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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宏甲《中国新教育风暴》有感我敬佩这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作家

北京市京源学校副校长　曹彦彦
作为一名教师，我天天和花季年龄的学生们在一起，我知道王宏甲先生所描述的中学生活是那样真实。例如，初三孩子考试后独自在马路上徘徊，因为他无法面对无微不至的母亲；孩子们早已不盼望假期，因为更加枯燥的补课生活在等待着他们．．．．．．我不忍看王先生描述的他们的痛苦、不忍看他们的困惑，但我知道：我们谁也没有权力回避孩子求助的心灵。
我有自己的教育梦想，但正像书里描述的那样，单一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常常使我痛苦地从梦中醒来。我喜欢看着青年学生书生意气、挥斥方酋，不想用现实的功利之心打搅他们的壮志豪情，因为我知道：祖国的振兴最早来源于青年的理想。我喜欢看孩子们汗流浃背地尽情玩耍，不想用多如牛毛的练习题打断他们球场上的呐喊与奔跑，因为我知道：健康才是他生存最基本的前提。我喜欢看他们单纯、坦率的明眸，喜欢原谅他们的无忌童言，不想过早地告诉他们竞争的无情与残酷，因为我知道：诚实的品德将筑起未来的文明社会。我想保护弱势学生，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因为不够聪明而没能学好功课，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因为家境清苦而少了很多机会，我想让别人允许我慢慢教他，哪怕他只学会了一点点。我想让每一个孩子都喜欢学校、每一个孩子都喜欢老师、每一个孩子都喜欢上学。
作为一名教学管理者，我喜欢看到各种教法百花齐放，各种思想兼容并蓄。我喜欢老师们听专业讲座、看专业书籍，积极了解科学研究的前沿，不想让他们陷在习题集里，整日揣摸着题型变换的伎俩。我喜欢老师们平心静气地观察孩子，帮不同的孩子制订不同的目标，不想用一条录取分数线来拴住所有师生的脖子。我喜欢老师们去曲阜、进沙漠，在广阔的视野中培养宽广的胸怀。我喜欢看见老师们家庭和睦，儿女成才，不想用愁苦的晚自习剥夺他们享受天伦之乐的权利。我不想用本科率来与其他学校较量，不想逼迫教师为了一个统计数字而放弃仁爱。我深深地感谢王宏甲先生能够理解教师的重负与奉献，因为他看到了教师心中那柔美圣洁的光环。
作为一个母亲，我对儿子的未来有万花筒般的憧憬。我怕学习压垮他的健康，我怕分数压垮他的自信，我怕课程限制他的爱好，我怕教学限制他的创造。我盼望着王宏甲先生呼唤的新教育时代尽快来临，让我的儿子享受到科学本身的魅力，而不是分数的诱惑。
作为一名地理教师，我敬佩这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作家。纳木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湖泊，我在课堂里讲过，但没有去过，当我看到王宏甲先生带着心脏药，穿着旧皮靴到那里采访的照片时，敬意油然而生。从湿润区到干旱区，从平原到世界之巅，从经济特区到不毛之地，从教育高官到无知孩童，从远古到未来，从最激进到最保守，王宏甲先生积极而负责地对中国教育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您看到过他一本本厚厚的采访笔记吗？最初，我发现他不看别人写的关于王能智老师的文字时，我以为他傲气十足，最终，我理解了他信奉眼见为实的高洁文品。您听过他向您讲述青藏铁路筑路官兵后代的教育现状吗？一个个小故事串起的是一位作家忧国忧民的民族责任感。
请允许我向王宏甲先生表示真诚的祝贺、感谢和祝福！
让我们为孩子的终身发展和一生幸福而努力工作！
写于2004年教师节前夕

读王宏甲《中国新教育风暴》有感北京上空AM747掀起新教育风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长篇连播节目资深编辑  叶咏梅
我很难用语言来表达这次与作家王宏甲的又一次电波合作，我更难描述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此次举措对我心中的震撼，而这一切的一切恐怕缘于报告文学《中国新教育风暴》本身。
作为王宏甲历经9年的采访与积淀，拿出了令全国千家万户都关注的《中国新教育风暴》时，在我看来应该是始料之中的，大约也唯有他才肯花这样的气力，从他的的第一本报告文学《无极之路》起，王宏甲便是这样的人。
15年后，王宏甲从农村题材的《无极之路》到科技题材的《现在出发》，又从新经济题材的《智慧风暴》到如今的教育题材的《中国新教育风暴》，我是一次次为王宏甲掀起的“风暴”所感动、所钦佩、所震撼！
我同王宏甲平日来往不多，每每都是在他的作品里，在我的广播里相遇，称得上是一种神交。记得我在王宏甲《现在出发》的作品研讨会上发言说，王宏甲使我们在他的作品里认识了刘日，认识了周国泰，而我们广播媒体就应该把他的认识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认识刘日、周国泰，因为像刘日、周国泰己经不属于他们个人，他们属于社会与大众。
可以说，我与王宏甲15年来的作品神交，对他本人更深的认识是在这次《中国新教育风暴》中才有的。我曾去无极暗访过他采访过的人，为的是审核 《无极之路》作品是否真实，我信服了。我也亲眼目睹过他执著的采访态度，那是我们一起随中国民族乐团出访欧洲时。但在这部《中国新教育风暴》里，我不仅仅看到他历时9年的时间、3万里的足迹、纵横祖国东西南北中的面积，还从他笔下的无数故事里，我感悟到王宏甲的那颗不同寻常的赤诚写作的心——不媚俗、不张扬、不停顿，为我们奉献一部比一部更精彩的好作品。
这次王宏甲的《中国新教育风暴》问世，我以为是他四部力作中方方面面做得最顺利最成功的一部，是不是“水到渠成”?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使我看到了责任编辑隋丽君大姐的慧眼、慧心与魄力！这部作品从它的质量 (直到印刷前还在校正修改，我们已是三校稿录音的，可与出版的书仍有许多细微处的改动)、它的装帧是上乘的，它的发行——新华书店总店能一次性印数达12万——在当今也属罕见。
这次广播能这么快就推出来，我要特别地感谢方明、雅坤两位老师。他们两位演播艺术家在录播节目时也很激动，那种情不自禁的热泪盈眶是广大听众看不到的。他们都说这书出得太及时了，因为自己也“家有学生”，书中讲的非常实用。由于他们的鼎立相助，这部作品才有可能在出版 (8月27日出版)的第三天 (8月29日)，我们中央台的文艺之声就与听众朋友见面了，每天播出时间:14:00—15:00、19:00—20:00、00:00—01:00。我们相信它会掀起全国的新教育风暴!因时间关系，匆匆几言。

我们的孩子失去了什么一堂“经典教学”课

北京，某校。上课铃声在校园里响出共鸣。
铃声止息，所有的走廊都静悄悄。
这是一所很好的学校。
这是学校里一个很好的班，学生们已坐得整整齐齐。
今天，英美教育专家要来这个班听课。
他们已经来了，他们听到自己的皮鞋在教学楼宽敞的长廊里发出清晰的声响……陪同前来的还有中方教育部门的领导。
大家坐定，教课的老师走进来了。
同学们起立后坐下，老师侧立于黑板前。他的目光没有去巡视全班同学，而是望向窗外。老师的头上已有不少白发，黑板衬出他侧立的剪影……这时刻，你发现，当学生连窃窃私语都没有时，教室里也并非完全安静。
你还能听到翻动书包的声音，一支笔从谁的手上放到桌面……老师仍然侧立，望着窗外，好像在酝酿什么。就这片刻，你听到，静了，更静了，一切声音都没有了，世界静到连听课的外国专家也仿佛不存在了。
这时，老师转过身来从容说道：“现在开始上课。”
老师语言精练，没有废话。老师教态从容，板书时大家听到粉笔在黑板上行走的声音。板书非常漂亮，极有条理。老师提问，学生回答踊跃，而且答得相当有水平。
老师间或又在黑板上写出若干字。黑板上的字渐渐丰满起来，那字大小不一。有些字，老师大笔一挥划上一个圈，或一个框，或一个大三角，看起来错落有致，鳞次栉比，像一个框架图。
整堂课，老师没有擦一下黑板，也不必学生上去擦黑板。板书上没有多余的字，写上去的就是重点，就是学生该抄到笔记本上去的。老师继续提问，学生解答仍然踊跃，仍然不乏精彩。
整个教学过程非常流畅。最后老师说：“今天要讲的就讲完了，同学们回去做一做课本上的习题，巩固一下。”
铃声响了。
下课。
整堂课无懈可击。
这是一位特级教师，他露出了笑容。
同学们都很高兴。
陪同外国专家听课的中方教育部门的领导也很高兴。
外国专家听了却说不出话来。
“或许他们也很惊叹？等到了会议室再听他们的意见吧！”中方人员想。
到了会议室，我们虚心地请外国同行提意见。
外国同行说话了，他们说：不理解。
我们问：为什么不理解？
他们说：学生都答得很好，看起来学生们都会了，为什么还要上这堂课？
这个问题，把中国同行都问住了。
这问题反映的就是当今欧美教育和中国教育的区别。
欧美教育认为，当老师讲得非常完整、完美、无懈可击时，就把学生探索的过程取代了，而取代了探索的过程，就无异于取消了学习能力的获得。
所以，外国同行说，他们想看中国学生在课堂上是怎么学的，但他们只见老师不见学生，因而认为这不是一堂真正的课，而像是一堂表演课——学生在看老师表演。
可是，教学、教学，在课堂上的45分钟，难道不是老师该教得精彩、精辟吗？学生除了课堂听讲和踊跃回答问题，课外不是还有许多时间去练习和温习吗？
这不仅是中国教师的理念。中国家长都希望孩子能上个好学校，能遇到好老师，不就是看重老师教的水平吗？
“儿子啊，你上课别说话，别做小动作，你得好好听！不好好听，你怎么能学会呢？”所有的家长都这样说。
可是西方教育认为：学生上课就是要说话，要动手，要又说又动，说做并用。
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方式。到底哪一种好？
不要问上述教师是谁，不要问上述那堂课发生在哪里，从都市到乡村，虽然许多教师还达不到这位特级教师的水平，但此种教育方式在中国无数课堂里反复呈现。
你会不会问：我们这样教，有什么不对吗？
我选择从这堂“经典课”下笔，是想一步就写出，这已经是我们行之已久的认为很高水平的课，但就是这样的课，是需要从根本上变革的。这意味着中国要变教育，有相当广泛的现状要变，有相当艰巨的路程要走。

我们的孩子失去了什么带着一个谜出发

2003年春，北京市筹划在这年教师节向全市推介一位模范特级教师，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邀请我采写。那时我想，北京市有14万中小学教师，200万中小学生，还有10万大学教师和100多万大学生，是中国师生最多的城市，要向全市推介一位特级教师，这是个怎样的教师呢，总不寻常吧！
我想写“中国亟须变教育”蓄日已久，便答应去访问。出发那天，北京市教工委的一位处长开车把我接去石景山访问，我是带着一个谜出发的。
因为北京最负盛名的中学是北京四中和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等。譬如四中，高三8个班400名学生，每年考进北大、清华的约150名左右，考进重点大学的几乎百分之百。这不仅在北京是最拔尖的，在全国也是顶尖的，为什么北京市要推介的模范教师不在四中，却在石景山？
北京人还有个说法：“西城的教师，东城的领导，海淀的家长。”这是说，在北京18个区县中，西城区富有经验的教师多；东城区是北京市委、市政府所在地，领导关注多，校领导水平也高；海淀区有许多家长是教授和科学家。这3个区的高考成绩，其他区县没法儿比。但这位特级教师并不在上述3个区，而是出自石景山区。为什么？
我想，事情出人预料，必有非常之事和非常之人。
小车从一座红屋顶的太阳岛宾馆处转弯，行不久来到了石景山区教工委所在大院。
上楼。那儿的人们都已坐好，这是一个座谈会。我想，我日后要陆续采访的人们，大约有些就在这儿登场了吧。
“这就是王能智老师。”有人向我介绍。
王能智坐在我对面，他就是北京市将向全社会推介的特级教师。今天的书刊都可以登载照片，我就不必描绘他的形象了。他是北京市教育学院石景山分院的地理教研员，一个从青年时就教地理的老教师。为什么是一个地理教师？我心中的谜又添一层。
王能智慈祥地微笑着，我注意到他的微笑并非悠然，好像有一种不安。他的头稍低着，眼睛稍稍上抬。他说话也是这个形态。我在想，他为什么不把头抬高点，这样说话不觉得累吗？多日后，我了解到他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头脑里忽冒出一句话：“低着头做人。”我想王老师此种姿态大约是青年时期养成的习惯。
区教委主任田利跃介绍说：“我们区教工委书记刘国庆，是王能智的弟子。这位吴云老师，也是王能智的学生，她现在是分院教科所副所长，成为王能智的上司了。”
田利跃继续介绍说，还有京源学校副校长曹彦彦、古城中学副校长何巍、实验中学副校长李先平等等，也是王能智的学生……
这好像是个司空见惯的座谈会，大家围着一个椭圆形的大桌子，我一时还分不清谁是谁。王能智也发了言，由于他“著名的谦虚”，我不可能从他的发言中听出多少东西。
王能智所在学院的院长叫张逸民，我注意到了他的发言特别开阔。我还注意到他的发言始终流淌着一种感情，然后我知道他快退休了，那是一种感到还有好多事没做就要回家了的放不下的牵挂。这感情中有一种忧伤，人在忧伤的时刻往往更能窥见真实和说出真实。我不想立刻就进入对王能智的采访，会后先访问了张逸民。

我们的孩子失去了什么新西兰的阳光

还记得那堂“经典课”让英美同行不理解吧，新西兰某校的一堂课，也让出访的中国教师十分惊讶。
“你想想，他们五年级的一堂课，老师出了这样一道题：每个篮子里有24块蛋糕，6个篮子里共有多少块蛋糕？”说这话的是张逸民院长。
他说新西兰五年级的学生用各种方式踊跃回答，很有成功感。可是，这不是我们二年级的课吗？他们五年级的学生能答出来，这也值得高兴？像这样有什么高质量？日后，能把学生送到哪儿去？
“我很惊讶！”他说。
这是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
我坐在张逸民院长的办公室里与他交谈，阳光落在窗前的一盆绿叶花卉上。张院长的讲述中依然有一种悠远的情思，我在他的讲述中不只看见新西兰的阳光和流云，也仿佛望见了他少年时家乡的某一条小河，山坡上的玉米地，像波浪般摇曳的麦子，远处的山脊，朦胧的绿色和袅袅的炊烟……我能感觉到，他说着新西兰，但他声音的背景里一直有家乡的形象。
他是2003年2月访问新西兰的。那是北京市教育学院组织的一次考察访问，全团18人，他是副团长。
我们的交谈始于我请他谈谈他的新西兰观感。我深信，在一个开放的世界，如果不了解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你即使身在中国，也不可能真正认识中国。
“我给你讲讲我在新西兰遇到的3个中国人吧！”
张逸民这样开始。他说第一个名叫李琨，在国内是武汉某大学的女副教授，目前在新西兰打工。
“副教授在新西兰打什么工？”我问。
“比如，她这次被新西兰方面请来当翻译。”
“她不能也找个教师工作吗？”
“不行。她在国内的副教授职称，在新西兰不被承认。新西兰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很规范，就像法官、律师、医生，都要通过专门的职业资格认证。教师的资格认证由新西兰教师协会负责，缺这个认证，任何学校都无权聘请你当教师。”
“那她为什么要到新西兰去打工呢？”
“是呀，我也这样想。”张院长说，“她在国内怎么也是个大学副教授了，为什么呢？”
张逸民这次去访问的接待方是基督城教育学院，该学院就坐落在新西兰南岛东海岸的基督城。新西兰的夏季，最高气温在23度左右，2月正是夏季，气候十分宜人。到新西兰的第一个星期六，他们去海湾观海，李琨也来了，还带来了她的在新西兰也读五年级的女儿。
面对南太平洋的海湾，展望碧海、蓝天、冲浪、沙滩，水天之间翻飞的海鸥，还有海边牵着小狗散步的女士与儿童……看了海湾，去登高鸟瞰基督城全貌，下山去参观占地几近全城一半的一个巨大公园，这个公园真是大得足够惊人啊！
在如此辽阔葱茏的绿色中，满目是精心修剪的草地，各色鲜花和高大挺拔的树木，点缀园中的小景，悠然自得的野鸭，弥漫着青草与鲜花芬芳的空气，尽情享受着假日悠闲的居民……这儿的一切似乎足以使你忘记往日的愁烦，但张逸民还是想起了一个问题，他就问了：
“你为什么选择来新西兰，就因为这里天很蓝，水很绿，景很美？”
“不。”李琨说，“或者说，这是原因之一。”
“那为什么？”
“为了孩子。”
她的女儿此刻也在这绿草和鲜花之中。她叫汪秋安，出访的这批中国教师都很喜欢她，吃饭时把她爱吃的都放到她面前，有时还特地留起来打包，让她带回去。她很快就跟大家熟了，间或也能给大家当个小翻译，爱说爱笑，满脸阳光灿烂。
“为什么说是为了孩子？”
李琨说，你们都夸她，可她在国内可不是这样。孩子出生时是双胞胎，同胞妹妹叫秋康。给她们取名“安康”，就因为她俩出生时体质弱。大约正由于体质弱，上学时她俩在同龄孩子中就渐渐跟不上，此后一直厌学，怎么帮她们也上不去。这样下去，将来在同龄孩子中就要被考试淘汰出局了。
可是，到新西兰后，秋安突然在新西兰的同龄孩子中鹤立鸡群了。起初，秋安和妈妈都觉得，这是由于班上老师讲的那些知识都是秋安在国内早就学过的，所以也不能有什么骄傲。但是，秋安毕竟天天生活在新西兰的同龄孩子中，她确实比别的孩子知道得多，她不断受到老师表扬，久而久之，她确实感到自己不比别的同龄孩子差。这是真实的，确切的。
可是，在国内，她在班上不断受到批评，她的考试成绩也一次又一次地告诉她，她就是比很多同学笨。这也是真实的。
“秋安，你怎么不会笑？”
她哭了，和妹妹一起哭。
一次次受到批评，一次次失败，把她们童年的笑容消灭了，把她们的自信也消灭了。她们痛哭，哭自己就像是为了失败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可是，在新西兰，她还是她，一次次受到表扬，不仅仅是老师的表扬，而且再没有同学能说她笨，同学们都对她投以佩服的目光。这是她快乐成长的真正的阳光！
自信心，成功感，一天天在她的心中滋滋地生长，她已经忘记了她“笨”。学习，并不只是书本上那些知识，还有书本之外的许多知识，这一点在新西兰的小学教育中体现得相当充分。比如，新西兰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就有供学生动手去玩去操作的计算机，从城市到乡村都是如此。
自信心的增长使秋安获取书本之外的知识也不逊色。新西兰是英联邦国家，秋安在新西兰的语言环境里很快适应了英语，何况她还有一个曾在国内教英语的妈妈。现在她比起新西兰的同龄孩子，还有会中国汉语的优势，笑容怎能不在她脸上出现？笑容在她的脸上一天天复苏、弥漫，终于笑得这样灿烂！
“她还小，而且缺乏信心，我们在新西兰没有任何亲戚，如果让她自己到新西兰来上学是不现实的。为了孩子，我只好放弃在国内的工作。”妈妈说。
一个母亲，为了孩子，放弃了自己在祖国的事业……现在，这个故事是这样强烈地打进了张逸民院长的视听。
“你的另一个女儿呢？”
“秋康还在国内，跟她爸爸。”
“她爸爸也是搞教育的吗？”
“是个中校军官，搞通信的。”
李琨接着说，秋康在国内还是厌学，秋安已经变得非常爱学，姐妹俩已经是大不相同的两个人了。现在她爸爸正准备复员，然后带秋康也来新西兰。
“打算移民吗？”
“至少在孩子长大之前，我们不可能回国去发展。是不是彻底移民新西兰，将来再看。”目前李琨一边打工以支持生活，一边在坎特伯雷大学读一个学位，目的是争取日后通过认证进入新西兰教师队伍。
新西兰迷人的海湾，世外桃源般的巨大公园，身后的祖国，还有同行李琨和她女儿的故事，都在张逸民的脑海里如太平洋的海浪那样翻腾……今天，我国出国留学的“童子军”，何止是这位从事教育的同行的女儿呢！
2002年，我国有小学45.69万所，在校生1.215亿人，小学净入学率为98.58％，小学教师577.89万人。加上中学与大学，全国有各类学校 117万所，在校生3.18亿人。此外还有幼儿园11.18万所，在园幼儿2036万人，教育规模为世界之最，办好中国的教育，实在是一个伟大的事业。
今天，我们已经不能一般地探讨小学生出国留学是否合适，也不能一般地关注中国适龄儿童的入学率，秋安姐妹在国内并不是没有书读，难道我们不能在我们心爱的祖国创造出适合她们学习的环境？
“我说这些，你有兴趣听吗？”张院长问。
“有啊！”我说。
“听我讲完另两个人的故事，你会更理解，王能智老师在国内的教学环境里，让那些厌学的孩子变得乐学，该多么可贵。”

我们的孩子失去了什么两种世界

张院长讲的第二个人是为他们考察团开车的司机。
他说，又一个周六，我们去南岛北部的小镇埃克罗瓦观光，他为我们开车。起初，我根本想不到他在北京是国家计委的干部，在北京工作了十多年，现在一家三口都在新西兰，他受雇于一个车行，在这里打工。
这也是个难忘的周六。一路行去，风光绮丽，田园、山、海、树，会让你想到西方人为什么喜欢油画，大自然就是最好的美术教师。埃克罗瓦小镇与大自然融为一体，随处可见悠然长椅和享受阳光的人们。这位司机成为我们最好的导游，我没记住他的名字，在游玩时我问他：
“来新西兰能赚大钱吗？”
“谈何容易。”他笑道。
“那你为什么选择来新西兰？”
“付出简单劳动，过着平和生活。”
“你不到40岁吧，打算就这样过下去？”
他沉默了一下，说：“为了孩子吧。”
又一个“为了孩子”！
张院长继续问下去，得知他的孩子在国内也是厌学，到新西兰后，从厌学到乐学，从不自信到自信。是孩子的变化坚定了他们在新西兰住下去的决心，他说：“这不是我的选择，是孩子的选择。”
“我们这一代人，在新中国长大。应该说，学校给我们的教育，还是使我们比较注重人生要有自己的事业。但现在这两个故事都让我看到，中国的父母，为了孩子可以舍弃很多。”张院长说这位司机的故事与李琨相似，我就不多说了，接着说第三个人。
他是台湾人，就是刚才说的那位司机的车行老板。3月，我们结束考察的前夕，在南岛有一次长途旅游，他亲自来为我们开车。
我们沿南岛西海岸一路南行，时而留步，观赏一望无际的南太平洋壮丽风光。海天一色，沙滩金黄，礁石嶙峋，碧水拍岸。海豹群聚，海鸥云集，游客以食物相邀。观鲸处，直升机载客临洋鸟瞰，逆戟鲸破浪摆尾，那景色，美是真美。
这次出行有三天时间，我有机会与他交谈，得知他祖籍浙江，父亲那一代去了台湾。父亲依然怀念大陆，给几个儿子取的名都是浙江的地名，他的名字就叫永康。
张院长对他说，既然思念大陆，现在大陆开放，政策优惠，你为什么不去大陆发展？那台湾人说，我看好这里。
“看好这里的自然环境？”
“人际环境也好。”
“怎么好？”
“人际关系简单。没有窝里斗。”
“台湾也窝里斗吗？”
“有啊！”
“就因为这些因素？”
“还有教育好。”
又谈到了教育。
张院长说，我问他怎么个好法，我说大陆教育也棒，特别是基础教育，台湾也不错。我举了新西兰小学五年级那个“蛋糕题”，我说这差我们太远了。我想听听这位声称新西兰教育好的车行老板怎么说。随后我发现，他对我提出质疑的那个十分简单的“蛋糕题”完全不以为然。
“你们清华、北大进世界大学排名前100名了吗？”
“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他们提出要为‘建世界一流的名校而奋斗’。不管怎么说，清华、北大很棒。”
“但没有新西兰达尼丁市的奥塔哥大学棒。”
“何以见得？”
“那儿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在全世界都很受欢迎。搞生物工程的学生还没毕业，英国、美国的企业就到那儿争着预定毕业生去了。”
张院长说，这位车行老板是从学生最后的出路看新西兰教育。他的话，令我想起了一句做买卖的话：“人唤人千声不语，货唤人点手就来。”就是说，你说你的教育好，讲了一千遍，人家可能没反应，可是你培养出来的学生，到处都抢手，不用你吆喝，人家就奔你来了。
写到这儿，我想请你将目光再返回中国来看一下我们的身边。有位北京中学的女教师告诉我，我就给你讲讲我儿子周六、周日的时间表吧！
“我的儿子读五年级。周六上午，我一早送他去一个加强班学数学和英语，时间是8点30分到12点。”
“这几个小时，你在哪儿呢？”
“在外面等啊！”
“你一直在外面等？”
“是呀！他12点下课，下午2点还要赶到另一个地点去上课。他一出来，我带他到附近饭店吃点儿东西，接着就赶到另一个班去。”
我这才想起她此时的身份是母亲。国家提出要给学生“减负”，学校不能再用周六、周日给学生补课了，社会上各种班就应运而生。国家倡导“素质教育”，雨后春笋般设在双休日的班也称“素质班”。上课的当然还是老师，只是另有人组织，向社会招收各年级的学生，用北京人的话说：“火极了！”
“你儿子下午上什么课呢？”我接着问。
“还上数学和英语。”
“上到几点？”
“2点到5点。”
我以为这一天的课就该结束了，可是这位母亲告诉我：“还有呢！”
还是在附近的饭店吃点东西，店里多是母亲带着孩子。然后，这位当教师的母亲继续带着儿子到钢琴城学钢琴，每次学钢琴一小时，交学费90元。
“星期日上午，”她继续说，“我儿子睡觉和写作业。下午上‘家教’，还学数学。一小时，一对一，一百元。”
接着又开始了周一到周五的“学校的战争”。
他才读小学五年级。
我说你也是教师，你干吗呀，不怕把孩子压垮了？
她说我也心疼儿子，知道他很累很苦，知道该素质教育，可是将来中考、高考，那考分跟你没商量。
我说现在考试不是也在朝考察素质的方向改吗？
她说改是在改，但是竞争就是这么激烈，而且“应试”的成分还是很大。我儿子上的那些班，你去看看，周六、周日，家长们等在外面，就像中考、高考等接孩子那样人头攒动。
我说，像你这样给孩子加课，付出的经济代价，穷人的孩子可上不起啊！
她说，我们也不富。在外面等孩子，家长们就说，现在竞争这么激烈，光靠孩子自己在校努力哪成？要把孩子培养成才，你就要舍得给孩子买三张门票。
我问，哪三张门票？
她说，你呀，真是……家里没小学生了吧！都知识经济时代了，第一张门票就是要舍得花钱强化孩子的知识，争取上个好初中，这个台阶非常重要！第二张门票是“中考”，第三张门票是“高考”。你的孩子要是入不了那个门儿，就没戏了。
“我这才买第一张门票，怎么办呢？省吃俭用吧！”

我们的孩子失去了什么自信心比知识更重要

至此可见，新西兰五年级的那个“蛋糕题”同我们五年级孩子承受的学习重量，已是多么强烈的对照。
所以张院长会感到惊讶，会认定我们五年级孩子学到的知识肯定比他们多，会觉得我们的基础教育有质量，而怀疑他们那样的教学将来能把学生送到哪儿去。
现在，张院长说，那位来自台湾的车行老板讲的奥塔哥大学，我还不大了解，但我们在新西兰考察三周多的时间，有一点已经不必怀疑，就是他们小学五年级那个“蛋糕题”，并没有妨碍他们的学生最后成为世界上受欢迎的学生，高质量的学生。
这样，我们就不能不想想，我们的基础教育，是否有必要让学生承受那么大的学习重量，这结果是什么呢？
张院长说：“有一句话，我并不想说，但我们在新西兰感受到了，我们在海滩上就说过，说我们在干什么呢？我们是在辛辛苦苦、认认真真地制造大量厌学的学生，大量在高难度的压力下，自信心起不来的学生。”
写到这儿，我还想起另一位老师对我说：“我们的学生小时候可能还有海阔天空，我们培养了十多年，他们或者高考落第，或者进入大学，一个个像豆芽菜似的。”
我问：“豆芽菜，什么意思？”
“个子高了，戴着眼镜，自信心不强。”他接着说，美国、英国那些学生，别看他们少年时学得不深，但一个个信心十足，到20岁以后就像猛虎出山，扑向世界。
对方还告诉我，“豆芽菜似的”，不仅用来比喻我们的一些高中生和大学生，我国人才市场对那些高分低能的大学毕业生也有这个说法。
张院长也说：“每个孩子经历的一次次受挫和失败，都是很痛苦的。这些痛苦甚至会成为伴随他们一生的阴影，影响到成年的生活。”
在张院长的讲述中，我注意到他多次感慨地、强烈地使用一个词“阳光灿烂”。他一再说：“在新西兰，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公园，到处看到他们的孩子阳光灿烂！”
他还说：“他们的学生特爱学。我们的学生是在各种压力下被迫学。我们的老师付出很多，学生付出很多，家长付出很多，我们应该特棒才对。可是不是。为什么呢？”
我想我已经看到了：对于成长中的孩子，如何保证他获得自信心和成功感，比他获得多少知识都重要！
这是个春天的下午，京西的太阳已经从屋外斜照进来，暖暖地照耀着张院长的办公室。这阳光可能令我们想起一生中8岁或者18岁的某个早晨或黄昏……能这样坐下来探讨一些问题，令我感到仿佛有一条人生的河流在我们心中波光闪闪地奔流。
接下来我讲到中国中学生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物理等项竞赛，屡屡获得最多金牌。他说：“是的，从前我也一直以此作为我们基础教育很棒的一个证据，引为骄傲。”
我说：“现在我也看到了，这与我们从小学到中学的课程学得深，欧美学生学得浅有关系。”
他说：“如果有人组织小学生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国儿童恐怕要囊括所有的奖牌。可是，包括这些最拔尖儿的中国孩子在内，在他们成年后，为什么还没有产生一个获诺贝尔奖的呢？”

我们的孩子失去了什么正螺旋？负螺旋？

我想起一个问题：我们的教育也培养了不少充满自信、非常好学，而且终于相当杰出的人才。这些学业优异者、成功者，在我们的传统教育下是如何冒出来的呢？
我的提问引起了张院长对自己学生时代的回顾。他说我算不上人才，也算不上成功者，但我从中学以后就是成绩非常好的学生，我的进步得益于遇到一位好老师。
老师叫潘翔久，是语文老师，文学功底深厚，书画都非常好，讲课特棒。我至今记得他讲苏东坡的一首《浣溪沙》，说着说着就在黑板上画出了小桥、流水、白马、行云……就一根粉笔，线条非常洗练，形象优美、传神，我们很快都进入了那意境，不知不觉就下课了，我们都感到没听够。下课就钻到苏东坡那些词句里去体会，感到中国古代诗词真是美极了，那不仅仅是语文，我们体会到了境界和情操。
那是1956年，我读初二，我父亲被调去建设官厅水库，那是当时著名的水库建设，我们的家搬到水库工地去了，我就住校，在北京一中。这年暑假，我回家，看官厅水库雄伟的大坝，红旗招展，看长城烽火台，看闸水时小河里鱼儿扑通扑通地跳，大人小孩都到小河里去抓鱼……回来我写了一篇散文，那是暑假作业。潘老师看了后写了一段批语，我至今记得：
本文语言优美，情感真挚，层次分明，有条不紊。初中生能写此文，殊属不易。
就这么些字，我当时很激动，因为这是潘老师写的，我们对潘老师都非常崇拜。更大的鼓励还是几天后，我们同住一个楼的高三的学生告诉我——那时初中生住校就我一个人，我和高中生住在一起——他们说，潘老师把你的作文给我们看了，要我们向你学习呢！
我当时受到的那种鼓励，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那以后，我每天去图书馆借书看，《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还有各国的一些小说，包括民间故事，我都是那几年看的。都说“刻苦读书”，我那时一点苦的感觉都没有，读什么学什么，都其乐无穷。
到高中，我遇到了一位汪老师，人称“汪三角”，他的“三角”讲得太棒了。他对我的表扬又激起了我对数学、几何的浓厚兴趣，我最后上大学学的是数学。汪老师在我们上高三时突然去世了，是遭遇车祸。我们许多同学都哭了。一个老师被学生深深爱戴，情感是非常真挚的。
张院长说，现在学生的压力，说到底是考试的压力悬在头顶，因为它决定着你未来能踏上哪一级台阶。我回顾，我那时特别愿意考试，一考就能考好，一好就受表扬，就有成功感。一次次强化成功感，一次次成功又强化了自信心，这样，这个学生就进入了一个学习的“正螺旋状态”，这就是上升的状态，就步入了成功的轨道。
反之，一个学生遇到困难和挫折，不被理解，总是遭到嘲笑和批评，那一次又一次地经历挫折，对自信心、对学习兴趣都是打击。一次次打击，就必然造成厌学，必然没有自信，就步入了一个“负螺旋状态”，这就是下降的状态，就会产生失败的学生。
接下来我问：以往那些成绩很好的学生，大约有哪些因素？我的问题也引起了张院长的兴趣，于是我们共同探讨，感觉大约有这样几类：
一是家境贫穷的学生。在我多年采访中，我看到相当多做出突出成就的人士生长于农村。他们家乡的教学环境并不优越，但穷则思变，读书成为他们迫切需要抓住的一条出路。他们由于入学之初特别用功而获得好成绩，从此成为老师表扬的对象，在一次次成功中进入了正螺旋状态。
二是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家庭成分有些问题的学生。他们知道，如果自己不特别努力，就没有机会。由于努力，在学习上成为班上的尖子，也成为老师表扬的对象，在学习上获得自信心，从而进入正螺旋状态。
三是父母有殷切期望，教育得法，孩子也肯主动努力。他们入学之初取得好成绩，屡受老师、家长表扬，被送上正螺旋状态。
四是在学习的某个阶段，由于某种机缘对学习发生兴趣而获得好成绩的学生。他们从此受到表扬激励，这又加强了他的发展。这其中最常见的“机缘”是遇到好老师。老师发现了他的闪光点，学生受到鼓励，重新认识自己、发现自己，由此萌发学习兴趣，进入正螺旋状态。
当然，并不是所有家境贫穷、家庭成分有问题和父母有殷切期望的孩子都能进入正螺旋状态。成功的学生往往有其共同点：在学习的早期阶段，因成绩处于班上的领先地位，被表扬被激励，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和成功的乐趣，终于走向成功。
小秋安在国内的班上已毫无领先优势，而是被批评的对象了，怎么办？只好到新西兰去，在那样的“蛋糕题”面前，小秋安的领先地位体现出来了，她的自信心得以重建，于是进入了正螺旋状态。
秋安的领先地位对新西兰的孩子有没有压力呢？没有。因为新西兰老师的教学，孩子们都能承受。他们是在宽松的快乐的教学中，专心致志地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和成功感，这是符合少年儿童成长规律的。
张院长说，我们在新西兰，到处看到他们的中小学老师和颜悦色，总把鼓励的语言挂在嘴上。大学教授则常常是在与学生“商量”中教学。他们的举止言谈很自然地体现在他们的职业行为中，这就是教育的境界了。
张逸民院长还告诉我：“我们石景山原古城五中的校长王槐树，他还当过石景山教委教育督导室的督学，他的外甥已经到了上一年级的年龄，但他坚决不让外甥上一年级，而让他在幼儿园再学一年。这就是想透了的明白人。这是宁可推迟一年，也要让孩子在上一年级时处于领先状态。”

我们的孩子失去了什么我与儿子

我也是个父亲，每想到自己曾给孩子造成的损失，都非常愧疚。因为有些损失是自己“觉悟”后无法再弥补给孩子的。现在我也把自己和孩子的一段经历写出来，若能对更多的年轻父母——日后不重犯我的错误——有所启示，也算是有点益处吧。
和许多父母一样，我们也“望子成龙”。在他还只会哭的时代，我的月薪不到100元，但我和妻子买了一台700元的SONY收录机，注重用音乐去开发他的大脑。
他哭了，我们打开收录机放音乐，发现他停下哭泣，转过头来寻找声音……SONY收录机的音量指示灯五颜六色，很有节奏地闪烁着，像在跳舞。孩子爬向收录机，去摸那平面的闪烁的灯光，在那里又看又听，眼睛黑亮黑亮，忘记了哭。
我们很高兴，孩子对音乐、对灯光的色彩都有感觉。我们很在意他周岁之前是不是能说话，总是充满信心地用吐字清楚的简洁的语言跟他说话。孩子不满一岁，果然会叫“妈妈”、“爸爸”，会说简单的话了，说明他“天资”不差，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鼓舞。
中国许多家长头脑里都有过“神童梦”。那“神童”是什么概念？就是前人一再说过的，谁谁四岁能背诗，七八岁能赋诗云云。我们也加入了让孩子学背诗、学数数的行列。孩子三岁去看外婆，就能给外婆背“床前明月光”了，我们窃喜，这不是比前人说的谁四岁能背诗还早吗？
五岁半孩子在幼儿园读完“中班”，我们没让他上“大班”，找熟人“走后门”，让孩子进了县城最好的一所小学读一年级。
第一学期下来，孩子《语文》《数学》的期末考试都得了100分。我们觉得：行！
第二个学期有问题了。孩子有点落后，作业经常被罚，错一个字罚写30遍，30个同样的字，29个对了，有一个字落了一个点，再罚50遍……痛苦的童年开始了，经常承受被罚到深夜十一二点。我们知道孩子的脑子关闭了，他已经是在机械地动作，这有什么意义？
我们也单独跟老师交换过意见，老师说“意义在于培养他要认真”，错一个点就是错，将来考试就上不去，现在不让他养成认真的习惯就不行！
好吧，我们配合培养他“认真”。但孩子被罚50遍，落笔画的地方更多了，不得不由我们认真地来给孩子检查作业，以免他再次被罚。
老师又反映他上课打瞌睡，反映他动作总是比别人慢，就连下课放学了，把笔收进笔盒、把课本放进书包这些动作都比别人慢。考试答不完，也不知他磨蹭什么。到了二年级，毛病更多了，经常被罚扫地。
那时我到北京上学，其间回家一趟，妻对我说，老师说他不傻，要是傻我们就由他去了。有的题目比较难的，别人不会，他会，这哪是傻呢？他就是上课爱说话，要么走神，作业不该错的地方老出错……你知道老师现在怎么罚他吗？让他上课站在教室最后，面对着墙壁听课。
我说，那还怎么听课？
妻说，老师说那叫面壁，看你还跟谁说话。
妻又说，你平时也没时间教育儿子，我什么话都对他说了，你跟他说说吧！
那天黄昏，我去学校接儿子。学校已经放学，他的班上尘土飞扬，几个学生正在扫地，我看到了儿子，问：今天是轮到你扫地，还是被罚？
他说，我没被罚扫地，也没轮到扫地。
我说，那你为什么还不回家，在这里吃灰尘。
他说，黑板上的作业还没抄完。
我说，其他同学都走了，你怎么还没抄完？
扫地的同学告诉我，说他上课的时候被老师罚面壁，其他同学上课时就把作业抄完了，他只能下课抄。
我用自行车把儿子带回家，当晚给他说了许多话，包括说我小时候，为了看“小人书”一分钱一分钱地攒，攒够了就去买“小人书”，用了很多年才把《三国演义》《水浒传》《岳飞传》那些连环画基本看完。后来“文革”，我的100多本“小人书”都被烧了。再后来，你刚出生，我就把这些连环画又都买齐了，本指望你完成功课后就可以补充这些对你将来非常有用的知识。可到今天，你摸过这些书吗？我现在已不指望你读它了，你就把课本上的知识管好，还不行吗？
就在我这次回家的几天时间，他仍因上课说话被罚面壁，放学也不马上回家，跟几个学习不好的同学到学校的后山上去玩，玩到星星满天了才回家。一天晚上，我打了他。用家乡竹子上掰下来很细的分枝，打了不伤筋骨会伤皮肉。我让他自己把手伸出来，他伸出来了，我抽下去，他疼得把手缩回去。我粗暴地喊：伸出来！他再伸出来，我再抽下去……我是使劲抽，他再缩回去，我再喊，再抽，鲜血在他的手掌上出现了，他哭得发抖……我停止了。
这时，我似乎感觉到自己不对，但我仍对他怒道：“今天你也不要做作业了，玩吧！你就跟我们一起看电视，来，看电视！”
这时不让他做作业，也是一种惩罚。我把他扯到沙发上一扔，“你就坐这里看！”孩子不敢不听，也不敢哭，就坐那里。
我们真看电视。他母亲也不说话。这天电视上播个什么电视剧我记不得，但记得电视剧里有个人物很不争气，而且经常被人欺负，孩子突然小声地说了一句：“真窝囊！”
我顿觉有一条鞭子抽在我心上，惭愧、后悔、心的疼痛，像决堤的水涌来涌来……火车载着我再次离开故乡前往北京，我对儿子的粗暴，令我愧痛得无法描述，那是我终身也无法忘记的。
任何时候，想起他那句“真窝囊”，我都会闭上眼睛……那天夜里，儿子冒出那句“真窝囊”时，我注意到儿子并没有对我怀恨。是儿子已经原谅我了？不，儿子的心中压根儿就没有恨，也没有“原谅”这样的意识，他在被我打的时刻和被打之后，最担心的就是怕我不爱他了……这件事情会让我愧疚一生，我的粗暴和施虐是不可原谅的。在这件事中，我看到了自己人性中有一种“恶狠狠”的丑恶而残暴的东西！我凭什么这样对待儿子，就因为我是他的父亲？我意识到了所谓“家长式”在我们许多人的灵魂中都渗透得多么深！它是我们社会中不平等、不文明、不民主等现象的家庭基础，是个人身上就存在的劣习劣根。
今天我已能认识到，我在儿子刚刚出生就为他准备好了许多“小人书”，也是我犯的一个错误。我自己少年时一点一点地把零钱积起来去买书，“连环画”好比“连续剧”，是有悬念、有巨大吸引力的，我看完一本，没了，就想听“下回分解”，于是就有很大的兴趣去寻找。再得到一本新的，那阅读真的是“如饥似渴”，这整个过程是去获取见识、了解未知的过程。可是，我把一切都给孩子准备好了，就消灭了他去获取的兴趣。
类似的例子还见于一位女教师给我讲的一个故事：有个初一女生自己攒钱想买一部《哈利·波特》，快攒够了，碰到了她的生日，母亲把《哈利·波特》买回来了，作为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没想到女儿顿时眼泪掉下来，不是感谢，而是说：“没劲透了！”
从此拒绝看《哈利·波特》。
别人听了都说，你看你，自己没花钱，又得到了你想要的《哈利·波特》，这多合适呀！
可孩子不是这么想的。这个世界能给予她发挥一点主动性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好不容易有一本自己想要的书，她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而且为此准备了很久，就要成功了，突然，母亲消灭了她的愿望。
再说我的儿子读到三年级，成绩是班上中下水平。他虽然各科成绩都没有不及格，可以升四年级，但我们意识到不能让他接着读四年级了，只好选择让他再读一年三年级。又考虑到不能在原校重读，于是再找关系，把他转到了离家较近的另一所小学重读三年级。
我们鼓励他：没关系，充满信心，从头再来！
但不久，我们发现，过去的经历对他的影响是很深的。他自己从未说过不想读书，但重读他读过的课本，在他心灵深处引不起热情和兴趣，“厌学”在他的精神深处已被“培养”成熟了。重读，他也只是中等水平。
这是他的童年。
“文革”十年，最大的损失恐怕是教育的损失。“文革”后，千千万万的家长对子女教育的重视是空前的，数不清的爷爷奶奶也在灯下盯着小孙子读书。老师辛辛苦苦，家长辛辛苦苦，孩子呢？有人问：当今中国社会最辛苦的是谁？
都说：我们的孩子。
不是吗？每天清晨，他们匆匆忙忙骑着自行车冲出院子赶去上学……晚上，家长在看电视，孩子在灯下紧张地做作业……大家都非常辛苦，非常用心。可我们的教育方式，常常表现为老师和家长配合着，在辛辛苦苦、兢兢业业地构成对孩子成长的压迫和摧残。
1992年，我调进北京，第二年全家迁到了北京。我向我并不认识的海淀区育英中学校长求助，感谢她接收了我的孩子进入育英中学。初中三年，孩子还当了三年班长。但在初三，我的孩子在中考模拟考试时成绩落到班上后五名，远落在海淀历年的中考录取分数线之下，在短时间里他还能出现跃升几十分的奇迹吗？如果不能，他将进不了高中了。怎么办？
我与他去散步，在大草坪上走了不知多少圈。那时我除了鼓励他，还能做什么？我怎样才能让他有信心呢？我没招了，给他讲打仗，我说毛主席说，战争的首要任务是保存自己。人生在最艰难的时候，就不要考虑能有多高的成绩了，但可以考虑下限，下限就是“名落孙山”那个孙山。孙山是考取的最后一名，你的目标就是那最后一名，能考个北京全市够上高中的那最后一名就是你的胜利，真正的胜利！
我说这看起来像个惊险动作，能做到这个惊险动作，也是很鼓舞人心值得一拼的。考上了就赢得未来高中的三年时间，然后再争取，你看行吗？
儿子说：“爸，我会！”
这一年，他15岁了。
我知道，让他五岁半上小学一年级，这事实上让孩子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我们已经无法让他再回到7岁去从头开始。在孩子成长的岁月，由于我们的错误给他造成的损失，不是他的考分多少能衡量的。未来的岁月，仍有许多压力在等待他，而童年成长期的损失，很难弥补给他了。
我与张逸民院长的交谈持续到黄昏，我与他告别。
他已知我想写一本关于教育的书，在我临走前对我说：“我这个笔记本电脑里有许多在新西兰拍的照片，你要是有兴趣，可以拿回去看看。那些新西兰的孩子，你看看，不论在教室、在街头，总是笑得阳光灿烂。那是童年，真正幸福的童年和少年！”
我说，那我就背回去看了。
他说，你还可以去访问一些中学生，听听他们怎么说。
我说，好吧！

我们的孩子失去了什么相关思索——把孩子从负螺旋状态解放出来

这个春天，我获得一个印象深刻的“正螺旋”和“负螺旋”概念，以为用此了解并帮助自己的孩子，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所以想写出来与大家共鉴。
假如孩子已处在“负螺旋状态”，请立刻停止对孩子的批评、挖苦和苛责，否则无异于迫害！否则不论你多么爱孩子，都换不来孩子的“觉悟”，因为你自己就在误区。
因为此时继续给孩子加压，就是往“负螺旋”方向使劲，把孩子往向下的方向推，那就是在制造失败。这时需要立刻着手寻找往“正螺旋”方向推助的用力点。
“是赞扬和鼓励吗？”有位当编辑的母亲说，“不是没有鼓励和表扬，常常有一点进步就使劲表扬了，有时孩子也会保持一段，但转眼间还是厌学，要不说说他，他马上就不行了，怎么办呀？”
我想，了解了“正负螺旋”两种状态，还该牢牢记住，“自信心”和“成功感”是促成孩子进入正螺旋状态必不可少的两样东西。
“自信心”很难通过高高在上的表扬使孩子获得。如果孩子已处于负螺旋状态，就好比掉在一个坑里，他已经非常困难了，你站在坑上表扬他是没有用的。你也要跳到坑里去，就是说要去学会理解他的困难和痛苦，要找到和他的“共同体验”和“共同语言”，才可能找到帮助他的有效办法，否则他就很难上来。
“成功感”更是孩子自身的体验，没人能代替他体验，但可以为他创造条件去获得成功的体验。总拿高标准去要求他，他达不到就没有成功感可言。你降低难度，他达到了，成功的体验就在他身心产生。不要说低难度没用，请记住新西兰五年级那个“蛋糕题”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世界一流的学生。这里面其实是有哲学的，不仅仅是对待成长中的孩子，当你用一个过高的标准去要求对方时，可能适得其反。我们曾经用“共产主义”的高标准来要求一个生产力水平尚低的社会群体，其结果是付出沉重代价的。
成功的体验不一定只在读书。我的孩子曾在初一的寒假提出要独自回故乡看外公外婆，我们支持了他。他一个人行程数千里在某个清晨去敲外婆的门，让外婆猛一惊喜，孩子获得了一次非常快乐的成功体验。
没有成功感，就没有自信心。深刻的成功感，即使在孩子遭遇失败时也会对孩子以持续的支持，这比你的表扬更可靠。所以“成功感”是“自信心”的基础。在“自信心”和“成功感”下面更深一层，还有一个要素叫“求知欲”。每个孩子天生就有求知欲，失去自信心和成功感，就会损害到“求知欲”，这就损害到深层。“求知欲”受损的表现就是“厌学”。
人生的求知欲是本，知识为末。伤害了学习的欲望，造成厌学，便是舍本逐末，以末害本。
过早地把孩子送进学校（至今是许多父母的做法），目的是想让孩子早一点去获取知识，以为“先下手为强”，其实让自己的孩子小别的孩子一岁甚至两岁去上学，并非优势而是劣势，让孩子处于劣势就难有自信，此后会一直处于艰难中成长。缺乏自信，世上万种信息、千种机会就在眼前也会不知获取，所以仅因“过早上学”这一步之错，也可能贻误终生。
所以，关注孩子处于哪种状态比盯“分数”重要。孩子厌学就是处于负螺旋状态，那就不只是成绩处于下降趋势，而是日子虽在延伸，人生却困在岁月中没有成长。若不发生逆转，就会真正“没戏”。父母的努力就是要全力以赴帮助他走出“负螺旋”。孩子一旦进入正螺旋状态，那就是上升的趋势，成长的状态，他就会自己向着天空、向着阳光枝繁叶茂地成长。

初三的压力比高三更大压力，压力，还是压力

访问了张逸民院长后，我去访问了京源学校。
它坐落在石景山鲁谷开发区，是王能智老师的“实验田”之一。这是一所集婴幼园、小学、初中和高中于一体的寄宿学校，1996年建立。
当年开学不久，有学生跳起来在崭新的白墙上踩了一个鞋印，校长和书记做出一个决定：全校学生排队去参观那个“鞋印”。
于是有家长来信说，学校的任务是让孩子学习好，你们组织参观那个鞋印也就行了，还组织讨论，那不是占了学习时间吗？甚至问：“你们是学校还是党校？”
学校让学生每个星期一做大扫除，有的学生弄脏了衣裳，鞋也湿了。又有家长来信问：“孩子在你们学校，是学生还是清洁工？”
学校开展“双语教学”，就是也用英语讲课，有家长来信说：不要这么教，因为用英语讲不如用汉语讲得透彻，这么讲将来是会影响高考的。
在京源学校，我认识的第一人就是在前面那个座谈会上已经见到的曹彦彦。某天上午，在她的办公室，我们再次见面。
下课铃声一响，她的办公室就来了许多学生，总围在她那台电脑旁……这时刻她的办公室实在不像个副校长办公室。曹彦彦并不在意，好像早就习惯了。
她大约是北京市最年轻的副校长之一，1971年出生，内蒙古呼和浩特人，母亲也是教师。1993年她22岁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到北京石景山某中学教地理后认王能智为师，29岁任京源学校副校长。
她的办公室依然人进人出。她刚才说到家长们参与意识都很强，对我们教学的一举一动监督得很厉害，现在她接着说：
“孩子还在小学一年级，家长们都高瞻远瞩地看到了高考。每个家长都关心孩子当前的考分，我们每个学期结束也发分数条，好像教育的成果最后就体现在分数条最后一栏的总分上。
“你们学校有厌学的孩子吗？”我问。
“有。压力对学生、对老师都普遍存在。”
“你是说压力与厌学有关？”
“这好像不单单是我们教育领域的问题。家长下岗，邻居某个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都会让初中生感到压力。压力对学生好像无孔不入，单靠我们来改变，很难很难。”
曹彦彦还说，有位母亲讲，当你听说清华、北大的学生还没毕业用人单位就预订了，可从一般的大学毕业，到人才市场还没开口，人家一个牌子立那里，叫你“免谈”，你啥感觉？现在你不使劲督促孩子，他还小，知道什么？等知道就晚了。不是说“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吗？于是，家长们感到督促孩子不够，就督促学校。
上课铃声响了，学生们又潮水般地退走了……望着静下来的办公室，我说，我想接触一下你们的初中生。
她说，好呀！

初三的压力比高三更大考砸了为什么不回家

学生的压力，最集中地体现在初三和高三。
在描述具体的学生之前，我想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他们的学业背景。
我国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方针是要力争让学生至少读到初三。如果考不上高中，初三就是孩子一生中重大的分界线。初三毕业能不能考上一个好高中，又是孩子和家长们力争的制高点。
发达国家实行的基本上是12年义务教育。为了让我国学生在九年义务教育中多学到知识，我国从小学到初中阶段都增加了学习内容。有句话说：“我们是用9年对付发达国家的12年。”这样，我国初中生的学习任务就比发达国家的同龄孩子重。
压力不仅仅来自学习任务。2002年，我国共有初中6.56万所，初中教师346.77万人，在校生6687.43万人，初中毕业生升学率是58.3％，这意味着有41.7%的初中毕业生被淘汰。一个孩子要是没读到高中，哪个家长不操心呢？
由于他们还只有十四五岁，由于初三是孩子第一次面对自己人生的挑战，他们承受的压力，比高三的孩子更大。
现在，我见到了一群初三的孩子。
从表面上看，我很难描述他们是活泼还是比较拘谨。有个初三的男孩说话了，他说：“我吃饭有压力，上课有压力，下课聊天还有压力，做梦都是紧张的场面，压力无处不在。”
我问：“为什么下课聊天也有压力？”
他说：“比如我妈就反对我看流行音乐杂志。”
我问：“这跟下课聊天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呀！”他说，“我其实并不喜欢流行音乐，但我买了很多流行音乐杂志，比如《大嘴鳄鱼》啦，《流行乐坛》啦，我每期都认真看。”
“不喜欢，干吗还认真看？”
“为了聊天时和同学有话说。如果别人说起来我什么都不懂，就没人愿意和我聊天了。”
这下我听明白了。我想家长一定会说，不和你聊天有什么关系？把聊天的时间用于学习不是更好吗？
可是孩子需要聊天，而且很在意聊天。
有个女孩在一次模拟考试成绩出来后，因分数掉下来一大截，到晚上9点了还没回家。家长在晚上7点找到学校，找到老师，老师说早放学了，没留下任何学生。一问模拟成绩，知道不好。那么女儿到哪儿去呢？
老师、家长都打电话问平常跟她要好的同学。
回答都说：“没看见。”
同学也紧张了，帮助往所有同学家中挂电话。
都说没看见。大家都紧张了。
家长发动亲朋好友开着车满京城找，见到网吧、游乐场所都不放过。仍然没有。
11点了。家里就留个奶奶守电话。电话铃响，奶奶跳起来，接听，是儿子的声音：“妈，有消息吗？”
老母亲反问：“你那儿有消息吗？”
“有消息我还问您吗？”
做父亲的决定报派出所。在派出所，父亲的手机响了，接听，没声，问：“谁呀，有消息吗？”
“爸，是我。”女儿的声音。
“你在哪儿？”
“在家，你们干吗呀！”
“你没事吧？”
“还活着。”
“没事吧？”
“没事！”
“你上哪儿去了？”
“跟同学聊天。”
“瞎说，你的同学我们全问过了。”
“跟小学同学聊天。”
“小学同学？”父亲很困惑，“谁呀？”
女儿说了个名字，是她小学时候的好朋友，已经很久没联系了。父亲一边往家赶，一边给还在京城四处寻找的亲朋好友打手机，说别找了，回家了。
回到家，父母问女儿吃饭了吗？
吃了。
在哪儿吃的？
麦当劳。
两个小学时候的朋友就在那儿一边喝饮料，一边望着麦当劳的灯光聊天。夜色很美，她们的心里很茫然……家长感到不可理解，说你考砸了，不赶快回家抓紧复习，还有时间去聊天？
“天哪，谁来理解我们？”说这话的女生脸上并没有痛苦状，好像是一句玩笑。其实，含笑的痛苦，真的是父母所不理解的痛苦。找小学同学聊天，那是怀念小学时候的生活。虽然小学也很紧张，但毕竟不像中学。找小学同学聊天，是对中考感到恐惧，是因为心中有不被大人们理解的孤独。
“小学太可爱了，中学太可怕了！”她说。
不想回家，还因为回家父母就问：“考得怎么样？”
接下来不是批评就是鼓励。女孩说：“鼓励也是压力。”为什么？比如父母说，“考不好没关系，继续努力，吃完了进屋去吧！”
这句“进屋去吧”，就是驱赶你去学习。
每个家长都觉得这样要求孩子是对的，“都这时候了，就该锁定目标，分分秒秒都用在学习上！”
孩子不懂得该努力吗？
他们对各种道理能倒背如流：现在社会竞争这么激烈，发展这么快，不学能行吗？如果连高中都考不上，将来能干什么？……用不着你告诉他学习有多么重要。
“不是不知道，就是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主要责任恐怕不在孩子。
全国统一的教育大纲很具体地规定了课本里哪些要“识记”，哪些要“理解”，哪些要“运用”。中考、高考按此出题，教学就要以此为依据，复习以此来备考，老师不敢有疏漏。近几年强调素质教育，但现行的教育大纲里需要“识记”的内容仍然很多。学生说，什么“识记”，就是死记。
应该承认，如今考试的方方面面也在改进，比较灵活的考题也在增多，老师们为对付“灵活题”，不得不加进新的应对内容。如此，减的不多，加的却不少。
一次次的演习性考试，俗称“做片子”，就像防空警报频频拉响，让你紧张得要命！大量试题来不及细看你就要迅速做出判断，只要有几道题卡壳，你就心惊胆战，眨眼间分数就下去了。中考、高考一卷判前途，考不上你就完了！
大量的知识压得孩子抬不起头来，题海要把他们淹没了，没有人会对许多答错的试题兴高采烈。一次次受挫，都在扑灭他们的自信，在不断制造出大量厌学的孩子，伤害自信是对孩子成长期最大的伤害。
或许，这一代孩子处在这个重大教育转型期，正经历着最难的一段跋涉。

初三的压力比高三更大就愿跟陌生人说话

的爸爸妈妈对我的学习非常重视，平常不让我看电视，周末了，我看个动画片他们还唠叨半天。不看电视也就算了，就连平常我看的课外书也被他们收起来。一回家就把我关在屋里让我学习。我出去倒口水喝，我妈也说：“浪费时间，你不会把开水瓶提进去？”都说要全面发展，我给我爸我妈说了，他们也不听，我该怎么办？
这是京源学校初三的一个女生写给心理学女教师张郁茜老师的信。张郁茜也是王能智主持的“石景山中青年骨干教师进修班”的学生，但在王能智还不认识张郁茜时，京源学校的白宏宽书记、麻宝山校长就亲自到大学应届毕业生中去招来了张郁茜。
这是个很有现实意义的举动，基于两位校领导的共识：当今孤独、苦闷的中学生有许多心理问题，我们必须为学生物色一位心理学教师。
张郁茜是安徽省淮南市人，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时正为自己的去向发愁，因为许多学校更关注的是中考、高考要考的那些科目的老师。中考、高考都不考心理学，许多学校也没有设心理学课，她毕业了向何处去？突然，她遇到了京源学校的两位校领导专门来物色心理学教师，并被选中。
“这是你的办公室。”白宏宽书记说。
“就我一人的办公室？”张郁茜问。
“对呀！”
真是太意外了。因为她已经看到，全校各科教师都是多人共用一个办公室。校领导不但给她配备了单人办公室，还配上沙发和电脑。她得到的是独一无二的环境。
“学校给我这个环境是为学生考虑。”张郁茜告诉我。
“怎么说？”我问。
“你想，学生心里积压着许多隐秘的话，跟家长、跟班主任都不便说，能在大办公室里说吗？这就需要一个让他们感到安全的环境。来这里，可以一对一地跟心理学老师说，配上沙发，有助于进一步让学生放松。”
学校在初一就开设心理学课，让学生初步了解心理学并建立对心理学老师的信任。此后从初二到高三不再开设此课，但全校学生都可以用各种方式与张郁茜老师交流，比如写信。
请看另一个女生写给张郁茜老师的信：
父母很爱我，一日三餐，无微不至。晚上我做作业，他们怕影响我，连电视也不看。但是，我们就像生活在一栋楼里的陌生人。
我们出去散步的时候，天黑了，我爸我妈走在前面，我独自在后面尾随，就这样绕了一大圈又回到家。大家都不说话，我觉得压抑极了。吃饭时父母也说：好好吃饭，不要说一些无关的事。
什么是无关的事呢，父母就认为，只要是跟学习无关的就是无关的。他们说：有事说事，没事写你的作业去。我想跟他们说些话，常常一开口就被堵回来，我在家里非常孤独。
张郁茜与学生的交流形式多样，常常也用E-mail交流，如果需要直接交谈，就在信里约见或打电话，一切看学生需要。学生来信大部分是用化名，也有少数同学哪怕谈自己“早恋”中的苦恼，也很勇敢地用真名。
我在张郁茜那里看到学生们各种各样的化名：冰凉心情、失落女孩、米老鼠、天堂鸟、秋思、荷花、矛盾、小蜜蜂、小猫咪、梦雪儿、流川枫、樱桃小丸子、灌蓝高手、F、L……其中有不少是动画片中主人公的名字。也有的同学不署名，只在最后写上：“一个想倾诉的学生”、“一个不需要回音的学生”等等。
张郁茜给他们回信也使用他们的化名，学校传达室窗外的小黑板上常常能看到诸如“冰凉心情、小猫咪，有你的来信”这样的提示，使用该化名的同学知道是张老师的回信，就可以到传达室去按约定的“口令”领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心事的同学，连张郁茜老师也不知对方是谁，交谈就在悄悄中进行。
张郁茜独特的工作做得颇有影响，家长们都知道学校有个像心理医生那样的心理老师，家长有问题也来找张老师，于是张郁茜办公室的沙发上也经常坐着一位又一位家长。
我问：“来访的，哪个年段的学生家长最多？”
张郁茜随口而出：“初三。”
一天，有位母亲来咨询。
她说：“我的女儿放学不回家，总去网吧。我们找遍了附近的网吧，已经两次在深夜把她揪回家了，可她还是要去。初三了，学习这么紧张，怎么办呀？”
“您别着急，坐下来，慢慢说。”张郁茜说。
这位母亲坐下了。
“您跟她好好谈过吗？”
“谈过呀！”
她爸跟她说，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说出来，我们好好谈谈。她不吱声。她爸又说，我们是平等的，你有什么话可以说呀！她还是不说。她爸又说，比如你可以说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去网吧？她就说了。
“她怎么说？”
她说她也没干什么，就是上网聊天。
她爸说，聊天？聊什么天，跟谁聊天？
她说我也不知道，陌生人呗。
她爸说，跟陌生人聊天？
她说，就是陌生人。
她爸说，跟陌生人聊天那么重要吗？
她说，这是我的事。
她爸说，你什么事，非去不可吗？
她说，我跟人约定的，不能不守信用。
“你听听这是什么话。”来访的母亲说，她爸说，你跟网上的陌生人约什么定，约定干什么？她说我说过了，没干什么，就是聊天。她爸说，网上那么复杂，你跟陌生人聊什么天，有什么意义？她爸气得给了自己一巴掌。女儿就哭了。我们再说什么她不听也不说了，第二天还是要去网吧。她还小，要是被人骗了，怎么办？而且中考就要来了，怎么办？
张郁茜说：“您别着急，咱们商量商量。”

初三的压力比高三更大与父母签约

张郁茜说：“不是您的一个孩子这样。您刚才也说到了平等，您想知道孩子们是怎么说的吗？”
“怎么说的？”
“他们说现在很多家长都有平等观念，但家长那‘平等’的后面是有陷阱的，等到孩子把自己的秘密说出来，家长就开始批判了。他们说这还是个‘不平等条约’。”
来访的母亲认真听了，说：“这些孩子还真能说。”
张郁茜说：“孩子们认为，家长越像这样往平等靠，就越显得不平等。他们认为家长没有理解平等的实质，平等不是摆个平等的姿态就平等了。您看孩子们说的是不是也挺有水平？”
“那怎么办呢，就由她去？就让她放了学去跟陌生人聊天？”
“恐怕要先跟孩子建立真正的交谈，是交谈，不是谈话，不是领导跟下级谈话那种谈话。不是你说得对我就赞扬，你说得不对我就批评。要真正了解自己的孩子，并不容易。家长都认为，我是看着他长大的，我还不了解他？实际上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判断，完全可能跟孩子不一样。”
“我还要怎么了解她呢？”
“咱们就事论事。你们家有条件上网吗？”
“有。”
“她为什么不在家里上？”
“我们不让她上。”
“为什么？”
“这不是要中考了嘛，上网浪费时间。”
“初三、高三的孩子孤独感更强，更需要倾诉。他们往往不怕浪费时间。你不让他们上网，他坐在那里一下午、一晚上，什么也看不进去，什么也做不了，那才是浪费时间呢！”
“按您这么说，还得让她上？”
“您不是希望女儿放学了能回家别去网吧吗？那第一步就先让她回家，让她在家里上网。您可以试着和女儿达成一个协议，或者说，试着真正与女儿平等一回，那就有可能出现变化。”
几天后，张郁茜接到那位母亲打来的电话。
对方说：“我们签约了。”
“是吗，怎么签的？”
“我们同意女儿每天在固定的时间里在家上网，女儿承诺不去网吧。双方签字画押。”
“真签字画押？”
“是的。”
“执行得怎样？”
“起初以为孩子不会接受，没想到一下子她就接受了。执行起来也不困难。女儿说，早这样，多省事，也省得我出去乱跑。”
就这样，实现了第一步——女儿回家了。
可是，父母仍操着心。她交的网友究竟是谁？女儿为什么迷上了跟这个陌生人聊天？“这个陌生人到底用什么魅力迷住我的女儿呢？”
张郁茜老师用很轻松的语气说：“您看，这个世界很值得了解吧，现在那个看不见的陌生人是不是也引起了您的好奇？我建议您可以跟女儿聊一聊了。”
“怎么聊？”
“用感兴趣的语气问问，网上都认识些什么样的朋友？不要质问，不要谈学习，不要表现对她的关心，而是表现出您对网络的兴趣，是您想知道这个您不了解的世界。”
又过了几天，家长又打来电话。
“我跟女儿聊了。没想到她认识的网友不止一个，有好几个，真吓我们一跳。我问，你们都聊些什么呢？女儿说也就发发牢骚，聊些日常琐事，也挺无聊的。女儿说是‘无聊对无聊，互相聊一聊’。”
再后，母亲就与女儿讨论：网上的朋友与生活中的朋友有什么不同？女儿说：网上的朋友虽然无话不说，但那是虚拟的，真有事也不敢找对方帮忙。现实中的朋友，则怕受他的伤害，不敢畅所欲言。
电话里，那位母亲还对老师说，原以为女儿就像个小羊羔，很容易被人骗，现在发现女儿其实也很懂得防范。再后来，发现女儿上网的时间短了，甚至不上了，偶尔上网也不是与人聊天了。
张老师说，因为您与孩子建立了沟通，孩子减少了孤独感，上网聊天就不那么迫切，甚至也不需要了。
后来，这位母亲再次来与张郁茜老师“聊天”，一是向老师表示感谢，二是还有担心。她说：“这回，我没跟女儿谈学习，她自己就投入学习了。”
“这不是更好吗？”张老师说。
“那她哪天又自己变回去了呢？”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这位母亲还对张老师说，这回我和她爸都没跟她讲什么道理，她自己就变了，这能可靠吗？
我不禁想起了所谓“家长意识”，我们平常在工作中也可能对单位的领导不满意，批评他们“家长作风”，但有时我们也很习惯于说，在哪级哪级的领导下，思想觉悟得到提高，然后取得怎样的成绩，似乎如此才觉得这是成绩，否则有了成绩也好像是不可靠的。这种“家长意识”渗透到我们家庭，在许多平凡、朴实，没有任何社会职务和权力的父母的灵魂中也盘踞着的，在相当广阔的层面上构成我们社会的一种思想基础。
我也没想到，就在大人们谁也不觉得有什么重要的“聊天”里，潜伏着孩子们多么曲折的渴望。其实他们喜爱聊天，折射出的仍然是巨大的学习压力和压力下的曲折寻求。
在张郁茜老师那里，我还读到这样一封信：
我叫L。
我有很多问题想问。
我上初二起就很厌恶我们的班主任，想和她谈谈，但总是被她的话顶回来。我试过许多办法，都不见效。最后我只好用激将法：如故意惹她生气，想让她把我拉到办公室，这样我就能和她谈话了。但她只是更懒得理睬我了。对我做的事、说的话，她只是说“你怎么那么多嘴呀”，就不理我了。我现在再也想不出方法来让她与我谈话了。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做，但我只想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好一些。请您帮我想想办法。
读了这信，我想，这位自称“L”的学生说他“厌恶”班主任，其实是用词不当。在他内心深处，对班主任不仅不是“厌恶”，而且很有感情，所以一直渴望与班主任多说说话，即使到“再也想不出方法来让她与我谈话了”，仍然想和老师搞好关系。
这样的情况远非个别，“L”的信只是一种典型表述。许许多多学生是在渴望与父母交谈、渴望得到父母理解，遭到失败甚至失望之后，认为老师该是能理解他们的，于是相当执著地寻求与老师的交流。此种寻求已不是寻求解决学习上的困难，而是更迫切地渴望解决“心理困境”和“心理压力”。如果在老师这儿也得不到解决，有的孩子就会不顾一切地到网上去寻求与陌生人“聊天”。
这种寻求，与其说是寻求倾诉对象，莫如说更内在的是在寻找自己……我是谁？我认识我自己吗？我怎么是这个样子的呢？
男孩女孩发育到初三，正是人和世界在他们眼里更加五彩缤纷千奇百幻的时期，是最有条件全面发展的“天生时机”。他们渴望多方面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和发展自己，他们的渴望从每个毛孔里都漾溢出来……但是，一种疲于奔命而视野窄小的学习就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父母那一代人在少年时唱过的“让我们荡起双桨”，至今唱起来仍会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这一代孩子唱这歌，虽然也感到挺美，但没有父母那一代人那么强烈的感受。这一代孩子，不少人对流行歌曲中那些表达孤独、寂寞、痛苦的歌曲更能产生共鸣，以至于那些流行歌星发行光碟签名销售时，都市里会突然冒出成千上万狂热的中学生少男少女，大批警察不得不预先到现场维持秩序。
许多家长也不理解，说报刊上也说过，有的歌星连简谱都不识，甚至“五音不全”，装束男不像男女不像女，声音嘶哑，既不好看，也不好听，却火极了，成为许多中学生甚至大一、大二女学狂热的崇拜对象，这是咋回事？我想，负载着巨大的学习压力，心里积压着说不出的苦闷的学生们，需要那样嘶哑的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歌声来释放他们心底的痛苦，这大约是一个重要原因。
到了深夜，还会有大批中学少女聚在某位歌星居住的宾馆外，齐声高喊：“我们爱你！我们爱你！”
在家长看来，这是令人欲哭无泪的。
在女儿看来，说爱，这是很神圣的。
许多父母感到不认识自己的孩子了。

初三的压力比高三更大说废话也是有用的

同老师们交谈，我得知，许多孩子在上初一时都对父母直接或曲折地表达过自己心灵的困惑。但许多父母除了在学习上不断给孩子“加强教导”之外，常常就是那句“好好吃饭，不要说一些无关的事”，一句话就把孩子堵了回去。
许多孩子也曾像“L”想方设法希望与班主任交谈那样，希望与父母交谈，但常常遭到父母一次次的“教导”甚至训斥，终于失望，于是什么也不说了，就这样到了初三。
中考的压力空前增大，孩子的学习成绩也令家长忧虑加深。父母发现孩子缺乏信心，而且不能专心，这时才猛然意识到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深在的痛苦，想和孩子深入地谈谈，但所谈仍然多是“学习、学习”……此时，往往是父母一开口，就被孩子堵了回来。
孩子不愿谈了。
一天，有位母亲来找张郁茜老师。
她说：“我现在跟孩子说什么都没用。都初三了，他从来不想以后干什么，我跟他好好谈，可他连话都不想跟我说，就说‘去去去’。”
“您的孩子，以前也没有跟您说过他以后想干什么吗？”张郁茜请她回忆。
她想了想，说：“我问过他将来想干什么，他说想踢足球。我对他说，踢什么球，还是好好读书吧，考高中。”
“还说过什么吗？”
“后来，他又说想当警察。”
“您怎么说？”
“我问他，你想当交警还是想当刑警？交警站在马路上吸汽车尾气，刑警冒着生命危险抓坏蛋，你别胡思乱想了，还是好好学习吧，上高中，考大学！”
这位母亲还说，我正经跟他谈，可他就是不正经跟你谈，一会儿踢球，一会儿当警察的，不懂得好好考虑将来的前途。
张老师说，其实你的孩子已经在考虑了，他由于对自己将来考大学缺乏信心，所以在考虑上体校、上职高。在这个心理过程中，孩子已经把自己上高中的路放弃了，家长又把他上职高的路堵死了，他就走投无路了。
这并非一个家长遇到的问题。
在父母看来，惟有上高中、考大学是光明大道，孩子不考虑上大学就是不考虑前途。有的父母退一步对孩子说，你先考上高中，先读着，将来考不上大学再想办法。
可孩子觉得，考不上，我还学它干什么，那不是浪费时间嘛！孩子想的是：上了职高可以早点毕业，早点找事做，也好早点报答父母。
可父母觉得，我们没想要你报答，我们这样苦口婆心为你着想，说什么你都不听，这是自甘堕落！
许多父母因此觉得孩子上进心不强是压力还不够，应该再加压。而多数孩子觉得不好直接顶撞父母，最好的防御方法就是不回答，懒得说，“免得在你们这里受刺激！” 。
可父母觉得就是要刺激刺激他，把刺激当鞭策。
也有的家长把孩子带到一些很豪华的场所去，希望这样的场所能让孩子感到，如果你不好好学习，没有本事，将来在社会上的生活处境就会很差。
有个女生在给张郁茜老师的信中写道：“我爸爸很有钱，他多次带我去一些高消费的场所，而且说，‘孩子，你看看这个世界，你知道你现在是多幸福的吗？’可是我不想要这些，我就想让我爸下了班回家，同我一起吃饭，听我说话。”
是的，就这点要求：“听我说话”……张郁茜说，孩子的要求并不高，就希望你听她说说话。可许多父母不知道他们的孩子是孤独的、苦闷的。
“这时候，听她说说废话也是有用的。” 张郁茜多次对家长这样说。
我童年的时候就经常听到说，“你们是生在福中不知福！”我们读过高玉宝的《半夜鸡叫》，听到了过去岁月中“我要读书”的呐喊。我们坐在新中国的课堂里，在少先队的旗帜下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真的感到阳光灿烂，感到我们这一代是非常幸福的。“曾以为我们这一代会大笑着跑过我们的青春”，但后来经历“文革”，经历“插队”，我们走过了许多泥泞。
到今天，我们这一代家长，又觉得现在的孩子真是最幸福的了。学者们会说，知识是铺垫你通往未来的一条大道。可相当多孩子都感到大量的试题严严密密地砌垒起来的“知识”，正成为阻挡他们前程的恐怖的高墙。
我也曾经想过，现在的孩子多是独生子女，父母都视为掌上明珠，应该让他们懂得艰难，经历一些挫折，为此也赞同“挫折教育”。然而，挫折教育的目的应该是使他们在挫折中建立百折不挠的信心，可现在仅仅读书考试就是他们无数次受挫，防不胜防地受挫。对此，老师和家长们都采取了鼓励和批评的种种办法，但实际效果却是：许多孩子的自信心非但没有的已建立，却在一次次受挫中被严重挫伤，这就与人们通常说的“挫折教育”不是一回事了。
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看到，每一代人都会遇到新的问题，都有自己的苦恼和困境。今天，哪个孩子不考虑前途呢？社会在一天天缤纷，电视上的景象也一天天更妩媚……这个世界是我的吗？社会已经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很大的刺激。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这是他弱小而最需要有人理解的时期，父母是最亲近的人，如果父母也不能理解，还不断给他施压，不断刺激他，有的孩子就崩溃了。
是的，我在访问中听到了“崩溃”这个词。我想，这恐怕言重了吧，就问老师。
老师说：“崩溃”就是放下来，不学，也学不进了。家长们不是总说“你要是考不上大学，就完了”吗，现在不学了，学不进去了，不就完了吗？
老师也说，你没看到报纸报道吗，过去高考落第后有自杀的，现在中考、高考还没考，就有自杀的，还有把母亲杀了的。这不是精神“崩溃”是什么？
京源学校组织过这样的班会，老师在黑板上写出一个供大家讨论的题目：“将来怎样做父母？”
同学们看了，起初一惊，然后是笑。
然后是反应非常强烈的发言。
女生会毫不羞涩地说，我要结婚、生孩子，然后如何让孩子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事物。
“我要经常带孩子出去玩儿，开阔眼界。”
“我要经常和他聊天。”
“我不会老是命令他这不许干，那不许干。”
“我不会老是说他，你这干不好，那干不好。”
还有女生说：“我不想生孩子，我想养小动物，我会天天好好地照顾它们，让它们快乐！”
“我不想结婚，我也不想当律师、医生什么的，我想卖花。”这个想法透露出的是学习太累，将来就卖花吧，那也许不要多少学问。
张郁茜告诉我，总的来说，同学们说的都集中地反映出：精神上、情感上的需求，比物质上的需求更重要。
“不管怎么说，没有一个同学说，我将来要让孩子好好学习。”

初三的压力比高三更大谁帮助了我的孩子

您还记得我的孩子吗？那一年他中考，面临着考不上高中的危机，我鼓励他向“名落孙山”的那个孙山看齐，争取考上北京市中考上线的最后一名。结果如何？
那时我没招了，说：“儿子，你不能再跟着老师复习了。”
他说：“那我不是更不行了吗？”
我说：“不。你想想，任何一科的老师都要面对全班学生，摊到你身上能有多少时间？你想请老师给你补课，但你将有不少时间在等待中耽误掉。”
“你是说请家教？”
“不。请家教，老师还需要一个熟悉你的时间，而且你还会有不少时间耽误在去家教老师那里的路上。现在要完全靠你自己复习，否则你没时间了。”
孩子感到困惑地说，完全靠我自己怎么能行呢？
我拿出一张纸、一支笔，在纸上先画了一个树干，我说，你先从一本课本的目录复习起，一门课就好比这一棵树，目录里的每一章都好比树的一个分枝。每一章里还有小节，这些小节就是分枝上更细的分枝，树叶都长在这些细枝上。每一棵树，树叶是最多的，要记住这么多树叶太难了，你复习时先把这些树叶通通丢掉，不去管它。这起码就把难度卸载了一半。
儿子说，树叶是知识点，都不要吗？
我说，你说对了，树叶是知识点，如果你先去管这些树叶，你就会用去大部分时间还未必管住多少。别忘了，树叶是最多的，但出现在考卷上的几率是最少的。你要先把树干和树枝搞清楚，就是说先抓重头的。树干就是这门课，你不必记，但你要把哪根树枝长在树干的什么地方，就是说与树干的关系搞清楚，然后把更小的树枝长在哪根粗树枝上搞清楚。如此把这门课的所有细枝都长在哪些粗枝上，把它们的来龙去脉都搞清楚。
我相信你把一门课的主干和所有分支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你就抓住了大头，抓住了主要的东西。我相信你绝不会一点树叶都没印象，你平时头脑里已经记住的其实是那些知识点，只是这些知识点在你头脑里是零散的树叶。你如果把这门课的来龙去脉搞清楚，那些零散的树叶就在这个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自然而然地长在那树枝上了。没有长在树枝上的知识点，不是活的知识。知道哪些知识点长在哪个枝头，知识就活了，丢不掉忘不掉了。
我又强调：别忘了，不是要考第一名，是考北京市中考上线的最后一名。我坚信你只要把树干和分枝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你原有的知识点在树枝上就活了，这样去考，达到孙山肯定没问题。这样去学，你的难度就下降了至少一半。如果你还有时间，再去进攻那些树叶。把你印象不深的树叶弄明白它们长在哪些枝头，能捡多少算多少，我相信那时搞定那些树叶，要比你硬记的成活率和速度都强，如此就更有把握了。
我还说，这样一个过程，此时此刻，已经没有哪个老师能这样帮你，我也不能替代你，只能靠你自己救自己。你听懂了？
儿子的眼睛很亮：“爸，我听懂了。”
我的孩子或许还算较有独立思考能力，他写作文或答题，那些别出心裁的用词用意，常被老师纠正。他常问我：“爸，我这样写有错吗？”我总是说，没错，不但没错，而且是你的优点。她母亲则经常说：“别听你爸的，答题要完全按课本、按老师的要求答，否则你要吃苦头的！”看来他母亲的话应验了。
这时儿子又拿眼睛看我，我知道他心里还有一个障碍，就是现在他仍然是班长，在这最后复习的日子离开同学不去学校，行吗？我说：“现在是非常时期，大家都要靠自己。再不能犹豫了，同学们也会理解你的。时间只有一个多月，要靠你自己安排。大部分时间就别去学校了，放弃跟着老师走，就在家里自己干，有信心吗？
儿子说：好吧！
就这样，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给几个班干部打了电话，然后就开始闭门复习，一门课接一门课地“吃”。我和他妈妈看到他非常用功。
最后，儿子取得了从模拟考试跃升76分的中考成绩，远超“孙山”，创造了该校历年考生中考成绩比模拟考试成绩提升幅度最大的记录。这个纪录对那些拔尖的学生可能没有意义，但对所有中下游学生都有意义。所以他的老师后来常以此来鼓励那些模拟考试成绩落后的学生。
如今对照学校正在普遍开展的“探究性学习”，我想，孩子那次以异乎寻常的方式进行的拼搏，实际上正是一次“探究性学习”，是通过探究每一门课的来龙去脉，在复习中有效地把书读活了。那些课在他心中虽然还不能说达到“叶茂”的程度，但已经长成了一棵棵活生生的大树。是“探究性学习”以及相当程度的“自主方式”，帮助了我的孩子。

初三的压力比高三更大我们头上有“三座大山”

我在采访中，听到一群又一群的孩子对我说着一个共同的声音：“我们的头上有三座大山：家庭的压力，学校的压力，社会的压力。”我问哪一座压力最大？
他们异口同声：家长！
最大的压力，总是出现在他们的成绩不理想，而且产生厌学的时候。家长觉得孩子都这样了，还不好好学，怎么行？于是训斥、挖苦，以种种办法继续加压。
有的说：“我看你没戏了，将来就当个民工算了！”
有的家长说得更难听。一个学生告诉我：“父母说我，你连狗都不如！，狗还能看家，还能杀了吃，你既不能杀了吃，又不能看家……”
我一边听着他们叙述，一边想起学生写给张郁茜老师的信中对自己父母的描述。一封信写道：“我爸让我好好学习，他自己下了班却在外面，饭局、歌厅、舞厅、卡拉OK，喝醉了回家，吐得满地都是……”
另一封信写道：“我妈一天到晚就是化妆，过五分钟就擦一次粉……”这显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可以感觉到，什么叫“彼此都不给对方留一点面子”。
我问学生：“你们有恨父母的吗？”
他们同声答道：“没有。”
“为什么？”
“快中考了，我妈总问我想吃什么，我说什么都不想吃。我妈就一样一样地给我报，让我挑。我听烦了，说一声好吧。我妈就上街去买，如果当天买不到，第二天准会出现在饭桌上。”
“每天早晨，我妈连牙膏都给我挤好了，洗脸水也不让我倒……我想这一辈子再不会有人这样照顾我，我一辈子都不会忘的。”说这话的是个女孩，说着说着就哭了出来。
“我爱打篮球，曾经说过，我梦想有一双最好的耐克鞋。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爸我妈都下岗了。可是前两天，我爸把一双800多块钱的耐克鞋放到我床上，对我说，儿子，这一段你也打不了篮球了，你就穿着它上学吧！而我爸，每天穿一双破解放鞋去做工。”
这就是中国的父母呀！
我再次想起了张逸民院长说的，我们的老师、学生和家长都超常付出很多很多，我们的孩子应该特棒才对，可是不是。张院长随即一口气说出三个依然：学生的负担依然很重，厌学情绪依然很大，自信心和能力依然很差。为什么？
“因为学生学了太多不必要那样学的东西。”
这个声音已经从很多地方冒出来了。
可是谁能阻止，谁能改变？
老师们还告诉我这样一个情况：“到中考结束那一天，你来看吧，学生们考完最后一科，教室里立刻就沸腾了。”
“欢呼？庆祝终于考完了？”我问。
“不。学生们撕书，撕笔记本，撕平常让他们做的卷子。撕了还用脚踩，用脚在地上碾，或者撕成碎片，抛在空中，看着纸屑满教室纷飞，大家呐喊、欢呼……”
“这是真的？”
“真的。”
“普遍吗？”
“不是每个学校都有，可有不少学校，每年这一天都有几个捡破烂的候在考场外。他们知道这一天会有很多破书废纸捡，学校也不会拦阻他们，那些教室是他们收拾干净的。”
老师们还告诉我：
“这一天，没有老师会去批评学生。”
“有的同学边撕边哭。有的老师看到这场面心里受不了，跑到办公室里掉眼泪。”
“初三，就这样结束了。”
“许多父母并不知道，他们的孩子是这样告别初三的。”
“他们说：痛恨初三！”

初三的压力比高三更大相关思索——永远不要对自己的孩子失望

建立在工业生产力之上的教育，检验方式亦如检验产品那样通过考试来选拔。选拔的另一面即淘汰，为了不被淘汰，就要拼搏。此种拼搏主要是陷入“应试”的拼搏。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青年的上大学率到20世纪末也只有10％。经十多年拼搏后，许多家长说：我那孩子是我们的一个失败。许多孩子说：我是我爸我妈的一个失败。由于考试制度的庄严神圣，加之人们普遍认同考试在当今相对还是公平的，这就使许多落选的孩子在艰苦拼搏后自我感觉到——我笨。我们的教育，大家辛辛苦苦，难道是要使这么多学生最后认识到“我笨”？
不是不要考试，而是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现行教育中的“选拔功能”为“造就功能”。不改变，就很难改变“差生”们很早就“自我定位”。而“差生”与“差生”扎堆则是孩子们的“群体自我定位”，导致许多孩子很早就自我放弃。教育不能以损失“大多数”为代价，教育要找到更有效的“为所有学生服务”的道路。
今天，科技产业化、农业产业化、文化产业化、体育产业化，乃至教育产业化，都在呼唤多种知识的激荡交融，许多领域都有许多不需要科技天才去完成的工作，需要多种多样兴趣各异、才能各异的人们在我们“犁下有深土”的国度里找到谋生的位置，缔造新时代的五彩缤纷。
究竟有没有笨的孩子？究竟谁家的孩子该被淘汰？我认为，一个能把小学读下来的孩子就已经不笨。没有笨的孩子，只有兴趣不同，需要朝着富有个性特征的方向去发展的孩子。
前面说到的那个初三孩子，他即使不想学了，也不是没有优点。他想当警察，考职高，是因为他怕考高中、考大学失败，他不想失败。这不想失败，便是还渴望成功，渴望在别的道路上成功，这就是“上进心仍在”。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可以做到最好。这最好的标准并不是成为牛顿或上哈佛，而是找到一条最适合这个人发展的路，亦即“对自己来说，争取成功的把握性最大的路”。在这条路上发挥得淋漓尽致，那就是最好！
这样说，也不是说这个初三孩子就不适合考高中考大学了。他才十四五岁，他目前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我们的教育用一遍遍重复操作的超负荷知识量挫伤甚至扼杀了他的信心。必要的信心尚未建立，阻碍了他学习能力的发挥，怎么知道他不会学习呢？
事实上，多数考试受挫的学生并非不聪明。爱因斯坦在学生时代就不是一个能考出高分的孩子，甚至有几门功课不及格。他成名后，记者在采访中向他请教：“声音的速度是多少？”他说：“我不知道。”记者疑惑。倘若爱因斯坦说：“我不会在脑子里记一些从书本中能查到的知识。”我想，爱因斯坦在我们的考试制度下，恐怕也是个落榜生。
没有笨的学生，只有笨的教法。这话也许永远是对的。
一些不循规蹈矩的学生，往往可能潜伏着更大的创造力。这些学生可能特别不适应现在这种教育方式，而显得成绩不好，以至被淘汰。
那个初三孩子自信心缺乏，但自尊心并不缺乏。
母亲会说：“我那孩子满不在乎，一点都不懂得想。”其实，孩子那满不在乎的样子大多是装出来的。是他对自尊的自我保护。因为他受的刺激已经太多，自尊心几乎是他最后的一道防线。这自尊心很强，又很脆弱，已经非常需要家长精心保护了。
几乎所有家长都爱拿别人孩子的优点跟自己孩子的缺点比。其实，这是很忌讳的。许多孩子都说：我的父母并不喜欢我，更喜欢别人的孩子。
“连我的父母都不喜欢我，我自己也讨厌我自己。”当孩子说这话时，自信心已经很受打击。许多孩子也说，父母夸他一句，“会美上几天。”而损他一句，也会对他损伤很久。
我看到一则这样的故事：1975年母亲节，比尔·盖茨给母亲寄了一张问候卡，这年他在哈佛大学读二年级，他在卡上写道：“我爱您！妈妈，您从来不说我比别的孩子差，您总在我干的事情里寻找值得赞扬的地方，我怀念和您在一起的所有时光。”比尔·盖茨从母亲那儿得到了什么？得到了一份可能被许多母亲忽视的东西——赏识。
应该赏识自己的孩子，赏识不是一般地对孩子的鼓励或赞扬，而是要真正认识到自己孩子的才能和所做的事情的价值，并予以充分重视和赞扬，由此支持孩子按他所喜爱所擅长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按父母的愿望去发展。不论孩子眼下处于什么状态，永远不要对自己的孩子失望。

保护天赋爱新觉罗家族后裔

我开始接触王能智。
现在我可以说，他是我国在青少年中开展“探究性学习”的先行者。即使他的名字在今天还不及一个中学生熟悉的歌星那样有名气，我相信他的价值会被越来越多人认识。
今天，“探究性学习”一词正被越来越多的师生重视，我们也不妨以“探究性学习”的方式去了解王能智。就是说，也需要探讨、质疑，需要了解他本人的成长，他的困惑……那就让我们先忘掉他是个特级教师，把他还原为一个学生，考察一下这个学生的成长对今天这个王能智究竟有怎样的影响。
王能智生于1942年12月2日。他有个近乎传奇的家世。他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后裔，姓王从他的爷爷开始。
爷爷18岁离家出走，给自己取的汉族名叫轶群。那是1906年，清王朝覆灭之前。轶，在汉语中有散失的意思，也有超越的意思。王轶群三字，似有离开“八旗族群”出走之意，也可理解为有“超群”的决心。王能智的奶奶叫章梅英，是蒙古王公的格格，她是“私奔”出来与王轶群结合的。
爷爷18岁跑到日本留学，与留日学生蒋介石住在一个宿舍，同班同学还有何应钦。后来蒋介石跟了孙中山，王轶群跟了张作霖。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王轶群也一度被扣，后来去了台湾。
王能智的父亲叫王运实，不问政治，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工程技术，回国后在国民政府建设总署工作。新中国诞生后，他曾任交通部水利设计院总工程师。王能智的母亲叫陈珣，是上海同济大学西语系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生。这是王能智的家庭背景。
王能智6岁就读于北京孔德小学，即今天的东华门小学。家住南池子原张学良公馆，是张学良送给王轶群的。
王能智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15岁到北京照相机厂当学徒，学了3年车工，这就18岁了。
1960年，18岁的王能智学徒期满，站在北京照相机厂门口，望着萧条的街市，想着渺茫的前途……谁能想到，2003年北京市会向全市师生推介这位王能智？
那个当年连高中都没有考上的学生，与今天这个“特级教师”王能智，有着多么遥远的距离。王能智怎样走出他的18岁？
父亲常常不在家，他跟母亲长大。
我一直很注重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就问他：“在你的童年，母亲给你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他想了想，说：“母亲很少教训我。”
“为什么这么说？”
“我小时候很贪玩、淘气，不守纪律，不好好完成作业……你想，我都到了高中没考上的程度，不能说不严重，好像哪个母亲都会苛责的，但我母亲很少批评我。”
“不爱你？”
“爱，很爱！”
“那……是溺爱？”
“不能算。”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做坏事，我只是对学校要求的没有做到。再有，我好发疑问，常常也没有按要求答题。我母亲也知道，她没有批评我。”
我访问了他的童年，隐约能看见20世纪30年代的同济大学和大上海对他母亲的影响，能看见他母亲的见识和文化开启着他童年对没见过的“世界”的想像力。王能智的好发问和好发疑问，就是在这个背景里出现的……母亲从未训斥他“你不许这么想”、“不许这么说”。母亲会反问他：“你怎么想到这个问题？”他至今记得母亲如此反问的神情。母亲不怎么直接赞扬他，也并不总能回答他那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但母亲反问的神情已带着欣赏，母亲对他的问题表现出兴趣，就增长了他的自信。
我想，也许可以说，他儿时最大的收获，恐怕要算是母亲很好地保护了他好发疑问、爱独立思考的天性。
读完初三，没考上高中，这似乎是人生中一个不小的挫折。但是，爱独立思考的天性已经在他头脑里发育到了15岁，自信心也已经是他体内生长起来确实存在的东西。自信心怕的就是没有发育生长起来，一旦生长起来，这是不容易扑灭的。
“你想去当学徒，你母亲同意吗？”我问。
“她没反对。”
3年学徒期满，他想再读书了。母亲说，你现在想读书了，那就再考。
现在，他母亲的照片就在我面前，这位上世纪30年代上海同济大学西语系毕业的女子有着惊人的美丽……作为母亲，她真那么想得开也放得开？不管怎么说，我开始隐约感到，这位母亲也是一个有待认识的谜。
1960年的饥饿，曾经使中国农村流失了大量学生，北京的课堂也宽松起来。就在这年，王能智考上了北京65中。
18岁的王能智坐进高中课堂，看起来是个大龄生，但他这时学到的东西是与其他高中生不同的。今天的王能智还认为，他15岁到工厂当了3年学徒，那其实也是他一生中重要的学习。我注意到，他18岁才读高中的经历，也使他当上教师后对那些学业差的学生，并不轻易地认为他们不行，而确信只要帮助学生建立起信心，他们赶上去并不晚。
王能智是不是很有天赋？我无法简单而言。但我从他身上看到，自信心需要在成长中培养，独立思考却是与生俱来的。若说“天赋”，这“与生俱来”就该是天赋。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每个孩子天生就是有个性、有思想的。一个人如果不会独立思考，那不是没有培养出来，而是在成长中被大人们扼杀了。
人生不可能不遭遇挫折，但有了“独立思考”和“自信”这两件东西，就有能力来迎接人生的挫折。这时，才谈得上人们说的“挫折教育”。
20世纪60年代，王能智的爷爷王轶群在台湾是国民党军队的上将，后来是蒋介石的国策顾问，这对王能智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高中时期的王能智沉默寡言，他喜欢踢足球，这可以猛烈地动作猛烈地喊。他还喜欢唱歌，因心中有对美的热爱需要通过旋律去表达，他尤其喜欢俄罗斯歌曲。
爱新觉罗家世此时也不是可以炫耀的历史，王能智不喜欢历史，喜欢自然。热爱大自然，最终使他选择了学地理，他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
我注意到，在王能智一生中最需要爱护的日子里，帮助他建立自信的有两个女人，一个是他的母亲，另一个是他大学时代遇到的一位中文系女生。

保护天赋中文系女生

那年10月，地理系和中文系的男生进行着激烈的足球赛，场里场外都喊疯了。中文系女生谢莉英注意到场内有个男生光会猛烈地动作而不会喊，那个人就是王能智。
此后谢莉英注意到，这个人上图书馆、上食堂，常常是一个人悄悄地坐在一个角落，走路就低头看路，吃饭就专注地看碗。他似乎总是微低着头，你看不到他的眼睛，听不到他的声音，他出奇地沉默。
谁能说沉默不是一种力量？
如果说有一种恋爱是在无声中来临，甚至无声中进行，那就是他们这样的了……王能智已记不清自己究竟是何时注意到有一双异性的眼睛碰到了他的眼睛。
谢莉英是东北哈尔滨人，父亲是开火车的，这个工人的女儿当年敢爱上沉默寡言的王能智就是有勇气的。一次，学校的联欢会上挂满了同学们剪出的红红绿绿的彩条，手风琴的旋律响起来了，谢莉英眼睛一亮，她看到那男高音独唱的人竟是沉默寡言的王能智，她几乎不敢相信。
王能智寡言，但喜欢唱。那时的王能智不知道自己的前途会是怎样，他特别喜欢俄罗斯歌曲《航海者》，感觉那旋律起伏不止，歌曲就像一艘船，载着他在茫茫中颠簸远航……歌声响起来了：
茫茫大海一望无边
波涛澎湃多凶险
日日夜夜咆哮不停
多少灾难埋深渊
你要勇敢我的兄弟
乘风破浪奔向前
踏开巨浪划破水面
扬帆飞驰快如箭
在那遥远的乌云后面
有座美好的乐园
那里没有黑暗
那里永远是春天
谢莉英顿时大受感动，感到他的歌声中有一种绝不向命运低头的东西。歌声止息，大家鼓掌，她也使劲鼓掌，大家都欢迎他再唱一支。
王能智再唱的是《沿着彼得大街》，歌声中好像有一种流浪的情调，又分明是对故乡深深的感情萦绕着你的心……手风琴伴奏的旋律中她甚至想到了自己的故乡，哈尔滨的建筑就有俄罗斯风情。
大学要毕业了，那个夏夜，在没有路灯的校园林荫下，她勇敢地约他见面。天上只有星光，还有远处贴满了校园的大字报。“文革”正在四面八方轰轰烈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王能智的家世使他对“恋爱”想都不敢想，谢莉英的表达让他震撼！
然后是下农场劳动。然后是王能智分到了郊区密云县焦家坞中学。焦家坞只是一个大村，连公社所在地都不是，他觉得这就是他应该去的地方。谢莉英分在北京市区石景山区北辛安中学，他觉得她分到市区也是合理的。“不合理”的是她仍然决定要嫁给他！
她的决定，对王能智的一生是重要的。
他已经长大了，母亲不是一把伞，不能遮护他走完一生。也许他的母亲很早就意识到了，所以很早就坚决地培养孩子自己去走。他现在走到了大学，母亲的翅膀很难荫护着他了。就在这时，“阶级斗争”的暴风雨多么猛烈，王能智需要有一种爱，给他温暖和支撑。
许多年，王能智对女性的感情似乎只为母亲和妹妹存在，似乎就没有走出家庭。是谢莉英温暖的手牵着他走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她是工人的女儿，那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她有一个多么光荣的家庭！
他能感觉到她的爱是多么宝贵地将他同祖国大家庭亲切地连在一起。不管能不能梦想成真，谢莉英的爱在那个岁月，是在真实而有力地帮助他建立自信。
但是，王能智仍然保持着冷静。
“我还是先去焦家坞吧！”他坚持说应该分开一段时间。
这是1970年，他已经28岁。
他想好了，如果各奔东西后她改主意了，那就是应该分开的。即便那样，他仍然感激她。如果分不开，那就自然会走到一起。他想好了，心里也就踏实了。
那个夏天，他头戴草帽身背行囊，坐着拖拉机前往那个乡下中学。从此她就是他心中的一盏灯，他觉得自己一定要好好教学，才对得起她。

保护天赋遇上一位好校长

人的一生中需要很多人帮助，但能影响你一生的只有几个，这也需要自己能回应那样的影响和帮助。
分配到密云县焦家坞中学教地理，王能智遇到了一位好校长。那时他根本想不到，这位乡村中学的校长对他的影响会有多么久远。
“起初，我对校长印象并不好，觉得他太严厉。”
王能智回顾说，那时北京市里的学校都不上历史、地理课了，但焦家坞中学的校长要求我们上。可是没教材，怎么上呀？用“文革”前的老教材上吗？不行，那教材都被“打倒”了。
“你自己编吧！”校长说。
“我编？”王能智觉得校长在开玩笑。
“你就编个密云县地理。”
“密云县地理？”王能智仍然觉得校长在幽默。
“对呀，编个密云县地理，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没人能批判你。你编，我给你印，用钢板刻出来印。”
校长是认真的。校长叫王树方。
在校长的指导下，王能智果然自己动手编上了地理教材，除了收入一般的地理常识，还需要去跑密云县的山川河流、田野与森林。28岁的乡村教师生活，突然充满了山花麦穗的气息、水库的倒影、牛羊的叫声……
王校长果然亲自用钢板刻，校长是个书法家，钢板字也好极了，然后用油印机印。用今天的说法，那就是王能智30年前编的第一本“校本教材”。其宝贵之处在于：这是把区域经济资源作为教育资源，正是今日教育变革所需要推行的重要教学方式之一。
时光走到了第二年夏天，谢莉英没改主意。
1971年7月25日，是他俩结婚的日子。
新家安置在谢莉英的住处，他们添置了两床被子、一对枕头、一条床单，还有一对木箱子，这就是那一代人“新婚财产”的全部。
他满心是对妻子的爱，但他的寡言已是一种习惯，甚至不会表达，只会给妻子唱《莫斯科郊外的夜晚》。
“我们的《密云县地理》印出来了。”他告诉她。
“感觉咋样？”她问。
“不知道。”
“你怎么不知道？”
“不知道教的效果怎样。”
谢莉英隐约感觉，丈夫对他的“地理”，有一种令她都有点妒忌的感情，仿佛他睡在她的身边，心还在密云的田间。
9月又来到了焦家坞中学，孩子们开始读王能智老师编的《密云县地理》了。王能智教着这“密云地理”，感觉像敲乡下锣鼓，似乎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可是王树方校长非常重视。
“他每周必来听我一节课，有时去公社开会，回来一定补上，当晚一定给我感受，论得失。”
王能智说，王校长很胖，但我们上野外课，他也跟我们一起去，走多远都兴致勃勃。
王校长还让王能智读教育理论书籍。
“小王，你拿去看看，这是苏联凯洛夫的。”
“这不是报纸上批判的吗？”王能智问。
“你可以批判着读嘛！”校长说。
在那乡村之夜，田野里是响作一片的虫吟蛙鸣，王能智果真带着“批判的眼光”警惕地阅读着。也许这种阅读方式，比带着“学习的眼光”去阅读，还真的更有好处。王能智一页一页地读着那些教育理论，渐渐发现自己的思维踏进了思辨的轨道。今天的王能智仍然认为，“凯洛夫确实是个学者，是个教育家。”
那时，王能智觉得编出一本地理教材也就不错了，可是王校长并不满足。“他推着我继续往课外发展” 。
一天，校长从密云县城回来，对王能智说：“101地质队正在密云搞铁矿勘探，据说那是25亿年前太古代的铁矿，你应该去101地质队学习学习。”
王能智去了。
今天他告诉我，说他去地质队，从野外作业到显微镜下的分析都学了。“那都是利用寒假暑假，跟着跑” 。
他又到密云县农科所去学习。
他由此知道了北方农业从低产到高产主要是解决“水、肥、土”问题，而要从高产到再高产，就要解决“光、气、热”的问题。
当时学校要建教学楼，校长就让王能智去密云县建筑局学制图，还让他去密云县规划局搞宏观规划。
“这一切都是校长推着我走出课堂，去补充知识。”
这使王能智深切体会到，仅一个地理学科，就容纳着多少跟生产实际相联系的学问，这些学问如果为学生所掌握，就能在日后为家乡的建设解决实际问题。他的地理教材也因此不断丰富。
王能智忙得不亦乐乎，忙得寒暑假也很少回城。这结果是，一年一年又一年过去，谢莉英的肚子毫无消息。
直到1975年，这年秋天开学不久，谢莉英发现自己怀孕了。王能智自然也非常高兴。
他爱孩子，一个优秀教师怎么能不爱孩子！他在密云的田野里，深情地给学生唱《宝贝》，学生们都被老师的歌声深深打动。
那时，谁也想不到，谢莉英怀孕8个月时去做胎检，会被认为怀了怪胎。其后给他们一家带来了深远的痛苦，也使王能智日后培养自己的孩子遇到严峻挑战。

保护天赋一生都沉浸在学生的状态中

也是在1975年，王校长要调走了。王能智突然感到这对自己是一个损失。他永远忘不了校长临走前夕与他的一次谈话。
“知识分子有个毛病，喜欢说怀才不遇，但又不肯下切实的工夫。”校长说。
王能智抬眼看校长，感到这话很有分量，但没吱声。
“你现在境遇不好。”校长是指他有皇族血统，还有爷爷在台湾等历史问题，“但是，如果有一天，机会到了你面前，你有什么本事来回答这个机会？”
校长说得语重心长。校长要走了，似乎对王能智还颇有牵挂。这是什么？这就是感情！今天王能智61岁了，他说我依然能看见王校长当年说这话的情景。
那天，王能智帮助校长整理行装。校长知道他不喜欢历史，就告诉他：“我很喜欢文学，我也推荐你读一些文学著作吧！”校长推荐了《左传选》《史记选》，还交代要读北大王伯祥教授选编的。
“然后你再读《资治通鉴》，不用全读，就读唐史。还应该读《红楼梦》，读鲁迅。鲁迅的小说看看就行，主要读他的杂文，从后面往前读。”
整理行装时，王能智看到了校长的十多本读书笔记，他至今印象深深：“那笔记本纸很差，字好极了！”
校长走了。
那一天，他送走校长回到自己的小屋，突然感到空空荡荡。那时中学的校舍仍然紧张，他住在校外一个农家院子里，窗户纸总是有好多洞，夏天蚊子就从洞里飞进来。他糊上报纸，转天村里的小孩又给捅破了。他再糊上，再被捅破，一而再，再而三，他就不糊了。从此就用敌敌畏对上水，在自己的周围撒上一圈，蚊子就不过来了。他就在这个圈里照校长推荐的书籍一一去读。
这么一来，自小不喜欢历史的王能智，不仅接受了文学的熏陶，还补上了历史，感受到世界上有许多知识原本密不可分。比如一部《资治通鉴》，亦文亦史，还分明是政治的、思想的。鲁迅的杂文也是文学和思想的荟萃。
再说谢莉英怀孕7个半月时去医院检查，照了X光，没发现异常。按医生吩咐，半个月后去做第二次检查，没想到医生突然说，怪了，怎么摸不到孩子的脑袋、胳膊，会不会是葡萄胎啊？
“去拍个片子吧！”
片子出来了，孩子有脑袋、有胳膊，不是葡萄胎，但医生仍然怀疑：“可能是个怪胎！”
“别吓我。”谢莉英说。
“孩子的脑袋太大了，哪有这么大的呢？”医生说。
她第一次听到了“大头儿”的说法。但她不信，暗想自己该到另一家大医院去检查。她当天就去了。
在人民医院，一位主任医师看了她带去的片子，说：“按片子看，是个畸形儿，俗称怪胎。但这是影像提示的，还不好确诊。你先住院吧！”
那日，天上下着细雨，谢莉英没住院，在细雨中跑出来了。
王能智在乡下，她也没告诉他。多少个暑假、寒假，他是该回来的，可他为乡村地理教学去跑地质队、农科所……现在是上课期间，更指望不上他。
这时的王能智，在乡村，正进入他人生中的一个“再学习”时期。王校长对他说过的话中有一段“章太炎说”，此时在他心中特别明亮，那话是：“章太炎说过，做学问有两种，一是求是，二是致用。在求是与致用这二者之间做学问，也许是最好的。”
王能智有了“做学问”的意识，并随着学问的增长越发体会到，要成为一名优秀教师，在师范大学毕业后，也还有很多知识——包括实践知识——要去学，要去做啊！
在焦家坞，他除了历史、政治没教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语文、农基等课都教过。看起来这是由于乡村中学师资不够，他必须是个教书的多面手，但这种训练对促进多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多么有益。他的乡村中学经历，实际上对他日后在京城学生中开展“多学科融合的探究性学习”，打下了一个宝贵的基础。
在焦家坞执教的日子，主要是“文革”岁月。回顾往事，王能智说：“一度，我曾看不到自己前途的亮光。王校长那话就是亮光，使我感到总有一个火炬在我眼前亮着，引导我去学习、学习，再学习。”
我注意到，61岁的王能智回顾往事，一直沉浸在一种学生状态中，仿佛他还只有16岁。我突然意识到，这也许就是一个优秀教师的极佳状态，即他一生都沉浸在一种学生的状态中，因而总是能以学生的心态去理解学生。

保护天赋向林巧稚求助

1976年那个天上下着细雨的春日，谢莉英从人民医院出来，就回到了石景山北辛安中学。她想，我总得把这件事告诉学校领导，告诉谁合适呢？……告诉张修石吧！张修石是晚清大臣张之洞的孙女，为人特别和蔼。谢莉英径直去找了教学主任张修石。
“张主任，我恐怕要请一段时间假了。”
张修石笑着问：“到日子啦？”
“没有。”把情况告诉张修石后，她说，“我想把这个怪东西做掉。”
“别！”张修石说，“医生也没肯定就是。好不容易怀一个，别轻率。哎，我建议你去找你婆婆，我记得你婆婆曾经在协和医院工作过，去问问你婆婆有什么办法。”
谢莉英踩着一条胡同里的小道去见婆婆。
王能智家早先住在南池子41号张学良赠送的大宅子，“文革”前他们一家就不能在里面住了，迁到大宅后面的飞龙桥10号，那是从前仆人住的小四合院。王能智的母亲陈珣此时就住在这里。
陈老太太依然显得很精神，婆媳见面，陈珣听了情况后，一字一句地说：“你别慌。现在我问你，你有没有胆量，有胆量就跟我去，去找林巧稚。”
谢莉英问：“为什么要有胆量？”
婆婆说：“林巧稚现在没时间给一般人瞧病，你只有去堵住她，让她给你瞧。”
谢莉英想说，妈，你不可以跟林巧稚说说吗？干吗要我去堵？还没说出来，陈老太太又说：“到那里，我告诉你是哪个，你就上去。记住，你别犹豫。只要上去，她一定会接待你。”老太太的话中有一种不容置疑也不必商量的东西，“走吧，现在就走！”老太太已经站起来。
对谢莉英来说，眼下肚子里的事已是天大的事。对陈老太太来说，这也是她的血脉呀！但陈珣似乎一生都不轻易开口求人，这一点，王能智几乎跟他母亲一模一样。陈老太太办事，似乎比她的儿子更果断。
婆媳就这样出发了。
那是1976年4月8日，北京发生“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第三天。大街上行人稀少，你感到连空气都是紧张的。
到了协和医院，婆婆说：“你先去挂个号，才好说话。”
谢莉英照办。挂了号，谢莉英又按婆婆吩咐去找个医生“再看看”。妇产科的一位女大夫为谢莉英做了检查，然后开出单子，让再去拍正面、侧面两张片子。她拿着单子出来，婆婆说：“现在可以找林巧稚了。”
婆媳二人走到一处，正遇林巧稚带着一拨儿研究生远远地走来。婆婆马上对儿媳说：“就是她！”
一群学生全是男的，只有林巧稚是女的，一目了然。谢莉英就上去了：“请问，您是林巧稚大夫吗？”
“是的。”林巧稚大约明白了来者的意思，温和地说，“您瞧病可以去找我们的大夫。”
“大夫说这是怪胎，又说不能肯定。”谢莉英已经展开了片子，“我实在是不知该怎么办了，只好请您瞧一眼。”
林巧稚的眼睛已经习惯性地瞅见了谢莉英手里的片子，问：“这就是你的吗？”
“是我的呀！您看，你们大夫又开了单子，让我再去拍两张片子瞧瞧……”
“你不能拍了，不能拍了！”林巧稚马上说，“来吧，上这屋来。”
屋里有床。林巧稚说你躺上去吧，把裤子解开，我给你检查。一群男研究生也进来了。谢莉英有点犹豫。
“别不好意思，都是医生。”林巧稚在等待着。
谢莉英也就不犹豫了。林巧稚给她仔细做了检查，又让研究生们检查，然后说：“你们都发表意见，说说这个胎儿到底是什么，要说出理由。”谢莉英躺在床上，心想自己送这儿来成了教材……事后她告诉王能智，王能智说，“这是很好的实践教学。”
学生们各抒己见。许多陌生的医学术语谢莉英记不住，有个研究生说到了“乒乓球”，这乒乓球她不陌生，就记住了。那学生说：“她的腹部没有乒乓球感，要是怪胎，应该有乒乓球感，她没有。”
“你起来吧！”林巧稚拿着片子，开始给谢莉英解释，“从片子看，这是个大头儿的片子。但是，如果拍片的时候，镜头对得不合适，也可能出偏差，所以现在不能肯定这孩子就有问题。”
“那怎么办呢？”
“不能再拍片子了，你短短时间里已经照了几次，再照，将来孩子出生了可能有血液问题，你也可能有问题。现在只能在孩子要出生的时候先做内诊。”
“什么叫内诊？”
“就是临产前的触摸检查，如果没问题，就让孩子生下来。有问题就处理掉，拿出来。”
林巧稚接着口述了两条意见，让学生写上：一、临产时做内诊，如果正常，要保证胎儿安全出生。二、如果怪异，处理干净，要保证母亲一年后还能再怀上一个。然后签名：林巧稚。
林巧稚又嘱咐用催产的办法让孩子提前出生。“8个月，可以出生了。要防止万一有问题，大了不好处理，对母亲也有影响。现在这样处理，你放心，不会有大问题。”说着还亲自写了一张字条，“你拿着我这张字条，今天就去妇产医院住院，他们一定会收下你的。”
谢莉英向林巧稚告别，已经出门到走廊上了，林巧稚又追出来：“记住，孩子出生56天后，你一定要抱孩子去医院检查，看看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就好，有问题早治疗。”
今天谢莉英回顾往事，说20多年了，当年林巧稚的音容笑貌、言行举止仍栩栩如生。她那么亲切、那么温和、那么细心，手那么温柔，她检查的时候让你感觉不到任何不舒服。她不是不给普通人瞧病，而是她要做的事太多，没有时间。她的医德医术达到那样的境界，简直就是医学界的圣人，是中国儿童的圣母。
3天后的半夜，医生按林巧稚的医嘱做了内诊，确认胎儿正常，早晨8点，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儿。
婆婆没有重男轻女观念，她在儿媳床前高兴地说：“8点钟的时候，天上正下毛毛雨。8点是辰时，1976年生人属龙。这个时辰好啊，这叫辰龙行雨。” 孩子由此得到一个小名就叫“毛毛”。
王能智风尘仆仆从乡下赶回来了，又黑又瘦，见到妻子就说：“你受累了！”
孩子出生还不到56天，林巧稚担心的情况出现了，孩子先是身上出现了小红点，不久有鸡蛋大的紫斑，随后经常流鼻血。不仅孩子，谢莉英自己身上也出现了小红点。去医院检查，血小板很低，血液系统果然受损。
这期间，谢莉英与母亲住在一起，靠母亲帮忙，开始了极其艰难的抚养孩子的日日夜夜。就为了提高这个“血小板”，女儿从婴儿时期就开始接受治疗，此后一年接一年，每天吃药，不知何年可以停止。这期间，谢莉英发现自己也渐渐有越来越多的过敏症状：太阳晒过敏，柳絮过敏……还不能用洗衣粉，一用就过敏；改用肥皂，再后用肥皂也过敏。1978年，谢莉英的母亲患了一场重病，老人虽仍想照顾外孙女，但年迈的身体已需要儿女们照顾。她不愿增添女儿的劳累，只好与女儿和外孙女分开，去与儿子住在一起了。
此后，谢莉英自己抚养着女儿，也靠她的妹妹常来帮忙。1981年，谢莉英与王能智两地分居已有10年，王能智已经39岁，她确实太需要王能智帮一把了，王能智也有充足的理由去要求、去争取调到石景山来任教。可是，为自己的事去奔跑，王能智还从没做过。

保护天赋谦虚得一塌糊涂

今天，他的学生和同事一再赞扬他“从来不为自己考虑”、“无私奉献”，这些肯定都是真的。比如他家里至今连冰箱、洗衣机都没有，仍旧用搓衣板洗衣服，这已经够让人不可思议了。他被邀请外出讲学，不收讲课费，实在推辞不掉的也不往家里拿，而是交给他们的“地理学科”，作为学科活动经费。一次，他们“地理学科”一位老师上台发言，相当动情地说：“我们地理学科有一个小金库……”话音刚落，哄堂大笑。发言的老师才发现自己说的“小金库”和时下人们说的“小金库”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写出这些并不是要让大家都学他的做法，我只是本着“纪实”的原则，描述出“他是这样”。若问为什么这样？或许还该分析到：如果说他少年时也曾有过为自己谋点什么利益的意识，那么，到他青年时，这种意识基本上就被抑制到几近消灭的程度了，此后再也没有复苏。这种能力，在他身上压根儿就没有生长起来。
1981年有个机会。这年，“文革”后的首届师范生要毕业分配了，政府在调配工作中，允许以大学毕业生去交换远郊区县有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的老大学生。但是，这也得北京市区中学有单位肯接收才行。这事要让王能智自己去跑，他还是开不了口。
女儿已经5岁，仍在吃药，仍要细心照护。一次女儿感冒，半夜两点打个喷嚏就鼻血如注，谢莉英用医生早就教她的应急办法却怎么也止不住……遭了，血还在流，时间分秒都很重要。谢莉英半夜里抱着女儿就往医院跑，女儿紧紧地搂住她的脖子，鲜血从她的脖子流进脊背和前胸。她在夜路中不停地安慰女儿：“毛毛，毛毛，别怕，医院就要到了，就要到了！”
她想不到自己怎么有那么大的力气，脚步如飞，但心中充满恐惧，她默念着：王能智，王能智，你怎么还不去要求调回来啊！
这个黑夜，当孩子的险情在医院解除后，谢莉英决定：“我得去跑，一定要把王能智调回来！”
20世纪80年代初，各学校已经非常重视师资水平。一个39岁的乡下地理教师，看起来还打上了乡村土里土气的深深烙印，要让北京市区哪所中学能接受还真不那么容易！
谢莉英跑了不少门路，石景山教育局也出了力，但学校不大好进，最后回答说，“可以往少年宫放。
“那怎么行？”谢莉英说，“少年宫离我们家那么远，我们家连一辆自行车都没有！”
石景山体委的刘景仪早先也是北辛安中学的老师，特好心。他安慰谢莉英说：“少年宫不错，没自行车，我这辆给你们。”
“那也不行。少年宫就是远，他要回来了，每天一大早就得走，晚上才回来，那能帮我什么？我还不是家里多了个住旅店的人吗？”
刘景仪说：“看你说的！怎么说也比还在那个乡下中学近多了，不是？”
谢莉英只好实言相告：“说了你也不信。这哪儿是近和远的事呢！王能智就是爱地理，去少年宫，他还怎么当地理老师呀，专业不是就丢了吗？不行。这么多年，他把专业看得比我还重。”
只好继续找。
然后曲曲弯弯地得知，石景山古城中学彭云中校长与本校教生物的高素馨老师的丈夫蔡令炎先生关系不错，谢莉英认识高素馨老师，就去请高老师帮忙。
老教师高素馨很有同情心，也相信谢莉英对丈夫的评价，就请自己的丈夫出马。蔡令炎是石景山业余大学副校长，人称“一个很有文化”的先生，古城中学校长彭云中毕业于北大历史系，人称“能力极强”，他们二人的友谊基于互相敬重。蔡令炎去说了：
“你要不要一个地理老师。有一个挺棒的。”
“哪儿的？”
“密云的。”
“密云的？”
“出身不好。”
这话引起了彭云中注意。他说，你说说我听着……最后答应“见一面”。
地点约在蔡令炎家。行与不行，权当是在朋友家聊聊天。如果彭云中不满意，对王能智的自尊心也没什么损伤。
走到这一步，谢莉英感到这个机会再不能错过，又特地去找高素馨说：“高老师，我们王能智特木，不会说话，到时候您还得盯着打打圆场，帮衬帮衬！”
高素馨说：“好吧。看你把你丈夫说成这样。”
回到家，谢莉英对丈夫说：“王能智，现在你总该去了吧！该说什么说什么，别太拘谨，也别太谦虚。”
于是王能智去了，谢莉英领着他去的。
见面了。
“您坐。”高素馨老师对站着的王能智说。
王能智坐下了，但只坐在椅子的边上。
彭校长问：“您在密云？”
王能智答：“焦家坞。”
“您教地理？”
“是。”
彭校长问一句，王能智答一句，不问就不开口。
高素馨老师给他倒的水，他始终没动。
蔡令炎为打破沉闷，不时地插话，但也是问到什么，王能智就答一句什么，想引出他自己在教学上的滔滔见解，就是不见他往下说。谢莉英平日有句话说，“咱教语文的，理屈词也不穷！”但现在她帮不了他，只是干着急，心想这当教师的不会说话，人家还怎么要你呢？没想到彭校长竟被王能智的沉默打动了，他说：
“这样吧，你来试试。”
试试，就是来上几堂课看看。石景山教育局原局长祁红曾说：“王能智平时谦虚得一塌糊涂，但只要一上课，那就不是他了！”王能智去古城中学试讲了两堂课，校长、书记立马就拍板要他了。
古城中学的书记赵常镇，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很有眼力。地理教研室组长屈祖明，也很开明。这都是王能智后来开展实验性教学不可缺少的环境因素。
39岁的王能智从乡下中学进城，看起来是有点土气。他外表谦和，逢人都微笑，起初教师们还以为这个刚从郊区中学来的老师难免这样，没想到他一辈子都这样。
我也注意到了，王能智的“谦虚”确实是他的显著特征。我以为那也是他“独立思考”后的一个选择，是他在“文革”血统论猖獗的岁月里学会保护自己的一种方法，日久便形成了一种做人的品质，并让人们看到，谦虚其实可以使谦虚者光辉朗耀，可以光芒照人。但是，仅凭谦虚，是不足以拓土开疆创新事业的。39岁的王能智，此后究竟凭什么脱颖而出？

保护天赋相关思索——谁支撑着你的信心

前面讲过，没有成功感就没有自信心，成功的体验是自信心的基础。然而人在有过成功之后，仍可能失去自信。不少人都体验过，人生有时自信，有时又不自信，这自信到底有几许可靠？
信仰不是科学。“信仰”的意识源于宗教。佛教讲“信”，指对于善的事物与法则毫不怀疑，并能深感快乐，令心澄净。讲“勤”，指认识到所做的是善事，就会毫不犹豫去做，令心勇悍。以此观自信，就不是指相信自己做某事一定能做成，而是深信自己所做的是善良之事，那就一定会去做，即使知道自己的力量做不到也会去做，会万死不辞地去做。于是，勤快、勇悍、无畏、献身等意识都由此而生。我们平日所说的自信，多指对自己能力的信心，一旦发现其实做不到，就不自信了，这自信便不大可靠。
1981年的王能智，似乎需要有人给他一个推动，需要进一步打开过去岁月套在他心中的某种桎梏。他的自信心在经历了“文革”后是不是也受了损伤？
仔细审视王能智的岁月，仍可见他那自小被母亲保护下来的喜爱“独立思考”的天赋以及在他体内生长起来的自信心，没有在“文革”中被完全扑灭。其所以能坚持下来，不惟相信自己的能力，更在于相信自己——学习或者教书育人——是坚守着善良的。
有类似经历的不只是王能智。张逸民院长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极左路线千般坏，但给教育战线留了一批人才。”我问什么意思，他说，“文革”前许多家庭成分不好但学业很好的学生，报考北大、清华很难被录取，他们往往是被自己填报的最后一个志愿录取。
“你是说，最后一个志愿报师范？”我问。
“对呀！不管你前面填什么，最后别忘了填个师范。老师就是这样教那些‘成分’不好但学业很好的学生填志愿的。结果，往往是最后一个志愿接住。”
张院长说，教育系统因此汇聚了一大批学业优秀的人才，甚至可以说，新中国培养的学生，有相当一大批优秀人才汇集到了教育系统，这是国家的幸运。“文革”结束后，这批教师正是恢复我国教育的骨干力量。“现在看来，他们一生都非常敬业，王能智是其中之一。”
从这些人中也能看出，他们中不少人也历经坎坷，谁支撑着他们的信心？我想，他们所以能坚持下来，也不惟相信自己的能力，更在于相信自己是恪守着善良的。
不能忽视善良，善良是有力量的。善良不仅是一种品质，拥有善良并恪守着善良，就是能持之以恒地支持人生的最可靠的力量。
所以，父母要想培育孩子的自信心，还需包括，培养孩子对善良的充分自信！当前国家特别重视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就包含着对善良的崇敬、热爱和由此而生的自信心。善良是驾驭人的能力，使能力变得有益无害的东西。如果忽视善良的力量，缺失善良，即使孩子学习成绩不错，也会摇摇晃晃。惟有凝聚着善良与才华的自信心，才真正具有很强的抗灾能力，能够迎接和抵御长大后遇到的种种艰辛，是父母和老师送给孩子的永恒财富，也是学生自己在成长中为自己铸造的最可靠的财富。

探究的世界初试探究性学习，1982年

突破性的创造出现在他40岁这年。
他既成为照顾家庭的主力，同时也感到有一种渴望创造的冲动，感到如果不做出一点什么来，就对不起多年来关心、爱护他的人们，也对不起自己。应该说说他在教学上那些连他自己也感到惊奇的尝试了。
1982年秋，王能智在校领导的支持下，从初一年级正式开始实验。
我国中学地理教材在编排体例上可以表述为“总—分—总”前一个“总”是对地理常识总的概述，中间的“分”是将中国地理分成八大区具体讲解，后一个“总”是总结和总复习。
王能智讲解前一个“总”，时间没有节省，因为这些基本常识是学生要去攻下地理这门功课所必须使用的工具。但中间的八大分区他就不讲了，他把八大章变成了八个大问题，让学生运用前一个“总”里讲过的方法，去解这八大题。
具体怎么操作？首先设置问题，比如讲黄土高原，不讲黄土高原有什么特点等等，书上有的就不讲了，只给出一个问题：黄土高原怎么改造？
“让我们说黄土高原怎么改造？”学生问。
“是呀，为什么你们不能考虑？”
学生们表现出的惊讶，有点类似于当年王能智听到王树方校长叫他自己编写地理教材。现在王能智也很认真地说：“改造黄土高原，这对专家也是个有挑战性的历史性难题……”学生们的精神和智力忽然受到很大鼓舞，某种跃跃欲试的东西开始在心灵深处萌动。
怎么去解答这个“对专家也有挑战性”的问题呢？
“同学们可以自由组合成一个个学习小组。”王能智说到这儿，课堂上的气氛已分外活跃。
有同学没举手就问：“王老师，您不给我们分组吗？”
王能智说：“为什么要老师分呢？”
学生说：“不为什么，也就问问。”
王能智接着说，你们自由组合好了，各组就分头准备，每个组都可以提出你们认为最佳的解决方案。下一周，再派代表到讲台上来发表你们的见解。
谁的方案更好呢？王能智设置的学习方式中埋伏着这样一个问题，这激发了竞争意识，而学习小组又保证了合作意识的培养。小组里可以形成讨论，碰撞就会产生智慧的火花。今天看这种学习方式，我注意到这里讲的分组，其实重要的不是分，而是合，是让埋头“单兵作战”的学生，自由组合成一个个学习小组。这小组，实际上已是一个个探究性学习组织。
课本里写着的“黄土高原”王能智没讲，现在变成了学生们踊跃去看、去分析、去使用的材料。这些“材料”显然不足以解答“如何改造”的问题，学生们的思维和探究就越出了课本，一种前所未见的效果出现了。

探究的世界激动人心的课堂景象

经过积极的准备，大课发表见解是在同学们的期待中到来的。他们比成年人敢想，带着大人也想不到的“解决方案”到课堂上去发表。你可以想像那是他们多么愿意上的课，这里有他们极大的兴趣和快乐，你听——
“我们认为，改造黄土高原，有一个快起步的办法。”一个小组的某同学获准首先发言。
大家都听着，想知道怎样叫快起步。
发言的同学说：“黄土高原全改发展牧业，不种粮，光种草。三年就起来。”
大家笑了。
“你们别笑。种草发展牧业，羊毛比粮值钱，有三年，牧业经济就起来了。”
“但是，谁给他们粮吃呢？”有同学忍不住发问。
“我们计算过了，黄土高原每平方公里有300人以上，没粮怎么办？我们不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嘛，其他农业区的农民可以供粮，这还可以促进哪些农业区商品粮经济的发展。”
质疑和讨论就这样在教室里爆发出来。主讲的同学并不慌乱，他还举英国“圈地运动”为例，说那以前英国是个农业岛国，那以后圈地养羊，发展毛纺织业，于是农业的英国变成了工业的英国。
王能智听着听着，内心感动了。不论学生讲的“快起步”是不是合理，学生们的视野、知识和想像力，以超出老师预想的速度奔驰起来了！
讨论继续热烈，有同学提出了“稳步发展”，即先控制水土流失，培养植被，一步步改造……也有同学提出“全面发展”，即不能单靠农牧业，要大力发展西部工矿业等等。
这初次尝试，也给了王能智教育。他得到一个深刻印象：一个好教师，不是自己能教得有多好，而是如何能让学生进入一个琢磨的学习状态。不是你教给他什么，而是他自己内心琢磨出了什么。孩子在琢磨，他就会不错。
随着地理课的推进，王能智出的一个个题目，学生都如同去攻克一个个堡垒，解题的水平也在迅速提高。
一天，北京市教育学院白耀副院长来听王能智的课。白耀曾经留学苏联，现在还是北京地理学会的领导者，是地理教学的专家。这节课听学生们发表对新疆的见解，题目是：南疆北疆的地理分界线究竟该如何划分？
要讲述这个问题，势必涉及新疆的地形、地貌、气候、水文、植被等许多因素。两个女同学首先到讲台上发言，一个主讲，一个补充。
她们一步就推进到“新疆发展的限制性因素是水”。接着用数据详述新疆主要靠冰雪融化的水，水如何从地下流出地面，如何形成某个冲积扇，没水就没植物，动物也别活了。水的因素使南北疆在地形地貌和经济发展上形成不同的特征与风格，南北疆的界线应该根据水的限制性因素来划分。
这个见解得到了多数同学的认同。界线出来后，就讨论怎样根据这些因素开发新疆。两个女同学继续说：“应该搞大农场或军垦农场，所以说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对的。”
“我们不同意。”有个组的男同学站起来说。
“为什么？”被质疑的女同学问。
“你考察过那地下水穿过的是什么含量的岩层吗，你这地下水的含盐量高不高？在新疆，水的蒸发是很厉害的。水的含盐量高，那地很快就会变成盐碱地。据我们调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土地盐碱化已经很严重，所以用那里的地下水搞灌溉农业，是错误的。”
地理学科似乎不大，但视野很大。用地理知识讨论国家大事，庄严神圣，知识学得很牢固，对祖国的热爱也融在里面了。白耀深为感动。
他说，那简直不像初一的孩子，而是地理工作者。用那么专业的术语讨论这样的问题，那么自然，随口就来，绝非数日之功。
几年后白耀仍说：“真正研究性的课，我见过一节，就是王能智的学生讲新疆。”

探究的世界父亲的孔雀石

就在王能智开展创新教学的同时，在他把许多时间给了班上许多孩子的同时，很少人知道，他自己的家中还有多少艰难事。
女儿5岁这年，王能智才能天天回家，从此对毛毛有着如父如母的加倍关爱。父爱对毛毛疾病的治疗，在心理上也是不能缺少的，寡言的王能智回到家中，对女儿有说不完的话。
“毛毛，爸爸给你唱支歌。”他一边干着家务活，一边给毛毛唱歌。毛毛上学了，老师很惊讶，这孩子怎么会唱好多50年代的苏联歌曲？
“毛毛回来了吗？”这总是王能智一进家门问的第一句话。
“爸爸，我回来了。”毛毛的声音从屋子里飞出来。
每天晚上，总是爸爸给毛毛洗脚。他细心地查看毛毛有没有哪里碰着了磕着了，因为只要不小心轻轻一碰，毛毛的腿上胳膊上就会留下久久不退的紫色斑痕。
“爸爸，别看了，没有。我小心着呢！”是的，为了不让爸爸操心，毛毛已经学会了加倍地保护自己。
由于经常要去看病，误课，毛毛的成绩在班上总是中游，甚至是中下游水平。都说如今的家长们高瞻远瞩，孩子还在幼儿园就为之考虑到未来能否上大学，而毛毛的父母明白，以女儿目前的成绩看来是不可能上“重点”的，考大学也成问题。我们曾看到，有些十分优秀的科学家或教师的孩子学习成绩不佳，有文章说他们把精力都用在科研上，或用在别人的孩子身上了，以致对自己的孩子顾不上。再比如，本书第一章里写到的那位武汉某大学副教授的双胞胎女儿，她们姐妹俩只是出生时体质较弱，上学后跟不上，导致厌学，最后母亲只好放弃了教书职业，带着女儿去新西兰读书……比较之下，王能智的女儿不只是体质弱，而且有疾病缠身，毛毛每天都要吃药，王能智有什么办法能让女儿在国内如同“战争”般的学习中跟上同学，完成学业？
这对王能智来说，恐怕是一个相当严峻的考验。
深夜，谢莉英对王能智说：“我们的孩子，只要能及格就行了，别对她要求太高。”
王能智说：“你怎么把分数看得那么重要呢？关键是要让孩子心理健全，有信心，就总会学到东西，将来在社会上就会有生活能力。”
王能智并不对孩子的课本知识有什么更多的要求。他开始给孩子画画，画了一只大公鸡，就对女儿说：“毛毛，这是大公鸡。大公鸡喔喔叫，孩子就该起床念书了。”
他不说毛毛该起床念书了，说孩子该起床了，意思是所有的孩子都该起床了。
毛毛说：“爸爸，我们家也没大公鸡呀！”
是呀，那是农家生活，现在该怎样给孩子讲都市呢？王能智给孩子画了一辆自行车：“毛毛，爸爸将来骑自行车上班。”毛毛说：“将来我也要骑自行车。”王能智画的都是写意画，用线条表达出来，很美，也很容易模仿。毛毛就按父亲画的学着画，很快就产生了兴趣，画得不错。王能智一再表扬她，这使得毛毛很有成就感。只是王能智家中至今还没有一辆自行车。
王能智又画了一辆小汽车：“毛毛，将来国家富强了，毛毛长大了，就坐小汽车去上班。”
毛毛认真地模仿着画，就在那一笔一画之间，毛毛的心中不知不觉地还有了期望国家富强的意识，某种自己也要好强的意念也在心中悄悄地发芽。
谢莉英的皮肤不能接触洗衣粉、肥皂，否则严重的过敏将使她无法去握粉笔上课。回到家的王能智从此担当起洗全家衣服这份家务。早先因经济拮据，为毛毛治病需要许多费用，买不起洗衣机，就用搓衣板。
不久，谢莉英也不能靠近抽油烟机，做饭炒菜接触油烟就过敏，咳嗽，身上痒痒。王能智又承担起做饭的家务。
这样，王能智就没有太大块的时间了，他常常是一边做饭，一边洗衣裳。他们家的衣裳是轮流换洗的，星期一洗王能智的，星期三洗谢莉英的，星期六洗毛毛的，这样安排是为了让毛毛每周一总能穿着干干净净的衣裳到学校。王能智注意到，毛毛上小学后，换下来的衣裳并不脏，常常都还是干干净净的。
“我不想让爸爸洗得太难。”她这样对妈妈说。
一天，也不知出自谁的发明，有人管王能智叫“能智牌洗衣机”。这个说法迅速传开，学校老师们都知道了王能智洗衣裳的事，大家都很感动。
毛毛一年级下学期的春天，王能智带学生远行到山东兖州煤矿、泰山去作野外考察。谢莉英在他临行前特意交给他10元钱，对他说：“你带的钱买什么我不管，这10块钱你要给毛毛买点儿什么回来，哪怕买几个糖豆儿也行，别回来一进门儿，孩子喊你爸，你什么东西都拿不出来给孩子！”
谢莉英如此交代，是因为王能智此前出远门买回来的总是书呀杂志什么的，就是没有给孩子的礼物，所以这回她特意交代：“这钱，专款专用，你记住了？”
王能智说：“记住了。”
数日后王能智回来了，那是个星期日，一进门就高兴地喊：“毛毛，我回来了！”谢莉英心想这回准有东西带给女儿了，没想到他背的、提的全是矿物标本。谢莉英去翻他的包，一块糖果也没有找到。
“又忘了？”她生气了。
王能智想起来了，马上把那些石头搬出来放到桌上，对孩子说：“毛毛，你快来看，这是爸爸给你带的孔雀石，这是云母片、石英……”毛毛抚摸着那些石头，很有兴趣地看着。
王能智去厨房洗脸、去屋子里换衣服。谢莉英想着他出门前，女儿还在他包里塞了几头蒜，说，爸爸，你出门多吃蒜就不会拉肚子，不会感冒，而且你吃蒜就想起我来了。毛毛从小被感冒害苦了，总关心着爸爸别感冒。可是这王能智怎么就想不起给女儿买点什么呢？谢莉英忽然感到气不打一处来，把王能智带回的那些石头全扔进包里，提出门，像倒垃圾那样全部倒进了楼层的垃圾通道。
女儿哇的一声哭了。
王能智奔出屋：“怎么啦，怎么啦？”
“妈妈把孔雀石全扔了！”
王能智这才注意到桌上的石头标本全不见了。
“你干吗这样？”他问气鼓鼓的妻子。
妻子问他：“有你这么当父亲的吗？”
“孩子不挺高兴的吗？”王能智说着赶紧穿上衣服，匆匆下楼去了。
他们家住在五层，王能智担心着那些标本石从五层楼扔下来不知会摔成色什么样。到了楼下，他找了根木棍儿就掏垃圾，心想还好，有厚厚的垃圾垫着，不至于摔得太惨吧！他把他的宝贝石头从臭烘烘的垃圾里一一扒拉出来，女儿也下楼来了，拿着一个空包。
王能智说：“毛毛，你站远点儿，这儿臭。”
他把石头一一捡进包里，拿去清洗，第二天就把石头背到学校，精心装进自制的标本盒里，陈列在地理教研室。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毛毛背着书包突然出现在爸爸的办公室，传达室的大爷领着她来的。
“爸！”毛毛叫道。
“你怎么来了？”
“我放学了。”
毛毛在古城第二小学上学，离古城中学有一站地。现在她站在爸爸的办公室里说：“爸，我想看孔雀石。”
王能智没想到孩子还关心着那些石头，就带她去看。毛毛在那玻璃柜前看得非常认真，“爸，你给我讲讲这些石头呀！”王能智很高兴，孩子的兴趣显然已远远地超过了糖果。

探究的世界石景山顶的古井

再说王能智的班上，地理教学的进展令同学们都感到惊奇，一学期的课，半学期就学完了。王老师发动大家去找来上届学生的课本，提前进入。谁经历过这样的事呢？去借书，跟人家说，人家都不信。同学们心中美滋滋地涌动着一种东西，叫自豪。
下学期的课本也很快学完了，还学什么？
王能智发现：探究性学习必然导致学生的目光和兴趣越出书本。于是他引入校外实践活动。
比如提出一个问题，石景山到底是山还是丘？
王能智说：“我看是个孤丘。”
李丽是个女孩，叫起来：“不对吧！”
可是，究竟是，还是不是？李丽与4个同学决心去测量石景山的高度，因为只要能测出它的绝对高度大于500米，在地貌学上就不能把石景山判为丘陵。
这一代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被功课捆在教室里，现在上地理课不必死抱课本，可以按自己的选题到野外去透透气，他们的身心都像小鸟那样飞翔起来……“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就在我们的心窝里……”他们唱着歌飞向大自然。
但是，初一学生毕竟知识有限，站在石景山下，要测量它的高度，石景山绝对是个庞然大物！从哪儿下手？想了各种办法，最后学会了用经纬仪，测出石景山超过了500米，他们就飞回来了。
“王老师，您错了，石景山是山，不是丘！”
王能智笑了，自己错了没关系，学生们对了，你看他们多快乐！
学生们还带回来一个问题：“我们爬到了山顶上，发现山顶有一口井，用50米的皮尺缒着石块去量，到不了底。从岩层看，那是岩石构成的山，在岩石上凿那么深的井，怎么凿，谁凿的？”
这是一个挺大的谜。
王能智跟学生去看了，果然有一口深井。
“哎，快来看，这儿有建筑的遗迹！”有同学叫起来。
“再找，看看还有什么。”
又在杂树丛中找到几块残破的碑石，拼对起来。应该拍照下来！可是没有照相机。
“我回去拿！”一个男孩自告奋勇。
“别。”李丽说，“再来，天就黑了，下次吧！”
学生们自己有主见，王能智很高兴。
等不到下一节地理课，学生们星期六下午就去把碑石拍照回来了。拿到文物部门去请教，鉴定为碑和井都是明代的，山顶曾经有个寺庙，井是和尚打的。文史资料也说，石景山早先叫“石经山”。那“经”是指佛经。
“可是，那井到底有多深？”这个谜仍然紧紧地抓住同学们。有什么办法测量吗？王能智说，可以测算。
怎么测？
用物体的自由落体回声原理去测算。
这是啥时候的课呀？
高一的《物理》。
那我们怎么会呢？
向物理老师请教呀！
我们能行吗？
试试！
他们学会了，测出井深是146米。他们惊讶不已，至今也不明白，那些明代的和尚是怎么凿出这口井的。
这件事情还可以引起以下思索：在卷子上解答本年级的数学、物理问题，为什么还常常出错，而用高年级的物理知识去解决一个“深不见底”的井深问题，怎么竟不是那么难呢？你是否发现，在卷子上，其实有出题老师故意设下的陷阱，而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人们并不会考虑走那些弯路，只会考虑用怎样简便而又可靠的方法去达到目的。
他们写了一篇文章《石景山上的古井》，报纸登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也播了。这组同学像中国女排运动员那样把手叠在一起，说：“太幸福了！”

探究的世界不管多调皮的孩子心都是向上的

去证明石景山到底是山还是丘，这只是一个小组的活动。一天，有个男孩说：“王老师，我一人一个组行吗？”
男孩叫郑保国，功课不好，好打架，人说他“个子大，拳头硬”。王能智明白了，其他同学不大乐意与他组合。
“好吧。你打算选什么题目？”
“我就画对面街道的平面图。”
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那是一片将要拆迁的街道，歪七斜八。王能智想，你怎么这么不会选地方呢？如此没有规则的建筑是最难画的。
“你打算画多大面积？”
“我把那一片都画出来。”
“好吧，比例尺、方位、美观，我都不要求。你只要把轮廓勾画出来，就是满分。”王能智说，我当时并不是降低要求，要画出那一片非常复杂的建筑的平面图，班上学习最好的学生也很难。
郑保国果真画出来了，一米见方。
当然不能用“精确”去评价，但一眼看去，像那么回事，也比较美观，大大超出王能智预料。他看到有一个院落没有画出门的方位，就指出：“你这里漏画了个门。”
“王老师，那儿就是没有门的。”
“你画的这张图很不错，怎么都该得满分，我不会说了不算数，但你这里漏了一笔，别不承认。”
“王老师，那就是没有门的。”郑保国再次说。
“怎么可能一个四面都有墙的院落没有门呢？”
“真的，我带您去看！”
王能智仍然觉得郑保国不诚实，感到有必要去看看，才好进一步对他说，有一点疏漏不是错误，不承认那就是个缺陷了。
王能智跟在郑保国后头去了现场。到那里，他自己困惑了。他看到这个院落四面都有墙，可就是没有门，那这院子盖起来是干什么的呢？
“你怎么进去的？”王能智问，因为他看到学生在图上还画出院落里面有树。
“我爬进去的。”郑保国说着蹲下来，“王老师，您踩在我背上，爬上去看看。”
“别，那里有一棵树。”王能智走几步，攀着一棵树爬上去，看到果然是个死院，院子里只有破砖头和树。
风徐徐吹来，师生二人站在墙头上。王能智问：“你那图怎么画的？”
郑保国说：“草图我就是骑在墙上画的。在那边的一道墙上，我爬了一百多米。”
站在那高高的破墙上，望着这一片将要拆迁的荒寂零乱景象，王能智心里非常感动。他知道郑保国成绩不好，在班上受歧视，自己作为老师是有责任的。可这个学生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不惜代价如此投入，我不仅要给他满分，还要在班上充分赞扬他。
那以后，郑保国的其他课也大有进步。王能智再一次体会到，学生们非常需要有成功的体验，自信心就在那里萌发。不久，北京市电教馆来拍这个班的电教片，班主任林亚棠老师说，无论如何，也要让郑保国在电视上说几句话。
这个电教片曾经发行到北京市的许多学校，还交流到外省市。在片子里，郑保国就举着那张图说：“我的图画得不美观也不大方，我对我们班的贡献也不大，就用这张图表达心意吧！”
王能智在心中深深铭刻下了一句话：“永远都要记住，不管多么调皮的孩子，心都是向上的。”
班上还有个叫顾刚的男孩，上课不守课堂纪律，成绩不好，但人机灵、个性强。一次听王能智讲到“北京有没有冰川是一个重大的争论”，顾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此后，他自己去涉猎有关知识，并影响了一个小组都对此感兴趣，他又让王老师带他们去隆恩寺周围的山上考察。谁也没有想到，最后，顾刚与另一位同学竟发现了新的“漂砾和擦痕”，写出了报告。我国这一领域的专家马盛云教授因此前去考察，认为这两位学生发现的“就是！”
这可不是发现了一口井。两个初一学生在北京发现新的“漂砾和擦痕”，回答北京历史岁月中到底有没有冰川的重大争论，这在地理界传为佳话。在这个过程中，顾刚变了，对课本知识也能像区别岩层那样分出层次，知道哪是重要，哪是次重要……成绩上来了。
教师们在教学中都会遇到不少厌学的孩子，还有一些顽皮、不守纪律的孩子，这是普遍的问题，所以要强调纪律，规范行为。而我们从郑保国、顾刚的变化中看到，他们的进步，主要不是靠外部规范，而是学生内部释放出求知的热情、琢磨的能量和探究的潜质。
对那些“坏孩子”，老师和家长常常头疼就头疼在他们不服管。现在你会发现，有一群孩子凝聚在某个科学题目里探索问题，他自己就把从前厌学以及厌学后无事生非的坏习惯克服了。
不需要你管，他自己就上“学习的轨道”了。
这就是好学生的标志，哪里还有“坏孩子”？
王能智说：“本来以为一些不好好学习的孩子没戏，可他一旦对某个探索性命题入了门道后，你让他别再深究还不行，他甚至会走很远，甚至让专家感到这孩子将来有大戏！”

探究的世界妈妈，你知道吗

再说毛毛自第一次到古城中学找爸爸后，第二天傍晚一放学又来找爸爸。她不用传达室的大爷领了，径直走到爸爸的办公室。王能智见了就问：“你进门时跟传达室的爷爷打招呼了吗？”
毛毛说：“爷爷没看见我。”
王能智说：“那可不好，你要打个招呼。”
从此，毛毛每天放学后就来找爸爸，一进校门就先进传达室叫声爷爷。她在爸爸这儿，边等爸爸下班边做作业，然后与爸爸一起走回家，爸爸能给她讲许多她不懂但有趣的事，她感到很快乐。
谢莉英说：“自打王能智从乡下回来，孩子就特别喜欢她爸，一直跟她爸是一伙儿的。”
王能智不管工作多么忙，家务活多么多，一直坚持不断地给女儿画画，画了厚厚的一大本，毛毛也画了厚厚一大本。一天谢莉英买回一条鱼，对王能智说：“做了吧，给毛毛改善伙食。”
王能智没有立即就做。他把鱼放到盆里，对女儿说：“来，你把它画下来。”
这是毛毛上二年级那年。毛毛就趴在那儿认真地画，画出来了，王能智非常高兴：“你会写生了，这是写生画，画得多好呀！”
他把女儿画的鱼贴在屋里最显眼的地方，快乐地欣赏着，说：“这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我们毛毛的画画能力进步到了一个新阶段。”什么是进步？什么叫能力？这些意识，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毛毛头脑里有感觉的东西了。
毛毛的考卷上总有不少被打叉的地方，成绩不好，这可能使孩子的自信心受损。许多父母见孩子的成绩不好，就连很简单的事也不让孩子做了，觉得那样会耽误孩子的学习时间……王能智明知孩子课本上有不少知识要补，却不急于给她补，反而找一些课外的事给她做，比如画画。他这么做，其实是在不断地为女儿创造能出成绩的机会，并不断地赞扬她，以维护她的信心。某种情形，就像王能智在与学校的应试教育争夺孩子。
争夺的结果，王能智在一步步走向胜利——他没有在课本知识方面给孩子加压，孩子的成绩却上来了。
有一千个故事在告诉我们，任何成长中的孩子，最大的损失并不是考试丢分，而是自信心丢失。毛毛的成绩，因看病缺课，在看起来很难提高的情况下，开始从中下游进步到中游，而且有一种综合能力在增长。
她的兴趣从那些石头标本延伸到产生那些标本的地方，王能智不可能带女儿去泰山，就带她去香山，去八大处，去紫竹院，也带她去故宫、颐和园……女儿非常喜欢跟爸爸出去走，爸爸能跟她说好多好多不仅她不知道的事，还有妈妈也不知道的事。
她一旦发现有些事她知道了，妈妈却不知道，她就非常得意，更不用说好些还是她的同学所不知道的。
“妈妈，你知道吗？”她开始常常以这样得意的语气问妈妈。这种自信心的获得是多么的确凿快乐。
父亲的语言总是非常简洁，她不管听什么都不会不得要领。她知道了，说话不要说废话，做作业答题不要啰啰嗦嗦写那些没用的东西。她挽着父亲的手臂走了许多地方，感到父亲非常可靠。
她爱父亲，崇拜父亲！父亲说的，她总是记得很牢。父亲除了有意开拓她的视野，也有心锻炼她的体质。
也许身体的康复也非常需要自信心的支持，自信心增强之后，她的身体也在逐渐康复。上初一的一天，学校的一位老师在地铁里看到她，问：“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我去瞧病。”
“去哪儿瞧？”
“儿童医院呀！”
从石景山她家到儿童医院要先乘公交车，再转地铁，下了地铁再走两站地。这是去瞧病，一个12岁的女孩，怎么能没有父母带着呢？老师回校就说谢莉英：“你们也太放心了！”
谢莉英说：“她自己坚持不要我们陪，说爸爸妈妈都太忙，她自己行。”
初一读完的时候，毛毛终于可以停药了。
“爸爸，医生说，我可以不用再吃药了，真的，我是个健康人了！”
“毛毛，你一直就很健康！”爸爸笑着，眼泪却落下来。
升入初二的那个金秋，全校1300多名学生在大操场上举行开学典礼，首先给上学年的优秀学生颁奖，宣布获奖学生名单时报出了毛毛的名字。是的，毛毛在初一被评上了“三好学生”，她的成绩已经名列前茅，而且，她是初一的班长。
那时学校还没有统一的校服，毛毛穿一身洗到退色的蓝布衫，看起来朴素到有点过分的地步，她自己不觉得，可同学说：“快，换一件吧，你爸也在上面呢，穿亮堂一点儿去领奖！”
是的，王能智也在主席台上，他已经是古城中学的教务主任。大会的扩音器里还在报着其他年级三好生的名字。一个身穿红衣裳的女同学已经把衣裳脱下来了。
快，换上呀！同学们纷纷说。
毛毛于是换上了别人的红衣裳。
《运动员进行曲》在中学的大操场上激动人心地响起来，毛毛上去领奖了，同学们使劲为她鼓掌。给她颁奖的是高熙峰校长，她爸爸就站在校长的左侧。爸爸看到她一身红衣裳眼睛一亮，父女的眼睛碰到一起，过去的几千个日子都在瞬间闪现……女儿想，爸爸一定又在心里乐着说，这标志着女儿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探究的世界令人始料不及的问题

再说1983年，王能智开展“探究性学习”的第二年，学校的书籍、杂志被人开了不少“天窗”，被剪的多是地理书刊。这不是王能智的学生干的还能是谁？
要解答那些探究性问题，课本上的知识远远不够，学生们就向学校的图书、杂志进攻。学校规定的借书数量有限制，学生们求索的需要却无穷。1983年，这些学生都还没有电脑，也不知什么叫上网查找资料。王能智积累了许多年的地理资料，一个学年下来几乎“损失殆尽”。
王能智哭笑不得。这是一个新问题。
学校图书馆找王能智索赔，让他象征性地赔了40元人民币。学生们得知王老师赔了款，剪学校图书资料的行为竟就此打住。但他们借阅的兴趣不减，订阅和购买有关书刊的积极性也出现了。
但是也有疑问：涉足那么多课外活动和课外知识，课本上那些将来中考、高考要考的知识到底有没有学到？
王能智从课本里出了100道难度颇大的考题，要求学生1小时内考完。他考虑到，实验班的学生现在信心颇足，也担心他们麻痹大意，有心难一难他们，如果考得不行，也好敲个警钟。
结果，考出来的成绩就像是假的，全班平均96分，最低88分。相同的卷子给相应的比较班来考，大部分同学不及格。
这说明，学生们为了解答那些大问题，早把课本翻来覆去地琢磨遍了，课本知识掌握得相当牢固。当他们的知识面超出书本许多后，回头再看地理课本，有同学甚至说：“这是小儿科！”
但是还有问题。
一天，李丽的母亲在路上候着王能智，说：“王老师，您的地理教得太好了。但是……我们的孩子将来长大了不考地理系。”
还有的家长也在路上候着王能智，说：“王老师，您要是教数学多好呀！可是，我的孩子现在弄地理比数学还有兴趣，这怎么办？求求您别这么使劲教了！”
更多的家长在家长会上正式向学校反映，王老师教的地理“喧宾夺主”了！怎么办？还该不该实验下去？

探究的世界相关思索——不知引导着求知

谁不期望自己的孩子茁壮成长？成长中的生命，是一种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的状态。捍卫他对不知的好奇心，他就会主动去求知。
黄土高原怎样改造？南北疆的地理分界线怎么分？石景山是山还是丘？石景山顶的古井有多深？这些问题提出来时，不但学生不知，王能智也给不出准确的答案。就这样，学生与老师，不知对不知，却把地理课海阔天空地学得如此生动，靠什么呢？就靠那“不知”引导。
不要怕孩子不知。如果用大量的知识题堵死了学生对“不知”的兴趣，就没有心灵的飞翔，没有思想的灵动，没有智慧，没有创造了。
苏格拉底曾说：“我只知我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他说得多潇洒。他真的一无所知吗？他表达的是，他只对自己不知的感兴趣。人其实是靠“不知”引导着去认识世界并从事创造的。永远保持着对不知的好奇心，人生就会蓬勃地去探究，就会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和能做什么，还会惊见渺小的生命不再是一个池塘，而是海洋。这样的生命可能无法限量，可以走很远，比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走到了今天，还将继续走下去……

美国的教育转型精英教育从何而来

1945年8月，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向日本投掷原子弹，随着蘑菇云腾起，世界对科技力量的重视顿时腾升到空前的高度。
“二战”后，苏联在与美国的较量中建立了许多科研院所，以国家的力量来高强度地推动科技发明。1957年10月4日，苏联把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伴侣号”送入太空。11月3日，苏联又
把狗送入太空。这对美国是个强烈震动，美国感到的威胁不仅是“卫星上天”，而是苏联可以向世界任何地方发射热核弹头了。
这时，美国不仅反思科研，还从更深的层次反思教育。1958年美国颁布的《国防教育法》是一个标志性文件，标志着美国把教育放在国家安全的位置上来考虑。美国由此向精英教育发展，即朝着培养顶尖科学家的教育发展。
这期间，美国第一颗地球卫星“探险一号”于1958年1月31日升空。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成为乘卫星进入地球空间轨道航行并安全返回的第一人，美国又落后一步。接着，美国总统肯尼迪宣布，美国要在60年代末实现人类登月计划——阿波罗计划。参与这项计划的约有两万家公司和120所大学，400多万人，耗资250亿美元。
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曾集中了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的科技人员，有50余万人参加，前后耗资22亿美元。“阿波罗计划”投入的人力和资金分别是“曼哈顿计划”的8倍到10多倍。在如此大的国家行动下，美国继续强力推行精英教育，特征是强化分科，培养专家，培养顶尖科学家。这个举动影响到欧美各国，掀起了一个“新科学教育运动”，在数学领域亦称“新数学教育运动”，提出了一个口号：“欧几里得滚蛋！”
欧几里得数学，在欧美长期是数学教育的经典，是基础。美国此时出现的这个口号，旨在给人们一个深刻印象，即需要发展十分尖端的数学。
这是“二战”后影响了全球的第一次教育浪潮。在这里需要分清：这次教育浪潮并不是“转轨”，而是在工业时代分科教育的基础上，继续把工业时代的教育推向顶峰。

美国的教育转型为什么要让999人陪1人读书

在苏联卫星上天的1957年，美国有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正在琢磨：如何利用现有的计算机技术来赚大钱？这两个年轻人，一个叫奥尔森，时年31岁；另一个叫安德森，28岁。
他们琢磨，IBM公司的大型计算机售价动辄数百万美元，能买得起的人不多，要是能搞出一种价格低、简便，用键盘和监视器就能与之交流的小型计算机，就能赚大钱。（在此，部分读者需要留意，小型计算机还不是我们今天司空见惯的个人电脑，个人电脑叫微机。）
他们获得了成功。他们的公司很快发展成一个拥有百亿美元资产的大公司，被称为“小型机王国”，就是著名的DEC公司。
两个年轻人做发财梦时并未想到，他们的努力将比卫星上天更能给自己的祖国带来好处。DEC公司的迅速发财，意味着计算机技术朝社会化应用迈进了一大步，社会由此需要大量相关人才。
然而，60年代的美国正在发展精英教育，高难度的课程使美国出现许多厌学的孩子。拔尖的学生可以为诸如“阿波罗登月计划”这样的尖端科研所用，可是，能适合美国企业发展所需要的更多的人才在哪儿呢？
60年代的美国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在“越战”中陷入困境，美国出现反战热潮。
据美国人弗兰克·弗雷德尔著的《我们国家的总统》描述，到1968年初，美国在越战中投入了近50万军队，此时美军已陷入越战泥潭。尼克松1969年出任总统，美军从这年开始分阶段撤军，然而越战对美国的实际影响，比世界各地许多权威人士估计的都更深远。
事实上，美国与苏联的科技竞争，无不考虑着战争，美国推行的精英教育在为美国培养顶尖人才，也含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美国的反战热潮，美国企业发展的需要，以及世界性的民主运动，都开始对精英教育提出质疑。
反战的声音说：“二战”结束后，国家应该走出战争的阴影，回归生活。
企业界的声音说：科学应该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教育界的声音说：教育应该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
民主运动的声音说：教育应该让所有的人在教育中得到好处。
当年，美国出现一本名为《约翰为什么不会做加法》的书，这书被叫好，反映的正是大众对精英教育的质疑。还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质问：“为什么要让999人陪1个人读书？”这话是说1000人里顶多只有1人能成为科学家，为什么要让999个学生陪这1个学生读书？像这样以牺牲大多数为代价的教育是不明智的。
1969年，美国兴起“有效教育运动”。这个运动站在精英教育的反面，为所有人在教育中得到好处而呼吁。

美国的教育转型科学家为何走向市场

就在美国教育致力于培养顶尖科学家时，美国的科研人员却越来越多投身产业，走向市场。最典型的人物即晶体管的主要发明人肖克利。
贝尔实验室的肖克利、巴丁、布拉顿等人，于1948年发明出晶体管，但此时的晶体管制造工艺复杂而困难，费用很高，性能还不稳定。肖克利以及美国一些公司的科技人员继续投入科技开发，到1954年才开发出晶体管的实用价值。世界上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就在1954年问世。1955年，晶体管为IBM公司的大型计算机所用。也是在这一年，肖克利离开了贝尔实验室，从东海岸来到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学。
肖克利为什么离开那么著名的贝尔实验室，来到当时还不怎么出名的斯坦福？因为斯坦福校区内外出现了一个工业园区，它源于斯坦福大学在校园里划出大片土地出租给工厂，这非常有利于大学的科研成果为大学里工业园区的工厂所用，从而转化为经济利益。美国硅谷，就是在斯坦福工业园区的基础上诞生的。
肖克利来这里不但可以讲学，还可以在大学附近创建一个肖克利半导体厂。从晶体管到集成电路，再到今天的电脑，还有无限的前途可以开发。
1956年肖克利获诺贝尔奖，更吸引了美国一批具有科技才华的青年投奔他，以至于美国微电子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制造中心随着肖克利西行，从东海岸移到了西海岸。
20世纪50年代，美国投身产业的高技术专家远不仅是肖克利，这是一个踊跃地将科研开发为生产能力和产品的运动，美国出现了一类新人——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家，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家，而是一批科技专家自己涉足开发、制造和经营，成为美国新型的科技企业家。
这便是美国致力于培养顶尖科学家时期，美国科学家发生的变化。回头再看，肖克利小组的发明和技术开发，肖克利建半导体厂投身产业，肖克利在斯坦福大学讲学，我以为肖克利做的这三方面的事，都是新科技、新经济、新教育发展史上影响未来的大事。
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在起作用，即市场经济因素。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为西方提供了一种不仅仅是用政治手段来管理社会的方法，亦即用经济手段来治理和发展一个社会的方式，这种方式至今在西方社会起作用。
20世纪60年代，美苏空间竞争继续取得重大进展。
1965年3月18日，苏联“东方2号”宇航员首次离开宇宙飞船在太空“漫步”。11个星期后，美国宇航员爱德华·怀特，也成功地离开“双子星4号”飞船在太空“行走”。同年12月，美国宇航员弗兰克·博尔曼和小詹姆斯·洛弗尔创造了“双子座7号”飞船在地球轨道上飞行14天的纪录。1966年4月4日，苏联宇宙飞船飞离地球引力，绕月球飞行。直到这时，苏联的科技一点都不比美国逊色，更没有任何别的国家可以比肩。
但是，苏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始终致力于把先进的科技用于军事和国防，厉行对先进技术的保密措施，虽有尖端技术却没有开发为市场化的民用产品，没有形成社会化的先进生产力，这就不可能有社会经济的繁荣。苏联终于在1991年12月21日正式解体，在与美国的较量中不战而败。
美国虽然也以国家的力量强力发展科技，甚至强力发展精英教育，但美国的市场经济体系会使包括科学家在内的国民致力于将尖端技术开发为民用产品，从而致富，也带来社会的繁荣。美苏同样发展卫星，可美国人于1965年发射了人类第一颗商用电视卫星。
当苏联的尖端技术处于高度保密状态，中国学苏联，连电影也在拍《秘密图纸》……而美国人不但致力于将晶体管和此后的微处理器开发为在市场上能随便买到的产品，肖克利还在斯坦福大学将创新的高技术变成很多人能理解并掌握的知识，从而扩大微电子产品的使用市场。1957年创建DEC公司的奥尔森和安德森，就因为已有人完成了晶体管实用价值的开发，才可能搞出小型计算机。
1968年，当初投奔肖克利的几个年轻人自己创建了一个新公司，即日后举世闻名的英特尔。此时，斯坦福工业园区内外创建的一系列公司将推举出令世界震惊的硅谷了。
1969年7月20日，美国“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史诗般地把人送上了月球，尼尔·阿姆斯特朗成为地球上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美苏两国不惜工本进行的宇宙空间探索，发展出许多尖端技术，如卫星通信、遥感技术等，均有巨大的科学价值、军事价值乃至经济价值。但导致新经济时代出现的并不是这些“登天”技术，而是小小晶体管和小小芯片引发的微电子产业革命。
生产力的进步是通过引起经济的发展，以及生产者、经营者和使用者的需求，从而强烈地影响教育。正是美国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和计算机的社会化应用，造成社会需要大量相关人才，促使美国教育在20世纪70年代由精英教育开始返回大众教育。
这是经济发展的需要，自下而上提出来的社会要求，有力地改变了美国国家发展教育的方向，并由此引发了美国第二次教育变革浪潮。最集中地体现了这种变化的标志性事件，是1975年美国兴起的“回到基础”运动。

美国的教育转型生产力重大进步凸显教育的落后

任何一种“运动”，总是在兴起之前就蕴蓄着发生的因素。这种因素在进入70年代的美国，已渐成澎湃之势。
1971年，英特尔公司研制出世界上第一颗四位元微处理器，这个只有指甲大小的芯片，奇迹般地容纳了2000多个晶体管，已是微电脑的心脏。同年，美国《微电子新闻》首次把斯坦福大学附近正在创造奇迹的这片谷地称为“硅谷”，此后“硅谷”响彻世界。今天许多人说“硅谷”，大脑中的第一印象是“高科技”，觉得那是美国科技先进的结果，这看法对不对？
1974年，美国设计出全球第一台微型电脑的并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哪家大公司，而是一家位于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的无名小公司。该公司设计的这台微电脑尚无键盘，也没有显示器，面板上最夺目的是几个闪光的灯泡。
1975年，比尔·盖茨出现。这年他20岁，是个在哈佛读大学的学生，也不是什么科学家，他和22岁的保罗·艾伦放弃读大学，也来到阿尔伯克基市开了一家小公司，开始为微电脑开发软件，这就是日后闻名世界的“微软”。
1977年推出苹果Ⅱ型电脑的苹果公司老总乔布斯，更不是科学家，他是一个刚上大学就被“劝说”退学的社会青年。正是他，成为美国新经济时代第一个亿万富翁。
几乎可以说，是美国一批原本无名，也没有高学历的青年，成为美国计算机时代的风云人物。这些连大学都没读或者没读完的青年成功者不是一般的成功，他们无可置疑地成为创造美国新经济时代的先锋。他们的出现，对美国的精英教育是一种结结实实的挑战。
为什么在美国会出现这样的景象？
硅谷的崛起，是不是靠高科技呢？
是。
但更让人惊叹的是：那是普通化了的高科技。
这种“普通化了的高科技”，是高科技产品市场化的结果。此种努力不是为了要让成果飞上月球，而是要让成果进入家庭，丰富人们的生活质量。有了这种“普通化了的高科技”，那些没读完大学的年轻人就可以用它来从事再创造，乃至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从教育上看，这批年轻人，也是美国教育在70年代返回“注重社会化应用”的成果。
进入80年代，随着IBM个人电脑的问世，随着与IBM电脑兼容的大量兼容机出现，一个计算机的时代真正到来。最先经历着这一系列技术进步和经济变化的美国，在教育上也最早遇到了不适应的问题。
这次，美国人把传统教育、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中的长处都加以融合，即便如此，仍然感到教育从四面八方出现了空前的窘境和困境。
颇具代表性的文件有：美国于1983年发表《国家在危险中：迫切需要教育改革》《中学：关于美国中等教育的报告》《为21世纪而教育美国人》；1984年接着发表《赫拉斯折衷方案：美国中学的困境》。
此种困境，类似我国当前在教育中表现出来的困境。直言我国教育存在困境从而积极地为其转型“鼓与呼”，相信有关人士能够理解。我国教育存在困境的另一面是，中国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也发生了很大进步。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教育的困境主要表现在：美国的生产力发生了空前的更新换代，早先萌生于英国工业时代的发展了300多年的教育，不能满足现已发生了巨变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了。教育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

美国的教育转型大规模向新教育转型

困境促进反思。有哪些理论和实践特别值得反思？
譬如，传统教育认为，学生的头脑是一张白纸，你给他写上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并不容易写上，写上了还会忘记、会丢失。怎么办？在美国曾被普遍接受的 “行为主义”理论认为，对学生进行训练、刺激、反复刺激，就会形成条件反射，就牢牢地把学识写进大脑了。
这种理论是美国致力于培养顶尖科学家，对学生进行强化教育的理论基础。回归大众教育时，虽然教学内容难度降低，但教学方式还是“行为主义”的。所以美国第一次和第二次变革教育浪潮，都打着“灌输式”的烙印。对“灌输式”的质疑，是新教育的一个突破口。
有人提出了“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生的大脑不是一张白纸，任何人学习新知识都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教育所接受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需要在自己的头脑里完成新的理解，才会建立起自己的知识结构。
就是说，学生们听的是同一个东西，得到的是不同的东西，产生这“不同”，是学生原有的知识在起作用。由此可以认为，学生并不是在课堂上“你教，我听”被动地接受。单方向的灌输，强力要求学生按标准接受，是违背教学规律的。
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组织了几百名学者组成全美科学教育理事会以及若干专家小组，着手研究美国21世纪基础教育改革和创新计划，于1985年启动了《美国2061计划》，三年后拿出了这项著名的研究。
以“2061”命名此项计划，是因为1985年是哈雷彗星回归年。，哈雷彗星每76年临近地球一次，下一次回归就是2061年。这项计划研究之宏远，涉及——当哈雷彗星下一次回归之时——美国的科学技术将达到怎样的水平？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方能支撑美国社会的先进性？那么从现在开始，需要怎样的教育才能确保美国的先进？
《美国2061计划》尚在研究之中，1986年美国霍尔姆斯小组发表了题为《明天的教师》的报告。同年，美国政府发布了《为21世纪培养教师》的文件。这些文本都反映了师资的问题。新教育缺乏师资资源的问题被首先提了出来。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动员了万名各领域的学者，参与研究和制定《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此项研究历时数年，耗资甚巨。该项研究被认为与《美国2061计划》有异曲同工之妙,都确认了科学教育最根本的任务不是使学生获得多少科学知识，而是获得良好的科学素养和创造性能力；同时提供了一个如何使学生获得良好科学素养和创造性能力的“最好的文本”，给了你一个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可操作平台。
20世纪80年代末，霍华德·加德纳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他因提出了“多元智能”理论而著名。该理论认为，人脑有语言、逻辑、音乐、运动、人际交往等多种智能。这个理论产生广泛影响，因为在切中教育之弊的同时让人们看到，人的聪明才智还有很大的可开发空间。
你瞧，在精英教育中，无论东方西方都主要是强化语言和逻辑这两种智能，并主要在这样一个较窄的通道里培养和取舍学生。由于人的智能远没有在学生时代被开发出来，读书所得到的智能，对于成功人生的支持率被认为只有15%，而其他智能对成功人生的支持率多达85%。比照一下乔布斯、比尔·盖茨等人的成功，主要都不是得益于读书所得到的智能，而是得益于社会实践。那么，在教学中引进社会实践活动就非常重要了。进入90年代，美国教育有一个很响亮的口号：“Hands on！”即：“动手！”
读书本来是动脑（Minds on）的，强调“动手”，即强调实践。用中国民间的智慧说，就是别读死书，读成书呆子就会“百无一用”。

1993年个人电脑全球销量达到4000万台，超过了汽车；1994年达到5000万台，超过了电视机和录像机，成为增长最快的高技术产品。克林顿政府于1993年推出“网络新政”，实施“国家信息基础结构行动计划”，互联网得到飞速发展，进一步改变了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知识资本”逐渐成为最主要的资本。这使美国的教育转型越发势在必行，成为关乎全民族持续发展的最紧迫的大事。
也在1993年，美国发表《信息技术与教育工作者报告》。
还是1993年——
美国科学促进协会提出“为所有美国人提供科学教育”的综合教育计划。
美国颁布新的中小学理科教学统一标准。
美国实施联邦直接为学生贷款计划。
美国劳工部发表《2000年的美国，要求学校做什么》。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召开《21世纪全球教育》6国研讨会。
再过一年，1994年——
美国通过《2000年教育目标法》。
美国颁布《学校——工作机会法》。
美国提出全国历史、地理、公民学和科学教育教学标准。
美国改革高校质量评估体系。
美国制定奖学金制度，补助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
美国形成全国统一的教师资格认证制度。
…………
1996年，美国中小学全部配备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的教学设施。这年还有件事应该记下：美国未来与教育全国委员会发表《什么是最重要的：为美国未来而教育》。
至此，美国教育逐渐汇聚到这样一些关键性认识上：最有效的学习应该强调知识之间的关联，强调不同学科的知识之间存在一个必须加以认识的整体。那就要打破分科模式，开展综合课程教学。并认识到，由此去获得学识，重要的不是获得某个回答正确的答案，而是要去经历一个探索和发现的过程，这个过程即探究的过程。指学生通过亲身参与类似科学探讨、研究问题的方式进行学习，由此获得良好的素养和能力。
这样，打破分科局限，开展综合课程教学训练，包括理论和实践相联系的综合课程训练，通过探究去实现，就成为美国第三次变革教育浪潮的精髓和理念核心。美国由此坚定不移地开始了大规模向21世纪的教育转型。

美国的教育转型发达国家与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快速跟进

在世界上最早利用美国微电子技术来发展本国微电子产业的国家是日本，日本在微电子产业方面获得的成功是该国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重要因素。在教育转型上最早做出反应的也是日本。
就在美国1983年报告“国家在危险中”，1984年报告“美国中学的困境”之后，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于1985年发表《关于教育改革的第一次咨询报告》，1986年发表《关于教育改革的第二次咨询报告》，1987年又连续发表第三次、第四次关于教育改革的咨询报告。就在1987年，日本政府批准并发布了《教育改革推进大纲》。
日本是个等级观念十分突出而且牢固的社会。在企业中下级对上级唯命是从，在培训职员忠心耿耿、工作效率很高方面，可以说世无其匹，但也埋伏着限制发展的障碍。这种现状的文化背景里有日本武士道的传统遗存。这种传统与工业化时期“我传授，你接收”的教育模式结合，传授知识和培养人才严格按“同口径、同规格、标准化”，如同生产产品那样“生产”学生，在日本表现得最为典型，全世界没有超过他们的。日本的企业管理也极为坚决地承袭了这种教育的果实。日本是因积极吸收工业生产力而最早崛起的亚洲国家。在美国发生微电子产业革命后，日本继续沿用“拿来主义”并继续得到好处。这使日本整个民族都深深沉浸在工业化教育模式中，要真正走出它的传统遗存和工业化教育模式就相当不容易了。
日本从1985年意识到本国的教育要改革，到1996年，历经十余年，日本教育审议会发表《面向21世纪的日本教育发展方向》，严峻指出，必须彻底改变以死记硬背为中心的缺乏主见、缺乏创造性能力的教育，彻底改变培养没有个性的模式化人才的教育。这意味着日本对“明治维新”以来——曾经从工业化教育中获得好处——的教育进行扬弃。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也把分科课程改为综合课程，以培养学生自我思考、自我获取和综合知识的能力，日本称之为“生存能力”。在“生存能力”一说中，日本强调的“危机感”，有如它在“明治维新”时期面对西方列强体验到的危机感。任何一个民族，当它把“危机感”注入国民意识，尤其是注入青少年意识中时，那就在蕴蓄着新一轮的发奋图强。
在欧洲，最快做出反应的是英国。
曾经是英国，最早动摇了当时最发达的中国农业文明的世界地位，并宣告了中国无可置疑的落后，包括教育的落后。英国，这个曾经创造了工业时代和工业化教育的民族，要走出大不列颠的传统也很不容易。
在美国1983年发表《国家在危险中：迫切需要教育改革》的第二年，英国发生了持续一年的煤矿工人罢工，罢工到1985年3月3日结束。此时的英国煤矿工人罢工与工业时代早期为增加工资而举行的罢工不同。当计算机正在许多领域取代齿轮的时代初现端倪之时，在以工业化起家的英国，传统型工业的危机就相当突出了。教育的落后，总是最先从生产者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求反应出来。也是在1985年，第四届世界成人教育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发表了《学习的权利》宣言。这反映出当今成人的再学习乃至终身学习，不仅是谋生就业等方面的需要，且作为人生的权利第一次被郑重地提出来。
虽然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认识，但计算机时代的出现，标志着影响世界的新时代的中心已经从昔日的英国移到了美国。英国发出了“复兴大不列颠”的呼声。1987年英国发表《应对新的挑战》高等教育白皮书，接着颁布了《1988年教育改革法》。
1991年英国发起“课余俱乐部运动”，引入社会实践活动。1992年在小学开设“设计构想”课，引入“探究”。1994年，组建师资培训署，培训新型教师。同年，英国企业联盟发表《确保21世纪英国高等教育发展》报告。1995年，英国发表《竞争力：帮助企业取胜》白皮书，提出加强中小学基础教育的新措施。其间，英国教育部改为教育就业部。如果你稍稍留心，会发现这个老牌的工业化国家在向知识经济时代变迁时期，有诸多企业难题与教育密切联系。同年，英国还成立全国家长教育协会。我们由此可窥见，为“复兴大不列颠”而走向教育转型，英国汇聚了全民族方方面面的力量。
在亚洲，韩国的三星电子已经在中国很有市场。韩国也在教育转型中做出积极反应。
就教育的传统而言，韩国是个应试教育相当森严的国家。韩国曾有长达20年的禁止对中小学生进行校外辅导的禁令。到1998年，韩国国立汉城大学校长鲜于仲皓还因女儿参加违禁的校外补习班被揭露，不得不引咎辞职。韩国这一禁令旨在强化学校教育。这样的禁令，令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们难以理解。但在这次教育转型中，韩国社会喊出了“废除考试地狱”的呼声，也给人们印象极深。
其实，韩国于1985年就设置了教育改革审议会；1990年调整教育结构，同年制定自学学位制度；1992年制定初、中、高等学校课程改革试行方案；1994年试行大学综合评价制，实行教师资格有效期制；1996年取消了大学入学考试制度；1999年废除了禁止对中小学生进行校外辅导的禁令。
我们看到，韩国要走出昔日的教育传统也不容易，但毕竟相当有气势地走来了，包括变分科课程为综合课程，也引入社会实践课，所以才废除了严禁“校外辅导”的禁令，打开了学生通过多渠道进行学习的广阔天地。
如同日本人强调在未来世界的“生存能力”，韩国也把“教育革命”作为“国家生存战略”来考虑。如亚洲金融危机冲击韩国后，有一种观点就认为：韩国未来的危机只怕不是金融危机，而是由于教育缺乏远见，那将导致越来越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
审视美、日、英、韩诸国都能看到，那些在微电子产业方面卓有发展的国家，在教育上的变革也反应得快。新经济催生新教育，新教育促进新经济，如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是在书写一个民族新的历史，新的前途。
我国浙江省教委在1989年得到国家教委支持，开始进行教材改革。他们派员到香港考察，发现香港已经随英式教育变革，将分科课程改成了综合课程；接着，发现台湾地区也已经开展了综合课程教学；进而发现发达国家几乎全都开展了综合课程教学。与我们一样古老的国家印度早于1985年开展学校计算机扫盲，此举对印度如今成为世界计算机软件大国意义不凡。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也已经开展综合课程教学。这使浙江的课程改革一开始就坚定地朝着变分科课程为综合课程的方向突进。1993年浙江以惊人的步伐，全省中小学初始年级（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全部进入综合课程教学。从时间上看，我国浙江省对教育转型的反应也很快速，他们的积极行动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也许浙江的步伐迈得过于猛烈，也许我国的应试教育因众多家长的热切投入走得很深……浙江课改遭遇到超出他们自身预料的阻力。
我相信，我国的改革开放给了我们越来越多了解世界的机会，如果我们对世界正在发生的教育转型大势有更多一些的了解，那么许许多多人都会自有妙得。

美国的教育转型相关思索——中国教育的双重困境

我国“文革”后奋力发展教育。1978年1月教育部确定部级重点中小学20所，各地随后相继确定了一批重点中小学。中小学内还按学生考试成绩分为提高班、普通班、基础班。2月，教育部确定首批全国重点高校88所。3月，中国科技大学开办少年班。为挽回“文革”的损失，我国教育领导部门、广大师生和家长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进步是显著的。只是我们今天回眸历史，可以看到20多年来我们走的是类似美国20世纪50年代强力培养科学家的精英教育之路。
美国人反思说，为什么要让999人陪1人读书？
所谓“陪读”一说，在我国一些中学里也有称一部分学生为“分子”，称另一部分学生为“分母”的说法。被称为“分子”的学生并不是认为他们有可能成为科学家，而是指有可能考上大学的；被称为“分母”的学生，则指考大学没什么希望的。在一些历年高考落选生甚众的中学，老师发现某几个有望考上大学的学生，会说“这几个是‘分子’”，于是精心抓他们的成绩，其他许多学生就考大学这个目标而言，便处于“陪读”状态。这些现象并非老师未尽力，而是精英教育，高强度培养科学家的课程，限制了培养多种多样的人才。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需要拓宽教育方式，建立起让每个孩子都得到适合于各自发展的教育。在新教育中，没有“差生”，只有“差异”，即各有特点的学生。
当前我国精英教育造成的许多学生厌学状况尚未缓解，世界性的生产力换代和经济变迁的巨大压力又到来。我国教育实际上埋伏着双重困境。
在这双重困境中，一是要纠正精英教育给许多学生造成的超负荷压力，为解决这个问题，教育部在2000年发出了《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然而，“减负”只是在工业化教育的地基上开始纠正“拔苗助长”之弊。我们今天还面对的第二个更重大的任务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工业化时期的教育，挺进数字化时代的新教育。这就不仅要解决“减负”问题，还要解决在新时代怎样更有效地学习的问题。不仅有“减法”要做，更有“加法”和“乘法”要做。
美国第三次变革教育浪潮，是在纠正了精英教育之弊后，朝新经济时代的教育转型，中国则需要把纠正精英教育”和向新教育转型两步并作一步来跨越。
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家长们该做什么？您已看到，国家要求给学生“减负”，家长们却自动给孩子“加压”。学校停止了双休日的“补课班”，社会上便涌现出各种“加强班”。当前媒体较多报道的“成功的孩子”，主要是应试教育模式中考上国内外名牌大学的孩子，家长们热心阅读并用以激励自己孩子的也多是这方面的故事。家长们不惜代价效仿，不辞辛苦地送孩子去上一个又一个“加强班”，其实是在花钱加强一种过时的学习方式。新教育正在为开发孩子们的潜能日益展开宽广得多的成才通道，家长们是否意识到？一切新旧更替的历史转折期也是机遇期，若能对世界教育变迁的趋势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机遇就会离自己更近。

大清帝国的教育转轨不更新教育无以救中华

18世纪后，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西方教育就建立了以传授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体系。此时中国的教育主要是教授四书五经，对西方教育发生的变化一无所知。
1840年中国遭遇鸦片战争，林则徐喊出“师敌之长技”，这个“师”字便道出了要“学”，学敌人的先进技术，这就是从“教育”喊出的第一个声音。
当一个民族严重落后之日，固然需要思想启蒙，但即使有林则徐、魏源乃至康梁这样的启蒙者，仍需全民族知识结构的更新，这只有通过更新教育才能实现。
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其中包括需要更新皇帝的知识结构，更新翰林院大学士、进士、举人、秀才等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所谓“开官智”，这就非常之难。
不更新中华之教育，无以救中华！教育，责无旁贷地成为改造和更新一个民族的重中之重。

大清帝国的教育转轨办新学，废八股

林则徐不惟发一声呐喊，他早于1839年就派人收集翻译外文书报，编出一部《四洲志》，“四洲”是沿用中国大众所知的佛书中的旧称，实际上已把五洲四海的有关情况悉数放在了闭关锁国状态中的国人面前。
1841年，魏源捧着林则徐给他的《四洲志》深为震撼。魏源曾以道光进士任内阁中书，也算朝廷一个不小的干部，他就在1841年辞官，发愤著书，所著《海国图志》比《四洲志》更为详备地介绍了各国地理、历史、政治、科技、军事等情况。1842年就有刻本50卷，到1852年扩编到100卷，这是当时不可多得的教材。可是，谁能把它拿到课堂上去传播呢？
从1840年到1860年20年间，清朝的统治者和大学士们没有对林则徐和魏源的声音给予足够重视。更深刻而惨痛的一课还是洋人给上的，圆明园在熊熊烈焰中被烧成灰烬……
那个冬天，快马踏雪直奔关外的热河，送去一折奏疏，恭亲王奕訢等人奏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逃亡在热河的咸丰帝在1861年1月20日予以批准，这是办理洋务及外交事物的中央机构。第二年恭亲王等又奏设“京师同文馆”，附属于总理衙门，这就是晚清最早的洋务学堂。
同文馆初设英文、法文、俄文3个班，开始培养翻译人才。不久增设天文、算学，并增设德文、日文班。1867年又设化学、物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外国史地等。除教汉文外，其他课程多是聘请外国教师，其情形有甚于今日大学里来了外教老师，学生们挺兴奋的。
1872年清政府准许了曾国藩等洋务大臣的联衔上奏，并授命容闳主持选送少年赴美留学，由此拉开了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序幕，这是中国近代变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期间，1866年在福州创办的福建船政学校，是中国官办的第一所西式工业技术学校。1880年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是第一所官办军事学校。1887年清廷也曾改革科举，把算学列入科举考试。
1895年，北洋海军全军覆灭，深深刺激了中国朝野上下。中国人办洋务几十年的努力遭到极其沉重的打击。这大不幸在我国多被视为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然而，一个农耕民族，如果没有发展工业，是断然走不到现代社会来的。甲午战争后，要求变法的康梁等人无一不是接受了大机器滚动出来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并在耳濡目染了本国洋务时代新兴的生产力之后，萌生出要求变法的冲动。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在变法的声音中，办新学，被提到首要位置。1896年，清政府首派唐宝锷等13人赴日本东京读高等师范学校，这意味着朝廷认识到：培养人才，要先育能育人才的人才。
面对破败的祖国、衰弱的祖国，梁启超们的热血才情也曾感动过不少朝臣大吏。1896年清廷出现了第一位向光绪帝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的部长级干部，他叫李瑞棻。
李瑞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写道：“夫以中国民众数万万，其为士者数十万，而人才乏绝，至于如是，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之道未尽也。”他疏请凡各省、府、州、县遍设学堂。1898年更以不肯坐视观望的胆略，密荐康有为、谭嗣同给光绪帝。
这年，先前赴英国留学回来的严复出版了《天演论》，为变法图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同年，清政府建京师大学堂，并下令在科举考试中废除“八股文”。
戊戌变法失败后，新政被废，只有京师大学堂被保留下来，但疏请建大学堂的李瑞棻还是被革去礼部尚书之职，流戍新疆。此时蔡元培也在朝中任翰林院编修，他在变法被镇压的戊戌年九月，弃官回故乡绍兴办学。那时没人想到他日后会成为北京大学的校长。

大清帝国的教育转轨癸卯学制，1904年

1900年，中国人以惨痛的牺牲走进20世纪，无数的中国心掉到了京都的马路上，被八国联军的大皮靴恣肆践踏。在刻骨铭心的痛苦中，中国的教育终于要发生巨变了。
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下《兴学诏》，令各省设大学堂，各府设中学堂，各州设小学堂。1902年8月15日，又颁《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这是包括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的各级学堂章程。
然而办新学不是下一道圣旨就办得起来的，办新学所需的师资资源、课程资源和学堂都严重缺乏。上述章程颁布后尚未及实行，1904年1月13日，朝廷又颁发了张之洞等大臣拟订的《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初等小学堂章程》《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以及《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优级师范学堂章程》《任用教员章程》等16个变革旧教育、创建新教育的章程，史称《癸卯学制》。
单从这些章程的标题，我们已能看到那影响万方的覆盖面。在这些章程的后面，张之洞等大臣有过怎样的思索、讨论、激荡交融、奔走呼号？
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法令形式向全国公布并得到实施的教育制度。其中规定：“儿童自六岁起，受蒙学四年；十岁入寻常小学，修业三年；十三岁入高等小学，三年卒业；再入中学堂，四年卒业。”再升入高等学堂，即大学。还将大学堂改为“通儒院”，即研究生院。由此初步制定了20世纪中国从幼儿园到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崭新格局。
这是破天荒的巨变。中国传承了数千年的农业时代的教育，在这里发生了重大转型，重大变迁。
从1904年《癸卯学制》颁行到今年（2004年），整整一百周年。

大清帝国的教育转轨废科举，兴女学

朝廷颁布了新学制，要推行仍然困难重重。
最大的障碍就是科举制。
袁世凯、张之洞等大臣在给慈禧太后的奏折中写道：“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学校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
1905年9月2日，经慈禧同意，清廷下诏废除了延用1300多年的科举制。科举制一经废除，各地新学迅速兴起。
以我故乡为例，清廷下兴学诏后，福建建阳5年没有动静，科举制一废，1906年建阳乡绅袁某就去联系朱熹23世孙朱金紫等地方名流与县知事磋商，提出“矫学士空谈之弊，改书院而建新学”。县知事表态支持，从县田粮捐中拨出部分款项，不足部分由众乡绅自愿认捐。总筹资白银千余两，“建阳第一高等小学堂”就这样建起来了。这是我的好友刘建在《南阙里纪事》著作中的描述。
女子学校在中国出现于19世纪末，如1898年5月上海出现的经正女塾。这并不是朝廷准许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事，突然出现了。它是怎么出现的呢？
早在1896年，维新派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担任主笔的梁启超就发表了《论女学》《论幼学》等文章。这个时期，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学也是一段不能忽略的特殊现象。外籍传教士中有嬷嬷，她们是女子，也在教会学校中当教师，这对于呼唤中国女子上学读书，实在是颇有说服力和吸引力的。如1902年11月4日美国监理会传教士创办的苏州景海女塾开学，学校分高、初中，除国文课外，全用英文课本教学。中国近代第一代女学者，多出自教会学校。
1902年还发生过一件不寻常的事，中外合拍了第一部电影《慈禧太后》。在刚刚过去的1901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去世了。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4年，从1837年到1901年，正是在她临朝期间发动了对中国的进攻。也是这个时期，大英国势达到极盛时代。现在她去世了，有人便想到拍一部关于中国慈禧太后的纪实片。拍片的技术和主意都出自洋人，在洋人看来，中国慈禧太后虽不能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相比，但向西方观众介绍中国垂帘听政的最高统治者，一定会很有观众。电影是一种综合艺术，拍电影在冥冥之中对慈禧也是有教育的。
1904年，秋瑾冲破封建家庭束缚，变卖首饰自筹资费赴日留学。秋瑾不是最早赴日本留学的中国女子，此时在日本已有专事中国女留学生教育的女校，如成蹊女学、青山实践女校等。
1905年废科举后，1906年2月21日慈禧面谕学部，实兴女学。这意味着清政府把兴办女学提到了议事日程。1907年3月，清政府正式颁布了《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华女子教育由此取得合法地位。
这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
中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没有收过女生，祝英台想读书只能女扮男装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从1907年3月开始，中国女子上学取得了合法权利，盖因振兴中华不惟匹夫有责，匹妇亦有责矣！同年，首批官费女学生胡彬夏等3人赴美留学。1908年美国教会在北京创办了燕京女子大学。
1907年，全国学堂已有3.7万余所，在校学生102万多人。到1909年新式教育遍布中国，仅北京城内就有中学堂22所，北京四中的前身顺天中学堂，便是其中之一；有小学堂239所，王能智小时候读过的孔德小学亦为其中之一。

大清帝国的教育转轨近代留学潮

鲁迅在清廷废科举前已自费赴日留学。废科举后，1906年，全国赴日留学的官费生和自费生总数猛增到12000人。一批又一批赴东洋留学的，不仅有20岁左右的男女青年，还有年过花甲的老翁。这听起来好像是个虚构的故事，然而这确是清末天津港、上海港出现过的景象。
这景象早在朝廷颁发张之洞拟定的《鼓励游学毕业生章程》之后就陆续出现。该章程规定，凡由日本中等学堂毕业并获优等文凭者，给予拔贡出身；凡由高等学堂毕业者，给予举人出身；凡由大学堂毕业者，给予进士出身；凡由国家大学堂毕业并获学士学位者，给予翰林出身……并对以上不同出身者授予相应官职。这无异于在科举之外别开一条做官的途径，而且比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科考容易许多。此章程颁发全国，立刻引起强烈反响。
起初，各省争取赴日留学的竞争十分激烈，若准允更多的人出国留学，清廷财力不支。随后规定，凡各省自费留学者，与官费生同样按所学等级赐予出身和授予官职。
1905年废科举，通过读书做官就剩下赴日留学一途。中国人读书做官实有千年的冲动，清代的秀才，如小说描写的范进50多岁才中举的并不少见。他们苦读一生没有得到功名，突然朝廷又绝了科举之路，柳暗花明尚可留学日本，虽年过花甲也想方设法坚决前往，并不以为年岁大了有什么不自然，慷慨上道，心志与进京赶考相当。
1906年，蒋介石的母亲变卖了首饰和所有值钱的家当送儿子东渡。在这前后的留日学生还有邹荣、陈天华、章太炎、黄兴、廖仲恺、宋教仁、吴玉章、闫锡山等等。1911年组织武昌起义的湖北革命军总指挥蒋翊武，以及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熊秉坤，也曾是留日学生。孙中山早年随母亲到夏威夷岛就读英、美教会办的学校，此后游历欧洲，再从欧洲到日本。他在日本组织同盟会，参加的留日学生占到90％以上。
1907年清廷颁旨实兴女学，赴日留学的女子也多起来了。在王公贵族、有钱人中还出现了夫妇、兄妹同去留学，乃至父子和儿媳同去留学的。那时，为方便留学，社会上像《日本游学指南》《日本留学指掌》之类的书，也一本一本地应时而出。
汽笛声声，轮船就要启航，甲板上向亲人告别的中国人下至少年，上至老叟，什么样年龄的人都有。这些男女老少汇聚一起不是逃难，也不是去打工，是要去留学。这在世界各国的留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奇观。
中国人留学日本的热潮也刺激了美国人。美国人考虑到需要通过影响中国人才的途径来影响中国的未来及美国在华的长远利益，愿以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的名义在中国办学。于是清政府在清华园办“游美肄业馆”，是一所留美预科学校，即清华大学的前身。
美国人由此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留学的方向。那以后中国人留学美国或留学欧洲成为主潮，他们中有胡适、陈寅恪、马寅初、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钱钟书、邓稼先、周培源、费孝通、茅以升、高士其、陈省身、巴金、曹禺、季羡林……这许多群星灿烂的名字，不胜枚举。
20世纪早期的留学，仍然是中国近代改变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中国近代教育、科技、人文的发展始终与留学教育不可分割。
1916年袁世凯帝制破产，蔡元培从法国归来任北大校长，他聘请的许多教授是留学欧美的人士。蔡元培在北大推行“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主义”，北大一跃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这已是五四运动的前夜了。
至此可清楚地看到：由于西方新兴的工业生产力对中国的严重冲击，中国的教育在经过60年的渐变后，终于在20世纪初期从先前的教授“四书五经”全面转向教学“文史地数理化”。中国20世纪的教育，发生了与古代教育多么不同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后记我的老师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老师。生在贫穷的乡村，老师就是我们童年生活中的一盏灯。我的童年也是在乡村教师的照耀下长大，幼儿园的老师，小学的老师……一程程铺垫了我通往远方的路。人生在世，有些恩情不能报答，只能铭记。写完此书，感到还有什么没做，后记之类常写些感激的话，我愿以此文为后记，献给我敬爱的老师
去见她时，我感到心情有点激动。
当她从办公桌前站起来时，我却发现自己——突然间简直难以接受。这时我才明白，26年了，我心中的老师，一直是26年前那个青春焕发的形象。
12岁上中学，出现在我们眼前的老师只有22岁。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老师是从福州来的，她没有读大学，后来上了一年英语业余大学，再后来由她的一位当医生的姨妈介绍，只身来到闽北山区的这所新办中学任教。
烈日下锄草，寒风中积肥，我们知道22岁的女老师同我们在一起，生活很明亮……那是一所刚刚创办的乡村中学，只有初一，初一也只有两个班，学生总数不足百人。教室是在一排牛栏的旧基上改建的，没有操场。操场是在我们入学后，师生共同用锄头锄出来的……当荒草和败叶都被集中起来，当火点燃的时候，那片岁月，真是每一缕空气里都有我们随手可以抚摸的温暖。
22岁，只身来到这所山区中学的老师，直到我们离开她的时候，我们也没发现她有男朋友，因而在我们那短暂的中学时代，她都像是属于我们的。
作为住校生，许多个星期日，我们在她那只有一扇木栅窗户的房间里学会了唱《卡秋莎》……在我们的中学时代，我一直就觉得她是世上最美丽的人。
她的姓名就叫陈美熙。
然而1991年深秋，当我再见到她时，一时间真的难以接受，我不禁想起了那句话：青春的容颜像一只美丽的鸽子，永远飞出了她的巢穴……
离那乡村中学不远的地方有一条河，河宽百余米，清湛湛的故乡河叫建溪，它的前方通往闽江，然后东流入海。我们从河滩上挑来细细的沙子，我至今记得陈老师挑沙子时甩动她那条细细的长辫子的姿态。
我们把沙子倒进一个我们挖好的大坑，又在坑的前方辟出一条跑道。从此，我们将一次次从这里出发，练习跳高和跳远，而且不必害怕摔倒。
可是我们的中学时代实在太短暂，读书的日子只有一年，一年后的那个暑假，那场“大革命”同炎热的气候一同到来……我们分成了两派，陈老师成了“孤独”的人。我们谁都想争取她，可她一点儿都不肯偏心。记得有个月夜，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驱使我们跑到老师们的窗外去敲锣，锣声嘡嘡地响，月光下，满操场都流窜着震耳的声音……我至今无法描述我们为什么把那个日子变成如同狂欢节。
那一排低矮的木屋里住着全校总共不足十员的教师。木屋的屋檐下有一条水沟，走廊的尽头有一块木板——桥梁似的架设在水沟上，就她一个人出来了，月光下，我们看到她留着长辫的身影就站在那块木板上。
陈老师生气了，她在喝止我们。我们从那声音中听到了（好像是）哭的声音。我们都安静下来了。
后来小镇上传来了城里发生武斗的消息，小镇的空气也严峻起来，陈老师第一次踏进我们的“总部”。
“回家吧，你们都回家吧，你们都太小了！”
城里的班车已经不来了，替我们做饭的炊事员也走了。那一天，我们给陈老师搬凳子，团团地围住她，并且第一次感到：吃饭还真是个问题。
短暂的中学时代，就这样结束了。散伙那天，我们站在校门口，打量着空荡荡的操场，感到过去的日子已经隔得像放牧一样遥远。
再见到陈老师，已是两年后的冬天，我们回校要准备上山下乡了。
我和陈老师坐在离校不远的河滩上，面前是那条永远也不会冻结的河，河面上热气袅袅，那是故乡之河冬日的景象。河滩上的草，都还顽强地坚持着生命的绿色。
我说：“我已经没有父亲了。”
老师沉默一阵，从身边拾起一块小石子，使劲一甩，不远的河面上传来一声单调的水响。回过头，她看着我说：“我的父亲也自杀了。他，也是医生。”
很久以后，当我有勇气来聆听别人伤心的诉说时，我也有勇气说，我也有过很潮湿很泥泞的日子。我甚至真的相信，痛苦，很可能是值得珍惜的。
不久，陈老师就站在校门口，把我们送上了一辆大卡车。那是一个早晨，山区的雾把公路也弄得湿漉漉的，晨风开始呼呼地在我们耳边响，我们都背对车头站在卡车的后斗上，老师已经在我遥远的视野中变得像一棵在晨雾中朦胧的小树。
那时候我们手里或者背包上，都有一朵红花，我不能肯定我的这一朵是不是陈老师做的……卡车就这样把我们拉到山区的一处渡口。这天天气晴朗，阳光已经铺满河面，这是建溪上游。对岸的山路向我们迎来，我们还听到了鸟声……很久以后，我躺在没有窗户的小屋里怀想山路，觉得山路就像一根绳子，是它把我们牵进大山。我们开始对乡邮员绿色的自行车格外留意，而且羡慕不已。
不久，我收到了陈美熙老师的一封回信，看到那熟悉的曾被我们许多同学摹仿的清秀字迹，你很难想像我当时的心情……老师在信中说：“宏甲，我也要走了，因为我只是一个教书的临时工。”
我不知老师是不是已经走了，也不知25岁的老师在她走的时候还有谁送她，更无法想像老师现在是不是也像我们一样面对青山和稻田，把裤管高高地挽到膝上……
从那以后，我就没有了关于陈老师的消息，这使我一再想，从今以后，我真的得靠自己长大了。
5年后，我20岁了，那时许多农民朋友，尤其是那些从少小就跟随父兄在田里劳作的姑娘的笑声，已常常会出现在我的梦中……但我还会想，陈老师该是30岁了，她在哪儿呢？我不能想像她也跟我一样——黄昏在田水里洗净了脚，夜晚挤在生产队的队部里记工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也在某个山村，就像我们大队的乡村女教师那样当个民办教师。我的意识一直停留在她那句话上：“我也要走了……”。
现在，我又坐在陈老师的屋里，我感觉到老师的目光在注视我，可我却在躲避她的目光，好像更愿听她的声音。
我们坐在木头沙发上，我开始知道这沙发的木料来自偏僻的山村，在那里，她的确当过民办教师……老师转而问起我这些年的创作，她说她很闭塞，能够看到的东西很少。我发现自己在诉说时有些小心翼翼，我记得我曾经想过，“教师”这职业恐怕是我难以接受的，因为我不能想像每天走进教室总在重复去年的内容，“创作使每一个日子变得富有新意。”但是这个上午，我渐渐发现自己必须把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放到地上。
我听到老师在讲着她的学生时忽然检讨起自己的教学方法，以至对自己的能力也发生怀疑。“我已经老了，记忆力也差了。”蓦地，我感到有一种仿佛已经陌生的感动袭击了我……只有当灵魂在一片晴空中行走，心灵才会生长出对青草的认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来了，又走了，每一批走进教室的学生都是崭新的啊！
我仿佛重新坐在一片青草地上，有许多精神内部的姿态值得检查和回忆……我仿佛突然理解了叶圣陶先生为什么放下文学的笔去编课本，莫非叶老先生是对成年人有所失望，或说更愿寄希望于嗷嗷待哺的新一代？我知道我还有想不清楚的问题，我已经看见老师在看手上的表，她说快下课了，她得在学生们下课之前赶到教室，告诉他们下午还该带一本什么书。
老师给我的时间突然变短了。我们已经开始下楼，我看到老师下楼时敏捷的双脚，又想起她当年在河滩上挑沙的形象。
校园中心的一个大花圃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我记起某个类似的场景，有人问我，对你创作影响最大的老师是谁？“学步”时指导过我的前辈作家，上大学中文系以及读文学研究生时教导过我的诸多老师，毕业前后都给予我厚爱的著名教授、文艺家……他们都是对我有影响的好老师，我永不会忘怀他们的教诲，因而也深信他们教给我的一个最基本的道理：艺术不是技术。真正深刻而深远的影响，该是很早以前就开始了。
陈老师在花圃前站住了，她又看了一次表，对我微微一笑说：“我该走了。”然后真的走了，绕过学校深秋的花圃，快步向她的学生走去。
下课的铃声突然响了，我感到我的呼吸和校园里所有的气息都随之震动，铃声中老师匆匆奔向她的学生，我想我看到了她一生的形象。
她的作品即她的学生，陈美熙老师只教过我《英语》，没教过我写作，但我无疑是她很早就开始雕塑的作品，而我的作品只是她的作品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