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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序一：七星高挂下的寻觅

高星是我结识的众多诗人中，颇为独特的一个。他是那种对生活有着庄重承诺，并努力实现完美，同时又对艺术保持隐秘冲动的人。他自如地平衡着两侧的世界，互不伤害，敛起了暗中的锋芒。我喜欢这样警醒的人。比如你是一位旷世的哲学家，你还能去街边的眼镜铺子里磨镜片，赚取家用；再假如你是一个天才诗人，你还能跑去陌生人的家里，耐心宣传政策法规，推销各类保险单，拿上一笔养家糊口的提成。其实，你们明白我说的是哪两位前辈大师。是的，他们对日常生活的孜孜以求，尽可能地保卫了头脑中的那片湿地，在那里，群鸟翔集，羽翅峥嵘，艺术时时保养着它湿润的蛙皮。
黄河之畔，西北腹地的一座微弱小城里，我一共接待过三次高星。很不幸，前两次他是以保险工作者的身份出现的，他的脸上写满了对职业的谦逊，对同行的礼貌。2003年农历正月初一，高星在深夜抵达兰州。在一条灯红酒绿的街边，他以诗人的嗅觉，铺开了一卷地图，一脸灿烂地说：
——提着灯笼走河西。
这就是本书的由来。那时候，我刚刚写完一部中篇小说《大地上的罪人》。我虚构了一个人物，让他从肃州城（今酒泉）里赶出一群羊，沿着万里长城的废墟往下游走，掠过了甘州（今张掖）和凉州（今武威），也掠过了古浪驿、乌鞘岭、武胜驿、红城子、永登驿，一头扎进了兰州城。羊群一路吃青，几个月后便膘肥体壮了。这个拦羊人的目的地是城里的肉铺子，他要把一群羊送进去，让羊各自挨上一刀，完成它们在世上的命。这个家伙一路上都在为羊群忏悔，说，你们的命眼睁睁就要完成了，可我的命在哪里呢？谁在后头撵着我的脚跟呢？他找不见答案，我也一无所获。所以，当高星不期而至，揣着一分激动和想象，要提着灯笼走河西时，我困惑地问自己：
——他执命向西？
此后的日子里，高星踏着春节的喜气，一路跑向了高地。他叩问民俗，翻阅典籍，拜访酒事，结交贫下中农，倾听六畜的嘶鸣。在冬日的祁连山下，在史书所称的这一条“凿空之路”上，他完成着自己的诗人之命。
对河西走廊下的这段丝绸之路，已经有太多的人书写过。它是一条贩卖过大蒜、玻璃、丝绸和瓷器的大路；它是一条交流过杂耍、喷火术、小丑的大路；它是一条传播过宗教与传说的梦幻大路；它也是一条成吉思汗、吐蕃民族和左宗棠走过的荒芜英雄路。法显写过，玄奘写过，张骞写过，班超也写过。在深入西北腹地的隐约大道上，暗夜深广，七星高悬，历史和传说湮没着，寂静如流沙之下的一卷木简。现在，一个叫高星的诗人，还能说些什么呢？
在戈壁上
一个人在走
是我在走
两个人在上
是我们在走
几个人拥挤在车上
是车在走
在城市里
车很多
人很多
我很少
是的，只有一个诗人高星。在他提着灯笼穿州走府后，又回到了人稠密布的城市生活中。几年前的一个夜晚，我待在高星家里，看他介绍着博古架上琳琅满目的收藏品，听他眉飞色舞地讲述着每一件藏品背后的故事。我明白，他心中有一片理想的湿地，在湿地的海拔上，气象飞卷，七星高挂。
叶舟
2003年7月于兰州

序序二：奔走的高星与孤独的河西

2002年初我从甘肃去哈尔滨途经北京,同行的朋友介绍我认识了高星。午饭时的一瓶白酒，很快拉近了我俩的距离。除了文学，我们多半说的是古玩。那天，我多次鼓动高星到河西走廊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2003年农历正月初一的晚上，高星从北京飞抵兰州，次日一早进入河西走廊，开始了他“多方位寻觅”的又一旅程。
河西的春节和中国汉族聚居地区无甚区别，大家在鞭炮爆响的纸屑中消受着难得的安闲，亲友们来往走串，相互传递着来年的祈祝和忧虑。原本就不太热闹的古墓和遗址，更多了几分冷落。这无疑是探幽访古的最佳时机。高星在武威造访了“铜奔马”出土的汉墓，在民勤找到了将要消失的皮匠和年近七旬的毡匠等手工艺人，然后夜奔金昌，沿着颓败的汉长城遗址，踏上了寻找“古罗马军队后裔”及黑水国、裕固人的高速公路。
我们的车轮向绵亘千里的河西走廊深处快速推进。南面积雪皑皑的祁连山耸立如墙壁，遮去了半截天空，北侧的漠野和戈壁铺展着无垠的疲惫和敌意。史书浓缩了这里肥沃自足的过去，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春天却寒冷而乏味。自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后，大批的移民屯垦拓荒，建起了一连串城镇和粮仓。汉朝的风随着张骞的脚印一路吹向唐朝，吹出了中国丝绸之路的黄金地段。且不用从古人的诗句里寻找那些略带夸张的描述，只要留意一下走廊上的地名，就可以看出历史的余烬在时间深处冒出的一丝丝烟雾。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河西人，我在河西生活了将近四十年。对于个人而言，四十年也许就是一辈子。在过去的某些年头，河西彩陶残留的洪荒燧影，大漠沙砾散落的瀚海驼铃，魏晋墓葬珍藏的鲜活丹青，都曾让我在惊叹之余兴奋不已。如今回过头来想想，河西走廊不过是一座仓库，它只管存储，却从来不在乎谁是这些物件的主人。沉默的土地比人更能体味时间的魔法——任何人都不可能比一件有生命力的器物存活得更久。
我生活过二十多年的民勤县，是河西走廊抛出的一只水罐，虽然已近干涸，但还得勉强维持数十万人的生命。它像一只苦胆，被上帝扔在两个沙漠之间。《汉书》里的谷水，今日的石羊河在那里歇脚，冲积出了一条水草丰茂的狭长绿洲。明清两朝来自江浙晋陕的移民，又使这片在汉唐时代人烟稀少的土地逐渐沸腾以致水枯渠干，沙尘飞扬。谁能想到，千百年来碧波荡漾的湖泊在一页史书翻过的瞬间就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迁？相对的封闭歪打正着，或多或少地保留了移民们尚未遗弃的部分习俗。高星在这里发现了固守着阶级斗争观念的博物馆对地主庄院的评述，也看出了民勤地区五百多年来积淀的外显文化和内隐文化的具体形态。如追溯家族来历的门楣，融合了多种方言源流的“民勤土话”，虽为零星的采撷，但也能举一反三，梳理出一个地域潜在的文化脉络。
和民勤邻近的永昌县，近些年以“罗马降人”为焦点，满怀热情地想像着“一支古罗马军队在中国的最后下落”，而且神乎其神地将罗马军队的落脚点定在了某个村里。查考皆无实据，最终“人证”来了——你看，这个黄发蓝眼的永昌农民不是凯撒的子孙是谁？葛兆光先生在《大胆想像终究还得小心求证——关于文史研究的学术规范》一文中写道：“关于古罗马军团在中国的故事……这本来是英国人德效骞很早的一个说法，可是后来很多中国人也跟着说，甚至连当地政府也跟着来，希望变成一个神奇的故事，变成旅游资源。”(上海《文汇报》2003年6月19日)当然，高星没有被当地人的“障眼法”蒙过，他看到的实物只能引发他对“罗马军团”的怀疑，而用“对影子的迷恋”作喻，其意也就不言自明了。
高星说：“在行旅之中，我更偏爱普通景观，拒绝对名山大川的抢占，对名刹古庙也一般只是看看而已，更引起我注重的是那些不收门票的荒野、废墟，哪怕只是一段残墙，一个土坡，我觉得离历史更近，因为那是真实的。”常年在河西生活，我对许多事物已熟视无睹，高星则能发现一些独特的现象。在这方面，我麻木不仁，他感觉敏锐。比如他写到的武威和张掖，那是与我所在的城市邻近的地区。我感觉不到的细枝末节，他却明显地感到并在现象之外思考着原因和本质。
高星认为河西走廊是“多重线性”的。我觉得这种“多重线性”寓意着历史与现代、传统与变异的交融。他在《河西组诗》里流露了此类情绪：“我摸着自己的骨头/和砖头一样冰凉”、“如走马灯的人/一脸干燥的时间落满灰尘”、“只有这最后的一点雷同/把人放进了永恒的孤独”。在他这些诗文和摄影的背后，隐含着“多重线性”的多重孤独。河西走廊的地理位置是孤独的，它远离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即使今天的信息技术能够网罗海角天涯，但它仍在中心的远方。这条漫长的纽带孤独地穿越空间，也在孤独地消解着自己的个性。地理位置上的孤独，不可避免地决定了河西人生存意识的孤独。这个被誉为“粮仓”的走廊，日复一日地被干旱吞噬着躯体，收缩着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版图。一座座相距百公里以上的城市隔着戈壁和沙漠遥相张望，似乎都在无言地诉说着寂寞。隐居在历史里的人物大概也逃脱不了孤独，他们在重重帷幕背后清点着河西历史上的诸多谜语，而这里的现代土著却在为生计游走，哪儿还顾得上历史、文化这些捞不到“光阴”（钱）的玩意儿。话说回来，这也怨不着他们。偌大的河西，就是多重层面的孤独。
陪高星匆匆走过河西，我们一路奔忙，一路胡唱(唱的是他书中所写过的“文化大革命”歌曲)。每到一处，最怯的莫过于河西人待客时必不可少的烈酒，好在高星总是能喝且不醉。高星离开兰州那天晚上，诗人叶舟等几个朋友的饯行酒大概敬得猛了些，我打电话问高星还行吗？高星在那一头显得近乎无奈：“差不多了。”我想高星肯定是惦记着他在黑水国故城遗址拣到的那块汉砖，不敢多喝罢了。至于高星和汉砖在兰州中川机场的遭遇，那就只能打开后面的书页，看看高星如何讲完这个还算有些悬念的故事。
刘润和
2003年7月于金昌

第一部分哥伦比亚·河西走廊·高天行云

挑战者号的传真 来自同一时间**
一条云烟飘坠的图像
电视镜头的定格 比飞机还要形象
碎片齑粉 在寻找的
空间之中 何等的渺小
何况七名宇航员 还有
他们的微笑 一下子没了
比快还快
麦考利芙或者卡尔帕娜·乔娜
成为芳名
一道土墙围起两千年的日子
历史深入的只有土地
疆域的开发与驻守 与大地
保持平行长城的遗迹 可以在地图上圈点
烽燧燃尽的汉简
沙丘掩埋的是天上的风雨
楼兰公主的干尸在丝绸下
还有轻微的弹性
一个牧羊人倚墙而眠
在我的家里 一个六个月的女婴
基本上还是一堆肉
她睡觉的时候 与白天或黑夜无关
只有屋顶上的灯光让她注视 慢慢到来的一生
就像灯后的屋顶一样苍白无力
不像她的名字：高天行云
天太大了 有多大的事呀！
2003年2月1日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着陆前解体坠毁。七名宇航员罹难，人们在事故地点寻找残片。
2003年2月1日我开始对甘肃河西走廊漫游，看见两千年前的土长城，在地表上有明显的遗迹。
2003年2月19日，是我女儿高天行云6个月的日子。
1986年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升空时爆炸，机上七名宇航员（包括一名女教师）全部遇难，当时对我刺激很大，并写了一首诗纪念。

第一部分大夏的武威

黑色的水罐  沙漠上的坐标
石碑上的谶语成为一万言的字典
几座孤坟压着几部经书
木塔的下面寸草不生
不见天日的西夏木板画上
太阳的仆人领着一头小猪
万里无云  天机无限
吮吸泉水的少女
眉毛如剑
马可·波罗  斯坦因  斯文·赫定
如走马灯的人
一脸干燥的时间  落满灰尘

第一部分墓穴中的洞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文物印象最深的当属“马踏飞燕”了。但后来这个形象被中国旅游局当成了标志，所以我走在武威的街上，看见到处都是“马踏飞燕”的大小雕塑和图案，总觉得对于“马踏飞燕”的出土地，一个好端端的标志却被别人抢注了，显得十分尴尬。
“马踏飞燕”出土于武威的雷台汉墓。在导游的引领下，我钻进了墓穴，在墓道的旁边，有一口古井，与墓穴形成了横竖相交的两条洞穴。据说这是一口汉井，在墓穴挖掘时井中还有存水。有的说这口井是后来挖的，挖井时侥幸没有伤及墓穴，以至于后来在土堆上所建道观中的道士们一直饮用此井。另有一种说法是此井是造墓时所挖，有避邪之用，也似乎是为死者留有一升天的气孔和在阴间留有饮水的水源。还有一说法是造墓人为死者后代祭祖时特意留下的记号。
在墓穴中发现古井，我感到很亲切，生活的味道一下子洋溢起来。如今枯井中投放了许多钱币，由于视觉的差异，井底的钱币被放大了几倍，正好说明了人们见钱眼开的心理。
再往前走，头顶上的砖壁又有一个洞穴，这是一个盗洞，一个废弃的盗洞，因为它开在了墓室的外面，而进入墓室砖壁上的洞才是真正的盗洞。盗洞与墓室平行，它不仅盗走了墓中的财宝，而且让外边刺眼的阳光射进了漆黑的墓中，让我们后来人总觉得这个墓穴早已伤了元气，失了原身一般。
盗洞早在汉代中就已出现，因此，“文化大革命”挖掘此墓时，墓中只剩下了青铜器，而珠宝等物早已绝迹，因为汉时青铜器并不值钱。在距离不远的雷台二号墓中，也有盗洞出现，而墓中早已是一无所有，只剩下一条青铜的马尾巴，可见这个盗洞时代并不久远。盗墓人变得越来越贪了。
在墓穴耳室的砖壁中，又有一个洞孔，那是一个防空洞，1969年，当地农民在修筑防空备战工程时，发现了这个墓穴。从此“马踏飞燕”一下从地下“飞”到了地上，并且多次“飞”往国外，声扬四海。
一个小小的汉墓，有墓道，有井孔，有盗洞，有防空洞，地下似乎自古就不得安宁。人们出于各种目的向地下挖洞索取，生活在地上的我们，并不觉得脚下的地层中早已千疮百孔。
在雷台二号墓的墓室门口，看见一具尸骨，人们告诉我这是当年盗墓者的遗骸。这种情景我早年在酒泉魏晋墓中，前年在房山董家林周朝墓穴中，都看见过。想必其他古墓穴中有这种情景的比例也会很高。
为什么古墓中总会有外来人的尸骨，原因便是盗墓者为独吞更多的财宝，在上面接物的人，把墓下递东西的人堵死在墓穴中的。看来盗墓确实是一个充满风险的活计。
因此后来都说，盗墓者只有父子合作才可靠，而且是父亲在上接东西，儿子在下递东西，因为父亲不会杀儿子，虎毒不食子。但是如果儿子在上，父亲在下，那就不好说了，因为俗话说：父亲的心在儿子身上，儿子的心在狗身上。
在漆黑的洞中，我睁大了眼睛，什么都没有发现，除了一堆复原的铜车马阵的仿制品。
纷纷的毛毛，温温的日子
看见唐培玉的时候，他正身披羊皮大袄，坐在家中烤火，冬日的阳光从宽大的窗户上照射到屋子里，如舞台的射灯一样，强烈有序，炉子上的铁壶里冒出几缕蒸气，这种感觉特好，一下子就有了摄影画面的感觉。
63岁的唐培玉介绍说，他小学毕业后，便在农田里干活，17岁时和三爷学做擀毡，从此就再没有放下。唐培玉的爷爷曾对他说：“光会干农活，饥荒来了就会被饿死。而学会一门手艺，就不怕了。”
以至于后来唐培玉又和父亲学做了棉花匠，并又先后学做了白皮匠、编织匠。因此民勤又有了另一种说法：“匠人占三行，裤子也穿不上。”意思是一个人会干的太多了，就什么也不行（精）了。但唐培玉依然很行。
由于地理历史原因，民勤的人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形成畜毛加工产业。那时毡是每家每户必不可少的用具之一，人们铺的是毡，盖的是毡，穿的是毡（用来遮雨的毡衣，御寒的毡裤、毡靴），戴的是毡帽，在冬天连门帘都是毡，可以说无处不有毡。
从事擀毡的匠人一般都扛着简单的工具（说是简单，那巨大的木弓子也够分量），走街串巷，谁家要做活，就在谁家吃住上一两天，原材料由东家提供，擀毡一般都是两个或更多的人在一起干。而在本村干活时，便吃在东家，住在自己家。我问唐培玉老人，为何不在自己家吃饭，那样不可以多挣点饭钱吗？他说吃不吃都拿那些钱，这是老习惯，自古人们外出做工都是为了讨口饭吃。
早年时唐培玉在队里干，算是副业，计工分，而且还要带徒弟。现在周边地区仅剩下的七个擀毡匠也都是他的徒弟。
年轻时唐培玉也经常出远门，他最远到过西藏，也跑过青海的海西，内蒙古的阿拉善。他说出远门就怕干活太少，还挣不出来路费。唐培玉介绍说：“最后一次出远门，是五十多岁在内蒙古临河市及阿拉善左旗。现在年岁大了，跑不动了，就偶尔在邻村作点活计。”唐培玉的绝活儿是手套和毡靴，但当我提出要找出样品来见识见识时，向左右的邻人寻了半天，才找来一副毛毡手套，可见现在人们很少做这个了，而毛毡衣更是少见。唐培玉介绍说：“以前的人光着身子在炕上睡觉，炕上铺一层毡就行了，现在人们讲究干净漂亮，在毡子上又铺了一层褥子，因此毡子使用的寿命就长了，用量也就少了。而年轻人睡木床也不铺毡子。”
虽然现在又有了手扶拖拉机的车坐垫及护膝等新产品，但也不多。因此，他的许多徒弟也都不干这行了，有的改作经营塑料大棚或经营蔬菜，什么来钱就做什么。
唐培玉24岁结婚，有两个子女，儿子虽然学会了手艺，可觉得太脏太累，现还是在地里干农活。同样我提出了机械加工、扩大生产的问题，老人说机械可以洗毡弹毛，但不如手工结实，所以凡用毡的人还是要用手工做的。如果毡要绝迹了，这个行当也就停了。
我问唐培玉外出奔波，有什么不平凡的故事或经历，老人一挥手：没有，没有。他只是强调了一句：一生来，从没有因为价格或质量问题与东家发生过纠纷。老人把生活的平淡，落实到了待人接物的平和与价格公正合理的问题上。
在唐培玉老人院门的门楣上，钉有两个鸡头，老人说这是取吉祥如意之意。从民勤出来，我在山丹高速公路下边的草场上，看见有一位牧羊人披着毡衣在古长城下放羊，构成了一幅典型的画面。回到北京后，我的朋友看见这张照片说：“这就与摆拍的一样。”

第一部分认识民勤

知道民勤，主要是由于诗人朋友刘润和，他是民勤人，看见我喜欢史地旅行，便送我许多有关民勤的书，如《五凉全志校注》、《民勤大屠杀》、《西北角轶闻》、《镇番遗事历鉴》、《武威史地综述》等，真没把我当外人。
民勤如今最大的概念可能就是沙漠化，因为北京的沙尘暴据说都是从民勤刮过去的。由于民勤处于腾格里沙漠与巴丹吉林沙漠夹缝中，而这里又是风口，因此风沙很大，靠近沙漠的村子一次一次地向后迁移，使民勤边上有许多荒废的村子。
民勤的女人很有特色，一般常年用方巾包裹头部，而嘴角两边有两个小疤，说是小时候用香火烫的，以防天花，手上又多有刺青的蓝点，一般是五个至九个，说是为求吉利。
民勤的男人都非常憨厚朴实，且又文采飞扬，写一手好字。朋友润和自中学起就已写诗并获奖，后又对古董有所研究，并善唱一些“文化大革命”歌曲，加进了许多音乐处理；他的朋友李玉寿，我也曾见过，写方志写戏剧，号称“在雨夜里写诗，在雪影中作曲”，并拉得一手不错的二胡。这次在民勤的乡下，又见到一位农民作家唐仪天，他家门上贴着他写的对联，我看简直是书法作品。对此唐仪天却不以为然，而他写的许多散文和小说都很生动，“生动”的“生”是“生命力”的“生”、“原生态”的“生”，有一种赤裸裸的感觉，并时常有“性”的暗示。一些精彩的语句叫人难以忘怀，如“麦子向村子低头”，“父亲一颗饱满的精子，变成了我的模样”，等等。
民勤俗称文化之乡由来已久，有“经书不可不读，骆驼不可不养”之说。因此民勤自古有藏书之风，据《镇番轶事》载：“清乾隆二十二年，清廷镇邑时共查禁书籍五万五十六种，四千又三千册，可见当时藏书一斑。而光绪年间，八国联军入京，民勤人马香亭用二十四峰骆驼从京城送回民勤老家册卷数达万册。”朋友润和也收藏了许多线装本的旧书，并且整齐成套，让我大开眼界。而明代民勤文人孟良胤一生热衷于教育事业，虽无豪华庄院，却有多座学堂书院，喜爱读书一直在这里蔚然成风。
现在的民勤人大多为明清两朝的江浙晋陕移民后裔，因为民勤自古处于边塞，战争不断，旧时称为“镇番”，历史上各代朝廷因此多有移民行为。走在街上会看见许多门上都有木匾或墙饰，上面书写着各种成语，代表祖姓和家谱，这种习俗表达了民勤人强烈的宗血渊源的亲情。
如唐姓来自山西晋阳，门额铭文为“晋阳望族”；李姓为中国大姓，唐时为国姓，又以李氏名人，老子、李白、李广为荣，故李氏门第名称有“紫气东来”、“射虎家声”、“陇西望族”、“青莲望族”、“太白遗风”、“诗礼趋庭”、“北海名流”、“瑞世琼瑶”等等；刘姓多源自江苏丰县、沛县汉朝刘备家族，门楣为“丰沛世胄”；陶姓以陶渊明著称，便为“五柳遗风”；张姓为“百忍流芳”；郭姓为“德昭汾阳”。所有这些门楣书写全出自本族人之手，可见书法在当地相当普及。
民勤民居的门也很讲究，成为真正的“门脸儿”。土墙之间突出一块亮丽的颜色，门上用砖垒出透空的花饰女儿墙，门檐为木雕和彩绘，两侧凸出的小墙上有壁画，门板上有铁饰包裹，门环硕大。现在有钱的人家又在门上贴彩色瓷砖，但很俗气，不过，以后可能又是新的民俗了呢！
民勤的方言也很独特，就连与之相邻的金昌人也有听不明白的地方。如把“他”称为“彼”，把“刚才”称为“先先”，把“昨天”称“夜那个”，把“大后天”称为“外后个”，把“大前天”称为“先前的日”，把上午10点吃的饭称为“腰食”，把下午4点的饭叫”晌午”,而把“远”喊做“呕”喊声越长，传达越远，不但形像而且还要声像。因为民勤人把 “哥儿俩”发音为“锅俩”，极像“姑娘”发音，而“六六”又像“妞妞”，“妞妞”在民勤指“乳房”，“巧”的读音与“悄”相同，因此酒令中的“哥儿俩好啊，六六大啊，巧巧的七啊，快快地来啊”，变成了“姑娘好啊，妞妞大啊，悄悄地去啊，快快地来啊”。
自古有“凉州畜牧甲天下”之说，而民勤处于农牧交替地带，故面食非常考究。而手工业中的皮毛加工的皮匠、擀毡匠也极为普遍，形成了“百工之乡”。这显示了民勤人强烈的生存欲望及能力，也说明了“民勤”人的“勤劳”品性。
民勤小说家唐仪天的背后便是沙漠化的村庄

第一部分先 生

沙子就在孩子的手中
流下来便成了沙漠
油灯一吹就灭
姑娘的笑  两块伤疤
馍馍上有九个红点
毛毛匠打点的日子唉声叹气
一个到过西藏的皮匠
羊群就在门后的院子
在一个深深的地主大院
猫头鹰低头不语
民勤各式的门楼
民勤旧物
民勤方言：刚才的意思。
老汉指着前门上的鸡头说“吉祥”

第一部分地主的大院有多大

大年初二到民勤时，这里的朋友都在岳父家喝酒。街角上有一幢三层小楼，上书大字“腾格里大酒店”，里面没有一桌吃饭的人。从岳父家纷纷赶来的朋友要上楼上包间请客，我说楼下的大厅，不就是咱的大包间吗？而三楼是一个更大的歌舞厅，一些音响设备七上八下，地上落满厚厚的沙尘。超前消费的舞厅，挡不住前行速度更快的风沙侵蚀所带来的时尚终结。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
还有比陌生更陌生的。吃完饭，从饭店边上一拐，便进入一条破旧乡村土道，两边净是五六十年代的旧平房，大多似荒废着。而当一行人来到一座威严的土堡前时，发现它与周边的一切那么的不协调，就像刚才吃饭时那饭店里的歌厅一样。
这里同样没有游人，看门人也没有收我们的门票。这个大院虽不如山西一些地主大院豪华，但也算是很精美了，比我在河北武安看到的地主大院品位上要高出一块。虽然它与大漠上的汉代长城和烽燧相比，年代上要近得多，但我仍惊叹于它当年是如何解决劳力、技术，特别是水的问题。
在大院进口的简介牌上，有大院主人的介绍。大院主人是本地大地主，保安团团长王庆云，当年他追随马步青，形成势力，并窃取军饷，筑成这座集军事防卫、起居、游乐、园苑艺术于一体的私家庄园。因王庆云字瑞庭，并取“瑞庭安宁”之意，故叫“瑞安堡”。我注意到，简介中没有提到解放后王庆云被枪毙的事，而是客观地提到了王庆云当年在民勤开办学校、修建水渠及改善交通的事。我在一本当地2002年7月出版的书中看到，有关瑞安堡的介绍中，却还有这样的语言，感到很可笑：“瑞安堡是恶霸王三贼生前罪恶的印证，也是民勤人民智慧和心血的结晶”；“为我们了解近代史土豪劣绅骄奢淫逸的日子提供了一面历史的镜子；它是民勤人民心血、泪水和智慧的产物”；“它既是罪恶的果实，又是艺术的果实”。
“文化大革命”时期，瑞安堡被种子培育站占用，才得以留存下来，而门楣上砖雕的字或砍去或被用泥糊住。据说瑞安堡主人的后代如今已在南方经商，曾回来看过，并留下大话：“先辈不过如此，还不如我如今的豪宅。”
就像所有地主大院一样，瑞安堡的布局也同样讲究，并有所暗示：“凤凰单展翅”表达美而不飞，“一品当朝”表达升官发财。
站在门楼前，你会看到前面门楼是凤凰的“头”，堡中轴线是凤凰的“脊梁”，双喜楼和逍遥宫是凤凰的“尾巴”，武楼、望月庭、望台和西墙一起构成了凤凰展开的“左翅”，整个庄院呈现出“凤凰单展翅”的优美造型。
而瑞安堡主要有前院、中院、后院三大院和“月”字形院子构成，这就是“一品当朝”的基本布局。前院是“一”字，建筑很少；穿过二门进入中院，中院由东西两侧厢房和左右侧倒座围成一个回廊四合院，这就是“品”字上的“口”字；穿过三门进入后院，后院中间的中西厅和双喜楼将后院分成东西两个小院，这就形成了“品”字两个下“口”；而整个后院和中院两侧又构成了“月”字形院子。
瑞安堡建筑结构中“当”字是按繁体字的“”设计的。前墙和东墙围成了“冖”，门楼、文楼与武楼构成“小”，前院变成了“口”，中院和后院的“品”字变成了“田”字，这样“”就构成了。“朝”的右半边就是前面所说的“月”字形院子，而左边的“”，并不十分明显。因此，我怀疑这是后人有所发现，附会而已。
在前院有一过堂门庭，屋内可通左右，在屏风式的墙上有一山水壁画，而天窗开在屋中，自然光十分强烈，与天窗对应的下边有一圈泄水池，这明显的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之意。
瑞安堡的梁檐雕饰简朴而又讲究，简朴是刀法粗犷，甚至有的地方也不上色，保留原木色彩，与大漠背景相同；而讲究是在这贫瘠的地方，任何雕工都是奢侈之作，砖雕也是如此。走在瑞安堡边墙的回廊上，看到院落中的阴影十分幽深，有几棵樗树探出头来，据说早年总有猫头鹰栖于院中，很是恐怖。但阳光下的屋顶十分平缓，一点也不挺立，线条曲柔，呈现一种轻描淡写的情调。

第一部分皮匠的生涯

民勤属于农牧业交叉地带，古时有“凉州畜牧甲天下”之说。伴随着畜牧业的发达，从事皮毛加工的皮匠历史学家盛行。据考证，秦时武威一带已有了皮革、毡裘等手工业制品，皮革远销西域诸国，可见皮匠的遗风很深远！
来到民勤采访时，正值大年初二，人们都在屋里喝酒待客，我想皮匠是拍不上了。恰巧我朋友在乡下的母亲家，有一家邻居，便是一位很有名的皮匠，名叫马继光。可见皮匠在当地随处可见。
来到马继光家时，家人亲戚正围坐火炉，喝茶、吃酒、嗑着瓜子，地桌上摆着一盘盘糖块和花生，此情此景一下让我想起了我的童年。由于客人的来到，他们纷纷让出座位，闪到了一边。
53岁的马继光身穿蓝色的中山装，从外形气质上看，更像是一个退休工人。他家祖上在河北遵化，还是位武官。明朝由于边塞吃紧，祖上迁移此地并落户下来，马继光祖上多是皮匠，到他这辈已是第五代了。他自小帮父亲做活儿，慢慢也学会了皮匠的手艺，小学毕业后，从事农活儿劳动，后来成了模范，并成了村里第一个拖拉机手，这和他的心灵手巧是分不开的。
80年代初期，土地承包后，父子二人在家开始做皮匠活儿，由于主要加工车马农具的皮活儿，故不用上税，收入还可以。
民勤地少人多，光靠种地解决不了肚子问题，从事手工也是谋求生存的手段。而民勤人生活简朴，皮匠也多为粗皮匠，那些好皮子被外边的人收走，卖到外边，从事皮鞋皮衣加工。这里的皮匠多是使用剩下的次皮加工成一些农具和牲畜的围脖（辔头）、鞍子、鞭子、皮绳及社火用的鼓等。而这里又把专制羊皮袄的皮匠称为“白皮匠”；把从事牛皮、骆驼皮、马皮、驴皮加工的皮匠称为“大皮匠”。分工很细。
随现代农业机械的提高，牲畜的使用量在下降，皮货的生意远不如从前。我问马继光，为何不适应时代需求，开发一些新品种？他告诉我：一生都为农业服务。现在有的印刷厂以及汽车所需的皮件活儿，做不来。而发展成皮革加工厂，资金又不允许。
多少年来一直就是这样，谁家有活儿，找上门来订作，并不是有意识地去成批生产销售，偶尔有多余产品，也就是拿到市场上的地摊去出售。
马继光说：“现在根本谈不上竞争，因为干这活儿的人越来越少了，这个村也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打我父亲起，从事皮匠便很有名，人们都称他为‘马皮匠’或简称‘马皮’，到我这儿，人们也都这么叫着。我儿子并不爱干我这活儿，他觉得干皮匠比干农活还麻烦，还脏，所以还在村里种地。”
我看见从他后院拿出的皮匠工具，大多已陈旧，而且案上也落满了灰尘，一看便知好久没干了。马继光告诉我：2002年一共做了50个左右的围脖。今年开春时，由于春种时节农活忙，还会有些活计。但也无所谓，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吧。
马继光院里停着一辆手扶拖拉车，而他家的门楼两侧也都镶上了瓷砖壁画，这在村里是比较新潮的。马继光拿着陈旧的斗，对我介绍说：这可有一百多年了。我注意到他身后门上贴的对联，上有金色的大字：“创千秋业，造万代福。”

第一部分纷纷的毛毛，温温的日子

看见唐培玉的时候，他正身披羊皮大袄，坐在家中烤火，冬日的阳光从宽大的窗户上照射到屋子里，如舞台的射灯一样，强烈有序，炉子上的铁壶里冒出几缕蒸气，这种感觉特好，一下子就有了摄影画面的感觉。
63岁的唐培玉介绍说，他小学毕业后，便在农田里干活，17岁时和三爷学做擀毡，从此就再没有放下。唐培玉的爷爷曾对他说：“光会干农活，饥荒来了就会被饿死。而学会一门手艺，就不怕了。”
以至于后来唐培玉又和父亲学做了棉花匠，并又先后学做了白皮匠、编织匠。因此民勤又有了另一种说法：“匠人占三行，裤子也穿不上。”意思是一个人会干的太多了，就什么也不行（精）了。但唐培玉依然很行。
由于地理历史原因，民勤的人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形成畜毛加工产业。那时毡是每家每户必不可少的用具之一，人们铺的是毡，盖的是毡，穿的是毡（用来遮雨的毡衣，御寒的毡裤、毡靴），戴的是毡帽，在冬天连门帘都是毡，可以说无处不有毡。
从事擀毡的匠人一般都扛着简单的工具（说是简单，那巨大的木弓子也够分量），走街串巷，谁家要做活，就在谁家吃住上一两天，原材料由东家提供，擀毡一般都是两个或更多的人在一起干。而在本村干活时，便吃在东家，住在自己家。我问唐培玉老人，为何不在自己家吃饭，那样不可以多挣点饭钱吗？他说吃不吃都拿那些钱，这是老习惯，自古人们外出做工都是为了讨口饭吃。
早年时唐培玉在队里干，算是副业，计工分，而且还要带徒弟。现在周边地区仅剩下的七个擀毡匠也都是他的徒弟。
年轻时唐培玉也经常出远门，他最远到过西藏，也跑过青海的海西，内蒙古的阿拉善。他说出远门就怕干活太少，还挣不出来路费。唐培玉介绍说：“最后一次出远门，是五十多岁在内蒙古临河市及阿拉善左旗。现在年岁大了，跑不动了，就偶尔在邻村作点活计。”唐培玉的绝活儿是手套和毡靴，但当我提出要找出样品来见识见识时，向左右的邻人寻了半天，才找来一副毛毡手套，可见现在人们很少做这个了，而毛毡衣更是少见。唐培玉介绍说：“以前的人光着身子在炕上睡觉，炕上铺一层毡就行了，现在人们讲究干净漂亮，在毡子上又铺了一层褥子，因此毡子使用的寿命就长了，用量也就少了。而年轻人睡木床也不铺毡子。”
虽然现在又有了手扶拖拉机的车坐垫及护膝等新产品，但也不多。因此，他的许多徒弟也都不干这行了，有的改作经营塑料大棚或经营蔬菜，什么来钱就做什么。
唐培玉24岁结婚，有两个子女，儿子虽然学会了手艺，可觉得太脏太累，现还是在地里干农活。同样我提出了机械加工、扩大生产的问题，老人说机械可以洗毡弹毛，但不如手工结实，所以凡用毡的人还是要用手工做的。如果毡要绝迹了，这个行当也就停了。
我问唐培玉外出奔波，有什么不平凡的故事或经历，老人一挥手：没有，没有。他只是强调了一句：一生来，从没有因为价格或质量问题与东家发生过纠纷。老人把生活的平淡，落实到了待人接物的平和与价格公正合理的问题上。
在唐培玉老人院门的门楣上，钉有两个鸡头，老人说这是取吉祥如意之意。从民勤出来，我在山丹高速公路下边的草场上，看见有一位牧羊人披着毡衣在古长城下放羊，构成了一幅典型的画面。回到北京后，我的朋友看见这张照片说：“这就与摆拍的一样。”

第一部分民以食为天

走进刘玉莲老人家的时候，我立刻感到这是个有年头的院落，从正屋的柱廊等木质构件上的雕饰就可看出。而对面一排屋子的窗棂也很考究，原来这也是一座所谓地主的院落。虽然它比附近非常有名的大地主院瑞安堡的规模差远了，但据说当年这座院落也是仅排其后的，只是50年代后，大部分院落都拆了，所以已风光不再。
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1947年，这里土匪横行，这个张姓的地主宅院因为没有建成像瑞安堡那样的防御碉堡，只得弃家南逃，留下一位亲戚本家姨夫看家。土匪来了以后，对姨夫进行吊打，用烧红的铁锹烙其后背，逼供财宝下落，开始他还挺着，但土匪又欲烙其生殖器，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地方，姨夫终于招了，土匪将挖出的财宝一抢而空。解放后，张家成了“恶霸地主”，宅院被分，许多院落被拆。今天看到的这个不伦不类的院落仅是留存的一角，而离院门很远的空场上有一棵老槐树，据说当年是种在院中的。
老张头在60年代去世，其二房媳妇生的大儿子解放前就投奔了革命，在县政府工作。但在“文化大革命”时，张家又遭厄运，全家人有家不能回，财产归公，仅存这一院房子又被没收，只得转住亲戚的院子，几个孩子也四处逃荒。
80年代落实政策后，一家人才又回到这个院落。如今在张家看到一两件带雕饰的老家具也都不是什么太好的，大都为了见新，而涂上了厚厚的油漆。古旧的摆设没有几件能留存下来，大都是新购置的物件。
在张家的厨房中，我看到了一个厚重的面柜，柜面是厚厚的独板，两边立面带有装饰的寿桃，从这并不常见的物件可以想像张家当年的辉煌。可能正因为这个柜子对一般人家并不实用，才没被抢走，所以留存了下来。
从这张老面柜里也可以看出，张家是一个非常重视面食的人家。其实在整个贫困的民勤，家家都是很讲究吃面食。
张家的大儿媳妇刘玉莲，如今已经75岁了，她是当年村中有名的做面馍能手。当我问起老太太什么时候结的婚时，孙女抢先说15岁，老太太争辩说：是16岁。大家都笑了，因为都知道：这位天真的老人，如果承认早婚，还有一点不好意思。
刘玉莲是附近的羊路人，家庭条件也不错，祖上是骆驼客，嫁到张家后，可以说没有享一天的福，早年除了吃苦受累，还要挨批斗。但她觉得，只要有口馍吃，人就能活。她乐观地生活着，顽强地生存着，并琢磨出一手做花馍的技巧，在村里很有名气，许多人家过年都向她来讨教，她也时常将花馍送给村里的邻居、乡人。
刘玉莲的老伴九七年去世了。而她的三儿媳妇彭瑞莲也是羊路人，婆媳之间关系相处的特别好，如今三儿媳也是一个花馍能手了。
彭瑞莲九岁时，父母双双去世，由姐姐抚养大，从小自己做饭，因此生活能力特别强，而且心灵手巧。如今过年一大家子的饭全由她操持，她要事先蒸出一大缸的花馍，存起来，每次来客人时，再加热端上来。
看着那些制造工艺精良，手续繁杂，造型巨大的花馍，我心里想：多麻烦呀！我这个习惯消费的城里人，不由自主地想到：这个繁重的活儿，为什么没有专业人士来专门经营呢，就像木匠、铁匠一样，你可以专做花馍，在村子开个铺子。这样大家都可以省事了。
但彭瑞莲并不这样看：做花馍是民勤女人的特点，如果谁不会做花馍，像城里人一样去买馍，是让人笑话的，这不仅仅是花不花钱的事。正因如此，家家都会自己做花馍，也就没有经营的可能性。其实，我认为这还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使然，并不是由生活水平提高而改变的问题。花馍不只是解决饥饿，它还带来了许多精神上的安慰。
我问除了过节，平时的馒头也这样吗？她们告诉我，婚事、丧事、祝寿、抱娃娃都需要，不过一般红事用花卷，白事用馒头，而且办事时一般讲究18个花卷算一盘。除了这些日子，日常食用的馒头，也是这样制作的，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我问彭瑞莲，你的女儿会做花馍吗？她告诉我：会做。站在一边的漂亮女儿，透着一脸城里人的气质。原来，她在金昌市打工，为人家做饭。我问她，你现在还做花馍吗？她说：我平时主要是炒菜，馒头去街上商店买，我都快一年没动过面了。你别听老人们为我吹唬。我看见在说话时，她脸上洋溢着一种轻快。
家中的客人们玩完牌，喝完酒，又要喝面条汤了。三儿媳妇彭瑞莲开始忙碌上了，我注意到她手上有九个蓝点的刺青，与花馍上那点缀的九个红点正好相像。
冬日的阳光照进屋里，话并不多的刘玉莲老人静静地坐在炕头，侧过身去，看着孙女们在一旁玩扑克，她一点也看不明白她们出牌的奥妙。其实她看不懂的还有很多，如墙上贴的大美人挂历，电视里正在播演的韩国电视剧《蓝色生死恋》。但她看得懂正睡在炕里的小重孙子，红红的脸蛋，像放在一旁的花馍一样，鼓鼓的，洋溢着一种香气。
女儿高天行云刚刚学会坐着
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升空前的七名宇航员
雷台汉墓外观
只有新鲜的羊触动历史

第一部分对影子的迷恋

我们的车子一直开到了永昌县的城门楼下，抬头望去，这个城门和以往我所见的城门并不相同，底座虽仍是方形，但三层屋檐，越来越向上收缩，在最顶层终于耸起一个塔尖。形成一个塔状的城门。
城门楼四周路边，摆布着一排排红色的水果箱，呈现出过节的气氛，许多出租车等在路边。过节其实就是一种运动，将水果搬运到别处，而人也随之走来走去。
这个建于两千年前的古县，虽然总是处在历史风云的浪尖，但由于浪太大，永昌小，所以在史书中，永昌就湮灭在“河西”这个大的地理概念之中了。其实霍去病、张骞、隋炀帝、李自成等都曾在这里驻足，但最近永昌的名气并不是因为中国本土的历史名人，而是所谓的“罗马降人”。
80年代末，一种说法开始流行。据说汉代中国称罗马为骊，而永昌也有一个叫骊的古城遗址。而在汉时，当时的罗马帝国发动对安息的战争，遭到围歼，有一支叫普布利乌斯率领的六千余人军团突围而出，一路东移，流徙西域，永昌骊城就是当时汉朝安顿这部分“罗马降人”的地方。而且至今永昌地区有许多罗马人的后裔，黄发蓝眼，更成为这种说法的证明。
这支历史上罗马的突围军队到底跑到了何处，一直没有确切的证据，来到永昌骊城的说法，一直存有争议。当地朋友给了我两本书，一本是由当地学者编著的《永昌县志补编》；一本是由当地小说家创作的《骊书》。前者通篇为古籍考据，而且一点也不曾提到所谓“罗马人”的说法。而后者以饱满的激情，为“一支古罗马军队在中国的最后下落”进行了宏篇巨述。一个重史据，一个重想像，孰是孰非，可略见一斑。
当地的主人建议我去圣容寺，那里有“莫高窟的妹妹”的壁画和塑像，而骊城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新修的罗马柱亭子。我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选择了骊城，我是俗人，也爱凑热闹，圣容寺的瑞像还是留给考古专业人士吧！
为什么“罗马降人”的说法这样盛行呢？因为它有市场，这个市场就是旅游市场。人们都有一种寻找刺激，把玩异类的心态，特别是两千年前，就有洋人落户中国，也是一种民族自足的安慰。就像我们习惯于对自相形似的影子保持迷恋。“六千罗马人的后裔”比霍去病、张骞要有吸引力得多。所以在去骊城的路口，又矗立起了一组巨形塑像，中间站立着一个汉朝将官，两边分别站立一男一女的罗马人，并以羊、麦穗为伴，命名为“骊怀古”。
我们在骊城一段遗存的土城墙角和坡上新建的雪白的罗马柱亭上拍了纪念像，便下到城下的焦家庄乡骊村中，大张旗鼓地找起长得像罗马人来了，以寻找这种说法的活见证。
村里有人把我们领到一个叫焦大的人家，一会儿焦大回来了，是有点像混血的外国人，他让我想起哪部电影里，有这么个形象——凯撒？
焦大原名蔡俊年，只是生于焦家庄，乳名“焦生”，排行老大，所以村里人都喊他“焦大”。焦大生有一女，看上去，也并无什么特别之处，而夫人已于几年前去世。我们劝他再找个媳妇，生个像罗马人的儿子。焦大告诉我们：哪儿有钱呢！焦大一边应付着我们与他纷纷合影，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看来他早已见多识广了。
一番热闹之后，我们出村，回到了荒野戈壁的土道上。西面的一道大梁上有座烽火台，据说这是元明时期的遗物。在这条土路的尽头可抵唐代哥舒翰的大斗军驻地遗址，而路边就是者来寨的位置，看来这也是一条古道，且有据可考。
梁上有一丛丛的芨芨草，残雪掩映在梁上的沟沿后面，远处有一群牧羊在漫不经心地移动，再远处便是山顶有大片积雪的祁连山脉，这全是真实的存在。灿烂的祁连山如一面镜子，渺小的我与悠远的历史都在它隐约的折射之中。

第二部分山丹的长城好看

“山丹的长城好看”，这是许多当地人告诉我的。因为这里地势较高，降雨量少，古迹损失小，又因远离村落而较少受到人们生产活动带来的破坏。
“山丹的名字很好听”，这是我的感觉，有一首民歌就是“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山丹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河西走廊自汉代开始修筑长城，其中修筑最早的一段史称“令居塞”，就经过山丹。
山丹的地理位置很突出，这是地图告诉我的。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的山丹县，南边以祁连山的冷龙岭与青海省为界；北部与内蒙古阿拉善右旗接壤；东南方为永昌；西北毗邻张掖。
当我们的越野吉普在空无一车的高速公路上飞驰时，一种格外的清静向我袭来。城里节日的喧闹一下子和我没了关系，那热腾腾的火锅与脆生生的碰杯情景不论从时间的概念，还是从空间的概念来说，也都和我没有了关系。
刚刚说完山丹的长城保存的不错，缺少人为的破坏，我就看见新建的312国道高速公路穿墙而过，烽火台就在公路的边上。而铁路也是一会儿在长城的左边，一会儿又在长城的右边，似乎也没有把长城放在眼里。
山丹长城与公路相交的路口处有一长城博物馆，由于春节，没有开门。其实真正的长城博物馆就在山丹的旷野里，随时等待与人们的亲密接触。而我要寻找的叫峡口的长城遗址，并不是这个公路与城墙的交汇口。
唐代诗人陈子昂有“峡口大漠南，横绝界中国”的诗句。峡口城堡兼有三职：其一为营，供驻军；其二为驿，也就是邮政；其三为塘，传送紧急军情报告及消息。现在峡口城堡成了一个村庄，人们依墙而居，建房用的就是汉代的城砖。城中留下了一个过街楼的建筑，而我们并没有找到峡口。另一个遗憾没去的地方，是绣花庙。司机师傅还曾提到了它，只是说此处曾出过许多交通事故，比较忌讳在那里停车。其实绣花庙所处位置是河西走廊两大盆地之间的山地坡积的最高处。
由于绣花庙地势险要，历代为军事要塞。古时这里称泽索谷，有日勒古城遗址，在坞院与古城间有明显的古道痕迹。这一带的长城有汉、明两代长城并驾齐驱的独特景观。明朝文人陈在《筹青海》中写有“古来番虏地，汉将勤遐征，旗翻日勒影，弓挂月氏明”的诗句。
从张掖往武威返回的路上，在山丹、永昌一带，我们到了一个叫青山堡的地方，寻访了一座明代长城营盘。
这个营盘颇具规模。这里的长城并没有依山势而建，而是沿着山脚傍山而建，这样既省工也可起到防卫作用。在四方的营盘外有四个烽燧，据说是汉代的遗物，在城堡外还有一座城墙，形成瓮城之态。城外有明显的沟壕遗迹，可见当时设计很有实战作用。如今一条近年修的小水渠擦墙而过，不过渠内没水，过几年这里也许会成为文物遗迹。
青山堡，主要是盛产墨绿色的石块，城墙的基础部分也是泥土夹杂着青色石块而筑。四方城内空空如也，靠北有一高耸的烽火台。从墙里看，四壁留有一排排椽子的插孔，可能是当年营盘的房屋格局遗迹。
遥想当年士兵们在这里进进出出，遥寄家书，也很孤苦，但这是六七百年前的孤苦呀！在我们考证长城的规模，确定它的年代和建筑成分时，又有多少人注意到当年城上普通士兵的亲身经历和他们发生的故事呀！
在山丹的古长城旁，我总能看见牧羊人在长城墙根下放羊，我能感觉到羊吃草的声音一定很轻。孤独的牧羊人对历史熟视无睹，他们有时就依墙开洞避风雨，靠墙而卧晒太阳。在这里，时间被割断， 只有羊轻轻的跃动才能打破一点寂静。
在戈壁的草原上，有时会有一米多高的土柱子排成一队，原来那是人们为让鹰落脚而修筑的，只有落鹰才会捕捉地里的老鼠，才能保持牧场不被沙化。

第二部分山丹人在长城下牧羊

戈壁上有道多余的城墙
放羊的人在墙下晒着太阳
历史的背景与他无关
他想在墙里挖个洞洞
搂着亲嘴的姑娘
绣花庙的葵花有点彷徨
火车追上了吃草的头羊
鹰的翅膀在地上投下的影子
比逃窜的老鼠还小
铁匠的儿子嘴里含着一块水果糖

第二部分黑水国的子母砖

张掖的大佛寺很有名气，它拥有几个中国之最，那里的一切都是精品。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悟，因为导游简介上似乎已经全说明白了。
我原以为上黑水国很费劲，因为一路下来，计划寻找的许多古城遗址，大多没有成行。因为它们一般离国道有一定距离，而大多数人又无法明确指出其在荒野中的具体位置。
而黑水国在这里因其名气很大，一提人们都知道，并且它的位置就在大路附近。我担心它是否又成了旅游景点，但当我来到黑水国遗址的时候，并非如此，这里没有游人，也不售门票，连个说明牌都没有。
黑水国之名并不见史籍。相传先秦时期小月氏、匈奴相继在此建都。因人称匈奴为“黑奴”，加之城建于黑河之滨，故有黑水国之名。此处有南、北两座古城遗址，北城相传为西汉时匈奴浑邪王的角乐得城，而南城考证为唐代建筑。
公元前121年，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在祁连山之战中第二次击败匈奴，俘浑邪王子、相国、都尉等百余人，斩首三万余即此。后为汉张掖郡和张掖属国都尉治所，唐为巩笔驿。
我回到兰州时，在书店购得《甘州府志》在其张掖县古迹部分中有条目“得古城”《汉书》：“元狩二年，霍去病出陇西，涉钧耆，济居延，遂征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得。”《地理志》：“张掖郡也，太初元年开，治得县。”孟康曰：“”音“鹿”。《汉书》：“”作“”又作“德”。
《甘州府志》能找到与黑水国有关的内容还有“黑水春融”条目：“黑水经城西八里铺，冬凝春泛，每至三月，农人羊祀龙神，则水应期涨，碧波澄鲜，分流渚堰，而妇子主伯，穰穰遍野。盖甘人举趾于足始焉。”
由于风沙基本上将黑水国城垣湮没，城墙两侧形成漫坡，所以沿墙走向，实际上是一直走在城墙的顶部。东垣正中筑有瓮城，并有砖砌墙体的暴露。在角墩处有雉堞残迹，而城中如巨大的锅底，散落着许多砖块瓦片及陶片。
其中最突出的是一种叫子母砖的砖头：一块一侧凸出一块，而另一块相对应地凹进一块。这样做，可能是为起到连接牢固的作用。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这种砖，砖体虽然不厚，但由于有了这种巧妙的结构，也就形成了一种装饰。我捡了两块砖，没想到后来在兰州机场被安检人员扣下，我说是破砖头，他说，不值钱，你背它干什么，最后当头的来了才放行。
在黑水国北城，我想起了更北边的黑城，那也是一个被沙漠湮灭的古城。时间不是水，也不是火，它是沙，就是这样慢慢地覆盖侵蚀着历史，这就是消失的意义，也就是沙漏的道理。明代诗人郭登写有《甘州即事》：“黑河如带向西来，河上边城自汉开，山近四时常见雪，地寒终岁不闻雷。”而清诗人李銮宣《塞上曲》有：“铁马无声战骨寒，荒原月落乌啼残，只今角乐得墙边路，草带腥风血未干。”只有古人的诗句可以印证一些历史的信息。
在黑水国遗址下面，路边的林场围墙，也是用夯土筑墙的方法打成的，这种古老的筑墙技术至今仍在河西沿用，就像每一个人的今天都是历史的昨天一样。
黑水国的子母砖
霍去病坐在帐中
攥着一块残月
倚矛甲胄的武士破土而出
薄薄的白雪吐出几根枯草
沙丘上寂寞的树影爬上夯土的城墙
城池四四方方和砖头一样
凹凸暗合的秘密散落满地
我手里的这块砖两千年前的瓦匠摸过
昨天还被某个游人踩踏
我摸着自己的骨头
和砖头一样冰凉
大院门口

第二部分裕固族如何固守家园

我有个西藏朋友叫贺中，他有裕固族血统，写诗画画喝酒，很是豪爽。到了张掖，我一直想去探访肃南县，但当地的主人曾以种种原因劝我别去了。我想来想去，这可是中国惟一的裕固族自治县，如果不去，以后更难有机会了，因此我执意要去。
车子从临泽出发，一路上红色土岩的山，奇形怪状，我并没有太多地停车拍照。因为我过于执著，心中想着一件事，便无心关照其他了。
其实只用了一个多小时，我们便到了肃南县红湾寺镇。这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小镇，没有一点少数民族的特色，就连地方特色也没有。路两旁是不高的宿舍楼或办公楼，楼下是各种商店，街上有一个公告栏，上面贴有县政府刚刚任命的部门领导简介，这和内地机关里搞的形式一样，叫作“公示”。
虽然我对裕固族的汉化程度早有思想准备，但还是大大出乎了我的想像。因为我以为这只是汉人居住的区域，裕固族全在某处的乡下呢！其实不然，据说这里的楼上住的大部分是裕固族人，而偏僻的山区里只是裕固族的牧民。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下乡寻找裕固族了，就想到一家还能保留有裕固族装饰的人家去看看。随行的主人将我们拉到一个又一个旅游景点，但因为这时是冬季，没有人到这里避暑度假，所以所有的景点全锁了门。其实，我想看的也不是这些景点。内容我见得多了，都可以想像得出来：服务员穿上民族服装，唱歌，敬酒，手抓羊肉，然后是在油漆彩饰的、水泥盖的假帐篷里热热闹闹地吃上一顿风味大餐，晚上再弄个篝火晚会，全是表演。那服务员是不是真正的裕固族，我还值得怀疑呢？
正在我们一行人不知如何是好时，我见街上走来一位带毡帽的老人和一位小伙子，他们虽然全着汉装，但长相有点像藏族，我急忙上前打听，他们果然是裕固族人。可他们的家并不在此地，只是上这里来走亲戚，我急忙打听，要去的人家可有裕固族的服饰？他们告诉我肯定有。
我们来到一个平房人家，家里的主人姓钟，五十来岁，是个红脸庞，宽身段的人，明显地带有少数民族的模样。他的夫人也脸色通红可能是由于刚喝完酒的缘故，原来他们一家人也是刚刚走完亲戚回来。
说来很巧，老钟原就在县上的人寿保险公司工作，与同行的朋友属于一个系统，而他的夫人在家从事制作民族服装的生意，当然有的是民族服饰了。
老钟及夫人换上艳丽的民族服装，为我们摆开造型拍照。他们知道，我们喜好这种快餐式的拍照纪念。而老钟的夫人已有点醉意，一边轻歌曼舞，一边频频搂着同行的小伙子合影留念，老钟只是在一边说，她喝多了。而小伙子们可全乐坏了，脸上闪动的颜色似乎并不比钟夫人身上的颜色少，钟夫人还风趣地说道：这样照相，我丈夫会很开心，但你们的夫人知道了会很伤心。
热闹完了，我们被请上老钟家的沙发，茶几上摆上来羊肉、牛肉，女主人端着盘子出来了，不用问，下一节目又开始了。老钟、夫人及带我们来的亲戚分别向我们每人敬上两碗酒，盘子里放着一个银碗、一个金碗。屋里的歌声响起来了，我没有注意去听唱的什么内容，但同行的一个哥们儿拉着老钟在酒桌上抄录起歌词了。老钟家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在每一次敬酒时，也随着大人一起唱歌，看来她已很“大人”化了。
老钟介绍说：这是他的养女，我们不明白。老钟解释说，他前一个老伴几年前去世了，有两个孩子，一个在兰州市工作，一个在西安上大学。他后来找了现在这个夫人，眼前的小女孩是夫人带过来的。我们纠正老钟，那这小孩也不该称为养女，这不是一个概念。
我注意到老钟家的书柜里放着一张知青模样的照片，可能是老钟的前妻。墙上挂着一张班禅大师的彩色像，但家中并没有见到其他有关藏传佛教的佛龛、唐卡一类的东西。书桌上放着老钟刚刚写好的工作总结，字体很漂亮，比一般汉人还要强，而钟夫人做的服装在镇上也是有名的，全国人大代表中惟一的裕固族代表的服装就是她做的。我挑选了几件饰品买了下来，但有一条镶珊瑚珠的带子没有买，要一千多块钱，太贵了。
老钟其实姓的是汉姓，但裕固族钟姓来源于西部的钟鄂勒户族，而汉族只是1958年以后的事了。以前裕固族人大多以“藏名”为名，发音也是蒙古语、柯尔克孜语、突厥语等的音译。
这种语音的混杂正好说明裕固族来源与变更的复杂。族民经历过回纥、回鹘、黄头回纥、撒里畏吾、锡拉伟古尔、尧熬尔蒙古、黄番等等，1953年取自“尧乎尔”的近音，才成了“裕固族”的称号。而且在1959年还搞过肃南迁徙未果的行动。
这些也许正是使裕固族不易保存自己独特的鲜明特色的。芬兰最早的总统曼内海姆1906年随俄国旅行家考察到甘肃裕固族地区，并写出了《在撒里尧乎尔人中间》一书，他在书中比较客观地写道：“甘州以南的山中居住着黄番族，他们讲另一种与蒙古语相似的语言，而东海子、马庄子一带的撒里尧乎尔人的语言与柯尔克孜、土耳其的语言相似，没有听说他们有书面语言。他们也不能讲出自己早期的历史，部落酋长的名字，我也没有收集到任何古老的歌曲和传说故事”；“衣服按汉族风格剪裁”；“在生活中没有我在中西亚等地看到的突厥语民族的那种马背上的运动，他们连赛马运动都没有。在许多人家中能看见典型的中亚式的枪，但从未听到有人放枪。他们主动性差的原因也许和恶劣的环境有关，也许是其他原因，我说不清楚”；“在我和他分手道别的瞬间，我清楚地感觉到，这个迷失的突厥语部落，这个男人靠织袜子为生的部落，正在一步步趋于消亡。”
曼内海姆一百年前看到的问题，今天依然存在着。

第二部分寻找裕固族的固字

1959年由于甘肃省肃南县与青海省祁连县争牧场，导致肃南县政府策划肃南迁徙的行动，有大批裕固族牧民及牲畜死在异乡的途中，其中大部分为儿童，中央闻之后，立即命令停止了此次行动。
名不正   言不顺
人挪活   树挪死
——民间谚语
家园在很远的地方断开
彩虹架在湿润的牧场之上
没有歌声 没有史诗
也没有马背上的枪手
回纥是否像鹤一样轻飞
罗布泊干涸的盐床
雪花扑打着滞留的脚印   拖泥带水
眺望西藏高原的经幡
在格尔克孜撤里畏吾与黄番尧乎尔之间
命运同样不在蒙古的疆土之内
就像不属于土尔扈特和布力亚特的谱系
收起黄昏中的帐篷
羊群咬住彩色的衣裳
饮烟把风干的牛肉拉长
雪花扑打着张口结舌的嘴巴
在路上一身轻松如水土流失一般
心放在身外   用自己的手抱着

第二部分张掖武威两种风情

张掖和武威同属汉代西北郡县，与酒泉、敦煌组成河西四郡。我这次河西之行主要是从武威到张掖走一个来回。
我虽然在这两个城市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但它们之间的差异给我留下了明显的印象。
张掖的历史，文物古迹、知名度可以说和武威是不分上下的，从城市规模来说，张掖要大于武威，现代景观上也要比武威大气许多。张掖由于水资源较丰富，农产品质量高，因此制酒工业发达，使之GDP高于武威，在河西仅排在酒泉之后。武威是多山区，有沙漠化的民勤，国民经济产值当然不高。
但这只是表面上的东西。我在张掖的街上看到的人气远不如武威，甚至不如张掖下面的山丹县，在春节期间，饭店商场开张的很少，连硕大的新华书店也不开门。
但武威街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书店虽不如张掖大，却一直在开张营业。据说年三十晚上，各大饭店订餐的桌子全满了。当地人给我解释，武威市区的人口要比张掖的市区人口多，购买力强。
但还不止这些，武威一家饭店年轻的老板向我介绍，武威的游泳馆、保龄球馆，虽不太多，但也维持着，说不定什么时候“麦当劳”、“肯德基”也会走进来。像国产的连锁餐饮店“小白羊”也是火得不得了。我问他，情人节有什么好戏唱？
我以为武威离着省城兰州近，离着中原大都市近，所以它的力量是向外的，特别是向东南的，兰州有什么，第二天，武威可能就会也有什么。
而张掖相对来说，更靠近内陆边陲，它的力量更显内敛收缩，何况它又离酒泉、嘉峪关近，光芒似乎被夺去了不少。人们旅游也会一下就赶到酒泉住宿，而放弃了张掖，这影响了它的消费水平和质量。
武威与张掖之间的金昌就像一个大的厂区，整齐的宿舍小区与单调的社会结构，使它一点也没有历史的底蕴，金昌人的孤傲是有名的，因为他们的人均消费是河西最高的。
我觉得，如果因为水好，所以张掖的姑娘长得漂亮这个说法能够成立的话，那民勤因为穷，所以才有文化这个说法同样可以成立。

第二部分黑水城也是城中之城

我家住在京城西直门，离元大都城墙遗址不远，说是城墙，现在不过也就是一道土坡而已。我还曾游历过新疆吐鲁番的交河故城、塔什库尔干的公主堡废墟、内蒙古宁城的辽中京城遗址、陕西靖边的统万城遗址。统万城因白城垣而俗称白城子，黑水城因地处黑色戈壁而俗称黑城子，它俩曾同属于西夏王朝的州府和监军司。
额济纳汉时称居延，居延为匈奴语弱水之意，额济纳河古称羌谷水、弱水或黑水；额济纳为西夏党项语黑水的意思，无代译作亦集乃，清代改译为额济纳，黑水城又叫哈拉浩特，蒙语的意思为黑色的城，也有说因为纪念守城而死的黑将军，因为该城的神秘恐怖而叫黑城。从如此变幻的地名便可看出此地古时政权频繁更迭、民族相互变迁的历史。
我们驱车前往黑城的路上，满是荒芜的黑色戈壁上，如飞机场一般平平坦坦，反射着灼人的银光，偶尔路面上有个石块、沙碛，才能找到一片黑色的阴影。而在靠近城边的地方，逐渐出现干枯的树木，在低低的地平线上，越发显得狰狞，远远望去，一片狼藉，如丢盔弃甲后的战场，仿佛战争就发生在昨天，一下就把人与历史的距离缩短了。
当黑水城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时，我们仿佛看见了海市蜃楼的景色，充满神秘的气息。城外的驼圈马厩依稀可辨，但眼前的道路却万分难寻，只得按新压的车辙走，城池近在眼前，就是难以跨越走到跟前。
我们来到城墙下，不如说是来到了沙丘下。由于戈壁滩上惟有黑城子是高大屏障，经数百年风沙侵袭，城址及周围被沙河淤盖面积很大，城北的沙丘与城墙等高，只见残垣颓壁即将湮没在流沙之中，在城墙的凹处，不时有流沙卷滚飞扬，似乎要带走什么亡灵似的，让人眩目。
城外的清真寺与城内的几座佛塔遥相呼应，城内瓦砾遍地、石磨横卧。似乎随手一揽，便可有佛经涌现；脚下一响，便惊醒一段历史故事，不觉让人格外紧张，难怪当地人说这里不是久留之地。似乎在我游历过的古城遗址上，随处都有破碎的瓦片让我捡拾，但惟有黑城让我从颓废的塔基处捡拾到了几个小泥佛像，据说是当年由有功德的老和尚死后沐浴的水，和泥捏制而成，放入佛塔内的。
想当年，城里城外，邻里相望，店铺林立、沟渠纵横、阡陌交错，远行的人在这里备足物品，下马在小店喝上一碗酒，农田里开渠放水的水依锄而立。踩在城外依然清晰的河渠遗迹上，我一下觉得离古代的人那么近，仿佛脚印可寻，但在繁华拥挤的城市里，却没有这种切深的亲近感。
小小的额济纳，霍去病、公孙敖、李广从这里去攻打匈奴；成吉思汗、忽必烈从这里去攻打西夏；马可·波罗、科兹洛夫、斯坦因、斯文·赫定都曾在这里探险寻宝，我们现如今步历史后尘的人只剩下了感觉，更觉得在这片土地上，一种身不由己的状态迫使着我们匆匆离去。
在黑城外的不远处，我们看到了一座叫红城的汉代障城孤独地耸立在大戈壁上，这座由黄土坯垒砌而成的方形堡子，保存得极为完好。汉代时为防御匈奴、加强边防设备，扩建了秦代长城，并把烽燧、亭障从酒泉伸展至玉门、敦煌、罗布泊，将“城障列亭”一直修筑到今蒙古国境内。现额济纳共有城、障、塞、燧等遗址170处，城障16座，烽燧150余处，站在高处望，城台连绵不断，亭燧鳞次栉比、星星点点，连接起绵延的万里长城。仿佛我这个远在千里之外的异乡客顺着长城又回到了北京，我猛地感到，原来我是在一个更大的城墙之内转悠。整个中国不就是一个更大的故城吗？像黑城子这些故城只不过是它的城中之城罢了。

第二部分对于生命的水与对于历史的水

当我们赶了一天的路程，经过八道桥来到额济纳时，已是夜里10点了。路旁的胡杨树林，在夜幕中黑黢黢伸展着浓密的树影，星星如逐花的蜜蜂簇拥在它的身旁，神秘幽远。经过一天干渴枯燥的戈壁荒漠，此时我感到湿润的空气扑面而来，沁人心脾。尽管我看不见绿色，但我却感受到了绿色，如同进入一种生命的实体之内，令人开怀畅饮。
在西北一带，总能听见当地人说“我们什么都不缺，就是缺水”的口头禅。在西北大漠中偶然存活的一片片绿洲，如同眼睛一样放着媚人的目光，让人珍惜。凡是有水的地方，就有绿树，就有人，就有城镇。人们就这样像草木一样紧紧地依恋着水流，寸步不离，哪怕它只是一眼泉、一口井。
额济纳旗同样来源于额济纳河，额济纳河发源于祁连山的北坡，自南向北，古代额济纳河水量充沛，注入居延海湖泊。河水下游是一片扇形冲积平地，洪水季节常有大量河水滞留，所以称居延泽。当年水草丰美、宜农宜牧，因此汉代在此兴筑城、障、塞、燧，驻有屯兵。这里是从河西走廊通往漠北的必经之地。沿着额济纳河北行既可避开巴丹吉林大沙漠，又可解决人畜饮水。西行的人在这里备足食物，才能空越戈壁。西夏王朝的统军司便设置于此，并建有黑水城，当年这里城内车水马龙，城外沟渠纵横，人们过着耕作放牧的生活。
但明军在攻打黑水城时，切断了额济纳河，让经过城里的河改道北流，黑水城水源断绝，城垣不攻自破，从此变成一片废墟。由于河水改道，此地成为一条干涸的河床，沿岸的绿洲变成一片荒漠。如今沙丘湮没着厚厚的城墙，而城外耕地的地表黄土整个一层全被风刮走，露出黑色的沙砾，成为寸草不生的戈壁。偶见一个全黄土包屹立在戈壁上，原有的一棵大树，深深的树根抓着一堆土，枯死的树身已不见踪影，只见暴露在外的树根如长虫一般，苍白地盘卧在阳光下。
而黑水城旁原来一大片密密的胡杨林，现今已全部枯死，由于气候干燥，地处低矮的河床，几百年来枯树林依然存在。看着面目狰狞、张牙舞爪的枯树林，真让人不寒而栗。粗大的枯树有的倾倒在地上，深深地扎入沙丘之中，似乎寻找着水源；有的依然高高地指向蓝天，似乎呼唤着往日的生灵；有的能看见巨大的鸟巢依然盘在树间，上面被泥沙所覆盖。城废了，人跑了，林毁了，鸟散了。
我小时是在一种“人定胜天”、“改造河山”、“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向荒山要粮”等等雄心大志中成长起来的。回想那时的新闻纪录片镜头，大多是人山人海会战工地、改造农田、修渠筑坝、引水开山……好像大自然欠了我们什么，好像一切财富全来自对大自然的改造，如同掘地挖财宝一样。
但是人类向自然宣战的时候，必将承受自然的报复，过量的索取，终使大自然的生命之门永远关闭，最终玉石俱焚。如果昔日要把绿洲的额济纳直接变成现如今的荒漠戈壁模样，人们或许还要动用千军万马，甚至现代化机械设备才行，设想起来，确实挺难的。但人们终将绿洲变成了戈壁，只是让一条河水改变了道路。前些时，我听有人介绍宏伟理想：把青藏高原炸开一个口子，让印度洋暖风吹进来，让荒原种庄稼；在渤海湾建个大坝，填海造良田。这个幻想既美丽又可怕，因为任何异想天开改造自然的办法都终将改变自然原有的合理结构，导致生态失衡，造成大规模的毁灭。我真想对这些人说一句：请勿动土！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有意思的是水对生命很重要，但无水对文物保存很重要，正是由于额济纳气候干燥，多风少雨，地下埋藏的有机物才能长期保存下来。自30年代以来，这里有大量的汉代简牍、文书、档案、书籍等，而大量佛经、泥佛像等文物更是随处可见，在黑水城废墟周延似乎触手可及。真可谓活着的已经死了，死了的依然活着，寸草不生的荒漠却成了历史文化的神秘宝藏。
斯文·赫定绘画：河西武威街头景致
赫定笔下的额济纳河

第二部分时间因为距离而消失

乘吉普越野车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出发，经阿拉善左旗再到额济纳旗，一路上由城市到乡村，再由乡村到草原，一直到戈壁、沙漠。从五颜六色的都市逐步有序地过渡到寸草不生的荒漠，人越来越少，树越来越小，直至变成草；路越来越不好走，直至没有路。似乎从城里出来时开的是车，到了额济纳旗的时候，就感觉是骑在颠簸的马背上了。
连续行程了两天，一看地图，分明还在内蒙古的境内转悠，可要按时间，都可以从北京连跨几个省到南昌了。内蒙古真大！
汽车在荒漠戈壁上驰骋，一条路一直伸向天边，没有尽头；路旁的景色一览无余，总是重复。只有此时我才体会到了消耗时间的滋味，对于目的地似乎路程并没有意义，只有熬到了时间，自然也就到了。坐在车里，我注视着路边里程碑的数字渐次减少，感觉时间在分秒之间向后消失。
下午两点开到乌力吉，小镇上开有两家小饭馆，同行的人告知，如果到这儿再不吃饭，后边就吃不上了。果真如此，从乌力吉出去，一路上不见树木，更不见人烟，直到晚上10点，才赶到了额济纳。热情的主人一直等着我们共进晚餐，看来时间的消失是先从打乱吃饭时间开始的。
蒙古人的饭就是酒和肉，喝酒还要唱歌，唱歌还要献哈达，当然目的还是要喝酒，大个的银碗一下两个。热闹的饭桌和耀眼的星月把寂寞的路途挡在了门外。一直喝到下半夜，人们才相继散去睡觉。第二天9点起来，又迎来一顿丰盛的早餐：奶茶。原以为可以简单了，谁知主人又把酒端了出来。快11点，我们出去拍照，主人告知，12点回来，吃中午饭。中午说是吃饭，其实又是喝酒，下午4点饭桌上的人们还没有退席的意思，晚上还有一顿更大的宴请在旗委招待所等着我们呢！
开始，我很不习惯这种生活，整日喝酒，如此的闲暇。这是否说明蒙古人的落后与懒惰？当我告别额济纳的最后一个晚上，主人为我们送行，饭菜并不讲究，但喝酒的程序却更加丰富多彩。主人深情地唱上一曲曲有关惜别的歌，《驼铃》、《送战友》、《在那遥远的地方》等等，一碗又一碗的“上马酒”似乎是要让我们在这里趴下才能踏实地走，这分明是一场生离死别。
被主人的情所打动，我才明白了蒙古人为何以喝酒消磨时间，为何如此重视与客人的相逢与惜别。在这个地处边陲的大漠深处，在这个面积有十一万多平方公里，却只有一万多人口的额济纳，人与人的见面是多么的不易啊！
我想到在来的路上，随行的向导要去看一个多年不见的牧民朋友，我还以为像在北京似的顺道拐个弯就行了。谁知吉普车在戈壁上沿着旧车辙印竟开了一个来钟头，翻了好几道山梁，才看见大漠深处几间孤独的房子。几峰骆驼冷漠地注视着陌生的人，屋里住着一位手捻佛珠的老太太，儿媳妇在家干着家务，两个孙子目光呆滞，语言极少，就像我们并不是稀客一样，但我深知他们内心深处在将我们这些远行人进行着形象的洗印。儿媳妇见来了客人，立刻烧火炖肉，沏奶茶倒酒，招待我们。方圆六七十公里，只此一户牧民，除了十几峰骆驼和上百只羊群，他们极少见到外人。屋里炕上扔着一本城市里流行的言情小说，已被翻看得卷了边角，似乎成为惟一的与外界联系的物件。
他们没有什么想法，就这样活着；他们没有时间概念，就这样活着。波伏瓦在其《人都是要死的》小说中说：“我朝天涯走一步，天涯往后退一步；每天傍晚，天涯落下同一个太阳。”而这种天天重复的时光并没有使这大漠深处的人家躁动不安和深埋理想，而是依然平静地、按部就班地生活着，像安详的羊静静地在山坡上吃草，让生命贯穿于时间的本身。也像波伏瓦所说：“人的作为不是有限的，也不是无限的，而是无定限的。”他们让无穷的岁月与本来旺盛的生命力相结合，似乎所有遇见的东西全不是所期望的。
俄罗斯当代作家邦达列夫在《期待》一文中说：“一个人之所以得到真正的幸福，就因为他在从出生到最终消隐于永恒里的这段经历中，每天都在人世间的生活中不断克服不可知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盲目性，从中体验到欢乐。并且我很晚才意识到：由于要期待某个目的而去催促和消磨日子，这是多么无意义啊。”正是由于牧人对时光的盲目，才避免了生活的盲目。意识流小说大师普鲁斯特对时间更有着独特的见解：“时间这个概念今天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强迫我接受它。我要在作品里描写人们在时间中占有的地位比他们在空间中占有的微不足道的位置重要得多。即便这样做会使他们显得类似怪物。”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处于永恒的流逝、销蚀过程之中，普鲁斯特无时不为这个想法所困扰。而生活在荒漠之中的人家，对时间的认识更多的是靠视力来完成的。
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在《沙漏》一文中说：“万物皆无终极，惟一可以想像的终极就是静止，或抵达虚无——不毁灭自己便不能存在的虚无。”额济纳的蒙古人告诉我：他们并不珍惜时间，更不惧怕死亡，因为他们首先是活着，时间远远地躲在了他们的背后，无法分辨。无边无际的戈壁，空空荡荡的大漠，呈现着无穷无尽的生活感受。只有忘记过去，消解未来，才能满足于此时持续的真实的存在。
这次在额济纳巴丹吉林沙漠深处，我们还遇见这么一户人家，女主人娜仁花是一位在内地都算是漂亮的姑娘。她迫于生活的压力，嫁给一个比她大十多岁的二婚男人，男人带过来两个孩子，后来他们又生了两个孩子。男人外出打工，娜仁花一人在家带孩子放牧。家里养着十几峰骆驼，上百只羊。在这大漠深处，方圆上百里就这么一户人家，出来进去都须骑几天骆驼，乡邮员半个月才来一次的地方，娜仁花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这些远方来客。我们彼此都深信，这种相会将是今生今世惟一的相会。我们问她：为何不离开这里，到沙漠之外有人家的地方去？她说：因为这片草场还可以，够羊吃的，到外面去，好的草场都是人家的，剩下的草场太小。我问：那你一个女人在这大漠深处不觉得寂寞吗？她说：习惯了，怎么着都是过。有时我一人带上干粮出去寻找放生的骆驼，在沙漠中一找就是一个多月，夜里在野外过夜，天冷也不敢点火，就怕有坏人寻着火来，天一黑，什么也看不见，心里就不害怕了。她说得多好，没有了感觉，心里就踏实了，这也是一种对时间的遗忘。
说着话，我们帮她从骆驼鞍里向外拽绳子，使大劲拽出了一截，但娜仁花上去又是一使劲，绳子马上出来了一大截，我们都看傻了。原来遗忘时间的人，并不是缺少生活的能力，只有极大的耐力才能承受生命的静止状态。

第二部分鸟在草原上飞

到内蒙古的额济纳旗，途经一大段荒漠戈壁、黑黢黢的沙砾一望无际，寸草不生，似月球的地表，十分凄凉，还带有几分恐怖。随行的主人告知我们，这两三个钟头的路途，连鸟也看不见。
可越是荒漠地带越是盛产宝石、黄金，就像越是穷山恶水越有仙人可寻一样。此地盛产的玛瑙石色泽鲜艳，真难想像它们是如何藏于这冷漠的地下。同样，在这草木难寻的世界里，鸟并没有绝迹，而且像宝石一样，超越人们的想像，就像超越人们在这里的视力所及一样，大量地存在着天鹅、大雁、老鹰、雕、喜鹊这些在城市已不多见的鸟类。亮丽的羽毛像飘飞的宝石，把一种精灵从地下抛向遥远的天空。
过去提起蒙古人，总是把在草原上奔驰的马作为他们的装饰背景，其实在草原上翱翔的鸟更是蒙古人的一种精神符号。写于1240年的蒙古史诗《秘史》就存有大量鸟的隐喻，写成吉思汗少年时到锁儿罕失剌处避难，引用一位长者的话：“小鸟被鹰隼所驱，藏身丛草之内，丛草也能救它的性命，我们难道还不及丛草仁慈吗？”藏身丛草的小鸟正是蒙古人依赖草原生存的习性。
《元史》中记载札木合对王罕说：“我于君是白翎雀，他人（指成吉思汗）是鸿雁。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鸿雁遇寒则南飞取暖。”鸟随季节而变化的习性正是蒙古人迁徙游牧的象征。
《秘史》中有成吉思汗对速不台说：“他们失败之后逃走，和带套竿的野马或中箭的鹿一样。捉住他们，如果他们飞上天，你就做鹰隼。如果他们藏在地下和雪猪一样，你应用铁锹掘他们。如果他们变成鱼，用网捞他们。”英勇善战的蒙古人，有着让敌人插翅难逃的气魄和毅力。
根据法国历史学家格鲁塞所著的《蒙古帝国史》中记载，蒙古口传故事《萨囊彻辰书》中呼唤死者的人说：“我君其如鹰而高飞乎？我君岂以长辈污秽而升迁乎？我君果遗弃妻子乎？我君果抛置仆从乎？我君如鹰鹘之搏击而去乎？我君如纤草之因风飘荡乎？我君享年六十六岁，岂临谁九色人等而逍遥以往乎？”人们用鸟的逍遥赞美死去的成吉思汗。
格鲁塞在另一部著作《草原帝国》中提到《元史》中王罕的诗体信件：“我飞过大山和捕鱼儿海子，我为你捕获了蓝翅灰色的仙鹤。”鸟在天空的追逐可以和马在草原相媲美。
据《元史》记载，成吉思汗自己曾说过一段著名的格言：“在日常生活之中，有如两岁的犊儿，但在厮杀时，又似老鹰的搏击。在筵宴和娱乐之中，无忧无虑有如小驹，但在战斗时候，又似海东青之扑仇敌。在白天，像老狼的伺机，在昏黑之中，像乌鸦的守夜。”在成吉思汗的意识深处，永远保留着一种游牧狩猎者的本色。除了像鹰之凶猛外，还要有像乌鸦守夜的耐心和机智。这样才能在草原上纵横千里，上下翱翔。
德国史学家海西希所著《蒙古的宗教》中引用一首民间的诗句：“火母斡得罕·噶拉罕已诞生/当杭爱汗山还是一座土岭时，当榆树尚为幼苗时，当雄鹰还是一只雏鸟时，当棕色公山羊为幼羔时……当不而罕图山尚为丘陵/当草原尚在生长期/当云雀尚为雏鸟。”
如果说马是蒙古人外在的工具，形而下的，那鸟是蒙古人内在的精神，属形而上的。广阔的疆土，荒漠的戈壁、无垠的草原，迫使蒙古人有一种对空间和距离的征服与控制的欲望，鸟所具有的居高临下、轻巧、快速、飞翔、迁徙的特点，无不让蒙古人渴望与为之神往。

第三部分酒泉的酒

早就听说河西走廊号称“河西酒廊”，一路走下来河西各地酒风浓烈，河西四郡郡郡有酒厂。到了酒泉，就更不用说了。
见到好友何奇，握过手之后，他不是倒上茶水，而是从办公室的文件柜中拿出酒来，又取出两个茶杯各倒了半杯，就要和我干杯，着实吓了我一跳，喝酒不就菜，还真有点不习惯。
在兰州时，当地主人老罗说有一次他在天水正赶上下雨，便吟出一句上联，叫“天水逢天水”，我随口对了一句：“酒泉喝酒泉”，因为酒泉还真有“酒泉牌”的酒。
酒泉如今就在市东关酒泉公园内，说是公园还真是绿柳、假山、亭子，应有尽有，就是没有了当年霍去病往泉水中倒御酒的那份豪情。而市中鼓楼四门的匾额点明了酒泉的地理位置在丝绸之路中的重要性：“北通沙漠”、“南望祁连”、“东迎华岳”、“西达伊吾”。
说起河西走廊的酒，从当年边塞诗中便可看出，有关酒的诗句层出不穷，似乎征战边陲的男儿，只有饮酒的风姿才能体现出勇士阳刚之美。李白有一首诗说的就是酒泉：“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
当然最出名的还是王维的那句千古名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李颀：“岁夜高堂列明烛，美酒一杯声一曲。”岑参在《北庭贻宗学士道别》中唱：“饮酒对春草，弹棋闻夜钟。”而在《白雪歌送判官归京》中又唱：“中军轩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还有：“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脱鞍暂入酒家垆，送君万里西击胡。”看来岑参也是一个酒鬼，甚至他还专门写有一首《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的诗。张恒的《凉州词》：“垆头酒熟葡萄香，马足春深茴蓿长。醉听古来横吹曲，雄心一片在西凉。”胡宿：“契利请盟金匕酒，将军归卧玉门关。”耶律楚材：“万里西征出玉关，诗无佳思酒瓶干。”许孙荃：“酒泉张掖近天山，大漠风云指顾间。”吴伟业：“葡萄美酒樽中醉，汗血名驹帐前立。”施补华：“暮宿嘉峪关，另酒破萧瑟。”不胜枚举。
饮酒当然要有酒杯，酒泉盛产一种叫“夜光杯”的酒具，甘肃友人曾送过我几套，都叫我又转送他人了，我在酒前是一个懦夫，没有机会豪饮，这么美的酒杯在我手里放不出什么光彩。夜光杯是用祁连山老山玉制成，白如羊脂，黄如鹅绒，绿如翡翠，黑如乌漆。相传是瑶池盛会上配用，盛酒于杯，月下映雪，雪白有光，酒香倍增。因此便有了王翰的名诗《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耶律楚材也有“苍头太守领西阳，招引诗人入醉乡。屈轻衫裁鸭绿，葡萄新酒泛鹅黄”的诗句。
河西有“酒泉无酒干湖滩，凉州不凉酒涌泉”之说，因此便有一代又一代的酒风，而酒令酒歌也留传下来，虽不如古人名诗一样，在书卷中闪光，但在平日的酒桌上，常以口相传，摇动着杯中的鲜亮。
如：“耳口王、耳口王，凉州美酒我先尝，盘中无菜难下酒，割只耳朵表心肠。”对应的是：“臣又贝、臣又贝，凉州美酒我先醉。盘中无菜难下酒，割下鼻子表心肺。”又：“禾火心、禾火心，凉州美酒我自斟，喝酒无须下酒菜，拔根毫毛表寸心。”
而河西流行的“万里牛”更有意思：大女婿发令：“我给岳母来祝寿，骑着快马出凉州，走了二十又五里，岳母的茶水还冒气。”二女婿唱道：“桌上掉下一个梨，我骑毛驴去赶集，来回转了三四趟，回来那梨未落地。”三女婿不甘落后：“二位姐夫正行酒令哩，就像丈母娘放的贼屁哩，我骑万里牛去趟凉州哩，回来丈母娘的屁还未落地哩。”
不论是诗还是酒令，在大俗大雅之间只因有了酒，只因有了酒泉。

第三部分嘉峪关的一

嘉峪关的一
云如炊烟　人如一口气
从门洞中穿过
城楼高耸　人们上来之后
就是为看一块砖*
小得怕风吹落
天下第一雄关
大得在大漠面前有点尴尬
在北京的故宫　如星相一般
房间共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
只差半间
少得不能再少
海洋的宫殿　一个模样
阴凉刺骨　正好让龙卧伏
嘉峪关是中国大院的城门
锁住的是一块砖
故宫在它的深处
翻江倒海
“天地之至数
始于一
终于九”**
据说当年修建嘉峪关时，工匠易开占精通算法，完工后，只余一块砖，至今放在西瓮城门楼后檐台之上。
出自《素问·三部九侯论》。
魏晋墓
古墓群密不透风
砖上画有墓主生前的生活
我进入漆黑的墓穴
只看见地上祁连山年轻的笑容
还有洞口盗墓者的尸骨
我感到无地自容

第三部分沙枣树

站在黄昏中的鸣沙山上，眺望远处披上夕阳的月牙泉，犹如捡拾起远古的飞天丢失的一把精致的金簪，或是抚摸着奔月的嫦娥遗落的辉煌的足迹。
正当我沉醉于悠悠的梦幻之时，突有一股奇异馥郁的香味从身后袭来，我不觉回头望去，只见在山坳处有几棵低矮的树丛，曲曲虬虬的枝干和灰绿瘦弱的树叶，无不体现了西北大漠中一般植物所具有的苦涩和艰辛的风貌。但让人惊异的是，有一种鹅黄细小的花儿密密匝匝地开满枝头，绚烂成满树披挂的金色丝绵。那略带品味，就已沁人心脾，心醉神迷。
陪我同行的老罗告诉我，这叫沙枣树，在甘肃西北地区到处都是，过几天还可以看到。
说起老罗，他叫罗忠敏。老罗其实并不老，今年45岁，他说从小时起，人们就开始叫他“老罗”了，早已习以为常。老罗并非甘肃人，而是重庆人。从十几岁便来到甘肃插队落户，现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他已完全有资格以甘肃人自居，并且张口闭口“我们非常实在的甘肃人……”
虽然老罗自小就离开了绿水滋润的家乡，家乡的许多东西早已被他遗忘，就连乡音也变得不伦不类，但那做家乡菜的本领却奇迹般地被他保留下来；而且最拿手的是“重庆火锅”，尤其是配料堪称一绝。许多人不请自来，纷纷要求到他家感受一番，据说他的同事有不少人都到他家吃过他炒的菜，而且往往吃完了还要带点什么回去，他住的楼里说不定谁家吃的泡菜就是出自他的手笔。
说起吃，有一天老罗带我们去街上吃小吃，正赶上下小雨，我们在雨中吃着沙锅，喝着啤酒，倒是别有风趣。老罗说起他有一次在天水正赶上下雨，便想了一句对子：“天水逢天水，喜降甘露。”可惜至今还未见有人对上，同桌的一位诗人马上出口成章：“酒泉有酒泉，痛饮佳酿。”引来一片叫好，但细琢磨去，还是感到老罗的上句是天然的绝对。
看来老罗虽算上儒士，那一副深度的眼镜片也不能作为学历的证明，但却时常有睿智的神采从里面闪现出来，而且常常带有几分幽默、几分机智。例如老罗常把穿西装的庸人称为“土包子”；把大漠中的古烽火台称直拨的“大哥大”；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蹉跎岁月唤为“传记小说”；把自己过去青春的浪漫唤作“小芳”。而那次从魏晋参观出来时，老罗扔下一句话：“地上的祁连雪山几千年风貌依旧，地下的死者早已变成一把骨灰，活着的人又能如何？”一席话感染得让我们跟着他一块唏嘘不已。
最有意思的是，我和老罗在荒沙戈壁上席地而坐想拍张合影。我提议摆一个下棋对弈的姿势，老罗马上说道：“不，咱们还是摆个喝酒的姿势吧。”一句貌似平常的话，让我回味了许久。
老罗确实是一个大大的率直人，不精于人情世故，虽然他不曾说过自己是一个好人，但总能让人感到他是一个真实的人。
一次出差在外地，老罗听说一位曾经把腰摔坏的老经理所乘坐的车座位不够舒适，这件事被他一直挂在心上，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尽管他刚刚把带了一整天的心脏监测器送回医院，等待医生诊断是否有什么毛病。当我看到老罗办公桌上的一大叠稿子时，他向我说，光上半年就已写出了20万字的各种公司用文及报告，这比写一部呕心沥血之作的长篇小说也容易不到哪儿去呀！
老罗确实不老，他总和我念叨要学会唱郑钧的那首摇滚歌曲《回到拉萨》。“在雅鲁藏布江把我的心洗清/在雪山之巅把我的魂唤醒/爬过了唐古拉山遇见了雪莲花/牵着我的手儿我们回到了她的家/你根本不用担心太多的问题/她曾教你如何找到你自己。”兰州虽不是拉萨，但同属西北高原；沙枣花虽不是雪莲花，但都是一种让人敬佩的花。
说到沙枣花，遗憾的是后来一路上再也未有机会寻找到开花的沙枣树。使我更加深了对它的留恋和敬重。沙枣树没有奇珍异木的名声，也没有俊美诱人的风貌，它普普通通地生存，默默无闻地奉献，在艰苦荒芜的戈壁，难寻成荫的绿树。但沙枣树独领风骚，显示出它顽强的生命力，这正是它的精神所在；在黄沙漫漫的大漠，不见繁茂的芳草，但沙枣树却有清香的花悄然绽放，如沙砾中深埋的宝石显得几分珍贵、几分神秘，这是它的灵魂所在。
回到北京，我时常被沙枣树所梦魂萦绕，而此时老罗的身影常在我眼前一亮，“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像老罗这样平平常常又历经坎坷；辛勤工作而又潇洒生活的西北汉子，不正是我要寻找的沙枣树吗？

第三部分阳 关

阳 关
站在山上望便有了一种雄心
用视线揭开衣服厚重的毯子
把昔日喧嚣的城市曝光*
那荒废的烽火台是汉代的
是一种最直拨的“大哥大”
它像一面千疮百孔的战旗
守着这块边关阵地（今天叫旅游胜地）
斯坦因1907年3月
在它下面随便一挖
就抓住一把汉简**
唐朝该地的人口比现在要多得多。
斯坦因，英国（匈牙利籍）探险家，最早来到敦煌，1907年3月在敦煌西北汉代烽遗址中发现汉简705枚，记载于《斯坦因西域考古记》。
鸣沙山
鸣沙山不再有声
无所谓我们的滑动与下沉
沙子一粒紧挨着一粒
我们的存在比一粒沙子要大得多
但比不上一座沙山的数量多
砖雕
月牙泉
一把刀子被慢慢掩埋
两面的沙山面无表情
它们是两把更大的刀子
刮走月亮最后的水
我的心也在萎缩
敦煌
很早以前   山下是一条大河
再早以前   这里是一片大海
浮出海面的壁画像藻类的化石
在大漠中茕茕孑立
让我们重温唐朝的光泽
有一只塑像的手
打宋朝就开始修补
一直不能匹配另一只手的典雅*
面对大漠   我们只有迷津和无知
随着沙子流离失所
我们不管多么年轻漂亮
缩小了只是一根历史老人的白发
城市不管多么现代舒适
离远看只是一片废墟
莫高窟第130窟中的佛像（也称南大佛），是现存唐代最大的彩塑佛像，他的左手细嫩圆润，而右手经过后代重修，显得粗糙低劣，被当地人戏称一只为资产阶级的手，一只为劳动人民的手。

第三部分王道士和飞天

少年学画的时候，有一个理想是朝拜敦煌，如同现在的理想是朝拜阿里，可见理想的海拔是越来越高了。
2000年时，敦煌热闹了一番，有“百年敦煌”之说。一开始，我还没整明白，敦煌从公元366年由乐和尚开始凿窟，不是已经一千六百多年了吗？原来“百年敦煌”指的是1900年5月26日在敦煌发现了藏经洞，从此才真正地为敦煌揭开了面纱，应该说此纱是流沙的沙。
说藏经洞，就要说一位和藏经洞一样有名的王道士。
王道士名字叫王圆，但几乎所有的书中都称之为王道士，很少提到他的名字，我想一是这么雅的名字放在他身上实在有点不协调，二是这个名字肯定也不是他最早的本名。王道士祖籍湖北麻城，清道光初年，湖北发生灾难，身为庄稼汉的他，生活无着，逃到甘肃当兵，后来到敦煌这个佛教圣地做了道士。按他的弟子为他写的墓志铭所说：“夫吾师姓王氏，名圆，湖北麻城连年荒旱，逃之四方，历尽魔劫，灰心名利。至酒泉，以盛道道行高洁，稽首受戒，孜孜修炼。迨后云游敦煌，纵览名胜，登三危之名山，见千佛之古洞，乃慨然叹曰：‘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于是建修太清宫，以为栖鹤伏龙之所。又复苦口劝募，竭力经营，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河。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惊为奇观。”从此一个落魄的王道士与藏经洞一起被载入史册了。
说起王道士，便还要说一位同样因为藏经洞而名驰千古的外国人斯坦因。看一看他的著作《西域考古图记》中是怎么说王道士的：“大约8年前，他从陕西只身来到这里，举目无亲。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修复工程中，立时坍塌的墙壁堆满了地面，几乎堵住了通往洞窟的路，壁画也被流沙覆盖了相当一部分。清除这些流沙，修复大殿需要付出热心、恒心和苦心，而这一切，全都由我身边的这位待人和气、身体孱弱的道士四处化缘，募得钱财来解决，其间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照此说来，王道士还真是一个大好人了！是啊，只不过是好得有点迂了。
斯坦因正是听说藏经洞后，奔着里面的宝物来的。但他知道：“王道士的古怪个性将是我实现计划的最大障碍，用金钱来收买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会伤害他的宗教感情上，或使他担心众怒难犯。”精明的斯坦因深知欲速则不达，强夺不如巧取。他知道“王道士头脑简单，信仰却很执著甚而至于有点迷信，唐玄奘一直被我当做我的中国保护神，王道士显然也喜欢我谈论他”。
当斯坦因如愿以偿地看到藏经洞里的东西之后，更大的欲望便又产生了。“一大堆写卷和绘画被挑出来包好放在书房一边，留待运走供我们外交辞令上所谓的深入研究之用。但是对王道士是否敢冒风险让我们将这批藏品运走，或者会不会被他识破我们的真实意图，我们心里还是感到没底。”斯坦因如实地记录了自己的心理动机。
斯坦因叫来一个叫蒋师爷的人与王道士周旋，蒋师爷“鼓动如簧之舌，力图说服王道士，称玄奘让他发现了这批佛教经典和圣物，其目的并不是要将它们继续深藏在密室里。由于王道士本人不能胜任对这批经卷进行研究的重任，所以应该将它们交由印度或西方研佛教的学者来进行研究，这也是一件积德积善的事。作为交换，他还将获得一笔捐赠，用于资助洞窟庙宇的修缮。从一开始我就非常谨慎地提出了这项捐赠，它自始至终吸引着王道士”。
终于在一个夜晚，王道士默许了斯坦因，从藏经洞中取出了一捆又一捆佛经，一共运送了七个晚上，直至用马车来装，斯坦因承认“这是一件很苦的差事”。
斯坦因的欲望已经开始膨胀，与王道士又开始了“漫长的谈判，不知是由于担心还是后悔（后悔让我们接触了他认为很有价值的汉文经书），他力图尽早结束我们的搜寻工作。他一方面提出了更大的捐赠要求，另一方面又声称绝不让我们拿走那些经书”。
斯坦因为自己实施的交易自我感觉良好：“将这些写卷全力抢救出来，以免在那样的条件下继续散失，我以为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当然知道其间必然是困难重重的。”他决心放手一搏，拿出了40两马蹄银，作为交换条件，并劝王道士：“如果敦煌不宜停留，王道士可以拿了这笔钱告老还乡，享受安逸的晚年。或者可以用这笔钱修缮庙宇，来换取更多的功德和荣耀。”
斯坦因用心良苦，“为了尽可能的消减王道士的担忧，同时也为了留下我进行布舍的实物证据，我安排王道士在一个已遭废弃的小窟里竖立了一尊玄奘的塑像。敦煌工匠按期完工，但做出来的这尊塑像丑陋不堪。尽管如此，它也是可以帮助王道士挡住周围怀疑的目光，以掩饰我在敦煌呆的时间为什么如此之久的真实原因”。
有了第一次，便有了第二次，第三次。斯坦因先后三次来到敦煌，加上其他外国探险家，几乎运走了藏经洞里的全部宝物，而且全是经由王道士之手，因为尽管后来清政府采取了措施，但洞口木门上了锁的钥匙，一直就在王道士道袍的口袋里。甚至于王道士还像老朋友一样一次次送别着斯坦因装满货物的车队缓缓离去，他当时的心情是若有所失，还是如释重负，还是心满意足，只有让后人去臆想吧！
斯坦因却给自己找了个恰当的理由：“我捐赠的款子已全部用于庙宇修缮，而朝廷下拨保护藏经洞的银两，则被各级衙门层层扣。”而运往北京的藏经在“敦煌停留期间，不少经卷被盗走，我自己就曾见到过送上门来的精美的唐代佛经卷子，价格很低廉。至于有多少文书被运到了北京，又是如何保管的，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王道士1931年死去，他的墓塔位于莫高窟前的党河对岸。在这佛教圣地，孤零零地立着一座道士塔，显得十分不和谐。这千年辉煌的莫高窟，竟是由一位没有文化思想、没有骨气的道士开启的，让人感觉十分荒诞。
他的弟子为他吹嘘道：“今者羽轮虽渺，道范常存，树木垦田，成绩卓著，道家之香火可继，门徒之修持有资，实足以垂不朽而登道岸矣！”而斯坦因最终也获得了英政府的金质奖章并封爵，还成为著作丰厚的世界考古界名人。
在以后的中国史书中，斯坦因被我们称为“盗贼”，王道士成了“家贼”，而清政府成了“卖国贼”，似乎一切被妖魔化了。其实，藏经洞是11世纪初西夏人征服敦煌之前，莫高窟僧人逃难，将宝物掩藏的，到王道士打开之前，一直幽闭了长达九百年之久。我在想千不该万不该，在那个时间，由那个人来发现，九百年都一直掩藏着，如果等到一千年的今天，再发现，那又会是什么景象呀！
说了半天糊涂无知的王道士，敦煌毕竟还有让我倾心的美丽的飞天，虽然她们并非现实之人，但比追求实惠的王道士更是令人神往。
我第一次知道飞天，是从歌舞剧《丝路花雨》开始的，后来发现母亲使用多年的缝纫机是敦煌牌的，商标图案就是两个对称飞舞的飞天。
莫高窟的一大特色是雕塑和壁画融为一体，一般佛、菩萨、弟子、天王用泥塑，而天龙八部和飞天龙女则以壁画表现。
飞天属天国的仙女，在敦煌壁画中，一般以陪伴主神的装饰形象出现，特别是舞乐场面。这种舞乐是西域各族舞乐即西凉乐和龟兹乐，加上外来的天竺乐与中原乐相结合，形成优美丰富多姿多彩的场面，是世俗与神界的美妙结合。其中她们手中乐器有中原的筝、萧、阮咸、笙等，也有西域的腰鼓，国外的琵琶、箜篌等。而舞姿也是悠扬婉转，挥舞长袖，衣带飘飘，形成飞翔姿态与舞动的翅膀。
唐人有诗写道：“妙手轻回拂长袖，高歌诰唱发清音。”元稹《胡旋女》中也写道：“骊珠迸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飞天壁画中流畅的线条，富于变化的衣饰，浓艳巧妙的色彩，如吴道子的风格，出神入化地表现了飞天的形象。
在敦煌壁画中有的飞天是裸体的，这在中国是非常罕见的，它融合了印度、希腊、波斯的艺术风格，虽不过分追求形似，但在简洁中抓住了人体美韵，潇洒飘逸。而身姿的“S”形，增强了妍柔姣好的女性美。有的飞天上身肌肤玉洁，下身披薄纱透体，轻盈飘逸的巾裙正好显示出舞姿的律动。正所谓“天衣飞扬，满壁风动”。她们往来飞翔，奏千重乐，散天雨花，放百种香。完全可以与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相媲美。维纳斯赤身裸体，摇动身姿从大海的白浪中出生，飞舞的风神吹动着她，春神在陆地上迎接着她，要给她穿上衣裳，充满诗意与装饰风格的面画，线条富于节奏，精致明净。
在严肃理性的宗教题材的绘画中，不论中国还是西方国家，印度或波斯，总会发现其中有女性温情与美丽的闪现，这或许正是人世俗本性的本能表现吧，一种永不泯灭的理想寄托。
1907年，斯坦因为刚刚结识的王道士拍了这张相片。拍这张相片时，王道士对自己的生活相当满意，只是与斯坦因的结识，才将他带入名利荣辱等的煎熬之中

第三部分诗是出关的门票

敦煌是河西走廊的西端门户。丝绸之路由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到达敦煌后，分为南北两道。北道出玉门关沿天山山脉南麓西进，南道出阳关沿昆仑山北麓西进，两道于喀什噶尔相会。南北两道均为砂石、嶙石所覆盖，西来的人们在这片沙漠绿洲稍事休息，而由东向西的人们则在此准备下一站漫长的戈壁之行。所以敦煌有丝路总枢纽之称，如重兵封锁住敦煌境内的玉门关和阳关，就等于切断了丝绸之路。
玉门关和阳关成了汉唐边塞诗的两个坐标，它们的盛名是和吟咏的千古绝唱的古诗有关。玉门关当数王之涣的《凉州词·出塞》：“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而阳关之名当数王维《渭城曲·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当我登上阳关的高处，看见一座仅存的残破城垣孤立在山头上。既无威武的城门，也不见绵延的城墙，和我想像的大为不同。人们从这里上上下下，无非是为拍两张纪念照，表示来过了。望着西面荒芜的戈壁，吟诵一下王维那句名诗，也算是有了一番体验。但没有一个下山进入那浅戈壁西行的。
有人牵马过来问我骑不骑，还有将士服装出租，可以拍个立马边塞的雄姿照。山下一个小卖部里，挂着许多有关阳关的古诗书法帖片，这里没有笔墨出租，让我也提一首边塞诗，其实旅游可以把一切都娱乐化，卡拉OK化。尽管如此，站在阳关的山头，我向戈壁望去，烈日下戈壁黑色的砾石闪烁银光，而远处的热浪形成一种雾气，这是我第一次认识戈壁，它不是荒原，也不是沙漠，而是无边的平地上散落的无尽的黑色砂石、嶙石，如月亮表面般冰凉，如战争废墟般残破，给人一种恐怖和抽象的感觉。我远眺过一望无际的黄土地、麦田、大海、草原，还没有看见过这种没有人烟的地貌景观，它阻断了一切地理和历史的概念，人似乎只能从它上面的天空飞越过去，历史也只能在它的地下潜藏。我想起了罗布泊的彭加木；想起了楼兰国的公主；想起了死亡；想起了爱情。
为什么古人以这里为典，写下那么多边塞诗，这里成了离别的边界，而一首首绝别的诗句成了从这里进出的门标，有了这种亲身体验，真就是不会作诗也能吟啊！
有一首《阳关三叠》演义了王维的诗句：“渭城朝雨轻尘，更洒遍客舍青青。弄柔凝千缕，更洒遍客舍青青。弄柔凝翠色，更洒遍客舍青青。弄柔凝柳色新。休烦恼，劝君更尽一杯酒，人生会少，富贵功名有定兮，休烦恼。劝君更尽一杯酒，旧游如梦，只恐怕西出阳关，眼前无故人。休烦恼，劝君更尽一杯酒，只恐怕西出阳关，眼前无故人。”
有关玉门关阳关的诗还有很多，来济《出玉关》：“敛辔遵龙汉，衔凄度玉关。今日流沙外，垂涕念生还。”王昌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李白《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岑参《岁暮碛外寄之伪》：“发到阳关白，书今远报君。”杜甫《送人从军》：“弱水应无地，阳关已近天。今君度沙碛，累月断人烟。”钱起《送张将军征西》：“战处黑云霾瀚海，愁中明月度阳关。”戴叔伦《塞上曲》：“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张祜《听歌》：“不堪昨夜先垂泪，西去阳关第一声。”胡曾《玉门关》：“半夜帐中停烛坐，惟思生入玉门关。”曾《送陈郎中重使西域》：“玉关迢迢赛云黄，西涉流沙道路长。”张九一《送刘大将军自朔方移镇甘肃》：“为赋阳关杯酒句，霜风瀚海正西流。”许孙荃《庄浪趋张掖》：“莫道行边人万里，最西还有玉门关。”邓廷桢《宿玉门》：“玉门远在沙州外，此县嘉名袭汉唐。我荷新恩得生入，不须回首望敦煌。”史善长《玉门有怀班定远》：“指点玉关生入路，幢麾想像夕阳边。”谭嗣同《塞下曲》：“回首长城望杳冥，阳关一曲醉难醒。月明瀚海水如雪，春尽阴山草不青。”
阳关遗址就是墩墩山上的残破烽燧，有“阳关耳目”之称，而它下面有一条古道，被称为“阳关大道”，在眼前这一切都显得苍凉悲壮之时，我也只有引用古人的诗句：“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第三部分马可·波罗、走马观花或马路蹄香

老马识途、马可·波罗、走马观花或马路蹄香
只有讲究的平房才有廊子，屋檐下的过道抑或独立有顶的过道称为廊子。颐和园的长廊是很惬意的，因此河西走廊可以说也是一种美名。它因处于祁连山与北山之间，为一条狭长平坦的地带而得名，而且水土资源丰富，农业发达，又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路段，于是有了走廊的称谓。
走廊便要有人走，就像人走多了才形成了路一样，河西走廊也是人走出来的。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原型是僧人玄奘。古人出国虽不需护照，但也是要经朝廷审批的，因为河西走廊外的长城成为了闭关锁国的工具。玄奘上书请求唐朝恩准其西行求经，但李世民鉴于当时唐朝与西部突厥人关系不和睦，河西走廊以西交通呈封闭状态，因此玄奘的要求遭到了拒绝。但矢志不渝的玄奘看到“公派留学”不行，那么就来个“自费出国”求经。贞观元年玄奘一行执意地出发了。
玄奘出了长安（西安）不久，其私自出国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为官府所知。因此，当玄奘辛辛苦苦不远千里行抵河西重镇凉州（武威）时，追捕他的度牒（官方文件）也到了，都督命他加归，并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但当地佛徒被玄奘的求法精神深深感动，悄悄护送他逃出凉州，并送抵敦煌附近的瓜洲（安西）。但追兵亦抵达瓜洲要押送他回长安。瓜洲吏李昌本人也是个虔诚的佛教徒，非常同情玄奘，有意曲法徇情，催促他赶快启程，暗中放了他一马。
玄奘骑着瓜洲一老翁送给他的一匹号称“识途”的老马，一直向西奔去。其实传说敦煌盛产天马，如果玄奘能得到一匹天马，在河西走廊便可尽情地行空了。一路上心惊肉跳的他悄然穿过了玉门关，终于走出了河西走廊。随着身后烽火台逐渐远去乃至模糊、消失，玄奘骑着那匹瘦骨嶙峋的老马，步入了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地带，等待他的将是一场险象环生中与自然环境的争斗。
二十年后，玄奘回到了长安。李世民原谅了他，只是命他写出“出国考察的报告”以示有功而返，因此一部《大唐西域记》诞生了。这是一部让众多同题材的著书不能望其项背的书，季羡林先生称之为“没有一本书能够比得上”。以致其后的斯坦因也拿着《大唐西域记》，冒充是其弟子，沿着玄奘走过的路线，一直摸到了敦煌。
玄奘的路线是由东向西的出使，而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则相反，是由西向东进入的，在河西走廊段他先到了敦煌。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写道：“我们好容易走完了一个月的沙漠旅途，终于到达了一座名叫沙洲（敦煌）的城市，它在大汗的版图以内，省名叫唐兀。人民信奉佛教。居民大部分是土库曼族，少部分聂斯托利派基督徒和回教徒，那些佛教徒操着一种自己的特殊方言。沙洲城位于东部和东北部之间，他们不经营商业，从事农耕，盛产小麦。境内有许多寺庙，庙内供奉着各种各样的佛像。”这些似乎说得都对，后面他大篇幅地介绍了当地的葬礼风俗。
马可·波罗接着到了甘州（张掖），他写道：“甘州也是唐兀省里的一个城，很大很繁华，是全省的首府，可算是皇后城。人民拜佛，也有少许回教徒和基督教徒。他们有个美丽的教堂在这城里。佛教徒有许多庙宇寺院，他们有无数的偶像。还有，我实在告诉你们，这几个偶像有的是木头做的，有的是泥做的，还有是石头做的。但是所有皆涂以黄金，工艺极巧。大偶像皆是睡卧状，大佛周围有许多小佛。”这明显说的是张掖大佛寺中的卧佛塑像。在写敦煌时，马可·波罗介绍的是葬礼，而写张掖时又着重写到了婚姻，正好与史诗中的死亡与性爱两大主题相对应。他说的不知是否属实：“百姓男子一人能娶妻到30名之多。多少要看他们财产如何，要看他们能养活多少。丈夫依据自己财产多少，分给妻子牲口、奴隶、银钱等。第一妻常较其余的高贵一些。丈夫假如找出各妻中有一妻无用，或他不喜欢了，就可以赶她出去，或任由他处置。他们还娶堂姊妹或父亲的妾做妻。惟不能娶自己的母亲。”
张掖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埠，信息畅通，因属绿洲，便有“金张掖”之称。难怪马可·波罗在此停留了一年的时光，感慨良多，使张掖很早便被东西方所关注。
马可·波罗自甘州骑马向北走十二天到额济纳城。“此城在沙漠上，隶属唐兀省。人民拜佛。有许多骆驼牛畜，产蓝纳和撒克两种鹰。人民靠地上农产物和养牛为生，不做生意。”他写到了黑城“哈喇林城方圆五公里，市街皆是木头泥土建造成的，周围有土城环绕。石头在那地方是很稀少的。靠城附近有一个很大的炮台，里面有极华丽的宫殿一所”。
马可·波罗接着又北上到了巴尔竹草原，后返回到甘州，经武威到了“西凉国”又到了西凉州（今西宁）再到了宁夏，完成了河西走廊之段的探访。
马可·波罗在书中说得很形象很热闹，但也存在许多疑惑，如他没有在书中提到长城、茶、汉字、小脚女人等很中国的代表物。因此长期以来便有一种疑问：马可·波罗真的到过中国吗？当然这种怀疑同样没有准确的证明存在，而对他所严重忽略的每个事物，人们又都可以找出一个多少能站住脚的说辞：什么汉长城并不突出了；马可·波罗一直坚持喝酒的习惯了；马可·波罗识字的能力本来就不高了；马可·波罗接触的汉族女人太少了等等。但每一种解释之后，又引来新的疑问。但是不管如何，中国人似乎并不太较真，一直对马可·波罗情有独钟，他的名声甚至超过了另一些意大利来华的人。如有史有据甚至有墓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及宫廷画家郎世宁。以至在国家领导人会见、官方演讲、外交宴会上，马可·波罗成为不可或缺的话题。我也同样以为，就让存疑去存疑吧，不管马可·波罗说的是雾里看花也好，走马观花也好，哪怕是“天方夜谭”，我们还是接受他说他到过中国的善意吧。这种善意是一种带有历史魅力的理想，一种对传奇色彩的向往，我们都不愿打破远古神话的幻想，何况他是一位那么早就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呢！
意大利人马西尼著的《意大利与中国》一书中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马可·波罗与但丁当年在威尼斯共同为一桩案子辩护，“奇怪的是，这两位在当时都是最有名望的旅行家，竟从未在一条狭窄和人群拥挤的街道上相遇过，但丁随着幻想天国自下而上，按垂直方向作精神漫游，马可·波罗则在现实中沿着水平方向自西向东旅行。也许正因为都是旅行家，他们彼此都显得冷淡，但丁使马可·波罗可能更感兴趣的是使节身份，而不是诗人。而马可·波罗在但丁的眼中是一个不值一提的人物，这是因为他自幼年就养成了酷爱真理的品格。正因如此，他同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对游记所记述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结果，在地理方面但丁未能从马可·波罗的经验中获得有益的知识，加以他宁愿遵从教义和当时普遍流行的观点，保持沉默，以此含蓄地谴责了马可·波罗所说的一切”。
不管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反正河西走廊中外的探险者一直不断，如走马灯般。汉代便有大名鼎鼎的张骞、班超（我还在民勤博物馆里看过一块“苏武牧羊处”的石碑，不知是否属实），明清的陈诚、林则徐、徐松等。而1879年，俄国的普尔热瓦尔斯基到了沙洲、敦煌、祁连山、黑城，使“亚洲的心脏”加速跳动，洋人开始了对河西走廊的进入。后来英国的扬哈斯本也从东到西走了一趟丝绸之路，接着是瑞典的斯文·赫定、俄国的科兹洛夫、法国的博宁，最著名的要属英国的斯坦因，后又有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橘瑞超、吉川一郎、德国的奥登堡等等。各路洋人，好像是前呼后拥，一眼望不到边，当然这些人到河西走廊不光是旅游，还要顺手拿点什么。
可以说，每一位河西走廊探险家都是寻访着前人足迹包括马蹄印前行的，正是由于这种诱惑，才有了“踏花归去马蹄香”的感悟，就像我如今也是属于“闻香识河西”的一类。
斯文·赫定绘：甘肃永登风景

第三部分多重线性的河西

“河西”，指河以西的地方，“河”是黄河。“河西”名称在《史记·骠骑列传》中就已开始提及。
黄河自兰州开始改向,从南奔北流去，形成那个“几”字形的一撇，“河西走廊”就在这一撇的西侧，与之形成并不平行的“V”字状。
“河西走廊”也称“河西路”，它的南侧是巍峨高耸的祁连山脉，白雪覆盖的山顶形成晶莹的珠链，从东到西绵延近2000里。
祁连山把青藏高原和内蒙古沙漠截然分开，在走廊南侧起着屏障作用。走廊北侧，东起腾格里大沙漠，中间有龙首山、合黎山，屏障张掖地区北境。向西酒泉、敦煌以北为大片戈壁和沙漠，沙漠围绕山头，以它特殊的自然条件，起着从北侧屏障走廊的作用。在这两大自然的屏障之间，形成了很长的一条开阔地带，可以贯通东西，这就是被人们称之为“走廊”的一条安全的交通干线。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重要一段，被称之为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是古代中国同西方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河西走廊又是中国古代边陲的临界线，汉时起便与北方匈奴展开拉锯式争战，霍去病战败匈奴，河西设置郡县，这里又成了昔日中华帝国“神经系统”的一部分。
河西走廊也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草原文化与黄土文化分割与交替的界线。
在河西走廊，古长城绵延起伏，清晰可见，两千年过去了，土长城仍然保留了下来。当年的戍守军士，自徙边移民，名将幕僚、文人墨客均成了匆匆过客，而那些由千军万马戍卫过的坞院、城池、堡垒、烽燧，虽历经两千年风霜雨雪，却挣脱沙碛的包围、人为的破坏，依然在版图上可圈可点。
我走在河西，总觉得和历史特别贴近，一触一动之中，似乎都可以感觉到历史的沉重，仿佛与古人交流。就像在一本永远合不上的古书中行走，随时可以席地而坐，与古人探讨论证，倾听古人的低语和轻吟。这种感觉是我在都市生活中不可能有的，我在满街玻璃大厦下行走，在灯红酒绿的商厦歌厅间穿行，地铁的轰鸣，广告的蜂涌叠置，手机信息接二连三，一切都热闹非凡，一切都与历史无关，远离了历史，也就远离了生命，一切都无从把握，若不能脚踏实地，也就丧失了自我。
我们走河西乘的是三菱越野，走的是312国道，这是一条新修的等级公路，春节车更少了，我们的时速达到了每小时160公里。古长城时断时续与我们擦肩而过。
与公路并驾齐驱的还有一条铁路线，那是北京开往乌鲁木齐的线路，火车在长城一侧奔驰，长城似乎也开始游动，那烽燧里是否可以又燃起狼烟，就像火车冒出的缕缕蒸气。
在铁路旁的墙上有一条蓝色的广告标语，“中国联通，情系中国，联通四海”，河西走廊的多重线性终将被这无形的电讯穿透，重新分化组合，构成现代生活的网状生存状态。
马仲英部的哈密警备司令张凤鸣来看望软禁中的汽车考察队成员，与赫定以及全体队员合影
斯坦因在西北途中与马继业等人合影

第三部分泽拉伊德的候选丈夫

第一位：印度王子，相貌堂堂。但是个傻子
躺在大象的脚下，还以为让大山压着
第二位：波斯王子，美貌天下独一无二。但有王
妃五百，姬嫔二千三百，女奴约有几万
第三位：本国宰相之子，极富学问。但是个罗锅
阳具也不够直
第四位：巴比伦王子，金银珠宝无数。但有不良
的嗜好，常常把侍女的耳朵割下来和
洋葱炒着吃
第五位：中国太子，美男子。但懒得出奇揩一揩
鼻涕也等宦官动手
第六位：利比亚王子，皇宫金碧辉煌。但孩子太
多和侧室共生了二十五个，其中一个         是个鸡腿
第七位：美地亚王子，武勇无比。但也凶狠无比
为了还债可以割下父亲的人头
第八位：犹太王子，工于诗和音乐。但只喜欢男      人，再美的女人也是女人
第九位：埃及王子，无懈可击。但是不幸在游泳
时被鳄鱼吃了
第十位：众神之王，完美无缺。但住址不详
还有第十一位……
其实真正的恋人就是她身边的一位又丑又黑
又穷的奴隶
其实泽拉伊德是恋人的牙，因为她很白
脚如蜡石腿如象牙肚脐如珍珠肚子如贝壳眼
如雪花鼻子如雪花乳房如百合颔如白鸽手如
莲藕
她确实很白
注：素材来自日本芥川龙之介散文《结婚观和恋爱观》
“阿拉伯文库二卷138页”。

第三部分丝绸之路上的贸易秘闻

丝绸之路上的贸易秘闻
西去的公主将蚕种和桑种藏在高盘的头发里
敦煌的士兵终于放行还流下了眼泪
丝绸的语言是闪光的语言
闪光的永远是秘密
后来丝绸被系在了罗马的大理石柱上
国王笑了，我们还有造纸的技术
还有……
宝石击打着晶莹的瓷器
花瓶里的石榴盛开
胡桃怪得有点像石缝里的树根
还是铁骑的士兵最有意思
从波斯带来了一只小猫
从此老鼠多了起来
成吉思汗的马镫
秦始皇的剑只会画地为牢
成吉思汗的马展开了中国版图的尽头
马踏飞燕  马上的人不分天地
马厩里的油灯照亮金黄的草料
祁连山的雪如羊群跑下山坡
沙子在黑城的门外堆积如山
居延海的稻田水渠腾空凸现
乌鞘岭的商旅及使者互换文书
打天下的男子精子  像山一样饱满
大烟浓茶烈酒刀子羊肉一样不少
如今我在深圳的餐桌上
轻轻地夹食着基围虾和清炒芥兰
祁连山
祁连雪山亘古不变
满头白发也是年轻的模样
如一队白衣少年
携裙歌唱
如一排整齐的雪莲
将云彩迎来送往
你是登上天堂的最后一级台阶
格外洁净
一种对比
蓝色与黄色
海洋与沙漠
梦幻与现实
辉煌与荒芜
摇篮与坟墓
深远与空洞
只有这最后一点的雷同
把人放进了永恒的孤独
在戈壁上一个人在走

第三部分在戈壁上一个人在走

在戈壁上一个人在走
是我在走
两个人在走
是我们在走
几个人拥挤在车上
是车在走
在城市里
车很多
人很多
我很少
平缓的屋顶
深影下的院
大院鸟瞰
皮匠马继光
马继光拿着祖传的斗在院门口说，只要有吃的就能过日子。
缝线
制鞍
抓羊
制革
制鼓
切羊毛
卷席
弹羊毛
老汉介绍自己的产品
上屋顶去接天线
刘玉莲老人在正屋休息
开锅
刘玉莲的儿媳已经成了张家总管
上糖色
梦是香的
全家合影
刘玉莲老人手捧过年的花馍子
骊古城遗址
仿古罗马的亭子
红色的年货摆满了街头
春节时期的永昌门楼
留下地址
罗马人的雕像
长城伸向远方
望月楼
高速公路旁的城墙
兵站城池
砾石是墙的基础
可以看见长城墙体的层次
汉长城在明长城之外
在长城下的中国联通的广告
羊在长城下吃草
城门的遗迹
残破的墙体
黑水国遗址
金昌的朋友为裕固族家人演唱京剧《红灯记》“临行喝妈一碗酒”
肃南风光
裕固族全家举杯唱歌向远方的客人敬酒，墙上挂着班禅大师的像
在村外的小河边
肃南风光
母女俩欢快歌舞，女儿手捧自己的作品
在黑水城中捡拾的“擦擦”（泥塑佛像）
裕固族村庄
裕固族村庄
裕固族村庄
张掖城门
张掖民勤祠堂
彩绘砖雕
大佛寺
大佛寺里的古塔
门板上的壁画
黑水城上的佛塔
如魔鬼一样的烽燧废墟
汉代的障城
将死的胡杨树
灿烂的胡杨树
树影
倒后还要一千年
水的波纹，但没有一滴水
羊在吃落叶
夕阳下的胡杨树
画具
家在何方
怪树林
怪树林
月亮孤树
长长的树影
牧民人家
牧民人家
枯树与生机勃勃的树
胡杨树林
在酒泉胜地旁
河西古酒杯
河西古酒壶
走在酒泉的大街上
夕阳中的长城
嘉峪关外的长城
汉画砖
都市姑娘在干枯的沙枣树旁
与老罗在嘉峪关旁
远方是无尽的沙漠
路漫漫
阳关昔日的战马变成了旅游景点的装饰
沙丘旁的绿色星星点点
月牙泉在身后如一把弯刀
敦煌莫高窟飞天图
敦煌壁画反弹琵琶乐伎
飞天
飞天乐伎    莫76窟（隋）
飞天乐伎
莫461窟（北周）
敦煌壁画《飞天》局部
波提切利（1484—1486）油画《维纳斯的诞生》波提切利《春》
波提切利《维纳斯的诞生》局部
敦煌第288窟主室
阳关外的戈壁
如今的阳关人牵着马等着游人
马可·波罗从威尼斯启程前往东方
波斯人所绘的成吉思汗在中国西北部战争的场面
玄奘图
马可·波罗像
马可·波罗记述中国新疆驿站
高速公路与长城并驾齐驱
火车与长城并行
阳光下的羊群
去远方
枯树后的胡杨
山丹的二道长城
枯树的纹理
二楼的木屋
现代的时光在古老的车轮上
祁连山下的烽
河西风光
生命交响曲
子母砖
城内到处是散落的残瓦陶片
马踏飞燕
天窗下的壁画
有着外国人模样的焦大
沙漠中的胡杨树
胡杨林
在夕阳之下
胡杨树林
金灿灿的胡杨树林
成吉思汗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