示友好。
从哪些方面来关注外地人呢？一是从口音，二是看家史，看他有没有可能跟本地有联系，三是看外地人对本地事务的熟悉程度。一般是根据这几点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外地人，或者与本地有多少联系，然后再决定采取不同的沟通方式。在制度层面上，当外地人进入本地时，做客或者商务旅行通常会得到很好的待遇，因为这时是按照待客之道对待，但相对长的停留或者就职还是会被认为是纯粹的外地人，本地人会对其产生竞争的警惕。本地居民反对把本地资源拿给外地人共享。另一个问题，如何判定外地人的地位。如果你从北京去郑州，那么郑州人会认同接受你。如果你从河南农村去了郑州，那么帮助你就是一种恩惠，认为你很困难。在中国人发生迁移时，社区人际交往就是这样不均衡的。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我第一次在中国工作是从1993年～1997年，那时，经常听到一种说法，“现在北京治安不好，都是因为外地人来的多”。现在，这种说法少一些了，但还是存在的。我没有去研究北京的治安情况是否与外地人有密切关系。但关键在于这种说法反映出一种心理：只要出现问题，如犯罪和交通事故等，那么一定是外地人干的。这说明“内外有别”的思想真正存在着。对于外国人，这种思想的表现就更明显了。中国人是一回事，外国人是一回事。在美国，“外地人”这个说法是不存在的。
袁岳（Victor Yuan）：
这与中国的户籍制度有很大关系。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是的。在中国，户口是管理社会的重要工具。但在美国，没有户籍制度，社会人口流动性较大。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就是这样，现在更是这样。如果你不喜欢在达拉斯的工作，则可以换到华盛顿。有一种情况，你是纽约人，另一个人也要来纽约工作一段时间。美国人不会把他的外地身份看得很重。过一段，这个人适应了，知道了怎么工作，怎么玩，你对他就不会有外地人的印象了。怎样知道一个人是外地人呢？在美国，英语口音的差别不是特别大。大部分地区没有特别的口音，很难说这个人来自何处。社会经济背景也不重要。纽约人到奥斯汀，奥斯汀人有可能还瞧不起他，因为我们为奥斯汀感到自豪。纽约人认为他们的城市是世界上最好的。但许多美国人都这样看自己的城市。在中国，许多外地人都是从农村来的，中国的城乡差距很大。在美国，90%以上的人口都住在城市，城乡之间没有太大差别。

第五篇 社会经济生活丰富了、疏远了话题44：美国抽烟的主要是文化水平较低的人

话题44

美国现在抽烟的主要是教育、文化和经济水平相对较低的人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30年来，抽烟的习惯在美国有了很大改变。上世纪40年代，抽烟在美国很流行。在电影和电视中创造的印象是，抽烟是很高雅的行为。70年代，美国的医疗界真正了解到抽烟对一个人健康的害处。到80年代初形成的意识是抽烟极为危险，那时，在外面吃饭时，已经有了禁烟区和吸烟区。开始时，抽烟的人多，禁烟区和抽烟区大小差不多，后来，禁烟区越来越大。在电视上已经看不到太多的抽烟形象了。这个过程显示了美国人对抽烟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前几年，人们对这个问题有争论，香烟公司说香烟对人体没有太大的损害。但是后来，达成的共识是抽烟危害健康。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认为抽烟除了危害自身健康外，也会对其他人产生危害，这样问题就更严重了，人们开始反感抽烟。
从公共卫生、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如何对待抽烟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美国政府基本上在慢慢禁止抽烟。任何一座联邦政府办公楼，包括白宫、国会和使馆都不允许抽烟，必须去外面抽。除此以外，在公共娱乐场所、电影院和博物馆也一律禁止抽烟。一般的室内都禁止抽烟。飞机是禁烟的。现在，抽烟的人能够立足的地方不多了。
现在，美国的烟民不像以前了，以前有各种各样的人，而现在主要是教育、文化和经济水平相对较低的人。也有女性抽烟的现象，但那算是一种时尚。电视连续剧《欲望都市》（Sex & The City）中的女性抽烟，是一种“酷”的表现。但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抽烟行为是瞧不起的。如果你在孩子旁边抽烟，那么他的父母就会过去说：“你看，你在孩子面前抽烟，这很不好。”
袁岳（Victor Yuan）：
中国是世界上抽烟人口最多的国家。据说经常抽烟者占总人口的1/3。中国抽烟的人口包括高端人群和低端人群。乡镇和农村的烟民非常多。在传统的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里，抽烟的人也很多。而在三资企业和民营的新锐企业里，抽烟的人就比较少。相对来讲，抽烟的人群主要是传统的，但也有新白领女性和青少年，他们把抽烟作为一种另类的符号。抽烟的动机有三类，一是放松自己，二是社交需要，三是表现身份与众不同。以另类为动机的群体规模的数量有限，但数量有所增加；为放松自己而抽烟的数量保持稳定；为社交需要而抽烟的数量则在降低。现在，抽烟者本身也开始感受到压力，虽然还不是特别严重。这种压力就是：因为你抽烟，所以会被看作个人形象属于低端群体。
人们一般用健康的理由来劝诫抽烟的人，但基本上没有效果。但如果女朋友不喜欢抽烟，那么男孩可能也就不抽了。德国《明镜》周刊的调查结果很有意思：在烟盒上印“抽烟有害健康”，不但没有明显减少烟民数量，实际销量反而稍有上升。在美国人写的《香烟》一书中，作者通过研究发现，简单的威胁不能导致有效地戒烟，戒烟来自更多的社会关系中的友好互动。简单地以健康为劝说理由显得太老套了。所以，在戒烟问题上，我们需要更好的方法。在美国，一些行政机关的表率作用是很有效的。作为政协委员，我曾经提议在北京的某区政府部门首先实施公共会议场合不抽烟，但是被爱国卫生委员会礼貌地拒绝了。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以前抽烟很酷，现在被人瞧不起。在美国，抽烟的最后一任总统是肯尼迪，在那之后就没有抽烟的总统了。这种形象已经不符合美国人对领导人的形象期望了。
袁岳（Victor Yuan）：
现任的中国领导人中抽烟的也很少，希望更多的公务员尤其是年轻公务员跟进。

第七篇 信仰伦理：缺失与迷惘话题65：开玩笑赞扬希特勒就是犯最大的忌讳

话题65

如果你开玩笑赞扬希特勒，那就是犯了一个最大的忌讳
袁岳（Victor Yuan）：
这与鬼和灵界有关系。当你进行某一些行为时，它可能会引起一些bad luck（坏运气）。有一些忌讳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很重要。数字忌讳，如4，与“死”同音。我买了一辆汽车，同事帮我上的牌子，号码后5位是35414。这个问题很严重，“死要死”。有人对我说：“这个号码很不吉利。”但我不相信。后来这辆车被偷了。有人安慰说：“你看这牌子不好吧！被偷了吧！”还有说：“好，破财消灾。”忌讳和幸运是对立的。也有幸运数字，如8代表“发财”，9代表“长久”，3表示“多”。有些话被看作不吉利的。比如，“我都快死了”。这种话就很忌讳、很不吉利，朋友不希望你说。又有一些话被认为是吉利的，如“吉祥”、“恭喜发财”和“长命百岁”等。另外，颜色在不同场合的使用。你穿着很黑或很白的衣服去看老人就会让他觉得不舒服；而红的或黄的就代表喜气和财气。忌讳中还有一些带有妖术的。小时候，我们家乡有些妖术是用来诅咒其他人的。比如，在你们家门上面挂面镜子，就会把人家的好运气照到你们家来了。比如送你香萁，这种植物会帮助你们家避邪。我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忌讳，算是不信邪的人，但我真的非常不喜欢别人在我面前抽烟，我自己的亲哥哥也不例外，他戒烟后，我觉得跟他亲近了许多。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忌讳在美国是一种迷信。比如，如果你不小心弄碎一面镜子，就会被看作是很不吉利的事情。发生后，应想办法弥补一下，如赶紧把镜子搬出去。如果有个梯子，你不能从下面走过去，会被认为是不吉利。如果一只黑色的猫在你前面经过，会被认为是很不好的，你必须跟着他走，或往回走，你不应让它走你前面的马路。这些都属于迷信。在美国，没几个人真正相信，也没有人会真正去做，但我们心里认为还是避免为好。还有一种忌讳是数字。13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如果13日是星期五，则是很不吉利的，人们会认为那天将发生不幸的事情。有个别的美国大楼没有13层。还有其他一些忌讳的方面，比如我们不会轻易地说出“我会死”这类话，因为这种事情被认为是不好的。
美国人的幽默感特别强，可以拿任何事情来开玩笑。总统、朋友和家人都可以拿来开玩笑。但是，希特勒是不可以拿来开玩笑的。在谈到这个人时，所有美国人都认为他是最邪恶的体现。如果你开玩笑赞扬希特勒，那就是犯了一个最大的忌讳。对我个人来讲，没有特别的忌讳，惟一的是在完成一件事情之前，我不会说太多。如果我想自己会提升就先说出来，那么我就很忌讳这样，因为担心不能实现。

第八篇 政治法制：民意的力量话题69：百姓对中央政府的表现认同度很高

话题69

老百姓对中央政府的总体表现认同度很高，约为80%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笑）我自己就是政府官员。首先，我谈谈美国人是怎么看美国政府的。美国人在政府对社会作用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基本上是在许多年内形成的。这种共识就是美国政府应该发挥市场不具有的作用。比如，负责国家安全、保护美国以及管理好国家公园等。此外，关于医疗、保险和股市等问题，美国人认为应该由政府来管理。
民主党与共和党一直争论的一个比较大的话题是，政府应该多做一点还是少做一点。政府的规模应该是多大，应该有多活跃？民主党希望看到更大、更活跃的政府。共和党的主要观点是，政府管的越少越好，如果政府可以不管，则不要管。
美国人本身的看法如何呢？基本上，我觉得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美国人对美国政府、对那种笼统的政府或州长、市长，有一种不满意情绪。抱怨政府仿佛成为了美国的一项传统。你经常会听到，政府靠纳税人吃饭，实际上他们的服务是否增值，或者他们有没有作用都很难说。我交了那么多税，但是我得到了什么。哪怕对联邦政府、对县长，这种抱怨都有。第二种看法，与这种抱怨相反，真正地坐下来，冷静地想想自己所得到的，百姓实际上还是比较满意的。如果不问他，他不一定会想到自己究竟得到了什么。美国人与朋友、家人一起吃晚饭，总会不客气地批评政府。但从根本上来说，美国人民的共识是政府基本上是受美国百姓欢迎的。
我有三个姐姐，其中一个姐姐有6个孩子。有一次，我去看她，她那些孩子才八九岁的样子。我问他们：“你们知道我做什么工作吗？你们知道我天天都做什么吗？”一个大概8岁的外甥女说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告诉她自己是外交官。她说：“我知道，你坐在一张办公桌前，你把一些文件放在左边，看看，然后移到右边。”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说法。这表明许多美国人——孩子也好，大人也好，并不知道一个外交官到底在做什么。实际上，外交官的工作是很实际的，比如，美国使馆里一项日常的工作就是当一个美国公民遇到困难，比如失去护照时，重新为他发放护照。如果有美国人死亡了，使馆也会帮助联络他的亲人、联系帮助机构等等。百姓都知道这些事情，都欢迎，只是没有意识到。在他们真正知道后，他们会说：“哦，原来你们在做这些事啊！”
一般人认为官员离自己的生活很远，特别是总统和州长都是离自己很远的。但是，市长，你可能在吃饭时遇到他。上一次，我回老家奥斯汀与父亲一起吃饭，在旁边一桌吃饭的就是市长。我们见面就开始聊天。官职越低的人离你的日常生活就越近。你可以向他提出一些意见，你的意见会得到重视。美国百姓一方面把政府看得与自己有距离，另一方面也认为可以积极自由地参与政府活动。如果你不喜欢政府官员，可以自己参加竞选，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
袁岳（Victor Yuan）：
中国的政府象征着权力核心。在某种程度上，政府代表权威。中国有一句古话：学而优则仕。当官成为了许多人的理想，也是许多家庭鼓励孩子将来要做的事情。根据我们做过的几个民意测验，老百姓对中央政府的总体表现认同度很高，约为80%，对省政府的认同度约为60%～70%，对县市政府的认同度在50%左右，而对县区街道办事处的认同度则不到50%。总的说来，也就是百姓对离自己远的政府感觉还行，离自己近的感觉不好，好像与美国的现象正好相反。因为普通百姓看中央的政策都是保护弱势群体、减轻农民负担等，对自己是有利的，但地方政府一直在收各种各样的费用，在办事风格上存在着问题，与百姓亲和的力度也不够。
普通老百姓对政府所做的事情在总体上是比较满意的。比如，觉得经济发展方面做得好，社会事务，比如社区发展、城市发展和社会保障方面做得不太好。普通老百姓希望政府做好的事情如下：就业、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和教育条件。这几项都是民生问题，政府想搞好的重大工程与百姓关心的民生问题还有很大差距。
我以前是政府官员。刚进入司法部时，我父母很高兴地说：“培养你这么多年，终于去政府了。”后来，我辞职了，他们很失望地说：“有官不当，非要当个体户。”普通人认为：第一，当官的多少还是有本事的，从能力和知识上看，老百姓都还是比较认可官员的。第二，当官的缺乏服务意识，态度都很差。第三，当官的到底在做什么，我们不知道。透明度低产生了神秘感。当官的做得好，人们就会敬仰他，做得不好，人们对他搞腐败的猜测就很多。在涉及利益时，由于不透明，政府信用受损。最近，我们做了关于市长的调查，许多人都不知道本市市长是谁，而对市长最大的怀疑是为政不清廉。
现在，中国任命的官员太多，因为政府管的事情面很广，虽然有缩小的趋向，但是也要有一个过程，官员太多，薪水又较低。未来，政府部门的数量会有所裁减，官员总量会减少，政府支出应该加以控制。在经济发展中，如果政府的功能定位不合适，调整不够及时，则可能会影响经济发展。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传统上，美国人不信任政府。这里指的是不信任“政府”这个概念本身。因为他们认为，一个人只要有能力、有机会，他一定会腐败的，因此必须制约他。政府是不好的，所以越小越好。这是美国人对政府的根本认识。美国的宪法是用来制约政府的，制约政府滥用权力。最后，还要提一下为纳税人服务的概念。作为一个政府官员，我所拿的工资是纳税人给的，所以我必须为美国人民服务。有时，有美国人在大使馆看到我，对我说：“你的工资是我付的，你要好好为美国服务。”我很欣赏他这句话。任何纳税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我的老板。事实不是他有什么事情来大使馆求我做，而是我必须求他，为他做事，因为他是我的老板。

第八篇 政治法制：民意的力量话题72：在奥斯汀，有问题可以打电话给市长

话题72

在奥斯汀，只要你有问题，就可以打电话给市长问一问
袁岳（Victor Yuan）：
我在北京，算是北京市民。在美国，你搬到另一个城市居住，就可以在那个城市投票。在中国，规定户口在哪里，才能在哪里投票。王岐山先生是北京市的现任市长。我认为他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原因被公众了解和认识的，比如，在北京流行SARS期间他处理问题的方法。通过电视，我知道王岐山的口音是什么地方的。对于其他市长，我只听过新闻中的旁白，而且许多时候不是市长本人讲话，是播音员在讲。市民对市长个人的信息了解很少，流言居多，如果城市治理有方，则有他的功劳，如果混乱，也是他的问题。现在，北京的堵车现象非常严重，按照普通人的认识，就把这个责任记在王市长头上。但是北京的交通一向拥堵严重，拿我住的小区来说，早晨8点以后就很难出行。在王市长亲自过问之后，状况稍有缓解，我觉得这也是他亲民勤政之处。再比如，养宠物狗以前每年要收取5 000元管理费，这合不合理呢？让大家参与讨论的结果是采取了更加宽松的政策，管理费大大降低了。以前，北京只有100 000万只狗有合法身份，有300 000万只宠物狗存在但不合法。以至于还有人以此导演出了一出悲剧性的电影《卡拉是条狗》，描写一个非法养狗户的辛酸经历。2003年底，北京市政府更是以网络的形式鼓励公众评价各政府部门的工作表现。从这些处理事情的角度，我觉得，在了解民意和鼓励公众参与管理方面，王市长的做法是有很大进步的，与我了解的许多市长相比，他是比较开明的。如果现在让我投票，我有70%的可能性会把票投给他。为什么保留30%呢？因为还有一些方面是更重要的。比如，北京有那么多房地产项目，在百姓的拆迁和补偿等重大问题上，透明度还要加强，有些事情的解决方式也许很好，但是作为居民，我并不知道，只有胡乱猜测。作为一个市长，如果能够更透明地解决重大问题，我会百分百地支持他。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作为外交官，我经常在国外，呆在自己国家的时间反而较少。我在得州奥斯汀住了20年，在首都华盛顿住了6年。奥斯汀是我的老家，可我对老家市长的工作不是特别熟悉。但是上一次，我在奥斯汀见到他两次。
美国有各种各样的城市，从大都市到几百人、几十人的小镇，以中等城市居多。奥斯汀共有七十几万人。最近几年，人口增长到了100万。在奥斯汀，只要你有问题，就可以打电话给市长问一问。但是如果你住在纽约，那么你与市长不太可能有个人关系，除非以前就关系很好。一个普通百姓不可能打电话给他询问问题，但是我就给奥斯汀市市长打过电话。Will Wynn为现任的奥斯汀市长。我参加了国务院的一个计划，在向老家的同乡介绍国务院的工作，介绍美国的外交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了他。他是2003年3月通过竞选获胜而担任市长的。在我见他时，他刚刚担任市长一百多天。他以前是房地产商人。他决定参加竞选，首先，他要进入市委员会，然后才可能成为市长。我是怎样了解市长的消息呢？第一，在报纸上有一个与市政府有关的报告，经常会报导市委员会（city council）和市长的工作。第二，通过市政府网站。他的简历、工作以及其他所有资料都在网站上。在奥斯汀市委员会召开会议时，市民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全部过程。七八个市委员会成员都可以看到。CSpan是一家报道美国议会辩论情况的电视台，但在我们市也有一个类似的地方频道。如果你每天晚上在家没太多事情做，则可以看看这个台。我对政治很有兴趣，我喜欢看他们讨论城市交通问题、开听证会等等。市委员会经常举行听证会。比如，计划建一座新楼，需要讨论在哪个地方建，会不会影响当地人的生意等等。他们会请当地人来参加听证会，谈看法，然后在讨论结果的基础上做决定。所有这些工作都能在电视上看见。依我个人对Will Wynn的看法，通过看他主持这些会，我觉得他特别随和，没有架子，无论大家是不是同意他的观点，都可以与他沟通。他的风格让人欣赏，他有一种很实际的色彩。在他主持会议的时候，有时会有市民不同意他的观点，他会带有感情色彩地说“我认为这确实很不好，因为这样会妨害孩子上学的环境”等诸如此类的话。市长会尊重这些人，会很有效地重视这种感情，缓解紧张气氛。我没有投过他的票，因为我当时不在国内。我对他的许多具体做法不是很清楚，但是他做事的风格和管理冲突的风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我可能会支持他。有一次，我在家乡的饭馆吃饭时，看到他和两个女儿也在一起吃饭。我问他：“你的妻子呢？”他说：“我妻子忙，所以让我带两个女儿出来吃饭。”这些都体现了他随和的风格。
袁岳（Victor Yuan）：
这是中国的市长或官员需要学习的。在中国，如果你成为了市长省长，甚至成为了县长区长，那么你就会成为隐形人。人们只能在报纸上看你的照片或者在电视上看你的形象了。在后来看到你的时候，你可能已经从那个位置上下来了。成为市长之后确实会很忙碌，但市长是公共服务人士，不像商业人士。对于这种公共职位，树立与民众亲近的形象是很重要的。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在美国，如果孩子成为官员或公务员，那么许多父母都会觉得那是一种失败。在孩子出生时，父母会希望他（她）成为医生、律师、总统或明星等等。如果能像迈克·戴尔或比尔·盖茨那样创业成功，则是很好的选择。父母不会说希望孩子成为公务员。在美国人眼里，政府是不好的，不是很好地反映你才华的地方。父母希望孩子去竞选，成为总统，但不是希望他成为处长或者局长等等。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外交官在公务员中是很受尊敬的。

第八篇 政治法制：民意的力量话题74：政府下属的国有企业开会

话题74

政府下属的国有企业开会，把忙得抽不开身的人请来才算开好了
袁岳（Victor Yuan）：
我们今天的开会地点是北京的九华山庄，这里的生意非常好。以前我在部机关工作，经常开会。现在我也参加一些国家机关的会议，会议是中国人的重要工作形式。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才开会呢？回答是：在什么情况下都需要开会（笑）。
关于会议，有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没必要的会太多。有些会看上去有必要，实际上没必要。比如，一个部委每年有若干个综合的会议，还要去地方开多个落实相关政策的会。开会时，许多人是没必要参加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安排那么多人参加会议呢？第二，我们议事的时间太多了，执行决议的时间太少了。开会就表示你的工作完成了。会议过多是行政低效的重要表现。会议还需要印刷大量文件，会海和文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会议的预算和时间占用了机关工作量的很大比例。第三，开会让人养成了一些不好的风气。比如，有人爱坐主席台，但有许多人在台上睡觉。政府下属的国有企业开会，把忙得抽不开身的人请来才算开好了。领导来了，陪吃饭的人占了好几桌。这些风气都是非常不好的。
我认为，应该只开有限次数的会，议题应该更精练，用于执行决议的时间应该更多，用于评估结果的时间应该增加。应该减小会议规模，明确会议议程和会议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把会议的预算转移为执行的预算和评估考核的预算。要改变会风，一是不设主席台，二是发言的人应该站立，应该脱稿。印发讲稿就可以达到会议预期目的的，应该尽量印发讲稿，避免开会，或者只开小会。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笑）美国的开会文化与中国的截然不同。这里，我想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有一次，我参加总统先遣队的工作，美国总统要访问一个国家，我参加筹备工作。我们有200人，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有一天，在总统到达的两三天之前，我们开了一个大会。一个白宫的工作人员，迟到了3分钟。他的级别很高，是总统助理。但他一来就说，“很抱歉，我浪费了600分钟，因为是200个人的3分钟。”
作为政府官员，我经常开会，但与你说的会不一样。集体召开的、规模很大的会，涉及许多人的时间，也会有很大的成本。与会的人坐在那儿，听一个人讲自己的想法，不能再做其他的事情，这会花费很大的成本。在美国没有那种大型的会。如果有，则必须有很清楚的目的。国务院从来没有召开过那样的大会，但是有两三百人自愿参加的市委员会的公开的会。国务卿本人也有可能参加。在会议上，可能谈新的人事措施。需要大家自带午饭。
袁岳（Victor Yuan）：
像国务院召开的100人以上的会，一年中有几次呢？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内部的工作会议，一年以内，强制性的，没有。可去可不去的，十几个。没有请客吃饭的机会，（笑）因为没有吃饭的时间。如果有工作晚饭，也确实是工作需要。如果有关人事见面，那么吃饭时间开会是合法的。
在美国，开会必须有一个目的，这是会议管理中的第一条。我们是否需要开会？开会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有些会需要向其他人通报工作情况。在美国政府，以我11年的经历来说，主要的会都属于这种情况。你周围的人是否需要听你讲，如果不需要，则不要开这个会，不要耽误其他人的时间，应该以效率为首要追求。林语堂说过，“一个人的讲话要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没必要就不要说，有必要就短说。会议结束后，可以进一步讨论。以目的为主，以结果为主。在美国，会议越少越好，越短越好。

第九篇 中美对视：内外有别话题80：爱国主义不意味赞同总统的每一句话

话题80：

在美国，爱国主义并不意味你
要赞同总统说的每一句话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很强烈。美国人为美国的历史、宪法和独立宣言自豪的感觉，演变成爱国主义。这是完全发自内心的自然感受。但是，美国学校里的爱国主义教育不如以前气氛浓厚。上世纪60年代以前，那时二战刚结束，美国学生上学之前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国旗敬礼。后来的问题是，人们觉得美国学校是否应该给予学生一定的空间，让学生决定是不是自己要爱国，于是这个仪式就没有了。
抛开“9·11事件”，看日常生活中的爱国主义，它有许多表现形式。比如，在进行体育比赛时，像参加美式橄榄球赛时，按照美国人的传统，会奏国歌。所有人都会站起来表示敬意，把右手放在心脏部位，大家一起唱国歌。我观看比赛，不管听了多少次国歌，每次都很激动、感动。我觉得国歌的音乐和歌词，表达了所有美国人对国家的感情。美国的爱国主义是鲜活的，天天都能感觉到。在危机出现时，特别是在战争期间，爱国精神更加崛起。
美国的爱国主义是独特的。因为美国的爱国主义确实是爱国，而不一定意味着爱政府、爱领导、爱政党。你爱的是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在现任政府没有成立时已经存在了。这个国家代表的是一些永恒的政治价值观点。在美国，爱国主义并不意味你要赞同总统说的每一句话，它意味着在你不同意他的看法时，你不但有权利，而且有责任、有义务说出自己的观点，来改善美国。在这一点上，爱国主义是很独特的。国家不等于政府、政党或某一个人。
作为一个爱国的美国人，我有可能同意总统或政府，也有可能不同意。我不同意并不意味着我不爱国家。归根结底，我们爱的是一个国家，这是不能改变的。我们爱的是国家所代表的历史悠久的永恒的价值观点。这一届的美国总统大选进行得热火朝天。那些竞选的民主党候选人，整天在各种问题上对布什总统提出不客气的批评，但是没有任何人说这些人自己不爱他们的国家。
袁岳（Victor Yuan）：
你能列举三个在美国历史上被认为不爱国的人吗？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我记得冷战时期有一对夫妇将核武器秘密出卖给了苏联。他们被看作是卖国的。出卖国家秘密，被认为是卖国。上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支持共产主义被认为是不爱国的，甚至卓别林也不例外。但那是在极端的政治气氛和环境下发生的事情，将来不会发生。波斯湾战争、越战和反恐战争时期，有美国人批评战争，都被视为主流思想的一部分。通过上世纪50年代的教训，绝大多数美国人同意不能再像麦卡锡主义那样行事。
袁岳（Victor Yuan）：
在中国，爱国是与爱国土、爱文化、爱政府紧密相联的。中国人赞扬回报本土的行为。华侨投资被认为是爱国的；收回失地、收回香港被认为是爱国壮举。对于普通人，爱国有三个层面。第一，不可分疆裂土，台独分子被认为不爱国；第二，文化忠诚，如果你说“当中国人当够了”，那么你就被认为是不爱国的。如果你表现得像假洋鬼子，总是说“外国怎样怎样”，那么你就有可能站在不爱国的边缘了；第三，在外人面前公开地强烈批评政府。当然，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很大的一个变化是一般地批评政府的具体人在做某些具体事情上的错误决定已经不会被认为是不爱国了。
在中国，被认为是卖国的类型比较多。上面谈到的分疆裂土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借助外力获得自己的好处。比如，海外的某些所谓民运分子，普通百姓认为，有本事你呆在这儿，跑到外国借外压内，算啥好汉？第三种是在面临国家危机时，你站在对立面去了。比如周作人，在日本人入侵的时候，他留在北京，参加了日本人组织的政府，于是人们认为他不爱国。当然，“卖国贼”过去也被当作一顶“政治帽子”扣在头上。刘少奇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被扣上了这顶帽子。一般中国人在不可分疆裂土方面的观念发生的变化还是很少的，但文化忠诚方面已经明显削弱了。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即使在美国，如果一个人，尤其官员到国外后批评政府政策，都会被看作不得体。如果这种行为发生在某个参议员身上，那么许多美国人更会认为是不得体的行为。如果你有不同意见，包括批评总统都没关系，但应该在国内。在国外，在你代表国家时，那样做就很不得体，当然不是违法，只是不得体。

第九篇 中美对视：内外有别话题81：美国人用贴近身体表达对国旗的情感

话题81

美国人比较喜欢用贴近身体这种方式表达对国旗的情感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国旗在美国很重要。我注意到，中国通过法律来规定一个人应该以什么方式使用国旗。但在美国，国民可以以任何喜欢的形式使用国旗。比如，可以把国旗穿在衣服上，穿在鞋上，甚至印在短裤上。美国人愿意把国旗放在身上，表示亲切。在“9·11事件”之后，百姓在房子外面挂国旗，在汽车上挂国旗。特别是“9·11事件”刚刚发生后一段时间里，20%~30%的汽车上都挂了国旗。
袁岳（Victor Yuan）：
写的是United We Stand（我们团结在一起）。
David JFirestein(方大为):
对。现在挂国旗的少了，但还有人将国旗贴在汽车后面。还有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那就是美国人是不是有权利烧国旗。现在的观点是可以这样做。最高法院认为言论自由应该包含这一点，即用烧国旗这种行为表达你的意愿和自由。但有些保守的政治家认为公民不应该有这个权利。
袁岳（Victor Yuan）：
在英国，这似乎是不允许的，会被判刑。说到美国人比较喜欢用贴近身体这种方式表达对国旗的情感，中国也开始有一些变化。例如，国庆节期间，许多小贩都在卖国旗，许多人买了之后插在自己的车上。现在，除了在国土方面的爱国形式没有改变之外，其他方式都有所改变，个人选择的行为加强了，有了更多的个体自发的非组织的爱国主义行为，比如，北京申办奥林匹克运动会成功了，许多中国人都举着国旗上街，那不是任何组织事先安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