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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大腕儿的另一半 张卫宁张卫宁 主要签约艺人 田震（图）

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开始学习弹奏吉他。后来在大学里，学了一些音乐理论，包括一些专业课程。大学毕业以后，大概在1984、1985年，我就跟几个小兄弟一起自组乐队了。从做乐手开始，在全国各地演出，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去过很多地方，基本上是以乡镇为主。什么样的地方都去过，各种演出的状况都见过，好玩儿极了。现在有时候，我们一帮老哥们儿在一块儿聊天，还会提起——真是太恐怖了！你设想一下，我们在台上演出，演着演着，从台下飞上来无数的土坷垃，我们在台上边唱歌还得边闪头，要不然“嗖”一下，一个石头就过来了。真的，太可怕了，现在讲起来就是笑话了。　　慢慢的，演出时间长了以后，我就觉得不满足了。1989年，我进了东方歌舞团，干了几个月。在那之前也去过几个团，都是在乐队里当吉他手。我这个人自我约束力比较差，有时候起不了床，团里的排练或者演出就不去了。　　那个时候，其实在我们的感觉里，演出再风光也没用。从一个乐手角度来说，心目中最向往的是能进录音棚录音。卡带上印着：词、曲、编曲、演奏的名字，如果说“某某的专辑是我录的”——那是一种荣誉。其实那时候录音挣的钱不是很多，但那是对一个乐手的肯定。当时在圈子里，“棚虫”是挺让人佩服的一个称谓，绝对是褒奖。我也觉得在台上演出没意思，每天苦练弹琴，如果能在别人的音乐里发挥，然后录出来，那是最风光的，所以“进棚”也算是自己一个挺大的愿望。后来有了一些机会，就一脚跨进了录音棚。　　那时候通常都是演奏别人的音乐，配器谱子拿来，我按照编曲人的要求去演奏，有时也即兴发挥一把。可是当我“发挥”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又不满足了。老弹别人的东西，不如还是自己编吧——如果有一天，自己去创作，指挥其他乐手去完成，那就是更高一级的“棚虫”了。后来就慢慢开始试着自己扒带子、做编曲。那一段扒的、编的东西特别多。当然在这当中也让我积累了大量的技术与经验。　　实际上真正有一个完整的专辑制作的概念，那是在九十年代初。　　1992年，程进介绍我认识了“红星”的老板陈健添先生。　　我和程进是很好的朋友。八十年代，程进在白天使乐队的时候，我们就经常一起演出，我弹吉他，他打鼓，一帮好哥们儿，属于那种无限纯真的革命友谊。程进曾帮陈先生处理一些在内地的业务，他后来成为“麒麟童”的老总。　　陈健添先生是一个超级发烧友，他进入这个行业也是因为爱好。他是疯狂的甲克虫迷，他收藏了甲克虫的每一张唱片，包括卡带、CD和纪念品。其实我们很多人进入这个行业都是因为爱好。陈先生曾经在唱片公司打工，当然他有机会可以听无数的唱片。　　陈先生是香港很出名的一个星探级的老板，就是他最早发掘了BEYOND，还有王菲、黑豹……陈先生真的是挺尊重音乐的一个老板，我现在想想，挺感谢他的。　　当我接手的时候，郑钧已经录了五首歌，我听了，还不错，但是问题蛮多的：技术上粗糙，音乐概念陈旧，演唱有问题。那个时候录一张唱片挺不容易的，要算计棚费，一天几千块，而且已经录到这个程度了。我听完以后，跟陈先生建议：之前录的所有的东西全都不能要，这就意味着“钱”。陈先生说：“能不能留一部分，哪怕留一个吉他，你下次就不用再花一笔钱，请乐手演奏。”我说，一个都不能留，因为我觉得整个音乐都要打翻，根本就不能留。最后陈先生同意了我的建议。　　那时候根本不懂什么叫包装，什么都不懂，对于音乐的想法完全是本能性的概念。我跟郑钧谈过几次，把我的建议告诉他。当时他对音乐世界的理解还比较浅，基本上没有太多建议。我就跟他说，反正我们一起来玩吧，想办法把音乐完善好。之后，每一首歌都重新设定、重新编曲、重新录制。当时“红星”给了我们很宽松的条件，我们整个的录音过程也创了一个比较长的记录：有效录音时间，大概达到了将近四个月，实际在录音棚的时间有五十多天。基本上就是每天起来，只要是在郑钧的嗓音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都在录音棚，一帮哥们儿，就死磕这张专辑。

第一部分:大腕儿的另一半 张卫宁张卫宁 主要签约艺人 何炅（图）

到今天我还印象很深的，就是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里，人的心态是很放松的。那种放松会让你更关注音乐本身，而不用考虑音乐之外的东西，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每一首歌的处理，包括音乐环境的处理、演唱的处理。举一个小例子：专辑当中《赤裸裸》这首歌，有一版是不插电版的，我们当时把编曲整个都做完，那个感觉很舒服。但郑钧几次唱得都不理想。我们的习惯是工作到夜里两点，睡到第二天中午，然后吃点东西马上录音。每次郑钧刚进棚的时候，声音发黏，要先把嗓子喊开了才开始录音。有一天，他刚进棚，跟我说了几句话，我让他先开开嗓子，他就跟着音乐唱了几句。他一唱，我突然意识到，这个状态太舒服了，应该用这种状态去诠释歌曲。为什么，因为郑钧的最大特色就是慵懒，这是他的与众不同。当时他听了我的说法也一惊。我说，今天晚上早点收工，回去睡觉。郑钧说：“我睡不着。”我说：“睡不着也得睡，弄点安眠药回去就睡，明天早上，绝不准开嗓子。睡醒了，吃点儿东西马上过来，就录这首歌。” 结果真按我说的办了。　　第二天进棚，我问郑钧睡得怎么样，他说，还是没睡好，差不多到一点多才睡的。我看差不多了，开工，音乐一放，开录。其实我们现在所有人听到的那个版本就是这么录出来的，是郑钧刚刚睡醒了唱的，嗓子有点儿黏，但是感觉特别到位，而且状态、情绪非常好。像《回到拉萨》里面那几个高音，是我们收棚前的最后一刻才完成的。录制过程里有很多细节是很有意思的。　　当然，大家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后来郑钧的唱片卖得很好。　　我非常用心地和很多人一起配合，把没有人知道的新人新歌，介绍给了大家。虽然在此之前，我已经做了很多张唱片，但直到今天，我仍觉得，作为制作人，真正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的一张唱片，就是《赤裸裸》。　　我是属于那种做事情专注的人，我自己特别清楚。如果我看到一个目标，往这个目标奔的时候，这一路爱谁谁，我不管。就算是连滚带爬，我也一定要达到我的目标，这是我的性格。很多人会给自己设立路线，或者左顾右盼、或者半途而废，会在过程中灵活处理。我有的时候是不管不顾的，反正摔了、碰了都随便。其实这也是一个缺点，有的时候缺乏灵活性，就是一门心思地想达到目标——挺理想化的。　　我反省自己的时候，会觉得，如果我用更多的时间去冷静地思考，去总结我之前犯过的错误，总结之前的教训，可能这次就不会再错。恰恰因为这个缺点，当我一旦确定目标，又要向这个目标迈进的时候，我是不会回头看的。　　可能跟星座有关系，有时候会比较偏激，这也是搞艺术的人的一种偏执吧。我喜欢给自己设定目标，然后指挥着自己往前走。　　我自认为性格挺好的，而且比较真诚。　　我有一些概念或者是一些想法，已经逐渐地和现在最流行的东西产生了距离。当然我有我固执的东西，有我坚守的东西，但是这种东西不一定是市场化的。

第一部分:大腕儿的另一半 张卫宁张卫宁 主要签约艺人 毛宁（图）

我不会一直身兼制作人和经纪人。　　现在即将展开的新专辑，田震拥有非常大的自主权。她这么多年积累的经验和对音乐的理解，使她已经完全具备能力和实力来掌控自己的音乐，而且以她这个地位的艺人来说，已经可以很好地打理有关自己的想法和实际之间的关系。如果她自己设想，这张专辑是什么样的音乐感觉，她会要求某首歌的制作人，按她的理解去完成；如果在完成过程中间，有这样或那样的技术问题，她也有能力去解决，比如她觉得吉他安排得不够好，重新来，要什么样的，她已经具备这种能力了。我可以有比较多的时间去处理其他的事情。　　田震的新唱片希望能在今年下半年完成。围绕这张唱片，会有一些计划，包括新的演唱会的启动。　　2001年她的全国巡回演唱会取得了非常好的业绩。作为经纪人，我特别想谈谈当年我们做的这个演唱会。当时对于开个人演唱会，我们没有成功的经验，也没有失败的教训，也不是源于什么灵感，是因为看了张国荣的演唱会，让我树立了这个目标。　　2000年底，张国荣在南京开演唱会，我去了。南京的12月很冷，又下着雨。在现场，我们穿着军大衣，不停地喝姜汤水，还冻得浑身发抖。国荣有的衣服是裙子，露天，他光着脚，站在雨水里，一唱就将近三个小时，特别令人佩服。之前，我只是听过他的歌而已，没有对他太多的了解。但是看完他的演唱会，立即让我对他肃然起敬。当时我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感觉：唱片里表现的东西，纯属听觉范畴，缺乏立体、形象的感官认知。只有透过演唱会这个载体，才能最全面、最完整地把艺人介绍到乐迷面前。　　其实每个艺人都有这样的梦想。对于一个艺人来说，如果能开演唱会，是对个人素质的综合考评。第一是歌曲够不够数量。一个艺人如果没有十首以上，传唱于每个角落的歌曲，就不要开演唱会；第二是票房号召力；第三是舞台表现。　　我原来参与过太多演出了，弄几个架子、几盏灯就演了，结果是留下无数的遗憾，一脑子的想法根本就无从表现。我一直在想，怎么才能够利用声、光、电、舞台，把艺人和歌曲最绚丽的东西全部表现出来，后来我发誓，我一定要干中国从来没人干过的事情，这就是我的目标。 　　当时我们冷静地分析了状况，决定上马。为了演唱会，田震自己也付出了很多。那个时候她每天锻炼身体，以保证自己的体能状况是最优秀的。我们分头排练，准备所有的歌曲。我们请了香港最著名的导演陈龙华和打造四大天王的全套制作班底。有人对我说：“你疯了，请香港的制作团队来做田震的演唱会？！”因为请那么多工作人员，费用是很高的，而且要做巡回演出，制作成本收不回来怎么办。如果造成财务上的大窟窿，我就死定了。但最后，我们用最专业的精神和最专业的态度，加上田震本人的努力，完整地把这个演唱会的概念做出来了，演唱会一炮打响。　　从第一站开始，在全国演了七场。在济南，五万人跟田震一起唱《干杯，朋友》，唱《靠近我》，那时候我的眼泪“哗”地就下来了。根本不是脆弱，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动。整个的氛围、气场对了，所有的包装、所有的配合没有缺憾。　　我现在还记得，在北京演完了最后一场以后，庆功宴上，我的眼泪就止不住了，特别激动。那是一种成就感，是观众、乐迷的那种反馈，让我感觉我们的付出是很值得的——我们创造了一种梦幻，把这种梦幻变成现实。　　至今，这个演唱会仍是我经纪人生涯中最引以自豪的事情。　　现在，我们又开始了一段新的旅程……

第一部分:大腕儿的另一半 张卫宁国际大家庭的“蔡妈”（蔡心）（图）1

蔡心的主要签约艺人 翁红　　１９９４年，我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半工半读的广告人了。　　刚开始，我做广告业务员。因为是穷学生，为了省下钱来坐地铁、请客户，我对自己的日常消费很苛刻。记得忙完广告业务回到学校的时候，通常已经是吃晚饭的时间了，很多同学都会在宿舍楼的门口买煎饼果子吃。当时一个煎饼果子卖一块钱，而我却往往舍不得买。我对自己说，等我将来有钱了，我可能会守着煎饼摊子吃个够。在我眼里，煎饼果子是最好吃的小吃。后来我有钱了，我并没有真的守着煎饼摊子吃上十个八个，但我每每看到煎饼摊子，总会回忆起过去的情景。直到现在，我偶尔也会想要吃煎饼果子，我甚至提倡公司的员工吃。我觉得吃煎饼果子是件特美的事儿。　　做了一段时间的广告业务，我又开始做广告创意，后来又做广告片制作的副导演……就这样，在无意间，我从广告业又涉足到了影视圈。还是在无意间，我认识了一个人，她使我有缘接触到了“经纪人”行业，这个人就是演员——王姬。　　认识王姬以后，我又多了一份谋生的职业——经纪人。　　１９９５年，国内已经有了一些音乐“经纪人”，基本上都是“穴头”性质，而影视“经纪人”还没有出现，更没有固定给某一个演员做经纪人的。现在看来，那是我入行的一个阶段。我和王姬没有签约，我也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尝试了“经纪人”的工作，只是觉得好玩儿，顺便做一做，并没有把“经纪人”当作一个固定的职业。　　大概在１９９５年的年底，我挣到了自己的小小的第一桶金。我卖掉了建国门一带的一块路牌广告，拿了四万多块钱的佣金。因为有钱了，也觉得有必要，于是我花了两万多块钱买了一个“大哥大”。也是从那时起，我搬出了大学的集体宿舍，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住了。　　当年，不论是“广告”还是“经纪”，好像工作中没有什么能难倒我的事情，我自我感觉还不错。因为有钱挣，所以我的生活条件比较好。我是一个“烟民”，做穷学生的时候，只能抽两块钱一包的国产烟。有了收入以后，我就开始抽四块五一包的希尔顿——抽希尔顿还是受了我干妈李婉芬的影响，她常年抽希尔顿，也经常会给我一些，所以我也就抽上了希尔顿。直到认识王姬以后，因为她要戒烟，就把好几条摩尔烟给了我。当时摩尔是七八块钱一包，这让我的所谓“消费质量”一下子上去了。好在我做事还算是比较争气，自己有能力买好烟，所以，从那以后我的“消费质量”就没有下降过。　　　　１９９７年大学毕业之后，我去香港访友。本来只是去那儿玩，没有想太多，但机缘又给了我在香港影视公司工作的机会。我开始跟香港的艺人打交道，为他们做经纪，把他们向国内推介。其间，我还为像鲍方、朱红这样的老牌艺人打理业务。这份工作让我熟悉了香港的环境，也为我日后的创业积累了一些资源。　　如果我可以长期在香港工作，如果我是香港居民，我相信我现在可能还在香港，但是，命运偏偏没有这样安排。短短几个月之后，由于我是商务签证，很难长期在香港居留，因此，我不得不选择了离开。　　我来到靠近香港的深圳，应聘了几家大公司广告主管的职位，希望能够找到一份工作。但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我所有的自荐最终都是杳无音信、不了了之。也许是我这个二十一二岁的大学毕业生的资历，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吧？　　求职的碰壁，给了我自己做老板的选择。１９９７年底，我在深圳成立了彩心文化公司。“彩心”是我名字蔡心的译音。当时有朋友开玩笑说：“你就别‘彩心’了，直接叫‘花心’得了。”　　“彩心文化”是我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因为我有商务签证，可以在内地和香港两地行走，于是，我就利用香港的人力资源，从事广告制作业务。公司承接了很多广告，其中有不少是房地产项目，我请香港的导演过来拍广告，跟香港的艺人合作做活动。我也为包括赵雅芝、翁红在内的艺人做代理，帮他们处理一些项目。后来，赵雅芝成为我第一个正式合作经纪的艺人，也是第一个与我正式成为艺人和经纪人关系的香港艺人。算起来，从１９９７年到现在，赵雅芝跟我已经合作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第一部分:大腕儿的另一半 张卫宁国际大家庭的“蔡妈”（蔡心）（图）2

蔡心的主要签约艺人 秦海璐　　当年在深圳的起步，可以说是一穷二白。我在深圳只有一两个儿时的朋友，正是靠这一两个朋友，我认识了十几个朋友、上百个朋友。公司收益的主要来源是广告制作，在艺人代理方面的利润很少。　　我觉得“彩心文化”的经营不是很成功，不成功在哪里呢？公司虽然挣了一些钱，但没有成规模。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把挣来的钱，赔进了另外的生意里。   　　这个生意是一个房地产开发的项目。在东莞有一块工业用地，我和朋友很理想化地计划把它变成商业用地，于是我们付了定金，我几乎把所有挣来的钱都投了进去。结果事与愿违，深圳“彩心文化”挣到的“面包”，添进了东莞的那个窟窿。　　应该说，“彩心文化”的经营业绩还不错，但是我并没有把挣来的钱用于再生产，没有继续让公司壮大。我本来可以拓宽公司的业务范围，让公司规模逐渐扩大，甚至可以尝试去做一些小型的投资项目。我觉得当时自己有投机心理，希望能够四两拨千斤，所以，当时我在判断上是有问题的。　　从另一个方面说，我没有把钱看得太重。我从来没有想过，投入十块钱一定要挣回一百块钱。我觉得投资要看自己的承受能力，这就好像别人向我借钱，我会问自己：如果人家借了钱不还要不要紧？不要紧就借；如果人家借钱的数目，对我来说很吃力或者说我承受不了，那我就不借。任何事情，我既然给出去的，就要有一个打算，那就是回不来。如果你给出去的一定要收回来，那你就不要给。有时出国去赌场，我从来都认为那是在消费。输钱是因为你享受了人家的服务，赢钱是礼物。我不是一个冒险家，所以可能做不了大生意吧。　　２０００年，“彩心文化”的业务依旧在正常运转，但我觉得总是在一个台阶上，每天周而复始地做着同样的事情，这令我有些厌倦。　　很久以前，我就希望能做王刚老师的经纪人，但当时王刚老师的态度是“不需要经纪人”。于是，我们从做朋友开始，我一直默默地为他做了一些事。终于有一天，王刚老师主动提出要和我签约，说真的，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王刚老师是一个认真、讲信用的人，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　　２００３年夏天，王刚老师在无锡拍戏，我决定去探班，为了给他一个惊喜，我事先没有通报。但在上海去往无锡的高速路上，我发生了意外——因为撞车事故，脑震荡造成了我短暂的昏迷，当我苏醒后，发现自己左腿的裤管已经被鲜血染红了，有些惨不忍睹的意思。我判断了一下自己的左腿没有骨折，为了完成探班计划，我坚持不去医院，继续赶路。　　那时的天气十分炎热，持续的高温让人心烦。当本就是急脾气的王刚老师从片场回到酒店，迎面看到等候在酒店大堂，手捧便当的我，一瘸一拐迎向他的时候，紧皱的眉头顿时舒展开了，我的出现让他着实地高兴了一把。　　签约后，王刚老师在电视剧《夏天里的春天》中饰演了角色，这是他多年出演古装戏后的第一部时装剧，他对自己在剧中的表现很满意。王刚老师和我有一种默契，一般我看好的剧本，他基本上也会喜欢；我觉得不合适的角色，他也一定不想演。　　与艺人之间的心心相印和彼此欣赏，令我感到欣慰和享受。　　当我知道钟丽缇在国内定居的消息时，我便设法与她取得联系，想签下这位国际影星，而此时的她也正在寻找经纪人。好像是上天有意成全，我们共同的一个朋友促成了我们的谋面。我和钟丽缇一见如故、一拍即合，她立刻认定了我就是她的经纪人。她用“和你一起慢慢变老”这句话表达了想和我长久合作的愿望。　　２００４年９月９日，我和钟丽缇正式签约，一个月之内，我们就接拍了两部大制作的古装电视剧。很多人都觉得钟丽缇是一个外国人，而我要告诉大家她是一个中国美人——让她更中国化——这也是我对她的定位。　　我还有一位特别的朋友，她既是我的签约艺人，又是我的生意伙伴，她就是——翁红。　　早在大学毕业去香港的时候，我就和翁红相识了。２００１年的时候，翁红已经有了自己的公司，演出业务开展得很好。她希望与我合作，我就欣然接受了邀请。可以说，我们的联手是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我有一个雅号叫“蔡妈”，是艺人们对我的昵称。公司的签约艺人中，惟一一个要与我姐妹相称的是秦海璐。她说，她不肯叫我“蔡妈”，是因为不想把我叫老了——秦海璐就是这样与众不同——作为演员，她也很有主见——她不习惯演古装戏。我期待她的出色表现。　　“星泽国际”是个大家庭，我希望身在家中的每个人都能体会到其乐融融。

第二部分:“阿里郎”之父：罗成哲主要签约艺人 阿里郎组合（图）

一次，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朝语部的一个联欢会，在朝鲜族的圈子里，大家已经慢慢知道有这么几个孩子。到了活动现场，发现没有朝鲜族的歌可唱，在那个环境里，唱韩国歌不合适，唱英文歌感觉不对，唱中文歌又没有，我觉得挺尴尬的。　　回来我就直接把他们拉到录音棚里，说：“咱们弄一首能代表朝鲜族的歌吧。”弄什么歌呢？他们年轻人，对民族音乐了解得太少，哼了半天也哼不出什么旋律来，《阿里郎》算是他们熟一点儿的。　　《阿里郎》的由来有很多种说法，歌词的版本有上千种，流传下来的旋律也有各种各样的版本，是最典型的朝鲜族音乐的代表。《阿里郎》讲的是姑娘送郎远行的民间故事，有点儿像中国的《走西口》。我想，那就先弄弄试试吧，就开始进行改编，没想到，后来越弄越有劲儿。 　　这时候，第三届中韩歌会的导演杨东升来电话：“你不是有几个朝鲜族小孩儿吗，能不能唱一首韩国歌？”我问：“伴奏呢？”他说：“没伴奏，你们自己做个伴奏吧。”韩国音乐的制作技巧是很高的，我想，中韩歌会不是卡拉OK，我们不能随便凑合。那怎么办呢？我告诉杨东升：“我们正在改编《阿里郎》，能不能唱这个，反正是用朝鲜话唱——那边是韩国歌，这边是中国的朝鲜族民歌。”他说：“那就拿过来听听吧。”　　后来《阿里郎》在中韩歌会上一唱，反应很好。这首歌的改编是我和孩子们一块儿弄的，创作速度很快，就那么顺其自然地出来了。　　接着，阿里郎参加了2003年的春节晚会。那时候，阿里郎还没有成名，台上是羽·泉、王力宏在前面唱，阿里郎只是站在角落里伴唱，露了一小脸儿。　　2003年春天，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开始了。看了业余组的比赛，收视率和那个效果，挺馋人的。对于歌手来讲，大奖赛毕竟是一个机会。我想，能不能通过比赛给自己一个压力，促进一下自己。我召集阿里郎开会，他们不知道大奖赛是什么，说公司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给他们讲了讲，最后决定参加大奖赛。　　当时，我想从民族歌舞团报名，但团里说不组队了。北京台的杨老师来电话，问我有没有参加大奖赛。我说，正想参加呢，可不知道怎么报名。杨老师说，今天报名结束，可能已经下班了。后来一问，北京台负责报名的是季荣，我先打了电话，然后马上赶到“红绿蓝”报名。　　报名费是一百块钱，人家一问，是组合，四个人，这怎么收报名费呀？最后，还是交了一百块钱，算是把名报上了。过了两天，去参加北京台的初赛。TG4因为人不全，没有参赛，但全公司的人都去助阵了。　　到现场一看，一屋子人，听说要从这些人里选出两个。这时候的阿里郎，已经参加过很多晚会了，像《同一首歌》那样的大型活动都参加过，见过世面，只是没有名气而已。好在他们的优势就是不懂名利，也不知道大奖赛是多么重要的事，评委是什么名人……好多歌手都在那儿紧张，而他们就当是公司安排的一次演出，所以现场效果不错。

第二部分:“阿里郎”之父：罗成哲主要签约艺人 TG4组合（图）

我心里也没底儿，“感觉”这东西没有标准，人家要欣赏就认可，如果不欣赏、不认可这种形式，可能就“没”了。等待公布的时候，我还安慰他们：“咱们不就是比试一下嘛。”结果我们的名次是第二。　　评委们都说不错，我心想，他们还挺识货——本来我们就不错！到北京台决赛的时候，我们就是第一了，然后到中央台参加复赛，还是第一名，一路势头很好。到了最后关头，突然遭到了阻击，阿里郎和另一个组合相差零点几分，一下就变成第二名了。　　虽然，能拿到专业组第二名，已经很不错了，是很多歌手梦寐以求的成绩，但还是觉得输得冤得慌，心里不服。这时候，中央电视台通知我们，大赛前两名还要角逐“观众最喜爱的歌手奖”，让我们做好准备。这下，孩子们又来劲儿了，都跃跃欲试的。　　抽签是唱英文歌，也赶上运气，要是唱别的歌就瞎了——体现不出阿里郎的特色，那首歌他们也都很感兴趣。只有三天时间准备，我们排练、找服装、找道具，因为有点儿“雪耻”的意思，所以上台那天，他们没有任何压力，分数一路领先，最后终于把那个第一名拿下了。　　大家都挺高兴的，但这还不算什么。我们坐飞机去东北参加颁奖晚会，同行的还有一帮“大腕儿”。一下飞机，歌迷就冲过来了，孩子们以前见过这阵势，那都是冲着“腕儿”来的，他们也没当回事儿。等我回头再看，歌迷都围着他们，又是签名，又是照相的，把“大腕儿”们都给撂那儿了。这时候他们才感觉到：这是我们吗？我们也有今天？！这时候我也才感觉到：我这个经纪人没白干。

第二部分:“阿里郎”之父：罗成哲从台前到幕后：汪桂花（图）1

汪桂花的主要签约艺人 模特：杜鹃　　作为模特经纪公司的经纪人，我一直在从事发现和储备人才的工作。　　我觉得，作为经纪人首先要独具慧眼，发现可塑之材，然后在实践中对其进行职业教育和专业指导。　　我从业时间比较长，经历的也比较多，同时，在和国际上的模特经纪公司、经纪人合作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专业方面的技能和方法，所以，我练就了很好的目测能力。我知道什么样的形象、身材和肤色的人，能够成为明星。　　第二点，作为经纪人最重要的是要和被经纪的模特真诚地交流。这种交流能帮助经纪人做判断。　　外型上的了解只是一部分，对内心的了解也很重要。模特的性格、举止、爱好、为人，也是决定成功与否的参数。经纪人要知道模特想要什么，她的目标是什么，她是否知道专业的标准是什么。经纪人要了解产品，有的模特，你想包装她，但她是“无所谓”的态度，可能做几天就不做了，那么为她投入精力、人力、财力，就特别没有意义。　　我认为判断挺重要的。　　第三点，就是进行包装和设计。　　模特经纪公司的产品是艺术品，容易产生审美上的分歧，不能像体育项目那样，可以精确地量化。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美”的标准是和市场互动的，“美”要顺应市场的需求和变化。　　其实，新丝路模特大赛的评选标准也一直在变化。1989年第一届大赛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经验，当时大量参照了“亚洲小姐”的评选标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一位香港导演担任执行导演。而现在，新丝路模特大赛早已形成了自己的特点。选手在符合年龄要求的前提下，要身着规定服装进行面试，通过皮肤、仪态、沟通能力等方面的综合考核；决赛时，还要身着规定服装，通过气质、智慧、自信、现场应变能力和才艺表演专业性方面的考核。从选手头与身体的比例、乐感、着装、体形到风格、表现力、镜头意识及领导能力和社会责任感，都在考核的范围之内。　　“造星”是一种能力。　　1998年的世界超级精英模特大赛中，岳梅就是在中国赛区选拔时被我发现的一匹“黑马”。当时，在新疆地区报上来的人选中，我只是通过照片，就一眼看中了这个身高1.83米的女孩，她甜美灿烂的微笑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岳梅到北京以后，和“新丝路”签了约，参加了“新丝路”组织的集训。参加集训的有四五十人，大家有统一的团体着装，公司帮助进行舞蹈的导演和排练。模特们都要练习走台和个人展示，包括语言表达和镜头感。在集训过程中，我发现岳梅是一个有思想和悟性的选手，不是“漂亮的傻子”。她在1997年的上海国际名模大赛中，取得过第五名的成绩。我凭借自己的模特经历和多年担任大赛评判长的经验，对她言传身教，她也十分用心。经过国际评委的面试，岳梅顺利获得了中国赛区总决赛的冠军，拿到了世界大赛的入场券。　　为了能在国际上拿名次，我们采取了封闭训练的方式。我帮她安排了资料观摩、量身定做健身计划和英文补习，告诉她国际大赛的规则和注意事项；同时，我们还专程远赴尼斯观看赛事、参加经纪人的相关活动……我们精心为她准备了媒体的宣传和采访，后来事实证明，我们的宣传工作是有成效的。岳梅抵达法国后，到餐厅吃饭，遇到了国内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他们马上就认出了她，大家都知道，中国模特正在进军国际大赛。　　国际性的权威赛事，比赛内容和方式是很有特色的。组委会安排参赛的模特们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都是公开的。评委在选手中间，对她们的表现进行观察，当所有活动结束的时候，参赛模特各人总成绩的部分分数就产生了。决赛是由电视转播的一台精彩晚会，选手们的现场表现构成各人总成绩的另一部分。我记得那次决赛时的才艺表演，是让模特们用一件T恤进行服装裁剪。　　岳梅十五天的尼斯之行，不负众望，在与全世界七十多名选手的角逐中，赢得了桂冠。　　像岳梅这样的例子很多。1995年谢东娜参加在韩国举办的精英国际模特大赛，进入了前十五名；1999年王海珍参加巴黎大都会国际模特大赛取得了优异成绩；2004年贾妮妮参加在新加坡举办的精英国际模特大赛获得了第四名……每次大赛，我都是亲临现场，为她们保驾护航。　　对于历届新丝路模特大赛中获得过冠军的选手，我也亲身投入过很多。　　2002年，我到山东参加一个活动，活动内容之一是时装表演。在当地公司组织的业余模特队里，我发现了一个孩子，她的形象非常清纯、健康。她叫董雯，当时只有十四岁，参加过广告的拍摄。我看出她是个苗子，于是嘱咐她好好念书，以后我会安排她到北京发展。　　2004年，董雯成为“新丝路”的签约模特，来到了北京。她安顿下来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她去我找的一所学校，和学校商量好就读的事情。她年龄还小，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学习和不断充实自己，我对她说：“一个人只有有内容、有头脑，将来才能有更好的发展。”如果我现在就让董雯工作，也许她可以出名，可以挣钱，但不会长久，那我等于是害了她。

第二部分:“阿里郎”之父：罗成哲从台前到幕后：汪桂花（图）2

汪桂花的主要签约艺人 肖青　　董雯就像一张白纸，非常单纯，可塑性也强。我希望能给她灌输好的思想，让她在事业的道路上少走弯路。公司为她办了健身卡，开始安排她参加一些面试。面试之前，我根据客户的要求，建议她如何设计发型、挑选怎样的服装，甚至搭配什么样的鞋子、化什么样的妆……并请来摄影师为她拍摄资料照片。　　董雯参加了2004新丝路世界模特大赛。尽管她取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但作为一名职业模特，她还有一段路程要走。　　董雯的性格比较活泼开朗，喜欢读书和运动，她的体态和气质散发着青春和自信，这些都是她的优势。如果把向模特和演艺发展综合来看，她现在1.77米的身高也是有优势的。　　模特经纪人要完成一个把“灰姑娘”打造成明星的过程。这不仅是思想的投入，还要有体力和情感的付出。　　　　有一年，我们的“中国历代服饰”去澳门参加服装表演。临出发的头天晚上，因为有很多案头工作没做完，我在单位加班。晚上特黑，也没有路灯，下楼梯的时候，有一个特别高的台阶，我一脚踩空了。当时摔的时候还不觉得，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脚腕就肿了——骨裂。　　那时候，公司只有十几个人，有经验的人不多，而且签证的手续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补签没那么容易。于是，我就拄着拐杖上了飞机。　　当我出现在现场的时候，孩子们都在排练，看见我，她们一下就围了过来。我特意从北京给她们带了酱豆腐，她们都欢呼起来，有人还叫着：“汪姐万岁！”我心里也特别高兴——因为她们感受到了我的心意。　　最终能够坚持到达工作的现场，反而不觉得痛苦，而是一种快乐。 　　我的脚还没好，我们紧接着又到了巴西。　　在酒店附近拍片子的时候，我还能拄着拐去现场，在旁边给她们做指导。她们对我说：“汪姐，有你在，我们就觉得特有安全感。”有时候，她们要出海，我就只能站在那儿遥望了。其实，脚肿着，空了一天，睡觉的时候也不能乱动，真是特别难受，但也就这么熬过来了。　　模特都处在一个黄金的年龄段，从家长到个人，那种防备的心理特别的强烈。我认为，做模特经纪人，有时候，女性会有一些优势。我跟家长有过很多交流，家长大都是希望我能帮助他们的孩子，多给她们一些建议。　　近几年，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就把我的女儿当成你的女儿吧！”其实，家长特别渴望的，是儿女的生活和事业能够得到别人的关照，当他们不能在儿女身边的时候，他们更希望了解儿女的表现——儿行千里母担忧嘛！　　我觉得，女人有了生孩子的经历，感觉就不一样了。考虑问题的方式、看事物的角度、心态都不同了。我原来脾气特别不好，生完小孩儿以后，完全变了，更懂得包容了。　　2004年3月，我带队随中国妇联代表团赴法国参加中法文化年“中国服装周”系列活动。新丝路模特经纪公司负责“中国历代服饰”展演的制作和人员组织，我是项目执行人。这台展演节目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缩影，我们要让外国朋友在七十分钟里了解中国。　　我们很快组成了一支五十人的团队，从全国选拔出来的优秀模特来自不同的城市和地区。就在要出发的前两天，签证突然出现了问题。法国的规定是：不满十七岁，必须有监护人的签字，否则不能出境。法国签证官只认中国外交部认证处的章，认证处只认公证处的章，公证处必须同时看到孩子和父母本人，才能办理签字公证。　　公司火速通知了家长。孩子们家都在外地，家长们坐火车的、坐飞机的，第二天就都赶到了北京。　　考虑到这是一次国际性的活动，我们将代表国家形象，所以，相关机构给予了我们高度的配合，帮助我们在规定时间内办妥了全部手续。　　这次“签证事件”，又一次让我体会到：任何一个小环节都有可能影响整件事情的进展。作为经纪人，在项目执行过程当中，需要特别细心地处理好每一个环节；遇到问题，要有应变能力；遇到困难，要有信心，不能轻易放弃；关键时刻，要有把握和控制的能力。

第三部分:爱上了“毒药”金炎主要签约艺人 苏有朋（图）

我这辈子，有两个人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他们是我的师傅。一个是原来邓丽君的经纪人——新加坡的管伟华先生，是他带我入行的。管先生是星工场的股东，现在是半退休状态。我原先跟这个行业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是天津体校毕业的，后来在部队踢足球。1990年，因为有伤，我就退役了，回到天津。当时，管先生在北京做版权的贸易，就是把华仔的版拿进来出版。那个时候还没有港台的公司在大陆签艺人，他就想签新人。出版社的朋友说，天津有个女孩唱得非常好，叫谢津，于是，管先生到天津想签谢津。特别偶然的机会，我跟他碰上了。我们两个人属于一见钟情、心心相印的那种。当时，他觉得我很有趣，他说他来大陆这么多次，觉得我的长相和气质跟大陆没有什么关系，我的年龄和我聊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关系。他就问我喜欢娱乐吗，我说娱乐是什么，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他就一直跟我聊。　　后来，我们在天津成立了银座文娱发展（天津）有限公司。我认识了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个艺人——刘德华。　　华仔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艺人，我从没见过像他那样具有凝聚力的艺人。他的人格魅力在于，他是一个永远替别人着想的人。在我心里，他是可以叫我毫不犹豫地为之拼搏的人。　　1993年，华仔同时接拍了《天与地》和《刀剑笑》两部戏。当时，我是他的助理，和另外一个同事负责帮他安排演出的时间表。因为要在四十天内完成拍摄，时间很紧，结果，我和那个同事把“期”排乱了。我们都很恼火，这个责任实在是太大了。华仔听到我们的争吵声，就询问原因，我们谁也不敢应声。最后，华仔自己把时间表排好了，然后对我们说：“没问题了。”我们一看，演出时间是没问题了，但是，在一周之内，华仔每天的休息时间只有两三个小时，而且是在赶路或换衣服的时候。当我们对此表示出担心时，华仔回答：“没有办法，只能这样。”　　华仔的做法让我无法面对，不知道为什么，时间越长，我的感触就越深。　　我的第二个师傅跟管先生是三十多年的好朋友，他们早期在香港合作过——影舞者（就是艺能的前身），他也是我现在的老板，“天中”的董事长——李小麟先生。他非常优秀，与他合作的第一个艺人叫周润发。谭咏麟、刘德华也都跟他合作过，而且都是从无到有，一直在一起。　　就这样，两位师傅开始慢慢地教我。他们的品德和职业操守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北京新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天中”的前身，是华仔自己的一个唱片的品牌。后来，因为要成立“天中”集团，把公司开到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新乐就改名为北京天中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新乐最初的签约艺人是李泉和林依轮。　　1997年，我去上海，参加上海东方风云榜的颁奖典礼。在后台休息的时候，朋友向我介绍了李泉，说他是“上海的骄傲”——那次他获得的是最佳金曲奖和最佳创作奖。当时，李泉是滚石的签约歌手，已经出了三张唱片。他留着长发，非常有礼貌，有一种“贵族”气质。他的经纪人是台湾人，拿了一份报纸和李泉说，上面有批评他的文章，大致是说他太“学院派”之类的话。旁边的一个女孩听了，开始为李泉打抱不平，痛骂那个写文章的记者。李泉非常认真地看了文章之后，拍拍女孩的肩膀说：“别生气了，别人批评你，一定有他的道理。哪怕一百句里面只有五句是对的，你都应该吸收。”李泉的话，让我觉得，他非常大气，而且很有思想，这样的人，一定能成大事。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好印象，所以，我和李泉一直保持着来往。大概一年以后，当李泉和滚石的合约期满，我提出和他签约的时候，我们俩一拍即合。就这样，李泉成了新乐的第一个签约艺人。　　李泉是“音乐在先”的例子。公司给了他足够大的空间和经济上的支持，让他发挥他在音乐表现上的能力。对于李泉的唱片而言，公司所做的工作，基本上是为帮助和配合他完成想法而实现的一种整合。现在，李泉在做他的第三张专辑。　　我觉得，唱片能“中”的原因，是老百姓的某一个“痛点”被挑破了。当音乐跑在时间前面的时候，老百姓还没有反应过来，而已经在他身边的那个群体，会一直忠实地跟着他。

第三部分:爱上了“毒药”金炎主要签约艺人 孙悦（图）

李泉的音乐来得太早了。我相信，时间一定会给他一个交代，中国流行音乐的历史里，一定会有关于他的一笔。　　1999年，原来的一个同事向我推荐林依轮，然后，我们就见了面。因为谈得投机，林依轮把我们带到他家，让我们听他的音乐。当时，他自己花钱，在美国录了一张专辑，技术处理非常好，但歌曲风格偏“洋化”。后来，我们就讨论，采用这张专辑中的大部分歌曲，再补充几首“中国”一点的作品，为他做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就是后来的《爱在2000》。　　林依轮是一个细致、讲求生活品位的人。早年，他在深圳唱歌厅的时候，曾经把演出服挂在后脖领子上，骑着自行车到处赶场，最苦的时候，吃过一个月的方便面。即便是在那样的生活条件下，他都会随身带着消毒纸巾，在每次演唱前，先清洁别人用过的麦克风。　　林依轮是一个少见的，懂得自律的艺人，他能把家庭和事业都安排得很好，他身上没有艺人的“恶习”，作息时间很有规律。他对生活和唱歌都很有想法、很自我、很固执。　　他特别舍得在形象上投资，每次我们去香港，他都要买一大堆衣服，买的时候，他总是念念有词：这件衣服和他的哪条裤子配、那个跟他的什么配……结果，他的“衣库”里，有很多新衣服送给了别人。　　林依轮和我一样“败家”，喜欢买古董和手表，不过，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一般情况下，都是我拦着他。　　他爱和我逛潘家园，那是“鱼目混珠”的地方，买东西要有眼力。最开始的时候，他总跟在我身后，我看什么，他就看什么。后来，每次，他都跑到我前面，拿起他有意的东西，然后看我的眼神，如果我摇头，他就会把东西放回去，接着再跑到前面去挑下一件。到目前为止，对他的眼力，我都是晃晃头，或是根本不看就一走了之。现在，他见人就讲：“我想买东西，他总不让我买，最后他自己总能买到东西。”其实，我是为他好，我的眼力是花钱买的。　　　　孙悦很聪明，绝顶的聪明。我觉得这些老艺人身上有很多闪光点，包括精神面的闪光点。她有经验——对舞台的经验、为人的经验、处事的经验。　　你很难骗到她，因为她是被人骗大的。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以前“走穴” 很辛苦，经常是坐三个小时的飞机，再坐七个小时的车，演完了之后，上了车，七个小时赶回来，再坐两个小时的飞机到下一站……因为她地理不熟，根本不知道哪个地方在哪儿、有多远，完全没有概念，她经常受骗。有的时候，“穴头”跟她说好，下一个目的地，下了飞机坐一个半小时的车就到了。结果下飞机后坐了七个小时的车，根本就不管她死活，演出完了，连车都不派，你爱怎么样怎么样。　　艺人反复地被人欺骗，对人就没有信任度了。她会有这样的感触：你们用我的时候是一个样子，用完之后就是另一个样子，你们怎么能这么对我？！我怎么办呢，所以我在事先会有很多要求——因为我碰到过那种事。她会对别人有某种想法。艺人在没有经纪公司的时候，会觉得没有什么保护，没有什么安全感，你要慢慢地让她知道：有我在，我帮你撑着！

第三部分:爱上了“毒药”金炎主要签约艺人 罗中旭（图）

我自己认为我是蛮能影响她的，她在很多的节目里也提到过。　　刚接触她的时候，我就跟她说，我想和她谈合作的事情。那时，她原来的经纪人鞠鹏先生刚刚过世。大概有一两个星期，在聊的过程里，她也在了解我，我也在了解她，后来她决定跟我签约。她的“豪爽”把我吓着了：她看到合约之后，我跟她解释所有的条款，她就会觉得：“我就认你这个人了，这些条款有什么用。”她签完了合约之后，忘了拿走，我给她打电话，她竟然说：“没事儿，放在你那儿吧，我今天跟你签了，我就都想好了，大不了你再坑我一把。”　　我觉得我对她影响最大的是：人要有胸怀。有些艺人很怕人家占他便宜，把所有的东西都保护起来：我的化妆品不能给你用；有人要发新唱片，让我讲两句，我不去讲，我为什么要讲？我要讲的时候，也是模棱两可地去讲……后来我跟她讲，你今天不管做什么样的事情，你都要看得“大”一点。我就曾经问过她一句话：“你想不想叫别人帮你？你发唱片的时候，你想不想有比你更大的艺人支持你？”她说：“我想。”我说：“那好，那你为什么就不能帮比你小的人——如果你没有这个逻辑的话，那大的凭什么就帮你呢？”　　这几年，孙悦给媒体最大的感触是有气派了，就是够大气。　　前几天，孙悦在公司录音，正巧有一个歌手来试音。我觉得不太好意思，因为是她的棚时。我让她给我十分钟，结果那个女孩很紧张，唱了半个多小时，孙悦就一直在那边等。作为我来讲，我心里会有一点儿紧张：公司要签新人，老人会不会多想，他们之间的关系会怎么样……那个女孩是妈妈陪着来的，孙悦就一直跟女孩的妈妈聊天，跟我们开玩笑。我说：“不好意思，我们插进来，用你的棚时。”她说：“没关系，我也要休息一下，喝点水。”又等了一会儿，那个女孩还是过不了，孙悦就把她叫出来，跟她说，教她方法。我挺感动的，我看到那一幕，我觉得她在成长。

第三部分:爱上了“毒药”金炎和平里通向“葛莱美”之路 王晓京（图）1

王晓京的主要签约艺人 女子十二乐坊　　2001年，我和原来的挂靠单位脱钩，注册成立了北京世纪星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公司成立后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女子十二乐坊”。　　有很多西方音乐，因为大量运用了民族音乐的元素，而成为世界音乐。　　我的直觉告诉我，如果把中国民乐进行改编，融入西方音乐的和声和配器手法，应该非常好听。我最初构思的时候，就把“女子十二乐坊”定位在了国际化，我的目标是国际市场。　　国外唱片发行的运作与国内不同。比如，日本的的唱片发行与音像连锁店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每天，有专门的市场调查部门，把各音像店销售的唱片品牌、数量进行统计和公布，在电脑上显示排行榜。销售收入中应该支付唱片公司和作者的部分，会按照一定的标准，及时给付。日本基本上没有盗版，唱片业很繁荣。　　如果，唱片只在国内发行，那一定是赔钱的，所以，我们必须依靠海外市场。　　2001年4月，我决定实施“女子十二乐坊”的计划。5月发招聘广告，6月考试，然后，马上就开始排练。三个月以后，“女子十二乐坊”开了第一场音乐会——别人都说我动作快。　　难度最大的工作，是设定乐器的配制。电声乐队的方案已经先期定好了，但是，到底选择什么乐器？需要几个弦乐？几个弹拨乐？几个吹奏管乐？真是让我们着实地动了一番脑筋。“女子十二乐坊”总共是十二个名额，既要考虑到音乐的效果和听觉上的合理，还要考虑到现场演出的效果和舞台站位的合理。　　大费周折之后，我们确定了现在的阵容——四把二胡、两个笛子、三个琵琶、古筝和扬琴。舍去唢呐、笙之类的乐器——需要的时候，就作为嘉宾——这都是后来慢慢设计的。　　“女子十二乐坊”至今没有走过歪路，一步步都是按照计划执行的。　　为什么我要定在10月5号开首场音乐会？因为10月开音乐会，就有可能进入2002年的春节晚会，11月再送节目就晚了。实际上，也可以说这场音乐会，完全是冲着春节晚会去的，我要证明这种形式能不能得到认可；同时也是为了拍画面，留下资料，以便将来更好地介绍自己。　　音乐会之前，通过前期的炒作，大家都知道了“女子十二乐坊”，很多导演都被邀请观看了演出。观众反应热烈，大家都觉得这种“新民乐”的概念和形式很有感染力。　　“女子十二乐坊”的创新是明显的，一是加入了西洋乐器和技巧，二是曲目突破“传统”，三是表演形式不同以往，四是注重舞美和视觉效果。我们在改编传统曲目的同时，创作了一些新的曲目，女孩子们都是站着表演，让观　　众既享受到音乐，又欣赏了体态美。　　最终，“女子十二乐坊”和李扬的疯狂英语、雪村的音乐评书一起，被评为2001年的三个文化现象，被选上了2002年的春节晚会。　　什么事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环扣着一环。　　有一位北京大姐，从日本回国过年，在家里看春节晚会的时候，发现了“女子十二乐坊”。春节期间又陆续播出了“女子十二乐坊”的节目，她都看了，觉得挺好，就托人找我，要了资料拿去日本。就是这份资料，最后落到了我现在的合作伙伴手里。　　塔本一马——就职于日本华纳唱片公司，他一直想把东方音乐引入世界流行乐坛。为了打造“女子十二乐坊”的音乐品牌，他在华纳放弃签约“女子十二乐坊”的计划之后，毅然辞职，自立门户，投入十几亿日币，为“女子十二乐坊” 制作专辑。　　如果说，春节晚会引发了“女子十二乐坊”在日本的“故事”，那么，SARS又改变了“女子十二乐坊”在日本的命运。　　为了做唱片宣传，“女子十二乐坊”计划在日本待十五天。结果SARS来了，国内所有的工作都停了，于是，我们决定先不回国，留在日本为唱片做宣传。后来，我们待的时间长了，宣传工作做的多了，唱片销量就直线上升，劲卖了一百五十万张。　　日本是我原定的目标市场之一。我曾经做过分析：日本人向来偏爱女艺人，喜欢清淡柔美又充满激情的音乐，“女子十二乐坊”正好符合日本人的心理需求。十二个漂亮的女孩子，还会乐器，这种形式，日本没有。我觉得，“女子十二乐坊”肯定能打开日本市场，只不过，我没有想到会那么“火”。　　2003年，“女子十二乐坊”进军日本，掀起了中国新民乐狂潮。　　2004年2月，“女子十二乐坊”在上海演出，日本乘包机前来观看。4月至5月，我们在日本有三十一场巡演，演出门票早已被抢购一空。“女子十二乐坊”还被邀请参加“红白歌会祭”，这是继邓丽君之后，中国艺人第二次获得的殊荣。　　“女子十二乐坊”在日本走红以后，日本专门就此现象进行过调查。关于她们受欢迎的原因，有一条重要的信息，就是形象——“女子十二乐坊”的女孩子，她们的样子和着装，让日本人又看到了二十年前的日本女孩子，那种黑头发的、朴实无华的样子，而现在，这样的女孩子，在日本已经看不到了。　　我觉得，日本的唱片业，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尤其是在　　数据资料的统计方面。

第三部分:爱上了“毒药”金炎和平里通向“葛莱美”之路 王晓京 2

作为经纪人，第一，最好是有比较好的经济条件，就是生存状态比较好。我觉得，生活状态比较好的人，心态就比较好，他谈事儿的时候不着急，而且，对外的形象也会好，比如，他的着装、可能会有很好的车……经纪人不能像艺术家一样的打扮，因为接触的对象基本上都是商人，艺术家气质会让人觉得“没谱儿”。　　第二，就是要有社会关系网。　　第三，为人处事很重要。经纪人是一个桥梁，他得两边说，不能只替一边说；也不能把双方的实话完全都告诉对方，比如，演员说：“累着呐，我才不接受采访呐！”经纪人要是把这句话告诉记者，那非“炸”了不可。经纪人说话得巧妙、圆滑。　　跟崔健合作的那个时期，我是真正的经纪人——因为我不投资。　　在国外，老板就是老板，可以委托别人做经纪人。中国特殊的地方，就是你得什么都会——又当老板，又当经纪人——自己“看”着自己的东西。　　作为经纪人，无论经纪哪一类歌手，都应该了解歌手当时的处境，而且，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选择经纪何种风格的歌手，也是大有讲究的。音乐专业出身的经纪人，非常懂音乐，但不一定能把握好市场；生意人出身的经纪人，可能不懂创作，但知道卖什么能赚钱。　　经纪人和歌手之间的关系很重要，只有互相充分了解和信任，精诚合作，才能获得共同的成功。　　我是一个做事非常专心的人，尤其是在做音乐的时候，我一心想的就是怎样制作出有品位的专辑，而不愿为了其他的事情，牵扯太多的精力。　　我喜欢跟善于聊天的人在一起逛酒吧，我的信息来源之一就是酒吧。据研究证明：经常逛酒吧的人，智商比不逛酒吧的人高出很多。我喜欢跟人聊天，或者听人聊天。我有几个特别能聊的朋友，跟他们在一起，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在跟人聊天的时候，你可以吸收别人的可取之处——就看你动不动脑筋了。　　我不爱和别人比，我比较低调。我是音乐人，更是商人。中国民乐走向国际，音乐本身的魅力无疑是重要的因素，但现代的商业运作和“包装”，更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经营。　　对于我来说，困难主要来自于资金的压力。　　最难的时候，我是咬牙挺过来的。我明明知道10月5号的首场音乐会肯定是赤字，一下子几十万就赔进去了，但，我达到了目的。　　现在，别人问我的日本搭档塔本一马：“你跟‘女子十二乐坊’是怎么合作的？”他回答：“我是通过一盘小小的录像带（就是我们首场音乐会的录像资料），而且是一盘翻录得很不清楚的录像带（因为日本是N制）。就是这盘录像带，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日本是世界第二唱片大国，在日本的成功，为“女子十二乐坊”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如果说，这是一场赌博的话，那么，我们赌赢了。　　塔本一马跟我说：“咱们再做一次最大的赌博，把在日本创造的利润，全部赌到美国去。”我真的很佩服他，我们俩合作得很愉快。我觉得，他是一个有魄力的老板。　　我们做海外市场，不是完全把唱片交给一个国际性的唱片公司去操作，而是采用项目合作的方式。我们是大股东，占70%；一家日本公司很喜欢这个项目，愿意加入，他们占15%；唱片公司占15%。大家在同意投资计划的前提下，按照各自的出资比例，准备资金。 　　我们在和美国人谈判的时候，美国人问：“你们准备了多少钱去做美国市场？”塔本一马回答：“我不知道在美国要用多少钱，你是美国人，你来告诉我，没有多少钱不能做这件事情。”第二天，美国人拿出了计划。　　2004年春节期间，美国人拿了三十首曲目过来，全是人们最熟悉的歌曲，像保罗西蒙的、甲克虫的、斯汀的……我们在其中先选定了八首，计划从这八首里再挑出四首，去日本录音。但是后来，最终成形的唱片变成了“女子十二乐坊”前两张专辑的精选集，这就是2004年8月在美国发行的《东方动力》。　　针对国际市场，我坚持让“女子十二乐坊”成为“外来语”。我觉得这六个汉字很吉利，本身就具备走红的因素。我们的唱片封面用的也是汉字，下面加一行英文“美丽的能量”。　　“女子十二乐坊”的十二位乐手是在众多应征的女孩子里面，精心挑选出来的。她们都是各专业院校毕业的青年器乐演奏家，音乐素质高。由于团队的起点和定位就高，所以，人员相对稳定。我对她们说：“你们要看清自己的前途，把自己的位置坐得牢牢的。”我想，她们心里明白，会珍惜这份职业。　　我已经为“女子十二乐坊”注册了商标。我们采用的模式比较好，能够保持一支年轻的队伍，这样，有利于“女子十二乐坊”的持续发展，使她有可能成为一个永续经营的文化品牌。　　我做事是有原则的：不懂的事不做，没兴趣的事不做，太累的事不做。　　2001年6月18号，“女子十二乐坊”正式组队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我们的目标就是葛莱美音乐奖！”听了我的话，大家面面相觑。接着，我把我收集的资料让大家欣赏，都是全新概念的现代民乐，她们这些专业搞民乐的人都没有听过。然后，我再问她们，有没有信心？她们说——有！　　我的目标就是——走向世界！

第四部分:因友而盟：李姝李姝的主要签约艺人 周杰（图）

我是一个很知足的人，我总觉得自己从小到大，一直都是现在比原来好。　　现在，公司已经形成了从策划、制作到发行的一条龙，我们有公司网站，所有签约演员都有自己的网页。除了一些常规的宣传，我们还会根据影视作品播出的需要，对演员和剧集进行重点宣传。公司的业务范围在慢慢地拓展，有一些广告业务也已经在运作了。　　“经纪”事关重大，是关系到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的事情，我觉得，如果要做“经纪”，就一定要尽到责任，否则是会耽误人的。因为我自己做制片人，时间和精力太有限，所以，我不可能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干。于是，我专门聘请了几位经纪人，也聘请了专人负责宣传。我也尽量多的投入时间和精力，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公司经纪的演员太多了，我计划不再签新人，而且还要逐步地对公司的经纪业务做一些调整。  　　说实话，我一直在考虑公司到底应该怎样去发展。我觉得，单纯在影视方面发展，风险是很大的。市场越来越残酷，也就更加需要讲求“品质”。仅从拍摄电视剧来说，我特别不赞成“以量取胜”的方式，因为一旦“量”很大了，“品质”就会受到影响。很多人都说：“你应该把公司做大。”而我就想踏踏实实地把每一部戏拍好。可能因为我是个女孩子的关系，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我不知道公司做大了会对我今后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我想，不管公司如何发展，如何“包装”，公司的内部建设和实质业务一定要做得很扎实才行。　　刚开始做公司的时候，每天早上一睁眼，常常脑子里是一片空白的。想到我约好了什么人谈事，我就特别希望能待在家里，不要出门、不要见人。我和别人说话的时候，还会脸红。后来，经过相当长的过程，我才像现在这样能够应对自如了，这确实是“练”出来的。　　锻炼是很重要的。我小时候是个极其胆小的人，有时家里来了客人，我马上就躲到门背后去，客人待多久，我就在门后站多久。如果没能来得及躲到门后，我就会在原地站住，害怕得低着头红着脸，谁拽我都不行，就是一动不动地站到客人离开。有意思的是，从上小学开始，我就一直当干部，不是班长就是中队长、大队长，反正没断过“当官”。上初中的时候，我就开始住校了，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特别少。父母出去拍戏一走就是几个月，我周末回家，结果经常还是自己一个人。我也有胆大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经过锻炼，某种潜能被开发出来了，我妈妈、我姐姐都说我是属于“蔫大胆”。自己做公司以后，慢慢地，我发现自己还是具备管理素质的，不知道这是不是和从小“当官”有关系。　　因为受父母的教育，我一直非常低调，我也不知道这是好是坏。有人觉得我应该充分地张扬自己的个性，让别人知道我、了解我，如果我个人的品牌出去了，对公司各个方面都有好处。但我觉得，打“品牌”一定是通过做事情，而不是无端的炒作和宣传。我觉得真诚是做人的基本品质，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尽量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做事。　　经纪人和艺人的合作也要看缘分。对于经纪公司应该签“新”人还是签“老”人的问题，我没有特别的倾向性。毫无疑问，成熟的艺人、有名的艺人，会让经纪人省很多力气，可能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推荐，艺人就不断的被人请。但是，这类艺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能不能和经纪人达成一致又是一个问题；另外，他们的要求可能也会比较多，而经纪人所能获取的利益可能会比较少。很多经纪公司愿意签新人，主要是基于相比之下新人更便于管理。我的签约艺人，无论“新人”、“老人”，他们都对我特别信任，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　　公司的签约艺人，像常戎、周杰、李强、丁海峰、赵亮都是比较有实力、有演技的影视演员。也许他们不能算是顶级的腕儿，但他们都是影视圈的中坚力量。　　我和周杰是在1996年拍《女人在家》的时候认识的，那时他还没有出名。后来他又拍了《还珠格格》、《少年包青天》，其间我们的联系也不是很多，但大家一直是很好的朋友。后来，他找到我，让我做他的经纪人。现在，我们已经合作两年了，相处得很好。　　周杰以前出演的古装戏或港台类的戏比较多，我特别希望他出演一些时装剧、大陆剧。周杰挺有幽默感的，他之前出演的《说出你的爱》，证明了他有很强的可塑性。我觉得，周杰可以施展的空间还很大，毕竟他还年轻，还有很多的机会。

第四部分:因友而盟：李姝李姝的主要签约艺人 张澜澜（图）

周杰歌唱得不错。并不是所有演员都具备唱歌的条件，有的演员是因演戏而成名，然后完全靠这个“名”去卖唱片，老百姓也是冲着演员的银幕形象去买唱片，我觉得那是长久不了的。艺人想要在多方面有所发展，首先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在一个行业里你是一个新人的话，就应该像一般人一样从头开始，从零开始。如果你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够，也许你就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像周杰这样的演员如果要往唱歌方面发展，是需要经过深思熟虑的。周杰周围唱歌的朋友特别多，他跟孙楠、那英，都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唱歌。可能周杰会因此觉得自己离“歌星”的水平还很远，但我想，如果能有机会让他展现歌唱方面的才能，我对他还是很有信心的。　　对于演员在其他方面的发展，首先是要看他们自己的愿望。我觉得对于有意向歌唱方面发展的演员来说，“新人”的机会可能会更大。张博是公司的签约演员，他会弹吉他，在学生时代曾有过自组乐队、勤工俭学的经历。他一直非常有兴趣在歌坛一试身手。　　我是在为电视剧《天网情网》挑选演员时与张博相识的，后来他参演了剧中的一个角色。当时张博刚刚高中毕业，在演艺发展上不乏机会，赵宝刚选中他出演《别了，温哥华》中的男主角（后来这个角色由陈坤饰演）。这时的张博确实面临着选择，是继续求学还是演戏挣钱。我鼓励他在表演艺术方面进一步地深造。　　我觉得，作为演员，基本功非常重要。如果张博要把演员当成一生的职业，他必须打好坚实的基础，在提高自身素质和修养方面下工夫。男演员较之女演员，尤其应该趁着年轻多学些知识，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地丰富自己的阅历，增强演技实力，以求能够更好地塑造人物。　　上大学对于张博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压力。出于一种责任，我为张博请了老师，对他进行了系统的辅导，张博最终拿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两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为了让他能够顺利地完成学业，公司承担了他上大学的全部费用。　　现在，张博已经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三年级的学生了。虽然在学习期间，张博的片约不少，但他始终安心学习，遵守学校“三年级之前不允许接拍影视剧”的规定。我希望张博能脚踏实地地做人做事。我觉得，做演员根本不是什么“出名”这么简单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事业方向、人生方向的问题。对于像张博这样的年轻人而言，重要的是需要有人帮助他们把握机会，他们需要得到正确的引导。　　可以说，张博是公司从零开始，一手打造出来的“新人”。在为张博制订影视发展规划的同时，我也尝试帮助他往唱歌方面努力。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和做唱片公司的表哥探讨过。我的这位表哥是台湾人，现在很多知名歌手的演唱会都是他们公司做的。唱片公司觉得，目前张博唱歌的条件和时机还不成熟。我想，张博是一个新人，公司应该先让他在影视方面得到充分的发展，待他取得了一定成绩之后，再考虑下一步的拓展。

第四部分:因友而盟：李姝天生我才为“经纪”于洋（图）1

于洋的主要签约艺人 邵兵

作为经纪人，我觉得，除了沟通和表达水平之外，最重要的还是策划。　　策划是挖掘艺人、吸引艺人或管理艺人的前提条件，经纪则是拿捏艺人程度和与艺人交往之间的状态。策划是智慧，经纪是管理，我觉得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否则，就是片面的。　　中国文化产业里的商人，最难做的就是经纪人。经纪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心理医生，某种程度上他又是一个监护人或者还是一个设计师……他想到的东西一定是别人想不到的，所以要求很高。　　毛阿敏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喜爱的流行艺术家，所以，我一直关注着她的情况。知道保利签了毛阿敏以后，很多人表示“不看好”，我觉得，这些人缺乏对毛阿敏的认识，也缺乏对经纪行业的认识。　　艺人的业务状态是生存的因素，是最重要的——如果毛阿敏的状态不好，她再有卖点，我也不会签——剩下的就是我对她过去发生的事情、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和我想做的事情的联想。我们就签约的问题谈了很多次，开始，毛阿敏觉得：“咱们是好朋友，有事就做吧，还签什么约啊？！”后来，我告诉她，签约对她意味着什么。我要把她做成中国的ＮＯ．１，让她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毛阿敏很优秀，她具备这个实力，正因为如此，她才必须和保利签约。　　由于毛阿敏一直是以演唱晚会和影视歌曲为主，受到主题的情节的限制，她的演唱风格偏于凝重和沧桑。生活中的毛阿敏是一个幽默风趣、热爱生活的阳光女人。为了能够更准确地把毛阿敏的优势传达给受众，我们在不破坏她原有形象的基础上，对歌曲的选择做了观念上的调整：继承大气的格调，揭示温柔的情怀。　　毛阿敏的新专辑《美满》中有一首歌叫《奢华》，是陈涛的词，我写的曲。我想尝试着，把毛阿敏的声音再开发一下。歌曲是轻歌剧风格的，难度很大。我设想过，她能唱成什么样子呢？这首歌是为毛阿敏而写的，结果让我吃惊，毛阿敏的声音婉转流畅、举重若轻、游刃有余。她唱得太好了！　　《美满》专辑的封面，毛阿敏也有不同以往的造型出现。服装和发型给人柔美而时尚的视觉感受，在装饰品和细节的构思上，花费了不少心思。新造型令毛阿敏更显得气质高雅、雍容华贵，平和成熟，充满了女人味。　　封面的设计，表现出一种“新古典主义”的唯美。我们把色调处理成油画的感觉，并用镶金边的罗马字体修饰唱片的英文名称PROSPERITY，我们希望体现一种繁荣昌盛而美好的“大”美满概念。　　在考虑到走国际路线的同时，为了打造毛阿敏的“形象”品牌，我们特意用她的英文名字Amy，为她设计了标识。　　毛阿敏说，她在录制新专辑的时候，总是处于非常兴奋、非常愉快的状态。　　《美满》以保底发行五十三万张打破了近年来低迷的唱片发行记录。新唱片挖掘了毛阿敏的歌唱潜质，使她从“晚会歌手”成功转变为“商业歌手”。　　我觉得，签毛阿敏是保利对中国流行音乐的一大贡献。　　邵兵是一线的影视演员。他主演过十几部电影，具有许多中国男演员无可比拟的基础优势。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一个电视晚会里，听到他清唱了几句。我突然发现，他的声音有很高的识别率。而邵兵一直被误认为是“最难搞定的人”，当知道我跟他签约的时候，有人跟我说：“你疯了！这个人多难搞啊！”其实，我们只是有过一个下午的愉快谈话，之后，用邵兵的话说：“我向你投降。我认为你比我有智慧，和你签约，我会好。” 　　作为经纪人，一定要帮助艺人多元开发。　　如果邵兵只是为了演影视剧，他不用和我签约，因为他不愁片约。和保利签约的理由，主要是为了综合开发和海外扩展——这是我给他的定位。　　现在，邵兵每天要学习五个小时的英语，为我们的国际目标做沟通上的准备。

第四部分:因友而盟：李姝天生我才为“经纪”于洋（图）2

于洋的主要签约艺人 伊扬　　我们已经和一些国际性的机构开始了合作，通往好莱坞的渠道也正在建立。公司还专门为他量身定做了一部二十集的电视连续剧，近期将要开机。当演员的时间久了，邵兵还希望能有机会满足一下自己的创作欲望。　　每当有人想拉邵兵合伙做生意的时候，他总会把他们带到我面前，然后，坐在旁边，静静地听我和他们聊。邵兵说，他觉得那是一种享受。　　毛阿敏和邵兵，是典型的不签约的人，他们对“经纪”没有信任感。而现在，他们已经完全把我们的经纪公司当自己的家了，这其中是我的风格发挥了作用。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或者从事经纪人这个职业，但是大家关注的，还是一个基本层面，比如，怎样维护一个演员，告诉他怎么跟媒体说话、穿什么服装、做什么发型、适合接什么样的戏……我认为这是基础层面。　　我们在包装艺人的时候，是全方位的，还要结合艺人的特点。比如屠洪纲，他属于实力唱将，那么要多在音乐的设计上下工夫，而没有必要为了“造型”，把他弄成秃瓢儿。　　有人说，屠洪纲的新专辑《我爱》融合了拉丁舞曲、英式摇滚等音乐元素，在保持屠洪纲独特风格的同时，表达了一种深邃的领悟。　　和保利签约的时候，屠洪纲的个人生活刚刚发生变故。他低迷的状态，直接影响到了他的生活和工作。我觉得，《我爱》给了他振作的理由和宣泄的空间。经过生活的磨难，他应该更加懂得如何用心灵歌唱，如何用音乐诠释情感。 　　《我爱》的MV是专程去西班牙拍摄的，西班牙大使馆旅游处参赞对屠洪纲此行表示了赞赏，并感谢他为传播西班牙风光所做的贡献。西班牙是提升屠洪纲国际形象的起点。　　《我爱》封面采用了他在西班牙海岸边的一张照片。感觉相当大气的，并采用了少见的黑白加镏金制作，超凡脱俗。　　我觉得，音乐能够帮助屠洪纲的精神得到升华。　　一个好的经纪人，还要有一个功能，就是把艺人作为一个商品，立体地处理这个商品和市场需求之间的关系。艺人是极特殊的商品，属于艺术品。艺术品就有见仁见智的问题，有人说好，就有人说不好——而这恰恰是一个优点。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商品的重复使用率、被反复设计的概率，要远远大于别的商品。一个纸杯，再设计，把儿也不能放到杯子底下去，而且不能被重复使用。　　艺人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只是，在重复使用的过程中，要判断艺人到底有没有潜能，有没有那样的价值，应该重新设计成一个什么样子。也许只换了一个包装，大家就接受了——这是最简单的、最捷径、最经济，也是最轻松的做法。所以，经纪人要站在立体的角度，去开发艺人。　　和李煜签约的时候，我犹豫了很久。为什么呢，因为她过去的造型，她的笑、她的发型和她的样子，已经固定住了，挺难改变的。当时我的条件就是：“如果让我做你，你的形象要改变，恐怕要以另外一种样子出现，你能接受吗？”她接受了。李煜的专辑，我认真地听了一遍。我认为，她还真是沉下来，在歌唱上做了一番研究，在情感的处理上，有自己的特点。我觉得，那是一张非常不错的专辑。

第五部分:周总理成全的“文化特使”宋怀桂周总理成全的“文化特使”宋怀桂 1

《末代皇帝》是一部大手笔的电影，无论是演员阵容还是制作班底，都是国际水准。贝托鲁奇专门花了一百万美金，从澳门的拍卖行购进了清朝的古董服装，又在国内定做了三千多套满汉服装服饰。我拍戏的时候，身上穿的都是真正的古董，贝托鲁奇看着我说到：“中国古代的衣服简直太漂亮了，为什么中国人现在穿得不美？”我无言以对，在八十年代，我的同胞们都是清一色的蓝灰黑。　　后来《末代皇帝》获得了包括最佳服装设计在内的九项奥斯卡大奖，而贝托鲁奇的话和那些从平民到贵族，从奶妈到皇太后，件件令我激动不已的满汉服装，使我不得不有所行动。　　随着大量国外名牌涌进并充斥中国市场，西方顶尖的时装艺术对于国人已不再是陌生和新鲜的东西，各个时装流派在中国竞相争艳，这不禁引起我的思考与遐想。我们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历史上是一个服装大国，丰富的服装服饰文化宝藏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唐朝著名的“丝绸之路”曾在世界上产生过巨大影响，而今，中国如何能再度称雄于世？要实现这个愿望，只能靠我们自己。　　于是，我构思多年的“五朝”梦，终于诞生了。我希望通过一台大型表演，把中国各朝代的服饰文化展示出来，其中以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为代表。我对服装做了一些夸张的设计，取名“五朝服饰”，计划在全世界进行表演。卡丹先生非常支持我，还给我题了字。　　“五朝服饰”从梦想走向现实的第一步是在1992年迈出的。我首先向纺织部申请了合作演出的批文，然后组成了演出制作班子。　　我是一名艺术家，完全不是一个商人，我所关心的是如何实现我的艺术创作。我判断人常常会出错，而且是：害人之心没有，防人之心也没有。　　我请一位女士帮我监制“五朝服饰”的服装，她是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结果，没想到她竟然自己拷贝了一套，卖到了台湾，赚了很多钱。这批服装的制作，我一共支付了大概一百二十万，而且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后来，她又和另一位政府部门的领导合作，把“五朝服饰”弄到法国去演，而且，他们居然把卡丹先生也请去了，还合了影。卡丹先生以为是我的“五朝服饰”，后来才知道跟我没有任何关系。那位女士帮我监制的“五朝服饰”，直到1998年，才像挤牙膏一样，基本凑齐给我，算是交了差。　　其实，服装设计需要不断地构思，别人只能模仿你的样子，却模仿不了你的脑子。况且，穿服装的是模特，而表演的是创意。就像看古装戏，你可能会觉得雍正王朝和康熙王朝的服装都很好看，但你不会去注意款式的不同，因为情节不一样，讲的故事不一样。　　我们每一次表演，都有新颖的概念，这就是 “拷贝”者跟不上的地方。我们有很现代的音乐和编舞，表现力很强。吸引观众的不仅是好看的服装，还有演出的场景和内容的编排，是一种整体的氛围。我的“五朝服饰” 不仅仅是单纯的中国传统服装服饰，而是集表演、音乐、舞美、杂技和武术于一体的超越时空界限的综合性的大型场景艺术。 　　我一直游离于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又受到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熏陶。这种经历使我养成了尊重和借鉴的习惯。

第五部分:周总理成全的“文化特使”宋怀桂周总理成全的“文化特使”宋怀桂 2

我原来就有在“五朝服饰”中用武术表现元朝游牧民族的剽悍的想法。2000年春节，“五朝服饰”到澳大利亚参加“龙腾澳洲贺千禧”的活动，与我们同台演出的还有少林寺武僧团。我当即决定，把中国武术和服装表演结合起来。　　这也许是个不错的主意。武术是中国的国粹，中国悠久的历史造就了绚丽的服装文化，这两种艺术形式之间，应该具有某种自然的亲和力，在本质上并不相互排斥。虽然两者的反差是非常明显和巨大的，但，如果改变一下视觉角度，这种反差也许可以形成一种“互补之美”。时装是悠扬的，武术是动感的；时装是短暂的，武术是永恒的；时装是阴柔的，武术是阳刚的。时装和武术的结合，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概念和感觉。　　我对武术有一种情结，在我的想像中，中国男人都是“侠客”，而武术代表了中国男人的“精神”，所以，我从心里喜欢中国武术。　　为了完成我对于“五朝服饰”表演的设计，我开始邀请少林寺武僧团参演，后来我们又正式组织了一支二三十人的队伍，可以保证正常表演的需要。2001年，我注册了北京神武英豪文化发展公司，并和团员们签了合约。现在，出去演出的时候，我们就叫“神武功夫团”或是“中华神武团”——名字是我取的。　　但我根本就不像经纪人，因为神武功夫团成立至今的两年多时间里，我投入了差不多一百万，收益将近五百万，而我没有拿过一分钱。需要钱的时候，我就自己补贴；赚钱了，我就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一点儿。所以，我经常和神武功夫团的队长开玩笑说：“你什么时候给我发工资呀？”　　2003年春节，我策划了一台名为“阴阳新信息”的表演，在巴黎的舞台上亮相。我尝试着把武术与现代舞结合在一起。二十二名武僧和两名舞者，组成一台七十五分钟的节目，表现的是类似“禅意”这样很中国的内容，形式是写意的、抽象的，很前卫的风格。我们一共演出了四十二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之后，在我的力荐下，卡丹先生独具慧眼，把中国武术引入了西方音乐剧。　　我和卡丹先生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那种艺术家的唯美思想。音乐剧《特利斯丹和伊索尔》在巴黎的上演，是武术进入西方主流表演形式，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特利斯丹和伊索尔》是爱尔兰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取材于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音乐剧的策划人和制片人正是卡丹先生。我们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用十二名八至十二岁的武僧作为伴舞，把中国武术的力量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为音乐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阳刚之美。我们不是简单地把武术移植到西方舞台上，而是同音乐和剧情完美结合，出彩但不喧宾夺主。我们表演的“龙舞”和战争场面，传统又富于创新；有些象征性的造型，如椅子、笼子，令人叫绝。卡丹先生亲自为演员设计了服装，彻底摆脱了人们对武僧的传统印象，帮助东方面孔克服了西方观众的陌生感。演出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高潮，特别是两名小演员三毛和小帅，他们两个每次出场，观众都会报以热烈的掌声。　　音乐剧演出了七十余场，值得欣慰的是，经过探索，中国武术终于向世界舞台迈出了宝贵的第一步。

第五部分:周总理成全的“文化特使”宋怀桂男儿有梦 筑梦踏实 沈永革（图）1

沈永革的主要签约艺人 陈琳

1994年10月份，我在观看“黑豹”演出的时候，很荣幸地认识了轮回乐队和陈琳，后来，他们成了我的签约乐队和艺人。　　“轮回”的成员都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有一定的音乐造诣，他们的原创风格是走“摇滚和古典相结合”的路线。“轮回”的主唱吴彤原来是学民乐的，所以，他在音乐中加入了民族乐器演奏的部分，这种尝试很新鲜，所以，我们签约后的第一张唱片就叫《心乐集》。　　遇到陈琳是我的福气。我知道，像陈琳这么好的艺人，通过努力，我一定能够让她获得成功。 　　我刚认识陈琳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她把自己的专辑送给我听，她声音的感染力和对音乐的理解，都让我觉得很乐队化、也很摇滚。然后我们开始慢慢地接触、聊天，互相有了一些了解。　　陈琳创作了很多歌词，当中有几首，我觉得是非常能够打动人的，于是，就有了后来的专辑《女人》。　　1996年，在磨合了差不多一年以后，我和陈琳正式签约，《女人》专辑出炉。　　我觉得，《女人》专辑无论是编曲，还是形象设计，都为唱片界树立了一个很重要的榜样。　　当时的唱片界，大家都在经营“关系”，跟导演的关系、跟演出商的关系……这样那样的关系，却没有人认真地经营“内容”。　　国际化的操作模式中，唱片公司是有广告投入的。媒体把广告时间和报价列出来，唱片公司做歌曲推广的时候，需要多大的宣传力度，就投多少钱来做广告。这样做事，大家都很方便，没有必要去搞人际关系。“关系”时代，钱没有投在广告上，就投在了个人身上。“关系”也是一种投资，但最重要的还是内容。　　我觉得，无论在何种环境下，宣传只是一种模式，信息只是通过媒介传送给大众。至于唱片能不能受欢迎，不是“关系”能决定的事，而是由大众来决定的。　　1998年，人们才开始真正重视制作唱片的“技术”和“质量”。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离开JVC公司，自己成立了竹书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基础建设——建录音棚。我从日本带过来一个小型的制作班底，同时开始在国内培养自己的团队。由于事先对国内唱片制作和发行市场做了调查，所以，我工作的每一步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久，整合日本技术及在北京做流行音乐的经验，公司推出了陈琳的专辑《走开》。　　“竹书”首先培养的是意识——做唱片的意识。　　每张唱片都有一个主题，艺人的自主性就在于他对这个主题的想法：一种表达形式、一种感悟……比如对生活、对爱情的理解。只要艺人提出想法，而这个想法能打动我，这个主题能打动我，我相信他也能打动很多人。　　我的经验告诉我，如果艺人的想法没有打动我，这个想法就不成立，不能成为一个商品。强加给艺人的想法，他是表现不出来的，如果能表现出来，也一定是另外的一种东西。所以，如果艺人没有想法，那就没有唱片。　　有一次，陈琳去东京做造型。我们在咖啡厅里休息的时候，她告诉我，她想写一首歌，歌名叫《变脸》。“变脸”是一个传统的故事：在她的家乡四川，当人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希望有一种精神寄托，这种需要，就演变成了戏剧中的“变脸”。听了陈琳的想法，我一下子就被感染了。因为当时的中国，整个社会的结构在改变，人们的生活结构变了、爱情结构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了……我觉得“变脸”讲的就是这种改变，它一定能够打动很多人，就这样，专辑的主题有了，就是“变脸”。然后我们就去设计，对专辑进行了很多形式上的包装，专辑的主打歌是《走开》。

唱片最重要的是它的内容能不能感动人，这就像一部电影或电视剧，能不能感动人，首先要看有没有一个好的脚本。如果脚本可以感动人，那么，剩下的就是技术上的问题了：找好的导演、好的演员，然后投资进行拍摄。最难的是赋予艺术“精神”，一旦有了“精神”，周边的技术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　　我们所有的包装都是以艺人为中心，围绕唱片来进行的。关键在唱片专辑创作出什么样的词、什么样的曲，或者艺人演唱什么样风格的音乐。　　《走开》的打歌策略是一张制作精美的单曲碟，推介给全国音乐电台DJ以及电视VJ，当时在国内是首创。歌曲受到了全国所有电台的一致好评，由于电台长时间的推介，《走开》形成了歌迷积极回应，陈琳真正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专辑也有了一定的销量。　　因为《走开》，陈琳荣获了当年所有的音乐奖项，奠定了她在事业上的基础。最后，事实证明我们是成功的。我们投了很多资源与心力，但也得到了令人继续努力的回报，有能力进行下一张专辑——《爱就爱了》。　　专辑《爱就爱了》也是同样的，专辑的主题，就是要表现洒脱的爱情观，就是这样一句话：爱就爱！做就做！当陈琳提出她的想法的时候，我马上就同意了。为什么，因为这种爱情观就是现代人做事的一种态度和方法，我相信陈琳用歌声所诠释出来的时尚心态，一定动听。 　　《爱就爱了》在销售了一百多万张的同时，也把陈琳推到了她该有的位置上。　　从1996年的第一张专辑《女人》到《爱就爱了》，再到第二年的《不想骗自己》，陈琳的这三张专辑，使陈琳在中国的流行音乐界有了自己的位置。

第五部分:周总理成全的“文化特使”宋怀桂男儿有梦 筑梦踏实 沈永革（图）2

沈永革的主要签约艺人 杨坤　　一次，朋友给我一个小样，是一位歌手的原创作品。我听了以后，觉得很好，就给那个歌手打了一个电话。我问他在什么地方，他说在天津演出，我就直接开着车去了天津。他没有想到，一个唱片公司的老板，能亲自开车，跑那么远的路去看他的演出，后来他跟我说，当时他都吓傻了。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人才，而且在考虑合作之前，我必须看到他的舞台形象，评估他的艺术水准。在看完演出以后，我对他说：“跟我回北京吧。”　　在后来的长谈中，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已经唱了十几年，努力了十几年。在遇到我之前，他已经把自己的小样几乎递遍了国内甚至国际大大小小的唱片公司……接下去的时间里，我告诉他我的想法，我的计划，我将怎样操作还有我的优点和缺点……我给他一个月时间，考量要不要跟我合作。结果，不到一个月，我们就签约了。　　这个歌手就是——杨坤。　　我觉得，遇到杨坤是我的运气——居然十几年都没有人去认识他。　　杨坤具备很强的原创能力，他的作品很感人，我非常喜欢，也看中他的才能。但是，也许是因为受了很多年的苦，所以，他性格也比较内向，不太主动地和人沟通。为了使他有一个“阳光”的形象，他的头发染成了金黄色，可他在染发的第二天，又把头发染了回来。当我问他原因时，他说，他觉得那不是他。“阳光”最需要的绝对不只是外形的改变，真正的“阳光”是要和好朋友一起分享、体会、感受的。于是，对他说：“咱们把手头的工作停一停，休息一下，咱们出去玩儿一圈。”　　我和杨坤到了泰国，当然，摄影师同行。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我们尽情地享受，在美丽的沙滩上，我们像孩子一样，追逐嬉戏，杨坤的脸上有了笑容，而且，他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摄影师及时地把这一切记录了下来。后来大家看到的，唱片封面上的照片，就是杨坤靠着寺庙的墙拍的，杨坤的形象已经焕然一新。　　在这个过程里，我明白了一件事：快乐会让人改变很多，身心的健康能有助于艺人更好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我和杨坤在一起磨合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他的第一张唱片，我让陈琳帮他热身，在专辑《爱就爱了》中，作为成名艺人的陈琳，与杨坤合唱了一首《两个人的世界》，这为《无所谓》的推出埋下了伏笔。公司的策略收到了效果，《两个人的世界》引起了人们对杨坤的注意，很多人对这个不知名的男声产生了兴趣。于是，杨坤第一次的公开亮相有了几分“谜底揭晓”的味道。　　我现在还能清楚地记得2000年8月，“竹书”与电视台合作的那次成功的歌友会。我通过监视器注视着杨坤的每一个表情和动作，虽然他有些紧张，但我看到了希望，我看到了他的未来。杨坤的第一次曝光，就让人们牢牢地记住了他。　　在制作杨坤的第一张专辑《无所谓》的时候，杨坤已经累积了六十多首原创作品，相当于制作三张专辑的歌曲储备，我们开始在这六十多首作品中进行遴选。　　第一次听到《无所谓》的时候，歌中的一句歌词：“放过了自己，才能高飞。”——给了我很深的感触。其实，一个男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跟自己“斗”，杨坤点出了很多男人思索过的“道理”，我相信这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无所谓》给了人们，尤其是“受过苦”的男人一个想像和品味的空间。于是，我决定把《无所谓》作为杨坤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　　《无所谓》发行以后，销量也超过了一百万张。事后证明：“放过了自己，才能高飞。”——《无所谓》确实展现了很多人的精神世界。　　杨坤第二张专辑的主打歌《那一天》是一首爱情歌曲。爱情是什么？当失去爱情的时候，人们的感受是什么——“那一天，那一天，我失去了你，就像是孩子失去了心爱的玩具。”——所有对“痛苦”的形容，都不如这句歌词能够恰如其分地表达人们失去爱情时的心情。这种“表达”和这种“心情”不仅属于杨坤，属于我，也属于很多人。　　为实现对杨坤的综合定位，《那一天》推出的同时，MV的拍摄成为公司为杨坤精心设计的又一个伏笔。　　我和杨坤都喜欢电影，所以私下聊天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聊到电影，而我也早就注意到了杨坤的“酷男”形象。我们为《那一天》设计了“小电影”形式的MV，邀请了韩国的制作班底，并让杨坤在其中扮演了角色。《那一天》的MV，使杨坤得到了很多导演的青睐，很快我们与“世纪英雄”合拍了《十三月》。这部由杨坤主演的电影，使他有机会迈出拓展自己演艺事业的新的一步。　　未来两年，公司会积极推动杨坤在电影表演方面的发展，并且努力使他的作品更加“国际化”。我相信，杨坤就会成为在中国流行音乐界有独特风格、定位及地位的男歌手。　　合约之外，我和杨坤之间还有很多约定。　　2001年3月，杨坤站在了北京最大的舞台——首都体育馆，参加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颁奖晚会。当他领完年度最佳新人奖走下舞台的时候，我们握手、拥抱，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我对他说：“坤儿，第一个约定实现了，还有很多约定，我们将要一起努力，一个个地去实现。”

第五部分:周总理成全的“文化特使”宋怀桂男儿有梦 筑梦踏实 沈永革（图）3

沈永革的主要签约艺人 陈琳　　我的第二个梦想是：让我公司的艺人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出任JVC中国总代表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已经在渐渐接近这个梦想了。　　我有三张销量超过一百万的专辑，这三张专辑都是我亲手制作的：　　第一张专辑《告别摇滚》是中国所有的摇滚乐队为纪念邓丽君而做的。是受了邓丽君影响的一代人，在流行音乐界成名后，用自己的音乐去诠释、缅怀邓丽君的作品。使我很高兴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想法与作品，受到如此肯定。我的第一张百万专辑，让我确定了以内容取胜的唱片经营方向。 　　第二张是陈琳的《爱就爱了》，“爱就爱了，做就做了”的生活态度及音乐风格反映出陈琳不同于田震、那英。十年以后，当人们翻开中国流行音乐这一章的时候，一定会提到陈琳的音乐类型。我的第二张百万专辑，让我确定了内容与想法原创性的重要。　　第三张是杨坤的《无所谓》，演唱风格、歌词内容及包装形式都是新的，并且也将稳立在中国流行音乐的历史上。　　我的三张专辑，分别代表了三个时代。我觉得，无论是制作质量、音乐风格、流行意识，还是艺人的定位，都可以成为值得歌迷在流行狂潮过后，愿意留下来多听几遍的经典作品——音乐形式是中国最新的，艺人的地位也确定了。　　一直以来，我都希望推动一个“概念”，一个关于演唱会的“概念”。　　我坚信，唱片销量很好的艺人，也一定能吸引观众来看他们的演唱会。做演唱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内地，有实力开演唱会的艺人不多。我决心尝试一种商业化的演唱会运作模式，为此，公司做了很大的努力，组织了一支成员来自台、港、日本，包括灯光、音响、技术和乐队在内的演唱会的制作班底。　　2003年7月，《陈琳杨坤演唱会》在日坛公园举行，演唱会门票的销售情况非常好。在露天搞演唱会，看到台下站着的观众人头攒动、振臂欢呼，是我很久以来的一个梦想。为了实现“让观众因为太过瘾了坐不住而站立观看演出”的原始想法，针对现场不要摆放座椅的问题，我和公安部门磨了很长时间，并以“承担一切后果”为保证，才最终得到了批准。　　当杨坤的一曲《里约热内卢》开场，观众疯狂尖叫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被这种情绪感染得整个人都快瘫软了。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使演唱会被迫中止，那雨来得实在太邪，大到让人说不出话来。我和公司的工作人员手挽手站在雨里，我心中默念：演唱会一定要搞成。二十分钟后，雨停了，现场到处都是水，演唱会必须改期。　　遭遇暴雨的观众有些烦躁，甚至有个别人出口不逊，挑动不满情绪。公安部门考虑到现场情况的特殊性，为了不造成混乱，及时要求我以主办方身份，出面向观众解释。于是，我跳到一张桌子上，用一个小喇叭向观众喊话。我首先向到场的观众表示了感谢，然后做了自我介绍。当观众听说演唱会要延期两天，人群中就有人大喊“退票”。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心中忐忑，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处理不当，将对我、对公司意味着什么。我当即非常真诚地表示，公司会为退票的观众办理好相关事宜，同时，我以“竹书”几年来的表现请大家相信，演唱会将如期举行，希望今天的观众如约再次光临。如果“竹书”不能信守约定，以后大家尽可以不再支持“竹书”，不再购买“竹书”的产品。这时，人群中有人高呼“支持‘竹书’”……  　　得到安抚的观众，陆陆续续地，有秩序地离开了演唱会现场。　　对于延期举行的演唱会，我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结果却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当天观众的进场，从下午四点一直延续到晚上八点，人流始终不断。现场观众达到了一万人，还有大约两千人无法入场，最后，我们不得不把后台都让了出来。演唱会现场的音响效果非常好，大屏幕悬挂的位置又很高，所以，日坛公园外面挤满了围观者，还有人爬到树上观看。那个情景我至今都是历历在目。　　演唱会后的庆功宴上，陈琳和杨坤都向我敬酒，感谢我帮助他们实现了梦想。我说，这个梦想是我们共同的梦想，我们要彼此感谢。　　日坛演唱会之后，《陈琳杨坤演唱会》在全国的十六个城市先后演出了十六场。这样大规模的巡回演出在国内可算是首创。完全商业化的操作也得到了演出商的认可，可以说，我们开拓了一种新的商演路线，从传统的“走穴”概念里走了出来。“竹书”是以内容取胜的唱片公司，没有任何音乐的魅力比得上现场演出的精彩。制作整合了视觉、音乐、艺人表演这些震撼元素的演唱会，介绍给喜爱流行音乐的朋友，是我们的工作。　　2004年1月，在日本大阪，陈琳、杨坤和国际著名歌手Peabo Bryson同台献艺。在他们身后伴奏的是一支阵容庞大的管弦乐队。虽然语言不通，但杨坤的演唱还是赢得了热烈的掌声，身在其中的我把手都拍疼了。我在兴奋和激动之余，不禁感慨万千：我终于把一个昔日夜总会的歌者，变成了今天国际舞台上的明星。这一刻，我体会到无限的快慰和成就感。　　演出结束以后，我和杨坤用眼泪表达了彼此，以拥抱回馈了对方。那一夜，我们痛痛快快地醉了一场。　　2005年1月，陈琳、杨坤将再次前往日本，与国际明星站在同一个舞台上。　　我希望，今后“竹书”的艺人在海外演出不只是嘉宾，而是能够代表中国进行专场演出，让中国流行音乐在海外形成影响。现在，“竹书” 的音乐制作，每一次都是与各国的音乐人合作，这么做正是为了使我们的流行音乐与国际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