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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太史公跟屈原有共鸣(1)
太史公跟屈原有共鸣
——《屈原列传》为什么夹叙夹议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明朝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开头本来没有这句话，但清代村儒毛氏父子乱改《三国演义》后刊行时，把这句话镇在了演义开头，结果四处传播。在四百年来的“常言道”之中，属这句话危害极大，流毒极深。本来，一个民族，应该存一个信念，有一本是非，发扬一个共同的理想，这样我们的民族才有血性，有持守，我们的国家才会有进境，而如“话说”这种庸俗冷漠的看客心态，却是阻碍中华民族复兴的痼疾。

比如，看客们去听相声，听郭德纲在《大保镖》里告诉他们：屈原是包粽子小贩的祖师爷。
看客们爆笑。
听完相声，扑感觉到，我们确有经常读读这篇《屈原列传》的必要了。
课文《屈原列传》选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选入时去掉了关于贾谊的部分，并省却了《怀沙》赋原文等处。而《屈原贾生列传》作为屈原和贾谊的合传，太史公是饱含了深情去著录的。

在《史记》之中，论用情最深的篇章，除了《太史公自序》之外，就是《孔子世家》《伯夷列传》和这篇《屈原贾生列传》了。说太史公“用情至深”，是因为在这几篇文字的叙述中，太史公动辄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出来议论几句，一抒胸臆。著史而失去平常心，这是史家的大忌，因此，班固后来多拿这一点来诟病司马迁。

司马迁是性情中人，班固是名教中人（是岳不群），所以《史记》和《汉书》很不一样。司马迁的“屈原传”，史学价值其实远远不如文学价值。在这篇传中，司马迁插入了三篇文论，拢共占去整个篇幅的一半。

说到“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司马迁其实是在借屈原、贾谊的遭遇来抒发自己。屈原做《离骚》，以香草美人为寄托；司马迁写《史记》，则以屈原和贾生为寄托。
很多老先生讲，对于史书要“五读俱全”：读其人际、读其细节、读其背景、读其校勘、读其评注。虽然我们平时做到“五读”并不容易，但在读《屈原列传》时，必须一起读《楚世家》。我们可以发现楚国的国家建制与中原各国并不一样。它的最高权力机构被分为三个系统：军政、贵族、巫祀。作为楚国的左徒、三闾大夫，屈原负责管理的是楚国的贵族和外交，还有一部分巫祀事务。同时，军政事务却是不让他染指的，屈原从不带兵。

从列传中也可以看到，楚怀王一开始很信任屈原，并让他主持改革（但不是真正的变法）。
怀王让屈原主持的是什么改革呢？是贵族改革以及宗教改革。
在称为“绝地天通”宗教改革以后，楚国上层将神权集中于己手，使楚成为战国时旧贵族势力最强的国家。贵族一直掌握着楚国的中枢资源，掌握着做官的最任意优先权，所以楚国的政治上层接近铁板一块。楚国籍的人才虽然很多，却始终不能为本国所用。春秋时便有“惟楚有才，晋实用之”的说法，意思是楚国人才很多，却都投奔到晋国去，与楚国为难为敌。

到战国时这种情况依旧存在，比如李斯这样的人，他想有发展，而在楚国想通过仕途出头，根本是不可能的，于是只好去秦国闯荡。
这样一来，楚国的上层越来越昏庸保守，所以改革弊制、还政于公就成为它自救的惟一出路。但是因为利益与特权是成瘾之物，所以变法在楚国之难，也是天下无双的。吴起曾经受楚王的委托变法，政风刚猛的他得罪了不少贵族。所以，支持变法的那位楚王一死，贵族们就群起而攻之，把吴起干掉。

到屈原时，楚国的政治气候又有不同。因为是人口和领土大国，加上生产科技的催动，当时楚国的经济规模骤然增长起来。其结果就是，贵族阶层发现，他们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一个捞钱、奢靡的大好时机到了。

楚国的政治结构远远落后于其经济的发展要求和新兴士人的参政要求，但贵族们自己却看不到这个。他们所致力的，是如何在其位而谋其利，实现自己的特权最大化。

第2节：太史公跟屈原有共鸣(2)
屈原所处的位置，使得他成为了贵族们把好日子过下去的最大障碍。
屈原是聪明人，他明白富庶而愚昧的楚国，已经成了各国眼中，尤其是秦国眼中的首席肥肉。他的忧患感觉如此之强，主要缘自这一点。
但是，他的改革没有军事支持，也缺乏政治工具。本国权贵排挤和秦国间谍反间的双重作用，使屈原的先知先觉、大声疾呼和大量创作，在特权利益面前也只能沦为无能的力量。他创作了《离骚》，却也因此走上了“赴渊”的不归之路。屈原在流放中所写的作品，很多都笼罩着一层不祥的悲凉气氛。屈原是何等聪明的人，他怎会不知，自己迟早要被除掉，只不过暗处的那些人不会这样轻易让他死去，而是用“等待死亡”的心态来折磨他。

须知，即使屈原“披发行吟泽畔”的时候，他背后也是跟着很多董超、薛霸之类押守者的。
屈原的结局，显然是被“天使”勒令监督自尽的，实际上，就是被秘密处决了——古时刑不上大夫，像除掉屈原这样身份高贵而罪愆又不足以构成诛杀的角色（主要是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一般都是“令其自尽”，给你自我选择了断方式的尊严。而且，以屈原刚健畅达的性格，他绝不会自杀的。当然，这只是关于屈原死因的一种比较合乎逻辑的说法。如今，很多人都说屈原是听说过渡沦陷的消息后，殉国难而自杀的。问题是，楚国郢都虽然沦陷，但并不意味国家的灭亡，相反，屈原应该积极投身救国才是，怎么会憋屈得去自杀呢？从他临死做的《怀沙》来看，“大难”明显成为他必须死去的理由。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明白：一个国家的首都失陷、权力中枢对国家突然失去控制的时候，对于潜在政敌或异端分子，会采取什么措施呢？这类快刀斩乱麻的事情，在古今中外发生得还少吗？屈原正是当时楚王的最大潜在政敌之一，新楚王及其班底不对他下手，才是怪事。

司马迁为什么要把屈原和贾谊放在一篇之中呢？除了因为两人都是所在时代的大文豪，更重要的是，两人都是在相似的政治背景下，因为呼吁变革，而遭到贬斥排挤而死掉的。贾谊遭到政治驱逐，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也是他主张改正朔、易服色。

汉文帝是帝王术大师。他对贾谊的破格提拔，其实，就是冲击老臣派的政治试探、火力侦察，比如，让贾谊出任太中大夫，让雄才善辩的贾生与墨水不足的老臣们“廷议”等等。

从什么地方集中试探呢？就从玄妙难测的“鬼神之事”上入手。
李商隐《贾生》诗云：“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首诗写的是贾谊被外放以后，文帝秘密召见他回京，二人在密室里深谈，说的都是些鬼神之事。

李商隐这首诗有他的个人寄寓，并非历史原貌。
汉文帝千里迢迢把贾谊召回京城，在密室里深谈，难道真的就是唠些虚无缥缈的问题吗？
其实，汉朝是一个迷信的朝代，当时的鬼神之事并不是小事。诸吕灭后，当时还是代王的刘恒接到周勃、陈平等人从长安发去的“请来即位”的邀请，不知吉凶，还特地占卜了一下：占卜的结果是“吉”。刘恒这才下了决心，打点行装上路。

其实，“鬼神”话题是文帝掩人耳目的借口，他与贾谊讨论的，仍是变革的事情。后来，贾谊虽然死于非命，但他的政治预言，却一一应验。汉朝的国策，也逐渐走上贾谊所设计与呼吁的正轨。比如，汉武帝在董仲舒的设计下，玩“天人合一”的专制集权猴戏，极大加强了统治力；又顺着贾谊的思路，采纳了主父偃的“推恩令”，削弱诸侯王的势力。

与楚国相比，汉朝还是幸运的。文帝比楚王有韬晦，汉朝的军事贵族势力相对也比楚国的旧贵族容易对付些。
不过，贾谊自己仍然在汨罗江水的倒影里，看到了屈原。
到西晋、晚唐时，中国人又面临了和屈原时的楚国、贾谊时的汉朝相似的情况：贵族守旧奢靡、统治者贪图享乐、国家内忧外患。但西晋人和晚唐人是不幸的，他们没有屈原，也没有贾谊，他们只有一群醉心于清谈、吸毒和吹口哨的“名士”，以及一群汲汲于内斗的“强人”。于是，西晋和残唐到底灭亡，华夏文明也遭遇了浩劫。

我们一代代人重读屈原的价值正在这里，只不过最好不要在吃粽子的时候，因为那不叫居安思危，那叫记吃不记打。
第3节：“将相和”只是貌合(1)
“将相和”只是貌合
——《廉颇蔺相如列传》不单讲“男人的情谊”
关于“将相和”时廉颇、蔺相如两人的年龄，历来存在误解。很多读者都认为廉颇当时是白发老将，蔺相如是青年才俊，这是受了后世戏曲舞台形象的误导。
廉颇最初见于记载，是赵惠文王十六年挂帅带兵攻打齐国取胜——当时，齐国被燕将乐毅攻打，几乎灭国，廉颇这次出兵，有趁火打劫的嫌疑。廉颇何时死去的呢？赵悼襄王年间。廉颇受诬陷被驱逐到魏，又跳槽到楚国，其间发生了著名的“廉颇虽老，仍能每餐食斗米”的典故。其后很久，老将军才在楚国辞世，那时离廉颇初亮相已经有四十多年了！如果老廉八十岁过世（古人平均寿命短，那时活八十岁，相当于现代人活一百岁左右），那么他初亮相时，至多也就是三十多岁，而他当时的身份就已经是赵国的大将军。

“将相和”故事，则发生在赵惠文王二十五年。按上文的推算，廉颇那时应当40岁上下。
再说蔺相如的年龄。他比廉颇还早死10多年，却比廉颇晚出道。他的身份，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宦者令缪贤舍人”，也就是宦官首领缪贤的幕僚，大概相当于左宗棠在骆秉章幕府中“潜龙毋用”的状态。缪贤自己是老油条，当然不会用菜鸟做幕僚，而且他推荐蔺相如时，提到当年蔺相如曾出谋划策，使自己解困于危难；且用廉颇的话说“相如素贱人”，在贬低相如时也没有强调他年少，这些都说明相如屈沉下僚很多年。所以，他出道时，很可能岁数比廉颇还大些，至少不是个小年轻。

《廉颇蔺相如列传》因为“将相和”的典故而闻名。详细的故事，只要是上过高中，学过这篇课文的读者都熟悉的了，扑不赘述。本文要说的是，如果关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的全篇，再参照其他篇目的有关记载，你可以发现，“将相和”故事的背后，其实是赵王在操控两种对外路线，调和鼎鼐，力图保持国家发展平衡的运作。

再如，廉颇对蔺相如的古怪态度，以及秦国对赵国的前后表现，都说明“将相和”的背后，隐含着赵国两种外交策略的较量。
当时，玩合纵连横的苏秦、张仪都已经不在了，但其外交遗产还在，各国内部，仍存在联秦与抗秦的两种外交思路。虽然赵国是军事强国，但也不例外，其内部也有外交分歧。

廉颇很明显是联秦派。注意，他只是亲秦，而不是投降。廉颇在赵国带了半辈子兵，打了无数的仗，曾经对燕国、齐国、魏国出兵，都取得了成功。可是对秦国呢？除了曾经与秦军协同作战，在《史记》的记载中，廉颇只带兵跟秦军打了长平一仗，但还因为消极避战，中途被撤了。

课文中说，惠文王十七年，赵王得到和氏璧，秦国立即提出用十五城来换，赵王召大将军廉颇等商量对策。他们怎么计议的呢？
大家开了半天会，结论是：呜呼！无法可想。
廉颇当然主张给秦国璧，这样纵使秦国赖账，赵国在国际上也有话说。
赵王却舍不得。
最后是赵王背后的太监缪贤推荐了一个人：门客蔺相如。
这个缪贤不简单，他跟燕王过从甚密。燕王为什么要结好赵臣呢？如果读过苏秦的传，就明白了，苏秦当年搞合纵，佩六国相印，孤立秦国，他的大本营就在燕国；燕国也因此捞取不少国际好处，所以，跟燕国结好的各国权贵，历代不绝。这是燕国的一个外交政策。秦国也因此最恨燕国，以致后来有燕国策划“荆轲刺秦王”的事发生。缪贤与燕王结好，当然是抗秦派，蔺相如是其幕僚，而且深得缪贤赏识，所以也是抗秦派无疑。

蔺相如的行为也是如此。他见赵王，慷慨陈词的内容，全是以秦为敌；到秦国，又戏耍了秦王，刻意激怒后者。
史载，完璧归赵后一年，秦攻赵，夺取一城；次年又攻赵，杀两万人。
第4节：“将相和”只是貌合(2)
这实际是“完璧归赵”引发的军事行动，是“完璧归赵”的余波。所以说蔺相如“不辱使命”，实有夸大之嫌。不给秦玉璧，又能令秦理亏而无言，无所行动，这才真正是不辱使命。蔺相如一番大言，貌似义正词严，其实理亏。秦王并没有说不给赵十五城，而且还斋戒沐浴，很正式地要接受玉璧，蔺相如却把玉璧偷偷带回了。据司马迁的记载，蔺相如的依据，竟都是“度”，“度”秦王如何如何，也就是主观猜测。明朝时有王世贞作《蔺相如完璧归赵论》，就很看不惯蔺相如这一套“完璧而失信”的手段——王世贞也是从蔺相如的视角看问题的，其实相如的本意，正是要托“大义”而激怒秦王，同时也由完璧而邀功于赵王。

赵王是重玉璧，还是重土地和人民呢？《史记》是不著闲笔的。司马迁笔下的两次赵国的败绩，已经说明了他的看法。
同时，廉颇作为大将军，秦两次来攻，都得胜而去，不能不说他是有责任的，他明显是不作为，是不想给蔺相如擦屁股。
接下来渑池会，蔺相如对秦王作人身威胁，但正是因为廉颇已经驻扎大兵在边境，而且廉颇和赵王议定：王上此去若有不测，太子立即登基，所以赵王一行才得以无恙而回。

这就是联秦派和投降派的区别。所谓联秦派，就是向秦国示好，不给后者战争借口，把战火引向别国，同时自己迅速发展国力，用从他国攻取的土地，来弥补结好秦国付出的代价。

纵观廉颇在赵国的战争生涯，基本都是这一路线。对秦国，他采取守势和外交安抚，同时积极对燕、齐、魏等国下手，运用自己的地缘优势迅速增强国力，力争赶上秦国。所以，蔺相如数次激怒秦国，引起两国战端，白白消耗赵国的国力，这是廉颇不愿看到的。

所以，廉颇才要羞辱蔺相如，跟他过不去。
面对挑衅，蔺相如说的话大家都了解了：他先拿廉颇和秦王做比较。这个比较，颇不伦不类，廉颇是上阵杀敌的大将，秦王是高居庙堂的君主，他们怎么可比呢？
蔺相如的水平就在这里。他知道自己的话将被转述给廉颇，所以在话里充满暗示：我作为抗秦派，在外不怕秦王，在内不怕廉颇；同时，赵国要想图存图强，必须把各派各方的力量整合在一起，你有你的道理，我有我的主张，但我们的共同目的，是使得赵国强大起来，这正是王上的深意。

以廉颇的水平，他当然明白了蔺的意思和风度，被蔺相如的大局观折服，更重要的是，他感觉到了相如的背后还有赵王在做推手，遂负荆请罪。
其实这里边，最高明的人是赵王。廉颇是联秦派，赵王当然知道，而且意识到如果单单让廉颇用事，国家和秦走得太近，与他国关系持续恶化，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破格提拔抗秦派背景的蔺相如，使其与廉颇形成一个平衡。

赵王为什么一定要实现“平衡”呢？这与战国的形势有关。我们学过一篇课文叫《六国论》，那里边的主要观点“六国之灭，弊在贿秦”，总体是不错的，但又有一点不对。因为秦以外的六国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各怀国是的个体，互相之间因为利益而分分合合，如果秦曾经因内乱而弱，那么统一天下的还不一定是谁，所以当时的各国，包括秦，都在外交上是不断摇摆的。赵国处在各国中间，也必须时时留有余地。这是宏观上的平衡。

还有微观的平衡。那时候没有实现大一统，各国之间，人才是流动的，其中各种倾向的都有，有鲁仲连那样的侠士，也有苏秦张仪这样的投机政客。他们的能量是非常大的，甚至达到一力兴邦，一力亡国的程度；甚至他们之间，还有私下的默契，甚至曾经有A国大臣兴兵攻打B国，B国初战不力，换了一个元帅，进犯者就退兵了，于是后进的元帅加官晋爵这样的事情发生，其实那A国的大臣和B国的新帅，私下是有关照和交易的。

赵王要想让自己治下的能人既形成合力，又互相制约。他清楚地意识到，实现派系间的平衡布局非常重要。
第5节：“将相和”只是貌合(3)
这之后，廉、蔺合力，攻打齐、魏，占城略地。
且看，赵国实现“将相和”以后，秦国就害怕赵国、不敢来犯了吗？不是。秦国还是要来进犯，因为赵国朝廷上平衡了，军事上没有平衡，对秦国的战线还没有得力的将领。于是，赵王又推出了一个重量级人物，这个人就是赵奢。

其实，《廉颇蔺相如列传》是廉颇、蔺相如、赵奢、李牧四个人的合传。司马迁把这四个人作合传，你应该明白他的含义了吧。
赵奢是个传奇人物。这位名将是税务稽查员出身，因为税收得好，后来做了赵国税务总局的局长。后来，国势危机，赵局长弃账从戎，一举成为赵国名将。
将相和八年之后，秦国与韩国进犯赵的军事要地阏与。赵王找来廉颇，问：能不能出兵去救？
廉颇能怎么回答？
路远，地险，敌强，没有胜算。
赵王又找大将乐乘。
回答和廉颇一样。
最后找来赵奢。
赵奢：两军斗险，亮剑，勇者胜。
赵奢就领兵去了。
阏与之战是战国中期的一次著名战役，此战秦军大败。赵奢一战为赵的西部边境打出了10年的和平——可惜赵国没有抓住这10年时间发展国力。而秦国占据巴蜀以后，国力发展得也确乎太快了。

赵奢回国就被封为马服君，与廉颇、蔺相如同列。这样，赵国在军事、外交上，实现了人才的完美布局，成为一个阶段性强国。
四年之后，赵惠文王死了。他很厉害，能调和鼎鼐，令将相和，可他儿子就没这么厉害了。
赵孝成王一登基，秦国立即来攻，做军事试探。当时，国君幼小，太后临朝，赵奢又死了，对秦作战没有大将，蔺相如提出请齐国派救兵。须知，齐与赵仇恨很深，态度怎么松动呢？原来，在此前五年，赵最后一次进犯齐，这次领兵的人便是蔺相如。这一战打得奇怪：两军刚刚对峙，赵就主动与齐言和了——将相和的好处正在这里，需要红脸就推出红脸，需要白脸就推出白脸。

那次言和，正是此次求救兵的基础。不过，齐提出一个要求，要赵派国君的小弟弟长安君去当人质。太后不同意，于是左师触龙去劝她同意，是为《触龙说赵太后》。
齐国救兵一到，秦国本来就没准备决战，于是退兵。
赵孝成王七年，因为执政的平原君处置失当，秦赵矛盾再次激化，双方在长平对阵。那时候，蔺相如已经处于病退的状态。孝成王派廉颇领兵。
为什么用廉颇对付秦国呢？因为赵奢死了。
廉颇打得怎么样呢？初战不力，深沟高垒，避战。应该说，廉颇是忠臣，他不出战，是避免决战，要保存赵的军事实力。那时候，秦赵的力量对比，比完璧归赵、将相和的时候更悬殊。此时的廉颇已经开始转变自己的倾向，他这次避战，是出于军事考虑：赵军本土作战，补给线比秦军短、安全。

须知，赵国是骑兵厉害，对峙并不符合赵军的作战优势，但决战即使胜了，赵也要元气大伤——正所谓“老将不赌”。
于是，秦对赵行反间计。年轻的赵王一方面听信谗言，另一方面廉颇的联秦派背景也让他不得不怀疑，于是作出了撤换老将军的决定。
赵王撤换廉颇之后，用谁替换他呢？用的恰恰是赵奢的儿子赵括。
长平之战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赵国的全部战争精英，45万将士，几代积攒的军事家底，全部毁灭。
秦国因此奠定了取天下的基础，因为诸侯再没有如此强大的军队能与他抗衡了。
秦进围邯郸一年多，廉颇率残兵苦苦支撑，赵国几乎灭亡。平原君带门客毛遂从楚国搬来救兵，信陵君窃符夺魏营，两国来救，加之秦国也已经筋疲力尽，才退兵而回。
秦赵两败俱伤，谁最高兴呢？燕国。
此时，蔺相如已死。他生前一直结好燕国，结果养虎遗患。长平之战后5年，燕对赵发动总攻，赵国相国廉颇反击，消灭了燕国军队，进围燕都。廉颇很想兼并燕国，使赵国的实力达到与秦国抗衡的程度。但秦国趁机又出兵背后，占领了赵国三十七座城池。

结果，赵国灭燕不成，反而丧失大片国土，廉颇的战略已经不合时宜了。
或者可以理解为：因为秦赵力量悬殊，廉颇战略的成功，已经只有理论上的可能性了。而赵孝成王没有老爹的手腕，也没有慧眼，更不懂得调和鼎鼐、相互制衡的必要，只好继续由廉颇推行“拆东墙补西墙”的战略。

几年后，廉颇又攻下魏国的城池。
这时，孝成王去世，新君悼襄王一登基，就立即将廉颇免职了。廉颇被逐，逃到魏国寻求庇护。但魏国也不信任他。这时，赵国作战不力，又想召回廉颇，可惜朝廷上已经没有他的人为他说话了。去探视廉颇的人，回去报告称，廉颇前列腺肥大、大小便失禁，已经不能带兵打仗，失去了利用价值。

几年后，无奈的老将军又跳槽到楚国，作军事顾问。
“将相和”之后四十年，一代名将廉颇客死于楚。这四十年间，赵国有机会，有人才，有实力，但终于没有能够阻挡秦国的勃兴与统一步伐。赵国只有军事改革，而秦国却实现了全面改革，这是两国兴亡的根本差距所在。

廉颇死后又数年，赵亡。
第6节：破解“魏公子密码”(1)
破解“魏公子密码”
——《信陵君窃符救赵》的背后
选自《史记?魏公子列传》的《信陵君窃符救赵》一文，历来以曲折的故事、淋漓的情节而令读者印象深刻。通过探究这个故事的前后背景，我们还可以了解更多围绕三晋发生的有趣的大事件。而且，信陵君魏无忌这人也非常有趣，黑白两道通吃，他的列传，就充满了各种此类细节的记载。

前面作“《左传》篇外篇”时，我们已经知道，晋是春秋时期最强霸、最持久的超级大国。但是，晋的强大，全靠异姓公卿的智勇来支撑，而公室自己却不思进取，甚至还常自相残杀。于是，公卿的实力一代一代，越来越强。这个失衡的趋势，最终导致了公卿起事，干掉晋国公室，瓜分晋土，自己开张立国。周王室虽号称是天下的共主，但已经衰微得没有骨骼，干脆承认了这三个篡逆的新国家，这便是“三家分晋”。

分晋之后，晋国所留下的丰厚军政遗产，首先被魏国发扬。魏文侯任用一大批能人，推行新政，国家强大，但因扩张太猛，招致各国围攻。庞涓败死在马陵后，魏迅速下降为中型国家。不过，魏国军队的战争能力，在各国军队中始终是很强的。

但，也因为三晋的产生已然颇为来路不正，所以，这三国的君主，一方面很警惕自己身边的权臣，一方面又给能臣们提供了很宽纵的政治气候。
所以，三晋在战国时期涌现了大量的实干家和阴谋家，成了七国政治大戏的人才库。仅仅在军政外交方面，廉颇、蔺相如、理论家慎到、荀子、哲学家公孙龙、策士虞卿都是赵国人；权术大家申不害是半个韩国人，法家理论权威韩非是韩国公子、搞商人政治的吕不韦是韩国人；吴起是半个魏国人，政治能人商鞅、搞连横的张仪、提出远交近攻的范雎是魏国人；名将乐毅是半个魏人半个赵人。

用一个比喻的说法：三晋的掌权者是坐在了人才大喷发的火山口上。
这正是信陵君魏无忌，能够罗致数千能人门客的宏观与微观背景。
信陵君出身魏国公室，是魏王的弟弟，年轻轻就开始参政。但他却不安于仅仅在魏国贯彻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还借助手中掌握的国家资源，建立了历史上的第一个大规模的情报网络。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所谓“战国四公子”。当时，各国为了增强人才储备，执政者都好养士，门客最多的有五个人：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齐国孟尝君、楚国春申君、秦国文信侯。因为文信侯吕不韦是商贾出身，当时贵族和后来史家不把他看在眼里，所以提到养士，一般都只提到出身世家的前四位公子。

其中，平原君赵胜和春申君黄歇所养的士最有充门面色彩，而且这二位公子也没有识人之慧。孟尝君田文养士目的最明确，就是做大自己的势力。他养了门客三千，其中颇有鸡鸣狗盗之徒，用来实现他政治上的秘密操作。在自己的封地薛地，他赶走原来的良民，却收纳了各国亡命之徒、刁民和通缉犯六万多家，作为自己的私家武装。他自己后来也弹压不住这些人，只好实施老剑客冯谖的权术方法，以利取人、以德服人，为自己经营出一个狡兔三窟的退路。

第7节：破解“魏公子密码”(2)
而信陵君，却最能控御自己的门客，把他们的价值发挥到极限。
战国中后期，各国的士人阶层同气连枝，暗生默契，把权贵们把玩于股掌之上。信陵君就利用这一点，把他情报网络的触角延伸到了各国执政圈的最上层。
有一次，公子和魏王下棋，突然传来紧急军报，称赵国率兵犯境。魏王赶紧扔下棋子，准备召开御前会议。这时，公子按捺不住，犯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个错误。
公子对魏王说：陛下安心下棋吧，那不过是赵王在打猎。
魏王坐下，又下起棋来，下着下着，问：怎么知道的？
公子随口回答说：我有个食客，就安在赵王身边，所以赵王有什么事，我第一时间就知道了。
任何一个君主，都不可能容忍自己身边，有这样的一个大臣存在。
赵王身边就有你的人，你取赵王的性命还难吗？
那么，我魏王的身边呢？
这一件事，就足以使魏王对公子的疑惧终身不能释怀。
再下面就是我们课文的内容了。知道了前文所述“窃符救赵”的大背景和信陵君养士的特点，我们就可以明白魏王为什么拒绝让公子带兵了。
首先，公子去结好侯嬴，也是绝非“礼贤下士”四字所能概括的。
侯嬴不是隐士，甚至根本不是真正的“士”，他跟田光、荆轲、高渐离、季布、郭解、朱家、虬髯客一样，都是“侠”，也就是当时的秘密社会（相当于现在的黑社会，或者武侠小说中的江湖）的老大。他称朱亥为“客”，而不称“友”，其黑帮身份和江湖地位不言自明了。他的公开身份，是魏国国都东门的守门人，所谓大隐隐于“门”，不过是玩笑。他当守门人的目的，是便于控制自己的组织——侯嬴的组织有多么厉害，你往下看就知道了。

公子魏无忌有那时最强的情报网络，当然明白侯嬴的真实身份和影响力，所以非常想把他招致自己帐下。但是，无论公子的态度如何谦卑、礼遇，侯赢都拒绝表示：因为如果自己是公子的门客，那样的话，等于承认了自己的组织是以公子为宗主的。不过，他还是故意当着公子的面，跟屠夫朱亥聊天，并且后来又把朱亥的情况介绍给了公子。

于是，公子去拜见朱亥。可他很奇怪：朱亥为什么不还礼呢？
因为朱亥的老大只有一个人，就是侯嬴。
翻开《史记?刺客列传》，对照读一下燕国太子丹去结好田光的部分，那个程序和魏公子结好侯嬴的程序何其相似，而且魏公子找侯嬴，跟太子丹找田光，目的都是一个：收买亡命。

虽然司马迁没有将笔触直接伸向这个秘密的社会，就算有，也只是像《游侠列传》中的那样吉光片羽，但是从上文举例的字里行间，还是能够看到这样一个秘密社会的若隐若现的身形。为什么那段时期涌现出了众多藏匿于民间的亡命死士？为什么那个时期民间多有喜好斗剑搏击的壮士？为什么到了秦汉交替时期尚有落魄如韩信者，却依然身怀利刃，而又遭致市井中人的挑衅和侮辱？这都说明这个秘密社会的存在，而且这个秘密社会还有自己的运行规则。这个所谓的秘密社会，究其实质，是一种存在于民间的秘密缔结社团组织的生存方式。

这个秘密社会的名字，叫做“江湖”。
战国的公子们就是要利用秘密社会里选练的杀手。
荆轲、高渐离和朱亥等，恰恰就都是这样的杀手。
到邯郸之围的时候，公子从魏王手里要不到兵，只好准备自己去跟秦军拼命，因为他明白，这是当时决定七国命运的大事件。三晋唇齿相依，况且秦国要征服天下，必先征服三晋；而要征服三晋，必先征服赵国，因为赵在三晋中军事潜力最强；如果赵先亡，秦国顺手就可以摆平韩和魏了。

公子临行，准备与侯嬴永诀。这时候，侯嬴终于挑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然后帮公子分析了形势。
你看这个隐士，魏王的兵符放在哪里，他掌握；公子曾经秘密帮魏王宠姬杀人报仇，他也掌握。信陵君的情报网络那么强大，但侯嬴的情报却比他的准确。侯嬴比魏公子聪明，他知道情报的叠加价值，知道如何拨除冗余信息。

第8节：破解“魏公子密码”(3)
最重要的，是他把自己的首席杀手朱亥亲手交给了魏公子。
之后，侯嬴就自尽了。后来，田光把荆轲介绍给太子丹，之后也自尽了。因为他们都已经暴露了身份，不能再做秘密社会组织的首领，他们的结局也就只有这一途。
魏公子与秘密社会的交结，并没有就此结束。
公子夺军杀将、解邯郸之围后，还军于魏，自己却只好留在赵国。
赵王说，公子是赵国的大恩人，要拜他为相国，还要封五座大城给他。公子想接受，但是门客提醒他说：你是魏国人，又有功劳，又有“神通”，赵王会真正放心你吗？于是，公子拒绝了封赏，赵王也就安心让他留在了国内。

接下来，公子去拜访了两个人：毛公和薛公。毛公混迹在赌场，薛公藏身在歌厅，这两个人很为当时的士人所不齿。公子却按照当初结好侯嬴的路子，去结好他们。
平原君听说了这事，很不屑公子的做法——赵胜是公子哥儿，当然无法洞见秘密社会的厉害。
平原君的门客，因为这件事，有一半的人改投到了信陵君门下：这就是黑社会名人毛公和薛公的无形影响力。
魏公子居赵十年，不断发展自己的情报网。
第十年，秦攻魏，魏王请公子回国领兵抗秦。公子邀集各国军队，号令威仪，身佩五国帅印，击破秦军，收复失地，一直追到函谷关。秦人在关中龟缩不出，叹服魏公子的厉害，痛定思痛之余，也发展起自己的情报网，其创始人正是文信侯吕不韦。

吕不韦第一个要除掉的就是魏公子，很快，魏王中了反间计，不再信任公子。魏公子心灰意懒，遂狂欢而死——不愧一代风流人物，死都死得这么有个性。
公子死后十八年，魏国灭亡。
第9节：兴也无种，败也无种
兴也无种，败也无种
——《陈涉世家》没有写到的事
高中课文《陈涉世家》大家都非常熟悉，其中的两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更是广为后人引用。课文从《史记》中选用的部分，从陈胜微末时显露野心开始，到原楚国各地叛乱响应陈胜造反，戛然而止。

这就像我们对小时候看的很多电影的记忆：斗争的形势风起云涌了，胜利的旗帜扯满山下了，主角人物在这样的背景中走到悬崖顶上，大手向远方一挥，镜头紧跟一个上半身特写——影片到这里，也总是戛然而止。

后来呢？
翻开《史记》原文，我们可以看到，陈胜称王以后，也是有很多故事起伏的。陈胜、吴广的事业，最终以败亡而告终，而他们的败亡经历，却也正是和后世很多造反者走了同样的路子。可见，英雄不读书，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敢想敢干，坏的一面则是不知借鉴历史教训，等到后期逐渐听说兴亡典故时，往往已经积重难返，难以挽回败势了。

要了解陈胜失败的历史真相，除了去翻看一下《史记》原文，还应该了解一下时代的背景。
在战国时代，华夏文化圈基本上还是一个贵族的社会。但秦灭六国，扫荡孑遗，大国分解为郡，小国多置为县。大小贵族的封建领地被统统摧毁，旧王侯都沦落为平民。比如，张良就是原韩国的贵族，国灭后无家可归，又没有产业，只好加入了恐怖组织，去刺杀秦始皇。

所以，到秦二世时，天下已经没有什么“王侯”了。秦的爵秩里还有关内侯和彻侯，但那都是靠军功和事功取得的俸禄称号，没有地方行政权，而且一般不许世袭，即使有个别世袭者也要累世递降。

那时候，想做官要以吏为师，学习公务和律法，考试合格后，从最低级的小公务员做起，成绩优异者逐级擢升。所以，即使平民，也有位列公卿的可能，秦朝上下，只有皇帝一家“世袭罔替”。

可以说，秦朝的出现，等于已经去掉了旧时代王侯将相的“种”。
所以，陈胜所宣言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并不是“王侯将相不该由血统垄断”的意思，而是“王侯将相，我们想去做就能做，想怎么做上就怎么做上”的意思。而且，从陈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话语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陈胜自诩为“鸿鹄”，天生就比“燕雀”有志向和理想，已经自我认定为可做王侯将相的“种”了。

但，正因为秦消灭了贵族世袭制，又没有与民为善，反而鞭笞虐使，无所不至，所以六国人均不以秦帝为宗主，也丝毫没有忠顺的概念。况且天下受压迫过甚，大家生不如死，到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不能用“死”来威压他们的时候，陈胜的一声呐喊，就导致了黎民的倒戈，而因为没有像周那样的各路贵族的缓冲，貌似强大的秦朝顷刻间便失控倒塌，可谓自毁长城。

无论陈胜、吴广、项羽还是刘邦，他们都是楚国人。楚国在为秦所灭的六国之中，受秦的屠戮最惨酷，与秦国的仇恨最深。所以，陈胜振臂一呼，各地楚人云涌响应。可惜的是，陈胜却作出了三个错误的抉择。

第一个是急于称王。
陈胜从“兴”到亡，一共仅6个月，可是已经称王了，还给自己修建了宫殿，设置了百官，却不愿借助楚国旧王室在楚人心中的惯性权威。过早暴露野心、私心，只能带来英雄豪杰们的离心，到最后，陈胜身边只剩下一些趋炎附势的小人和投机分子。最后他死在自己的车夫手里，这也不是偶然的。

所以，后来朱元璋采取“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战略，最后成功了；洪秀全却走上陈胜的老路，结果后人都看到了。
第二个是偏信、专断。
陈胜称王、选官、拜将，全用“心腹”，当然都是一些小人、野心家。陈胜本人没有什么才能，但在他下面带兵的却有不少枭雄、大盗。怎么驾御他们呢？陈胜搞了一批“特派员”，监督众将。他任命了一个叫朱房的为“中正”，一个叫胡武为“司过”，负责统领这批专员，挑毛病、打小报告。各路将领作战，如果失礼或违抗“王命”，立即就地收押、处决。陈胜至死都把朱房、胡武之流认作忠臣，可是这些忠臣擅作威服，携私枉法——其实也没有“法”。总之，影响极坏，大失众心。

此间，吴广被同样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野心的部将谋杀夺旗，陈胜却封赏了那个部将，可见，他已经昏聩，不明是非远近了。
第三个是轻重不分、滥封诸侯。
《陈涉世家》没有选入课本的后半部分，充满了背叛、野心和愚昧。
陈胜刚起兵时，秦的主力部队一在朔方，一在岭南，全力进行扩张战争，根本来不及回援。秦国后来赦免了大批刑徒、奴隶，交给少府章邯（他此前没有打过仗，是专门给皇帝管钱管衣食的），去平灭各地造反。在章邯的军队练成战斗力之前，陈胜拥众入关，并不是没有灭秦的可能的。

最终，陈胜却只派了一支偏师灭秦。这支部队的统帅周文是干什么的呢？是风水先生。他跑去见陈王，说自己是军事专家，理论“咣咣地”。陈王就任命他为统帅去打秦的都城所在——关中。这位风水先生一路烧光农舍，裹胁百姓，把他们驱赶在军前做炮灰，一路浩浩荡荡冲向关中，正遇上章邯的“队伍”，后者也没有战斗力，双方其实都很心虚，但章邯明显更善于临阵指挥，结果是乱斗一场。形势一乱，周文裹挟的老百姓立刻就跑散了。章邯率领精锐的中军，追着周文的旗号打，结果周文败亡。这是陈王由盛转衰的拐点。

同时，陈胜还派人去平定北方，结果派去的人相继自立为赵王、燕王。还是那句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你做得，我怎么做不得？这些都分散了陈胜的力量，让他陷入一个必败之局。

陈胜的失败足可告诫后人：以毁灭秩序而“兴”的，早晚也要亡在同一个所在。
陈胜死后，项羽成了又一个陈胜。他的失败同样证明：逆天而行，与天斗，过程惊险刺激，其乐无穷，但必然挫折，甚至败灭。
所以，刘邦和他的后人大声疾呼：天下的燕雀和鸿鹄们听着，我们才是龙凤，王侯将相是有“种”的！
比如刘邦的白马誓内容就是：将来有谁不是姓刘而称王的，天下共诛之！
这正是秦亡后乱世的终结，是专制的汉王朝统治的开始。
第10节：鸿门宴上，项羽不能杀刘邦(1)
鸿门宴上，项羽不能杀刘邦
——《鸿门宴》的前缘后事
《鸿门宴》是《史记?项羽本纪》中的名篇，也是多年来中学语文教材必选的名篇。然而，因为大多数学生并不会去看原文和相关的刘邦、张良、樊哙等人的纪传，所以大家望文生义，往往把项羽当做庸人，把刘邦当做奸人，把范增、张良当聪明人，把项伯当小人，把樊哙当莽撞人。

其实，如果细读《史记》的相关篇章以及后来学者的分辨，大家的上述印象恐怕就将动摇。
下面，扑就帮大家翻检一下。
首先，简述一下鸿门宴之前的大事件。
始皇帝死后，秦虐，民反，英雄逐鹿。项梁、项羽叔侄起兵，推楚王孙熊心为怀王，恢复楚地，沛公刘邦率众来投。此时，秦国主力军，一在南越拓土，一在长城守边。所以，六国诸侯军得以复兴而坐大。但，秦少府章邯率军分别平定，先破斩陈胜、吴广、项梁，又邀击诸侯于赵国，战局迅速变得对秦有利。

此时，怀王召集宋义、项羽、刘邦开会，议定兵分两路，一路北上，消灭秦军主力，并慑服诸侯，再一同取道函谷关入关中；一路西进，经武关进入关中，取咸阳灭秦。怀王与宋义、刘邦约定，谁先入关中，就可以在关中称王。

其中，西路主将是刘邦，北路主将是宋义，项羽是宋义的副将，范增是宋义的军师。
花开两朵，先表一支。北路军走到半路，宋义勒兵不进，隐隐有坐观天下成败，拥大军以自立的意思。于是，项羽、范增合谋，干掉宋义抢占了军权，然后破釜沉舟，渡河与秦军在巨鹿一战而破之，秦军败降，诸侯畏服。于是，项羽率众进军关中，在路上，发现秦军投降的士卒不服、生了贰心，遂坑杀秦军将士二十万，只留章邯等三降将以备后用。

但兵临函谷关时，联军发现刘邦已经先入关中，并派兵守备了函谷关，于是破关而入。项羽部众共40万，驻扎在新丰鸿门。其中，项羽本部有十几万，剩下都是诸侯的部队——其中有些心存观望，并没有真正归附，还有的甚至处于被解除了武装的状态。刘邦的军队10万，驻扎在霸上——注意，这一点非常重要，刘邦没有据守咸阳，这是鸿门宴那晚项羽不能贸然杀他的最大原因。

再说刘邦这一路。后人往往认为刘邦之所以先一步灭秦，是因为他批亢捣虚，抄敌后路，总之，是运气好。但读者往往忽略了，刘邦的部队并非楚军主力，很多是跟他一起从沛县造反、想混吃混喝的“老兄弟”。他边打仗，边收聚陈胜、项梁败灭后的散兵游勇，又有宛等几个大城的守军投降被他收编。即使如此，他到咸阳时也才只有10万余人。我们以此可以推算出，他出兵时带了多少人，他的仗有多难打。

刘邦出发之后，一路智取力夺，兴仁者之兵，行诡谋之用，才打进关中。而且他入咸阳之时，对父老约法三章，对故吏安置妥善，不抢秦宫的女人，不杀降顺的将士，不贪府库的财宝，把一切都安置停当，才老老实实地退军霸上，等诸侯军队的到来。所以，说他“劳苦功高”是一点也不为过。他手下的左司马曹无伤是个愚蠢的小人，认为挑动项刘争战，自己能得到项羽的信任与赏赐，于是，到项羽那里告密，说刘邦图谋不轨。

于是，有鸿门宴的故事，事情经过课文已有了，不再赘述。
鸿门宴上，项羽为什么不杀刘邦？是因为他的“妇人之仁”吗？
不是。
项羽此前杀宋义，有范增与全军将士的支持；坑秦卒，有诸侯军队襄助。现在要杀刘邦，但是诸侯会帮助他吗？不会。因为那时候项、刘都是怀王手下的将军，都是楚军，而且矛盾没有公开化——受阻函谷关，曹无伤告密，令项羽感觉刘邦有敌意，再加上范增一顿故弄玄虚的教唆，才使他一怒要攻打刘邦。项羽当时的年龄很小，只有20多岁，是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岁数，战场上很厉害，政治上却还很稚嫩。

而当刘邦亲自到鸿门谢罪，并把功劳与称王的资格拱手相让时——其实很可笑，刘邦有什么罪好谢呢——刘大哥已经把自己包装成道德的完人，亲切的战友，一切滴水不漏，若此时项羽再杀掉刘邦，势必失去众多诸侯的信任，势必影响自己的威望，也没法向怀王交代。同时，刘邦的军队虽然不多，但若诸侯军队继续作壁上观，项刘火并窝里斗，双方都是十几万人，纵使项羽能胜，也将导致自己元气大伤；即使杀掉刘邦，其部队也不可能轻易就会被自己兼并（刘邦军中有不少秦人，而项羽刚刚因为难以协调自己部队与秦投降队伍之间的关系而坑杀了二十万秦人）。

第11节：鸿门宴上，项羽不能杀刘邦(2)
当时，对于项羽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杀掉刘邦，而是赶紧利用自己的威势，抓稳时机，分封诸侯，剪除对手，获取众心，建立霸业。所以，项伯回营对项羽做工作汇报的时候，真正打动项羽的并不是刘邦于秦宫室、宝库、美女无所取，而是那句“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所引发的他对大局的全盘考虑。“项王许诺”，其实，鸿门宴的前夜，项羽就基本放弃了第二天要修理刘邦的意图。

所以，项羽考虑再三，还是没有杀掉刘邦。
项羽鸿门宴不杀刘邦，是他入关后所做的惟一正确的选择。正是这次项刘言和，才构成了项羽得以马上着手分封诸侯的基础，才是他得以称“西楚霸王”的基础。
但是接下来，项羽却做了若干非常错误的抉择，其中一项，就是没有除掉刘邦。其错误如下——
烧杀秦地。秦楚世仇，楚亡后有民谚：“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加上各国遗民都恨秦人，所以烧杀当然是为报仇雪耻。此外，项羽立意不把关中作为根据地，所以要进行战略破坏。但是，虽然项不能像刘那样选择安抚的上策，而选择了战略破坏，这也不是没有办法补救：将关东六国的乱民、滑民、罪人殖民到秦地，与秦人共处，使得民怨自相抵消，起码无法形成合力。

独占秦宝。项羽夺取了秦宫历年的珍宝与美女，挟之东归彭城。后来，这成为很多诸侯跟随刘邦偷袭彭城的一个诱因：刘邦答应他们，破城之后，公分其宝。
乱封诸侯。项羽主持分封，如同儿戏，各国旧王族被挤走，甚至没有了领地，而分封在最好地方的，则是项羽的战友和亲信。这成为其后几年大起战端的直接原因。
放走刘邦。项羽称霸以后，能与他争天下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刘邦，一个是田荣。刘邦的危险性自不待言。称霸之后，项羽为刀俎，刘邦为鱼肉，除掉他的时机已经成熟。如果项羽先夺其兵权，并留刘邦于身边，挟其东归，然后或翻出旧案，或秘密处决，都易如反掌——就像刘邦后来杀韩信、彭越那样。而改封刘邦在汉中，靠近秦地，灭之而不易，防之则难测，这是对项最不利的选择，等于驱虎入山。同时，齐国在六国中与秦关系最好，灭国最晚，而且不战而降，破坏最轻。田荣、田横兄弟又是非常厉害的人物，他们占据齐国旧地，自然是项羽劲敌。后来，刘邦从关中杀进中原，正是在项羽同田氏激战于齐地时，趁虚而入的。

项羽枉称霸主，起码在杀人这一项上，比刘邦差远了。刘项逐鹿，刘邦杀的英雄比项羽多得多，但他取了天下；天下也不以他为暴君。杀人容易，关键是什么时机杀，在哪里杀，让谁去杀，怎么杀，杀完以后跟大家如何解释。历史上，那些成为“明君”的强人或者流氓，都是善于掌握杀人火候的大师。

项羽杀了一辈子人，只鸿门宴一次正确地选择了忍住不杀，还被后人讥笑为“妇人之仁”，人做到这份儿上，真是太失败了——当然，也有范增这样“智者”的误导因素在其中。

下面说说《鸿门宴》中几个相关的人。
曹无伤。反正项羽要放了刘邦，曹无伤早晚暴露，所以，项羽乐得顺水人情，把矛盾推在小曹身上，而且，项羽讨厌这种背主之人。
范增。这人争议最大，很多人误以为他是项羽阵中惟一的智者。对此，苏轼曾写《范增论》，从一个片面指出范增无他过人处，只是会教唆杀人而已。项羽杀宋义、坑秦卒、鸿门宴、烧咸阳，到后来屠戮天下，范增都是谋主，等最终项范反目时，已经杀人太多，无法挽回了。项羽军中，有韩信，有陈平，都被阻塞了言路，范增若真有智慧、器量，为什么不像萧何那样简拔激发他们？

张良。此人隐忍，善于黄老之术，借刀杀人，无心折柳，大隐隐于朝。相比之下，刘伯温鬼鬼祟祟藏到乡下，还想遥控朝局，结果死于非命，境界比他差得远了。
项伯。这人也是智者，预见项羽早晚灭亡，但身为亲族不能背反，所以，身在楚营却结好刘邦，两边做人。刘邦家属后来被项羽扣为人质，也亏他多有维护。汉兴之后，项氏被杀殆尽（虽然官方说法是“皆不诛”），只有他这一支安然无恙，而且被赐姓“刘”。神吧？试想，就算项羽得天下，会把项伯如何？

樊哙。刘邦刚入咸阳，见秦宫美色而不能动时，就有人臭损他一顿，把他拖走了，直拽到霸上——此人正是樊哙。加上闯营救主，大智大勇，樊哙哪里是一勇之夫？
陈平。这人较复杂。鸿门惊魂记，让刘邦感受到了情报工作的重要。后来楚汉相争，陈平来投，刘邦给他金钱无数，让他建立了当时最发达的情报网络。陈平就是刘邦背后的情报头子。此后，刘邦灭楚，解白登之围，擒杀韩信、彭越，都离不开陈平的秘密情报与影子部队。

刘邦死时，其政治遗产表面上移交给了吕后，但有一个系统，并没有移交，那就是陈平的情报系统。
陈平当年用刘邦的“无限支取”资金建立的情报系统，威力非常巨大，组织非常深厚，大概相当于托洛茨基创建的红军情报局或美国在二战时建立的战略服务局。无论是朝内还是朝外，甚至在匈奴内部，陈平都能想到令形势峰回路转的办法，成功地化解了“白马之围”。汉兴之后，这个情报系统并没有裁撤，而是随着军功派一起保留了下来。到高祖死后，很多人员和组织转入半地下的状态。后来，诸吕开会，陈平不动声色，但会议的内容却一清二楚，这不能不说明问题——

细看《史记》从《高祖本纪》到《吕太后本纪》这一段，我们可以发现陈平这个人非常奇怪：他似乎无所不知。所有人的动向，都在他的眼线之中，连惠帝死时，吕太后没有真哭，只是干嚎，这样的小细节都被陈平掌握了，足见陈平道行之深。原来，张良的儿子张辟强作为宫中的郎官，服侍太后、皇帝。

其实，他就是陈平的间谍。
第12节：《细柳营》这件小事并不小（上）(1)
《细柳营》这件小事并不小（上）
——文帝为何成全周亚夫
“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唐代王维的《观猎》，描绘了当时某将军出猎的盛景，其中“细柳营”一典用来代指兵府，而在一般的引用中，“细柳营”也均用以形容森然严整的军营。初中课本选了《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中相关的一段为课文《细柳营》：“上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居无何，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乃使使节诏将军：‘吾欲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吏谓从属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改容式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既出军门，群臣皆惊。文帝曰：‘嗟乎！此真将军矣。’”

后来历代均撷取这个典故，以形容某名将治军严格，不动如山，一声令下，敢把皇帝拉下马，我的营盘我做主。
其实，就此典故的背景而言，事情绝对不是这样简单。这一段中涉及的两个人：天子汉文帝并非随性懦弱、没见过世面的小青年；将军周亚夫也并非只知军旅之事的武夫。二人的这一“交锋”，背后大有渊源。相关的，还有两人也非常重要：一个是汉景帝，文帝之子，他后来要了周亚夫性命；一个是文帝朝前丞相、绛侯周勃，他是周亚夫之父。

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专权，外戚跋扈，刘姓皇族凋零几尽。多年后，吕氏急病而亡，朝中一直蛰伏的军功派老臣举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为文武首领，发动政变，将诸吕灭门，并迎代王刘恒入京。其中，陈平运筹帷幄；周勃则夺取王师，指挥内外，冲在最前线，又主持秘密会议，拍板让刘恒出来主持工作（主要因为其外戚薄氏较老实），可以说对文帝登基、刘姓复兴功劳最大。所以，文帝践祚之后，封周勃为右丞相，成了皇帝之外的军政一把手。当时，刘恒22岁。

新君登基后，封赏了所有先朝老功臣，同时，也提出任命从代国跟自己一起进京的人为九卿。
第13节：《细柳营》这件小事并不小（上）(2)
在汉代，宫中、府中分开，各司其职，宫中对皇帝本人负责，管理与皇帝有关的一切军政礼财的事物，九卿就是其中最高的九位长官。文帝让嫡系占据九卿之位，就等于接管了国库、宗庙，最重要的是得到王师的控制权，控制了御林军、京师武库和皇家卫队。

府中对丞相负责，处理国政，仍由周勃和陈平牵头。
周陈他们没有选错，刘恒是当时刘氏最了得的子弟。这个人持重隐忍、后发制人。他在偏远的代国做了17年的代王，吕后临朝的多年之中，刘姓宗室被诸吕杀得风雨飘摇，幸存的齐王也是险象环生，偏偏刘恒就能悄无声息地挺过来。

刘恒安置好宫中事务的同时，谦虚谨慎，礼让老臣，敦敦睦睦，一句多余的话不说，一点过分的事情不做。
表面上，新朝廷万象更新，百废具兴，君臣其乐融融，周勃等老人无数次在背后感叹：终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啊！于是，老臣们准备甩开膀子干点大事，把皇帝扶上马背，还要好好送一程。

可是有一天，皇帝临朝时，很自然地、很和蔼地问周勃：老丞相，全国一年中判决的案件有多少？
周勃被这句话问得汗透其背：不知道……
那么，老丞相，全国一年中钱粮的开支收入是多少？
副相陈平代周勃回答说：陛下，那自然有主管的人。
那么，丞相的职责是什么呢？
陈平说，调和阴阳，使各司其职。
皇帝说：好。明白了。
这段话表面上是皇帝的普通咨询，其实不然。
这些问题，刘恒在代国时天天都在学习，明白得很。当日这样问来，充满弦外之音。不久，就有人提醒周勃：丞相，你功高震主，又位高权重，人家怎么能对你放心呢？
那我该怎么办……
于是，周勃向文帝请辞，立即得到批准。这事就发生在文帝进京后的一个月。
过了一年多，陈平忽然死了，周勃很意外地又被起用为相。
周勃再居相位一年，有一天日食，皇帝说，这是为什么？难道是因为一年多前，我封了很多王侯，这些人贪恋京师繁华，都不肯到封地去，以至惹动天怒……老丞相，你能给他们做一个表率吗？

于是，周勃赶紧辞职，回到绛侯的封地，永远离开了权力中枢。
但是，这位老侯爷三起三落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才过一年，有人揭发周勃在养老的地方“谋反”。于是，他被抓到长安，关进诏狱，遭到拷问。他千金收买了狱吏，万金贿赂了国舅（姓薄），才因为太后求情而告免。

在诏狱留下案底后，周勃回封地深自谦抑，7年后善终。周勃长子继承爵位，且贵为驸马，但他很快因为亲朋有人犯杀人罪被株连，官职、封地被没收。侯位空缺了一年多，才又从周勃其他子弟中选出周亚夫，继承了侯位，但封地改在当时的条县，是为条侯。

文帝为什么要这样对周家？
汉兴以后，武帝之前，高吕文景四代，都擅长黄老之术。说穿了，就是对上层使用权术，对下层无为而治。
所谓黄老，其实并非仅仅熟读《老子》五千言，最重要的是学一本关于《老子》的“参考书”，这本书的名字叫《韩非子》，里边讲的全是有关法、术、势的帝王学，韩非认为君主“无为”之道出于老子，故而他的《解老》《喻老》对《老子》重新解读（不同于现在电视学者的是，韩非的解读相当严肃）。韩非指出君主之无为都是表面的，是有所不为，暗地里则要无所不为。后来，司马迁著《史记》，把老子和韩非合到一篇列传之中，就是这个道理。

文帝22岁即位，45岁晏驾，在位的23年中，他着力于三事：发展国力、抑制功臣、培植刘室，巩固了刘家江山，也种下七国之乱的根苗。而他耗费心血最多的，则是培育抑制老臣、鼓励新近的政治大气候。贾谊就是一个试验品，将来还要说到他。

为了皇权独尊，老臣及其家族虽然必须受到打击，同时，文帝还需要借助他们的能力和影响，来抵御匈奴、牵制外戚。
第14节：《细柳营》这件小事并不小（上）(3)
最重要的是，文帝需要给他的继承人留一个真正能打仗、有威望的人，一个救火队员。
于是，在文帝44岁时，匈奴犯边，威胁长安。皇帝安排了三位青年将军分别驻扎在京师周围（一共安排了六处营寨，还有三位将军的驻地在北边边境）。
安排已定，皇上说还不放心，于是又安排了视察的节目。
这是一场考试，也是一种较量。
从课文中我们看到，皇帝的车驾随从，在现场所作所为非常放诞。这当然是有意为之的，因为文帝行事向来严谨而低调，不会允许自己的车驾这样胡闹。
前两位将军对皇帝车驾的“逢迎”，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简单的趋炎附势，见尊而谄媚，这不太可能，因为他们都是优中选优的干才；另一种，则是有意成全，刻意用自己的无能反衬出周亚夫的严整——皇帝要看，就给他看看虚实利害，不能忘了，咱们都是当年周老侯爷使出来的。

所以，这场戏自始至终，文帝看明白了：周氏家族仍是军事系统的老大，这位周将军确实也有些本事，而且性格当仁不让、霸气十足。
皇帝乐得顺水走船，成全周亚夫，当场给足面子，还了当年对周老侯爷的刻薄处置而在周家身上欠的人情债。
刘恒在位二十多年，什么大风浪没见过？他曾经一纸书信，就让南越王赵佗率其数十万兵马甘心俯首称臣。青头周亚夫，在细柳弹丸小营里摆摆排场，就能把他震住，你信吗？

细柳营中一场略显做作的表演，其幕后厉害渊源如是。过了一个月，朝廷就把周亚夫提升为中尉，掌管京师治安。
又一年之后，文帝驾崩，临终告诉太子刘启：周亚夫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景帝刘启即位，马上加封周亚夫为车骑将军，在军事系统的排名进入前五。
算算，不到两年，周亚夫就从河内守升为车骑将军。这是什么速度？
这是权术的速度！
其转折就是“细柳故事”。
汉文帝擅长的，绝非普通的权术，而是黄老之学的绝顶神功，是绵里藏针、翻云覆雨、降龙伏虎的帝王心术。其子景帝，心术一如其父，而刻薄多疑胜之。
再看看周亚夫。此人杀伐决断，冷酷无情，与他之前的白起和他之后的杨素、年羹尧相类，都是倾向于把手中掌握的军政资源价值利用到极限的强人。
让这样两个人同台，必然发生故事。
第15节：《细柳营》这件小事并不小（下）(1)
《细柳营》这件小事并不小（下）
——景帝为何杀掉周亚夫
这一篇还是有关初中课文《细柳营》的。上一篇说到汉文帝通过筑营演习的方式选帅，军界借此推出了周亚夫为代表。文帝看到周亚夫的能力和周家在军队中的影响后，就选中他作为自己身后给新君留下的撒手锏。于是，周亚夫在景帝朝被任命为中尉，拜车骑将军，即京城警备司令，并节制御林军的一部。

景帝即位不久，因为文帝朝把太多的军政资源罗致给本家兄弟子侄，而这些诸侯王身怀利器，杀心自起，又与政风刚猛、主张削藩的“景帝-晁错”改革组合激情碰撞，结果，刘氏后院起火，七国之乱爆发。这场内乱爆发的最直接因素，是“削藩”没有争取到功臣子弟派和外戚派的加盟与支撑。晁错的背后是当时立足未稳的官吏派（这是一个新兴的政治派系，其先驱是贾谊）。这一派真正举足轻重，要等到武帝朝张汤、桑弘羊的时候。

景帝初登大位，年轻气盛，不信“治大国如烹小鲜”的道理，刚猛下药，结果七国变乱遽发时，又应对仓促。周亚夫临阵被任命为太尉，统领一支从各处匆忙拼凑起来的中央军——这支汉兴以来规模最大的杂牌军，共有三十六个将军，周亚夫得把他们一一摆平。

周亚夫之父周勃当年也曾是太尉，指挥一支百战之师，平定了高祖朝多次大规模异姓诸侯的叛乱，战友、旧部遍及全军。但，景帝和反王们给周亚夫留下的时间实在太短了！

有多短呢？18天。
这个时间，《史记》似无记载，但是从《汉书》里的表和列传中，可以推算出来。
景帝三年正月丙午日，由胶西国带头，七国集体处决了朝廷派驻的官吏，朝廷失去对七国所有领土的控制。当月甲子日，吴国20万大军发兵出境，渡淮进入中原，朝廷超过一半的国土失去控制。周亚夫必须率军截住吴、楚组成的主力叛军，避免他们进入关中，威胁首都。

吴、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七国之乱的共主，是当时已经62岁的吴王刘濞。此人四十多年来收买亡命，厚积薄发，处心积虑，无恶不作。最初促使他决心造反的，是当时还是皇太子的刘启。在下棋时，因为争棋斗气，刘启失手打死了吴王的太子，后者是被派到长安面圣的。从那以后，老刘即与朝廷不共戴天。

联合诸王造反后，吴王刘濞的第一个战略攻击目标，是景帝的王弟所在的梁国。
这里需要讲解一下吴王为什么不直捣长安，而是攻打梁国。
有人说，因为梁国的位置险要，该国卡在大部分反王的领地和朝廷控制地区之间，所以干掉梁王，反王们的军队才会长驱直入，没有后顾之忧。但是，梁国再重要，有长安重要吗？当时长安一片混乱，景帝甚至杀了晁错以求缓兵之计，而周亚夫刚刚被任命为太尉（三军总司令），临阵挂帅，他就算是超人，也不可能将短时间内会聚起来的部队打造出卓越的野战能力。所以，直取长安是上策，若不行，则应该攻占雒阳的天下总武器库和敖仓的天下总粮草库，利用这些资源，在反叛地区内完成战略展开，做持久战的准备。

然而，吴王没有选择上策和中策，而是攻打梁国，取用了下策。大概，吴王被憋得太久了，常言道“长考出臭棋”，所以，他第一步就选错了方向。
古来造反，有两种套路：一种，我们将其总结为“杀人”战术；另一种，则可以称为“放火”战术。
所谓“杀人”战术，就是冲入对手的房子，认准户主，一击毙命，至于是从前门、后门、窗户，还是从烟囱进去的，杀人的武器是刀、枪、雨伞还是折凳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结果；而“放火”战术，则是四处点燃对手的房子，趁乱进去一路打砸抢，对方灭了火，我就再点起来，最后不是我被烧死，就是对手被烧死、被累死。

历史上，使用“杀人”战术的，不乏造反成功的例子：周武王灭商、安史之乱（得手了一半）、女真推翻辽朝或明朝靖难之役等。
而“放火”战术虽然痛快，却成功者鲜见：陈胜吴广起义、张角的黄巾起义、黄巢造反、吴三桂的三藩之乱、洪秀全的太平天国。
又杀人又放火的也有，其中朱元璋成功了，李自成则失败了。
吴王刘濞采取的就是放火战术。放火也是有可能得手的，关键要有足够的体能储备和耐心，正所谓“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于是，周亚夫在行军路上不断替吴王算账：20万大军平推直进，受阻于守备坚强的梁国城下，他们能带多少粮食，带多少辎重？若打破梁国，又能得到多少补给？
当周亚夫赶到当时汉朝天下的中心——敖仓，发现那里的粮食没有被叛军掠走时，他已经算明白了自己必胜，可以从容按“既定方针”办了。
什么方针呢？出兵前夜，周亚夫秘密面见景帝。
太尉说：陛下，为了保住长安，争取大军动作的时间，臣请必要时牺牲梁国。
景帝点头了，但什么也没有说，那之后，也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起码从给周亚夫造成的结果来看，他正是这样做的。
这便是周亚夫的既定方针，但不一定是景帝的既定方针，皇上毕竟没有给他这样的一张条子。
按此方针，周亚夫扼制住叛军的要害后，坚壁不出，置遭到围攻的梁国于不顾，只派出小股纵队切断了叛军的粮道。梁国被打得险象环生，几乎陷落，但因为有名将韩安国坐镇，终于逐渐挺住。

叛军没有军粮了。人马越多，供粮越难，何况补给线已经被切断？
于是，叛军弃梁国而攻打周亚夫，被已经“炼成”的周家军从容击退，至此全军崩溃。周亚夫趁势追击，吴王被擒杀，诸路反王或灭或降。
第16节：《细柳营》这件小事并不小（下）(2)
整场反叛仅历时3个月，便被扑灭。
周亚夫因平叛首功，两年后进位为丞相，因为没有再大的官可以封给他了。
周家的人再次功高震主。
而且，被迫做了一次“肉盾”的梁王，恨死了他。皇帝并没有告诉他关于“既定方针”的事。
所以，梁王想尽一切办法，意在除掉周亚夫。
此时，对条侯周亚夫的前途而言，最关键的是皇帝的态度。皇帝显得非常敬重他，他也以天下为己任，裁决如流，多谋敢断。
于是，在废立太子的问题、封国舅为侯的问题、封匈奴降者为侯的问题上，周亚夫都大胆地坚决顶回了皇帝的意见，一如他的“细柳风度”。
但是，朝廷不是他的细柳营，是皇帝的地盘。景帝和文帝也完全是两种人。
文帝以柔术治天下，景帝以毒术治天下。
于是，当周亚夫又一次以“称病”方式给皇帝施加压力的时候，皇帝批准了他的“请辞”，让他回去“养病”了。他一共当了5年丞相。
和老爹一样，病退之后，周亚夫的命运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一天，景帝突然召见他，并赐酒食。
可是，皇帝给了他一大块肉，却没有给他刀和筷子，和项羽当年给樊哙一匹猪肉棒子一样，只不过这次做成了熟的。
皇帝看着他：看你能怎么吃这块肉？
只见条侯，回身对御前侍者说：把餐具给我取来。
御前侍者回头看皇帝的眼色。
皇帝笑着说：这样，还满足不了你吗？
周亚夫脱帽谢罪：恕臣无礼。
然后，他找个关节告退了。皇帝目送着他的背影说：这个较劲的人，将来我死了，还有谁能管得了他……
不久，条侯的儿子为他置办装老的陪葬品，其中有些纸糊的刀枪。但，周公子拖欠了运输工的工资，于是，人家揭发周家“蓄谋不轨”。马上就有办案人员来质询条侯，后者一言不发。皇帝看了审讯纪录后，大怒（他怒得何其古怪），说：“办这个人，还需要理由吗？”

于是，条侯也进了诏狱。皇家司法官廷尉亲自提审他问：您想造反吗？
周亚夫觉得这话问得太儿戏：你认为，我能用纸糊的刀枪造反吗？
可是，廷尉一点不觉得儿戏，背着手说了一句极其经典的推断：您纵使不在阳间造反，也是想在阴间造反啊！
当年，越王勾践曾经对灭吴的谋主文种说：您已经帮助我打败了吴国，可是，我们越国的先王在地下，恐怕对付不了吴国已经死去的君臣啊，我求您下去帮助先王抗击他们的军队。于是，文种被赐死。勾践毕竟是一国之君，没人敢跟他说理，而三百年后，类似无耻的话已经可以从一个普通廷尉的嘴里说出来了，这实在是时代的一大进步。

对条侯的审讯就此告一段落。
这时，却突然传出了条侯的死讯：条侯在狱中绝食5日，呕血而死。
这是《史记》的实录。
可笑，绝食可以死人，可是，古往今来，有因为绝食而吐血身亡的吗？
司马迁是在用春秋笔法告诉我们：条侯周亚夫是被处决的。
周亚夫的文韬武略，都在其父之上，与晁错同样是当时的超一流人才，可是他们却前后死在景帝的手里，这仅仅是因为皇帝刻薄寡恩、卸磨杀驴吗？
不是这样。景帝努力要实现的，是打造一种全新的皇权体制：纵使皇帝的才干平平，也能凭借体制强过臣下。但是，景帝没有找到这个体制。文景两代在忧患意识下聚敛国用，遂至于府库富足，被后世推赞为“文景之治”。其实，该时代的政体有重大欠缺，就是有“治”而没有“制”，有事而无政，一个表现就是，粮仓里的粮食多得都霉变了，金库里的穿钱的贯绳都朽断了——可是匈奴的边患却一年紧似一年，黄河多次泛滥也得不到治理。问题在哪里呢？在于，国家不能将手中的资源有效转化为国力和民富。其深层次原因之一，即在于皇权与府权（如丞相）对接不顺畅。一旦失去平衡，文帝只好使用权术，景帝只好杀人，以挽回危局。

所以，周勃是被整，而周亚夫却是被杀。
到汉武帝时，才用董仲舒提出的“天人合一”的理论体系取代了黄老之术，把儒家的圣人之言，经过重新解读，落实为绵密可行的新制度，所以，到武帝前期，汉朝才真正进入了黄金时代。

第17节：苏武为什么被扣十九年(1)
苏武为什么被扣十九年
——《苏武传》的特殊背景
《汉书?苏武传》里“苏武牧羊”的故事令古今各代的中国人感动，苏武不屈的英雄形象也起着对后来很多封建王朝对待“北狄”蛮族的垂范作用——对单于和酋长们“以礼谕之”、“以节斥之”，这样的大汉使者们虽然不一定能够完成外交使命，但在“声名”上总会有加分，至少可以达到“立言”的效果。

《苏武传》里，大汉的使节苏武、张胜、常惠都是好人，而匈奴一边都是恶棍和奸贼。这是读课文《苏武传》很容易达到的感情效果。《汉书》的编纂者班固，也正是带着这个目的而对关于苏武、匈奴的史料加以处理的。

现代人看历史，最要不得的是傲慢与偏见，因为读史的目的，即在于加深对世界与现实的认识，并增益智能。总之，我们的读史，终于可以不像古人那样“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了——请让我们翻开中国与外国史书对这段历史的记载，比照看看“苏武牧羊”的真实历史背景。

苏武到匈奴出使时，正值汉匈战争最激烈的第一阶段刚刚结束。新即位的匈奴单于想用缓兵之计改善与汉朝的关系，争取时间巩固内部，所以，主动提出双方互相释放扣押在己处的外交使节（间谍）。当时，汉武帝很痛快地就答应了。为什么呢？这里边就有玄机。而且，这个派苏武出使的时机，从后来的结果看，是非常险恶的，也是苏武被扣押在匈奴长达19年的最根本原因。

因为，汉武帝当时正在策划一次对于匈奴的攻击，而且是规模空前的一次攻击，目的就是要把匈奴彻底消灭。
而这次攻击的大的背景，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战争——汉匈百年战争。
匈奴是漠北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在中原的春秋战国时代，匈奴还没有成大气候，与中原国家也没有大的交手纪录。那时，北方的晋（后来是赵）、燕等国，主要对手是山戎；西方的秦国，面对的西戎也呈一盘散沙的状态。

秦朝统一天下后，着力扩张，四面出击。其中，对北面用兵最狠，派蒙恬带精兵30万，携当时最先进的复合兵器——弩机，把匈奴的部落驱赶出了其世代栖息的河套-鄂尔多斯地区，并在那里设郡筑城镇守。

失去了水草肥美的家园，匈奴人只好在大草原里漂泊流浪，混了些年。然而后来，匈奴出现了轻骑兵大军团战术，这种战术的精髓，就是人（智慧）、马（速度）、弓箭（远程杀伤）合一，呈现出强大的机动性和杀伤力。本来，那时候没有马镫，骑手很难长时间驾驭马匹，但匈奴乘用的战马很特别，这种马身量矮、耐力强、跑起来非常平稳。匈奴骑兵使用的战弓，大多数还是骨质箭头，对冶炼技术依赖不大。至于匈奴人的战术，更是非常狠恶：利用旗号和诱击，牵引出你的主力，等你在追击中累得差不多了，也被他们的游骑骚扰得心烦意乱的时候，他们利用天气、地形和箭力，突然把你挤进一个预先设置好的“窝子”（屠宰场），然后就是匈奴主力的出击和宰杀。注意，此战术的精髓，不只是骑射，而是成千上万人组成的骑射兵团的组合运用，和与地形、天候的密切配合。

这套战术和装备，从匈奴人一直延用到蒙古人，都非常有效，常把汉军的车骑混合部队玩得找不着北，让欧洲的重甲骑士有劲使不出。汉族人索性修筑长城，步步为营蚕食土地，就是针对这一战术的。

后来，我在一本当代人写的畅销故事集里，发现了这种战法的灵感来源：原来，北方的战士们，是从一种狡猾、强悍而且有点哲学味道的食肉动物身上得到灵感的，那本书名叫《狼图腾》。

靠着这一当时世上最强的战术，匈奴的大英雄冒顿单于统一了北方所有的骑射民族，并组建了多达30万人骑箭的主力兵团。
第18节：苏武为什么被扣十九年(2)
就此，匈奴迅速重新占据了河套故地，并伸出“右臂”，降服了西域各国，将当时占据河西走廊的月氏人赶到中亚养骆驼去了；伸出“左臂”，消灭东胡，一直打到兴安岭以南。

然后，匈奴双臂合拢，准备拥抱中原，却发现新兴的汉朝十分难缠。
汉初，因为打楚汉战争而民穷财尽，所以，高吕文景四朝，都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用美色和奢侈品满足匈奴上层，延缓战端，同时，在国内不断积极备战。匈奴多次犯边掳掠，汉军都只是严防要塞，坚壁清野而已。

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到武帝时，汉朝已经可以一战了，两国迅速进入战争状态。本来，因为多年的和亲，匈奴已经开始逐渐习惯了和平的局面（当然，这种和平是以汉朝的憋屈为代价的）。当时很多名将，如韩安国、李广，都不主张以彻底灭掉匈奴为战略目标，而主张占据其南下中原、威胁长安的跳板——河套地区就行了。可是，汉武帝是一个性格很极端的人，力排众议，干脆任用了自己的国舅和家奴，像卫青、霍去病这样的人为统帅，给他们最精锐的军队和无限制补给——就像有钱人玩网络游戏，用重金买最好的装备，以“无敌模式”进入游戏界面一样——卫青、霍去病连续对匈奴发动了不计成本和伤亡的攻击。卫青夺取河套-鄂尔多斯，霍去病占据河西走廊，打通了通往西域的大门。而且，从霍去病开始，汉军开始对匈奴境内的人口采取了“犁庭扫穴”式的攻击，也就是开始了对非战斗人员的灭绝式杀掠。匈奴没有办法在漠南立足，于是，全部避往漠北，等待反扑时机。

两国间大的战事基本停下来了。
因为，匈奴已经没有实力威胁汉朝了：战斗人口锐减，河套和河西走廊丢失，西域各国纷纷倒向汉朝。匈奴在军事、经济上都已经失去了战争潜力。而汉军要与匈奴开战，必须将几十万军队和民夫开到大漠以北，靡费巨大，并且即使汉军胜了，也没法在漠北立足，还得退回来。

汉武帝几次派兵到漠北，连匈奴的人影都没见到，于是，开始用外交手段，以派使节交涉的方式，侦察匈奴的虚实，搜集北方的气候与地理情报。
到苏武出使前夜，武帝已经掌握了匈奴的虚实和位置，已经准备动手了。
还有一个微观的背景，就是那时汉不光在打击匈奴，促使匈奴人大批来降，像昆邪王、休屠王，以及后来武帝的托孤重臣金日磾，其实，还有大批的汉人混杂在匈奴中间。汉初，北方几个诸侯作乱，失败后逃入匈奴。汉使到匈奴，被扣押后投降成了“汉奸”的也不少：出身胡人的大将赵信，投降匈奴后非常受宠信；卫律投降后成为单于心腹，被封“丁令王”；宦官中行说被强迫做了文帝朝和亲公主的陪嫁奴仆，到了匈奴立即被“重用”，成为单于的作战高参。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武出使到了匈奴，而且，其副使张胜等还要策划绑架单于的母亲，导致两国外交形势急剧恶化。在屠刀面前，张胜投降，苏武不屈被扣。两国就此事件展开激烈交涉。

而正在这时，不按牌理出牌的武帝，却突然发动了对匈奴的新一轮攻势。当时，霍去病已经早殇，武帝就任命了新统帅李广利。此人是武帝新宠李夫人的哥哥，新得势的国舅。卫青当时还健在，但因为卫子夫已经失宠，大将军卫青只能负责对东、西、南三面的战线，不再参与对匈奴的作战了。李广利的军事水平并不次于卫青，但为什么他的战绩不如后者呢？因为，当时汉的军事潜力和后勤供给能力，都已经远远不如卫霍的时候了。

新的一轮攻势兵分两路：主力由李广利率领西进，出河西走廊，直扑匈奴与西域的结合地带，意图要扫清匈奴对汉朝准备占据的西域地区的威胁；李广之孙李陵，率领一支步兵（所有好马都已经拨李广利使用），北上进入匈奴境内牵制单于主力。

这一战汉朝失败，李广利先告败绩，李陵也基本全军覆没。李陵本人投降后，成了匈奴的大将。
第19节：苏武为什么被扣十九年(3)
苏武因此更不可能回到汉朝。汉朝接下来连年进攻失利，匈奴失去西域的大部分，也感觉疲惫，于是，两国较量的核心环节开始从直接军事对抗，改为主要在西域各国做外交对抗。武帝晚年，国内民穷财尽，上层祸起萧墙，内耗不断，国家陷入深重危机。主帅李广利的家眷，因为国内的“巫蛊之祸”被灭，广利本人投降匈奴，被单于当作了祭天的牺牲。而匈奴内部也同样还是天灾人祸不断，并没有因为李广利作了“牺牲”就有了改善，反而天灾更剧烈。

古人云，大战之后，必有凶年。穷兵黩武的汉匈双方，也逃不脱这个规律。
直到武帝驾崩，昭帝即位后，汉才改善了与匈奴的关系，两国开始外交谈判。但，匈奴一直拒绝承认苏武还活着。当时，匈奴的单于已经换了好几茬，两国和议也达成了，为什么还不愿释放苏武？

因为，苏武在北海（贝加尔湖地区）牧羊，那里正是匈奴与丁令（即后来的铁勒）的边界。我们惯常的认识，是苏武牧羊的地方非常荒凉，没有人迹，兔子都不拉屎。其实不然。那里有包括丁令在内的很多游牧民族，水草肥美，鸟语花香，草原上歌来歌往，热闹得很。后来，蒙古的数次西征，出发点都离那里不远。

苏武在北海生活多年，当然就非常了解匈奴的生态、气候与虚实。匈奴给苏武娶了媳妇（当然是匈奴人），苏武在那里还有了小孩，其中有个孩子名叫苏通国，后来随汉使回国，为苏武延续了香火。在匈奴看来，男丁就是战士，生育人口当然也就是国防建设的一部分，从这一角度上说，也算是苏武变相给匈奴做出了“贡献”。

这时的匈奴最不希望看到的，是掌握了匈奴虚实与规律的汉使们，回到汉朝，再带着汉军来攻打他们。尤其是苏武这样的杰出人物，回到汉朝，他就是又一个博望侯张骞了。

但是，苏武的部下，小年轻常惠，偷偷把苏武的情况通报给了汉使（这次会面竟然能实现，说明了汉在匈奴安插了有效的“内鬼”），这样单于不得不放归了苏武。
苏武、常惠回国以后，理所当然成为汉制定对匈战略的高参。常惠后来搞了一个“匈奴包围网”，包括匈奴西边的乌孙、东边的鲜卑、北面的丁令、南边的汉朝，都趁一次匈奴内部衰落而发起了对匈联合军事动作。其中，常惠本人作为乌孙军的参谋长，指挥乌孙军重创匈奴。这一战直接导致匈奴内乱分裂，呼韩邪单于南下投降（王昭君嫁的就是此人）。常惠因此功被升为右将军，厉害吧。

这就是苏武一行在匈奴的后期，继续被扣的主要原因，两国的前仇倒成了其次了。
几乎同一时代，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罗马帝国不择手段，终于灭了迦太基并屠城。相比之下，匈奴人的命运稍微还能好一些。
还有一个疑问：汉匈之间真的不能和解吗？也不是。
西汉与匈奴和议达成后，两国间实现了多年的和平。曾经的杀场变成了共同开发的乐土，直到王莽篡汉。王莽机械地依照儒家经典中的“华夷之别”，错误地在外交上打压匈奴（将人家的国名改为“降奴”），而且因为匈奴是亲汉室的，所以匈奴与莽新政权的关系也全面破裂，直到东汉中后期才开始修复。

到东汉末期，匈奴衰败，一分为二，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入塞投汉。霍去病曾声称“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按照霍生的理念，这应该算是匈奴的“灭”了。可是，结果又如何呢？内迁的匈奴等部被安置在内地与当地人混居，汉人始终将其列为“劣等人”。压迫、奴役、歧视、贩卖，这些苦难都落在了内迁胡人的头上。而霍去病这个阶层的后人们，却过起了骄奢淫逸的生活。当时执政的司马氏，内战不断，西晋王朝从内部崩溃。原先被压迫的各种异族纷纭起事，造成了中原“五胡乱华”、北方衣冠大部南渡的乱局。

那么，北方呢？匈奴之后还有鲜卑，鲜卑之后还有柔然，柔然之后还有突厥，突厥之后还有回鹘，回鹘之后有契丹，有女真，有蒙古……只要中原王朝守着“华夷之别”的文化成见，不能平等对待之，不能与之同存，而始终以敌视、蔑视的套路来对立北方，那么北方的所谓“边患”问题就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直到清朝建立，统治者使用多元共存的思路弥合“长城裂痕”，才真正构成了今天民族大融合，多民族国家巩固的基础。

第20节：书圣的后现代生活(1)
书圣的后现代生活
——王羲之写《兰亭集序》的前前后后
某篇文章，由于某种外因而变得妇孺皆知，甚至还被后人奉为了“经典”——这样的个案多吗？不少。在“官样文章”吃香的中国古代尤其如此。《兰亭集序》就是很典型的这么一篇。

如果仔细读一下这篇序，你会觉得此文思路颇为跳脱，有些话刚开一句头，下一句却说起不相干的事情了，似乎背后又藏着很多难言之隐，总之，写这篇文章的人，当时一定心事重重，偏偏现场又不能发作。作者情非得以，言不由衷，结果写了不伦不类的这么一篇文字出来。

《兰亭集序》一如王羲之的其他“言辞”一样，内容并无特出之处，甚至有很多结构失衡这样的硬伤。
那么，文章为什么这样知名呢？因为落笔之人是王羲之，而王羲之是书圣。
《兰亭集序》的走红，在于文以人传，人以书传。
目高于世的书圣
王羲之是个很狂的人，《法帖释文》说他的字“咄咄逼人”，连宠物也都是鹅——这种很嚣张的家禽；而当时之人能入他法眼、引为同类的更少，就是他从其学书法的老师，后来也被他看不起。

王羲之学书的师祖是曹魏时的钟繇。钟繇为人雍容盛气，书如其人；钟繇书法传给了卫夫人（卫烁），卫夫人又教王羲之正书。王羲之书有小成后，出访天下碑帖胜迹，见到前代李斯、曹喜、钟爵、梁鹄、蔡邕、张昶的真迹，痛悔自己从卫夫人那里的学书不过“徒费年月耳”，决心干脆自成一家，再不信从什么师长。但，王羲之的童子功里已经抹不去卫夫人阴柔摇曳的法则，所以，后人会做出“王字有女郎气”的评价。

王羲之的狂，一是来自他书法天下无双，更重要的是他身世显赫。晋室南渡之后，赖太原王氏为首的士族支撑，才在江南立足复祚。王家出将入相，掌握内外军政大权，有“王马共天下”之说。其中，王导位极人臣，几与皇帝一同接受群臣朝拜。王羲之是王导的侄子。

当时的名士之间流行炒作。王羲之成年后，由尚书左仆射周顗负责炒作他。此人是个酒鬼，绰号“三日仆射”，意思是喝一回就醉倒三天。这样一位为老不尊的，推荐后进的方式自然特别：当时贵族盛行烤牛心肉吃，于是高朋满座之际，主人老周待烤好的肉上来，便先割下一片给小王，以此表示对他的推重，王羲之遂借此上位。

再就是太尉郗鉴到王家选婿。虽然幕后的比选早已定了结果——王羲之以书法才艺雀屏高中，郗鉴之女也长于书法，这大概是当时的普遍雅好——但郗鉴仍派一个考察团到王家府里去做样子。王府其他子弟不明就里，在考察团面前表现得很庄重矜持，只有王羲之成竹在胸，往东边竹榻上一躺，敞着肚皮狂吃小食品。这当然不是什么好形象，但郗鉴为炒作女婿，违心地说：好也！太有个性了，这样的人就是我未来的女婿！是为“东床快婿”典故之由来。

王羲之被隆重推出之后，沉浮政坛，逐渐参与到东晋高层的复杂倾轧之中。他很快发现这个圈子远非对外表现出的那样淡定崇玄，而是争权斗气，实际得紧。
出仕之后，王羲之先担任东晋长江上游荆州统帅庾亮的参军。庾亮和庾翼兄弟都是很了得的人，在国防前沿经营多年，逐渐蚕食北方失去的土地。庾氏兄弟爱才更爱书法，庾亮死时，在朝廷处给王羲之留下极高的评价。朝廷就任命王氏为当时政坛大红人殷浩的护军将军（其实是相当于高级幕僚）。

但很快，一场剧变席卷南北，也波及了王羲之。
东晋的一次存亡危机
当时东晋偏安一隅，北方动荡，胡、汉矛盾尖锐。羯族建立的后赵一度很强大，怎奈后期国君石虎是暴君，把国家基础败坏了。他死后儿孙自相攻击，汉族军阀冉闵趁机推翻后赵建立冉魏，尽屠羯族以及胡人数十万。中原陷入胡、汉互相屠杀的大乱之中。于是，人心思晋，大大小小的军阀纷纷向东晋皇室示好乃至上表归附。

第21节：书圣的后现代生活(2)
但是，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实在太大，太突然，砸得东晋上下长时间惊慌失措。东晋小朝廷本来就内耗重重，这下更因此彻底陷入了混乱。当时朝臣巨族，不谈玄改谈兵了，终日激烈论战。朝廷上下辩论的焦点有二：一是要不要趁势北伐，二是由谁来北伐。

今人看来，当时东晋北伐势在必行，因为中原根本没有足以对抗东晋北上的核心势力。其实，形势远非这样简单。当时，王羲之就是北伐的激烈反对者。反对北伐者提出：晋在东南立足未稳，皇权又受到士族的掣肘，无法调动足够的人力物力北伐；更主要的是，庾氏兄弟先后早逝，他们手里的军政资源落在大野心家桓温头上。桓温其人，红须如戟，面有七星，自以为异相，毕生只有一个理想：当皇帝。所以，如果让桓温北伐，成了，桓温功高盖主，天下就是桓家的；不北伐，或北伐败了，东南至少还是司马家（还有王家）的。

但是，这次北伐机会实在太好了，手握重兵的桓温在前线径自厉兵秣马，根据自己的时间表准备北伐，干脆不在乎你朝廷这边的空谈。此前，他已经攻灭了氐族李氏在长江上游建立的成汉政权，扫除后方隐患，并锻炼了队伍，北伐已是箭在弦上。东晋朝廷节制不果，悲愤之余，想出两个十分孩子气的对策来。

第一，推出朝廷版（正版）的北伐，以搅乱桓温版（盗版）北伐。王、马两家联合推出的统帅，正是善于高言干名，被炒作得红透东南的殷浩。殷浩慷慨陈词，誓要北上，但他手里没有什么真正的大军，只好临时抽调地方部队（很少），并纠集乱民和零散武装，招降纳叛，以壮声势。

第二，派出很多“能人”，潜入北方。这些人携带巨量盖好了大印的空头委任状，任务就是煽风点火、滥施许愿，让北方的各族各部“自相攻杀”，由远在江淮行辕摇鹅毛扇的殷浩“遥镇之”，以期最后“坐得中原”。

北伐在即，王羲之是殷浩的高参，当年又长期在庾亮帐中做事，知道殷浩盘子里这点汤汤水水，与桓温的惯战之师不能相提并论。如果桓温坐视殷浩北伐，殷浩无异于羊入狼群，必败无疑，所以，王羲之开始暗箱操作桓温与殷浩的“将相和”：桓温的价码是朝廷以他为北伐统帅，殷浩的价码则是桓温必须归他节制。双方非但寸步不让，且有越劝越来劲之势。王羲之也顾不得书圣的矜持，给双方的劝解信写了一批又一批，各方面也把桓、殷和解的希望落实在王羲之等名士身上。但，王羲之自视甚高，对桓、殷二人，仍一派教训口吻，且王本人就是反对北伐的，所以斡旋终于失败。

但是，形势不等人，殷浩那边还急着要“为朝廷”建功呢。
形势的彻底恶化，是在永和七年十二月。桓温抢在殷浩之前誓师上表，同时，数万精兵进至武昌，似乎要北上，又似乎要进京“清君侧”。王羲之调解失败被公开化，遂主动申请降职，到会稽做父母官去了。

这下朝廷里几乎所有人都出来劝桓温，让桓温觉得篡位时机还不成熟，自己有失冲动，于是退回荆州老巢静观其变。
永和八年，殷浩正式北上，开始军事动作。当时，北方形势早已经变化，由于东晋内争而迟迟不北进，有心归晋的冉闵已经被诸胡势力所吞灭。聚居于河南的氐族苻氏率众而起，准备占据关中地区做根据地。恰逢其时的是，东晋派去的“能人”又送去了空头委任状，于是，人家不客气地在空白处填上了“大将军”字样，使得苻氏东征西讨，均得以借东晋名义占地征粮。几年后，待殷浩北伐军到时，苻氏已经根基深厚，建都长安，国号为秦，自称天王、大单于了。

东晋朝廷小手腕产生的大恶果远不止于此。因为桓温拒绝出兵，殷浩兵锋很快被前秦挫败，索性不打了，又开始用空头支票收买苻氏朝中的大将，让他们自乱。永和九年，前秦的几个将领因此叛乱，殷浩立即麾军进攻，但他军队不能作战，只好把另一个手持委任状的羌族军阀姚襄充作先锋，玩“代理战争”。但殷浩万万没有料到，刚刚从东晋领到军饷物资的姚襄立即反叛，把殷浩击溃。朝廷版北伐，至此宣告完败。桓温马上上奏弹劾，朝廷也落井下石，废殷浩为庶人。

第22节：书圣的后现代生活(3)
很快，桓温开始了他的北伐，几经反复，才于永和十二年收复了洛阳。
殷浩回到江南，精神明显受到了刺激，整日无语，只用手指在空气中写字，看护他的人时间一长，发现他写来写去的只是那四个字：咄咄怪事。
兰亭能有什么会议
那是永和九年三月初三，在会稽山北麓某溪边的兰亭，几十位贤士（也是闲士）来此雅集修禊，祓祭沐浴，品酒吟诗，感受春意，一派太平假象。
同一时间，北方战云密布，殷浩率必败之师苦苦支撑局面；桓温拥兵坐视，乐见朝廷的最后一点精锐和威信散失殆尽，他好实现自己的“抱负”。
在这样背景下，兰亭诸公心照不宣，都弥漫着那种挣不脱又说不得的不祥预感。在座有什么人呢？有来自谢家的青年才俊谢安、谢万兄弟，辞赋家孙绰，高僧支道林及王羲之的子、侄王献之、凝之、涣之、玄之等，一共42人。

王羲之也不是彻底绝望：他儿子王徽之缺席此次雅集，因为他正在前线。王羲之把他安排在桓温身边做了参军。
近来，有人根据兰亭雅集之日的到场者很多后来做了军政大员这一点，推测兰亭雅集是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其实不然。当时，大军都在桓温手中，朝廷的军队则在殷浩手中，兰亭这些人手中无兵，又无计可施，跑到离前线千里之外的山沟里，有什么军事可“会议”的呢？明显地不合逻辑。退一步讲，就算男人聚在一起，免不得要谈点政治，然而王羲之两边投机的做法又拿不上台面，也只好是清谈，云里雾里自作聪明一番，最后相视一笑罢了。

据记载，当时与会42人中，有11人各赋诗两首，有15人各成诗一首，时年九岁的王献之等16人拾句不成，各罚酒三觞。王羲之将37首诗汇集起来，编成一本集子，并借酒兴写了一篇324字的序文——

于是就有了《兰亭集序》
什么是“序”？出一本书，一本集子，都要写一篇文章，说明出书的因由和甘苦，再拔高一下“意义”，是为序。同样，兰亭雅集去了那么多高人名士，都是自视很高的人，不能白白串联吟诗这一把，于是，大家推自视最高的书圣上去为合集写这篇序，做个纪念。可是王羲之提起笔来，能写什么呢？

写写国家将兴盛，北伐将成功，黎民将有安定富庶的生活，还是兰亭诸公将来都有好的出路？又实在写不出。
他只好讲生死，讲参悟，写了非常个人化的一篇序文。此文处处落笔，都想写出点“意义”，但是却捕不出什么意义，想抒发，话未说完却又不得不回来。于是，文章系之于感慨，行之于迷惘，而收之于云烟。

但也正是他这种心态，笔随意走，使得这篇书法暗合了“绵郁守拙”的最高境界，古今临摹书圣此作者，大概都有这种即时的感会——正如文中说的“幽情”。
什么是幽情？就是那种很复杂的、说不出的情感。
从文章本身看，这篇序的意境递进很不连贯。诗文有句无篇，是两晋南朝之人容易犯的一个通病——那时的文言文章还远没有后来唐宋时期的成熟。
在东晋士林之中，王羲之为世所重，并不是因为他的政绩和文辞，而是因为他的书法实在好得前无古人。一个人的字有名以后，会有个副作用，就是会经常有大人物给你写信，而且文末还多有“盼回信”“待高论”之类的字样。所以，王氏得意之余，也常自诩“能为言辞”（自夸理论水平很高）。其实，书圣作到王羲之这个份上，就算他写句骂人的脏话，也会有人淘去收藏，精心装裱并悬而挂之的。

王羲之的“言辞”因此传世的有很多，但与其同时人的文章细比，王氏的文法、思维水平都实在没有什么特出之处。
后人不察这里边的曲折，又觉得《兰亭集序》的味道实在有些奇怪，于是就断章取义“找优点”。比如说，序里有“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话，就拔高说，王氏是在指斥当时玄学的“虚妄的人生观”，而“明确地肯定了生命的价值”，好像王氏是个很崇实而且唯物的实干家。事实上，王羲之一家世代信奉五斗米教（即后来的道教）。永和十二年，王羲之被本家王述排挤，辞去官位，从此赋闲，与道士许迈一起修炼，服食丹药，在江南各地神出鬼没，直到59岁去世。而五斗米教的基本教义“长生久视”，就是鼓吹长生不老的。王氏在《兰亭集序》里，其实正是这一层意思的俗语流露：谁说活得长活得短都一样？长命百岁才是最重要的！

王氏之子王凝之，更痴迷于五斗米教。后来当孙恩起义，攻打会稽时，王凝之不修战备，进入“靖室”祷告，出来对诸将说：“我已经搬来神兵破贼了！”于是，在敌兵来时不设防备，王凝之被杀。

兰亭雅集之后3年，桓温收复洛阳，上表要求朝廷迁都（其实是怀着跟当初董卓迁都长安一样的目的）。朝廷并不就范。桓温恼火，与朝廷激烈交涉，曾私下对亲信说：实在不能流芳后世，至少我们也要遗臭万年！但，桓温及时早逝，没有能够实现篡位的梦想。他的理想，后来由其幼子桓玄实现了。而北方的氐族苻氏也越来越强，到苻坚时重用王猛等，一举扫平了北方。

兰亭雅集之后30年，苻坚南下。当时的东晋朝廷由谢安掌权，打赢淝水之战，又帮东晋挽回了三十多年的气数。谢安也是参加过兰亭雅集的。桓温死后，谢氏牵头重建了有战斗力的“北府军”作为朝廷的直属武装，因而，淝水之战中，谢安虽然在家里下棋，却是胸有成竹，不必再像30年前那样的硬充风雅了。

第23节：陶令不知何处去(1)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有怎样的玄机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各种版本的中学语文教材里都选的古文名篇。其取人之处，即在于它真真假假地描写了一个叫做“世外桃源”的地方，因此成为古今中外的文人、驴友与玩家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所在。

一般人往往忽略的是，在陶渊明所生活的东晋末期到刘宋初期，类似“桃花源”那样的地方，其实是有很多的原型的，在当时也根本不是什么稀奇事物。
也就是说：桃源并不远。人就在桃源，桃源怎么会远呢？
东晋时，中原一片混战，世家大族及作为其家产的农奴纷纷南下，在江南新垦植的地方圈地，建立新的庄园。晋的皇族司马氏在南方推举司马睿建立东晋以后，皇帝手里一没有大军，二没有钱粮，三没有人才，所以，只好与士族门第“共天下”。除了皇上姓司马之外，小朝廷里的显要职位和东晋境内很多战略要地的军政长官，其实都归士族门阀之间协商分配。

如此，则东晋的政治大局实际是一种“大贵族代理政治”，皇权是很弱的。在东晋境内，除了贵族们着力经营的肥沃庄园，皇帝的官吏能够管辖的范围和力度都很小。如果，皇帝的威权与国是能够下达到每个乡村聚落，则皇帝将有基础建立直属于自己的强大军队和赋税进项，并用进项培植、招徕人才，皇权就会坐大，门阀的日子那时候恐怕将不好过了。所以，东晋皇室在立国的100多年中，一直想实现自专的军队和赋税系统，但是又一直招致来自士族势力的掣肘。

这就给老百姓提供了开辟“乐土”的空间和必要。
西汉末年开始，很多中原百姓成群结伙，逃进南方的深山老林，自给自足，这是当时社会的一大现象。扑现在看东汉末的人口资料，常看到“人口锐减”这个词，其实这些“锐减”的人口，多数不是死亡，而是跑路了。跑到哪里去了呢？比较多的是去巴蜀、荆州、瓯越、武夷等这几个方向。他们到达南方后，多选择闭塞、险要的山林深处，开辟平地而居。其中发展得比较大的聚落，以乡党为核心，选出首领，称为坞主。坞主选精壮组成私人武装，在聚落周围修筑壁垒，这就形成了坞壁或坞堡。这种坞壁的结局，或是被朝廷招安，或是被贵族武装攻灭，或是继续独立下去，成为土豪。

晋宋时，皇帝从贵族那里得不到钱粮人力，所以对细民的征求徭税都非常重。史载，当时贫者不复堪命，很多逃亡入“蛮”，成了山民甚至山越。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主角渔夫从武陵的某个小渔汊子出发了。
让我们跟在渔夫的背后，把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提到的细节放大，来看看真实版的《桃花源记》是怎么回事——
武陵是当时荆州的一块很大的半开发地区，境内地形复杂。为什么这位武陵渔夫要驾船“缘溪行”，往上游的深山老林里去呢？小河沟才被叫做“溪”。渔人捕鱼，不往水阔鱼多的地方去，而要顺着小河沟逆流而上，这种行为本身就很蹊跷。是因为“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吗？不是。他肯定是在溪水里发现了什么异常的东西——当时的朝廷，对于当时的逃户聚落，是悬赏诛求的，渔夫到上游去冒险，当然有他的目的。再联系后文渔人出了桃源的所作所为，更是理当如此。

第24节：陶令不知何处去(2)
文中说桃花源的入口在什么地方呢？在一处不显眼的山洞洞口，洞外还有一条可走船的溪水。这就有意思了：如果桃花源里的居民真地一直与外界“塞绝”，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用巨石把“极狭才通人”的洞口封死？很显然，桃花源里的居民，跟外界一直是有交通和往来的，甚至可能有买卖。

渔夫眼中的桃花源里又是什么情景呢？跟外边没什么区别，只是更富足些。陶渊明特意强调了一句：“男女衣着，悉如外人。”这里边的人，穿着竟和外边一样！如果他们在这里真是“避秦时乱”而“不复出焉”，那么，这里又该会是什么穿戴风俗？而外通的洞口就在那里，又怎么能称为“绝境”呢？

如果陶渊明真要把桃源塑造成一个脱离王道的乐土，那他为什么还要用心强调这个细节呢？
下面更明显了：桃源中人见到渔夫（生面孔），“大惊”（立刻明白了他的来意，而且怀疑他背后还有人，甚至官方的军队），“问所从来”（揣测他背后还有没有人），“便要还家”（马上把他看起来了），“设酒杀鸡作食”（稳住他，灌迷汤），“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明明有村，头领却端着不出来，小民的智慧就是这样），“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就都是忽悠了——“无论魏晋”，怎么还能穿着当时的衣服，能用当时的口音说话？强调自己是“避秦时乱”来的，意在暗示自己不是归本朝管。其实，他们如果是秦时就在桃花源里住，到太元年间已经有600多年，就算当初只有几户，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计算公式推算，这时也定然繁衍成老大一个镇店了，那么，这片土地又该有多大？

接下来双方都装糊涂，渔夫给他们讲“外边的故事”；村民们装傻，也跟着“感叹”。
渔夫为什么装傻？因为他知道得太多了，随时可能被灭口。接下来几天，村民轮流请他到自己家里招待，可以推测，就在同时，桃源里的头领们一定在讨论：这个鬼头鬼脑的家伙是不是官府派来的探子，有没有必要干掉他。

过了几天，没什么动静，大家心一软，而且怕渔夫的家属把他失踪的事告官，于是才把他放还了，但临走时还是向他申明：“不足为外人道也！”
这个渔夫一脱离险境，马上原形毕露：“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此处全用短句，以强调渔夫行动的迅速、坚决。他没有回家，而是直奔官府，由此也可以反证扑前文关于渔人“缘溪行”别有用心的文字。

太守非常重视此事，“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马上就派人出发了，可是一回去渔夫就发现：自己的记号已经被破坏了，去桃源的路被隔绝，“遂迷，不复得路”——怎么回事？一定是渔夫从洞口出来，背后就有人跟着他，见到记号就给破坏掉了，就像阿里巴巴对付四十大盗那样的手段。

最后提到的南阳刘子骥，是个名声不错的人，听说这个案子，准备前往探险，还没找出什么成果呢，不久便生病死了，所以，“后遂无问津者”，那往后就没有提出去找桃花源的人了。

“遂”表示动作的先行后继，在此处隐含了因果关系的意味。奇怪，为什么是“因果关系”？刘先生死了，应该由更多的人站出来，完成他未竟的遗愿，加倍地去寻找这块世外桃源才对啊？原来，刘子骥是有身份的人，他的探险队不比渔夫那样单枪匹马，所以，要是他找到桃花源，那里边的人恐怕就要在劫难逃了。所以，很有可能，这位多事的刘先生不是善终，这里也许是作者加的一个隐语。

为什么桃源中的人要除掉他？渔夫和刘子骥的背后就是官府，官府到来就意味着苛政，苛政猛于虎也，杀他就意味着打虎！在当时，常有这样的失踪案例，某个“采樵深入无穷山”的探子，往往突然就失踪了，原因正在这里。

还有一个细节，《桃花源记》与《桃花源诗》其实是自相矛盾的。“诗”里明明说：“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衣服都是古时的穿法，但“记”里面就变成了相反的“男女衣着，悉如外人”的表述，可见，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实际上并不纯然如大路上说的那样是“塑造一个理想的世外桃源”，而是要记述一个社会现实：晋末，大量的人口苦于赋税徭役，成团躲起来，在影子经济的地下社会里生活。最终，东晋朝廷的基础日益衰微，终于被门阀士族赶下了台。

第25节：陶令不知何处去(3)
这实在是一个朝代无奈的教训。
让我们回到《桃花源记》的第一个字：“晋”。为什么他要突出这个“晋”字？正因为陶渊明写“桃花源”的时候，已经不是晋朝，而是刘裕篡位，建立刘宋之后了。王羲之写《兰亭集序》，开篇是“永和九年”，而没有写成“晋永和九年”，就是因为《兰亭集序》是在晋朝时写的，他们的身世与情感不一样。

陶渊明是东晋初平民宰相陶侃的曾孙，世代享受恩荫，但他本人又因为想归隐，而跟朝廷闹得很不愉快——其实，晋朝后来还是很给他面子的，曾经召他回去做官，但他不干。所以，陶渊明内心中对晋朝既愤懑，又怀念。刘宋建立后，当大将檀道济曾来探问这位文豪，看他对新朝的意思的时候，陶渊明的表现和多数前朝遗老一样，他说：我老了，你回去吧。

陶渊明能去哪里呢？既不愿侍奉刘宋新朝，也去不了半隐半“匪”的流民坞堡，他只好结庐在“人境”，悠然盼南山了。
所以，陶渊明写《桃花源诗》，写的是自己对于“乐土”的向往，语调也是钦慕的；但落到《桃花源记》时，对前朝的复杂情感不时流露，对桃花源的记述也就不那么单纯了。“记”在“诗”前，或者说，正是因为有了《桃花源记》中的复杂感情，才会有接下来的《桃花源诗》中的钦佩和向往。

这是两篇作品中间产生错位的原因所在。
无独有偶，1933年，一个叫詹姆斯?希尔顿的人在英国出版了一本小说叫《消失的地平线》，写雪域高原上也有这么一片遁世之所，叫做香格里拉。那里有辽阔的草原，绿色的森林，虽然外面的大千世界人来人往，可那里面的人却是五湖四海，儿女情长。那里与世无争，返老还童，遍地黄金，治病不用花钱。

在那个欧洲人抛弃责任感，崇尚以和为贵，良知迷惘的绥靖年代，面对纳粹势力的磨刀霍霍，欧洲人希望可以有超自然的“世界中心”的力量，化解欧洲文明的不治之症。纵使文明将致沦丧，也有一艘挪亚方舟可供前往。于是，小说里的那个“香格里拉”打动了无数的西方读者。

那么，小说里的香格里拉究竟是否真正存在呢？当然不存在。二战最终还是越来越临近了，小说末尾的年代，即老实提到：中国正在遭到日寇的侵略。
从这个意义上说，《桃花源记》里的桃花源，是比香格里拉更切实的存在。后来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还处处有桃花源的影子。
第26节：东边牧马，西边放羊(1)
东边牧马，西边放羊
——从《木兰诗》的时代说起
中学课文里选的民歌《木兰诗》，很多人成年后仍能背诵，可是细勘诗句，却总感觉味道很怪。
因为，这是一首很杂糅的诗歌，诗句的后面似乎藏着不同时代的迥异声音。南北朝时代落日的余晖，令木兰从军征战的故事，留下长长短短的暗影，一直投射到当代人的书卷旁边。

《木兰诗》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产物？
木兰为什么姓花？
她的家乡究竟在哪里？
《木兰诗》的自相矛盾
翻开《木兰诗》的原文，可见到里边的时代符号错综纠缠，这里先列几个关键词出来——
机杼：木兰在家里织布，后文还有“出郭相扶将”，说明木兰的家是在城市范围内的。这个关键词说明木兰家过着汉人的生产方式，至少是汉化的鲜卑人。
昨夜：这个有意思了，为什么朝廷要在夜间把出征名册通知到户呢？按照我们的生活常识，不应该是白天张大榜公布吗？这恐怕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遗习了。北方部落，白天出去放牧，夜里才回到部落，所以大事军务，都在夜间通告到户。北魏鲜卑人入中原不久，还应该保持着这一遗习。

军书：即兵册。北朝时，世兵制过渡到府兵制，军户、士家世代出兵员，父退子继，户口也与民户不同，平时生产、训练，战时出征。北朝和隋初时，这样的家庭，社会地位低于民户，但高于奴婢。隋炀帝时，军户编入民籍，差别消失。

可汗-天子：诗句里边上一句“可汗”（“可汗大点兵”），下一句“天子”（“归来见天子”），指的都是同一人，就是皇帝，游牧民族称其为“可汗”，汉族称其为“天子”。这样混乱的称呼，应当是因为北魏孝文帝开始强制汉化，不说汉语就不许当公务员，而民间赶紧改口，但改口不久，时时仍要冒出一点“口音”的缘故。据考，一直到隋代，有些鲜卑族的军户还是时有口音的。

市鞍马：这一段非常奇异。木兰去搜街，买了一大堆装备回来。怪了，为国出征，难道要自带装备？唐代以前，世兵或府兵由国家提供装备、补给，而从唐代起，府兵要自带装备、补给，所以，这一段的描写背景不会早于唐代初期。至于里边东南西北各买一样的写法，叫做互文，形容木兰搜街，跑了很大一圈，很认真地置办装备，为后文木兰能够作战立功进行铺垫。拿到现在，就像老人磨叽月光族的句法：“一天也不懂过日子，今天上五爱买双鞋，明天搁中街买个包儿，后天上网买套衣服，就知道刷卡……”（编者注：五爱市场为沈阳的服装织纺批发集散地，中街则是沈阳著名的商业步行街。）

十二：文中三次出现十二，军书是十二卷，策勋是十二转，出征居然也是十二年。这显然是约数。古人习惯以虚数入诗，如三、九、十、十二、千、万等，但十二用得这样频繁，说明隋唐之际，十二是比较被习惯入诗的一个流行的数字。

黑山：不是辽宁的黑山。有考据称，这里的黑山即“杀虎山”，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东南百里。
燕山：也不是北京的燕山，而是“燕然山”，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杭爱山。“杀虎山”和“燕然山”一代，都是北魏与柔然间大战的著名战场。
策勋：隋开皇初年，采后周之制，置上柱国以下十一等，以酬勋劳。“十二级”的戎勋制度确立于唐高祖武德七年。这又是唐朝时候的事情了。
花黄：即额黄、眉间黄。这种妆扮起源于北周。原来，北周宣帝宇文斌禁止天下妇女施粉黛，除了嫔妃宫女，都得“黄眉墨妆”。这说明《木兰诗》产生年代不能早于北周宣帝末年。但，到唐时花黄已不流行了。

红妆：姐姐欢迎妹妹，“当户理红妆”。红妆是胭脂，属于施粉黛之列，说明这个姐姐又是唐朝人。
这么一分析，就彻底糊涂了：怎么一会儿是这一朝，一会儿是那一代？所以，历代人就《木兰诗》产生的年代众说纷纭，各执一词。说它是北魏时创作的，举黑山、燕山的例子；说是唐朝创作的，就举策勋、红妆的例子。

创作过程的时代真相
作为后人，扑对这些考据精深的古人只好礼貌地说一句：你们一开始就搞错了。
不要忘了，《木兰诗》是一首民歌。最早在南陈时，有个和尚叫智匠，编了一本《古今乐录》，录有“歌辞有《木兰》一曲”。刘宋朝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在《木兰诗》的注解中称“不知起于何代”，意思是没有确切的创作年代。

北朝同一时期的民歌开头用起兴手法，往往异曲同词，如《折杨柳》中有一首，前面六句是“敕敕何力力，女子当窗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木兰诗》开头的起兴，显然与《折杨柳》同源，再加上诗中的一些关键词和细节，可以证明，《木兰诗》的雏形产生于北朝是无疑的；到南朝梁陈之时曲辞流传到南方，得到记载和整理；到唐朝，有一个叫韦元甫的朔方节度使，在民间又得到这首已经流变了很多年的民歌，再次整理润色出来，很可能还参照了《古今乐录》的版本，于是才有了《木兰诗》最终的版本。

现代人的歌词里唱“东边牧马，西边放羊”，那么，真实的生活里就不到西边去牧马，不在东边去放羊了吗？这个跟“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一样，也都是互文，是趣味化的铺陈。北朝，是性情奔放的年代，女人牧马、放羊、打仗，都是很厉害的，丝毫不让须眉。所以，木兰的故事，应该有很多的个案为其衍生的素材。

民歌体裁作品的产生、流传、变化和整理完成，一般都要经历过一个很长的发酵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木兰诗》之中杂糅了各个时代的印记，正是这一文学规律的极好注解。

举个例子来更好地说明，比如，假设过几天有人要排一部新戏《明英烈》，有这么个细节：刘伯温为永乐皇帝营建北京，二人正在圆明园议事，太子过来参见说：老爸，什么时候带我去打猎？

第27节：东边牧马，西边放羊(2)
于是五百年后，有专家据此考据，并产生了争议：有专家指出，戏名叫《明英烈》，那么应该是清末的作品；可是有的专家又根据“刘伯温为永乐皇帝营建北京”这个根本没有史实依据的故事情节，推测这出戏一定拍摄于“戏说”风流行的2000年左右；还有人根据其中“老爸”这个称呼，推测该戏一定产生于用自己的心得说历史、把经典加以碎片化处理的2006年左右……

文学作品的年代分歧，一般都是这么产生的。
《木兰诗》也是这么产生的。
木兰的“姓”从哪里来
现在说木兰，就是“花木兰”。其实，在历史上很长时间内，她都并不姓“花”。因为诗里没有提到她的姓，所以《大明一统志》中说，木兰姓朱；《大清一统志》则说木兰姓魏。我们现在的说法来自徐渭徐文长，他的《四声猿传奇》一口咬定木兰姓花。此说随着清代戏曲的兴盛而在民间得以广泛流行，甚至还敷衍出了木兰的阿爷叫花弧，红妆的阿姊叫花木莲，磨刀的弟弟叫花雄，母亲是花袁氏。

其实，这都是后人附会的，准确地说，是编的。
木兰是哪里人呢？
这个问题本来没有意义，但在眼下这个连沙和尚都已经被找到故里的时代，木兰的故乡在何处，确实很可能影响所在地的旅游经济，乃至投资项目，所以这个问题不仅有意义，意义还很迫切。

过去的说法有——
元朝刘廷直撰《木兰碑》，称木兰是直棣完县人，《完县志》后来的相应记载也支持这种说法。
河南《商丘县志》明确记载，木兰为商丘人（还有后代和祠堂呢），而且木兰生日都有，是农历四月初八。
姚莹《康輶纪行》称木兰是甘肃武威人。
《大清一统志》又以为，木兰为颍州谯郡城东魏村人（今亳州市谯城区），这个落实到村一级了，而且也有祠堂。
现在，要让我说，木兰当然是我们东北人！（这当然只是个玩笑罢了。不过也有不是玩笑的成分，木兰是鲜卑人，鲜卑人的故土，则正是在东北。）
第28节：魏征之后为何再无“明镜”(1)
魏征之后为何再无“明镜”
——《谏太宗十思疏》是应运而生
唐朝是最好的朝代，唐朝是最坏的朝代。
说唐朝好的人，是因为有贞观之治，有开元盛世，有李杜元白，有开疆拓土；说唐朝坏的人，是因为有武后干政，有安史之乱，有藩镇割据，有牛李党争，有宦官当权。
观者往往就糊涂了，因为上述两种观点之中，所说的都是真实的唐朝。
而这些争议的一个端点，就是唐太宗与魏征的那段对话，以及魏征就此总结出的那篇有名的《谏太宗十思疏》。它透射出贞观之初，面对有唐一朝可能出现的政治走向，太宗君臣做出了哪些准备，以及出现了什么纰漏。

魏征这个人，堪称隋唐之际最复杂的人物，有着谜一样的身世和个性。
魏征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隋朝度过的，在唐太宗眼中，他不是新朝人物，而是一个隋朝人。
魏征又是一个很有江湖气的人，通王霸之术，有纵横辩才。
魏征从何而来
魏征活了63岁，38岁以前，他都生活在隋朝。与唐初宰相多出自名门、行伍、富豪不同，魏征出身寒微，从小读书，不治产业，为求生计还当过一段时间的冒牌道士——史上没有他还俗的记载，因为他根本不是真的出家过。

这中间，小道士魏征喜欢读什么书呢？他十分着意“纵横之说”，也就是《战国策》《鬼谷子》那些著作。这两本书可以对照学习，前者讲事例，后者谈理论。其中，《鬼谷子》的要旨分为三大版块——

一是翻覆铺陈。就是对同一件事，正说反说都能够成理服人，甚至跑到敌对双方处都能够成理服人。在这方面，苏秦是大宗师，他先设计了六国合纵，又在后期安排同学张仪去秦国搞连横，而加强六国依赖合纵的危机感。

二是抵戏飞箝。抵戏（实义为“隙”），即寻找君主的思维盲点和心理弱点而选定言辞；飞箝，抛出一个看似不相干的话题，激起君主的注意力和问询需要，然后说服其就范。大家都很熟悉的那篇《邹忌讽齐王纳谏》用的是“飞箝”的手段；《触龙说赵太后》则是“抵戏”的手段。

三是揣摩权断。主旨是利用察言观色而实现心灵感知，做到能够迅速把握君主的思维动向，适时抛出核心话题，促使君主决断；若觉风头不善，则迅速将话题荡漾开去。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战国策》里的《吴起不恃河山》与《中射士论伪药》。

《鬼谷子》原本还有第四版块，叫“转丸却乱”，意思是说客辩士是个危险的专业，一句成了，可致卿相之尊；一句坏了，立遭断头之祸。所以，这两章内容主要讲形势险恶时如何转嫁危机保护自己，脱身灭迹，但这两章失传了。苏秦当年靠纵横术合纵关东，身佩六国相印，但最终身死名毁，大概就是因为没有学到这个法门。历代贵胄、人雄，都不屑纵横之术，一是因为自己本身已经有话语权，二是此术危险极大，而且一旦踏入，即不能脱身，堪称政治学领域的“葵花宝典”。

观魏征一生沉浮事功，变化多端，其秘要实不出于一部《鬼谷子》。
魏征术成出山，最开始给武阳郡丞元宝藏当机要秘书。元宝藏举兵归降枭雄李密，李密对魏征很感兴趣，魏征遂献上十条“取天下”的方略，然而李密没有采纳。后来，李密败落归唐，魏征一时没得重用，于是自告奋勇去山东前线，劝降李密前部将徐世绩（评书里徐懋功的原型）。不久，窦建德来攻，魏征被俘，做了窦的起居舍人（专门掌管机密）。窦建德败亡后，魏征迅速回到唐军，投靠太子李建成，被提升为“太子洗马”——这是一个官衔，其中“洗”读“ｘｕǎｎ”，这个官既不是给太子的马洗澡的，也不用给太子选“马子”，而是专门掌管太子的机密书册，是智囊班子的小头头。（典出吴越时勾践曾为夫差“先马”，做保镖和马倌；《国语》写作“洗马”，故成此称。）

太有意思了。盘点一下魏征的几任主子：元宝藏投机，李密阴鸷，窦建德雄廓，李渊豪纵，建成狐疑，后来的李世民更深通权术、狠辣好名，最难伺候。
可魏征偏偏能够让自己每走一步都受到重视。这只能说明魏征是一个非常善于适应环境的人，按现在的说法，叫做“生存术”大师。
李世民给魏征“无限话语权”
李世民比魏征小19岁，发动玄武门之变，逼取帝位时，他才二十六七岁，血气方刚，不择手段。初登帝位，内外危机重重，臣民上下观望，于是李世民核名实，买人心，把几个当时的人杰安排在宰相班子的合理位置上。

当时的宰相不是一两个，而是五六个人，因为唐实行的是三省六部制，三省即尚书、中书、门下，在唐中期以前，三省长官即为宰相。尚书省辖六部，管天下政务，长官叫尚书令，因为李世民曾担任此衔，所以后来废置。尚书令的副手左右仆射成为事实的长官，有名的房玄龄、杜如晦就是左右仆射。杜如晦在右仆射位置上干了一年多就早逝了，后来此位置换过多人，前后有封德彝、李靖、长孙无忌等。所以，尚书省真正根基深厚的是二十多年担任左仆射的房玄龄。中书省管政令的拟定和国策研究，长官为中书令，岑文本、温彦博、马周都任过此职。门下省管政令的复议、封驳，有权打回中书省和尚书省的拟敕和奏折，纠错矫正，是最接近皇帝并承上启下的部门。门下省长官为侍中，魏征长期任此职，此外还有一个人叫王珪。

三省制的要旨，就是这几个宰相互相制约，有职则无权，有权则无职，说的不做，做的不说。
这几个宰相每天上午到政事堂议政，其中房玄龄、李靖都是老狐狸。史载，李靖“每参议，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称”。其实，李靖出将入相，文武全才，房玄龄深谋远虑，都不是不能言词，但偏偏不说出来；岑文本、戴胄都是低头做事的实干家；高士廉、长孙无忌是凭亲贵关系上位，所以只是在其位而已。与魏征出现言语交锋的，多为封德彝、温彦博这样的人物。

这正是唐太宗希望看到的。
唐太宗李世民这个人，作为皇帝，术胜于武，武胜于才，才胜于德，德胜于自知之明。
第29节：魏征之后为何再无“明镜”(2)
房、杜、长孙这些人，从李世民还是秦王时，就都是其藩邸旧人，号称“十八学士”。李世民取帝位后，水到渠成地把朝廷的实务交给了他们。但是，李世民最担心的也恰恰是这股势力太大，不好控制，所以常暗地压抑。房玄龄是智者，平素很少表露自己的心迹，生命的最后时刻，才出言谏阻唐太宗对外用兵过度。唐太宗一见他的折子，立即眼泪就下来了，因为他素知玄龄为人，知道此君谨慎隐忍，上这样的折子，说明他已经自知来日无多了。

此前，在太宗出征、玄龄留守长安时，有人突然上诉状告房玄龄。房见状不敢处置，赶紧派快马将状子送到军中。太宗看了很满意，就地拟令，把告状者杀了。侯君集是秦王府旧人，但皇帝一直没有放心用他，直到魏征推荐了，太宗才交给侯君集重权。

魏征跟王珪，原本都是太子建成的旧人，不同的是，王珪做台面上的事，魏征做台面下的事。唐太宗竟先后重用这样两个人做侍中，显然是要利用他们“孤臣”的身份，抑制秦府旧人的势力过度膨胀，达到“兼听”的效果。

温彦博讨厌魏征，因为他不喜魏征“三姓家奴”的背景。封德彝也不容魏征，是由于他和魏征在善于纵横术上面是一类的。封德彝在隋朝时是中枢佞臣，到唐高祖时，在太子和秦王处两边投机，他死后很久，太宗才了解到他的阴谋行为；而魏征死后，他的很多“袖里乾坤”同样被太宗了解，结果，两人的结局都相似：临终时备极哀荣，死后被削夺封赐。

封德彝处处为难魏征，魏征也在太宗面前说封德彝的坏话。太宗曾问：隋炀帝博学多才，为什么把天下丢了？魏征说：他以为自己最聪明，结果被奸臣虞世基蒙蔽了。太宗听了一度深以为然，而封德彝正是虞世基的死党。

其实，就是以能吏自居的岑文本，也不掩饰对魏征本人的不满。唐太宗曾问群臣：魏征比诸葛亮如何？岑文本说：诸葛亮文武全才，魏征怎能与之相比？
唐太宗在贞观年间的一次国宴上，失口对长孙无忌说了一句感慨：“魏征、王珪事隐太子、巢刺王时，诚可恶，我能弃怨用才，无羞古人。”
魏征也在现场，他怎么说呢？
“陛下导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敢数批逆鳞哉！”
原来，被后世人目为诤臣的魏征，其“无限话语权”是唐太宗给他的，但实务权柄可就没有这位“孤臣”的份了。
魏征是唐太宗的发言人，唐太宗不能讲，或不好突兀讲出的话，就由魏征说，或由他当众“启发”出来。
翻开《谏太宗十思疏》，可以看到其中的思考并没有触及唐朝政体的实质，不过老生常谈的高调而已。唐太宗能够发动政变夺权，能够稳住瞬息万变的朝局，已经说明他是个很明白权力规则的人，魏征这篇上疏中的泛泛之谈对他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把这样的文字公诸天下，只不过是皇帝要强调自己的施政取向而已。

这相当于什么呢？就像一个年轻人开始做一件事，这时候一位智者来拍拍他的肩膀说：小伙子，一定要好好干啊！要认真地准备，顽强地坚持，要把握关键的时机，最后要能够善始善终；在努力工作的同时，还要兼顾自己的身体，不要累垮了；而且要关心你的家人，要爱他们……

小伙子用力点点头说：我懂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这时你问智者：那么，他应该具体怎么做呢？
智者非常严肃地告诉你：对不起，那个我就不能说了。
除了高调，这等于什么都没有说。翻开古来明君忠臣的文辞簿子，里边太多这样的高调和双簧。
魏征死后，唐太宗哀叹：我失去了一面镜子！这个比喻很精确：唐太宗始终把魏征当作自己的分身，让天下人可以从老魏身上看到一个更完美的自己，并且这个善于纵横术的分身，可以给自己增益美德的分数，放大自己的言辞于天下。

不过，魏征毕竟是魏征，他比一般唱高调者伟大的地方在于，他的手段虽然复杂了些，但他的政治抱负还是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他是一个好人。
第30节：魏征之后为何再无“明镜”(3)
魏征之后为何无魏征
如果唐太宗是明君，鼓励诤臣更是一种体制，那么魏征之后的唐朝，为什么非但没有魏征再出来，反而出现了武则天、来俊臣、李林甫、安禄山、杨国忠和李辅国？
问题的实质在于，唐朝君臣在处理党争和与外族关系的问题上举止失措，在每一个向下的转折中，都包含了来自这两个弊端的恶化因素。
魏征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水”指的是百姓。可是在高宗、中宗时，百姓并没有起来反对唐朝，为什么李唐的天下却被武则天的周朝所颠覆？武则天可谓李氏家族的“祸水”。可此水毕竟不同彼水。唐朝之灭亡，不是亡于天下人，不是亡于水，而是被自己人搞砸的，水未覆舟而其舟自覆。

唐初，之所以能够走通很多军政难题，高层分权制和府兵制是两个核心体制优势。
但是，随着党争的加剧和边事连年，这两种体制均遭破坏。
太宗朝东征西讨、兼昧并弱，国土大张。但周边几个强国如吐蕃、南诏、突厥、回纥，包括与西域毗邻的大食，却依然强大，唐朝不得不与这些强大而有敌意的国家保持军事平衡。连年用兵的结果，是与农耕社会完美结合的府兵制遭到破坏，只能使用大量的异族士兵填充漏洞，并放权给藩镇，最终造成国家的外强内弱。

而在朝廷之上，由于唐太宗没有认识到党争的破坏性，所以防范甚微，甚至搞《氏族志》这样的大项目，来激化党争。
在专制帝国中，皇帝这样的大角色，最希望达成的政府过程是什么？是自己直接指挥那些一线的官吏。所以，古代名君的“美政”事迹里，充满微服私访、体察民情这样的小故事。不过，以中国之大，皇帝想深入基层，泡在下面其实是不合适的，只好抓大看小，而把行政代理权交给自己的臣属。这样，皇帝与权臣之间，实际构成了一种博弈的关系。

但是，作为臣属，要想巩固自己的地位，实现抱负，获取特权，结成朋党是一条捷径。地有南北之分，于是宋朝有蜀党、洛党；人有新旧之别，于是唐朝有牛党、李党。结党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唐太宗修《氏族志》，本是想提高自己亲族的地位，不料成了很多大家族结成政治联盟的缘起；又因为科举取士监督不严，名次可以人为操控，更加剧了朋党的成熟。

贞观初年，党争还是若隐若现，而到了贞观后期，随着科举士人渐成气候，太宗已经想不“兼听”都难了。党同伐异已经成为了朝臣宰相们秉政、议政的出发点。到高宗时，朋党呈不可遏制的蔓延之势。武则天颠覆李唐江山，正是利用了党争，否则武后一个女流，如果没有许敬宗、李义府这样的人组成“后党”支撑她，武后怎么能那样快速地挖空李氏的政治根基呢？武后专制后，任用酷吏，编订针对《氏族志》的《姓氏录》，也正是为培植自己的党羽。

一入朋党，则无是非，像魏征那样能够直言的前提也就不再有，皇帝也不会给这样的人“无限话语权”。
偏信一人，则成奸臣；偏信一群，则成奸党。李林甫、杨国忠、李德裕当宰相，都着力减少宰相的数量，把三省议政变成了形式，可直言者就更少了。魏征这样的大臣能够产生的土壤，终于遭到了彻底破坏。唐朝真正倾覆的缘故，即在于此，而这正是当年的李世民和魏征君臣所没有虑及的。

第31节：渭水那边红一角(1)
渭水那边红一角
——从《阿房宫赋》说说项羽烧了什么
前几日扑看报，看到有不少媒体重头报道了一则大文：《中国社科院确认阿房宫未建成并未遭火焚》。文中说：“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西安市文保考古所联合进行的阿房宫遗址考古活动终于结束了。”此次考古活动，阵容庞大，历时5年，得到了什么成果呢？“阿房宫考古队队长李毓芳表示，此次活动基本摸清了阿房宫及其周围秦汉宫室建筑的情况。结论显示，阿房宫只有一座建了一半的前殿。文学作品和历史典籍中那些宏大宫室场景的描写，勾勒的是该组宫殿的设计蓝图而已。项羽‘火烧阿房宫’的传闻也缺乏考古证据的支持。”

一言以蔽之，项羽“火烧阿房宫”的风流罪过，终于可以被我们的考古成果翻案了。
笔者看到这里，不禁疑窦丛生：阿房宫在“文学作品”里的出场，那是指杜牧的《阿房宫赋》无疑了，“历史典籍中那些宏大宫室场景的描写”又是从何说起呢？看秦汉史多年，扑从未见过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当然不算柏杨那个级别的）在著作里有过关于阿房宫的实地“宏大描写”。项羽火烧阿房宫的“传闻”倒是可以落实：扑11岁时有幸看过一厚本书，书名即叫做《火烧阿房宫》，写的正是项羽的这段故事。

不过，那是一部说评书用的话本。
本来无案，何言“翻案”
扑那时还是一个红领巾，但也已经知道话本《火烧阿房宫》是看着玩的，根本不能算历史。
但是，看《中国社科院确认阿房宫未建成并未遭火焚》和西安某媒体的相似一篇大文《考古发现“项羽火烧阿房宫”是历史误传》，却让扑额头涔涔汗出：“历史误传”？是哪一本“历史”误传的呢？

翻开最直观的记载，即《史记》里的《秦始皇本纪》和《项羽本纪》，里边关于阿房宫和项羽破坏关中的记载，没有一处直接称是项羽火烧了阿房宫。从那以后，史学界的主流观点中，没有一家说阿房宫是项羽烧的。

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记载：“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这是直接告诉我们：阿房宫根本没有建成，如果建成，肯定不会用“阿房”这样一个工程代号名。就像现在建一座体育场，工程名叫“373工程”，体育场建成后，还能叫“373体育场”吗？一般宫殿的命名，都是用吉祥的话。比如，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元殿、含元殿，都包含一种国运长久的吉祥意思。但是，“阿房”是什么意思呢？“阿”的古义是“一个大疙瘩”的意思，大土包，土山冈。“房”呢？是一个大夯土台，筑得像山一样的大夯土台。

司马迁在《项羽本纪》记载：“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也没有提项羽烧阿房宫，而是笼统说烧掉了秦国的宫室。
司马迁极厌恶秦始皇，在《吕不韦列传》中直指嬴政为野种，应该叫吕政。他对秦的记载，都是比较客观的，如果阿房宫这样一座祸国殃民、哗众取宠的“奇迹”建筑真地建成了，他能不直书笔下吗？《史记》之后的所有正史本文，也都没有“阿房宫建成后被项羽烧掉”的记载。

而《中国社科院确认阿房宫未建成并未遭火焚》主要引用来证明“有此一说”的《水经注》、《三辅旧事》和《三辅黄图》，都是一些什么级别的史料，其中又是如何讲说与阿房宫有关的事情的呢？

《水经注?渭水》中说，“为了预防刺客，秦始皇让人用磁石建造阿房宫的北阙门，这样身怀利刃的刺客经过此地时就会被发现。”须知，郦道元作的《水经注》，是一部军事地理学专著。他搜集材料的原则，是只要与历史、地理、军事相关，全部加以搜集记载——用磁石建造宫门，这是典型的志怪小说、笔记的套路。事实上，历史上没有一座宫殿是用磁石建造宫门的。首先，皇帝自己的仪仗卫队都要装备武器、盔甲，他们过磁石门怎么办？其次，秦朝时主要的兵器还是青铜合金制成的，用磁石没有效果。

《三辅旧事》则说，秦始皇将东方六国的兵器收集起来，铸造成12个铜人，安置在阿房宫门口，作为显赫功绩的象征。《三辅旧事》本身是笔记小说，而且“金人十二”的落成地点，向来有多种说法，“安置在阿房宫门口”只是其中一种而已，况且作为附属雕塑的铜人真的落成，也并不能证明宫殿本身就建成了，这是常识。

《三辅黄图》是成于魏晋的一部讲关中地理、城阙、风水的书，而且书中还明确说：秦始皇的高曾祖父惠文王就已经开始建阿房宫，秦始皇只是对这一工程进行了扩建，始皇三十八年七月，阿房宫还没建成，他便驾崩了。秦二世征调修建阿房宫的七十万囚徒到临潼的骊山修建始皇陵，阿房宫工程就暂时中止。《三辅黄图》的记载均引二手材料，组织颇为杂乱，有前后抵牾之处，不足为据。

第32节：渭水那边红一角(2)
秦二世元年四月，二世皇帝回到咸阳。《汉书》说他“复起阿房”，但是那一年天下大乱，工程即宣告停止。
以上，没有一条可靠证据或说法能切实证明“阿房宫建成，但被项羽烧掉”这个说法，可见，项羽头上从来没有“火烧”的冤案，没有“历史误传”，更无所谓“翻案”“澄清”的任何必要。

难道《火烧阿房宫》这样的评书也算“案”吗？《阿房宫赋》本身是一篇文学作品，能作为史料依据吗？历时5年，耗费人力物力无数，耗费国家经费无数，就是围绕着一个假命题转圈，最后得出的结论也只证明了史学界已有的共识，真有些令人莫名其妙。

看来，如果有人说圆明园是日本鬼子烧的，我们的大队人马也去考察一番，回来告诉我们说：“圆明园不是日本鬼子烧的，是英法联军烧的。”如果扑号称在南湖公园拍到一只霸王龙的照片，大队人马也去考察一番，回来写报告说：“那不是一只霸王龙，而是一张华南虎的年画。”

这样下去，《童林传》《葵花宝典》《九阴真经》的真实性都需要去考察了，“五鼠闹东京”“怪侠一枝梅”是不是也要立项去调研呢？
项羽到底烧了什么
既然正经的史书上，都没有记载过建成的阿房宫被项羽烧掉，那么项羽在进入关中称“西楚霸王”时，究竟烧掉了什么呢？
在近来的一些地摊历史读物中，有人把“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作为项羽烧阿房宫的根据，理由是以咸阳秦宫室的规模，不可能烧三个月之久，半个月也就烧光了，阿房宫规模大，才够烧三个月的。

这当然是掰手指头算数的蠢想法。
翻开与秦代宫室同为木结构的明朝宫殿的失火纪录——明宫三大殿因为缺乏避雷设计，防火不力，曾经三次遭遇“天火”，分别是永乐十八年，雷火烧了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嘉靖三十六年，三大殿又烧了，这次规模更大，延烧到奉天门、左右顺门、午门外左右廊，三殿二楼十五门俱焚。这次大火后，三殿到嘉靖四十一年才重新建成，改名皇极、中极、建极三殿；万历二十五年，“三殿又灾”，延烧乾清、坤宁两宫。这三次天火，都烧了多长时间呢？没有一次的火情超过七天，但均造成惨重损失，主体建筑化为灰烬——须知明宫起火是天灾，有人救；项羽烧秦宫，是人为有组织纵火。所以，秦宫火的时间，不可能比明宫火的时间还长。

需要强调的是，项羽并非不分青红皂白而只知放火的野蛮人，他对关中地区的破坏，是有计划、有步骤的。
天下诸侯、将领都进入关中，如果项羽一把火将宫殿全烧了，项羽、刘邦以及诸侯、大将们住在哪里呢？项羽是在野地里分封天下、建立霸业的吗？显然不可能，他们在分封结束前，都是住在宫室里的。

那又为什么“火三月不灭”呢？
这要从项羽和刘邦的恩怨说起。
在前面的《鸿门宴上项羽不能杀刘邦》那一篇中，我们知道了刘项相约攻秦，有“先入关中者，在关中称王”的约定。结果，刘邦虽先入关，但因为他实力远逊于项羽，所以只好在鸿门宴上雌伏，把关中拱手让给项羽。项羽主持天下诸侯的重新分封，自称西楚霸王，而封刘邦为汉王，将其领地限制在汉中和巴蜀。

项羽当时已经默认刘邦为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所以，对有可能成为刘邦前沿基地的关中，进行了战略破坏，其后，又把三个秦国的降将封在关中为王（所以，后来关中又称“三秦”），以阻塞刘邦重新出关进入中原。

既然封了三秦，为什么项羽还要破坏关中呢？
原因有三：首先，秦楚世仇，楚人非常痛恨秦人；其次，各地诸侯的军队随项羽入关，项羽想犒赏、拉拢他们，又不愿自己破费，索性慷秦人之慨，纵容众军抢掠秦人的财产；最后，项羽虽然把刘邦限制在汉中，但清楚秦三降将根本无法抵挡刘邦重出江湖，只能延缓一下刘邦的脚步，所以，项羽仍要破坏关中的战争潜力，以免给刘邦留下翻身的砝码。

第33节：渭水那边红一角(3)
那么，项羽究竟烧的是什么呢？他烧的是秦国的宫殿、宗庙、陵寝（外部）、府库、木材场、战略物资和皇家图书馆。
这些地方，有些是项羽直接烧掉的，比如皇家图书馆——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的“治绩”之一，就是废止六国的文字，而以秦国文字为惟一通行的官方文字，此即所谓“书同文字”。后人说项羽是“文盲”，就是指他不识秦文，其实，他是识楚文的。对于这样的地方，在项羽眼中毫无价值（况且有价值的天下地形图、户口总籍、府库分布图等已经都被萧何顺走了），干脆烧掉。

而府库与宫殿，项羽则是一部分一部分烧掉的，就是先统一封闭好，然后逐次抢掠，抢空一处烧掉一处，最后军队全部撤出关中时，再把暂时居住的宫殿也烧毁掉——只有这样，才能大火烧三个月不绝。

再有，就是阿房宫的工地和为建造阿房宫囤积木料的大木材场。阿房宫虽然远未建成，但材料已经齐备。古人营造工程，必先备好主料，然后根据主料的规格、强度设计殿宇，阿房宫北临渭水，主料即从渭水上运来并囤积在一些专用场地之中，“蜀山兀”了，但还没有“阿房出”。项羽的入关烧杀，即在这个当口。阿房宫工地上的木料和木材场中的上好木材，都是很重要的战略物资，所以项羽必须把它们毁掉——从这个角度上讲，项羽也算是烧了阿房宫——当然，项羽烧掉的是阿房宫工程的底子和营造木材。所以，渭水之南确实是起火了，但却不是什么大火，只能算是“渭水那边红一角”。

杜牧为什么写《阿房宫赋》
杜牧在敬宗宝历元年（825年）写《阿房宫赋》时，只有23岁。他写文章的目的，是劝谏年少只知逸乐营造的唐敬宗，要吸取秦朝败亡的教训。他在《上知己文章启》中说：“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后来，唐敬宗被人在宫廷中行刺杀死，唐文宗即位。新皇帝崇尚勤政、简朴，小杜的这篇赋因而受到关注。当时的太学博士吴武陵读罢击掌称好，甚至跑去向主考官登门直荐。杜牧也因此顺利登科。

但杜牧写作《阿房宫赋》，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炫耀自己的才华。
杜牧的祖父杜佑不仅官至宰相，而且是一位博古通今的大学者，著有二百卷的《通典》。这给了自幼好学的杜牧以深厚的家学功底，加上杜牧本人又是文学天才，所以，他的诗赋文章，除去词采出众、典故林列之外，在见解上往往也要显得高人一等。

在杜牧以前，没有人专就阿房宫的题材写赋，因为阿房宫是个“假命题”。但杜牧就敢自开天地，无中生有，做了这篇《阿房宫赋》。
他是如何无中生有的呢？
杜牧有家学，又有才情，他写文章，写咏史的诗赋，其中往往有一个关节：想必。
想必，就是根据已有事实，做合理的文学推断。看看他那首著名的《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这就是“想必”。杜牧的意思是，曹操父子均为好色之徒，若打破江东，美女大乔、小乔两人恐怕要危险。史料记载，曹操曾霸占了秦宜禄妻、张绣叔叔的遗孀，曹丕霸占了袁熙的老婆甄氏（当时袁熙还活着）；刘备拿下益州，娶了同宗的遗孀为后；司马氏平灭蜀汉、孙吴，也把两国的后宫，纳为己有。这是当时的风气。所以，曹操打破江东，二乔的命运还真很难说。诗中“二乔”的说法即来自曹植《铜雀台赋》中的一句：“连二桥于东西兮，若长空之?#91;蝀。”于是曹操就被增添了一桩风流罪过。其实，曹植本来的意思是描写当时铜雀台上的两座桥，但因为杜牧的诗太有名，到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就让里边的诸葛亮把“连二桥于东西兮，若长空之?#91;蝀”这句偷偷改成了“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以激怒小乔的丈夫周瑜。

在《阿房宫赋》上，杜牧也是利用了“想必”的手法，他本人是唐代京兆万年（现在陕西省西安市）人，住得离阿房宫地基遗址不远，非常熟悉当地的地貌，所以，他可以想象出“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这样如临其境的场面。又因为记载中的阿房宫规划，是覆建在山上，依据山势设计，所以，他据此想象出“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的景象——“气候不齐”不是指因为宫殿太大而在其中分出了气候带，而是殿宇群分布在山上、山下、山南、山北的不同地方，所以其温度、阴晴不同。

“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宫人”，这些描写的依据，则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複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的记载。每打破一国，就仿照该国王宫在咸阳重新建起新宫殿，这确实也是很奢靡的举动。不过那句“各抱地势，钩心斗角”就有些露怯了，因为以秦朝的建筑工艺，还远远达不到“钩心斗角”的精度，在隋唐时，工匠们才开始有这样的手段。

《阿房宫赋》想象得如此合理、逼真，所以后世有些人受了杜牧的“蒙蔽”，便以为此宫真的曾经建成过了，项羽的“火烧阿房宫”自然也就顺“理”成章，敷衍出这么一桩历史公案来。

第34节：柳河东的边城故事(1)
柳河东的边城故事
——《捕蛇者说》里外全是血泪
中学课本里的《捕蛇者说》，是中唐柳宗元（郡望河东，故世称柳河东）写于元和年间的讽喻名篇。当年每览斯文，扑常感慨“捕蛇者”的时代，实在已经是专制王朝末世的景象，柳宗元忠臣被放，感慨天南，所见茫茫，于是愤然命笔，写下这血泣之作——这是揭露了封建社会黑暗残暴统治的一篇战斗性的实录。

后来偶翻史书，看到柳宗元的身世，与唐朝元和年间的故事人物，扑才知道柳的愤懑背后，还有很深的曲折，而元和时的社会，也并不是连一点点的希望和精英都没有了。
当时人物
恰恰相反，从唐德宗贞元年间到宪宗元和年间，人物辈出，文章繁盛。知名将相如王叔文、杜佑、李绛、李吉甫、杜黄裳、武元衡、裴度、李愬、令狐楚等，诗文名家如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孟郊、贾岛、李贺、白居易、元稹，前后提携相望，呈龙腾虎跃之势。

柳宗元中进士，与刘禹锡同年；入朝为官，与韩愈为搭档。其中，柳尤其跟刘禹锡一样是少年登科（柳比刘小一岁），所以惺惺相惜，共谋进退。柳、刘才名重于当时，书生意气，好发议论，褒贬无遗。当时，德宗皇帝已经到暮年，太子李诵一派逐渐成气候，东宫的班子带头人王叔文、王伾组织“影子内阁”，柳、刘一同入选，二王很看好他们，“欲大用”。

公元805年正月，德宗病死，传位于太子李诵，改元永贞，是为顺宗。但是，史载德宗临死想见太子一面而不得。为什么呢？因为太子病得比他还厉害。李诵一直患有严重的风疾，也就是瘫痪，身体非常差，躺着继承了皇位之后，也只是挺着精神被扶出来跟臣民见了一面，然后又回内宫养病去了。于是，朝政大权落入王叔文、王伾之手。二王遂拿出早已拟定的改革方案，减税役、削藩镇、打击宦官，着手对当时的诸多弊政来一次大清理。

在这场很突兀的改革中，柳、刘二人冲在最前线，参与机密，弹劾人物，风光一时。柳宗元后来总结，当时的自己“齿少、心锐、径行、高步、不知道之艰，以陷乎大阨。”

他们的这场永贞改革，却注定要失败，因为支持改革的皇帝气息奄奄，根本无力控制内廷，使得本来在德宗朝就很跋扈的宦官，处于无人羁縻的状态。当宦官集团感觉二王的改革将要削夺他们的权益时，宦官便开始向外廷来寻求同盟。此时，在朝廷上，德宗朝的大官僚对王叔文的改革持观望态度，而在个人上，则对二王及其周边靠科举出头，而出身寒门的柳、刘等人极为反感。所以，宦官的橄榄枝一伸过来，这边立即接洽。

他们的办法，是撤除王叔文系统的权力基础——唐顺宗。永贞元年八月，宦官与朝臣合力，强迫顺宗禅皇位于太子李纯，改元元和，是为宪宗。
太上皇的病榻刚刚被抬出皇宫，二王系统即遭清算，王叔文、王伾和柳、刘等八位主要改革派全部被贬逐到外地。因为那八人同被贬为偏远地方的司马（闲职），所以，此事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柳宗元、刘禹锡的风光日子，算来只有一百四十六天，却要换来后边十几年的失意光阴。柳宗元最初被贬为治所偏远的邵州刺史（在现在的湖南中西部），收拾行囊，带上老母妻儿，即日上路。

第35节：柳河东的边城故事(2)
这个失意的人即将赶到邵州的时候，有新诏书快马追来，大意如下：你辛苦了，不过你的路还得继续走下去，因为你已经改任永州司马，那里山水不错，你要注意身体呀。钦此。

柳宗元在驿站写了很多封信，给所有能够搭上边的在位者都写信了，求大家放自己一马，但是直到花也谢了，柳宗元都没有收到好消息。对他们几个，朝廷的政策是“虽赦不用”，意思是就算天下大赦，也不减轻这几个人的罪名，案底更是永远不销的了。

天南有雪
柳宗元就这样来到了永州。
永州地处现在湖南和广东交界，地接南岭北麓，荒僻无人，离当时的南诏国已经不远。
柳宗元一家到永州后，连住所都没有，后来求得一个和尚的帮忙，在寺庙里寄宿。由于路途颠簸，加上水土不服，到永州未及半载，柳的老母卢氏便辞世了。
个人的遭际，家人的离去，令年轻的柳宗元无比愤懑，向着寥廓的楚天，蛮荒的大地，他发出呼喊：苍天啊苍天，难道你没有看到这人间的冤情吗？！
也许苍天有眼。
于是，下雪了。
唐朝时中国的气候，比现在还要暖和，在靠近岭南的地方，能够下雪已经是罕有，而柳宗元初到永州所遭遇的那次大雪，更是下得胡天胡地。山岭、江河、人家全被雪盖，数个州地笼罩在一片白茫茫的异境之中。这些地方人家里养的狗，一生都没有见过这样大的雪，以为冰河时代重新来临，人类文明即将灭亡，于是昼夜狂吠，四处奔窜。这个景象被柳宗元在文章里纪录，就是成语“粤犬吠雪”的由来。

身处偏远的江湖，又见雪落，柳宗元的心境可以想见，在千余年前，还有一个人也与他相似，那就是同样被放逐的屈原，屈原在《涉江》里也写了这样悲戚的雪野：
“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其承宇。”
在大雪中，柳宗元悄然离开栖身的寺庙，离开村镇，离开人声和犬吠，很久，很远，到了荒野深处，到了潇水之滨，坐下，良久。他作了一首诗：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有一种等待叫做荒凉。
上来就引“绝”“灭”入诗，这在唐诗里很少见。不过，下面竟出来一个钓翁，说明在这一派肃杀之中，其实还是有生机和守望存在的。在古时，如果你在荒山野浒之间，看见一个奇形怪状的人在那里垂钓，千万不要贸然上去打扰或者问路，因为那如果不是性情古怪的绝世高手，就是等待转机的失意政客，招惹他们，会被扁得很惨。

以钓翁自况的柳宗元，不是去投水的，他还在等一个人的消息，如果这个人的境遇有了转机，抑或说句话，搏一下，也许自己还有希望。
江南春来早，南岭春更早，倏忽几月过去，雪融梅出，大地一片葱茏。冷落中的柳宗元终于等来了那个人的消息。
那个人就是太上皇李诵。
消息的内容却很简单：他驾崩了。
《捕蛇者说》就写在这个时候。
文中提到的“异蛇”，就是五步蛇，又名祁蛇、蕲蛇、白花蛇等，这种蛇有剧毒，最凶的时候一次可以咬死四个成年人。朝廷征集这种蛇干什么呢？为皇上治疗瘫痪。对献蛇者，朝廷有什么回报呢？

抵当税役。
当时施行两税法，分夏、秋两次交税，即课文中说的“岁赋其二”。此法初衷是减免农人租税，但施行后多被钻漏洞，甚至被下面公然废置。两税之外，名目极繁，民不堪命，所以朝廷征蛇，永州之人竟然“争奔走焉”。永贞改革，一大项目就是要改革“两税法”，所以，柳宗元在文中，毫不隐讳“赋敛之毒有甚是蛇”。

那么，顺宗已经死了，朝廷没有必要再征蛇，“专其利”的蒋氏将命运如何呢？可想而知。
所以，柳文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哀挽死去的李诵，虽然这挽意已经很轻很淡，就像方鸿渐在月下亭中柱后，吻苏小姐嘴唇的那一下。
元和教训
柳宗元在永州一待就是10年。这10年中，朝廷怎么样了？那里是不是奸臣当道、一片狼藉呢？
第36节：柳河东的边城故事(3)
不是。
朝廷上热闹得很，宪宗上台后，任用了一批能臣，整顿吏治，削藩整军，正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对于一个逐臣而言，最痛苦的不是自己被贬后朝局黑暗，每况愈下，而是撇了自己后，人家反而干得更好，自己却在冷落中徒有羡鱼之情，彻底断绝了回归的希望与自持的理由。

那钓翁干脆投水了，在柳河东的心里。
不料元和十年头上，事情突然有了转机。重臣裴度为当年的八司马向皇上求情，说这些人在江湖险恶之处，已经改造了这么多年，对于本朝仁化，已经深为感动，如今这些人老的老，病的病，死的死，境遇很悲惨，皇上英明神武，德政被于万方，也应该赏他们点阳光，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宪宗心一软，想这几个人也确实被整得太惨了，便点头说：让他们先回京，观察观察……
于是，柳、刘几个人在五湖四海的地方一起收拾行囊，又回到了长安的繁华之中聚首。
按皇上的想象，这几个家伙改造了这么多年，应该是一个个满身晦气，变得低眉顺眼，口僵手颤。到时候哀其衰朽，给他们几个京官的闲职，比如挂个图书馆副馆长什么的，容他们养养老，遛遛鸟就得了。

但这几个人的政治能量，郁积了这么多年，虽然已经有些变质，但味道仍然很足，加上深冬乍暖，以为惊蛰，不免有些得意忘形，于是吟诗唱和，迎来送往，门庭若市，时为一景。

彻底把事情搞砸的，是刘禹锡。据有些记载，刘禹锡的祖上是匈奴人，所以，这人不光有才情，体质也出奇好，在朗州的“陋室”里憋了10年，一回长安，就恢复玩家本色。当时流行到长安郊外的玄都观赏桃花，士女辐辏，冠盖云集，刘禹锡听说，心一痒，也邀众人去了。

留连花下，老刘诗情涌动，不能自已，折扇轻挥，指点桃枝，脑交战，作诗一首：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以刘诗名之盛，此作立刻传遍长安，引起一片哗然：原来我们这些新贵，都是你这位刘郎走之后“栽”的呀，那么，刘郎如今回来了，又想干什么？
当时，身为名臣的另一个宰相武元衡，本人也是大诗人，听了这首诗，冷冷一笑。
很快，新的任命下来，刘禹锡改播州刺史（今贵州遵义），柳宗元改柳州刺史（今广西柳州），其余几个，也同样是升为正职，但治所更加偏远，再远就出国了。其中，刘禹锡的播州最为偏远，听说当时基本还是土著人出没的原始森林。柳宗元激于仗义，主动提出与刘禹锡交换贬所，他的理由是：我的母亲已经不在了，刘禹锡的老母却还在堂，望陛下本着上天好生之德，同意我们的交换。

不久，上边也觉得刘禹锡的事有些过分了，于是将他改贬到连州（今广东连县），不久调任夔州（今重庆奉节）。
但这位刘禹锡仍没有改造好。12年后，已经经历三朝的他，重新被起用，回长安再游玄都观。见已经是一片调零，诗人兴致却不减当年，写道：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刘郎回来了，可是柳郎没有回来。柳宗元，一代文豪，47岁，已经死在元和年间，柳州任上。
柳宗元在柳州施行善政，移风易俗，修桥铺路，兴学打井，植树造林，孜孜不倦。事实证明，他是一个好官。
可好事偏偏没有他的份。
临死前，柳宗元写信给刘禹锡，将自己的遗稿托付给他，由刘禹锡编成《柳宗元集》。
这是区区一个柳宗元的悲剧吗？不是，这是整个元和年间的士林悲剧，是整个王朝的悲剧——有智有德者，因为党争的缘故，在江湖之中宛转死去；本来有机遇强大起来的国家机器，却因为朝局的内耗而失去了时间；皇帝领着大家玩弄党争，把龙腾虎跃变成了龙争虎斗。等藩镇的势力巩固、宦官的根基已深，则朝臣们已经沉溺于争斗，而忘记了时代的使命。

元和三年，柳宗元在永州挥泪写《捕蛇者说》，刘禹锡在朗州润色《陋室铭》，杜牧在扬州泡妞，李商隐在令狐楚家里上骈文补课班。时为宰相的李吉甫，以对付二王八司马的余威，斥退了两个妄议时政的小人物，并批示：此二人不得重用。这两个人因此深恨李吉甫，不过他们吸取了八司马的教训，而是隐忍待发，悄悄离开了长安。

李吉甫又一次胜利了，施施然入宫禀告皇上，说朝局已经太平。
在灯下，君臣相视而笑。
但是，巨大的阴影已经在月光中滋长，并开始笼罩帝国的前程。
出京的两个人，一个叫牛僧孺，一个叫李宗闵。
而李吉甫的儿子，大家也很熟悉，他叫李德裕。
将唐朝的国家机器彻底带入死路的牛李党争，恰在这时种下了祸根。

第37节：赵普的“半部《论语》”是句什么话(1)
赵普的“半部《论语》”是句什么话
扑前日乱翻书，拿过曾畅销一时的《于丹〈论语〉心得》，看到第一章“天地人之道”前面的几行引言中间，有这样一段很耐人寻味的立论：
“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曾经标榜说，自己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论语》在古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古人对《论语》的推崇。”
第一感觉，就是这话肯定不是于丹自己写上，而是该书编辑的续貂之笔——如果翻开相关史籍，你会很明晰地看到，首先，赵普说没说过类似的话，都很成疑问；其次，即使野史上记载的“赵普说”是真的，从语境判断，也根本不是讲《论语》的好话；最后，鉴于宋朝开国的特殊情况，严格地界定的话，赵普并不能算“宋代开国宰相”。

以于丹教授在众多读者心中定位的水平判断，她应该不会犯这样“路边说书”级别的常识性错误。
首先说说赵普的“身份问题”。
要说某人是“开国宰相”，此人起码得在“开国”时确实担任了宰相，并主持建立了本朝的朝纲体制，而且得连续执政相当一段时间。符合这几项条件，才能算开国宰相，比如萧何，从刘邦建汉起一直担任相国，并建立了一系列新朝体制，后来曹参继任，遂得以“萧规曹随”。按同样的标准，曹参、陈平不能算西汉的开国丞相，诸葛亮算蜀汉的开国丞相，房、杜两人算唐朝开国宰相，因“胡案”导致宰相制度废除的胡惟庸，不能算明朝开国宰相。

翻开赵普的履历表：在后周时代，他一直是大将赵匡胤的主要幕僚，给赵出谋划策，但“陈桥兵变”赵氏黄袍加身之后，篡窃了后周政权的宋太祖为了维护朝局稳定，留任了后周重臣范质、王溥、魏仁浦为相，赵普当时的实职是枢密直学士（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后升为枢密使（相当于国防部长），直到北宋建立后第五年，才当上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够资格例行参与国务会议，相当于宰相的级别了。而且，因为赵普对政事生疏，还闹出了一连串职责、公文方面的笑话，亏得王弟赵光义出面，数次出头帮他缓解尴尬、收拾残局。

原来，因为出身小吏，赵普幼时起就学问荒疏，属于典型的办事能力强、理论水平低的干部。一度，连军伍出身的“一条杆棒等身齐，打下四百座军州都姓赵”的宋太祖，都觉得赵普的政策根底太浅薄，常劝他多读书，“要向知识分子虚心学习”。开国时不用赵普为相，主要也是赵匡胤认准赵普只能干实事，不能谋全局，难以胜任主持新朝建制的工作。所以，直到形势非常稳定了，新朝的体制运行得差不多了，太祖才让赵普坐上宰相的位置。

赵普长期做幕后工作，熟于吏事，专擅权谋，是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的谋主，但终于当上宰相后，他器量不足、目无全局、公私不分、揽权倾轧的毛病暴露无遗，甚至有一次还被宋太祖抓了个现行——

原来，宋太祖这个人对大臣常常不放心，动不动就搞“家访”。尤其是他听说赵普曾经把有些大臣说自己坏话的奏折，直接点炉子生火的八卦传闻之后，他就非常想到赵普家去看看。

第38节：赵普的“半部《论语》”是句什么话(2)
于是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宋太祖不宣而至，进了赵府大院。赵家正在吃饭，听到外边通报圣驾到了，赶紧抹抹嘴出来接驾。宋太祖扶起赵普，正待寒暄，眼角的余光却看见西边廊下的阴影里，一字摆开，有十个坛子，坛子风尘仆仆，但工艺精美，一看就是江南之物。

皇上背着手，在院子里转了几圈，终于忍不住问赵普：你们看，那西边的走廊下，是不是有几个坛子啊？
赵普低头道：是有几个坛子。
皇上朝坛子越走越近问：这十个坛子里，是什么东西呀？
海产。
皇上俯身摩挲着一个坛子：哪里来的海产啊？
……吴越王钱俶刚送来的，还没来得及打开。
皇上用力晃了晃坛子：收的什么海产啊？大老远送来的。
臣不知道。
皇上背着手回到院子中央：打开尝尝。
皇上的随员费力搬过坛子，好容易开开了，坛子里上面铺着一层海产，下面满满的全是金元宝。
皇上转身就走，临出门，回头看了一眼还跪着的赵普一家，语重心长地说：我是个武夫……你就收下吧！他们以为，国家大事都上由你们书生决定的。
大家应该能明白其中的意思，因为赵普不是读书人，不是书生。
其实，赵普也不算说假话，因为海参、海带是海产，珍珠、珊瑚也是海产，金子说不定也是从海底沉船中捞出来的。
宋太祖从此就不信任赵普了，所以后者在太祖、太宗两朝数起数落，没有能够连续秉政。
话说回来，《于丹〈论语〉心得》里之所以硬把“宋代开国宰相”的名头安在赵普头上，其实是想暗示读者：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这话的赵普，分量如何之高，甚至两宋四百多年的根基，也有“半部《论语》”的功劳在里边。可惜的是，赵普擅长的权谋之术恰恰是儒家所不齿的。

堪称实干家的赵普，更是阴谋家，除了策划陈桥兵变和杯酒释兵权，后来还有别的表现。赵光义“烛影斧声”弑兄夺位，当时已经被太祖贬斥在外的赵普为了讨好赵光义，编造了一个“金匮之盟”的鬼话，声称据他现场看到，太祖、太宗的生母杜太后临死前，对太祖说“汝死当传位汝弟”。

而且，他还伪造了一份“誓书”。
因为死无对证，所以赵普编造的故事为太宗制造了“合法继承”皇位的根据，立刻换取了自己的第二个宰相任期。但，此阴谋因为过于拙劣，在宋代就被世人识破，赵普之为人因而深为后人所鄙。

那么，“赵普说自己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这个说法究竟从哪里来的呢？
这句话强调了两点认识。一是，《论语》实在了得，是“治天下”的无上秘法，武侠小说写张无忌练“乾坤大挪移”，七成功力就可以傲睨群雄；赵普每天在家读《论语》，五成造诣就能把天下治理得“庶几乎”。

二，赵普是非常厉害的经学大师，功力深不可测，估计也写过《赵普〈论语〉心得》之类的著作。古人形容学识深厚称“学富五车”，赵普显然更厉害，刚倒完五车，又来了五车，还没有来得及倒，在宋太祖太宗两朝当宰相就足够了。

可惜这两点认识，既不符合史实，也经不起事理推敲。
翻开《宋史?赵普传》：“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当年，皇上嫌老赵书读得少，说话办事不讲究，赵普“知耻后读”，在家常闷头作“看东西”状，一坐就是一天，他死后家人好奇地打开书箱，发现里边只有一部《论语》。

《论语》全书只有二十篇，当时有点文化的人，半日就可以读完，所以不能由此记载，断定赵普只读过半部《论语》。
正史不见“半部”说法，查《赵普神道碑》也没有，于是，扑去翻野史笔记。
南宋林駉《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八《儒吏》称：“赵普，一代勋臣也，东征西讨，无不如意，求其所学，自《论语》之外无余业。”这段话下面，有作者小注云：“赵普曰《论语》二十篇，吾以一半佐太祖定天下。”

第39节：赵普的“半部《论语》”是句什么话(3)
再就是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者止《论语》……太宗尝以此语问普，普略不隐，对曰：‘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

再往后的都是转载这两个版本。但是，《宋史》是元朝人编纂的，后人对其评价不高，认为这部史书是突击完成的，选材不严，贪多务得，门槛过低，连很多野史笔记也照录，但即使这样一部书，也没有采用“半部《论语》”的记载。

假设野史中的记载是真实的，那赵普的话也说得言不由衷，更显然很有点献媚成分在里边——
“治天下”是很严肃、很复杂的，用《论语》里边并不系统的理念，作为某些事务的指导原则，还嫌不足，偏要突出“半部”，有些太搬弄造作了。李敖曾经写道：“《论语》只不过是一万一千七百零五个字的空疏东西，古代宰相竟想用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未免把‘治天下’看得大容易了。”

说“定天下”更荒唐。赵普曾长期担任赵匡胤的掌书记（军务高参），他用来辅佐赵匡胤“定天下”的（其实是“篡天下”），恰恰是谋略变通之术，在《论语》见不到，甚至在《于丹〈论语〉心得》的那些小故事里也是见不到的。

敢说自己用《论语》打天下的，古今中外也只有赵普一人。连中学生都知道，赵家的天下不是从正路上取得的，《论语》里哪条是教唆阴谋家们发动兵变的呢？赵普的政治履历，正可以用来作为提倡“君君臣臣”的《论语》政治理想的反例。

因为这话说得不合事理，所以关于这话是否真为赵普所说，历代质疑者不绝——北宋上承五代，那是军阀混战，军人习惯了搞政变的时代，所以，宋代开国的国策是重文轻武，大力推重读书人，到范仲淹的时代，宋朝人的知识理论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此前的历朝历代。我们现在说宋朝人写诗有学究气，宋朝人还嘲笑唐朝人的诗写得鄙陋呢。北宋中期有人这样说：本朝开国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在五代时受的教育，所以，连赵普那样《论语》都读不全的人，都可以出来当官秉政……言外之意是不屑，因为《论语》在那时候的作用，相当于现在的小学生教材。

但“半部《论语》就能治天下”这个说法却在南宋时成了定论。当时程朱理学兴盛，朱熹着力拔高《论语》，该书被理学家们抬到包打天下、无所不能的程度，甚至认为《论语》里一句，顶别的书一百句，所以把“半部《论语》”的故事附会到了曾跟《论语》沾边的赵普身上。《古今源流至论》《鹤林玉露》里边的“记载”大概来自这个需要。这和后世商家的“启发式炒作”有些类似了。

我们的畅销书“以言取人”，引之为据，这是容易对读者造成误导的。
第40节：范大人顾洞庭而言他(1)
范大人顾洞庭而言他
——说说《岳阳楼记》里的三层利害
古人的文章，写出来了并能够流传天下的，有的是用来明道，有的是用来言情，而华丽媚众之作并不多。此类所谓“言之有物”的好文章里，也分身外之物和心内之物。而像《岳阳楼记》这样兼统内外、动心见性的文字，实在有细读的必要，因为学做文章，仅仅背诵和炫耀是不够的，关键是看他不言而喻的手段。然而很多年来，对于《岳阳楼记》的解析，总是过多地强调字里行间的华美音阶和表层含义，这实在是令人遗憾的现状。当代人学习古人的文章，首先要看他写文章时的处境，了解他的难处，才会洞见他提笔的可贵和经营的心思。

写《岳阳楼记》时，范仲淹本人正处在一个失势后很艰难的状态。这时候，被贬谪的同党滕宗谅（即滕子京）让他写序，其实是出了个难题。没想到，范仲淹这篇文字写得读来磊磊落落，里边余味却曲曲折折，实在是可以兴邦祛厄的大手笔。

范滕之间的渊源
范仲淹这个人，大家都比较了解了。他少年苦读，中进士授官后在地方上颇有政绩，得到晏殊的推荐，入朝当了京官；仁宗初年，他得罪专权的太后而被贬。
后来几经沉浮，范仲淹临危受命，又到西北对西夏作战的前线督军主事。宋仁宗朝中期，外有西夏强盛，内有暴动乱民，中央财政紧张，朝廷陷入危机，范仲淹跟韩琦以“知兵事”而入朝，得到重用，任为副相。庆历三年，仁宗急切垂询富国强兵之法，范仲淹遂献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方略，名臣富弼同时亦提出相应策略，仁宗也就采纳了。

但新政推行不久，即遭遇内外巨大阻力。庆历五年，范仲淹、富弼等被指为朋党，外贬地方，韩琦、欧阳修上疏帮其辩驳，很快被外放。还有一些人同情新政，或与范富曾有渊源的，也受株连而先后被贬，比如苏舜钦。

范仲淹在受托写《岳阳楼记》时，正是庆历六年年中，他被贬放到邓州后，言行上受着朝廷里守旧党人高度的“关照”。而这当口，他突然收到老部下滕宗谅写来的一封《与范经略求记书》，说岳州（即文中说的巴陵郡）胜景岳阳楼已经在六月重修完毕，希望他给做一篇文章，好刻在新楼之上。

这个滕宗谅与范仲淹是同年（同一年举进士），早在范仲淹仕途初起，在泰州任西溪盐官时，滕就是范的搭档。范仲淹主持修筑捍海堰造福当地，滕与他文武相济、合作愉快。后来，范得到擢升，也一直不忘提携滕宗谅。范在西北守边时，几度形势危急，都是滕便宜权变，助范渡过难关，所以，范仲淹入朝为相后，推荐滕出任边境地区的兵马总督兼当地知州。滕宗谅施展文韬武略，正待大干一场，不料朝廷那边却有人盯上了他。

原来，庆历三年新政颁布后，守旧派一直在找机会整倒范仲淹。但，范清廉正直，朋友很多，而且是地方上干上去的，有功于国，根基深厚，除了有时喜欢自我标榜一下——这也是宋朝士大夫普遍的风气——没有什么破绽可挖。于是，守旧派便从他身边人和老部下入手。滕宗谅是范仲淹死党，又在范发迹的地方任职，收拾了他，既令范少了一个外援，更可以给范的政绩抹黑，可谓一石两鸟。偏偏，滕又是一个行事粗豪、性情自负、锋芒毕露的人，做人处事的漏洞很多，加上范、滕在边地与强敌周旋，少不得有些杀伐决断、冒支公款的事情，滕宗谅每每做过这样的事，便把纪录和账本烧掉，如此则事发之后，祸患不至于波及范仲淹，但他却也只好自己一人背锅了。

于是，庆历四年初，御史们以“擅行边事”之类罪名纠弹滕宗谅时，虽然范仲淹、欧阳修等多方保他，他也还是被贬职，到岳州当知州去了。第二年，他听说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都被外放，新政被皇上彻底抛弃，感觉再无翻身之日，于是在岳州主持重修了名胜岳阳楼。

所以，滕宗谅重修岳阳楼，并不是什么“盛事”，而是有很多意气的成分在里边。据记载，岳阳楼落成之日，他的部下前来庆贺，他却说：“落甚成？待痛饮一场，凭栏大恸十数声而已！”

滕宗谅的言行，当然在朝廷守旧派的掌握之中。滕写的《与范经略求记书》落到范仲淹手里后，范如何应对这个难题，就更是大家都很感兴趣的了——他若不写，则是示弱，而令新政党人气沮；写得不谨慎，语带怨尤，或被人提炼出对朝廷不满的意思，又立即会招致横祸。

在这种情境下，范仲淹动笔了。
文章里的几层利害
退下相位后买了千顷良田防老的范仲淹，在这篇文章里，落笔每一个字都带着心思。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文章第一段看似平铺直叙，但如果你觉得这真是为了走通格式的铺叙，那就错了。第一句说滕宗谅“谪守”是“抑”，下一句“通”“和”“废”“兴”又成了“扬”。一抑四扬，这是什么？这是宰相声调，是失意的老范鳞甲微露，却又不落痕迹，只是轻轻一下，马上又转到修楼话题上，因为“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滕宗谅才“重修岳阳楼”，是锦上添花，不是劳民伤财、无中生有的形象工程，这就给滕的做法定了性，也给全文定了调子。如果没有这些，范仲淹的这篇文字在朝廷眼中，性质就相当于下战书了。

第41节：范大人顾洞庭而言他(2)
下面的文字里边，范表达了他对三个层次的利害关系的认识。
首先，亮出自己的相才。
相才是什么？是包容与设计的才能。世事洞明，成竹在胸，进退自如，可荤可素，是为相才。
旁人写《岳阳楼记》，少不得要铺陈岳阳楼、洞庭湖以及岳州的名胜、人物。范起笔就不是这样，他把自己的视角，设在一个虚拟的高度：不仅洞庭，而且岳阳楼，甚至整个岳州，都在他的俯瞰之下，他视野的极限，达到巫峡、潇湘。如此壮观的江山，在范的笔下不过是个笔下他世界，纸上小乾坤。

这是对空间的掌握，是玩物。
然后，“骚人”“迁客”来了，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所有写“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的那些人。这一段的笔法非常峭刻，有些近似当代的网游玩家的心灵经历。他先是把天地景观设计得一派愁云惨雾，让大家上去，并且强迫发言，这样，大家当然不会写出什么好话；可是，老范笔锋一转，不存盘马上退出，并重新进入游戏，这回他把环境设计成天朗气清、水清沙白，再让同一些人登楼，虽然大家的眼泪还挂在脸上，但已经不得不强颜欢笑了。

这是对场景的掌握，是玩人。
通过时空错位叙述的手段，通过折腾大家的“览物之情”，老范展示了强硬的局面掌控能力——顺手拈来，要远山有远山，要长江有长江，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铺陈随意；物喜己悲，随意翻覆，有劝有鉴，拿现在的话说，是体现出很高的把握理论水平。

范仲淹写到“忧谗畏讥”“把酒临风”等字样，是鲁迅式的白描。当时，他两边嘴角一定是向下的。
这里展示给我们的，并不是他范仲淹本人一旦登楼览物的真实胸襟，而是“那些普通人”的器量。
其次，展现出对滕宗谅的劝慰之意。
写《岳阳楼记》时，范仲淹身在邓州，眼前是一幅随信送来的《洞庭晚秋图》。滕宗谅希望范写什么，很明白。但，范要追求自己的文章效果，自然要突破这个时空限制。
滕宗谅后来去世，范仲淹给他写墓志铭，总结他的性格悲剧是“名以召毁，才以速累”，并且“豪迈自负，罕受人言……为众忌嫉”，把滕宗谅的一生看得很透彻。《岳阳楼记》里他劝滕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其实是非常高的标准，非常人之所能为。

儒家的经典认为士人的道德标准是怎样呢？达则兼济，穷则独善；有道则仕，无道则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孔子临川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悲悯自己的理念不为世所容，看着酒壶也憋气说：“觚不觚，觚哉！觚哉！”权贵出猎，获麟而回，孔子物伤其类，遂投笔停作《春秋》。这些都反映了连孔圣人尚有以物喜、以己悲的实例。

范仲淹的标准，孔子达不到，滕宗谅当然更达不到，只有虚拟世界中的“古仁人”才能达到。这里是给滕设计了一个学习目标，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也足够了。人治的时代，态度决定一切。

劝慰的话说得过重，按人情的规则，这等于是摊牌：听我的劝，我们一起玩；不听劝，算了，将来你出了什么事不要来找我。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这里的“噫”字用得很艺术。须知，“悲夫”，引出的意思是不奢望被理解，我自己独自抓狂好了；“噫”，则表达了希望得到理解，又预感自己将是孤独的预言者卡桑德拉；而“呜呼”，又含有知道世人一定能被自己感化，所以接下来要洒一点狗血的意思。

而且，这样的话还有个功能：给隔墙的耳朵听。
文意顺水推舟，下面第三层利害，马上就是跟朝野表明自己的心志。
再看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句其实接近于反话。实际上，通常的标准是，居庙堂之高应该为君分忧、心系天下，处江湖之远则应该为民父母、造福一方，不这样做，便是上下混淆，不识大体。但范仲淹为何这么说呢？因为他跟滕宗谅一样，都是文中提到的“迁客”（“骚人”只是陪绑的）。他们的身份特殊，所以行事标准也就特殊。

第42节：范大人顾洞庭而言他(3)
范仲淹把这些提炼成了一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个，其实是老范很多年的口头禅。
普通人要按照这一点要求自己，恐怕将要累死。但老范严正提出，并写在岳阳楼上，由天下人去品评，这是政治表态：一个给朝廷的不卑不亢的政治表态。不在其位，却谋其政，这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但我不是为了一己之乐，而是为了天下人的大乐。

有了这句话，全篇的意思得到了升华，朝廷里那些咬人的言官也张不开嘴了。范本人作为庆历党人的“首恶”，已经很难翻身，但是富弼、韩琦，或者还有受瓜葛的欧阳修，他们因此保留了翻身的机会。后来，这些人也真地翻身，纷纷得到了重新起用。

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跟《岳阳楼记》写于同一年（庆历六年），其中的意思，比范仲淹要软化得多。“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欧阳修明明被贬，却如沐春风，乐在其中，其唾面自干的姿态，在朝廷眼中，当然是改造得最好。

后来，苏东坡遭遇乌台诗案，受到迫害，写《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皇上看了，心下宽慰：看来这个苏轼还是“忧其君”的。这是基本被改造好了。

再后来，辛弃疾失势蜗居，写《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说：“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皇帝看了怫然不悦。这是完全没有被改造好的老顽固。
迁客的文章，在这个角度上，可以做一个类比。
读古人文章，切忌断章取义，生吞活剥，否则难免不得要领，甚至理解到岔路上去，反而辜负了古人当时经营文字的本意了。
再补充一个细节，范仲淹的文章写成后，题写在岳阳楼上时，并不是用他的字，写字的人是那个“汉书下酒”的苏舜钦。苏舜钦也是庆历新政的同情者，他当时也是迁客的身份，被一撸到底后，泛舟五湖。

他犯的什么事呢？此君把卖公家办公室废纸的钱，会几个同事吃了顿饭，席间还听了几支小曲，结果遭到弹劾。有名的“沧浪亭”，正是他在苏州做寓公时置办的房产。
滕子京建楼，范仲淹作文，苏舜钦题写，岳阳楼真可谓失意阵线联盟的结晶。
庆历新政的含金量
庆历新政，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环境，施行的一场正确的改革。
范仲淹的方略全对，但是他忘了，仁宗皇帝是一个反复无常的投机者，见硬即回。
而士人阶层呢？金庸先生曾说，宋朝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是他们最受尊重的时代。结束五代乱局，建立宋朝的赵匡胤认为，文人与武夫相比，光说不练，毕竟还是安全一些的，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且与五代时武将手里有点兵马就想当皇帝相比，文人还是比较讲理的。所以，他给继承者留下了恩养读书人、不砍读书人脑袋的祖训。

但他没有想到，文人虽然讲理，却是各讲各的理，而且喜欢上纲上线到君子与小人的程度。从庆历党争开始，党争的硝烟弥漫了北宋的全部政治生活。宋朝是知识分子之间最不互相尊重的朝代。

在这样的朝代，范仲淹整顿吏治，拿士人阶层的恩养待遇开刀，无异于与虎谋皮。他试图以身作则，要求所有士人“后天下之乐而乐”，可是谁能听他的呢？范仲淹在相位上时，派出精干，纠弹各地不称职的官员，落实了某一个冗员的问题，下笔勾掉这人的官籍。富弼劝他：你勾掉一个名字，就会有一家人大哭，范说：可是我不勾掉，则会有一路的人家要哭！

官场不是战场，杀伐决断者，多欲速则不达。
说起庆历新政与后来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区别，那就是：庆历新政是首先拿吏治开刀，是要改变宋太祖以来恩养士大夫的祖制，而熙宁变法则先动财政，绕过庆历新政的雷区。

其实，两次变法都是削弱宋代既得利益者的特权，以求改变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现状。不同的是，范仲淹瞄准的是士大夫阶层手里的铁饭碗，而王安石瞄准的则是他们铁饭碗里的内容。

这样，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失败都是必然的了，因为改革可以令天下的黎民高兴，但是，辅佐赵家皇帝坐镇江山的却是天下的士人。
为什么管仲和张居正却成功了呢？
因为，他们不光“先天下之忧而忧”，也能领着士人阶层先天下之“乐”而“乐”。专制帝国时代的新政与改革，跨不过这个看似黑暗的漩涡，绕出来，就成了；绕不出来，国家则必将从内部瓦解。

第43节：醉翁之意，不在乎山水之间也(1)
醉翁之意，不在乎山水之间也
——欧阳修《醉翁亭记》写的是什么
在欧阳修的著作集里，《醉翁亭记》是极为奇异的一篇。
此公在当时的地位，可以比唐朝的韩愈，堪称一代文宗，两宋比他晚的写文章的那些人，个个都有他的文集，所以欧阳修文章一出，则天下传送揣摩。欧阳修作《新唐书》《新五代史》，以及有关《春秋》的文字，就事上疏的奏折，或赠给后辈的序文，都写得言之有物，掷地有声，笔力非常强大。但这一篇《醉翁亭记》却写得弯弯绕绕，神神鬼鬼，轻轻飘飘。不知情的人，只道欧阳修是自诩为“与民同乐”的太守，在无为而治的怡然中，游山玩水，与民同乐，醉饱而还。

其实，欧阳修写《醉翁亭记》，是在他支持庆历新政而被贬滁州的第二年，政治上失势，政敌还在监视他的施政、言行与文章。所以，他的心情，不可能如文章里写得那样“乐”，所以，后来很多分析者根据他的这个背景立论说：欧阳修是在强颜欢笑，是在借写乐，来掩饰他自己的“忧”。

其实不然。
欧阳修是绝顶聪明的人，他作这篇文章决不是自欺欺人，而是要在政治上达到自救的效果，为后来的翻身而造势。透过史实的滤光镜，俺们就能够照出欧阳修的“醉翁之意”到底落实在了什么地方。

醉翁之意不在酒，更不在山水，在乎朝堂上也。
前次分析《岳阳楼记》的时候，扑说到了庆历五年，新政被废止，范仲淹、富弼、韩琦等纷纷被逐出中枢，欧阳修因为同情庆历党人并为其张本，也遭到贬逐。但，贬他的理由却不是因为他参与新政，而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私人品行原因，这就给皇帝将来重新起用他留了很大余地。仁宗皇帝也是非常器重欧阳修的文章的，所以，欧阳修到滁州后，“态度”就成了决定他日后仕途是否顺利的最大标尺。

什么态度呢？只要他向守旧派服软，寄身投靠，并跟范、富一派声言决裂，欧阳修很快就可以还朝高升，但他也将因为做了变色龙，而被天下人所不齿，被变法派所痛恨。继续跟守旧派对着干呢？那么，守旧派将会加大对他的打击力度，他也可能从此无法再回到朝廷了，很可能会像寇准、范仲淹那样被挪来挪去，最终死在偏远的江湖之中。欧阳修是很想有些作为的，这条路他也不会选。

思前想后，他选择了另一种路子，把球踢到皇上脚下，跟皇上暗示：我已经知道错了，已经改造好了，圣朝如果需要我的文章，随时可以召我回去。
跟党争的两派，他却都不远不近地敷衍过去。他没有表态。一个“醉”了的人还怎么表态呢？
欧阳修主意已定，要在滁州导演出大文章来。他下功夫钻研滁州的历史风土，并出城兜风，实地考察地形，查地方志，为创作找素材。
忙活到第二年（庆历六年）的开春，东西成了。
于是，便先后有了《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这是一正一奇、一实一虚的两篇文章。
我们现在在课本里学《醉翁亭记》的时候，很容易忽略了，同一年，欧阳修还写有一篇《丰乐亭记》。在当时，这两篇记是一同流传于天下的。了解《丰乐亭记》，对我们理解《醉翁亭记》太重要了。

《丰乐亭记》写的什么呢？用四个大字就可以概括——
歌功颂德。
这篇记里，欧阳修通过描写滁州的历史与人情，来歌颂大宋的文治武功和当今皇上的仁德。
文章大意是：我被贬逐到滁州的第二年开春，才适应了此地的水土。考察民情，得知城外有一座小山，叫丰山，中有清泉。我到那里，见山清水秀，于是建亭，称为“丰乐”，作为滁州一景。此后，我经常跟滁州百姓一同来这里游玩。考诸史册，才知道滁州在古代是用兵之地，太祖皇帝曾经在这里打了大胜仗，可是我想进一步考据，却发现滁州太平已久，百姓都没有能回忆起兵戈之事的了。如今的滁州，民风淳朴，五谷丰登，安居乐业，社会稳定，我到这里来做官，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可劳心的，我就只好发扬圣朝宽简治国的精神，与民休息，我自己主要是在与民同乐的过程中，宣讲皇上的恩德，作为太守，我能做的也就是这么多了。

第44节：醉翁之意，不在乎山水之间也(2)
文章写得非常实，用的是第一人称，把皇上希望看到的，自己思想改造、感激圣恩的过程写得老老实实，拳拳切切。
可是，如果仅仅有这一篇文采欠缺的《丰乐亭记》，宣传效果远远不够，欧阳修还需要一篇真文字，需要能够传扬天下的好文章。他先推出的《丰乐亭记》，相当于体操比赛里的规定动作，把有可能妨碍文辞之美的要素，在这一篇里先都说到。

接下来，他再落笔，就可以任意挥洒了。你再看《醉翁亭记》究竟怎么写的——
开头第一句，就是虚的：“环滁皆山也。”
这第一句话太有意思了，因为滁州城周围只有一座山，就是琅琊山。前面提到的“丰山”，严格意义上讲根本算不得山，只是小丘而已。
可为什么下笔就是“环滁皆山也”呢？整得滁州像一座山城似的。
这便是唐宋文的新套路，是把文人画的法式引入到文章结构中。“记”，在韩愈之前是实录某件事情的文体，从韩愈开始，文以载道，主题先行，“记”里边可以有引征，有抒发，有夸张，甚至虚构的成分。这就与文人画相通了，王维《袁安卧雪图》把芭蕉画在雪地里，他还喜欢把本不在一季的桃花、杏花、芙蓉、莲花放在同一画面里头，能够通过对线条、形体和颜色的把握，达成和谐的效果，从而开辟了南派文人画的自由境界。唐宋文取该法式作文章，对文章意境的表达和主题的完成有同样效果，大笔轻挥，随意点染，便是一派主题化的山水意境。所以，范仲淹《岳阳楼记》可以忽阴忽阳，苏轼《后赤壁赋》可以凭空拈来一鹤，欧阳修《醉翁亭记》也可以给滁州城外加上群山环抱。

所以，皇帝看这篇文字，看第一句就明白了：这篇文章的事情都是虚的。而欧阳修的政敌们，也根本不可能把这文章里哪一句话坐实了。当时，看了这篇文字而慕名到滁州赏玩的人，也不会细究为什么滁州外边其实没有群山。

看南派山水的人，会迂直得去考察实地的形似吗？后来的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钞》云：“野鸟溪云共往还，《醉翁》一操落人间。如何陵谷多迁变，今日滁州竟少山？”这就是不明白文章为什么而作，于是处处拿尺量的人，这是很煞风景的。

因为这五个字实在太妙了，一下就把读者带到玄中，所以，后来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写道：“欧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处。顷有人买得他的《醉翁亭记》稿，初说‘滁州四周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

不过，这个肯定是炒作了，以欧阳修的大手笔，他的文章主题是什么，早已明白于胸，不至于下笔就跑马，而且滁州城外没有环山，点染尚可，非要细描的话，几十个字的篇幅，都写什么呢？

回到文章。山势已成，镜头切进。走进琅琊山，峰回路转，有溪，有泉，有亭，建亭的是谁呢？是山僧智仙。这位智仙实在很有“商业头脑”，就泉酿酒，还造了一座酒亭，支局邀太守来饮宴。

很明白，智仙的“经营”不可能是真事。林语堂《孤崖一枝花》写“老僧酿酒”，与此是同理，都是修辞里的借取法。反之，如果不拉来智仙，而愣笔实写太守径直带人进山，造亭题字，然后饮宴作文，自编自演的色彩就过浓了。

再往下，还是虚的。欧阳修自己出现在镜头里，称为“醉翁”——这回不用《丰乐亭记》里的“我”了，改了第三人称（小朋友们请记住：写自夸的作文，一定要用第三人称）。

欧阳修写这篇东西时多大岁数呢？不到40岁。固然古人三十即可称老叟，但欧阳修把自己归入“老翁”一类，还是为了表明：自己对政治上的敌人已经没有威胁了。
至于喝酒喝“醉”，更不可能了。古人酿酒，麦芽糖指数要比今天的蒸馏酒高得多得多，欧阳修患有严重的糖尿病，每天喝醉，无异于自杀。
到了晚上，游人散了，“禽鸟”乐了，这是什么禽鸟？别处的禽鸟都是夜倦归巢，偏此处的禽鸟越到晚上越精神，莫非是猫头鹰一族？
第45节：醉翁之意，不在乎山水之间也(3)
——这禽鸟也是虚的。
山不是真山，水不是真水，鸟也不是真鸟，亭子是后修上的，但太守偏偏又自称“乐在其中”。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呢？
那就是国泰民安的气氛和宠辱不惊的忠忱，两者之间实现了共鸣。
这才是欧阳修想要表达的。
“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这是什么？是官场沉浮，都在皇上的大局安排，我这里深体上意，宠辱不怨。
“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欧阳修费尽心思把滁州百姓从城里拉出来游玩，正是想让他们在青山绿水的激发下，表露出那种沐浴着太平盛世的圣恩的快乐。所以，欧阳要强调滁州人的快乐不是山林里的快乐，不是桃花源的快乐，而是现实的快乐。此记全篇皆虚，只两笔是实的，这是第一笔——惟其如此，太守才能替皇上高兴得起来。皇上是不喜欢看到自己的子民沉溺于“山林之乐”的。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滁州一派太平景象，“颓然乎其间”的欧阳修醉了，也许一醉就是很多年，可是就在这里终老，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然而，欧阳修其实是很清醒的，一喝酒脸就红，只是为了表达这种乐在其中的心态，虽然现在是被放在了这山水之间。

到这里，作者明写山水之乐或者什么与民同乐，而实表忠君之志，“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意思就很昭然了。
“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这是第二笔实写，意思也很明白：我庐陵欧阳修的文章，能够给你的圣朝润色鸿业。
注意，这篇记虚实远近相济的写法，全与南派文人画的法式相通。
综上，《丰乐亭记》是写实写情，《醉翁亭记》写虚写意，而后者才是着力之文。
比较柳宗元那实写凄山冷水的《小石潭记》，可以看出欧阳修在政治上比柳宗元成熟得多，也更善于利用自己文豪的身份。
据《滁州志》记载：“欧阳公记成，远近争传，疲于摹打。山僧云：寺库有毡，打碑用尽，至取僧室卧毡给用。凡商贾来，亦多求其本，所遇关征，以赠监官，可以免税。”

原来，《醉翁亭记》全篇18个“者”字，21个“也”字，16个“之”字，25个“而”字，10个“乐”字，达到的就是这样一种朗诵的氛围，一种摇头晃脑、陶然醉之的催眠效果。这是最好的利用文笔做政治宣传的企划案例。

欧阳修在滁州做官，真的只是游乐于山水间吗？错。
其实，欧阳修在滁州是很有作为的。他知州前后不到两年时间（实任周期更短），为百姓做了很多实事，重修了城垣，开辟了很多旅游景点，还在城外开辟练兵场，加强武备，整饬治安环境（百姓真“不知兵”可不行）。但，因为庆历新政被推翻之后，举国上下的政风也为之一改，鼓吹“宽简”的风格，于是，他把自己的治理滁州，也包装成了“宽简无为”风格。

后来，他去代理开封府尹——这个官职大家很熟悉。巧了，欧阳修的前任，正是包公。包大人开前门办案，铁面无私，御下极严。属官们白天笑，夜里哭，苦捱时光，终于把包大人盼走了。欧阳公紧接着来升堂，却是润物无声，不拍惊堂木，也把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后人多事者，曾在开封府衙东西两侧各树一座牌坊，一座写着“包严”，一座写着“欧宽”。

欧阳修是个很会做官的好官。
第46节：欧阳修的“秀才说到兵”(1)
欧阳修的“秀才说到兵”
——《伶官传序》为什么感慨万千
欧阳修《新五代史》的《伶官传序》，历代被称为有“远见卓识”的好文章。在欧阳修《新五代史》中，《伶官传》的地位也很高，可以与《唐本纪第五》记载后唐庄宗李存勖本人的部分参照并读。因为，作者欧阳修作为文豪，在这篇序文里提炼出了很多的警句，如“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等等。

不过，从欧阳修这样堪称北宋一朝的“有识之士”总结出的前代“教训”中，后人可以看出北宋人的思维方式，窥见北宋积弱乃至最终沦亡的主观原因。
换句话说，欧阳修从作家视角修史，宋朝皇帝以玩家视角读史，这种严重忽视历史客观性的态度，是有宋一代不能很好利用历史经验，而衰亡下去的一个直接诱因。
《伶官传》里的是与非
先看看《伶官传》里的这些主角——伶官。这个身份，在欧阳修这样的儒家文宗看来，就是非常滑稽的。“伶官”指供奉内廷的伶人及伶人中有官职者。最早是单纯的乐官，比如春秋时晋国的师旷；也有的带一点表演，如楚国的优孟。其中师旷是贵族化的，优孟则来自于民间，这些人在古代是很受尊重的宫廷艺人，都是很有智慧和操守的人。高渐离在秦统一天下后，也曾借担任宫廷乐官的身份，试图刺杀秦始皇。

到唐朝，随着行政体制的系统化与科学化，乐官的地位已经大为降低，除了祭祀、登基等重大场合，传统的贵族音乐很少有机会得到展示。唐玄宗这样的玩家皇帝喜欢欣赏歌舞、唱戏，安禄山就是因为善旋舞而得宠的，后世的梨园弟子也供奉李隆基为祖师爷。

但，后唐庄宗李存勖时的那些伶官的含义则不同：这些唱戏非常好的艺术家，竟然可以参与军国大事的制定。
从李存勖本人的生活轨迹看，这个人有两大天赋，一是打仗，再是唱戏。他不仅识谱，还能作曲。李存勖的时代，后梁、后唐在中原争霸，狼烟不绝，李存勖在戎马倥偬之余，打到哪里都不忘征召各地的歌手与艺人，还组建了一个“李家班”，排练各种戏目。李存勖本人艺名“李天下”，是戏班的头牌。

李存勖为了李家班的组建，是不惜本钱的。他率大军血战，攻灭后梁，李存勖欣喜若狂，纵马飞驰进汴梁城。众多将士见主子这样振奋，都以为马上要开始封赏功臣了，便也催马紧跟其后。入城之后，李存勖一马当先，直奔教坊。远远地，大家看到教坊门口跪着一个人，李存勖见他，像见了亲人一样，纵马过去。大家正在疑惑，转眼已到近前，那人抬头，大家一看，却是李家班的名角之一周匝。数年前的一次作战中，周匝被后梁军队俘虏，此事令李存勖一直寝食难安，夺回周匝的情结，也加强了他灭梁的决心。

于是，在这改天换地的时刻，戏台上的搭档重新聚首。
李存勖关切地问：我知道，你果然还活着。功夫没搁下吧？
周匝回道：我这有用之身，怎么能够轻易荒废呢！
李存勖又问：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你想要什么待遇，赶紧写个报告上来，我一一给你补上。
周匝含泪回禀：身陷敌营，苦是没少得吃。不过，我能活到今天，全赖后梁宫中的教坊使陈俊、内园栽接使储德源两位周全营救。这样，才有我们今天的重逢，希望您能够让这两个人做刺史，来报答他们。

李存勖立马拍板，批准了。
入城将士们听到这件事，心中都是百感交集，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样是好感。
这样天下平定后，李家班的阵容也已经大备，于是，李存勖搜集各种民间散佚唱本，整合各地的唱腔，排演新戏，档期排得非常紧密。
李存勖一族是沙陀人。沙陀人是西突厥的一个分支。古时的北方民族上层都是非常重视歌舞、喜欢听戏的，从后来元曲、元杂剧的兴盛，可见一斑。李存勖是一个戏痴，加上能够与当时最好的艺人同台，比拼才艺和演技，更是日夜钻研这些东西，而不能自拔了——须知，这一门的造诣，必得勤学苦练，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早晨吊嗓子，晚上背念白，还惟恐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伶官传》记载，在“李家班”里与皇帝齐名的大腕，还有敬新磨、景进、史彦琼、郭门高几位。
李存勖忘了，他还有一个身份，是皇帝。
他从戏里出不来了，军国大事，都在排练空当，与这些名角商量计议，然后拍板。
第47节：欧阳修的“秀才说到兵”(2)
在上面提到的名角之中，只有敬新磨是一个大隐隐于朝的正直之士，颇有些东方朔的风范。一次，庄宗与众伶在宫里排戏，入戏太深，忽然大喊：“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敬新磨上去就给他一记耳光，庄宗被打愣了。众人大惊，赶紧把敬新磨按住，问他：“你怎么敢打皇上？”

敬新磨不紧不慢地说：叫李天下的，天下只有您一个，您怎么还能喊别人呢？
庄宗听了，转怒为喜，大加赏赐。
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都是敬新磨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劝谏庄宗，不可忘掉了自己的身份的。
至于另几位，除了利用自己接近皇帝的特殊位置为非作歹之外，便没有其他事迹了。
而李存勖本人，正是死于兼任皇家卫队司令的伶官郭门高发动的武装叛乱。
李存勖可能至死也不明白：治理天下和登台唱戏怎么就成了一对矛盾。
其实，从李存勖乃至朱温、石敬瑭、刘知远这些军阀身上，都可以看出他们根本没有能够君临天下的潜质。他们以为武装占领就等于是治理了，也丝毫没有天授君权的威仪和改善制度的意识。当时的军阀，一战胜即称帝，一战败即逃亡，跟后来的北洋军阀颇为神似，直到后周郭威、柴荣两代，才有了点“朝廷”的意思。

换而言之，欧阳修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样的历史教训，落实在一个武夫的头上，显然有些小题大做的味道——那个时代的大小军阀数以百计，每一位从发迹到败灭的轨迹，把《伶官传序》里的教训加上，都似无不可。

这样的“教训”，其实只是大言欺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无用高调。
下面，扑就翻开这部一度被宋朝和金朝的亡国之君们奉为圭臬的《新五代史》。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是怎样一部史
除了编纂《新五代史》，欧阳修还先期奉旨与宋祁合纂了《新唐书》。五代后晋时赵莹编纂的《旧唐书》，以史料为主，缺乏剪裁与提炼，到宋仁宗朝，遂有开史馆重纂唐代史书之议，此任即落实在欧阳修与宋祁身上。欧、宋的《新唐书》侧重褒贬，主题先行，有任意切割舍弃实录之嫌，所以，后世只好把两本“唐书”参照使用。

而《新五代史》是欧阳修私纂的，提笔时间在《新唐书》之前，原名叫做《五代史记》。欧阳修之所以要私纂，是因为北宋开国，即由薛居正牵头修纂了官方的《五代史》（欧书出后，该书被改称《旧五代史》）。不过，欧阳修的史观与《旧五代史》不同，他对旧史不满，所以，在这部生前由他私纂，死后由家人进献的《新五代史》中，对五代的历史做了颠覆旧史的解读。

比如，冯道在五代时五朝为官，号称“不倒翁”。旧史给他单独在《周书》里列传，对他评价尚可：“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礼。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这个评价，强调了将冯道为时势所迫的实际情况，是比较客观的，是史家的标准观点。而欧阳修在新史中却对冯道极力贬损，认为他没有人臣之伦、廉耻之心，称“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这就是作家的角度。试想，如果五代时每一朝灭亡，其朝中的士人就全部自杀或归隐，那么，五朝更替之后，到宋朝还能留下读书种子吗？天下百姓又由谁来治理呢？

再如，旧史载有五代的典章制度。欧阳修纂新史，则认为五代是乱世，没有什么制度可以借鉴，于是全部删除。其实，宋代的典章制度，有很多地方参照了五代的东西，或者借鉴了那时的教训。将其一概摒弃，等于腰斩了从唐到宋之间的沿革过程，有违史德。欧阳修的《梁太祖论》，称自己承认梁太祖朱温的朝代是正统，不是向着他，而是为了昭彰其罪恶的事实——欧阳修能受得了朱温这样的恶棍而加以实录，就不能忍受五代时的制度而加以实录吗？

又如，旧史把五个朝代分开记述，而新史却把它们打成一片，并将人物分门别类，归纳成若干类传。如，《一行传》记载有节操的人，《伶官传》记载因为戏唱得好而做官的人，《义儿传》记载因为做人养子而建立事业的人（唐末晋王李克用选择武士如李嗣源、李嗣昭、李存孝等为养子，任为将校，号称“义儿军”），《宦者传》记载宦官阉竖在五代的情况等。这是新史比旧史更科学严密的地方。

第48节：欧阳修的“秀才说到兵”(3)
客观地说，《新唐书》并不是实录，而是根据北宋高层的需要弄出来的一部“君子小人斗争史”。《旧唐书》里很多真实的细节，到欧、宋这里全部被过滤掉了。比如，“旧唐”记载魏征善于“纵横术”，而“新唐”为了表现魏征只是愚忠的孤臣，没有处世技巧的成分，干脆把这点删去——欧阳修的思辨方向，确实与孔子相类，都主张把片面的历史事实，作为自己政治主张的图解，不能佐证自己观点的，则“弃之不著”。

关键是，这样写出来的史书，不是治病的良药，而是兴奋剂，是摇头丸。
其实，欧阳修的见识并不深湛，而其言辞又因文章之利流行当时。他的东西好读，但是不可用。
《新五代史》表现了谁的教训
《旧唐书》和《旧五代史》，都是有严重瑕疵的史书，其突出表现，就是过于注重史料，而没有找出这两个时代的内在规律，不能解释唐朝由治到乱，和五代迟迟不能重建帝国朝仪的历史教训。

《新唐书》和《新五代史》都是应该修的，欧阳修等也注意到了旧史的问题所在。但是，他们想把《春秋》的路子放在这两部史书上，以“大义”“王道”为出发点去解读纷繁复杂的帝国时代，结论必然是表层的，主观的，唱高调的，理想化的。

比如，薛居正说五代的纷至而亡是“天命”使然，而欧阳修却说“不对”，他们的灭亡不是天命，而在“人事”。但，那“人事”又是什么呢？他也说不清楚，只能就事论事。

熟读《新唐书》《新五代史》的宋神宗锐意改革，一味冒进。但是，当他向王安石推荐《新五代史》的时候，王安石很不客气地说：我没有细看这部书，我一翻开，看到满纸“呜呼”，就搁下了。言外之意是：这书里边的高调，并不实用。

在欧阳修这样的“准史家”看来，做君主的，只要按时上朝、穿点粗布衣服、吃点粗粮、不看戏、不打猎、不过多赏赐后宫、不给太监好脸色、不时关心一下民间疾苦、案子涉及权贵的时候不偏袒他们；做臣子的，只要敢说话、不怕死、不贪污、不拍脑门、心里想着皇上，这就够了。

那么，天下就没有治不好的。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表象。作表面文章而不肯改革根本，结果就是一代一代重蹈同样的教训。到清朝时，道光皇帝的勤政节俭，不逊于雍正，国家不是照样败落下去了吗？

司马光与王安石是政敌，但也不满意《新唐书》《新五代史》。他作《资治通鉴》，是专门给皇上看的政治分析史，里边采用的材料，以《旧唐书》《旧五代史》为准。
但，《资治通鉴》出来的时候，北宋的大厦已经失去了重心。宋朝人从建立典章制度，到帝王的执政风格，一味与唐、五代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干什么，我们就不干什么。
于是，宋朝没有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却亡于外敌入侵、奸相用事。
中国士大夫史家的见识，长时间停留在一念兴邦、一念亡国的层面上，这篇《伶官传序》就是如此。后来都到明朝了，方孝孺写《深虑论》也还是未能跳出这个浅表的小圈子。

一个不能正视历史的朝代，能有什么进步，更遑论作为？宋朝褒贬唐人，却始终不能比唐人有出息，正是因为这个。现代人研究唐史，也多采“旧唐”，而在比较唐宋两朝的时候，则拿出“新唐”，就是因为宋人是五十步笑百步。从他们“总结唐朝教训”的思维方式里，后人能够看出很多宋朝人积贫累弱的自身原因。

所以，一代代皇帝与大臣，把这样的教训死记硬背，最终也不能有《大宪章》这样的东西出来。那么，国体的嬗变和现代化的开启，就永远不可能来临。北宋那么多的高人大士，明争暗斗了一百多年，始终没有能够拿出一点可以延兴国祚的章程来，始终受辱于他们眼中的“鞑虏”，最终更沦亡于自己的“蟋蟀宰相”。这，不是必然的吗？

欧阳修作这部《新五代史》，开始是想继承《春秋》的精神，以笔为旗，褒贬古人，达到“令乱臣贼子惧”的效果，其中论赞的成分非常多，因此，王安石说他“满纸呜呼”——欧阳修很自然地重走了范晔“菲薄古人”的老路之后，发现自己的路很难走通。范晔批评东汉，是因为东汉确实是一个病态的王朝；欧阳修批评五代，而五代的出现却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其终结自有它的规律所在。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北宋是秀才的时代，五代是兵的时代。欧阳修站在秀才的视角，看五代的军阀混战，当然感到不可理喻。帝王将相眼中的盛世，只是老百姓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帝王将相眼中的乱世，只是老百姓想要做稳奴隶而不能的时代。

他们的呜呼哀哉，老百姓一点也不会感到共鸣，因为那不过是兔死狐悲。
第49节：蜀汉有双隐形的翅膀(1)
蜀汉有双隐形的翅膀
——《出师表》背后的恩恩怨怨
蜀汉丞相诸葛亮，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专制时代“贤臣”的标志性人物。他的一篇《出师表》写得声如金石，感人肺腑，是一个很重要的缘起。
后世读书人把此表奉为圭臬，其最主要的原因却还不是诸葛亮文笔优美，或他此后取得过军事政治上巨大的成功，而是他竟然可以这么写，竟然有这样的话语权，一个臣子可以对一个君主以如此真诚的、教诲的语气说话。而且，孔明说出了历代的士人所欲言而不能言、不敢言、不尽言的东西，这又正是普天下把“为帝王师”当成最高理想的读书人所梦寐以求的境遇。

虚君无为，忠臣用命。这种无形的特质，使得蜀汉这个在当时的三国中最弱小、偏僻的国家，在经济上落后，军事上又没有获得战争利益的状况下，能够立国几十年不灭——翻开历史记载，几乎在这同时，曹魏被权臣篡窃了，东吴被孙权自己虚耗了。看看在魏、吴的两位诸葛亮的本家的下场：族弟诸葛诞在曹魏，为了维护曹氏、反对司马氏而兴兵败亡，被灭三族；侄子诸葛恪更惨，作为吴国的重臣而遭谋害，也被灭三族。

蜀汉这种特质，在《出师表》的行文中透露得淋漓尽致，所以它是一篇多层意味的，文意非常复杂的文字，是忠臣的自白书，也是老臣的牢骚书，同时又是权臣的政略书。下面，扑就从这三个方面，结合当时的史实，加以分析。

忠臣的自白书
龙战与野，其道穷也。止戈为武，有凤来仪。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在西方，古代战争主要是流贵族的血，而在中国，古代战争主要是流老百姓的血。好战者自亡，强国之正道，在于不战而胜。

既然穷兵黩武不是强国正道，所以历代上《出师表》，一定要首先申明出征的理由。
蜀汉的出征理由是什么呢？孔明说得非常清楚：不是我要拥兵自重，而是要完成先帝的遗愿，要光复汉室——包括此前平定南中，也一样是基于“光复”的国策。
后人透过《三国演义》看《出师表》，往往曲解诸葛亮的真意。《三国演义》是小说，小说里病态地拔高孔明的智商，到了“多智而近妖”的程度（主要是毛本《三国》），好像诸葛亮太厉害，不北伐，不打别人，实在是浪费资源、明珠投暗、暴殄天物、美妇偏伴浊夫眠。

还有人说，诸葛亮北伐是为了功高震主，控制军队，将来自己当皇帝。
其实，如果北伐成功了（希望极其渺茫），那么诸葛亮受九锡，封王是有可能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因为曹魏强大，蜀汉弱小，加上北伐远征军的补给根本上不去，北伐是没有多少成功可能的。何况蜀汉与孙吴的联盟，只不过是一种战略媾和，名为“平分天下”，实则互相戒备。从刘备败归白帝，直到蜀汉灭亡，蜀汉都在对吴前线设置重兵，修筑工事。蜀汉亡后，果然有吴国来攻，幸好有得力边将防御，才使江州百姓免受兵燹之祸。

在这种环境下，三国鼎立的局面，是很难打破的。蜀汉作为其中最弱小的一方，更难成功。
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还要北伐呢？
当时蜀汉的战争理念是：三国如果和平发展，曹魏的国力增长速度，会远远超过吴、蜀两方，越不战，实力对比越有利于曹魏；开战越早，反而成功的可能性越大。这就跟投资买股票买房子，要买涨不买跌是一样的心态。诸葛亮和姜维，都是这种观点的坚持者。费祎并不同意姜维的观点，曾经加以掣肘，但费猝逝，姜维遂得以继续用兵。

同时，诸葛亮也希望通过对曹魏用兵，而促使其内部发生变乱。这样，蜀汉才有趁机取得中原的可能。从后来曹魏被司马氏篡夺的过程看，蜀吴的连续用兵，导致曹氏失去了对军队的绝对控制，确实构成了曹魏在三国中最先被架空、颠覆的主要外因。

第50节：蜀汉有双隐形的翅膀(2)
此外，《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裴注之中，收录了一篇署名是诸葛亮的《后出师表》，其中回答了一些对他的北伐有所质疑的问题，也可以证明蜀汉的北伐，有一些必然的缘由。

原来，先主刘备创业时，走南闯北，聚集了一批猛将精兵，到南征孟获之后，这些精锐逐渐凋零老朽。诸葛亮的意思是，与其养着他们，看着他们老去，不如发挥其余热，带他们去打曹魏。《后出师表》云：“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嗨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

蜀汉立国，凭借蜀道天险，不用战斗力很强的军队，也能守土无虞。后来几次曹魏攻打蜀汉的劳而无功，印证了诸葛亮的这一判断。到司马炎时，钟会、邓艾平蜀，姜维扼守剑阁，钟会大军始终无法攻克，眼看准备撤退，如果不是天才加亡命的邓艾取道阴平奇袭江油、成都侥幸得手，蜀汉将再次逃过一劫。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表明心迹：自己的领兵出征，是“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是“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换句话说，是作为他丞相分内的责任。
老臣的牢骚书
《出师表》不仅表达了“忠”的意思，而且也渗透了很多牢骚的成分在其中。作为托孤老臣，诸葛亮这样铺陈自己的“悲苦”，是要取得皇帝以及群臣的体谅。
在《出师表》的后半段，诸葛亮铺陈了自己出仕的轨迹，表明自己一片苦衷：都是为了你们刘家。看他怎么说的——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其实，诸葛亮不是布衣。这个在说《三顾茅庐》的时候，扑会摆得很明白：诸葛亮是名门之后，在荆州已经经营了很深厚的人脉，是荆州青年士人中的佼佼者之一。诸葛亮这样说的目的，一是要表明自己没有野心（“不求闻达于诸侯”），二是强调自己本来与刘氏没有利益的瓜葛。“非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句话说明，自己为刘家效力，都是来自先帝刘备的一片诚意，而非自己主动投机到刘备帐下。历史上有记载显示，是诸葛亮首先主动与刘备接触的，二人谈得投机，遂成君臣“鱼水”之谊。诸葛亮在表文中，其实也并没有说谁先访问谁，而是强调了刘备对自己有“三顾”之礼。换句话说，诸葛亮去拜谒刘备的次数可能更多，但那是很平常的事情，毕竟当时刘备的社会身份与声望远远高于诸葛亮，这些事没有铺陈的必要。

“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这说的是，刘备被曹操击败，派诸葛亮出使东吴，结成孙刘联盟的事情。这强调的是，自己为刘氏效命21年，安富尊荣的好日子并没有享受几天，从一开始，就在危机中殚精竭虑：诸葛亮把他从草庐出山到上表北伐之间全算在“二十有一年”里了，这是着实强调自己的悲苦。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把“谨慎”作为托孤的关键词，是照应前面强调的“蜀汉立国于忧患”的意思。不谨慎，蜀汉很可能很快崩盘，换句话说，形势非常严峻，所以我不得不出来替你理政，因为我谨慎，而你刘禅还太嫩。另外，这也有强调自己无甚野心的色彩。

“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讲自己的这一番艰难苦干，加上马上就要开始的北伐，都是为了报恩，在按先帝的既定方针办事。史载，诸葛亮的身体素质很不好，虽然身高八尺，但经常生病，中年时身体就已经基本垮掉了，儿子也只有诸葛瞻一个。《演义》中，骂他的人说他是“诸葛村夫”，其实应该是“诸葛病夫”；“武乡侯骂死王朗”一段，诸葛亮比王朗小那么多，诸葛亮却坐车（相当于现在的轮椅），王朗还能骑马。《演义》中的记载，都是依据于史实中诸葛亮的体质孱弱这一点生发的。诸葛亮强调自己“深入不毛”，也是铺陈自己的劳苦。

第51节：蜀汉有双隐形的翅膀(3)
通过讲点旧事，发点牢骚，叙说一下自己的悲苦，诸葛亮要让天下人明白：北伐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刘家的事业。
平心而论，刘氏待诸葛亮及其家族也是非常优抚的。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后来做了驸马、卫将军，与老爸同样位极人臣。很多好事，虽然不是诸葛瞻做的，也算在他头上，给他添彩。

诸葛亮为什么要进行忠臣的自白，发老臣的牢骚呢？其实，《出师表》的这两部分不是给刘禅看的，而是给蜀汉内部反对北伐的人看，比如李严、谯周等人，这些人都是蜀汉政权中
“本土派”的发言人。所谓“本土派”指的是益州出身的大臣和将领，诸葛亮重用的，则大多是荆州人。刘备伐吴，以益州将士为主力，结果几乎全军覆没，益州出身的高层人物（主要在军队方面），一下子损失不少，百姓更是多有破家之痛，所以本土派的态度基本都是反战的。谯周曾专门写《仇国论》反对北伐。诸葛亮强调“先帝之殊遇”和自己的“职分”，正是要压倒反对派的舆论：你们反对我，就是反对先帝立国的国策，我自己作为一个老病号，还要不得不出去砍人，你们再把词锋落在我头上，就太没有道理了。

权臣的政略书
诸葛亮是在建兴五年上这篇《出师表》的。这时候，汉昭烈帝刘备已经死去五年了，而孔明在表文的统共631字中，提“先帝”有十三处，“臣”字自称（加上结尾省略处）一共也是十三处，“陛下”则只有七处。而且对陛下也都是教诲口吻。

权臣的气势展露无遗。
有人问：上《出师表》时，已经21岁的刘禅并不是昏君，诸葛亮难道不该归政吗？
从《出师表》的主要内容看，当时的“归政”时机远未成熟。“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这讲出了一个实情：刘禅在刘备留下的这些先朝老臣中，是没有威望和不受信重的。他们之于先帝是报恩，而对于你刘禅只是连带的忠诚。

当年，刘备入蜀，为了安抚益州本土派，任用了其中的谯周、尹默、来敏、郤正等人为太子刘禅的亲信与师傅，意思就是将来刘禅登基，将主要使用本土派掌权。刘备更娶了益州豪族吴氏的女子为皇后。作为交易，本土派容忍荆州派先在蜀汉掌权。可是，刘备没有想到自己“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只好托孤给诸葛亮和李严。诸葛亮是“荆州派”的代表人物，李严则是“荆州派”与“本土派”之间的骑墙派，后来被诸葛亮排挤掉了。诸葛亮虽然也重用过杨洪这样出身本土派的人，但在实权位置上，他任用的几乎都是荆州派。

看看诸葛亮在刘备死后不久开府理政（实际就是摄政）的班底：董和（董允为其子）、郭攸之、刘巴、马谡、陈震、吕乂、廖立、魏延、杨仪、霍峻、王连、向朗、向宠、蒋琬、费祎、邓芝、董厥、樊建……这些人都是“荆州派”。他后来着重提拔的姜维也不是益州人。

再看看当时朝廷中的“本土派”：彭羕（此人才华出众、锋芒毕露，后来被诸葛亮干掉）、李严（荆州出身，在益州出仕）、张裔、杨洪（最先主动投靠诸葛亮后成为其亲信）、费诗、杜微、周群、杜琼、孟光、来敏、尹默、谯周、郤正、李恢、吕凯、马忠、王平、张嶷、张翼……这些人几乎没有一个能够进入蜀汉的权力中枢。

诸葛亮依靠荆州人，一旦他还政于刘禅，表面上刘禅亲政了，可那些荆州人仍会听诸葛亮的，而益州人则会急于上位，刘禅也将把益州人提拔上来，挤掉荆州人，这样刘禅的宫中和诸葛亮的府中就会形成政治对立，政出多门，发生内耗甚至内乱。这种形势对于刘禅而言，反而是不利的。

这就和刘备在自己活着的时候，不能提前传位于太子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除去压制反对派的质疑，主要的意思是敲定自己“远离”之后，朝廷中的权力划分方案，以及刘禅应该怎样做，才能与自己的方案配合好，与留在府中的人协调好。

第52节：蜀汉有双隐形的翅膀(4)
那么，诸葛亮的方案又是什么呢？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意思就是要政出一门。哪一门呢？当然是府中。这是明言，告诉刘禅你不要干涉府中政务，我诸葛亮走后，国政继续由府中处理。“刑罚赏赐的事情，自然有有关部门去处理，你就不要费心了。”

陛下在宫中如何学习理政呢？“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得裨补阙漏，有所广益。”郭攸之、费祎、董允，这些人都是荆州人，是先帝简拔给刘禅的，是刘禅与荆州派之间的联络员、协调人。

接下来，诸葛亮特别提到了中领军向宠。此人也是荆州人，一直掌管成都地区的禁卫军以及附属部队，负责中枢卫戍，是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诸葛亮要求刘禅如何处理与向宠的关系呢？“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注意，不是直接管理，而是跟老向咨询。向宠是听命于诸葛亮的，刘禅不能随意调动他，只有过问权。刘禅亲政之后，即派向宠到前线去打仗，向宠也不久就阵亡了。

下面，诸葛亮提到了“小人”与“贤臣”。他所说的“后汉小人”指什么人呢？指的是宫中的近臣和外戚。有人说指黄皓。其实不然，黄皓那时还是小屁孩呢，相父从来都没听说过这个人。诸葛亮指的是谯周、来敏等人。这里警告刘禅：不要让近臣和外戚越权干政，否则下场会像后汉那样。

要信任谁呢？侍中、尚书、长史、参军，要信任他们，听他们的。侍中指郭攸之，尚书指陈震，他们是宫中的大臣；长史指张裔，参军指蒋琬，他们是府中的实权人物。
其中，只有郭攸之是刘备提拔上来的，前面说了，他是联络员，也是荆州派。
尚书陈震（南阳人，当年的“诸葛庐”就是在南阳）是荆州派的老干部，是诸葛亮的死党，又是李严的政敌，曾力促诸葛亮除掉李严。
留府长史张裔是益州人，他似乎能代表本土派的利益，其实，张裔是当初刘璋向刘备投降时派出的谈判代表，在本土派心目中并没什么好印象，而且南中猛人雍闿联结孙吴造反时，曾把时为益州太守的张裔解送到孙权那里邀功，张裔被关押在东吴数年，是诸葛亮派邓芝到吴重开和谈成功，张裔才被放还的，诸葛对于张有再造之恩。留府长史是丞相出征后，留在府中治事的最高级官员，是孔明北伐后，成都最掌实权的人。孔明让张裔做留府长史，表现他对张非常信任。实际上，张当时已经60多岁了，而且身体多病，府中的主要事务，都交给蒋琬处置，蒋才是真正的实权人物。

相府参军蒋琬是诸葛亮最信任的心腹。蒋琬年轻时曾酗酒不治事，刘备非常讨厌蒋琬，曾将其开除公职。诸葛亮多次为他说好话，但在刘备在世时，蒋琬也始终不过是个郎官。诸葛亮北伐，把成都的事主要都交给他处理，蒋琬成为实际上的留守丞相。诸葛亮首次北伐后的第三年，张裔老死，蒋琬正式升任留府长史。诸葛亮死前，推荐蒋琬为继任者；诸葛亮死后，蒋琬从留府长史直接升任大将军。

这些周密的人事安排和嘱托，表现了诸葛亮“谨慎”的权臣个性。这也确实是非常有水平、有分寸感的安排。所以，诸葛亮在汉中用兵，但对成都的大小事务均如在掌握。
作为权臣、忠臣、老臣的诸葛亮，为国、为军、为己、为民考虑，都必须把北伐时后方的情况安排好。有人说，从《出师表》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篡位野心。这种说法臆断成分居多——如果诸葛亮想篡位，不必去打曹魏，蜀汉周边还有很多蛮夷部落。即使在“平定南中”以后，各地少数民族的变乱也没有停息过。《出师表》中提到的那位将军向宠，就是在后主刘禅延熙三年时，死于“征汉嘉蛮夷”的平乱之战中。诸葛亮如果全心治理内部，为自己打造功劳，要废除刘禅并不困难。但诸葛有所不为，因为那不是他追求的。

掌握了这些细节，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出师表》的主旨是二元的：既要平息反对派的质疑，又要向皇帝说明自己的留守安排。而在这主旨的背后，扑看到的是一个作为忠臣、老臣和权臣的诸葛亮，一个真实而又复杂的政治强人；也能够通过《出师表》的折射，看到蜀汉的权力运作内幕，看到刘禅大局为重的隐忍是成就了蜀汉一段君臣佳话的重要因素。

第53节：坐断“东南”战未休(1)
坐断“东南”战未休
——说说《赤壁之战》的隐情与误载
东汉末年的赤壁之战，曹操败，孙刘联军胜，三家鼎立的局势由此逐渐形成，赤壁之战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一次战役。在《三国演义》中，围绕赤壁之战的渲染与细节描写，前前后后占据了全书近六分之一的章节。而在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对这一段的记载也颇为详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非常重视历史事件背后的决策过程，对于赤壁之战战前孙刘联合与决策的记载也非常详细，与之相比，对赤壁之战本身的战斗过程的记载简略得多。

在司马光的记载中，诸葛亮是促使刘备主动与孙权联手并成功说服孙权联合刘备的关键人物；鲁肃则力排众议，促使孙权准备与曹操一战；周瑜从番阳回来，帮孙权下定决心，有了必胜的把握。然后，孙、刘戮力同心，击败曹操，曹操败退到了北方。

司马光的记载，悉从《三国志》的记载中抽取出若干相关段落，通过自己的理解，加以拼接而成。令人遗憾的是，其中多有逻辑上的错误，而且会令读史者对于这一段历史及其相关人物，发生误解。

原来，《三国志》中，对于赤壁之战，各处记载错综杂乱。这是纪传体史书容易出现的问题，尤其是陈寿所依据的各国相关记载均有较大出入，所以，要犁清战前的决策过程，并不容易。

要分析明白这一过程，必须把观察的视角，改为纯客观的第三视角，而不能具有倾向性。司马光的问题，即在于过多把视角放在了诸葛亮的背后。
“孙刘联合”的背后
首先，我们看“孙刘联合”战略的提出与决策过程。建安十三年初，孙权以报其父孙坚被刘表、黄祖所害之仇为名，攻破江夏，杀黄祖、屠城，掠走数万人口而还，刘表因而派刘琦出兵，重建江夏守备。自此，孙权有了吞并荆州的打算。但，曹操的打算比孙权更快。这年九月，曹操兵临荆州，驱逐新野刘备。此前，刘表已病逝，刘琮继任，迫于曹操兵势，刘琮举州出降。刘备、刘琦、诸葛亮一众仓皇南逃。

孙、刘双方的谋划在这一背景下拉开序幕。
鲁肃是孙权心腹。曹操七月开始南下的消息，孙权方面马上就掌握了。刘表死讯传到江东，孙权召集谋士商议，他们马上意识到荆州有崩溃的可能。于是，鲁肃请命，以“吊丧”为名，去荆州刺探军情。孙权的军队，本来已经部署在与荆州接壤的地区，这时即开始水陆集结，做攻击准备——孙权军与曹操军相比，几乎同时进入备战状态，而且是以逸待劳，这一点对于拿下赤壁之战非常重要。

鲁肃的速度不会很慢，但他走到半路，就听到了荆州已投降（曹操的动作非常迅速），刘备等遭遇追杀的消息。鲁肃马上意识到曹操在荆州立住脚后，下一个打击目标必然是江东，形势非常危急，如果刘备被消灭，则孙权内外势孤，被迫投降的可能性极大。所以，他去当阳长坂，找到刚刚被曹军追击部队重创的刘备，向他表示江东准备接纳的意思——刘备当时是丧家之犬，曹操在北，孙权在东，都是对手，只好南逃，鲁肃现在竟说可以到江东寻求庇护，刘备当然马上答应。于是，鲁肃领刘备拐了个弯，逃入孙权控制范围西北段边界的樊口。曹操则折返江陵，接收整个荆州。

刘备到达樊口，曹操的先锋部队已经出动，准备追剿刘备残部。鲁肃这时起身回柴桑复命，要刘备派心腹到江东落实孙刘联盟的谈判。于是，诸葛亮这时请命，随鲁肃一同去见孙权。

孙权这边当时又是什么状态呢？
第54节：坐断“东南”战未休(2)
孙权的决策过程
鲁肃引来刘备，其间应当与孙权有情报往来，所以，孙权对曹操的进展与刘备的虚实，基本已经摸清。这时，孙权必然要召集所有军政要员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的变化。《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记载，周瑜这时已经帮孙权下决心与曹操开战。这一说法《资治通鉴》没有采用。司马光认为，是诸葛亮的一番说辞，帮孙权下定决心与曹操对抗的，倒好像孙权是一个本性懦弱的投机者，需要诸葛亮激将一下。

其实，孙权早已决定对抗曹操，甚至想占据荆州。他现在考虑的，其实是如何与曹操作战，以及取胜之后如何安置刘备等问题。
所以，孙权与诸葛亮的一番对话，都是孙权问，诸葛亮答。孙权的问题显然是事先设计好的。此前，孙权通过鲁肃的情报，已经知道刘备的军队总数不超过万人，所以，孙权在谈判桌上居高临下，洞察到诸葛亮没有说实话，而孙权要装作迟疑，逼诸葛亮让步。按照外交常识，对战后利益的瓜分，是双方决定是否战略结盟和合作程度的重要依据。因而可以推断，双方接下来的秘密谈判，必然会就击退曹操后荆州的归属权问题加以磋商。从战后凡涉及荆州问题，刘备处处受孙权制约，且有“借荆州”的说法来判断，诸葛亮作为刘备全权代表与孙权的谈判，肯定做出了巨大让步。

这时，曹操的信也到了柴桑。孙权当即与军政要员展开第二轮讨论。讨论中没有提到刘备的因素，这说明孙权与诸葛亮的谈判是秘密进行的。代表江东大家族利益的张昭等人，公开主张投降曹操，因为他们并不了解其中虚实。而且，张昭等的根基是江东土著，如果他们主战，若战败他们将失去土著的支持和在新主子曹操处的价值；反之，他们主降，即使孙权战胜，土著也仍会支持他们。孙权没有立即弹压这股声浪，也包含了借此给在暗处的诸葛亮施加压力的成分。

这时，鲁肃为孙权的利益着想，劝孙权立即召回正在番阳（鄱阳湖孙吴水军基地）的周瑜，让他帮孙权压倒张昭等主降派。
周瑜这个时候在鄱阳湖干什么呢？按距离赤壁之战的时间推算（决议之后，周瑜所以能够立即领兵出战，没有给整兵动员留下档期，正是因为此前他已经完成了这一工作），他作为水军都督，正是在进行水军主力集结之后的总动员。他到柴桑的同时，水军大部也已经到达，并交给孙权统一调配。

至于周瑜在御前会议上发言的内容，《三国志》的记载与《资治通鉴》一样。周瑜对曹操南下的分析非常精彩，包括了曹操的四大败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原军队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藁草”，不利于骑步协同作战；“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曹军中发生的大规模疫病，严重影响了战力和士气。周瑜的分析中，已经隐含了击败曹操的关键环节。

当晚，周瑜秘密谒见孙权，直接点明了关键环节所在：曹军其实是乌合之众，只要挫败其兵锋，很可能会立即崩溃。
然后，周瑜向孙权要5万人，孙权却只给他3万人。按当时孙权的全部家底，应该是有10万人左右，孙权为什么只拿出3万人给周瑜呢？
因为，当时孙权正处在三线作战的状态之下。
大战期间孙刘都做了什么
周瑜作为水军都督，应该很清楚孙权的兵力分配。在他看来，孙权手中的10万人，有2万人必须守边境和各处城池（孙权辖境内并不太平，和当年曹操在官渡大战时只能拿出数万人上前线的情形一样）；至少1万人，攻合肥；周瑜要5万，打曹操，因为他从鄱阳湖带到柴桑来的水军，应该就有2万多人；还有2万人，留作孙权的预备队。

但是，不要忘了东吴是“内事不绝问张昭，外事不绝问周瑜”，赤壁战前，孙权还有很严峻的“内事”要解决。
我们看看孙权真正的虚实：
原来，孙权除了要与刘备联军，迎击江陵方面的曹军外，还要在北方前线的合肥地区与曹军作战。孙权攻合肥，是希望从曹操的主力中分散出一部分人马，以减轻对赤壁一线的压力。这一路，周瑜是清楚的，用了1万人。

第55节：坐断“东南”战未休(3)
还有一路，大概有两万人，由大将贺齐（江东土著）与蒋钦率领，正在丹阳与数万山贼作战。当时，孙权领地内散布着很多处山越与山贼的势力，一旦有风吹草动，他们马上掀起事端。建安十三年早些时候，周瑜打破江夏，没有占领而是迅速退回，正是因为这些境内的扰动因素影响。曹操那边下荆州，这边丹阳马上就乱起，很可能是对曹操进军的一种策应——后来，关羽攻击樊城的曹仁，曹操治境内的山贼突然活跃响应，可见都不是孤立的。贺齐与蒋钦经过一番苦战，终于平灭全部山贼，但二人的部队也已经无法加入赤壁之战了。这一支队伍，是导致周瑜算错了己方军事动员能力的一个变数。

也就是说，在周瑜到柴桑时，孙权手里一共只有5万人，而不是周瑜以为的7万人。
但孙权心中有数：因为他已经通过谈判将刘备的1万人拿下。刘备这时处于背水一战的穷寇状态，作为东吴水军的陆上侧翼完全可以胜任。
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周瑜率水军精锐与刘备军沿江而上，跟曹操大军遭遇于赤壁。曹操初战不力，退驻江北。吴军将领黄盖诈降，趁南风大作，以火攻破了曹军水寨。周瑜挥军跟进，刘备军在江北，相当于周瑜水军的侧翼，双方全力追袭，曹军在败退中也烧毁了己方剩余的战船。

孙刘联军一直追击到江陵。赤壁之战以曹操败逃回北方而告终。
孙权胃口很大。赤壁之战一胜，他马上率预备队北上进围合肥。但，此前一直轻敌冒进的曹操，在败逃途中，突然想到合肥守军受赤壁大败消息影响士气，很可能立即陷落。所以，他就地委派骑将张喜率领千余骑兵，以最快速度驰援合肥。

这一动作象征性成分非常大，合肥守军的士气立即得到鼓舞。孙权围城日久，见无法攻下，只好在张喜到位之前，即该年的闰十二月撤围回师。
“借荆州”的真相
据司马光记载：赤壁大战后，周瑜围攻南郡的郡治江陵，刘备则以刘琦名义马上取得了荆州南部的四郡。周瑜打破南郡时，刘备屯军在公安（南郡与东吴之间）。周瑜把南郡的长江南岸一些地方划给刘备，刘备嫌地方少，又去东吴见孙权，要求暂时都督整个荆州，孙权同意，这就是所谓“借荆州”。

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孙权是彻头彻尾的软蛋，被刘备欺负苦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前面说了，在诸葛亮劝说孙权与刘备联合的时候（太有意思了，本来是鲁肃把诸葛亮带到柴桑，现场却成了诸葛亮劝说孙权跟刘备结盟，如果孙权对刘备没意思，让鲁肃带诸葛亮来又干什么？），孙权的“假痴不癫”，让急于谈成联盟的诸葛亮作出了最大让步：破曹后，荆州所有权归孙权，刘备只有驻扎权。所以，赤壁战后，周瑜在江陵围攻曹仁时，刘备以最快速度拥傀儡刘琦为荆州刺史，他自己任荆州牧（都是自封的，孙权不承认），并占领了荆南的四个小郡。周瑜只得到了南郡一地，而且，南郡卡在曹操与刘备的势力中间，成了一座孤城，战略态势非常不利。

这时，刘备到江东见孙权，与孙权协定：暂时借南郡，而取得益州后即归还包括南郡与荆南四郡在内的全部地方，“借荆州”的说法就是这个内容。
按理说，荆州是刘表和刘琮的，刘琮投降曹操后，荆州就算是曹操的，那么，曹操被击败后，则谁击败曹操，荆州就是谁的。曹操被孙刘联军击败，刘备理当分得属于自己的一份，但由于此前诸葛亮没经验，被孙权忽悠，外交上退让在先，所以，刘备才不得不向孙权“借地”，心里很不爽。赤壁之战后，诸葛没有得到显著提拔，原因即在这里。

赤壁之战后，孙权的失误在哪里呢？在于他误听了鲁肃的建议，向北去打合肥，向西去争南郡，而且还“借”了南郡给刘备，等于帮刘备搭好了入川的跳板。其实，孙权最应该下手的，是荆南四郡——江陵有曹仁坚守，以刘备一家的实力，根本啃不下来。周瑜为了打江陵，花费一年，付出大量伤亡，自己还受了重伤，才将曹仁逼退（曹仁把孤城江陵的存粮吃光了才走的）。如果周瑜先平四郡，让刘备牵制曹仁，回头再会合孙权取下江陵（江陵对于曹魏已无战略价值，曹仁早晚要走），那时，刘备将没有立锥之地。到时候，周瑜顺流而上收取益州，孙权的长江战略极有可能实现。

周瑜在战略方向选择上犯错误，孙权又受鲁肃误导，错上加错，如果不是后来吕蒙帮孙权取回荆州南部，孙权打赤壁之战等于一无所得；周瑜在退出南郡后非常郁闷，甚至提出远征刘璋，包括他不久即死去，正是因为这个：周瑜不是被诸葛亮气死的，而是被鲁肃和孙权逼死的。

鲁肃并不像我们平日理解的那样，是个忠厚长者，他意识到自己因为主战而得罪了张昭等江东大族后，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结连培养刘备作为外势，导致东吴养虎遗患，害孙权不浅。鲁肃死后，孙权并不悲伤，例行公事地发送了事。在孙权与陆逊的对话中，孙权也对鲁肃做出了很低的评价。关于这个细节，扑还会在后边分析《孙权劝学》时，对比周瑜、鲁肃和吕蒙三人死后的待遇时说到。

第56节：三请诸葛”的刘备究竟图什么(1)
“三请诸葛”的刘备究竟图什么
——说说《隆中对》与卧龙
现在课本中选的《三国演义》章节，基本都是从刘备“三顾茅庐”往后的部分中选出的。因为真正“三国鼎立”大框架的出现，也正是从刘备在荆州成势，联合孙权阻击曹操，并趁势取得荆、益两州而开始的。

历史上，刘备在得到诸葛亮之前，东征西讨，屡败屡战，而始终不能得到施展抱负的根基。诸葛亮是当时荆州青年士人团体的一个领袖人物——从诸葛的家族、出仕与联姻状况看，《出师表》中说的“臣本布衣”并不是实情，诸葛亮是标准的未仕士族。刘备在心仪并任用诸葛亮的过程中，明确了取得天下、成就霸业必须“以人为本”的理念，并认可了荆州在野士人团体的战略发展理念，为自己后来取得南郡，进而占据益州、汉中奠定了基础。这就是课文《三顾茅庐》和《隆中对》的历史背景。

[这两篇文章的不同在于：《三顾茅庐》的故事基本依据《三国演义》——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创作了不分回目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一本通过三国故事，讲解王霸之道的书；明嘉靖年间，这一古本已经演化为240回本的章回小说，而且内容有后人增删；到清朝时，毛纶、毛宗岗父子将嘉靖本进一步改造成120回本，即现在流行的版本，其中王霸精神被淡化，忠义色彩被突出，尊刘抑曹、神化关羽孔明的倾向就是在毛本中形成的。扑接下来要说起的几篇选自《三国演义》课文，将主要依据较为接近罗贯中创作本意的嘉靖本（简称“罗本”以区别于毛本三国），若讲到罗本与的毛本的重大分歧之处，则扑将特加区别说明。

《隆中对》选自《三国志?诸葛亮传》，是史籍原文，罗本之中将其照搬，毛本《三国》则对其作了主题先行的关键性篡改。]
那么，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是如何表现刘备发展方略的急剧转变，以及当时的形势变化的呢？
这要先从官渡大战前夜，刘备被曹操从豫州汝南驱逐，南下荆州投奔刘表说起。
刘表是地方军阀，以保境安民为志。当年，刘表联合荆州当地的豪族蒯氏和蔡氏，占据荆襄九郡四十二县，经营多年。相对中原，当地比较平静，很多中原士族门第的子弟避乱隐居在此。刘备来荆州时，已经是刘表在荆州统治的后期，蒯、蔡两族势力很强，但中原士族子弟也都已经成了气候，处于呼之欲出的状态。

刘备作为刘表的马仔，帮刘表打了几仗，扫清周边内患，很卖力气。但是，刘表这时却对刘备产生了猜忌。为什么呢？《演义》中说，刘表领荆州头面人物请刘备喝酒，刘备把关、张、赵云推荐给刘表，希望刘表让他们带兵。宴后，蔡瑁（荆州水军统帅）让其姐、刘表的后老伴蔡夫人劝老刘除掉刘备——但刘表优柔寡断，当时又用得上刘备，所以犹豫起来。这时，恰好刘备把从叛匪张虎处缴获的名马“的卢”献给了刘表，于是就发生了“蒯越相马”的故事。

蒯越是荆州步军统帅，当地豪族的领袖，是仅次于刘表的实权人物。他突然来帮刘表相马，又是怎么评价“的卢”的呢？“此马眼下有泪槽，额边生白点，名为‘的卢马’也，骑则妨主。张虎为此马而亡，主公不可乘之。”刘备善哭，两鬓斑白，所以蒯越名为相马，其实是影射刘备，告诉刘表荆州豪族的态度：备不可用。刘表见蒯、蔡两家都不容刘备，遂将刘备闲置到了新野县。

第57节：三请诸葛”的刘备究竟图什么(2)
以刘备功劳，至少可以得到一郡，但刘表只给他一个县，相当于打了二折。
不久，刘表又请刘备喝酒，跟刘备说起两个话题，一件是在儿子刘琦（长子）和刘琮（蔡夫人之子）中间选继承人的问题，一件是想重用刘备的角色安排问题。刘备怎么回答的呢？关于继承人，刘备反对废长立幼（刘琦没有蔡氏、蒯氏的支持，所以只能依赖刘备，而刘备则可以借刘琦除掉蒯、蔡，成为荆州事实上的主人）。关于角色安排，刘备喝多了，说：“只要俺刘备有了稳固的地盘，庸庸碌碌之辈不在话下！”这让刘表明白了：自己死后，刘备要有意扶助刘琦，跟蔡氏必然发生冲突；而刘备最终灭了刘琦之后，更将要夺占荆州为己有。隔墙有耳，二刘的对话，被蔡夫人偷听到。蔡夫人和蔡瑁在席后劝刘表干掉刘备，刘表默许。蔡瑁当晚谋杀刘备未遂，刘备通过安插在刘表内部的伊籍获知情报，逃脱此劫。

很快，刘表又请刘备喝酒（老刘很阴，一请喝酒就没好事，当初也是筵席间对祢衡动了杀心），蒯越、蔡瑁安排伏击。刘备又借伊籍帮助逃出，上演了马跃檀溪的惊险一幕（作者借此细节说明：马是无辜的，蒯越纯粹是指桑骂槐），并因此邂逅了水镜先生司马徽。

至此，刘备在荆州高层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他必须有所行动，为自己下一步着想了。刘备对水镜坦陈了自己想干大事，又屡遭失败的挫折感。司马徽趁机点拨他：你前半生没成功，主要原因，一是光会抢地盘，没想到找能人辅佐；二是你身边除了关、张、赵云，就是孙乾、简雍这样的书生，他们形成一个小圈子，让外面的人没法跟你接近（《演义》中，刘备此前失去徐州，就是因为排斥雄才大略的陈登）。司马徽接着就向刘备亮出了卧龙、凤雏这两个荆州青年士人团体的代表人物。

历史上，司马徽推荐孔明、庞统之后，先安排徐庶徐元直去投奔刘备，为孔明探路。刘备欣然重用徐庶。后者立即推荐了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
但是《演义》中，为了表现刘备的思想转变和求贤若渴的决心与行动，在前后设置了很多的曲折，详细揭示了刘备在此前此后命运发生转折的深层次原因——
刘备宿司马徽家当晚，司马徽即密邀徐庶到庄上。二人有一番对话，是专给在隔壁烫完脚还没睡的刘备听的，徐庶的意思是：刘表这个人，能容人，不能用人，没有远图大志，跟着他混不出头；你刘备如果真的有雄图天下的决心，我们会跟着你干。

《三国演义》书中，凡依靠豪族的人都没有远志、但求安民保境而已，如刘表、刘璋、马腾、陶谦等。
从这时起，刘备开始决心，要利用荆州当权豪族和待价而沽的年轻士族之间的错位来得到卧龙、凤雏；孔明等人，也利用了刘备与刘表间的裂痕，而达到出仕即被重用的效果。

刘备回新野，刘表派刘琦来慰问，暗示不想撕破脸。刘备刚送走刘琦，化名单福的徐庶就唱着歌来投奔了。用化名，代表徐庶对刘备的诚意还不托底。刘备也不点破，而且重用“单福”。接下来，曹军连番来攻，被“单军师”轻松搞定，让刘备尝到了使用人才的甜头。可是，曹操查明徐庶的真实身份后，以其老母为人质，把徐庶“挖走”。演义中的徐庶，临走推荐了诸葛亮，但后者并不领情——诸葛亮对刘备的观察，并最终辅佐，早有步骤，徐庶的“走马荐诸葛”，显然打乱了安排，且有“揽好”之嫌。诸葛亮很不希望自己的出山，有搭车、推荐信这些降低身价的因素。后来，庞统投奔刘备，诸葛亮就用“推荐信”的形式压低庞统，搞得老庞很不爽，喝酒闹情绪好一阵子。

徐庶走后，司马徽马上造访刘备，说明诸葛亮很想探明刘备的底牌。所以，刘备一问，司马徽背书，把荆州青年士人团的概况介绍出来：诸葛亮出身是琅琊诸葛氏，他还有四个同学：博陵崔州平、颍川石广元和徐元直、汝南孟公威。其中，崔州平是东汉太尉崔烈的儿子，石广元和孟公威也是世家子弟，只有徐元直身世一般（否则，也不会是选他出来试探刘备），他们后来都在魏国做官——这几位的身价都很高，刘备不出点气力是请不出来的。而且，水镜明言孔明是相才，“独观其大略”，“自比管仲、乐毅”，甚至在水镜看来，可比姜子牙、张子房（这就有吹牛的成分了）。

第58节：三请诸葛”的刘备究竟图什么(3)
注意，当时荆州青年才俊远不止此，至少还有四个重要人物：诸葛瑾、庞统、刘巴和马良。这里边就有玄机。当时诸葛瑾在哪里？在孙权手下。庞统在哪里？在周瑜处找机会。荆州青年士人团，并不是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而且，庞统出自襄阳豪族庞氏，最初也没有看好刘备。刘巴和马良是与荆州当权豪族走得非常近的人，所以司马徽没有推荐他们。后来，马良（包括马谡）是伊籍推荐的，刘巴一直躲着刘备，直到刘备取蜀才不得已归顺。

下面，扑说说诸葛亮出山前的关系网。诸葛氏在东汉也算是名门。曹操屠杀徐州，孔明之父诸葛珪死去，一家人逃难到荆州，投奔与刘表关系不错的叔叔诸葛玄。诸葛玄死后，诸葛家的瑾、亮、均三兄弟和两个姐姐相依为命。他们长大成人后，开始了重建家族的经营：孔明的大姐嫁给了蒯氏家族的蒯祺（后来，蒯祺任曹操治下的房陵太守，一家被孟达灭门，再后来，孟被孔明逼反，投奔曹丕，最终到底被诸葛亮借司马懿之刀杀掉）；二姐嫁给了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他后来也在曹魏做官），庞统是庞德公的侄子（原来都是一家人啊）；孔明自己娶了黄承彦的女儿黄硕为妻，黄承彦是蔡瑁的妹夫，蔡瑁的姐姐正是刘表后老伴蔡夫人。

补充一点：孔明与黄氏完婚，媒人正是司马徽。
司马徽把孔明的家族告诉刘备，以刘备的身份，很快就打听明白了诸葛亮的背景。这提高了孔明在刘备眼中的身价，促成了刘备礼贤下士的决心。
《演义》中，接下来，刘豫州就要三顾茅庐了。
罗贯中怎么表现刘备“猥自枉屈”，过三关去请孔明出山，打造出这一段千百年来读书人津津乐道的佳话的呢？
先说“一顾茅庐”。
刘备为了表示诚意，带关张二人以及数十个侍从、保镖组成的大队人马，直奔隆中而去。结果，门童却说主人早上外出了。
前面那么多安排，到这时候却不见面，刘备感觉很意外——他此前从没与孔明打交道，不知道其非常难缠，是个专注抠细节的人。
张飞、关羽的表现颇不耐烦，觉得很没面子。关羽比张飞细腻，看出孔明是有意不见。
回新野路上，却突然杀出个道袍人物，刘备以为是诸葛亮，那人却说：在下孔明之友，博陵崔州平。在罗本《三国》中，刘备诚意邀谈，二人席地而坐，崔州平有一番高谈阔论。

崔州平谈论的大意，是大道轮回，汉朝气数已尽，刘将军想光复汉室，其实是逆天而行，就算拉上孔明，恐怕也难有作为。
刘备听他高论，心下有气，又不便发作，等小崔放完，也不反驳，直接告辞。
崔州平一番话被扔在空处，等于白说，也即离去。
其实，崔州平是有意来与刘备谈话的，是要用自己的观点来激刘备，看他亮出真正的主意。刘是老江湖，自然不上当。崔州平的话，未必不是其真意，后来，崔果然到曹魏做官——孔明与崔州平他们常在一起，后者“天道轮回”的想法肯定对他也有沾染。

告别崔州平，关羽问刘备对崔州平言论的见解，刘备便说了自己的志向，是“安能不治乱扶危”，要知其不可而为之。关羽见刘备干事业的决心没有动摇，才放心了。
回新野数日后，常驻卧龙岗的下人来报：孔明露面了。
于是，刘、关、张“二顾茅庐”。
历史上，诸葛亮是访问过刘备的。《演义》中诸葛亮撞见刘备“编帽子”而加以质问的情节，正是历史中现成记载的移用。后来，诸葛亮《出师表》中说刘备“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由是感激”，并没有说他不曾回访刘备。刘备毕竟是大人物，而且是诸葛亮的长者，按照正常的礼节，即使确实不愿出山，诸葛亮也必须回访或回书刘备。书中为突出刘备的转变与诚心，特地这样写，使诸葛亮显得很小“器”，也没有礼节概念。

二顾时，已经是隆冬雪下，刘备再来，只带了“十数人”——上次大队人马去访问，在排场上给足了面子，这次再带那么多人，已无必要。
第59节：三请诸葛”的刘备究竟图什么(4)
这次，刘备在路上遇见了正在路边酒店里唱歌（歌词中全是卖弄学识）的石广元和孟公威，刘备邀二人去孔明庄上共叙。哪知二人很“转”，根本请不动——石广元名石韬，孟公威名孟建，“广元”和“公威”是二人的字。在古代，称字是表示尊重，很少有人自称自字。《演义》中，石、孟作为刘备的晚辈，以字自称，是非常无礼狂狷的做派。石、孟很不认同孔明向刘备靠拢的赌博式做法，而且明显表达出来，这比崔州平的做法更加激进。

至此，孔明身边的崔、石、孟、徐四大高人全部露面。罗贯中写他们的意思，是要说明诸葛亮如果想出仕，可行的选择很多，而刘备的市场面就不如孔明宽了。
所以，刘备再困难也要请孔明出山，实有他的无奈。
刘备这次到孔明庄上，不见孔明，却见到孔明之弟诸葛均在唱歌，歌词里都是急于建功立业的意思（词作者当然是孔明）。刘备问诸葛均：孔明在哪里？小诸葛说，二哥孔明被崔州平勾走了。

小诸葛还说：我大哥诸葛瑾，如今是江东孙权的红人。
刘备深恨崔州平，问他们行踪何处。小诸葛说：他们去游山玩水了，行踪不定。
——乱世之中，又是大冬天，有什么地方可游玩呢？而且书中暗示，当时已经到年底了。诸葛亮干嘛不在家里筹备年关，反而到处乱窜？他又不是穆仁智。诸葛均到底是嫩，话里尽是破绽：很明显，孔明再次避而不见。

张飞恼火，口出怨言；刘备也有火，表面骂了张飞，其实也是当众发发脾气。
小诸葛受家兄之命周旋，见刘备发火，怕自己把事情搞砸了，只好说“改日定去回礼”。
刘备见他说得虚假，干脆给诸葛亮留书一封，让诸葛均转致，便离开了。
诸葛均后来因为二哥的关系，在蜀汉做到长水校尉。
刘备回新野路上，又“碰见”一人：孔明的老丈人黄承彦，自称是来看孔明和女儿的。
刘备恍然大悟：原来孔明离家，是为了躲老丈人的——不过安排黄承彦出场，正是为了让刘备此行不至于太“走空”。
孔明庄上门庭若市，来来往往，这哪里是“隐居”的气氛？
刘备回新野过年，转眼开春。刘备又来新野请孔明，这是“三顾”了。
注意，“三顾”与“二顾”之间，隔的时间远远比“二顾”与“一顾”的间隔长，刘备是给诸葛亮充分的时间考虑，也给他有可能的回访留空。
诸葛亮果然没有回访。
这个举动有什么意味呢？如果孔明回访，很可能是回绝刘备的邀请。不回访，则说明孔明已决定辅佐刘备，他的举动，仍是自抬身价而已。因为，刘备来访两次，又留了书信，孔明却既不回访，也不回信，这是非常反常的。如西晋时李密拒绝司马炎的征辟，上《陈情表》，说明情况，予以拒绝。刘备不是大奸大恶、人神共愤之人，孔明没有必要表现得避之不及。

惟一的答案就是：孔明已经下定决心出山了。
刘备这次“三顾”前，关、张劝他不要去，张飞说俺们兄弟三人，纵横天下怕过谁？刘备知道，此前他不能纵横天下，正是因为自己坚持玩小圈子，不能接纳能人，才导致事业无法做大的，所以举出姜子牙的故事，明确表示自己请诸葛亮出山，就是要让他当军师，日后当丞相的。

这次，诸葛亮终于没有躲，却又装睡，让刘备客串了两小时的门童，才出来拜见。
孔明为什么要反复考验刘备的诚意？原来，此前他对刘备的背景也已经掌握，知道刘备是枭雄，是很反复的一个人，而且有排斥陈登、激杀吕布、出卖袁绍的例子。所以，他要考验一下刘备的决心。

刘备用常人所不能的隐忍，通过了考验。
于是，相见之后，诸葛亮先不说同意出山与否，而是推出了他的《隆中对》。
《隆中对》什么内容呢？主要的精神，是成霸业、取天下要“以人为本”。以往看《隆中对》的人，常常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取荆州、夺益州，联吴抗曹，然后攻取中原上面。其实，那都是远景规划——当时，持这个战略构想的人，其表达见于史册的，先后还有甘宁、鲁肃、周瑜和庞统，他们的意思大体相同，只是执行细节和执行主体有变化而已。在当时的荆州和江东，这是一种很流行的战略构想，不是诸葛亮独创的，而且，这个愿景有其重大漏洞：刘备兼有荆、益，势必威胁江东孙权，孙权不可能成全刘备恢复中原，统一天下；孙权要统一长江上下游，又必须从刘表（后来是刘备）头上踩过去，这当然也是不可能的。但从总体上来说，设计出三国鼎立或二分天下的局面，对于一些急于建立功业的年轻士人们而言，总比被曹操一统天下，撤掉新人们的舞台要强。

第60节：三请诸葛”的刘备究竟图什么(5)
刘备对这个规划，也不见得真信。但是，这是荆州一部分青年士人的共识，刘备首肯《隆中对》，才能让他们为己所用。换句话说，正是因为刘表没有远图，所以他们不跟刘表干。刘备必须表现得有远图，才能够吸引诸葛亮这样的士人加盟，才能够形成二人互相需要，并且成为“鱼水”关系的基础。

干大事，一定要有远大目标，这样才有凝聚力。《隆中对》后半部分的远景规划，只不过是先树立这么一个远大目标。目标是可以因势利导，加以调整的，关键是我们“现在怎么做”。

为什么说《隆中对》的实际主旨是以人为本呢？
你看《隆中对》怎么分析曹操、孙权的强大基础：
“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计。”这意思是说，刚刚天下大乱时，只知道一心抢地盘的人很多。
“曹操比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非常明确，曹操是“得人者昌”，雪球越滚越大。这个“人谋”包括两方面因素：其一是有荀氏叔侄、郭嘉、程昱、贾诩那样谋臣出来为他计划；其二，是他兼容了当时各门各派各层面的力量，如得陈登而得徐州，得董昭而得献帝，得田畴而服乌桓，其他如李典、张绣、张燕、臧霸等等，都是带着自己的部曲（连军队带家族），投奔了曹氏。

曹操从不裁人，所以曹氏能够做大。
“孙权拒（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与为援，不可图也”，明确指出：孙权的根基在于“贤能为之用”。《演义》中，紧接着“三顾茅庐”，下一节就是孙权“广纳贤士，重用谋臣，开设宾馆于吴会”。刘备得了一个诸葛亮，如鱼得水乐得不行。孙权呢？严畯、阚泽、薛综、程秉、朱桓、陆绩、张温、骆统、吾粲、庞统、吕蒙、陆逊、徐盛、潘璋、丁奉、甘宁……得了文武数十人，孙权还不得兴风作浪？人才是事业的根本，而且是多多益善。更重要的是，立王业者所用非一，成大事者必用众智，孙权在这一轮的收获，远远大于刘备。

也许，罗本之中，孙权不用三顾也能得到凤雏，与刘备“三顾”得到孔明的对比显得太刺眼，所以到毛本之中，把庞统从孙权招纳的人才名单中删去了。
《隆中对》下面孔明怎么说？“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这是再明白不过的意思：要先招揽各方面的人才，地盘将来自然会有的，先后次序不要搞错。

紧接着，孔明拿出一幅图：西蜀五十四州之图，继续强调：“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诸葛亮出示“西蜀图”的意思，是看刘备有没有决心干掉占据益州的“宗室同姓”刘璋。至于荆州刘表，孔明说：“亮夜观天象，刘表不久在人世。”其实，哪里是夜观天象？黄承彦是刘表的连襟，老刘得了老年性痴呆症、在家不时发作的事，孔明比刘备更有条件掌握——这就是“人谋”的厉害。

诸葛亮的战略主张，刘备全部接受。
小说中，这时候，孔明才同意出山辅佐刘备。
所以，不是诸葛亮先出山，再说《隆中对》、献“西蜀图”，而是他先说出《隆中对》、献“西蜀图”，刘备表示全接受了，孔明才同意出山。《演义》中这个设置，与历史记载正好相反——罗贯中就是要借此强调，刘备思想的转变，态度的转变，事业发展模式的转变，是改变他此后命运的关键所在。

有意思的是这张“西蜀图”。此图诸葛亮献过一次，后来，张松献过一次。但是，刘备没有能够用这个图拿下益州，而是张飞招降了严颜，老严做向导，又有法正、孟达等做内应，刘备才取得了益州。这个对比，也同样揭示了成大事，需要人谋，而不是什么藏宝图。

三国鼎立，本质上是三个人才集团的鼎立。曹、刘、孙先后都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最后能够形成那个局面。得到荆州之后，曹操怎么说？“吾不喜得荆州，喜得蒯异度也。”有了荆州各方面实权人物的支持，胜过得到八个郡地盘的意义。

补充两句题外话：诸葛亮这么摆谱，才“勉强”出仕，除了因为他确实有水平，还在于他要考验一下将来的主子任用自己的决心和重视程度。《演义》中诸葛亮的最大对手司马懿，就因为慎于出仕，而险些被干掉。当时，曹操征辟他，他借口自己患有“风疾”（瘫痪）而拒绝。曹操可没有耐心“三顾”，而是直接派一个刺客，潜入司马的卧室，把利刃横在他脖子上——司马懿真有定力，一动不动，脸上的肌肉都没抽搐一下，只是用眼睛看着刺客。刺客回报，曹操才信了，并要司马懿病好后就来报到，否则，“若复盘桓，便收之。”司马见躲不过，最终还是“病愈”出山了。后来，司马懿又用装病战术干掉了曹爽。

当时的人物，司马懿善于装病，刘备善于装哭，周瑜、陆逊善于装嫩，曹操装梦游，鲁肃装淳厚，诸葛亮装神弄鬼，张飞装疯卖傻，刘表装请人喝酒……乱世中的人物，都是善于通过伪装而帮助自己达到目的。

再补充两句题外话：此前，司马徽曾不经意透露刘备知道，诸葛亮最喜欢唱的一首歌叫《梁父吟》。这也是有意味的。《梁父吟》讲的典故大要，是齐国国相晏婴用“二桃杀三士”的权术，除掉齐国君主身边三个功高震主的猛将田开疆、公孙杰和古冶子，从而加强了君权与相权。孔明的一个性格弱点，就是沉溺于权术。他喜欢唱这么一首歌，映照后来孔明挤兑关羽和张飞，抬高黄忠和赵云，排挤李严和魏延，干掉刘封和孟达。那里边的权术，难道不是跟晏平仲学的吗？刘备三请诸葛，但是任何人才都不是完人，当老板的必须知道将来怎么驾驭他们，扬长避短。

用不起眼的细节线索，勾连起后面很远的大情节，是小说摆脱话本和宋元杂剧影响之后的新手法，称为“草蛇灰线”。
第61节：谁说诸葛亮谨慎(1)
谁说诸葛亮谨慎
——罗贯中设计《草船借箭》的真正意图
《草船借箭》是《三国演义》赤壁鏖兵期间非常神奇的一幕：诸葛亮借江上大雾弥漫，用载满草束和青布幔的“草船”，撩拨曹营，骗曹操放箭，从曹兵那里骗了将近十万支箭回来。

正史之中，草船借箭有两个原形，一个是“令船受箭”，一个是“草束借箭”。罗贯中将这两个典故加以整合，安在了诸葛亮身上。
“令船受箭”的故事来自《三国志?吴主传二》的裴松之注。建安十八年（赤壁之战以后五年，213年），曹操与孙权在濡须口对垒（大概位置在今巢湖入长江的一段通道）。两军对峙有日，孙权借水面有薄雾，乘轻舟从濡须口闯入曹军前沿，观察曹军部署。孙权的轻舟行进数里并且鼓乐齐鸣（《演义》中把这一镜头安置在周瑜初次与曹军对峙时，窥探其营寨的时候），但曹操生性多疑，不敢出战，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随后下令，弓弩齐发，射击吴船。孙权的轻舟一侧中箭太多，船身倾斜，有翻沉危险。孙权下令调转船头，使另一侧再受箭。很快，箭均船平，孙权安然返航。这是孙权一种临战急智的表现。

孙权其人，有其父兄之风，在战场上极为锐躁，经常亲自杀入敌阵。这次危险，就是孙权自己找来的。作为其贴身护军大将的周泰，屡次救他脱险，浑身是伤，基本上没什么好地方了。

“草束借箭”故事的原形是唐朝“安史之乱”时，安史叛军长期围困唐军重要据点睢阳，久战之下，城中缺箭，守军想出一个办法：在月晦的夜间从城墙上向下缒很多草人，叛军以为是守军派出突围的别动队，于是乱箭齐射，箭射在草人上，就被带回城中。守军用这个办法，跟叛军“借”了不少箭。罗贯中是懂得军事的人，这个战例他一定也是掌握的。

在历史上，根本没有诸葛亮借箭的事情。因为当时刮北风，在江北的曹军不怕火攻，诸葛亮的草船却怕火攻，而且船是连在一起的，这边岸上有一支火箭射去，诸葛亮、鲁肃非变“烤鲁诸”不可。更兼诸葛亮是秘密行动，如果草船失火，逃回南岸，搞不好连周瑜的水寨都烧了。

第62节：谁说诸葛亮谨慎(2)
所以，《演义》中诸葛亮的这种行险，相当于玩命，而且还不仅仅是玩自己的命。
回到《演义》之中，罗贯中为什么要让诸葛亮赌命，冒着被烧死的危险，去玩“草船借箭”呢？
罗贯中煞费苦心，编织了赤壁之战中的很多细节，正是要从这些地方为读者揭示出，曹操为什么不能统一天下，而刘备为什么能够实现割据一方的基业，诸葛亮后来又为什么不能北伐成功，以及孙权为什么没能实现打通上游的“长江战略”。罗贯中是把自己对这些历史人物因为性格而影响到事业的内因，铺开在我们面前。

“草船借箭”这一段，就要集中表现周瑜的意气用事，诸葛亮的耍小聪明和曹操的越级瞎指挥。
周瑜不仅这次要通过“军令状”除掉诸葛亮，前后还有多次想干掉他。之所以未遂，其实不为别的，只是因为孔明太狡猾，每次都能够识破周瑜的心思——这样的人将来成为对手，定为大患，所以周瑜一定要先下手为强——后来，《演义》中诸葛亮果然成了他的大患，直到把周瑜“气死”。周瑜少年得志，一直被孙吴阵营力捧，从来都是“头号种子选手”，三十多岁了，还被称为“周郎”，形成了“性格悬滞”，心理年龄保持在25岁左右，且情商很低。

这时候，天上掉下个诸葛亮。
在周瑜眼中，诸葛亮比他帅，比他年轻，比他聪明，他在心理上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程普比周瑜老，比周瑜丑，比周瑜笨，纵使一时无礼，周瑜也能包含他，因为跟程普比，周瑜有优越感。其实，周瑜带兵叱咤风云的年纪，诸葛亮还在家里研究“三个好玩的木头人”呢，只是周瑜的心态发生扭曲，已经不能理性地看待自己了。

但是，诸葛亮偏偏要刺激周瑜。
《演义》中，初出茅庐的诸葛亮，到江东后舌战群儒、激怒孙权、刺激周瑜，连番表现，都是要出风头，表现自己的超人之处，甚至不惜靠耍小聪明来实现这个目的。结果，风头是出了，除了唬住“老实人”鲁肃，其实是把东吴上下全都得罪了一遍，给后来孙、刘翻脸埋下了隐患。

在“草船借箭”冒险的策划和实施过程中，诸葛亮利用了很多侥幸因素。
其中最大的侥幸因素还不是曹兵有没有射火箭，而是曹操一时冲动，越级瞎指挥：“操此时因见水军未整，自到江边提调。”其实，曹操对水上实战是彻底的外行，所以，他嫌水军的四千弓弩手不够，又让张辽、徐晃调来六千旱寨内的弓弩手助射。

即便如此，罗本《三国》中这一段也多次强调：诸葛亮这次冒险，一共得箭“九万余枝”，并不够应有之数。而毛本为了表现诸葛亮神机妙算，先删去了曹操越级指挥那一段，又每船给多算一千枝箭，这样总数轻松超过了十万枝。

如果曹操放手让手下众将随机应变，诸葛亮、鲁肃很可能已经轻松被擒。鲁肃在船中惊恐万状，就是想到这种可能。
曹操轻松拿下荆州，被大好形势冲昏头脑，放任了自己多疑自专的性格缺陷，这是他最终铩羽而归的最主要原因。曹操自己打败了自己。
诸葛亮戏剧性地获得了箭“九万余枝”（其实也确是戏剧性虚构），令周瑜、鲁肃“慨然而叹”甚至“拜服”。在多重刺激之下，周瑜也想不到军令状上“十万枝”的数目了（剩下的微不足道的几千枝箭，很容易从别处临时搞到，或者也很有可能在这三日的磨洋工中已经完成了）。鲁肃稀里糊涂经历了一场九死一生的险境，产生了“斯德哥尔摩”式心理症状，叹服诸葛亮是“神人”。周瑜也说“孔明神机妙算，吾不及也！”诸葛亮得意之余，上课说：“凡为将者，不通天文，不识地理，不知军情，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乃庸才也。”他埋汰周鲁是庸才，翻过来又说自己的神机妙算是“谲诈小术，何足为奇”，语气渐涉狂诞，至于那句“我命系于天”，简直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这是罗贯中的刻意安排，让诸葛亮的性格缺陷充分暴露了出来。诸葛亮的谨慎，不过是假谨慎之外衣行冒进之事实而已。

罗本《三国》并不认可诸葛亮引以为豪的“小术”。其实，历史上的诸葛亮从不行险，甚至“奇谋为短”。罗贯中是以“戏说”的形式，来讲解做大事业成败的各种关键因素，而决不是《临江仙》里“是非成败转头空”的假超然。

对了，那首调寄《临江仙》是明朝人杨慎所作，是清代的毛氏父子给安在《演义》开头的，它并不能代表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本意。
第63节：“群英会”玄机何在(1)
“群英会”玄机何在
——看周瑜如何让蒋干中计
基础教育的课本中，从《三国演义》中选撷的章节，有两篇是关于赤壁之战的，一篇是《群英会》，一篇是《草船借箭》。这两篇文字，都充满了“无巧不成书”的精彩。这回，扑再说说《群英会》，并对比一下罗本与毛本在处理情节逻辑上的优劣。

历史上，曹操平定中原、河北地区后，南下迫降了刘琮，赶走了刘备，趁势想迫降孙权。不料，孙权阵营中，周瑜、鲁肃并一班大将主战，鲁肃还促成了孙权与刘备的联合。于是，孙权借机压倒了主降派。周瑜领兵出战，与曹操在赤壁隔江对峙。

这是大背景。
对于周瑜个人，曹操有两次劝降。一次是当年周瑜刚刚投奔孙策时，曹操听说周瑜青年才俊，便派其同窗蒋干去劝他跳槽。不料，周瑜同学很坚定，拒绝了蒋学长——孙策与周瑜分别娶了大乔和小乔，已经结为连襟。蒋干回来对曹操说：周瑜雅量，非言词所能动也。

再一次是赤壁决战之后，周瑜围攻曹仁，曹操又派蒋干去劝降。其实，这次曹操并没有期望周瑜变心，派蒋干去的目的是窥探虚实，力争削弱孙权对周瑜的信任。从后来的战事发展看，蒋干这次去仍没有达到他既定目的。

所以，“群英会”，必定是罗贯中的虚构。历史上，赤壁之战期间，曹操并没有处斩蔡瑁，而张允更是只在《演义》中才出现的人物。
罗贯中为什么要写“群英会”的故事呢？
他是要说明：一个做大事业者必须着力避免的性格缺陷，是自以为是、猜忌部下。这样的人，纵使手里有十分强大的资源，也将难以成事，甚至会自毁长城。而性格有缺陷的人，在遭受刺激或惊吓的状态中，也容易被利用，成为反间的棋子。

下面，扑就看看罗本《三国演义》是如何重设这些历史人物间相互关系的——
前面说到，曹操对江东阵营加以武力恫吓。孙权召集众人商议，各路人等，私下纷纷去见周瑜，探问他的意思。最后，孙权也要专门听他的意见。周瑜三十多岁，就被托以军务重任，而且处在权威的位置，事业雄心得到极大满足。

孙、曹两军各自到位后，曹操使节来下战书。周瑜毁书斩使，有意激曹操仓促出战。曹操上当轻出，结果因为准备不足，首战被东吴击败，士气受挫。但荆州降将蔡瑁、张允精通水战，将曹军水寨经营得不错，周瑜便动了除掉这二人的念头。

这时，曹操派蒋干渡江来劝降了。曹操对蒋干此行没有奢望，只是希望他观察一下周瑜的虚实，因为此前周瑜毁书斩使，就已经摆明了不给自己留余地。
于是，周瑜准备将计就计，借蒋干之手除掉蔡瑁、张允。
这里有一点要说明，罗本《三国》之中，蒋干是个忠厚、迟钝之人，自尊心非常强，是个夫子自道的人，周瑜利用他的性格弱点，利用“群英会”刺激蒋干做了蠢事；而在毛本《三国》之中，蒋干则心术不正，又十分愚蠢，自己干了蠢事，周瑜的“群英会”纯属多此一举的得意忘形。

先说罗本。
蒋干过江，周瑜对蒋学长极尽嘲讽刺激——蒋干是布衣身份，而周瑜已经是大都督，周围众将也威名赫赫。所以，周瑜才会把这场名义上欢迎蒋干的酒会称为“群英会”。
群英会上，“面前设金银器皿，光射眼目”，这是特地刺激蒋干的寒酸；“文官武将，各穿锦绣之衣”，是对比蒋干的“纶巾布袍”；群英“起来把盏，必须夸其才能”，这是暗指蒋干无能；周瑜又领着蒋干看自己在军中的排场，并继续刺激他：“想周瑜与子翼同学业时，不曾望有今日矣！”

第64节：“群英会”玄机何在(2)
在连番刺激之下，蒋干“面如土色，心似刀锥”，心态失去平衡，对周瑜产生了满腔怨愤。
周瑜暗暗观察，见火候已足，索性继续刺激他，“自起舞剑作歌”，唱了一首“功名歌”，刺激还没有立功名的蒋干。“瑜自起舞剑作歌。众拍手而和之。歌曰：大丈夫处世兮，立功名。功名既立兮，王业成。王业成兮，四海清。四海清兮，天下太平。天下太平兮，吾将醉。吾将醉兮，舞霜锋。歌罢慷慨，满坐尽欢，独有蒋干，寸心欲碎。”

蒋干起了歹意，想祸害一下周瑜。
周瑜马上装醉，带他进了自己的中军帐同睡。
一个原本善良的小人物，当他想害人时，也就是动动手边的东西。
于是，不甘“擦干眼泪陪你睡”的蒋干偷翻桌上文书，看到了一封上写“张允、蔡瑁谨封”的信，“暗读之”，原来里边是要出卖曹操的意思。蒋干如获至宝。
其实，稍有点脑子的人就会想到：蔡、张投靠曹操后，得到丰厚的封赏，再投孙权，孙权不会封赏他们更多，而且二人家族都在曹操手里，更兼曹操实力明显占优，他们怎么可能叛逃到孙权处呢？况且，二人真要背反，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名头暴露在信封上；周瑜读完这样的密信，不是烧掉，就是秘藏，怎么可能放在“帐内桌上”那么明晃晃的地方？

蒋干失去了理智，更兼平时没干过这路事，所以轻易就上套了。
接下来，周瑜继续表演：与“江北来的密使”还商议了一番，回来睡下。
蒋干趁“机”跑了。
回到曹营，蒋干马上汇报了“情报”。曹操初战受挫，正在焦躁，加上本来就不信任荆州人，冲动之下，杀了蔡瑁、张允，杀完就后悔，省悟自己是上当了。
反观毛本《三国》之中，为了贬低曹操，连他手下人的品质也加以降等，删去了周瑜对蒋干的各种刺激，削弱了“功名歌”。“群英会”变成了单纯的酒会，“群英”不再是功名的狂欢，而是一群酒徒酗酒而已。蒋干受刺激的心理变化过程也被去掉，意思变成了蒋干一过江，就图谋不轨——那还何苦盗书？趁周瑜醉卧，取出事先备好的毒药，和水给周瑜喂下，然后从容逃出，不是功劳更大么？

周瑜玩“群英会”，跟“蒋干盗书”是因果关系。毛本的改动，只能使这一逻辑关系变得模糊。改动者也不想想，如果蒋干本就是阴险小人，以周瑜的人品和交友原则，当年怎么可能与蒋干“如亲昆仲”呢？

罗贯中的这种写法，是有其现实意义的。后来，皇太极命人在俘虏来的太监面前演戏，利用太监心理变态又没见过世面的弱点，以及崇祯皇帝猜忌心极重的性格，让他们回去报告“袁督师与敌人勾结”，结果使明朝自己除掉了袁崇焕，崇祯自毁长城。皇太极用的就是从罗本《三国》里学的这一招。

第65节：曹操和曹植谁是“凶手”(1)
曹操和曹植谁是“凶手”
——杨修之死是为了谁
在《三国演义》之中，杨修之死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事件：到底是曹操嫉贤妒能杀害忠良，还是因为杨修参与了曹丕、曹植的嫡嗣之争，导致曹操不得不杀了他？或者，两个因素兼而有之？

最后的这种可能是近来比较流行的提法。曹操既讨厌杨修比自己聪明，更忌讳他参与嫡嗣之争，于是杀他。倒好像杨修是个必死的人。其实，这种提法本身就是避重就轻和稀泥的——

正史上，曹操是很细腻的人。他虽然杀人如麻，但处理每一个有身份、地位的人，都是综合多种考虑的，不过，一定会找一个最主要的动手理由。
比如，祢衡虽然讨厌，但因为祢衡没有实质性危害，所以曹操不自己动手杀他，而是让他去别人那里“寻死”；华佗试图借自己的医术要挟曹操，曹操毫不犹豫就把他杀了；马腾是曹操的政敌，但若马超不造反，曹操也不杀马腾；吕布害曹操很惨很狼狈，但若刘备不提丁原、董卓事，曹操也不想杀吕布；孔融做文章讥讽曹操，但若他不与孙、刘手下的士人书信来往、称兄唤弟，曹操便不至于动了杀心。

对于杨修，曹操也是由一个决定性因素而导致他寻机将其除掉的：曹植拿杨修当成了自己的挡箭牌、牺牲品。
罗贯中写《三国演义》，在这些关键的情节背后，都要总结出一些教训和智慧。在杨修的问题上，罗贯中的看法是，曹操本就是个讨厌被人“理解”的人，而杨修更是不懂得伴君如伴虎的道理，肆无忌惮去捋虎须，结果自寻死路。

在《演义》中，罗贯中这样塑造曹操阴鸷的性格：他杀了吕伯奢全家，当着陈宫的面，说“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当时，陈宫就被他吓跑了：不跑早晚死于此人之手，因为自己窥见了他的内心世界。曹操邀刘备煮酒论英雄，用龙比喻他心目中的英雄特质：“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吐雾兴云，翻江搅海；小则埋头伏爪，隐介藏身；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秋波之内。此龙阳物也，随时变化。”（据嘉靖本）

曹操心目中的英雄，不是顶天立地的磊落汉子，而是随机应变、无形难测的神秘人物，恨不能蒙面出镜，教人永远猜不透他的心思。《世说新语》记载他曾用此术蒙骗匈奴使者而被看穿，遂追杀使者灭口。

《演义》中的杨修自持聪明，总喜欢跟在老曹背后，给他揭去那层面纱，就像社戏里边，跟在大反派或恶公子背后的二丑，不时手指着主子的脊梁骨，扭脸对台下揭一揭“那家伙”的坏心肝。

最后，杨二丑卖弄聪明，教曹植唬弄他老爹。这样的恶奴，曹操当然不能放过的了。
《演义》中的杨修不识真正的英雄。他眼中的大人物，都是曹植、孔融、祢衡这样卖弄聪明的另类“鬼马”角色。如此性格缺陷，决定他注定是个悲剧结局。
曹操和杨修这样的人都不可取，但相比之下，曹操还是个能干成大事的人，杨修却不能，所以曹操比杨修还能强一些。这是罗贯中落笔这一细节所要表现的认识。
但《演义》是戏说，不是历史本身的面目。《演义》中的杨修是自己找死，而真实历史中的杨修却不该死，他是为曹植的缘故而被冤杀的，与“鸡肋”的故事更不沾边。
首先看杨修的家世。杨家，世为汉名门，祖先杨喜，汉高祖时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杨震、曾祖杨秉、祖杨赐、父杨彪，四世历任司空、司徒、太尉三公之位，与袁氏世家并驾齐驱。杨修本人是神童，早慧早熟，年轻轻就出来做事，很快就被曹操收揽为相府仓曹属、主簿，相当于曹操身边的机要秘书，后来升任秘书某处的主任。

相府主簿官职不大，却非常重要，负责处理曹操身边的大小机要，事无大小，都要妥善处置。关于主簿的分量，这里举一个例子：吕布被曹操抓住，押到阶下时，被绳子绑得太紧，求曹操给放得松点，曹操说：“捆老虎不得不紧一点。”吕布说：“松一下，让我说句话再死！”曹操刚要同意，站旁边的主簿王必快步走近前来说：“吕布是高手，他的部队在附近，不能松绑。”曹操对吕布无奈地说：“我本来可以给你松一点，可是主簿不同意呀。”这个细节说明了曹操对主簿的信重。

至于那些个人能力不如曹操的人物，就更依赖主簿办事了。举几个《演义》中出现的大家比较熟悉的主簿：陈琳是何进的主簿，阎象是袁术的主簿，殷观是刘备的主簿，司马朗、司马懿兄弟、贾充之父贾逵都做过曹操的主簿。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文章了得、精通世故、少年老成、深为信重的人物，除了半路被干掉或换主的，后来都做了大官。

杨修做曹操的主簿，说明两个问题。首先，曹操很认可杨修的能力和个性；同时，杨修是受到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有人说，杨修跟袁绍、袁术有亲戚，所以曹操要杀他，可是杨修死时，他老父杨彪还活得好好的，杨修的儿子杨嚣也没有受株连。曹操的儿媳妇也还曾是袁绍的儿媳妇呢。与袁氏有亲，不构成曹操杀杨修的理由，否则杨彪全家都难幸免。

杨修的工作状况如何呢？“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他的业绩非常出色。
第66节：曹操和曹植谁是“凶手”(2)
这又说明一个问题：杨修是很懂得进退之道，很会看眼色行事的人，而绝不是《演义》中那种轻薄好卖弄的二丑形象。杨修自己有很好的家世，个人能力又出众，所以，在曹丕与曹植的嫡嗣之争中，他不必向任何一方靠拢，也可以保证将来做上大官。所以，他决不会也没有当曹丕或曹植的跟班。

曹操会因为杨修聪明而杀掉他吗？根本不会。如果杨修迟钝，曹操还不能用他呢。曹操身边并不寂寞，不是只有一个杨修走来走去。曹操身边有一大堆能人，几乎都比曹操聪明，写文章比曹操好的，对对联比曹操好的都不少，没见谁因为比他强就被杀掉的。且不说《演义》中举的“嫌门阔”“一合酥”“绝妙好辞”这些事都是野史，就算是有影儿的事情，曹操也只会因为杨修能理解领导的意图而更喜欢他，因为这些事都是典型的弄臣行为。

至于曹操梦中杀人，杨修去哭丧的事情，更加玄乎不合逻辑。毛本《三国》里，杨修说：“丞相非在梦中，君乃在梦中耳！”这是明明白白揭露曹操，向领导挑衅，以杨修的水平和身份，决不会也不敢说这样的话。罗本《三国》里，杨修说得也不委婉，“君乃囊中之锥也”，一样是对曹操挑衅。这件事，跟“鸡肋”的故事一样，都在逻辑上是不可能发生的。“鸡肋”的故事更离谱：杨修是主簿，对军中法令掌握得比曹操都熟，能不知道惑乱军心是死罪么？

这样普通人都知道避免的罪过，放在杨修头上，只能说是为了情节的需要。但，如果把它当真，那是在侮辱杨修的智商。杨修真实的寿命是44岁，《演义》说他死时34岁，往小了说10岁，这样处理也正说明作者要强调杨修年少不懂事。

曹操对有才能但不懂事的人怎么处置呢？比如对徐邈。徐邈是很有能力的，而且廉洁，但也太有个性，喜欢一边办公一边喝酒。曹操把他远远派出去，到地方上做事，眼不见心不烦算了，这也是一种“人尽其才”。可见，曹操处置身边有才干的人，一直是很审慎的。

杨修长期做曹操身边的机密工作，力求滴水不漏，如果不是曹植连累害他，他是不会死的。
曹丕、曹植争夺世子之位，都首先想到了拉拢杨修。曹植是个张扬的人，事事主动，他靠近杨修的方法，是写公开信，在文学圈造势，拉杨修做笔友，力求给所有人的印象，都是杨修跟他很接近。如果曹操真以为杨修与曹植那么接近的话，早就不让杨修当主簿了，还会给他时间和机会，让他越闹越大、越陷越深么？

事实上，杨修与曹丕、曹植兄弟俩都是虚与委蛇，是力求两边都不得罪的。
杨修与曹丕也有书信往来，更有一个细节说明问题：杨修曾经送给曹丕一口宝剑，是名匠王髦打造的，曹丕非常喜欢，当世子的时候常佩在身上。曹丕受禅当了皇帝以后，追念杨修，觉得很酸楚，觉得他的死很不值，感慨之余，还召来王髦，加以赏赐——如果杨修当年是为了曹植夺位而与曹丕激烈对抗，失手而败，那曹丕还能这么怀念他吗？

曹丕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曹丕少年时候曾经跟曹洪借钱，曹洪富而吝啬，不借。曹丕当皇帝之后，很快找个机会把曹洪关进监狱，要处死他，幸亏曹氏宗族上下纷纷求情，曹洪才捡了条命。曹丕对曹植、曹彰、曹熊的打击报复，也都是很残酷的。

以此看来，杨修之死似乎与二子夺嫡无关，但是杨修又确实是因为曹植而死的。
在《演义》中怎么表现的呢？书中说，杨修帮曹植准备了一些材料，叫做“答教”，其中有各种治国安民之道。曹操每问曹植一些考题，曹植都对答如流，曹操奇怪。后来，曹丕重金行贿，把曹植手边的“答教”买来给曹操看，曹操才怒了。

这个事情很可疑。因为，当时权贵手边都有这类东西，是秘书做的，相当于现在领导干部看的学习参考材料，即使曹植需要“答教”，也犯不上劳杨修来写，杨修就是写了，也不会傻到把自己的手稿给曹植。所以，这些事情即使真发生了，也可能是构陷而已。而且，曹丕就算真地把曹植的答教弄来给曹操，曹操也不可能因此大怒，因为所有人的见识、水平都是通过学习掌握来的，难道还有先知先觉的人吗？其他更假的事情，这里不用提了。

第67节：曹操和曹植谁是“凶手”(3)
如果是构陷，又是谁为了什么而构陷杨修呢？
史载，曹植是个诗文写得好，但“赌品”却很差的人。构陷杨修，最可能的，就是曹植本人。曹植为了争位，结交杨修，并设法堵死了杨修的退路。怎么堵呢？就是有意把杨修与自己的私下交往泄露出去。在曹植因为跋扈无礼而被曹操淘汰出世子之争以后，曹植继续主动与杨修往来，杨修也不好回绝他。这就像一个艾滋病患者，还要与别人发生毫无安全措施保护的关系，其实是心理变态、报复社会的表现。曹植被冷落以后，继续通过搞这些无意义的事情，把很多人都拖下了水。即使曹丕顺利即位，将来少了不少贤能辅佐，也会给天下人造成曹丕不如曹植的错觉。曹植正是通过这种报复，把许多贤达从曹丕身边剥离，让天下人认为曹丕无能、不容人，而暗示曹植自己才是真命天子的。

历史上，杨修被杀的真实时间是建安二十四年。那时候，曹植早已经靠边站，被逐到临淄封地待着去了。而且，杨修也不是死在与刘备争汉中时，而是被处死在曹操亲率大军的援救樊城的行军途中。关于曹操杀杨修的直接理由，曹操事后给杨彪写过一封信表示哀悼，信中的意思是：杨修违反了军纪，不守我的行军规则，我军中执法如山，不得不杀他。

理由就这么简单。
在军中借故杀人是很方便的，可以绕过司法程序。
杨修死后百日，曹操也死了。可见，曹操杀杨修，一个原因是杨修被世人认为结连曹植，曹操要帮曹丕排除可能的隐患；还有一个原因是，杨修掌握了太多曹氏准备篡权的秘密，有可能影响将来曹丕行“周武王之事”，颠覆汉朝。后者，可能是更重要的。

杨修临死说了一句话：“我固自以死之晚也。”他早料到自己躲不过这一劫。
第68节：孔明为什么必杀马谡(1)
孔明为什么必杀马谡
——看看《失街亭》的前因后果
罗贯中在《演义》中，对诸葛亮的五次北伐记载得非常详细，而且把曹真、司马懿的一次攻蜀汉不果，诸葛亮派军对峙也加以敷衍、夸张，算作了一次，这样一共凑齐为六次。《演义》记载之详，给人感觉好像诸葛亮单独统军与曹魏打了很多年仗。其实，这全部的五次大战，都集中发生在公元227年到234年之间，几乎年年作战。但蜀汉通过战争所得到的军政资源，要远远小于其发动战争所损失的资源。

在《三国演义》之中，诸葛亮是一个关键人物，只要他一出镜，就一定要有战争戏可看了，至少也是舌战群儒或与周瑜之间的“豪门恩怨”。在刘备驾崩，蜀汉平定南中之后，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丞相祭起《出师表》，率领大军北伐曹魏的关陇地区，这就是《演义》中“六出祁山”的第一出。

诸葛亮这次出兵，是他独自统兵与曹魏正规军之间打的第一仗，意义十分重大：成了，可以光复汉室；败了，蜀汉恐怕很难再有光复希望。当时曹魏的国力远远强于蜀汉，蜀汉的人口和军力（不能算刚刚平定的南中“蛮夷”）只及曹魏的十分之一，因为连年用兵，青壮年人口更少。诸葛亮深知蜀汉输不起，所以，他采取了正面推进、稳扎稳打的战略，而否决了汉中守将魏延“兵出子午谷奇袭长安”的险招。

史载，此次战役，诸葛亮用赵云、邓芝的疑兵引开了总督魏国西路众将军的大都督曹真，利用正面进攻，击败了安西将军夏侯楙，围攻祁山。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魏响应，但曹真命大将张郃在街亭迎击诸葛亮的前军马谡部。张郃以逸待劳、军锋甚劲，发起反冲锋，马谡军以步军为主，抵挡不住，退到山上固守（步兵对抗骑兵，必须借助地势），正中张郃下怀。他立刻截断山上水源，于是大破马谡，致使诸葛亮只得退回汉中休整。三郡之地得而复失，叛乱者全部被清算。

诸葛亮从此次北伐中掠回了一些人口，其中包括后来的蜀汉大将姜维。
这是史料上平铺直叙的记载。
而《演义》中的描述，则将诸葛亮在街亭之战前的小战斗均夸张为大获全胜，而街亭失守则是由于司马懿的半路杀出和马谡的指挥失误（导致失守的直接因素）。诸葛亮前面的战果宣告崩盘。

小说的意思，表面上是诸葛亮误用马谡导致功亏一篑，实际上却是说明一个道理：诸葛亮在战略上是失误的，是他出兵祁山，才导致此次战出兵失去了突然性的。所以，魏国夏侯楙败了还有曹真、郭淮，曹真、郭淮败了还有司马懿，各路大军可以源源不断上来封堵；而蜀汉这边粮道不畅，只宜速战，攻下魏国大城抢粮食，所以街亭一失，便导致完败。此外，《演义》中是马谡去守街亭，而正史上守街亭的却是曹魏一方的张郃。

下面，扑从史实角度，给大家说说诸葛亮的战略失误究竟在哪里。
按说，这一次诸葛亮北伐，确实是利用了颠覆曹魏、复兴刘汉的一次天赐良机，不过这一良机的关键人物不是诸葛亮——
第一个关键人物：三姓叛将孟达，时为曹魏新城太守，驻扎上庸。
孟达最初是刘璋部下，后来叛变作为内应，迎刘备入川。刘备得势后，派孟达出镇蜀汉国防线中段的上庸地区，并让干儿子刘封与其共同统军，牵制孟达。关羽败亡，刘封、孟达坐视，刘备因此准备清算二人。孟达嗅觉灵敏，又领本部人马叛刘降曹（刘封回益州后被杀）。曹丕重用孟达，为其加官晋爵，让他担任新设置的新城太守，仍镇守上庸地区。

过了几年曹丕死了，魏新君曹睿不喜欢孟达。孟达于是又主动给蜀汉的诸葛亮传信，想挟其部下数万人和上庸要地“叛回”蜀汉。
上庸处在魏蜀吴三国交界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当时，如果诸葛亮能够采纳魏延的计划，奇袭长安，自己带兵歼灭曹魏的关陇兵团，同时，孟达率军响应，直扑宛城、洛阳，则半壁江山将不复为曹魏所有。如果，此时东吴再趁火打劫，曹魏不亡也难。

第二个关键人物，汉中守将魏延，此人已在汉中经营多年。
魏延在汉中积极筹备北伐关中，对于曹魏在关中的虚实，掌握得十分清楚。刘备死后，蜀汉多年不兴兵，所以，曹魏的关陇防线几乎废弛，子武谷中也无兵驻守。当时，长安方面的主帅还是无能的夏侯楙。魏延的奇袭计划，是建立在这个情势之尚的，故而有很大成算。为将者，必须知己知彼。所谓知彼，不仅指敌人的虚实，还有在战争中我方必须面对的客观环境，如天时、地形、居民、物产等因素。看魏延的计划，他做到了这一点。看诸葛亮的表现，则这方面的准备一点都没有做，还要越级指挥——他的平推直进，跟曹魏打遭遇战、消耗战，使得蜀汉丧失了大量的时间。对于缺粮的蜀汉军而言，时间是最重要的作战资源。

诸葛亮过于考虑自己北伐的正义性，以为大军一出，曹魏官民很可能望风归附，加上孟达一闹，虽然是自取灭亡，但也足以令曹魏内部大乱，所以，他否决了魏延的“险招”——何况在个人关系上，魏延因为是刘备亲兵出身，是老兄弟，与代表荆州士人团队的诸葛亮向来不对付。

结果，诸葛亮既否决了魏延的计划，更毁掉了孟达带来的机会。
他与孟达有私仇。前面关于《三顾茅庐》一节中，我们知道了孟达攻占房陵时，杀了诸葛亮的姐夫、大姐全家；后来，孟达又反到曹魏去，所以，尽管诸葛亮深恨孟达，但又没法干掉这个滑头。如今，孟达自己送上门来，诸葛亮遂将计就计，安排了一手除掉孟达的毒招——

孟达跟与其辖境毗邻的魏兴太守申仪势同水火，诸葛亮便暗地派了一个叫郭模的蜀汉间谍诈降到曹魏。郭模借机会把孟达准备叛变的计划泄露给了申仪。申仪借此大做文章，要揭发孟达。孟达听说此事后，改变了原定计划，准备提前起事。当时，都督魏国荆襄前线众军的司马懿极为冷静，他知道此事后，马上给孟达写信，揭露诸葛亮的图谋，并主动表示：自己认为孟达是冤枉的。孟达接到信后，犹豫不决。此时，司马懿兼程倍道，急行军到达上庸，将孟达包围。孟达到这时还蒙在鼓里，跟诸葛亮书信交涉呢。结果，司马懿攻城，已经赶到上庸附近的蜀汉、孙吴援军坐观成败，孟达城破被杀。

第69节：孔明为什么必杀马谡(2)
复仇心重，使得诸葛亮失去了一大强援；自以为是，又使诸葛亮失去了袭取长安的宝贵战机。第一次北伐在战略上的两大失误，使得蜀汉的正面北伐作战已经处在一个必败的大背景之下。

因此，蜀汉前军到达街亭时，魏、蜀双方的胜机都已经逆转到了一个拐点：马谡之军，到此已成强弩之末，在宿将张郃的冲击下，宣告崩溃。
诸葛亮的脑子还是很清醒的，他意识到自己的牌已打完，迅速撤回汉中，避免了进一步损失。
回来，诸葛亮就把马谡杀了。马谡很倒霉，他只是诸葛亮要为战略失误找来的替罪羊而已。他的临战指挥不见得高明，但也没有《演义》中写得那样愚顽不堪。街亭之败，有马谡临阵失误的成分（主要在于不知地理，这也没办法，因为街亭在曹魏境内，马谡对此地的了解肯定不如张郃），更主要原因，是以当时那支蜀汉军的状态，已经是强弩之末，无法与魏军一战了，与好不好“纸上谈兵”更无关系。

此次北伐失败，蜀汉气沮，周围的观望势力纷纷倒向曹魏，影响十分恶劣。诸葛亮自贬三级，又斩杀马谡，这才有所交待。所以，马谡的死就成了必须的步骤。
不久，诸葛亮再度北伐，“平推”战略不变，只是进攻方向转为陈仓。不料，曹真和郭淮已算到他将来陈仓，而且意识到陈仓还是蜀汉军队补给能力的极限，便在此处筑城，令部将郝昭守把。蜀汉军到此果然又成终点，数万大军围攻一个仅有数千军民守卫的小城，竟不能攻克，粮尽而退。

在第一次、第二次北伐中，诸葛亮军事能力的欠缺、操控大局能力的不足表露无遗，他的失败是“庙算”的失败，而且也注定了北伐不会再有成功的可能。马谡的败亡从这一点上看，就是必然的结果了。

补充一句：《演义》中的曹真十分愚蠢无能，司马懿的突然介入成了曹魏扭转败局的关键。在正史中，此战役发生时，司马懿主要的任务是铲除了孟达，确保南边的孙吴不敢动作。所以，司马懿攻灭孟达并对有关人等加以清算后，就马上回到宛城老巢。很快，曹魏征东大将军曹休在石亭被孙吴伏击，全军溃败，幸亏司马懿等军维护及时，魏国的南方战线才幸免崩溃。

第70节：“空城”是计还是略(1)
“空城”是计还是略
——诸葛亮与司马懿的默契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首次北伐受挫，安排各路人马退回汉中，正待自己抽身之际，不料，司马懿大军突然出现在城外几十里处，诸葛亮急中生智，兵行险招，玩了一手“空城计”，把司马懿吓跑了。

在正史中，孔明见街亭败绩，北伐受挫，战局已经对己不利，于是迅速撤回汉中，并没有再空耗军力。而曹魏方面，大都督曹真见已经打退蜀汉，也没有苦追。当时，司马懿更是远在宛城一线，根本不可能出现在街亭或西城。《演义》为了贬低曹真，并强调司马懿是诸葛亮的最大对手，硬是把司马移位到了街亭前线。其实，司马懿是在后来才顶替曹真出现在对蜀汉前线的。

其实，“空城计”也有其说法来源。《三国志?诸葛亮传》的注里，记有一段郭冲讲的小故事：“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埽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史学界称其为“郭冲三事”，后边还有郭冲的“四事”和“五事”。这个郭冲是诸葛亮的粉丝，他讲的故事都是盲目推重孔明的。这一段“郭冲三事”的情节，更是于史不符、于理不合，十分荒谬。当时就有人质疑：司马懿如果真得到这样的机会，把他围住不就完了？

连现在人也明白，派几个神射手过去射诸葛亮，或者派一个小队过去火力侦察一下，立即就可以拆穿诸葛亮的把戏，司马懿不会愚蠢和胆怯到“扭头就跑”的地步。
这事情肯定是虚构的。问题是，罗贯中为什么要这样虚构呢？
原来，《演义》中司马懿的这个举动，符合了他的身份与目的。他这次出兵，在曹真和郭淮看来，并不是帮他们，而是来抢功劳的。司马懿此前在上庸干掉孟达，已经立了首功；到街亭就破了马谡，并先郭淮一步，取了列柳城，这次头功也被他得了；如果在西城县，司马又捞到一个大的，拿下了诸葛亮，他就算全功了。

下头的仗还怎么打？
司马懿功高震主，又抢了曹真的全部功劳，曹氏能放过他么？
司马刚刚从被贬的状态中恢复，立即便立不世全功，曹氏将没法安置他，司马的下场可想而知。所以，司马需要诸葛亮继续存在下去，就像《演义》中诸葛亮特地在华容道放过曹操一样，这是一种权术。司马需要在与诸葛的对垒中，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培植势力，而不是一上来就跟草包曹真争功，那样只会再次贾祸。

所以，《演义》中“空城计”之后的章节中，感觉到曹真对自己不满的司马懿，处处让着功劳给曹真，自己则一再谨慎谦抑，胜则不求全胜，只要一步步小胜；败则避免大败，实力必须保全——套用眼下网游的攻略，司马懿其实是把诸葛亮当成了供自己练级、打装备的BOSS。

为将者，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按正常的战争逻辑分析，出动十五万大军，前后方圆百里之内的虚实，都在大军哨探耳目的监视之下，否则司马懿敢到处乱撞么？何况，司马是非常狡猾的老狐狸。

诸葛城中的虚实，应该都在司马的算度之中。
所以，兵临城下时，他“止住三军，自飞马远远望之”，是在看孔明耍猴戏的丑态，而心里笑他。次子司马昭初生牛犊，不明进退的秘要，偏要替老爸点破。司马懿嫌他年少轻狂，所以才要“教训”一番。诸葛亮见司马懿竟被自己“吓退”，也觉意外，硬撑着得意炫耀一下。

在罗贯中笔下，这样用心的细节，前后一定会有相似的小故事照应一下，作为提醒（此即“草蛇灰线”）。前面诸葛亮一战而擒夏侯楙，却不杀他，而是放了他，成全他“戴罪立功”，继续瞎指挥，那是因为诸葛看透了夏侯。如今空城之下，司马放过诸葛，让他继续带兵（诸葛若被干掉，蜀汉统帅必然换成魏延，因为当时蒋琬太年轻，姜维也还是无名鼠辈），这是因为司马已经通过马谡和孟达的下场，看透了诸葛。

《演义》对诸葛搞掉孟达，也有明笔表现。历史上，孟达错判形势，在给诸葛亮的信中，写司马懿将起宛洛之兵对付自己，不过宛洛在千里之外，鞭长莫及，自己有充分时间准备叛乱。而《演义》中，这封信变成了诸葛亮写给孟达的，摆明了是孔明在促使孟达误判形势。更妙的是，这二人的书信往来，被司马懿截获了，当时司马的表现是“感叹不已”，它对于孔明因小失大，因私废公的做法，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

后面，司马懿做了两件事，一是在陈仓布置了郝昭，算定诸葛会来（正史上却是曹真的功劳）；二是回到朝廷，向曹睿奏道：“今蜀兵见在汉中，未尽剿灭，臣乞天下之兵并力收川，以报陛下。”这是在要军权，立刻便被曹魏嫡系的尚书孙资制止了，称只要曹魏谨守边境，让敌人“自相残害”，吴、蜀可以不战而胜。

曹睿“大悟”，马上就威胁性地问司马懿：“此论如何？”司马懿的野心被看穿，只好说：“此乃公论易安之理也。”此后，他就再没有提过类似的要求，而且一直在装孙子示弱、保持实力。

总之，罗贯中在“空城计”前后所塑造的诸葛与司马的策略对比，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这二人的性格所带来的不同人生选择：一个是强出头，一个是有意示弱。诸葛亮在蜀汉内部是强势，在对曹魏时，蜀汉却是弱势；司马懿在曹魏内部是弱势，但曹魏对蜀汉却是强势。司马不愁胜仗，却要担忧自己的处境；诸葛不愁自己的地位，却缺少胜仗为国家打开局面。相比之下，司马懿的处境更难一些，所以他的应对也显得更聪明，对后人更有借鉴价值。

第71节：“空城”是计还是略(2)
《演义》中的“空城计”虽然是虚构的，但在战史上，却有很多使用“空城计”战术而成功的案例。
据《左传》记载，楚国令尹子元为了立功篡位，于公元前666年发大兵去攻打郑国。楚强郑弱，郑文公在危急时刻，采纳谋士叔詹建议，将城门大开，让百姓任意出入，以为迷惑。楚军统帅子元见状，不敢贸然进入，便扎营等待时机。这时，风传郑的盟国齐、宋、鲁等的援军将马上到达。子元害怕腹背受敌，连夜撤兵。为防止追击，楚国军队撤离时，故意将军营帐幕原封不动，留在原地。待郑国探知楚军已全部撤走，方知面对的楚军营垒，原来也是空营。此战，双方空城计对空营记，都是
“无招胜有招”。
西汉时，汉朝与匈奴交兵，李广任上郡太守，抵挡匈奴南进。一天，皇帝派到上郡的宦官带人外出打猎，遇到三个匈奴兵的袭击，宦官受伤逃回。李广大怒，亲自率领一百名骑兵前去追击，杀了两名，活捉一名，正准备回营时，忽然发现有数千名匈奴骑兵也向这里开来。匈奴也发现了李广，急忙上山摆阵，观察动静。李广的部下非常恐慌。李广低声指挥说：“我们只有百余骑，离我们的大营有几十里远。如果我们逃跑，匈奴肯会追杀我们。如果我们按兵不动，敌人肯定会疑心我们有大部队行动，他们决不敢轻易进攻的。现在，我们继续前进。”到了离敌阵仅二里地光景的地方，李广下令：“全体下马休息。”李广的士兵卸下马鞍，悠闲地躺在草地上休息，看着战马在一旁吃草。

匈奴大将十分奇怪，派了一名军官出阵观察形势。李广立即命令上马，冲杀过去，一箭射死了这个军官，然后又回到原地休息。匈奴见此情形更加恐慌，料定附近定有伏兵。天黑以后，李广的人马仍无动静，匈奴却慌张引兵逃了，李广的百余骑安全返回大营。

又据《资治通鉴》记载，东晋隆安五年（公元401年）三月，有农民军孙恩起兵谋反，攻打到海盐城，时有晋将刘裕扼守海盐。刘裕兵少，但他巧用计谋，夜里在城中放倒旗帜，隐藏主力，次日天明，大开城门，并叫一些老弱在城墙上候着。孙恩军见状上前，问“守将哪里去了”，老弱们说：“已经连夜逃走了。”于是，孙恩军争相入城，被刘裕奋起伏击，孙恩军大败而逃。

又如，唐朝时吐蕃强盛，一度攻陷唐的边城瓜州，守将王君焕战死。张守圭接替战死的王君焕，正在修筑城墙，敌兵又突然来袭。张守圭备战不足，情急之下，让将士们和他一道，坐在城上，饮酒奏乐，若无其事。吐蕃怀疑城中有备，不敢攻城就退兵了。

这些使用“空城计”奏效的战例，无一例外，都是在遭遇战的情急之下，无可奈何而采用的“没办法的办法”；对手也必须是对我方虚实不明，或心中有鬼，怕蚀老本，或干脆是乌合之众。只有这样，才能够用假象迷惑住对手。

而像司马懿这样特地放对手一马，以作为自己要挟军权砝码的，在战史上也多有案例，其主角也无一例外，都是野心家，比如桓温、刘裕、安禄山那样的人。
第72节：阉党究竟代表谁(1)
阉党究竟代表谁
——《五人墓碑记》的背后是明末党争
张溥的《五人墓碑记》是只要受过义务教育的当代人几乎都读过的一篇文章。那里边讲的故事，粗看起来是这样的：魏忠贤把持朝政，迫害东林党，当他的爪牙逮捕深受苏州（当时为吴县）市民爱戴的周顺昌大人时，愤怒的众多市民与魏忠贤的爪牙发生冲突，打死了一个小角色，数日后阉党来镇压，5位市民出头，替大家扛罪而死。魏忠贤倒台后，阉党失败，周顺昌昭雪。为纪念死去的5个人，苏州人把他们合葬在城外虎丘山前面山塘河大堤上，称为“五人之墓”。

这篇文章写得声情并茂，气贯长虹，言词激烈，令人读罢，不由得拍案而起，想说点什么。
想说点什么呢？坏人太坏，好人太好，新朝圣明，好人终于当道了。
张溥与复社
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简单。细看当时的政治大环境和作者张溥的背景，可以发现，《五人墓碑记》中的这五位市民，确实是疾恶如仇、铁骨铮铮的硬汉，但在他们背后，其实还有隐藏角色在起着操控的作用。

他们背后的这股势力叫做“复社”，复社的背后则是东林党。
张溥是复社的领袖。在苏州这场市民暴动之中，他并不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的人，至少实质上不是这样。
复社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张溥又是怎样一个人？
这要从明末东林党的渊源说起。明朝废除丞相制度，但皇帝自己又干不动，只好让大学士（高级秘书）代其处理政务。这样，大学士日益成为事实上的丞相，但皇帝对大学士又开始不放心，于是培植太监的势力，让司礼监等机构分担一部分中枢权力，并成立了东西两厂之类特务组织作为太监势力的虎翼——

这些设置，使得明朝政治成为始终笼罩在暗箱操作阴影中的秘密政治，朋党政治的温床就此产生——哪里有暗箱，哪里就会有朋党，这是古今中外的政治发展表现出的铁律。明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理政，朝中的朋党失去控制，处于混沌争霸状态。万历二十二年，吏部郎中顾宪成被黜回乡闲居，但他在东林书院中与高攀龙等人以讲学为名，品评国是，并与北京朝廷同党者互为犄角，形成了“东林党”。北宋欧阳修曾讴歌朋党政治，称“君子有君子之党，小人有小人之党”。东林党正是一个自诩“君子之党”的派系。于是，在明末万历、泰昌、天启三朝，东林党的盘子越做越大（自认为是君子的人还是多），迫使朝中小派别联合起来，对抗东林党。到魏忠贤乱政时，太监的势力与他们勾结起来，联合打击东林势力，就此产生“阉党”——这个称谓是东林党人的蔑称，阉党自己对“组织”的认识是不同的。他们认为自己是“皇党”。东林党人的做法，则是以清议鼓动民意，借讲学培植队伍，借科举与幕府获取朝廷的官位。东林党人信奉的，则多为王阳明心学，重于清议虚名，而轻于实用效能，虽不至于轻言误国，但误事的例子却也不胜枚举，比如针对“辽事”（在辽东与后金的战事），就有很多争吵与交涉，其实是无意义的误自家事。

张溥二十多岁时创立的复社，是东林党的外围青年组织，即所谓“小东林”。复社最开始号称文学社团，但却有自己的秘密政治金库。他们鼓动市民运动，形成舆论，对朝政施加影响，与阉党对抗。

崇祯朝建立，皇帝干掉魏忠贤，并借整肃阉党之名，进行朝廷大换血。东林党人一时得势，奔走相庆，专心报复，但他们不知道，“大换血”后来成了崇祯的一种习惯，统共17年的崇祯朝，大学士换了50多个，其中大多不得善终——崇祯很快发现，东林党势力太大，根基太厚，于是培植温体仁这样的“非东林党人”和王承恩等太监来对抗东林。

这时候，张溥已经成为东南士林领袖，朱彝尊《明清综》说他“一言以为月旦”：某个士人的归类是君子还是小人，仕途前程如何，只要他一句话就可加以翻覆。
所以，朝廷很快就开始着力剥夺张溥与复社的话语权，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整他。直到崇祯十四年，张溥人都死了，其“案”都没有了结。
苏州民变的党争背景
复社在新旧两朝都不得烟抽。这个事实充分说明：复社也好，东林也好，他们的锋芒指向，表面上是小人、阉竖，而实质上是皇权的独裁政治。东林与阉党的殊死斗争背后，其实是江南士子的分政要求与皇权的独裁现状之间的博弈。

黄宗羲是复社的中坚人物之一。试看，他在《明夷待访录》中表达的政治理念何其明了：谁说你皇帝是国人惟一的选择！“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天下是天下人的，君主只是为大家打工的“公仆”。“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末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样的君主，这样的皇室，不要他也罢。“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只有限制独裁者的绝对权力，让皇帝成为虚君，而把治国之事交给能人、士人、天下人，才真正可以实现天下的大治。黄宗羲的主张，表达了东林党人的真实政治理念。

第73节：阉党究竟代表谁(2)
下面来看看苏州市民暴动的真实起因：
《五人墓碑记》中提到的“蓼洲周公”周顺昌，苏州（吴县）当地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东林党人，是东林党在朝中的一员猛将，阉党炮制的打击名单《东林点将录》中的重要人物。魏忠贤在天启四年，即着手从根本上彻底铲除东林党在朝廷中的几大支柱性人物：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和顾大章。他们都是魏忠贤一党的首要打击对象。天启五年，魏大中被捕路过苏州，当时请假在家的周顺昌与魏“周旋累日”，并把己女许配给魏的孙子。其间，他切齿痛骂阉党，被缇骑报告给魏忠贤，立即被削夺官职。魏大中被押送到京后，与其他几人一起被害死于冤狱，史称“前六君子”。

天启六年，阉党对东林党新涌现的重要人物展开第二轮打击。周起元、缪昌期、黄尊素、周顺昌、李应升和周宗六人被捕，并在不久后全部被害死在狱中，这是“后六君子”。在抓捕周顺昌的过程中，苏州市民反应激烈，形同暴动，打死差官一名，连续10天拒绝使用天启官钱。事后，魏忠贤虽然能够杀死当日“为首”的5个苏州百姓，但东厂的办差官“缇骑”却就此不敢出京了——阉党感觉到了东林党在民众中的巨大煽动力，在地方官员中的道德感召力和顽强的高层反制力。

阉党的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也不完全是惟九千岁马首是瞻的个人派系。阉党内部，有人对魏这种很愚蠢而且张扬的表演产生了反感。东厂缇骑不敢再出京，并不是怕老百姓，也不是怕复社的清议，而是极有可能害怕自己内部发生分裂。

虽然得到了各地建“生祠”的追捧，但魏忠贤并不像一个真正的铁腕独裁者，而更像是一个事事出头、被当枪使的老大。
他连“教父”的作用也算不上。
所以，苏州市民暴动真正的起因，是东林党为皇权所不容，而直接起因，则是阉党出头镇压前后六君子，却被人把矛盾嫁接到市民身上，激化了苏州市民对朝廷重敛盘剥的不满情绪，从而形成了骚乱。其实，明朝皇室对东南地区的盘剥，不独天启一朝，在万历年间即已经非常严重，到崇祯朝也未停止。李自成打破北京，进皇宫一看，发现了大量的皇银，这与国库里的空头形成对比。皇上的小金库怎么起来的？正是派太监、亲信到各个富庶的地方（如苏州），逐年聚敛来的。要知道，这些项目，都是在国家正常赋税之外的，是叠加于其上的。所以，从士人到市民，人们对这种非法的“官匪”行为极其愤慨。

阉党的背后是皇权
可以这样说：阉党之所以能够存在，不是因为有魏忠贤，而是因为有皇帝，真正的大旗是“皇帝”二字。虽然天启皇帝只是一个木匠，但他所处的位置，正是这一“小人之党”的利益寄托所在。

以魏忠贤的个人来说，除了狠恶、无耻、自大之外，实在没有什么精深的算度。
天启皇帝驾崩，年轻的崇祯即位，从这期间魏忠贤的束手待毙，就能够看出魏忠贤的手段实在有限。天启朝那些精密而且狠毒的政治操作，显然多半不是出自他的脑袋。少年朱由检进宫，单枪匹马，魏忠贤竟不能动他分毫——很多人说，魏忠贤走到九千岁这一步，其实就是到头了，不可能干出谋朝篡位的事情，因为他终究不过是太监。其实不然，以魏忠贤当时表现出来的政治能量，他要做点废立的事情，想通过整掉朱由检换上某个像当年天启皇帝那样的幼主，自己做事实上的皇帝，难道是不可以做到的吗？

可问题的关键，恰恰是他做不到。在天启的丧礼期间，魏忠贤曾经与兵部尚书（阉党）商量针对朱由检的对策。可人家说什么呢？
现在要动手？时机还不成熟，我慢慢观察一下吧，应该不会有事的。
魏忠贤，九千岁，你这把老枪让人烦了，该退役了，以后不要再参与我们的核心操作了。
事实上，在天启死后，所谓阉党的幕后大佬们，就已经开始在将自己与魏忠贤的政治联盟加以切割，着力于拥戴新君了，只不过他们没有明白通知给老魏。
外廷的联盟名存实亡之后，魏忠贤能够赖以一搏的，还剩下东厂直属的武装。然而，以魏忠贤的胆识与气魄，没有人给他开方子，他又是不敢也不能贸然动作的。
就这样，崇祯一步步稳固了自己宝座，一层层扫清了魏忠贤的外围之后，一举出手，不用一兵一卒，就除掉了魏忠贤和客氏。
成全崇祯安全着陆的，其实正是当初与魏忠贤结盟的那些“阉党”大佬。
就在崇祯要一展身手之际，情况突变，崇祯没有搞清阉党的本质，由于对魏忠贤一党的清算操之过急、打击面过大，局势失去了控制——
因为，东林党介入了。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时候的东林党，已经开始变质。当年的前后“六君子”，确实都是铁骨铮铮的硬汉，一时之选的精英，但他们都在与阉党的肉搏中玉碎。遭受沉重打击的东林党，放低了加入的门槛，一大批以“生存术”和权术见长的职业官僚、传统政客加入了东林的高层，使东林党成为一个急于夺权、报复的利益集合体，而不再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集合体。同志变成了同党。

崇祯皇帝这个人，生平有三大支柱性格，一是多疑，二是权力欲极重，三是急躁。
他刚刚践祚，政治上到底缺乏历练，急于求成，现在，突然得了东林党人的无形“鼎力支持”，掌力陡强数倍，便更加不计后果，轻言杀黜，制造“逆案”，罗致“阉党名单”。把前朝的实权人物一网打尽、前朝政举一概否定的做法，实际上只对东林党有利，而损害了崇祯本人皇权的根基，破坏了皇权稳定需要保持的朝局平衡。

等到崇祯省悟，再想回头调和鼎鼐时，铁案已经铸成，要津已被占据，很多严格讲不是阉党的“保皇派”也被打击。
皇上有了一种被假手杀人的感觉。
以崇祯的性格，他当时的暴怒与孤独感可以想见，不过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又不能立刻就此发作，只好记恨于心，徐图清算。这也正是促使他后来不信任廷臣，动辄对中枢大加清洗甚至任用温体仁与鄢懋卿这样佞臣的重要因素。

张溥不是阉党，但他曾为了搞掉温体仁，通过复社动用政治黑金，向崇祯身边的太监行贿，把公开身份不是东林党的周延儒运作进了内阁。周搞掉温体仁以后，投桃报李，重新起用东林党人。他后来的被杀，就有崇祯帝对他真实后台有所察觉的缘故。

东林党有意在制造“逆案”和撰写《明史》的过程中，拔高了魏忠贤，其真实用意正是要用魏忠贤这个“大笼子”装下前朝的权臣们，先来个一锅端改天换地，再浑水摸鱼。

东林党与《明史》关系何在？原来，明亡后，清廷在设馆修史的时候，曾延聘前复社大人物们出山。黄宗羲为保持晚节，加以拒绝，但他却派了自己的门生全祖望出面，去参加《明史》的修纂，期间涉及明末的部分，就对党争的情况加以处理，加入了东林立场和褒贬色彩——针对“阉党”的清算与打击，到那时才算告一段落。

清朝人总结明朝亡国原因说：“明朝之亡，始于朋党，成于阉竖，终于盗贼，南渡继之”（《南疆逸史》），此言非常确切。比如，南明成立后，党争不灭反炽，清议挑起内耗，结果连半壁江山也不能保全。但在《明史》之中，却看不到这种思考，因为参与编纂《明史》的人，已经不能以置身事外的高度，来处理这段史实与教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