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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日本国民性初探（1）

我的再到日本与第一次相隔九年，大略一看，已觉得情形改变了不少。第一是思想界的革新，从前本来一直也有先觉的议论家和实行家，只是居极少数，常在孤立的地位，现在的形势，却大抵出于民众的觉醒，所以前途更有希望。我以为明治的维新，在日本实是一利一害。利的是因此成了战胜的强国，但这强国的教育，又养成一种谬误思想，很使别人受许多迷惑，在自己也有害。这道理本极了然，近来各方面发起一种运动，便想免去这害。其实也不单为趋利避害起见，正是时代精神的潮流，谁也不能违抗。所以除了黎明会福田博士的日本主义之外，也颇有不再固执国家主义的人，大学生的新人会尤有新进锐气。日本思想界情形，似乎比中国希望更大，德谟克拉西[2]的思想，比在“民主”的中国更能理解传达，而且比我们也更能觉察自己的短处，这在日本都是好现象。但如上文所说，日本因为五十年来德国式的帝国主义教育，国民精神上已经很受斫丧，中国却除了历史的因袭以外，制度教育上几乎毫无新建设，虽然得不到维新的利，也还没有种下什么障碍，要行改革可望彻底。譬如建筑，日本是新造的假洋房，中国却还是一片废址，要造真正适于居住的房屋，比将假洋房修改，或者更能得满足的结果。我们所希望的，便是不要在这时期再造假洋房，白把地基糟塌。幸而从时势上看来，这假洋房也断然不能再造，不过我们警告工程师，请他们注意罢了。六月间美国杜威博士在北京讲演教育，也说到这一事。杜威博士到中国才几礼拜，就看出中国这惟一的优点，他的犀利的观察，真足教我们佩服了。
日本近来的物价增加，是很可注意的事。白米每石五六十元，鸡蛋每个金七八钱，毛豆一束七十余钱，在中国南方只值三四分银罢了。大约较七八年前百物要贵到三倍，然而人民的收入不能同样增加，所以很觉为难，所谓无产阶级的“生活难”的呼声，也就因此而起了。若在东京并且房屋缺乏，雇工缺乏，更是困难。几个人会见，总提起寻不到住房的苦，使女的工钱从前是两三元，现在时价总在六七元以上，尚且无人应雇。许多人家急于用人，至于用悬赏的方法，倘若绍介所能为他寻到适用的使女，除报酬外，另给赏金十元。欧战时候，有几种投机事业，很得利益，凭空出了大大小小的许多成金 (Narikin即暴发财主)，一方面大多数的平民却因此在生活上很受影响。平常佣工度日的人，都去进了工场，可以多得几文工资，所以工人非常增加，但现在的工场生活，也决不是人的正当生活，而且所得又仅够“自手至口”，(大抵独身的人进了工场，所得可以自养，有家眷的男子便不够了，)因此罢业罢工，时有所闻。我在东京最后这几天，正值新闻印刷工同盟罢工，多日没有报看，后来听说不久解决，职工一面终于失败，这也本是意中事，无足怪的。日本近来对于劳动问题也渐渐注意，但除了几个公正明白的人(政府及资本家或以为是危险人物，也未可知)以外，多还迷信着所谓温情主义，想行点“仁政”，使他们感恩怀惠，不再胡闹。这种过时的方策，恐怕没有什么功效。人虽“不单靠着面包生活”，然而也少不了面包，日本纵然讲武士道，但在现今想叫劳动者枵腹从公，尽臣仆之分，也未免太如意了。
成金增加，一方面便造成奢侈的风气。据报上说，中元赠答，从前不过数元的商品券，现在是五十元百元是常例，五百元也不算希奇。又据三越白木等店说，千元一条带，五千元一件单衣，卖行很好，以前虽有人买，不过是大仓等都会的大财主，现在却多从偏僻地方专函定买，很不同了。有些富翁买尽了邻近的几条街，将所有住民都限期勒迁，改作他的“花园”；或在别庄避暑，截住人家饮水的来源，引到自己的花园里，做几条瀑布看看，这都是我在东京这十几日间听到的事。日本世代相传的华族，在青年眼中，已经渐渐失了威严，那些暴发户的装腔作势，自然也不过买得平民的反感。成金这两个字里面，含有多量的轻蔑与憎恶，我在寓里每听得汽车飞过，呜呜的叫，邻近的小儿便学着大叫“Korosuzo Korosuzo!”(杀呀杀呀!)说汽车的叫声是这样说。阔人的汽车的功用，从平民看来，还不是载这肥重的实业家，急忙去盘算利益的,乃是一种借此在路上伤人的凶器，仿佛同军阀们所倚恃的枪刺一样。阶级的冲突，决不是好事，但这一道沟，现在不但没有人想填平，反自己去掘深他，真是可惜之至了。

第一部分日本国民性初探（2）

人常常说，日本国民近来生活程度提高，这也是事实。贵族富豪的奢侈，固然日甚一日，还有一班官吏与绅士之流，也大抵竭力趋时，借了物质文明来增重他的身价，所以火车一二等的乘客，几乎坐席皆满，心里所崇拜的虽然仍是武士与艺妓，表面上却很考究，穿了时式洋服，吃大菜，喝白兰地酒，他们的生活程度确是高了。但事情也不能一概而论，一等乘客固然无一不是绅士，到了二等，便有穿和服[3]，吃便当的人了；口渴时花一枚五钱的白铜货买一壶茶喝，然而也常常叫车侍拿一两瓶汽水。若在三等车中，便大不同，有时竟不见一个着洋服(立领的也没有)的人，到了中午或傍晚，也不见食堂车来分传单，说大餐已备，车侍也不来照管，每到一个较大的站，只见许多人从车窗伸出头去，叫买便当及茶，满盘满篮的饭包和茶壶，一转眼便空了，还有若干人买不到东西，便须忍了饥渴到第二站。卖食物的人，也只聚在三等或二等窗外，一等车前决不见有卖便当的叫喊，因为叫喊了也没有人买。穿了frockcoat[4]，端坐着吃冷饭，的确有点异样，从“上等”人看来，是失体统的，因此三等乘客纵使接了大餐的传单，也照样不敢跑进食堂里去。(别的原因也或为钱，或怕坐位被人占去。)这各等车室，首尾相衔地接着，里面空气却截然不同，也可以算得一件奇事了。但由我看来，三等车室虽然略略拥挤，却比一等较为舒服，因为在这一班人中间，觉得颇平等，不像“上等”人的互相轻蔑疏远。有一次我从门司往大阪，隔壁的车位上并坐着两个农夫模样的人，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朝鲜人，看他们容貌精神上，原没有什么分别，不过朝鲜的农人穿了一身哆罗麻的短衫裤，留着头发梳了髻罢了。两人并坐着睡觉，有时日本人弯过手来，在朝鲜人腰间碰了一下，过一刻朝鲜人又伸出脚来，将日本人的腿踢了一下，两人醒后各自喃喃的不平，却终于并坐睡着，正如淘气的两个孩子，相骂相打，但也便忘了。我想倘使这朝鲜人是“上等”人，走进一等室，端坐在绅士队中，恐怕那种冰冷的空气，更要难受。波兰的小说家曾说一个贵族看人好像是看一张碟子，我说可怕的便是这种看法。

我到东京，正是中国“排日”最盛的时候，但我所遇见的人，对于这事，却没有一人提及。这运动的本意，原如学生联合会宣言所说，这是排斥侵略的日本，那些理论的与实行的侵略家(新闻记者，官僚，学者，政治家，军阀等)，我们本没有机会遇到，相见的只有平民，在一种意义上，也是被侵略者，所以他们不用再怕被排，也就不必留意。他们里边那些小商人、手艺职工、劳动者，大抵是安分的人，至于农夫，尤爱平和，他们望着丰收的稻田，已很满足，决不再想到全中国全西伯利亚的土地。但其中也有一种人，很可嫌憎，这就是武士道的崇拜者。他们并不限定是哪一行职业，大抵满口浪花节(一种歌曲，那特色是多半颂扬武士的故事)，对人说话，也常是“吾乃某某是也”，“这厮可恼”这类句子，举动也仿佛是台步一般，就表面上说，可称一种戏迷，他的思想，是通俗的侵略主义。《星期评论》八号内戴季陶[5]先生说及日本浪人[6]的恶态，也就可以当作他们的代表。这种“小军阀”不尽是落伍的武士出身，但在社会上鼓吹武力主义，很有影响，同时又妄自尊大，以好汉自居，对于本国平民也很无礼。所以我以为在日本除侵略家以外，只有这种人最可厌恶，应得排斥。他们并不直接受过武士道教育，那种谬误思想，都从浪花节、义太夫(也是一种歌曲)与旧剧上得来，这些“国粹”的艺术实在可怕。我想到中国人所受旧戏的毒害，不禁叹息，真可谓不约而同的同病了。
日本有两件事物，游历日本的外国人无不说及，本国人也多很珍重，就是武士(Samurai)与艺妓(Geisha)。国粹这句话，本来很足以惑人，本国的人对于这制度习惯了，便觉很有感情，又以为这种奇事的多少，都与本国荣誉的大小有关，所以热心拥护；外国人见了新奇的事物，不很习惯，也便觉很有趣味，随口赞叹，其实两者都不尽正当。我们虽不宜专用理性，破坏艺术的美，但也不能偏重感情，乱发时代错误的议论。武士的行为，无论做在小说戏剧里如何壮烈，如何华丽，总掩不住这一件事实，武士是卖命的奴隶。他们为主君为家名而死，在今日看来已经全无意义，只令人觉得他们做了时代的牺牲，是一件可悲的事罢了。艺妓与游女是别一种奴隶的生活，现在本应该早成了历史的陈迹了，但事实却正相反，凡公私宴会及各种仪式，几乎必有这种人做装饰，新吉原游廓的夜樱[7]，岛原的太夫道中(太夫读作Tayu，本是艺人的总称，后来转指游女。游廓旧例，每年太夫盛装行道一周，称为道中)，变成地方的一种韵事，诗人小说家画家每每赞美咏叹，流连不已，实在不很可解。这些不幸的人的不得已的情况，与颓废派的心情，我们可以了解，但决不以为是向人生的正路，至于多数假颓废派，更是“无病呻吟”，白造成许多所谓游荡文学，供饱暖无事的人消闲罢了。我们论事都凭个“我”，但也不可全没杀了我中的“他”，那些世俗的享乐，虽然满足了我的意，但若在我的“他”的意识上有点不安，便不敢定为合理的事。各种国粹，多应该如此判断的。

第一部分日本国民性初探（3）

芳贺矢一[8](Y．Haga)著的《国民性十论》，除几篇颂扬武士道精神的以外，所说几种国民性的优点，如爱草木喜自然，淡泊潇洒，纤丽纤巧等，都很确当。这国民性的背景，是秀丽的山水景色。种种优美的艺术制作，便是国民性的表现。我想所谓东方文明的里面，只这美术是永久的荣光，印度中国日本无不如此。我未曾研究美术，日本的绘画雕刻建筑，都不能详细绍介，不过表明对于这荣光的礼赞罢了。中国的古艺术与民间艺术，我们也该用纯真的态度，加以研究，只是现在没有担任的人，又还不是时候。大抵古学兴盛，多在改造成功之后，因为这时才能觉到古文化的真正的美妙与恩惠，虚心鉴赏，与借此做门面说国粹的不同。日本近来颇有这种自觉的研究，但中国却不能如此，须先求自觉，还以革新运动为第一步。
俄国诗人Balimon氏二年前曾游日本，归国后将他的印象谈在报上发表，对于日本极加赞美，篇末说，“日本与日本人都爱花。——日出的国，花的国。”他于短歌俳句[9]锦绘象牙细工之外，虽然也很赏赞武士与艺妓，但这一节话极是明澈：
日本人对于自然，都有一种诗的崇拜，但一方面又是理想的勤勉的人民。他们很多的劳动，而且是美术的劳动。有一次我曾见水田里的农夫劳作的美，不觉坠泪。他们对于劳动对于自然的态度，都全是宗教的。
这话说得很美且真。《星期评论》八号季陶先生文中，也有一节说：
只有乡下的农夫，是很可爱的。平和的性格，忠实的真情，朴素的习惯，勤俭的风俗，不但和中国农夫没有两样，并且比中国江浙两省乡下的风习要好得多。
我访日向的新村时，在乡间逗留了几日，所得印象也约略如此。但这也不仅日本为然，我在江浙走路，在车窗里望见男女耕耘的情形，时常生一种感触，觉得中国的生机还未灭尽，就只在这一班“四等贫民”中间。但在江北一带，看男人着了鞋袜，懒懒地在黄土上种几株玉蜀黍，却不能引起同一的感想，这半因为单调的景色不能很惹诗的感情，大半也因这工作的劳力不及耕种水田的大，所以自然生出差别，与什么别的地理的关系是全不相干的。
我对于日本平时没有具体的研究，这不过临时想到的杂感，算不得“觇国”的批评。我们于日本的短处加之指摘，但他的优美的特长也不能不承认，对于他的将来的进步尤有希望。日本维新前诸事多师法中国，养成了一种“礼教”的国，在家庭社会上留下种种祸害，维新以来诸事师法德国，便又养成了那一种“强权”的国，又在国内国外种下许多别的祸害。现在两位师傅——中国与德国——本身，都已倒了，上谕家训的“文治派”，与黑铁赤血的“武力派”，在现今时代都已没有立脚的地位了，日本在这时期，怎样做呢？还是仍然拿着两处废址的残材，支拄旧屋？还是别寻第三个师傅，去学改筑呢？为邻国人民的利益计，为本国人民的利益计，我都希望——而且相信日本的新人能够向和平正当的路走去。第三个师傅当能引导人类建造“第三国土”——地上的天国，——实现人间的生活，日本与中国确有分享这幸福的素质与机会。——这希望或终于是架空的“理想”，也未可知，但在我今日是一种颇强固的信念。
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日记于北京

第一部分日本的人情美

外国人讲到日本的国民性，总首先举出忠君来，我觉得不很得当。日本现在的尊君教育确是隆盛，在对外战争上也表示过不少成绩，但这似乎只是外来的一种影响，未必能代表日本的真精神。阅内藤虎次郎著《日本文化史研究》在《什么是日本文化》一章中见到这一节话：
如忠孝一语，在日本民族未曾采用支那语以前系用什么话表示，此事殆难发见。孝字用为人名时训作Yoshi，或Taka，其义只云善云高，并非对于父母的特别语；忠字训为Tada，也只是正的意义，又训为Mameyaka，意云亲切，也不是对于君的特别语。如古代在一般的善行正义之外既没有表示家庭关系及君臣关系的特别语忠孝二字，则此思想之有无也就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内藤是研究东洋史的，又特别推重中国文化，这里便说明就是忠孝之德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我国的国粹党听了且请不要鼻子太高。）现在我借了他的这一节话并不想我田引水，不过借以证明日本的忠君原系中国货色，近来加上一层德国油漆，到底不是他们自己的永久不会变的国民性。我看日本文化里边尽有比中国好几倍的东西，忠君却不是其中之一。照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似乎也有非讲国家主义不可之势，但这件铁甲即便穿上也是出于迫不得已，不能就作为大褂子穿，而且得到机会还要随即脱下，叠起，收好。我们在家里坐路上走总只是穿着便服：便服装束才是我们的真相。我们要觇日本，不要去端相他那双刀的尊容，须得去看他在那里吃茶弄草花时的样子才能知道他的真面目，虽然军装时是一副野相。辜鸿铭[10]老先生应大东文化协会之招，大颂日本的武化，或者是怪不得的，有些文人如小泉八云[11]（Lafcadio Hearn）保罗路易古修（Paul-Louis Couchoud）之流也多未能免俗，仿佛说忠义是日本之精华，大约是千虑之一失罢。
日本国民性的优点据我看来是在反对的方向，即是富于人情。和过郎在《古代日本文化》中论“《古事记》之艺术的价值”，结论云：
《古事记》中的深度的缺乏，即以此有情的人生观作为补偿。《古事记》全体上牧歌的美，便是这润泽的心情的流露。缺乏深度即使是弱点，总还没有缺乏这个润泽的心情那样重大。支那集录古神话传说的史书在大与深的两点上或者比《古事记》为优，但当作艺术论恐不能及《古事记》罢。为什么呢？因为它感情不足，特别如上边所说的润泽的心情显然不足。《古事记》虽说是小孩似的书，但在它的美上未必劣于大人的书也。
这里心情正是日本最大优点，使我们对于它的文化感到亲近的地方，而无限制的忠孝的提倡不但将使他们个人中间发生许多悲剧，也即是为世人所憎恶的重要原因。在现代日本这两种分子似乎平均存在，所以我们觉得在许多不愉快的事物中间时时发见一点光辉与美。
（十四年一月）

第一部分万世一系与武士道（1）

日本是我所怀念的一个地方。我以前在杭州住过两年，南京东京各六年，绍兴约二十年，民六以来就住在北京，这些地方都可以算是我的一种故乡，觉得都有一种情分，虽然这分量有点浅深不一。大抵在本国因为有密切的关系的缘故，往往多所责望，感到许多不满意处，或者翻过来又是感情用事地自己夸耀，白昼做梦似的乱想，多半是情人眼里的脸孔，把麻点也会看做笑靥。对于外国则可以冷淡一点，不妨稍为个人主义的，无公民的责任，有寓公的愉快。本来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如西洋人看东方事情似乎多存一个“千夜一夜”的成见，以为这一群猴子中间必有十分好玩的把戏，结果将无论什么事物都看得非常奇怪，还有或者在政治上有过仇隙的，又未免过于吹毛求疵以至幸灾乐祸，此虽亦是人情所不能免，但与事实当然相去更远了。我在东京居住是民国以前的事，自庚子[13]至二次革命[14]这期间大家知道中国的知识阶级以至民党对于日本的感情是并不很坏的，自五三即济南事件[15]至五一五即犬养被害[16]这里边有好些曲折，我们现在不好一句话断定，至于日本虽是外国但其文化的基本与中国同一，所以无论远看近看都没有多大惊异，如西洋人那样看了好久画下来时女人还不免是左衽，在这点上我们总是比较冷静地看得清白的。因为这些缘由我对于日本常感到故乡似的怀念，却比真正的故乡还要多有游行自在之趣，不过我在这里并不想写这些回忆，我现在只想谈一点关于日本的感想，先略略说明自己的情调而已。
普通讲到日本人第一想到的是他的忠君爱国。日本自己固然如此说，如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的第一项便是这个，西洋人也大抵如此，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的各种著书，法国诗人古修(Paul-Louis Couchoud)的《日本的印象》都是这样说法。我从前很不以为然，觉得这是一时的习性，不能说是国民性，据汉学家内藤虎次郎说日本古来无忠孝二语，至今还是借用汉语，有时“忠”训读作Tada，原义也只是“正”耳，因此可知这忠君之德亦是后起，至于现今被西洋人所艳称的忠义那更是德川幕府以后的产物了。我以为日本人古今不变的特性还是在别地方，这个据我想有两点可说，一是现世思想，与中国是共通的，二是美之爱好，这似乎是中国所缺乏。此二者大抵与古希腊有点相近，不过力量自然要薄弱些，有人曾称日本为小希腊，我觉得这倒不是谬奖。我至今还是这个意见，但近来别有感到的地方，虽然仍相信忠君爱国是封建及军国时代所能养成的，算不得一国的特性，至于所谓万世一系的事实我却承认其重要性，以为要了解日本的事情对于这件事实非加以注意不可，因为我想日本与中国的思想有些歧异的原因差不多就从这里出发的。
万世一系是说日本皇位的古今一贯，自从开国的神武天皇至现今的昭和天皇，一百二十四代，二千五百九十五年，延绵不绝，中间别无异族异姓的侵入，这的确是希有可贵的事，其影响于国民心理者自然至深且大。这里可以分两点来说。其一是对于国的感情。日本古来的幸运是地理上的位置好，人民又勇悍，所以历来他可以杀到中国高丽来，这边杀不过去，只有一回蒙古人想征服他，结果都沉到大海里去了[17]。因此日本在历史上没有被异族征服过，这不但使国民对于自己的清白的国土感到真的爱情，而且更影响到国民的性情上可以使他比被征服的民族更要刚健质直一点。中国从周朝起就弄不过外夷，到了东晋天下陷没了一半，以后千六百年，没有什么好日子过，元与清又两次征服了全国，这给与国民精神上的打击是难以估量的，庚子联军入京时市民贴顺民标语还要算是难怪，九一八以后关外成群成队的将卒都“归顺”了敌国，这是世界少见的事，外国只有做了俘虏，后来还是要回本国去的，这样入籍式的投降实在是被征服的历史的余毒。这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日本人的幸运来，他们对于本国所怀着的优越感也不是全无道理的了。但是这种感情也有粗细的分别，即乡土的爱护与军国的欲望。如近代诗人小林一茶有几首俳句(即时应称发句)，其一咏樱草云：
“在我们国里就是草也开出樱花来呀。”——只译述大意，一点都不像诗了，樱草中国名莲馨花，但我们不大知道。其二题云《外之滨》：
“从今天起是日本的雁了呀，舒服地睡吧。”这都是诗人的说话。又如大沼枕山善作汉诗，我当初在永井荷风[18]的《下谷丛话》中看见他的一首《杂言》之一，很是喜欢，后来买到《枕山诗钞》，在初编卷下找到，诗云：
“未甘冷淡作生涯，月榭花台发兴奇，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又二编卷下有《题芳斋所藏袁中郎集尾兼示抑斋》诗四首，其四云：
“爱国忧君老陆诗，后人模仿类儿嬉，中郎慧眼能看破，杯酒之间寓痛思。”本来也很有理解，但是二编卷中有《源九郎》一首云：
“八郎单身取琉球，九郎多士况善谋，虾夷若用西征力，鞑靼[19]俄罗皆我州。”此原系咏史之作，称扬义经弟兄[20]的武勇，但诗既不佳，思想更谬，盖优越感之恶化，有如勃阑特思之批评普式庚(Pushkin)晚年正是兽性的爱国了。

第一部分万世一系与武士道（2）

再说其二是对于君的感情。日本现在虽然还有皇族华族士族平民四个阶级，普通总说古来是一大家族，天皇就是族长，民间亦有君民一体的信仰，事实上又历来戴着本族一姓的元首，其间自然发生一种感情，比别国的情形多少不同，或更是真情而非公式的。在中国六朝时有过雄略(二十一代)武烈 (二十五代)诸天皇，据史书上说颇为暴虐，但是去今已远，十世纪时冷泉天皇(六十三代)用藤原氏为关白，差不多是宰相执政，到了后鸟羽天皇(八十二代)建久三年(西历一一九三)以源氏为征夷大将军，大权更是旁落，幕府就是政府，天皇不过守府而已，直到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这才王政复古。臣民中觊觎皇位的也有过两个人，一个是武人平将门，一个是和尚弓削道镜，却都失败了。此外武人跋扈的更不少，不过至多做到废立，自己只要做“将军”握政权就够，这在中国只有曹孟德一人可以相比。顺德天皇(八十四代)承久三年(一二二一)禅位于仲恭天皇(八十五代)，称上皇，但上边还有两位在那里，即后鸟羽上皇与土御门上皇。后鸟羽上皇因为政权为幕府所把握，而且源氏既灭，陪臣北条氏擅权，心甚不平，便下敕讨伐，北条氏军立即占领京都，于是废仲恭天皇，立后堀河天皇(八十六代)，三上皇则悉“迁幸”，后鸟羽上皇往隐岐，土御门上皇往土佐，顺德上皇往佐渡，又于京都南北六波罗设“探题”官两员，以监视宫廷。这在历史上称为承久之乱，又百年而有建武中兴之事。后醍醐天皇(九十六代)灭北条氏，改元建武，努力中兴，可是降将足利尊氏复叛，陷京都，三年 (一三三六)天皇幸吉野，称吉野朝，尊氏拥立光明院，自为大将军，开幕于室町，史称南北朝焉。在历史上南朝本为正统，三传至后龟山天皇乃以神器归于北朝后小松天皇(百代)，南北分立者凡六十六年。这样看来，武人对于皇室可谓不很客气，和我上面所说人民的感情大不相同，可是塞翁得失很是难说，因为天皇向来只拥虚位不管事，所以人民对于他只有好感情，一切政事上的好坏都由幕府负责任，这倒颇有君主立宪的好处，所差者就是那责任幕府是世袭的独裁者，自然不免有残民以逞的事情，但是由我看来这总比现在还好一点吧。我觉得日本这几年的事情正是明治维新的反动，将来如由武人组织法西斯政府，实际即是幕府复兴，不过旧幕府的态度是直爽的，他的僭上专擅大众皆知，做事好歹不与天皇相干，这是我所说的较好处了。别国的政治我们不好妄说，实在我也不懂，但这却是实情，历来天皇虽无实权，人民对于天皇的感情则很深厚。在明治四十年顷，大正天皇还是皇太子的时候，我曾在东京见过一次，那时我在本乡的大学前闲走，警官忽然叫行人都在路旁站住，又叫去帽，一煞时皇太子和太子妃坐了一辆马车过来，举着手对众人还礼，我见了很佩服，觉得真有一家和平之象。日前听日本友人说，现今警跸森严，情形有点不同了。为什么这样剥夺了人民的信与爱的呢?这在中国不足为奇，但在日本虽然我们是外国人却不能不很为之可惜也。
日本人是单纯质直的国民，有他的好性质，但是也有缺点，狭隘，暴躁。在现今的世界上欺侮别人似乎不算是什么坏事，可以不说，单说他对自己也往往如此，爱之适以害之。日本人的爱国平常似只限于对外打仗，此外国家的名誉仿佛不甚爱惜。去年秋天我往东京，在一个集会上遇见好些日本的军人和实业家，有一位中将同我谈起许多留日学生回去都排日，这是什么缘故，他以为一定是在日本受了欺侮的结果。我说这未必然，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不曾受过什么欺侮，我想这还是因为留学生看过在本国的日本人再看见在中国的日本侨民的行为的缘故吧，中国老百姓见了他们以为日本人本来是这样的，无可奈何也就算了，留学生知道在本国的并不如此而来中国的特别无理，其抱反感正是当然的了。那位中将听了十分诧异，说这样情形倒不知道，只可惜我无暇为他具体地说明，让他更知道得切实一点。恰巧今天(五月三日)北平《晨报》的社论讲及战区内纵容日鲜浪人欺凌华人的事，又引《密勒评论报》调查战区一带贩毒情形，云唐山有吗啡馆一百六十处，滦县一百零四处，古冶二十处，林西四处，昌黎九十四处，秦皇岛三十三处，北戴河七处，山海关五十处，丰润二十三处，遵化九处，余可类推。北平这地方虽在战区之外我想也可以加上，这里我不曾调查出数目，但据我从在北平的好些日本的熟人直接间接听来，颇知道一点情形，其实这已并非秘密，中日的警官以及北平市民大抵都知道了的。有一位日本友人说，他的店里常有人去说要买，答说没有，不肯相信，无论怎么说他总不肯走，盖他以为凡是日本人的店无不卖那个的也。这位友人的窘况与不愉快我很能谅解，他就做了那些不肖的同胞的牺牲，受了侮辱叫他有口也不能分辩。但是领事馆为什么不取缔的呢？说毒化政策这倒未必然，大约只是容许侨民多赚一点钱吧。本来为富不仁，何况国际，如英国那样商业的国家倘若决心以卖雅片为业，便不惜与别国开战以达目的，这倒也言之成理，日本并不做这生意，何苦来呢！商人赚上十万八万，并不怎么了不得，却让北平(或他处)的人民认为日本人都是卖白面吗啡的，这于国家名誉有何好看，岂不是贪小失大么？日本平常动不动就说中国人排日侮日，其实如上边所说使一地方人民都相信日本人专售吗啡岂不更是侮日之尤，而其原因还不是在日本官民之不能自己爱惜国家的名誉的缘故么？这又是甚可惋惜之一事也。

第一部分万世一系与武士道（3）

由君臣主从之义发生的武士道原是日本有名的东西，在古来历史文艺上的确不少可泣可歌的故事，但是在现今却也已不行了。民国以前我居留东京的时候，遇见报上发表市内杀死多人的案件，便有老剑客发牢骚说人心不古，剑术太疏了，杀人要这样的乱劈，真不成样子，而且杀女人小孩以及睡着的人，这都是极违反道义的行为。老年人的叹息多是背时的，可是这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至今还记得，虽然年月人名已经说不清楚了。昭和七年(一九三二)五月十五日海陆军青年将校杀内阁总理犬养毅，所谓五一五事件发生后，武士道似乎更成了问题：究竟这东西在日本还有么?我们回想元禄十五年赤穗义士四十七人为其主报仇[21]，全依了国法切腹而死。明治元年土佐兵士杀伤法国水兵，二十人受切腹处分。这些悉是旧式武士的典型，他们犯禁，便负责伏法，即或法偶宽亦负责自杀，依了他们的“道”，也就是斯巴达武士的“规矩”。后面这回现役军人杀了首相结果都从宽办理，无一死罪，亦不闻有如古武士负责自杀者，老剑客如尚在不知当更如何浩叹也。仔细想起来，这也不是现在才如此，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大地震时甘粕宪兵少尉杀害大杉荣夫妇及小儿，终得放免，已有前例。其次还有民间主谋的一团人，首领井上日召据说是和尚，初审判了死刑，再审却减了等，据报上说旁听的那些亲戚家属听了减刑的判决都喜欢得合掌下泪。我看了这纪事却只觉得满身不愉快，阿弥陀佛，日本的武士道真扫地以尽了。主谋杀人的好汉却怎地偷生恶死，何况又是出家人，何其看不透耶。照例说，那甘粕宪兵少尉，五一五的海陆军人，井上和尚，都应该自杀，即使法律宽纵了他们，这才合于武士道。然而他们都不这样做，社会上又似乎特别奖励庇护着他们，因此可知一般社会亦久不尊重武士道矣。户川秋骨在文集《都会情景》中有一小文谈到这事件，原文云：
“大臣暗杀固然也是紊乱军规，第一是卑怯的行为。这或是由于说什么现代之报仇那种头脑胡涂的时代错误而起亦未可知，然这种卑怯行为在今日却专归那所谓爱国之士去实行。他们自己或者没有自觉到也说不定，这样的事情乃真是士风之颓废也。在这一点上看来，现在顶堕落的东西并非在咖啡馆进出的游客，也不是左倾的学生，乃是这种胡涂思想的人们耳。
“我尝说今日如有侠客这东西，那也总是助强挫弱的这类人吧，于今知道这句话也可适用于某某了。”某某二字原系两个叉子，无从代为补足，看语气或者是军人二字的避讳吧。——说到犬养木堂，并不是因为他与中国民党有旧，我也和他的令媳犬养健氏见过，所以恭维他，公平地说倒是他老人家那种坚决的态度很有武士道的精神，只可惜不幸死了，对于中日两国都是很大的不幸，看他出来任这艰巨是原有觉悟的，所以那死也是他的本怀，后人亦不必代为扼腕嗟叹的吧。
我从旧历新年就想到写这篇小文，可是一直没有工夫写，一方面又觉得不大好写，这就是说不知怎么写好。我不喜做时式文章，意思又总是那么中庸，所以生怕写出来时不大合式，抗日时或者觉得未免亲日，不抗日时又似乎有点不够客气了。但是这没有办法，只能这样子，写了要去还拖欠已久的文债，来不及再加增减。在末了我只想说明一句，我写这篇文章只是以至长节的著作，都是最初在那里发现，看出兴会来的。其中文泉子[22]最为特别，他不像别人逐渐地变成小说家，却始终只以写生文为范围，他的《写生文集》与《帆立贝》等，从前也曾搜得，回国时不知怎样的遗失了，如今所有的就只是这一小册追忆儿童生活的《如梦记》而已。庚戌年秋日从本乡移居麻布赤羽桥左近，与芝区邻接，芝公园增上寺为往来经由之路，买杂物则往三田，庆应义塾所在地也，《如梦记》即在三田所购得，而此书店又特卑陋，似只以小学儿童为主顾者，于其小书架上乃不意得见此册，殊出意外，以此至今不忘，店头情形犹恍忽如见。三田虽是大街，惟多是晚间去散步，印象总是暗淡萧寂，与本乡不同，辛亥初冬回故乡，作小文纪旧游，只写一则而罢，题诗其后有云，寂寂三田道，衰柳何苍黄，盖慨乎其言之。今亦已是旧梦矣，读文泉子之记，更有云烟之感，文章之不可恃而可恃，殆如此也。
《古事记》：
万世一系的神话起源[
绍原兄，
让我把这鹅毛似的礼物，
远迢迢的从西北城，
送到你的书桌前。
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周作人。

第一部分万世一系与武士道（4）

我这里所译的是日本最古史书兼文学书之一，《古事记》（Kojiki）的上卷，即是讲神代的部分，也可以说是日本史册中所记述的最有系统的民族神话。《古事记》成于元明天皇的和铜五年（712），当唐玄宗即位的前一年，是根据稗田阿礼（Hieda no Aré）的口述，经安万侣（Yasumavo）用了一种特别文体记下来的。当时日本还没有自己的字母，平常纪录多借用汉字，即如同是安万侣编述的《日本书纪》便是用汉文体所写。《日本书纪》是一部历史，大约他的用意不但要录存本国的史实，还预备留给外国人（自然是中国同朝鲜人）看的，所以用了史书体裁的汉文。但是一方面觉得这样一来就难免有失真之处。因为用古文作文容易使事实迁就文章，更不必说作者是外国人了，所以他们为保存真面目起见，另用一种文体写了一部，这便是《古事记》（虽然实际上是《古事记》先写成）。因为没有表音的字母可用，安万侣就想出了一个新方法，借了汉字来写，却音义并用，如他的进书表文（这原来是一篇骈文）中所说，“或一句之中交用音训，或一事之内全以训录。”不过如此写法，便变成了一样古怪文体，很不容易读，如第三节中所云，“故二柱神[24]立天浮桥而指下其沼矛以画者，盐许袁吕许袁吕迩画鸣而引上时，自其矛末垂落之盐，累积成岛，是自淤能棋吕岛”，即其一例。但到了十八九世纪，日本国学发达起来，经了好些学者的考订注解，现在已经可以了解了。我这里所译，系用次田润的注释本，并参照别的三四种本子。我的主意并不在于学术上有什么供献，所以未能详征博考，做成一个比较精密完善的译本，这是要请大家预先承认原谅的。
我译这《古事记》神代卷的意思，那么在什么地方呢？我老实说，我的希望是极小的，我只想介绍日本古代神话给中国爱好神话的人，研究宗教史或民俗学的人看看罢了。普通对于这种东西有两样不同的看法，我觉得都不很对，虽然在我所希望他来看的人们自然不会有这些错误。其一是中国人看神话的方法。他们从神话中看出种种野蛮风俗原始思想的遗迹，——其实这是自然不过的事，他们却根据了这些把古代与现代在一起，以为这就足以作批评现代文化的论据。如《古事记》第三节里说，二大神用了天之沼矛搅动海水，从矛上滴下来的泡沫就成了岛，叫作“自凝岛”，读者便说这沼矛即是男根的象征，所以日本的宗教是生殖崇拜的。天之沼矛或者是男根的象征，（在古人的眼里什么不含有性的意味呢？）但并不能因此即断定后来的宗教思想是怎样。世界民族，起初差不多是生殖崇拜的，后来却会变化，从生殖崇拜可以变出高尚的宗教和艺术；而且在一方面看来，就是生殖崇拜自身，在他未曾堕落的时候，也不是没有他的美的。大家知道希腊的迭阿女索思祭（Dionysia），本为生殖崇拜之一相，后来的那伟大的戏剧却即由此而起。即在其初未经蜕变之时，如“布鲁达奇”（Plutarch）所说：“昔者先民举行迭阿女索思之祭，仪式质朴而至欢愉，有行列，挈酒一瓶，或一树枝，或牵羊，或携柳筐，中贮无花果，而殿以生支（Phallos），”固纯是原始的仪式，但见于艺术者，如许多陶器画上之肩菡萏的“狂女”（Mainades）以及发风露丑的“山精”（Satyroi），未始不是极有趣味的图像。我们可以把那些原始思想的表示作古文学古美术去欣赏，或作古文化研究的资料，但若根据了这个便去批评现代的文明，这方法是不大适用的。

第一部分万世一系与武士道（5）

其二是日本人看神话的方法，特别是对于《古事记》。日本自己有“神国”之称，又有万世一系的皇室，其国体与世界任何各国有异，日本人以为这就因为是神国的关系，而其证据则是《古事记》的传说。所以在有些经国家主义的教育家炼制成功的忠良臣民看来，《古事记》是一部“神典”，里边的童话似的记事都是神圣的，有如《旧约》之于基督教徒，因为这是证明天孙的降临的。关于邻国的事我们不能像《顺天时报》那样任情地说，所以不必去多讲他，但这总可以说明，我们觉得要把神话看作信史也是有点可笑的，至少不是正当的看法。十多年前日本帝国大学里还不准讲授神话学，当初我也不明白是什么缘故，后来看夏目漱石[25]集中的日记，才知道因为日本是神国，讲神话学就是亵渎国体的嫌疑了。就这一件事，可以想见这种思想是多么有势力。可是近年来形势也改变了，神话学的著作出版渐多，（虽然老是这两三个著者，）连研究历史及文化的也吸收了这类知识，在古典研究上可以说起了一个革命。做有四大厚册（尚缺一册，未完成）《文学上国民思想之研究》的津田博士在《神代史研究》上说，《古事记》中所记的神代故事并不是实际经过的事实，乃是国民想象上的事实；后人见了万世一系的情形，想探究他的来源，于是编集种种传说，成为有系统的记载，以作说明。这个说法似乎很是简单，而且也是当然，但在以前便不能说，（当然现在也有些人还不以为然）更不必说能保全文学博士的头衔了。人类学者鸟居博士新著《人类学上看来的我国上古文化》第一卷，引了东北亚洲各民族的现行宗教，来与古代日本相印证，颇有所发明。照他所讲的看来，神代纪上的宗教思想大抵是萨满教（Shamanism）的，与西伯利亚的鞑靼以及回部朝鲜都有共同之点。此于人类学上自是很有意义的左证，但神典之威严却也不能没有动摇了。我说日本人容易看《古事记》的神话为史实，一方面却也有这样伟大之学术的进展，这一点是我们中国人不得不对着日本表示欣羡的了。
（对于万世一系的怀疑，在日本的学者中间并不是没有。好些年前有一个大学教授讲到进化，说即如日本的国体也要改变，因此就革了职，但我记不清这事的详情和他的姓名了。一九二一年九月的《东方时论》上登载法学博士青木彻二的一篇随笔，名曰Zoku Seso Ibukashiki，译出来可以称作《续世事之离奇》，出版后即被政府禁止，据齐藤昌三的《近代文艺笔祸史》说，“作者青木博士终以朝宪紊乱罪下狱，在这一年里大学助教授森户辰夫、帆足理一郎、野村隈畔等，或处徒刑，或处多大之罚金，学者之有名笔祸事件相继发生。”除森户外，别人的事件内容我都不很清楚，但青木博士的我还记得，虽然杂志是禁止没收了。他的犯罪也是因为对于万世一系的怀疑。他对访问的记者说明他的意思，他不满意于一般关于国体的说法，以为日本是与世界各国绝不相同的；他不愿意被人家看作一种猴子似的异于普通人类的东西，发愤要表明日本人也是人，也有人类同具的思想与希望，所以写那一篇文章，即因此得罪在所不惜。这种精神也值得佩服，虽然与现在所谈的神话问题无甚关系。）
《古事记》神话之学术的价值是无可疑的，但我们拿来当文艺看，也是颇有趣味的东西。日本人本来是艺术的国民，他的制作上有好些印度中国影响的痕迹，却仍保有其独特的精彩；或者缺少庄严雄浑的空想，但其优美轻巧的地方也非远东的别民族所能及。他还有他自己的人情味，他的笔致都有一种润泽，不是干枯粗厉的，这使我最觉得有趣味。和哲郎著《日本古代文化》，关于这点说的很是明白，虽然他的举例多在《古事记》的后二卷，但就是在神话里也可以看出一点来。不过我的译文实在太是不行了，这在我还未动笔之先就早已明白地感到，所以走失了不少的神采。此刻只好暂时这样地将就，先发表出来，将来如有进步当再加校订吧。再见！

第一部分武士之情（1）

此刻现在自己伸出嘴来谈中日事情，有点像樊迟、樊哙的小兄弟一样，实实是“樊恼自取”。可是不相干，我还想来说几句话。这并不是像小孩玩火，觉得因危险而好玩，也当然不是像法师振锡，想去醒迷警顽。我只是看到别人的几句文章，略略有点意思想随便说说罢了。胡适之、室伏高信[27]二君的两篇大文都在报上读过了，两篇都写得很好，都说得很有道理，我也很佩服，但是引起我的感想的却不是这个。我所说的是一个在东京的留学生真君十一月二十四写来的私信，其中有云：
“前日随东师观早大演剧博物馆，初期肉笔浮世绘[28]展，昨又随其赴上野帝室博物馆并美术馆之现代板画展等，东师一一赐为详细说明，引起无限的兴趣。同时益觉得今日的日本可敬可畏，而过去的日本却实在更可爱。江户今虽已成东京，但仍极热望能在此多住几年，尤望明年先生也能来东京，则更多赐教启发的机会了。然而这些希望看来似乎都很渺茫也。”
这里我忽然想起了清末的两个人，黄遵宪[29]与叶昌炽[30]。黄君著的《人境庐诗草》卷八有《马关纪事》五首，显然是光绪乙未年所作，其一云：
“既遣和戎使，翻贻骄倨书。改书追玉玺，绝使复轺车。唇齿相关谊，干戈百战余。所期捐细故，盟好复如初。”黄君虽然曾著《日本杂事诗》与《日本国志》，在中国是最早也最深地了解日本的人，但在中日战争的甲午的次年就敢于这样说，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胆识。叶君诗文集外著有《语石》，最有名，殁后出板的《缘督庐日记钞》卷八记庚子六月间事有两则云：
“初九日，南来久谈，云日本使臣及统兵官因待中国太厚为其国主撤归，此必各国有责言，不能不自掩其同洲之迹，然而中国苦矣。”
“初十日，昨南云，庆邸回京往晤各国使臣，日使教之云，为中国计，第一请停战，第二急派兵剿义和团，无令他国代剿，失自主之权，辅州邑得不致大遭蹂躏者，此两言之力也。为我谋不可谓不忠，宜各国之有后言也。”这里所记的是否事实我不能知道，或者南所谈原只是道听途说亦未可知，不过那都没有什么关系，所可注意的是叶君在庚子那时对于日本的态度。这种态度大约也不只叶君一人，有南等人展转相传地来说，可知这空气传播得颇广，叶君却把它表示出来罢了。
从庚子到现今乙亥又是三十五年了，突然听到了真君的话，很有点出于意外。真君本来是颇爱人境庐的诗的，所以意见与黄君相近吧？但是这里有点不同，黄、叶二君亲日的意见大抵以政治为立脚点，而真君则纯是文化的，这是我所很感到兴趣的地方。说到亲日，我在这里不免要来抄录一篇小文，对于这个名词略加说明：
中国的亲日派，同儒教徒一样，同样的为世诟病，却也同样的并没有真实的当得起这名称的人。
中国所痛恶的，日本所欢迎的那种亲日派，并不是真实的亲日派，不过是一种牟利求荣的小人，对于中国，与对于日本，一样有害的，一面损了中国的实利，一面损了日本的光荣。
我们承认一国的光荣在于他的文化——学术与艺文，而不在他的属地利权或武力，而且这些东西有时候还要连累了缺损他原有的光荣。（案如欧战时德国文学家霍普忒曼，非洲战争时意国科学家马尔可尼，各为本国辩解，说好些可笑的话。）
中国并不曾有真的亲日派，因为中国还没有人理解日本国民的真的光荣，这件事只看中国出版界上没有一册书或一篇文讲日本的文艺或美术，就可知道了。日本国民曾经得到过一个知己，便是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他才是真的亲日派。中国有这样的人么？我惭愧说，没有。此外有真能理解及绍介英德法俄等国的文化到中国来的真的亲英亲德等派么？谁又是专心研究与中国文化最有关系的印度的人呢？便是真能了解本国文化的价值，真实的研究整理，不涉及复古与自大的，真的爱国的国学家，也就不很多吧。
日本的朋友，我要向你道一句歉，我们同你做了几千年的邻居，却举不出一个人来，可以算是你真的知己。但我同时也有一句劝告，请你不要认不肖子弟的恶友为知己，请你拒绝他们，因为他们只能卖给你土地，这却不是你的真光荣。

第一部分武士之情（2）

此文系民国九年所写，题曰《亲日派》，登在当时《晨报》“第七版”上，因为还没有所谓副刊，这已是十五年前的事情了，文章的那样写法与有些意思现在看来觉得有点幼稚，十几年中事实也稍有变更了，这里所说的话未必能算全对，不过对于亲日的解说我还是那么想，所以引用了。所谓亲日应该是Nipponophilos一语的解释，是爱日本者，也可以说是日本之友，而友谊又与亲族关系不同，他不会去附和械斗，也不讲酒食征逐，只因相知遂生情意，个人与民族虽大小悬殊，情形却无二致。世界上爱日本者向来以小泉八云为代表，近来又加添了一个葡萄牙人摩拉蔼思（W.de Moraes）。此外如法国的古修（P.L.Couchoud）等大约还不少，不过在日本没有翻译，所以不大知道。小泉八云的全集已有日译，原书又是英文，大家见到的很多，摩拉蔼思的著作今年有两种译成日本文即《日本的精神》与《德岛的盆踊》。讲到专门的研究，文学方面不及张伯伦，美术方面不及菲纳罗沙与龚枯尔，他们只对于日本一般的文化与社会情形感到兴趣，加为赞赏，因为涉及的范围广大，叙说通俗，所以能得到多数的读者，但因此也不免有浅薄的缺点。还有一层，“西洋人看东洋总是有点浪漫的，他们的诋毁与赞叹都不甚可靠，这仿佛是对于一种热带植物的失望或满意，没有什么清白的理解根据，有名如小泉八云也还不免有点如此。”这是十年前所说的话，到现在也是这样想。小泉八云的文章与思想还有他的美，摩拉蔼思的我更觉得别无特色，或者一半因为译文的无味的缘故亦未可知。他们都不免从异域趣味出发，其次是浓厚的宗教情绪，这自然不会是希伯来正宗的了，他们要来了解东洋思想，往往戴上了泛神的眼镜，或又固执地抓住了轮回观，凭空看出许多幻影来。日本原来也是富于宗教情绪的民族，却未必真是耽溺于灵魂与轮回的冥想，如基督教人之所想像。如小泉八云著《怪谈》中的《蚊子》是一篇很好的散文，末尾云：
假如要被判定去落在食血饿鬼道中，那么我愿意有这机会去转生在坟前的那些竹花瓶里，将来我可以从那里偷偷地出来，唱着我的细而且辣的歌，去咬我所认识的人。
这说得很有风趣，但在上文说如东京想要除灭蚊子，须得在寺里墓场的一切花瓶的水上注上石油，因为这里边能发育蚊子，但是这断不可能，不特破坏了祖先崇拜之诗美，而且戒杀生的宗教与敬祖的孝心也决不能奉命云云，如当作诗人自己奇怪的意境看固亦无妨，但若是算作实写日本的情形则未免是谬误之一例了。中国人论理可以没有这些毛病，因为我们的文化与日本是同一系统，儒释道三种思想本是知道的，那么这里没有什么隔阂，了解自然容易得多。十五年前说中国还没有讲日本文学的书，现在也是有了，世上难得再有小泉八云那样才笔，但是不下于他的理解总是可能的，所以这件事似乎看下去很可以乐观。我尝说过，日本与中国在唐朝的往来真是人类史上最有光荣的事，纯是文化的友谊的使节，一点都没有含着不纯的动机，只有在同时代的中国与印度的往来可以相比，在外国绝对找不出一个类似的例来，罗马与希腊的文化的关系不可谓不密切，那却是从侵略来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中国对于日本文化的理解有很好的“因”很远地种下了，可是“缘”却不好，这多少年来政治上的冲突成了文化接触的极大障害，所以从又一方面看去乐观是绝无根据。在这个时候听见真君的几句话，确是空谷足音，不能不令人瞿然惊顾了。
要了解别国的文化可是甚不容易的事，从前我说文化大抵只以学术与艺文为限，现在觉得这是不对的。学术艺文固然是文化的最高代表，而低的部分在社会上却很有势力，少数人的思想虽是合理，而多数人却也就是实力。所以我们对于文化似乎不能够单以文人学者为对象，更得放大范围来看才是。前日读谷崎润一郎的新著小说《武州公秘话》，卷二记桐生辉胜十三岁时在牡鹿城为质，药师寺军围城，辉胜夜登小楼观女人们装饰所斩获的首级事，我觉得很有意思。老女最初说明道：
近来几乎每天晚上都从自己的队伙中叫去五六个人，把斩获的敌人的首级拿来与首级簿对勘，换挂首级牌，洗濯血迹，去办这些差使。首级这东西，若是无名的小兵的那或者难说，否则凡是像点样子的勇士的头，那就都是这样的好好地弄干净了，再去供大将的查检。所以都要弄得不难看，头发乱了的给他重新梳好头，染牙齿的重新给染过，偶然也有首级要给他薄薄地搽点粉。总之竭力地要使那人保存原来的风貌与血气，与活着的时候仿佛。这件事叫做装饰首级，是女人所做的工作。
随后纪述这工作的情形云：
人数正是五个。这里边的三个女人都有一个首级放在前面，其余的两个女人当作助手。第一个女人舀起半勺热水来倒在木盆里，叫助手帮着洗那首级。洗了之后把这个放在首级板上，递给第二个人。这个女人接了过来，给他梳发挽髻。第三个女人就在首级上挂上牌子。工作是这样的顺着次序做下去。最后，这些首级都放在三个女人后面的长的大木板上，排列作一行。
关于梳头又详细地描写道：
从左端的女人手里递过干干净净地揩去了血迹的一个首级来时，这女人接受了，先用剪刀剪断了髻上的头绳，随后爱抚似地给他细心地梳发，有的给搽点香油，有时给剃顶搭，（案日本维新前男子皆蓄发结髻，唯脑门上剃去一部分如掌大。）有时从经机

第一部分武士之情（3）

上取过香炉来，拿头发在烟上薰一回，于是右手拿起新的头绳，将一头咬在嘴里，用左手将头发束起，正如梳头婆所做一样，把髻结了起来。
又云：
那些女人们要不失对于死者的尊敬之意，无论什么时候决不粗暴地动作。她们总是尽可能的郑重地、谨慎地、和婉地做着。
谷崎的意思是在写武州公的性的他虐狂，这里只是说他那变态的起源，但是我看了却是觉得另外有意思，因为我所注意的是装饰首级中的文化。我们平常知道日本话里有“首实检”（Kubi Jikken）一字，意义是说检查首级，夏天挑买香瓜西瓜，常说是检查首级似的。这是战国时代的一种习惯，至今留在言语里，是很普通的话，而装饰首级则即是其前一段，不过这名称在现今已是生疏了。今年同学生们读松尾芭蕉[31]的纪行文《奥之细道》，有记在小松的太田神社观斋藤实盛遗物盔与锦袍一节，在这里也联想起来。实盛于寿永二年（一一八三，宋孝宗淳熙十年）随平维盛往征木曾义仲，筱原之战为手冢光盛所杀，时年七十三，恐以年老为人所轻，故以墨染须发，首级无人能识，令口兼光视之，始知其为实盛，以水洗白发尽出，见者皆感泣，义仲具祈愿状命兼光送遗物纳于太田神社。芭蕉咏之曰：
Muzan yana,Kabuto no shita no Kirigirisu！（大意云，伤哉，盔底下的蟋蟀呀！原系十七音的小诗，意多于字，不易翻译。）十四世纪的谣曲[32]中有《实盛》一篇，亦以此为材料，下半本中一段云：
且说筱原的争战既了，源氏的手冢太郎光盛，到木曾公的尊前说道，光盛与奇异的贼徒对打，取了首级来。说是大将，又没有随从的兵卒，说是武士，却穿着锦战袍。叫他报名来，也终没有报名，听他说话乃是坂东口气。木曾公听了，阿呀那可不是长井的斋藤别当实盛么？若是如此，须发都该皓白了，如今却是黑的，好不奇怪。口次郎想当认识，叫他到来。口走到一眼看去，唉唉伤哉，那真是斋藤别当也。实盛常说，年过六十出阵打仗，与公子小将争先竞胜，既失体统，而且被称老将，受人家的轻侮，更是懊恼，所以该当墨染须发，少年似的死于战场。平常这样地说，却真是染了。且让我洗了来看。说了拿起首级，离开尊前，来到池边，柳丝低垂，碧波照影，正是
气霁风梳新柳发 冰消浪洗旧苔须
洗了一看，黑色流落，变成原来的白发。凡是爱惜名声的执弓之士都应当如是，唉唉真是有情味的人呀，大众见了都感叹流泪。
以上杂抄数节，均足以看出所谓“武士之情”。这即是国民文化之一部分表现，我们平常太偏重文的一面，往往把这边没却了，未免所见偏而不全。我近来有一种私见，觉得人类文化中可以分作两部，其一勉强称曰物的文化，其二也同样勉强地称曰人的文化。凡根据生物的本能，利用器械使技能发展，便于争存者，即物的文化，如枪炮及远等于爪牙之特别锐长，听远望远等于耳鼻的特别聪敏，于生存上有利，而其效止在损人利己，故在文化上也只能说是低级的，与动物相比亦但有量的差异而非质的不同也。虽然并不违反自然，却加以修改或节制，其行为顾虑及别人，至少要利己而不损人，又或人己俱利，以至损己利人，若此者为高级的，人的文化。今春在《耆老行乞》文中我曾这样说：
“一切生物的求食法不外杀，抢，偷三者，到了两条腿的人才能够拿出东西来给别的吃，所以乞食在人类社会上实在是指出一种空前的荣誉。”假如在非洲地方我们遇见一个白人全副文明装束拿了快枪去打猎杀生，又有一个裸体黑人在路旁拿了他的煨蛴螬留过路的人共食，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里文明与野蛮正换了地位，古人所常常喜说的人禽之辨实在要这样去看才对。上面所引的各节因此可以看出意义，虽然也有人可以说，装饰好了死人头去请大帅赏鉴，正是封建时代残忍的恶风，或者如来则（Frazer）氏所说的由于怕那死人的缘故，所以有饰终典礼吧，但是我总不是这样想。无论对于牝鹿城或筱原的被害者，要不失对于死者的尊敬之意，这是一种人情之美，为动物的本能上所没有的。固然有些残忍的恶风与怕鬼的迷信也只是人类所有，在动物里不能发见，但那是动物以下的变态，不能与这相提并论。我常想人类道德中仁恕的位置远在忠孝之上，所以在日本的武士道中我也很看重这“武士之情”，觉得这里边含有大慈悲种子，能够开出顶好的花来，若主从之义实在关系的范围很小，这个有如周末侠士的知己感，可以给别人保得家国，那个则是菩萨行愿，看似微小，扩充起来却可保天下度世人也。这回所谈有点违反我平常习惯似地稍倾于理想亦未可知，但在我总是想竭力诚实地说，不愿意写看似漂亮而自己也并不相信的话。总之我只想略谈日本武士生活里的人情，特别举了那阴惨可怕的检查首级来做个例，看看在互相残杀的当中还有一点人情的发露，这恐怕就是非常阴暗的人生路上的惟一光明小点吧。此刻现在还有真君那样的人留意日本近代文明，真是很难得很可喜的。同时我还想请真君于文艺美术之外再跨出一步去向别的各方面找寻文化，以为印证，则所得一定更大，而文化上的日本也一定更为可爱了。
但是，要了解一国文化，这件事固然很艰难，而且，实在又是很寂寞的。平常只注意于往昔的文化，不禁神驰，但在现实上往往不但不相同，或者还简直相反，这时候很要使人感到矛盾失望。其实这是不足怪的。古今时异，一也，多寡数异，又其二也。天下可贵的事物本不是常有的，山阴道士不能写黄庭，曲阜童生也不见得能讲《论语》，研究文化的人想遍地看去都是文化，此不可得之事也。日本文化亦是如此，故非耐寂寞者不能着手研究，如或太热心，必欲使心中文化与目前事实合一，则结果非矛盾失望而中止不可。不佞尝为学生讲日本文学与其背景，常苦于此种疑问之不能解答，终亦只能承认有好些高级的文化是过去的少数的，对于现今的多数是没有什么势力，此种结论虽颇暗淡少生气，却是从自己的经验得来，故确是诚实无假者也。
（廿四年十二月）

第一部分军政之恶（1）

日本现代散文家有几个是我所佩服的，户川秋骨即是其一。据《日本文学大辞典》上说，秋骨本名明三，生于明治三年（一八七○），专攻英文学，在庆应大学为教授。又云：
在其所专门的英文学上既为一方之权威，在随笔方面亦以有异色的幽默与讽刺闻名。以随笔集《文鸟》及其他改编而成的《乐天地狱》（昭和四年即一九二九）中，他的代表作品大抵集录在内。
但是我最初读了佩服的却是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四）出版的一册《凡人崇拜》，那时我还买了一本送给友人。这样买了书送人的事只有几次，此外有滨田陵的《桥与塔》，木下周太等的《昆虫写真生态》二册，又有早川孝太郎的《野猪与鹿与狸》，不过买来搁了好久还没有送掉，因为趣味稍偏不易找到同志也。
秋骨（户川君今老矣，计年已六十有七，大前年在东京曾得一见，致倾倒之意，于此当称秋骨先生，庶与本怀相合，唯为行文便利计，又据颜师古说举字以相崇尚，故今仍简称字。）的文章的特色是幽默与讽刺，这有些是英文学的影响，但是也不尽如是。他精通英文学，虽然口头常说不喜欢英文与英文学，其实他的随笔显然有英国气，不过这并不是他所最赏识的阑姆，远一点像斯威夫德，近的像柏忒勒（Butler）或萧伯讷吧，——自然，这是文学外行人的推测之词，未必会说得对，总之他的幽默里实在多是文化批评，比一般文人论客所说往往要更为公正而且辛辣。昭和十年（一九三五）所出随笔集《自画像》的自序中云：
我曾经被人家说过，你总之是一个列倍拉列斯忒（自由主义者）吧。近来听说列倍拉列斯忒是很没有威势了，可是不论如何，我是以一个列倍拉列斯忒为光荣的。从我自己说来毫无这些麻烦的想头，若是旁观者这样地说，那么就是如此也说不定。注重个性咧，赶不上时势咧，或者就是如此也未可知吧。赶不上时势什么都没有关系，我只是以一个列倍拉列斯忒即自由主义者的事衷心认为光荣的。
又被一个旁观者说过，说是摩拉列斯忒。你到底是一个摩拉列斯忒，这是或人说的话。我向来是很讨厌摩拉列斯忒的。摩拉列斯忒，换句话说就是道德家。阿呀，这样的东西真是万不敢领教，我平常总是这么想。可是人家说，你说万不敢领教这便正是摩拉列斯忒的证据。被人家这样说来，那么正是如此也未可定。……假如这是天性，没有法子，除了死心塌地承受以外更无办法。那么这就是说天成的道德家了，如此一说的确又是可以感谢的事。但是此刻现在谁也不见得肯把我去当作思想善导的前辈吧。若是不能成为思想善导家那样重要而且有钱赚的人，即使是道德家，也是很无聊的。总之是讨厌的事。那么摩拉列斯忒还是讨厌的，不过虽是讨厌而既然是天性，则又不得不死心塌地耳。
因为他是自由主义者，是真的道德家，所以所写的文章如他自己所说多是叫道德家听了厌恶，正人君子看了皱眉的东西，这一点在日本别家的随笔是不大多见的，我所佩服的也特别在此。专制，武断及其附属，都是他所不喜欢的，为他的攻击的目标。讽刺是短命的，因为目标倒了的时候他的力量也就减少，但幽默却是长命的，虽然不见得会不死，虽然在法西斯势力下也会暂时假死。《自画像》的一篇小文中有云：
特别最近说是什么非常时了，要装着怪正经的脸才算不错，很有点儿可笑。而且又还乱七八糟地在助成杀伐的风气。大抵凶手这种人物都是忘却了这笑的，而受别人的刃的也大都是缺少这幽默的人。
秋骨的文章里独有在非常时的凶手所没有的那微笑，一部分自然无妨说是出于英文学的幽默，一部分又似日本文学里的俳味，虽然不曾听说他弄俳句，却是深通“能乐”[34]，所以自有一种特殊的气韵，与全受西洋风的论文不相同也。
秋骨的思想的特点最明显的一点是对于军人的嫌憎。《凡人崇拜》里第二篇文章题曰《定命》，劈头便云：
生在武士的家里，养育在武士风的环境里，可是我从小孩的时候起便很嫌憎军人。
后边又云：
小时候遇见一位前辈的军官，他大约是尝过哲学的一点味道的吧，很不平地说，俺们是同猪猡一样，因为若干年间用官费养活，便终身被捆在军籍里，被使令服役着。我在旁听到，心想这倒确实如此吧，虽然还年幼心里也很对他同情。那人又曾愤慨地说，某亲王同自己是海军学校的同窗，平等地交际着的，一毕了业某亲王忽然高升，做学生时候那了无隔阂的态度全没有了，好像换了人似的以昂然的态度相对。我又在旁听到，心想这倒确实如此吧。于是我的军人嫌憎的意思更是强固起来了。

第一部分军政之恶（2）

同文中又有一节云：
在须田町的电车交叉点立着一座非常难看相的叫做广濑中佐的海军军人的铜像。我曾写过一篇铜像论，曾说日本人决不可在什么铜像上留下他的尊相。须田町的那个大约是模仿忒拉法耳伽街的纳耳逊像的吧，广濑中佐原比纳耳逊更了不得，铜像这物事自然也是须田町的要比英国更好，总之不论什么比起英国来总是日本为胜，我在那论内说过。只是很对不起的，要那中佐的贵相非在这狭隘热闹之区装出那种呆样子站着不可，这大约也就是象征那名誉战死的事是如何苦恼的吧。同样是立像，楠正成则坐镇于闲静地方，并不受人家的谈论，至于大村则高高地供在有名地方，差不多与世间没交涉。惟有须田町的先生乃一天到晚俯视着种种形相，又被彼等所仰视着，我想那一定是烦得很，而且也一定是苦得很吧。说到忒拉法耳伽街，那是比须田町还要加倍热闹的街市，但是那里的纳耳逊却立在非常高的地方，群众只好远远的仰望，所以不成什么问题。至于吾中佐，则就是家里的小孩见了也要左手向前伸，模仿那用尽力气的姿势，觉得好玩。还有今年四岁的女孩，比她老兄所做的姿势更学得可笑，大约是在中佐之下的兵曹长的样子吧，弯了腰，歪了嘴，用了右手敲着臀部给他看。盖兵曹长的姿势实在是觉得这只手没有地方放似的，所以模仿他的时候除了去拍拍屁股也没法安顿吧。就是在小孩看了，也可见他们感觉那姿态的异像。但是这些都没有关系，中佐的了不得决非纳耳逊呀楠呀大村呀之比。他永久了不得。只看日本国中，至少在东京市的小学校里，把这人当作伟人的标本，讲给学生听，那就可以知道了罢。
所以学生们回家来便问父亲为什么不做军人，答说，那岂不是做杀人的生意么?从这边说是杀人，从那边想岂不是被杀的生意么。这种嫌憎军人的意思在日本人里并不能说是绝无，但是写出来的总是极少，所以可以说是难得。广濑中佐名武夫，日俄战争[35]中死于闭塞旅顺之役，一时尊为军神，铜像旧在四叉路中心，大地震后改正道路，已移在附近一横街中，不大招人悯笑矣。前文不记年月，但因此可知当在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之前也。
同书中第四篇曰《卑怯者》，在大地震一年后追记旧事，有关于谣传朝鲜人作乱，因此有许多朝鲜人(中国人亦有好些在内)被杀害的事[36]一节云：
关于朝鲜人事件是怎么一回事，我一点儿都不明白。有人说这是因为交通不完备所以发生那样事情，不过照我的意思说来，觉得这正因为交通完备的缘故所以才会有那样事情。假如那所谓流言蜚语真是出于自然的，那么倒是一种有意思的现象，从什么心理学社会学各方面都有调查研究的价值，可是不曾听说有谁去做这样的事。无论谁都怕摸身上长的毒疮似的在避开不说，这却是很奇怪。不过如由我来说，那么这起火的根源也并不是完全不能知道。那个事件是九月二日夜发生的事，我还听说同日同时刻在桦太岛方面也传出同样的流言。恐怕桦太是不确的也未可知，总之同日同时那种流言似乎传到很有点出于意外的地方去。无论如何，他总有着不可思议的传播力。依据昨今所传闻，说是陆军曾竭力设法打消那朝鲜人作乱的流言云云。的确照例陆军的好意是足多的了。可是去年当时，我直接听到那流言，却是都从与陆军有关系的人的嘴里出来的。
大地震时还有一件丑恶绝伦的事，即是宪兵大尉甘粕某杀害大杉荣夫妇及其外甥一案，集中也有一篇文章讲到，却是书信形式，题曰《寄在地界的大杉君书》。这篇文章我这回又反复读了两遍，觉得不能摘译，只好重复放下。如要摘译，可选的部分太多，我这小文里容不下，一也。其二是不容易译，书中切责日本军宪，自然表面仍以幽默与游戏出之，而令读者不觉切齿或酸鼻，不佞病后体弱，尚无此传述的力量也。我读此文，数次想到斯威夫德上人，心生钦仰，关于大地震时二大不人道事件，不佞孤陋寡闻未尝记得有何文人写出如此含有义愤的文章，故三年前在东京山水楼饭店见到户川先生，单独口头致敬崇之词，形迹虽只是客套，意思则原是真实耳。

第一部分军政之恶（3）

上面所引多是偏于内容的，现在再从永井荷风所著《东京散策记》中另外引用一节，原在第八章《空地》中的：
户川秋骨君在《依然之记》中有一章曰《霜天的户山之原》。户山之原是旧尾州侯别庄的原址，那有名的庭园毁坏了变作户山陆军学校，附近便成为广漠的打靶场。这一带属于丰多摩郡，近几年前还是杜鹃花的名胜地，每年人家稠密起来，已经变成所谓郊外的新开路，可是只有那打靶场还依然是原来的样子。秋骨君曰：“户山之原是在东京近郊很少有的广大的地面。从目白的里边直到巢鸭泷之川一面平野，差不多还保留着很广阔的武藏野的风致。但是这平野大抵都已加过耒耜，已是耕种得好好的田地了，因此虽有田园之趣而野趣则至为缺乏。若户山之原，虽说是原，却也有多少高下，有好些树木。大虽是不大，亦有乔木聚生，成为丛林的地方。而且在此地一点都不曾加过人工，全是照着那自然的原样。假如有人愿意知道一点当初武藏野的风致，那么自当求之于此处吧。高下不平的广大的地面上一片全是杂草遮盖着，春天采摘野菜，适于儿女的自由游戏，秋天可任雅人的随意散步。不问四季什么时候，学绘画的学生携带画布，到处描写自然物色，几无间断。这真是自然之一大公园，最健全的游览地，其自然与野趣全然在郊外其他地方所不能求得者也。在今日形势之下，苟有余地则即其处兴建筑，不然亦必加耒耜，无所踌躇。可是在大久保近傍何以还会留存着这样几乎还是自然原状的平野的呢？很奇怪，此实为俗中之俗的陆军之所赐也。户山之原乃是陆军的用地。其一部分为户山学校的打靶场，其一部分作练兵场使用。但是其大部分差不多是无用之地似的，一任市民或村民之蹂躏。骑马的兵士在大久保柏木的小路上列队驰骤，那是很讨厌的事，不，不是讨厌，是叫人生气的。把天下的公路像是他所有似的霸占了，还显出意气轩昂的样子，这是吾辈平民所甚感觉不愉快的。可是这给予不愉快的大机关却又在户山之原把古昔的武藏野给我们保留着。想起来时觉得世上真是不思议地互相补偿，一利一害，不觉更是深切地有感于应报之说了。”
这里虽然也仍说到军人，不过重要的还是在于谈户山之原，可以算作他这类文章的样本。永井原书成于大正四年(一九一五)，此文的著作当在其前，《依然之记》我未曾见，大约是在《文鸟》集中吧，但《户山之原》一篇也收在《乐天地狱》中。秋骨的书我只有这几册：
一、《凡人崇拜》，一九二六。
二、《乐天地狱》，一九二九。
三、《英文学笔录》，一九三一。
四、《自然、多心、旅行》，同上。
五、《都会情景》，一九三三。
六、《自画像》，一九三五。
这里所介绍的只是一点，俟有机会当再来谈，或是选择一二小文，不过此事大难耳。
（廿六年二月廿三日于北平）

第一部分大和魂与孝道（1）

在《岩波文库》里得到一本中勘助(Naka kansuke)的小说《银茶匙》(Ginno saji)，很是喜欢。这部小说的名字我早知道，但是没有地方去找。在铃木敏也所著文艺论抄《废园杂草》中有一篇《描写儿童的近代小说》，是大正十一年(1922)暑期讲习会对小学教员所讲的，第六节曰《幼时的影》，这里边说到《银茶匙》，略述梗概之后又特别引了后篇的两节，说是教员们应当仔细玩味的部分。铃木氏云：
现今教育多注全力于建立一种偶像，致忘却真实的生命，或过于拘泥形式，反不明了本体在于那边，这些实是太频繁地在发生的问题。总之那珂氏(案此系发表当时著者的笔名，读音与“中”相同。)这部著作是描写儿童的近代小说中最佳的一种，假如读儿童心理学为现在教员诸君所必需，那么为得以把握住了活的心灵之现实相去接触，我想劝大家读这《银茶匙》。
但是《银茶匙》我在以前一直未能找到，因为这原来是登在东京《朝日新闻》上的，后来大约也出过单行本，我却全不清楚。关于中勘助这人我们也不大知道，椐岩波本和哲郎的解说云；
中氏在青年时代爱读诗歌，对于散文是不一顾视的。最初在大学的英文学科，后转入国文学科毕业。其时在日本正值自然主义的文学勃兴，一方面又是夏目漱石开始作家活动的时候。但中氏毫不受到这两方面的影响，其志愿在于以诗的形式表现其所独有的世界，而能刺激鼓动如此创作欲的力量在两者均无有也。中氏于是保守其自己独特的世界，苦心思索如何乃能以诗的形式表现出来。可是末了终于断念，以现代日本语写长诗是不可能的事，渐渐执笔写散文，虽然最初仿佛还感着委屈的样子。这样成功的作品第一部便是《银茶匙》的前编。时为明治四十五年(1912)之夏，在信州野尻湖畔所写，著者年二十七岁。
最初认识这作品的价值的是夏目漱石氏。漱石指出这作品描写小孩的世界得未曾有，又说描写整洁而细致，文字虽非常雕琢却不可思议地无伤于真实，文章声调很好，甚致赞美。第二年因了漱石的推荐，这篇小说便在东京《朝日新闻》上揭载出来。在当时把这作品那么高的评价的人除漱石外大约没有吧。但是现在想起来，漱石的作品鉴识眼光确实是很透彻的。
《银茶匙》的后篇是大正二年(1913)之夏在比睿山上所写。漱石看了比前篇还要高的评价，不久也在同一新闻上揭载出来了。
查《漱石全集》第十三卷“续书简集”中有几封信给中氏的，其中两三封关于他的小说，觉得颇有意思，如大正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信云：
来书诵悉。作者名字以中勘助为最上，但如不方便，亦无可如何。那迦，奈迦，或勘助，何如乎？鄙人之小说久不结束，自以为苦，且对兄亦甚抱歉，大抵来月可以登出亦未可料。稿费一节虽尚未商及，鄙人居中说合，当可有相当报酬，唯因系无名氏故，无论如何佳妙，恐未能十分多给，此则亦希预先了知者耳。
又大正三年十月二十七日信云：
病已愈，请勿念。前日昨日已将大稿读毕，觉得甚有意思。不过以普通小说论，缺少事件，俗物或不赞赏亦未可知。我却很喜欢，特别是在病后，又因为多看油腻的所谓小说有点食伤了，所以非常觉得愉快。虽然是与自己隔离的，却又仿佛很是密合，感到高兴亲近。坏地方自然也有，那只是世俗所云微疵罢了。喜欢那样性质的东西的人恐怕很少，我也因此更表示同情与尊敬。原稿暂寄存，还是送还，任凭尊便。草草不一。
这一封信大约是讲别的作品的，但是批评总也可以拿来应用。中氏是这样一个古怪的人，他不受前人的影响，也不管现在的流行，只用了自己的眼来看，自己的心来感受，写了也不多发表，所以在文坛上几乎没有地位，查《日本文学大辞典》就不见他的姓名，可是他有独自的境界，非别人所能侵犯。和氏说得好：
著者对于自己的世界以外什么地方都不一看，何况文坛的运动，那简直是风马牛了。因此他的作品也就不会跟了运动的转移而变为陈旧的东西，这二十五年前所作的《银茶匙》在现今的文坛上拿了出来因此也依然不会失却其新鲜味也。
《银茶匙》前篇五十三章，后篇二十二章，都是写小学时代的儿童生活的，好的地方太多了，不容易挑选介绍，今姑且照铃木氏所说，把那两节抄译出来。这都在后篇里，其一是第二章云——

第一部分大和魂与孝道（2）

那时战争开始(案即甲午年中日之战)以来，同伴的谈话整天都是什么大和魂与半边和尚(案此为骂中国人的话)了。而且连先生也加在一起，简直用了嗾狗的态度，说起什么便又拉上大和魂与半边和尚去。这些使我觉得真真厌恶，很不愉快。先生关于豫让[38]或比干[39]的故事半声也不响了，永远不断的讲什么元寇和朝鲜征伐的事情。还有唱歌也单教唱杀风景的战争歌，又叫人做那毫无趣味的体操似的跳舞。大家都发了狠，好像眼前就有不共戴天的半边和尚攻上来的样子，耸着肩，撑着肘，鞋底的皮也要破了似的踹着脚，在蓬蓬上卷的尘土中，不顾节调高声怒号。我心里仿佛觉得羞与此辈为伍似的，便故意比他们更响的歌唱。本来是很狭小的运动，这时碰来碰去差不多全是加藤清正[40]和北条时宗[41]，懦弱的都被当作半边和尚，都砍了头。在街上走时，所有卖花纸的店里早已不见什么千代纸[42]或百囡囡等了，到处都只挂着炮弹炸开的龌龊的图画。凡耳目所遇到的东西无一不使我要生起气来，有一回大家聚在一处，根据了传闻的谣言乱讲可怕的战争谈，我提出与他们相反的意见，说结局日本终要输给支那吧。这个想不到的大胆的预言使得他们暂时互相对看，没有话说，过了一会儿那虽可笑却亦可佩服的敌忾心渐渐增长，至于无视组长的权威，一个家伙夸张地叫道：
“啊呀啊呀，不该呀不该!”
另一个人捏了拳头在鼻尖上来擦了一下。又一个人学了先生的样子说道：
“对不起，日本人是有大和魂的。”
我用了更大的反感与确信，单独地担当他们的攻击，又坚决地说道：
“一定输，一定输！”
我在这喧扰的中间坐着，用尽所有的智慧，打破对方的缺少根据的议论。同伴的多数连新闻也不跳着看，万国地图不曾翻过，《史记》与《十八史略》的故事也不曾听见过。所以终于被我难倒，很不愿意的只好闭住嘴了，可是郁愤并不就此消失，到了下一点钟他们告诉先生道：
“先生，某人说日本要输！”
先生照例用那副得意相说：“日本人是有大和魂的。”于是又照平常破口大骂支那人。这在我听了好像是骂着我的样子，心里按纳不下，便说：
“先生，日本人如有大和魂，那么支那人也有支那魂吧。日本如有加藤清正和北条时宗，那么在支那岂不也有关羽和张飞么?而且先生平常讲谦信送盐给信玄的故事[43]，教人说怜敌乃是武士道，为什么老是那样骂支那人的呢?”我这样说了把平日的牢骚一下子都倒了出来之后，先生装起脸孔，好久才说道：
“某人没有大和魂！”
我觉得两太阳穴的筋在跳着，想发脾气了，可是大和魂的东西又不是可以抓出来给人家看的，所以只能这样红了脸沉默着了。
忠勇无双的日本兵后来虽然把支那兵和我的乖巧的预言都打得粉碎，但是我对于先生的不信任与对于同辈的轻蔑却总是什么都没有办法。
其次是第十章云——
我比什么都讨厌的功课是一门修身。高小已经不用挂图，改用教科书了，不知怎的书面也龌龊，插图也粗拙，纸张印刷也都坏，是一种就是拿在手里也觉得不愉快的劣书。提起里边的故事来呢，那又都是说孝子得到王爷的奖赏，老实人成了富翁等，而且又毫无味道的东西。还有先生再来一讲，他本来是除了来加上一种最下等意味的功利的说明以外没有别的本领的，所以这种修身功课不但没有把我教好了一点儿，反会引起正相反对的结果来。那时不过十一二岁的小孩，知识反正是有限的，可是就只照着自己一个人的经验看来，这种事情无论如何是不能就此相信的。我就想修身书是骗人的东西。因此在这不守规矩要扣操行分数的可怕的时间里，总是手托着腮，或是看野眼，打呵欠，哼唱歌，努力做出种种不守规矩的举动，聊以发泄难以抑制的反感。
我进了学校以后，听过孝顺这句话，总有一百万遍以上吧。但是他们的孝道的根基毕竟是安放在这一点上，即是这样的受生与这样的生存着都是无上的幸福，该得感谢。这在我那样既已早感到生活苦的味道的小孩能有什么权威呢?我总想设法好好地问清楚这个理由，有一回便对于大家都当作毒疮似的怕敢去碰只是囫囵吞下的孝顺问题发了这样的质问：
“先生，人为什么非孝顺不可呢?”
先生圆睁了眼睛道：
“肚子饿的时候有饭吃，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有药喝，都是父母的恩惠。”我说道：“可是我并不怎样想要生活着。”
先生更显出不高兴的样子，说道：
“这因为是比山还高，比海还深。”我说道：
“可是我在不知道这些的时候还更孝顺呢。”
先生发了怒，说道：“懂得孝顺的人举手!”
那些小子们仿佛觉得这是我们的时候了，一齐举起手来。对于这种不讲理的卑怯的行为虽然抱着满腔的愤懑，可是终于有点自愧，红着脸不能举起手来的我，他们都憎恶地看着。我觉得很气，但也没有话可说，只好沉默。以后先生常用了这有效的手段锁住了人家质问的嘴，在我则为避免这种屈辱起见，凡是有修身的那一天总是告假不上学校去了。
十年前有日本的美术家告诉我，他在学校多少年养成的思想后来也用了差不多年数才能改正过来。这是很有意义的一句话。《银茶匙》的主人公所说亦正是如此，不过更具体地举出忠孝两大问题来，所以更有意义了。
(廿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附记〕 近日从岩波书店得到中氏的几本小说集，其中有一册原刊本的《银茶匙》，还是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的第一版，可见好书不一定有好销路也。
（廿六年二月二十日再记）

第一部分日本对华行动的背后（1）

从前为《国闻周报》写过三篇《日本管窥》，曾答应王芸生先生说，末了还有一篇其四。可是一搁就是一年半，不曾交卷，愈搁愈不好办，到得现在虽想决心清理，这本卷子却无从下笔，着实感到为难。这缘故自然一半在于我自己的懒惰，一半也总为题目的难做。本来只要熟读了《东莱博议》，天下没有不好做的文章，其诀窍便是趋与避耳，趋即投机，应该怎么说的就怎么说，避即忌讳，不应该说的就不说是也，不佞未尝不读过《博议》，而且也作过管仲或汉高祖论，可以随意褒贬，不过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近日来更是思想顽固，不大会得通融，所以写出文章来总难合式，我曾经说过，抗日时或者觉得未免亲日，不抗日时又似乎有点不够客气，这回又特别“烦恼自取”，想来谈日本的别一方面，其写得不好更是活该矣。其实自己知道不容易谈的东西原可干脆的不必谈，这道理我也明白，但是我们平常多只注意于所谓文化，所见的往往偏于盾的一面，今为补足起见自不能不来谈一下，若其事倍功半，即俗语云吃力不讨好，则本来是早就知道者也。
去年八月间我写《与友人谈日本文化书》之二，其中有这几句话：
“据我想一个民族的代表可以有两种，一是政治军事方面的所谓英雄，一是艺文学术方面的贤哲。此二者原来都是人生活动的一面，但趋向并不相同，有时常至背驰，所以我们只能分别观之，不当轻易根据其一以抹杀其二。如有人因为喜爱日本的文明，觉得他一切都好，对于其丑恶面也加以回护，又或因为憎恶暴力的关系，翻过来打倒一切，以为日本无文化，这都是同样的错误。”那么现在的意思差不多就是暂时离开了艺文学术方面来谈谈日本，贤哲我们还不大配得高攀，不过懂总是可以懂得一点，至于英雄更是隔教，怎么谈得呢？其实英雄即流氓耳，有些大流氓会成得大事，如朱元璋与德川家康[45]，却是不可多得，普通的小英雄也就很是寻常，随时可以遇见，其成绩亦不过码头上拆梢之类，但在国际则是当然的罢了。我们平日讲文化的虽然看不起他们，实际上仍是身受其害，不容得我们不注意他，今天破费点工夫来说几句话，关于日本现代的英雄事业，虽然不能说得明白，略为表示一点意见，也总是应当的罢。
日本对于中国所取的态度本来是很明了的，中国称曰帝国主义，日本称曰大陆政策[46]，结果原是一样东西，再用不着什么争论，这里我觉得可谈的只有一个问题，便是日本为什么要这样地做。这句话有点说得不大明白，这问题所在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本来对中国的帝国主义不只一个日本，为主义也原可不择手段，而日本的手段却特别来得特别，究竟是什么缘故？这就是我所说的问题。我老实说，我不能懂，虽然我找出这个问题，预备这篇文章，结果我只怕就是说明不懂的理由而已。近几年来我心中老是怀着一个大的疑情，即是关于日本民族的矛盾现象的，至今还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最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行动上却又那么拙，日本人喜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又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这真是天下的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说是奇迹。我们且具体的举例来说吧。
其一，藏本事件[47]。大前年夏天我往东京去玩，在日华俱乐部遇见好些实业家和军人。我提起藏本失踪的事来，一位中将答说：说起来实在惭愧。可惜当时的日本报纸和通讯社所发表的文章都散失了，如有人编辑为一书，倒是很有意义的事。
其二，河北自治事件。不知那里雇来的老头儿坐了破汽车到官所请愿说要自治，有日本友人对了来游历的参谋本部的军官谈及，说这种做法太拙太腌了，军官也不赞成，问你们参谋本部不是与闻的么？他笑而不答。个人尽不以为然的，但事情总是那么实现着。
其三，成都北海上海汕头诸事件。
其四，走私事件，日本称之曰特殊贸易，如此名词颇有幽默味。但只宜用作江湖上的切口耳，非国家所可用也。
其五，白面事件。我曾说过，日本人的爱国平常似只限于对外打仗，此外国家的名誉仿佛不甚爱惜，这于贩毒可以得到证明。《管窥之一》中云：
“说毒化政策这倒未必然，大约只是容许侨民多赚一点钱吧。本来为富不仁，何况国家，如英国那样商业的国家倘若决心以卖雅片为业，便不惜与别国开战以达目的，这倒也言之成理。日本并不做生意，何苦来呢。商人赚上十万八万，并不怎么了不得，却让北平或他处的人民认为日本人都是卖白面吗啡的，日本平常动不动就说中国抗日侮日，其实如上边所说，使一地方人民都相信日本人专售吗啡，岂不更侮日之尤，而其原因还不是在于日本官民之不能自己爱惜国家名誉的缘故么？”
以上诸例都可以做我的证明。假如五十岚力的话不错，日本民族是喜欢明净直的，那么这些例便即可以证明其对中国的行动都是黑暗污秽歪曲，总之所表示来全是反面。日本人尽有他的好处，对于中国却总不拿什么出来，所有只是恶意，而且又是出乎情理的离奇。这是什么缘故呢？平日只看见日本文化的人对于这件事实当然要感到十分诧异，百思不得其解的，我说这是当然，盖因此不属文化分内事，虽贤哲亦无如何者也，但是我既然搬出这问题来了，无论对不对总得与以一种解释才行，文化方面的路已经走不通，那么就来走反面的路看，贤哲没有办法，那么就去找愚不肖的来吧，我这里只好来提出反文化说作解释，大家请勿笑话，如有更好的说法，不佞愿伫候明教也。

第一部分日本对华行动的背后（2）

我看日本现在情形完全是一个反动的局面，分析言之其分子有二，其一是反中国文化的，即是对于大化革新的反动，其二是反西洋文化的，即是对于明治维新的反动，是也。我们推重日本的文化谓其自有独立的地位与价值，但其以中国及西洋文化为根本则是事实，而汉文化的影响为尤大，盖年代久远，所入者深，所及者广也。日本开国相传在基督前六百六十年，谨慎的学者则仍取孝德天皇大化元年（六四五）为纪年，是时为唐贞观十九年，日本初仿中国用年号，次年即实行改革，于历史上开一新年代，一切文化于以建立，而为之模范者则隋唐时制度文物也。千余年来代远事繁，又学涉专门，不佞未敢妄谈，只就现代生活来说，汉文化迫压的痕迹也还是历历可睹，略举一例如文字，汉字至今还为中学生所必修，汉字到处皆是，不但可笑的是日本式罗马字未能通用，即日本假名亦终未能取汉字而代之，有一时候最出风头的断然处置呀膺惩等等话还不得不用汉语，这真是一段大喜剧。用毛笔与筷子似乎成一系统，日本也套在这圈子里没法摆脱，于是艺术与生活上有好些事情便又都只好跟着走，虽然成就自然可以有高下不同，这种文化的债务在当时虽很是欣感，后来也会渐渐觉得是一个压迫，特别是自己站得起了而债主已是落魄的时候。民国前太炎先生[48]居东京，有人找他写字，常抄《孟子·离娄下》的数语与之，文云：
“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太炎先生的愤慨是难怪的，但是天下的负恩杀师其原因并不一定为的是愈己，实在有许多也因为是太不如己了，无意识的感着屈辱，想乱暴地反抗一下，才能轻松地吐一口气，这种行动显见得很不太雅，不过在世间也不是不可体谅的事情。在日本的汉文化的压迫实在太沉重了，明治维新以借用西洋文化成功之后，甲午之役出手一试，打胜了中国，反汉文化的反动便逐渐进行，现在差不多到了绝顶，仿佛有的失了正气，便成了如上文所说的状态。日本第二次的大改革即明治维新，从攘夷忽而转为借用西洋文化，这的确不愧为一大英断，但是反西洋文化的反动也旋即抬头，近年中乃与反汉文化的反动一同爆发，这在脱离国际联盟时松冈洋右[49]的拂袖子，与主张焦土外交时内田康哉[50]的后步里可以看出来，——说也奇怪，此二人的行动看去却仿佛都是美国电影式，全不像我们想像中的东方豪杰。国内有甘心给军人做听差的右倾政客文人新闻家不张旗鼓，结果提到了日本宪法学的功劳者美浓部达吉，拿这老头儿来祭旗，也做个杀鸡惧猴的勾当，可见他们是将大有作为，要努力来建立起“昭和维新”。果然五一五后还有二二六[51]，轰轰烈烈地闹了起来，事虽未成，右派势力之不可侮总是很明白的。明治维新的主要特色是尊王倒幕，借用西洋文化，右派当然是极端国粹主义，那么他们对于上述特色至少也总要修改吧，即使未便推倒。尊王是无疑的，我想如真是国粹主义则幕府制度似乎也未可厚非，西洋文化是不行的，但船坚炮利的一部份或当除外吧。这是我所拟议的日本右派所应取的态度，觉得如此才合情理，虽然以我个人的意见来说决无佐幕的理由，兹不过借助代谋，应有尽有的说而已。德川系是完了，侯爷只可去弄外交政治，不能再作将军，不过根据数百年历史上的经过，数十年教育言论的灌输，加以目下强有力的指导与运动，或者日本人民觉得在皇室之下设一军人内阁或曰幕府，只是非世袭而为亲任，似未始不较代议政治为更是国粹的吧。我近来常在等候这种主张的发生，这也别无作用，只觉得这样才讲得通，可惜不幸而吾言不中，至今竟没有人主张复兴幕府，明说要军人专政，大家都只嚷嚷说“法羞”，这令我听了始而固然失望，继而也不禁微笑。夫法羞者何也？意大利语fascio日本用作法西斯党或其主义解，非日本语也。日本右派欲作右倾的反动，却仍不得不借用欧语，吾于是深感到西洋文化迫压之深，殆不下于汉文化，其发生反抗的反动者宜也，惟其主动的国粹主义尚戴着西洋货的鬼面，此则颇可笑耳。据蔼理斯说，法西斯的发生须有三条件，即其一，国家昔曾有光荣而今已衰落，其二，人民有复兴的热意，其三，有人能担当此事业也。故德意土诸国合于此条件，英法则否，故蔼理斯以为此运动不能有为。日本情形正与英法同而德意土诸国异，国粹派有志右倾，无妨坦率直陈，苟所深信即主张幕府亦何不可，不必拾西人之唾余，以为护符，徒见其无气力无诚意也。譬如雅片公卖虽非盛事，但假如有充足的理由，真是利多害少，便不妨卖，直称曰雅片，土药云云已嫌多事，若讳之曰西北货，美之曰国货，不说别的，抑何其不大方乎。既非和尚喝酒，亦非穷汉偷鸡，不必隐语云般若汤，或曰踢球也。《系辞》云，失其守者其词屈。凡如上文所云皆不能免焉。
我用了日本反汉文化的反动来说明近来许多离奇的对华行动，自己知道不见得怎么靠得住，但是除此以外更没有方法可以说明，只好姑且以此敷衍。友人来谈，把大意告诉他，他不很以为然，说日本的这些手段并不专是对中国人用的，在本国也是如此，不过程度稍有不同罢了。举出例来有三月初北平日文报《新支那》上所载有称支那一读者的投书，有云：
贵报说中国人不大尊重人命的事情，甚是痛快。但是日本记者诸君这样说，我想不妥当吧。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似乎也并不是怎么尊重人命的地方。在那大地震的时候，造出朝鲜人的谣言，把他们杀了许多，又因了官宪的命令，不但是大杉荣夫妇连无罪的小孩儿也都虐杀了，这些事不说也罢。因为这些相隔了十四五年，青年们大抵都已不记得了吧。那么现在且来谈那满洲事变之后的，犬养木堂翁的暗杀事件。不，那并不是暗杀，非说明杀不可也未可知。明暗虽有区别，断人家的生命总是一样吧。现役军官杀了现任的内阁总理，还有成千成万的人民出来请愿减刑，减了刑的陆海军士官们又都恬不知耻地活着，真是奇事。我不知道武士道是什么东西，但从戏文和说书上也听到过一点儿，在那有名的五一五事件里什么地方还留存着少许武士道似的东西呢，我想来想去总是不懂。断了人家的性命，自己的生命是可惜的。这或不是残忍亦说不定，但难免是卑怯。（据上海《立报》译文。）

第一部分日本对华行动的背后（3）

在我的《管窥之一》也曾说及云：
“其次还有民间主谋的一团人，首领井上日召据说是和尚，初审判了死刑，再审却减了等，据报上说是旁听的那些亲戚家属听了减刑的判决都喜欢得合掌下泪。我看了这记事却觉得满身不愉快，阿弥陀佛，日本的武士道真扫地以尽了。主谋杀人的好汉却怎地偷生恶死，何况又是出家人，何其看不透耶。”
照这样看来，日本人对于自家人的行动也差不多，亦何尝明净直耶。其原因何在，鄙人不敏无从解说，只能正直地自白云不懂耳。我平常这样想，日本民族与中国有一点很相异，即是宗教信仰，如关于此事我们不能够懂得若干，那么这里便是一个隔阂没有法子通得过。中国人也有他的信仰，如吾乡张老相公之出巡，如北平妙峰山之朝顶，我觉得都能了解，虽然自己是神灭论者，却理会得拜菩萨的信士信女们的意思。我们的信仰仿佛总是功利的，没有基督教的每饭不忘的感谢，也没有巫教的降神的歌舞，盖中国的民间信仰虽多是低级而不热烈者也。日本便似不然，在他们的崇拜仪式中往往显出神凭或如柳田国男氏所云“神人和融”的状态，这在中国绝少见，也是不容易了解的事。浅近的例如乡村神社的出会，神舆中放着神体，并不是神像，却是不可思议的代表物如石，或木，或不可得见不可见的别物，由十六人以上的壮丁抬着走，而忽轻忽重，忽西忽东，或撞毁人家的门墙，或停在中途不动，如有自由意志似的，舆夫便只如蟹一爪，非意识地动着。柳田氏所著《祭礼与世间》第七中有一段说得很好：
我幸而本来是个村童，有过在祭日等待神舆过来那种旧时情感的经验。有时候便听人说，今年不知怎的御神舆特别地发野呀。这时候便会有这种情形，仪仗已经到了十字路口了，可是神舆老是不见，等到看得见了也并不一定就来，总是左倾右侧，抬着的壮丁的光腿忽而变成了Y字，忽而变成X字，又忽而变成W字，还有所谓举的，常常尽两手的高度将神舆高高的举上去。
这类事情在中国神像出巡的时候是绝没有的，至少以我个人浅陋的见闻来说总是如此。如容我们掉书袋，或者希腊古代所谓酒神祭时的仪式颇有相似亦未可知，不过那祭典在希腊也是末世从外边输入的，而且在爱好希腊文化的人看去也未必感到亲近，虽然这在民间信仰的研究上极是重要。日本的上层思想界容纳有中国的儒家与印度的佛教，近来又加上西洋的哲学科学，然其民族的根本信仰还是似从南洋来的神道教[52]，他一直支配着国民的思想感情，少数的贤哲有时能够脱离了，或把他醇化些，可是不能动得他分毫，到得有事时主动的仍是那些神凭的英雄，演出来的便是那一套把戏。我想假如我能够懂抬神舆的壮丁的心理，那么我也能够了解日本的对华行动的意思了吧。可惜我不能，我自己没有什么宗教情绪，对于这些事情简直张不开口来，别说想去啃一下了。而不懂得日本神道教信徒的精神状态便决不能明白日本的许多事情，结果我不得不绝望，声明我不能懂，上边所说的也都是废话，只余这不懂的一句声明，这一句话却是很有价值的，或者在我的《管窥》四篇这是最有价值的话亦未可知。日本常以书画美术等中国系统的文化给西洋人去看，又以机器兵械等西洋系统的文化给中国人来看，其所特有的神道教精神却并不提出来，人家并不大注意，其实这是大可表彰的，日本如要为右倾运动找一个灵魂，这就是的，亦无妨称之曰国粹。我们平日喜谈日本文化，虽然懂得少数贤哲的精神所寄，但于了解整个国民上我可以说没有多大用处，而且这种文化所表示者往往与事实现状背驰，我们即力加辨明，在常人看去难免以为终是诳语耳。日本文化可谈，而日本国民性终于是谜似的不可懂，则许多切实的问题便无可谈，文化亦只清谈而已。我既声明不懂，就此结束管窥，正是十分适宜也。
廿六年六月十六日于北平。

第二部分战败的悲与喜

从友人那里借来一册日本小说，书名《播州平野》，宫本百合子著，一九四九年出版。她是现代日本的进步作家，本姓中条，在苏联留学，嫁给宫本显治，显治以共产党关系被判无期徒刑。至日本降服，始得出狱，已被监禁十二年了。这小说便描写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以后，石田广子为迎接重吉出狱，往来于母家夫家及东京之间，所见家庭社会上的情形，对于日本战败悲喜交并，很有意思。由著者看来，“这大（军用）工厂因了轰炸而破坏得踪影全无，无宁认为趋向整理的第一步，也无不可。”就是在一般民间，也都厌战，等到投降发表，大家倒反而觉得透过一口气了。第十二章末节说，“在那地方从五月时起街上流行着这样的歌云：
日本是好的国土，花的国土。
七月八月是灰的国土，九月十月是别人的国土[54]。
每一辆公共汽车上，必定有一个宪兵搭乘着跑路。可是在这街路上，这歌流行着，歌唱着。因了在生活上被套上去的愚弄而生的愤怒，使得各人对于这歌词的辛辣引起了同感。”其时还是在发表投降之前，于此可以见人言之可畏，够得上与中国古时所见的童谣相比了。（写好后见齐公文，知此书已有中国译本了。）
闲话日本天皇
一
俗语云，莫言闲话是闲话，是非多从闲话生，我就知道有过两件闲话的官司。其一是《闲话扬州》，作者易君左，关于女人说了些不很客气的话，被扬州人群起而攻，几乎捉将官里去，后来大概是道歉了事。其二是《闲话皇帝》，作者未详，有一两句话说着日本的天皇，引起严重的交涉，国民党政府张皇失措，把编辑杜重远关进牢里去，好容易才算完结。那文章当然谁也不注意，后来要看时却找不到了，只在北大的一个朋友那里有一份，他遇见日使馆的清水董三，问闲话事件为什么那么闹得严重，答说我也不知道呀，又问你看过那文章么，答说不曾见，告诉他我倒有一本，他很高兴要借读一下。里边犯忌的地方只是这样说，听说昭和喜欢研究生物，假如让他自由去做，比给军阀做傀儡实在于他更是幸福些，为了这句话那么小题大做的闹起来，清水看了也为之哑然。不久之后，吴佩孚在北京，有一次在宴会上，不知道主人是哪一方面，座中有几个日本人，都是参赞书记官之类，吴大发议论，说日本为泰伯之后，是他的同宗，而且辈分可考，昭和是第一百二十四代，他是一百二十三代，意思是说正长一辈哩。这在日本当然是大不敬，但是因为是他们所爱的北洋派巨头说的，认不得真，那些书记官都懂得中国话，弄得啼笑皆非，只好假装不懂算了。至于计算世代，昭和是从神武天皇算起，吴从泰伯算起，一样的靠不住，那又是另一问题了。
二
日本的天皇对于杜重远这回总算是威风十足了，可是他在家里却也未必怎么阔气。议员尾崎行云近时在一篇文章中说，日本夸称忠君，其实何尝如此，德川家康专政时给天皇的禄米每年二十万石，那个由强盗出身给德川帮凶封为诸侯的蜂须贺小六则有八十万石，三百年中大家视为固然。再回溯上去，十三世纪初后鸟羽上皇因北条义时横暴，讨伐不成，反被流放于隐岐岛，又百年后，后醍醐天皇同样地被北条高时流放于该岛，当时史书上记之曰“天皇御谋反”。就是在明治王政复古之后，政客想借他压服军阀，军阀又借了欺骗人民，但老百姓还是心里明白的。御用新闻记者报道兵卒战死高呼天皇陛下万岁，老太太们辄曰，好说，事实却不如此，他们死时总是叫妈的。又有教育敕语，学校仪式必须恭读，青年小学教员捧之上楼，至楼梯曲折处倏夹于胯下，与生徒共哄笑，旋复恭捧以至礼堂。这种小事情不曾公表过，只是私下却也普遍地流通着，显露出民间真正的空气，是很值得注意的。此外还有些关于明治大正的传说，一般社会大都知道，但是因为是黄色的新闻，也不便记述，大概他们对于这几代皇帝与中国人从前看昏太后呆皇帝（西太后与光绪）相差不远，只是并非异族，便看作一个胡涂的家长罢了。

第二部分揭示日本国民性格的笑话

要想了解一处地方的民情，一个巧妙而简便的办法是去看这地方的笑话，但是这里也有点困难，因为里边有些特殊的风俗习惯，至于言语游戏的趣味不了解也无妨碍，虽然有些是很好的笑话。现在便在日本笑话里选择几篇出来，做个样本，都是极普通的社会现象，在话里作了多少的暴露，也就是平民对于这些事体的批评了。日本的笑话研究他们自己说是不很发达，但据我看来也有相当的成就，过去三百多年约略与清朝相当的江户时代笑话书大都已有收集翻印，文学博士上田万年[57]、芳贺矢一诸人都注意及此，且曾选用于小学课本，到现在已有六十余年，成就不算坏了，虽然比起文艺的别的部门来，自然不免要相形见绌一点罢了。
现在先来介绍一篇讲那“侯爷”的。侯爷原文称作大名，本意只是大地主，即是有大片“名田”的人，在封建制度之下成为威福无比，生杀惟命的小国王了。这篇笑话表明侯爷是绝对的，凭了个人的意志，连方向也可以变更得，老百姓希望他不如此，便只好请愿了。
(一)方向
有侯爷的世子初到领地接任，农民和商人都出去迎接。那侯爷问道，在这里这面是西方吗?农民等回答说，在老侯爷的时代，这是东，这是西，这是南，这是北，现在请求大发慈悲，也同从前老侯爷一样，把这边当作南方，那是十分感谢了。
第二篇虽然不是讲大名，但是一样地说主从关系的，大名底下有一层层的家臣，他们也各自有主从的关系，也是极其严格的，这篇笑话里便看出一点对于它的反抗来了。
(二)主人的茶碗
主人不在家，家臣们聚在一块儿喝茶。这时候有叫做别扭平的人，拿出主人的茶碗来喝。有人责难他道，这不是主人的茶碗吗？那时他忽然摆出别扭的脸色道，说是主人，那也不是什么贱民，也并没有恶疾，我用他的茶碗喝有什么关系呢？
(三)胆小
非常胆小的武士，夜里到后边厕所去，觉得有点可怕，叫妻子点了灯同去。在便所里问道，你不觉得怕吗？妻子答道，这有什么可怕的事呢。便说道，到底是武士之妻嘛。
(四)新刀
有人得到一把新刀，便招集友人，说我们今夜去试刀去吧，大家都来看。到了静僻的地方，看见桥头有一乞丐睡着，映着月光看去倒是个肥壮的人。那么就砍这家伙试试吧，霎的抽出刀来，当的砍了下去，随又跑了回来聚集在一起，说不逃其实也可以吧。问砍着了没有，啊，的确砍着了，还砍到桥板呢。那么再去看一看吧，回过去走到桥头，站在乞丐前后，那乞丐蠢蠢的爬起来喝道，又来打了吗？
这两篇都是讽刺武士的怯弱的，但第四篇里却更有一种十分野蛮的公开习惯，值得指出，这便是“斩”，武士可以随便试刀砍人。据辞典里说，“在武人执政权的时代(一一九○年至一八六五年)，武士为练习武术，或试刀之利钝，于夜间立在静僻的路旁，不意地砍过路的人。”山路共古著《川柳岁时记》于地藏项下，引用川柳集《柳樽》初编的句云：
“眼看着斩的俨然坐着的地藏尊。”
加以说明道：“这种事情也实在会有的吧，在地藏是想予以救助的，但是全身都是石头，一动也不能动。”前后六百年中，这样莫名其妙地被杀的不知其数，只剩了一个桥头的乞丐，来吆喝一声，来出一口气，也实在是可怜极了。
第五篇是讲欺侮媳妇的婆婆的，这是世间普通的事情，并不限于日本，因为说得颇是巧妙，所以也抄在这里了。第六篇则是赞美庸医的，天下老鸦一般黑，也可以见大家的看法都是一样的。
(五)姑媳
有个婆婆平日非常不讲理地欺侮媳妇，媳妇就一天到晚地想有什么办法，可以纠正她那种不讲理的脾气。适值街坊来通知开会来了，她答说，好吧，现在主人不在家，等回来的时候就告诉她好了。那婆婆就嚷起来，有我在家，为什么都瞒着我，开什么会？媳妇于是就答道，不，并不是为别的什么事，只因为这条街里有两个欺侮媳妇的婆婆，要开会劝戒，不要生事。婆婆道，唔，那一个是谁呢？
(六)地狱
地狱里的牛头马面开会讨论，说因为近年地狱闹穷，托了风邪之神下去张罗，但是有那医生治疗，所以死的很少，用什么方法把世间的医生消灭了才好。其中有年纪较大的鬼说道，不不，那不是好办法，因为有他们在那里，所以不是有时候还有人来吗？

第二部分不可小看的日本文化（1）

实秋先生：
前日在景山后面马路上遇见王君，转达尊意，叫我写点关于日本的文章。这个我很愿意尽力，这是说在原则上，若在事实上却是很不大容易。去年五月我给《国闻周报》写了一篇小文，题曰《日本管窥》，末节有说明云：
“我从旧历新年就想到写这篇小文，可是一直没有工夫写，一方面又觉得不大好写，这就是说不知怎么写好。我不喜欢做时式文章，意思又总是那么中庸，所以生怕写出来时不大合式，抗日时或者觉得未免亲日，不抗日时又似乎有点不够客气了。”这个意思到现在还是一样，虽然并不为的是怕挨骂或吃官司。国事我是不谈的，原因是对于政治外交以及军事都不懂。譬如想说抗日，归根是要预备战才行，可是我没有一点战事的专门知识，不能赞一辞，若是“虽败犹荣”云云乃是策论文章的滥调，可以摇笔即来，人人能做，也不必来多抄他一遍了。我所想谈的平常也还只是文化的一方面，而这就不容易谈得好。在十二三年前我曾这样说过：
“中国在他独特的地位上特别有了解日本的必要与可能，但事实上却并不然，大家都轻蔑日本文化，以为古代是模仿中国，现代是模仿西洋的，不值得一看。日本古今的文化诚然是取材于中国与西洋，却经过一番调剂，成为他自己的东西，正如罗马文明之出于希腊而自成一家，所以我们尽可以说日本自有他的文明，在艺术与生活方面最为显著，虽然没有什么哲学思想。”这几句老话在当时未必有人相信，现在更是不合时宜，但是在我这意见还是没有变，岂非顽固之至乎。日本从中国学去了汉字，才有他的文学与文字，可是在奈良时代(西历八世纪)用汉字所写的两部书就有他特殊的价值，《万叶集》或者可以比中国的《诗经》，《古事记》则是《史记》，而其上卷的优美的神话太史公便没有写，以浅陋的知识来妄说这只有希腊的故事是同类吧。平安时代的小说又是一例，紫式部的《源氏物语》[60]五十二卷成于十世纪时，中国正是宋太宗的时候，去长篇小说的发达还要差五百年，而此大作已经出世，不可不说是一奇迹。近年英国瓦莱(A．Waley)的译本六册刊行，中国读者也有见到的了，这实在可以说是一部唐朝《红楼梦》，仿佛觉得以唐朝文化之丰富本应该产生这么的一种大作，不知怎的这光荣却被藤原女士抢了过去了。江户时代的平民文学正与明清的俗文学相当，似乎我们可以不必灭自己的威风了，但是我读日本“滑稽本”，还不能不承认这是中国所没有的东西。滑稽，——日本音读作Kokkei,显然是从太史公的《滑稽列传》来的，中国近来却多喜欢读若泥滑滑的滑了！据说这是东方民族所缺乏的东西，日本人自己也常常慨叹，惭愧不及英国人。这所说或者不错，因为听说英国人富于“幽默”，其文学亦多含“幽默”趣味，而此幽默一语在日本常译为滑稽，虽然在中国另造了这两个译音而含别义的字，很招人家的不喜欢，有人主张改译“酉”，亦仍无济于事。且说这“滑稽本”起于文化文政（一八○四至一八二九）年间，全没有受着西洋的影响，中国又并无这种东西，所以那无妨说是日本人自己创作的玩意儿，我们不能说比英国小说家的幽默何如，但这总可证明日本人有幽默趣味要比中国人为多了。我将十返舍一九的《东海道中膝栗毛》（膝栗毛者以脚当马，即徒步旅行也。）式亭三马的《浮世风吕》与《浮世床》（风吕者澡堂，床者今言理发处。此种汉字和用，虽似可笑，世间却多有，如希腊语帐篷今用作剧场的背景，跳舞场今用作乐队也。）放在旁边，再一一回忆我所读过的中国小说，去找类似的作品，或者一半因为孤陋寡闻的缘故，一时竟想不起来。借了两个旅人写他们路上的遭遇，或写澡堂理发铺里往来的客人的言动，本是“气质物”的流派，亚理士多德门下的退阿佛斯多斯（Theophrastos）就曾经写有一册书，可算是最早，从结构上说不能变成近代的好小说，但平凡的述说里藏着会心的微笑，特别是三马的书差不多全是对话，更觉得有意思。中国滑稽小说我想不出有什么，自《西游记》，《儒林外史》以至《何典》，《常言道》，都不很像，讲到描写气质或者还是《儒林外史》里有几处，如高翰林那种神气便很不坏，只可惜不多。

第二部分不可小看的日本文化（2）

总之在滑稽这点上日本小说自有造就，此外在诗文方面有“俳谐”与俳文的发展，也是同一趋势，可以值得注意的。关于美术我全是外行，不敢妄言，但是我看浮世绘（Ukiyo-ё,意思是说描写现世事物的画，西洋称作日本彩色木板画者是也，真的只在公家陈列处见过几张，自己所有都只是复刻影印。）觉得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民众画，不但近时的“大厨美女”就是乾隆时的所谓“姑苏版”也难以相比，他总是那么现世的，专写市井风俗，男女姿态，不取吉祥颂祷的寓意。中国后来文人画占了势力，没法子写仕女了，近代任渭长的画算有点特色，实在也是承了陈老莲的大头短身子的怪相的遗传，只能讲气韵而没有艳美，普通绣像的画工之作又都是呆板的，比文人画只有差，因为他连气韵也没了。日本浮世绘师本来是画工，他们却至少能抓得住艳美，只须随便翻开铃木春信、喜多川歌或矶田湖龙斋的画来看，便可知道，至于刻工印工的精致那又是别一事情。古时或者难说，现今北平纸店的信笺无论怎样有人恭维，总不能说可以赶得上他们。我真觉得奇怪，线画与木刻本来都是中国的东西，何以自己弄不好，《十竹斋笺谱》里的蠡湖洙泗等画原也很好，但与一立斋广重的木板风景画相比较，便不免有后来居上之感。我是绘画的门外汉，所说不能有完全的自信，但是，日本画源出中国而自有成就，浮世绘更有独自的特色，如不是胜过也总是异于中国同类的作品，可以说是特殊的日本美术之一，这是我相信不妨确说的了。上边拉杂地说了一通，意思无非是说日本有他的文化值得研究，至于因为与中国古代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种研究也很足为我国国学家之参考，这是又一问题，这里不想说及。这里想顺便一提的，便是谈这些文化有什么用处。老实说，这没有用处。好的方面未必能救国，坏的方面也不至卖国。近时有些时髦的呼声，如文化侵略或文化汉奸等，不过据我看来，文化在这种关系上也是有点无能为力的。去年年终写《日本管窥之三》时，在最末一节说：
“但是要了解一国文化，这件事固然很艰难，而且实在又是很寂寞的。平常只注意于往昔的文化，不禁神驰，但在现实上往往不但不相同，或者还简直相反，这时候要使人感到矛盾失望。其实这是不足怪的。古今时异，一也。多寡数异，又其二也。天下可贵的事物本不是常有的，山阴道士不能写《黄庭》，曲阜童生也不见得能讲《论语》，研究文化的人想遍地看去都是文化，此不可得之事也。日本文化亦是如此，故非耐寂寞者不能着手，如或太热心，必欲使心中文化与目前事实合一，则结果非矛盾失望而中止不可。不佞尝为学生讲日本文学与其背景，常苦于此种质问之不能解答，终亦只能承认有好些高级的文化是过去的少数的，对于现今的多数是没有什么势力，此种结论虽颇暗淡少生意，却是从自己的经验得来，故确是诚实无假者也。”这里说得不很明白，大意是说，文化是民族的最高的表现，往往是一时而非永在，是少数而非全体的，故文化的高明与现实的粗恶常不一致。研究文化的人对于这种事情或者只能认为无可如何，总不会反觉得愉快，譬如能鉴赏《源氏物语》或浮世绘者见了柳条沟，满洲国，藏本失踪，华北自治与走私等等，一定只觉得丑恶愚劣，不，即日本有教养的艺术家也都当如此，盖此等事既非真善亦并无美也。古今专制政治利在愚民，或用锢闭，或用宣传，务期人民心眼俱昏才为有利，今若任人领略高等文化之美，即将使其对于丑恶愚劣的设施感到嫌恶，故如以真的文化传播作专制或侵略的先锋，恰是南辕而北其辙，对于外国之“文化事业”所以实是可为而不可为，此种事业往往有名无实亦正非无故耳。乱七八糟的写了好些，终于不得要领，只好打住了。我这里只说日本文化之可以谈，但是谈的本文何时起头则尚有年无月，因为这只是在原则上要谈，事实上还须再待理会也。妄谈，多费清时，请勿罪。匆匆。顺颂撰安。
二十五年七月五日，知堂白。

第二部分看待日本文化须一分为二

亢德先生：
得知《宇宙风》要出一个日本与日本人特刊，不佞很代为忧虑，因为相信这是要失败的。不过这特刊如得有各位寄稿者的协力帮助，又有先生的努力支持，那么也可以办得很好，我很希望“幸而吾言不中”。
目下中国对于日本只有怨恨，这是极当然的。二十年来在中国面前现出的日本全是一副吃人相，不但隋唐时代的那种文化的交谊完全绝灭，就是甲午年的一刀一枪的厮杀也还痛快大方，觉得已不可得了。现在所有的几乎全是卑鄙龌龊的方法，与其说是武士道还不如说近于上海流氓的拆梢，固然该怨恨却尤值得我们的轻蔑。其实就是日本人自己也未尝不明白。前年夏天我在东京会见一位陆军将官，虽是初见彼此不客气地谈天，讲到中日关系我便说日本有时做得太拙，损人不利己，大可不必，例如藏本事件，那中将接着说，说起来非常惭愧，我们也很不赞成那样做。去年冬天河北闹什么自治运动，有日本友人对了来游历的参谋本部的军官谈及，说这种做法太拙太腌了，军官也大不赞成，问你们参谋本部不与闻的么，他笑而不答。这都可见大家承认日本近来对中国的手段不但凶狠而且还卑鄙可丑，假如要来老实地表示我们怨恨与轻蔑的意思，恐怕就是用了极粗恶的话写上一大册也是不会过度的。但是《宇宙风》之出特辑未必是这样用意罢？而且实力没有，别无办法，只想在口头笔头讨点便宜，这是我国人的坏根性，要来助长他也是没有意思的事。那么，我们自然希望来比较公平地谈谈他们国土与人民，——但是，这是可能的么？这总恐怕很不容易，虽然未必是不可能。本来据我想，一个民族的代表可以有两种，一是政治军事方面的所谓英雄，一是艺文学术方面的贤哲。此二者原来都是人生活动的一面，但趋向并不相同，有时常至背驰，所以我们只能分别观之，不当轻易根据其一以抹杀其二。如有人因为喜爱日本的文明，觉得他一切都好，对于其丑恶面也加以回护，又因为憎恶暴力的关系，翻过来打倒一切，以为日本无文化，这都是同样的错误。第一类里西洋人居多，他们的亲日往往近于无理性，虽是近世文人也难免，如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法国古修（Paul-Louis Couchoud），葡萄牙摩拉蔼思（W.de Moraes）。他们常将日本人的敬神尊祖忠君爱国看得最重，算作顶高的文明，他们所佩服的昔时的男子如不是德川家康，近时的女人便是山勇子[61]。这种意见不佞是不以为然的。我颇觉得奇怪，西洋人亦自高明，何以对于远东多崇拜英雄而冷落贤哲呢？这里我想起古希腊的一件故事来：据说在二千五百年前，大约是中国卫懿公好鹤[62]的时候，蒲桃酒有名的萨摩思岛上有一位大富翁，名叫耶特蒙，家里有许多许多奴隶，其中却有两个出名的，其一男的即寓言作家伊索（Aisopos），其一女的名曰蔷薇颊（Rhodopis），古代美人之一，后来嫁给了女诗人萨福的兄弟。故事就只是这一点，我所要说的是，耶特蒙与伊索、蔷薇颊那边可以做大家的代表。老实说，耶特蒙并不是什么坏人，虽然他后来把蔷薇颊卖给克散妥思去当艺伎，却也因伊索能写寓言诗而解放了他，又一方面说，他们大众与伊索、蔷薇颊也恐怕着实有些隔膜，但如要找他们的代表，这自然还该是二人而不是耶特蒙吧。因为奴隶里有了伊索和蔷薇颊，便去颂扬奴主，这也正可以不必。中国人对于日本文化取这样态度的差不多没有，所以这里可以无须多说，在中国比较常有的倒是上文所说的第二类，假如前者可以称作爱屋及乌，则后者当是把脚盆里的孩子连水一起泼了出去也。这与上一派虽是爱憎不同，其意见却有相同之点，即是一样的将敬神尊祖忠君爱国当作日本文化看，遂断论以为这不足道，这断论并不算错，毛病就只在不去求文化于别方面耳。但是一个人往往心无二用，我们如心目中老是充满着日本古今的英雄，而此英雄者实在乃只是一种较大的流氓，旁观者对于他的成功或会叫好，在受其害的自然不会得有好感，（虽然代远年湮，记忆迷糊了的时候，也会有的，如中国人之颂扬忽必烈汗是也。）更无暇去听别的贤哲在市井山林间说什么话，低微的声音亦已为海螺声所掩盖了。如此，则亦人情也。惟或听见看见了，却以为此贤哲者也不过是英雄的家人，他们盖为老爷传宣来也，这种看法也可以说是人情，不过总是错误了。永井荷风在《江户艺术论》中云：
希腊美术发生于以亚坡隆为神的国土，浮世绘则由与虫豸同样的平民之手制作于日光晒不到的小胡同的杂院里。现在虽云时代全已变革，要之只是外观罢了。若以合理的眼光一看破其外皮，则武断政治的精神与百年以前毫无所异。江户木板画之悲哀的色彩至今全无时间的间隔，深深沁入我们的胸底，常传亲密的私语者，盖非偶然也。
浮世绘工不外绘师雕工印工三者，在当时诚只是虫豸同样的平民，然而我们现在却不能不把他归入贤哲部类，与圣明的德川家的英雄相对立。我们要知道日本这国家在某时期的政治军事上的行动，那么德川家康这种英雄自然也该注意，因为英雄虽然多非善类，但是他有作恶的能力，做得出事来使世界震动，人类吃大苦头，历史改变，不过假如要找出这民族的代表来问问他们的悲欢苦乐，则还该到小胡同大杂院去找，浮世绘工亦是其一。我的意思是，我们要研究，理解，或谈日本的文化，其目的不外是想去找出日本民族代表的贤哲来，听听同为人类为东洋人的悲哀，却把那些英雄搁在一旁，无论这是怎样地可怨恨或轻蔑。这是可以做到的么？我不能回答。做不到也无怪，因为这是人情之常。但是假如做不到，则先生的计画便是大失败了。先生这回所出赋得日本与日本人的题目实在太难了，我自己知道所缴的卷考不到及格分数，虽然我所走的不是第一条也不是第二条的路，——或者天下实无第三条路亦未可知，然则我的失败更是“实别”活该耳。
八月十四日，知堂白。

第二部分日本文化的特殊性（1）

我在日本住过六年，但只在东京一处，那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其时正是明治时代的末期，在文学上已经过了抒情的罗曼主义运动，科学思想渐侵进文艺领域里来，成立了写实主义的文学，这在文学史上自有其评价，但在我个人看来，虽然不过是异域的外行人的看法，觉得这实在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仿佛我们看顶好的作物大都成长——至少也是发芽于那个时期的，那时的东京比起现在来当然要差得远，不过我想西方化并不一定是现代化，也更不见得即是尽美善，因此也很喜欢明治时代的旧东京，七年前我往东京去，便特地找那震灾时未烧掉的本乡区住了两个月。我们去留学的时候，一句话都不懂，单身走入外国的都会去，当然会要感到孤独困苦，我却并不如此，对于那地方与时代的空气不久便感到协和，而且还觉得可喜，所以我曾称东京是我的第二故乡，颇多留恋之意。一九一一年春间，所作古诗中有句云，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即致此意，时即清朝之末一年也。
我所知道的日本地方只是东京一部分，其文化亦只是东京生活与明治时代的文学，上去到江户时代的文学与美术为止，也还是在这范围内，所以我对于日本的了解本来是极有限的。我很爱好日本的日常生活，五六年前曾在随笔中说及，主要原因在于个人的性分与习惯。我曾在《怀东京》那篇小文中说过，我是生长于中国东南水乡的人，那里民生寒苦，冬天屋里没有火气，冷风可以直吹进被窝来，吃的通年不是很咸的腌菜也是很咸的腌鱼，有了这种训练去过东京的下宿生活，自然是不会不适合的。可是此外还有第二的原因，这可以说是思古之幽情。我们那时又是民族主义的信徒，凡民族主义必含有复古思想在里边，我们反对清朝，觉得清以前或元以前的差不多都好，何况更早的东西。听说从前夏穗卿钱念劬两位先生在东京街上走着路，看见店铺招牌的某文句或某字体，常指点赞叹，谓犹存唐代遗风，非现今中国所有。这种意思在那时大抵是很普通的。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的空假，而亦与朝鲜安南的优孟衣冠不相同也。为了这个理由我们觉得和服也很可以穿，若袍子马褂在民国前都作胡服看待，章太炎先生初到日本时的照相，登在《民报》上的，也是穿着和服，即此一小事亦可以见那时一般的空气矣。关于食物我曾说道：
“吾乡穷苦，人民努力才得吃三顿饭，惟以腌菜臭豆腐螺蛳当菜，故不怕咸与臭，亦不嗜油若命，到日本去吃无论什么都无不可。有些东西可以与故乡的什么相比，有些又即是中国某处的什么，这样一想更是很有意思。如味噌汁与干菜汤，金山寺味噌与豆板酱，福神渍与酱疙瘩，牛蒡独活与芦笋，盐鲑与勒鲞，皆相似的食物也。又如大德寺纳豆即咸豆豉，泽庵渍即福建之黄土萝卜，即四川之黑豆腐，刺身即广东之鱼生，寿司即古昔的鱼，其制法见于《齐民要术》，此其间又含有文化交通的历史，不但可吃，也更可思索。家庭宴集自较丰盛，但其清淡则如故，亦仍以菜蔬鱼介为主，鸡豚在所不废，唯多用其瘦者，故亦不油腻也。”谷崎润一郎在《忆东京》一文中很批评东京的食物，他举出鲫鱼的雀烧与叠来作代表，以为显出脆薄贫弱，寒乞相，无丰腴的气象，这是东京人的缺点，其影响于现今以东京为中心的文学美术之产生者甚大。他所说的话自然也有一理。但是我觉得这些食物之有意思也就是这地方，换句话可以说是清淡质素，他没有富家厨房的多油多团粉，其用盐与清汤处却与吾乡寻常民家相近，在我个人是很以为好的。假如有人请吃酒，无论鱼翅燕窝以至熊掌我都会吃，正如大葱卵蒜我也会吃一样，但没得吃时决不想吃，或看了人家吃便害馋，我所想吃的如奢侈一点还是白鲞汤一类，其次是鳘鱼鲞汤，还有一种用挤了虾仁的大虾壳，砸碎了的鞭笋的不能吃的老头，再加干菜而蒸成的不知名叫什么的汤，这实在是寒乞相极了，但越人喝得滋滋有味，而其有味也就在这寒乞即清淡质素之中，殆可勉强称之曰俳味也。
日本房屋我也颇喜欢，其原因与食物同样地在于他的质素。我曾说，我喜欢的还是那房子的适用，特别便于简易生活。又说，四席半一室面积才八十一方尺，比维摩斗室还小十分之二，四壁萧然，下宿只供给一副茶具，自己买一张小几放在窗下，再有两三个坐褥，便可安住。坐在几前读书写字，前后左右皆有空地，都可安放书卷纸张，等于一大书桌，客来遍地可坐，容六七人不算拥挤，倦时随便卧倒，不必另备沙发椅，深夜从壁厨取被褥摊开，又便即正式睡觉了。昔时常见日本学生移居，车上载行李只铺盖衣包小几或加书箱，自己手提玻璃洋油灯在车后走而已。中国公寓住室总在方丈以上，而板床桌椅箱架之外无多余地，令人感到局促，无安闲之趣。大抵中国房屋与西洋的相同，都宜于华丽而不宜于简陋，一间房子造成，还是行百里者半九十，非是有相当的器具陈设不能算完成，日本则土木功毕，铺席糊门，即可居住，别无一点不足，而且觉得清疏有致。从前在日向旅行，在吉松高锅等山村住宿，坐在旅馆的朴素的一室内凭窗看山，或着浴衣躺席上，要一壶茶来吃，这比向来住过的好些洋式中国式的旅舍都要觉得舒服，简单而省费。现在想起来，诚如梁实秋君所云，中国的菜或者真比外国好吃，中国的长袍布鞋比外国舒适，但是关于房屋，至少是燕居的房间，我还是觉得以日本旧式的为最好，盖三十余年来此意见未有变动也。
日本生活里的有些习俗我也喜欢，如清洁，有礼，洒脱。洒脱与有礼这两件事一看似乎有点冲突，其实却并不然。洒脱不是粗暴无礼，他只是没有宗教的与道学的伪善，没有从淫佚发生出来的假正经，最明显的例是对于裸体的态度。蔼理斯在论《圣芳济及其他》（St.Francis and Others）文中有云：
希腊人曾将不喜裸体这件事看作波斯及其他夷人的一种特性，日本人——别一时代与风土的希腊人——也并不想到避忌裸体，直到那西方夷人的淫佚的怕羞的眼告诉他们，我们中间至今还觉得这是可嫌恶的，即使单露出脚来。

第二部分日本文化的特殊性（2）

我现今不想来礼赞裸体，以免骇俗，但我相信日本民间赤足的风俗总是极好的，出外固然穿上木屐或草履，在室内席上便白足行走，这实在是一件很健全很美的事，我所嫌恶的中国恶俗之一是女子的缠足，所以反动的总是赞美赤足，想起两足白如霜不着鸦头袜之句，觉得青莲居士毕竟是可人，在中国人中殊不可多得。我常想，世间鞋类里边最善美的要算希腊古代的山大拉（Sandala），闲适的是日本的下驮（Geta），经济的是中国南方的草鞋，而皮鞋之流不与也。凡此皆取其不隐藏，不装饰，只是任其自然，却亦不至于不适用与不美观。此亦别无深意，不过鄙意对于脚或身体的别部分以为解放总当胜于束缚与隐讳，故于希腊日本的良风美俗不能不表示赞美，以为诸夏所不如也。希腊古国恨未及见，日本则幸曾身历，每一出门去，即使别无所得，只见憧憧往来者都是平常人，无一裹足者在内，如现今在国内行路所常经验，见之令人愀然不乐者，则此一事亦已大可喜矣。
我对于日本生活之爱好只以东京为标准，但是假如这足以代表全日本，地方与时代都不成问题，那时东京的生活比后来更西洋化的至少总更有日本的特色，那么我的所了解即使很浅也总不大错，不过我凭的是经验而不是理论，所以虽然自己感觉有切实的根底，而说起来不容易圆到，又多凭主观，自然观察不能周密，这实是无可如何的事。因为同样的理由，我对于日本文学艺术的了解也只是部分的，在理论上我知道要寻求所谓日本精神于文学上必须以奈良朝以上为限，《古事记》与《万叶集》总是必读的，其次亦应着力于平安朝，盖王朝以后者乃是幕府的文学，其意义或应稍异矣。但是，古典既很不易读，读了也未能豁然贯通，像近代文学一样，觉得他与社会生活是相连的，比较容易了解。我只知道一点东京的事，因此我感觉有兴趣的也就是以此生活为背景的近代的文学艺术，目前是明治时代，再上去亦只以德川时代为止。民国六年来北京后这二十年中，所涉猎杂书中有一部分是关于日本的，大抵是俳谐，俳文，杂排，特别是川柳，狂歌，小呗，俗曲，洒落本，滑稽本，小话即落语[64]等，别一方面则浮世绘，大津绘[65]，以及民艺，差不多都属于民间的，在我只取其不太难懂，又与所见生活或可互有发明耳。我这样地看日本说不上研究，却自己觉得也稍有所得，我当时不把日本当作一个特异的国看，要努力去求出他特别与别人不同的地方来，我只径直地看去，就自己所能理解的加以注意，结果是找着许多与别人近同的事物，这固然不能作为日本的特征，但因此深觉到日本的东亚性，盖因政治情状，家族制度，社会习俗，文字技术之传统，儒释之思想交流，在东亚民族间多是大同小异，从这里着眼看去，便自然不但容易理解，也觉得很有意义了。在十七八年前我曾说过，中国在他独特的地位上特别有了解日本的必要与可能，就是这种意思。我向来不信同文同种之说，但是觉得在地理与历史上比较西洋人则我们的确有此便利，这是权利，同时说是义务亦无什么不可。永井荷风在所著《江户艺术论》第一篇《浮世绘之鉴赏》中曾云：
我反省自己是什么呢？我非威耳哈伦（Ver-
haeren）似的比利时人而是日本人也，生来就和他们的运命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恋爱的至情不必说了，凡对于异性之性欲的感觉悉视为最大的罪恶，我辈即奉戴此法制者也。承受‘胜不过啼哭的小孩和地主’的教训的人类也，知道‘说话则唇寒’的国民也。使威耳哈伦感奋的那滴着鲜血的肥羊肉与芳醇的蒲桃酒与强壮的妇女之绘画，都于我有什么用呢？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妓的姿态使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地停留着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树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
永井氏的意思或者与我的未必全同，但是我读了很感动，我想从文学艺术去感得东洋人的悲哀，虽然或者不是文化研究的正道，但岂非也是很有意味的事么？我在《怀东京》一文中曾说，无论现在中国与日本怎样的立于敌对的地位，如离开一时的关系而论永久的性质，则两者都是生来就和西洋的运命及境遇迥异之东洋人也。我们现时或为经验所限，尚未能通世界之情，如能知东洋者斯可矣。我们向来不自顾其才力之不逮而妄谈日本文化者盖即本此意，并非知己知彼以求制胜，实只是有感于阳明“吾与尔犹彼也”之言，盖求知彼正亦为欲知己计耳。

第二部分日本文化的特殊性（3）

这种意见怀抱了很久，可是后来终于觉悟，这是不很可靠的了。如只于异中求同，而不去同中求异，只是主观地而不去客观地考察，要想了解一民族的文化，这恐怕至少是徒劳的事。我们如看日本文化，因为政治情状，家族制度，社会习俗，文字技术之传统，儒释思想之交流等，取其大同者认为其东亚性，这里便有一大谬误，盖上所云云实只是东洋之公产，已为好些民族所共有，在西洋看来自是最可注目的事项，若东亚人特别是日华朝鲜安南[66]缅甸各国相互研究，则最初便应罗列此诸事项束之高阁，再于大同之中求其小异，或至得其大异者，这才算能了解得一分，而其了解也始能比西洋人更进一层，乃为可贵耳。我们前者观察日本文化，往往取其与自己近似者加以鉴赏，不知此特为日本文化中东洋共有之成分，本非其固有精神之所在，今因其与自己近似，易于理解而遂取之，以为已了解得日本文化之要点，此正是极大幻觉，最易自误而误人者也。我在上边说了许多对于日本的观察，其目的便只为的到了现在一笔勾消，说明所走的路全是错的，我所知道的只是日本文化中之东亚性一面，若日本之本来面目可以说是不曾知道，欲了知一国文化，单求之于文学艺术，也是错的，至少总是不充分。对于一国文化之解释总当可以应用于别的各方面，假如这只对于文化上适合，却未能用以说明其他的事情，则此解释亦自不得说是确当。我向来的意见便都不免有这些缺点，因此我觉得大有改正之必要，应当于日本文化中忽略其东洋民族共有之同，而寻求其日本民族所独有之异，特别以中国民族所无或少有者为准。这是什么呢？我不能知道，所以我不能说。但是我也很考虑，我猜想，这或者是宗教罢？十分确定的话我还不能说，我总觉得关于信仰上日华两民族很有些差异，虽然说儒学与佛教在两边同样地流行着。中国人也有他的信仰，如吾乡张老相公之出巡，如北京妙峰山之朝顶，我觉得都能了解，虽然自己是神灭论的人，却很理会得拜菩萨的信士信女们的意思，我们的信仰仿佛总是功利的，没有基督教徒的每饭不忘的感谢，也没有巫师的降神的歌舞，盖中国的民间信仰虽多是低级的而并不热烈或神秘者也。日本便似不然，在他们的崇拜仪式中往往显出神凭（Kamigakari）或如柳田国男氏所云神人和融的状态，这在中国绝少见，也是不容易了解的事。浅近的例如乡村神社的出巡，神舆中放着神体，并不是神像，却是不可思议的代表如石或木，或不可得见不可见的别物，由十六人以上的壮丁抬着走，而忽轻忽重，忽西忽东，或撞毁人家门墙，或停在中途不动，如有自由意志似的，舆夫便只如蟹的一爪，非意识地动着。外行的或怀疑是壮丁们的自由行动，这事便不难说明，其实似并不如此简单。柳田氏在所著《祭祀与世间》第七节中有一段说得好：
我幸而本来是个村童，有过在祭日等待神舆过来那种旧时感情的经验。有时便听人说，今年不知怎的，御神舆是特别发野呀。这时候便会有这种情形，仪仗早已到了十字路口了，可是神舆老是不见，等到看见了也并不一直就来，总是左倾右侧，抬着的壮丁的光腿忽而变成Y字，又忽而变成X字，又忽而变成W字，还有所谓举起的，常常尽两手的高度将神舆高高的举上去。
这类事情在中国神像出巡的时候是绝没有的，至少以我个人浅近的见闻来说总是如此，如容我们掉书袋，或者希腊古代所谓酒神祭时的仪式里有相似处亦未可知，不过那祭典在希腊也是末世从外边移入的，日本的情形又与此不同。日本的上层思想界容纳有中国的儒家与印度的佛教，近来又加上西洋的科学，然其民族的根本信仰还是本来的神道，这一直支配着全体国民的思想感情，上层思想界也包含在内。知识阶级自然不见有神舆夫的那神凭状态了，但是平常文字中有些词句，如神国，惟神之道（Kaminagara no Michi）等，我们见惯了，觉得似乎寻常，其实他的真意义如日本人所了解者我们终不能懂得，这事我想须是诉诸感情，若论理的解释怕无是处，至少也总是无用。要了解日本，我想须要去理解日本人的感情，而其方法应当是从宗教信仰入门。可惜我自己知道是少信的，知道宗教之重要性而自己是不会懂得的，因此虽然认识了门，却无进去的希望。我常想，有时也对日本友人说，为的帮助中国人了解日本，应当编印好些小书，讲日本神社的祭祀与出巡，各处的庙会即缘日情形，乡村里与中国不同的各种宗教行事与传说，文字图画要配列得好，这也是有意义的事。我们涉猎东洋艺文，常觉得与禅有关系，想去设法懂得一点，以为参考，其实这本不是思想，禅只是行，不是论理地理会得的东西，我们读禅学史，读语录，结果都落理障，与禅相隔很远，而且平常文学艺术上所表现的我想大抵也只是老庄思想的一路，若是禅未必能表得出，即能表出亦不能懂得，如语录是也。这样说来，图说亦是无用，盖欲了解一民族的宗教感情，眼学与耳食同样地不可靠，殆非有经历与体验不可也。我很抱歉自己所说的话多是否定的，但是我略叙我对于日本的感想，又完全把它否定了，却也剩下一句肯定的话。即是说了解日本须自宗教入手。这句话虽是很简短，但是极诚实，极重要的。孔子曾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虽不敢自附于儒家之林，但于此则不敢不勉也。廿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第二部分日本之浮世绘

附记
去年适值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纪念，国际文化振兴会计划发刊纪念论文集，除分区征文外，又约人给写文章。该会北京代理人找到我的时候是在三月里，期限年底交稿，我因为在眼前还有十个月工夫，而钱稻孙先生也应允写稿，我若是写不出有钱先生一篇也就可以应付过去，所以贸然答应了。不料时光全靠不住，忽而已是十二月，钱先生往东京参加纪念典礼，论文不曾写得，我这才着了忙，但是没有法子，只好如老秀才应岁考，硬了头皮做去，考列四等原是觉悟了的。幸而我与国际文化振兴会约定的时候预先有一着埋伏，即以不受任何报酬为条件，这意思就是说，文章写得不好也就莫怪，我的确还声明，文如不适用可以丢到字纸篓里去。乃承振兴会不弃收下，且交给某杂志将译文发表在本年十二月号上。本来我的条件里也有一条，便是付译时须把译文原稿给我看一遍。这回却并没有照办，大约不是振兴会而是杂志社所译的吧。但因此不幸有些误译，最重要的是末一节里，我说在知识阶级中自然不见有神凭状态，而译文却是说有，以否定为肯定，这错得多么滑稽而奇怪。现在我就将原文发表一下，所说的话对不对都以此为准，庶不至以讹传讹也。三十年十二月十五日再记。
日本之浮世绘
日本绘画，初多模拟唐土，不自成家。后堀川天皇时，藤原信实始创大和风绘[67]，其孙土佐守经隆立为土佐派，传至光信，业始大成。光信弟子元信，别立狩野派，皆日本画也。岩佐又兵卫画仿土佐，而多写时代风俗，启浮世绘之端，人称之曰浮世又兵卫。菱川师宣继起，初作浮世绘本刊行于世，又有一枚绘，即为江户绵绘之起原。往昔画人，多仿汉风，但书别号而不名。师宣始自署名字，题曰大和绘师。盖浮世绘至菱川而独立，始成日本固有之美术，至今不替。其后有岛居、铃木、歌川诸家,各自名世。及喜多川歌出，时称极盛。次有葛饰北斋、歌川广重，皆自成流别。明治之世，绘师尚多，举其著者，如尾形月耕、镝木清方等，今尚存，此绘史之大略也。
浮世绘多以木板印行，不若墨迹之名贵不易得，故民间流行至广。绘皆线画，曲线柔美，色彩丽，雕镂模印，靡不精妙，一纸之画，实合三人之力而成，可谓缜密矣。盖浮世绘者，原日本独有之美术，而木刻之技亦所专长，为世希有，故可贵也。中国仇十洲、费晓楼善画士女，顾鲜得见其真迹，且剞劂不良，试披通行图籍，皆索然无生气，美人之目，多见圭角，他可知矣。
日本昔慕汉风，以浮世绘为俚俗，不为士夫所重。逮开关后，欧土艺术家来游日本者，始见而赏之，研究之者日盛。日本近亦有发愤兴起，编刻古人图籍，刊杂志提倡其事者。二三十年来，浮世绘册价日腾贵，如喜多川作原板《鲍取图》三枚，海外市值千五百金，可谓不廉。日本有新板翻刻，一枚值数十钱，其精美不亚原本云。
浮世绘的鉴赏
我平常有点喜欢地理类的杂地志这一流的书，假如是我比较地住过好久的地方，自然特别注意，例如绍兴，北京。东京虽是外国，也算是其一。对于东京与明治时代我仿佛颇有情分，因此略想知道他的人情物色，延长一点便进到江户与德川幕府时代，不过上边的战国时代未免稍远，那也就够不到了。最能谈讲维新前后的事情的要推三田村鸢鱼，但是我更喜欢马场孤蝶的《明治之东京》，只可惜他写得不很多。看图画自然更有意思，最有艺术及学问的意味的有户冢正幸即东东亭主人所编的《江户之今昔》，福原信三编的《武藏野风物》。前者有图板百零八枚，大抵为旧东京府下今昔史迹，其中又收有民间用具六十余点，则兼涉及民艺，后者为日本写真会会员所合作，以摄取渐将亡失之武藏野及乡土之风物为课题，共收得照相千点以上，就中选择编印成集，共一四四枚，有柳田氏序。描写武藏野一带者，国木田独步德富芦花以后人很不少，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却是永井荷风的《日和下驮》，曾经读过好几遍，翻看这些写真集时又总不禁想起书里的话来。再往前去这种资料当然是德川时代的浮世绘，小岛乌水的浮世绘与风景画已有专书，广重有《东海道五十三次》，北斋有《富岳三十六景》等，几乎世界闻名，我们看看复刻本也就够有趣味，因为这不但画出风景，又是特殊的彩色木板画，与中国的很不相同。但是浮世绘的重要特色不在风景，乃是在于市井风俗，这一面也是我们所要看的。背景是市井，人物却多是女人，除了一部分画优伶面貌的以外，而女人又多以妓女为主，因此讲起浮世绘便总容易牵连到吉原游廓，事实上这二者确有极密切的关系。画面很是富丽，色泽也很艳美，可是这里边常有一抹暗影，或者可以说是东洋色，读中国的艺与文以至于道也总有此感，在这画上自然也更明。永井荷风著《江户艺术论》第一章中曾云：
我反省自己是什么呢？我非威耳哈伦似的比利时人而是日本人也，生来就和他们的命运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恋爱的至情不必说了，凡对于异性之性欲的感觉悉视为最大的罪恶，我辈即奉戴此法制者也，承受胜不过啼哭的小孩和地主的教训之人类也，知道说话则唇寒的国民也。使威耳哈伦感奋的那滴着鲜血的肥羊肉与芳醇的葡萄酒与强壮的妇女之绘画，那于我有什么用呢。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妓的姿态使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地停留着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树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
这一节话我引用过恐怕不止三次了。我们因为是外国人，感想未必完全与永井氏相同，但一样有的是东洋人的悲哀，所以于当作风俗画看之外，也常引起怅然之感，古人闻清歌而唤奈何，岂亦是此意耶。

第二部分日本文学

式亭三马的《浮世澡堂》，与十返舍一九的《东海道徒步旅行》（原名《东海道膝栗毛》），是日本江户时代古典文学中滑稽本的代表著作。
日本文学自古代以至“明治维新”（一八六八），照例分作三个大段落。其一是奈良平安时代。日本皇室政府初在奈良，至八世纪末迁都平安，即现今西京，直至十二世纪末，这一段落以建都地方为名，这是王政时期，政治文化都在贵族阶级的手里，所以这一期又称为贵族文学时代。当时发生和发达的文学，最初是传说历史、长短和歌，随后是散文日记传奇，最有名的《源氏物语》五十四帖便是这时期的产品。其二是镰仓室町时代。这时皇室仍在平安，可是经过平源两家争权内战，政权下移，源赖朝推倒平氏，在镰仓建立幕府，以将军身份代行天皇职权，至十四世纪上半经过南北之战，足利尊氏立为将军，幕府设在室町，直至十六世纪末才又改革。这四百年间发达的文学除和歌外，有讲打仗的军记物语，戏曲方面是谣曲与狂言，因为主权在于武人，所以称为武士文学时代。其三照例以幕府所在地为名，即是江户时代。德川家康把幕府设在远离京都的关东，避开贵族文化的薰染，又利用儒教钳制思想，一般对于人民压得更紧了，可是他一面又有办法对付诸侯，制定“参觐交代”，分封在外的军阀须得隔年到江户来，给幕府办事，这样便免去了尾大不掉的弊害，在德川治下起不了内战，这给将军很大的安心，同时国内平静，工商业发达，一般商民也抬起头来了。民间富庶，固然也使幕府更有搜括的机会，可是经济文化的实权逐渐落入平民的手中，他们依据了自己文艺娱乐的需要，创造起来，所以这二百多年间政治最是反动专制，可是这却是平民文学时代了。
关于江户文学的内容，我们又得分开来说，因为这中间又要分作上方文学与江户文学这两节。平安是日本旧京，大阪也就在京都近旁，所以京阪方面与关东相对，称作上方，即是上边的意思。德川时期的工商业发展首先是在大阪，所以这上期的文艺差不多是由大阪的商民主持的。武士是统治阶级，在政治上无论是怎么地骑在平民头上，但是到了手头空乏，要想向商人通融，虽然表面还不见得肯低头，可是商民却要昂起头来，对武士不大看得起了。大阪人的诨号至今叫作赘六，一说便是那时商人的夸世的话，说武士的弓、箭、甲、胄、刀、枪这六件事物，在他都是赘物，是一个例子。文艺上的改革是，由俳谐连歌发生了俳句，谣曲变成了净琉璃[70]，有近松门左卫门那样的巨匠来担任作剧，小说也由宫廷与战场的物语变为浮世草子，即是社会小说，井原西鹤[71]的声名至今还独一无二。但是江户是幕府的所在地，虽然在京都人看来是东夷之类，却也不客气地繁盛起来，结果是接着上方兴起了它独自的文学艺术。戏剧于净琉璃外兴起了歌舞伎，绘画则脱离了汉画的派别，由浮世又平（即是口吃的又平）开创了浮世绘，自称是大和绘师，诗歌方面不但完成了俳句，还由杂俳蜕化出来讽刺诗川柳，到现在都还有生命。小说方面不去继承以前的系统，却从头搞起，从连环图画似的小册子起首，造成了各式各样的作品，总名叫作草双纸，滑稽本就是其中的一种。
草双纸这名称看去很有点别扭，据日本史家考究，说这该是“草草纸”。“草纸”古时常作书册解，平安时代有著名的随笔《枕草纸》[72]第一个“草”字意思是说粗糙的低级的，原意云妇孺所用的通俗书本，只因两个草字碰在一起不大好，所以把第二个字改作同音的“双”字了。这其中最先出来是所谓“赤本”，即是红书皮，在十八世纪前后早已出现，内容差不多都是童话故事，以图为主，空处写几句说明或说白。接着是“黑本”，书皮用黑色，加入些报仇打仗等材料，这是第一批。第二批是“青本”，本来是蓝皮书，只因青中带黄，所以又通称“黄表纸”，这也是画上加说，可是对象已由妇孺而转向大人了。这类书的第一种是恋川春町的《金金先生繁花梦》，系借用卢生的黄粱梦故事的，上下两册，每册五叶，图各十面。黄表纸的特色是内容解放，取材很广，又一改以前黑本那种平铺直叙的写法，写得更有曲折，而且运用诙谐机智，说得更有风趣，投合时代的嗜好。那时吉原游里十分兴旺，黄表纸有许多便专来写那里的情形，称为洒落本。“洒落”本来是中国语，这里却有漂亮时髦的意思，便是说叙说时髦人的，因为篇幅比较长了，把纸张放大一点，于是在形式上称为“中本”，以别于那些小本子。从这洒落本里省去了“花街柳巷的事情”，只留存那些诙谐材料，结果即成为“滑稽本”，翻过来偏重那些男女情事，又另成功了一种别的小说，这名为“人情本”，代表著作有为永春水的《梅历》。春水原是三马的门人，《梅历》在近代一直禁止翻印，被当作江户文学中淫书之一。比中本更大一点的有合卷，是三马开始设计的，即是把从前的小本五册合作一卷，发行二卷一部，便有以前十册的分量，于发表长篇是很方便的。这之后又从合卷演化出“读本”，成为专门阅读的小说，图画只是绣像，成了附属品，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可以说已经脱出了赤本等的系统了。
江户文学里的小说一类，不去直接学中国明朝的成绩，直接地搞起演义来，却是从头另起炉灶，这是特别的一点，同时又似乎和浮世绘的绘师相呼应，甘心自居于戏作，在名字上边往往加上“江户戏作者”的称号，也是很有意义的。德川幕府标榜程朱的儒学，一味提倡封建的三纲道德，文艺方面也就自然著重劝惩主义，这是很顺当的路子。江户文人虽然不曾明白表示，但对于政府的文艺方针的不协力是很明显的，自称戏作，可以说是一种消极的抵抗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八犬传》的作者曲亭马琴虽是有名，虽是目空一世，但其价值比东京传或式亭三马总还是及吧。
式亭三马本姓菊地，名泰辅，亦或写作太助，安永五年（一七七六）生于江户，文政五年（一八二二）卒，年四十七。小时候在书店里当徒弟，得阅读当时小说书，二十岁时学写黄表纸，以后大抵每年都有著作，据记录所作约共有一百十五部。
一 黄表纸及合卷，九十八种，
二 洒落本，五种，
三 中本（滑稽本在内），二十一种，
四 读本，一种，
五 杂书，十种。
这些著作中间还以滑稽本为佳，其中《浮世澡堂》四编九卷及《浮世理发馆》三编六卷称最，足为代表。
关于三马个人，后世有不少记载，但顶写得好，也该顶可信赖的，应推《浮世澡堂》四编末尾的一篇跋文，署名的金龙山人即是三马的门人之一，后来以“人情本”出名的为永春水。其文曰：
式亭主人者，予鸠车竹马之友也。性素拙于言辞，平时茶话尤为迟钝，故人称为无趣的人，且是无话的人。贾客而是骚人，背晦而又在行，居在市中而自隐，身在俗间而自雅。语言不学江湖，妄吐之乎者也，形容不仿风流，丝毫都不讲究。豪杰的结交,敬而远之,时流的招待,辞而不到。既非阴物，亦非阳气，不偏不倚，盖是中通之好男子也。偶对笔砚，则滑稽溢于纸上，诙谐走于笔下。呜呼，洒落哉，洒落哉！茂叔胸中，式亭腹内，恰如光风霁月云尔。花川户的隐士，金龙山人书。
黄山谷云，周茂叔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这里拿来应用得恰好，虽然在日本语里洒落这字还可以有俏皮和爱打扮等意味。

第二部分日本民间剧“狂言”

“狂言”是日本中古的民间喜剧。这时期相当于中国明朝，即公元十四世纪后半至十六世纪，正是西欧的文艺复兴时代。在日本历史上，这是武士专政七百年间的中段，在源氏镰仓幕府与德川氏江户幕府的中间，足利氏世袭将军，幕府设在室町，所以称为室町时代。这时代的文学普通称作武士文学。
这武士文学的代表作品是近于历史演义的战记，以及悲剧类的谣曲。战记种类很多，最有名的“平家物语”是讲平源两家争夺政权的殊死斗，结果是平氏全族的灭亡，沉没在九州的海里。谣曲则是歌咏英雄美人的事迹的。
与谣曲相并发生的，便是这里所译的喜剧类的狂言了。这戏剧发生的历史还未能详知，但是出于所谓“猿乐”，那是没有问题的了。据说猿乐这名字乃是散乐的传讹，原是隋唐时代从中国传过去的杂剧，内容包括音乐歌舞，扮演杂耍各项花样，加上日本固有的音曲。这些歌舞杂耍音曲，在民间本来流行着。这时候大概又受着中国元曲若干的影响，便结合起来，造出一种特殊的东西。这最初叫作“猿乐之能”，能便是技能，后来改称为“能乐”，那脚本即是谣曲。谣曲是悲剧。其中又反映着佛教思想，所以它只取了猿乐中比较严肃的一部分，原来还有些轻松诙谐的一部分收容不进去，这便分了出来，独自成功一种东西，就是狂言这种喜剧了。
狂言与谣曲同出一源，所以也称作“能狂言”，照例在演能乐的时候，在两个悲剧中间演出，不但可以让能乐主角来得及改换装饰，也叫观众看得不单调。但是话虽如此，狂言的性质还是独立的，而且与谣曲相对，更显出它的特质来。谣曲用的是文言，它集合中国日本和佛教文学上的词藻典故，灵活地安排成一种曲词，需要文化有程度的人才能了解，狂言则全是当时的口语，与四百年后的今日当然颇有不同，但根本上还是相通的，这在语言研究上也有它很大的价值。至于内容上，两者的不同更是显著了。谣曲的脚色都是正面的，英雄勇将，名士美人，都各有他们的本色，至于高僧大德那自更不必说了。狂言里的角色正和这些相反。武士是时代的宠儿，坐在幕府里代做天皇的将军便是他们的头儿，其次是占有多数土地的“大名”(译文中称作侯爷)，他手下还有许多武士，都是骑在人民头上的，如说平民对他们“不敬”，便可以斩杀勿论。他们实际上是人世间的虎狼，可是在狂言里出现时，却都显得有点像是猪狗了。太平享乐消磨了他们的凶悍气，武士变得怯懦，荒唐愚蠢。例如侯爷出门没人跟随，强迫过路人给他捧刀，等到那人拔刀在手，便都吓坏了，蹲在地上学斗鸡和不倒翁的样子(《两位侯爷》)。或者出去赏花，学做吟诗模样，却全都搞错了(《侯爷赏花》)。又或和蚊子精摔跤，被吹得两眼发昏，跌倒在地(《蚊子摔跤》）。和尚们都由名僧变成了贼秃，大抵因为犯了色戒，被徒弟揭发，弄得下不了台(《骨皮》等)。头陀在日本称“山伏”，是神道教的修炼法术的人，也是庸碌无用，偷吃柿子，被人家侮弄(《柿头陀》)，有的还连看见一只蟹和一只猫头鹰，也都没有什么办法。鬼神本来是可怕的，这里也都成了喜剧的脚色，雷公从空中失脚落地，跌坏了腰骨，要庸医给他打针，而且打得啊啊地叫唤，这才能够飞上天去(《雷公》)。蓬莱岛的鬼于过节时到人间来，迷恋女人，被骗去了一切宝贝，末了给豆子打了出来(《立春》)。《连歌毗沙门》是一篇圆满结局的喜剧，主角毗沙门出台来也是小丑似的样儿，用矛来切开梨子，恐怕锈了，问信徒们要磨刀费，又说梨子流出许多汁水来，算作他的所得，这虽然都说是玩笑话，但却讽刺了主角毗沙门的市侩口气。此外如夫妇反目(《石神》)，翁婿打架(《船户的女婿》)等也收作材料。
这里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便是狂言与民间故事的关系。如上边所说，有许多事都是社会上的实相，不过由作者独自着眼，把它抓住了编写下来，正如民间笑话情形相同。一方面有愚蠢无能的人，一方会也有狡狯的，趁此使乖作弊，狂言里的大管家即是一例，对面也就是侯爷那一类了。我们说到笑话，常有看不起的意思，其实是不对的，这是老百姓对于现实社会的讽刺，对于权威的一种反抗。日本儒教的封建学者很慨叹后世的“下克上”的现象，这在狂言里是表现得很明显的。
日本的民间故事与笑话后来演变成为“落语”，发达很早，狂言有好些篇看来便是从此取材的。本书中所收的《三个残疾人》，《人变马》，《附子》，《狐狸洞》，《骨皮》，《工东》以及《养老水》，可能都属于这一类。狂言的特质是滑稽，但是这安排得很有工夫，不显得恶俗，特别很少色情的成分。正当的民间文学是壮健的，这正是一个很好的例。

第二部分俗曲与玩具

我不懂戏剧，但是也常涉猎戏剧史。正如我翻阅希腊悲剧的起源与发展的史料，得到好些知识，看了日本戏曲发达的径路也很感兴趣，这方面有两个人的书于我很有益处，这是佐佐醒雪与高野斑山。高野讲演剧的书更后出，但是我最受影响的还是佐佐的一册《近世国文学史》。佐佐氏于明治二十二年戊戌刊行《鹑衣评释》，庚子刊行《近松评释天之网岛》，辛亥出《国文学史》，那时我正在东京，即得一读，其中有两章略述歌舞伎与净琉璃二者发达之迹，很是简单明，至今未尽忘记。也有的俳文集《鹑衣》固所喜欢，近松的世话净琉璃也想知道，这评释就成为顶好的入门书，事实上我好好地细读过的也只是这册《天之网岛》，读后一直留下很深的印象。这类曲本大都以情死为题材，日本称曰心中，《泽泻集》中曾有一文论之。在《怀东京》中说过，俗曲里礼赞恋爱与死，处处显出人情与义理的冲突。偶然听唱义太夫，便会遇见纸治，这就是《天之网岛》的俗名，因为里边的主人公是纸店的治兵卫与妓女小春。日本的平民艺术仿佛善于用优美的形式包藏深切的悲苦，这似是与中国很不同的一点。佐佐又著有《俗曲评释》，自江户长呗以至端呗共五册，皆是抒情的歌曲，与叙事的有殊，乃与民谣相连接。高野编刊《俚谣集拾遗》时号斑山，后乃用本名辰之，其专门事业在于歌谣，著有《日本歌谣史》，编辑歌谣集成共十二册，皆是大部巨著。此外有汤朝竹山人，关于小呗亦多著述，寒斋所收有十五种，虽差少书卷气，但亦可谓勤劳矣。民国十年时曾译出俗歌六十首，大都是写游女荡妇之哀怨者，如木下太郎所云，耽想那卑俗的但是充满眼泪的江户平民艺术以为乐，此情三十年来盖如一日，今日重读仍多所感触。歌谣中有一部分为儿童歌，别有天真烂漫之趣，至为可喜，惟较好的总集尚不多见，案头只有村尾节三编的一册童谣，尚是大正己未年刊也。
与童谣相关连者别有玩具，也是我所喜欢的，但是我并未搜集实物，虽然遇见时也买几个，所以平常翻看的也还是图录以及年代与地方的纪录。在这方面最努力的是有阪与太郎，近二十年中刊行好些图录，所著有《日本玩具史》前后编，《乡土玩具大成》与《乡土玩具展望》，只可惜《大成》出了一卷，《展望》下卷也还未出版。所刊书中有一册《江都二色》，每叶画玩具二种，题谐诗一首咏之，木刻着色，原本刊于安永癸巳，即清乾隆三十八年。我曾感叹说，那时在中国正是大开四库馆，删改皇侃《论语疏》，日本却是江户平民文学的烂熟期，浮世绘与狂歌发达到极顶，乃迸发而成此一卷玩具图咏，至可珍重。现代画家以玩具画著名者亦不少，画集率用木刻或玻璃板，稍有搜集，如清水晴风之《垂髫之友》，川崎巨泉之《玩具画谱》，各十集，西泽笛亩之《雏十种》等。西泽自号比那舍主人，亦作玩具杂画，以雏与人形为其专门，因故赤间君的介绍，曾得其寄赠大著《日本人形集成》及《人形大类聚》，深以为感。又得到菅野新一编《藏王东之木孩儿》木板画十二枚，解说一册，菊枫会编《古计志加加美》，则为菅野氏所寄赠，均是讲日本东北地方的一种木制人形的。《古计志加加美》改写汉字为《小芥子鉴》，以玻璃板列举工人百八十四名所作木偶三百三十余枚，可谓大观。此木偶名为小芥子，而实则长五寸至一尺，镟圆棒为身，上着头，画为垂发小女，着简单彩色，质朴可喜，一称为木孩儿。菅野氏著系非卖品，《加加美》则只刊行三百部，故皆可纪念也。三年前承在北京之国府氏以古计志二躯见赠，曾写谐诗报之云，芥子人形亦妙哉，出身应自埴轮来，小孙望见嘻嘻笑，何处娃娃似棒槌。依照《江都二色》的例，以狂诗题玩具，似亦未为不周当，只是草草恐不能相称为愧耳。

第二部分混堂：奇特的日本沐浴习俗

黄公度著《日本杂事诗》卷二有一首云：
兰汤暖雾郁迷离，背面罗衫乍解时，
一水盈盈曾不隔，未销金饼亦偷窥。
原注云：喜洁，浴池最多。男女亦许同浴，近有禁令，然积习难除，相去仅咫尺，司空见惯，浑无惭色。”《日本国志》中《礼俗志》四卷赡详可喜，未记浴池，只有温泉一条。据久松之著《近世事物考》云：
天正十九年辛卯（1591）夏在今钱瓶桥尚有商家时，有人设浴堂，纳永乐钱一文许入浴，是为江户汤屋之始。其后至宽永时，自镰仓河岸以至各处均有开设，称风吕屋。又有汤女者，为客去垢洗发，后乃渐成为妓女，庆安时有禁令，此事遂罢。
因为一文钱一浴，日本至今称为钱汤，汤者热水沸水义，与孟子冬日则饮汤意相合。江户（今东京）开设浴堂在丰臣秀吉[75]之世，于今才三百余年，汤屋乃遍全国，几乎每条街有一所，可与中国东南之茶馆竞爽矣。文化六年（1809）式亭三马著滑稽本《浮世风吕》初编二卷，写浴客谈笑喧争情形，能得神似，至今传诵，二三编各二卷，写女客事，四编三卷，此与初编皆写男子者也。盖此时入浴已成为民间日常生活之一部分，亦差不多是平民的一种娱乐，而浴堂即是大家的俱乐部，若篦头铺乃尚在其次耳。天保五年（1834）寺门静轩著《江户繁昌记》二篇有《混堂》一则，原用汉文所书，有数处描写浴客，虽不及三马俗语对话之妙，亦多谐趣，且可省移译，抄录于下：
外面浴客，位置占地，各自磨垢。一人拥大桶，令爨奴巾背。一人挟两儿，慰抚剃头，弟手弄陶龟与小桶，兄则已剃在侧，板面布巾，舒卷自娱。就水舟漱，因睨窥板隙，盖更代藩士，踞隅前盆，洗濯犊鼻，可知旷夫。男而女样，用糠精涤，人而鸦浴，一洗径去。（省略十六字）醉客嘘气，熟柿送香，渔商带膻，干鱼曝臭。一环臂墨，若有所掩，满身花绣，似故示人。一泼振衣，不欲受汶汶也，赤裸左侧，恶能浼乎。浮石摩踵，两石敲毛，披衣剪爪，干身拾虱。
又云：
水泼桶飞，山壑将颓。方此时也，汤滑如油，沸垢煎腻，衣带狼藉，脚莫容投，盖知虱与虱相食。女汤亦翻江海，乳母与愚婆喋喋谈，大娘与小妇聒聒话。饱骂邻家富贵，细辩伍闾长短。讪吾新妇，诉我旧主。金龙山观音，妙法寺高祖，并才及其灵验，邻家放屁亦论无遗焉。
中国只看过一篇《混堂记》，见于《岂有此理》卷一，系周竹君所作，《韵鹤轩杂著》中曾加以赞许。其文云：
大石为池，穹幕以砖，凿与池通，辘轳引水，穴壁而贮焉，析薪然火，顷成沸汤。男子被不洁者，肤垢腻者，负贩屠沽者，疡者，者，者，纳钱于主人，皆得入澡焉。且及暮，络绎而至，不可胜计。蹴之则泥滓可掏，腥膻臊秽，不可向迩，为士者间亦蹈之。彼岂不知污耶，迷于其称耶，习于俗而不知怪耶，抑被不洁肤垢腻者负贩屠沽者疡者者者果不相浼耶？抑溺于中者目不见，鼻不闻，心愦愦而不知臭耶？倘使去薪沃釜，与沟渎之水何异焉，人孰从而趋之。趋之，趋其热也。乌乎，彼之所谓堂者，吾见其混而已矣。
此篇近古文，有寓意，人以为佳却亦即其缺点，唯前半记事可取耳。《江户繁昌记》中亦有一节云：
混堂或谓汤屋，或呼风吕屋。堂之广狭盖无常格，分画一堂作两浴场，以别男女，户各一，当两户间作一坐处，形如床而高,左右可下，监此而收钱戒事者谓之番头。并户开牖，牖下作数衣阁，牖侧构数衣架，单席数筵，界筵施阑，自阑至室中溜之间尽作板地，为澡洗所，当半通沟，以受馀汤。汤槽广方九尺，下有灶爨，槽侧穿穴，泻汤送水，近穴有井，辘轳上水。室前面涂以丹，半上牖之，半下空之，客从空所俯入，此谓柘榴口。牖户画以云物花鸟，常闭不启，盖蓄汤气也。别蓄净汤，谓之陆汤，爨奴秉杓，谓此处曰呼出，以奴出入由此也。奴曰若者，又曰三助，今皆僭呼番头，秉杓者曰上番，执爨者曰爨番，间日更代。又蓄冷水，谓之水舟，浮斗任斟。陆汤水舟，男女隔板通用焉。小桶数十，以供客用，贵客别命大桶，且令奴摩澡其脊。及睹其至，番公柝报。客每届五节，投钱数缗酬其劳云。堂中科目大略如左，曰：官家通禁，宜固守也；男女混浴之禁，最宜严守；须切戒火烛；甚雨烈风，收肆无定期；老人无子弟扶者，谢浴焉；病人恶疾并不许入，且禁赤裸入户，附手巾罩颊者。月日，行事白。
静轩写此文虽在百年前，所记浴堂内部设备与现今并无多少不同，唯浴槽上部的柘榴口已撤除，故浴客不必再俯首出入了。陆汤水舟男女隔板通用，在明治年中尚是如此，现在皆利用水道，只就壁间按栓便自泻出，故上番已无用处。三助则专为人搓澡，每次给资与浴钱同价，不复论节酬劳矣。浴场板地今悉改为三和土，据说为卫生计易于洁治，唯客或行或坐都觉得粗糙，且有以土亲肤之感，大抵中年人多不喜此，以为不及木板远甚。浴钱今为金五钱，值中国钱五分，别无官盆名目，只此一等，正与中国混堂相当，但浴法较好，故浑浊不甚。日本入浴者先汲汤淋身，浸槽内少顷，出至浴场搓洗，迨洗濯尽净，始再入槽，以为例。至晚间客众，固亦难免有足莫容投之感，好清净者每于午前早去，则整洁与自宅浴室不殊，而舒畅过之。日本多温泉，有名者如修善寺别府非不甚佳，平常人不能去。投五分钱入澡堂一浴，亦是小民之一乐，聊以偿一日的辛劳也。男女浑浴在浴堂久有禁令，唯温泉旅馆等处仍有之，黄公度诗注稍嫌笼统，诗亦只是想象的香艳之作，在杂事诗中并非上乘。日本人对于裸体的观念本来是颇近于健全的，前后受了中国与西洋的影响，略见歪曲，于德川中期及明治初的禁令可见，不过他比在儒教和基督教的本国究竟也还好些，此则即在现今男女分浴的混堂中亦可见之者也。（七月十二日）

第二部分从民间故事看日本的风俗习惯

介绍外国的民间故事，本来用不着什么说明。民间故事正如人们所说，是人类最早的小说，小说没有人不喜欢听的，而且它的结构单纯，听了容易了解。也有些经过民间长时间的流传，特别精炼，或是因了“说话人”的加工，显得更是流丽而细致。这些都是因了各该民间故事的展开而自然发露出来，无烦预先指出的。
我这里单就日本的民间故事，来说几句话。第一，它在世界的民间故事中间不能算最好，自然也不算最坏的。好的如希腊，因为是属于古代的了，已经不称民间故事而叫神话故事了，虽然严格地讲来，神话与民间故事也很有差别。又如苏联的，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民间故事，也都十分精彩，胜于日耳曼系的故事。此外，阿拉伯系的如《一千零一夜》，由于加工之故，非常精巧。这些特色在日本都没有，它是近时才从老百姓口头收集起来的质朴的故事，以故事论，或者比不上前面所说的几国，但还自有它的特色，因为它说明了它本国的情形。
第二，我的翻译是向来主张直译式的，便是多保留它原有的特殊的色彩。我不主张把一句话译成四平八稳的，个个字说得十分明白，我把留下来一二分不明白的东西，来加注解说明它，这样便可将本来的色彩多保住一点。我们介绍外国的东西，原是想把本来不知道的多知道一点，若是从头不预备，或是懒得去了解，那么我们讲知道的本地事情好了。鲁迅平常反对把俄国人名缩短，如托尔斯泰为陶斯道，克鲁泡金为柯伯坚之类。他说，“你们如觉得名字还讨厌难记，那么别管他，且去谈自己熟知的张三李四好了。”
还有一层，民间故事固然是原始的小说，但一面也是社会的写实，有许多民俗保存在里边，这些东西，一不小心，便像唯他命丙样易于消失。因此，我也顺便说一声，这故事的原本乃是根据柳田国男所编的一本书，日本几十年中自从岩谷小波起，编写童话的人真是不可胜计，都各自有立场，未可一笔抹杀，但是从民俗学的立场看，只有柳田氏的算是最好。我原来不想多说明，但实在已是说了不少，应该赶紧打住了吧。
老屋的漏[77]
古时候，在一天下雨的晚上，有一家的老头儿和老婆子不能睡觉，便两个人在说着话。说道：
“老屋的漏，比虎狼还可怕哩！”
这时候从外边走过来“虎狼”这种野兽，站住了听见这话，心里便想，在这世界里，还有比我更可怕的什么叫“漏”的东西呢！这不可疏忽。正在这时候，有一个偷马的人偷偷的进来，看见以为是马，便骑在虎狼的背上。
虎狼心里一惊，这了不得，可是被“漏”抓着了，于是一直奔去，路上将偷儿摔落，掉在路旁的空井里。这时一只猴子走了来，问虎狼做什么，虎狼答道：
“现在在那个窟窿里，躲着‘老屋的漏’这种怪物。”猴说道：
“没有这种怪物吧。等我去检查一番看。”那个多事的猴便将尾巴插到空井里，试探一下。在井里的偷马的看见了，用力把它抓住。猴儿也出惊了，要把尾巴强拉出来，可是尾巴从根上断掉了。猴的尾巴也从这时候起，就是那么短了。
道士治狸[78]
古时候，石城国的神木高野的村子里，一个老百姓家里的各种器具，每天都会不见。这大概是狸子捣乱吧，各地方去请了修道的人，来祈祷作法，可是一点都没有效用，还是连碗呀、筷子呀这一类的东西，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就不见了。这使得道士们很窘。
这样的闹着，末后请来的这个道士，听了说道：
“若由我来，这样东西并无什么麻烦。一定治伏了给你看。”但是又说：
“可是祈祷用的有些物品，非赶紧去买了来不可。”说着便往那地方的平街买东西去了。但是后来家里的人发见，有一个小布包忘记在那里，可见得这道士是很慌张的。没有这个，说不定很是困难吧，早点告诉他一声才好，于是走到那边大声的叫，又叫人跑去找他，终于也追他不着。及至回来家里一看，那个布包已经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之后稍为等了一会儿，那道士忽然回来了。家里的人告诉他丢了布包的事，非常的抱歉，他一点都不着急，只笑着说道：
“这样好的，这样好的。”
于是他同了大家，一起遍搜家中各处，据说在板廊底下最深的地方，有一匹老狸死在那里。狸子的手里还捏着一个大的饭团，吃了一半就死了。道士笑着说明，那是将叫做“木鳖子”的毒狸子的，放在饭团里边，用布包了，故意的忘记在那里的。

第二部分急出家

急出家
古时候，在某村里有恶性的狐，出来作怪，大家正在很窘的时节，一个人很自夸的说道：
“我决不上狐狸的当。”
这个人有一天从别处回来，看见路边的河旁有一匹狐狸，拿朴树的叶顶在头上，就变成女人，捞取河里的水藻搓圆了，当作小孩抱在胸前。那人说道：“畜生，预备去骗人吧！好的，等着瞧吧。”便捡起路边的石头，扔了过去，这石子恰巧打中了孩子，一下子就打死了。女人生了气啼哭着，要叫他把小孩弄成原来的样子还她。他说：“什么？你不是狐狸么？”女人更是生气，不肯干休。
这样等着，女人总没有变成狐狸，看来的确是人间的母子了。那人心想，那么是自己看错了，做出了不得了的事情，用尽心思，设法措辞谢罪。女人终于不答应。那人没有办法，就说，“让我做了和尚来谢罪吧”[79]，于是，一同到近地的一个寺里，向方丈说明缘由，请方丈剃光了头。剃头剃得非常的痛。因为太痛了，那人才清醒了过来，向周围一看，前头所见的母亲和小孩都不见了，和尚同寺也不见了。而且刚才当作给剃去的头发，却都是被狐狸所咬断了的。
卖闲话
古时候，上野国有一个乡下人，到江户（现今的东京）去游玩，到要回去的时候，心想买点什么少见的土产，这样那样的挑选，可是没有找到合式的东西。
现在是没有了，那时候有所谓“闲话店”，出卖闲话的，便走进去看。这东西乡下没有，是少有的东西，便问道：
“闲话卖几钱？”答说：
“那有三种，一铢，两铢和一分银子。”[80]
“那么我买一个一铢的吧。”一边说一边坐下在店头，付了一铢，听店主人讲出什么闲话来，高兴的等着，只见店主人说道：
“猫叫似的媚语要留心！”
“就是这一点么？”
“是的。”
“这个太简单了。再买一个两铢的吧。”又拿出两铢来，于是主人说道：
“若买两铢的，请上这里来。”便招呼他到房间里，说道：
“没有柱子的地方，不可进去！”
乡下人觉得这闲话也很平常，有点茫然，便发奋出了一分。主人领了他走进了里边一间很考究的房里，说道：
“性急则损，事急则败！”就只是这两句话。
乡下人道：“遇见了傻事了，这样的闲话，买得太不值得了。”心里很不平的，从江户动身回去。这天晚上，在一处小客店住下，客店女主人的招呼不知怎的过于柔和，说道：
“大爷，床已经铺好了，请休息吧！”
她的声口仿佛是猫叫似的媚语，乡下人睡下了，想起闲话店的事情来，便说：
“猫叫似的媚语要留心，或者是说这事也未可知，有什么灾难都难预知，危险极了，危险极了！”便把床偷偷的移在别间房里去睡。在这天晚上，这间房有刀兵之难[81]，几乎丧了性命，幸而得保全了。
第二天早上，从这里出发，中途遇见了大风雨，一步也不能前进，四周一看，有一个石室，便想进去躲过风雨。忽然想起闲话店的“没有柱子的地方，不可进去”的话，想道：
“这里没有柱子，有什么危险也难预知道。”
赶紧走出石室，刚才出来，为雨所湿的石头崩了下来，石室都堵塞了，几乎丧了命。
那天已经黑了，这才到了家，忽然一看，门口丢着一双草鞋，觉得很是奇怪，再去窥探家里，见妻子和小孩的旁边，睡着一个和尚。一见之下愤然生气，说道：
“可恨的东西，在我出门的时候做不正经的事情，一刀斩了吧！”
从腰间拔出刀来，差不多就要跳进去斩杀了时候，忽然记起闲话店的话，“性急则损，事急则败”，也有道理，便又仔细的看一下，原来在他出门的时期，母亲剃光了头发了[82]。
这样屡次受了闲话的好处，以后遇见人总说：“以为价钱太贵的闲话，也有这样的用处，想来实在是便宜的了。”

第二部分关于祭神迎会（1）

柳田国男氏所著《日本之祭》（译名未妥）是这一方面很有权威的书，久想一读，可是得来了很久，已有三个多月，才得有功夫通读一遍，自己觉得是可喜的事。但是我虽然极看重日本民族的宗教性，极想在民间的祭祀上领会一点意义，而对于此道自己知道是整个的门槛外人，所以这回也不是例外，除了知悉好些事情之外关于祭的奥义实在未能理解多少。我只简单地感到几点与中国特别殊异，觉得颇有意思。其一，日本祭神总须立一高竿，以为神所凭依降临之具，这在中国是没有的，据说满洲祀神典礼有神竿，或者有点相像。日本佛教一样地尊崇图像，而神道则无像设，神社中所有神体大抵是一镜或木石及其他，非奉祀神官不得见知。中国宗教不论神佛皆有像，其状如人，有希腊之风，与不拜偶像之犹太教系异，亦无神体之观念，所拜有木石之神，惟其像则仍是人形也。其二，祭字在日本据云原意是奉侍，故其事不止供奉食品，尤重在陪食分享，在中国似亦无此意义。盖日本宗教，求与神接近，以至灵气凭降，神人交融，而中国则务敬鬼神而远之，至少亦敬而不亲，以世间事为譬，神在日本于人犹祖祢，在中国则官长也。日本俗称死者曰佛，又人死后若干年则祀为神，中国死人乃成罪犯，有解差押送，土地城隍等于州县，岳庙为臬司或刑部，死后生活黯淡极矣。二者历史不同，国体尤不同，其殊异随处可见，于此亦极显然也。日本神社祭赛，在都市间亦只是祭祀，演神乐，社内商贩毕集，如北京之庙会，乡间则更有神舆出巡，其势甚汹涌，最为特别。在本国内，亦稍见闻民间的迎神赛会，粗野者常有之，不甚骇异，惟见日本迎神舆者辄不禁悚惧，有与异文化直接之感，鄙人固素抱有宗教之恐怖，惟超理性的宗教情绪在日本特为旺盛，与中国殊异，此文正是事实，即为鄙见所根据者也。
中国民间对于鬼神的迷信，或者比日本要更多，且更离奇，但是其意义大都是世间的，这如结果终出于利害打算，则其所根据仍是理性，其与人事相异只在于对象不同耳。大抵民众安于现世，无成神作佛的大愿，即顷刻间神灵附体，得神秘的经验，亦无此希求，宗教行事的目的非为求福则是免祸而已。神学神话常言昔时神人同居，后以事故天地隔绝，交通遂断，言语亦不能相通，惟有一二得神宠幸者，如巫若狂人，尚能降神或与相接，传达神意于人间耳。在中国正是道地如此，其神人隔绝殆已完遂，平时祭赛盖等于人世应酬，礼不可缺，非有病苦危急不致祈请，所用又多是间接方法，如圣签经，至直接的烦巫师跳神，在北方固常有之，则是出于萨门教，或是满洲朝鲜西伯利亚的流派，亦未可知。据个人的见闻经验，就故乡绍兴地方祭神迎会的情形，稍为记述，用作实例，可以见民间敬神习俗之一斑，持与日本相校，其间异同之迹盖显然可见矣。
外国祭神大抵都在神社，中国则有在庙里的，也有在家里的，如灶神不必说了，岁末的祝福，元旦的祀南朝圣众，祭火神用绿蜡烛，祭疫神用豆腐一作，称豆腐菩萨，皆是。外国敬神用礼拜赞颂，以至香花灯烛，中国则必有酒肉供品。平常祭神用方桌木纹必须横列，谚曰，横神直祖，香烛之外设三茶六酒，豆腐与盐各一碟，三牲为鸡鹅均整个，猪肉一方，乡人或用猪头，熟而荐之，上插竹筷数双，又鸡血一碗，亦蒸熟者。主人从桌后再拜，焚金银纸元宝，燃双响爆竹十枚送神如仪。这好像是在家里请客，若往庙去祭，有如携樽就教，设备未免要简单一点了，大抵是茶酒盐腐从略，三牲合装在大木盘里，鸡血与脏物仍旧，反正这也可以放在盘内的。绍兴神庙祭祀最盛者，当推东岳[83]，府县城隍[84]，潮神张老相公，但是以我的经验比较地记忆最深的乃是别的两处，一是大桶盘湖边的九天玄女[85]，一是南镇的会稽山神[86]。老百姓到这两处祭祀的理由为何，我不知道，大约也还是求福罢，总之据我所亲见，那里致祭的人确实不少。这事情大约已在三四十年以前，但印象还很深刻明了，站在南镇内殿的廊下，看见殿内黑压压的一屋的人，真是无容膝之地，只要有这一点隙地，人就俯伏膜拜，红烛一封封地递上去，庙祝来不及点，至多也只焦一焦头而已。院子里人山人海，但见有满装鸡与肉的红白大木盘高举在顶上，在人丛中移动，或进或出，络绎不绝。大小爆竹夹杂燃放，如霹雳齐发，震耳成聋，人声嘈杂，反不得闻。虽然没有像《陶庵梦忆》记陶堰司徒庙上元设供，水物陆物，非时非地，那么奢华，却也够得上说丰富，假如那种赠送移在活人官绅家，也够说是苞苴公行，骇人听闻了。这虽是一句玩笑话，即此可见人民对于神明供奉还是全用世间法，这在外国宗教上不多见，或者与古希腊多神教相比，差相似耳。

第二部分关于祭神迎会（2）

诸神照例定期出巡，大约以夏秋间为多，名曰迎会，出巡者普通是东岳，城隍，张老相公，但有时也有佛教方面的，如观音菩萨。据《梦忆》卷四记枫桥杨神庙九月迎台阁，似在明季十分的热闹，但我所见是三百年后的事情，已经很简单了，特别是在城里。迎会之日，先挨家分神马，午后各铺户于门口设香烛以俟。会伙最先为开道的锣与头牌，次为高照即大，高可二三丈，用绸缎刺绣，中贯大猫竹，一人持之行，四周有多人拉纤或执叉随护，重量当有百余斤，而持者自若，时或游戏，放着肩际以至鼻上，称为嬉高照。有黄伞制亦极华丽，不必尽是黄色，但世俗如此称呼，此与高照同，无定数，以多为贵。次有音乐队，名曰大敲棚，木棚雕镂如床，上有顶，四周有帘幔，棚内四角有人舁以行，乐人在内亦且走且奏乐，乐器均缚置棚中也。昔时有马上十番，则未之见。有高，略与他处相同，所扮有滚凳，活捉张三，皆可笑，又有送夜头一场，一人持笼筛，上列烛台酒饭碗，无常鬼随之。无常鬼有二人，一即活无常，白衣高冠，草鞋持破芭蕉扇，一即死有分，如《玉历钞传》所记，民间则称之曰死无常，读如国音之喜无上。活无常这里乃有家属，其一曰活无常嫂嫂，白衣敷脂粉，为一年轻女人，其二曰阿领，云是拖油瓶也，即再醮妇前夫之子，而其衣服容貌乃与活无常一律，但年岁小耳。此一行即不在街心演作追逐，只走过，亦令观者不禁失笑，老百姓之诙谐亦正于此可见。台阁饰小儿女扮戏曲故事，或坐或立，抬之而行，又有骑马上者，儿时仿佛听说叫塘报，却已记忆不真，《梦忆》记杨神庙台阁一则中有云：
十年前迎台阁，台阁而已，自骆氏兄弟主之，扮马上故事二三十骑，扮传奇一本，年年换，三日亦三换之。其人与传奇中人必酷肖方用，全在未扮时，一指点为某似某，非人人绝倒者不之用。似骑者亦即是台阁，又其时皆以成人扮演，后来则只用少年男女，大抵多是吏胥及商家，各以衣服装饰相炫耀，世家旧族不肯为也。若出巡者为东岳或城隍，乃有扮犯人者，范寅《越谚》云，“《梦粱录》，答赛带枷锁，是也，越赛张大明王最久而盛。”则似张老相公出巡时亦有之，不知何意，岂民间以为凡神均管理犯罪事耶。随后是提炉队，多人着吏服提香炉，焚檀香，神像即继至，坐显轿，从者擎遮阳掌扇，两旁有人随行，以大鹅毛扇为神招风。神像过时，妇孺皆膜拜，老妪或念诵祈祷，余人但平视而已。其后有人复收神马去，殆将聚而焚送，至此而迎会之事毕矣。
以上所述是城里的事，若有水乡情形稍有不同，盖多汊港又路狭，神轿不能行走，会伙遂亦不能不有所改变，台阁等等多废置，唯着重于划龙船一事。《越谚》云：
划龙船始于吴王夫差与西施为水戏，继吊屈原为竞渡，隋炀帝画而不雕，与此异。《元典章》云，掉龙船，江淮闽广江西皆有此戏，合移各路禁治。然皆上巳端午而已，越则赛会辄划，暮春下浣陡安昌东浦各市，四月初六青田湖，六月初七章家弄桥，十四五六等日吴融小库皇甫庄等村，年共三十余会，不胜书。船头则昂竖龙首项，尾撅在舵上，金麟彩旗锣鼓，扮故事。
这是记绍兴划龙船的很好的资料，鄙人不曾到过龙船上，只是小时候远远地看，所以不能比范君讲得更详细，实在大家对于龙船的兴味也就如此而已，我们所觉得更为有趣的乃别有在，这便是所谓泥鳅龙船是也。此船长可二丈，宽约二尺许，船首作龙头，末一人把舵，十余人执楫划船，船行如驶，泥鳅云者谓其形细长而行速也。行至河中水深处，辄故意倾侧，船立颠覆，划者在船下泅泳，推船前进，久之始复翻船戽水，登而划船如故。龙舟庄重华丽，泥鳅龙船剽悍洒脱，有丑角之风，更能得观众之欢喜，村中少年皆善游水，亦得于此大显其身手焉。神像坐一大船中，外有彩棚，大率用摇橹者四五人，船首二人执竹篙矗立。每巡行至一村，村中临河搭台演戏以娱神，神船向台蓦进，距河岸约一二尺，咄嗟间二篙齐下，巨舟即稳定，不动分寸，此殆非有数百斤力者不办，语云，南人使船如马，正可以此为例，执篙者得心应手，想亦必感到一乐也。未几神船复徐徐离岸，向别村而去。鄙人所见已是三十余年前事，近来如何所不能知，唯根据自己的见闻，在昔时有如此情形，则固十分的确，即今亦可保证其并无诳语在中者也。
看上文所记祭神迎会的习俗，可以明了中国民众对神明的态度，这或可以说礼有余而情不足的。本来礼是一种节制，要使得其间有些间隔有点距离，以免任情恣意而动作，原是儒家的精意，所谓敬鬼神而远之，亦即是以礼相待，这里便自不会亲密，非是故意疏远，有如郑重设宴，揖让而饮，自不能如酒徒轰笑，勾肩捋鼻，以示狎习也。中国人民之于鬼神正以官长相待，供张迎送，尽其恭敬，终各别去，洒然无复关系，故祭祀迎赛之事亦只是一种礼节，与别国的宗教仪式盖迥不相同。故柳田国男氏在《祭礼与世间》第七节中所记云：
我幸而本来是个村童，有过在祭日等待神舆过来那种旧时感情的经验。有时候便听人说，今年不知怎的御神舆是特别的发野呀。这时候便会有这种情形，仪仗早已到了十字路口了，可是神舆老是不见，等到看见了也并不一直就来，总是左倾右侧，抬着的壮丁的光腿忽而变成Y字，忽而变成X字，又忽而变成W字，还有所谓举起的，常常尽两手的高度将神舆高高的举上去。
这类事情在中国神像出巡的时候是绝没有的。日本国民富于宗教心，祭祀正是宗教仪式，而中国人是人间主义者，以为神亦是为人生而存在者，此二者之间正有不易渡越的壕堑。了解别国固是大难，而自己的事须要先弄清楚的亦复不少，兵荒马乱中虽似非急务，但如得有人注意，少少加以究明，亦为有益，未始不可为相互之福也。
民国癸未七月三十日。

第二部分缘日

到了夏天,时常想起东京的夜店。己酉庚戌之际,家住本乡的西片町,晚间多往大学前一带散步,那里每天都有夜店,但是在缘日特别热闹,想起来那正是每月初八本乡四丁目的药师如来吧。缘日意云有缘之日，是诸神佛的诞日或成道示现之日，每月在这一天寺院里举行仪式，有许多人来参拜，同时便有各种商人都来摆摊营业，自饮食用具，花草玩物，以至戏法杂耍，无不具备，颇似北京的庙会，不过庙会虽在寺院内，似乎已经全是市集的性质，又只以白天为限，缘日则晚间更为繁盛，又还算是宗教的行事，根本上就有点不同了。若月紫兰著《东京年中行事》卷上有“缘日”一则，前半云：
东京市中每日必在什么地方有毗沙门[87]，或药师，或稻荷样等等的祭祀，这便是缘日。晚间只要天气好，就有各色的什么饮食店，粗点心店，旧家具店，玩物店，以及种种家庭用具店，在那寺院境内及其附近，不知有多少家，接连的排着，开起所谓露店来。其中最有意思的大概要算是草花店吧，将各样应节的花木拿来摆着，讨着无法无天的价目，等候寿头来上钩。他们所讨的既是无法无天的价目，所以买客也总是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的乱七八糟的还价。其中也有说岂有此理的，拒绝不理的，但是假如看去这并不是闹了玩的，卖花的也等到差不多适当的价钱就卖给客人了。
寺门静轩著《江户繁昌记》初篇中有《赛日》一篇，也是写缘日情形的，原用汉文，今抄录一部分如下：
古俚曲词云，月之八日茅场町，大师赛诣不动样，是可以证都中好赛为风之古。赛最盛于夏晚，各场门前街贾人争张露肆，卖器物者皆铺蒲席，并烧萨摩蜡烛，贾食物者必安床阁，吊鱼油灯火，陈果与，烧团粉与明鲞，（案此应作鱿鱼，）轧轧为鱼，沸沸煎油糍。或列百物，价皆十九钱，随人择取，或拈阄合印，赌一货卖之于数人。卖茶娘必美艳，鬻水声自清凉。炫西瓜者照红笺灯，沽饧者张大油伞。灯笼儿（案据旁训即酸浆）十头一串，大通豆一囊四钱。以硝子坛盛金鱼，以黑纱囊贮丹萤。近年麦汤之行，茶店大抵供汤，缘麦汤出葛汤，自葛汤出卵汤，并和以砂糖，其他殊雪紫苏，色色异味。其际橐驼师（案即花匠）罗列盆卉种类，皆陈之于架上，闹花闲草，斗奇竞异，枝为屈蟠者，为气条者，叶有间色者，有间道者。钱蒲细叶者栽之以石，石长生作穿眼者以索垂之。若作托叶衣花，若树芦干挟枝。霸王树（案即仙人掌）拥虞美人草，凤尾蕉杂麒麟角（原注云，汉名龙牙木）。百两金，万年青，珊瑚翠兰，种种殊趣。大夫之松，君子之竹，杂木骈植，萧森成林。林下一面，野花点缀。杜荣招客，如求自鬻，女郎花（原注云，汉名败酱）媚伴老少年。露滴泪断肠花，风飘芳燕尾香。鸡冠草皆拱立，凤仙花自不凡。领幽光牵牛花，状闹色洛阳花。卷丹偏其，黄芹萋兮。桔梗簇紫色，欲夺他家之红，米囊花碎，散落委泥，夜落金钱往往可拾。新罗菊接扶桑花边，见佛头菊于曼陀罗花天竺花间。向此红碧绵绮丛间，夹以虫商。宫商缴如，徵羽绎如，狗蝇黄（案和名草云雀，金铃子类）唱，纺绩娘和，金钟儿声应金琵琶，可恶为聒聒儿所夺。两担笼内，几种虫声，唧唧送韵，绣出武藏野当年荒凉之色，见之于热闹市中之今日，真奇观矣。
《江户繁昌记》共有六编，悉用汉文所写，而别有风趣，间亦有与中国用字造句绝异之处，略改一二，余仍其旧。初篇作于天保辛卯（一八三一），距今已一百十年，若月氏著上卷刊于明治辛亥（一九一一），亦在今三十年前，而二书相隔盖亦已有八十年之久矣。比较起来，似乎八十年的前后还没有什么大变化，本乡药师的花木大抵也是那些东西，只是多了些洋种，如鹤子花等罢了。近三十年的变化或者更大也未可料，虽然这并没有直接见闻，推想当是如此，总之西洋草花该大占了势力了吧。
北平庙会也多花店，只可惜不大有人注意，予以记录。《北平风俗类征》十三卷征引非不繁富，可是略一翻阅，查不到什么写花厂的文章，结果还只有敦礼臣所著的《燕京岁时记》，记《东西庙》一则下云：
西庙曰护国寺，在皇城西北定府大街正西，东庙曰隆福寺，在东四牌楼西马市正北，自正月起，每逢七八日开西庙，九十日开东庙。开会之日，百货云集，凡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寻常日用之物，星卜杂技之流，无所不有，乃都城内之一大市会也。两庙花厂尤为雅观，夏日以茉莉为胜，秋日以桂菊为胜，冬日以水仙为胜，至于春花中如牡丹海棠丁香碧桃之流，皆能于严冬开放，鲜艳异常，洵足以巧夺天工，预支月令。
这里虽然语焉不详，但是慰情胜无，可以珍重。这种事情在有些人看来觉得没有意思，或者还是玩物丧志，要为道学家所呵叱，这个我也知道，向来没有人肯下笔记录，岂不就是为此么，但是我仍是相信，这都值得用心，而且还很有用处。要了解一国民的文化，特别是外国的，我觉得如单从表面去看，那是无益的事，须得着眼于其情感生活，能够了解几分对于自然与人生态度，这才可以稍有所得。从前我常想从文学美术去窥见一国的文化大略，结局是徒劳而无功，后始省悟，自呼愚人不止，懊悔无及，如要卷土重来，非从民俗学入手不可。古今文学美术之菁华，总是一时的少数的表现，持与现实对照，往往不独不能疏通证明，或者反有抵牾亦未可知，如以礼仪风俗为中心，求得其自然与人生观，更进而了解其宗教情绪，那么这便有了六七分光，对于这国的事情可以有懂得的希望了。不佞不凑巧乃是少信的人，宗教方面无法入门，此外关于民俗却还想知道，虽是炳烛读书，不但是老学而且是困学，也不失为遣生之法，对于缘日的兴趣亦即由此发生，写此小文，目的与文艺不大有关系，恐难得人赐顾，亦正是当然也。
（廿九年六月，夏至节）

第二部分撒豆

秋风渐凉，王母暴已过，我年例常患枯草热，也就复发，不能做什么事，只好拿几种小话选本消遣。日本的小话译成中国语当云笑话，笑话当然是清闲的最好材料，实际也不尽然，特别是外国的，因为风俗人情的差异，想要领解往往须用相当的气力。可是笑话的好处就在这里，这点劳力我们岂能可惜。我想笑话的作用固然在于使人笑，但一笑之后还该有什么余留，那么这对于风俗人情之理解或反省大约就是吧。笑话，寓言与俗谚，是同样的好资料，不问本国或外国，其意味原无不同也。
小话集之一是宫崎三味编的《落语选》，庚戌年出版，于今正是三十年了。卷中引《座笑土产》有《过年》一则云：
“近地全是各家撒豆的声音。主人还未回来，便吩咐叫徒弟去撒也罢。这徒弟乃是吃吧，抓了豆老是说，鬼鬼鬼。门口的鬼打着呵欠说，喊，是出去呢，还是进来呢？”案，这里所说是立春前夜撒豆打鬼的事情。村濑栲亭著《艺苑日涉》卷七“民间岁节”下云:
“立春前一日谓之节分。至夕家家燃灯如除夜，炒黄豆供神佛祖先，向岁德方位撒豆以迎福，又背岁德方位撒豆以逐鬼，谓之傩豆。老幼男女啖豆如岁数，加以一，谓之年豆。街上有驱疫者，儿女以纸包裹年豆及钱一文与之，则唱祝寿驱邪之词去，谓之疫除。”黄公度著《日本国志》，第三十五《礼俗志》二中“岁时”一篇，即转录栲亭原书全文，此处亦同。查《日本杂事诗》各本，未曾说及，盖黄君于此似无甚兴味也。蜀山人《半日闲话》中云：
“节分之夜，将白豆炒成黑，以对角方升盛之，再安放簸箕内，唱福里边两声，鬼外边一声，撒豆，如是凡三度。”这里未免说得太仪式化，但他本来是仪式，所以也是无可如何。森鸥外[88]有一篇小说叫做《追傩[89]》，收在小说集《涓滴》中，可以说是我所见的唯一艺术的描写，从前屡次想翻译，终于未曾着手。这篇写得极奇，《追傩》的事至多只占了全文十分之一，其余全是发的别的议论，与普通小说体裁绝不相似，我却觉得很喜欢。现在只将与题目有关的部分抄译于左：
这时候，与我所坐之处正为对角的西北隅的纸屏轻轻地开了，有人走进到屋里来。这是小小的干瘪的老太太，白头发一根根的排着，梳了一个双钱髻。而且她还穿着红的长背心，左手挟着升，一直走到房间中央，也不跪坐，只将右手的指尖略略按一下席子，和我行个礼。我呆呆地只是看着。
福里边，鬼外边！
老婆子撒起豆来了。北边的纸屏拉开，两三个使女跑出来，捡拾撒在席上的豆子。
老婆子的态度非常有生气，看得很是愉快。我不问而知道这是新喜乐的女主人了。
隔了十几行便是结尾，又回过来讲到“追傩”，其文云：
追傩在昔时已有，但是撒豆大概是镰仓时代以后的事吧。很有意思的是，罗马也曾有相似的这种风俗。罗马人称鬼魂曰勒木耳，在五月间的半夜里举行赶散他们的祭礼。在这仪式里，有拿黑豆向背后抛去一节。据说我国的撒豆最初也是向背后抛去，到后来才撒向前面的。
鸥外是博识的文人，他所说当可信用，镰仓时代大约是西历十三世纪，那么这撒豆的风俗至少也可以算是有了六百年的历史了吧。
好些年前我译过一册《狂言十番》，其中有一篇也说及撒豆的事，原名《节分》，为通俗起见却改译为《立春》了。这里说有蓬莱岛的鬼于立春前夜来到日本，走进人家去，与女主人调戏，被女人乘隙用豆打了出来，只落得将隐身笠隐身蓑和招宝的小槌都留下在屋里了。有云：
女  咦，正好时候了，撒起豆来吧。
福里边，福里边！
鬼外边，鬼外边！（用豆打鬼）
鬼  这可不行。
女  鬼外边，鬼外边！
案狂言盛行于室町时代，则是十四世纪也。嵩山禅师居中（1277～1345）曾两度入唐求法，为当时五山名僧，著有《少林一曲》一卷，今不传，卜幽轩著《东见记》卷上载其所作诗一首，题曰《节分夜吃炒豆》：
粒粒冷灰爆一声，年年今夜发威灵。
暗中信手轻抛撒，打着诸方鬼眼睛。
江户时代初期儒者林罗山著《庖丁书录》中亦引此诗，解说稍不同，盖传闻异词也：
“古人诗中，咏除夜之豆云，暗中信手频抛掷，打着诸方鬼眼睛。盖撒大豆以打瞎鬼眼也。”《类聚名物考》卷五引《万物故事要决》，谓依古记所云，春夜撒豆起于宇多天皇时，正是九世纪之末，又云：
“炒三石三斗大豆，以打鬼目，则十六只眼睛悉被打瞎，可捉之归。”此虽是毗沙门天王所示教，恐未足为典据，故宁信嵩山诗为撒豆作证，至于福内鬼外的祝语已见于狂言，而年代亦难确说，据若月紫兰著《东京年中行事》卷上云，此语见于《卧云日件录》，案此录为五山僧瑞溪周凤所作，生于十五世纪上半，比嵩山要迟了一百年，但去今亦有五百年之久矣。
傩在中国古已有之，《论语》里的乡人傩是我们最记得的一例，时日不一定，大抵是季节的交关吧。《后汉书》礼仪志云，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吕氏春秋》季冬纪高氏注云，今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据《南部新书》及《东京梦华录》，唐宋大傩都在除夕。日本则在立春前夜，与中国殊异，唯其用意则并无不同。民间甚重节分，俗以立春为岁始，春夜的意义等于除夕，笑话题云《过年》，即是此意，二者均是年岁之交界，不过一依太阳，一依太阴历耳。中国推算八字亦以立春为准，如生于正月而在立春节前，则仍以旧年干支论，此通例也。
避凶趋吉，人情之常，平时忍受无可如何，到得岁时告一段落，想趁这机会用点法术，变换了新场面，这便是那些仪式的缘起。最初或者期待有什么效用，后来也渐渐地淡下去，成为一种行事罢了。谭复堂在日记上记七夕祀天孙事，结论曰，千古有此一种传闻旧说，亦复佳耳。对于追傩，如应用同样的看法，我想也很适当吧。
（廿九年九月七日）

第二部分日本之雏祭

日本之雏祭
中国自昔有上巳修禊[90]之事，最有名的是兰亭之会[91]，后来日期改为三月三日，不必一定是巳日，但是这种行事在民间渐渐不大流行，只有少数风雅的人，模仿永和前例，偶或一举诗酒之会而已。日本古时风俗亦有禊祓，用纸制为偶人，以抚摩自己身体，祝诵而送诸水中，当作替身，以祓除不祥，据说后世玩具中人形一语即从此出云。这仪式在日本现时亦已不复见，却另外盛行一种雏祭，时期正是三月三日，仿佛是修禊的变相，但意味则很不相同了。雏字和训“比奈”，原是小鸟的意思，引伸为细小可爱的事物，即是雏人形之意，《古孝子传》云老莱子弄雏于亲侧，可见中国古时也以雏鸟为玩具，只是不曾见有引伸的意义耳。儿童持偶人为戏，日本平安朝文学中已有纪录，时为西历十世纪，至江户时代初期雏祭渐已成立，初只行于贵家，迨普及民间，成为儿童节日，则在十七世纪之末矣。雏祭大抵起于儿童游戏，唯后者儿童自为主，随地随时可行，前者则家庭主之，又有一定期日，比附于旧有的三月三日，此与修禊或未必有关，但其为祝儿童成长之仪式当无疑也。现代雏祭仪式即沿江户时代之旧，设坛自三至七段，首列屏风，前陈雏人形男女各一，次为侍从乐舞，箱笥几案，文房游艺，妆饰道具，白酒菱饼之属，或更有英雄神仙故事，其人数无一定。雏祭之历史与其意义今语焉不详，但就现行形式介绍于中国，于此略可窥见日本爱儿童之情意与家庭风俗之一斑，藉以沟通日华民族之感情，或不无小补，贤达士女，幸赐观览焉。
五月人形之说明
五月五日为端午节，中国各地，以艾与菖蒲插门窗上，或书红签粘壁。云，“艾叶为旗，招四时之吉庆；菖蒲作剑，斩八节之妖魔”。日本古来亦有此种风俗，但是近已转变为庆祝男儿之节日，正如三月三日是女儿节一样。端午的蒲艾装饰本为辟邪之用，拟作旗剑等武器，意思甚为明了，在日本有所谓菖蒲刀菖蒲胄者，起源本是相同，及幕府时代，因尚武之故，乃更发达为武具之陈列。具原益轩《日本岁时记》云，在昔儿童束蒲为马，剪纸为人，揉木片为胄，削竹木为刀枪尖眉刀，以陈户外，近来风俗绮靡尚巧，人马多以木雕，或以纸脱胎施五彩，悉具甲胄弓刀种种，作入阵之状，纸旗画以丹青，或有用帛者。具原所说是二百五十年前的情形，其时陈设大抵在门外，所云旗亦是长方者，竿上有横档，设小绊以止旗。后来甲胄弓刀均列室内，称为内饰，人形亦益增多，都是史传小说上的英雄，如武内宿祢，赖光，金，牛若，辨庆[92]，樊哙[93]，关羽，钟馗[94]等，只有旗还是立在户外，是为外饰，但此亦渐变形为旒，其位置也由地上而升到空中去了。旒在日本称为吹流，或吹贯，吹流上作半圆，缀长条数幅，因风摇荡，故名，吹贯则是全圆，长条倍多，如或连长条为一幅，画作鱼形，便成为现时所用之鲤帜，端午节前后在日本处处可以看见，相传鲤鱼登龙门，故以祝男儿将来之发达也。内饰之人形多系武人及武具，俗称武者人形，又因时节称曰五月人形。此种陈设原为端午节行事之一，惟其用意在于为男儿祝福，又有尚武之意，此则颇可注意之点也。

第二部分鬼念佛

近来多少年中写过好些说鬼的文章，仿佛是和鬼很有情分似的，其实当然不是如此。倘若是这样说法，那么我也颇有点喜欢说道学家与桐城派，难道也可以说我和他们很有情分吗？不过这两边说来也是有差别的，对于道学家与桐城派我只有反感，提起来时总不免说它几句坏话，可是对于鬼却并不这样，要来说好呢，那也未必，因为现在虽然不敢说是不怕鬼，过去听它们的故事，影响实在受得太深了，但是我只敢说，我是自信就是死后也决不会变鬼的。我之所以屡次讲起它者，乃是因为对于它有兴味，即是鬼的概念与现实生活有何矛盾与调和。即如关于鬼的生长的问题，经过了好些穿凿却终于没有什么结果，这可见鬼的问题是怎么的不好搞了。
问题固然是不好搞，但是主要的原因却也是因为材料实在是难得，这些材料全都是散在古今的杂书里，第一要有闲工夫来杂乱地看书，才能一点点的聚集起来，第二是要有这许多书籍，这却是一件难事。现在我所有的材料只是几本日本旧书，其一是石桥卧波的《鬼》，是《普通学术丛书》之一，1909年出版的。其二是武笠三诸编注的《鹑衣》，共有三册，1924年三版，本是横井也有的俳文集，因卷一中有一篇《鬼传》和《妖物论》，所以这里用作参考。其三是1921年稀书复制会所翻印的《追分绘》，乃是宝永六年（1709）的原刊，共四十幅，画者署名“雪舟未孙等硕”。雪舟名小田等扬，是十五世纪的画僧，曾经到中国来过。等硕盖是雪舟一派的画师，所以和他父亲高城寺等观在名字里都有一个等字，可以推知。这三部书性质很不一样，可是关于说鬼在我很有用处，所以列举在一起了。
日本的所谓鬼，与中国所说的很有些不同，仿佛他们的鬼大抵是妖怪，至于人死为鬼则称曰幽灵，古时候还相信人如活着，灵魂也可以出现，去找有怨恨的，有时本人还不觉得，这就叫作生灵，和死灵相对。他们所说的鬼，多少是参杂佛教思想与固有思想而成功的，它的形状是身体如人，头有双角，圆眼巨口锯牙，面如狮虎，两足各有二趾或三趾，或云从佛经的牛首阿旁变来，或云占卜以东北方面为鬼门，中国称为艮方，日本则读作丑寅，马牛虎同训，故画鬼像牛头，而着虎皮裤，则当是后起的说明，却也说的很是巧妙。
日本讲鬼那是妖怪的故事，有许多好的，可以和中国古代的志怪相比。因为这种怪物与人鬼不相同，幽灵找人，必定有什么缘因，不论冤愆或是系恋，就是所谓业，它找的就是个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必当找着。但是怪物必定蹲在一定的地方，你如若走到那里去，就得碰上它，不管你和它有没有恩怨。所以幽灵的故事动不动便成为讲因果，而谈妖怪的却是全由于偶然，可以变化无穷，有些实在新异可喜。但是现在我们没有这些工夫来长篇大页地讲故事，这里只是因鬼怪的连带关系，谈一点关于鬼的俗谚罢了。
石桥的书里在末卷有一节是说关于鬼的俗谚的，只有二十几条，但其中也有好的。如说“鬼也有十八岁，粗茶也有新沏的时候”，又云，“说来年的事，给鬼见笑”，可是最有意思的却要算“鬼念佛”了吧。书中说明道：“这是说不相称的事情，李义山《杂纂》有不相称一项，其中说屠家念经，也是这个意思。”书里还附有一张大津绘的插画，题目便是鬼念佛。俳文《鬼传》中间也曾说到，“至今只留影像在瓦头上边，为大津绘所笑”。（栋头饰鬼面瓦，犹中国的瓦将军，与下句没有关系。）大津绘里所画的鬼，穿着偏衫，背上横抗着雨伞，胸前悬钲，右手执丁字槌敲打着，左手提了一本册子，上题奉加帐（缘簿）字样，神气非常活现，只是因为是照相石印不好模写，不及追分绘里的那一张。这可名为“鬼子朝山”，因为它也是画的鬼，却不念佛了，乃是拿着锡杖，背了行笈，上面写着“日本回国”（回国即是巡礼的意思）四字，急急奔走，虽然不及念佛的画的得神，但是木刻翻印，所以比较清楚，可以当作讽刺美国佬在日本的一张漫画。这虽是二百六十年前的作品，但是现在看起来还有生命，比现代有些专靠文字帮助作出绘解式的漫画，似乎要耐看多了。

第三部分日本的衣食住（1）

我留学日本还在民国以前，只在东京住了六年，所以对于文化云云够不上说什么认识，不过这总是一个第二故乡，有时想到或是谈及，觉得对于一部分的日本生活很有一种爱着。这里边恐怕有好些原因，重要的大约有两个，其一是个人的性分，其二可以说是思古之幽情罢。我是生长于东南水乡的人，那里民生寒苦，冬天屋内没有火气，冷风可以直吹进被窝来，吃的通年不是很咸的腌菜也是很咸的腌鱼，有了这种训练去过东京的下宿生活，自然是不会不合适的。我那时又是民族革命的一信徒，凡民族主义必含有复古思想在里边，我们反对清朝，觉得清以前或元以前的差不多都好，何况更早的东西。听说夏穗卿钱念劬两位先生在东京街上走路，看见店铺招牌的某文句或某字体，常指点赞叹，谓犹存唐化遗风，非现今中国所有。冈千仞著《观光纪游》中亦纪杨惺吾回国后事云：
“惺吾杂陈在东所获古写经，把玩不置曰，此犹晋时笔法，宋元以下无此真致。”这种意思在那时大抵是很普通的。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的空假，而亦与高丽安南的优孟衣冠不相同也。
日本生活中多保存中国古俗，中国人好自大者反讪笑之，可谓不察之甚。《观光纪游》卷二《苏杭游记》上，记明治甲申（一八八四）六月二十六日事云：
晚与杨君赴陈松泉之邀，会者为陆云孙，汪少符，文小坡。杨君每谈日东一事，满坐哄然，余不解华语，痴坐其旁。因以为我俗席地而坐，食无案桌，寝无卧床，服无衣裳之别，妇女涅齿，带广，蔽腰围等，皆为外人所讶者，而中人辫发垂地， 嗜毒烟甚食色，妇女约足，人家不设厕，街巷不容车马，皆不免陋者，未可以内笑外，以彼非此。
冈氏言虽未免有悻悻之气，实际上却是说得很对的。以我浅陋所知，中国人纪述日本风俗最有理解的要算黄公度，《日本杂事诗》二卷成于光绪五年己卯，已是五十七年前了，诗也只是寻常，注很详细，更难得的是意见明达。卷下关于房屋的注云：
室皆离地尺许，以木为板，藉以莞席，入室则脱屦户外，袜而登席。无门房窗牖，以纸为屏，下承以槽，随意开阖，四面皆然，宜夏而不宜冬也。室中必有阁以庋物，有床以列器皿陈书画。（室中留席地，以半掩以纸屏，架为小阁，以半悬挂玩器，则缘古人床之制而亦仍其名。）楹柱皆以木而不雕漆，昼常掩门而夜不扃钥。寝处无定所，展屏风，张帐，则就寝矣。每日必洒扫拂拭，洁无纤尘。
又一则云：
坐起皆席地，两膝据地，伸腰危坐，而以足承尻后，若趺坐，若蹲踞，若箕踞，皆为不恭。坐必设褥，敬客之礼有敷数重席者。有君命则设几，使者宣诏毕，亦就地坐矣。皆古礼也。因考《汉书·贾谊[95]传》，文帝不觉膝之前于席。《三国志·管宁[96]传》，坐不箕股，当膝处皆穿。《后汉书》，向栩[97]坐板，坐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朱子又云，今成都学所存文翁礼殿刻石诸像，皆膝地危坐，两隐然见于坐后帷裳之下。今观之东人，知古人常坐皆如此。（《日本国志》成于八年后丁亥，所记稍详略有不同，今不重引。）
这种日本式的房屋我觉得很喜欢。这却并不由于好古，上文所说的那种坐法实在有点弄不来，我只能胡坐，即不正式的趺跏，若要像管宁那样，则无论敷了几重席也坐不到十分种就两脚麻痹了。我喜欢的还是那房子的适用，特别便于简易生活。《杂事诗》注已说明屋内铺席，其制编稻草为台，厚可二寸许，蒙草席于上，两侧加麻布黑缘，每席长六尺宽三尺，室之大小以席计数，自两席以至百席，而最普通者则为三席，四席半，六席，八席，学生所居以四席半为多。户窗取明者用格子糊以薄纸，名曰障子，可称纸窗，其他则两面裱暗色厚纸，用以间隔，名曰唐纸，可云纸屏耳。阁原名户棚，即壁厨，分上下层，可分贮被褥及衣箱杂物，床原名“床之间”，即壁龛而大，下宿不设此，学生租民房时可利用此地堆积书报，几乎平白地多出一席地也。四席半一室面积才八十一方尺，比维摩斗室还小十分之二，四壁萧然，下宿只供给一副茶具，自己买一张小几放在窗下，再有两三个坐褥，便可安住。坐在几前读书写字，前后左右凡有空地都可安放书卷纸张，等于一大书桌，客来遍地可坐，容六七人不算拥挤，倦时随便卧倒，不必另备沙发，深夜从壁厨取被摊开，又便即正式睡觉了。昔时常见日本学生移居，车上载行李只铺盖衣包小几或加书箱，自己手拿玻璃洋油灯在车后走而已。中国公寓住室总在方丈以上，而板床桌椅箱架之外无多余地，令人感到局促，无安闲之趣。大抵中国房屋与西洋的相同都是宜于华丽而不宜于简陋，一间房子造成，还是行百里者半九十,非是有相当的器具陈设不能算完成,日本则土木功毕，铺席糊窗，即可居住，别无一点不足，而且还觉得清疏有致。从前在日本旅行，在吉松高锅等山村住宿，坐在旅馆的朴素的一室内凭窗看山，或着浴衣躺席上，要一壶茶来吃，这比向来住过的好些洋式中国式的旅舍都要觉得舒服，简单而省费。这样房屋自然也有缺点，如《杂事诗》注所云宜夏而不宜冬，其次是容易引火，还有或者不大谨慎，因为槽上拉动的板窗木户易于偷启，而且内无扃钥，贼一入门便可各处自在游行也。

第三部分日本的衣食住（2）

关于衣服《杂事诗》注只讲到女子的一部分，卷二云：
宫装皆披发垂肩，民家多古装束，七八岁时丫髻双垂，尤为可人。长，耳不环，手不钏，髻不花，足不弓鞋，皆以红珊瑚为簪。出则携蝙蝠伞。带席咫尺，围腰二三匝，复倒卷而直垂之，若襁负者。衣袖尺许，襟广微露胸，肩脊亦不尽掩。傅粉如面然，殆《三国志》所谓丹朱身者耶。
又云：
女子亦不着裤，裹有围裙，《礼》所谓中单，《汉书》所谓中裙，深藏不见足，舞者回旋偶一露耳。五部洲惟日本不着裤，闻者惊怪。今按《说文》，，胫衣也。《逸雅》，，两股各跨别也。即今制，三代前固无。张萱《疑耀》曰，即裤，古人皆无裆，有裆起自汉昭帝时上官宫人。考《汉书·上官后传》，宫人使令皆为穷。服虔曰，穷前后有裆，不得交通。是为有裆之所缘起。惟《史记》叙屠岸贾有置其中语，《战国策》亦称韩昭侯有敝，则似春秋战国既有之，然或者尚无裆耶。
这个问题其实本很简单。日本上古有，与中国西洋相同，后受唐代文化衣冠改革，由筒管而转为灯笼，终乃脚益大，裆渐低，今礼服之“”已几乎是裙了。平常着，故里衣中不复有类的东西，男子但用犊鼻，女子用围裙，就已行了，迨后民间平时可以衣而不裳，遂不复着，但用作乙种礼服，学生如上学或访老师则和服之上必须着也。现今所谓和服实即古时之所谓“小袖”，袖本小而底圆，今则甚深广，有如口袋，可以容手巾笺纸等，与中国和尚所穿的相似，西人称之曰Kimono，原语云“着物”，实只是衣服总称耳。日本衣裳之制大抵根据中国而逐渐有所变革，乃成今状，盖与其房屋起居最适合，若以现今和服住洋房中，或以华服住日本房，亦不甚适也。《杂事诗》注又有一则关于鞋袜的云：
袜前分歧为二，一容拇指，一容众指。屐有如丌字者，两齿甚高，又有作反凹者。织蒲为苴，皆无墙有梁，梁作人字，以布绠或纫蒲系于头，必两指间夹持用力乃能行，故袜分作两歧。考《南史·虞玩之传》，一屐着三十年，断以芒接之。古乐府，黄桑拓屐蒲子履，中央有丝两头系。知古制正如此也，附注于此。
这个木屐也是我所喜欢着的，我觉得比广东用皮条络住脚背的还要好，因为这似乎更着力可以走路。黄君说必两指间夹持用力乃能行，这大约是没有穿惯，或者因中国男子多裹脚，脚指互叠不能衔梁，衔亦无力，所以觉得不容易，其实是套着自然着力，用不着什么夹持的。去年夏间我往东京去，特地到大震灾时没有毁坏的本乡去寄寓，晚上穿了和服木屐，曳杖，往帝国大学前面一带去散步，看看旧书店和地摊，很是自在，若是穿着洋服就觉得拘束，特别是那么大热天。不过我们所能穿的也只是普通的“下驮”，即所谓反凹字形状的一种，此外名称“日和下驮”底作丌字形而不很高者从前学生时代也曾穿过。至于那两齿甚高的“足驮”那就不敢请教了。在民国以前，东京的道路不很好，也颇有雨天变酱缸之概，足驮是雨具中的要品，现代却可以不需，不穿皮鞋的人只要有日和下驮就可应付，而且在实际上连这也少见了。
《杂事诗》注关于食物说得最少，其一云：
多食生冷，喜食鱼，聂而切之，便下箸矣，火熟之物亦喜寒食。寻常茶饭，萝卜竹笋而外，无长物也。近仿欧罗巴食法，或用牛羊。
又云：
自天武四年因浮屠教禁食兽肉，非饵病不许食。卖兽肉者隐其名曰药食，复曰山鲸。所悬望子，画牡丹者豕肉也，画丹枫落叶者鹿肉也。
讲到日本的食物，第一感到惊奇的事的确是兽肉的稀少。二十多年前我还在三田地方看见过山鲸（这是野猪的别号）的招牌，画牡丹枫叶的却已不见。虽然近时仿欧罗巴法，但肉食不能说很盛，不过已不如从前以兽肉为秽物禁而不食，肉店也在“江都八百八街”到处开着罢了。平常鸟兽的肉只是猪牛与鸡，羊肉简直没处买，鹅鸭也极不常见。平民的下饭的菜到现在仍旧还是蔬菜以及鱼介。中国学生初到日本，吃到日本饭菜那么清淡，枯槁，没有油水，一定大惊大恨，特别是在下宿或分租房间的地方。这是大可原谅的，但是我自己却不以为苦，还觉得这有别一种风趣。吾乡穷苦，人民努力日吃三顿饭，惟以腌菜臭豆腐螺蛳为菜，故不怕咸与臭，亦不嗜油若命，到日本去吃无论什么都不大成问题。有些东西可以与故乡的什么相比，有些又即是中国某处的什么，这样一想就很有意思。如味噌汁与干菜汤，金山寺味噌与豆板酱，福神渍与酱疙瘩，牛蒡独活与芦笋，盐鲑与勒鲞，皆相似的食物也。又如大德寺纳豆即咸豆豉，泽庵渍即福建的黄土萝，即四川的黑豆腐，刺身即广东的鱼生，寿司（《杂事诗》作寿志）即古昔的鱼鲜，其制法见于《齐民要术》，此其间又含有文化交通的历史，不但可吃，也更可思索。家庭宴集自较丰盛，但其清淡则如故，亦仍以菜蔬鱼介为主，鸡豚在所不废，惟多用其瘦者，故亦不油腻也。近时社会上亦流行中国及西洋菜，试食之则并不佳，即有名大店亦如此，盖以日东手法调理西餐（日本昔时亦称中国为西方）难得恰好，唯在赤坂一家云“茜”者吃中餐极佳，其厨师乃来自北平云。日本食物之又一特色为冷，确如《杂事诗》注所言。下宿供膳尚用热饭，人家则大抵只煮早饭，家人之为官吏教员公司职员工匠学生者皆裹饭而出，名曰“便当”，匣中盛饭，别一格盛菜，上者有鱼，否则梅干一二而已。傍晚归来，再煮晚饭，但中人以下之家便吃早晨所余，冬夜苦寒，乃以热苦茶淘之。中国人惯食火热的东西，有海军同学昔日为京官，吃饭恨不热，取饭锅置坐右，由锅到碗，由碗到口，迅疾如暴风雨，乃始快意，此固是极端，却亦是一好例。

第三部分日本的衣食住（3）

总之对于食物中国大概喜热恶冷，所以留学生看了“便当”恐怕无不头痛的，不过我觉得这也很好，不但是故乡有吃“冷饭头”的习惯，说得迂腐一点，也是人生的一点小训练。希望人人都有“吐司”当晚点心，人人都有小汽车坐，固然是久远的理想，但在目前似乎刻苦的训练也是必要。日本因其工商业之发展，都会文化渐以增进，享受方面也自然提高。不过这只是表面的一部分，普通的生活还是很刻苦，此不必一定是吃冷饭，然亦不妨说是其一。中国平民生活之苦已甚矣，我所说的乃是中流的知识阶级应当学点吃苦，至少也不要太讲享受。享受并不限于吃“吐司”之类，抽大烟娶姨太太打麻将皆是中流享乐思想的表现，此一种病真真不知道如何才救得过来，上文云云只是姑妄言之耳。
六月九日《大公报》上登载梁实秋先生的一篇论文，题曰《自信力与夸大狂》，我读了很是佩服，有关于中国的衣食住的几句话可以引用在这里。梁先生说中国文化里也有一部分是优于西洋者，解说道：
我觉得可说的太少，也许是从前很好，现在变少了。我想来想去只觉得中国的菜比外国的好吃，中国的长袍布鞋比外国的舒适，中国的宫室园林比外国的雅丽，此外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优于西洋的东西。
梁先生的意思似乎重在消极方面，我们却不妨当作正面来看，说中国的衣食住都有些可取的地方。本来衣食住三者是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因其习惯与便利，发生爱好的感情，转而成为优劣的辨别，所以这里边很存着主观的成分，实在这也只能如此，要想找一根绝对平直的尺度来较量盖几乎是不可能的。固然也可以有人说，“因为西洋人吃鸡蛋，所以兄弟也吃鸡蛋。”不过在该吃之外还有好吃问题，恐怕在这一点上未必能与西洋人一定合致，那么这吃鸡蛋的兄弟对于鸡蛋也只有信而未至于爱耳。因此，改变一种生活方式很是烦难，而欲了解别种生活方式亦不是容易的事。有的事情在事实并不怎么愉快，在道理上显然看出是荒谬的，如男子拖辫，女人缠足，似乎应该不难解决了，可是也并不如此，民国成立已将四半世纪了，而辫发未绝迹于城市，士大夫中爱赏金莲步者亦不乏其人，他可知矣。谷崎润一郎近日刊行《摄阳随笔》，卷首有《阴翳礼赞》一篇，其中说漆碗盛味噌汁（以酱汁作汤，蔬类作料，如茄子萝卜海带，或用豆腐。）的意义，颇多妙解，至悉归其故于有色人种，以为在爱好上与白色人种异其趋，虽未免稍多宿命观的色彩，大体却说得很有意思。中日同是黄色的蒙古人种，日本文化古来又取资中土，然而其结果乃或同或异，唐时不取太监，宋时不取缠足，明时不取八股，清时不取雅片，又何以嗜好迥殊耶。我这样说似更有阴沉的宿命观，但我固深钦日本之善于别择，一面却亦仍梦想中国能于将来荡涤此诸染污，盖此不比衣食住是基本的生活，或者其改变尚不至于绝难欤。
我对于日本文化既所知极浅，今又欲谈衣食住等的难问题，其不能说得不错，盖可知也。幸而我豫先声明，这全是主观的，回忆与印象的一种杂谈，不足以知日本真的事情，只足以见我个人的意见耳。大抵非自己所有者不能深知，我尚能知故乡的民间生活，因此亦能于日本生活中由其近似而得理会，其所不知者当然甚多，若所知者非其真相而只是我的解说，那也必所在多有而无可免者也。日本与中国在文化的关系上本犹罗马之与希腊，及今乃成为东方之德法，在今日而谈日本的生活，不撒有“国难”的香料，不知有何人要看否，我亦自己怀疑。但是，我仔细思量日本今昔的生活，现在日本“非常时”的行动，我仍明确地看明白日本与中国毕竟同是亚细亚人，兴衰祸福目前虽是不同，究竟的命运还是一致，亚细亚人岂终将沦于劣种乎，念之惘然。因谈衣食住而结论至此，实在乃真是漆黑的宿命论也。
廿四年六月廿一日，在北平。

第三部分草囤与茅屋（1）

近日整理书架，有几种旧杂志，重复拿出来看一遍，觉得很有意思。这里其一是飞考古土俗学会所编刊的《飞人》，其二是日本民艺协会的月刊《民艺》。
《飞人》发刊已有十年以上，我所有的只是第八九十年这三卷，以前的另册六本而已。编辑人为江马夫人三枝子女史，是知名的民俗学家。江马修氏则是大正时代的小说家，短篇《小小的一个人》我于民国七年中译出登在《新青年》上，差不多可以算是翻译日本作品的开始，暑假时回南边去，也带了一册《受难者》在火车上阅读。近年江马氏在家乡写了一部《山国的人民》，共有三册，叙述飞在明治维新之初的事情，虽然分量较少，是可以与藤村的《黎明之前》相比的大著作。飞的都市固然已现代化，但是许多山村还保留不少封建时代的遗风，因此民俗调查更特别有意义，江马夫人又多注意于女性生活，这是自然的却也是难得的事。偶然得到三国书房出版的几种丛书，读了很感兴趣，特别是江马三枝子的《飞的女人们》，濑川清子的《海女记》与《贩女》，能田多代子的《乡村的女性》。江马夫人著书中有几章曾在《飞人》上登载过，濑川、能田两女史也都是常常寄稿的人，与这刊物很有关系的。《海女记》我曾经细细读过，《飞的女人们》读了更很有所感，最喜欢的是第一篇《草囤里》，叙述儿童期的暗淡状况，为山村的辛苦生活的起头，很想翻译出来，但写了几行又复歇下了。草囤和名津不罗，飞地方的据插画是一种小木桶，普通多束稻草蟠曲叠成之，坐小儿其中，吾乡称曰囤窠，惟用于冬日，夏则有坐车，他处或无区别也。文中说到了插秧什么农忙时期，吃奶的小儿放入草囤里便摆在田塍的阴凉处，或者单独留在家里。原文有一节云：
在江马的长篇小说《山国的人民》第二部中，曾记着明治元年那时的革新的知事梅村速水微行观察插秧时节的农村的事。半路上遇着大阵雨，梅村主从两人跑进一家穷苦的农民家里躲雨去。那时的情景这样的写着——
家里边很暗，在梅村的眼里全是灰黑色的。跑进去的地方是二弓左右高低不平的泥土地，左边是一间并没有马的乱杂的马房，因了马溺以及腐烂的草的强烈的臭气，家里闷得透不过气来。当面是一间比较宽阔，满是灰尘，低的板地的厨房。在没有火的地炉上面，有一根藤蔓制的粗糙的钩子，从漆黑的屋顶直挂在那里。板地上到处都是屋漏水，滴答滴答响着。
人是谁也不在。
梅村很有兴味似的将这贫穷的空虚暗黑的家里四面看到，忽然大张了眼。在里边黑而细的柱子旁边，有一个用稻草编成桶形的草囤，里面放着一岁左右的小儿。这婴儿的小脸上看去黑黑的聚满了苍蝇。小儿一半睡着，却又在发出像要消灭似的微细的咿咿的啼声。看起来大概是小儿觉得苍蝇讨厌得很，早就用力地叫喊，可是苍蝇看透了对手之无用，并不想走开，而且闻了乳花香来的只是加多，终于哭得倦了，也哭不出声了，所以昏昏地半睡着，还在微微的发出绝望的悲鸣吧。
“这可了不得，”刚嚷这一句，梅村就穿着草鞋跨上板地，一直走到草囤边去。苍蝇多少逃去了一点，可是大部分还黑黑的仍旧停留在小儿的脸上，他急忙打开扇子，在草囤上边猛扇了两三下，苍蝇的黑色的一块嗡嗡地叫着，这才离开小儿的脸，纷纷地满屋飞散了。
“好凶的蝇呀，”随从源八说，也看得有点呆了。
“蝇固然凶，父母也凶呀。真亏他们会得把婴孩这样的抛弃着。”
“因为田里很忙的缘故吧。”
“那是知道的。可是，无论怎么忙，也该有什么个办法吧。或者背了小儿不能插秧也说不定，总之不该把小儿独自抛在家里，让苍蝇尽叮着的呀。”梅村生气似的这样说。回过头去看时，苍蝇的黑的一群又是围住了小儿，一面嗡地叫着，在等机会想聚集到那乳花香的小脸上去。小儿仍是那么像要消灭似的咿咿地啼哭着。他再用扇子去赶苍蝇，不让它们去袭击小儿，一面差不多发怒似地喊道：
“源八，快去找那父母回来。”
于是那正在插秧的母亲叫了来，很被梅村知事叱责了一顿。被大人所骂了，母亲非常惶恐，只是谢罪求饶。可是实际上并不明白，为什么因了这一点事会得这样的挨骂的呢。可不是这种事情向来就是如此，也并不见得这于小孩有什么害处，而且也不曾听说过苍蝇有什么毒，被苍蝇叮了会得生病。村人听了这件事，便说大人们只知道骂老百姓，把梅村看作无道的暴君似的，很是怨恨。
——在《山国的人民》里所写的是明治继新之际的事情，可是这样的事就是在现今只要走到山村里去也可以见到许多。不久以前在某村提起这事，本地的村长以及重要的人都说，小时候被苍蝇叮了，哭得转不过气来，所以长大了的时候都有好声音，也会唱歌的呀，说着游戏话，却是承认了这个事实。

第三部分草囤与茅屋（2）

上文所引的这节故事，我拿《山国的人民》来查，出在第二部《奔流》的第四章里，前后又讲梅村收埋弃婴，撰文立碑的事，这一章的题目恰又是《小小的一个人》，与二十六七年前的小说正是同名，在作者想必自有意义，我重读一遍也颇有感慨，实亦只是写此小文的一点意思而已。
我读了《飞的女人们》，很想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特别是那第一章《草囤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所记述的是日本中部山村农民——或是农妇生活的实情，介绍过来可以有一种诚实亲密之感，这是在别的普通的文章书本里所没有的。近时盛行一句同甘共苦的话，鄙意以为同甘是颇浅薄的一件事，无论口惠而实不至的将来的甜密话毫不足信，就是确确实实的大家现在一起吃糖的照相也无甚意思。至多是可以引动儿童们的歆羡罢了，比较的重要而有意义的倒是共苦。古人有言，可与共患难而不可与共安乐,可见共苦比同甘为容易。甘与争竞近，而苦则反相接引，例如鱼之相濡以沫，我们闻知了别个的苦辛忧患，假如这中介的文字语言比较有力，自然发生同情，有吾与尔犹彼也，或你即是我之感，这是一种在道德宗教上极崇高的感觉。人们常说，亚细亚是一个。这点当然是对的，我也曾这样说过，东亚的文化是整个的，东亚的运命也是整个的，差不多可以算作说明。但是这里重要的是，文化的共同过去有事实证明，不过这也会得离散的，如不是现在再加以什么维系，而运命的共同如没有事实的证明，则即在现在也还将不免成为空话，不会得大家的相信。现今最重要的是在事实上证明东亚人共同的苦辛，在这苦之同一上建立东亚团结的基本，共向着甘的方面突击去，这才有些希望。日本的诗人文人从前常说到东洋人的悲哀，如西洋的运命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的苦辛，我读了很有感触，觉得此是中日文艺以至一切关系的正当基调，从这里出发，凡有接触与调和都可以圆满，若是以西洋本位的模拟为满足，那么回过东洋来只有优越，便与本洲全是隔膜，什么都无从说起。在八年前与友人书中我曾说道，“我们要研究，理解，或谈日本的文化，其目的不外是想去找出日本民族代表的贤哲来，听听同为人类同为东洋人的悲哀，却把那些英雄搁在一旁，无论这是怎么地可怨恨或轻蔑。”自己知道是少信的人，对于英雄崇拜缺少兴味，但上边的话亦不是完全乱道，想起米勒的名画来，《拾落穗》与《晚祷》二图所含意义甚大，总比大查理或拿破仑画像更足以表现法国人民之生活与精神吧。我想翻译介绍日本人民生活情形，希望读者从这中间感到东亚人共同的苦辛，发出爱与相怜之感情，以代替一般宣传与经验所养成的敬或畏，要知畏固可转憎，而敬亦即是远也。惟是个人的意思虑难得众人的赞可，亦不敢强为主张，《草囤里》之翻译也就中止，这回因《飞人》而又提及，实亦是偶然的事也。
上边闲话写得太长了，关于《民艺》只能简略地一说。月刊《民艺》创刊于昭和十四年四月，到本年一月已出到五十七号，我都保存着。日本民艺运动以柳宗悦氏为中心，开始于十八年前，至今已成立民艺馆一所，杂志于《民艺》外尚有《工艺》一种，书籍单行本甚多。柳氏为白桦派之一人，最初多论宗教问题，质朴可喜，我虽是门外汉亦喜读之，继而谈朝鲜的艺术，又转入民艺，其所著书大抵搜得。我对于民艺感觉兴趣，其原由殆与民俗有关，惟自知不懂高级美术，正如不懂诗一样，这恐怕也是别一缘由。民艺馆所编有《日本民艺品图录》，凡四十四图，我最喜欢，屡次翻看，仿佛都能领会，常有亲近之感。又有一册英文书，名曰《日本之民艺》，为国际文化振兴会出版之一，论文出于柳氏之手，插图十几枚亦均佳，我尤爱其中四张农家茅屋的照相，第四张那个茅檐白壁的门，门外两旁种着豆麦，望过去真好面善似的，这固然异于城内的老家，可是似乎是一家亲戚的门的幻想，却是愈看愈深。看福原信三编的《武藏野风物》，百五十图中也有不少相似的印象。这种宣传可谓有效，比铁筋洋灰的建筑物更有说服人的力量，但是或者也太素朴一点了，在西洋式的宣传上不合式，则在现代也就难得大家的采取与赏识者也。
（民国三十三年二月八日）

第三部分日本的米饭

我们平常想像，以为东亚的人民是以米为常食，至少中国与日本总是如此，因为他们说进食总是说吃饭的。近来看日本牧田茂的民俗学书《生活的古典》，才知道这也只是城市里是这样，若在大多数的乡村那就是别一种的情形了。据他所说，这也只是在“不平常的日子”里，就是说譬如新年、七月半、祭神的时候，端午节日，以及插秧这些时候，才吃米饭，正如在老百姓的社会里，这时才穿绸衣服一样。这不但民俗学的资料上是如此，且亦有史证，在重病人的枕头边，把竹筒里的米摇给他听，后来说：“连摇米也没有效，这真是天命了。”山村里尽有摇米的传说，这或者多少有点夸大也未可知，但是米是多么贵重的东西，也就十分明显了。那么他们平常是吃什么的呢？吃麦饭倒是好的，日本的东北和九州、飞的山村地方，即在今日也还如此，乃以小米和稗子为主食，红薯是近来才进去的东西，其普及的径路还是清楚可考，这也就成为近代主食之一了。以著者亲自调查过的土佐的亲岛为例，民间主食就全是红薯，或煮或蒸，那是不必说了，也把它晒干了磨粉，和上些面粉，做成馒头，终年就吃这个，吃白米饭要算是节日的特别供应了。每日吃米饭，还是这次战争以来的影响，因为主食配给，由于食粮不足输入外米，所以米麦混食，但这也是麦占八成，米只是二成罢了。
这是民间的情形如此，近来看到日本的大周刊，上面有些时髦的论调，主张吃面包，说吃米不好，于智慧有关，仿佛日本之不能及美国，便是因为吃三顿米饭的缘故。因此社会上发生两句时新的口号，叫做反米派和亲米派，因为日本把美国称作米国，所以这有一种双关的意义，表面似乎说是反美，实在乃是说反对吃米。报上又征求过人的意见，赞否不一，但是应征的人都是些坐汽车住洋房的朋友，也只代表得中层以上的人，至于以外的广大的老百姓，原来不在他们的眼里了。从前有个文人名田口卯吉，深恨日本肤色是黄的，曾主张戴西式礼帽，以为便显得脸白了，现在农民还在吃着麦粞饭，却叫他们用面包当饭了。晋惠帝说饥民何不食肉糜，似乎同一路道，不过那是低能的皇帝，所以听见田鸡叫也要问是为公为私，后来也传为笑柄。日本知识阶级容易受外国的影响，在语言文字上表现得很显明，战败后十年来的文章有些几乎读不懂，即如这里亲米反米的话，用得倒不晦涩，只是未免有点轻佻了。

第三部分果子与茶食

中国称点心为茶食，日本则名为果子，普通又加添一个御字曰御果子。这本是女人说话的口气，但是现在已成通行的习惯，即茶饭亦称御茶御饭了。其实当初所谓果子即是说水果，古书《延喜式》（延喜年间所编，在中国唐末）里历举栗、柿、梨子、柑子等，后来模仿中国做米面的点心，名称还是照旧，只不过叫那些果物为“水果子”而已。中国式的点心大约做得很是不少，可是顶有名的乃是“八种唐果子”，根据《厨事类记》所列举的，是梅枝（即桃枝子，亦作梅子及桃子）、桂心、粘脐、、团喜、子、，都是照汉字音读的，写的字也很麻烦。除梅枝和桃枝不可考以外，据后人的记录大略可以知道，桂心是一种和有肉桂细末的点心，这肉桂乃是从中国输入的。粘脐乃是面粉所做，用油炸过，底平，上边洼下一点，像是人的肚脐，从前在南京当学生的时候，记得曾经买过，叫做金刚脐子，或者是它的后裔，不过乃是蒸的，却并非油炸罢了。据唐朝的《资暇录》里说，因为蕃中毕氏罗氏好食此味，故以为名，似乎说的有点牵强，总之是记音的字，那是无疑的了。据《类聚名物考》里所说，系用糯米粉所作，扁平形如煎饼，明初得《琵琶记》中说赵五娘因年荒，只供给舅姑米饭，自己独吃米糠所做的，大概却是与窝窝头相似吧。团喜即是佛经故事里常说的欢喜团，本来印度据《涅经》说是用酥面、蜜姜、胡椒、荜茇、蒲萄、胡桃诸物和合而成，中国未必能够照样地做，或者只是仿仿元宵一类的东西罢了。子是一种蒸饼，或者形作尖锥，《教坊记》里记苏五奴的话，所谓吃子亦醉，很是有名的故事。宋朝书里称焦，或曰宝糖，特为脆美，恐怕也是油炸的。，《倭名类聚抄》云，饼名，煎面作蝎虫形也，《齐民要术》里说用酥面油煎，然则亦是寒具之类。此外有饼馄饨等也是来自中国，却不算在八种唐果子之内，所以现在从略了。
自十二世纪起，日本由军人执政，经过了一个很大的变革，唐朝文化的影响渐以减退，但是佛教势力却仍是旺盛，而且似乎更是扩张开来了。自此以后直到近时为止，国民生活与文化差不多都受着这个影响，由华丽转向简素，由浓厚转向清淡，就饮食也是如此。用鸡鸭肉为馅的饼馄饨全然不见了，不必说是酥面乳酪，便是用油炸的寒具作风的吃食也没有了，这在八种唐果子里几乎都是一样的做法。说也奇怪，现今的日本点心差不多全不用油，这是很特殊的。但是它也并不是完全摆脱了中国的影响，可以举出几点来说。
日本点心里最大的一类乃是馒头，这在中国说应当说是包子才对，因为那种替代饭吃的实心馒头，在日本是没有的，它只是里边有馅，大约一个两三口吃的大小，看古代玩具吃馒头的小孩，手里拿着擘开的馒头，那里也是豆沙馅，没有什么鸡肉虾仁或是菜馅的。据说在十四世纪前半足利义政做着将军的时候，一个名叫林净因的中国人来到日本，开始做馒头，为盐濑馒头的始祖，一块招牌是足利将军给写的。林净因自称是林和靖，但是梅妻鹤子的人不曾听说他有子孙，所以或者是做《山家清供》的林洪一家也未可知吧。看他的名字像是出家的人，但是他有后裔在日本，开着馒头店，说是二十九世了。盐濑馒头也没有什么特别，只是薄皮透明，个子很小，大概是故乡的“候口馒头”的一类吧。
馒头没有什么别的花样，馅也只用纯净细腻的豆沙，可是外边的皮可以有些变化，有如葛馒头和荞麦馒头，乃是用葛根粉与荞麦面做外皮的。不过此外有许多饼饵之类，似乎也可以归在这里，凡是用豆沙做馅，米粉做皮子的都是，虽然有种种美好的名字，这里为的说来太嗦了，所以不再列举。
其次是煎饼类，这是极普通的一种食品，无论什么人都爱吃的。其所谓煎实在乃是烘烤，用米粉和水，加上盐或是糖，摊成方圆大小各片，在火上烘成，或者流入有花纹的铁夹内，大形者有屋瓦那么大小，称曰瓦煎饼，吃时须用木槌敲碎吃，一个人也吃不了一片。也有小的像半截小指，那就是另外一种名称叫作“雹子”了。在馒头与煎饼之间还有一种东西，也是极普通的，日本名“最中”，意译是中天的月亮，乃是用糯米粉烘成薄皮，与中国做蛋卷法相同，四周略高，两片相合，中装豆沙，样子很像是月亮。北京茶食有茯苓饼，仿佛意思相同，但是里边的百果仁太是复杂，有点吃五仁月饼的感觉了。
第三类是羊羹，用中国话说是“豆沙糕”。据说它的来源也是中国，从前上田恭辅说这是模仿中国古代的羊肝饼的，但日本羊羹店的传说，则是说由于看见羊肉冻子而想到的，似乎后说未免牵强一点，虽然从字面上看是对的。当初只是一种紫黑色的糕，后来加以改良，用小豆和糖做材料，制成了蒸羊羹，到了十七世纪后半从石花菜提炼洋菜成功了，就用了洋菜改作炼羊羹，因为这店是一四六一年就有了的，所以说是创业有五百年了。以历史年代的久远来说，它和馒头是可以媲美的。馒头在中国一直存在着，羊羹则是没有了，但在这近几年中却又开始移植过来，在北京有个娶了一个日本点心店的姑娘的人，便来仿制，也相当盛行，但是在日本羊羹的原料是限于豆类，虽然也有栗子柿子，似乎都不甚适宜，中国的则有奶油可可等花样，而且加入果子露，变得过于复杂，失掉了原来的纯粹的风味了。
第四类是落雁，中国可以说是炒米糕，不过它的材料不是炒米乃是炒麦面罢了。据说这名称乃是因了“长生殿”这种点心而起的，“长生殿”是一种长方形的模仿中国古墨的样式，用炒麦粉装在木模子里印成的点心，白色的上面撒有几粒黑芝麻，后水尾天皇见了说道，这好像是稻田的落雁，后来就以此为名了。其实这两个字恐怕还是外国话的音译，因为朱舜水在日本所写的文章里面，称它为软落甘，明清杂书记松子海的做法，这里三个名字大概就是一个东西吧。此外还有一种食品，汉字写作，俗语叫做米花糖，系用糯米或小米蒸过，俟干燥加入糖稀拌炒而成。此外或者也还有什么可谈的，但今悉从略了。
日本的点心从全体上看来，或者是佛教上来的影响吧，大抵是由华丽转向简素，由浓厚转向清淡，所以一般是不用荤腥，也绝少用油，就是像中国点心的那种起酥翻毛的皮也是绝没有了。这是它的一种特色。但是自从维新以后这种情形也逐渐变化了，随着牛肉猪肉的盛行，西洋点心也逐渐侵入，风月堂首先创制“红叶山”，是一种日本式名字的洋式点心，茶褐色径一寸的半圆形，中间有奶油的鸡蛋糕，这是在明治的末期的事情，只是个起头，到了现在是嚼口香糖，喝可口可乐的别一个时代了。——我在上边只说了“果子”一边，没有说及茶食，但是看了上面的文章，也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吧，所以我说不说也是没有关系吧。

第三部分陆奥地方的粗点心

粗点心这句话是日本文的译语，它的原文是驮果子，在日本儿童听来却是听惯了的熟语，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密之感。这个驮字本来是驮负东西的意思，因为雌马以及劣马不能上战场，只配驮货之用，所以用作劣等的意思用，如不好的作品也称为驮作。但是这驮果子虽然做得粗糙，比不上贵人茶客所吃的上等细巧点心，却是专门供给小孩的，平常手里捏着几个有眼铜钱，就可以买两个来吃，所以可说是儿童的恩物，和玩具（我们乡下称作耍货，俗语却叫嬉家生，读若平上平三声）是同一性质。但是这在别一方面，又是老百姓的食品，据说这是在日本东北地方，就是在宫城、福岛、山形、秋田、青森和岩平诸县，最为发达，原因是地方偏僻，气候寒冷，生活困难，冬季很长，每天除眠食以外没有娱乐，所以只好用了粗粮和糖稀，想尽办法做些经吃耐饥的食品，供给这个需要，这就是粗点心发达的大原因。但是在明治前半期，因了军国主义政治的影响，受到一种严重的打击，政府颁行苛刻的“果子税则”，对于用砂糖的点心征取五分的税，这使粗细点心都受到了致命的损害。当时有人要求废止这税，曾说：
“不晓得是谁想出来的，等于一种恶戏，来妨害实业界的发达进步，特别是果子税则颇多疑义，真是太把点心业看得好欺侮了。很小的一所茶棚，或是一个可怜的老太婆，在拖鞋草鞋之外带买一点小孩的粗点心，一天里的买卖没有超过一角钱。从这样的有如风前的烛的人，也要征收每月一元有余的税金，可谓不择手段的冷血汉了。”这税则开始于明治十八年（一八八五），一直维持了十多年，经过好些请愿运动，这才废止了。
石桥幸作是仙台市舟丁桥头的石桥屋点心店的主人，专卖驮果子，前年曾发心作驮果子巡礼，走遍全国，访问驮果子的现状，做有两本书，叫做《驮果子的故乡》和《陆奥的驮果子》，便是这里所说的那一册。里边记各地现有的粗点心的做法等，今不细述，但择译其一节于下，题目是《骗骗女孩子的专称寺》，乃是属于山形县的。
我一个人嘴里叨念道，我的驮果子巡礼今年且以此为止吧，已经到了曾游的山形来了。这回已没有那样的感慨了，但是莫名其妙的总记念着专称寺（在山形市寺町）念佛会。在我心里想着的是过去搜集专称寺的“饴糖的马儿”的事，现在便是把眼睛张得像碟子那么大，也看不到饴糖的马儿了。就是那些从烟草袋里掏出夹杂着烟末的一分铜货来，把那马儿两匹两匹地买去的老大爷老大娘的脸也都看不见了。
今天是专称寺念佛会的逮夜（原为人死后荼毗的前夜，凡宗教仪式正日的前夜亦称此，诸人彻夜念佛）的日子，男女老幼都手里拿着念珠，在寺境里大殿里都是满员，现出极大的盛况。大殿有十丈多见方，周回都雕刻着中国的二十四孝图，在这一天里，似与浮世的尘俗隔离，遨游于西方净土或是阿弥陀佛的极乐，充满着极其和平的气氛。在铺着黄莺叫声的地板（木板特地铺排，行走时发声有如鸟叫）的廊下跑着玩耍的小孩滑了跌倒，一会儿又滑倒了，叫唤“痛呀”之声连续不断。这痛呀又是和逮夜的语音相通，（小孩叫“痛呀”〔ilaiya〕与逮夜〔laiya〕声音相像）说是和这一天有相关联的。
不知道是谁说起头的，说：“骗骗女孩子的专称寺，噼噼嘎啦嘎啦的光明寺”，这寺是属于一向（首创这一派的僧人）念佛宗的，在资格上是在最上郡村山郡的九十六个寺中的本寺，收入有寺领、年贡米、侯爷寄进米、佛供米等很是不少，是山形第一等富裕的寺。在那时代，驮马背着的有好几十匹，送到寺里来，为了表示这种气势，用饴糖做成三公分大的马匹，鞍上载着米的草包，两匹一对，装在贴着纱绫模样的纸的薄木片的小箱内，买给来上庙的人，这是无论如何总要买的。从前是有几十家的糖店，不知从什么地方聚集了来，在寺境内紧挤着摆摊做着生意。此外陈列着山形地方特有的驮果子，如阿官的笛子呀，小马的爪尖呀，牛蒡片和萝卜片呀，眼镜面包呀，以及大福饼等，常要卖一晚上呢。但在今天却看不到过去那样的气势了，饴糖的马儿也是很早就已经消灭了。
我在茫然地望着给风吹了聚集拢来的落叶，心里却在想着专称寺起源的悲哀的故事。
弥陀断罪的剑所及的本身，
有什么五障可说呢。
留下这一首绝命词，关白丰臣秀次[98]的侍女於今女史在京都三条河原刑场死去的时候，年纪才只有十五岁。於今女史是山形的侯爷最上义光的独生女，称作驹姬，被召为秀次的侍女，随后秀次因为触了秀吉的怒，于文禄四年（1595）的夏天，在高野山命切腹自尽，秀次的妻子和其他三十几个的侍女，都一起处斩了。这时义光是在京都，对于毫无罪责的女儿的死不胜悲叹，想必有肝肠寸断之感吧。义光于悲痛不堪之余，第二年回到山形，乃郑重的埋葬女儿，又为得祈求冥福的缘故，乃起造了这个专称寺。
我译了这节文章，把我对于驮果子的一点兴趣完全消失了，却叫我引起对于丰臣秀吉的感想来。这个揽乱东亚三国的魔王，简直是非人，他给与中国与朝鲜的灾害是不必说了，虽然统一了本国，但在“征韩”上却也给日本不少的祸害。尤其奇怪的，是他对于家族的关系，一方面是那么残忍地杀害他的大儿子秀次一家，可是又溺爱小儿子秀赖，很可笑地托孤于德川家康，正像是把一只小肥羊托付给大黑狼，结果只供他大嚼一顿罢了。我这里想不到大有作史论的样子，实在只因为文中讲起秀吉父子的事情，心想加点注解，差不意笔杈了开去，所以弄得有点非驴非马了。

第三部分普茶料理（1）

译者按：普茶料理这里可以译作素菜筵席，是日本黄檗宗禅寺里所有的一种素斋，乃是直接从明朝传过去的，与中国现代还有许多相同的地方。黄檗宗乃临济宗的一派，隐元法师俗名林隆崎，在福州黄檗山万福寺出家得度，明末避难到日本去，在京都宇治地方开山，建立了黄檗山万福寺，得赐号为大光普照国师，一六七三年卒，年八十二。《黄檗清规》卷四“住持章”里说：“当晚小参，常住设普茶，言普及一众也”。普茶只是普遍给茶的意思，后来引伸于食物方面，作为设饮的意义了。虽然用的都是素菜作料，但也模拟作为鱼肉，这正是与中国相同，从前北京有素食饭馆，用山药等物做成鱼翅等物，就是民间也还留存将豆腐皮作素鸡的方法，可见这是古已有之，至少在明朝的寺院里便是如此的了。
从在西之原的山崎荻风翁得到通知，招赴普茶料理的会，正在供养梅若的大念佛[100]（按其时为阴历三月十五日）时候。会场在东京青山北町的海藏寺禅寺，离青山四丁目的电车站不远，至今还留着海藏寺横街这一个地名，可见这似乎是向来知名的一个名刹。但是这寺也给战火烧掉了，已经看不见当时的面影，现在只有一栋临时修造成的大殿，再也不像僧房，也不像客室的，宽阔的房间内用板壁隔开了，那里设了筵席。
客人还没有很到来。主办人矶谷紫红翁和一个客人现在说着话。在他们说话中间走上前招呼，紫红翁只说得一句：“承蒙光临。”但是那一个客人却说道：
“日前是失了礼了。”端正的坐好了（按这是说在日本房间里跪坐着的时候致敬的意思）打招呼。看去有些面善，但想不起姓名来。老人的脸都是一样的打着皱纹，干巴巴的，倘若不是很有特色，名字同脸相不容易连结在一起，浮到记忆上来。
随后想到这个老人乃是有名的民俗学研究家，叫作永江维章，这是在过了三十分钟以后的事了。听见传说这人是大名（封建的诸侯）之后，但是叫作记江的侯爷不大听见过，想来或者是什么地方的大侯爷那里的家臣吧。紫红氏是金石碑文的大家，他这人显然是旗本（高级武士）的出身。这倒也好玩，隐退的大名和旗本来到古寺，烘着炭盆闲谈，不像是什么原子力的时代，却是古色苍然的。
这其间客人渐渐地到来，山崎荻风氏来了，森山太郎氏也来了，矶部镇雄氏也来了。一总到了十七八个人，这中间计花费了二小时，随后是分发了普茶料理的菜单，当日管办筵席的海藏寺住持也出来，给讲了一场关于素食沿革的说话。此后搬出来的就是称作黄蘖的普茶料理了。
最初是叫作“澄汁”的小菜。在清汤里面有担子菌与生姜，此外加上百合花配一点青味。和尚说这里该有点甲鱼的味道，但是甲鱼是什么味道却不很知道，所以这是很可悲的了。
其次是大菜，麻腐与山葵。麻腐是将白芝麻磨了布袋滤过，随后凝结了做成的芝麻豆腐，与现成买来的切成块的豆腐不同，是很费些手脚做成的东西。在碗里边只放着四小块见方的东西，加上刚才擦下来的山葵末。这很是好吃，后来想起来，这大概是当夜的第一吧。
忘记早说了，最初拿出来的是日本酒，称作“药水”，便先慢慢地喝着，等候其次的菜上来。
其次的大菜是笋羹和飞龙头。笋羹是咸甜煮的笋，飞龙头就是照例的赛雁鹅（按赛雁鹅是一种豆腐制品，圆形径可二寸，乃是胡萝菔牛蒡及麻实，切碎杂豆腐中，可称是八宝豆腐，云其味似雁故名，京都大阪方面则名为飞龙头）。同这个盛在一起，还有豆腐羹、豆腐皮、煮油豆腐、芋头、花椒芽、酱拌的和白醋煮的，也分别不出是些什么，杂然地盛着。不愧为中国式，供应很丰富，但是太是贪吃了就怕肚子就要满了，所以大半只是看着算了，等着后面的菜。
其次又是大菜，叫做“油滋”。是拿海带和山药用油炸的东西。将慈姑磨碎了再用油煎，就是家里的女人也常是自夸地做，这有点像鸡肉的味道。现在是把山药弄烂了，裹上面粉，一面包上海苔，炸了的时候一看很是像鳗鱼的蒲烧（按鳗鱼去骨叉烧，涂以作料，色焦黄有似菖蒲花故名），但是味道却没有什么。
“全是骗人的。这乃是骗人的料理呀。”客人中间有谁说这话，在旁边的做菜的住持听见了，便答说：
“正是这样。普茶料理里的肉类都是骗人的东西。”他大声地回答，那说话的人不禁吃了一惊。
其次是小菜，叫做“云片”。这乃是所谓杂煮，胡萝菔、牛蒡、藕、木耳、银杏，而且照例加有骗人的猪肉。将蕨粉做成肥肉，瘦肉则是用面筋和豆腐皮所做，因为做工细致，所以十分相像。

第三部分普茶料理（2）

最后是拿出饭来，叫做“饭子”。据说正式是应该用黄栀所染的黄色的饭的，但是因为俗人觉得如不是白饭，便不像是吃过饭了，所以才不用的。
“浊汁”就是黄酱汤，汤里的菜是香菇和炸豆腐。添菜是叫做“掩菜”的一种盐菜。此外也有泽庵渍（按此系将萝菔晒半干，用米糠拌盐腌藏，相传系泽庵和尚所创制，故以为名），及酱制的各种习见的小菜。用茶泡了饭，很快地扒进嘴里去，酒也慢慢地醉上来了。
“怎么样，觉得醉的很愉快吧？普茶料理这物事，实在是酒的味道是很好的。你中意了么？”山崎老人这样的对我说。我说道：
“贵吧。即使是素菜可是这样地给吃，算起帐来一定是了不得吧？”老人像是训斥似的说道：
“不许说这种的话。不则声地吃了，不则声地回去，那就行了。”
吃完了饭就觉得没有事了，客人都陆陆续续地回去了。山崎老人说帽子不见了，在那里着急吵闹，随后却又找到了，戴了走出来到了青山大街上，这里是说忘记了外套，又回到寺里去。
客人里有谁说道：“天气暖和起来了。老头儿所以会把帽子不见，或是外套忘记了。”
“渐渐地要变成春天了。”
醉熏熏的又觉得春天来了，这个感觉的确是不错。也没有人说要喝梯子酒（接连地吃酒）的，的确是至极悠长的。走到涩谷，山崎老人和四五个人都分别了，我独自坐了到品川去的电车。回到家里，女人问道：
“怎么样，普茶料理？”我拿出菜单来给她看道：
“这就是菜单。”那是用石州的纸，将四面都用胭脂染了，由矶部镇雄氏用美丽的钢板字誊写的，上边写着紫香会主办，海藏寺援助。现在才知道这是个很少有的僧俗合同的趣味的集会。
〔译者附记〕山路闲古是个科学家，现为学校教员，但是他的工作是研究古川柳，于今已经将有四十年了，所有著作据我所知道的，都是关于川柳方面的，有《末摘花百韵全释》，《川柳岁时记》，及《昨天今天》等。川柳是日本特有的十七字短诗之一种，而且又是专门嘲讽社会现象的，值得我们的注意，但因为生活风俗不同的关系，很不容易完全了解。这一篇是山路所写的随笔，附录在《川柳岁时记》里，所讲黄蘖宗的素菜与中国有些关系，所以抄译出来了。

第三部分东京二三事（1）

前几天从东京旧书店买到一本书，觉得非常喜欢，虽然原来只是很普通的一卷随笔。这是永井荷风所著的《日和下驮》，一名《东京散策记》，内共十一篇，从大正三年夏起陆续在《三田文学》月刊上发表，次年冬印成单行本，以后收入《明治大正文学全集》及《春阳堂文库》中，现在极容易买到的。但是我所得的乃是初板原本，虽然那两种翻印本我也都有，文章也已读过，不知怎的却总觉得原本可喜。铅印洋纸的旧书本来难得有什么可爱处，有十七幅胶板的插画也不见得可作为理由，勉强说来只是书品好罢。此外或者还有一点感情的关系，这比别的理由都重要，便是一点儿故旧之谊，改订缩印的书虽然看了便利，却缺少一种亲密的感觉。说读书要讲究这些未免是奢侈，那也可以说，不过这又与玩古董的买旧书不同，因为我们既不要宋本或季沧苇的印，也不能出大价钱也。《日和下驮》出版于大正四年（一九一五），正是二十年前，绝板已久，所以成了珍本，定价金一圆，现在却加了一倍，幸而近来汇兑颇低，只要银一元半就成了。
永井荷风最初以小说得名，但小说我是不大喜欢的，我读荷风的作品大抵都是散文笔记，如《荷风杂稿》，《荷风随笔》，《下谷丛话》，《日和下驮》与《江户艺术论》等。《下谷丛话》是森鸥外的《伊泽兰轩传》一派的传记文学，讲他的外祖父鹫津毅堂的一生以及他同时的师友，我读了很感兴趣，其第十九章中引有大沼枕山的绝句，我还因此去搜求了《枕山诗钞》来读。随笔各篇都有很好的文章，我所最喜欢的却是《日和下驮》。《日和下驮》这部书如副题所示是东京市中散步的记事，内分日和下驮，淫祠，树，地图，寺，水附渡船，露地，闲地，崖，坂，夕阳附富士眺望等十一篇。“日和下驮”（Hiyori-geta）本是木屐之一种，意云晴天屐，普通的木屐两齿幅宽，全屐用一木雕成，日和下驮的齿是用竹片另外嵌上去的，趾前有覆，便于践泥水，所以虽称曰晴天屐而实乃晴雨双用屐也。为什么用作书名，第一篇的发端说的很明白：
长的个儿本来比平常人高，我又老是穿着日和下驮拿着蝙蝠伞走路。无论是怎么好晴天，没有日和下驮与蝙蝠伞总不放心，这是因为对于通年多湿的东京天气全然没有信用的缘故。容易变的是男子的心与秋天的天气，此外还有上头的政事，这也未必一定就只如此。春天看花时节，午前的晴天到了午后二三时必定刮起风来，否则从傍晚就得下雨。梅雨期间可以不必说了，入伏以后更不能预料什么时候有没有骤雨会沛然下来。
因为穿了日和下驮去凭吊东京的名胜，故即以名篇，也即以为全书的名称。荷风住纽约巴黎甚久，深通法兰西文学，写此文时又才三十六岁，可是对于本国的政治与文化其态度非常消极，几乎表示极端的憎恶。在前一年所写的《江户艺术论》中说得很明白，如《浮世绘的鉴赏》第三节云：
在油画的色里有着强的意味，有着主张，能表示出制作者的精神。与这正相反，假如在木板画的瞌睡似的色彩里也有制作者的精神，那么这只是专制时代萎靡的人心之反映而已。这暗示出那样暗黑时代的恐怖与悲哀与疲劳，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正如闻娼妇啜泣的微声，深不能忘记那悲苦无告的色调。我与现社会相接触，常见强者之极其横暴而感到义愤的时候，想起这无告的色彩之美，因了潜存的哀诉的旋律而将暗黑的过去再现出来，我忽然了解东洋固有的专制的精神之为何，深悟空言正义之不免为愚了。希腊美术发生于以亚坡隆为神的国土，浮世绘则由与虫豸同样的平民之手制作于日光晒不到的小胡同的杂院里。现在虽云时代全已变革，要之只是外观罢了。若以合理的眼光一看破其外皮，则武断政治的精神与百年以前毫无所异。江户木板画之悲哀的色彩至今全无时间的间隔，深深沁入我们的胸底，常传亲密的私语者，盖非偶然也。
在《日和下驮》第一篇中有同样的意思，不过说得稍为和婉：
但是我所喜欢曳屐走到的东京市中的废址，大抵单是平凡的景色，只令我个人感到兴趣，却不容易说明其特征的。例如一边为炮兵工厂的砖墙所限的小石川的富坂刚要走完的地方，在左侧有一条沟渠。沿着这水流，向着阎魔去的一个小胡同，即是一例。两傍的房屋都很低，路也随便弯来弯去，洋油漆的招牌以及仿洋式的玻璃门等一家都没有，除却有时飘着冰店的旗子以外，小胡同的眺望没有一点什么色彩，住家就只是那些裁缝店烤白薯店粗点心店灯笼店等，营着从前的职业勉强度日的人家。我在新开路的住家门口常看见堂皇地挂着些什么商会什么事务所的木牌，莫名其妙地总对于新时代的这种企业引起不安之念，又对于那些主谋者的人物很感到危险。倒是在这样贫穷的小胡同里营着从前的职业劳苦度日的老人们，我见了在同情与悲哀之上还不禁起尊敬之念。同时又想到这样人家的独养女儿或者会成了介绍所的饵食，现今在什么地方当艺妓也说不定，于是照例想起日本固有的忠孝思想与人身卖买的习惯之关系，再下去是这结果所及于现代社会之影响等，想进种种复杂的事情里边去了。

第三部分东京二三事（2）

本文十篇都可读，但篇幅太长，其《淫祠》一篇最短，与民俗相关亦很有趣，今录于后：
往小胡同去罢，走横街去罢。这样我喜欢走的，格拉格拉地拖着晴天屐走去的里街，那里一定会有淫祠。淫祠从古至今一直没有受过政府的庇护。宽大地看过去，让它在那里，这已经很好了，弄得不好就要被拆掉。可是虽然如此现今东京市中淫祠还是数不清地那么多。我喜欢淫祠。给小胡同的风景添点情趣，淫祠要远在铜像之上有审美的价值。本所深川一带河流的桥畔，麻布芝区的极陡的坡下，或是繁华的街的库房之间，多寺院的后街的拐角，立着小小的祠以及不蔽风雨的石地藏，至今也还必定有人来挂上还愿的匾额和奉献的手巾，有时又有人来上香的。现代教育无论怎样努力想把日本人弄得更新更狡猾，可是至今天一部分的愚昧的民心也终于没有能够夺去。在路傍的淫祠许愿祈祷，在破损的地藏尊的脖上来挂围巾的人们，或者卖女儿去当艺妓也未可知，自己去做侠盗也未可知，专梦想着银会和彩票的侥幸也未可知。不过他们不会把别人的私行投到报纸上去揭发以图报复，或借了正义人道的名来敲竹杠迫害人，这些文明的武器的使用法他们总是不知道的。
淫祠在其缘起及灵验上大抵总有荒唐无稽的事，这也使它带有一种滑稽之趣。
对那欢喜天要供油炸的馍头，对大黑天用双叉的萝卜，对稻荷神献奉油豆腐，这是谁都知道的事。芝区日荫町有供鲭鱼的稻荷神。在驹入地方又有献上沙锅的沙锅地藏，祈祷医治头痛，病好了去还愿，便把一个沙锅放在地藏菩萨的头上。御厩河岸的榧寺里有医好牙痛的吃糖地藏。金龙山的庙内则有供盐的盐地藏。在小石川富坂的源觉寺的阎魔王是供的。对于大久保百人町的鬼王则供豆腐，以为治好疥疮的谢礼。向岛弘福寺里的有所谓石头的老婆婆，人家供炒蚕豆，求她医治小孩的百日咳。
天真烂漫的而又那么陋鄙的此等愚民的习惯，正如看那社庙滑稽戏和丑男子舞，以及猜谜似的那还愿的匾额上的拙稚的绘画，常常无限地使我的心感到慰安。这并不单是说好玩。在那道理上议论上都无可说的荒唐可笑的地方，细细地想时却正感着一种悲哀似的莫名其妙的心情也。
关于民俗说来太繁且不作注，单就阎魔所爱吃的东西说明一点罢。是一种天南星科的植物，其根可食，五代时源顺撰《和名类聚抄》卷九引《文选·蜀都赋注》云：，其根肥白，以灰汁煮则凝成，以苦酒淹食之，蜀人珍焉。《本草纲目》卷十六叙其制法甚详云：
经二年者根大如碗及芋魁，其外理白，味亦麻人，秋后采根，须净擦或捣或片段，以酽灰汁煮十馀沸，以水淘洗，换水更煮五六遍，即成冻子，切片，以苦酒五味淹食，不以灰汁则不成也。切作细丝，沸汤瀹过，五味调食，状如水母丝。
黄本骥编《湖南方物志》卷三引《潇湘听雨寻》云：
《益部方物略》，海芋高不过四五尺，叶似芋而有干。向见岣嵝峰寺僧所种，询之名磨芋，干赤，叶大如茄，柯高二三尺，至秋根下实如芋魁，磨之漉粉成膏，微作膻辛，蔬品中味犹乳酪，似是《方物略》所指，宋祁赞曰木干芋叶是也。
金武祥著《粟香四笔》卷四有一则云：
济南王培荀雪峤《听雨楼随笔》云，酱张骞至西南夷食之而美，擅名蜀中久矣。来川物色不得，问土人无知者。家人买黑豆腐，盖村间所种，俗名茉芋，实也，形如芋而大，可作腐，色黑有别味，未及豆腐之滑腻，一名鬼头，作腐时人多语则味涩，或云多语则作之不成。乃知酱即此，俗间日用而不知，可笑也。遥携馋口入西川，酱曾闻自汉年，腐已难堪兼色黑，虚名应共笑张骞。茉芋亦名黑芋，生食之口麻。
俗名黑豆腐，很得要领，这是民间或小儿命名的长处。在中国似乎不大有人吃，要费大家的力气来考证，在日本乃是日常副食物，真是妇孺皆知，在俗谚中也常出现，此正是日本文学风物志中一好项目。在北平有些市场里现已可买到，其制法与名称盖从日本输入，大抵称为而不叫作黑豆腐也。
（廿四年四月）

第三部分中国有了解日本之必要

中国在他独殊的地位上特别有了解日本的必要与可能，但事实上却并不然，大家都轻蔑日本文化，以为古代是模仿中国，现代是模仿西洋的，不值得一看。日本古今的文化诚然是取材于中国与西洋，却经过一番调剂，成为他自己的东西，正如罗马文明之出于希腊而自成一家，（或者日本的成功还过于罗马，）所以我们尽可以说日本自有他的文明，在艺术与生活方面更为显著，虽然没有什么哲学思想。我们中国除了把他当作一种民族文明去公平地研究之外，还当特别注意，因为他有许多地方足以供我们研究本国古今文化之参考。从实利这一点说来，日本文化也是中国人现今所不可忽略的一种研究。
日本与中国交通最早，有许多中国的古文化——五代以前的文化的遗迹留存在那里，是我们最好的参考。明了的例如日本汉字的音读里可以考见中国汉唐南北古音的变迁，很有益于文字学之研究，在朝鲜语里也有同样用处，不过尚少有人注意。据前年田边尚雄氏介绍，唐代乐器尚存在正仓院，所传音乐虽经过日本化大抵足以考见唐乐的概略。中国戏剧源流尚未查明，王国维氏虽著有《宋元戏曲史》，只是历史的考据，没有具体的叙述，所以元代及以前的演剧情形终于不能了然。日本戏曲发达过程大旨与中国不甚相远，唯现行旧剧自歌舞伎［103］演化而来，其出自“杂剧”的本流则因特别的政治及宗教关系，至某一时期而中止变化，至今垂五百年仍保守其当时的技艺；这种“能乐”在日本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在中国看来更是有意味的东西，因为我们不妨推测这是元曲以前的演剧，在中国久已消灭，却还保存在海外。虽然因为当时盛行的佛教思想以及固有的艺术性的缘故多少使它成为国民的文学，但这日本近古的“能”与“狂言”（悲剧与喜剧）总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戏剧的兄弟，我们能够从这里边看出许多相同的面影，正如今人凭了罗马作品得以想见希腊散佚的喜剧的情形，是极可感谢的事。以上是从旧的方面讲，再来看新的，如日本新文学，也足以供我们不少的帮助。日本旧文化的背景前半是唐代式的，后半是宋代式的，到了现代又受到欧洲的影响，这个情形正与现代中国相似，所以他的新文学发达的历史也和中国仿佛，所以不同者只是动手得早，进步得快。因此，我们翻看明治文学史，不禁恍然若失，如见一幅幅的推背图[104]，豫示中国将来三十年的文坛的运势。白话文，译书体文，新诗，文艺思想的流派，小说与通俗小说，新旧剧的混合与划分，种种过去的史迹，都是在我们眼前滚来滚去的火热的问题，——不过，新旧名流绅士捧着一只《甲寅》跳着玩那政治的文艺复古运动，却是没有，这乃是我们汉族特有的好把戏。我想我们如能把日本过去四十年的文学变迁的大略翻阅一遍，于我们了解许多问题上定有许多好处；我并不是说中国新文学的发达要看日本的样，我只是照事实说，在近二十五年所走的路差不多与日本一样，到了现今刚才走到明治三十年（1897）左右的样子，虽然我们自己以为中华民国的新文学已经是到了黄金时代了。日本替我们保存好些古代的文化，又替我们去试验新兴的文化，都足以资我们的利用，但是我们对于自己的茸堕落也就应该更深深地感到了。
中国与日本并不是什么同种同文，但是因为文化交通的缘故，思想到底容易了解些，文字也容易学些，（虽然我又觉得日本文中夹着汉字是使中国人不能深彻地了解日本的一个障害，）所以我们要研究日本便比西洋人便利得多。西洋人看东洋总是有点浪漫的，他们的诋毁与赞叹都不甚可靠，这仿佛是对于一种热带植物的失望与满意，没有什么清白的理解，有名如小泉八云也还不免有点如此。中国人论理应当要好一点，但事实上还没有证明：这未必是中国人无此能力，我想大抵是还有别的原因。中国人原有一种自大心，不很适宜于研究外国的文化，少数的人能够把它抑制住，略为平心静气地观察，但是到了自尊心受了伤的时候，也就不能再冷静了。自大固然不好，自尊却是对的，别人也应当谅解它，但是日本对于中国这一点便很不经意。我并不以为别国侮蔑我，我便不研究他的文化以为报，我觉得在人情上讲来，一国民的侮蔑态度于别国人理解他的文化上面总是一个极大障害，虽然超绝感情纯粹为研究而研究的人或者也不是绝无。
中日间外交关系我们姑且不说，在别的方面他给我们不愉快的印象也已太多了。日本人来到中国的多是浪人与支那通。他们全不了解中国，只皮相地观察一点旧社会的情形，学会吟诗步韵，打恭作揖，叉麻雀打茶围等技艺，便以为完全知道中国了，其实他不过传染了些中国恶习，平空添了个坏中国人罢了。别一种人把中国看作日本的领土，他是到殖民地来做主人翁，来对土人发挥祖传的武士道的，于是把在本国社会里不能施展的野性尽量发露，在北京的日本商民中尽多这样乱暴的人物，别处可想而知。两三年前木村庄八君来游中国时，曾对我说，日本殖民于辽东及各地，结果是搬运许多内地人来到中国，养成他们为肆无忌惮的，无道德无信义的东西，不复更适宜于本国社会，如不是自己被淘汰，便是把社会毁坏；所以日本努力移植，实乃每年牺牲许多人民，为日本计是极有害的事，至于放这许多坏人在中国，其为害于中国更不待言了。这一番话我觉得很有意思。还有一件，损人而未必利己的是在中国各处设立妖言惑众汉字新闻，如北京的《顺天时报》等。凡关于日本的事件他要宣传辩解，或者还是情有可原，但就是中国的事他也要颠倒黑白，如溥仪出宫事件，章士钊事件［105］，《顺天时报》也发表许多暴论，——虽然中国的士流也发表同样的议论，而且更有利用此等报纸者，尤为丧心病狂。总之日本的汉字新闻的主张无一不与我辈正相反，我们觉得于中国有利的事他们无不反对，而有害于中国者则鼓吹不遗余力，据普通的看法日本是中国的世仇，他们的这种主张是当然的也未可知，（所奇者是中国当局与士流多与他们有同一的意见）我们不怪他这样的想，只是在我们眼前拿汉文来写给我们看，那是我们所不可忍的，日本如真是对于中国有万分一的好意，我觉得像《顺天时报》那样的报纸便应第一着自动地废止。我并不想提倡中日国民亲善及同样的好听话，我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但为彼此能够略相理解，特别希望中国能够注意于日本文化的缘故，我觉得中日两方面均非有一种觉悟与改悔不可。照现在这样下去，国内周游着支那通与浪人，眼前飘着《顺天时报》，我怕为东方学术计是不大好的，因为那时大家对于日本只有两种态度：不是亲日的奴厮便是排日的走卒，这其间更没有容许第三种取研究态度的独立派存在的余地。
十四年十月三日

第三部分日本浪人与顺天时报

本年《京报副刊》的国庆特刊上我发表了一篇小文，名曰《日本与中国》，略说日本文化之研究于中国的学术文艺上有何益处，并论及日本在中国的胡乱的言行伤害国人的感情，足以妨害此种研究之发达。日文《北京周报》一八一号译载此文，后附案语，以为我说北京的日本商民中颇多浪人及《顺天时报》言论荒谬均系误解，不日将著论辨驳。我还未见驳文，不知《北京周报》记者根据些什么来证明我的误解，但我自信所说的都是我的确信，现在特再略加说明。
我说浪人并不指日本封建时代的那种流浪的武士，或是无职业的游民；我只指那些以北京为殖民地的横行霸道的人。在北京的日本商民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日本居留民自己当然比我们外人更为明白。我同他们绝少往来，不能详细打听，但闻前年在北京研究的日本某博士说及，这样的浪人便已有二三人。我自己也不是没有领教过，最近如五卅事件后北京鼓吹排斥英日，有一个店主对我的妻大吐气焰，说居留民大部分都是退伍兵，倘若冯军[106]和学生有什么举动，便给他一个混战，北京就要全灭。——但是，这些近于狂易的话何必多引呢？我们固然不必真是逐字地相信这些浪人的话，因而引起无谓的怨恨，然而说听了这些暴言反而增加对于日本的好感，我恐总是未必的吧。千人中有两三个坏人，自然不能算“多”，倘若严格地从数字上计算；不过害群之马并不真在乎怎么多，就只是两三人我们觉得这已经很够了。
关于《顺天时报》我总还是这样想，它是根本应该取消的东西，倘若日本对于中国有万分之一的好意。我决不怪日本报纸发表什么暴论，我们即使不以为应当，至少是可以原谅的，只要它是用日本文写的：他们写给自己的同胞去看，虽然是说着我们，我们可以大度地不管。但是如用了汉文在中国内地发行，那可是不同了，它明明是写给我们看的了，报上又声声口口很亲热地叫“吾国”，而其观点则完全是日本人的。凭了利害截不相同或者竟是相反的外国人的标准，来批评指导中国的事情，自政治外交以至社会家庭，思想道德的问题，无不论列，即使真是出于好意，我们已经感到十分“可感谢的为难”，何况《顺天时报》之流都是日本军阀政府之机关，它无一不用了帝国的眼光，故意地来教化我们，使潜移默化以进于一德同风之域欤。日本的特别国情，我们充分地了解与尊重，但它要拿到中国来布施给我们，我们断乎不敢拜受。譬如溥仪出宫的事件，与日本没有什么关系，尽可不必多管，（论理，他们应该为中国贺，但这自然是空不过的空想罢了，）它却大放厥辞，就是康有为[107]办的报恐怕也不过如此。北京的知识阶级为了私斗去利用《顺天时报》、《正报》等固然是“丧心病狂”，那些每天拜读这样的谬论而视若固然的看户也可麻木不仁，就是我们容忍至今，不略示反对之意，此刻想来似乎也未免有点“昏愚”了。我们的反对原是很微弱的，未必能使不长进的国人反省而不阅，也不能希望现在的日本政府反省而停止：但明白的日本人一定会赞成我的反对，因为这实在也于日本有利的。
老实说，日本是我所爱的国土之一，正如那古希腊也是其一。我对于日本，如对于希腊一样，没有什么研究，但我喜欢它的所有的东西。我爱它的游戏文学与俗曲，浮世绘，瓷铜漆器，四张半席子的书房，小袖与驹屐，——就是饮食，我也并不一定偏袒认为世界第一的中国菜，却爱生鱼与清汤。是的，我能够在日本的任何处安住，其安闲决不下于在中国。但我终是中国人。中国的东西我也有许多喜欢的，中国的文化也有许多于我是很亲密而舍不得的。或者我无意地采集两方面相近的分子而混和保存起来，但固执地不可通融地是中国的也未始没有：这个便使我有时不得不离开了日本的国道而走自己的路。这即是三上博士所说幸亏日本没有学去的那个传统的革命思想。因为这个缘故，无论我怎样爱好日本，我的意见与日本的普通人总有极大的隔阂，而且对于他们的有些言动不能不感到一种愤恨。愤的是因为它伤了我为中国人的自尊心，恨的是因为它摇动了我对于日本的憧憬。我还未为此而破坏了我的梦，但我不是什么超越的贤人，实在不能无所恨惜。我知道这是没法的，世上没有这样如意的事，只有喜悦而无恨惜；所以我也不再有什么怨尤，只是这样的做下去：可爱的就爱，可恨的就恨：似乎亲日，似乎排日，都无不可，而且这或者正是惟一可行之道。
中国人不了解日本，以为日本文化无研究之价值，日本语三个月可以精通，这种浅薄谬误的意见实有改正的必要。但我们固然不当以国际的旧怨而轻蔑日本的文化，却也不能因耽赏它的艺术而容忍其他无礼的言动。在我们平凡的人，只能以直报怨地分别对付，或者这也是一种以德报德的办法：我们珍惜日本文化，为感谢它给予我们的愉悦，保存它在中国的光荣，我们不仅赞叹随喜，还不得不排除那些将污损它的东西，反对在中国的日本浪人以及《顺天时报》一流的国际的“黄色新闻”。
十四年十月二十日，于北京。

第三部分日本亦有了解中国之必要（1）

绍昌先生左右：
日前张铭三君来，送来《日本研究》第四期一册，并所惠赠之佐佐木理译《希腊神话论考》一册，领收谢谢。哈利孙女士的著作，我在民国初年见了她的《古代艺术与仪式》以后，才注意阅读，一直很是佩服，不独希腊神话上得到种种教示，就是我对于神与鬼等的理解也深受其影响，虽然弗来则博士的著书又是别方面的来源。去年冬天高坂正显博士来北京，在综合调查研究所见面，谈到哈利孙女士的事，知道他也有文章发表过，仿佛觉得在寂寞荒僻的路上遇见了行人，很是高兴。《古代艺术与仪式》已有日本文译本，也出于佐佐木氏之手，曾经得到，这回又承赠予《希腊神话论考》，于感谢盛意之外，又引起我对于译者一种亲近之感，这是常时难有的事，自己觉得殊可珍惜。鄙人因为翻译亚坡罗陀洛斯的《希腊神话》，于民国二十七年春间曾将哈利孙女士的这《希腊神话论》译出，作为附录，交给当时由胡适之博士主管的编译委员会，后来听说这些稿件存在香港，恐怕现在已经不知下落了吧。本文的译本因为在做注释，还留存寒斋，可是《神话论》没法子去查询，也没有决心去重译，这回看见佐佐木译书，便不免感慨系之。日本学问界日益精进，古希腊之介绍研究渐以加多，克贝耳教授的薪火愈传愈大，隔海望之，至为艳羡，中国不知须待至何时，始能有此一日乎。
《日本研究》的定期刊，非由大才与毅力主持，不能迅速成就，切实进展，每期快读，不胜佩服。命写文章，极想尽力，但是力不从心，也颇有些困难，甚为惶恐。鄙人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即曾声明，自己从前所走的路全是错的，即是从文学艺术方面下手去理解日本国民精神，这事完全是徒劳，只有宗教一路或有希望，因为我觉得在这里中日两国民最是不同，我们要能够懂得日本国民的宗教情绪，才可希望了解他的思想与行为。我这意见在近六七年中虽然承蒙日本神道学家的支援与奖励，可是我自己还没有动手去做的决心与勇气，因为宗教本是一头窄的门，而我又恰巧是《新约》上所说的少信的人，那么这件事自然如富翁之登天堂，不是很容易的。截至现在为止，我还只在等候有缘的人出现，向着这条路走去，到得后来再从宝山里回来的时候，请他讲故事给我们听，不但增广见闻，而且可以证明我的条陈究竟正确如何。要批评说懒惰，也是无法，不过天下事往往有设计与实行不是一个人的，所谓成功不必由我，似乎也可引以自解。或者说，这一件如果目下做不动，何妨换一件先来做看，谈谈别的问题呢？这是不可能的。假如我是开着一所店铺，拿不出头号货色来，那么姑且拿次号的，对主顾说明白，问要不要且以此代用，那当然是无妨的，现在却不是这种情形。这有如从前运河里粮船堵住了河道，非把这大船先行发走了，后面的船无论如何没法行驶，我想谈日本文化也须得先就宗教懂得个大概，才能来说别的，现在还是谈不到。近来也胡乱地写作，不过那都是关于中国的，自己的事情不能说全不知道，说到日本文化，现今暂时还得“远虑”，等到把宗教一关打通了之后。因此，自己写文章，实在觉得没有办法，这是要请特别原谅的。
翻译似乎没有这样为难了。其实在去冬曾经有一回想译一小篇岛崎藤村先生的随笔送去，因为藤村先生的有好些散文都是我所十分佩服的，而且那时贵刊正要出藤村纪念专辑，觉得更是没有什么责任，所以决心想那么办，实在却是没有成功。那篇文章题为《短夜时节》，收在昭和五年出版的文集《在市井间》之中，反复看了几遍，觉得实在很好，等到要想动手翻译，才又看出来这里口气达不出，那里句子写不好，结果是思量打算了半天，仍旧一个字都没有写下来。这不是说前回不曾交卷的辩解，其实乃是说明翻译之不容易，假如这所要译的是自己所佩服所喜欢的作者所写的文章。或是原文未必佳妙，原作者未必高明，那么马虎的翻他一下也不见得真是怎么难，不过这类东西又未必有人愿意翻译，我们即使有闲，就是茶也好喝，何苦来自寻烦恼，在白纸上去多写上许多黑字呢。翻译白费心力固然是烦恼，而凭空又负上些责任，又是别一种烦恼，或者是日本所谓迷惑。我刚说翻译藤村文章没有责任，便是因为那时要出藤村特辑，纪念藤村的是非其责自在编辑者，应命为文的人别无干系，若是自己自动地翻译介绍某一作品，那么这责任就要自己去负，也实在是一件很有点儿麻烦的事情。譬如你翻译古典作品，不免有批评家要责备说为什么不介绍现代，如介绍了明治时代作品，又会得怪你不看重从军文士。古人说，责备贤者，自然也是光荣，在旁观的看来，总是有点不讨好，殊有狼狈不堪之印象，不过这里只是客观地说，在自己却自有主观，翻译的时候还是照自定的方针去做，因为自己相信所做的工作是翻译而不是通译，所以没有那些责任。有同乡友人从东京来信，说往访长谷川如是闲氏，他曾云，要了解日本，不能只译文学，要译也须译明治作家之作，因他们所表现的还有日本精神，近人之作则只是个人趣味而已。我很喜欢在日本老辈中还有我们这一路的意见，是颇强人意的事，只要自信坚定，翻译仍是可做的，比较成问题的还只是自己的能力。谈到这里，我对贵刊想说的话差不多就齐全了，文章虽不能写，翻译尚想努力，但是在原则上努力不成问题，何时能够实现却未可知，因为这有力的分量的关系。本来根本不是罢工，可是不免似乎有怠工的样子，上边这好些废话就只是当作一篇辩解。

第三部分日本亦有了解中国之必要（2）

末了顺便附说一点浅陋的意见。我觉得中日两国民现今迫切的需要一个互相坦白地披露胸襟的机会，中国固然极须知道日本，而在日本至少同样的也有知道中国人之必要。理想的办法是各人先讲各人自己的事情，无论怎么说都好，只要诚实坦白，随时互相讨论商榷，不久自然可望意见疏通，感情也会和好。若是甲国专来研究介绍乙国，乙国对于甲国也同样地做，那么是结果大概过犹不及，如不是太偏于客气。在中国与日本，我恐怕这情形就是如此。将来最好变换一个做法，由两国分别办一个大杂志社，中国方面由本国切实的学者文人主稿，撰述关于中国各问题的论文，译成流畅的日本语，按期刊行，供日本国民的阅读，同时日本也照样的办一汉文杂志，这也未始不是文化交流的一个好办法。中国的杂志以介绍中国为主，但也可留下十分之三的地位登载关于日本的文章，以便与日本方面交换意见，日本则附载关于中国的论文。这种有大使命的刊物其实倒很容易办，既然深切地感到东洋民族的运命是整个的，非互相协和不能寻出生路，但能一切出以诚实坦白，消极的条件只须不失国际的礼仪，那么没有什么话不可以谈或是谈不通的。即如杂志的名号，中国所出的便可称为《支那卜日本》（按：“卜”系日文“与”字），日本的称为《日本与中国》，——中国人不必厌恶支那之别号，日本也无须再对中国二字表示争执了。写一封信，乃竟拉扯到三千言，已经有点可笑，末后又说梦话，这梦太好了，霍地醒转时将大失望，还不及做恶梦惊醒觉得快活。不过梦由心造，这里的意思总是诚实的，无妨说说，既然写下之后也就不再涂去。以前我曾写过一篇《中国的思想问题》，这文章当然是不足道，但可以表示我近五六年所用心的地方，若是中国要发刊梦想的杂志，我愿意贡献出去，还可以继续效力，关于日本的则只有那篇《日本之再认识》，事实上是一纸关店的声明，由此可知鄙人所言全无虚饰，亦当为朋友们所共谅者也。
草草不尽，即颂
撰安。
民国三十三年一月十五日，知堂和南。

第三部分支那与倭的名称由来

承霞村先生惠赠“将来小律师”某君所著《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一本，至为感谢。这是民国四年出版的，我当初也曾听到这个名字，但是没有机缘买来一看，到现在似乎已经绝版了。著者痛恨“新名词之为鬼为祟，害国殃民，以启亡国亡种之兆，至于不可纪极”，故发愤作此册，“欲以报效国家社会于万一”，在现今所谓国家主义盛行的时代，仍不失为崭新的意思，可以得大众的同情，不必要我再来介绍。但是忠愤自忠愤，事实到底也还是事实，无论怎样总是改变不过来的，我现在想就某君论“支那”的这一切略略说明，当作闲话的资料。原文云：
支那（China），我译则曰蔡拿。此二字不知从何产生，颇觉奇怪，人竟以名吾国，而国人恬然受之，以为佳美，毫不为怪，余见之不啻如丧考妣，欲哭无声，而深恨国人之盲从也。考此二字之来源，乃由日人误译西洋语China蔡拿者也。
案查中国藏经中向有“支那撰述”的名称。宋沙门法云编《翻译名义集》卷七“诸国篇”中有“脂那”这一条，注曰，“一云支那，此云文物国，即赞美此方是衣冠文物之地也。……《西域记》云，摩诃至那，此曰大唐。”可知支那之名起于古印度，与《奥斯福英文字典》上所说一世纪时始见梵文中者正相合。“西洋语”不知何指，但看写作China而读如“蔡拿”，当系英吉利语无疑，武进屠寄氏亦曾主张支那原音应作畅那，与此说一致。但考《西域记》成于唐太宗贞观二十年，即西历六四六年，距七八九年诺曼人侵入英国尚早一百四十三年；即退一步而言《翻译名义集》，该书成于宋高宗绍兴丁丑，即西历一一五七年，是时古英文虽已发生变化，但China之尚未读成“蔡拿”，则可断言也。因为照英国斯威德（Henry Sweet）之“历史的英文法”所说，在十六世纪以前英文中的i字都读作“衣”，所以那时英文中如有这一个字，也只读作“启那”，决不会如某君所说的那样，与琼思（Jones）的现代英文国音字典所拼吻合也。
原书在同一篇中又说：
自唐朝呼日本曰倭，形其为东方矮人，因其屡屡扰乱国境，故加之以寇。殊不知唐代之名，竟贻祸于今日，日人引以为奇耻大辱，与天地为长久，虽海苦石滥，亦刻刻不忘于心，铭诸杯盘，记于十八层脑里，子孙万代，无或昏忘。每一文学士作一字典，必于倭字注下，反复详加剖解，说其来由，记其耻辱。……吾因一倭字招人忌恨，割地丧权，来外交之龃龉，皆实其尤。（附注：校对无讹。）
案《前汉书·地理志》云，“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可见呼日本曰倭并不起于唐朝。据《说文解字》第八篇云，“倭，顺貌，从人，委声。诗曰，周道倭迟。”许君生在汉世，倘倭字有“形其为东方矮人”之义，他老人家也总应该知道，带说一句罢。“加之以寇”，则又在唐朝以后。查倭寇之起在日本南北朝时代，西历十四世纪中叶，中国则为元末，距唐朝之亡已经有四百五十年之谱了，硬说割地丧权由于唐代的一字，真是冤乎枉也，我不能不代为辩护一声。日本人是否把倭字铭诸杯盘，我不得而知，但是字典我却查过几部，觉得“说其来由记其耻辱”的也不容易找到。字典中有倭字一条，这当然是汉和字典，我查服部与小柳二氏的，滨野的，简野的诸书，（凑巧这些人不是文学博士便是布衣，没有一个文学士，）只见大抵是这样写着：
倭人  古支那人呼日本人之称。
倭夷  古支那人呼日本人贱称，又倭奴，倭鬼。
这里所谓贱称显是指夷奴等字而言，与倭字没有什么关系，看“倭人”一条可知；其后且有“倭舞”之名，则系日本人自定，用以代“大和舞”（Yamato-mai）者。日本古训诂书之一为《倭训刊》，又古织物有“倭文织”一种，至今女子名倭文字（Shidzuko）者亦仍有之。著者谓日本讳倭字，至于为侵略中国之原因，愚未之前闻，不知其出于什么根据也。
本来做律师的人关于这些事情不很知道也还不足为病，我决不想说什么闲话，但是著者是堂堂鼓吹国粹，反对夷化的人，知己知彼，似乎也是必不可少的，故不惮词费，加以订正，以免盲人瞎马的危险。这个题目，照我作句上的趣味，本想写作“倭与支那”，但是一则因为文中次序有点不同，二则又因为恐怕要触爱国家之怒，所以改成现在这样，虽然这个调子我不大喜欢。
（民国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第三部分佛文化使者鉴真和尚（1）

今年一九六三年是鉴真和尚的逝世一千二百年纪念，听说中日两国都要盛大地开会纪念他，所以我来写这篇东西凑个热闹吧。不过参考材料十分难得，我所有的只是安藤更生的两部著作，一是《鉴真》，一是《鉴真大和上传之研究》，他是早稻田大学的日本美术史教授，是专门研究鉴真的，因为那部《鉴真大和上传之研究》得到了文学博士的学位，出版的那本传就要日金二千七百圆，我也没法去购得，还是承他送给他一册，这才能够看到，但是，我觉得独占有点可惜，所以转送了北京图书馆了，现在留着做我的参考的就是那小册的《鉴真》而已。安藤氏还在研究中日的“肉身佛[111]”，著有《日本的木乃伊》一书，不过那是题外的话了。
鉴真和尚（日本称他作“大和上”，因为在七百五十八年曾经敕封他这个称号）是江苏扬州的江阳县人，俗姓淳于，生于唐中宗嗣圣五年（六百八十八年）也即是武后的垂拱四年，其时正是盛唐时代，比王摩诘还要早生十一年，比李太白早十三年了。小时候在扬州大云寺出家，神龙元年（七百零五年）十八岁的时候从道岸律师受了菩萨戒，在三年之后又在长安实际寺从弘景律师受了具足戒，就成了一个资格完备的僧人了。他的专门研究乃是律宗，对于道宣的《四分律行事钞》和法励的《四分律疏》最有研究，此外也跟了弘景学过天台宗的教义。以后在洛阳长安游学七年，在二十六岁的时候开始登座讲演律疏，就成为有名的律宗大师了。
其时日本政府很需一个律学专家，传授戒律，这事似乎是专属宗教问题，里边却有政治的关系。虽然大化革新（六百四十六年）仿行中国古时的善政，但是奉行的官吏不良，结果反增加人民的苦痛，因此农民生活困难，为免除租税课役起见，多削发变为僧尼。那时佛教盛行，但因制度还未完备，就是正式僧侣也因缺“三师七证”这些传戒导师，多是“自誓受戒”，不能如法授得出家人的“具足戒”。为得要补救这个缺陷，必须从中国迎接杰出的戒师，建立起正确的传戒规范来才好。当时首相舍人亲王接受了高僧隆尊的这一建议，便在天平五年（日本年号，七百三十三年）四月派出“遣唐使”去的时候，叫同船出发的留学僧荣睿、普照两人兼办招请戒师的事务。荣睿、普照首先请得敕许，从洛阳大福先寺的定宾受了具足戒。以后在京洛各处留学，到了玄宗天宝元年（七百四十二年）已经过了十年，便打算回国去了，想到招请戒师的事，便同长安大安国寺的道抗商量。道抗乃是鉴真的一个弟子，说这顶好是请教于他，反正到日本去那时是要从扬州出发的，其时鉴真五十五岁，正在扬州大明寺讲律。大约当时并没有想请他自己去的意思，因为像他一个淮南第一流的名僧怎能请他屈尊去呢，无非是想他推荐一个适当的弟子罢了。荣睿、普照就请道抗一同到扬州去，道抗答应了，同行的人还有长安僧澄观，洛阳僧德清，朝鲜僧如海，此外有从日本来的留学僧玄朗、玄法，也一同去扬州预备回国去。
道抗与首相李林甫的哥哥林宗相识，荣睿等因此去见李林甫，请求出国的帮助，林甫不但答应，还替他们出主意道，对外可说是往天台山去进香，因为陆路不便所以从海道去，如幸得顺风可以直去日本，万一风向不对，漂流到中国沿岸，有天台去的公文作证，也就无妨了。当时政府禁止人民私自出国，所以这样安排，林甫又给写信介绍在扬州作官的侄儿李凑，叫他帮助造船预备渡海。
这年冬天荣睿等到了扬州，去谒见鉴真，跪述请求戒师的意思，希望在众弟子中间任择一人前去，鉴真便问人谁愿意去，却无人回答，末了有祥彦说道：
“日本道路辽远，生命难保，渡淼漫的沧海，百不一到。《涅经》云，人身难保，中国难生。现在进修未备，道果未得，为此大众皆不能回答。”鉴真便道：
“此为了佛法，何惜身命。你们如不去，就是我去吧。”祥彦大惊道：
“若是和尚自己亲去，那就不一样了。那么，彦亦随从了去！”
于是事情就决定了，愿意随行的有道抗、思托、如海、澄观、德清等共二十一人，这个结果殊出于荣睿等的原来希望之外了。计划等第二年天宝二年春天出发，那时候在浙江沿海地方有海贼吴令光一班人四出劫掠，海路不通，但是他们却不以为意，着手准备，满拟准时出发。到四月里道抗忽然提议道：
“我们去到外国，是为传戒法的关系，都是品行高尚的人，像如海这样学行缺乏的人，叫他不要去好了。”如海听了这话大怒，不顾前后，便自裹头径往采访使官厅，说道抗通谋海贼，造船储粮食，集合海贼五百人于各寺，预备进城来。那时淮南道采访使是班景倩，闻报大惊，先将如海下狱询问，遣人往各寺搜捕贼党。道抗被捕，供如李林甫所教的那样，有他给李凑的信可证，得以没有事，只把那船没收销案，将诬告的如海革除僧籍，杖六十，流放本籍。第一次的航海计划就是这样失败了。
第二次的航海就是这一年的十二月里举行的，同去的人是祥彦、道兴、德清、思托、荣睿、普照等十七人，前回闹事的道抗已经不在，那另外两个留学僧也已自去了，加上水手十八名，画家、雕刻家、玉石工、刺绣工，一总共有一百八十五人，可见此去原意大兴佛教艺术，只可惜遭了顿挫，船从扬州出了扬子江口，遇见大风，飘到明州（宁波）附近，为巡逻船所救，收容在阿育王寺里。

第三部分佛文化使者鉴真和尚（2）

可是航海的计划还在进行，鉴真等一行人则应了越州（绍兴）的龙兴寺僧侣的招请，前来讲律授戒，随后往杭州湖州等地方讲学。等到回到阿育王寺的时候，越州的僧人知道鉴真要往日本去，便去告诉州官，说荣睿主使鉴真将去日本，山阴县尉便差人把荣睿捉来，戴上行枷送到京里去，到了杭州却生了病，因请保释医治，末后报了死亡，得以逃生，到阿育王寺去，这样子第三次的计划便无形消灭了。
鉴真叫他的弟子法进带了两个人前往福州办具船只，预备作第四次的航海，自己却慢慢地从台州经由永嘉（温州）前去。可是到了台州黄岩县住在禅林寺里，次日早晨却突然来了采访使署官差，一行都被逮捕了。这一次的计划又被妨碍了，随后知道这乃是由于鉴真的弟子灵的告密，这似乎有点奇怪了。灵虽是弟子，可是他很不赞成他老师去日本的计划，以为高年不宜冒海路的危险，而又无法阻止，所以末了只好这样的办。其实越州僧人当初请鉴真去讲学，随后又去告发，似乎也可不必，但是连起来想，大概也是好意的要破坏这计划，因为在越州有昙一，杭州有灵一，都是灵师事法慎时候的同门，所以绍兴的和尚们或者是受了灵的托付，也未可知呢。但是这在鉴真看来，为佛法故应当不惜身命，今乃顾虑个人安危，乃是不明大义，非吾徒也。灵在扬州龙兴寺里对于鉴真表示十分忏悔，每日从晚八时直站到早晨四时，如是者经六十日，还是不蒙许宥，后来经别人调解，这才算了。
以后三年计划似乎停顿了，直到天宝七年（七百四十八年），这才又发起第五次的航海，同行者计祥彦、德清、思托、荣睿、普照等十四人，水手十八人，其他希望同行的人一共三十五人，于六月二十七日出发。这一回在大海上漂流了很久，终于半年之后到了海南岛，随后由对岸的雷州上了岸，经由桂林、广州、赣州、江宁回到扬州的龙兴寺里。但是在这回旅行期中，鉴真却有不小的损失。其一是在端州，荣睿病重终于逝去了，其二是鉴真的眼睛很不好，渐渐的要看不见东西了，广州有胡人善治眼病，叫他治疗也没有见好，据推想原是白内障，大约因为手术的预后不良，所以终于瞎了。其三则是在赣江舟次，祥彦也得病死了。坚持渡日，冒险五次没有成功，随后徒众凋谢，自己又复目盲，年纪也已六十三岁了，但是立志不改，这种强毅的精神的确值得后人的敬佩的了。
鉴真于次年二月到了平城京（即奈良，是那时的京城），敕使安宿王率仪仗兵至罗城门相接，至东大寺居住，就是有新铸五丈余的大佛的所在。三月里吉备真备当敕使来了，宣敕语道：
“大德和上远涉沧波来投此国，诚副朕意，喜慰无可言喻。朕造此东大寺，经十余年，建立戒坛，欲传受戒律，自有此心，日夜不忘。今诸大德远来传戒，冥契朕心，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之事，一以任诸和上。”未几奉敕赐鉴真及法进，普照、思托等八人以传灯大法师的称号，并赐鉴真绢二十匹、缯二十匹、粗布三十端、细布一百屯（古代以绵六两为一屯，此似即以重量计），余人各给一半。是年四月初在东大寺大佛殿前筑戒坛，圣武天皇（应该称作上皇，因为日本那时也是女帝，即孝谦天皇，似乎是受了唐朝的影响，正是同中宗即武后和孝宗的关系一样）登坛从鉴真受了菩萨戒，太皇太后和孝谦天皇也受了戒，随后受戒的沙弥证修等四百余人。五月一日将天皇受戒的坛土移至西边，别造一个戒坛院，这至今尚存，又造四天王铜像，至次年（七百五十五年）落成，举行授戒，自此具备三师七证，有正式受过戒的师僧十八到场的，受戒才算有效，佛教的戒法正式成立了。
天平宝字三年（七百五十九年）鉴真从僧纲的事务引退，离去东大寺的唐禅院，另找住处，是为“唐招提寺”。其前一年有敕法：
“大僧都鉴真和上，戒行纯洁，白头不变，远涉沧波，归我圣朝，号大和上，恭敬供养，政事躁烦，不敢劳老，宜停僧纲之任，集诸寺僧尼欲学戒律者，悉从之学习。”奈良朝汉文学家淡海三船所著《唐大和上东征传》里记这事的缘起道：“时从四方来有欲学戒律者，以无供卷故多退还。此事上达天听，乃于宝字元年丁酉十一月二十三日，敕赐备前国水田一百町。（古代地制一町为百亩。）大和上欲以此田建立伽蓝。时有敕旨施大和上园地一区，此故一品新田部王之旧宅也。普照、思托请于大和上，以此地为伽蓝，俾长传《四分律藏》，法励之《四分律疏》，《镇国道场饰宗义记》，道宣律师之《行事钞》，以持戒之力保护国家，大和上言甚善。即于宝字三年八月一日私立唐律招提之名，后请官额，因此而定，以是日请善俊律师，讲彼疏记等书。其所建立，即今之唐招提寺也。”淡海三船乃是当时有名文人，与鉴真也友善，在鉴真死后因了思托的请，乃写这一卷《东征传》，给他作纪念，不但是鉴真传的史料，也是奈良时代汉文学的贵重资料，因为那时候日本还没有“假名”，所用全是汉文，现在留存的除了汉字拼写的《万叶集》和《古事记》以外，就只有那些汉文所写的了。三船曾经做过中央和地方的长官，长期任“大学头”兼文章博士，在古代文学史上是有适当的地位的人。
那时鉴真已是七十六岁了，在天平宝字七年（七百六十三年）也就是唐代宗广德元年五月初六日，终于圆寂了。从那年春天起，鉴真就身体不大好，他的弟子忍基梦见唐招提寺的栋梁折了，觉得是老师圆寂的先兆，于是同弟子们商量，给他造像，这便是现在的国宝，招提寺的“鉴真和上坐像”。像高二尺六寸五分，安置在开山堂里，因为生前模写，故制作特精妙，为日本古代塑像的惟一佳作，但因缺乏漆料，故所制干漆夹像甚为单薄，故稍现驼背，唯金堂本尊的夹像亦是干漆极薄，此盖由于物质条件之差，亦是无可如何。此外雕塑佛像甚多，大率是木像或木心干漆及木心塑像，皆是唐代式样，也是极为难得，但此是美术史上的事，不是外行人所能懂得的了。
关于鉴真的事迹现在只存淡海三船的一卷《东征传》可为依据，至永仁六年（元大德二年，即一千二百九十八年）有僧运行绘为《东征绘传》五卷，至今尚有传本。鉴真的弟子思托写有《大唐传戒师名记大和上鉴真传》三卷，略称《大和尚传》，对于《东征传》也称作《广传》，大概是他做了供三船参考用的，可惜散逸不传了。至于中国方面的材料，则听说在《宋高僧传》卷十四，有讲鉴真的文章，不过没有看见，所以也不说了。

第三部分入唐求法僧人见闻录

《巡礼行记》：
入唐求法僧人见闻录
得到“东洋文库”影印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部，共四卷，系日本僧圆仁撰，用汉文记唐开成会昌间（838～847）在中国时事。圆仁上人（794～864）为传教大师弟子，入唐求法，经历现今之苏皖直鲁豫秦晋七省，归国后专力于宣教行化，确立天台宗派，殁后赐谥慈觉大师。《巡礼行记》历记十年内所见闻阅历之事，其价值可与玄奘法师之印度纪行相埒，读之不特可知当时社会情形，颇有趣味，亦多可以补史乘之缺，如会昌灭法事在正史上所记均简略，今据此记可稍知其详。本书有活字本，在《佛教全书》等丛刻中，惟系大部，殊不易得，此本系据古写本影印，卷末署云：
“正应四年（1291，元至正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于长乐寺坊拭老眼书写毕。……法印大和尚位遍照金刚兼胤（七十二）记之。”字体古朴，有唐人写经意，颇可喜，惟系老年之笔，故有时笔画模胡，不易判读。今择取数节转录于后，有显系脱误处已为改正，余悉仍其旧。
（一）寿宗卿
太子詹事寿宗卿撰《涅注疏》二十卷进，今上览已，焚烧经疏，中书门下令就宅迫索草本烧焚。其敕文如左：
“敕银青光禄大夫守太子詹事上柱国范阴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寿宗卿，忝列崇班，合遵儒业，溺于邪说，是扇妖风，既开眩惑之端，全废典坟之旨，簪缨之内，颓靡何深。况非圣之言，尚宜禁斥，外方之教，安可流传，虽欲包容，恐伤风俗。宜从左官，犹谓宽恩，可任成都府尹，驰驿发遣。”
太子詹事宗卿进佛教《涅经》中撰成《三德》廿卷，奉敕：“《大圆伊字镜略》二十卷，具已详览。佛本西戎之人，教张不生之说，孔乃中土之圣，经闻利益之言。而寿宗卿素侪士林，衣冠望族，不能敷扬孔墨，翻乃溺信浮屠，妄撰胡书，辄有轻进。况中国黎庶久染此风，诚宜共遏迷聋，使其反朴，而乃集妖妄，转惑愚人，位列朝行，岂宜自愧？其所进经，内中已焚烧讫，其草本委中书门下追索焚烧，不得传之于外。会昌三年（843）六月十三日下。” （《巡礼行记》卷四）
（二）赵归真
道士赵归真等奏云，佛生西戎，教说不生，夫不生者只是死也。化人令归涅，涅者死也；感谈无常苦空，殊是妖怪，未涉无为长生之理。太上老君闻生中国，家乎太罗之天，逍遥无为，自然为化，飞练仙丹，服乃长生，广列神府，利益无疆。请于内禁筑起仙台，练身登霞，逍遥九天，鹿福圣寿，永保长生之乐，云云。皇帝宣依，敕令两军于内里筑仙台，高百五十尺，十月起首（案此是会昌四年），每日使左右神策军健三千人搬土筑造。皇帝意切，欲得早成，每日有敕催筑。两军都虞侯把棒检校。皇帝因行见问内长官曰：“把棒者何人？”长官奏曰：“护军都虞侯勾当筑台。”皇帝宣曰：“不要你把棒勾当，须自担土！”便□船去。后时又贺筑台所，皇帝自索弓，无故射杀虞侯一人，无道之极也。   （同上）
（三）乞粮食
从登州文登县至此，青州三四年来，蝗虫灾起，吃却五谷，官私饥穷，登州界专吃橡子为饭，客僧等经此险处，粮食难得，粟米一斗八十文，粳米一斗一百文，无粮可吃，便修状进节度制使张员外乞粮食：
日本国求法僧圆仁  请施斋粮
右圆仁等，远辞本国，访寻尺教，为请公验，未有东西，到处为家，饥情难忍，缘言音别，不能专乞，伏望仁恩，舍香积之余供，赐异蕃之贫僧，生赐一中，今更恼乱，伏涂悚愧。谨遣弟子惟正状，谨疏。
开成五年（840）三月二十五日日本国求法僧圆仁状上员外阁下，谨宣。
员外施给粳米三斗，面三斗，粟米三斗，便修状谢：
日本国求法僧圆仁谨谢
员外仁造给米面，不胜感戴，难以销谢，下情无任感愧之诚，谨奉状陈谢，不宣，谨状。
开成五年三月二十五日日本国求法僧圆仁状上
员外阁下，谨宣。   （同卷二）
（四）吃人
打潞府兵入他界不得，但在界首，频有敕催，怪无消息，征兵多时，都不闻征罚者何？彼兵众惊俱，捉界首牧牛儿耕田夫等送入京，妄称捉叛人来，敕赐对刀于街衢而斩三段，两军兵马围着杀之。如此送来相续不绝，兵马寻常，街里被斩尸骸满路，血流湿土为泥，看人满于道路，天子时时看来，旗枪交横辽乱。见说被送来者，不是唐叛人，但是界首牧牛耕种百姓，枉被捉来，国家兵马原来不入他界，恐王怪无事，妄捉无罪人送入京也。两军健儿每斩人了，割其眼肉吃，诸坊人皆云，今年长安人吃人。   （同卷四，案此系会昌四年事）
（一九二七年四月抄）

第三部分汤岛圣堂参拜之感想

东京的本乡汤岛，和我是颇有情分的地方。光绪丙午为明治三十九年，余初至东京，即住在汤岛一下宿内，将及两年，故汤岛实为旧游之地中最可记念者也。汤岛圣堂见于载籍，素所知悉，惟向未得到，盖平常由汤岛东行往本乡三丁目，往神田则南行过御茶之水或水道桥，又或往日本桥，亦乘电车经过须田町，则绕出圣堂之西矣。七八年前曾趁暑假往游东京，择居于本乡之菊坂，至汤岛二丁目一看，震灾后下宿固久已不存，圣堂正在复建，亦尚未毕功也。今年四月，以事东行，在东京停留四日，乃得有机会参拜圣堂，可谓幸事，唯时间匆促，惜未能细观耳。大成殿门墙梁柱皆黑色，宇野先生云，此系依照朱舜水之说，不知何所取义。案中国孔庙并不如此，查舜水《朱氏谈绮》卷中，大成殿项下确说明用黑漆，想别有根据，今不可得而知矣。斯文会出版有《日本现存文庙》一书，共列三十一图，其中自以汤岛规模最为宏大，其他地方有全同神社，或只一楹者，余见之重有感，更觉得孔子意义之重大也。亚洲古来曾出二圣人，是为孔子与释迦，佛法本是宗教，教化所及，寺院遍于东亚，盖无足异，若儒家所说但是道德，而影响亦及于国外，不为种族地域所限，则孔子视释迦为尤难矣。窃思孔子之教大抵只是一仁字，此与释氏之慈悲近似，但后者推至究极，而前者则止于中庸，此固可云不彻底，惟其可贵处亦即在此。盖孔子之道，常道也，看似平凡，却至真实，以理想论，其空灵微妙或不及出世法，若论实践，则惟此可常亦可久耳。《孟子·离娄下》云：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又云：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儒家用世以禹稷为理想，亦自坚苦卓绝，但以视菩萨投身饲饿虎之精神，则又可见其同而异矣。孔孟心在为民，惟不曾全把自己没杀，乃是推己以及人，如《大学》所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也。焦理堂《易余龠录》中有一则云，“先君子尝曰，人生不过饮食男女，非饮食无以生，非男女无以生生。惟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货好色之说尽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学《易》三十年，乃知先人此言圣人不易。”简单的几句话，贯彻物理人情，能将圣人之常道说得明白无遗蕴。墨子主兼爱，而说明云己亦在人中，由是可知人己并重盖是东方道德上之一健全性，根基本甚深广，而儒家则所存独多者也。晚近思想界多受西洋影响，盛行各派极端的主张，其言或甚美，而多近于宗教，不合于人情物理，无论其为左为右，均为过激，大抵害多于利，如凡极端为社会国家而轻个人者，其危险倾向皆可惧也。孔子中道，庶几为救时之良药，中国为孔子故乡，其道当可重光，日本民间多文庙，今又得至汤岛瞻礼圣堂，知孔子影响之远大，深希望东亚得以保存其思想上之健全性，维持人道与和平，此盖不独为孔子之光已。
中华民国三十年五月四日记于北京

第三部分从羊羹到羊肝饼

有一件东西，是本国出产的，被运往外国经过四五百年之久，又运了回来，却换了别一个面貌了。这在一切东西都是如此，但在吃食有偏好关系的物事，尤其显著，如有名茶点的“羊羹”，便是最好的一例。
“羊羹”这名称不见经传，一直到近时北京仿制，才出现市面上。这并不是羊肉什么做的羹，乃是一种净素的食品，系用小豆做成细馅，加糖精制而成，凝结成块，切作长物，所以实事求是，理应叫作“豆沙糖”才是正办。但是这在日本（因为这原是日本仿制的食品）一直是这样写，他们也觉得费解，加以说明，最近理的一种说法是，这种豆沙糖在中国本来叫作羊肝饼，因为饼的颜色相像，传到日本，不知因何传讹，称为羊羹了。虽然在中国查不出羊肝饼的故典，未免缺恨，不过唐朝时代的点心有哪几种，至今也实难以查清，所以最好承认，算是合理的说明了。
传授中国学问技术去日本的人，是日本的留学僧人，他们于学术之外，还把些吃食东西传过去。羊肝饼便是这些和尚带回去的食品，在公历十五六世纪“茶道”发达时代，便开始作为茶点而流行起来。在日本文化上有一种特色，便是“简单”，在一样东西上精益求精地干下来，在吃食上也有此风，于是便有一家专做羊肝饼（羊羹）的店，正如做昆布（海带）的也有专门店一样。结果是“羊羹”大大的有名，有纯粹豆沙的，这是正宗，也有加栗子的，或用柿子做的，那是旁门，不足重了。现在说起日本茶食，总第一要提出“羊羹”，不知它的祖宗是在中国，不过一时无可查考罢了。
近时在中国市场上，又查着羊肝饼的子孙，仍旧叫作“羊羹”，可是已经面目全非，——因为它已加入西洋点心的队伍里去了。它脱去了“简单”的特别衣服，换上了时髦装束，做成“奶油”、“香草”，各种果品的种类。我希望它至少还保留一种，有小豆的清香的纯豆沙的羊羹，熬得久一点，可以经久不变，却不可复得了。倒是做冰棍（上海叫棒冰）的在各式花样之中，有一种小豆的，用豆沙做成，很有点羊肝饼的意思，觉得是颇可吃得，何不利用它去制成一种可口的吃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