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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的八大支柱：中国大趋势
作者：约翰•奈斯比特

序言：一个新体制的崛起

多年来我一直心存遗憾，担心自己错过了生命中最宝贵的一次机会。那是在1996年，提供这一宝贵机会的是当时世界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

江主席在北京中南海与我进行了私人会谈，具体地点就在毛泽东当年的会客室。江主席之所以邀请我是因为我在1982年所写的一本书：《大趋势》。它分析的是美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变革。该书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两年之久，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排在第一位，在全球范围内该书的销量也甚佳。《大趋势》一书甚至还进入了中国，令我惊讶的是我得知该书在中国的销量可能达到了2000万册，不过都是盗版，这是当时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刚刚大学毕业，急切地想要了解西方。"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在中国名气多么大，"这就是江主席的开场白。

在访问北京之前我还在台北逗留了几天。当时正是中美关系的关键期。在中国向台湾水域发射导弹之后，克林顿总统立刻派出航空母舰到达该区域。中美两国在台湾海域的战争一触即发，因此台湾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很快也就成为我们两小时会谈中的话题。从1967年开始，我曾多次访问中国大陆和台湾，亲眼目睹了两边的巨变。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具有一定的发言权。我觉得对于台湾的良好宣传和中国大陆的低调态度不吐不快，于是说，"江主席，台湾是个小故事，但它讲得很好。大陆有个大故事可讲，可惜讲得很糟。"

江主席沉思了一下说，你为什么不来讲这个故事呢？

尽管这一盛情邀请让我心动不已，但是无法欣然接受。因为当时我正忙于其他事情，而且--由于种种原因--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10年后，这一机遇再次冲我招手，所不同的是，这次的邀请来自中国的商界。那时我正在与一位中国商人王巍录制一期电视节目，王巍是中国首批并购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的会长。他曾在纽约学习、工作过一段时间，于1992年回国。在录制节目的间隙，我们很快展开了对中国及其未来的热烈讨论。王巍告诉我，他在1982年就读过《大趋势》，并且受益匪浅。几天后我接到了他的一封电子邮件。

"关于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前景的书籍简直是不计其数。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您在《大趋势》一书中所做的那种分析。现在连我们中国人都还无法理清中国纷繁复杂的现状与未来方向。您为什么不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写一本关于中国大趋势的书呢？"

这一次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而且还有了一位亲密的伴侣与我一起努力--我的妻子多丽丝。在过去10年中她一直陪伴在我左右，我们也曾多次访问中国。我们共结连理是在2000年，在此之前她是我的德语出版商。事实证明我们真乃天作之合。我们一起环球旅行、一起研究、共同分享目睹中国巨变的喜悦。我们还一起结识了王巍--我们的益友、可靠的合作伙伴。

就在与王巍的第一次会面几个月之后，我们同另外一位中国合伙人一起成立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这是一家独立的研究所，得到了南开大学和天津财经大学（我也在这两所大学担任教授）的大力支持。我们的宗旨就是抛开西方人的视角和态度，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待中国。正视中国的短处，但是绝不根据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评价中国。

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搜集大量关于基层的消息，于是与工作人员频繁会面。我们的工作团队由28名来自于天津两所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组成，一些中国企业家和知识分子负责指导。我们简要告诉他们我们所需要的信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只负责搜集事实，也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不是计划、宣言之类的信息。他们最需要习惯的一点就是我们并没有给出一个框架，因为任何框架都会限制研究的方向，那样我们会很难发现新信息。

这一过程对于深受中国思维影响的他们来说非同寻常。而且，他们还需要把从媒体上挑选出来的文章进行整编、翻译。和我们的这个团队一起工作的确是件令人开心的事情，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学生交流也是如此。

在监测中国地方媒体的同时，我和多丽丝游走于中国各地，采访企业家、知识分子、官员、艺术家，乃至持不同政见者和在华外国人士。我们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像近一时期大多数关于中国书籍的作者一样，以外来者的眼光审视中国。

我们探寻的是中国大趋势。我们明白，自己所关注的是一个区域发展各异、各种变化纷繁复杂的国家。我们所寻找的是一种中国模式，只有把一系列的单一事件放在这个模式中来观察才有意义，并勾勒出一幅新中国的图画，就像1982年我写《大趋势》时对美国所做的分析那样。

但事实证明，我们所了解到的信息的复杂性和重要性远远超出了预期。我们所重点关注的是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中的显著变化，但很显然，这些变化的背后有着另外一些更深层次的因素，这些因素影响着这些变化，却令我们难以界定。不过在北京的一天下午，我们恍然大悟，并且惊讶于自己先前的迟钝。1982年美国所发生的变化都是在一个既定的体制内，而2009年中国却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

约翰•奈斯比特

2009年5月
导言

任何对于中国未来的探索都离不开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分析。在这30年中，中国从战后的共产主义国家走向了新型的政府体制，并且实现了现代史中前所未有的发展。为什么其他许多民主国家都没有能够实现像中国一样的经济发展呢？为什么尽管众多西方国家一直试图推动中国采纳西方民主，而中国国内却鲜有此类呼声呢？

分析中国自身的条件和优点，我们不难发现，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是坚定不移地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这种长远策略方针的执行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因为总统任期的结束而中断。中国也没有导致国家分裂的党派斗争，没有因为路线的突然改变而使发展受阻。相反，它一直坚持着改革开放初期所制定的共同目标。自上而下的战略方针与自下而上的参与相得益彰。我们还发现，中国就像一个超大企业已经实现了重组，用八大支柱牢牢支撑着自己的目标。

我们认为，这八大支柱正是支撑中国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的基础。

改造中国

1978年的中国：一位自信、果敢、具有远见卓识的CEO接管了一家经营不善、濒临破产的大公司。员工们士气低下、毫无自信，而且缺乏文化知识。这位CEO决心领导这家衰落的公司走向健康、盈利、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帮助员工实现小康。为达到这一目标他有着清晰的战略：

首先，他需要一支高效的团队、能够满足企业需要的劳动力队伍。必须把人们从盲目服从命令的思想中解放出来，释放人们的活力、增强他们的自尊。这样人们才可以主动为公司的改造献策献力。

其次，他必须动员管理层和员工共同创造自上而下的决策和自下而上的需求共同作用的机制。他必须激励员工积极投身于公司发展之中。如果自上而下的目标和方针与自下而上的思想、反馈和需求并不矛盾，相反能形成合力，那么公司不同等级之间的持续和谐是可以实现的。

第三，他必须重新塑造公司的价值观和文化，制定清晰的目标并且让员工清楚地了解。只有盈利的公司才能为员工带来财富。他必须要制定指导性纲领，并且允许员工在此范围之内自主发挥，这样人才才能够拥有大展拳脚的空间、创造性才能得以展现。

第四，他还需要消除恐惧，建立信任。只要是指导方针下所进行的试验，即使失败也不应受到谴责，因为只有允许试验失败才可以推动创新。试验和失败、变化与适应往往如影随形。

第五，创造力将成为社会进步的关键。作为新企业文化所需要的灵感和思想解放的源泉，艺术和学术的蓬勃发展必须得到鼓励和扶持。

第六，一旦企业在本土市场立住脚跟，它还需要对外开放、积极投资外部市场、不断引进新技术。

第七，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对他人产生一定影响。成功会引发嫉妒，懒散也会引发抱怨。勤奋上进、有才华的员工迟早都会脱颖而出、获得更多的财富，而其他一些人则只会抱怨自己的困境。因此，公司中自由度和公平度越高，和谐程度也会越高。

第八，在制造业站稳脚跟之后，公司下一步的目标就将从模仿转变为创新。在这一过程中，所有环节都会更上一层楼：产品质量将会提高、企业的效益和创造性也会提升，利润还会进一步改善员工以及他们家人的生活条件。

2009年的中国：公司已经从破产边缘走出，实现了丰厚的利润，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它机智地应对了挑战与危机，在经济上的成功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

邓小平的"黑猫白猫"

上述对于如何改变一家公司的描述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CEO如何把中国从一个落后、低迷的国家发展成为充满活力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过程不无相似之处。上述的八个步骤也与构建中国变革以及本书核心的八大支柱相对应。

中国正在创造全新的社会和经济体系，在通向现代化和繁荣富强的道路上，它的"企业文化"不仅服务于企业本身的需求，同时也服务于人民的需要。中国改革之父邓小平一开始就提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来扭转中国的局面，在国内外引起了人们对他政治倾向的争议。人们的误解主要来自于对他的一句名言的解读：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对于邓小平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更适合这个企业，而是哪种体制能够使得企业发挥自己的最大潜力。

因此，关于中国是否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披着资本主义外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中国既不是两者之一，也不是两者之和。而且，很显然，中国并不是一个慢慢脱去一层层共产主义外衣、悄悄滑入西方国家所准备好的资本主义外套的国家。

尽管中国在经济上拥抱"黑猫白猫"，尽管实施了改革开放，但是中国的政治"猫"的"颜色"从未改变，而西方式的民主也从未在中国兴起。1992年，邓小平曾经强调过一点："中国人民应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在这一框架内，中国已经找到了应对多方面挑战的最佳途径。

西方国家总是喜欢按照自己的思维--相信西方国家的模式才是最佳政治模式--来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一思维必然导致失望和不现实的期望。真正的答案不在于意识形态，而在于政绩。《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首席外交评论员吉迪恩•拉基曼（Gideon Rachman）曾经引用过邓小平的翻译张维为的一句话："中国人相信政绩的合法性。如果政府政绩突出，它就会被认为是合法的。"

中国向何处去？

想要描述中国所创造的这一新体制并非易事，部分原因就在于，就像其他时代的演变一样，一个新的体制的命名总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领导者们把它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有人称之为"中国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们非常赞同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 的观点："你是无法用旧模式中的词汇来理解一个新模式的。"随着新模式的逐步展现，更加恰当的定义也会随之而来。

虽然中国共产党仍然拥有领导和控制权，但是它的执政方式正在发生变化。

中国领导人很快就发现，想要在通往现代化的征程中取得成功，自己必须要分散权力，这样才能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但是，放权意味着把更多的权力交到人民手中。事实上，在许多人看来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国，权力的分散程度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要高。

我们发现，管理权正通过省政府、市政府、人民代表大会等一步步转移到人民手中。外围正逐步转变为中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如此大规模地实施这样的试点。中国的领导人提出了广义的概念，然后放手让人民来进行具体的探索。法律法规经常在"试点区域"进行试点，试点成功之后再向全国推广。中国早期的经济特区就是一个体制和管辖权改革的庞大实验室。

中国为私企和国企都提供了发展空间，还为企业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给了他们大展拳脚的机会。但是，中国的最高目标是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和谐社会和政府治理。人民相信政府能够为自己创造走向更美好生活的机会，领导则相信人民是前进的巨大推动力。中国的新模式是建立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力量的结合之上的，两者的合力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财富的增长。

两种截然对立的体制

美国老鹰VS功夫熊猫

东西方社会和价值观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作为西方国家的领头羊的美国已经遭遇了创伤。作为新兴的领导者的中国想要在经济上挑战西方对手还需要相当长的路程，但是发展趋势是不会改变的。所有迹象都表明全球重心正从西方转向东方。

中国可以参与制定越来越多的经济和政治规则。西方国家需要中国市场来保证自己经济的增长，因此为了抢占中国市场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尽管如此，西方国家仍然宣称自己有权力和道义责任使中国朝着实现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的方向发展。

在政治领域，西方国家仍然宣称西方民主是最好的执政方式。但是从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来看，我们不得不怀疑西方现代民主是否是唯一可接受的民主形式。一个在西方眼中的"独裁政府"能够成功地领导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走向富裕，并且保持政治稳定吗？西方人难以想象的资本主义与大政府的结合有可能实现吗？对于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来说，中国已经开始展示一种与西方不同的、诱人的发展模式。假以时日，它很有可能成为对西方的民主治理方式的一种真正的挑战。

驻中国记者霍华德•弗伦奇（Howard W. French）在2007年3月《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一篇关于中国新模式的文章中写道："设想一下，如果让一批根据品行选拔出来的、又经过严格训练，思想纯正、胸有成竹的官员，在没有指手画脚的国会束缚的情况下去放手工作，他们会干出何等的业绩来？这一切不正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能以创纪录的速度，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经济废墟中兴建起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宏伟的城市、机场、高速公路和水坝吗？"

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承认中国的发展、中国社会所允许的多元性就是在可怕地挑战西方国家作为全球道德高地的地位。中国的开放不仅拓宽了领导层的视野，而且撼动了改革精英们的政治视角。欧洲和美国正在面对一个新对手，它不仅经济繁荣、政治稳定，而且在世界大舞台上坚定地呈现着自己的价值观。

曾经翱翔于高空、无人可以挑战的美国老鹰正在努力恢复自己往日的辉煌，而在地球的另一端，一度笨拙的熊猫现在经过良好的武术训练后正在慢慢崛起。

中国在崛起。这有什么可怕的呢？

如果说美国是一个充满无限机遇的国家，欧洲是一个沉迷于为所有事物--不管是工作条件，还是香蕉等--订立规范的联盟，那么中国可以称之为一个极具战略眼光的国家。中国的开放是实现强国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就是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为了实现从"世界工厂"到新技术创新基地的转变，中国通过限制外资股份等手段有效保护了中国企业，并且通过适者生存的严酷竞争壮大它们。

在过去30年中，中国领导层的战略计划使这个曾经落后的欠发达国家一跃而取代德国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且，由于西方国家的公司争相进入这个巨大市场，这使中国处于有利位置来制定各项政治和经济条件。

与在2000年发布了自己的宏伟目标并宣誓要"在2010年成为最具竞争力的知识经济实体"但却从未努力实施改革来实现这一目标的欧盟不同，与似乎无法从历史纠葛中走出的日本也不同，中国不仅完成而且超越了自己的目标。

如果有一个国家能够以高质量生产人们所需的大部分商品并以无可比拟的价格优势把它们推向全球市场，那会是何种景象呢？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曾预言中国就可能成为一个这样的国家。中国不仅在改变自己以适应全球贸易环境，同时也在改变着全球贸易环境。

西方是一个说教型社会，而中国是一个学习型社会

西方国家和企业如何会沦落到这样一个被动地位呢？西方国家非常欢迎福山（Fukuyama） 1989年的论文和1992年出版的《历史之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一书，因为福山在该书中写道，西方民主很可能是人类社会、文化演变的最终阶段，也是政府管理模式的最终形式。他的理论还得到了人文理论的支持--全世界应有统一的道德标准。这样，西方国家自然而然会要求所有国家都遵循西方价值观。但是，这种传教式的做法经常被其他国家看作是说教。

而中国则深深意识到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需要不断改正、改善和学习。这种观念使中国成为一个学习型社会，愿意尝试任何符合自己目标的理论与实践，这是它最为宝贵的财富之一。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的时候参观了位于亚特兰大市郊的一家福特工厂。那时福特公司一家工厂每月生产的汽车总量就超过了全中国一年的汽车产量。邓小平在那次参观中曾经说过，"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中国人也的确是这样做的。

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驻北京记者弗兰克•西仁（Frank Sieren）描绘了这样一幅未来场景：配有导航系统和安全气囊的四门中国产汽车以大约5000美元的价格在沃尔玛销售，而且人们可以像购买日用品一样直接去收银台付款。没有炫目的介绍、没有展示厅，也没有繁杂的销售体系，每个星期五直接去停车场提车就可以了。

当然，虽然中国的经济前景非常乐观，它无疑也会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内部问题：

"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对改革发展稳定一些重大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不够深入；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

上述表述貌似一篇西方社评，但事实上它一字不差地来源于2007年10月胡锦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西方国家现在仍然远远领先于中国。但是，中国已经逐步成长为它们在全球市场上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并且正在创造一种符合自己历史与社会要求的、与美国现代民主相抗衡的政治体制，就像美国在200多年前创造了符合自己历史与社会要求的民主体制一样。我们将逐一探索中国新的社会体制所依赖的八大支柱。

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

支柱之一：解放思想

想要理解邓小平所号召的解放思想，我们必须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全中国十多亿人都在搞阶级斗争，必须以共同发展的目标把这些人团结起来，必须把"文化大革命"的毁灭性力量转化为建设中国新社会的动力。要实现社会的变革首先要允许人民重新进行自主思考。解放思想是中国社会变革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支柱。

"我们必须摆脱桎梏我们精神的枷锁。"

1978年5月的中国：邓小平，一位身材并不高大的伟人，向全中国发出号召："我们必须解放思想"，由此在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邓小平明白，一个自上而下决策的中央集权社会绝不是市场经济的沃土。因此，想要实现以权力分散为特点的经济改革的成功首先必须解放思想。当时，中国就像是一个实行独裁统治的传统公司，过度自信的总裁听不见批评，也看不到变化。几十年来一直受压抑的中国人必须要学会独立思考。权力分散和思想解放必须同时进行。

在1949至1976年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使10亿中国人完全陷入毫无生气的状态：饥饿、与世界隔绝、拒绝一切非公有制经济。读书无用论盛行、大学关门，全国高考暂停。

在这一段时间里，人们是如何挺过来的呢？许多书籍中都记载了那段日子给人们留下的伤害，这种伤害也许一直持续到了现在。但是，在与许多人交谈之后我们惊讶地发现，他们几乎已经忘记了当时的苦难。这也许和中国人的适应能力有关，也和他们的乐观天性有关。他们感觉为未来而奋斗比沉迷于过去更加有益。我们所认识的许多中国成功人士都有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经历，虽然这种把人们像棋子一样随意挪动，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庭、工作和学校的做法在我们看来非常令人不安，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从中获益良多。

当时的一个好主意

"事实就是这样的。"我们的朋友王巍，一位成功的中国商人如是说。他来自中国一个普通的城市家庭，是家中的长子。1978年，高大英俊的王巍只有17岁，正散发着无限青春活力。和其他在1966到1976年间下乡的1200万学生一样，王巍接到通知，要求他离开学校，前往位于中国东北辽宁省的一个小山村工作。虽然这与自己的梦想相差甚远，但他并没有怨天尤人，仍然满怀抱负努力工作，并且收获了应有的回报。这种时期尤其需要组织和领导才能。他很快就脱颖而出，结束了种地和放羊的日子，成为一位领导着近1000个农民的生产队长。

在这种全国性的"再教育"运动中，后来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当时被派往上海一家汽车工厂做装配工人。著名导演陈凯歌在北京读完高一之后就被派到云南一家橡胶农场。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南京大学副校长在文革中失去了当时社会学系系主任的职务，变成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小工。约翰在犹他州也有过类似经验，因此很清楚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当被问起自己为砌砖工搬砖头、递石灰泥的感受时，这位副校长说："这在当时似乎是个好主意。"

1978年，中国变了，"好主意"的概念也变了

为了扭转中国这个濒临破产的大企业，邓小平必须要解放、而不是禁锢人们的思想。在改革初期，18位因绝望而无畏的农民在摆脱教条思想的禁锢之后大胆地迈出了改革的第一大步。本书将在第二章讲述关于他们的故事。邓小平的改革需要调动基层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他支持了这些农民的农业改革。很快，各领域都呈现出了精神解放的繁荣景象。大范围的教育改革也逐渐开始了。科学、艺术和社会领域都在越来越自由的氛围中开始探索。艺术家们不再单单为了赚取报酬而工作，不再局限于传统书法或者宣传品的创作。当时可谓是新的价值观和个性化创作的黎明。就像文艺复兴时期一样，中国的艺术家们开始专注于自己的作品、思想，用作品抒发自己的情怀。他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成为思想解放队伍中的先锋。

但是，走在最前列的并不只是艺术家们。各行各业的人们都不甘落后，其中也包括朴实的农民。

精神自由

"对于中国人来说，自由与他们的生存环境并没有直接关系，"清华大学中国企业家思想研究中心主任、前富布赖特项目（Fulbright Scholar）中国研究学者王育琨解释说。"我是在山东莱州长大的，当时我们家里的条件很差。母亲出生于1920年，有时比男人还能干。父亲挣钱很少，刚刚够他一个人生活，因此养活我们兄妹6个的担子就压在了母亲肩上。虽然家里条件非常艰苦，母亲精神上的自由却从未受到影响。母亲没有文化，但是坚持让自己的儿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在那些困顿的岁月里，母亲为了自己的这一信念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按照老家习俗，长子不能继续上学，而是应该留在家里务农，但是母亲没有要求哥哥这样做。她还坚持让姐姐读大学，虽然农村的传统思想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在女儿身上投资再多也是白费。母亲的所有决定都来自自己的心灵，没有任何人能够限制她精神上的自由。她经常对我们说，'出水才看两腿泥。'"

"我们都已经走出了泥泞，"王育琨说，"我们的国家也是如此。"

邓小平鼓励全中国"出水才看两腿泥"

实际上，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就是号召大家摘掉意识形态上的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现实。号召解放思想，以及"实事求是"不仅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相信民众和摈弃教条主义的禁锢必然会使社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十多亿人民的能量绝对不亚于原子弹，它可以建设一个新中国，也可以毁灭一个新中国。如果没有足够的信心和坚定的信念，邓小平是不会启动这项伟大工程的，那么接下来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

1978年，165,000名年轻人大学毕业；2007年，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已经增长到了450万。

早在1977年，当时任副总理、主管教育工作的邓小平再次打开通向高等教育的大门时，王巍、王育琨、陈凯歌和其他数千名年轻人抓住了这个机会，充分展现了他们的才能。对知识的渴求很快席卷了全中国，缩小了人们社会地位和文化的差距。随着大学陆续恢复了日常教学、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重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特别是邓小平把科学技术称为"第一生产力"，人们对于不同出版物的需求也飞速增长。"每个人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中国对于信息和知识的渴求很快释放出来。期刊的种类从1978年的区区几百种发展到了2007年的上万种。在改革开放之前，每年出版的书籍只有大约1000种，现在这一数字已经达到了25万多种。现在，据官方数据统计，中国的出版物数量已经居世界之首，每年的杂志发行量超过了30亿份，书籍更是超过了60亿册。

几年前，漫步于上海最大的书店（一共有7层楼，每一层都有足球场大小）时，我们几乎被一排排书籍与杂志所淹没。各个年龄段的中国人在选购图书，还有许多人干脆坐在台阶或地板上，从他们买不起的书中摘抄。

自力更生

报道中国的人们都来自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背景。大部分记者在报道中国的时候都会参照自己的祖国，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异，是先进或是落后。这样就会带来不同的报道视角。胡锦涛主席在中共十七大上的报告很好地总结了中国当前的现状、目标和面临的问题。报告中强调了继续解放思想、深化经济、文化和政治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大家可以很方便地从互联网上下载这份报告。但是，就像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对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演讲的理解有所不同一样，胡主席的报告也有一定解读的余地。

要真正读懂这篇报告，透彻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与解读文字一样重要。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我们也时刻提醒自己，我们的认知基础是西方的，自己的观点并一定就是中国人的观点，任何公正的评价都需要尽可能地放在中国这个大背景下做出。不过，我们毕竟来自西方国家，这种背景还是深深影响了我们对于一对中国夫妻的第一印象。

那是在2000年。我们走出上海的酒店，向拐角处走了几步，没想到这几步之遥就仿佛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在距离五星级丽思卡尔顿酒店大约50米的地方有一家小商店。不过，"商店"这个词太抬举它了。它其实就是一个小摊子，后面用红蓝白色相间的防水布搭了一个小帐篷。我们了解到，这个大约4平方米的小帐篷是一对夫妻的家，他们在前面的小摊子向附近的建筑工人售卖快餐和饮料。上海几乎所有街道上都会有正在施工的大厦，因此不乏流动的建筑工人。但是，这种在我们西方人看来糟糕得无法承受的生活条件在这对夫妻眼中已经是一种改善了：他们感觉自己现在的生活比在农村时已经好多了。我们经常去他们那里，在丽思卡尔顿酒店工作人员、我们的好朋友温雪薇的帮助下与他们交谈。她还经常为我们带来有关这对夫妻的消息。

现在你已经无法在那里找到他们了。他们的境况逐步改善，酒店旁边的那个小摊子使他们有能力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后来他们开了另外一个小摊子，不久之后还雇了帮手。他们不用再住在货物边上了，而是搬进了一套简朴的公寓。后来有一天，他们消失了：在另外一个地方开了一家"真正的商店"。

逐渐彰显个性

如果是在30年前，上面的那个故事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解放思想"为人们打开了一扇独立思考和自主决策的大门。但是，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仍然有别于西方人。即他们认为个人生来就是集体中的一份子。他们更多地把自己看作群体中的一部分，而且他们欢迎强势稳当的人领导自己，因为这样可以保证有良好业绩，这对谁都有好处。把中国当作一家企业来治理非常契合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中国人在家庭、集体中的权力和自信心都有所提高。

我们的朋友张海花解释说，与中国大部分的思想相同，这也源于中国悠久的农业历史。几千年以来，中国人都居住在田地附近的村庄，他们的生存依赖于彼此的帮助与协作。再加上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一理念被扩展到对国家和政府的忠诚及对师长的遵从。

现在，在农村务农的人口仍占中国总人口的40%。虽然第一项重大改革出现在农村，但是农村也许将成为最后一个彻底实现思想解放的地方。

忘记自己历史的西方国家

中国开始现代化进程要比西方国家晚一百多年。现在，西方国家往往用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来衡量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发展。但中国人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现状的。他们对于自己现在的生活条件感到欢欣鼓舞，对于未来也是信心百倍。虽然在西方人看来他们的生活条件实在算不得怎么好，但是要知道，这仅仅是因为我们在用美国人或欧洲人的眼光看待这一切而已。

思想解放是需要时间的。回想一下，西方国家是在大约两百多年前开始现代民主进程的。直到1971年2月瑞士的女性才第一次完全拥有了选举权，美国的种族隔离到20世纪60年代才结束，印度这个最大的"民主"国家仍然存在非常不民主的种姓制度。

中国有违反人权的现象，而且任何违反人权的事都应该受到谴责。但另一方面，没有一个国家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实现了一项基本人权。《联合国人权宣言》（Human Rights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第三章中写道：每个人都享有生命、自由和安全的权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4亿多中国人从贫穷、饥饿的绝境中走了出来。中国的识字率为90.9%，平均寿命为73岁，人均GDP为5962美元。与之对比，印度的识字率仅为61%，平均寿命为69岁，人均GDP也只有2762美元。（GDP建立在购买力平价基础之上。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中国创业思维的复苏

确保生命、自由和安全的权利当然离不开一个稳定的经济基础。邓小平号召中国人民解放思想就如同电火花点燃了长期以来处于休眠状态的创业思维。这一解放也减轻了进行全面社会变革时各方面所面临的压力，使中国人越来越欢迎改革。它促使中国向贫穷落后主动开战。不仅如此，它还为各个层次的商业活动建立了全新的框架与立场。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需要在各条战线全面开战。中国这个大企业的方方面面都处于荒废状态，从厂房大楼、管理层、财务系统、员工到设备，这一切都处于毫无头绪的混乱之中。

经营得当的企业会鼓励员工培养创业思维，以提高公司的发展潜力。解放思想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使他们看到了种种商业机会。其中的一些机会很不寻常，甚至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怎么合法，后面章节将会列举此类例子。但是，最终他们都为总体目标的实现做出了贡献。有时候这一发展过程可能稍显混乱，但是控制与放权实现了完美的结合，私有企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截至2008年，中国私营经济在总体GDP中的比重已经达到了三分之二。

宏观引导的领导方法显现威力

1992年，中国逐渐意识到必须要加快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否则进一步的发展将十分困难。因此，在次年的全国经济发展规划中必须明确加快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在江泽民的传记《他改变了中国》（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中提到，江泽民主席收到了两条截然相反的建议。

其中一条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提出的，另一条则来自主管科技的宋健博士。宋健提出了一条大胆的策略：学习美国波士顿周围的高科技园区模式，建立全国性的高科技工业园区，以倾斜性政策鼓励创建新的创新型企业。

朱镕基则希望把工作重点放在振兴国企上面。"我们有如此众多的大型国企（朱镕基正是主管国企的副总理），它们应该成为发展中国先进科学技术的阵地，而且它们也有进行科研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在国企论资排辈的环境中，年轻人怎么可能有机会进行创新、挑战既定的模式和规则呢，"宋健反驳说。"年轻人永远都不会得到尊重，不管他们的想法有多么出色。"

江泽民没有加入到争论中，他只是认真倾听、做笔记。最后他表示："我同意宋健同志的建议。"

这是政府内部思想解放的又一新篇章，也是江泽民主席宏观引导的领导艺术的范例。他明白，比较保险的方式就是让青年才俊去传统国企解决问题，但是他也明白年轻人在那里将会受到束缚，于是给了他们自主创业的自由。

老树截枝

1997年，江泽民又迈出了重要一步。当时中国国企仍然有1亿多员工。它们彼此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但并不是争夺市场，而是争取被允许宣布破产，因为只有破产才能为员工从政府那里争取到援助。但是，太多的破产将会导致失业率的急剧上升，还会威胁到社会稳定。这次，江泽民接受了朱镕基的一项建议，让经营状况良好的国企帮扶一个陷入困境的国企。实际上，这样做把健康国企也拖入泥潭的情形却很少发生。

此后，江泽民又提出一个似乎完全有悖于共产主义经济原则的概念：私有化。他宣布，国家将会从某些产业退出，但仍掌控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江泽民认为，私有股份将是盘活中国国企资产的最大希望。

西方鲜有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艺术的讨论，但是政绩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江泽民时刻牢记着中国大环境，而且决策的制定都是考虑到长期目标，而非个人好恶。这不仅是江泽民的执政风格，也是中国社会各层次、各领域领导的风格。

私有化的进一步深入

2007年春天，约翰在一次中国大型国企CEO峰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讲。他一如既往地表达了对自由贸易、宽松管理的强烈支持以及营造创业环境的重要性。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他的演讲被一次又一次的掌声所打断。

在接下来的热烈讨论中，一位CEO（当然是一家国企的CEO）问约翰："你认为所有的国企都应该实现私有化吗？"约翰一阵犹豫，最后只说了两个字："是的。"听众们也一阵沉默，然后是热烈的掌声，虽然这掌声并非来自所有人。

在这次CEO论坛之后，王巍告诉我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经明白市场经济肯定要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但是仍然想从自己多年前的良师口中得到确认。"就像王巍所说的那样，大多数听众在多年前都曾读过《大趋势》一书，并且深受启发。他们前来倾听约翰的演讲，而且就像王巍所说的那样，前来向约翰表示敬意。看到如此多的听众在会后排队请约翰为自己的《大趋势》原版书签名真是让我们感动不已。

一位CEO还向我们转述了王巍在演讲结束后对一些听众所说的话："约翰的《大趋势》与《亚洲大趋势》是一大里程碑，对我们中国人而言尤其如此。但是，随着中国的急速发展，这些大趋势还将得到加强。因此，约翰对中国所进行的新的研究工作很重要。这也是我必须力促约翰的思想与中国现实相融合的原因所在。"

中国国企在整个基础工业GDP中的比重仍然高达50%，私有化的进一步深入也并非一夜之间就可以完成的。国企与私企的最佳平衡点在哪里？这将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但是就像中国的改革历史所显示的那样，当人们看到必要的时候，就会做出大胆的行动。

修剪中国的红杉林

中国国企有点类似加州的红杉林：它们在特定的气候中生长得最好，主干远远高于其他树木，如果健康成长，都是上等木材。

银行业是中国国企的一大堡垒，几乎所有的银行都是国有银行。但是和其他领域一样，银行业也经历了思想解放的过程，它们所取得的成就令人叹为观止。曾经僵化、呆滞的中国工商银行一举成为国际金融业最耀眼的新星不是一个经济奇迹，它依赖的是恰逢其时的明智战略和改革。截至2006年2月10日，它的规模已经是花旗银行的11倍。到2008年春天，也就是中国工商银行首次公开募股（全球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IPO）的两年之后，它的股票市值已经高达232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银行。

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央银行的决策者还是十分谨慎的。先是允许小型股份制银行与外国银行进行合作试点。在这一进程中，2005年1月，花旗集团被批准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5%的股份。在此1年之前，汇丰银行已购买了上海银行8%的股份。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中央银行的决策者同意把外国银行在中国银行中可持有的最高股份比例提高到了15%。

2006年，我们结识了曾经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当时他的职务是天津市市长。崔津渡副市长向他汇报说，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正在调查中国社会的现状。于是， 1997年金融危机后被誉为最出色中央银行行长的戴市长为我们设宴表示欢迎。中国的宴会都遵循一定模式，装在精致小盘子里的10道主菜一道道上来，按照级别高低依次分配给客人。大家还会举起小玻璃酒杯互相敬酒，然后小啜一口。如果你能喝酒，宴会规模也足够大，那么肯定会宾主尽欢。我们在午宴上虽然不怎么饮酒，但是仍然很高兴。戴市长非常富有魅力，也很幽默。我们希望一些自以为是、总是批评中国的西方记者也能够写一写一些中国高级官员四海一家的博大胸怀和优雅礼仪。

戴市长还把他在25年前买的《大趋势》一书带来让约翰签名。我们之所以提到这件事情，是因为它表明中国的精英们在西方国家根本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的时候就已经对西方理论感兴趣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摈弃了教条主义，利用一切可以为自己服务的西方知识逐步实现了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目标。

此外，一些辅助性试验改革也在进行中。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银监会就批准了第一个中国私有股份制银行：民生银行。但是它的经营范围受到很大限制。在民生银行CEO经叔平看来，国有银行的领导根本不了解客户的心态。他们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对待普通客户，根本没有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服务对象。中国的储蓄率位居世界第三，而且截至2007年，持有股票或债券的中国人更是高达1.5亿。这么庞大的资金应该得到妥善对待。

媒体上也不断有声音呼吁加快银行体系的开放。《财经》--一家非常有影响力的经济杂志--指出，国家垄断银行业是没有出路的。进一步的改革不会停止，银行体系的放开也将继续。截至2008年，世界最大的5家银行有3家都来自中国。中国工商银行CEO姜建清认为，工商银行未来的发展重点在于网上银行和电子货币交易，他认为电子银行将成为推动工商银行未来发展的最主要驱动力之一。

在21世纪的前10年，中国政府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加强与非洲大陆的联系。2007年，中国工商银行买下了非洲最大银行集团、南非的标准银行（Standard Bank）20%的股份。这是当时中国数额最大的海外投资。不过，中国的许多投资者都对投资非洲非常感兴趣，当然非洲肯定也会从中获益。中国以改善非洲国家基础设施换取对自然资源开发只是对他们的贡献之一，长期来看，中国的社会经济模式本身也许就可以帮助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走出泥潭。许多非洲领导人看得很清楚，30年前中国的贫穷状态根本不亚于马拉维。如果非洲能够获得中国一半的经济成就，那么整个非洲大陆的面貌将大为改观。

巧妙的疗伤法

中国的国企的确存在许多问题。在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资产被闲置，只是被埋在账簿里，没有人负责，也没有人关心。但是新的市场机制改变了这一切。没有市场需求的商品只能作为不良资产立即处理掉，当然也会大大影响企业的元气。这样一个重组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昂贵的，但是中国领导层创新出了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法："邀请"全球玩家来帮助自己处理这些不良资产。

也就是说，政府把大量债务像处理旧货一样转移给了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并让西方银行介入。这些不良资产大部分来自于所谓的市场转化成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0年后，发生在美国的所谓次贷危机就起源于类似的不良资产。截至2000年，中国已经完成了许多领域的清理工作，但是仍留有大量不良资产。中国企业在跨越这一障碍时再次显示出了自己的智慧。

2001年11月底，以摩根士丹利为首的一个外国投资财团获批收购了账面价值为12亿美元、负债1亿美元的不良资产。作为补偿，该财团可以购买中国公司的股份。2003年，德意志银行也收购了价值大约3亿欧元的此类不良资产。

解放思想和创新进程的推进不断促进私有领域的发展，使一些国企被改造为成功的私营企业。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始，私营企业地位的变化经历了两个阶段，从非法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又从补充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3月，这一新的政策和私营经济的地位还被写入了宪法。第二年6月，管理中国股票市场的中国证监会为私营企业在以外币为主的B股市场上市扫清了道路。

在中国IPO发展初期，私营企业上市举步维艰。以1999年上市的北京科利华软件集团（Clever Software Group）为例，它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必须控股黑龙江省的阿城钢铁公司。该钢铁公司地处所谓的东北"铁锈地带"的中心，周围密布的国企大都处于濒临破产的状态。这一"收购"使科利华集团得到了投资者的资金，也使它更加容易从国有银行融资。"我们进入的是一个与软件相差十万八千里的行业。"集团的一位高层管理人员抱怨说。科利华集团的窘境并非个案。据估计，在1997到1998年间，22家私营企业不得不通过控股兼并处于困境的国企实现借壳上市。

并购

1997年，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的伙伴王巍成立了自己新的咨询公司--中国万盟并购管理控股公司（China M&A Management）。他的创业是那一代人利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的一个典型。

1985年从位于大连的东北财经大学毕业之后，他进入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院深造，获得MBA学位，之后进入中国银行成为一名经济学者。这位青年才俊的前途不可限量，4个月之后他就得到了再次证明自己才能的机会。他被派往东京野村证券（NOMURA SECURITIES）从事债券交易，为期6个月。后来，他还参加了考核词汇量、数学推理、批判性思维和分析性写作等技巧的GRE考试，收到了5所美国大学的入学邀请。但是中国银行不同意他离职，要求他为单位再工作一年。1987年，他的机会终于来了。那一年，他去了美国。

"我刚到纽约时根本没有钱，"他告诉我们，"口袋里只有20美元。后来我找到了一份研究助理的工作，薪水每个月600美元，我还定期为化学银行（Chemical Bank）工作。这样，我解决了生计问题，在纽约待了1年。后来，当时负责国家风险分析部门的副总裁罗伯特•维赛克（Robert Visek）给了我莫大帮助。他曾经参观过中国银行，知道我在1987年出版过一本关于《国家风险分析》（Country Risk Analysis）的书。1988年夏天，我得到了去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实习的机会，于是我的妻子王洁也来到了美国。"

20年之后，当王巍同罗伯特•维赛克谈到本书时，罗伯特回忆说自己当时认为王巍成功的机会相当小，而且再乐观的人也无法预见中国现在的进步。

在罗伯特•维赛克的鼓励下，王巍继续学业，并且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也接到了高盛公司的录用通知。他当时的朋友刘二飞现在已经是美林中国区主席了，当时王巍还帮助过他。在美国求学的这些年中，王巍从未返回过祖国。1992年春天，他决定在开始新工作之前回国旅行。"我在北京、深圳和海南停留了3个星期，发现自己正处于中国新经济的中心。所有人都兴奋不已、生机勃勃，而且充满创造力，所有人都恨不得涉足一切新领域。在逗留的过程中，我有幸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有过一次谈话。当然，他也谈到了中国多么需要大规模改革，金融领域将成为改革的中心。他还提到，如果我能够回国，那么将成为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第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博士。那一刻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未来的道路。在美国我可以拥有一份事业，但是回到中国我可以创造历史。"

"国企烂到根了"

和中国的许多精英一样，王巍归国的时候也是怀抱着"创造历史"的雄图大志。1992至1996年间，作为中国南方证券的副总裁，王巍积累了更加丰富的经验，为30多家中国国企实现了上市。在这一过程中，王巍发现，"国企已经烂到了根，大部分交易都成了垃圾股。"

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也很具挑战性，因此他在1997年成立了中国万盟并购管理控股公司。"我意识到，私有领域才是未来希望之所在。因此希望通过并购实现私有化，"2000年接受《亚洲周刊》（Asiaweek）采访时他如是说。他把孱弱的国企改造成为新市场中明星的目标也是中国变革的典型写照："我所做的是使国企成为股份公司。我并不一定要改变所有权，而是要改变它们的运营方式。"

就像一家健康发展的企业一样，中国也在不断改变自己的运营方式。它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不断尝试新的商业与管理模式。而且，它还"摆脱了桎梏我们精神的枷锁"，把自己从一个贫穷落后的企业改造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企业--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而且，中国丝毫没有停止这种改革的迹象。

对于中国的感受和观点也许是最多样化，也最矛盾的。虽然大家都意识到了中国日益重要的地位，但是许多人的观点都还是建立在偏见与无知之上。在某些问题上进行实事求是的争论是必要的，但是我们没有资格对一个领导数亿人走出贫穷、得到绝大多数民众拥护、而且有着清晰前进方向的政府指手画脚。中国并不是惟一一个对自己过去的错误保持沉默的国家，欧洲经过了几十年才消化了"二战"的梦魇并且开始公开讨论它。在条件具备的时候，中国会探讨自己过去的错误。

在本章开头，我们曾说过30年前中国是一个饥饿的国家。经过30年的"解放思想"，中国仍然是一个如饥似渴的国家，不过现在它所渴望的是保持经济增长、继续推动社会进步、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谁来承担这一重任？

中国国土面积中只有三分之一是平原，剩下三分之二都是山区和沙漠。它的水资源缺乏，而且分布不均。全国共有55个少数民族、大约2000种地方方言。预计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65%，但是现在仍有43%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农业只占到中国GDP的11%。中国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仅仅15年后60岁以上老人就将达到3亿。

这样一个国家是如何凝聚在一起的呢？谁能管理13亿人口并且实现小康的目标呢？

中国政府领导人的产生与西方大不相同，他们的合法性来自于政绩。中国的领导层有着按实际情况办事的强烈取向，相信正确行使权力的重要性，能够与时俱进，重视通过交流处理信息，形成领导层的共识，并通过人民来实施。

中国改革之父邓小平首先证明的就是，只有思想解放的人民才能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谁说了算？

"解放"这个词（英文为emancipate）来源于拉丁语emancipare，意为儿子或者奴隶脱离mancipium 或者他人的控制，获得自由：言论自由、决策自由以及选择自由。

当然，往往一个人的自由选择可能与另外一个人的自由选择正好对立。你认为的明智选择在其他人眼中可能一无是处，反之亦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谁来决定好坏呢？在中国人看来，你们的事情你们来决定，我们的事情应由我们自己来决定。

但是，这不是大多数西方人看待中国的方式。他们总是认为自己的道德标准是全世界通用的，因此希望其他国家也能遵循这一标准。西方人为什么总是想要对别人的事情指手画脚呢？社会学家告诉我们，不同文化对于"真理"有两种观点。"普适论"（universalistic）文化相信有些"真理"或者价值观是不言而喻的，是人类基本生存条件的一部分。西方国家信仰的就是这种文化。另外一种叫做"特定论"的（particularistic）文化则认为适合我的就是对我而言是对的，适合你的就是对你而言是对的。也就是说，每个特定社会都应该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什么是最适合自己的。

大部分信仰个体主义的国家往往都是"普适论"的拥趸，大部分信仰集体主义的国家则往往倾向于"特定论"。因此，作为世界上个人自由旗帜的美国和人道主义旗帜的欧洲，都感觉自己有责任训诫那些不符合自己所认为的每个人都应该遵循的普适价值的国家和社会。但是，在推崇集体主义的社会里，人们首先忠于集体，然后再考虑个人。如果你来自这种社会，那么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的方式是自己的事情，别人不应该干涉，危机时刻尤其如此。

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的做法类似于企业应对危机。当处于破产边缘的时候，企业是没有时间和精力通过选举来决定对策的，管理层必须迅速做出决策，而且还要考虑到长远利益。企业存亡应该是首要问题，个人的利益应该暂时放到一边。那些反对公司文化和目标的人们要么离开，要么适应。只有在企业恢复元气之后，合作伙伴才会享受更多的自由和选择。但是，一旦企业的生存受到威胁，所有的自由都会受到限制。就像我们在"9•11"事件后所看到的那样，连美国人的自由都大打折扣。

走自己的路

中国在许多方面还有待改善，比如司法、环境、人权问题以及言论自由等。但是危险更可能来自于经济方面。中国领导层如何抗击经济和金融危机呢？它如何保持增长、降低失业率呢？它能够打击各个层面的腐败吗？衡量一个企业的标准不是它的文化、管理风格和领导技巧，而是它的经济状况。

哈佛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道："我们对当今中国社会结构的凝聚力及其政治体制保持高效的原因知之甚少。"中国正在创造自己的新社会、自己的政治体制。它从借鉴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但是很快就根据自己的思想和现实需要对这些学说进行了调整。中国借鉴资本主义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但是政治立场没有动摇。

经历了思想解放进程的中国就像一个"混血儿"，也许这个孩子很快就会在吸取父母--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长处之后，独立走出一条新路。

胡锦涛把解放思想称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并且向人们保证中国的发展道路不会改变。"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他说，"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实行资本主义民主的呼声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渐渐消逝。

胡锦涛的足迹

虽然上述论述在西方人看来有些生硬，但是它所传达的信息是十分明确的。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进一步放松控制、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现实中做到实事求是、坚持改革，不为任何风险所惧。这最后一点是我们很少能从西方政治家口中听到的。

虽然人们对毛泽东领导建立新中国的丰功伟绩仍满怀敬意，但是已不再否认"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在2008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回顾了解放思想的历程。他列举了邓小平及其支持者们在挽救10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时的三大主要贡献：

1.科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彻底批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

2.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3.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改革开放。

现在，中国依然在追赶西方社会。2007年《中国日报》的一篇社论中写道：

"如果我们想要取得更大的成就就必须要坚持朝前走。我们必须记住，过去30年的成就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30年。是解放思想使所有这些成就成为可能。在我们为当今令人欣喜的增长数字而感到欣慰时，我们一定不能放弃继续创新的决心。"

新风貌

中国媒体也展现出了越来越多的新风貌。思想越是解放，他们就越是不接受家长式的管制与审查，哪怕是自我审查。尽管控制权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但是媒体的开放性、报道的多样性和犀利程度也日益增强。2006年秋天我们在宣传约翰的新书《定见》时对此深有体会。

以往访问中国的时候，约翰偶尔会接受一些党报的采访，比如说《人民日报》。它们派出的记者都是老手，采访过程相当枯燥乏味。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约翰的出版商外文出版社在推出《亚洲大趋势》时都没让人感到兴奋。但是，2006年推广《定见》一书时，中信出版社在北京和上海都安排了多次采访活动，连续一个星期的时间里约翰每天要接受6~10次采访。多家媒体都派出了记者，他们大多只有20多岁，许多人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其中不少是女性。最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报道已经能够畅所欲言了。

对于领导层来说，通往言论和媒体自由的道路是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的技巧，我们将在第二章对这个问题进行详细探讨。其实这是一个如何看待的问题。何时应该保护，何时应该压制呢？中国人对于保护和控制的理解与西方人不同。如果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拍摄一部关于中国国家主席的电影，那么肯定会超过中国人的忍受极限。中国人很注重面子，这是他们审查的关键。有些事情就是不能写的。

"对于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潜在威胁来自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杰夫•戴尔（Geoff Dyer）在2008年7月21日英国《金融时报》的《市郊的悸动》（Stirring in the suburbs）一文中如是说。"如果公司高管、律师和大学教授开始质疑政治现状，那么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就不会那么稳固了。"

他的说法有道理。但是中国共产党也非常清楚这一点。而且，营造企业良好发展环境的毕竟是中国共产党，因此它也正是中产阶级壮大的推动者。"任何停止或扭转改革开放的做法都会走向死胡同，"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上重申，"我们必须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

政治中更多的人情味

中国这个大企业已经脱离了原来的专制经营模式。CEO、董事会成员和其他管理人员已经不再是高高在上、碰也碰不得、说出话来就当法律的那么一群人。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官员是两回事。但他们忘记了一点：官员也是有血有肉的中国人，有着自己的好恶，就像西方人喜欢红酒、讨厌海参一样。

官员与老百姓交流，包括与外国客人交流的风格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变化。从2000年开始当我和多丽丝一同在中国旅行的时候，我们发现与中国高级官员的会面都是一个模式。地点通常都是在非常宽敞的会客室，四周排满了宽大的沙发椅。首长坐在上座，其他人按照职务高低依次就坐。所有的官员胸前都戴着小小的一束花。然后，在或多或少有些呆板的气氛中，会谈开始了。

几年后的2007年，王巍介绍我们认识了一位为天津市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副市长崔津渡。他更像是一位忙碌的西方商人，而非人们传统观念中呆板的中国官员。从一开始会面我们就感觉非常轻松。地点也并非在一个摆上花束的官方会客室，而是一家以包子为特色的传统餐馆。

交流中我们得知，崔副市长和王巍一样，都是在1978年参加了文革后第一届高考并且顺利进入大学的。4年后怀揣金融学士学位的他进入政府成为一名普通科员，经过一步步的提升后成为财政局长，并在2002年被任命为副市长。崔津渡正是天津过去30年飞速发展的见证人和先驱者。他也是解放思想释放了一代人才能与活力的最佳佐证。改革开放创造的是大环境，但是把天津这样拥有1200万人口而且严重污染的重工业基地转变成为一个全球金融中心，还是得依靠无数像崔津渡一样的人们所付出的才能、热情与勤奋。

崔副市长很久以前就开始上网，喜欢在网上交流，这一点给王巍和他的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年前在天津筹备第一届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组织者正是王巍）的时候，崔副市长发给王巍的大部分邮件都是在晚上10点到凌晨3点之间发出的。5000多名CEO参加了那一届洽谈会，现在它已经成为了每年一度的盛会。

中国的变化绝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各社会阶层和各级政府也都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四川大地震后，温家宝总理树立了一位慈祥爷爷的形象，因为对人民的关心和爱护而深受爱戴。而且，似乎善于把互联网作为便利的公关工具的也不止贝拉克•奥巴马一人。2009年2月温家宝总理与公众进行网络交谈之后，网络已经成为一些中国高官们所偏爱的与公众交流的新方式。

自主的人民与自主的产品

解放思想不仅实现了言论、决策和选择自由，而且还是自主的必要条件。

自主意味着人们的行为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而是发源于本身的意愿。我们可以借助艺术来说明这个问题。几乎所有画家在初学绘画的时候都在临摹。从写实到抽象，甚至创造自己风格的时候都会先从学习别人的杰作开始。

非常有意思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和经济价值体系中的许多元素都来源于西方。马克思和列宁都不是中国人，市场经济也不是首先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但是中国在历史上就曾经多次成功借鉴、吸收了外来事物：不管是佛教还是基督教、马克思主义还是列宁主义、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西方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学习日本人的管理、韩国人的无畏、德国人的严谨、美国人的营销策略,"奇瑞汽车的CEO尹同耀如是说。中国人似乎有把这些看起来根本不相容的因素结合起来的本领。

但是，不久之后中国所提供的就不再是最好的仿制品，而是能够得到大家高度认可的"自主"产品、服务，甚至思维方式。现在，自主的产品和人才仍然需要外国的认可，中国人才会接受。比如说在恢复高考后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的陈凯歌导演，直到他在西方电影节获奖后才在国内赢得了盛誉。

解放思想还意味着树立你自己的榜样，艺术、企业、科学或者其他任何领域的榜样。中国人已经不再总是求助于西方，而是逐渐开始从自身寻找灵感。中国的自信心日益增强，而自信可以激励创造力的迸发。最终，创造力将帮助中国摆脱对西方世界评价和认可的依赖。

如果一家企业利润可观，那么它的CEO是不大可能受到攻击的，毕竟业绩可以说明一切。随着中国新的体制的发展，它的形象会更鲜明，领导层受到的责难也会越来越少。如果我们考虑一下中国所经历的政治改革是多么宏伟，解放思想的力度是多么巨大，那么我们对于中国的未来就不可能不持乐观态度。

毛毛虫的神奇蜕变

世界著名古典钢琴家郎朗说，在巡回演出时他并不经常回自己在北京的家，但那里仍然是他最喜欢的地方。但情况并非一直如此。据郎朗回忆，小时候"那是一个封闭的城市，怀疑从西方传来的一切事物，但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这就好比这个城市的心灵被打开了。"

中国不但思想开放了，而且在领导人和大众的共同努力下这个旧式专制企业已经蜕变为21世纪的现代化企业了。等级制度慢慢淡化，决策权被下放到各个阶层，使人们日益参与到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中。解放思想增强了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参与度与分享度。中国的思想解放开始于领导人心态的转变，并逐步引发了整个社会的转变。

在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之后，中国的政治体制还相当粗糙。历史证明，毛泽东早期借鉴的西方政治体系永远也不会成熟。它把意识形态置于人民之上。借用自然界的现象来说明的话，这一体制就像是毛毛虫阶段，一直持续了30年。随着春天到来，邓小平上台后它终于开始了蜕变，并一直持续至今。

对于毛毛虫来说这是生命的终点，但是对于智者来说就是蝴蝶的出现。

有时候真的很难说再见，很多时候说出这两个字都需要莫大勇气。但是没有结束就没有新的开始。

中国何时才会大胆地走向全面政治解放，丢弃毛毛虫的空壳，放飞蝴蝶呢。

1978年，中国共产党打开了使毛毛虫与世隔绝几十年的坚硬外壳，开始了神奇的蜕变。但是中国为何仍然藏在毛毛虫的躯壳之中呢？毕竟蝴蝶不仅更加漂亮，而且这一名称也更加精确。这只中国蝴蝶为何一定要隐藏在共产主义毛毛虫的躯壳内呢？中国共产党为何仍然自称为共产党？共产主义怎么会是蝴蝶呢？

共产主义（Communism）这个词来自于拉丁语中的communist，也就是"联合"的意思。这一概念与中国这样一个重视集体的国家非常吻合。其实共产主义有两个不同的定义。

定义一是"共同占有生产生活资料，消除阶级、国家概念的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意识形态。"这也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个定义。

第二种"纯粹共产主义"指的是建立没有阶级、国家和压迫的社会，民主决策，允许社会中的每个成员参与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决策。

放飞蝴蝶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选择的是第一个定义，建立了一个没有阶级之分的国家。和自然界的毛毛虫一样，中国逐渐成熟起来。与他们在苏联的共产党同志们不同，中国明白了苏联的体制不是一个发展经济，满足人民需求的切实可行的模式。体制僵化的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在于它无法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不是因为共产党改变了路线或名字。

中国的领导者们所拥有的睿智和务实使得他们抛弃了僵化思想的束缚。就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人们的洞察力是建立在实践经验之上的，如果通过"实事求是"发现一条道路行不通，那么就选择另外一条。

但是中国领导人不愿承认在意识形态上不再追寻先驱者的足迹而走上了自己的道路。他们抛弃了阻碍发展的共产主义观点，而根据中国自身情况选择了适合中国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得到人民的支持不是因为它本身的名字，而是因为实实在在的成绩。尽管经历了无数磨难、受到西方的众多谴责，中国试验了也取得了成功。它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如果它继续坚持已经选择的道路并且完善自己的制度，本书第二章中还会描述，那么它肯定能够建立一种异于西方民主的新型模式。中国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非中华人民共产主义共和国。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联系要比与共产主义的联系紧密得多。与其说它是共产主义政党，不如说是人民政党。

中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压迫的社会，所有的决策都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的程序所产生，所有成员都有权力参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决策。中国是从共产主义理论中吸取了精华。

朝完全政治解放的道路上行走的最后几步就将是放飞这只蝴蝶，并为其正名：蝴蝶已非毛毛虫。

"摆脱桎梏我们精神的枷锁"是邓小平对全中国人民的号召。中国人民已经实现了思想解放，并且拥有了自信心，这也是自我批评的前提。大部分批评都是公开进行的，一些微妙问题除外。但是中国领导人已经做出了"阳光政务"的承诺。他们也许并不完美，但至少耳聪目明。

解放思想使得个人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它还使得社会底层群体增强了自信心，帮助他们看到自己对社会的贡献、鼓励他们实现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中国未来的方向已经非常明确。解放思想还将在各个层面继续进行。

在分析中国现状的过程中，本书中描述的支柱逐渐浮现。支撑着中国改革的这八大支柱又都倚重于这个支柱--解放思想。如果不解放人们的思想，使他们为整体发展做出各自的贡献，那么整个结构就会坍塌。只有人民能使改革成功。从艺术家到企业家，人们都可以自由思考、自主决策，决定在通向现代化进程中自己的脚步。教条主义是建立在恐惧之上的，而解放思想则是建立在信任之上。中国的领导者不断加强解放思想的过程，使得他们和人民都能够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解放思想好比中国的春天，新芽萌生，经历夏天的成熟之后，秋天必定收获累累果实。

支柱之二：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

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模式，我们称之为"纵向民主"。

支撑新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最重要、最微妙也是最关键的支柱就是自上而下（top-down）与自下而上（bottom-up）力量的平衡。这是中国稳定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独特的政治理念的关键。

中国人眼中的自由

对于美国人来说，自由意味着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受他人武断行为的约束。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认同这一观点，个人权利是这些社会的重要支柱之一。但是，对于不同民族来说自由也有不同的含义。

中国人的思维受到两个因素的重要影响：社会秩序与和谐。这两个概念是儒家学说的中心思想，孔子认为只有秩序才能为人们带来真正的自由。这类似于群体性运动，有了比赛规则的约束运动员们才可以自由比赛。同样，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也为人们提供了可以自由活动的环境。在中国人看来，秩序并不抑制自由，而是界定自由活动的空间。

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人所理解的个人选择的自由，由于其社会与法律环境的制约，导致了谁对谁错的无休止的争论。许多西方人确实认为正是争论与不和谐带来了突破、新思想和创新。但是这种争论与不和谐不符合中国人的心理，特别是在执政这种严肃的问题上。

中国的纵向民主（Vertical Democracy）

西方人想到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时脑海中出现的是一个横向结构，由无数个"个人""平等地"选举出自己的领导。大部分西方国家所采纳的都是这一模式。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对自由和民主截然不同的理解，一种来自于其他文化背景、拥有对世界和社会不同的理解。采纳纵向民主，而非横向民主，情况又会如何呢？

中国人相信人们生来就是密切联系的，所有个人都是集体的一份子。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与他人和谐相处是处世的要领。个人责任远不如与周围人的关系重要。在这种环境下，政治运作不是依赖对立的政党或者政客，而是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过程实现意见的统一。

在这样一个权力高度分散的社会中，领导层吸纳自下而上的意见和需求制定一个整体的纲要。这些上下互动的积极性得到了鼓励，并允许根据情况和环境的不同灵活变化，只要符合领导层所制定的总体目标即可。这样便创造了一个纵向结构，新思想和经验可以源源不断地沿着这个纵向轴交流。中国正处于创建符合自己历史与思维的民主模式的初级阶段。虽然这种纵向模式也有自己的缺点（稍后我们会进行讨论），但是它的主要优点就在于能够使政治家们从为了选举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便制定长期的战略计划。

在西方人眼里，执政的合法性在于是否通过选举；而在中国人眼里，执政的合法性更多地在于政绩。由于这样的规则，中国政府的政绩是非常出色的。

中国的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理念与方式在过去30年中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转变为吸纳民众自下而上参与的执政党。在这个纵向民主社会中，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进行参政议政，政府决策和执行的透明度也在逐步提高。就像胡主席所说的那样，"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用中国人自己的价值观与思维分析中国

几千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自上而下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自下而上的力量一直被压抑，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人民的政治地位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思想解放的推动下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自下而上的声音也日益响亮。由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都仍然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质疑，至少是以温和方式的质疑是允许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不容置疑。

2001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江泽民说，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把这个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的12亿人口团结在现代化事业之下，那么"整个国家早就变成一团散沙了。"人们可以就做一粒散沙还是集体中的一份子哪个更好进行争论，但是无可置疑的是，如果没有邓小平坚定的总体目标，中国经济奇迹的速度、进步和成功都不可能实现。

无论"人民"的定义如何，它都是中国政治体系的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等。在与约翰一次私人长谈中，江泽民主席熟练地引用了林肯总统盖茨堡演讲中的结尾部分："民有、民治、民享"。这是约翰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之一。如何理解人民在政治体制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仍然存在。

"民有、民治，民享"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2000年9月，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迈克•华莱士（Mike Wallace）采访时，江泽民回答了这个问题。当时华莱士询问江主席对于民主的理解："为什么美国人可以选举自己的国家领导，但是你们却显然不愿意让中国人民选举你们的国家领导呢？"

"我也是一位经过选举而产生的领导人，不过我们的选举制度不同，"江泽民反驳说。"每个国家都应该拥有自己的制度，因为我们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文化、历史传统不同，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同。"

在回答华莱士关于中国为什么是一党执政时，江泽民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有反对党呢？你们美国人总是试图把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强加给全世界。这种做法不太明智。坦白说，中国和美国在价值观方面有很大差异。你们美国人总喜欢用自己的价值观来评判其他国家的政治状况。我们的确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经济管理经验，但是必须要结合中国的国情。这就是我们在过去20年中取得巨大进步的原因。"

自下而上的第一次行动

1978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成为中国共产党新的宣言，它把工作重心在一夜之间从阶级斗争转向了经济发展。在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社会变得更加宽松和自由。政治领袖们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如果他们无法理解自下而上参与的重要性，那么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第一次行动也许会被打压，我们也就不会听说那个偏远村庄里18位农民勇敢的故事了。

推动这第一次自下而上行动的正是当时的绝望与勇气。事实证明，它有力地推进了人们经济观念的转变，是这个极度落后、偏远的小村庄中一次自下而上的反叛。"大锅饭"曾一度被看作是满足人民需要的保证：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相同的粮食，不管他所做的贡献有多大。但是，"大锅饭"并没有使人们丰衣足食，反而变得吃不饱、穿不暖。由于生活条件实在太差，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饥饿的农民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放手一搏，争取过上更好的日子。

1978年10月的一个晚上，这些一贫如洗的人们秘密聚在一起，蘸着红印泥在协议上按下了手印。"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每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这一协议现在收藏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中。

这些农民决定实行大包干，把公社土地分产到户。这是一个革命性举动，而且非常危险，因为在土改时期，许多拥有土地还不到6亩的人都被镇压、没收土地，有些甚至被作为"地主"处死。小岗村的协议无疑违反了束缚了农民和农业生产多年的公社体制的规定。

但这一大胆的举动得到了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的支持。后来，他们的成功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最终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1978年12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方向，决定"把当前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恢复了农民的责任田、推行市场经济体系，并且肯定了消费。自下而上的行动和活力一旦释放出来可以有力支持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总体目标的实施。

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体系的成熟

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领导一个如此庞大复杂的国家走出贫穷，实现现代化了。如果中国建立的是西方式的横向民主体系，那么大量精力会被浪费在竞选的争斗之上，大批候选人会提出无数个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而且，手握选举权的中国人根本没有民主决策的经验。在戈尔巴乔夫总统改革初期的苏联就是这种状况。在中国，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混乱，这是珍视和谐与秩序的中国人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中国没有以民主改革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的分裂局面，而是在一党执政体制内进行了调整。通过倾听自下而上的声音并且保持高层的决策权，中国以令人震惊的和平方式完成了这次巨大转变。

在过去30年中，4亿中国人摆脱了贫穷，不再挣扎在生存的边缘之上。中国的变化是逐步实现的，而且也经历了起起伏伏。其中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改革出现在1984年：政府开始允许农民迁入城市。事实上，这项政策的出台顺应了很多农民进入城市打工的现象。在这以前随便迁居是不允许的。在过去10年中，2.5亿中国农民进城务工，其中三分之一为女性，堪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迁移。工厂、家政业、饭店、建筑工地、废品收购站都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你很难找到他们没有涉足的领域。

这些进城务工人员一般都没受过多少教育，但是对未来充满信心，为了改变自己命运，找到更好的工作，他们也非常有创造力。他们在实践中学习，有时为了得到一份工作甚至不惜夸大自己的资历。大部分中国人都雄心勃勃、眼光长远，而且愿意付出努力。因此，从《中国日报》上得知76%的中国人都认为未来5年内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的时候，我们没有感到惊讶。

基于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甚至超额取得的成就，大多数中国人都相信政府能够继续引领国家走向小康、设立进一步改善人们生活的新目标并更加关注环境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国家领导人从来没有像西方领导人一样认为领导者必须具备顶尖的专业知识和冠压群芳的思维。中国人更喜欢"宏观引导式领导方法"，也就是说由领导者设立总体目标，然后让人民去实施。进步是在自上而下的管理与自下而上的参与的共同作用下逐步实现的。

"我们国家的民主是不可能和西方人所热衷的西方民主完全一致的，"江泽民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如是说。2007年10月，胡锦涛主席在中共十七大上的讲话也证实了这一观点："我们必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以及"我们必须扩大人民在各领域各层次的有序参政。"随着时间的推移，纵向民主的发展将进一步壮大自下而上的力量。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1月全国人大上的讲话再次证实了这一点，他引用了林肯的盖茨堡演讲并且进行了略微修改："民有、民享、为民负责的政府。"

自下而上力量的日益壮大

中国拥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不管在哪个国家，领导权的平稳过渡都是政治稳定的体现。很多西方人甚至都没有注意到中国领导人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的平稳交替。政治稳定是自下而上力量壮大的基本条件。在中国的这个纵向政治体系中，进行决策的并不是某一个政治家，而是整个领导集体，这也自然而然减轻了单个领导所承受的压力。而且，在决策过程中，普通老百姓的意见也越来越多地被考虑在内。

中国利用多种不同渠道了解普通老百姓的意见。最近，陕西省的一个小城市在网上征询市民在教育、住房、农业、旅游、环保、交通、医疗保险、法律法规等各方面的意见与建议。从初步的反馈来看，人们最关心的5大问题分别是住房（7938票）、民生（6924票）、教育（6745票）、医疗保险（6596票）和交通（6386票）。此外还收到了30000多条建议。

妇女有了更多的话语权

在一篇题为《妇女的参与是否有利社会进步》的报道中，《佳木斯日报》公布了一项关于该市妇女状况的调查。该调查显示，女性在该市社会发展中的参与度有了显著提高。女性最为关心的5个问题依次为：1）希望能够对社会进步做出贡献；2）希望自己的权利得到尊重；3）希望能够参政；4）希望提高社会保障水平；5）希望扩大教育机会。

2008年初，湖北省麻城市女企业家协会成立，共有60位女性参加。她们的宗旨就是提高生活质量、引导会员依法经营、诚实守信，加强企业间的合作。

中国自下而上的行动在社会各领域都得到了迅速发展。我们在下一章中将会看到，几乎没有一个领域不受这一力量的影响。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中国人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走完了其他国家需要三四代人才走完的路程。

自从2002年11月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胡锦涛就邀请所有政治局成员参加集体学习，请专家们就法律、民主、金融危机、社会改革、革命与宗教等题目进行讲解。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高层领导正在努力学习，以免遗漏任何一个确保中国继续发展的可行方案。比如说，法制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就是他们的共识之一。在中共十七大上，胡主席就曾提出，"我们必须把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打击腐败的艰苦斗争

在加强依法治国的斗争中，执法往往是更大的挑战，这方面对中国来说，当前最突出的是腐败问题。我们曾多次与中国领导人就腐败问题进行过公开讨论。他们承认，腐败，特别是在基层，是最严峻的问题之一。

众所周知，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建设，这种情况下资金的流动量是非常大的。上海浦东新区建设的初期当然也是如此。第一届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浦东先生"赵启正从一开始就非常关注令人痛心疾首的腐败现象。他经常说："高楼大厦起来了，一些同志却倒下了。"

为了防止政府干部以权谋私，浦东新区政府设立了3条 "高压线"。第一条：任何领导干部，个人不准擅自定地价，不准擅自决定对个别项目的政策优惠；第二条：任何领导干部，个人不准决定工程发包。工程发包应通过公开招标竞争，由专家评审、集体决定，做到公开、公平、公正；第三条：任何领导干部，不准在征地、动迁中利用职权为亲属好友从中获利。此外还有两道不可触碰的"防火墙"：任何开发公司负责人不准擅自决定公司的资金拆借，不准擅自以公司名义为他人的银行贷款作资金担保。

就像赵启正主任在自己的《浦东奇迹》一书中所写的那样："廉政也是重要的投资环境。"

我们曾在与不同官员的私下交谈中多次提到建立"公章指数"。众所周知，审批都需要公章或者官员的签字才能生效。要盖的公章不是一个，而是很多。每个公章都可能会引发官员为自己谋点私利的贪念。简化审批程序自然而然就会减少官员们所面临的诱惑。"公章指数"则可以迅速告诉我们某一程序的审批是否已经简化。

2008年3月3日，《中国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清理门户》（House Cleaning）的文章。它报道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原副院长黄松有被撤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朱志刚辞职、以及另外两位全国人大代表辞职。虽然原因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问题都和金融违规有关。

2009年3月《中国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要求"对腐败绝不手软"，它认为如果对腐败官员仁慈将会动摇公众的信心。作者还建议加强对政府官员的法制教育。2007年10月因为受贿而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

2009年1月的另外一篇新闻报道指出，挖出腐败官员只是治标，如果不清除病根，那么腐败还是会再次发生的。最近，《中国日报》还提到，许多逃往国外的腐败官员都已经把自己的非法所得通过早已移居国外的配偶或者子女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因此，必须建立有效的预防机制。这一预防机制迟迟没有出台的原因就在于权力过于集中。让这些官员出台政策监督自己的权力无异于"让鸟做个笼子把自己关进去"。预防体制的建立最终必须要在严格的法律框架内进行。

中国式开放

2009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向3000名代表做报告时说："中国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中国的纵向民主化进程还将继续，但是仍将以中国人对和谐与秩序的追求为前提。吴邦国进一步解释说，"我们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他还提到了中国人大与西方议会的三大区别：

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是西方的多党制。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是西方的"三权分立"。

全国人大代表具有广泛代表性，不像西方议员是某党某派的代表。

虽然中国共产党仍然是执政党，但是它已经开始允许更多阶层和党派人士参政执政。过去被谴责为资本家的企业家们也参与到了决策过程中，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胡主席曾经说过："我们必须挑选和推荐更多杰出的党外人士担任领导职务。"

个案和数据一样，都能说明问题。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老板陈爱莲就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共产党员。该集团是亚洲最大的铝合金轮毂生产商，也是全国屈指可数的汽车配件供应商。她的故事不仅是私有经济蓬勃发展的缩影，还反映了私有企业主政治地位的提升--1995年她加入共产党，之后还被选举为十七大代表。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她表示，自己对于当选十七大代表并没有感到意外："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士兵一样，私营企业主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自下而上的社会创新

信任是无法通过要求、命令实现的，也是无法用金钱收买的。不管是中央、地方政府还是各类政治机构在做决策时越来越重视关注社会问题，倾听人民的意见，真正实现人民的参政议政，从而赢得他们的信任。在过去10年中，互联网作为一项参政议政的工具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第四章中，我们将会提到互联网引导纵向民主信息流的作用。和在其他国家一样，在中国各种各样的网络社区迅速出现，使得人们可以很方便地找到各种信息，从博客中发现关于宠物、菜谱或者节日问候的各种信息。

另一方面，政府对来自各个层面自下而上的意见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高层领导之间讨论的重点已不再是意识形态上的教条，而是不同社会力量的不同需求。党的各级书记一直在关注和处理日益严重的农民工、农村失业以及有待改进的社会保障网络等问题。各个领域都显现出很多变化的迹象。

城市官员还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一代年轻人希望能自己做主而少受政府的干预。胡主席说："我们必须减少政府干预和微观管理。"这说明中国领导层已经充分意识到不必过度干预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党内知识分子们也在思考教育体制的改革问题，而且意识到教育是第一要务。中国的教育体制相当严苛，过于强调尊师重道，太少鼓励个人自信；过于强调死记硬背，太少鼓励创新。胡主席说："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农民代表要求政府增加对农业的补贴，政府也的确加大了力度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地区性差异。提高农村教育水平也是农村发展的重点之一。但是，想要真正缩小城乡差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04年，就任总理不久的温家宝承诺废除所有农业税。在此之前，中国从未把土地免费租给农民。对此承诺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温总理兑现了自己的承诺。2005年，农民开始无偿使用土地了。农业在中国GDP中所占的比重仍然高达10%，而美国和德国的这一比例仅分别为1.2%和0.9%。农业所涉及的人口数量也是庞大的：43%的中国人在从事农业生产。

最近几年，凭借周围农田众多的优势，富锦市宏盛镇推出了一项"城乡共建"的计划。该镇在跨区域农业机械、推广农业技术、畜牧业发展、新农村建设、文化、教育和医疗等方面开展了广泛合作，极大推动了农业发展规模，为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城镇与农村之间还进行了人员交流，相互学习。《佳木斯日报》评论说，这种"城乡共建"模式用最少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产出，为乡镇的经济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

营造纵向民主

中国政府为自下而上力量的增强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胡主席指出，"中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充分民主的权利。"我们在前面章节曾经提到过，中国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候并没有非常详细的计划，而是通过自上而下决策与自下而上参与的机制逐步摸索出来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市场经济这一概念，中国人民则在实践过程中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与实际劳动。建立在这一结合基础之上的中国纵向民主模式还将逐步发展。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增加透明度。

江西省樟树市双溪村实施了一项名为"阳光村务"的工程。该村希望能够实现"村民与村务之间的零距离。"首先，村民选举出3~5名村民代表组成一个督察组来监督村中日常事务的管理。这项工程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农民的知情权、管理权与监督权，从而推动村里的稳定、和谐与发展。"

自下而上力量壮大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抗议数量的增多。沪杭磁悬浮工程所面临的压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沪杭磁悬浮工程在一片对辐射的质疑声中搁置

位于上海第一条地铁线终点的莘庄是中国许多个新兴郊区的代表，那里的居民反对建设连接上海与杭州的高速磁悬浮铁路。其实，这一工程本意是造福公众。这项预计投资350亿元人民币的磁悬浮工程在2006年3月就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批准。先进的德国技术将使列车的最高运行时速达到450公里。这一奇迹般的高科技工程原计划于2010年上海举行世博会之前投入运营。

但是，2007年1月上海市政府宣布这一工程的时候，引发的并不是兴奋，而是愤怒。铁路沿线的居民开始抗争。政府官员每天都会接待许多投诉者，网络上的抗议也铺天盖地，地方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以房地产业为支柱产业之一的闵行区三月份单日所接待的投诉者就超过了5000人。

2007年1月，数以千计的抗议者聚集在上海人民广场市政府大楼前抗议沪杭磁悬浮铁路的兴建。为了不违反政府关于示威抗议的法规，他们把这次活动说成是"散步"--凑巧发生在同一时间的散步而已。结果，他们成功了。

2008年7月21日的《第一财经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根据市政府的安排，沪杭磁悬浮工程暂停。"这则消息出自闵行区政府的一位发言人之口。上海市人大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也证实说，"规划中的铁路沿线居民的关注是暂停的主要原因。政府正在研究这一问题。"很明显，抗议者们已经成功地说服政府三思而后行。

放而不乱，活而不散

2007年10月22日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写道："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时常觉得，中国人的思维跨度要远远大于西方，他们经常是按照朝代来划分不同时期，而西方人最多是按照几十年来划分。甚至现在中国人也是按照一代代领导人的执政时期来区分中国发展阶段的。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中国人民会有足够的耐心"摸着石头过河"的。

"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胡主席说，"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

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应对和平衡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日益膨胀的资本主义与企业家的创新思维；另一方面是贫穷落后与薄弱的教育。经济发展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社会现状。其他国家需要三四代人才能完成的任务在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

考虑到变革的复杂性，我们不得不惊叹中国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力量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人民明白，没有其他政党可以替代中国共产党，否则的话，政治风险就太高了。而中国共产党也明白，要以人民利益为己任，不可挑战人民的忍耐力。

风口浪尖

德国记者乔治•布卢姆（Georg Blume）在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中写道："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那么当今中国社会肯定会陷入混乱之中。政治党派、地方黑势力以及暴力团伙都会争权夺利。部分群众也会被煽动起来闹事。这种恐怖的景象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事实上，"他继续到，"中国人从来没有大声疾呼要求实行西方式选举，哪怕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都没有。"1989年的政治风波的确是中国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过程中所遭遇的最危险时刻。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几年前。

20世纪80年代末，通货膨胀现象严重，全国范围内都出现了抗议。中国人想要分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不愿意继续等待自上而下的调整。

想要了解问题的起源，我们必须回到1984年，当时中国还处在改革的试验阶段，实施的是"商品价格的双轨制"。它的本意是通过设立优惠的价格体系为国企提供支持。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政策也为买卖这些利益打开了大门。商品几经转手之后从国企非法流向市场，价格几乎翻番。商品和各种原材料的价格事实上都变成了由市场来决定的，对此政府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该项政策非但没能使国企改善自己的经营状况，而且还为二道贩子提供了便利，这其中也包括负责监管的政府官员。1988年，国企大量利润都流进了私人的口袋中。

可以想象，这种滥用权力谋私利的行为激起了人们的强烈愤慨，对于涉及这种严重腐败行为的官员以及他们的家属的憎恨开始蔓延。北京的《经济日报》曾警告说，"倒卖商品的官员正在为整个国家带来灾难。"

为了扭转局面，重新恢复自上而下力量与自下而上力量之间的平衡，政府决定进一步放开市场：放松管制、取消商品价格双轨制，由市场进行定价。这一大胆决定并非完全来自于上层，政府是在进行过调查，发现大多数中国人都支持这一决策并且愿意牺牲自己当前的利益之后才下定决心的。这一行动也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eedman）的支持。弗里德曼在访问中国期间曾竭力主张自由经济和自由市场。

1988年3月，价格体系放开。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商品价格上涨了95%，通货膨胀一发不可收拾。由于恐慌，人们开始大量购买、囤积商品，从而导致耐用品和生活消费品的相继短缺，进一步加剧了恐慌。1988年5月，新华社极力安抚越来越愤怒的群众："中国的价格改革需要胆量。我们必须承担一些风险，但是党中央坚信价格改革一定会取得成功。"

但是到了1988年8月，商品供应继续恶化，上海市政府甚至不得不开始定额供应食品和燃料。很快，商品短缺情况进一步加剧，甚至在购买饭锅这种普通商品的时候都需要以旧换新才行。城市中的建设也陷入停顿，大量建筑工人失业。回到家乡之后他们发现情况更加糟糕，于是迫于生计他们重新回到城市。大城市中大学教授和其他知识份子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中一些人不得不搞起了副业。我们不难想到，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很容易对国家和自己的未来丧失信心。

1988年10月，政府取消价格控制的政策失败。但是，承认错误也没能挽回人们对政府的信心。中国人对改革已经失去信心，政府也失去了改革试验成功的关键：人们对于最终成功的信心。10年改革成果岌岌可危。

198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创下了自1978年来的新低。资金枯竭、消费减少、工厂关门、失业率上升、资金流通几近停滞，这些都成为导致人们不满和抗议的关键因素。到1989年下半年，个体户的数量减少了300万家。大型私营企业的数量也从200,000减少到了90,600。

绝望的情绪席卷了全国，一些人把矛头指向了共产党。反对情绪日益高涨，一触即发。不久，因为容忍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在一年前被迫辞职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世，终于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和天安门事件。

参加示威的学生和工人最多的时候几乎有100多万。有些人还用中英文打出了"你好，德先生"的标语，让中国共产党倍感尴尬，因为目睹这一场面的不仅是中国人，还有通过国际媒体观望的全世界。

但是，这种西方国家所大力支持的对民主的呼唤并不是来源于对自由选举的政治渴望，而是出于对中国经济状况，特别是对腐败的失望和不满。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力量之间失去了平衡。在任何时候，对于政府以及执政党的抗议都可能会导致改革的停止，甚至内战。因此，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当我们回顾天安门事件的时候，应该感到惊讶的并不是当时发生了的事情，而是没有发生的事情。

中国没有爆发内战，没有停止经济改革，没有再次闭关锁国。不知是经过精心思考还是凭借直觉，邓小平决定力保经济改革继续前进。在1990年的新年社论中，《人民日报》写道："我们必须保持稳定。即使我们不得不在未来10年中维持这种低增长，中国最终也会实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领导人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到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同时谨慎进行进一步经济改革上面。这一平衡最终得以实现，中国的经济从过热转为稳定发展。改革再次成为持续发展的焦点。

1990年的亚运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举办的第一次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也是一系列改革的开始。在亚运会期间，邓小平宣布开发浦东--上海黄浦江东岸的落后地区。同年，上海股票交易所开市。负责鸣锣的人甚至激动得晕倒在地。

虽然一方面人们对于稳定局势的信心开始提升，但是另外一方面关于改革方向的讨论再次出现，最终的问题落在了改革究竟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性质上。这一次出面干预的还是已经宣布退休了的邓小平。一系列署名"皇甫平"的文章透露了邓小平的观点：中国应该坚持思想解放，应该承担一定风险、继续改革，不要受到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争论的束缚。

但是，直到1992年春天邓小平的著名南巡和一些继续改革的指导方针出台之后，人们的争论才逐渐平复："经济发展是硬道理。"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举行的时候，邓小平的强硬态度和南巡讲话已经使得党内观点达成一致。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讨论逐渐淡去，一个新的概念进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将来某个时候，中国需要再次回顾这段历史，西方国家也需要不再以1989年作为否定中国今天成就的理由。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政治状况误解太深，而中国共产党所做的解释也太少，以致让西方以为中国人民渴望西方民主。西方国家总是喜欢指责在几十年前刚刚开始走向自由和文明社会的中国，而忘记了自己的历史。要知道，从约翰•德•维特（Johan de Wit）领导自由贸易开始，欧洲花了3个世纪才建立了民主的市场体系。美国几乎花了200年的历史才消灭了奴隶制与种族隔离。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重新审视中国的时候到了

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的过去耿耿于怀，似乎并不怎么想重新审视这个国家。但是，如果中国不断指出西方民主推选的政治家们在当选后多次食言，他们该如何回答呢？如果中国质疑西欧一些联合执政的政党之间的诚信，它们又该如何应答呢？要知道，它们在一个星期之前还在指责彼此的无能和判断失误呢。如果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并不是人类治理的"历史之终结"那该如何是好呢？

中国政府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再苛刻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我们提到的所有迹象都表明，中国各方面的自由度都将继续提高，自下而上的参与也将继续加强。纵向民主虽然有一定的框架，但是它的优点也是毋庸置疑的：不会因政治党派之间的争斗、政治作秀而浪费资源，而且符合中国人对于和谐稳定的追求。纵向民主模式不是急功近利的，不需要向特殊利益集团低头，也不需要担心选票、游说与幕后操作。只要存在任何可能会影响国家长期利益的因素，中国政府都会毫不犹豫采取行动。

西方民主并非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

自从苏联解体之后，许多人都认为资本主义民主是国家发展最成功的模式。现在中国的纵向民主虽然并不完美，而且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但是正在逐步发展为另外一种可选择的模式。有一个城市已经证明，西方和中国模式共存也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那就是香港。十几年前香港回归中国的时候，许多人对于"一国两制"仍然心存疑虑，他们担心香港会变得越来越像大陆。但事实正好相反，大陆正变得越来越像香港。

香港被称为世界上经济制度最自由的地方，但是它所拥有的也并非西方意义上的民主。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英国一直有机会在香港建立民主体系，但是它从未打算给与香港人民真正的西方民主。甚至最后一届港督都不是香港人民自己选举出来的--彭定康（Chris Patten）爵士由英国女王任命。而且，英国众议院中从来就没有过香港代表，甚至在1980年英国与中国谈判归还香港的时候都没有。

但是，香港也从未出现过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大规模民主运动。香港人民从未感觉有必要建立独立的民主体系。他们想要的是良好的基础设施、赚钱与消费的自由。他们发现，没有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经济繁荣也很不错。资本主义和一党制体系似乎也能很好地共处。而且，从另一方面来看，西方民主并不能保证经济繁荣，比如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就能证明这一点，印度也是如此。

一步步迈向民主

胡主席在中共十七大的开幕式上所做的报告再次显示了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决心。他还重复了2006年在耶鲁大学演讲时的部分内容，称中国不会采纳西方民主，但是欢迎任何经过实践检验的民主形式。"相比较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在一篇题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中写道。该文章发表在中共中央党校所主办的《学习时报》上。

事实上，试验已经开始。四川和湖北的200多个乡镇正在进行党委书记选举试点。龙兴镇党委书记陈国华就是重庆市第一位直选党委书记，他承诺在3年内使当地GDP翻两番，从而以压倒性优势当选。但是，现在他必须接受每年一次的政绩评估。如果遭到三分之一以上人民的质疑，他就会被解职。政治家们可以自上而下设立实现目标的框架，但是判断权在人民手中。

在中国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纵向民主体系中，行使领导权的并不是个人，而是领导集体，所以在中国难有像罗斯福、布什或者奥巴马之类的人物。恰恰相反，大家提到的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不只是江泽民或者胡锦涛。在中国，人们所特别看重的领导者素质并非个人智慧与魅力，而是能够为大家营造通向成功的大环境的能力。

《危机时代的领导》（Leading in Times of Crisis）以及其他许多管理与领导书籍的作者斯蒂芬•莱因史密斯（Stephen Rhinesmith）是我们的好朋友。在与他交谈的时候，我们曾多次探讨过中国的纵向民主模式与企业领导艺术的相似点。事实上，斯蒂芬提出的宏观引导式领导与中国领导人的执政理念有很多相似之处。他评论说："宏观引导式的CEO更关注决策的大环境，而不是自己提出解决方案。他们为企业营造价值观、提出总体目标、建立高效的领导队伍；他们重视员工，为员工的参与提供良好的环境与文化；他们坚信恰当的程序会产生最佳决策，而且一旦做出决策就会坚决执行。"

任何一个CEO如果能使企业发生像中国这种成功而且彻底的转变都会得到众多赞誉。但是在政治领域就不一样了。2009年1月12日的《时代》周刊中一篇关于民主的封面报道中有这样一个大标题："大多数亚洲国家都实行选举制，但是真正的民主仍然遥不可及。"现在西方国家仍然认为自己有权利来评判世界任何国家的"真正民主"。

但是对于以政绩来考量纵向民主的国家来说，中国模式很有可能会成为它们摆脱贫穷落后、从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良方。

中国的纵向民主是建立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之上的。西方人理解中国民主的困难就在于他们从来不会注意到自下而上力量的存在。但是，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一个偏远的村庄中的18位农民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中国农业政策--从集体农场到个体耕种--的故事。

从农业迈出第一步起，中国自下而上的力量一直在持续壮大，而且还将继续壮大。这样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相互作用的体系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以信任为基础的体系：政府信任人民，人民也信任政府。这一模式适合中国历史、中国人的思维以及对于和谐稳定社会的追求。而且，随着中国共产党思想的开放，反对的人也会越来越少。

西方民主制度不是一代人建设完成的，而是经过几百年才逐渐成熟的。中国仅仅花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它还将继续前进，不断增强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力量之间的平衡。

我们相信，如果西方国家认同中国逐渐演变的纵向民主和经济发展，而不总是着眼于中国改革成熟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那么整个世界，当然也包括中国人民，都将大大受益。

支柱之三：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

在中国当今的纵向民主体系中，国家的长远目标是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程序形成的。政府制定政策和优先发展重点，而人民各尽其责，在保持和谐与秩序的同时允许多样性的存在。

30年前，中国就像是一片大森林，所有的树木都必须是一样的，不允许标新立异。但是事实证明，这种高度一致的森林是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邓小平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号召人们解放思想、允许多样化的存在，为中国的生存与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

最好的办法就是逐步重新造林，看看哪些树木能够存活，哪些不能。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让森林里的树木自由生长。

想把寒带针叶林改造为热带雨林是根本行不通的。但是西方国家就是以这种方式对待中国的。它们也想改造中国这片森林。

"中国的政治和法律体系从来就没有倾向过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模式，"瑞士比较法研究所（Swiss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Law）的中国法专家胜雅律（Harro von Senger）教授在《战略》（Supraplaning）一书中这样写道。他指出，中国21世纪的政治体系仍然在遵循传统的金字塔模式。

邓小平所提出的解放思想并不是要三天两头把森林中的树木连根拔起，或者改变森林的生长地。他也没有想要改变在中国历史上根深蒂固、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等级关系。

规则的舒适性

历史上适用于中国社会的东西现在仍然适用。在一定规则内行事并没有什么不好。我们都是遵循一定规则的，包括一些我们自己所制定的规则。但是，一个纵向民主体制的规则是不同的，它建立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之上，而且要努力维持它们之间的均势。

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民开始体验自由，但是同时他们也感受到了随之而来的责任。规划森林，使人们可以栽种新树苗、进行新试验，固然很重要，与此同时，邓小平坚持了大的政治框架--社会主义，在这一大的政治框架内制定新的经济框架。对于西方人来说，这也许有些矛盾，但是以中国人的中庸之道来看这再正常不过了。

重塑价值观与文化

中国的总体经济目标是在2010年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但是政府并没有就具体步骤给出详细说明。越来越自由的经济环境使人们可以参与其中并且从中受益，而且使人们保持了建设现代化中国的动力与热情。

邓小平重申中国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避免了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大巨变，毕竟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谴责可能还回响在许多人的耳边。

1976年之前，中国所有的企业都由国家管理。人们理解他们自己只是国家这个大项目中的一部分，互相之间没有阶级与身份之分。无论是在国企还是公社，人们都习惯于执行命令。就像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样，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就是解放思想。只有人们学会独立思考之后才会有个人目标，才会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但是这些个人目标都必须以一个大目标为前提："消除贫穷落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为中国人民设立了一个大的框架，人们可以在其中自由发挥。改革的最重要关注点就是发展经济。

这与苏联的改革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没有营造一个良好大环境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把改革的雄心从经济扩展到文化、农业、教育、社会福利和政治领域。他没有通过设立适当框架引导人民，使他们发挥自己的才能，也没有听取自下而上的建议，因此改革失败、苏联解体也就不足为奇了。

邓小平对于改革的看法就务实多了。他是循序渐进、依靠集体力量来实现的。在全国性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中，邓小平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了共同建设现代化。摒弃盲目的教条主义，用"实事求是"的眼光来看，当时的局面令人非常担忧。不管是森林还是树木的状况都不怎么好：营养不良、士气低下，解放思想的号召给了人们"出水才看两腿泥"的活力。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人们都很贫困，工作效率非常低。就像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提到的那样，集体农业的状况尤为糟糕，国企濒临破产，私有企业根本不存在，科学技术也落后世界好几十年。难怪在1978年3月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邓小平大声疾呼"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由于邓小平所提出的新框架以及他对教育和商业的态度，参加高考的年轻人数量激增。这是多么大的转变啊，要知道，在此之前他们唯一能追求的目标就是融入工人阶级。

邓小平提倡市场经济的想法并非不受质疑。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称他为"走资派。"但是，资本主义并非中国从西方借鉴的第一项事物，马克思主义同样来自于西方。也许邓小平对于西方的包容心态与他在法国留学的经历有关，他就是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但是，他的务实心态可能更重要，正是这种心态使他能够借鉴资本主义中的积极因素。"走资派"这顶帽子实在有点委屈他了，他也不会沿着西方足迹走。他只是借鉴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现代化。他逐渐意识到，中央集权只会妨碍改革。

以中国的思维方式前进

在决定目标和策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首次提出了"主要矛盾"的概念。中国现代史上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与新的主要矛盾息息相关。在这种大背景下，为引领中国进行历史上最大的转变，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了一个新的主要矛盾：

"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成为新的政治纲领的这个主要矛盾在邓小平执政初期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并且一直保留到现在。它平衡了社会主义原则与现代化的物质需求。邓小平迈出的第一步就是"解放生产力"，实行市场经济。其结果就是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还有随之而来的放权。中央政府放松了控制，人人都可以得利的新的社会主义建设蓝图把中国人民团结在了一个共同目标之下。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矛盾是对于当前现实中急需关注问题的客观描述。"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不断解放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消除贫穷与落后的目标写入了1978年宪法。中国实现这个目标大体分"三步走"：

1980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

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

2000年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

在横向民主体系中，任何超过任期的目标都存在两方面的问题。第一，竞选人可以毫无顾忌地许下诺言，然后因为时间限制而无需负责。关于2020年或者2050年的环保目标承诺尤其如此。第二，非常有意义的承诺可能因为其他政党的当选而被废弃。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连续性则保证了它会坚持自己的承诺。

在兑现承诺方面，中国做得很不错，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且是超额实现。中国的GDP从1980年的2514亿美元上升到1990年的7956亿美元，2000年更是达到23718亿美元。人均收入也从1980年的251.4美元提高到2000年的 2371.8美元。（以上数据均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仍将坚持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这一目标。

胡主席曾多次说过："经济发展仍然是我们的中心任务。"这样看来，深知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关心人民生活正是中国共产党经久不衰的原因。

上下互动，实现目标

如果一位CEO拥有一支高效管理团队，而且业绩突出，那么人们是不会把他赶下台的。想要使管理层与员工共同积极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与发展之中就必须把责任分解给各个层次。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上就强调了以下几点：

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

增强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

政治体制改革……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

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中国共产党2002年和2007年的党章都提到，"在新世纪新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巩固和发展已经初步达到的小康水平，到建党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如果一个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第三大经济实体宣布这样一个目标，我们最好能够明白中国人对它的感受，而不是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猜测中国的政治。

在中国，"取得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这一总体目标从未改变，但是在这一大框架下中国发生了巨变。

改革一开始，邓小平就凝聚了自己的天才思维、政治直觉和战略计划。事实上，中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这位身材并不高大的伟人的伟大精神。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大家可以看到八大支柱如何浮出水面，当然中国人对它们的命名未必与我们一样。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在上一章所描述的支柱之二都尤为重要：保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之间的平衡。

竞选承诺与战略目标

在西方的横向民主体制中，每次竞选的时候政治家们都会竞相抛出最诱人的施政目标，美国如此，欧盟也是如此。2000年，欧盟就曾宣誓要使自己"在2010年成为世界最具活力的知识经济实体。"

比较一下这一从未实现的宣言与自从邓小平1979年宣布中国要在2000年发展成为经济强国后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吧。邓小平知道经济发展是解决贫穷落后的唯一途径。与之对比，欧盟不仅没有倾听人民的心声，也没有为企业家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那么政治家提出的宏伟目标又怎么可能实现呢？

在中国的纵向民主体系中，提出的目标并非竞选承诺，而是可以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合作实现的切实可行的目标。

在中国的纵向民主体系中，目标是由上层领导制订的，但是源于基层的心声，而且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经过试点之后再实施的。中国的目标都是以创建和谐社会为大前提。未来几十年中国需要什么？中国需要如何适应外界影响？中国如何在全球市场保持竞争力？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必须在这一大前提下进行，而且正因为这一大前提，人们不会感觉受到了限制，而是得到了引导。

在这些总体目标的指引下，中国人民在"保持群体一致性"的同时设立、实现自己的个人目标，全身心投入到现代化建设和实现小康生活的过程之中。这样看来，中国最初的新制度是自下而上由一个偏远村庄的18位农民来推动的就一点也不奇怪了。他们决定放弃集体耕种，把土地承包到各家各户，从而形成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农业新制度。他们的故事详见本书第二章。

在地方和中央政府的支持下，这些农民自下而上的成功试点迅速推广到了全国。1982年，中国修正了宪法，把这一重大农业政策改革写了进去。农民看到了希望，对未来充满信心。果然，在很短一段时间内，中国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就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域。在这一过程中，动力与竞争是最大推动力。

改革的再深入

尽管在改革初期农业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现在它的发展已经有些停滞。在与农民、基层官员交谈后我们发现，制约农业加快发展和提高机械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每户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有限，而且不能随意合并。2008年秋天，农业改革又迈出了重要一步，农民第一次有了土地出租权。在此之前，农民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但是没有所有权，因此不能转让土地使用权。但是，根据新的政策，农民可以把自己承包的土地进行转包、出租或者交换。

其实，土地转让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已经存在了，这也是政府采纳自下而上经验的又一例子。这一新框架对于缩小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人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非常有创意。中国有个家喻户晓的成语就是来自公元3世纪三国时期的一次大决战。它从多方面刻画了中国人的战略与精妙的战术，以及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的聪明才智。

草船借箭

南方的孙权与刘备联军决定在赤壁与长江对岸的曹操决一死战。借助大雾的掩护，刘备的军师诸葛亮命令士兵把20艘装满稻草人的小船驶向对岸。以为受到攻击的曹军朝着这些小船一阵乱射。然后，满载10余万枝箭的小船回到了孙刘大营。诸葛亮用这一妙计从敌人手里获取了大量兵器，这个成语也被沿用至今。

借"西方之箭"

充分的自由是设立目标的前提，"借箭"就是实现目标的一个巧妙开始。早在1978年8月，掌管中国汽车业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就已邀请通用、福特、丰田、尼桑、雷诺、雪铁龙、梅塞德斯-奔驰、大众和其他一些汽车厂家前来中国。这次的新框架就是合资企业。中国人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就是"共担风险。"

大众是首批进入中国的国际汽车制造商之一，与中国大陆首次接触是在1978年。当时，在邓小平经济改革政策的指引下，中国政府计划利用外国的资金与技术加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增强国际竞争力。草船已经就位，箭也从四面八方射来。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中国人慢慢把箭从合资企业这艘船上拔了下来。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似乎是一个可以使百花齐放的时代，但事实上只有具有非凡企业家精神的人抓住了这一机遇。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国企的工人，而当时的国企外表看起来就像红杉林一样高大，只不过内里却很虚弱。这些人的心态还远远没有跟上形势。

早期能够进入国企采访的西方记者都发现了那里的问题：硬件落后、管理松散。1979年参观重庆一家钢铁厂时，一位日本记者惊讶地发现那里竟然还有一台140年前英国生产的蒸汽压路机。而来自《华盛顿邮报》的一位记者在参观完桂林一家国有丝绸厂后报道说："和中国的大部分工厂一样，桂林丝绸厂的工人工作并不努力。这种懒散的工作态度将会成为这个人口大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主要障碍。"

为森林施肥

改造一家传统企业是需要大量资金的，而这正是中国所缺少的。毛泽东执政期间是不欢迎外资的。邓小平在这一问题上再次展现了自己的谨慎与智慧。为了避免万一引进外资失败而引起太多的麻烦，他设立了一些试验区来检验它的效果。

邓小平在中国的南海边指定了4个经济特区，允许它们进口外国产品和技术，也允许从这里出口中国产品。这一新政策为中国所急需的外国资本打开了方便之门。中国利用外资主要通过以下3个途径：

1）海外贷款、出口信贷、海外债券的发行。

2）外国直接投资，包括成立中外合资企业、外国独资企业和中外合作企业。

3）国际租赁、补偿贸易、加工与装配、海外股票的发行。

从1979年到2007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8827亿美元，其中包括6919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2007年，中国利用外资的势头仍然强劲，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为783亿美元，其中748亿美元为外国直接投资。

推广试点成果

从1980年开始，中国首先设立了5个经济特区：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以及福建的厦门和海南省。后来，中国又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在一些大中城市设立了15个保税区、54个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和53个高新科技园区。中国的企业家和科学家们在这些特区、开发区、高新科技园区中享受到了高度的自由与支持。

开放的沿海城市中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我们在中国的家：天津。它是中国4个直辖市之一，直接归中央政府领导。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就设在这里。2006年访问天津的时候我们受到了戴相龙市长的热烈欢迎。戴市长曾经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现在为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他是带着一个使命前去天津任职的。他的目标就是把天津发展成为环渤海经济圈的经济中心和国际重要港口。天津还被规划为继深圳和上海浦东之后的第三大经济试点区。

环渤海经济圈是中国三大经济区之一。在过去20年中，上海和香港一直独占鳌头，但是现在外资似乎开始向天津和滨海开发区倾斜。胡主席在2007年也曾说过："天津滨海新区将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

戴相龙市长的任命对于吸引外资和天津的金融中心建设都是一个利好消息，比如说，空客A320的第一家总装工厂就选择在了天津。渤海银行也是10年来获批的第一家国有银行。天津还计划设立中国第三个股票交易市场。而且，活跃的金融领域必将刺激服务业的发展。

我们非常看好天津。2006年，我们受到了戴相龙市长的热情欢迎，还参观了滨海新区。我们的所见所闻坚定我们在天津落户的信心。而且，戴市长、崔副市长以及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陈宗胜在创办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的时候都给予了我们莫大支持。陈宗胜博士是学者从政的杰出代表。从政之前，陈博士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学者，出版过20多本经济学著作，还提出了衡量中国经济私有化的模式。早在2000年，陈博士就通过计算得出结论，中国经济市场化已经达到65%，这一结果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他告诉我们，自己之所以从政是因为想要迎接新挑战、把自己的理论运用到实际中，并且从更广阔的天地中学习。

崔副市长还和企业家王巍以及亚洲商学院（Asian Business School）一起参照纽约的美国金融博物馆和伦敦的英格兰银行博物馆的模式建造了中国金融博物馆。该博物馆展示了货币从贝壳到金币再到早期纸币的演变，介绍了中国金融发展史上的20个重大事件，还建立了名人堂来介绍在这一过程中做出重大贡献的20位功臣。博物馆位于天津市区一家雄伟的新建大厦中，于2009年夏天正式对公众开放。北京和上海也将建立分馆。该项目的主办方称："有必要更新人们的金融知识，使大家更好地了解金融创新、支持和谐发展。"

旧貌与新颜

我们经常与朋友张海花谈论天津的变化，她本身就是天津人。当我们问在她小时候天津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她说当时的天津只是一个人口只有800万的小城市，以重工业为主，但在50公里以外有着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

在毛泽东时期，张海花的父亲是红星国有收音机厂的领导。在邓小平开始实施改革之后不久，她的母亲被任命为天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的成员。在此之前，她的母亲在一家进出口公司工作了25年，每个月的工资只有50块钱。"我还记得母亲在开发区动工之前带我去参观时的景象。那里除了荒地什么都没有，"张海花回忆说，"但是母亲转身对我说：'总有一天这里将会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地标之一。'"

张海花母亲的预言已经实现。天津经济开发区的GDP在几年前就已经超过了全天津市区。现在耗资数十亿的填海工程仍在进行中。

25年前，邓小平就是站在这块盐碱地上宣布，"开发区蕴藏着无限希望。"天津经济开发区的崛起与深圳和广东的其他城市都不同，它在发展的初期就强调循环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策略。天津这个北方大港严重缺水而且水质发咸，这对天津经济开发区的工业发展是个严重威胁。而现在，3个污水处理厂每年可提供1亿2000多万吨的净水。

天津还正在与国家海洋局合作建造海水淡化设施。完工之后，它每天将提供10万吨的淡水，其中的80%可以供周围居民使用。天津经济开发区还有一套关于可持续能源的完整"生态工业"计划。在生产的每个环节，从原材料到工业成品，都控制了排放，提高了能源的利用率。这也是3R运动的一部分：Reduce（减少）、Reuse（重复使用）与Recycle（再循环）。

过去20年中，天津经济开发区吸引了许多国际知名公司在这里投资建设了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其中包括美国的摩托罗拉公司、日本的丰田汽车和韩国的三星电子。

新的"金饭碗"所提供的薪水不菲，天津也给人"守着金矿"的感觉，这与天津曾经非常纯粹的无产阶级氛围已经大相径庭。但所有这些在海花的母亲看来还远远不够。"你下海了吗？"人们经常这样问自己的熟人。张海花的母亲下海了，而且获得了相当不错的收入。但是，尽管在这个更加自由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中发生了这一切，尽管政府鼓励人们建立自己的小企业，人们骨子里仍然残留着过去的意识形态。

张海花还记得自己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母亲坚持开车送她进校园，当时她感到非常尴尬，因为其他人都是骑自行车的。她的母亲似乎也对赚钱有种负疚感，为此她甚至为司机们购买公寓、提供额外奖金。

框框太紧的困局

"大树不应参天，"当有人在很短的时间内赚太多钱的时候奥地利人总会这样说。在中国，大树所触碰的不是一般的天空，而是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天空。邓小平曾宣布新的市场经济是"任何社会体系都适用的优化产品分配、提高生产力的有效手段。"但是，如果这一手段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怎么办？在改革初期，一个叫做"傻子"的人就制造了令人头疼的麻烦。吴晓波在《中国巨变》（Emerging China）中讲述了这个"傻子"的故事。

1979年，"傻子"靠炒瓜子为生。他的瓜子非常美味，"傻子瓜子"的名声也非常响。后来，为了满足生产的需要，他雇了12名员工，这使他一下子从个体经营者变成了一个可憎的剥削者。因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说过："雇佣8名员工以上的人就已经不是小业主，而是剥削大众的资本家。""傻子"可不管这些。到1982年的时候，傻子每天卖出的瓜子有9000公斤，剥削着105名工人。真是傻的可以！

有哪个林务官会砍掉生长茂盛的树呢？邓小平用一句话平息了批评的声音："放两年再看"，并且鼓励私营企业继续发展。截至1985年，大约有1200万私营企业注册，其中的许多企业所雇佣的员工大大超过了8个。中国农民从来就不缺乏智慧，哪怕是在自己的才能被意识形态的框框束缚了30年之后。

从废铁到上市公司

在《中国巨变》一书中，哈佛大学前访问学者吴晓波还讲述了杭州市萧山区一位农民的故事。他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好多年，没有人注意到他在搜集废铁。1978年秋天，鲁冠球一定是想到了利用这些旧材料的好方法。考虑到当时汽车的数量还不多，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远见。他开始利用这么多年所搜集的废铁制造易磨损的汽车备件。为了寻找客户，他在交易市场的外面设了一个小摊子，因为当时只有国营企业才能进入市场销售。他的产品定价比市场内低20%。1993年，这家小公司成为第一家在中国股票交易所上市的乡镇企业。

在一些地方，官员们还采取了所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政策。这其实也是政府有利于小商小贩发展的商业政策。小贩们乘坐渔船从特区带来布、电子产品和五金商品等。小型市场很快繁荣起来，还有一些二道贩子把这些商品卖到乡下。华西村的老书记吴仁宝秘密建立了一个生产五金件的小作坊。当有官员来检查的时候，他和其他农民就装作在田间劳动。等检查的人一转身，他们就回到作坊继续生产五金件。

接下来几十年发生的事情如果是在德国或者肯塔基州，那么也许会被誉为创业的典范与新型社会经济模式。吴仁宝一步步把这个设在地头的秘密五金件作坊发展成为一家生产化肥喷洒剂的工厂，还利用工厂的盈利建造了一个贸易园。2005年，他的企业发展成利润高达26亿欧元的股份制公司。

他还让所有村民都成为了企业的股东，为他们提供免费的住房、福利和其他奖励。现在在华西村打工的外来人员有数千名，他们在这里的收入比在家种地要高好几倍。2006年，德国《明星》（Stern）杂志刊发了一篇关于华西村经济崛起的报道，题目就是《华西村的好人》。

朱镕基

如果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的设计师，那么朱镕基就是具体执行者。1991年，在邓小平的推荐下他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一职，主要负责经济。当时，经济已经开始腾飞，但是供需关系仍然不平衡，金融体系混乱，国企的改革也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进展。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使得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提高市场的自由度。

朱镕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统一的税收改革，盘活了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他还再接再厉进行了汇率改革，使得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大大提高，中国对外资也更具吸引力。接着，他还有选择地逐步对部分国企实行了私有化改造。

山东省一个县级市在国企改革方面迈出了任何人都难以企及的步子，这个市成功的秘诀只有一个字：卖。党中央的指示中说："一些小型国企可以租赁或者卖给集体或个人来管理。"根据这个指示，该市市长宣布："从今天开始，咱两家关系变了，变成你注册我登记，你赚钱我收税，你发财我高兴，你违法我查处，你破产我同情。"结果就是，这个市通过不同方式把272家国企和集体企业卖给了个人。

1997年1月的一项调查显示，国企面临的是不改革就会举步维艰的局面。其中的主要问题就是产权不清晰，政府与国企之间的界限不分明，资产的所有权不明确。1997年6月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使许多亚洲国家陷入破产的边缘。在4个月之内，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货币几乎贬值50%。韩国的货币在两个月之内贬值了50%。尽管中国没有受到直接影响，但是中国的股票市场大跌，民众的消费意愿也受到很大影响。民营企业形势岌岌可危。但是最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中国严峻的经济形势居然大大推动了国有企业的市场化。

1997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江泽民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概念。这是解放思想的第三个伟大历史进程的开始。"抓大放小"的方针成为修剪中国"红杉林"的新政策。

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央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正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这个过程中也充斥着放权与收权、试验与失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政策。曾被批判的私有经济发展到占国民经济的三分之二，一度不景气的国企重新焕发了青春。

21世纪中国的发展框架

在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中，经济政策一直处于改进之中。2007年秋天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正式确认从过去单一关注经济发展转向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保护环境。

胡主席在报告中提出："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也就是说，中国政府认为使中国一举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明星的原有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发展的。新的模式已经形成："科学的发展模式。"

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考虑到环境、能源和自然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胡主席提出的目标就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

2008年，北京几乎6%的GDP都用在了研发上面。胡主席说过："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振兴装备制造业，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等产业。"

也就是说，中国计划进军现在主要由西方控制的领域。可以指望，这些与生物能源、污染处理技术和废物处理相关的新产业再加上传统农业和制造业的创新肯定会在中国进一步发展。在现在的经济发展中必须考虑到能源使用、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问题。就像胡主席所强调的那样，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

这只是空头支票吗？好像不是。随着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与日益严重的环境破坏状况，中国政府已经发现滥用职权和腐败会导致人民的不满，这有悖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胡主席说过："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关于经济、环境、文化、社会和政治问题越来越公开的讨论正是中国人民和中国领导层自信心增强的体现。

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都是非常宏观的框架：

1) 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2) 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3) 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些都是宏观框架，还不是实施细则。这一指导思想现在已经转变为胡锦涛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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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好放权与控制的平衡

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是开放比较晚的领域。在一个更加重视集体而非个人的社会中，整体的和谐更为重要。为了整体的利益，一些破坏和谐的言论会受到压制。许多年来，由于害怕不和谐，媒体受到了诸多限制，但是这一情况也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人民与政府的思想越解放，就越能容忍批评。现在，人们正自下而上地为建设新社会而团结在同一个目标下。

但是出版业仍然掌握在中国人手里。这一事实是连做了许多努力的报业大亨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都无法改变的。"在中国我们所做的努力简直就是撞南墙，"经过10年努力、想要在中国传媒业这个大蛋糕中分得一杯羹的他在2006年9月的新闻发布会上如此总结说。他的软硬兼施都没有任何效果。不过，严格控制媒体的并不只是中国一家。即使美国对外国人拥有多种媒体也有严格限制。默多克这个澳大利亚人加入美国国籍绝对不是偶然，不过也许他还会转向中国的。

但是令这位传媒帝国的掌舵人非常高兴的是，他也许可以通过另外一种私人渠道建立与中国的密切联系。他的夫人邓文迪就出生在江苏，她的父亲是广州一家工厂的经理。她本人从十几岁才开始学英语，10年后就取得了耶鲁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用《中国日报》澳大利亚籍编辑白李诚（Patrick Whiteley）的话来说，邓文迪是"现代中国的象征：聪明、勤奋、思维敏捷、雄心勃勃。"

默多克对中国市场的觊觎不是没有道理的，毕竟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有潜力的媒体消费市场。2007年，中国出版的日报有1000多种，但是中国的电视市场还有待开发。与美国的1500多种和德国的650种相比，这个数字并不是特别庞大，但是它仍然在不断增长之中。中国为什么要把这一市场拱手让给外国公司呢？中国人的策略非常高明：放出经过时间检验的"草船"，然后退后等待，最后把"箭"拔出来。

中国的科学发展观

最近几年，"科学发展观"这一新概念不断出现在中国的媒体上。这是以胡锦涛为首的领导集体所提出的执政新概念，也是理解中国发展和未来趋势的关键。

科学发展观的四个基本要点分别是：

第一要义是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

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用有些拗口的官方语言来说就是："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政策都需要不断适应人民群众不断变化的要求和变幻莫测的世界形势。中国的领导人是否能够得到人民的认可主要就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推陈出新来满足这些需要。

政治领域：中国纵向民主的成熟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进程是息息相关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在保证政策长期性和消除以选举为导向的行为的负面影响前提下发展、加强和扩大选举法规。如果一党制已经为中国人民带来了多元化，那么除了中国人之外谁还有权力要求改变它呢？中国共产党何时将会丢掉毛毛虫的外壳，放飞蝴蝶，时间将告诉我们这一切。

军事领域：中国从来就没有过殖民地，也没有扩张的野心。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这样描述国防目标："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而且，马英九领导下的台湾政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平统一的希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中国的"一国两制"的确是个英明之举。

经济领域：21世纪的目标已经确立：把中国从世界工厂改造为世界创新实验室。中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除了保持经济增长之外就是保护环境。

文化领域：在重视传统的同时强调创新。在艺术领域，艺术家们冲破统一的社会模式各抒己见。他们已经摆脱了旧的规则与价值观，想象力与创造力正展翅待飞，而这一切都是在解放思想的框架内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