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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

1、感天动地北京泪

1999年，初冬的夜晚，数以百万计的北京人守在电视机旁边，锁定北京电视台第27频道，随着画面的切换，一个纤细而又文弱的声音送进观众的耳朵，渗进观众的心里：

日本，史称东瀛，唐代盛期曾有大批的东瀛使者赴长安求学。1896年，清朝政府派十三名留学生赴日本，从此揭开了中国人赴日本留学的历史。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踏着先人的足迹来到这块陌生的土地。这是一部由在日留学生亲手制作的纪录片，是我们在日本生活的纪录。

这是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一一在日本的日子》在播放。

初来乍到的故事、小留学生的故事、“老博士”的故事、“黑人”的故事……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比一个催人泪下，一个比一个叫人感到辛酸而又振奋。

北京人沉浸在一种久违的感动里，中国人在经受一场恨和爱、痛苦和欢乐、绝望与新生的洗礼。

当灼热的泪滴从面颊上滚落的时候，每个人都感到爱的暖流，奋发向上的精神，一股激昂澎湃的意志。

这是在日本的四百多名中国留学生同心协力用生命和心灵创作的大型纪录片。他们自己策划、集资、拍摄、制作，历时4年，跟踪拍摄66人，采访数百人，拍摄一千多盘磁带。六千四百多万日元的拍摄资金除了个人的积蓄外，几乎全是东拼西凑地借来的。

这在许多专业电视人员看来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这在人类的电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可是中国留学生做到了，而且做得那样完美。

这群中国留学生用赴汤蹈火的精神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又以淡泊名利的心态记录了自己的历史，国内的亲人终于在泪雨中阅读了他们真实的人生轨迹，电视专家目睹了一个不可多得的纪录片精品。

北京电视台首播后接到无数的观众电话，要求与主创人员见面，要求重播，并质问电视台在播出前为什么不做宣传和预告，还要求广播电视总局给主创人员颁发特别奖。北京电视台马上马上安排重播。

与此同时，其他各省市电视台也纷纷播映，一时间，全国上下数十家电视台几乎同时在黄金强档播放该片。这在纪录片市场上也是从未有过的现象，让国内许多自称为纪录片“大腕”的电视制片人目瞪口呆。

1999年12月1日，被热情鼓涌而来的北京观众早早地聚集在京广中心合议室。他们要来见一个神秘而又传奇的中国女孩和一个12次获得日本纪录片最高奖的日本电视制片人，前者就皇该片的总策划、制片、导演和解说张丽玲，后者则是该片的鼎力支持者和总制片人横山隆晴。”

时间到了，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一个纤痕文静的中国女孩和一个文质彬彬的日本男人走进来，观众呼啦啦站起来，把他们围成—团，纷纷握住他们的手：“张丽玲，我们感谢你！”“横山隆晴，我们感谢你！”

面对热情的观众，听不懂中国话的横山隆晴只知道点头和鞠躬，不知道该说什么；一向快人快语的张丽玲此刻秀丽的眼眶中饱含着热泪，沉默良久，终于说出一句话：“四年辛苦，值得……”

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2、“面试”大仓专务

2、“面试”大仓专务

1995年3月，正是樱花烂漫的季节，日本的首都东京沉醉在春风里，沉醉在樱花的海洋里。张丽玲数年苦读，拿到了日本国立学艺大学的硕士文凭，她终于可以走出学校，到日本社会上去试试身手了。

这是张丽玲来日本的第六个年头。

六载光阴，异国他乡的日日夜夜，一秒一秒地走过来，说起来很短，过起来很长。

演员出身的张丽玲虽然如愿以偿地拿到了舞台导演专业的硕士学位，可此时的她不想再回到演艺圈。日本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张丽珍来说像一个谜，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但要重新上一所大学去学经济，张丽玲又觉得不太现实，最好是边学边实践，进日本历史最长的公司就职是一个好方法。于是朋友给她推荐了大仓商事株式会社。

大仓商事是一家拥有一百二十三年历史的老牌公司，下辖宇宙部、航空部、钢铁部层粮部、通讯情报部等66个部门，经营范围十分广泛。它是19世纪60年代时由大仓喜太郎创建的，是日本第一家把市场打到外国去的公司。近—百三十年的辉煌让该公司成为日本最有影响的名门公司之—。i995年的日本经济开始下滑，就业形势也开始恶化，曰本人要想成为老牌公司的正式员工已经很难，一个外国人在这里打工可以，但要想成为其正式社员，则难上加难。可是张丽玲却看准了大仓商事，义无反顾地来到东京寸土寸金的银座，参于大仓面试。

在日本，女人找工作时往往很难拥有与男人同样的机会。当张丽玲走进大仓公司人事部的办公室时，一心想的是，女人与男人一样都是上帝的子民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见她的先是课长和部长，两个男人。例行公事的提问，后来又见到一个常务，最后又进来一个专务，很慈祥的面容。话不多，耐心地听张丽玲讲。张丽玲以为既然是面试，社长怎么也得出来，所以她把这几个人的出现只当前序，一个人高谈阔论。

“……你们日本男人对女人的歧视太过分了，女人的能力不比男人低，可是女人的机会却比男人少得多，这样不公平的待遇我是不能接受的，我觉得去公司就职是为了工作，男的也是一样，而不是希望做个给另dk＠茶水的。女职员也没必要做给人倒茶水的杂活，至少我不希望也不可能做这些”

专务是个极有修养的人，六十来岁，宽宽的前额，敦厚的面庞，两只善良的眼睛闪耀着艺术家的智慧之光，专注地听着张丽玲的愤怒之词。

后夹张丽玲知道，这位专务叫山内道雄，是大仓公司德高望重的第二把手，他父亲是法国文学研究专家，家学渊源，难怪他身上透出那以一股浓重的艺术气质。

在张丽玲后来的人生历程中，山内道雄的影响非小。

张丽玲讲完了，山内专务带她去看工作现场，在工作间里，有人向山内打招呼：“山内专务，今天面试新员工呀？”

山内小声回答说：“不是我面试新人，是我被面试了。”

张丽玲听到山内的话，觉得这个人还挺幽默，才开始仔细揸量他。她心想日本人也不是像别人说的那么呆板呀，似乎突然间有了信心。

面试完毕，大仓让张丽玲回去等消息，张丽玲心里还在琢磨，怎么不让见社长就让走了呢，大仓未免有点失礼吧？带着这种情绪下了楼，张丽玲立即给同学打电话，说了说面试的情况。

对方惊叫起来：“啊哟，你来日本多久了？连专务都见你了，不得了呀！你也太狂了，还想见社长，你知道给别人面试的都是什么人吗？一般是课长，部长级别的就不错了，看来人家很重视师，肯定会耍了。”

“不会，怎么会呢，我把人家老头给教训了！”

尽管这样说，张丽玲并没有再去尝试其他公司的面试，而是在家静静地等待大仓的通知。

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3、大仓磨难记

3、大仓磨难记

过了一个星期，张丽玲接到了大仓人事部的通知，让她4月1日上班。张丽玲成了大仓商事的正式社员。

带着履历表、通知单，张丽玲再次来到大仓商事，9点钟准时走进坐落在银座2叮目的大仓别馆3楼讲堂，开始接受大仓商事对新社员的培训。为期一个月的培训结束，马上开始工作，张丽玲却傻了眼。

她被分配在大仓食粮部第一酿造原料课，任务是给朝日、札幌、三得利、冲绳等几家主要的日本啤酒公司提供原料。张丽玲的工作内容是调配集装箱。处理发票、做签约书、发请求书、外汇汇率、传账等等，工作还不算太复杂。可往来的信息使用的都是英语，张丽玲并未学过英语，她对公司的同事和指导员说她不懂英语时，没有一个人相信。还有一点让她感到为难的是，年龄上的优越感消失了。过去，不管上学还是工作，她都是年龄最小的，可是在这里，不但与她同期进公司的几十个人个个年龄都比她小，连指导她的业务指导员都比她小两岁，她感到落后的难堪，甚至认为自己无法从事这项工作，每天早上起来都有放弃再去公司的念头。

此时的张丽玲的妹妹张丽烨也在东京。张丽烨比她晚二年来到东京，也是自费留学，学的是平面设计，也是一边打工一边上学。张丽烨安静、内向、务实的性格与张丽玲形成鲜明的对照。

一连几天，张丽玲一回家就对张丽烨抱怨说：“不行，我不想干了，实在是太累，我要辞职。”

张丽烨劝道：“再忍几天吧。这么老资格的公司不是谁想进就能进去的，说不定再干几天你就会适应了，你这个人适应力强。”

就这样，第二天，张丽玲就又出现在大仓商事的啤酒酿造原料课里。她在努力地学习业务，还暗自开始补习英语，报了一个英语补习班，几个月下来，传真文件上的英文缩写单词巳经难不住张丽玲了。可是由于着急上火，她的脸上却长起了许多疙瘩，大大小小的一片，这对天生丽质的她来说是从未有过的。

在大仓的这段日子里，她发现了日本女人和男人的另一面，她的狂妄在一点点地被事实打磨掉。

培训张丽玲的指导员是一个名叫吉田朋子的日本姑娘，只有二十五岁，人很和善，业务能力也强，她不拒绝给任何人服务，包括给男同事倒茶，也包括给张丽玲提供各种各样的指导和服务。

另有一次张丽玲从工作间经过，与一个日本女孩走了个对面，那个女孩却站到边上，让张丽玲先过去。张丽玲觉得这个女孩人长得也挺好看，如此多礼，肯定是因为业务能力差，但很快听说就是这个女孩刚刚获得NHK俄语演讲比赛第一名。

这要是在中国，一个女孩得到这样的荣誉，至少公司上下会无人不晓，怎么还对后辈那么彬彬有礼、谦让为先呢？如此看来，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排斥并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发生在每—个日本人身上，大多数的日本人对中国人是友好的。

山内道雄也经常对张丽玲表现出一个长者对晚辈的关怀，不断让秘书送有关酒税务方面的书给张丽玲看，可张丽玲却接过来就放到一边，直到有一天山内道雄问她看了没有，她才说“没看”。山内道雄并不生气，口气平和说道：“酒税、占一个国家税收的很大比例，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大仓是最早把啤酒卖到民间的公司……你是一个中国人，你以为我把你录取到大仓来是让你为大仓做贡献的吗？不是，是为了让你今后给你的国家做贡献的！”

张丽玲慢慢发现了她对日本人理解的偏颇，开始了解日本人，开始走进日本人的内心世界。

让张丽玲自己感到欣慰的是，她的业务能力真的慢慢提高了，对原料差价的计算从来没有失误过，英语大有提高，脸上的包也不见了，以至于有一天吉田朋子看着她说：“你脸上也有不长包的时侯嘛！”这话让张丽玲心里多少有点不是滋味，但这也证明了她的努力被接受了。

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4、难忘黑夜里的那张脸

4、难忘黑夜里的那张脸

1995年的一个秋夜，张丽玲在结束了繁忙的一天后，已经睡下了。电话响了，张丽玲拿起电话，话筒里传来w的声音，沙哑、疲惫，吱吱唔唔说了半天，才说明白：

“张丽玲，我想问你借钱……”

敏感的张丽玲从W的声音中听出了问题，就在电话里对W说：“你现在在哪儿？……就在我家附近？好吧，我马上出来，你等着我，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借钱。”“对不起，张丽玲，这么晚了把你叫起来，而且又是这种让人难以启齿的事情，可我实在是别无他法……我妻子跳楼了。

“……不过我妻子没有死，只是断了脊椎骨，现在正躺在医院，我没存下多少钱，像我们这些黑人在东京没有钱是治不了病的，我周围中国同乡的钱我已经借了不少，可是还不够，我的朋友让我来找你……我妻子是一个好妻子。她住在东京，我去名古屋打工，隔一段时间回来一趟，可是前几天我妻子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让我一定要保重，我感觉不对，就跑回来，回家一看，妻子不在，家是空的。我四处寻找她，可是哪里都找不到。问熟悉的同乡，都说不知道，好几天没看见她了，到她打过工的地方去找，也没有。我急了，在东京的马路上跑来跑去，只要有一线希望的地方，我都去找了，可是没有……一连找了三天，我连眼睛都没合一下，后来终于在一个公共场所找到了她，她以乎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对劲，只是人比原来瘦了，气色也不好。我找到她时就放心了许多，拉着她回家。我本想问她给我打那个电话是什么意思，也想问她家里怎么会那么乱，还想问她那几天她都在哪里，可是我实在是太困了，把她拉上地铁就睁不开眼了，我想睡一会儿，等睡醒了在再问她。我的手紧紧地拉着她，可是她几次挣脱开我的手，凑到地铁门边，似乎想逃走，我迷迷糊糊地又把她拉回来。我在半睡半醒中意识到我不能带她回家，一回家我就会马上睡个不醒，她就会有机会再跑掉，我就把她带到一个朋友家里，让她在里屋休息，我为了防止她逃跑，就靠在门上睡，可是一靠就睡着了……

我真后悔，如果能再挺一挺，少睡一会儿，也许她就不会做那种傻事了，可我实在困得要死，靠在门上就睡得昏天黑地……突然听到“扑’的一声，我的朋友大叫：你妻子跑了！我还以为我妻子是经过门口跑掉的，我本能的反应就是出门去追，连鞋子都没顾得穿，光着脚跑到路上，可是没有我妻子的影子，我纳闷她怎么会跑得这么快，我只好回到朋友家里，想穿上鞋子再去追她，可是等我回到朋友楼前的时候，一辆救护车已经停在楼下，我妻子躺在地上，正在痛苦地挣扎……原来我妻子是跳楼跑的，我挡着门，她出不去，就从楼上跳了下去，她也真命大，竟然没有摔死。朋友替我叫了救护车，把我妻子送到医院，她的脊椎断了，需要动手术……我想不明白她怎么会变成这样，我们原来计划好的，等我再挣—点钱就回国了，可是她却不愿意走，她说当初从国内出来就没想到再回去。其实我们在国内什么都不缺，钱有，房子也有，开着两个铺子，她什么都可以不干，过老板娘的日子，可是我们还是出来了，没想到出来后变成“黑人”了，我是想回去，可是她反对，不回去就不回去嘛，我也没有逼她，她怎么能这样？生活又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张丽玲不忍心再让W讲下去，回家把她身上所有的钱和妹妹张丽烨的钱全都拿给W，让他快去医院。W手中拿着钱，脸上依然没有—丝笑容，行色匆匆地走了。看着W的背影消失在东京的黑夜里，张丽玲也转身回家，可是她的脚步非常沉重。

这件事让张丽玲感到震惊。她越发想做一部反映中国留学生的纪录片，让国内的同胞们知道他们在国外的生活和苦乐悲欢。这件事让她下定了决心，不再犹豫，不管困难多大，一定要把纪录片做成。

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5、突袭横山

5、突袭横山

心灵的磨难是无尽的，一天不把片子做起来，张丽玲的灵魂就一天不得安宁。

张丽玲想到电视台借一台摄像机自己抽，可是由于她在日本远离了电视界，她只知道日本有一家叫NHK的电视台，她以为日本所有的电视台播放的都是NHK的节目，真要拍电视片了，她还不知道电视台在哪里，更不知道日本的电视台是不做节目的，日本的电视台只管企划、播放，节目的制作是由公司突完成的，许多电视台除了新闻部以外，其他部门甚至没有摄像机。

为了纪录片之梦，张丽玲决定自己去找日本的电视台和摄像机。通过一个日本朋友的介绍，张丽玲与一家电视制作公司取得了联系，该家公司听了张丽玲的想法，觉得有点意思，可以一做，但是人家说必须电视台给公司这样的任务他们才去制作，可是像这样20集的纪录片，日本的任何一家电视台都不可能立项，在NHK，做13集这样的节目就要6亿日元的经费预算，而且民营电视台谁都不会把一个纪录片拍到十几集、二十几集。但是这个公司还是觉得张丽玲这个人挺有意思，一个弱女子竟然有这样的鸿鹄之志，他们可以帮助她联系电视台。后来张丽玲才明白，这家公司是想让电视台做一个拍她的节目的决定，这样电视台可以出经费，他们的公司就可以接过来，有活干了，可以拿到钱了。

经过一番联系之后，有一个制作公司的人对张丽玲说：‘我们给你引荐了富士电视台，我们已经把这件事向富士电视台制作部的部长进行了汇报，部长把这件事交给副部长与你接洽。这个副部长是日本纪录片方面的大腕，每天都很忙，选一个合适的时间，我带你去见他。”

这位副部长就是后来对张丽玲和她的《我们的留学生活》起至了决定性作用的横山隆晴。横山隆晴出生于1953年，毕业于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进过著名的日立公司，做过银行职员，进入富士电视台后先在报道部做新闻记者，后来成了日本纪录片界最有影响的几个导演和制片人之一，把日本纪录片的所有最高奖项都得遍了，其中GAlGXY奖得了12次。带张丽玲去的人告诉张丽玲，横山个性突出，不太好接近，只认片子不认人，可是如果片子能够打动他，他也会不遗余力地去做。

张丽玲在国内接触过许多电视界的大腕，一个比一个牛，叫人不敢接近，想必横山隆晴也可能是这种人，鼻子一哼就能把人吹走。可是那也得见，见，可能会多一次机会，不见，却只能空等。

为了能打动横山隆晴，张丽玲做了充分的准备，把写好的企划书译成日文，把二十集的纪录片方案浓缩到一面，免得人家看不了两眼就烦了；而且选了一个星期五来见他，怕他在别的时间来不及听完就被别的事情拖走，周末的时间可以从容一点，谈到多晚都没关系。

1995年12月8日，一个普通的星期五，这本是一个平常的日子，当时的张丽玲也没有意识到这一天有多么伟大，可是这一天对《我们的留学生活》来说，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一天，张丽玲见到了横山隆晴，而且让这位个性鲜明的日本纪录片大腕的眼睛对中国人亮了起夹，对张丽玲亮了起来，对《我们的留学生活》亮了起来。

张玉玲来到富士电视台，走进制作部办公室。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正在打电话，皮肤黑黑的，长长的头发，很瘦，正在对着电话发号施令，周围像垃圾堆一样堆着许多磁带、书、各种夫子等等，乱得不可开交。

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横山隆晴，从表面看来没有任何超乎常人的地方。

电话打完了，横山隆晴抬起头看了张丽玲他们一眼，并没主动打招呼，介绍的人对他说了几句，他就对张丽玲招着手说：

“来，坐下坐下。”

可是电话铃又响了，他接着打，打完一个，回过头来对张丽玲说道：“我是很忙的，有什么事快说，尽量简练，最多不能超过半个小时。

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6、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

6、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

张丽玲看着横山隆晴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地打，心想，这人可真是个大忙人呀。

好不容易等到横山隆晴电话打完了，张丽玲把纪录片的企划书递过去。

横山隆晴看了几眼企划书，拾头问：

“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啦。”

“绝对不可能。”

这样的回答张丽玲是早有思想准备的，可是她不能就这么被打发了，她要用她的智慧和诚恳打动他。人非草木。张丽玲不相信横上会无动无衷。

张丽玲说：“我觉得也是不可能，不可能我才来找你，可能我就不来找你了。”

横山隆晴对这种心理小技巧却不屑一顾，他坦率地对张丽玲表达他的想法：“我不是吓唬你。为什么不可能呢？第一你不是专业人员，第二你没有钱，第三你没有设备，没有制作人员，第四，即使以上三点都具备，还有一条就会把你限制住，你现在是大仓商事的职员，大仓商事是一个非常传统、保守的公司，不会允许你来做这样的事情。”

张丽玲马上说：“我现在至少可以告诉你，这四点可以变成三点，最后一条不成问题，如果大仓反对我做这件事，把我开了，我绝对有这个思想准备，而且我绝对能够不要这份工作。想做一件事情，如果连这样的思想准备和觉悟都没有，我是不会来跟你谈的。”

横山隆晴惊讶地停顿了一会儿，下意识地看了张丽玲一眼，颇感惊讶地说。“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

横山隆晴接着又看张丽玲的拍摄方案。

敏感的张丽玲马上发现了横山隆晴心有所动，准备采取新的攻势，可是没想到横山隆晴从拍摄方案上抬起头来，提出了更为强硬的拒绝理由：“我坦率地告诉你，我对你要拍的中国留学生不感兴趣，你是我见到的第二个中国人。第一个中国人是我在早稻田大学时见到的，他经常出现在我身边，自我感觉良好，好像比谁都优越，我烦他，没跟他说过多少话。”

面对这样的问题，张丽玲似乎一时找不到用什么话来应对横山隆晴，只好沉默着听他讲。可是横山隆晴并没有接着说下去，而让旁边的一个摄像师架起一台摄像机对着张丽玲，然后对张丽玲说：“我对你这样一个在公司就职还想要做这么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的人有些兴趣，要是你不在意的话，我先让摄影师把我们现在的场面摄下来，可以吗？”张丽玲对横山隆晴的行为感到不理解，可是知道不该提出反对意见。其实这对横山隆晴来说很正常，凭他作为一个富有经验的纪录片导演，也许他觉得这样场面会有—些特殊的意义，如果不拍下来，会损失什么，所以他凭着本能这么干了。他又对张丽玲说：“不过我觉得你这个人很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超出我经验范围。我现在还不能说我会不会支持你。”

横山隆晴接着对张丽玲说：“我想听听你对你的纪录片的设想，尽可能说得简单一点。”

张丽玲没有委屈求全，更没有可怜巴巴地求人，而是“欲擒故纵”地说：“有一点我要事先说明，你一定要让我的话说完，等你听完我的话，如果你还不打算做，我一点遗憾都没有，而且还依然会为见到你感到荣幸，前提是你一定要把我的话听完，，如果你不打算听完我的话，我宁可不说。”

“不就是要拍这么一个纪录片吗？”

‘不这么简单。这不单是一个纪录片的事，而是一段历史，是中国人近二十年走出国门的历史，也是中国人近百年来向日本学习的历史。中国人最早来日本留学是在清末，中国人是抱着向你们学习的目标来的，到现在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了，等我们的片子做完播出时正好是一百年，这一百年有许多事情值得总结，这是我们做这个片子的初衷之一。”

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7、第一次你请我吃饭就让我吃那个！

7、第一次你请我吃饭就让我吃那个！

“我们这一批留学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来的，为了自我人生价值的改变，为了实现自己的一个愿望，一个梦，也许我们的志向比不上先贤们那么远大，但是我们在中国与世界的沟通以及中国向世界渗透方面所起的作用，绝不亚于一个世纪前的先人们……对中国而言，我们是冲在时代前面的，我们充当了这个时代的先驱者。

在任何一个时代，先驱总会头破血流的，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我们所历的一切将会伴随我们一生。我们在国外的生活是非常尴尬的，既不是中国人，又不是日本人，这中间有断层呀。我们这些留学生知道日本哪些地方不了解中国，也知道中国人哪些地方不了解日本，至少比在中国的中国人和在日本的日本人了解得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段历史，而且是一段不应该被忘记的历史。而你们日本人到我们中国留学时在唐朝，一千三百多年以前……当一个人走过去再来回顾这一段历史时，只能是回忆，如果有一批人意识到这个问题或者有能力把这一段历史记录下来，几十年之后就不至于只剩下回顾。虽然它只是一段短暂的历史，但它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中国将来与世界接轨，都有不可磨灭的作用，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你能协助我来做，你就成了跟我—同进入这段历史的人，虽然你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至少我们这一批留学生会感谢你。但你说我是你见过的第二个中国人，那么你肯定不知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更不知道中国有改革开放这回事

电话仍然一个一个地打来。横山隆睛只好不断地接电话，可是慢慢地他对张丽玲所讲述的内容产生了兴趣，对电话开始不耐烦了，不断地推掉一些事倩。张丽玲在旁边可以清楚地听见他拿起电话后听不上半分钟就说：“不行，我现在正有事，明天再说吧。”挂上电话马上就转过头来问张丽玲“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改革开放了你们为什么就要出来？”、“你们留学生在日本又怎么生活？”之类的问题。

就像横山隆晴对中国不了解—样，原来张丽玲对富士电视台也一无所知，直到她见到横山隆晴的时侯她还以为富士电视台肯定是富士胶卷公司下面的一个很小的电视台，否则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发展到了如此之高的水平，横山隆晴怎么还会连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都不知道？但事实上富士电视台是日本最大的一家民营电视台。

直觉和经验告诉张丽玲，从横山隆晴的眼睛里透露的信息说明，他开始想知道中国的事情，他的好奇心促使他急于想从张丽玲这里了解中国。聪明的张丽玲抓住了这一机会，不仅告诉他中国现在的变化，而且还对中日关系大胆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和日本虽然是邻国．表面看起来它们的文化和现实生活都是很接近的，似乎没有什么差异，其实思维方式的差别是非常大的，这种差异，甚至比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的差异大得多，但问题是大家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谈话出人意外地一直进行了四个小时，远远超出了横山隆晴自己设定的半个小时的界限，可是他似乎还有许多问题要问，直到很晚了，富士电视台的人早都下班回家了，他们也感到肚子饿了，横山隆晴才恍然大悟似地想起来；“哎呀，光顾谈话了，饿了吧，咱们吃饭去。”

横山隆晴带张丽玲来吃一种日式自助饼，这是一种类似中国大排档的小吃，需要自己动手做，把准备好的青菜和鸡蛋放在一个摊开的面饼上，放在平底锅上去煎，吃得人满身都是烟。第一次见面请一个女孩子来吃这种低档的东西，这在日本不能算是太有礼貌的事情，而张丽玲还穿着上班时穿的衣服，这多少有一点让张丽玲感到不太合适，可是当时张丽玲是来求人的，人家请她吃饭已经不错了。

后来。这顿饭成了张丽玲“攻击”横山隆晴的话柄：“第一次你请我吃饭就让我吃那个！”

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8、我认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8、我认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饭问，横山隆晴不断问张丽玲有关中国的事情，对电视片的事情反而不提了，张丽玲只能跟随着他的思路走，尽可能回答他的问题。吃过饭，横山隆晴对张丽玲说：“也许我会帮助你，你不要着急，我会给你打电话的。我要回摄影棚工作了。”

这就是张丽玲与横山隆晴的第一次会面，一次在无意之间创造了历史的会面，一次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架起一道新的桥梁的会面，一次让中国人和日本人都会感动的会面，而且也是对张丽玲和横山隆晴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会面。

《我们的留学生活》播出后，横山隆晴在日本接受中国新闻社记者的采访，又谈起张丽玲第一次去见他的情景，感慨不已，而且与张丽玲对记者的说法颇有一点不同：“1995年12月，张丽玲第一次来到富士电视台找我。那时富士电视台还在新宿区河田叮老地址（两年前迁移到东京湾，现在坐落于台场海滨——笔者注）。这是一次不速之访，来得非常突然。她问我你就是富士电视台的横山隆晴吗？

她说她想拍一部纪录片，她从朋友的朋友口中知道我在制作纪录片，我在日本电视纪录片界还有点名气，她请我借给摄像机，说是想为在中国的电视台播出而拍一部纪录片，朋友说向横山开口可以借到。我问她拍过纪录片没有，她说连一部片子都没有拍过。这就是我和张丽玲的初次见面，我想这个人是不是发疯了，那一口半生不熟的日语，还带着地地道道的留学生的稚气，对纪录片一无所知。当时，张丽玲才二十八岁。我仔细问了她的计划之后，告诉她，我对拍留学生，特别是中国的留学生的事，一点也不感兴趣，但我认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她想表现的东西，很有价值，所以，我向她许诺在可以做到的范围以内帮助她。”

张丽玲一边张罗着纪录片的事情，一边还要认真在大仓上班。她对业务越来越热爱了，对食粮部的感情也越来越深，石井部长和桥爪课长对张丽玲的工作能力大加赞赏。食粮部的同事都非常喜欢这个漂亮的中国女孩，一个演员出身的女孩子，竟然能把商务也做得这么好，实在难能可贵，甚至把张丽玲称作“食粮部的女儿”。张丽玲也觉得她必须把工作干好，多为大仓创造些效益，否则就对不起大仓，对不起同事们的理解和爱，对不起课长和部长，更对不起像人生导师一样关心她的山内专务。这有时也会给张丽玲的心理上造成矛盾，在大仓之外还要干那么一件事，是不是她对大仓不忠。

见过横山隆晴后的第一个星期一，张丽玲照例来到大仓上班。预感告诉张丽玲，今天横山隆晴肯定会来电话，她几乎整个上午都在心神不定地等电话。果然，下午两点的时候，有人叫张丽玲接电话，说是富士电视台打来的。电话里的横山隆晴仍然没有明确地答应下来，只是说他觉得张丽玲这个人很有意思，没准这个片子可以做，他想再听一听张丽玲的详细计划，可是他又没有时间，说不定晚上12点以后，他问张丽玲时间这么晚无所谓吗？张丽玲说无所谓，夜里2点、3点都无所谓。

第二天晚上10点半的时候，横山隆晴给张丽玲打电话说没准他今天晚上有时间，让张丽玲等着。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仍然没有消息，张丽玲就以为他又没有时间了，就先回家了，这时已经是12点了，可是刚回到家里，横山隆晴打来电话说他现在有时间，让张丽玲在12点半到一个24小时茶店里去等他。结果一谈谈到早晨6点，谈完之后，横山隆晴要回去睡觉，张丽玲直接去公司上班。

但是横山隆晴仍然没有明确表态。

这时已经进入1995年年末的最后几天，张丽玲觉得不能再等了，她要自己先干起来。12月31日，1995年的最后一天，张丽玲用从大仓领到的30多万日元的奖金买了一台小型数字摄像机，以她身边的朋友作为拍摄对象练开了手，当然只是练手，拍下的东西后来也基本没用。

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9、她买了一台数码摄像机

9、她买了一台数码摄像机

张丽玲只是觉得当年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在当年做起来，不能让它跨年度。其实她去见横山隆晴的时侯横山隆晴曾经不无嘲弄地要借她一台小型数字摄像机，让她自己拍，那时日本正好刚出了一种小型数字摄像机，拍摄效果不错，可以在电视台播出的，却被张丽玲当场顶了回去：“我不会用这么一个小小的摄像机去面对我的拍摄对象，那对人家不尊重，太失礼。”横山隆晴一愣，心说一个要饭的要挑肥拣瘦，求别人的时候还要求第一的，最好的，这小女子真是一个怪人，至少与日本的女子不一样。后来横山隆晴对这事一直心有所愧：“12月，张丽玲写好了拍摄计划书。拿到我这儿给我看，向我借摄像机。我拿出一台最新型的SONY数码摄像机给她看，说这种摄像机是拍摄电视节目用的，完全可以，一台三十五六万日元，有这么一台就够用。她说，你别骗我了，你真是太过分了。我告诉她，真的可以。后来，年终奖金发下来的时候，她自己跑到商店去，花了三十六万日元买了一台。她不知道怎么用，就边向人请教，边自己拍。圣诞节的时候，她跑到原宿（年轻人聚集的街区）去拍……后来，我看了她拍的数码摄像，的确艺术感觉很好，画面非常漂亮，构图也十分精彩，完全看不出是刚刚接触摄像的新手。”

张丽玲总觉得拍摄纪录片的事情不能瞒着大仓，她就先给桥爪课长说了，桥爪一开始并没当回事，后来张丽玲自己买了摄像机，要去拍摄了，桥瓜还跟着去看。如今说起来，桥爪还对张丽玲拍摄时的表现赞不绝口：“后来我得知她有自己想干的事：拍纪录片。白天干公司的事，晚上和周末用于拍摄。她买了一台数码摄像机，告诉我要到原宿去拍，邀了好几个公司的人，我也跟去看了。那算是热身吧。她穿了一身与公司上班完全不一样的便装，带了可以露出指头的一双手套，完全不亚于专业人员。后来大家回去之后，她还一个人留下来拍。那种热情劲儿是不多见的。”

在张丽玲折腾的时候，张焕琦也没闲着。因为资金和摄像机的困难，张焕琦一度要放弃，可是最终割舍不下，还是咬着牙干，四处寻找机会。他曾回到国内寻找援助，他的母校北京广播学院，答应可以出一台摄像机，免费让他们使用两年，还可以出两个摄像师。他把这个消息带回日本跟张丽玲和横山隆晴商量，问题太多，首先国内的机器是PAL制的，日本是NTSC制，不吻合，一旦机器出点问题，修理起来非常麻烦，跟买一台也差不了多少；其次养着两个摄像师，工资怎么发？

住在哪里？都是可题。行不通，只好放弃了。

虽然困难重重，张丽玲一点也不灰心。自从那次W出事后，张丽玲的信念就再也没有动摇过。她相信，只要用心去做。奇迹肯定会出现，而且她凭直觉，横山隆晴肯定会加入她的行列，肯定会支持她，而她也只有获得横山隆晴和富士电视台的支持才可能把事情做成。于是她一边耐心等待着横山隆晴的态度，一边开始用火一样的热情去寻找和劝说拍摄对象，让每一个中国留学生接受她的采访。

张丽玲再次找到《留学生新闻》的主编赵海成，从他那里搞至厂许多人的联系方式，一个一个去接洽。后来在《我们的留学生活》中独立成集的丁尚彪就是在《留学生新闻》中找到的线索。参加当年北海道大逃亡的下尚彪给馆学生新闻》写了一篇题为《北海道大逃亡》的稿子，张丽玲看到了，顺藤摸瓜，找到了“黑人”丁尚彪，于是就有了那集感天动地的《家在我心中》。

赵海成也被张丽玲的这种热情所感动，改变了当初的态度，陪着张丽玲一同去找人。每见一个人，张丽玲都要说同样的话：拍这部片子的意义，拍这部片子的可能，拍这部片子的代价，拍这部片子的结果……

赵海成曾说：“你一直无止境地这样说同样的话，太辛苦了，不如用一部录音机把你要说的话录下来，去见人时放给他们听，那样你还可以省点力气。”

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10、张丽玲真情练嘴

10、张丽玲真情练嘴

张丽玲却说：“录音机是死的，没有感情，人是活的。我现在所能做到的就是用活的感情和真诚去说服别人接受我。”

当时播出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张丽玲一点也不避讳这一点，而且对每一个采访对象都要说：“我不知道这个片子能不能播出，如果不能播出你还让我拍我才会拍。但我一定会永远为你保存着磁带，等你需要的时候我就会给你。”

陈建成是张丽玲在大仓的同事，上海人，对拍电视一事特别反感。张丽玲反复找过他许多次，每次都会遭到他的白眼，不光不接受，反而会对张丽玲泼点冷水。张丽玲从不气馁。张丽玲几乎是花了一年的时间跟随他磨，一有机会就不放过，最后，张丽玲的热情和耐心终于打动了陈建成。他接受了采访，并在接受横山隆晴的采访时说：‘不是我愿不愿意的事，只要我还是一个人，我就没有理由拒绝她的采访。”对于张丽玲的顽强和坚韧，陈建成感到难以理解，他常会开玩笑地对张丽玲说：“我发现你—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你生为一个女人。

张丽珍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白天去大仓上班，下了班就忙着到处去“游说”。

一种莫名的热情鼓舞着张丽玲，她的嘴上起了泡，嗓子也哑了，口才却见长，嘴皮子练得越来越利索了。在这个过程中，张丽玲也不断被朋友们追问：‘你为什么要拍这个片子？”就像她当初进大仓被追问“你为什么要进大仓？”一样。的确，依张丽玲的自身条件、做演员的经历和所学专业，她似乎更应该去继续在演艺圈中发展，可是她却进了大仓做商务，而做了商务以后她又要拍纪录片，商务和拍纪录片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这完全不符合常规，完全超乎正常人的思维方式。

这就是张丽玲。永远听从自己心灵的召唤，无怪乎连她自己的妹妹张丽烨都说她：“姐姐，你得去医院检查一下。你可能不是一个正常的人。”

1996年3月13日，一个由中国人和日本人组成的摄制组组成了，中国人有张丽玲、张焕琦、张丽烨，还有一些不固定的成员，日本人有导演池田和几个年轻的实习生。这是张丽玲等待了许久许久的日子，也是张丽玲的梦想开始变成现实的日子。磁带放进了摄像机里，焦距调准了，摄像机转动了，张丽玲的梦在镜头下延伸开采，无数在日本的中国人挤进了镜头里，张丽玲把活生生的现实搬进了另一个形象世界里，等待国内的中国同胞欣赏，等待全世界的人观看。当然，这一天取决于横山隆晴。

他后来对记者说起这一段心路历程：

“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来考虑这件事情，做出这种许诺。我的意思是说，我当时实在太忙！处于制作节目第一线的位置的人，时间是以分钟计算的。我在企划制作部担任全权责的制片人，不间断地制作节目。我决定派出一个我认为可以信赖的导演带他们，并配备一支由刚刚毕业的实习生组成的拍摄队伍。”同时另派一个摄制组来拍摄张丽玲的拍摄过程，其中有摄像师、录音师和其他技术人员。

从此以后近九个月的时间，横山隆晴再没出现。他本人一年有近300部片子挂名，他分身乏术，张丽玲这边就全交给了那个叫池田的导演。

摄像机终于有了，摄制组终于有了，剩下的就是去拍摄了。张丽玲恨不能每天工作24小时，可是她是大仓的员工，每周七天的时间有五天属于大仓，只有两天属于摄制组，没有时间保证，拍摄的进度就快不起来，即使把那五个黑夜全部用上，也拍不完那些在为生活和命运抗争的中国留学生。张丽玲只能缩短她的休息时间，把能够利用起来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用在拍摄上。

在日本拍摄，许多地方都是要拍摄许可证的，办许可证是一件麻烦的事。要提前两三个星期去跟所要拍摄单位的广报部打交道（在中国可能是找宣传部），要对人家说明拍片的目的，将来要在哪个频道播放，还要保证不影响其他人的正常工作。

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11、打开镜头往里走

11、打开镜头往里走

拍成田机场，拍日语学校，数不清办了多少次许可证。有时事情发生得突然，来不及办，就得许多口舌跟人家交涉，不断向人家鞠躬才能获得允许。这一切都得张丽玲来办，日本的许多机构也SE＃官僚主义，办起来麻烦得很。这倒也给张丽玲提供了一次深人接触日本社会的好机会，对她后来人主大富公司积累了一些经验。

张丽玲原来虽然拍过电影和电视剧，但从未接触过纪录片，天赋的直觉让她很快进入了纪录片的氛围，机器转动以后，她在现场既是导演，又是提问的记者。好在她对拍摄对象的生活非常熟悉，知道该从哪些方面来切人。她似乎无师自通地掌握了纪录片的拍摄方法，尊重拍摄对象，按照生活本身的样子记录，坚决拒绝摆布拍摄对象，有时甚至完全忘记了是在拍摄，只是跟在拍摄对象后面客观地记录生活，而这些生活是张丽玲自己亲身体验过的。

后来张丽玲还在北京把这些拍摄的感受讲给纪录片的专家们听：“我有时真的不把这当成是拍纪录片，只是我重新进入生活的一种方式，自从来日本我一直在想以什么样的方式把在日本的这些事情记录下夹。在我周围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有些事情是没法理解的，不能用一般正常人的思维去理解，活生生的，太有故事了。我一直在想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现这些故事，因为这里面也有我的人生，这也不全是为了别人，我是他们中间的一员。我们是一个整体，我只是他们中的一个分子。我曾经写过，但是仅靠文字没有办法表现出来，后来想到用纪录片这种方式，是对文字的一种补充，也是更接一近生活的一种办法，可是真拍起来的时候，我时常忘了我在拍摄，只感觉是在生活，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与过去同时存在的一种生活方式。”

日本的摄制组是按工作日来计算时间的，不管一天于多少活，只要出勤，就算一个工作日。张丽玲知道一个工作日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她一边自己没命地干，同时也要求摄制组把时间利用到最大限度，有时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

有一次他们去东京的一个海鲜集散市场——筑地拍摄，张丽玲让日本人见识了什么叫拿生命作赌注。在日本的电视界凡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只要是夏天去拍筑地，那就是一天只能在这里干活。而不能再到别处去，因为筑地的环境非常差，味道难闻，垃圾遍地，再加上天气奇热无比，一走进来就会让人恶心，别说再扛着个几十斤重的摄像器材了。他们凌晨4点就来到筑地，摆开摄像机拍。正值夏天最热的那一段时间，市场里的温度很快上来了，张丽玲与拍摄人员的衣服不一会儿工夫全部被汗水湿透，需要不断地喝水以补充体内的水分。那天张丽烨也一同来了，她的任务就是不断地去给摄制组买水。张丽玲与所有的女孩子一样非常爱干净，可是她竟能与男人一样经受得住臭鱼烂虾的味道，连摄制组的人都感到惊讶，表面上看起来如同一朵荷花一样一尘不染的女子来干这种活，真不知道她图个什么。

一连拍了近八个小时，终于拍完了，那几个年轻的日本人脱下衣服，拧着汗水往下滴，嘴里说着：“总算拍完了，简直快要脱水了，赶紧回家洗个澡，把身上的臭味洗掉。”

张丽玲却说：“对不起，现在咱们还不能回家，我已经联系好了另外两个人，需要现在马上去拍摄。”

摄像师顿时火了，眼睛瞪得鸡蛋一样大，叫道：“你有没有—点常识，谁敢拍完了筑地还去拍别的？你是不是疯了？”

其实张丽玲心里也非常愧疚，看见他们热成那个样子，累成那个样子，实在不忍心提出再去别处拍摄，可是她也不知道拍筑地会那么累，事先联系好的拍摄也不能不去。她只好要求摄制组配合：“我知道你们累，你们热，我也跟你们一样，但已联系好了不能失信，你们只好辛苦一点，拜托了！”

“我们不干，要去你去。”

“好，那你们把摄像机给我，我去！”

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12、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

12、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

张丽玲的态度非常坚决，日本人无话以对，他们绝没想到一个小女子态度会这么坚决，让人无法拒绝，而她本人的作风又让人觉得如果不做简直就是懦夫。更何况摄像师是不敢把摄像机让给别人的，他们只好跟着张丽玲走。

当然，一旦他们不答应干了，张丽玲就又开始感到无比内疚，毕竟人家是给她干活，是给中国人干活。摄制组的人都上了车。

车是二手的，由于天太热，车内的空调已经不管用了，车厢里的温度比车外的温度还高。开着车窗，想吹着对流风，可是吹进来的是热风。张丽玲拿扇子给摄像师扇风，人家特别不屑地说：“别扇了，庙也不凉快！”张丽烨递矿泉水，人家不接，气鼓鼓地说：“喝得够多了，肚皮撑破了也不顶用，反正是快要脱水了。”

姐妹俩就这样惭愧又无奈地说服那几个日本人，下午拍完，又拍了一个晚上，直到把接下来的两个人物拍完时，已是凌晨两点。现在播出的十集片子里，只用了那天拍摄的两个镜头。

那天的平均温度是41度，他们共喝了68瓶泉水。张丽玲说：“我—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

纵使这么辛苦，拍摄质量并不高。这是最让张丽玲着急的。横山隆晴已经有言在先，给张丽玲派的人水平并不高，其中还有实习生，摄像师在日本也是不入流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张丽玲只能接受。

张丽玲想以她的热情换来高质量的拍摄，可是事实不是这样。虽然摄制组里的日本人也很努力，可是远达不到张丽玲预期的效果。张焕倚在国内做过导演，对摄像也略知一二，看到那几个日本人拍摄跟不上，恨不能自己抢过摄像机来拍。张丽玲只好劝说他要忍耐—点，人家是帮忙的，没有理由要求他们太多。嘴上这么说，张丽玲自己心里同样着急。

日本导演池田对拍摄的事情不很上心，却一直在打听张丽玲经费的问题，经常在拍片间歇抓住张丽玲，问道：“你到底有多少钱？”

说老实话，经费—直是困扰张丽玲和整个摄制组的，虽然横山隆晴慷慨地提供了摄像机、技术人员，但张丽玲总要承担其他一些基本的费用，车辆、吃饭、磁带等等，都是要花钱的。张焕琦曾经回国内找钱，可是没有找到。张丽玲就决定自己集资。张焕琦说这样风险太大，不但要冒失业的危险，还要把自己的积蓄都搭进去，而片子能不能播出都还是来知数，下这样大的赌注，搞不好会耗进去后半生所有的财富。张丽玲说那就耗进去。能下这样大的决心，的确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张丽玲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又在亲朋好友中借了一些，先凑了约有一千万日无，先让机器转起来，然后打算一边拍一边找钱。

当时张丽玲的姐姐和姐夫还在日本，开拍以后，他们要回国，张丽玲就说：“那正好，你们走吧，把存折留下。”张丽玲的姐姐和姐夫只好乖乖地把存折留下了。

妹妹张丽烨一直在反对张丽玲的片子，就是当她跟在张丽玲后面拍片的时候也会不时地嘀咕几句，张丽玲就非常严正地对张丽烨说：“当百分之百的人都在反对的时候，至少你不能再反对我，你不同意可以，那你就保持沉默。”同胞姐妹，手足情深，张丽烨来日本时也是受了张丽玲的鼓舞，要不她自己才不会跑到日本来，现在姐姐要做事，她心里明白只要姐姐一决定，说也没有用了，就只好说：“既然你已经下定了决心，我也没有拍片的才能，帮不了你多少忙，你把我的存折拿去吧。”

张丽玲的钱就是这样—点一滴地凑起来的。机器一转动，钱就如流水一样地花掉，很快，一千万日元就光了。

面对池田对制作费用的担心，张丽玲不想撒谎说没钱，可是钱在哪里她心里又没底。刚开拍的时候，池田问张丽玲，张丽玲曾大方地说；“我有一千万。”

池田马上说：“一千万不够。

张丽玲又壮着胆子说：“我还能找到三千万。”

池田又说：‘三千万还不够。”

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13、车到山前必有路

13、车到山前必有路

张丽玲心里有点心慌，只能搪塞说：

“你放心吧，车到山前必有路。我肯定能再找到钱。”

池田步步相逼：“你告诉我你到哪里去找。”

张丽玲却无言以对。

当时如果张丽玲再找富土电视台投钱不是不可以，不过那样富士电视台就会干预很多，收视率，拍摄方法等都要干预，张丽玲咬着牙挺着，自己想办法。

等摄制组实在没钱的时候，张丽玲回过一次国，找到在国内做了老板的好朋友，向他诉说了拍片的情况，并说：“我肯定会还你，但你要做好我还不起的准备，在我还不起你你还要借我的前提下，你才能借我，但我这一辈子会尽我的最大努力去还你。”

朋友马上借给张丽玲十万美元，对张丽玲说：“你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我借给你钱虽然是看你的情面，但更重要的是凭我作为一个商人的直觉判断，我觉得你所做的事情很有希望，才会把钱借给你的。我知道你的性格，过去你是从来不借钱的，现在你借，说明你对未来抱有信心。你尽管用，不要内疚，只要把片子拍好，什么都会有的，钱更不用愁。”

张丽玲回到日本，日方摄制组的人总是追问她向谁借的钱，要去采访人家，要去感谢人家。张丽玲劝阻了，因为朋友有言在先，他不要任何名誉上的回报。

拍摄在继续，张丽玲与张焕琦的担心也与日俱增，因为他们越来越发现池田率领下的摄制组不能达到他们的拍摄要求，张丽玲多次找横山隆晴，想把情况如实地反映给他，可是到哪里去找他的踪影呢？一年要负责300部片子的拍摄，他怎么可能有时间再来过问一个与他本职关系不大的片子呢？张丽玲忧心如焚，却不知道怎么办。

对于这一段拍摄的情况，张焕琦与张丽玲一样刻骨铭心：“对日本人的摄制组来说，这个工作是太辛苦了，心里不太乐意。更重要的是，这些摄影助理经验不足，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人，生活磨练也不够。我一看这架势不太像拍纪录片的。

一到现场，架起三角架，有的时候没拍上，还要人家重来一次。

“这些日子是难忘的日日夜夜，磁带一天要拍十盘左右，每盘五六千。我们看一盘还剩五分钟，也舍不得剩着，还让摄影师拍掉。拍摄时，早上起来，7点钟集合，算一下人数，到便当店按照人数，买快餐盒饭和饮料，三张一千日元的票子就没了。我们想，别人赚钱盖房子，我们干自己想干的事。这样拍纪录片听都没听说过。一块相处的朋友，都站了出来，一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说，原来都开始了，要不要帮忙？星期六星期天找人见面，喝杯咖啡，三个人一千五，三次见面五六千日元，那是小事，朋友说我怎么帮你，一个朋友刚刚学完车，答应帮忙开车，这下我们不用拿着三角架挤地铁，至少可以免去繁重的体力劳动了。就这样，从冬天到夏天，从夏天到冬天，一天也没休息过。不是不想休息，而是不行，星期六星期天全都泡上了。”

有时摄像师人手不够，张焕琦就充当摄像师，《家在我心中》里丁尚彪与女儿地铁中分手的一节就是张焕琦拍摄的。很久以后张焕琦还忘不了他当时拍摄的情景：“丁尚彪和女儿在东京地铁分手的时候，我比老丁还紧张。我一直在琢磨，分手时会发生什么事。我想必须保证全景。我带着耳机，别人提醒我：‘你哭了。’我尽力保持冷静和头脑清醒。老丁毕竟曾经当过工厂的领班，起初克制住了眼泪，老丁下车了，再也克制不住如注的泪水，我将镜头徐徐地从他的女儿的泪脸变焦移到了站台上的老丁，车内安静极了，一直到成田机场，没有—个人说话。眼泪模糊了我的双眼，我摘下眼镜使劲地擦了又戴上。”

九个月过去了，张丽珍、张焕琦、张丽烨以及每一个被拍摄过的中国留学生都付出了心血和热情，当然池田领导下的摄制组也付出了心血和热情，可是他们不知道这些心血和热情能换来什么。

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14、在沉默中爆发

14、在沉默中爆发

1996年似乎倏忽之间就要过完了，又是年底了，横山隆晴终于从诸多事务中分身出来，来看一看张丽玲的拍摄情况。他得知张丽玲要带领摄制组到东京郊外的高尾山进行现场拍摄，就跟着一起来了。

11月16日，张丽玲在高尾上拍摄的是一个在日本生活多年的“黑人”小陈，他在日本没日没夜地打工，连一天也没有休息过。决定回国了，他听朋友说过，东京郊外的高尾山是一处十分漂亮的地方，从那儿可以看到东京的全景，他想在回国的前一天，最后看一眼他生活了多年的东京的全貌。

池田等一拨人跟着张丽珍、张焕琦按照原来的方式拍，他们用固定三角架，拍摄纪录片中的人物，有时因为一个画面没有拍好，甚至让被拍摄者重新走场。张丽玲偶尔问小陈几句话，与小陈进行简单的情感交流。

与往常相比，应该说那天的拍摄难度不大，拍得比较顺利。可是在拍片的过程中，横山隆晴一直沉默着，一句话也没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凭张丽珍的直觉，横山隆晴是发现了什么问题，也许是对拍摄的，也许是对她的采访的，她心里一直在想：我今天对小陈的采访有失误吗？是不是不符合纪录片的规律？

拍到晚上，该收工了，横山隆晴还是没说一句话。回到东京，横山让张丽玲和张焕琦到富士电视台的地下食堂，这时巳近夜间12点了，横山隆晴突然来到张丽玲面前，对张丽玲鞠了一躬，悔恨而又严肃地说道：“对不起，张丽玲，我非常失职，我想我一直都在给你帮倒忙，耽搁了你将近一年的时间，我向你道歉。”

接着横山隆晴对拍摄中的许多问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他说：“你们简直不是在拍纪录片！”

从此，一切开始了180度的转变，横山隆晴把池田的人全部撤掉，换上一流的可以配得上拍这部片子的人，包括一个叫做远藤一弘的摄像师、后来的剪辑师和另外一些技术人员。

对于那天在高尾山的拍摄，横山隆晴后来有过一段详细的心理剖自：“我决定跟随他们去，从早上到晚上，我一句话没说，我心里想，这样的拍摄砸锅了。这些人根本没有明白纪录片是怎么回事。作为有经验的导演，我感到恼怒。也感到悔恨不已。我后悔竟然借口自己工作忙，耽误了接近一年的时间。我默默地看着他们拍摄，一句话也没说。直到太阳落山，我们收拾家当往回走的时候，我说能不能请摄制组到富土电视台食堂吃顿饭。在食堂，我抑制一天的怒气爆发了。这简直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我说，你们的设想的确是了不起的，我怎么能够一次也没有到现场去！我谴责自己，我决定马上减少手头的工作，解散了原先的拍摄队伍，派出第一流的摄影师远藤参加拍摄。当然我征求了远藤的意见，远藤是在和他们接触了以后，自己决定作为自愿者，不拿薪金加盟。”

张焕琦后来说：“到了红叶红了的日子，我们要拍一‘黑户’，横山也一块去了。

我们拍到很晚。横山请我们一起到富士电视台吃饭。横山问我们拍的感觉怎么样，我们说我们就这么工作。横山却发火了，说道：你们的拍摄方法太奇怪，让人再走一遍，这是违反纪录片规则的。其实我和张丽玲对这种做法也感到怀疑，但是我们是受援助的人，不敢说。横山决定把班子全部换掉，换上正式拍录片的远藤。这次交锋使我们明确了许多，最重要的是对于纪录片的创作态度，纪录片强调对被拍摄人的尊重，不干涉他们的生活。日本人认认真真地执行这一点。这次交锋持续到早晨，在争吵中所有的问题都谈到了。我们找到了强烈的自信。那就是只要把全部的心灵都拿出来的话，那至少是真诚的。这次争论使得拍摄走上了正轨，从这以后，我们的拍摄全部符合国际规则：

对生活的自然运转保持默默的静观和跟踪。”

但是那天横山隆晴也不是没有收获，在他沉默、愤恨和自责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纪录片的天才。

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15、张丽玲是一个心灵大师

15、张丽玲是一个心灵大师

数年以后，他这样对记者描述他的感受：“……我看出了张丽玲是一个纪录片的天才。作为策划和导演，张丽玲用的是中文和被拍摄人小陈对话，我一句也听不懂。但是，凭着多年拍摄和制作纪录片的经验，我发现张丽玲对纪录片的感觉特别到位，就在她和小陈接触的瞬间，她与被拍摄人的心灵的沟通细致而又准确，与其他人完全不同，几乎天衣无缝。我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对话，但在从山下往山上走的时候，小陈的那种无可奈何的神情，那种呼吸，被张丽玲恰如其分地捕捉到，小陈的心情，被张丽玲无一遗漏的摄人她指挥下的镜头。这是了不起的才能。我们平平常看到的普通的纪录片策划，通常要与被采访人进行十次、二十次以上的接触，才谈得上与被采访人建立感情沟通。而张丽玲第一次与被拍摄人见面就可以潜入被拍摄人的内心世界，与他进行内心的对话，张丽玲是一个心灵大师，是一个天才。我的确为之震惊。”

凡是看过《我们的留学生活》的人都会觉得横山隆晴的这种评价并不为过，因为那的确是需要天才的艺术感觉才能做好的片子。

远藤等人经过横山隆晴的介绍一个一个来见张丽玲，横山隆晴对他们说不要考虑他横山隆晴的情面，也不要觉得因为张丽玲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是为了可怜她才来帮她，而是要从心理和感情上接受了这样—部片子才来做，只有心甘情愿地投入时间和热情才可能把它拍好。

远藤一弘是横山隆晴的好朋友，与横山隆晴合作过多次，这位CONDOR摄影公司的一级摄像师，出生于1959年；毕业于东京千代田电视电子专门学校、他与张丽玲见面后很快被张丽玲的热情所感动，马上承担起摄像师的任务，他对张丽玲的艺术感悟能力也是十分推崇：“我第一次到摄影现场是在1996年的11月、一个初冬的日子，我第一次和大家见了面。问了问情况，心情还十分轻松。我看到张丽玲对人的采访十分漂亮。她从下面看着人说话。在那以前，我对中国呀，留学生呀，没有任何兴趣。我周围的人对中国也一无所知。在大众传媒中，有关中国的报道也很多，对中国没有好印象。但是看法随着人而改变，我通过张丽玲认识了中国，对中国产生了良好的印象。我第一次看到拍摄现场，对张丽玲是个初次涉足纪录片的人，却有如此出色的表现感到震惊。后来进入正常工作后，每周必须工作七天。电影节目中，新闻的节目一天之内就可以完成，但是纪录片完全是两回事，那是花时间的活。

采访的交涉都是由张丽玲负责，经常是第一次的采访，张丽玲就很好地抓住了被采访人的心，她的采访不是停留在表面上的对话，而是谈到人们心里深处，这很容易看得出来。第一印象是十分重要的。我虽然是个专业的人，也学不到这一点。初次见面的人能够相处得如此亲切，能将心里话引出来，这不是靠什么技巧，这是人格的魅力。我真是大为震惊。”

拍摄的任务在一天一天地增加，被拍摄的人物越来越多，摄制组的事情越来越复杂，可是张丽玲的真正身份仍然是大仓商事的社员，她每周要到大仓的食粮部上五天班。她没有对大仓隐瞒拍片的事情，她对桥爪课长和石井部长讲过，也对山内专务讲过，山内不但没有反对，而且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这是一件好事嘛，这件事也许只有你能做，大仓的其他人都做不了，这也许是对大仓的一次机会，你不要辞职，我会在公司允许的范围内给你提供方便。”

横山隆晴也见过山内，他对张丽玲说：

你能在山内这样的人手下工作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像山内这样的人，在日本很少见，这是你的福气。”

山内专务指示桥瓜和石并给张丽玲提供了最大的方便，他们对张丽玲说：“你只要完成你的本职工作，其他时间都可以用在拍摄上，工资和奖金照发你的。”

这在大仓是从未有过的。

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16、她可以全天拍摄

16、她可以全天拍摄

张丽玲把绝大部分心思都用在了联系拍摄上，有时虽然人在食粮部，面对着电脑里的报价表，心里想的却仍然是拍摄的事情，工作上的错误就在所难免了。最严重的一次是把发给美国和加拿大的报价单发混了，不仅泄露了大仓的秘密，还让大仓承担了不守信誉的罪名。张丽玲心想这次完了，一定要被开除了。为了争取主动，张丽玲找到她的指导员吉田朋子，问是不是她主动提出辞职面子上好看—点。吉田朋子说看一看上面的态度再说，如果上面不开除你，你就不要辞职。吉田带着张丽玲向课长、部长和专务道歉，向大仓的每—个部门道歉，大仓竟然原谅了张丽玲的失误。

从此她非常谨慎，大脑学会了切换镜头，一到大仓，大脑马上从拍摄切换到食粮部，一走出食粮部，马上就切换到拍摄上。

随着拍摄素材的增加，摄制组觉得有必要先剪出一个样片来，张丽玲就觉得时间更紧张了，她想来想去没办法，只好再次找山内专务辞职，山内仍然挽留了她，让她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拍摄上，大仓的事情由别人代劳。

样片终于剪出夹了，90分钟，挑选了四五个人物，其中包括丁尚彪、李仲生等。

张丽玲怀着忐忑的心理送给山内专务看，她并没有指望得到赞赏，只是觉得应该对大仓公司有个交待。如果到头来都不知道你做的是什么事情，对于公司未免太不公平了。张丽玲把片子交给专务时说：

“片子里的人物是中国人，讲的全是中国话，我担心您听不懂，我给您当翻译。”专务立即说：“不用，如果是好片子，不用翻译也能看懂。”

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山内专务集合了食粮部的全体员工在讲堂观摩了样片，他对员工们说：我听不懂片子里的对话，但是我看懂了画面中人物的表情。我认为片子里中国人的面孔，是世界上最最动人的面孔。他们的酬金完全不能与你们相比，但是他们的奋斗精神却让我们许多日本人感到惭愧。片子放到不足一半，许多员工已经泣不成声，放完后，人们对张丽玲的工作有了认识，纷纷围着她，向她表示敬意和关怀。

张丽玲没想到，这部为中国人拍，拍给中国人看的纪录片能够感动一位曾经沧海的日本人。不仅是了解，而且是一种深深的理解；不只是同情，而是由衷的赞叹；更不只是认可，而是全面的帮助。山内专务及领导们研究决定：从此以后，张丽玲不必再到大仓上班，不必再像过去一样节省出打理业务以外的时间，她可以全天拍摄，需要多少时间就用多少时间，工资奖金全部照发，直至全部完成。

食粮部的石井后来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听说她在拍摄节目，按一般的情况，这种事是不会被允许的，公司要是知道职员想干别的事，那一定得开除。因为公司是商社，目的就是利益。但是我们认输了。我听到横山的说明，横山向我们公司表示了强烈愿望，希望得到公司的支持。可以说，张丽玲运气好，碰到了好人。我们决定让她自由行动，我们为她创造一个工作的基础。我们的公司是搞贸易的，也得到中国方面的多方照顾，除了做生意，做一些别的事不也是可以的吗，公司还是有一点余力的，所以我们认可了。我们对她的事并没有带着多大的期待，我们只是为她搭了一个架子，没有考虑更多。没想到事情越做越大，我们连想象都想象不到。作为一个女性。能干这么大的事业，真让我们吃惊，这样的大事对男性来说都不是容易的。她在这上面投人很大的热情，投入自己的信念，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执著的人。第一次见面一看可能以为是一个普通的女性，但是不久就会明白她的信念坚强到简直可怕。她恐怕是最难成为恋人的女性。是不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呢，她工作起来十分拼命，让人惊叹。”

桥爪（张丽玲的直接上司）后来回忆说：“她对公司的工作也认真完成，她要停下工作去搞拍摄的时候，有人提议不要让她走，觉得走了挺可惜的。我还到石井部长那边专门谈了让张丽玲继续留在公司，并让她继续做她想做的事”。

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17、我为我有这样一个同事而感到很自豪

17、我为我有这样一个同事而感到很自豪

“因为张丽玲当过演员，在公司里本来就引人注目。在工作中，有时我们也向客户介绍，这对工作也起了良好的作用。

在一次啤酒晚会上，还放过她演的电影。

她骑在马上，很威风。她大概演过两三部电影吧。她现在很少提到这件事。她现在拍纪录片和她那段经历大概也有关系吧。

说起食粮部，有不少海外业务，在中国也受到关照，在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和留学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比较容易接受。在这件事上和张丽玲的配合，也算是对中国的一种报恩吧。我也在商社工作，但是刚好我对电视媒体也很感兴趣。我是她的顶头上司，对她干的事也很有兴趣。真是很凑巧。

我也很想到摄影现场去看。我记得还跟她说过。我们和啤酒公司做过不少生意，而且啤酒公司也很早到中国做生意，什么三得利啤酒、朝日啤酒、札幌啤酒什么的，可以找他们赞助。当然后完这些都没有用上。在进入编辑样片的时候，张丽玲每天都干到很晚。我也去看过。山内加上石井和我三个人对张丽玲的事情都是一个态度，公司有余力，在文化上又有意义，都不表示反对，十分赞成。可以说没有大仓，没有食粮部，就没有现在的张丽玲，就没有《我们的留学生活》。后来她把样片送到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表示兴趣，张丽玲就找我谈，说我们一定要做出值得期待的片子，我说我会尽力帮忙的。那天正好富士电视台的摄影组跑来拍公司的镜头，大家都围着看，一下子大家都可以理解了，这可帮了大忙。其实拍摄搞好了，不是为公司做了宣传了吗？大家明白了，认识到张丽玲是在另一个意义上为公司工作的。

张丽玲请假拍摄的时候，她的工作大都是由她的指导员吉田朋子代替的，可是几年后说到这一层的时候，吉田几乎对此一点不提，却表达了她对张丽玲的另一种感情；“我最早听到张丽玲正在拍纪录片这件事时候，并没有特别在意。我看到她也在和平埋一样地上班，也没有想到会搞得这么大。现在想起来，可能是她进公司工作顺手之后才开始的吧。她工作起来十分拼命。但从外表看起来，小巧的身材，想象不出竟做出这么大的事业采。超出想象的事不断在她的身上发生，不断显示出在普通的同事身上看不到的的部分，我为我有这样一个同事而感到很自豪。”

在大仓播放的那天，横山隆晴带着富士电视台摄像师去了（池田被他炒掉之后，他成了另一部专门拍摄张丽玲片子的专有导演），他接过了跟踪拍摄张丽玲的任务。那天在播放现场，横山隆晴采访了石井等人，采访的磁带一直放在横山隆晴的办公室里，《我们的留学生活》播出后笔者去采访横山隆晴，他拿出那盘磁带，笔者看到了当时的采访内容，现照录一段如下，以见大仓人看片子的盛况和他们对张丽玲的态度。

石井：“子是张丽玲努力的结果，以很好的方式表现出来。那时候她还在担心，不去公司上班行不行，现在看来，完全没有问题。同事们对她的努力，也大为感动，看着片子留下了眼泪，，心感动得像破碎了的一样。大家都想支持她，希望她实现自己的心愿。我们为她做的那一点工作，与这个片子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我们只想让她一定要完成这个片子。张丽玲吃了很多苦，摄影制作的工作也是长期的，我们尽力和她合作，希望她好好干。作为她的上司，虽然有点为难。但是，我下了狠心，让其他的人多干一点事，让张丽玲去干她想干的事。我们在另外的地方，为她加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间接地参与了她的事。大仓或许可以说是个了不起的公司。我在大仓工作了二十多年，一般是没有这样的情况的、碰巧胀丽玲遇到了大仓，受到了这样的恩惠。一我有时在大仓遇到张丽玲，看到她疲惫不堪的脸色。还提醒过她注意身体。”

吉田：“看了她完成的样片时，我是非常感动的。我在有为张丽玲做过什么。和我相比，张丽玲付出的是几倍的努力。这部片子和普通的纪录片不一样，在不同的方面打动了人们。我希望能早日看到完成的片子。

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18、大仓：知遇之恩

18、大仓：知遇之恩

张丽玲说过，今天只是真正的起点，从那以后，还要配解说词什么的。她真是很有耐力啊……我们都是普通的同事，不管是课长还是部长，都是普通的人。而张丽玲她制作纪录片，才很不简单。按平常的心理，别人会嫉妒．但是不可思议的是，那时人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想法，大家都想和她配合。因为人们看到她为此付出了常人难以付出的努力，甚至把身体都搞垮了，还住了院，她的工作不是简单的事，她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她实际上并不想给大家添麻烦，所以她晚上利用睡觉时间加班，终于把身体弄坏了。从前辈那儿得知张丽玲住进了医院时，我心想，没有人知道那部片子让张丽玲付出了多大的心血啊。

不管是公司的事，还是节目的事，哪一方都放不下，哪一方都需要消耗能量，而且不是一般的努力能够达到的。我只不过知道她的艰辛中的冰山的一角。接下来的工作还需要那么大的工作量；我真担心她会再—

次倒下。其实，张丽玲是个很客气的人，她最不愿意给同事、给前辈添麻烦。我只不过在个人能够做到的工作上，帮着她干一点事而已。”

桥爪：“张丽玲做事太认真，大家对她的身体都很担心。她咳嗽不止，请人针灸，后来她好了一些。刚始的时候，她吃带麻醉功能的药，止住了咳嗽，但后来也不管用了。大家看到帐丽玲这样折磨自己，她的脸色越来越不好，都很担心。

她本来就是很要强的那种类型，身体快要垮下来了，靠着精神力量支撑着，顽强地支撑着……这个样片真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她多年的夙愿得以实现，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希望她进一步获得成功。”

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公司企业精神在世界上是不是独一无二的，也不知道大仓公司对中国人的关注在日本是不是独一无二的，更不知道食粮部里对张丽玲的宽厚是不是独—无二的。我们无法想象，如果她不是遇到了这样一批好人。或许，只是因为张丽玲的命好？

的确，张丽玲是幸运的。何止是幸运，应该说她是幸福的。这样的公司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少见的，在日本也许只有大仓才能做到，而在大仓内部许许多的子公司里，也许只有山内专务领导下的食粮部能做到。我们常说人生得一知己难。不是人人都有幸遇上哪怕一个知己，而张丽玲，不只有张焕琦，有横山，有远藤，还有山内专务和大仓的许多普通员工。她觉得因为有了这些懂她、懂她的事业的价值的朋友，担再大的风波、受再多的古都是值得的。小范围的认可，初步的成功，并没有使她飘浮起来，反而给她增加了几分沉重。是的，她不仅要完成自己的使命，还要报答知遇之恩。

样片是1997年夏天在乐京世田谷区张焕椅的家里完成的，在大仓播放后张丽玲和整个摄制组看到了希望，增加了脑心。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回国寻找后期合作伙伴和愿意播出他们的片子的频道。横山隆晴随同张丽玲、张焕琦一同来到中国。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第一次见识了中国的电视台和电视人。

第一站，北京。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制片人看了样片，同意将样片改成三集连续播出，张丽玲说后面还有十五到二十集的节目，如果这一下子播了，后面的怎么办呢？北京台看完片子以后觉得有意思，表示可以合作，但台里要研究一下用什么方式合作。

第二站，上海。不巧上海台和东方台管纪录片的节目负责人都不在家，只遇到一个管购买节目的人，他看了几眼样片，就给张丽玲谈了纪录片的行情，并告诉她纪录片的价格在国内是很低的。张丽玲感到失望，仿佛从做前期辛苦的拍摄一下子掉到钱的魔窟里。心理上适应不了，也感觉这违背了做片子的初衷，又没有时间再等管纪录片的人回来，只好作罢。

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19、寻访黄金频道

19、寻访黄金频道

第三站，四川。张丽玲诸人从上海回到北京，想听一听北京台的态度，不想北京台还没有结果。有朋友说四川台势头正旺，可以一试，张丽玲马上买好了去成都的机票，临行的前一天晚上，张焕琦在北京台的一个同学邀请她们去玩，从来不愿去凑热闹的张丽玲那天晚上也被请去了，别人都在吵吵嚷嚷地唱卡拉OK，张丽玲心事重重地坐在一边，话也不说。旁边坐着一个人，看见张丽玲这个样子就问她是不是有心事。张丽玲破天荒对一个陌生人讲了她的心事，不想这人却说：“四川台我太熟了。”

张丽玲大有喜出望外之感，忙问道：

“我要见的是四川台国际部或总编室的人，你熟吗？”

‘当然熟啦，罗亮，孙建英，都是我哥们儿。我马上给你打电话。”

这个人真的马上拿手机打起来，说有几个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要去四川台送样片，让他们第二天接待一下。

张丽玲横山隆晴等人第二天飞到成都，果然顺利地见到了四川台的那两个负责人，他们在拍戏，他们的摄制组竟然与张丽玲住在同一个宾馆里。张丽玲带着横山隆晴等人见到四川台的人，部门主任和台长都见了，看过样片，四川台的人觉得片子不错，又与张丽玲谈了发行的一些事情，有意要做，可是追求完美的张丽玲仍然觉得不满意，就又回到北京。

北京台这时态度明朗了，同意播出十五集，而且答应出一个北京大学毕业的剪辑师协助张丽玲做后期，还承诺出资三十万元协助后期制作，并买一台N制1/2编辑机，后期做完后归北京台所有，播出时张丽玲、北京电视台、富士电视台三家联合署名。

前期拍摄还没有全部完成，样片也是匆匆赶出，又在上海、北京、成都来回飞了几趟，他们都感觉脖子上只挂着一层皮了，再加点码就会断。

1997年11月份正式与北京台签下了协议书。

为了加快剪辑的速度，张丽玲把在日本拍下的数千盘素材带全都托运到中国来，在北京西部的翠微路租了一套房子，支起编辑机，开始了漫长的后期编辑。

本以为北京台派的剪辑师是一个高手，谁知道她完全不能胜任剪辑工作，没办法，张丽玲、张焕琦只好全部上阵。而这时大富公司已经成立，在日本的业务离不了张丽玲，所以张丽玲只好东京、北京来来回回地飞，让张琦椅长住北京昼夜剪辑，又派在日本呆了八年的妹妹张丽烨回国做他的助手。一夜一夜地熬，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接，半年多的时间，翠微路的这套房子没有一次不是用早晨的阳光迎接灯光的，张焕琦的眼睛从来都是红红的，节目播出后，张丽烨一场大病，张丽玲又没有时间照顾妹妹，只能把妹妹交给年迈的父母。

张丽玲姐妹四个，她排行老三。她的大姐在浙江从事会计工作。大姐夫是集体单位的经营者。1998年1月，大姐、大姐夫辞掉所有的工作，到北京投入后期制作的工作。1998年1月起，张丽玲的家庭成员们聚集北京，作为参加制作和后勤的职员。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切听从张丽玲的安排。

张丽玲几乎把整个生命投人到节目中，每—个画面她都要看，每一句解说词几乎都要经过她的仔细推敲，音乐她参与了意见，解说也是她配的。横山隆晴当然也参加了后期编辑，但由于观念上的差异，他们经常吵个不休。他们都是十分叫真的人，有一次他们两个人为了三帧画面整整争吵了三个小时，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得出来。

横山隆晴拿出了最后一招，说：“我是纪录片专业制片人，专业比你精通，你得听我的。”

张丽玲则说：“我不想当专业人员，我也不是在为拍纪录片而拍，肯定是我在你之上，你得听我的。”

吵到最后，两个人都没有道理了，只是各自在坚持，搞得摄制组的人都觉得他们两个很好笑，还说他们两个人太像了。

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20、张丽玲的梦想在荧屏上变成现实

20、张丽玲的梦想在荧屏上变成现实

在横山隆晴任制片人的摄制组里是没有人敢这样跟他吵的，而这件事也成了横山隆晴在别人面前说张丽玲做事认真的一个绝好例证。

张丽玲在后期编辑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天赋更让横山隆晴惊讶不巳，自从《我们的留学生活》播出，他已经在许多场合向人们讲述了张丽玲的良好艺术感觉。

横山隆晴多次对笔者说：“我曾经说过，张丽玲在采访方面具有惊人的天赋，在现场摄影和导演方面具有天生的才能。她的才能在编辑方面也出色地体现了出来，不管是对画面的选择判断，还是音响效果的感觉，无一不令人惊奇，她的决定几乎全部都对。我想这大概和她天生的电影感觉有关，这种才能是在每一个瞬间中表现出来的。这可能也与她的艺术经历有关。张丽玲在东京学艺大学学过表演专业研究生课程，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小时候的环境。

她出生在浙江省，十五六岁当过演员，在北京的教父母那儿学到了很多。她的教父是电影导演，她的生活得到教父母的照顾。她十几岁的时候一直住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里，在电影厂的资料室里，张丽玲有机会观摩了很多欧美、日本的电影，在她的心里自然地、彻底地融人电影的感觉。制作电视节目，需要技术和经验，但是，我第一次看到像张丽玲那样具有才华的人，她对音乐处理的见解，她在解说中发声的方法，都让人佩服。我只能说那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是一种创造的才能，这种才能蕴藏着心地的广阔、心灵的深厚、对人的温情和巨大的个人魅力。在她周围工作的人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为了张丽玲，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张丽玲的才能也体现在导演方面，体现在对摄像师的尊重上。远藤在日本纪录片行当内是最有影响的几个摄影师之一，他们在拍摄的过程中张丽玲虽然寸步不离，但很少对他们指手划脚，可是远藤却对张丽玲的意图非常了解，配合得十分默契。在拍李仲生一家往坡上走的那一个段落时，正好绿灯变成红灯，张丽玲蹲下看了一眼，觉得如果能把红灯也拍进画面里将会十分有意境，可是远藤正在拍着别处，她也不便说，就放弃了。过了一会儿，远藤竟然把摄像机架到刚才她蹲过的地方，完整地表现了她的想法，后期编辑的时候这个镜头当然被编了进去，成为十分受人称道的经典镜头。

当后期编辑全部完成之后，按照与北京电视台的协议，应该适当地组织一些宣传活动让人们知道《我们的留学生活》将要播出，可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没有做到，最后以张丽玲出让四集片子给北京台《纪录》栏目为条件，才召开了一个简单的新闻发布会，到会的记者少得可怜，节目单也是她自己筹资在日本印刷的。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的留学生活》成为1999年最受人们欢迎的一道电视节目，并没有影响张丽玲的梦想在荧屏上变成现实。

张丽玲总共拍了一千多盘磁带，其中60分钟的带子有三百盘，采访了三百一十五人，跟踪拍摄了六十六人，可是观众在《我们的留学生活》中看到的只有十几个人的故事，那些没有编出来的、编出来却无法通过的人和事都还躺在张丽玲在日本的家里。一谈起这些人和事，张丽珍就心如刀绞。

2000年元旦过后，张丽玲从日本回到北京，对笔者谈起过她的感受。

“我是觉得我体验了很多人生。在开拍的时候，我只做好一种准备，那就是吃苦。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拍纪录片心会那么苦，我有许多次觉得太痛苦了，痛苦得做不下去了。这些事情都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做的，如果知道的话，我就做不了了。所以我说以后我也许不能拍纪录片了，它给我带来的心灵上的磨难太沉重了。

“我曾经去采访过‘国际婚姻’中的一个中国女人。我知道她的第一个女儿是跟中国丈夫生的，第二个女儿是跟日本人生的，现在他们一家人在东京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我知道当初在日本结婚时是利用人家日本人。

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21、那些无法播出的人和事

21、那些无法播出的人和事

暂缺……

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22、触动：跨越国界

22、触动：跨越国界

对于张丽玲，井上印象与横山隆晴一样：“张丽玲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她像一块磁铁，对人的吸引力很强，她能让她周围的人获得成功，这真是不可思议，无法用道理来解释，用语言来形容。我第一次见到张丽玲是在1997年1月下旬，同年5月我开始参加剪辑编辑工作。

在她之前，我见到过几个中国女性，但是没有说过话。而张丽玲有一半很像日本人，她的日语十分流畅。她的谈话从不涉及别人的私事。我比较了前后拍到的素材，感觉到后面的部分真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同样的张丽玲，前后截然不同。看到最后，我简直不相信这是从来没有导演过纪录片的人干的。我着手这部片子的时候，他们拍下的录像已经达到一千盘以上，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录像带。面对着这些数目庞大的录像带，我开始怀疑我自己的记忆力。

我有解决的方法。我将全部录像带中所有的场景用计算机处理出来，印成小照片，制成笔记本，厚厚的笔记本有几大本，每—面都有密密麻麻的小照片，一本大概有两千幅小照片吧。当我感到困惑的时候，感到烦恼的时候，我拿出笔记本，一页一页翻着，看着他们，一点一点理出思路。当然这需要花费巨大的成本。只有这样做，我才可以顺利进行我的工作。常言道‘磨刀不误砍柴工’，整理的时候很辛苦，但查找起来很省事。不这样做的话，我会将大量珍贵的画面忘记。为什么我们会帮张丽玲的忙？用一句中国人的话说，因为我们是朋友。”

横山隆晴从北京回到东京后曾去找井上秀明。告诉他《我们的留学生活》在中国取得的轰动效应，井上秀明自豪而又痛苦地说：“我们的工作得到这么高的评价，这是对我的最高奖赏，是至今得到的奖赏所无法比拟的，因为这是用心来制作成的作品，没有比观众的奖赏更能让我满足的了……但是横山隆晴，我告诉你，自从我做完张丽玲的节目，我的心型一直处在游移和波动的状态，无法着手其他作品，我的心中一直漂浮在那些在编辑房里熬过的日日夜夜，回味着与张丽玲、张焕琦等人在一起时感受到的一切。这些经历让我学到好多东西，我切实地感到我被改变了。你知道，我一直是活跃在制作第一线的人，但是，现在不管是编辑工作，还是音乐，都使我无法静下心来，像干了一件傻事一样。这是我一生中从没有过的体验。”

横山隆晴后来也说：“这种说法绝不过分。其他工作无法进行，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麻烦事。我横山有这种体验，远藤也有过。”

负责音响效果的田中政文，同样发挥出超一流的才能，和井上泡在一起，完全作为自愿者，参加作品的B糙。1999年6月，剪辑编成的作业流程完成，剩下音响效果和解说。田中准备了大量的音乐素材，制成MD，同样作为自愿者，赴北京工作了二十天。

田中对张丽玲的音乐感受力惊讶不已，他向许多人称赞过：“张丽玲的音乐才能是出色的，她会在最需要音乐的地方提出自己的意见，比专业的音响师的感觉还要敏锐。我为什么乐意接手这部没有预算的片子呢？我从事音乐效果好多年了，感觉到好的作品越来越少，我看了那些录像带，我表示愿意作为自愿者，自带便当去干活。我可以从中学习很多东西，这是错不了的。要不是张丽玲的家人和其他职员的照顾，到海外去，住饭店，别说二十一天，就是八天，恐伯我也呆不住，五天就呆腻了。他们为我创迁的制作环境是很好的，尽管是第一次到中国去，我—个观光的地方都没有去，整天呆在工作室里。工作室设在张丽玲租的公寓，尽管房间破旧，玻璃也破了。但心里很温暖，情绪很高。那时正当初夏，也没有空调，天气比较舒适……我干了二十一年音乐，也想提高自己，大家都会这么想的。对这部作品，我只想说一声谢谢。我希望这部作品能够得到艾美奖（国际最高电视大奖），这部片子有超一流的职员，大家都做出了贡献，我非常爱这部作品。”

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23、她是中国送给日本的一个宝物

23、她是中国送给日本的一个宝物

大岛新是著名导演大岛港的儿子，但他不愿让人知道他是大岛渚的儿子。他心甘情愿地做井上的助理，做了大量的辅助工作。但是，在他的坚持下，播出的《我们的留学生活》片头片尾并没有出现他的名字。作为一个日本人，大岛新非常崇拜张丽玲：“我从来没有看到像张丽玲这种类型的人。从张丽玲身上，我真正地看到人的力量，我只能这么认为。她想做的事，想成就的目标，是个不得了的东西。我和张丽玲就是偶然相逢而已，但是真的好像被她的气势所压倒，所震惊。我第一次看到她这种爆炸性的工作状态。回想起来，我觉得是一次很好的经历。这一切是从张丽玲一个人的梦想开始的。这种梦想是前所未有的。我惊叹不已。在日本，在这个世界上，将这样的梦想化为现实，是一件不得了的事。张丽玲的梦想，我一想起来，我感到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不了。但是，换成张丽玲，就实现了。这件事让我受益不浅。张丽玲的追求，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梦想。梦想成真和你为实现它付出多大努力有很大的关系。我知道对梦想是要付出责任的。所以不能够轻易向别人说起自己的梦想，更何况，张丽玲的梦想不是一个小小的心愿。去做想做的事情本身，就是一种很困难的事。

想做的事规模越大，碰到的困难就会越多。我大岛新实在比不上张丽玲。”

日本人小松是张丽烨的朋友，张丽烨请他给张丽玲的摄制组开车，他接受了。可是这期间他报名考司法士，由于没有时间准备，已经落榜一次。张丽玲买的是二手车，质量很差。出去拍摄时间没有规律，有时夜里两点出发，有时要拍到深夜，小松从来没有怨言。

说起小松为摄制组付出的义务劳动，他觉得能给张丽玲开车很荣耀：“……张丽玲买的这辆即将报废的面包车是自动挂档的汽车，我从来没有过。开了一年，习惯了，比自己的车还要好开。现在我对东京的地理比以前熟悉多了，走过的地方、不是为了拍摄，好多是永远也没有机会去的地方，比如箱根、千叶等。……有一次是晚上12点来电话，说夜里2点出发，我吓了一跳。我说、好好好。虽然感到很为难，但还是去了……

有一天，张焕琦打电话来问，张丽玲住院了，你去不去看她。我马上去医院看张丽玲。她在医院睡了一觉，显得很精神。恐伯是国民性的关系吧，她自己有—种使命感。

拍摄接近了尾声，我有了一点怅然的感觉。

假如她们回到了中国，我会很寂寞的。我愿意保驾护航，一辈子做他们的司机。”

所有这些人，都是义务为张丽玲做事，谁也没拿一分钱的报酬，他们愿意。现在片子播出了，远藤的拍摄也早就结束了，可是远藤却对张丽珍说；“我受的触动太深，以至于我长时间内不想拍任何东西。”

富士电视台的专务取缔役（常务董事）

村上光一是横山隆晴的上司的上司，也是大宫公司的董事，张丽玲和他关系也很好。当张丽玲和横山隆晴在北京做后期制作的时候，村上专务瞒着所有人，自己偷偷跑到北京的机房来看望他们。

松本幸男是索尼派往大富的监查董事，他看了《我们的留学生活》部分内容之后激动地说：“这部片子具有强大的心灵冲击力。以前经常听横山说，这部片子会让日本人喜欢中国，让中国人喜欢日本。那时我还没有看到作品，现在百闻不如一见，我看过之后，对中国的认识加深了。”

《小留学生》中的中村老师一直非常关注张丽玲和《我们的留学生活》的动向。一个月前，她到香港度假，看到香港凤凰卫视播出《我们的留学生活》，马上打电话给横山隆晴，表示希望早日在日本看到这个节目。

横山隆晴现在在日本还时常对人说：

“张丽玲从中国来的，让日本人大为震惊。

她是了不起的人物，是中国送给日本的一个宝物。”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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