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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太祖努尔哈赤大妃乌拉那拉氏少年丧父

大妃乌拉那拉氏，是乌拉部贝勒满泰的女儿，名叫阿巴亥。
１６０１年（明万历二十九年），１２岁的阿巴亥被她的叔叔布占泰嫁给了建州部的首领——４３岁的努尔哈赤。
嫁给一个比自己大３１岁的人，而且此人还妻妾成群，他的第二位大妃（满洲老档中称之为大福晋）——继妃富察氏依旧健在。
富察氏虽然是带着孩子改嫁的，但她既漂亮又聪明，很是得宠，为努尔哈赤生下第五子莽古尔泰、第十子德格类、第三女莽古济。
因而当努尔哈赤的发妻——生育了长子褚英、次子代善、长女东果的佟氏去世后，她就从福晋升为大福晋。
更为难得的是，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部的战争中，富察氏同丈夫患难与共，１５９３年（明万历二十一年）在抵御海西等部入犯的战争中，富察氏夜不能寐，时刻提防敌人的突然袭击。
造就阿巴亥同努尔哈赤婚姻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建州部同海西四部彼此势力的消长，以及努尔哈赤在女真政治舞台上的初露锋芒。
阿巴亥所在的乌拉部与叶赫部、哈达部、辉发部同属海西四部。
海西四部虽然都姓“那拉”，但乌拉、哈达、辉发属于女真族，而叶赫部的祖先却是蒙古人。
在哈达部首领万汗（亦称王忠）统治时期，该部曾一度控制海西四部。
然而在万汗叔叔旺济外兰（又称王台）当政时，曾经配合明军攻打叶赫部，致使叶赫首领褚孔格被杀。
尽管万汗执政后，很想化解同叶赫部的旧仇，并娶褚孔格之女为妾，但褚孔格之子（一说是孙）杨吉始终对哈达部怀恨在心，并借万汗年老、其长子扈尔干性格残暴不能负重之机，鼓动乌拉、辉发脱离了哈达，海西四部的联盟随之解体，已是风烛残年的万汗在１５８２年（明万历十年）忧愤而亡。
１５８９年（明万历十七年）努尔哈赤完成对女真建州部的统一，建州女真部的统一自然引起海西四部的关注与恐惧。
在哈达部削弱后，叶赫逐渐成为海西四部的首领，为了遏制建州势力的发展，叶赫贝勒纳林布禄向努尔哈赤提出领土要求：把额勒敏、扎库穆两地中的一个割让给叶赫。
在遭到努尔哈赤拒绝后，叶赫部遂于１５９３年（明万历二十一年）５月纠合海西四部向努尔哈赤发动进攻，但被击退。
同年８月，海西四部又联络蒙古的科尔沁部、锡伯部、卦勒察部以及长白山的珠舍里部、讷殷部以九部联军的名义对努尔哈赤宣战。
努尔哈赤不仅击退了九部联军，还在古山一战中把乌拉部贝勒满泰的弟弟布占泰生擒活捉。
在当时的海西四部中乌拉部的实力仅次于叶赫，考虑到分化海西四部，努尔哈赤不仅没有杀布占泰，反而把他留在身边，以期能在乌拉部的上层人物中培养自己的盟友。
布占泰在努尔哈赤的身边生活了三年，一件突然的事变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１５９６年（明万历二十四年）乌拉贝勒满泰和儿子突然被杀。
据史料记载：他们在外出时因奸淫部落妇女，激起民愤，被当地人杀死。
而另据《那拉氏宗谱》的记载满泰及其儿子是被试图夺权的满泰的叔叔杀死在行宫的。
不管哪一种说法是真实的，只留下年仅７岁的阿巴亥却是千真万确的。
从自身的实力来看，努尔哈赤还不具备吞并乌拉部的实力；为了避免叶赫、哈达、辉发三部利用乌拉内乱的局面侵吞该部的土地，对建州构成更大的威胁，努尔哈赤当机立断派人护送布占泰返回乌拉部继兄而立，担任该部贝勒。
努尔哈赤希望利用布占泰牵制叶赫，而在动荡局势中当上贝勒的布占泰也需要从努尔哈赤那里得到支持，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因而联姻成为双方在政治上加强联盟的重要手段。
在布占泰当上贝勒的第二年（１５９７年，明万历二十五年），努尔哈赤把侄女嫁给布占泰为妻，两年后（１５９９年）又把另一个侄女嫁给布占泰；作为回报，布占泰把自己的侄女阿巴亥在１６０１年嫁给了努尔哈赤。
把阿巴亥嫁到努尔哈赤的身边，也同哈达部的衰落乃至灭亡有更加密切的关系。
在这一年，努尔哈赤正式吞并了因受叶赫攻击而向自己求援、并在摆脱危机后又试图脱离建州部的哈达部。
哈达的灭亡，让布占泰感到来自建州部的威胁日益严重，他既要设法加强同努尔哈赤的联盟，又要提防这位雄图大略的老丈人，阿巴亥一生的命运也就这样被决定了。
在阿巴亥出嫁前，叶赫部首领杨吉为了同哈达部抗衡，一方面同蒙古联姻，一方面同刚刚以父祖１３副遗甲起兵、发动复仇之役（１５８３年，明万历十一年）的努尔哈赤联姻，把幼女许给努尔哈赤。
杨吉之子纳林布禄于１５８８年（明万历十六年）把１３岁的妹妹送到建州部同努尔哈赤完婚，叶赫那拉氏在四年后同努尔哈赤生下了皇太极。
因而当阿巴亥嫁过来时不仅有精明的大福晋富察氏，还有一位年轻可人的叶赫那拉氏，对只有１２岁的乌拉那拉氏来说，要应付如此复杂的家庭关系绝非一件容易的事。

清太祖努尔哈赤大妃乌拉那拉氏老夫少妻

天性聪慧的乌拉那拉氏很快就得到努尔哈赤的爱怜，尤其是随着叶赫贝勒纳林布禄同努尔哈赤关系的日益紧张，杨吉之女——叶赫那拉氏也就不那么得宠了，夹在娘家与夫家矛盾中的一叶赫那拉氏郁悒成疾，在１６０３年——也就是阿巴亥嫁过来两年后撒手人寰，时年２８岁。
叶赫那拉氏的去世愈发使得努尔哈赤把全部情感倾注在乌拉那拉氏的身上，老夫少妻恩爱有加。
得到宠爱的乌拉那拉氏，在１６０５年——１７岁时生下阿济格（第十二子），１６１２年生下多尔衮（第十四子），１６１４年生下多铎（第十五子）。
乌拉那拉氏的婚姻也受到他叔叔布占泰同努尔哈赤交恶的影响，在她生下阿济格不久，乌拉同建州开战。
其实乌拉那拉氏同叔叔之间并无太多的亲情，她４岁时叔叔被俘，等三年后叔叔回来时，她已经成为没人疼的孤女，至于她的婚姻也完全是叔叔布占泰在同建州部的关系中所布下的一个棋子。
尽管如此，由于彼此交恶，她在好几年的时间里受到丈夫的冷落。
好在她在乌拉部已经是无父、无母、无兄、无弟，不像叶赫那拉氏还有母亲、兄长需要牵挂，以至叶赫那拉氏在去世前想见母亲一面，都因丈夫与兄长关系紧张未能如愿，堪称是死不瞑目。
实际上，当乌拉那拉氏一踏上建州的土地，就像一个过了河的小卒，有进无退了，她必须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丈夫的身上。
尽管这是个比她大３１岁的男人，但平心而论她的丈夫努尔哈赤的谋略胆识、在战争中的运筹帷幄以及在战争结束后对敌人的分化瓦解等等在女真人中都是出类拔萃的，叶赫贝勒纳林布禄、乌拉贝勒布占泰、辉发贝勒拜音达里全都望尘莫及。
１６０７年（明万历三十五年）也就是阿济格出生后两年，努尔哈赤出兵吞并了辉发。
辉发地处叶赫与建州部之间，也摇摆于两者之间。
在受到叶赫威胁时向努尔哈赤求援，而当危机解除后又试图摆脱努尔哈赤的控制，企图凭借牢固的城防来自保。
努尔哈赤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力量最弱而又摇摆不定的近邻，突然发动袭击杀死拜音达里及其子，辉发遂灭亡。
辉发的灭亡对布占泰来说是个更严重的刺激，虽然他想摆脱努尔哈赤，又很怕成为下一个被吞并的目标。
因而在军事较量失败后，就又回到联姻的轨道，一再向努尔哈赤表示：对方如果能把女儿嫁给自己，就再也不心存二意、滋衅闹事、燃起狼烟。
在布占泰的一再请求下，努尔哈赤将第四女１３岁的穆库什在１６０８年（明万历三十六年）嫁给布占泰。
随着乌拉同建州关系的和缓，被忽略了数年的乌拉那拉氏又重新引起丈夫的瞩目，于是她又生下第二个孩子多尔衮。
政治结盟一向难以预料，既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实在是司空见惯。
就在多尔衮出生的那一年，曾经信誓旦旦的布占泰，却在叶赫部的诱惑下背信弃义，要背叛努尔哈赤而同叶赫联手。
毕竟他们都是海西部的子孙，都姓那拉，都曾联合攻打过努尔哈赤，都面临被建州部吞并的威胁，都……为了能迎娶刚刚继任叶赫部贝勒的布斋（纳林布禄的堂弟，纳林布禄死于１６１２年）之女，表明同叶赫结盟的诚意，布占泰竟然残忍地用鸣镝射向穆库什。
不要说当父亲的震怒了，就连乌拉那拉氏——这个同穆库什并无血缘关系的母亲也怒不可遏了，她是看着穆库什长大的，当年她刚嫁过来时穆库什还是个一脸稚气的女孩，几年后出脱得楚楚动人。
难道是穆库什命中就注定该有此一劫？到了该出阁的时候，偏偏又碰上布占泰一再向努尔哈赤求婚，为了巩固建州同乌拉的联盟，这位建州部首领不可能有其他的安排，只能把穆库什嫁到乌拉。
乌拉那拉氏理所当然能体会到穆库什在乌拉部的孤苦无助，更能体会到被丈夫冷落的辛酸，但她实在想不出当带响的箭射过来时的情景……她仿佛看到穆库什满脸的惊恐与愤怒，看到潸然而落的泪水与涔涔渗出的血水……直至此时乌拉那拉氏才真正感到自己是个幸运的女人，她比青春早逝的叶赫那拉氏幸运，更比被当成箭靶子的穆库什幸运……尽管她的叔叔几次挑起争端，尽管乌拉同建州有时也兵戎相见，但努尔哈赤从来没有迁怒于她……努尔哈赤同布占泰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颇通兵贵神速的努尔哈赤要乘乌拉同叶赫的联盟还未牢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乌拉，讨伐背信弃义的、残忍地以鸣镝射向自己的女儿并以此来凌辱自己的布占泰。
面对建州势如破竹的进攻，所谓叶赫的救援实际是远水不解近渴，援军还未开出，乌拉已经溃不成军，成为孤家寡人的布占泰仓皇逃亡叶赫，乌拉部不复存在，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更向前推进一步。
布占泰的出逃、乌拉的灭亡，令乌拉那拉氏如释重负，她终于从建州同乌拉时而交好时而冲突的尴尬境地中解脱了出来，影响丈夫对她情绪波动的因素永远地消除了。
此时，她在夫家的地位仅次于富察氏。

清太祖努尔哈赤大妃乌拉那拉氏时来运转

在乌拉那拉氏生下第三个儿子多铎之后两年——１６１６年（明万历四十四年），经过３５年征战的努尔哈赤基本完成了对女真各部的统一，只有叶赫凭借明政府的庇护尚能苟延残喘，因而在这一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即兴七京，今新宾县）建立政权，国号金（史称后金），建元天命。
努尔哈赤成为后金的第一位汗，而毗邻的蒙古人则在１０年前就已经尊称他为“昆都伦汗”（神武皇帝）。
努尔哈赤以他骄人的业绩崛起于关外，并成为可以同庞大的明王朝分庭抗礼的一方诸侯。
天命五年（１６２０年，明万历四十八年）无论对于乌拉那拉氏在后金宫内的地位还是对于她丈夫蒸蒸日上的事业都是极其关键的一年。
她的丈夫一年前在萨尔浒一战中打出了声威，只有６万人的八旗劲旅以少胜多，大败援助叶赫的明朝十几万大军，并最终灭亡了叶赫。
努尔哈赤乘大获全胜之势接连从明军手中夺取开原、铁岭，而且还为席卷辽沈、把势力拓展到整个辽东做了充分的准备。
在这一年乌拉那拉氏在宫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被晋升为大福晋。
乌拉那拉氏虽然羡慕大福晋的名分，却从未刻意追求过，只是由于富察氏的失误以及富察氏之子莽古尔泰的绝情才使得大福晋的桂冠落在她的头上，这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富察氏作为大福晋已经将近３０年，早已是人老珠黄。
在孤独中度过一年又一年的富察氏惟恐连这种夫妻的名义也保不住，被抛弃的恐惧时时袭上心头，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日俱增。
也许是考虑到无依无靠后的可悲处境，富察氏开始把自己多年的积蓄从宫中转移出去……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富察氏因转移财产被告发，甚至还诬陷她同代善有染，谁都知道代善比莽古尔泰只大４岁……尽管努尔哈赤并不相信富察氏同代善有私情的传言，但对其转移财产依然龙颜大怒。
一阵雷鸣之后，努尔哈赤还是动了恻隐之心，毕竟是多年的患难夫妻，因而依然保全了富察氏大福晋的名号。
努尔哈赤虽然宽容了富察氏，但作为富察氏亲生儿子的莽古尔泰却怒火难平。
他固执地认为母亲的荒唐之举会断送自己的前程。
努尔哈赤在称汗后曾任命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为四大贝勒，协助处理政务。
莽古尔泰凭直觉感到，汗位的继承人将在四大贝勒中产生。
在四大贝勒中，莽古尔泰名列第三，但由于阿敏是努尔哈赤的侄子，不可能在将来继承汗位，实际上他已经名列第二。
谨慎有余、魄力不足的代善，虽然名列第一，未必能竞争得过自己，更何况自己的母亲多年来一直是大福晋。
一心要讨好父亲的莽古尔泰，竟然把屠刀对准了自己的生身之母……在富察氏死后，乌拉那拉氏就顺理成章被晋升为大福晋，用汉族的话说就是“正位中宫，母仪天下”。
这一年她已经３１岁，是位既成熟干练又风韵犹存的少妇，步入人生之巅的得意之情就在心中悄然萌发。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乌拉那拉氏在（１６０３年）明万历三十一年叶赫那拉氏去世后就被立为大福晋。

清太祖努尔哈赤大妃乌拉那拉氏福祸难定

伴随着努尔哈赤对明辽东重镇辽阳、沈阳的攻克以及对辽东广袤大地的占领，后金的政治中心也从赫图阿拉迁到了辽阳，时称东京。
辽东京依山傍水，东西宽约２８０丈，南北长约２６３丈，３．６丈的城墙屏蔽着八角宫殿、楼台殿阁。
从天命五年之后，乌拉那拉氏堪称是春风得意，大福晋的位置已经使得她成为后金境内最令人羡慕的女人，在新建成的东京后宫她住进最显赫的宫殿……在一夫多妻的社会，一个富有的或有权势的男人对于占有年轻漂亮的女性往往是乐此不疲，也许在他们自己看来这也是成功人生的一个标志。
伴随着努尔哈赤事业上的如日中天，一个个年轻的女性被选进了后宫。
步入中年的大福晋，已经感到自己对丈夫的吸引力已经是昨日黄花……但从丈夫对富察氏的安置中，可以看出在他的心目中妻与妾、后与妃的界限是非常明晰的，他虽然喜新却不厌旧，不会因为宠小福晋而使得大福晋丧失在后宫的地位，更何况她自己还没衰老到不堪入目的程度，只要能对丈夫移情别恋年轻福晋保持一颗平常心，她就不会失去眼前的一切……对大福晋来说，她的三个儿子更是她在后宫地位的有力保证，这三个儿子或能征善战、或异常聪睿、或人小志气大。
身体强壮的阿济格，十余岁就跟随父兄征战；多尔衮虽然比较瘦弱，但他不仅颇通韬略，而且兼通满、汉两种语言文字，虽说满洲人崇尚武功，实际上最缺少的还是识文断字的人，打天下靠的是武功，等到坐天下时就得需要有文墨大妃乌拉那拉氏次子——一封阿济格为英王册文（阿济格系大妃乌拉那拉氏长子）的人了，看得出努尔哈赤是很器重这个很少出征的儿子的；至于老儿子多铎更是一向要强，从来都要跟哥哥们比文韬武略……因而她的三个儿子自然得到父汗的赏识。
当１６１５年组建八旗时，阿济格的三哥阿拜、四哥汤古岱、六哥塔拜、七哥阿巴泰、九哥巴布泰、十哥德格类、十一哥巴布海连半个旗都未能分到，但阿济格却成为正白旗的旗主。
并不是所有那些兄长都不擅长征战，像阿巴泰、德格类都身经百战，但他们就是不能得到父亲的重视。
更令这些兄长惊诧的是，多铎还不到三岁也分到镶白旗，尽管由父亲代管，但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也是名义上的旗主。
至于自幼体弱的多尔衮几乎没打过仗，努尔哈赤却一再表示他自己领的旗将来要拨给多尔衮。
努尔哈赤对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的重视不仅引起那些没有得到旗主身份儿子的嫉妒，也引起旗主们——特别是四大贝勒的恐惧。
大福晋乌拉那拉氏的儿子已经统领两个旗，将来再拨给多尔衮一个旗，那还了得？尤其是对汗位觊觎已久的莽古尔泰、皇太极更不能对乌拉那拉氏三个儿子的扶摇而上坐视不管，既然这三个弟弟是“子以母贵”，那他们就来个釜底抽薪，把他们的母亲搞得声名狼藉。
这可真应了汉人的那句老话，福兮祸之所倚……

清太祖努尔哈赤大妃乌拉那拉氏绯闻中伤

沉浸在幸福中的乌拉那拉氏并没想到危险在一步步向她逼来。在诬陷富察氏同代善有染之后，又把矛头指向了乌拉那拉氏，如果说前一个谎言编织得不那么完美，但这次编得很容易令人相信，至少也会半信半疑，毕竟乌拉那拉氏要比代善小七岁。
努尔哈赤的庶妃阿济根、塔因查告发大福晋乌拉那拉氏同代善来往密切，诸如“大福晋两次备饭送给大贝勒”、“大福晋一天就两三次派人去大贝勒家，大概有什么共同商议的事”、“大福晋本人有两三次黑夜出院去”。
努尔哈赤遂出面解释道：“我曾言，待我死后，要将我的幼子等以及大福晋，托大阿哥（即指大贝勒代善）照顾抚养。
已有此言，大福晋倾心于大贝勒”，以期平息阿济根、塔因查所掀起的轩然大波。
然而皇太极、阿敏、莽古尔泰却不肯善罢甘休，一口咬定大福晋同代善有染：“每当大臣于汗屋聚筵会议时，大福晋即以金、珠妆身，献媚于大贝勒。
”长期得到汗王宠爱的大福晋乌拉那拉氏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同代善有私情的风波刚刚平息，又有人告发“大福晋偷盗了许多缎子、蟒缎、金银、财物”并藏到了阿济格家。
已经满怀狐疑的努尔哈赤便把从阿济格家中搜出的绸缎作为证据，恶狠狠地斥责道：“我以金、珠装饰你的身体，使你不胜其用，以人所未见的好绸缎使你穿用，加以恩养。
而你不爱为汗的丈夫，背着我的眼睛，将我放置一旁，越过我而去看视别人……”真可谓众口烁金！乌拉那拉氏原以为自己２０多年的婚姻酿出的是醇正香甜的美酒，可到头来依旧是充满涩味的苦酒，她只能和着泪水一同咽下去，用时间来证明自己是无辜的，用真诚去抚平汗王那颗被激怒的心。
被伤害的不仅是大福晋，代善的继承人地位也一并被摧毁。
努尔哈赤受到汉族中央集权体制的影响，试图废除满族固有的推举制、册立继承人。
他所选择的第一个继承人，是长子褚英。
１５９８年（明万历二十六年），１８岁的褚英在努尔哈赤开基创业的战事中大显身手，被赐号“洪巴图鲁”（凶猛的勇士）。
此后在同强大的乌拉部首领布占泰的战事中，又因作战勇猛被赐予“阿尔哈图门”的称号，翻译成汉语就是“广略”（颇具韬略）。
褚英因英勇善战、战功累累而得到努尔哈赤的器重，被立为继承人，并让他参与处理朝政。
在负责分配战利品时，由于褚英改变各旗均分的传统，引起旗主们的强烈不满。
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代善纷纷向努尔哈赤告发褚英“不恤诸弟”、多占财物。
兄弟们的一再控告，不仅导致褚英失去继承人的资格，还造成褚英在建国前的一年被父亲处死。
努尔哈赤所选择的第二个继承人是次子代善。
代善比褚英小三岁，也是位洋溢着尚武精神的青年。
１６０７年当他奉命去接应前来归附的东海瓦尔喀部众时，遭到乌拉部首领布占泰的截击，代善奋不顾身，迎战布占泰，不仅击退了乌拉部，而且使得瓦尔喀部众顺利抵达努尔哈赤的辖区。
因战功赫，代善被赐予“古英巴图鲁”（无畏的勇士）的称号。
１６１３年，在同乌拉部的关键一战中，代善亦因不畏强敌、作战勇敢而得到努尔哈赤的赏识。
在褚英失去继承人的资格后，代善则被努尔哈赤定为继承人。
因而当１６１６年努尔哈赤称汗建国时，代善便位居四大贝勒之首。
尽管努尔哈赤不想让代善成为第二个褚英，但皇太极、阿敏、莽古尔泰等人颇具蛊惑的言辞，已经动摇了代善在父汗心中的地位。
此后不久，莽古尔泰又借代善第二子硕托企图叛逃一案，大讲“我辈诸弟、诸子及国内大臣都怕兄嫂”，以至努而哈赤认为代善“因为妻的唆使便想除掉亲子与诸弟”，取消了次子将来“当一国之君”的“资格”。
皇太极、阿敏、莽古尔泰同庶妃阿济根、塔因查是否串通一气，已经无从考证。
但她们的告发却带来了两个相关联的后果——代善丧失了继承人的资格；乌拉那拉氏的大福晋地位虽未因此丧失，但阿济根、塔因查在宫内的地位却提高到可以和努尔哈赤同桌吃饭；乌拉那拉氏已经身不由己地卷入了权力之争的漩涡。
努尔哈赤还活着尚且如此，想到未来她不禁一身冷汗……

清太祖努尔哈赤大妃乌拉那拉氏被逼殉葬

与努尔哈赤事业蓬勃向上成为鲜明对照的就是他与日俱增的衰老，这后一点是大福晋乌拉那拉氏最不愿见到的，她以及她的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多尔衮、多铎还都要仰仗后金汗的庇护。
可努尔哈赤似乎并未意识到老之已至，在占领辽东后又雄心勃勃地渡过了辽河，向辽西挺进，并在该年正月攻克广宁及其周围的４０多座城堡，辽西明军像溃堤的河水冲向山海关。
按照努尔哈赤的风格，从来都是乘胜追击，不给敌人喘息之机，但这一次他未选择连续作战，而是班师回朝了，他自己也需要喘口气了。
努尔哈赤虽然讳言老，但他很清楚自己的精力、体力远非昔日，特别是那些当年一起统一建州女真的老臣的相继去世，已经让他感觉到死亡的威胁在一步步逼近。
他在何和礼去世后曾万分伤感地说道：“天何不遣一人送朕老耶！”不服老的努尔哈赤在天命十一年（１６２６年）初又踏上了征程，早已经被后金军队吓破胆的明关外经略高第命令所有驻守关外的明军撤至山海关。
但却有一个人拒绝执行撤退的命令，此人就是驻扎在宁远的袁崇焕，努尔哈赤遇到了他命中的克星。
虽然袁崇焕孤立无援，虽然宁远被围得水泄不通，但袁崇焕凭借在宁远配备的大炮，不仅以少胜多、击退了后金军队的进攻，还使得这位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女真统治者被炮火击伤。
努尔哈赤无限愤慨地说道：“朕用兵以来，未有抗颜行者，袁崇焕何人，乃能尔耶！”身体上的伤痛以及出征受阻所造成的心灵上的郁闷，终于把６８岁的后金汗击垮，不得不到清河温泉静心疗养。
自２５岁起兵，４３年的鞍马劳顿、风餐露宿已经耗尽了他生命中的元气。
当他自知大限将到之时，立即派人去沈阳接大福晋乌拉那拉氏，安排后事：立１５岁的多尔衮为继承人，以代善辅政。
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下午，大福晋头上的天塌了，努尔哈赤在返回沈阳的途中去世，乌拉那拉氏护送丈夫的遗体急行四十里连夜赶回沈阳，等待她的竟是已经策划好的宫廷政变。
虽然她宣布了努尔哈赤临终前的圣谕，但根本不可能粉碎策划好的阴谋。
第二天一早，四大贝勒向她摊牌了，拿出一份炮制好的命令大福晋乌拉那拉氏殉葬的所谓遗诏。
大福晋虽然全力抗争，但由于２１岁的阿济格势孤力单，１３岁的多铎更不可能统领一个旗的力量去与那些成年的兄长抗衡。
自从父亲满泰去世之后，不管处境多难乌拉那拉氏都挺了过来，此时，积累了３０年的泪水如泉涌堤决一般夺眶而出，但苦涩的泪水在无情的权力面前显得那样的无奈。
已经被绯闻磨得全无圭角的大贝勒代善自然退避三舍，既不会遵循父亲遗命辅佐幼弟多尔衮即位，更不会出来保护一个毫无依靠的弱女子；三贝勒莽古尔泰早就认为汗位非己莫属，他不仅掌握一个旗，还有同母弟德格类鼎力相助，对于小小年纪就已经各自掌握一个旗的阿济格、多铎早已心生嫌隙，只要乌拉那拉氏活着，他莽古尔泰就不可能如愿以偿；至于含而不露的四贝勒皇太极，已经从代善的儿子岳托、萨哈廉那里得到支持即位的承诺，更是心里有底，但要推翻父汗令多尔衮即位的遗命，就必须置大福晋于死地，四贝勒很清楚论智谋他未必能斗得过大福晋。
所有的合力汇聚到一起，就是逼迫乌拉那拉氏为丈夫殉葬。
乌拉那拉氏接受了殉葬的要求，但前提是这些兄长要对天发誓：善待自己两个年幼的儿子，要兑现努尔哈赤生前的许诺——拨给多尔衮一个旗。
在四大贝勒盟誓后，大福晋开始了殉葬的历程——在流尽一生的眼泪后，她换上大福晋在盛典时所用的服饰，端庄肃穆地走上了牺牲的祭坛，头也不回地朝着挂好的弓走去，弓弦一横便成了她最终的归宿……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男人之间的权力之争却要以剥夺女人的生命为前奏，那些颠簸在马背上的七尺男儿在扪心自问时难道就毫不汗颜？都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往往最先牺牲的却是匹妇！在沈阳盛京后宫，女人殉葬的悲剧并没有结束。
也许是为了杀人灭口，当年告发大福晋乌拉那拉氏同代善有私情的两名庶妃阿济根、塔因查也被强迫殉葬，一切的一切都伴随着年轻而又鲜活的两条生命的被扼杀而被掩盖得无迹可寻。

清太祖努尔哈赤大妃乌拉那拉氏生命的延续

在沈阳后宫里那位聪明干练的大福晋乌拉那拉氏永远地消失了，但她的生命依然在延续，阿济格继承了母亲的果断，多尔衮继承了母亲的睿智，多铎却继承了母亲的豁达。
在激烈争夺中继承汗位的皇太极，很快就兑现了拨给多尔衮一个旗的承诺，但并不是努尔哈赤生前统领的那个旗，而是阿济格的正白旗。
皇太极以阿济格为多铎擅自主婚为借口，剥夺了阿济格的旗主地位，真可谓一箭双雕，既兑现了努尔哈赤的许诺，又在阿济格与多尔衮之间结下了疙瘩，多尔衮的发迹毕竟是建立在阿济格的失势的基础上。
对皇太极来说笼络多尔衮、多铎这两个年幼的弟弟，总比驾御已经成年的阿济格要容易得多。
平心而论，在皇太极执政的１７年来对两个幼弟的确是关照有加，为他们提供锻炼的机会，对他们的任何一次战功都格外嘉奖，当皇太极仿照明朝官职创建六部时还不到２０岁的多尔衮就负责吏部事务，而当皇太极在天聪九年（１６３６年，明崇祯九年）称帝、改国号“清”、大封群臣时，２４岁的多尔衮、２２岁的多铎同代善、济尔哈朗（阿敏之弟）、豪格（皇太极长子）以及岳托等都晋封为亲王，多尔衮被封为睿亲王，多铎被封为豫亲王。
崇德八年八月（１６４３年，明崇祯十六年）初九，皇太极突然去世，而且生前也没有立下皇位的继承人。
尽管两白旗极力拥戴多尔衮即位，但两黄旗大臣索尼、鳌拜、图赖却摆出不立皇太极之子就以死相拼的架势。
为了避免兵戎相见、内部分裂，审时度势的多尔衮说服两白旗接受两黄旗拥立皇太极之子即位的要求，但要排除３５岁的肃亲王豪格，最终达成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折衷方案——以皇太极幼子福临即位、改元顺治，并以睿亲王多尔衮、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
济尔哈朗作为皇太极的堂弟在血缘上就远了一层，何况还是个生性懦弱的人，所谓共同辅政实际上是徒有其名。
清开国时期的军事民主制度，断送了多尔衮的皇位。
然而当皇太极统治１７年去世时，已经成为强者的多尔衮却又因“父传子”体制得到确认，再次与皇位失之交臂。
酝酿了１７年的旧恨与被迫承认皇太极之子即位的新仇，在多尔衮的心中激荡、膨胀……他忘不了已经凝固在头脑中最惨烈的一幕——母亲慷慨激愤的抗争，如泣如诉的叮嘱，绝望的目光与端庄的仪容……已经到了报杀母之仇的时候了，他要让逼迫母亲殉葬的四大贝勒付出代价。
对于一命呜呼的阿敏、莽古尔泰——在皇太极当政时已经受到严惩的两个人，多尔衮只能撂开手了；对于剥夺了他继承权、参与逼死母亲的皇太极，他的心情格外复杂，１７年来皇太极兑现了向大福晋的承诺，一直对自己和多铎关爱有加……但皇太极的皇位毕竟溅上了母亲的鲜血，他决定把报复施加在豪格身上，要让皇太极的长子体会到失去入承大统的滋味；至于既不敢按照父汗口谕辅佐自己即位又参与炮制遗诏逼母亲生殉的大贝勒代善，也得让他尝尝失去亲人的痛苦……就在拥立顺治即位后，代善第二子硕托及孙阿达礼劝睿王“自立为君”，以拥立来邀功，机敏过人的多尔衮深知在册立会议后再轻举妄动实在是以卵击石，立即出面告发硕托、阿达礼试图谋逆，并把不知深浅的硕托、阿达礼处死，让代善哑巴吃黄连。
从母亲那里承袭了超人智慧的多尔衮，不露任何痕迹就实施了被压抑多年的报复。
在发泄了聚集在胸中１７年的愤恨后，多尔衮就立即把全部精力用在对明清之际动荡时局的关注上。
甲申之变明王朝覆灭（清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年），明驻守山海关的总兵吴三桂请多尔衮发兵帮助自己讨伐李自成、兵报君父之仇；多尔衮意识到大举入关问鼎中原的机会终于出现了，立即统领八旗将士向山海关挺进，并通过软硬兼施使得吴三桂接受了剃发称臣的条件；旋即与吴三桂在一片石那个地方击溃了李自成，风卷残云般地占领了北京，很快作出迁都北京的决策，使得清王朝的统治从辽左一隅走向了全中国，完成了一个历史性的飞跃。
至于多铎、阿济格在逐鹿中原的战役中也都大显神威，多铎多次击败向陕西撤退的李自成，并在潼关的关键一战中基本摧毁李自成的实力。
而且在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１６４５年）势如破竹突破南明的江北防线，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入南明福王政权的都城……而阿济格则一直率领北路军追击李自成，在多铎调离开陕西后，一直对败逃中的李自成穷追不舍，从陕西追到湖北，直至李自成在九宫山死于非命……如果大福晋地下有知，她应该感到欣慰，受到汗王努尔哈赤特别器重的三个儿子，不仅在清与明的抗衡中立下赫赫战功，而且在继明而立、逐鹿中原中作出无人能替代的历史性贡献……

清太祖努尔哈赤大妃乌拉那拉氏短暂的哀荣

毋庸讳言，当上摄政王的多尔衮始终未能泯灭心中的称帝之念，曾无限遗憾地对心腹抱怨道：“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多尔衮并非不具备称帝的实力，明清之际动荡的时局也不止一次为他提供了黄袍加身的机会，当多尔衮统帅清军主力抵达北京朝阳门时，跪迎道旁的前明官员口呼万岁，旋即具表劝进，在当时“关内关外咸知有睿王一人”，顺治“冲龄，远在盛京，彼若肆然自帝，谁能禁之？”即使在多尔衮迁都北京、迎接顺治来北京之后，依然有汉族官员请多尔衮“正大位”。
然而多尔衮却一次又一次坐失称帝良机，无子乏嗣固然是个因素，但并不是最重要的，没有子嗣的李自成从一片石败归后，在从北京撤退之前还匆匆忙忙登基即位，过一把当皇帝的瘾。
多尔衮之所以克制强烈的称帝欲望，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不愿因内部的权力之争而使得清王朝失去一统海内的机遇，所以他在占领北京后，立即派人迎接顺治到北京登极，以保证八旗劲旅能一致对付明残余势力的抵抗。
对九五之尊的向往使得多尔衮并不满足摄政王的头衔，而且极力想使自己成为事实上的皇帝：多尔衮以郑亲王济尔哈朗 “王殿台基违制”，罢其辅政；又以“体有风疾，不胜跪拜”不再向顺治行君臣之礼；为了凌驾顺治之上多尔衮竟然当上了“皇父摄政王”；还在顺治七年追尊生母乌拉那拉氏为“孝烈武皇后”，“配享太庙”。
平心而论，在一个有一夫多妻传统的社会，按照嫡庶有别的观念以及皇家的规矩，大福晋就相当皇后的名分。
但由于皇太极继承了汗位，从来就没当过大福晋的叶赫那拉氏却被尊为“孝慈皇后”，努尔哈赤的三位大福晋——佟氏、富察氏、乌拉那拉氏没有一个能得到皇后的称号，佟氏的称号是元妃，富察氏的称号是继妃，乌拉那拉氏的称号是大妃。
可真应了母以子贵那句古话，儿子当上皇帝，生母得到皇后的殊荣，但在封建礼制中嫡母的皇后名分是不能被剥夺的。
可是皇太极在追尊生母的同时却剥夺了嫡母们的名分。
已经成为事实上皇帝的多尔衮当然咽不下这口气，大权在握的他追尊已经当了七年大福晋的母亲为“孝烈武皇后”，这本来就是他母亲早就应该得到的。
乌拉那拉氏的“孝烈武皇后”头衔以及“配享太庙”的哀荣享有还不到一年就因为多尔衮于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去世（１６５０年１２月３１日）而成为昙花一现。
为了争取两白旗大臣的支持、稳定局势，顺治在十二月十八日（１６５１年１月９日）下达了多尔衮葬礼“合依帝礼”的命令，并充分肯定了多尔衮当“太宗文皇帝（既皇太极）升遐之时，诸王大臣拥戴皇父摄政王，坚持推让，扶立朕躬，又平定中原，统一天下，至德丰功，千古无两”的丰功伟绩。
此后七天（十二月二十五日，１６５１年１月１６日）又颁布追尊多尔衮为义皇帝、庙号成宗的诏书，再次肯定了多尔衮“辟舆图为一统，摄大政者七年”的历史地位。
可悲的是在多尔衮被追尊为义皇帝后还不到两个月，就风云突变，已经控制住局面的顺治以“殡服违制”对多尔衮的追夺论罪（顺治八年二月二十一日，１６５１年３月１２日），在籍没家产追夺睿王封爵的同时也就一并撤销了“孝烈武皇后”的尊号，乌拉那拉氏的称号又变回大妃。
在顺治的曾孙乾隆即位四十三年时（１７７８年）下达了为睿王昭雪的命令，充分肯定了多尔衮在“追歼流寇，抚定疆陲，创制规模”，“奉世祖（顺治庙号）车驾入都，成一统之业”的贡献，并对“殡服违制”之说予以驳斥：“朕念王果萌异志，兵权在握，何事不可为，乃不于彼时因利乘便，直至身后始以殡服僭用龙宾，证为觊觎，有是理乎！”而当乾隆皇帝看到实录中记载多尔衮对诸王大臣所说“有忠于皇上者，予用之，爱之；其不忠于皇上者，虽媚予，予不尔宥”，“为之堕泪，则王之立心行事，实为笃忠”，“明君臣之大义”，“岂可不为之昭雪，宜复还睿亲王封号，追谥曰‘忠’，配享太庙”，大清王朝总算还没忘记这位定鼎中原的决策人。
在乌拉那拉氏的儿子中最有悲剧色彩的就是有勇少谋的阿济格，在皇太极统治时期他的地位始终比两个同母弟弟低，崇德改元封给他的头衔是郡王，而当上了正白旗旗主的多尔衮，即使在当上摄政王后对阿济格也一直心存防范，禁止两白旗大臣同阿济格来往。
阿济格在多尔衮去世后曾在两白旗大臣中游说、劝他们拥立自己继续担任摄政王，并秘密派人通知自己的儿子劳亲“多率兵”来猎所。
顺治及其母亲孝庄皇太后利用两白旗大臣群龙无首的混乱状况争取两白旗大臣倒戈，以至多尔衮集团的骨干额克亲、罗什、博尔惠、吴拜、苏拜等人在护送多尔衮灵柩回京途中，一举将阿济格父子抓获。
继之而发生的就是对阿济格图谋摄政一案的审理，顺治八年正月初六（１６５１年１月２６日）议政王大臣会议对阿济格做出终身幽禁、籍没家产的判处。
性情刚烈的阿济格因在幽所举火自焚而被处死，也算得上不成功便成仁了。

清太祖努尔哈赤大妃乌拉那拉氏“实录”不实

所谓“实录”是本朝所修，是即位的皇帝命令国史馆等一类的文墨人根据档案材料对先帝爷在位时期的重大事件所编纂的。
至于把什么收入“实录”就看当今皇帝的政治需要了，所以“实录”所记载的未必全都能真实地反映历史。
这一点在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世祖（顺治）前三朝实录中相当突出，尤以太祖朝为最，而其中关于乌拉那拉氏殉葬的情节则又是屡屡被改动的内容。
在皇太极时期纂修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这样描述道：大妃乌拉那拉氏“饶丰姿，然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所制，留之恐后为国乱，预遗言于诸王，日俟终，必令殉之。”在多尔衮摄政时令刚林、祁充格期对《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进行修改，把上述那段对乌拉那拉氏多有谤言的描绘删掉，把她的殉葬改为出于对太祖的景仰—— “吾自十二岁事先帝，丰衣美食二十六年，吾不忍离，故相从地下”，自愿殉葬。
而当多尔衮被追夺论罪后，删掉的内容又被加上，香消玉殒多年的乌拉那拉氏在另一个世界仍然不得安宁。
直至乾隆年间对太祖朝实录最后进行修改时，对乌拉那拉氏殉葬的情节又回到因景仰太祖自愿殉葬的描述。
不管如何写、如何改，实际上都掩盖了乌拉那拉氏被逼殉葬的真相，“实录”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被篡改，“实录”不实也就是很正常的了……多尔衮虽然被平反昭雪，但乌拉那拉氏的“孝烈武皇后”头衔并没有随之恢复；乌拉那拉氏被逼殉葬的内幕在清代的官修史书中永远都是个禁区，即使在多尔衮当政时期也是如此，但滔滔而去的历史长河最终将荡尽掩盖真相的尘埃；而建在北京南池子的睿王府以及协和医院前身的豫王府印证着逝去的一切……

清太宗皇太极庄妃博尔吉济特氏嫁给姑父

６２年的风风雨雨，把一位天真伶俐的少女磨炼成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从沈阳的永福宫到北京的慈宁宫都印有她的倩影与足迹；太多的家事与国事以及太多的传奇，不仅在于与姑母、姐姐共事一夫，还在于她与小叔子多尔衮之间有着说不清的瓜葛，更在于她在弥留之际所做出的不同丈夫合葬的决定，这其中包含了太多的凄苦、无奈与辛酸，也留下太多的猜测……
神秘的宫闱把一位天真伶俐的闺名为“木布泰”的少女变成风姿绰约的庄妃，权力之争又把她磨炼成一位纵横捭阖而不露的女强人；从沈阳的永福宫到北京的慈宁宫，她经历了太多的家事与国事，面对从天而降的狂飙她从容不迫，面对幼主临朝而造成的大权旁落，她以退为进，巧于周旋，并最终为少年天子赢得了乾纲独断；她在辅佐儿子顺治之后又辅佐孙子康熙，并最终为清王朝培育出一位盛世之君；不管她的儿孙是否需要，她在生前与死后永远守护在他们的身边……
天命十年初（明天启五年，１６２５年）蒙古科尔沁贝勒斋桑之女——博尔吉济特氏家族１３岁的木布泰在兄长吴克善的护送下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开始了远嫁的行程，她肩负着家族与部族的使命奔赴沈阳，同后金汗努尔哈赤的第八子——四贝勒皇太极完婚。
从年龄上说新娘比丈夫小２１岁，从辈分上说皇太极是１３岁的木布泰的姑父。
１１年前（明万历四十二年，１６１４年）木布泰的姑母——莽古思之女嫁给皇太极为福晋。
皇太极比１６岁的莽古思之女年长７岁，应该说是相当般配的婚姻了，但当时的皇太极已经妻妾成群，皇太极的发妻是清开国五大臣额亦都的女儿，继之又娶了乌拉那拉氏，当莽古思之女嫁过来时乌拉那拉氏的儿子豪格都已经６岁了。
为了区别姑侄，姑且称莽古思之女为老博尔吉济特氏，称木布泰为小博尔吉济特氏。
科尔沁部贝勒莽古思如此安排女儿、孙女的婚事，同后金势力的迅速崛起有直接关系。
明万历二十一年（１５９３年）八月，科尔沁部同海西四部等组成九部联军，讨伐努尔哈赤，但被击败。
科尔沁部遂退出反努尔哈赤的同盟，成为蒙古各部中第一个同努尔哈赤结盟的部落。
经过再三的权衡，莽古思决定同努尔哈赤结为儿女亲家，皇太极就成为科尔沁部的乘龙快婿。
看来联姻皇这步棋是走对了，此后两年努尔哈赤就称汗建国，愈发显示出龙兴之势。
满蒙联姻也受到后金的重视，因而莽古思之女在四贝勒的妻妾中被视为嫡妻。
但令莽古思不安的是女儿命中子嗣不旺，成婚都１０年了还没生下一男半女，不能坐果的花一旦凋谢就化为乌有了，这对于科尔沁部、对莽古思家族可是件头等大事。
在莽古思的家族中，到了出阁年龄的只有这个快１３岁的孙女了。
在努尔哈赤的十几个儿子和几个孙子中究竟选择哪一个为孙女婿呢？在努尔哈赤的儿子中年龄上最般配的是比孙女大三岁的多尔衮（努尔哈赤第１４子）、孙子中则是豪格。
但联姻最看中的是地位，无论是多尔衮还是豪格都不在四大贝勒之列，而四大贝勒从天命六年（１６２１年）就协助后金汗处理政务，既接近权力中心，又积累了从政经验。
所以还得在四大贝勒中物色孙女婿——大贝勒代善不仅年龄太大，而且早已失去当年的锋芒；出自旁支的二贝勒阿敏可以忽略不计；至于过于急功近利的莽古尔泰肯定成不了大事。
比来比去还是觉得，在后金政坛上最有希望的是四贝勒皇太极。
对保留着兄死妻嫂、父死妻后母习俗的游牧部族来说，侄女嫁给姑父实在是件司空见惯的事，说来也巧这门婚事订下不久，就传来莽古思之女身怀有孕的消息，而当小博尔吉济特氏同姑父合卺之后半年，老博尔吉济特氏为皇太极生下第二女，联姻终于有了结果，只可惜不是位阿哥，还有点美中不足。
有姑侄共事一夫，总算又多了一层保险。
关于四贝勒皇太极的神话第一次出现在小博尔吉济特氏生活中是在１６１９年（后金天命四年），那一年她７岁。
该年，后金军队在萨尔浒一带大败明军。
在同明山海关总兵杜松所率领的军队作战时，已经抢占界藩山的四贝勒配合从吉林崖冲下的后金军队全歼杜松一路；在同明开原总兵马林所率领的北路军的激战中，四贝勒所率领的千余骑向占据斐芬山的明军冲去，集中力量歼敌一隅，进而全歼北路明军；而在同刘所率领的南路明军作战时，四贝勒率领军队抢先占领战略要地阿布达里岗，居高临下，为彻底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此次战事中，四贝勒的战绩最为突出……
因而小博尔吉济特氏对姑父皇太极充满钦佩之情。
当心目中的偶像出现在博尔吉济特氏眼前，而且是在如此近的距离内四目相视时，反倒觉得不自在了，景仰一个人同嫁给一个人毕竟不是一回事。
在观念上她可以接受把姑父变为丈夫的现实，可在内心深处就是找不到做夫妻的感觉，说真的她还需要一个转换角色的时间，她不是不想得到名副其实的婚姻，也不是不想体会风月之情、云雨之悦，可一旦到了和丈夫单独相处的时候就格外的紧张，床笫之欢对于她就像是海市蜃楼一样……
对于她和四贝勒来说，都还需要一个磨合期。

清太宗皇太极庄妃博尔吉济特氏以夫为师

小博尔吉济特氏嫁到沈阳后一年零六个月——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１６２６年），后金汗努尔哈赤晏驾，虽然她才１４岁但已经从大福晋乌拉那拉氏的被迫殉葬中感受到权力之争的血雨腥风……
在老汗王去世后，代善在长子岳托、三子萨哈廉的说服、推动下明确表态拥戴四贝勒皇太极即位。
有了代善的表态，志在必得的三贝勒莽古尔泰也就成了孤家寡人，但颇通韬略的皇太极却一再强调“皇考无立我为君之命，若舍兄而嗣位，既惧弗克善承先志，又惧未能上契天心”，翻译成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自己并不是老汗王指定的继承人，如果越过兄长而即位既怕不能很好地继承父汗的志向，又怕不能符合天意。
虽说兄弟子侄一再强调“国不可一日无君”，盛赞“四贝勒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但皇太极就是要抻一下，不急于接受他们的推举。
四贝勒的推辞愈发使得众贝勒惶惶不安，于是他们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劝进，表明对四贝勒即位“众皆悦服”。
这样反反复复地持续了十几天，一直到八月二十七日——
老汗王去世都已经１６天了，皇太极才接受兄弟子侄的推举，并决定在九月初一继承汗位，以明年为天聪元年。
皇太极在即位问题上所表现的以退为进，是在政治上给小博尔吉济特氏上的第一课。
皇太极给小博尔吉济特氏上的第二课，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天聪元年（１６２７年），即位伊始的皇太极利用明军修复关外重镇无暇东顾的机会，决定派重兵突袭明王朝的战略伙伴——李氏王朝所统治的朝鲜。
明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年）日本侵略朝鲜，在朝鲜国王的请求下，明王朝派出了援军，经过将近八年时间的血战终于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明与朝鲜也就结下了情同骨肉的友谊，因而当明与后金大战萨尔浒时，朝鲜派出军队参战。
尽管萨尔浒之战以明军的战败而结束，而且后金的势力很快囊括了辽东半岛，但朝鲜对明朝不改初衷，不仅给在岛上坚持抵抗后金的毛文龙提供方便，还帮助从辽东逃到朝鲜的汉民从海上返回中原地区。
在皇太极看来，只有切断朝鲜同明朝的联系，后金在同明的抗衡中才可能消除来自右翼的牵制。
为此皇太极在天聪元年（１６２７年，明天启七年）率领一支军队到辽河一带，摆出要兵进辽西的架势，可在实际上却派大军突袭朝鲜，强迫朝鲜同后金签订城下之盟，以后金为兄，以朝鲜为弟。
皇太极在政治上给小博尔吉济特氏上的第三课，则是率领军队突破长城防线，对明京畿地区进行扫荡。
由于当年老汗王努尔哈赤在广宁之战后未能穷追不舍、连续作战，就给了明王朝在辽西构筑宁锦防线的机会。
明军乘机恢复城堡，练兵、屯田，大大加强了在辽西的防御能力，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下受挫就是一个证明。
而皇太极即位后对锦州的进攻再次受阻，都充分证明在当时后金还不具备冲破宁锦防线的能力。
于是，皇太极决定避实就虚，在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１６２９年）突袭并无重兵防御的长城。
皇太极避实就虚的决策，给小博尔吉济特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接下来令小博尔吉济特氏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兵临北京城下的皇太极，居然能仿照《三国演义》蒋干盗书的情节，编造了宁锦防线的缔造者——袁崇焕同皇太极有密约的假情报，并有意泄露给所抓获的明牧马场的太监、且给其提供逃跑的机会，从而用反间计使得明朝的崇祯皇帝把从宁远飞抵京城勤王救驾的袁崇焕逮捕入狱，导演出明朝皇帝自毁长城的传奇……
皇太极的运筹帷幄，实在令小博尔吉济特氏叹为观止。
天聪四年初（１６３０年）皇太极班师回朝，但留下一支队伍驻守夺取的关内四城——迁安、永平、遵化、滦州。
由于负责驻守关内四城的二贝勒阿敏，在明军突然发动袭击时仓皇逃回关外，从而使得皇太极把关内四城作为南下桥头堡的战略设想落空……
然而皇太极却本能地具有将坏事变成好事的能力，把关内四城失守作为治罪阿敏的理由。
阿敏不仅失去二贝勒的头衔，而且被幽禁，皇太极即位后所保留的四大贝勒一同接受朝贺的议政形式初步得到改变，虽然代善、莽古尔泰依然在朝贺时同皇太极并排而坐，但皇太极居中而坐，两位兄长分坐两边，天聪汗的地位明显提高。
自幼就“独噬图史”的小博尔吉济特氏在嫁到沈阳后不仅像读天书一样去阅读汉文典籍，而且还从皇太极的治国安邦、军事征伐中学到许多……
其中有文韬，有武略，有权术，有机变，有汉文。
此时，她已经把丈夫视为良师。
由于小博尔吉济特氏在婚后好几年也没有身孕，让皇太极的皇后——也就是她的姑母万分焦急，就连远在科尔沁的家人也都因此方寸大乱，博尔吉济特氏家族决定由她的祖母在朝贺时把自己的老闺女——比侄女还要小好几岁的小姑姑带到沈阳，继续同皇太极联姻。
孰料这层意思还没挑明，就节外生枝了，多尔衮见到了汗兄的小姨子，而且是一见钟情，结果由皇太极做主把皇后的妹妹许配给了多尔衮。

清太宗皇太极庄妃博尔吉济特氏姐姐来归

政治上的运筹帷幄、军事上的出其不意，是那样地吸引小博尔吉济特氏，而其乐无穷的感受则把她引领到“治国、平天下”——原本是男人的世袭领域，生为女人也许是她一生最大的悲哀……
然而一个女人在做了母亲之后就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在生下两位格格之后，小博尔吉济特氏似乎才意识到即使为了女儿也要努力去尽一个妻子的责任。
一个不能主宰自己婚姻的女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生儿育女才体会到夫妻一环的重要，她必须为儿女的成长提供一个良好的空间，而在粉黛集中的后宫就更是如此，母亲在丈夫心目中的地位往往决定儿女在家庭中的地位。
天聪八年（明崇祯七年，１６３４年），小博尔吉济特氏的国与家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这一年五月，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的叔叔毛祁他特率领自己的部众投奔后金。
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作为成吉思汗的嫡传后裔已与明朝结盟，以对付正在崛起的后金。
但察哈尔部在天聪六年（１６３２年）被皇太极击败，向西狂奔，逃至青海大草滩，一路之上部众损失大半。
毛祁他特见大势已去，在溃逃途中，先躲到科尔沁部，继之又从科尔沁来到沈阳，归降后金天聪汗，该年五月来到沈阳。
皇太极从毛祁他特那里了解到察哈尔部沿途溃散的状况，立即率领军队收编散落的部众。
五月二十九日，当皇太极行至纳里特河扎营时，一只“雌雉自西飞堕御营内，众军索之不得，夜入御幔榻下”，“众皆谓雉翟乃后妃之羽仪，当为皇上得贤后吉占”。
当皇太极凯旋后，科尔沁部已经把木布泰２６岁的姐姐送到了沈阳宫阙，时为天聪八年十月十六日。
为了区别姐妹俩，称姐姐为大博尔吉济特氏，据太宗朝实录记载：当大博尔吉济特氏抵达时，“上偕皇后诸妃迎至，设大宴纳之”。
在大博尔吉济特氏抵达沈阳的当天就举行了合卺之礼，也就是说所有的一切在此之前就都安排完毕。
无论是实录还是《清史稿•后妃传》，对于大博尔吉济特氏在来到后金以前的身世都没有任何透露。
按照当时早婚的习俗，２６岁的女子不可能还待字闺中，更何况科尔沁部莽古思家族一向对联姻非常重视，大博尔吉济特氏在十几年前就应该已经嫁出去了。
问题是，她的第一次婚姻嫁给了谁？虽然清朝当权者有意掩盖真相而变得扑朔迷离，但从察哈尔部的林丹汗的叔叔毛祁他特先逃到科尔沁、再从科尔沁投奔沈阳后不到５个月就上演科尔沁部送大博尔吉济特氏到沈阳同皇太极完婚等一系列事件中，还是可以发现某些蛛丝马迹的。
在努尔哈赤当政时，察哈尔部是漠南各部名义上的首领，其实力也是各部中最强大的。
科尔沁虽然已经同努尔哈赤结盟，但在十几年前还无法判断究竟哪一个更具有王者之气，在同后金联姻的同时把大博尔吉济特氏嫁给察哈尔部的首领，也是很自然的安排。
笔者的这一推测并非出自杜撰，而在得悉近代史上一件真实的事情——太平军起事后，某一大户在无法判断哪一方最终获胜的情况下，让一个儿子投到李鸿章的门下帮助办淮军，让另一个儿子投了太平军，将来无论哪一方胜了，都有人在朝中为官；结果是清军平定了太平军，那个察哈尔部儿子也阵亡了，而投在李鸿章门下的儿子后来官至清朝总督。
在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就脚踩两只船，儿子都可牺牲，更何况女儿。
大博尔吉济特氏以前的夫家—察哈尔部的首领毛祁他特一行人，需要把大博尔吉济特氏作为进见礼；木布泰一直到天聪八年仍然未能给皇太极生下阿哥的现实，也使得莽古思家族对这门婚姻特别热衷；而天生丽质、文静的大博尔吉济特氏又的确同皇太极有缘，一下子就把皇太极的魂给勾走了，堪称是三千宠爱在一身，真应了“皇上得贤后”的“吉占”。
与此同时，作为妹妹的小博尔吉济特氏的生活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当大博尔吉济特氏成为后金后宫的一位妃嫔时，已经嫁过来１０年的木布泰相当兴奋，自己的身边毕竟又多了一个娘家人。
姐妹俩嫁给一个丈夫在满蒙的贝勒、贝子家本来就是司空见惯的事，更何况博尔吉济特氏对于汉族的娥皇、女英共事一夫的典故早已略知一二。
虽说性爱是排他的，但在皇宫内的女性首先需要学会的就是宽容，对丈夫的移情别恋要视而不见，心如止水，对自己所受的冷落要毫无怨恨之情，听天由命，顺其自然。
然而令小博尔吉济特氏始料不及的，共事一夫不过是她自己一厢情愿的设想。
姐姐的出现完全改变了妹妹小博尔吉济特氏的处境——欲做贤妻而不可得。
小博尔吉济特氏在婚后多年培养起来的夫妻感情，伴随着皇太极对大博尔吉济特氏的炽热的持久的爱而消失得杳无踪迹，而夺去丈夫的竟是自己一母同胞的姐姐……如果在几年前，当少不更事的小博尔吉济特氏还不懂得风月情浓的滋味时，对于姐姐的独承雨露也许并不会特别在意，可如今她已经从少女变成了少妇，让一颗被异性激活的心，去适应被冷落的麻木生活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毕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被冷落是痛苦的，但也给了小博尔吉济特氏清醒地领悟人生的时间……对于夫妻来说，第一次的四目相视时的感受可以彼此凝固一生，姐姐投过去的惊鸿一瞥，足以令皇太极刻骨铭心，而她当年投过去的是惊恐羞涩，在丈夫的心中她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女孩。１０年形成的夫妻情竟敌不过一瞥……小博尔吉济特氏又重新考虑起自己的角色，既然她不可能在皇太极的感情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就把精力用于所热衷的政坛吧。
“天生我材必有用”，又何必枉悲伤！小博尔吉济特氏对察哈尔的关注并不亚于皇太极。
当林丹汗病死的消息传到沈阳后，她的第一感觉就是立即派军队去接收林丹汗的部众。
小博尔吉济特氏的设想与皇太极不谋而合，多尔衮、豪格、岳托、萨哈廉等率领军队从辽东出发，一路西行，渡过黄河，对土崩瓦解的察哈尔进行收编。
在政治上她竟然能同皇太极“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本身就说明她已经拥有挤进男人世袭领地的能力……
多尔衮对林丹汗之子额哲及其部众的招抚，以及从林丹汗遗孀——苏泰福晋那里得到元朝的传国玉玺（上面刻有四个汉文篆字“制诰之宝”）的消息，更是令小博尔吉济特氏不胜欢欣，凭直觉她已经感觉到对后金的事业来讲又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堪称是天与人归……
此后不到一年，皇太极便在满、蒙、汉贝勒、大臣的拥戴下称皇帝，改国号“清”，改元崇德。
在称帝的同时，皇太极也开始完备后宫制度，五宫并设：以皇后老博尔吉济特氏位居中宫，以宸妃大博尔吉济特氏居关雎宫，以贵妃——阿霸垓部郡王额齐格诺颜之女博尔吉济特氏居麟趾宫，以淑妃——阿霸垓部塔布囊博第塞楚祜尔之女博尔吉济特氏居衍庆宫，以庄妃小博尔吉济特氏居永福宫。
庄妃已经从五宫的设置及命名中领悟到皇太极极力在政治需要与追求感情之间保持平衡。
五宫中清一色的博尔吉济特氏的后妃，反映出他对满蒙联姻的高度重视；以皇后老博尔吉济特氏位居中宫显示出对皇后地位的尊重；以关雎宫安置姐姐宸妃则说明：他虽然是皇帝但首先是个男人，而作为一个男人对于纯属个人情感的渴望与追求，以“关雎”作为宸妃殿宇的名称，就迸发出他对“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生活的神往；麟趾宫则出自《诗经•周南》中的“麟之趾”篇，该篇盛赞周文王子孙繁衍且人才辈出，以麟趾命名寄予了皇太极对博尔吉济特氏家族妃嫔生子并册立为继承人的厚望；至于衍庆、永福所表达的不过是幸福绵延长久。
小博尔吉济特氏深知，在接近权力巅峰的后宫，在接近权力之争漩涡的后宫，能成为一个永远有福的人又谈何容易！

清太宗皇太极庄妃博尔吉济特氏小试牛耳

颇通汉族五行相克之说的庄妃，已经从国号的更改中洞察到酝酿在皇太极心中的雄图大略——以大清之水扑灭朱明之火，明清之间更激烈的战争即将揭开序幕。
她意识到清王朝一旦入主中原，就要懂汉语，于是她未雨绸缪，利用一切机会学习汉语。
虽然皇太极即位后曾率领军队突破明长城防线，蹂躏明京畿地区，但庄妃愈来愈意识到在明军还保有宁锦防线、占领山海关的情况下，清军只能快进快出。
从天聪三年第一次突破长城防线到崇德元年、崇德三年对长城防线的突破，都是采用突然杀入、大掠而归的战术，皇太极不能不考虑宁锦防线上的明军会突破辽河进攻沈阳……
摧毁明宁锦防线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但要摧毁宁锦防线必须需要大炮，有鉴于八旗劲旅在攻城中屡屡被明军炮火所阻，皇太极在即位后开始试制火炮，并在天聪五年（１６３１年）制造出土炮，但比起明军在宁远、锦州所配备的从澳门购置的西洋大炮（装有望远镜，炮弹可连发）还落后一大截。
此后又过两年，盘踞登州的原明朝游击孔有德、参将耿仲明把明登莱巡抚孙元化仿西洋大炮所生产的几百门新式大炮全部夺取，并从登州突围投奔皇太极，这些新式大炮就成为改换门庭的进见礼。
新式大炮的输入，为摧毁明宁锦防线奠定了基础。
庄妃似乎已经嗅到摧毁宁锦防线的硝烟。
果然，向宁锦防线发起攻击的战争在崇德四年九月（崇祯十三年，１６４０年）发起。
在皇太极的部署下，清军轮番轰击明军设在杏山、松山、锦州、宁远等军事重镇。
到翌年三月，清军已经完成对锦州的战略包围。
为解锦州之围，明崇祯帝命蓟辽总督洪承畴率领十三万军队出关。
驻守锦州的祖大寿派人给洪承畴送信，强调保护饷道的重要。
洪承畴接受了这一建议，以守为战、步步为营，但明廷却以洪承畴祠师久靡饷，一再促战。
洪承畴被迫于崇德五年五月率领六万军队从宁远向锦州进发，在距锦州十八里的松山受到清军阻击，进不能到锦州，退不能回宁远，被困在松山。
与此同时清军的另一支军队运动到杏山与松山之间，切断通向锦州的饷道，并夺取了明军囤聚粮草的笔架山。
锦州之围未解，洪承畴又被围困在松山，而被分割在杏山的明军在向宁远撤退时又遭到袭击，被歼五万有余。
无力突围的洪承畴，在被围困四个月后被清军生擒活捉，时为崇德七年二月十九。
饷道被切断、援军被歼以及主帅被擒的现实，把祖大寿逼上了绝境，该年三月初十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祖大寿走出围城，向清军投降，锦州的陷落使得周围的城堡全部被攻占，宁锦防线仅剩下宁远一座孤城。
志在夺取中原的皇太极下一步就是要设法劝降洪承畴，对中原两眼一抹黑的清王朝当然需要一个“引路者”，洪承畴是最合适的人选。
庄妃当然已经得悉，洪承畴在被俘后“延颈承刃，始终不降”，而且在求死不得的情况下开始绝食。
庄妃还知道，皇太极曾派颇有影响的汉人——范仲淹的后代、清朝大学士范文程，到关押洪承畴的三官庙探望过洪氏，与之“谈论古今”。
在谈话中范文程发现“梁间积尘落洪襟袖间，洪屡拂拭之”，并因此推断洪承畴死心未决，范文程曾向皇太极分析道“其敝衣犹爱惜若此，况其身耶”！范文程的分析很有道理，但毕竟是推测。
在没摸准洪氏的脉之前，皇太极是不能贸然前去的，万一洪承畴不能纳头便拜，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再派谁去呢？清廷内的汉族官员——无论是地位还是智慧，没有一个能比得上范文程的，而满洲贵族中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充分理解争取洪承畴的意义，更何况彼此之间还有语言障碍呢……
机敏的庄妃洞察到皇太极已经陷入了无人可派的地步。
此时，清朝皇帝需要派一个比范文程更接近权力中枢的人去打消洪氏的顾虑……
于是，庄妃想到了自己，她认为：凭借自己对汉族传统文化的积累和流利而又准确的汉语及充满哲理的说服能力去劝降洪承畴是不成问题的。
而且满族还没封建到男女有别的地步，以后妃的身份出面去劝降一位皇帝很看重的汉族官员也不会引起轩然大波……
于是，她断然向皇太极请命，夫妻之间竟然不谋而合。
庄妃的出现令洪承畴为之一震，庄妃并非一般后妃，是皇后的内侄女，她的驾到既意味着皇后的亲自光临，也表明皇太极对他洪某人生死的高度关注，被俘的汉族官员不计其数，拒绝投降的也并非他一人，但派通晓汉语的皇妃前来劝降这还是头一次。
庄妃却绝口不提归降二字，反而对洪承畴杀身成仁的选择表示钦佩，一口一个洪先生叫着，一再强调“先生之志不可夺，我并不劝先生弃旧图新”。
很会把握谈话分寸的庄妃，在洪氏心理防线已经放松的情况下，同其探讨起历朝历代的兴衰，很自然地谈到识时务者为俊杰、良臣择主而事一类的话题；接下来又对已经绝食数日的洪承畴说道：先生“这样折磨自己，真叫人见了实在心疼。”一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话语，已经把明蓟辽总督的心理三八防线摧毁，只见洪承畴转过脸去“闭目面壁泣不已”，这才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伤心的泪水、无奈的泪水、知遇之恩的泪水一起涌了出来……
如果崇祯皇帝不逼他改变以守为战、保护饷道的策略，他会落到这步田地？如果战死疆场又焉能落得饥肠辘辘、求死不得的地步？他记不清已经绝食几天了，至少已经十几天了，怎么他还能活着？难道这是天意？让他去辅佐一个新的王朝？绝对是天意！其实洪氏之所以活着，并非天意，实乃人意。
皇太极需要洪承畴，从洪氏开始绝食时起，庄妃就密令在三官庙看守的人要把用人参泡过的水给洪承畴喝，如果他拒绝喝水，就乘他体弱昏睡之际，悄悄地往他嘴里滴几滴人参汤……
望着涕泣不已的洪承畴庄妃悄然退下，她知道降服洪氏的时机已经成熟。
当皇太极出现在三官庙时，泪流满面的洪承畴立即五体投地。
庄妃以她的机敏、流利的汉话、善于捕捉心理变化的言辞，为皇太极入主中原战略的实施争取到一位难得的向导。
至于从政所带来的挑战与喜悦，也给庄妃的生活打开一扇更宽阔的窗口，并为她提供了一个叱咤风云的舞台；她今后的生活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波澜壮阔。

清太宗皇太极庄妃博尔吉济特氏纵横捭阖

皇太极一直期望能在五宫后妃所生的儿子中册立皇位继承人，真是天遂人愿，崇德二年（崇祯十年，１６３７年）最受宠爱的宸妃第一个给他生下儿子，此即皇八子，此子一出生就被立为皇储，而且皇太极还为此大赦天下。
说来也巧，庄妃在一年后生下了皇九子，尽管皇八子出生后一年多，就夭折了，但皇太极仍无立嗣皇九子之意，他依然寄希望于宸妃，想等宸妃再生育个阿哥作为继承人。
不承想经受丧子打击的宸妃，健康状况日下，不仅未能再育，而且卧病不起。
崇德六年九月（１６４１年）正在锦州指挥战事的皇太极，得到宸妃病危的消息，立即从锦州往沈阳赶，马不停蹄，日夜兼程……
但心急如焚的皇帝还是未能赶在死神之前回到关雎宫，宸妃怀着对皇太极的无限眷恋与牵挂离开了人世，享年３３岁。
关雎宫从此失去了生气，失去了真情，失去了欢乐，失去了希望，诚可谓：从此生死两茫茫，多情天子空悬念……
皇太极失魂落魄，精神恍惚，虽然他也时常提醒自己别忘了作为一位清朝开国皇帝的责任—— “天生朕为抚世安民，岂为一妇人哉”，但在实际上却不能从悲伤中自拔。
就连攻陷松山、锦州，收降洪承畴这样一系列的重大胜利也不能减轻他内心的痛苦。
庄妃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如此下去，就是铁打的人也会被摧垮。
在庄妃的建议下，皇后安排诸王大臣陪同皇太极到郊外打猎，散散心，谁料在行至蒲河时看到的竟是宸妃的坟墓，皇太极自然又是一番伤感。
表面上看来，皇太极依然在处理朝政，但庄妃心里明白皇太极的魂已经被姐姐给带走了。
天崩地坼说不定哪一天就会降临，但立储一事又是个极为敏感的话题，会再次触动皇太极对宸妃以及皇八子的思念，弄得不好失去理智的皇太极甚至还会迁怒提出这一问题的人。
皇太极不仅自己被悲伤吞噬，而且要求其他人都得像自己一样痛不欲生，郡王阿达礼——即当年曾经说服代善拥立皇太极即位的萨哈廉的儿子，因在宸妃去世后未能如丧考妣，甚至“作乐”，而被皇太极夺爵。
“作乐”尚且如此，何况立储……
皇太极已经被宸妃去世所击垮，天崩地坼不知哪天就会降临。
庄妃很清楚，不立嗣必然就会有一番争夺……
本来按照当年皇太极那含而不宣的在五宫后妃所生的儿子中择立继承人的意图，也该轮到皇九子福临了。
但身边的人包括皇后在内，谁也不敢提到这个会勾起皇帝伤感甚至发怒的话题，一个涉及到清朝国本的问题就这样拖着，真不知要拖到哪一天……
庄妃所担心的一幕终于发生了：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１６４３年）八月初九，多情天子终于追随他的心上人而去了。
沈阳后宫一片悲哀，在悲悲切切的啼哭声中既有对大行皇帝的追思，也有对未来命运的担心，众妃嫔不会忘记１７年前太祖晏驾时后妃被逼殉葬的悲剧……
在后妃中只有一个人顾不上流泪，此人就是庄妃，不是她太绝情，而是她必须面对皇太极突然去世所造成的动荡局势，如果处理得好她的儿子不仅能入承大统，后妃被逼殉葬的厄运也就能避免。
冷清的永福宫为她提供了梳理思绪的场所：多尔衮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不会把１７年前太祖去世时的旧账一笔勾销。
如今多尔衮是功绩显赫的睿亲王，３２岁的睿亲王已经步入政治成熟的年纪，何况在他周围还有一母同胞兄弟阿济格、多铎以及两白旗大臣的支持，多尔衮肯定会为兄终弟及而全力一拼的。
皇太极亲自统领的两黄旗，绝不会允许帝系从两黄旗向两白旗转移，而且两黄旗大臣中的核心人物都把同多尔衮竞争的希望寄托在长子——３５岁的肃亲王豪格身上。
皇太极刚一去世，两黄旗大臣索尼、图赖、图尔格、鳌拜等就去肃王家“私相计议，欲立肃王为君”。
豪格不仅得到两黄旗的支持，也得到两蓝旗的拥戴，他本人所统领正蓝旗自不必说，统领镶蓝旗的皇太极堂弟——郑亲王济尔哈朗也对拥立豪格明确表态：“我意如此。
”而两白旗则针锋相对地提出：“若立肃王，我等俱无生理。
”这的确给了庄妃一个信号，面对两黄旗要争个鱼死网破的态度，多尔衮及其两白旗已经有所退让——在皇太极的儿子中立储，但必须排除最有能力也最有实力的豪格。
静观事态发展的庄妃意识到，为了避免在即位问题上同室操戈的发生，必须让肃亲王豪格及其支持者意识到在两白旗有所退让的情况下，两黄旗也要做出相应的让步，从拥立肃亲王豪格转变为拥立皇太极的儿子。
庄妃在幕后究竟做了哪些，史料上没有记载。
皇太极去世已经五天，择立继承人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但当八月十三日多尔衮在三官庙就册立新君一事征求两黄旗的智囊人物索尼时，这位曾在广渠门同袁崇焕喋血大战中把被明军围困的豪格救出、同豪格有着生死之交的索尼却做出“先帝有子在，必立其一”。
这一表态反映出，两黄旗大臣已经按照庄妃的意图，在策略上做了相应的调整，从拥立肃亲王豪格退让到拥立皇太极的儿子，这就意味着多尔衮可以通过拥立幼主而成为摄政王，而成为事实上的皇帝。
正是这种策略上的调整，为八月十四日诸王在崇政殿所召开的册立新君的会议奠定了基础。
从拥立皇太极之子到拥立皇九子福临只有咫尺的距离，但在五宫后妃中麟趾宫的贵妃也生下了皇十一子博穆博果尔，在即位问题上十一子同九子享有同等的权利。
虽然说皇后同福临比同博穆博果尔的血缘近，但皇后也不可能左右崇政殿的诸王议立会议。
如果稍有疏忽福临就可能同皇位失之交臂……
庄妃想到了一个关键人物——嫁给多尔衮的皇后幼妹，必须通过这位深得宠爱的王妃来向睿亲王强化拥立皇九子的意识，福临毕竟是科尔沁部莽古思家族的外孙。
实际上多尔衮在两白旗内部也受到巨大的压力，两白旗大臣的“跪请即位”，必然会使睿王心中并未泯灭的称帝之念重新膨胀起来，在正式册立之前的确有着太多的变数。
对此庄妃不得不虑、不得不防，经同索尼、鳌拜等两黄旗大臣策划，必须在册立皇太极之子这一点上向以多尔衮为代表的两白旗大臣进一步施加压力……
在八月十四日清晨——崇政殿的册立新君会议召开之前，两黄旗大臣就已经虎视眈眈地聚集在大清门示威。
鳌拜所统领的三个牛录封锁了崇政殿，“张宫挟矢，环立宫内”。
议立会议开始后，在已经有思想准备的肃亲王以自己福薄寡德不堪为嗣退出议立会议之后，又或多或少地让多尔衮的即位之念死灰复燃，以至崇政殿内迟迟不能达成拥立皇太极之子即位的协议……
按照事先的安排，索尼、鳌拜佩剑闯进崇政殿，不惜血溅宫廷，以“吾辈食于帝、衣于帝，不立帝之子宁从死于地下”来逼迫睿王妥协……
庄妃的设想变成了现实，多尔衮又回到拥立皇太极之子即位的立场，最终达成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折中方案——以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即位、改元顺治。
并以睿王多尔衮、郑王济尔哈朗辅政。
从八月初九皇太极去世到八月十四，庄妃经历了风云巨变、波澜迭起的六天，对突发事变的从容驾驭也使得她本人从庄妃变成了孝庄皇太后。

清太宗皇太极庄妃博尔吉济特氏太后下嫁

孝庄皇太后当然明白：多尔衮不会满足同郑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而生性谦和的济尔哈朗面对咄咄逼人的多尔衮只能是节节退让。
顺治元年一月，济尔哈朗就令各衙门：凡需上奏的事件全都“先启知睿亲王，档子（清初称档案为档子）书名亦先书睿亲王”，睿王多尔衮、郑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已经成为虚话。
顺治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正值多尔衮斋期，大学士范文程把甘肃巡抚黄国安呈请辞职、回籍赡养父母的本章，送郑王济尔哈朗处批复。
本来这就是个例行公事的本章，而且郑王济尔哈朗也未敢批复“令故待之”，但多尔衮为树个人权威，仍然以“以文程擅自关白辅政王”抓住不放，将其“下法司勘问”。
范文程并非等闲之辈，是皇太极被依为心膂股肱的大臣，当年劝降洪承畴就是派范文程去打前站的。
屈从多尔衮淫威的刑部官员，竟然无视律例而对范文程做出削职、籍没家产的判决。
虽然多尔衮最终下达“姑释前罪”、“免效厥职”的命令，但这种威福自专的做法足以令孝庄皇太后如芒刺在背。
尽管册立顺治为君的会议一结束，索尼、图尔格（遏必隆之兄）、鳌拜以及谭泰、巩阿岱、锡翰就到三官庙盟誓，要辅佐顺治“六人如一体”。
未几，图尔格、遏必隆、鳌拜等又联络满洲、蒙古、汉军八旗中的两黄旗骨干２０９人盟誓，忠心耿耿辅弼幼主，不得“谄事诸王，与诸王、贝勒、贝子、公等结党谋篡”。
孝庄皇太后知道：要兑现这些慷慨激昂的誓词是相当艰难的，虽然会有人恪守誓言、不改初衷，但相当一部分人会见风使舵，自食其言，向权力中枢——多尔衮靠拢，最终堕落成为围绕势力转圈的奴才——势利小人。
豪格手下的正蓝旗固山额真何洛会甚至卖主求荣，诬陷豪格图谋不轨。
两黄旗大臣谭泰、巩阿岱、锡翰也都毁盟背约，转投睿王……
孝庄皇太后环视周围，只有索尼、图尔格、遏必隆、鳌拜、图赖以及范文程等几位老臣还没有转靠睿王，但他们或被革职、或被革爵、或被夺所属牛录、或被籍没家产，或称病在家，就连已经去世的图尔格也难逃厄运，他的坟墓甚至被“尽行拆毁”，一股寒气迎面扑来，她不禁打了个寒战……
孝庄皇太后已经洞察到埋藏在多尔衮心中的称帝之念，睿王曾无限遗憾地对心腹抱怨道：“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多尔衮并非不具备称帝的实力，而且明清之际动荡的时局也不止一次为他提供了黄袍加身的机会。
好在多尔衮还算头脑清醒，不愿因内部的权力之争而使得清王朝失去问鼎中原、一统海内的历史机遇，便以“本朝自有家法，非尔等所知”，拒绝了一部分汉官的劝进。
一旦海内实现了一统，大权在握的多尔衮还会拒绝黄袍加身吗？别说是顺治还未成年，就是已经长大成人也难与执政多年、功业赫赫的摄政王抗衡，孝庄皇太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孤立无援，只有孤儿寡母，且无一兵一卒……
怎样才能延缓日益明显的逼宫危机？多尔衮至今没有子嗣当然是要充分利用的因素，听说有喇嘛给多尔衮算过命：说他是命中无子。
让多尔衮得到“皇父摄政王”桂冠——也就是说让多尔衮成为顺治名义上的父亲……
按照满族兄死妻嫂的习俗，太后下嫁给小叔子本来就没什么引起非议的，可现在毕竟不是在关外……
汉族的礼制与满族的习俗在她的心中各自展示着自己的分量……
其实汉族在秦汉乃至唐代对太后也没那么多的约束，秦始皇的母亲赵姬、汉惠帝的母亲吕后、唐中宗与唐睿宗的母亲武后……
或私下、或公开地梅开二度，享受着人生……
而对孝庄皇太后来说，难就难在她的似水柔情早已经在丈夫的冷漠中枯萎，对经史的学习、对韬略的探讨，对驾驭风云的兴趣早已经把她的内心磨炼得像铁石一样冰冷、坚硬……
三十出头的少妇，却心如止水……
如今为了保住儿子的皇位，她还要装出种种柔情去赢得妻妾成群的多尔衮的瞩目……
实在太难了，对于孝庄这真得比运筹帷幄还要难，委屈的泪水潸然而下……
南明抗清将领张煌言在《建夷宫词》中有一首描绘太后下嫁多尔衮的诗：“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灿迎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以此诗作为太后下嫁的依据，似乎有点孤证的味道，张煌言当时毕竟在距离北京千里之外的浙江——鲁王政权所在地，即使太后与多尔衮真的有一个结婚仪式，也绝非他能亲眼目睹，而张煌言以此为题做诗，完全是出于对敌对势力一方兄死妻嫂习俗的嘲讽。
据说有人见到过太后下嫁的诏书，但在出版的众多清代史料中均未能查到。
以孝庄皇太后的机敏、以她对汉族传统文化的领悟，是不会采取像张煌言的诗中所描绘的方式——在慈宁宫去搞太后大婚礼，而且太后真的下嫁，睿王嫡妃又当如何安置？她的目的是在感情上笼络住摄政王，而不是制造新的家庭纠纷，即使真有床笫之欢也是在多尔衮“深入皇宫内院”时偶一为之，本来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嘛。
以感情怀柔来缓和摄政王同顺治的关系，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拖延时间上。
对于多尔衮的体质孝庄皇太后心里有数，而摄政后的操劳益发加重他的负荷；更何况满洲贵族对纵欲生活方式的提倡以及他本人对女色的迷恋，已经把他的身子快掏空了，他的阳寿只能比皇太极短。
谁知他还能活几年？在孝庄看来，当然是越短越好，就怕夜长梦多，同多尔衮的周旋、较量已经使得她心力交瘁……

清太宗皇太极庄妃博尔吉济特氏以退为进

结束摄政的一天终于在孝庄的焦急期待中来到了——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１６５０年）摄政王多尔衮在喀喇城猎所去世，享年３９岁。
孝庄皇太后那颗紧绷着的心，稍稍有所和缓。
但她很清楚：在多尔衮摄政期间已经网络了一个以两白旗大臣为骨干的庞大集团，还有一个处心积虑要谋求摄政地位的英亲王阿济格。
只有解决上述问题，才可能彻底摆脱危机，此时此刻切不可掉以轻心，而首先需要孝庄对付的就是比她年长１０岁的英亲王阿济格。
阿济格时年４７岁，早在努尔哈赤在世时，阿济格与幼弟多铎就分别领有正白旗、镶白旗。
皇太极即位后，竭力瓦解阿济格同多尔衮、多铎这三个同母兄弟的关系，以阿济格为多铎主婚为借口，剥夺了阿济格的正白旗，并让多尔衮当上了正白旗的旗主，因而多尔衮对阿济格一直防范有加，即使在当上摄政王后仍然禁止两白旗大臣同阿济格来往。
据谈迁的《北游录》记载：多尔衮在临终前曾“召英亲王语后事，外莫能知”。
孝庄皇太后当然能猜到：多尔衮在大限将到之时与阿济格捐弃前嫌、甚至托付后事的真正原因就在于对顺治亲政的忧虑。
多铎在一年前因生天花去世，多尔衮的过继儿子——多铎之子多尔博年仅１０岁，能够托付后事的也只有阿济格了。
多尔衮究竟留下了怎样的锦囊妙计已经是个解不开的谜，但从阿济格的种种举措——在两白旗大臣中游说、劝他们拥立自己，敦促诸王“速立一摄政之人”，并秘密派人通知自己的儿子劳亲“多率兵”来猎所，足以为了解多尔衮的锦囊妙计提供一个切入点。
英亲王迫不及待地谋求摄政王的事实，对于紫禁城中的顺治是个极大的威胁。
虽然顺治虚龄才１４岁，但在他的身后还有一位颇具城府、精通韬略、能应付突发事变的母亲——孝庄皇太后。
抓住多尔衮去世的机会让顺治实现亲政已经刻不容缓，只有挫败了阿济格，两白旗大臣才能变得群龙无首，也才能谈得上分化瓦解以两白旗大臣为骨干的多尔衮集团。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以退为进，把追尊多尔衮作为争取两白旗大臣、孤立阿济格的手段。
在孝庄皇太后的安排下多尔衮被推上尊崇的神坛：十二月十三日（１６５１年１月４日）多尔衮去世的消息刚一抵京，如释重负的孝庄就让顺治颁布全国臣民易服举丧的诏令；十二月十七日当多尔衮的灵车回到北京，经孝庄的筹划顺治与诸王大臣身穿缟素到东直门外迎接已故摄政王的灵柩，举行哭祭；十二月十八日孝庄通过顺治下达对多尔衮“合依帝礼”的命令，并充分肯定了多尔衮当“太宗文皇帝（既皇太极）升遐之时，诸王大臣拥戴皇父摄政王，坚持推让，扶立朕躬，又平定中原，统一天下，至德丰功，千古无两”的丰功伟绩；十二月二十五日对多尔衮的追尊达到了极点——追尊已故摄政王为成宗义皇帝、而在次年的正月十九又颁布了义皇帝的牌位“同太庙”的诏书，再次肯定了多尔衮“辟舆图为一统，摄大政者七年”的历史地位。
这位在事实上统治清王朝七年之久的摄政睿亲王不仅得到皇帝的称号，而且得到“同太庙”的待遇，得到皇帝所享有的所有哀荣。
对多尔衮的尊崇，消除了两白旗大臣的忧虑，他们不仅拒绝了阿济格的拉拢，而且明确表态要“依皇上为生”，并把阿济格的种种阴谋活动及时向朝廷汇报。
而多尔衮集团的骨干额克亲、罗什、博尔惠、吴拜、苏拜等人还在护送摄政王灵柩回京途中，一举将心怀叵测的阿济格父子抓获。
继之而发生的就是对阿济格图谋摄政一案的审理，顺治八年正月初六议政王大臣会议对阿济格做出终身幽禁、籍没家产的判处。
对顺治亲政构成最大威胁的阿济格被清除，孝庄皇太后的以退为进避免了政局的动荡。
两白旗大臣的确有“依皇上为生”之意，但多年来形成的结党营私很难立即清除。
孝庄清醒地观察着事态的发展，很快她发现御前大臣罗什、博尔惠在调整旗份时竟让多尔博继续统领两白旗，把多尔衮在世时从豪格手中剥夺的正蓝旗分给多铎之子多尼。
而按照多尔衮幽禁豪格时的承诺，豪格的正蓝旗在顺治亲政后即归还皇帝。
至于多尔衮领有两白旗是在多铎去世后形成的，多尔衮因多铎之子多尼年幼而代管镶白旗，在多尼长大成人后理应把镶白旗还给他，而不是把本应该归顺治的正蓝旗拨给多尼。
至于转投到睿王麾下的巩阿岱、锡翰甚至一再要求亲了政的顺治“破格宠顾多尔博”。
多尔衮的阴魂不散，他所经营的党羽继续结党营私……
孝庄皇太后敏锐地觉察到：清除、分化多尔衮集团必须尽快解决。
顺治八年二月初五（１６５１年２月２４日），两黄旗大臣告发罗什、博尔惠等结党营私“动摇国是”，于是罗什、博尔惠被处死，吴拜、苏拜等革职为民，有着皇族血缘的额克亲被革去宗室身份废为庶人。
经此处置，多尔衮集团已经溃不成军。

清太宗皇太极庄妃博尔吉济特氏母子失和

孝庄凭借对突变的政治风云的把握，把儿子福临推上皇帝的宝座；又凭借胸中的韬略在随时都可能出现的逼宫危机中度过了最艰难的七年；而当多尔衮去世后她则以四两拨千斤的策略，为１４岁的顺治赢得了亲政。
但对孝庄来说，顺治亲政后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
日理万机对于孝庄是游刃有余，得心应手，而对于刚刚接手的顺治就是非常棘手的一个又一个的难题。
且不说在多尔衮为了能长期大权独揽，在摄政时期根本就不曾让顺治受过从政的训练，就连读书识字的机会也不让小皇帝得到。
尽管朝廷官员特别是汉族官员为此一再吁请，多尔衮就是置之不理。
虽然孝庄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但她很清楚多尔衮对此相当敏感，对小皇帝进行系统的文化教育就意味着为幼主日后亲政做准备，而多尔衮则希望把摄政无限期地延长下去。
因而目不识丁的顺治在亲政之初，“阅诸臣奏章，茫然不解”，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朕极不幸，五岁时先太宗（皇太极的庙号）早已晏驾，皇太后生朕一身，又极娇养，无人教训，坐此失学”。
“由是发愤读书”，早起晚睡，“每辰牌至午理军国大事外，即读至晚……
逮五更起读，天宇空明”便开始背诵，以至累得“呕血”。
经过几年时间的苦读，顺治不仅掌握了汉语、写得一手漂亮的墨宝，而且还系统学习了《左传》、《史记》、《庄子》、《离骚》、两汉古文、唐宋八大家的文集以及元明以来的名著；就连明清之际金圣叹批点的《水浒》、《西厢》也在万机之余予以浏览。
对于顺治在上朝之后的苦读，孝庄在欣慰之余也有不尽的忧虑。
虽然儿子读了大量有裨治国安邦的经史类典籍，也恢复了“经筵”进讲，并在学习《四书》、《五经》、《资治通鉴》、《十三经》、《二十一史》的过程中，对“诸书中之关于政事者”予以节录，“贯以大义，联其文词，于忠臣孝子、贤人廉吏，略举事迹；其奸贪不肖悖乱者，亦载其内，使法戒迥然”，编辑了“旨约而易明，文简而易约”的《资政要览》三十篇。
但看得出，顺治对老庄、对书画、对诗词曲赋、明清小说以及禅宗的机锋相对的兴趣更浓。
上述杂书未尝不可略知一二，但对一个君王来说一旦陷进去，就容易移了性情，甚至丢了江山社稷。
南朝的梁武帝因沉溺佛经落得亡国，南唐的李后主因陶醉于填词而沦为阶下囚、乃至亲身品味着“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不尽哀愁，至于字画都称得上是第一流的宋徽宗就更惨，不仅国破家亡，还闹到被掠异邦的地步……
对于顺治诸多的个人兴趣孝庄不能听之任之，但要对已经亲政的儿子进行引导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
知子莫若母，顺治是个感情多于理智的人，而万乘之尊所形成的自以为是与少年天子在思维上的不成熟又交织在一起。
太后与皇帝的关系绝非单纯的母子关系，作为母亲她必须理解儿子是天下之主的现实，她的任何规劝、建议都不能引起儿子的抵触，否则就会适得其反……
如果天下太平也就罢了，可此时的清王朝离海内一统还差得远着呢——东南有郑成功的几千艘战舰，而西南又有以云贵为基地的南明永历政权，这些都是摆在面前的严峻挑战，孝庄又焉能放得下……
伴随着顺治的亲政，皇帝大婚的问题也就产生了。
顺治帝的第一位皇后是多尔衮摄政时给包办的，此女是孝庄太后的内侄女——吴克善之女，显而易见这门婚姻也体现了太后的意愿——通过联姻来巩固同蒙古各部的联盟。
然而，当孝庄皇太后的兄长吴克善在顺治八年正月十七（１６５１年２月８日）送女儿到北京时，尽管宗室亲王满达海等均建议应在二月为皇帝举行大婚典礼，却遭到皇帝本人的拒绝。
对于这位“睿王于朕幼冲时因亲订婚，未经选择”的皇后人选，顺治并不想接纳，尚未合已心存芥蒂。
顺治对婚姻的抵触，同与多尔衮积怨甚深有一定的关系。
这位待嫁新娘，直至该年八月十三在被晾了八个月以后才得到册封，但肃穆的册封仪式一结束，皇后就被撂在一边。
如花似玉的容貌、含苞待放的年华统统被黄瓦红墙所禁锢。
多尔衮在摄政时曾伤害过小皇帝的自尊，仅仅因为这门婚姻是多尔衮包办的，就足以令顺治如鲠骨在喉，少年天子的一腔积怨都发泄到皇后的身上。
兼之顺治对汉族传统文化的系统学习，使得皇帝同皇后在文化上的差距日益扩大。
来自科尔沁草原的皇后，连汉话都说不顺溜，还能指望她同皇帝探讨经、史、子、集、诗词曲赋、明清小说！据《清史稿•后妃传》所记：“美而慧”的皇后从来就没有得到过皇帝的欢心，顺治曾直言不讳地说道“自册立之始，即与朕志意不协”。
从大清门抬进来的博尔吉济特氏，在大婚之后就因顺治“另居侧宫”，而独守坤宁宫。
尽管孝庄很想调节帝后之间的紧张关系，但经过三年的努力依旧没有任何的好转，太后扭不过顺治，在顺治十年八月二十五（１６５３年）被迫同意把皇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宫”。
孝庄皇太后可以同意废后，但绝不会坐视满蒙联盟受到危害，在太后的主持下废后的侄女—吴克善的孙女又从大清门抬了进来，成为顺治的第二位皇后。
然而这第二位蒙古皇后也未能跨越文化上的鸿沟而成为顺治的红颜知己。
就在此时，一位深受汉族文化熏陶的满洲女子——董鄂氏在顺治的生活中奇迹般地出现了……
对第二位皇后来说，真正的危机也就随之产生，《清史稿•后妃传》对此有如下描述：“贵妃董鄂氏方幸，后又不当上？”顺治一直在寻找第二次废后的机会。
顺治十四年底太后患病，“皇后身为子妇”“起居问安礼节，殊觉缺然”，在“帝王以孝治天下”的社会“孝道所关重大，子妇之礼，昭垂内则，非可偶违”。
于是，顺治在十五年正月初七下令：将“应进中宫笺奏等项暂行停止”。
这就意味着皇后已经徒有其名。
第二位皇后被废只是个时间的问题。
当太后在三月二十五日（１６５８年）得悉已经悄然而至的再次废后波澜时，便以“皇后方在冲龄，未娴礼节”为由，而令对“中宫笺奏等项照旧封进”。
第一次废后是纯粹的帝后不和，因此太后还能容忍，而此次废后是因为顺治已经寻觅到自己的红颜知己——董鄂氏，为了宠妃而废掉皇后，这对孝庄是万万不能容忍的。
她不能不顾及满蒙联盟，不能不顾及同抗清势力浴血苦战的蒙古八旗将士的脸面，不能不考虑在北部屏藩着大清王朝的漠南蒙古各部的情绪，废后之事一之为甚，岂可再之！孝庄皇太后对顺治第二次废后预谋的干预使得母子之间的隔阂扩大，这种情感上的裂痕，在顺治十六年（１６５９年）抗清势力兵临南京城下的突发事件中凸显出来。
该年七月郑成功和张煌言所领导的抗清军队如从天而降，如狂飙一般扫荡着江苏、安徽两省，两省百姓纷纷迎降，清王朝在安徽的太平、徽州、宁国、池州以及无为、广德、和州等四府三州的统治均土崩瓦解。
这突如其来的挫折是顺治亲政以来从未遇到过的，２１岁的顺治被搅得方寸大乱，本来就受到佛老出世思想影响的顺治对这种无休止的征战已经厌倦，刹那间萌生退回关外的念头。
孝庄力驳出关之论，母子之间的冲突遂一触即发。
受到母亲驳斥的顺治恼羞成怒，立即做出御驾亲征的决定，扬言“或胜或死”，而且对试图劝阻亲征的人抽出宝剑，手劈御案。
顺治如此决绝，把孝庄推到极为棘手的境地。
明摆着，皇帝从未参加过征战，如果出征必然是凶多吉少，“在疆场上，一旦遇到不幸”，必然会引起巨大的动荡，清王朝在中原的统治很可能会因此而付诸东流。
对孝庄来说最大的痛苦则是母子之间已经不能沟通，她身为母亲不能让儿子恢复冷静，为了扭转局面，不得不向顺治的乳母李氏求援。
然而当李氏在朝廷上出现后，一向对乳母有亲切感的顺治挥舞着宝剑“恐吓要把她劈成碎块”，乳母也被吓走了。
万般无奈，顺治与汤若望太后又想到同顺治有着师生情谊的传教士汤若望，请汤若望出面劝顺治放弃亲征，这已经是孝庄的最后一招。
万幸的是这最后一招总算奏效，顺治终于收回了亲征的谕令。
御驾亲征的危机虽然化解，但母子之间的裂痕却无法弥合，为了儿子的皇位、为了清王朝的江山社稷孝庄皇太后把心都快操碎了，可儿子非但不理解，反而一再向她显示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让她陷入困境，难以承受的失落、伤感袭上一颗饱经磨难的心……

清太宗皇太极庄妃博尔吉济特氏顺治之死

对于不到３０岁丧夫的孝庄来说，更沉重的打击还在后面。
顺治在十八年正月初三（１６６１年）被天花病毒（也称痘症）感染，因生天花病倒在床。
从关外来到中原的满族，对中原地区流行的死亡率相当高的天花非常缺乏免疫力，豫亲王多铎就是因为出花在顺治六年去世，享年３６岁。
因对成年人出花的恐惧，每年的冬春之交顺治都要去南苑行宫“避痘”，但顺治十七年的冬季却是个例外，顺治不仅未去避痘，反而被董鄂妃的葬礼弄得疲惫不堪。
于是，天花病毒乘虚而入。
顺治体质本来就不是很好，亲政后的刻苦攻读竟累得吐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得了肺结核，而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得了“痨病”，在抗生素尚未发明的情况下痨病不可能痊愈，得了痨病的人也不可能长寿。
在痨病的阴影下，孝庄皇太后实在不敢奢望顺治能活到他父亲的年纪，说句心里话能有他叔叔多尔衮的阳寿她就很知足了。
其实就连顺治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他曾对木陈和尚说道：“老和尚许朕３０岁来为祝寿，庶或可待，报恩和尚来祝４０，朕绝候他不得矣，”并指着面颊说“老和尚相朕面孔略好看……
此骨已瘦如柴”，当木陈劝顺治当“早睡安神”“拨置诸缘”时，顺治则说道：“朕若早睡，则终宵反侧，愈觉不安，必谯楼四鼓，倦极而眠，始得安枕耳。”２０多岁的人，已经虚弱到宛若一盏将尽的残灯。
如果没有经受董鄂妃去世的打击，顺治或许还可以活过３０岁，但他的红颜知己董鄂氏在顺治十七年八月仙逝（１６６０年），孝庄已经意识到顺治的阳寿也快到头了。
有其父必有其子，当年皇太极就是因为无法摆脱宸妃去世的巨大悲痛而撒手人寰的，但令孝庄始料不及的是，儿子走得比父亲还快……
为了能追封董鄂氏为皇后，顺治竟至闹到寻死觅活的地步，皇太后虽然让了步，但皇帝仍意犹未尽。
为了弥补心灵上的缺憾，顺治以最高的级别主持董鄂妃葬礼，他以蓝墨批本（只有皇帝或太后去世才用蓝墨批本），又亲自主持４９天的景山大道场，从建水陆道场到“起棺”、“举火”、“收灵骨”、“迎神主”……
一直到“断七”，顺治事必躬亲。
按说到十月初八过了“断七”丧事也就结束了，但余哀未尽的皇帝在十月十六日及二十七日又在景山两次建“陟天道场”，十一月初八还在西苑及广济寺同时举办“仙驭道场”。
过度的悲伤、主持葬礼的疲惫都伤害了顺治帝本来就多病的身体。
那极为虚弱的命门火随时都可能熄灭。
顺治十七年九月初十，在火化董鄂妃遗体时，隆安和尚曾低声问主持火化仪式的行森：“上来，也请师接？”了解内情的人都很清楚：下一个隆重的火化仪式就该轮到顺治了。
从正月初三一显示出痘症，孝庄就意识到顺治应该确立继承人了。
从顺治亲政后，这是惟一一次母子能想到一起的一件大事。
尽管都想到立继承人，但究竟立谁，母子之间还是存在尖锐的分歧。
在顺治看来，只有立一位年长的继承人才可能避免幼主临朝所产生的种种危机；而当时他的儿子最大的也只有八九岁，所以他排除了传子而决定传贤；但他的兄弟中也没有一个可以委之重任的人，因此便考虑到一个能干的堂兄弟——安亲王岳乐。
顺治的安排，遭到孝庄皇太后的断然否决，在孝庄看来，帝系的转移所引发的问题比幼主临朝还要错综复杂。
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母子之间依旧不能沟通。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进行争论了，孝庄皇太后立即派人把传教士汤若望请进紫禁城进行磋商。
汤若望虽然来自德国，但自１６１９年到明王朝统治下的中国传教，就对汉族传统文化、政治体制的了解，比相当多的满洲权贵还要深，这也是他能成为顺治忘年之交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而当“皇帝使人问汤若望的意见”时，汤若望建议：册立已经生过天花的皇三子为继承人；而为了避免亲王辅政所造成的大权旁落，孝庄皇太后也打算建议顺治撇开宗室亲王、起用异姓臣子辅政……
在有生之年顺治所做的最后一件事也是违心的，他的传贤不传子的主张不仅遭到皇太后的反对，也遭到两黄旗大臣以及汉族官员的反对，就连他一向尊重、信赖的“玛法”（满语老爷爷）汤若望也站在太后一边。
已经没有体力争辩的顺治，颁布的最后一道命令就是：册立八岁的皇三子为皇太子，赐名玄烨，同时挑选最为忠诚的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作为辅政四大臣，以明年（１６６２年）为康熙元年。
正月初六，孝庄已经 “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然而上述一切禁忌的公布，不过反映出只要有一线希望母亲都不会放弃的愿望。
初七子时，顺治在养心殿去世，这一年孝庄皇太后４７岁。
据一位参加过顺治丧礼的外国传教士记载，那是个寒冷的日子，太后一身黑色，手扶着栏杆，悲痛万分地望着宫里的人把顺治生前使用过的物品抛入燃烧的火堆中，白发人反送黑发人……
突突蹿动的火苗，考干了她脸上的泪水……
任性的儿子走了，把苦涩留给了母亲，她的心血全都付之东流，为了大清王朝的江山社稷她得义不容辞地再承担起教化幼主、辅佐幼主的重任。
正月初九皇太子玄烨即皇帝位，辅政四大臣在顺治的灵位前向皇天上帝宣誓：要“誓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赠；不结党羽，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若复为身谋，有违斯誓，上天殛罚，夺算凶诛”。

清太宗皇太极庄妃博尔吉济特氏再辅康熙

让孝庄感到欣慰的是，任性的儿子居然生了个理智的孙子。
顺治十六年（１６５９年），虚龄６岁的皇三子同兄长一起去给父皇顺治请安，顺治询问他们各自的志向，皇二子“以愿为贤王对”，而皇三子的回答却是“待长而效法父皇，黾勉尽力”。
当皇三子即位之后，太皇太后问其有“何欲”，少年皇帝胸有成竹地回答道：“惟愿天下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如此回答，反映出：好学不倦的康熙在祖母的教诲下，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康熙时代的到来，对于已经步入知天命之年的孝庄又是一个新的考验，历史似乎在有意测试孝庄的毅力。
在康熙即位一年后皇帝的生母孝康皇太后佟氏病故，享年２４岁。
抚养、培育康熙的重任就全部落到一位接近“知天命”年岁的老人身上……
历史似乎也在有意为难孝庄，虽然她决定起用异姓臣子辅政以避免大权旁落、专权擅政局面的形成。
虽然四大臣的誓言依然在耳中回荡，但她的关于四大臣联合辅政以便互相制约、避免专擅的设想，已经被如脱缰之野马的权力击得粉碎。
指望臣辅之间能互相制约无异于画饼充饥……
在四辅政大臣中鳌拜本来排在最后，但最终大权在握、不断架空乃至凌驾皇权之上的恰恰就是此人。
索尼年事已高，经常称病不朝，实际上他可还没老到不能上朝的地步。
这位精通文墨的首席辅政大臣深知：辅臣同幼主的关系极为微妙，很难把握好君臣的分寸。
更何况康熙的祖母太皇太后又是位精明过人的政治家，尽管在顺治去世后她以“本朝家法”拒绝了垂帘听政的奏请，但她绝不会不关注政局，从多尔衮去世后的一系列部署都体现出太后政治上的老辣。
既然在幼主身边有这样一位足智多谋的祖母，他就应该急流勇退。
位列辅臣第二的苏克萨哈非常清楚，他在顺治八年二月对多尔衮殡服违制的告发虽成全了顺治却得罪了孝庄皇太后。
皇太后实际上并不愿重提旧账、把内部矛盾公开化。
在顺治病危时，苏克萨哈决定以身殉主，这其中固然有对顺治不遇之恩的报答，也反映出他本人对顺治逝后动荡莫测局势的不尽忧虑。
顺治对跪在病榻旁的苏克萨哈劝解道：“尔不知，死事易，守主事重。
”苏克萨哈接受了皇帝的嘱托，放弃了殉主。
然而从受任辅政大臣伊始，就体会到来自两黄旗大臣的刁难，面对颐指气使的鳌拜，只有节节退让，忍气吞声。
索尼的称病不朝使得擅长揽权的鳌拜愈发肆无忌惮，利用一切机会安插亲信，控制要害部门。
鳌拜已经不能忍受名列辅政大臣第四的现状，洞察其中原委的遏必隆在上朝时故意慢走，好让鳌拜走在自己的前面。
而鳌拜的心腹——工部尚书噶褚哈在疏奏中索性把鳌拜的名字列在遏必隆的前面，试图改变朝廷对辅政大臣排列的次序。
大权在握的鳌拜对于不肯党附自己的官员，必置之死地而后快。
内大臣费扬古对鳌拜不那么恭顺，鳌拜便以费扬古的儿子——御前侍卫倭赫带康熙去景山、瀛台游玩时，擅用御弓、擅骑御马，而把倭赫及一起当班的另外三名侍卫全部处死；又以费扬古对儿子被处死心怀不满，而把费扬古及其子尼侃、萨哈连也都处死，偶一泄愤便有七人丧生。
在排除异己方面，鳌拜比起当年的多尔衮要残酷得多。
而汤若望一案的发生就更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在明清之际，汤若望是个颇具影响力的西方人；他同清皇室几代人都有着深厚的交情；他所修订的中西合璧的历书在顺治元年颁行天下；他以医术治愈孝庄皇太后的病、并被皇太后尊为义父；在多尔衮摄政时期他曾以天象示警保护过处境险恶的顺治，成为小皇帝的患难之交、忘年之交；而当顺治病危为避免幼主临朝而坚持传位堂兄时，汤若望以皇三子已经出过天花为由，竭力劝说顺治接受皇太后的传子主张，堪称是一言而定大计；康熙时代就此开始，与此同步的也就是四大臣辅政。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清王朝做出特殊贡献的紫禁城的座上客，顷刻之间便沦为了阶下囚。
酿成汤若望锒铛入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文化上的差异，也有西方神权同中国皇权的矛盾，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辅政大臣受自身文化素质的局限。
在四大臣中只有索尼是个文化人，精通满、蒙、汉三种语言文字，在当时的满洲权贵中已经是屈指可数的佼佼者了。
即使是索尼，对于天文历法、特别是西方天算学同中国传统历法的差异及其优势，也是一窍不通，更别说几乎是目不识丁的另外三位辅政了。
因而当具有排外思想——“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杨光先，指控汤若望传播西方天算学、传播邪教、图谋不轨时，已经半身不遂的汤若望也就在劫难逃了。经过七个多月的审理，在康熙四年初（１６６５年）对病入膏肓的汤若望做出凌迟处死的判决。
这份判决在三月初二送抵御前，太皇太后怒不可遏严词斥道：“汤若望向为先帝信任，礼待极隆，尔等俱忘却，而欲置之死耶？！”尽管太皇太后利用北京地区当天发生的强烈地震——上天赫然震怒，驳回凌迟处死的判决，但此案依旧按照辅政大臣的意志做出判处：奄奄一息的汤若望以戴罪之身被抬出刑部大狱，受此案牵连的钦天监官员李祖白等五人均被处以死刑。
无情的现实引发了太皇太后对权柄下移的忧虑，大臣辅政与亲王摄政竟然相差无几！在大权旁落这一点上，只有形式的差异，并无实质的区别。
鳌拜专权已经严峻地摆在孝庄和她的孙子康熙面前。
如何遏制鳌拜权力的膨胀？如何孤立鳌拜？慈宁宫中的太皇太后在孤灯长燃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不眠之夜。
太皇太后想到了联姻，一向对满蒙联姻格外重视的孝庄，此时为了孤立鳌拜，决定册立索尼的孙女为康熙的皇后、册立遏必隆的女儿为康熙的贵妃，为日后一举摧毁专权的鳌拜集团，事先布下棋子。
康熙五年（１６６６年）鳌拜以顺治四年（１６４７年）圈地时正白旗占了镶黄旗的位置，提出换圈。
受命办理的换圈户部满尚书苏纳海以及直隶总督朱昌祚、保定巡抚王登联等不仅对换圈进行抵制，而且吁请康熙亲自处理——“仰祈断自宸衷，即谕停止”。
鳌拜因三位大臣反对换圈而大发淫威，执意要将三大臣处死，在遭到康熙拒绝后竟然假传圣旨，将三位大臣杀害。
面对鳌拜如此结党营私、专横跋扈，就连索尼也感到事态严重，惟一的办法就是吁请康熙亲政。
顺治亲政时还不满１４岁，到康熙六年（１６６７年）小皇帝已经１４岁，到了该亲政的时候了。
于是索尼出面联络苏克萨哈、遏必隆强迫鳌拜一同联名疏请康熙亲政。
然而这份吁请皇帝亲政的疏奏却被太皇太后给“留中”了，也就是说暂不做处理。
直至索尼去世后——康熙六年七月初三，才公布康熙对“留中”疏奏的批示：“经太皇太后谕允，择吉亲政”，但辅政大臣“仍行佐理”。
太皇太后甚至以“帝尚幼冲，如尔等俱谢政，天下事何能独理”，作为“仍行佐理”的理由。
康熙在六年七月初七举行亲政大典，但这只是形式上亲政，鳌拜在“仍行佐理”的懿旨下继续大权独揽。
从形式上亲政到实际亲政是当务之急，但面对鳌拜在辅政期间所结下的庞大党羽孝庄不能操之过急。
就连康熙的御前侍卫都被鳌拜收买，经常在康熙面前称赞“鳌拜为圣人”，足以表明康熙的言行已经在鳌拜的控制之中。
为了让鳌拜疏于防范，在太皇太后的导演下，康熙对“布库”（满族摔跤）兴致日浓，甚至还观看身边小太监表演“布库”，以便让鳌拜产生皇帝玩物丧志、不足为虑的错觉。
让太皇太后始料不及的是，铲除鳌拜比当年擒拿阿济格还要艰难。
如果明发谕旨治罪鳌拜、清除鳌拜集团“恐不免激生事端”，祸起萧墙。
她必须面对鳌拜党羽已经左右朝廷、尾大不掉的严峻局势。
所幸她的联姻策略开始起作用了，索尼第二子索额图已经辞去吏部侍郎，到康熙身边充当了侍卫，鳌拜的党羽还不可能把小皇帝完全封锁起来。
在孝庄的策划下康熙以下棋为名召索额图进宫，君臣在对弈的过程中就已经把擒拿鳌拜的细节安排完毕。
几天后，鳌拜入宫陛见，正在演习“布库”的十几名小太监一拥而上，鳌拜猝不及防，摔倒在地，时为康熙八年五月十六（１６６９年）。
在祖母的帮助下康熙终于实现了真正的亲政，诚如康熙所言“设无祖母，无以成立”，“设无祖母，无以至今日”。

清太宗皇太极庄妃博尔吉济特氏盛世端倪

太皇太后已经从康熙的初政中看到盛世的前奏：鳌拜专权时期所制造的一起起冤案很快得到昭雪，酿成清初２０多年社会动荡的圈地也被“永行停止”，而更名田的实行以及对黄淮运的治理等，都为迭经明清之际战乱的百姓提供了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为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条件，那沉重而又血腥的一页终于被掀了过去。
从康熙书写在宫中柱子上的“漕运、河务、三藩”这三件大事，孝庄就可以清晰地看出不到２０岁的康熙已经具有拨揆轻重的能力，在这三件大事中以三藩问题最为棘手。
在顺治时期，为了消灭南明永历政权，派平南王尚可喜驻防广东、定南王孔有德驻防广西、平西王吴三桂驻防四川，为了对付郑成功又派靖南王耿继茂驻防福建。
从当时来讲上述部署促进了清朝海内一统的实现，到顺治十六年南明桂王已经逃亡缅甸，而郑成功在复明无望的情况下在顺治十八年初率领主力跨海东渡，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了台湾。
尤需一提的是定南王孔有德在顺治九年同抗清势力的较量中阖家遇难，只有一女孔四贞死里逃生，四藩也就变成了三藩。
有一利必有一弊，亲自经历过那一段历史的孝庄，当然从“利”中洞察到“弊”。
三藩在两广、四川、福建的长期驻防已经成为了当地的土皇帝，形成国中之国。
而要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相机而行。
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年）三月，年已古稀的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撤藩的机会就这样出现了。
此时，孝庄已经放开手让康熙去处理军国大政了，她不能让孙子对自己产生依赖感，经过十几年的培养如果康熙还不能独自处理军国大事，那便是自己教育的失败。
在一旁冷眼观察的孝庄看得很透：抓住这个机会就能解决三藩的尾大不掉，但这肯定要冒激变的风险。
放弃这个机会可以暂时太平，却难免养痈成患……
康熙果然抓住了这个机会，以尚可喜归养辽东、其子“尚之信仍带领官兵居住粤东，则是父子分离”，而令平南王率所属４５个佐领从广东撤藩。
紧接着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耿继茂之子），也都疏请撤藩，以试探康熙的意向。
廷议中只有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兵部尚书明珠支持康熙的撤藩决策，大多数官员都认为撤藩将会激变。
对此，康熙断然言道：“彼蓄谋已久，今若不及早图之，使其养痈成患，何以善后？况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可也。
”吴三桂果然反了，耿精忠、孔四贞之夫孙延龄、尚可喜之子尚之信相继叛应吴三桂，两广、云贵、四川、江西、两湖、福建等省均被叛军占领。
刹那间形势的急转直下本来就在孝庄的睿鉴之中，但朝中的一些大臣却乱了阵脚。
当索额图建议康熙诛杀主张撤藩的大臣作为同叛军妥协的条件时，康熙则断然言道：撤藩“出自朕意，他人何罪”，从而避免了“诛晁错，清君侧”悲剧的重演。
实际上，诛晁错并未能使吴楚七国息兵，最终还是靠西汉军队平定叛乱。
在历史的长河中，汉景帝是创造出文景之治的一代名君，然而已经３５岁的汉景帝在遭遇吴楚七国之乱时，还想以诿过晁错换取退兵。
而孝庄的孙子还如此年轻，就能发出掷地有声的“出自朕意”的表态，作为祖母她真的很自豪，为自己的孙子自豪。
在平定三藩之乱期间，蒙古察哈尔部首领布尔尼——皇太极第二女马喀塔与林丹汗子阿布鼐所生之子，于康熙十四年（１６７５年）三月趁乱起兵，发动叛乱。
在当时清朝主要军队都开赴两湖、江西、福建等地作战，“宿卫尽空”，已经抽不出兵力去对付布尔尼之变。
看得出康熙需要帮助，孝庄于是建议把八旗家的奴仆组织起来，并以凡是在战场上立功的人就可以获得人身自由进行鼓励，并选派图海率领这支军队北上讨伐布尔尼……
结局恰如太皇太后所预料，图海及其所率领的军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来自北方的威胁得以化解。
太皇太后相信康熙有能力最终平定三藩之乱，但她还是希望平叛的战争能早一天结束，历经明清之际战乱的百姓需要一个国泰民安的环境，休养生息的机会。
她想到一个可以对叛军釜底抽薪的人——孔四贞。
顺治十一年（１６５４年）六月初三，定南王孔有德的孤女——１１岁的孔四贞护送父母的灵柩抵达北京。
顺治颇有纳孔四贞为妃之意，对这门婚姻孝庄并不反对，问题是孔有德在世时已经把女儿许给部将孙龙之子孙延龄。
尽管男有情、女有意，但皇太后不能不考虑广西将士的情绪。
她知道自己的儿子是个“情种”，为了情可以闹得天翻地覆。
于是便赐予孔四贞“格格”称号，收其为义女，令其住在宫中，成为名副其实的公主。
这样，既满足了他们都不愿失去对方的意念，又以兄妹的名分加以限制彼此的关系，从而使得顺治永远是孔四贞的水中月，而孔四贞则永远是顺治的镜中花。
既抚慰了当事人，又通过对孔四贞的恩宠笼络住孔有德的部下。
一直到董鄂妃出现并生子之后，孔四贞才同孙延龄完婚，那时她已经十七八岁，在当时已经属于晚婚的年龄了。
孔四贞在宫中生活了六七年，孝庄待她如若己出，这份母女之情深深保存在彼此的心中。
而在孔四贞出嫁后，孝庄还令在西华门外为他们建造府邸。
沾了妻子光的孙延龄被授以“和硕额驸”的称号，被赐予世袭侯爵，并成为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
康熙五年，在孔有德逝后一直指挥定南王部下的老将国安因年老乞求致世，踌躇满志的孙延龄便撺掇妻子奏请出镇广西，于是孔四贞便随同刚刚被任命为广西将军的丈夫离开了生活了１２年的京城，回到广西。
如果在孔四贞的生活中，没有同顺治有过那样一段交往，也许她同丈夫还不会有那样大的鸿沟。
才华横溢的皇帝是那样令她心仪，而留下的却只能是失之交臂的遗憾。
当胸无点墨又缺少韬略的孙延龄在洞房中出现的时候，孔四贞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实际上以孙延龄的能力、资历根本就驾驭不了那些身经百战的部下，但他却伙同兄长孙延基拼命揽权，而且还效法吴三桂任意安置亲信，以至受到部下的弹劾。
虽然朝廷看在孔四贞的面子上并未惩处这位年轻的广西将军，但当吴三桂发动叛乱后，心胸狭小的孙延龄便把弹劾过自己的人全部杀了，也就上了吴三桂的贼船……
在孙延龄叛应吴三桂后，孔四贞就开始联络父亲的部将，定南王为清王朝尽忠而亡就是最好的先例。
经过孔四贞的周密策划，孔氏旧部把实际上已经左右孙延龄的孙延基给杀了，并勒令孙延龄交出兵权听从夫人的指挥，时为康熙十四年。
孝庄捕捉到机会，立即派人同义女孔四贞联系，继之而发生的就是孙延龄在妻子的劝说下幡然悔悟以及探听到风声的吴三桂派侄孙吴世琮在康熙十五年初袭杀孙延龄……
康熙已经从祖母对孔四贞的争取中领悟到叛军并非铁板一块，要最大限度地孤立吴三桂……
到康熙十七年（１６７８年）八月已经独自支撑叛乱两年的吴三桂病死……
康熙十九年（１６８０年）清军向吴三桂的根据地云南挺进……
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年）十月吴三桂之孙吴世服毒自杀……
历经八年，康熙终于把历史遗留下来的三藩问题彻底解决……
而孔四贞始终没有辜负孝庄的一片慈母心，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协助清军作战，并在三藩之乱平定后回到北京，把自己掌管的军权上交朝廷……
康熙又利用郑氏集团内乱，在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年）八月十六兵不血刃收复台湾。
盛世的曙光，已经出现在太皇太后的面前，而这一切都是她在皇太极去世后的４０年茹苦含辛、呕心沥血、力尽艰难险阻所换来的。

清太宗皇太极庄妃博尔吉济特氏墓地之谜

清王朝操劳了几十年的孝庄总算可以颐养天年了，但长期处于政治漩涡中的紧张情绪已经伤害了她的健康。
到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年）真正摆脱国务干扰才两年的孝庄“突然中风”，“右侧疼，言不清”，这一年太皇太后７３岁。
从病症上看，是因血栓引起的半身不遂。
虽然太医说“脉好，断无妨”，但她自己很清楚，漫长的人生已经接近尾声。
人们常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看来七十三这一槛还真不好过。
更何况又是右侧偏瘫，也应了“男左女右”的老话。
已经叱咤几十年的孝庄，不适应偏瘫的生活，她真的有点活腻歪了……
想到死，她不能不考虑魂归何处的问题。
万年吉祥地的选择却令她陷入两难的境地。
从道义上讲，她应该归葬关外的昭陵，可清王朝从火葬到土葬的改革又使得昭陵地宫很难安排孝庄的棺柩。
虽然孝庄是可以在昭陵附近另建陵寝的，然而从感情上讲，孝庄绝不想在百年之后再回到皇太极的身边。
她深知皇太极最敬重的是她的姑姑孝端皇后，最宠爱的是她的姐姐宸妃。
既然那里没有她的位置，又何必要挤在一起呢？而如果把陵寝选择在顺治的孝陵附近，已经淡忘的“太后下嫁多尔衮之说”很可能又会死灰复燃……
上天没有赐给她一个称心的儿子，却赐给她一个可以为之骄傲的孙子。
孙子是她生命的延续，是她的全部……
不管儿孙是否需要，她都会无时无刻——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留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出谋划策，为他们遮风避雨，为他们在这个充满漩涡的世界中提供一个避风港……
不论他们是否需要，她的身体、她的灵魂都要永远守候在他们的身边。
孝庄留给康熙的遗言就是：“太宗奉安久，不可为我轻动。
况我顾恋汝父子，当于孝陵近地安厝，我心始无憾。”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孝庄的血栓再次堵塞，康熙“在慈宁宫侍疾，亲尝汤药，昼夜不离左右”，甚至传谕内阁：“非紧要事，勿得奏闻。”８天过去了，虽经“多方医治”并未见效，已经严重到病危的地步。
无计可施的康熙在十二月初一率领诸王、贝勒、贝子、公、文武官员冒着凛冽的寒风步行到天坛，祈求上苍保佑太皇太后康复。
康熙在给皇天上帝的祝文中虔诚地写道：“臣仰承天佑，奉事祖母太皇太后，高年荷庇，藉得安康。
今者疹患骤作，一旬以内，渐觉沉笃，旦夕可虑。
臣夙夜靡宁，寝食捐废，处治药饵，遍问方医，罔克奏效，五内忧灼，莫知所措……
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无今日成立，罔极之恩毕生难报……愿减臣玄烨之龄，与增太皇太后数年之寿……”康熙“匍匐坛下”，“涕泪交颐”，“陪祀诸王大臣等无不感泣”。
然而康熙试图以减自己的寿命来换取祖母康复的祈祷，也未能从死神手中夺回太皇太后的生命。
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１６８８年１月２７日），慈宁宫中的孤灯终于燃尽，７５岁的孝庄平静地走了，结束了她那波澜壮阔又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子不夫就是孝庄的最后抉择，她执意要把万年吉祥地选择在遵化县马兰峪顺治孝陵附近，而不是沈阳北面皇太极的昭陵附近，她宁愿把种种猜测留给世人……
太皇太后的抉择使康熙很为难，按照祖母的遗言去办，与祖制不符，把祖母的棺柩运回关外昭陵，又违背了她老人家的心愿。
万般无奈，只能在孝陵南侧的风水墙外建“暂安奉殿”，并把祖母生前最喜欢的慈宁宫中的五间寝宫迁到“暂安奉殿”。
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太皇太后的梓宫，移至“暂安奉殿”内停放，这一放就整整搁了３４年，一直到康熙去世仍未能把祖母下葬。
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年）初，孝庄的曾孙胤以“暂安奉殿”风水好、自曾祖母暂安以来国家昌盛、子孙兴旺为理由，决定在“暂安奉殿”的基础上建昭西陵，同年十二月初十，孝庄的梓宫葬入昭西陵的地宫，去世３７年的孝庄才得入土为安。
对孝庄的子不夫的确有种种传说，官方的说法是“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但顺治六年去世的孝端皇后的骨灰还是被送进皇太极陵寝的地宫。
而从民间的说法则是太后已经下嫁，无脸面再回到皇太极的身边，把她葬在风水墙外面，以示惩罚……
要知道当年的武则天不仅有男宠，还把李唐的国号废了，当了２０年的武周女皇，但在武氏死后还是回到唐高宗的乾陵……
还有一种更离奇的说法，孝庄死后，把她的棺柩抬往关外，当走到顺治孝陵南面时棺柩突然沉得抬不动，只得就地休息。
当休息之后杠夫再去抬棺柩时，棺柩就像长了钉子那样被钉在了那里，根本抬不起来，只好在那里建陵寝……
建在关内的昭西陵与建在关外的昭陵已经被辽阔的空间隔开，但从观念上讲孝庄的昭西陵依旧是昭陵的一部分，同清东陵不是一个体系。
昭西陵建在东陵的风水墙外，就是为了体现这一区别。
但孝庄最终还是留在了子孙的身边，她的魂灵也得到安息之所……
１３．内侄孙女为了满蒙联姻，从孝庄的姑母到孝庄姐妹、孝庄的内侄女（即顺治废后静妃）、孝庄的两个内侄孙女（姐姐系顺治的第二位皇后，妹妹系顺治淑惠妃）一家四代有六个女子分别嫁给了皇太极、顺治父子。
然而这种基于政治目的的联姻，所酿出的往往是一生的苦涩。
在孝庄的安排下，顺治在十一年（１６５４年）六月十六日册顺治册立孝庄皇太后内侄孙女——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的诏书（即孝惠皇后）封废后静妃的内侄女——１４岁的博尔吉济特氏为皇后，此即孝惠章皇后。
实际上顺治同第二个蒙古皇后依旧存在文化的差异。
从顺治十五年正月初七（１６５８年２月４日）孝惠被停表笺，到顺治帝在十八年正月初七（１６６１年２月５日）因天花去世，她熬过了最艰难的三年。
皇后的名分带给她的虽然只是苦涩，但她正是凭借皇后的名分才能同康熙的生母佟氏并列为皇太后。
从辈分上说，康熙的这位嫡母实际上是他的表姐；从年龄上说２１岁的博尔吉济特氏比新君——８岁的康熙年长１３岁。
但由于皇后的册封仪式，表姐就变成了嫡母。
在盛行早婚的时代，十三四岁就生儿育女并不是个别现象，佟氏生康熙时也不过１４岁。
孝惠章皇后是康熙在继承皇位的同时就必须继承的一份遗产，也是祖母太皇太后馈赠给他的一份礼物。
早在康熙失去父母之前，孝惠就要依仗孝庄皇太后的庇护。
而在康熙即位后，无论是顺治的未亡人还是继承人，在鳌拜专权时期更是要仰仗孝庄的智慧与权臣周旋。
对于孝惠，太皇太后是坚固的屏障，而康熙则是今后的希望。
尤其是当皇帝的生母在康熙二年病逝后，她就不仅在名分上而且在实质上也开始承担起母亲的责任，去关心、照顾１０岁的康熙，视皇帝如己出。
母子间的亲情在理智中深化，当康熙外出巡视天气突然变冷时，孝惠就派人把皮衣送到康熙身边；当在前线抗击噶尔丹的康熙到了寿诞之期时，孝惠就把庆祝万寿的礼品送到军前。
而恪尽子道的康熙也极为尊重这位名义上的母亲，在侍奉太后去盛京谒陵途经科尔沁时，在行至距孝惠父母墓地仅２００里的地方，康熙特令大臣进行遥祭；而当孝惠六十大寿时，康熙不仅准备丰盛的寿礼，还亲自撰写了“万寿无疆赋”，母子之间“其乐也融融”。
在清一代的后妃中，孝惠并不是寿命最长的，但却是当太后时间最长的。
她没有得到一个妻子本该得到的，却得到一个没有子女的人不敢奢望得到的。
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当她大限已到阳寿将终之时，６４岁的康熙也患病在身。
“头眩足肿”的康熙“以帕缠足乘软舆”来到太后居住的宁寿新宫（康熙二十八年所建），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孝惠没能看到这感人的一幕：康熙跪在病榻旁边，“捧太后手”说道“母后，儿臣在此”。
但孝惠知道精神支柱就在身边，康熙已经在苍震门内支起帷帐，以便陪伴弥留之际的母后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
冥冥之中孝惠仿佛看到父母的陵寝……
慈祥的父母正迎着她走了过来……
在经历６３年阔别之后，她的灵魂回到了科尔沁草原……
作为女儿她是快乐的……
作为妻子是不堪回首的……
作为母亲她是幸福的……
７７年的漫漫人生，终于走到了尽头。

顺治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身世之谜

董鄂氏的一生可用“红颜薄命”四个字概括，她的悲剧不仅在于她入宫前的特殊经历，更在于无法挣脱满蒙联姻的桎梏，她的一生给后世留下太多的话题……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是顺治在世时所册封的第三位皇后，但董鄂氏的皇后身份却是在去世后追封的。
她的身世、她的得宠以及顺治在她去世后的出家之念，都给她短暂的生命增添了令人回味的因素。
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的骨灰被安置在顺治孝陵的地宫之内，而在清东陵中顺治的地宫是惟一没有被盗过的，她与他在身后的确得到了长久的宁静。
在所有清一代的宫掖中，董鄂氏都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人物。
民间还一度盛行董鄂氏实际是汉女的说法，此人名董白（字小宛），系苏州著名歌伎，才貌双全。
在清军南下时董氏被掠，因貌美绝伦而被送至北京皇宫，成为顺治帝的宠妃。
实际上，这位苏州名伎在崇祯十五年（１６４２年）就已经被江南才子冒襄金屋藏娇，媒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钱谦益。
而清军在顺治二年南下时，冒家的财产确实被洗劫一空，但董小宛并未成为战利品被送到北京。
董小宛因肺结核病医治无效，在顺治八年去世，享年２８岁。
显而易见，董小宛并非董鄂妃。
《清史稿•后妃传》对董鄂妃有如下记述：“董鄂氏，内大臣鄂硕女，年十八入侍，上眷之特厚，宠冠三宫，十三年八月立为贤妃，十二月进为皇贵妃，行册立礼，颁赦。
”且不说皇贵妃在后宫的地位仅次于皇后，在册立皇贵妃时大赦天下，已经是极不寻常的迹象，顺治在八年、十一年两次册立皇后均未大赦天下，不难看出皇贵妃董鄂氏在顺治心中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地位。
鄂硕隶属满洲正白旗，从天聪九年（１６３４年）以来历经战阵、屡立战功，被赐予世袭子爵。
鄂硕之女生于崇德四年（１６３９年），在盛行早婚的时代，１３岁左右基本完婚，比顺治小一岁的董鄂氏何以要迟至１８岁始入宫掖？更何况，１８岁也早就过了入宫待选的年龄。
在清代官方的记载中，对董鄂氏入宫前的身世一直讳莫如深。
在西方人撰写的有关著作对此却有所披露，《汤若望传》一书指出：“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怜，当这位军人因此斥责他的夫人时，他竟被对于他这斥责有所闻知的‘天子’亲手打了一个极怪异的耳掴。
这位军人于是乃因怨愤致死……皇帝遂将这位军人的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
”据陈垣先生考证：这位军人的夫人就是被封为皇贵妃的董鄂氏，而董鄂氏的前夫就是顺治的弟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
顺治朝实录也的确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文字：襄亲王博穆博果尔在顺治十三年七月初三去世，七月初九“礼部择吉于八月十九日册妃，上以和硕襄亲王薨逝，不忍举行……”因襄亲王之死而不忍心册封董鄂氏，足以反映出顺治、董鄂氏、襄亲王之间存在着不同寻常的关系。

顺治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一见倾心

已经为人妇的董鄂氏能在顺治的视野中出现，很可能同清代实行的命妇轮流到后宫侍奉后妃的制度有一定的关系。
已经成为襄亲王妃的董鄂氏自然在命妇之列，到宫内侍奉后妃，也就为顺治同她的不期而遇提供了条件。
可真应了那句“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值得注意的是，孝庄皇太后在顺治十一年四月初五颁布了懿命，以“严上下之体，杜绝嫌疑”为由，停止实施这个历代都没有的命妇入侍制度。
皇太后很可能已经听到多情天子同弟媳董鄂氏的某些风流韵事。
按照太后的布置册立内侄孙女为皇后即将举行，此时哪能节外生枝；再说襄亲王博穆博果尔又是个很看重礼法的人，一旦得知王妃红杏出墙、移情别恋，肯定无法忍受；为了满蒙联姻、为了家庭的和睦，孝庄决定立即把一切都消灭在萌芽中，切断顺治同董鄂氏幽会的途径，让他们把刚刚萌生的恋情冷却、淡化，在无声无息中消失。
从顺治十一年四月到顺治十三年八月十九的两年多中都发生过什么，已经无从考察，但可以想像得出太后的禁令并未能阻断顺治同董鄂氏的恋情，而且最终一些风声还是传到了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耳中。
为此，董鄂氏受到了丈夫的“斥责”，而顺治竟打了这个满腹委屈的丈夫一个“耳掴”。
博穆博果尔“乃因怨愤”在七月初三去世，董鄂氏作为未亡人而进宫。
董鄂氏对顺治为何会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在为悼念董鄂氏所写的“孝献皇后行状”中，顺治写道：“后至俭，不用金玉，诵《四书》及《易》，已经卒业，习书未久即精，朕喻以禅学，参究若有所悟。”对《四书》、《易经》的学习，对书法的精通以及对禅学的领悟都使得董鄂氏同顺治在文化上志趣相投，彼此之间有说不尽的话题。
对顺治来说后宫佳丽虽多，但不是来自蒙古草原就是来自满洲世家，几乎个个目不识丁。
已经熟读经史子集的少年天子，又焉能寻觅到知音！平心而论，董鄂氏比起那些汉族才女，还相差甚远，但对于生活在文化荒漠中的顺治，却是难得的红颜知己。
顺治帝炽热而又持久的爱，不仅在后宫，也在董鄂氏的心头荡激起巨涛。
难以摆脱的负罪感与情投意合的愉悦纠缠在一起，然而博穆博果尔之死，的确令董鄂氏在内心深处怀有负罪感，抚今追昔，百感千愁，“恨不相逢未嫁时”！她最终得到册封，堂而皇之地登上皇贵妃的宝座，并在顺治十四年十月初七生下皇四子，而且此子一出生就被立为皇太子……宠冠三宫也使得她成为众矢之的，在情感激烈竞争的后宫，谁也不愿意成为失败者。
当翌年正月二十四日皇四子夭折时，顺治立即追封皇四子为荣亲王。
尽管在顺治诸子中皇四子是第一个得到亲王封爵的，董鄂氏仍能感受到妃嫔中那些幸灾乐祸的目光……顺治依然坚持立董鄂氏孝献端敬皇后御制行状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之子荣亲王生的儿子为皇太子，然而经受丧子打击之后的董鄂氏，已经虚弱到难以再承受生育的重负，一再向皇帝表示不必以己子为太子。
也许正是考虑到董鄂氏不可能生育的身体状况，废后之念再次在顺治的胸中涌动。
本来他同第二个皇后就毫无感情可言，为了日后董鄂氏的处境，他必须让董鄂氏正位中宫。
深知其中厉害的董鄂氏，在得知顺治已经停止向皇后进笺奏后，“长跪顿首固请”，并以“陛下若遽废皇后，妾必不敢生”，力劝顺治放弃废后之念。
满蒙联姻笼罩着后宫，就像一条挣不脱的枷锁，禁锢着多情天子与他的心上人。
董鄂氏一方面品尝着挚爱，另一方面又要提防妒忌的陷阱，对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慎之又慎。
顺治十四年她的父亲鄂硕去世，对此董鄂氏的反应并非异常悲痛，因为她正担心父亲会依仗皇贵妃父亲的身份在外面招摇生事，父亲的去世反而令她不必再牵挂，她的理智似乎不近人情……

顺治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至死不变

顺治的爱已经成为董鄂氏生命不能承受的重负，她在等级森严的后宫活得非常累。
顺治“偶免朝，则谏毋倦勤”，惟恐落下“君王从此不早朝”的指责；当顺治在“日讲”后，和她探讨“章句大义”时，“辄喜”；而当顺治让她一同阅奏折时，则起身谢道“不敢干政”。
至于对太后她更是全力侍奉，“左右趣走”，即使她在顺治十四年十月初七生子之后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连月子都没能坐，就要竭尽全力去侍奉生病的太后，而皇后却可以心安理得地不去尽妇道。
当她在丧子之后内心痛苦不堪的情况下，依然要强颜欢笑，出现在太后的身边，“左右趣走”……长此以往，又怎能不应了“红颜薄命”？心力交瘁的董鄂氏终于病倒，于顺治十七年八月初八（１６６０年９月２３日）辞世，享年２２岁。
董鄂氏去世所激起的波澜比当年入宫还要剧烈，为了追封董鄂氏为皇后顺治已经闹到寻死觅活的地步。
按照传统，妃嫔只有在所生育的儿子继承了皇位，才能母以子贵被尊为皇后。
为了避免失去理智的顺治做出过激的举动，孝庄皇太后被迫同意追封董鄂氏为皇后。
但在议谥时又出现了问题，尽管已经增加到“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１２个字，依然没有出现皇后谥号中所必须有的两个字——“天”、“圣”，如“承天辅圣”（顺治祖母孝慈高皇后）、“辅天协圣”（顺治嫡母孝端文皇后）。
汉化程度已经相当深的顺治当然明白，董鄂氏既不是从大清门抬进来的，也不是母以子贵熬上来的，虽然他贵为天子但对森严的封建礼数竟也无可奈何。
就像那首被称为出自顺治手笔的“西山天太山慈善寺题壁诗”所言：“朕乃河山大地主”，“十八年来不自由”！顺治失去董鄂妃后的情绪失控，远远超过了他的父亲皇太极。

顺治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顺治剃度

在葬礼结束后，顺治帝又掀起出家当和尚的轩然大波，他让玉林通的弟子行森和尚为自己剃度，以表示弃天下如敝屣的决心。
顺治的出家念头在董鄂氏去世时已经萌生，但他的未了情还要用手中的权力去了结——追封董鄂氏为皇后、为她举行隆重的葬礼，一旦把这两件事办妥，他就要遁入空门了。
顺治的剃度，实际是一个从渐悟到顿悟的过程，从顺治十四年十月初四在海会寺同和尚憨璞会面后，顺治又同玉林、木陈、行森等禅师频繁接触。
这当然有争取逃入空门士人的考虑，因为自唐宋以来，士大夫在政治上遭遇蹉跎后，往往出佛入老，以期得到心灵上的某种慰藉。
据当时在华的外国传教士维克特•瑞奇（Vctor Ricci）所记：“许多忠于明朝的志士们不愿受满洲统治而出家当了和尚，不少学者、诗人、画家栖身寺庙。”他们中有的以“思明”为法号；有的“以忠孝作佛事”，每到崇祯忌日“必素服焚香，北面挥涕”，十几年如一日；也有的慷慨赋诗：“一声长啸出红尘，忠孝原来是法身”，以诗言志；还有的把时人悼念在煤山（今景山）自缢的故君——崇祯的诗文，编辑成册，名曰《新蒲绿》。“儒之门几无人”“率被释氏牵之去”以及空门不空，在当时都是非常突出的。
顺治先后诏令在禅门中颇有影响的玉林、木陈禅师进京论道。
木陈不仅是“新蒲绿”的编辑者，还在顺治八年到舟山的普陀寺开堂说法，而当时的舟山在鲁王朱以海的控制之下，其政治倾向不言而自明。
木陈在进京后，被顺治安排在西苑（今北海、中南海在当时称为西苑）居住堪称是志趣相投，心有灵犀。
顺治的博学多闻、礼贤下士，已经把木陈胸臆间的故国之思、华夷之别荡涤殆尽。
在其离京前夕（顺治十七年五月）曾挥毫写下：“惜别君王重，多愁会晤难。
何由能缩地，长此共盘桓。”惜别之情、眷恋之意已经跃然而现。
“从今不哭《新蒲绿》，一任煤山花鸟愁”的木陈，在南归后还写了一篇颇有政治色彩的文章《从周录》，不但曲解了孔子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之意，还对明清鼎革的合理性进行了论证，其文曰：“向使殷之丧师，同于明之亡国，武王之兴同于世祖之兴，则伯夷将弹冠入周，安事首阳清饿哉！乃世固有非宗臣，非国士，往往托首阳以自高，则已违乎周、清从违之义矣。”这一番议论，即使是降清多年的洪承畴、吴三桂等也未能杜撰得出，此木陈已非彼木陈！而木陈“以比丘尼不得为君父报仇”的告诫，更是顺治期待已久的。
满汉合作基础的扩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礼禅也是个双刃剑，即瓦解了禅门，使得相当一部分禅师接受了明清鼎革的现实。
与此同时也把顺治的思绪引向了空门，他曾对木陈说过“朕于财宝固在不意中，即妻孥亦觉风云聚散没甚关晴”。
顺治甚至拜玉林为师，法号“行痴”，用现在的话也算得上是个在家修行的居士了，兼之又有董鄂氏同他机锋问答，别有一番情趣在心头。
关于顺治出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被炒得沸沸扬扬，吴梅村还以此为题写了首长诗。
而在《清诗纪事》中还收录了一首署名为福临写的“西山天太山慈善寺题壁诗”。
虽然可以断定此诗并非顺治所作，但其中的“天下丛林饭似山，钵盂到处任君餐。
黄金白玉非为贵，惟有袈裟披最难。
朕乃山河大地主，忧国忧民时转繁”以及“我本西方一衲子，因何流落帝王家！十八年来不自由，江山坐到几时休”等句，确实反映出顺治不堪尘世礼法束缚的心境。
产生于清乾隆时期的著名小说《红楼梦》中便安排主人公贾宝玉在林黛玉被封建礼教夺去生命后，毅然抛弃荣华富贵出家当了和尚，很可能就是有感于顺治强烈的出家之念。
该书作者曹雪芹的祖母就是康熙皇帝的乳母之一，作者在童年时很可能听到有关顺治试图遁入佛门的真实情况，正是有了这种生活积淀，《红楼梦》这部巨著也才具有如此强的震撼力。
但顺治的出家，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及时赶到北京的玉林制止了顺治的出家之举。
玉林明确表示：如果皇帝不放弃出家之念，就将烧死行森。
熊熊燃烧的柴堆迫使顺治让步，依然留在尘世当皇帝。
为此他安排最得宠的太监吴良辅作为皇帝的替身在悯忠寺出家，以了结皇帝的未遂之愿，并在十八年的正月初二御驾降临悯忠寺，参加吴良辅的剃度仪式。
过度的悲伤、主持葬礼的疲惫以及出家未遂的失意都伤害了顺治帝本来就多病的身体。
顺治在十几岁时得了肺结核，竟至到了吐血的地步。
结核病人在患病之初，表现出病态的亢进，用中医的观点来解释就是阴虚阳亢，而当时顺治又处于青春期，纵欲之事时有发生。
然而病态的亢进耗尽了他体内的元气，以至才２０岁出头就已经阴阳俱虚，气血两亏。
顺治对董鄂妃的宠爱并非一般人所想像的“独承雨露”，实际上皇帝同她经常“分床而居”，彼此如同老友一般，更多的是心灵上的沟通。
而董鄂妃的去世，已经使得顺治的命门火虚弱到随时就能熄灭的程度。
顺治在参加吴良辅的剃度仪式后５天去世，按照他的遗嘱：由行森在景山举行火化仪式，奉命来京的行森在四月十七日为顺治举行了秉炬，其遗体及生前御用物品全部焚烧。
顺治的骨灰葬在他生前择定的墓地——位于遵化马兰峪的清东陵。
令顺治没能料到的是，他逝后的谥号“章”也未能系在董鄂氏的皇后谥号上，这就意味着孝献皇后不可能配享太庙……然而无论是礼教还是名分，对于紫禁城里所发生的长达数年的惊世骇俗的生死之恋，不也都是无可奈何吗？！

顺治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堂妹殉葬

顺治在参加吴良辅的剃度仪式后的当天下午就感到有些身体不适。
到了第二天——正月初三，就已经出现出痘的症状（当时人把生天花称为出痘）。
从关外来到中原的满洲人，本来对天花病毒就缺乏免疫力，而成年人出天花往往会危及生命，因而每年的冬季及初春顺治都要到南苑去避痘。
但顺治十七年的冬季却是个例外，顺治不仅未去避痘，反而为了董鄂妃的葬礼弄得心力交瘁，疲惫不堪，天花病毒乘虚而入。
到了正月初六顺治病危，这天凌晨麻勒吉与汉族学士王熙到皇帝病榻旁奉命撰写遗诏。
据王熙在《自撰年谱》中所记：在写完第一段后“遂奏明：恐圣体过劳，容臣奉过面谕，详细拟就进呈，遂出至乾清门下西围屏内撰拟，凡三次进览，三蒙钦定，日入时始完。
至夜，圣驾宾天。”据清实录记载，顺治在正月初七子刻在养心殿去世，时年２４岁。
不难看出，顺治的遗诏在去他世之前已经由本人审阅定稿，然而遗诏是在申时才公布的。
公布遗诏是在顺治去世之后４个时辰（８个小时），而且遗诏已经变成了罪己诏。
曾经参与撰写遗诏的王熙在遗诏公布后，便把自己保存的所有同遗诏有关的文字记录全部付之一炬，而且此后对所有涉及的内容守口如瓶。
据孟森先生考证“其间必有太后及诸王斟酌改定之情事”，８个小时足够修改了。
在这份罪己诏中的第十条就涉及到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端敬皇后于皇太后恪尽孝道，辅佐朕躬，内政聿修。
朕仰奉慈纶，追念贤淑，丧祭典礼，过从优厚，未能以礼止情，诸事窬溃不经，朕之罪一也”。
把对董鄂氏的葬礼逾度写进罪己诏，的确反映了孝庄的强烈不满，在她看来顺治如果不如此伤感、劳神，又怎能会染上痘症并因此撒手而去。
而［美］A．W．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福临传》中也有如下的评论：“在这份以福临名义发布的遗诏，把福临装扮成因为有某些过失而下罪己诏者，例如加予宠妃的那些破例的荣誉和为她的死而举行的奢侈的葬礼……可能是他的母亲孝庄皇后希望抬高她自己的侄女或侄孙女而坚决要加进去的。”孝庄的情绪使得端敬皇后的堂妹贞妃董鄂氏陷入深深的恐惧中，为了避免引起更多的麻烦，为了董鄂氏家族不至于受到牵连，她决定牺牲自己，以为顺治殉葬来换取皇太后的宽恕，才２０出头的她从容地走了。
虽说这是她自己的抉择，但其中……尽管康熙追封贞妃董鄂氏为皇考贞妃，但当两年后顺治的孝陵竣工之后，在地宫中同顺治合葬的只有孝献端敬皇后和刚刚去世的康熙的生母孝康章皇后佟氏。
至于追随先帝而去的贞妃，则被葬在孝陵东边妃嫔陵寝。
当康熙在三十二年开始为嫡母孝惠营建陵寝时，便在原有妃嫔陵寝的基础上营建孝东陵——修建地宫、地宫上的宝城、方城、明城、隆恩殿、东西配殿……而贞妃不过是葬在孝东陵的２８位嫔妃中的一个。
生前并未得宠，但却要成为堂姐的替罪羊；虽然殉葬，死后依然备受冷落；名分以及合葬地宫的哀荣都同她无缘……

顺治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弟费扬古

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虽然没有留下一儿半女，但她却留下一位为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弟弟费扬古。
费扬古生于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年），比孝献端敬皇后小６岁，在他的脑海中姐姐的印象已经非常模糊，但他却承袭了姐姐办事认真、为人谦和、追求完美的性格。
当他的父亲在顺治十四年去世时，１３岁的费扬古就承袭了父亲在一年前（顺治十三年）因女儿被封为皇贵妃而晋升的伯爵。
１３岁的小伯爵懂得约束自己，在姐姐最得宠的时候，不敢有任何放纵自己的言行，而且抓紧时间学习文韬武略，为将来建功立业奠定基础。
在平定三藩之乱时年轻的费扬古在安亲王岳乐帐下效力，因战功卓著被授予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
费扬古不是凭借外戚的身份，而是凭借自己的功绩而跻身于政坛。
在清王朝抗击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战争中，费扬古更是大显身手。
从康熙二十六年（１６８７年）起，以伊犁为统治中心的漠西蒙古中实力最为雄厚的一支——准噶尔部，在首领噶尔丹率领下挥师东进，并于次年五月越过杭爱山大举进攻漠北的土谢图部，又乘胜渡过土拉河侵入车臣部牧地，漠北各部纷纷南奔，请求归附清朝。
如果清廷不接受漠北各部（又称喀尔喀各部）内附，他们必然被准噶尔部所吞并，将成为清王朝北部的巨大威胁；如果允许喀尔喀各部内附，噶尔丹就可能以追击为名而内犯。
尽管情况如此严峻，但康熙绝不会错过臣服漠北各部的天赐良机。
在此之前，漠北各部已经对清王朝“间通使，间为寇”，准噶尔的侵略使得他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于是康熙下达了允许喀尔喀各部内附的命令，并在靠近边界的牧场予以安置，调拨归化城的粮食用来赈济他们。
漠北各部在内附后也同漠南内蒙古一样编旗，被编为三十七旗，且建立汇宗寺以安置各部喇嘛。
康熙“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御朔方”的做法，的确收到了“较长城更坚”的效果。
占领漠北的噶尔丹愈发不可一世，到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年）又以追击喀尔喀各部为名，率领军队数十万南下，“已进汛界”。
噶尔丹“志在不小”，于是康熙决定御驾亲征，开始了同噶尔丹之间的第一次战争。
但此次亲征由于康熙病倒在军前，只得委托裕亲王福全等指挥此次战事，而费扬古就是裕亲王福全麾下的一员得力将领。
双方在乌兰布通展开激战，噶尔丹在被击溃后率余部渡过西拉木伦河逃回漠北。
在此之后，噶尔丹依然时时越过克鲁伦河，南下侵略巴颜乌阑一带。
为了防御噶尔丹，康熙任命费扬古为安北将军，驻守归化（今呼和浩特——内蒙古自治区首府）。
为了解决噶尔丹对内蒙古的军事威胁，康熙在三十五年（１６９５年）二月，再次御驾亲征。
此次亲征兵分三路，东路由萨布素负责，率领数千军队驻守蒙古东部，防止噶尔丹向东逃窜；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的费扬古是西路统帅，西路是此次征战的主力，兵力四万六千有余；中路由康熙亲自率领，兵力约三万三千。
按照事先的部署，中路军在四月初一从北京出发，而西路军在三月份分别从宁夏、归化出发，五月底中路和西路在土拉河以北会师。
西路军在行进途中因天气恶劣影响了进度，为了避免不能按期到达使得康熙率领的中路军独自承受巨大的压力，费扬古亲自率领一万四千精锐日夜兼程……而当康熙抵达克鲁伦河以南时，“北岸已无一帐”，噶尔丹早已“拔营宵遁”。
噶尔丹在向西逃窜的途中“遗老弱辎重”，在经过五昼夜的狂奔后抵达位于库仑（今乌兰巴托）的昭莫多（蒙语大树），但却被费扬古所率领的西路军迎头予以阻击。
费扬古在昭莫多同噶尔丹展开激战，噶尔丹的主力全部被歼灭。
从此费扬古的名字就同康熙盔甲昭莫多、同大败噶尔丹紧密联系在一起。
“雪花如血扑战袍，夺取黄河为马槽。
灭我名王兮虏我使歌，我欲走兮无骆驼。
呜呼，黄河以北奈若何！呜呼，北斗以南奈若何！”这是准噶尔部的一名善弹筝笳的老乐工被俘后，在康熙皇帝所举行的庆功宴上演唱的一首悲壮凄凉的歌，从歌词中可以看出：噶尔丹率领的准噶尔部在占领漠北喀尔喀三部后试图向南扩张、饮马黄河的狂妄之心，也反映出在昭莫多之战重创下噶尔丹精锐丧尽、处于穷途末路的可悲境地。
噶尔丹在天山以北的故地已经被他兄长僧格的儿子策妄阿拉布坦所占有，进退失据。
由于噶尔丹拒绝康熙的招抚，费扬古在康熙三十六年（１６９６年）二月又参加了第三次对噶尔丹的战争，但双方还未来得及交战，噶尔丹就在这一年闰三月十三日一命呜呼。
费扬古因在平定噶尔丹战争中的杰出贡献，被封为一等公爵。
自第一次在乌兰布通交战到噶尔丹兵败身亡，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费扬古驻扎在归化，由于他能约束布众、军纪严明，深得民心，当第三次讨伐噶尔丹的战事结束后，他奉命调离，当他从该城开拔时，归化的商人、百姓纷纷给他送行，不久为他修祠立像，以纪念他在抗击噶尔丹、戍边卫民及绥靖地方的过程中所立下的功绩。
以至清政府在任命下一任驻归化将军时，竟然任命了一个与他同名的人，但此费扬古是预亲王多铎的小儿子，这一任命足以反映出：出自董鄂氏的费扬古，在蒙、汉百姓中所享有的崇高声誉。
安息在孝陵地宫中的孝献端敬皇后的灵魂，应该感到欣慰了……

康熙德妃乌雅氏德妃其人

乌雅氏隶满洲正黄旗，是护军参领威武之女。
并非出自名门望族的乌雅氏，比康熙小６岁，在康熙早期的后妃中是属于比较年轻的一个。
因她能恪守宫中的礼节得到太皇太后、孝惠皇太后的器重，也赢得康熙的瞩目。
康熙十七年乌雅氏因生育皇四子胤在一年后得到德嫔的封号，而在康熙二十年又因生育六阿哥胤祚而被晋封为德妃。
德妃子嗣甚旺，在１１年的时间（康熙十七年——二十七年）生育了三位阿哥、三位格格，虽然其中有一位阿哥、两位格格夭折，但毕竟有两位阿哥、一位格格长大成人，比起一连生五个儿子都早殇的荣妃马佳氏，德妃已经是相当幸运的了。
而且乌雅氏是那种从无奢望的女人，珍惜已经得到的是她的天性，面对年复一年、平淡无奇的嫔妃生活她也能过得有滋有味。
乌雅氏在后宫的最高封号就是“妃”，比她入宫晚的佟佳氏刚入宫就被册立为贵妃，从一开始就比乌雅氏的地位高，而当贵妃佟佳氏在康熙二十八年病重后，康熙又册封佟佳氏为皇后。
乌雅氏很有自知之明，她知道虽然佟氏是汉人，但自己不能和佟氏比。
佟氏的姑姑是康熙皇帝的生母——孝康章皇后，且不说孝康章皇后的父亲佟图赖为清王朝捐躯，皇后的弟弟佟国纲、佟国维均在朝中居高官。
为了提高外祖父一家的地位，康熙特意把佟图赖一支赐满姓佟佳、并把他们从汉军镶蓝旗抬入满洲镶黄旗，皇后家族旗、赐满姓从佟氏开始。
这些当然是出生在普通满洲之家的乌雅氏，无法望及的。
皇后佟氏是康熙册立的第三个皇后。
在此之前康熙曾册立遏必隆之女钮祜禄氏为皇后，钮祜禄氏同孝诚皇后一起进宫，立为贵妃，到康熙十六年八月被册立为皇后，但第二位皇后在翌年二月去世，连头带尾也就当了半年皇后，此即孝昭皇后。
至于皇后佟氏，在册立后第二天就去世了，此即孝懿皇后。
康熙所册立的三位皇后，一个比一个命短，也许鉴于三位皇后都短命而亡，此后康熙再也没册立过皇后。
虽然自康熙二十八年德妃就协助处理后宫事务，而且需要她做的也都一丝不苟地做了，但对于贵妃一类的册封她似乎从来就没动过念头，其实孝懿皇后的妹妹就享有贵妃的名分……平和的心态使得乌雅氏在宫中度过了３０多年的平静生活，直至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初四发生在围场的一起重大事件——康熙废太子，乌雅氏从此再也不得安宁了……

康熙德妃乌雅氏太子被废

实际上，德妃乌雅氏早就隐约感到皇帝对皇太子不满的情绪一直在增长。
她第一次感到皇帝对太子失望是在１８年前——康熙第一次亲征噶尔丹期间，皇帝因热证（也就是发烧）病倒在军前，皇太子胤和三弟胤祉立即从京城赶往行在探望父亲。
两个十几岁的不懂医道的少年，并不清楚热证的特点就是面色发红，因而他们在见到康熙后，把病态当作健康，不仅没有表现出忧虑，反而为父亲的气色感到欣慰。
身体发热、烦躁不安的康熙，竟然认为胤“绝无全中爱君父之念”，盛怒之下把两个儿子轰回北京。
虽然德妃了解太子、皇三子并非不关心父皇的健康，实在是他们不了解热证的特点，可她没有力量改变皇帝的看法，除非太皇太后还健在……而到了康熙第二次、第三次亲征噶尔丹期间，别说德妃就连朝廷中许多官员都意识到帝对皇储的不满已经公开化。
康熙在亲征之前特令科道官员“实心尽职”，“自皇太子、诸王及内外大臣官员有所贪虐不法并交相比附，侵轧党援，理应纠举之事，务必大破情面，据实指参，毋得畏惧权要，瞻徇容忍”，显然这是在给皇太子敲警钟。
然而康熙还未回到京城，“有关太子昵比匪人”、喜怒无常、沉溺酒色、服用奢华、征索无度、多行不法的传言就已经传到了行在。
别看德妃就在皇宫，就连她也说不清上述传言究竟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夸张的，有多少是以讹传讹的……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皇帝对太子愈发失望了。
经过３０几年的教育，仍然未能培养出满意的皇储，看得出康熙对于训储不得其道是相当沮丧的。
德妃不曾料到太子的叔外公——也就是孝诚皇后的叔叔索额图也被卷了进来，当讨论皇太子服装颜色、所用仪仗规格时，索额图竟然提出“俱用黄色”、仪制俱同皇帝一样的建议，这让康熙老大不快，以至康熙在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年）罢免了索额图的所有职务。
此后不久，由于俄罗斯支持的哥萨克骑兵对外兴安岭、黑龙江流域的抢掠以及噶尔丹向东的扩张，北部及东北部边疆局势紧张，为了切断俄罗斯同噶尔丹的联盟，康熙决定同俄罗斯进行边界谈判。
于是，赋闲几年的索额图被起用，索额图不仅是在尼布楚同俄国进行谈判的负责人，而且经过激烈的斗争同俄国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以外兴安岭、额尔古纳河作为中俄东部边界。
既有效地保护了满族的发祥地，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俄罗斯同噶尔丹的联盟。
此后在抗击噶尔丹的战争中，索额图一直负责转运粮饷。
然而在平定噶尔丹后，索额图被再次革职，而且在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年）五月被判处“幽禁”……在德妃看来“幽禁”索额图，实际就是废太子的一个先兆。
令德妃惊诧的是：胤之死竟然成为废太子的导火线。
康熙四十七年（１７０８年）夏，皇十八子——不满八岁的胤第一次跟随康熙到围场行猎，连日的辛劳以及水土不服使得十八子在围场突然病倒，而且几天后去世。
虽然康熙以前多次经受丧子的打击，但那时他还年轻，或比较年轻，而当胤去世时康熙已经是５５岁，晚年丧子的确是个沉重的打击。
然而此时的太子，不仅未能体会到父皇的伤感，反而有些躲过灾星的窃喜。
太子清晰地记得在这一年元旦祭祀“堂子”时，父皇说心中有种不祥之兆，“若有一事将发生”，弄得胤一直惴惴不安。
而该年四月当潜逃在外的朱三太子被抓获后，如释重负的胤对康熙言道：“父皇之言验矣”，不料康熙依然忧心忡忡地对他说“尚恐未尽如此也”。
究竟将发生什么事，康熙说不清，太子也猜不出。
因而当胤去世后，太子自然同“若有一事将发生”联系起来，在胤看来能以十八弟年幼的生命换取天下太平，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
而胤又是一个不善于掩饰自己情绪的人，一旦他把胤之死同康熙的预感联系起来，就不可能对幼弟的夭折装出非常悲痛的样子，这些又当然逃不出康熙的眼睛！对手尚且如此，一旦君临天下，还能指望胤能爱民如子，视民如伤！康熙对胤已经不报任何希望了。
最让德妃感到困惑的是，太子在围场期间曾“窥视”皇帝的“起居动作”，太子为什么要这样做？她知道太子如此失策，必然有迫不得已之处。
从元旦以来就被不祥预感纠缠着的太子迫切渴望了解父皇的意向，当茫然不知所措的胤独自在夜色中漫步、当他看到帐篷中露出的一丝亮光、当他就像扑火的飞蛾一步步靠近发出亮光的裂缝、当他屏住呼吸向里面窥视时，映入眼帘的却是父皇直视过来的冷酷目光……在老年丧子的刺激下，酝酿在康熙心中的不满、失望等急剧发酵，愤怒的情绪终于冲破理智的防线，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初四清晨，皇帝在布尔哈苏台行宫向从猎的诸王大臣、文武官员宣布废太子的谕令，胤在当了３３年的皇储后被废，而且是欲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德妃不禁想到胤的生母——那位为了儿子而失去生命的孝诚皇后。

康熙德妃乌雅氏太子生母

对于废太子胤的母亲——孝诚皇后赫舍里氏，德妃的印象本来已经相当模糊了，逝去快４０年的往事，又一点一点地出现在脑海中……孝诚皇后赫舍里氏比康熙年长一岁，在康熙四年九月初八（１６６５年１０月１６日）这位“满洲下人”之女被册封为皇后，皇后给康熙的第一份厚礼，就是她的叔父索额图在康熙八年五月十六协助皇帝一举清除鳌拜集团，而皇帝对皇后的回报就是让她成为了母亲，他们之间第一个儿子承祜降生了。
伴随着康熙真正实现亲政，连接皇帝与皇后之间的纽带逐渐松弛了下来，皇后赫舍里氏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
自幼受到祖父教诲、颇通经史的赫舍里氏自然知道皇后桂冠的代价，一个女人一旦被封为皇后就必须把真挚之情埋在心底，把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全都用礼制来约束。
在龙凤姻缘中居主导地位的永远是龙，所谓龙凤呈祥，就是要求皇后在缔结婚姻之始就要面对一大群如花似玉的年轻女子表现出宽容，即使皇帝另有所恋，也要从“广圣嗣”的角度予以接纳，以独守孤灯、恪守妇道来母仪天下。
更何况，她的祖先原本是哈达部的，被清朝开国皇帝收编，能赢得皇后的桂冠，已经是格外地受到垂爱了。
皇后的名分、皇子的降生都成为孤寂宫廷生活的精神支撑，但一场疾病竟然夺去了承祜的生命。
失子之痛已经令赫舍里氏肝肠寸断，可她还要为康熙所经受的打击而牵肠挂肚。
虽然荣妃马佳氏一连生育了五个儿子，惠妃那拉氏生了承庆，但这六个阿哥先后都夭折了。
承祜是宫里的独苗，不仅是康熙与皇后的命根子，也是所有后妃的希望，这个给后宫带来欢乐的小阿哥还不到四岁也撇下所有的亲人走了……时间也许能够平复心灵的创伤，当胤降生后，其生母惠妃那拉氏的喜悦自不必说，身为嫡母的赫舍里氏也如释重负。
她虽然很喜欢孩子，却再也不想生育了，那惟一一次的生育已经给她留下极其恐怖的回忆，差点就要了她的命，更令她不堪回首的则是失子之痛……作为皇后，把任何一位妃嫔的孩子视为己出是母仪天下的美德，赫舍里氏非常满足嫡母身份带来的欢乐……并不想生育的赫舍里氏在２１岁时再次怀孕，虽然她很害怕生育，但为了皇帝也必须把肚子里的孩子养好。
已经２０岁的康熙只有一个儿子，从“广圣嗣”的角度她也义不容辞，更何况由于受汉族嫡庶之别的影响，康熙特别希望能有一个嫡子来作为皇位的继承人。
清王朝自开国以来，还没有一位皇帝是以嫡子身份即位的，康熙的祖父太宗文皇帝、父亲世祖章皇帝都不是嫡出，康熙本人也是庶出，因而康熙特别盼望自己的皇后能生个嫡皇子，以承继大统。
为了满足皇帝对嫡子期盼，赫舍里氏责无旁贷……康熙十三年五月初三，一次比一次更加剧烈的阵痛表明赫舍里氏就要临盆……谁也没料到第二次生育竟然比第一次还要困难，胎儿的下肢已经来到人间，看得出是个阿哥，但孩子的上身及头部还留在母体，再拖下去就是母子双亡……保孩子，还是保大人？孩子还可以再生，可谁能保证下一胎还是个阿哥呢？她的生与死不由自己决定，而是由皇家决定……伴随着婴儿那声响亮的啼哭，已经昏厥多时的皇后又苏醒了过来，她吃力地睁开眼睛看着儿子——这是母子之间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

康熙德妃乌雅氏储位之争

太子被废就意味着康熙要重新选择皇位继承人，第一个对储位产生非分之念的就是皇长子——大阿哥胤。
大阿哥的母亲惠妃出自门第高贵的叶赫那拉氏家族，系叶赫部首领杨吉的后裔，而杨吉的幼女就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生母孝慈高皇后，惠妃的兄长则是权倾一时的大学士明珠。
到康熙四十七年皇太子胤第一次被废黜时，在众多的皇子中地位最高的就是直郡王胤，他在１０年前就得到这一封爵，地位仅次于皇太子。
而康熙在废太子之前的一段时间，曾密令胤负责保护皇帝的安全，这一安排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大阿哥产生取而代之的念头。
为了加速胤的垮台，大阿哥不仅屡屡向皇帝告发太子及其属下的不轨行径，甚至还指使喇嘛巴汉格隆等人暗中咒魇皇太子。
鉴于康熙在废储之初就明确有旨：“诸阿哥中有钻营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断不容。
”于是大阿哥以退为进，推荐八阿哥为皇储，一旦皇帝能接受这个建议，他自己就能以大阿哥的身份辅政……如此一来也可以把康熙怀疑的目光引到八阿哥胤身上。
而当大阿哥得知：一个频频出入于达官贵人之家的相面人张德明，在给八阿哥胤相面时盛赞其“仁毅敦厚，福寿绵长，诚贵相也”以及张德明曾同普奇等人有过行刺胤之谋，他便抢先向皇帝告发以期赢得康熙更多的好感，实现从直郡王向皇太子的飞跃。
胤有几个心腹太监、侍卫专门替他打探各类消息，以便能捷足先登。
然而这位费尽心机的大阿哥，却因指使喇嘛咒魇皇太子一事被三阿哥胤祉告发，而落得被革去王爵、终身幽禁的下场。
在争夺储位中还有八阿哥胤。
胤为人谦和，礼贤下士，是皇子中名声最好的一个，在宗室、权贵以及汉族官员中都得到广泛的赞誉。
康熙的兄长裕亲王福全在世时曾夸奖“八阿哥心性好，不务矜夸”；宗室中的普奇、苏努（努尔哈赤长子褚英曾孙）以及胤的同父异母的弟弟九阿哥胤、十四阿哥胤等都与八阿哥来往密切，脾气相投；既是康熙舅父又系岳父的佟国维（佟国维之女一位被封为孝懿仁皇后，一位被封为贵妃）以及佟国维之侄鄂伦岱均认为八阿哥是最理想的皇储人选；而康熙另一位皇后——孝昭仁皇后钮祜禄氏的弟弟阿灵阿以及惠妃那拉氏的内侄揆叙（大学士明珠之子）也都是八阿哥的支持者；至于满族世家的马齐以及汉族官员中的王鸿绪、王九龄、李光地、何焯等亦均同八阿哥胤过往从密。
对于皇储，八阿哥胤实在有点迫不及待了，他就忘了孔圣人说的，“欲速则不达”。
德妃的两个儿子——四阿哥胤、十四阿哥胤也被骤起的政治漩涡所波及，令德妃胆战心惊的一幕幕接连发生：负责看押废太子的四阿哥胤因大阿哥暗中咒魇皇太子，受到牵连，遭到关押。
德妃坚信四阿哥是无辜的，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的胤不会同胤搅在一起，她相信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究竟什么时候胤才能洗清自己呢……而十四阿哥更让母亲牵挂，胤本来就没那么多的心计，况且又刚２０出头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平素又同八阿哥胤、九阿哥胤脾气相投，八阿哥胤对皇储的谋求肯定会让康熙警惕……事态的发展果然如德妃所料，废掉太子才２０多天——九月二十八日康熙就在一次上谕中斥责“八阿哥到处妄博虚名”，德妃真的很为十四阿哥担心，惟恐他会受到八阿哥的牵连。
德妃最担心的事情在九月二十九日发生了：那一天康熙把众皇子召集到乾清宫，指责八阿哥胤参与“谋害胤”，并下令将胤锁拿。
八阿哥的确有谋为皇储之意，但绝无“谋害胤”之心，实在是受了大阿哥的连累。
大阿哥既推荐八阿哥，又试图置胤于死地，胤同大阿哥的关系又怎能说得清呢？康熙已经把他看作是大阿哥的一党！当然，胤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他的确不知道大阿哥暗中咒魇皇太子的伎俩。
连德妃这样局外人都看得很清楚，但康熙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本来这事闹到把胤锁拿，也就告一段落了。
在康熙龙颜大怒的情况下，偏偏九阿哥胤又撺掇一向被父皇偏爱的十四阿哥给八哥讲情。
不知轻重的十四阿哥便对怒气未消的父亲说道：“八阿哥无此心，臣等愿保之。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正在气头上的康熙勃然大怒，厉声斥责道：“你们两个要指望他做了皇太子，日后登极封你们做亲王么？”十四阿哥对天发誓的做法，无异于火上浇油，震怒中的康熙竟抽出“佩刀欲诛胤，皇五子胤祺等跪抱劝止，诸皇子叩首恳求，上怒少解。
命诸皇子挞胤”……德妃很理解康熙心中的苦闷，他是位慈父，同时又是握有生杀大权的君主，一旦慈父的角色同君主的权威发生冲突的时候，即使对于最喜欢的儿子——无论是培养了３０多年的皇储胤，还是从一出生就受到偏爱的十四阿哥，都会做出不近人情的处置。
在家与国连为一体的皇家，慈父的心怀与君主的威严在各自显示着自身的力量，而最终败下阵的自然是慈父的心怀。
德妃的两个儿子都在无意中冒犯了皇帝：四阿哥还被关押，十四阿哥又受到责打，母亲的心在颤抖，无能为力的德妃只能祈祷上苍保佑自己的儿子渡过眼前的险境。

康熙德妃乌雅氏议储风波

自从太子胤被废，为谋得皇储的几个儿子就拉开了阵势。
虽然康熙从未向德妃透露过对于立储的想法，但德妃心里明白，无论是八阿哥，还是大阿哥，康熙都没看得上。
为了解决被困扰了一个多月的国本问题，康熙决定四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在畅春园召集满汉大臣举行议储会议，令诸臣“于诸阿哥中举奏一人”，并明确表示：除因咒魇胤被幽禁的胤外，“众以谁属，朕即从之”。
德妃无从猜测康熙召开议储会议的目的，但在此次议储会议上，竟然出现满汉大臣一致推举八阿哥为皇储的局面，这样一种“所举皆同”的结果，的确在皇帝的预料之外。
尽管康熙也知道“八阿哥心性好，不务矜夸”“诸臣称奏其贤”，但当内侍把满汉大臣俱书写的“八阿哥”三字的纸张交到皇帝的手里后，康熙便传谕与会者：“立皇太子之事关系甚大，尔等各宜尽心详议。
八阿哥未尝更事，近又罹罪，且其母家亦甚微贱，尔等其再思之！”由于诸大臣不敢再议，康熙又传谕道：“今日已晚，尔等且退，明日早来，面有谕旨。
”上述记载均摘自康熙朝实录，而康熙朝实录是雍正即位后纂修的，在档案材料的选择上，必然要尽量采用诋毁政敌的内容。
即使如此，对八阿哥得到一致推举也无法抹杀。
康熙不仅不肯兑现“众以谁属，朕即从之”，反而对满汉大臣一致推举八阿哥心生疑虑，怀疑必然有人幕后操纵。
在康熙看来既是皇帝岳父又是舅父的佟国维，就是一致拥立胤的幕后指挥。
康熙认为佟国维不该“于诸王阿哥中结为党羽”，应“一体看视，不有所依附而陷害其余”，可结果却是“欲结恩于胤，为日后恣肆专行之计”。
为此康熙斥责佟国维“与胤为党，老年康熙像言欲立胤为皇太子，殊属可恨！”议储会议不仅未能议出皇储，反而引起追查幕后操纵者的风波，富察氏家族的马齐虽然得免一死，却也遭到囚禁，其弟马武、李荣保等均被革职，同马齐关系密切的户部尚书王鸿绪也被革职。
一连串的突发变故已经把德妃抛进了迷宫……一直到一月十五日，德妃才明白康熙召开议储会议的真正目的实际是为胤的废而复立制造舆论，太子被废所造成的储位之争已经令康熙不胜其烦，再立一个太子也不是那么容易，由此而引起的骨肉相残更是他必须考虑到的，仓促之中对胤废而复立，以解决诸王觊觎储位的问题。
为此康熙特意提到祖母太皇太后、提到胤被咒魇的丧失本性，其谕旨曰：“太皇太后在日，爱朕殊深，升遐以后，朕常形梦寐……近日有皇太子事，梦中见太皇太后颜色殊不乐，但隔远默坐，与平时不同。
皇后亦以皇太子被冤见梦。
且执皇太子之日，天色忽昏……皇太子前因魇魅以致本性泊没耳，因召左右，加意调治，今以痊矣……况所感心疾，已有渐愈之象……朕之福也，亦诸臣之福也。
”胤的废而复立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但德妃的生活是否能恢复到皇太子被废之前呢？德妃的女婿是康熙舅舅佟国维的孙子舜安颜，在皇太子被废后由于舅舅流露出处死胤之意，而受到皇帝的严厉申斥：“朕拘执皇太子时并无他意，殊不知舅舅肆出大言……一闻舅舅所奏之言，众皆恐惧……今众人之心既如此忧虑不安，朕躬及皇太子、三阿哥、四阿哥、五阿哥、七阿哥父子六人亦必至于志意不舒……心中宽顺者惟大阿哥、八阿哥耳”。
不仅佟国维受到斥责，就连佟国维的侄子鄂伦岱（其父佟国纲在乌兰布通之战中阵亡）、孙子舜安颜都受到申斥，舜安颜还被革去额驸的称号。
虽说康熙第九女和硕温宪公主已经在几年前去世，但舜安颜并未娶妻，从名分上还是皇家的女婿！在废立风波中惟一没受到太大波及的就是四阿哥胤。
胤在胤被废黜的囚禁期间负责看管，虽然大阿哥咒魇皇太子给四阿哥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但很快就证明胤是无辜的。
由于胤对废太子在看管中多有关照，从而给皇帝留下“惟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的印象。
因而当康熙决定对胤废而复立的时候，胤受到父皇的褒奖。
对德妃来说在经历太子废立风波后，最大的安慰莫过于此了。

康熙德妃乌雅氏不立太子

伴随着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初十胤的废而复立，诸王对储位的觊觎得到了遏制，德妃的生活似乎又恢复了从前。
但好景不长，到康熙五十一年（１７１２年）九月三十日皇太子胤再次被废。
像康熙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为何在择立皇储的问题上竟如此的出尔反尔？除了胤性格暴烈、驭下寡恩等弱点外，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高度发展的皇权已经不能容忍储权的存在。
自从康熙第二次废太子直至去世，在长达１０年的时间里，他再也不曾择立太子。
尽管德妃已经感到皇帝的身体已经虚弱到难以掩饰的地步——“羸瘦已甚”、“步履尚难”、“心悸不安”、右手因病“不能写字，用左手执笔批本”、“写字手亦渐颤”，但年逾花甲的康熙依然置群臣的吁请于不顾，坚持不立太子。
康熙非常清楚，作为皇位继承人的皇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相当一部分大臣为了日后的荣华富贵要奔走皇太子门下，形成一个同皇权几乎平行的储权。
对于像康熙这样一位“凡事皆在朕裁夺”的君主来说，绝不会容忍储权的存在，用康熙的话来说就是“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天下大事当统于一”。
康熙不立太子的做法遏制了储权，但却激化了储位之争，以至康熙都不得不时时提防“兴兵构难，逼朕逊位”一类宫廷政变的发生。
这位临御已近６０年的皇帝甚至想到自己临终前诸子“执刃争夺”的情景——弥留之际的老皇帝在乾清宫内孤苦无依，剑拔弩张的众皇子在乾清宫外骨肉相残……尽管康熙已经预感到在自己身后对皇位的争夺将非常激烈，但为了独尊的皇权，他绝不会让储权死灰复燃。
而储位久空的现实则导致储位之争愈发激烈，凭着母亲的直觉，乌雅氏感到自己的两个儿子都身陷其中。
在经历太子废立的风波后，四阿哥被晋封为雍亲王，尽管同时被封为亲王的还有三阿哥、五阿哥，但他们均非追逐权力之辈。
四阿哥虽然小的时候有些喜怒不定，但成年后已经修炼得含而不露了，但德妃还是能感觉到他内心深处对储位的迷恋。
而且四阿哥的聪明之处即在于不是明争而是暗夺，用最隐蔽的方式加入竞争着的行列，在暗处窥测情况，探听虚实，积蓄力量，以求一逞。
四阿哥很清楚，处在像康熙这样有着天纵之才的君父之下，“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在“皇上前毫无所疵”；对于“诸王阿哥，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四阿哥一直在暗中活动。
在皇太子第一次被废之后，最热衷储位的是八阿哥胤，但因受到康熙的斥责而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
而在太子第二次被废后，胤及其支持者九阿哥胤等都成为十四阿哥的支持者，胤曾由衷地称赞比自己小五岁的弟弟：“胤才德双全，我弟兄内皆不如，将来必大贵。”本来就有建功立业抱负的胤，在两位异母兄长的拥戴下，又怎能摆脱储位的诱惑？十四阿哥也明显地置身于储位竞争者的行列，每念及此德妃都要替小儿子捏一把汗！而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在康熙五十七年（１７１８年）对西藏的入侵及对拉藏汗的袭杀，也的确为十四阿哥提供了一次展示才干的机会。
康熙特任命十四阿哥为抚远大将军，率领军队讨伐策妄阿拉布坦。
康熙在谕令中明确提出“十四阿哥既授为抚远大将军统兵前去，其蠹用正黄旗之蠹”。
正黄旗是皇帝自将的上三旗之一，允许十四阿哥使用“正黄旗之蠹”，就是对抚远大将军代天子出征身份的肯定。
在储位已经空缺将近七年的情况下，这样一种任命自然会引起同储位有关的种种猜测。
胤在得知这一任命后对亲信分析道：“十四爷现今出兵，皇上看得很重，将来皇太子一定是他的。”而十四阿哥在到达西宁后，有一个算命的瞎子给他算命，说十四阿哥“文武当权，贵不可言，将来定有九五之尊的运气。”十四阿哥本人自然也会意识到“皇太子这个差使，想来是我的”。
就连四阿哥的亲信在得悉这一任命后，都开始为主子考虑退路——为属下谋求台湾道的空缺，以便“替主子屯聚训练，亦可为将来之退计”。
面对十四阿哥这一不寻常的任命，德妃却兴奋不起来，即使十四阿哥建功军前，即使皇帝真的有立储十四阿哥之意，皇太子也不是好当的！废太子就是前车之鉴。
胤、胤且不必说，就是一母同胞的四阿哥胤也够胤应付的。
皇储毕竟只有一个……德妃时时刻刻都在为两个儿子担心。

康熙德妃乌雅氏储位疑影

康熙本来是位慈父，但一涉及到立储就变得非常的挑剔，由于他坚持“以朕心为心者”作为择立皇储的条件，结果是对哪个儿子都不那么满意。
大权独揽已经成为他一切行为的出发点与归宿，只要他在世一天就要控制一天。
即使十四阿哥在平定西陲返回北京后，康熙又令他去坐镇西宁，以至九阿哥都颇为失望地说“皇父明是不要十四阿哥成功，恐怕成功后难于安顿他”，所谓“难于安顿”就是不想把皇太子的位置赏给胤。
康熙心目中的继承人到底是谁？这不仅对于德妃，对于所有人都是一个谜。
而孙子弘历的出现愈发使得皇储人选变得扑朔迷离。
弘历是雍亲王第四子，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１７１１年９月２５日）生于雍亲王府。
弘历的母亲钮祜禄氏是王府的格格（类似宫女），连个侧福晋的名分也没有，可弘历从小就聪明异常，四阿哥着实喜欢这个儿子。
据说在弘历出生后，雍亲王胤曾找人看过弘历的生辰八字（辛卯、丁酉、庚午、丙子），得出的结论是：“此命富贵天然……聪明秀气出众，为人仁孝，学必文武精微……运交十六岁，谓之得运，该当身健，诸事顺心，志向更佳。
命中看得妻星最贤最能，子息极多，寿元高厚……”实际上弘历的命运并不取决于生辰八字，而是取决于他的祖父康熙的态度。
康熙六十一年（１７２２年）年三月，１２岁的弘历，第一次见到６９岁的祖父，由于弘历聪睿过人，不仅读书多，而且过目不忘，康熙决定把弘历留在身边。
康熙有几十个孙子，但只有弘历如此赢得祖父的垂爱。
一个多月后，弘历跟随祖父去避暑山庄，在和祖父一起飞马涉猎时，康熙射中一只熊，令弘历再补射一枪，不料弘历刚上马，被射中的熊竟然就扑了上来拼死一搏，康熙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再开一枪，把熊击毙。
事后，康熙还对弘历的祖母德妃提起此事，说这个孙子将来肯定比自己的福气还大。
正是由于康熙的格外喜爱，才改变了弘历一生的命运。
如果弘历未被祖父发现并留在身边，康熙之后的历史究竟会怎样演变的确难以预料。
弘历被留在康熙的身边，也许就是个信号？表明老皇帝很想把皇位传给孙子弘历，如果皇帝真的这样考虑，就会影响到四阿哥，总不能越过四阿哥直接把皇位传给孙子……这只是德妃心里的一种猜测……

康熙德妃乌雅氏短命太后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偶感风寒的康熙在畅春园去世，悲痛万分的德妃不知道皇帝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否能找到满意的继承人，而她的泪水还未干就被所发生的情况惊得目瞪口呆：步军统领的隆科多“先护送雍亲王回朝哭迎，身守阙下，诸王非传令旨不得见”，十四日公布康熙遗诏，其中有“雍亲王皇四子胤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极，即皇帝位”。
在立储问题上，德妃始终没猜透老皇帝的心思，如果老皇帝真的有立胤为君的口谕，还用得着负责京师警卫的九门提督隆科多如此忙乎吗？先帝的遗命谁敢不遵，根本用不着隆科多“护送雍亲王回朝哭迎，身守阙下”……在隆科多的武力支持下，胤已经捷足先登……乌雅氏“梦中亦未思到”有朝一日会母以子贵、身为太后。
她不仅不愿接受群臣的朝贺，还以康熙未曾安葬为由拒绝朝臣给太后上尊号。
在宫中的女人只有当上了太后，才算真的熬出了头，然而对于乌雅氏来说太后的称号，竟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太后乌雅氏最怕看到的“煮豆燃豆萁”一幕最终还是出现了：雍正元年四月初三在安葬康熙的灵柩后，雍正把胤留在汤山软禁了起来；此后十天（四月十三）雍正下令逮捕胤家人雅图、护卫孙奉、苏伯、常明等人，雍正曾就胤“在军闻有吃酒行凶之事”审讯彼等，“回奏并无”，以致“上怒”，令将上述人“拿送刑部，永远枷示”，对十四阿哥已经是“山雨未来风满楼”；五月十三，太后千秋诞日，雍正把革贝子胤“米禄”作为寿礼献给母亲，据说“上以贝子在军惟以施威僭分为事以致声明赫奕，官吏皆畏惧如此，其禄米永行停止”。
这究竟是大义灭亲，还是公报私仇……在十四阿哥面前还有什么灾难？难道他也到了欲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的地步？雍和宫万福阁（雍和宫原系雍正即位前的府邸）据亲眼目睹康雍时期皇室内部权力之争的宗室成员弘旺所撰写的《皇清通志纲要》所载：四阿哥原名胤，十四阿哥原名胤祯；在雍正即位后，十四阿哥才奉新君之命改名胤。
四阿哥胤的“”与十四阿胤祯的“祯”，不仅同音，而且字形也极为相似。
著名清史专家王锺翰先生据此对雍正即位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认为雍正不仅夺了十四阿哥的皇位，连他的名字胤祯也一起夺了。
而按照雍正所承认的他自己的即位是康熙临终时“仓促之间，一言以定大计”，试想一个命似残灯将尽的老人用含混不清的词语来口述遗嘱的场景，要想区别胤祯与胤的确是力不从心，谁也无法排除四阿哥乘机捷足先登的可能。
胤在给十弟的信中所表露的“大势已去，时不再来”，完全可以作为四阿哥抢先一步的佐证。
胤本人对皇储地位虽然并不那么孜孜以求，但他却是八阿哥、十四阿哥的支持者。
尤其需要一提的是，胤在康熙的众多儿子中最会经营，也最为富有，据给胤掌管财务的秦道然披露，胤家产中的现银就不少于７０万两，这笔财产就成为八阿哥、十四阿哥谋求储位的经济保障。
因而对于雍正来说，胤同八阿哥、十四阿哥一样危险，均属于需要严格控制的人物，于是把他送到西宁隔离了起来。
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年）五月二十三太后乌雅氏带着困惑、忧虑离开了人世，既未能同日夜牵挂的十四阿哥诀别，也未能让当上皇帝的儿子放弃骨肉相残，令她的确死不瞑目……对于乌雅氏之死高阳先生在《乾隆韵事》中曾有如下一段虚构：太后先是绝食，宫女们怕受雍正责罚，千方百计劝太后进食，心地善良的太后也不愿连累别人，遂开始喝点稀的，逐渐恢复体力，一天雍正去给太后请安，闲谈之中太后突然站了起来猛地朝柱子去……她死在雍正面前……小说不是历史，但雍正皇位的继承是否合法以及雍正是否犯有“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就像挥之不去的阴影。
为了驳斥社会上流传的“谋父”、“逼母”、“弑兄”、“屠弟”之说，雍正把审讯鼓动反清的曾静及其弟子张熙的口供编辑成《大义觉迷录》发行，宣传清朝得天下之正、颂扬雍正“圣德同天之大”。
这才是欲盖弥彰，反而使得太后乌雅氏之死成为一个久久令后人议论的话题。
雍正的母亲孝恭仁皇后在儿子即位才半年就去世，是不争的事实；而雍正的儿子乾隆一即位就下令收回《大义觉迷录》，也是不争的事实。

康熙德妃乌雅氏孙子乾隆

如果说雍正即位后的骨肉相残伤透了母亲的心，但雍正的儿子弘历却让她的祖母孝恭仁皇后在九泉之下安心。
乾隆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以褊急为念，以刻薄为务”的政治气氛中度过的，施政尚严的雍正朝统治给宝亲王弘历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雍正幼年“喜怒不定”，在康熙的管束下有所收敛，然而当雍正登上皇帝的宝座、当康熙的约束不复存在，被压抑多年的性格弱点就要急剧膨胀，于是施政随意同极端专制、刑法苛刻就成为雍正１３年统治的突出特点。
乾隆在居藩邸时写过一篇《宽则得众论》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宗旨就是论述施政尚宽，强调当政者要“宽以待物”、“宥人细故”，只有这样“人亦感其恩而心悦诚服矣”，简言之：为政宽大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乾隆撰写此文绝非泛泛而论，而是有感于雍正的“以褊急为念，以刻薄为务”，“虽勤于为治”，也无异于“始皇之程石观书，隋文之躬亲吏职”。
乾隆时代的开始，是以变更雍正时期的举措为起点。
乾隆一即位就将雍正特别信赖的文觉禅师及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驱逐出宫禁。
雍正对佛教、道教有着浓厚的兴趣，为了研究佛教、获得长生不老的仙丹，把一些和尚、老道召进皇宫。
道士张太虚、王定乾以炼丹得宠，而文觉禅师则因在政治上出谋划策被雍正“倚之如左右手”，据说年羹尧、隆科多案件以及胤、胤的被幽禁与突然死亡等事件，文觉禅师均参与其间。
因而乾隆主持政务才两天，就把这些不安分的和尚、道士驱逐出宫，并把雍正赐予他们的御笔亲书的翰宝也全部收回。
对于在政治上兴风作浪的文觉禅师，乾隆特地做出令其徒步返回原籍长洲，并责令地方官员对其严格管束，以示严惩。
乾隆在即位后第五天就对王公大臣发表施政方针的演说：“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
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垂六十年，休养生息，民物恬熙，循是以往，恐有过宽之弊。
我皇考饬纪纲，因时更化，所以导之至中，吏治澄清，庶事厘正。
朕兹当御极之初，惟思宽严相济……”很明显，乾隆是以“因时更化”“宽严相济”来作为纠正雍正时期施政的依据，在即位不久即着手解决雍正迫害手足所遗留下来的问题。
这些遗留下来的问题分位两类：一类是卷入对皇储地位中的角逐，如胤、胤、胤、胤，另一类则是雍正关系不洽，其中以诚亲王胤祉最为典型。
雍正在即位以后就对开始昔日的竞争者进行监视、控制。
本来在西宁指挥战事的胤被解除职务、调回北京软禁，雍正二年则被发配到康熙陵寝囚禁。
雍正四年春，一个名叫蔡怀玺的旗人把写有胤本应为帝、应以胤之母为太后（雍正、胤生母已于雍正元年去世）的纸条从墙外扔了进去，于是又把胤迁到紫禁城内的景山仁寿殿囚禁。
而胤在被发配到西宁后也遭到监禁。
为了打破封锁，胤甚至向一同被流放到西宁的传教士穆敬远学习外文字母，以便同在北京看管家产的儿子弘进行联络。
至于在储位竞争中较早被淘汰出局的胤，也一再受到雍正的申斥。
到了雍正四年，胤、胤受到更为残酷的迫害，披枷带锁的胤被押到保定监禁，胤则被关押到宗人府幽所。
不仅把他们从宗室除名，而且强迫改用带侮辱性的字为名，胤改名为“阿其那”，胤改名为“塞黑思”。
胤于该年八月二十四日死于保定监狱，胤于九月初五死于宗人府幽禁之地。
就连雍正第三子弘时也被卷入这场血雨腥风的宫廷之争，弘时因不满雍正的骨肉相残而在雍正五年被自己的生身之父处死。
至于只比雍正大一岁的胤祉，根本就不会对雍正的统治构成任何威胁。
胤祉同废太子胤关系密切是公开的事实，但胤在第二次被废之后在政治上已经是行尸走肉。
胤祉虽然在康熙四十八年就被封为诚亲王，但他却是个书呆子，热衷于编辑《律历渊源》、《古今图书集成》，是个缺乏领袖欲的王爷。
被权力之争阴云所笼罩的雍正，已经变得疑神疑鬼，对从不党附自己的胤祉防范有加。
雍正六年，诚亲王世子弘晟因一起贪污案的牵连被逮入宗人府囚禁，胤祉也因此被降为郡王。
雍正八年，恢复亲王爵位才三个月的胤祉，又因对怡亲王胤祥之死缺少哀悼之情，而被革爵，拘禁在景山的永安亭，一直到雍正十年去世。
雍正十三年（１７３５年）十月初八，乾隆在就胤、胤子孙是否应从宗谍中除名的上谕中，就特别强调：“当初办理此事，乃诸王大臣再三固请，实非我皇考本意。
其作如何办理之处，著诸王大臣、满汉大臣、翰詹科道各抒己见，确议具奏。
”经乾隆轻轻这么一拨，就把这个问题的责任推卸到诸王大臣的身上。
已经摸透新君意图的诸王大臣，很快做出授予胤、胤子孙红带子、姓名收入玉谍的议奏。作为康熙后代的胤一支与胤一支，虽然未能得到作为宗室成员标志的黄带子，但也得到了作为爱新觉罗子弟身份的红带子，总算是同“庶民”——普通百姓，能有所区别。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乾隆下令释放胤、胤。
乾隆在谕令中提出胤、胤“皆获罪皇祖之人”，雍正“因恐其在外生事，复罹重谴，不得已加以拘禁，乃委曲保全之大恩也。
今朕即位，念二人收禁已经数年，定知感皇考曲全之恩，悔己身从前之过……著总理事务王大臣、宗人府、九卿会议具奏。
”在履行完王大臣会议的形式后，被囚禁了九年的胤、胤等得到释放。
到了乾隆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乾隆恢复胤祉的郡王爵位，赐谥“隐”。
到乾隆四十三年，乾隆下令恢复允、允（雍正即位后，兄弟名字中的“胤”字改为“允”以避御讳）的原来名字，“允、允仍复旧名，收入玉牒”，至此雍正时期“煮豆燃豆萁”的痕迹基本都被清除了，孝恭仁皇后的在天之灵不会再有其他的奢望了，该办的她的孙子都办了……

雍正皇贵妃年氏联姻皇家

按照清代的规定，每位皇子到一定的年龄都可以得到一个佐领作为他的仆从，四阿哥大约在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年）得到年氏家族所在的佐领。
那一年皇太子的叔外公索额图被皇帝幽禁，四阿哥已经感觉到皇太子遇到了麻烦。
一旦皇太子被废，他本人谋求皇储的机会就到了。
他当然知道，要赢得父皇康熙的认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尽管如此艰难，四阿哥还是暗中网罗人才，以便当机会到来时能全力一搏。
年氏家族就是四阿哥颇为关注的力量，年遐龄在康熙三十年以后步入官场，时任湖广巡抚，他的两个儿子年希尧、年羹尧都是难得的人才，其中尤其是年羹尧，绝对是个出将入相的人物，是用得着的人。
而年家在被拨到四阿哥门下后，整个家族自然同四阿哥的沉浮连到了一起。
巧就巧在年遐龄还有个待字闺中的女儿，四阿哥有心、年家父子有意，于是年遐龄之女就成了四阿哥的侧福晋。
侧福晋年氏同嫡福晋乌拉那拉氏（雍正即位后封为皇后）一样，都属于子嗣不旺的女人，乌拉那拉氏只生了一个皇长子，而且长到８岁就夭折了，年氏在进入藩邸后都１０年了，才生下个女儿，不久还夭折了。
其实这能全怪她们吗？一大群年轻动人的王府格格（类似宫女）围着才进入而立之年的四阿哥，格格钮祜禄氏来到雍王府才几年就生下了弘历，没过几个月格格耿氏又生下弘昼。
在大家族中，嫡妻没有子女倒也罢了，身为偏房的妻子如果也没有一儿半女，到老了就没什么指望了。
弘历、弘昼的接连出生让年氏羡慕极了，而在羡慕之余，内心深处也不免泛出些许酸楚与苦凄，身为女人是很无奈的。
也许四阿哥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忙得连……然而到康熙五十七年之后，年氏突然受到四阿哥的关注，难道真的应了“久别胜新婚”的古话？她与雍亲王已经咫尺天涯相隔了好几年……紧接着她就一个接一个地生儿子——康熙五十九年五月二十五（１７２０年６月３０日）生下福宜，康熙六十年十月初九（１７２１年１１月２７日）生下福惠，雍正元年五月初十（１７２３年６月１２日）又生下福沛。
年氏受宠若惊，对她来说，这的确是迟到的爱。
在年氏的心中，丈夫是个城府极深的人，成婚都快２０年了，她始终猜不透雍亲王的心思。
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储位久虚的现状，他从来都是含而不露。

雍正皇贵妃年氏塞翁得马

年氏突然得宠，同十四阿哥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有直接关系。
十四阿哥率军西征，这就意味着在储位之争还必须考虑到军权的问题。
雍亲王的大舅子年羹尧虽然是进士出身（康熙三十九年进士），但在担任四川巡抚的十几年里，曾多次带兵平定当地土著的叛乱。
当准噶尔部的军队突袭拉萨时，年羹尧在朝廷还没派出援军的情况下，已经向西藏派出了援军，他处理问题的果断赢得了康熙的器重。
康熙在五十七年任命十四阿哥统兵西征的同时，任命年羹尧为四川总督，不久又任命年羹尧为定西将军，协助十四阿哥驱逐占领拉萨的准噶尔军队。
定西将军的任命，体现了康熙对十四阿哥立功军前的期望。
然而在四阿哥看来，只要笼络住年羹尧，就等于在抚远大将军的身边安了个钉子。
在情况突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可以凭借定西将军来牵制十四阿哥。
这样，既解决了手中没有兵权的问题，又能对兵权在握的同胞弟弟进行掣肘，真可谓一箭双雕。
如此一番考虑，被冷落许久的年氏又怎能不得到宠幸呢！年羹尧对雍亲王的意图心领神会，在康熙晏驾后，十四阿哥未能有所作为同年羹尧坐镇西安自然有直接关系。
到雍正元年十月，年羹尧已经继十四阿哥之后出任抚远大将军。
雍正很清楚，被十四阿哥打败的准噶尔部以及漠西蒙古，肯定会利用清王朝立嗣出现矛盾、无暇西顾的机会，兴风作浪的。
但如果让有实战经验的心腹之臣坐镇西陲，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雍正即位后，立即册封侧福晋年氏为年贵妃，其名号仅次于皇后乌拉那拉氏。
而为雍正生下弘历的格格钮祜禄氏的封号，也只是熹妃！年贵妃心里明白，是兄长在西北的作用决定了自己的封号。
在雍正即位过程中，他还得到另一个握有兵权人的帮助，此人就是担任京师九门提督的隆科多。
说来也怪，隆科多的父亲佟国维以及家族的其他成员都是八阿哥的支持者，惟独隆科多在暗中支持四阿哥。
在康熙突然在畅春园去世后，隆科多凭借手中的军队控制住皇宫禁地与整个北京城，使得四阿哥的反对者根本无法行动，眼睁睁地看着四阿哥入承大统。
难怪雍正即位后还称隆科多为舅舅，就像真有这么个亲娘舅一样。
在雍正即位以后，西陲果然出现了突发事变。
年羹尧受任抚远大将军不久，青海的漠西蒙古，和硕特部台吉罗卜藏丹津就趁准喀尔部被清军击败的机会，称霸西陲，发动叛乱。
年羹尧立即率兵到青海作战，并在西宁东北的郭隆寺一举歼敌近万，焚其寨十七、庐舍七千余。
但逃到柴达木——距西宁一千余里的罗卜藏丹津，依旧保存着十万兵力。
不摧毁罗卜藏丹津，西宁就别想太平，然而当时正值春季，寸草未生，无论是进剿的一方，还是逃窜的一方都面临着粮草不接的问题。
年羹尧接受部将岳钟琪的建议：乘罗布藏丹津准备不充分，“以精骑五千，马倍之，兼程捣其不备”，熟读兵书战策的年羹尧当然理解“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在实战中的作用，立即派岳钟琪率领一支精锐的部队日夜兼程直奔罗布藏丹津的大帐。
当清军抵达时，“贼尚未起，马皆无衔勒，仓皇大溃”，此战歼敌八万，罗布藏丹津的母亲、兄弟、姐妹及头目全都被俘获，只有罗布藏丹津本人因化装成妇女才得趁乱逃跑，投奔准噶尔。
此次进兵，清军从西宁出发到抵达柴达木大获全胜，仅仅用了十五天的时间。
经过这次征战，清王朝在青海的统治得到巩固。
到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年）三月初九，全歼罗布藏丹津的捷报已经送抵御前。
对于这次“军士无久役之劳，内地无转饷之费，克奏朕功，永清西徼”的大捷，雍正评价极高，亲自撰写了“平定青海碑文”，颁发各省。
年羹尧及其父均因平定青海的功劳被赐予一等公，岳钟琪也因此被赐予三等公。
该年九月，年羹尧奉命来京觐见皇帝。
此时他确实是春风得意，一路之上督抚跪迎。
而当十月抵京时，王公大臣前往郊迎，得意到极点的年大将军竟然不向皇亲国戚们还礼。
在一片恭维声中，年羹尧居然忘了“满招损，谦受益”的古训，甚至在觐见时他也毫不推辞地坐在了“天子御前”。
雍正虽然对大舅子并未公开发作，但年贵妃感到刚刚建立殊功的兄长已经失宠了。
处于人生曲线最高点的年羹尧以及年氏家族与年氏本人，再往前只能是走下坡，就看坡度是陡峭还是平缓了。
实际上，下跌的坡度不取决于年氏家族，而取决于雍正的政治需要。
用眼下时髦的话说，就看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了。
并非年贵妃过于多愁善感，她毕竟同雍正一起生活了将近２０年，虽然她一直未能捉摸透丈夫，但对于丈夫一旦得志、不能容人的个性，是略知一二的。
连同一母同胞的十四阿哥，雍正都不能放过，还能饶得了谁呢？她不仅为兄长、为家族、也为自己的命运忧心如焚。
难道年家也会像佟家一样，不过是四阿哥手中用以对付皇位竞争者的一块石头？一旦对皇位构成最大威胁的十四阿哥被拘禁，雍正手中的石头就不会有再使用价值，这才是真正的“狡兔死，走狗烹”……

雍正皇贵妃年氏难以自保

年贵妃的兄长年羹尧在冷静下来之后，也意识到自己在无意中惹恼了主子，在回到西安后，他就在奏折中诚惶诚恐地写道：“奔走御座之前三十余日，毫无裨益于高深，只自增其愆谬。
反己扪心，惶汗交集。”而雍正在朱批中已经正式向年羹尧发出训斥：“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至返恩为仇”，雍正笔锋一转就把能否“终功”推到臣子身上——“在尔等相时见机，不肯蹈其险辙”，“而其枢机，要在尔等功臣自招感也”。
年羹尧在“敬读严训”后，立即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表明自己“寝食不宁，自怨自责。
几无地以自容”。
年羹尧的一再认罪并未能换取雍正的些许宽容，雍正在给大臣奏折的朱批中一再点年羹尧的名，为在政坛上彻底清除年羹尧、隆科多的影响，而大造舆论。
在给直隶总督李维钧的奏折中，他写到：“近者年羹尧奏对事，朕甚疑其不纯，有些弄巧揽权之景况”，“卿知道了，当远些，不必令觉，渐渐远之好”；在给四川巡抚王景灏的奏折中，他写到，“年羹尧来京奏对错乱，举止乖张，大有作威福事”，隆科多、年羹尧“于奏对之间，错乱悖谬，举止乖张，大露擅作威福，市恩揽权状”；在给河道总督齐苏勒奏折的朱批中写道：“近来舅舅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作福揽权之景……尔等当远之”；在给安徽巡抚等人的朱批中写道，年羹尧“擅作威福，逞奸纳贿”；在给代理江苏巡抚何天培的朱批中写道，年羹尧“作威作福，深负朕恩”；在给云贵总督高其倬的朱批中写道，年羹尧“流露揽权施势之景”，而已经猜出皇帝心思的高其倬则在回奏中明白写道：“年羹尧既不知自处，惟皇上有以处之，臣以为宜早预备”。
年羹尧的兄长年希尧当时正担任广东巡抚，不会感受不到雍正在给封疆大吏的朱批中频频点年羹尧的压力，在皇宫内院的年贵妃也不会体会不到风云突变所造成的失宠，虽然她料到会有这一天，但这一天也的确来得太快了。
雍正还没捂热皇帝的宝座，就迫不及待要除掉两个帮他挫败竞争对手的人……是他们了解的内幕太多了，皇帝要杀人灭口；还是他们居功自傲，让皇帝难以驾驭？对政治一窍不通的年贵妃，被抛入了闷葫芦……对年家来说这一切仅仅是开始，更猛烈的风暴还在后面。
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年）三月，身为川陕总督的年羹尧因“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向皇帝具本祝贺。
雍正抓住本章中把“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这一笔误而大做文章，斥责道：“年羹尧平日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归朕耳。
朕自临御以来，日理万机，兢兢业业，虽不敢以乾惕之心足以仰承天贶（kuang，赐予），然敬天勤民之心时切于中，未尝有一时懈怠，此四海所共知者。
今年羹尧既不以‘朝乾夕惕’许朕；则年羹尧青海之功在朕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
朕今降旨切责，年羹尧必推托患病，系他人代书；夫臣子事君，必诚必敬，纵系他人代书，岂有不经目之理？观此，则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其谬误之处，断非无心……”雍正认定笔误是别有用心，是等同十恶不赦的“不敬”罪，堪称是对云贵总督“惟皇上有以处之”的回应！这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四月十二日，雍正下令罢免了年大将军的陕甘总督，调任杭州将军。
为了西北部边疆的安全，令岳钟琪代理陕甘总督。
岳钟琪同年羹尧的关系，雍正并非不知道，当时不少人向朝廷指称岳钟琪系年羹尧的党羽，川北总兵李如柏在奏折中即有“岳钟琪系年羹尧之干儿，无事不为私商”，“明系结党已久”；而雍正藩邸旧人戴铎也称：四川人都说岳钟琪是年羹尧的干儿子。
但雍正自有安排，就像三年前为了解决十四阿哥让年羹尧坐镇西北一样，现在又以岳钟琪来取代年羹尧……如果事情能到此结束，对年贵妃也就万事大吉了。
实际上，在颁布将年羹尧调任杭州将军的同时，雍正就在给浙江巡抚法海奏折的朱批中写下一段密令：“年羹尧近来昏聩之极，兼之狂妄乖张，朕用伊此任，亦出于不得已。
尔当留心其举动，毋稍为所诳惑。”所谓调任杭州，其实是把年羹尧给监视起来。

雍正皇贵妃年氏路到尽头

身处皇宫的年贵妃已经感到，最可怕的后果在一步步逼向自己，在忧虑、困惑、恐惧的笼罩下，她终于抑郁成疾……雍正不会饶过年羹尧，正千方百计罗织罪名，甚至就连当地的民谣都可以成为向年羹尧发难的借口。
在年羹尧补调杭州将军的谢恩折中，雍正就用御笔朱批道：“朕闻得早有谣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之语……朕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也，朕亦难挽。
若你自不肯为，有你统朕此数千兵，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
此二语不知你曾闻得否？再，你明白回奏二本，朕览之实在心寒之极。
看此光景，你并不知感悔。
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尽管三江口并未出现称帝一类的事件，雍正还是盯住了年羹尧，在给四川巡抚王景灏奏折的朱批中，对年羹尧破口骂道：“这样禽兽不如之才，要他何用？朕再不料他是此等狗彘之类人也。
朕这样皇帝，尚被他如此欺隐蒙蔽……如尔等向来被其愚惑之人，今日若不为君、为国、为天下臣工将来之榜样，深痛而恶绝之，切齿而深恨之，不但罪无所逃，抑且为无父无君之人类也……”在雍正的煽动之下，年羹尧已经沦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弹劾年羹尧已经成为该年五月政坛上最引人注目的一幕：曾经奔走年羹尧门下的直隶总督李维钧揭露年羹尧“负恩悖逆，隐而弥彰”；都统范时捷弹劾年羹尧侵吞脚价银４０余万两；御史吴隆元参奏年羹尧“逞威肆虐，挟诈行私，诬陷忠良，奖拔匪类，是非颠倒”、“欺君误国”。
年羹尧已经在劫难逃。
到七月二十七，本来就是挂名的杭州将军也被罢免。
被降为闲散章京的年羹尧，已经考虑到皇上要杀自己的问题。
实际上在他沦为闲散章京之前，雍正就已经让朝廷内外的大臣就如何处置年羹尧具疏上奏，各陈己见。
被雍正称赞为天下第一巡抚的田文镜明确表态：对年羹尧这样“如此欺君罔上，不忠不法之臣，人人得而诛之。”其他各省督抚绝大多数附和田文镜的观点，只有云贵总督杨名时请求皇帝能“保全”一个曾经在西陲立过功的人，杨名时竟因此而得罪了皇帝……迨至九月二十二，年羹尧的闲散章京也被革掉。
如果年羹尧能真的成为一介草民，倒是他难得的造化了……此后仅过６天，雍正就下达把年羹尧械系至京的命令。
从九月二十八到十一月初三，年贵妃的兄长是披枷带锁被押送到北京的……强烈的刺激已经使得年贵妃一病不起，她已经走到路的尽头……处于弥留之际的年贵妃既没有希望，也没有牵挂……她虽然生育了三位阿哥一位公主，但都夭折了；风烛残年的老父也熬不了太久了；已经被关押在京城的二哥年羹尧就差被处死了，大哥年希尧既擅长书画又对瓷器制作很有研究，即使丢了官也能以书画自娱、以书画谋生……

雍正皇贵妃年氏至死不解

本来年贵妃已经向黄泉之路走去，但命运之神却又伸出强有力的臂膀挡了一下，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回光返照？苏醒过来的年贵妃，变成了皇贵妃——雍正在该年十一月十五日册封年氏为皇贵妃。
这一册封意味着什么？仅仅是对一个行将死去的女人进行安抚吗？是体现皇家的浩大天恩吗？还是雍正想把年氏同年氏家族区别开？或者皇帝只是希望通过对年氏，这个已经失去联姻价值女人的册封，来掩饰出于某种政治目的缔结这门婚姻的印记……苏醒过来，对于已成为皇贵妃的年氏，只不过是给了她一个继续梳理困惑的时间。
既然不能明白地活着，总希望能死个明白。
但要做到死个明白，对年氏也是个奢望。
其一是，很多问题的真相她无从得知；其二是，回光返照的时间本来就不长，要思索的太多了。
她的痛苦，也许就在于命悬一线时竟然恢复了清醒，淤积在头脑中的不得其解的问题，一个又一个凸现了出来：年羹尧以及舅舅隆科多为什么同时被雍正弃之如敝屣？难道真的像雍正所说的“朕御极之始，将隆科多、年羹尧，寄予心膂，毫无猜防……孰知朕视为一体，伊等竟怀二心……几陷朕于不明……唯有自咎而已……”雍正凭什么在“御极之始，将隆科多、年羹尧，寄予心膂，毫无猜防”？究竟是年羹尧以及舅舅隆科多欺骗了雍正，还是雍正要卸磨杀驴、杀人灭口……雍正为什么对藩邸旧人戴铎也要翻脸，斥责戴铎“肆无忌惮……曾在朕前有不法之语……朕深知戴铎行止妄乱，罪实当诛……”戴铎同雍正的关系比同年羹尧要密切多了，雍正在元年曾把戴铎派到年羹尧那里去当布政使，其中未必不含有暗中监视年羹尧之意。
“罪实当诛”的戴铎，究竟身犯何罪？是监视年羹尧不力，还是对雍正即位的内情了解得太多……以至雍正为了怕落下“杀戴铎以灭口之名”，而不得不推迟对雍正泰陵（位于河北易县，称清西陵）戴铎的处置……年氏已经感到：雍正并不想把陵寝选在康熙的景陵附近，如果雍正即位真的体现了康熙临终的意愿，为什么总想在易县另择万年吉祥地，而远离康熙的陵寝？以至乾隆即位后不得不兼顾遵化的孝陵、景陵与建在易县的泰陵，而做出今后皇陵的建造要按照昭穆分葬遵化（即清东陵）、易县（即清西陵）的规定。
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年贵妃的身心终于得到了解脱，一个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不仅是生命的负荷也成为死亡之旅的重负。
而最令人回味的是，年贵妃的棺柩同雍正九年去世的皇后乌拉那拉氏的棺柩最终一起进入泰陵的地宫，同雍正合葬。
无论生前还是死后，年氏都走不出雍正的阴影……

雍正皇贵妃年氏虎死年家

皇贵妃的封号，并未能减轻年家所经历的灾难。
自从雍正让朝廷内外大臣就如何处置年羹尧具疏上奏、各陈己见之后，面对杨名时的“保全”之议，雍正就感到要处死年羹尧还存在阻力。
虽说提出此议的只是杨名时一人，实际上很多人未必不赞同“保全”，只不过没有杨名时的胆量罢了。
为了处死年羹尧，对符瑞兴趣盎然的雍正便想到了纬……于是精心策划的一幕在年贵妃去世后１３天发生了。
一只老虎在十二月初三溜达到朝阳门，入夜之后从东便门爬上了城墙，在城墙上漫步来到了前门，之后就又窜到马路上，径直奔入年羹尧家，窜到年家的房子上……到第二天天亮，老虎闯进年家已经传遍北京的大街小巷。
九门提督也率领士兵来到年家，在后花园中把虎给扎死了。
年羹尧出生时有“白虎之兆”，在年家扎死老虎自然也被看作一种征兆。
雍正对此事的批示是：对“年羹尧，朕正法意决矣。如此明彰显示，实令朕愈加凛畏也，朕实惊喜之至。”“朕惊喜之至”活脱脱地揭示出雍正心中的窃喜。
本月十一日，赐年羹尧自尽；年羹尧之子年富处死，其子孙１５岁以上者发配云南、广西充军；未到１５岁的在长到１５岁时发配，其子孙永不许赦回，也不许做官；年羹尧的家产籍没充公。
至于其父兄均被革职，不再追究。
年羹尧的灾难还株连了一个同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此人就是汪景祺。
汪景祺是浙江杭州人，出自官僚家庭，他的父亲曾担任过国子监祭酒、户部侍郎，但在康熙四十五年因主持顺天（即北京地区）乡试而受到科场案的牵连被革职。
汪景祺在３８岁中举（康熙五十三年），却未能沿着科举之路步入仕途。
汪景祺在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年）前往陕西，准备投奔时任陕甘总督的年羹尧，拟充当一名幕僚，他把途中见闻以及原来的诗文，编辑成《西征随笔》。
汪景祺到达陕西后发现，曾是雍正心腹之臣的年氏已经顿失圣眷。
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年）四月，年羹尧调至杭州任将军，该年年底，在查抄年羹尧在杭州的家产时，发现了汪景祺的手稿《西征随笔》。
汪景祺在“历代年号论”中谈到明英宗年号“正统”（明英宗在土木堡被也先俘虏）、明武宗年号“正德”（明武宗以不理朝政而声名狼藉）、元顺帝年号“至正”（元顺帝被朱元璋推翻）的“正”字有“‘一止’之象”。
而雍正的年号中也有“正”字，这自然让雍正皇帝联想到所谓“一止之象”。
汪景祺的手稿中还有“功臣不可为”等内容，自然让生性多疑的雍正同年羹尧、隆科多的失宠联系到一起。
雍正对《西征随笔》一案极为重视，在汪氏手稿上批有“悖谬狂乱”等字。
雍正四年十二月，汪景祺被斩首枭示，其妻、子发往黑龙江为奴，兄弟侄子俱革职，发配宁古塔。
汪景祺的人头被悬挂在北京菜市口的闹市区，这一挂就挂了将近１０年。
因皇贵妃年氏兄长年羹尧所引发的雍正时期第一起文字狱，直到乾隆即位后才得到解决。
只不过，那一直悬挂在北京菜市口的人头早就变成了骷髅……

乾隆继后乌拉那拉氏嫡后去世

乾隆十三年（１７４８）皇后富察氏去世后，迫于太后的压力乾隆才册封了第二位皇后乌拉那拉氏。
富察氏在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同宝亲王弘历完婚，她是宝亲王的嫡福晋，因而当乾隆即位后册封她为皇后。
在史书上关于富察氏的记载只有寥寥几笔，一是“恭俭，平居以通草绒花为饰，不御珠翠”；一是“以鹿羔绒制为荷包进上，仿先世关外旧制，示不忘本”。
身为皇后平时只是佩戴野花、绒花，这种简朴自然是非常难得的；仿照入关前的做法——用动物的皮革制成荷包进献给皇帝，以表示不忘祖宗开基创业之艰难，这在满洲权贵中更是非常难得的。
不要说满洲权贵，就是一般的八旗子弟在入关百余年后，已经变得安于享乐，早把当年的进取精神消磨殆尽，不会说满语、不擅长骑射者已经比比皆是，乾隆对这些忘本者已经采取严厉的惩罚，不精通满语骑射者不得袭爵。
在这个问题上富察氏同乾隆的确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在后宫中，一种是“子以母贵”，另一种是“母以子贵”。
“子以母贵”，讲的是在皇帝的众多儿子中，儿子的地位取决于母亲在宫中、特别是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换言之就是母亲的地位决定哪一个儿子能取得继承权；而“母以子贵”则恰恰相反，母亲在宫内的地位取决于儿子，儿子能即位，母亲自然就被尊为皇太后，顺治帝的生母博尔济吉特氏、康熙帝的生母佟氏、雍正帝的生母乌雅氏、乾隆的生母钮祜禄氏都是因儿子即位被尊封为皇后、被尊为皇太后的。
乾隆第一次立储是在乾隆元年七月初二，所择立的皇太子是皇后富察氏所生的皇次子永琏。
永琏生于雍正八年，“聪明贵重，气宇不凡”，深受祖父雍正、父亲乾隆的钟爱。
乾隆即位不久立６岁的永琏为皇太子，并写好立储密旨，藏于“正大光明”匾内。
乾隆三年十月，９岁的永琏因病而亡，乾隆只得将秘密立储的谕旨取出。
乾隆在皇储永琏逝后一个月，颁谕公布了永琏的皇太子身份，赐谥“端慧”，以皇太子的礼仪安葬了永琏。
清朝统治者在立储的问题上，并不像汉族统治者那样强调嫡庶之别，乾隆之所以坚持要立嫡子为皇太子纯粹是出于对皇后富察氏的感情，这就使得他极为看重嫡子。
在永琏夭折之后，一心要立嫡子为皇储的乾隆等了八年，皇后富察氏才在乾隆十一年生育皇七子永琮，乾隆便把立储的希望寄托到这个出生不久的儿子身上。
不料永琮甫及两岁又因出痘早夭，时为乾隆十二年除夕。
但乾隆对立储皇七子只是一种意向，并未按照秘密立储的程序书写密旨，放到正大光明匾内，因而永琮还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储，其葬礼虽比一般皇子高，但不可能像已经被秘密立储的永琏那样享受皇太子的葬礼。
皇二子与皇七子的接连去世，对于一心要立嫡子为储的乾隆皇帝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为此他曾颁谕特意谈及这一问题：“朕即位以来，敬天勤民，心殷继述，未敢稍有得罪天地祖宗，而嫡嗣再殇，推求其故，得非本朝自世祖章皇帝（即顺治）以至朕躬，皆未有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者，岂心有所不愿，亦遭遇使然耳，似此竟成家法。
乃朕立意私庆，必欲以嫡子承统，行先人所未曾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此乃朕过耶。
”乾隆在十三年二月首次去山东祭孔，富察氏陪同皇帝东巡。
皇七子去世还不到两个月，富察氏的身心受到沉重的打击，她是带病去山东的。
病弱的身体禁受不住旅途的颠簸，谒孔庙的隆重仪式、登泰山的过度疲劳都耗尽了富察氏的元气，等回到济南已经一病不起，而在从济南赶往德州的船上她已乾隆陵寝裕陵地宫（与乾隆合葬的有皇后富察氏、皇贵妃高佳氏、皇后魏佳氏、皇贵妃金佳氏、皇贵妃富察氏）经气息奄奄，富察氏未能回到北京，就在德州病逝，时年３８岁。
皇后富察氏死在东巡的路上，并不像高阳先生的历史小说《乾隆韵事》中所描绘的死于南巡途中，乾隆在十三年尚未开始首次南巡。
乾隆同皇后的感情一直非常融洽，他把富察氏的感情升华到人伦之首来认识的，在悼念皇后富察氏《述悲赋》的开篇，乾隆就提出这个问题：“《易》何以首‘乾坤’？《诗》何以首‘关雎’？人伦之伊始”，在这里乾隆明确提出夫妻是“人伦之伊始”。
这的确是对儒家纲常观念的挑战。
按照儒家的纲常观念排在第一位的是父子，第二位的才是夫妻，第三位的是兄弟。
但汉族是非常强调血缘亲情的，因而在民间所流传的口头禅则是“兄弟是手足，老婆是衣服”，手足是斩不断的而衣服是可以换的，实际上已经把夫妻挤到第三位。
从关外崛起的满族没有那么多的假道学，乾隆的高祖——清太宗皇太极，在攻打锦州时得到宸妃病重的消息。
他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地往沈阳赶，还未到沈阳就得到宸妃去世的噩耗，巨大的悲痛竟使得这位驰骋疆场的开国皇帝昏了过去，而且很长一段时间精神恍惚。
皇太极联想到当年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去世时并未悲伤到这种程度，尽管他为此自责，但仍不能摆脱“不能自持”的状态。
他甚至对在宸妃丧期“作乐”的郡王阿达礼、公扎哈纳予以夺爵。
至于乾隆的曾祖顺治更是因董鄂妃的去世而情绪失控……上述种种都反映出夫妻在人伦中的重要地位，需要人们重新认识。
乾隆在《述悲赋》中虽然以诗的语言发泄着内心的悲痛，诸如“纵糟糠之未历，实同甘而共辛”，“悲莫悲兮生别离，失内位兮孰与随”，“春风秋月兮尽于此，夏日冬月兮复何时”等等不一而足。
过分的伤感使得乾隆情钦定《四库全书》绪反常，在他看来所有的儿子都应该痛不欲生，所有的大臣都应该呼天抢地。
当他感到２１岁的皇长子永璜、１４岁的皇三子永璋对嫡母去世“并无哀慕之忱”，“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时，怒不可遏，斥责他们“不识大体”，对嫡母仙逝“全不在意”。
并在王公大臣面前严正申明：“朕百年之后，皇统则二人断不能承继。
……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杀伊等，伊等当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倘仍不知追悔，尚有非分妄想，则是自干重戾矣……若不自量，各怀异志，日后必至兄弟弟兄相杀而后止，与其令伊等兄弟相杀，不如朕为父者杀之……。
”如此杀气腾腾的斥责，自然让两个未经过历练的皇子诚惶诚恐。
与此同时血淋淋的惩罚也在朝廷上接二连三地出现：大学士阿克敦因下属在把孝贤皇后的册文翻译成满文时有误，而被判处绞监候；在皇后百日丧期之内剃发的官员被赐令自尽的就有大学士、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湖广总督塞楞额；而刑部尚书盛安只因未将违制剃发的锦州知府金文淳、山东沂州都司姜兴汉判处斩立决也被赐令自尽，刑部官员竟全部被革职。
实际上在大清律例中，对国服内剃发并未有明确的惩罚标准，在雍正去世时对违制剃发也未进行治罪，但这一切到了乾隆十三年竟成为可以引来杀身之祸的大问题。
在这种不正常的压抑与惶恐中，皇长子永璜在乾隆十五年郁抑而死，时年２３岁。
乾隆在皇长子逝后相当悲痛，追赠永璜为定安亲王，在乾隆十七年将孝贤皇后富察氏的灵柩入葬裕陵时，永璜生母的灵柩也随同入葬，乾隆也许是以此来表达对长子亡灵的一种慰藉。
逝者已经获得永久的摆脱，生者还要忍受不测的天威，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终于把皇三子永璋的心灵摧毁。
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年）七月，皇三子亦撒手人寰。
永璋死后，被乾隆追赠为循郡王。
在两个皇子受到严厉斥责的同时，已故皇后的弟弟傅恒被授予保和殿大学士的头衔，十一月初三傅恒从京城出发前往金川，指挥已经进行了一年半的金川之战。
傅恒在出师前夕，乾隆亲自祭祀堂子；而在傅恒离京之时，乾隆又派皇子及大学士到良乡为其饯行；随同傅恒出征的还有乾隆派出的三万五千名将士。
第一次平定金川的胜利奠定了年轻的傅恒的宰辅地位，傅恒担任宰辅２０余年，直至去世。

乾隆继后乌拉那拉氏翻惹无端

乌拉那拉氏生于康熙五十七年（１７１８年）二月初十，比乾隆小７岁。
她的父亲是满洲佐领那尔布，乌拉那拉氏在雍正年间入侍乾隆于藩邸，被封为侧福晋。
乾隆居藩邸时，由雍正做主纳过四位福晋，其中一位是嫡福晋富察氏，其余三位是侧福晋，这三位侧福晋一位姓高佳，一位姓富察，第三位就是乌拉那拉氏。
在乾隆即位后，册封嫡福晋富察氏为皇后，封侧福晋高佳氏为贵妃，封乌拉那拉氏为娴妃。
生育皇长子及皇二女的侧福晋富察氏，因死于雍正十三年，未得晋封。
在藩邸的福晋中，乾隆最敬重皇后富察氏，最宠爱贵妃高佳氏，最容易被皇帝忽略、冷落的就是乌拉那拉氏，就连纯妃、嘉嫔在乾隆心目中的地位也远远超过了乌拉那拉氏，纯妃接连生育皇三子、皇六子以及嘉嫔接连生育皇四子、皇八子，就反映出这一点。
后宫中的妃嫔，如果没有生下一男半女，就连“母以子贵”的幻想也破灭了。
对乌拉那拉氏来说，惟一的慰藉就是她同太后特别投缘，也许正是由于太后的好感，她才得到娴妃的封号。
乾隆十年（１７４５年）十月娴妃乌拉那拉氏同纯妃苏氏一起被晋升为贵妃。
三年后皇后富察氏在东巡途中仙逝，奉太后懿旨，乾隆在十四年（１７４９年）晋封贵妃乌拉那拉氏为皇贵妃，“摄六宫事”。
在册封乌拉那拉氏为皇贵妃后不久，乾隆就写下“六宫从此添新庆，翻惹无端意惘然”的诗句，看来皇帝对此很不情愿。
一年后乾隆又在太后的敦促下，删封３３岁的乌拉那拉氏为皇后，实际上皇帝对此更不情愿，在他的心目中没有一个人能取代嫡后富察氏。
乌拉那拉氏在当上皇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乾隆对她依旧相当冷漠。
乾隆对富察氏的思念，并未因岁月的流逝而冲淡。
就像他在悼亡诗中所描绘的：“忍诵关睢什，朱琴已续弦”，“半生成永诀，一见定何时”，“不堪重忆旧，掷笔黯伤神”，诚所谓，“制泪兮，泪沾襟，强欢兮，欢匪心”，“醒看泪雨犹沾巾”。
乾隆在三十年第四次南巡时，还是要绕过济南，不忍心再进入让他抱憾终身的伤心之地，正像他在诗中所描绘的“济南四度不入城，恐防一入百悲生，春三月昔分偏剧，十七年过恨未平。”这种刻骨铭心的真情，是不会被岁月带走的，虽然乾隆有一大群如花似月的妃嫔，但任何一个也不可能取代嫡后富察氏。
在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年）孝贤皇后三周年忌日那一天，乾隆在悼亡的同时，竟然对长期被冷落的第二位皇后流露出些许歉意，所谓“岂必新琴终不及，究输旧剑久相投”即此之谓。
正是由于乾隆开始注意到乌拉那拉氏的存在，皇十二子于次年降生（乾隆十七年），紧接着乌拉那拉氏又生下皇五女（乾隆十八年），皇十三子（乾隆二十年）。
从表面上看，皇帝同第二位皇后的关系日趋缓和，实际上却是外松内紧。
乾隆对乌拉那拉氏的长期疏远，已经伤透她的心；而皇帝对她那种近乎怜悯的情感，也只持续了五六年，当她接近４０岁时，皇帝的注意力就已转移到一批年轻妃子的身上。

乾隆继后乌拉那拉氏贵妃魏氏

魏佳氏就是吸引乾隆注意力的一位妃嫔，她比乌拉那拉氏年轻９岁。
魏佳氏生于雍正五年九月初九（１７２７年），乾隆初年入宫充贵人，比乾隆小１６岁。
魏佳氏的祖先原是汉人，隶内务府包衣。
换言之，魏氏的先人在清初是被掠为奴的汉人，编入满洲正黄旗，赐姓魏佳。
在乾隆的后妃中像嘉贵妃金氏、皇贵妃高氏都出自内务府包衣，编入满洲八旗，分别赐姓金佳、高佳。
后族抬旗赐满姓（原姓加“佳”），这并非乾隆首创，而始于康熙初年。
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关于魏佳氏的身世有如下记述：“有记载说，琰（即嘉庆）之母孝仪皇后原为苏州女伶，乃是掌管宫中娱乐的衙门升平署（该衙门当时还称之为南府，一直到道光七年才改称升平署）自苏州买来或雇佣者。
有人断言，升平署院内有一座小庙，供奉着一尊女神喜音圣母，圣母脚前一度立有琰及其子（即道光）庙号和谥法的两座牌位。”乾隆在十年册封贵人魏佳氏为令嫔，十四年册封她为令妃，二十四年册封她令贵妃。
从这一系列的册封中，可以看得出魏佳氏愈来愈引起乾隆的重视。
在皇后富察氏去世后，这位还比较年轻又深谙宫中礼仪的妃嫔正好弥补皇帝心灵上的缺憾，颇受宠幸。而从乾隆二十一年到乾隆三十一年，魏佳氏接连生下四子二女——乾隆二十一年七月生育皇七女，乾隆二十二年七月生育皇十四子，乾隆二十三年七月生育皇九女，乾隆二十五年七月生育皇十五子，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生育皇十六子，乾隆三十一年五月生下皇十七子。１１年的时间生下六个孩子，这本身就反映出魏佳氏同乾隆关系的密切。
皇九女就是被乾隆许字兆惠之子的和硕公主。
出于对兆惠的怀念，乾隆把六岁的皇九女许字扎兰特，并在八年后——乾隆三十七年为皇九女和硕公主与扎兰特主持了婚礼。
乾隆四十五年，皇九女病逝，时年２２岁，赐谥“和恪”，额驸扎兰特在乾隆五十三年去世。
魏佳氏频繁的生育，反映出从乾隆二十年起，乌拉那拉氏基本被皇帝遗忘了。
但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皇十七子出生的年份同皇十六子之间相隔了五年，而在此之前魏佳氏几乎是一年生一个（只有皇九女同皇十五子之间相隔两年），何以会出现五年的间隔呢？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伴随着清军对新疆的开拓、回部和卓氏的入宫，及其所带来的西域风情极大地吸引了皇帝，让乾隆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别说乌拉那拉氏了，就连魏佳氏也被撂在一边了。
也就是说从乾隆二十五年起，皇帝已经又有了新欢。

乾隆继后乌拉那拉氏“香妃”之谜

在乾隆的４０余名后妃中，并没有“香妃”的封号。
伴随着清军对新疆的开拓，回部的和卓氏出现在京城的皇宫。
流传在新疆的传说，对香妃的“香”字进行了不同的解释，一种认为她的教名是希帕尔汗，在维吾尔语里的意思是“香得很”，另一种则认为“由于她保持新疆维吾尔族妇女的生活习惯，头上爱戴沙枣花，身上有一种浓郁的沙枣花香”。
最先揭开“香妃”的面纱、指出香妃即容妃的是孟森先生。
关于容妃的家世，孟森先生认为：“自必出于和卓之家，但若为旧和卓之女，则与大小和卓为兄妹；若为大小和卓之女，则亦不能定其究为大和卓之女，抑小和卓之女。”至于和卓氏入宫的时间，在清代的官修史书中并未记载，孟森先生认为当在大小和卓发动叛乱之前，“盖两和卓由准得释时，以乞恩于中朝而进其女，非叛后以俘虏入朝也。妃以回部女子至中朝，为自古不通之域，高宗不以置之后宫，特营西苑中一楼，以为藏娇之所”。
总之在孟森先生看来，容妃同大小和卓有非常密切的血缘关系。
但《“香妃”史料的新发现》一文作者肖之兴却认为，和卓氏进宫在清军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之后，而于善普从故宫档案中摘取的资料则证明：“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初四日新封和贵人”，而且还赏赐和贵人朝珠、金项圈、金手镯、东珠、正珠、红宝石、蓝宝石、红宝石坠角、蓝宝石坠角、万寿如意簪、花簪、葫芦簪、莲花簪、龙面簪、东珠耳坠。
在纪大椿的《喀什“香妃墓”辨误》及肖之兴的《“香妃”史料的新发现》两篇文章里都认为容妃的家族是和卓家族的另一支，大小和卓“是十七世纪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的后裔”，容妃的父兄却是“阿帕克和卓的弟弟喀喇码特和卓的后裔”。
这两位作者一致认为喀喇码特的儿子是墨敏，容妃是墨敏的孙女。
在墨敏一支中有爵位的四人，他们分别是玛木特（墨敏长子木萨之子）、图尔格（墨敏三子阿里之子）、额色尹（墨敏第五子）、帕尔萨（墨敏第六子），问题的关键是容妃的父亲究竟是墨敏的哪一个儿子。
一种说法认为容妃是墨敏第三子阿里之女，一种说法认为是墨敏第六子帕尔萨之女。
关于容妃父系的说法尽管不一，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墨敏的子孙都反对大小和卓所发动的叛乱，至于在大小和卓发动叛乱后容妃家族究竟迁往何处、以何种方式参与平定大小和卓所发动的叛乱也是说法不一。
《喀什“香妃墓”辨误》及《“香妃”史料的新发现》两篇文章都认为容妃的亲属迁居到布鲁特人地区（即柯尔克兹族），而当清军援助被围困在叶尔羌附近黑水营的兆惠部时，图尔格、额色尹等联络布鲁特人“攻喀什噶尔，分贼势”。
参加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的参赞大臣舒赫德在奏报中也提到这一点：“将军兆惠带领大兵抵达叶尔奇木（即叶尔羌）地方时，哈什哈尔（即喀什噶尔）一闻此信，大和卓木（即大和卓）带马兵三千，步兵二千往救叶尔奇木（即叶尔羌）。
小和卓木（即小和卓）带马兵四千，步兵六千，会同大和卓前来打仗，将我兵遮围三十余日。
因闻哈什哈尔所属英阿萨尔（今新疆英吉沙县）城市突被布鲁特抢掠，两和卓木俱仓促出营商谋堵御布鲁特之计。
是日晚间将军（指兆惠）带兵夺取和卓木等所筑围地方……两和卓木议称：看此情形，将军必与布鲁特约定，我等难以兵力相取，不如与将军议和，或可少息三四年。
“大小和卓所说的“将军必与布鲁特约定”，其实就是图尔格、额色尹等联络布鲁特人对清军解黑水营之围的策应。
“大和卓木因哈什哈尔现在告急，只留兵二百名，其余兵丁全行撤回”。
为兆惠从黑水营突围、进而摧毁大小和卓提供了有力的援助。
而于善普的《关于香妃传说的辨伪》、《香妃像、香妃墓、香妃其人》中一再重申容妃的哥哥因反对大小和卓起兵反清把全家也迁到伊犁，“到乾隆二十三年（１７５８年），闻知清军征讨霍集占（小和卓）已进抵叶尔羌，容妃的五叔额色尹偕同图尔都及其堂兄玛木特，配合清军作战，平息了这次叛乱。
不管容妃家族是避居布鲁特还是迁到清军占领的伊犁，这一支和卓子弟坚决反对叛乱并参加了平叛的军事行动，为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和卓氏及其亲属随同凯旋的兆惠一同前往北京，翌年二月抵达京城。
和卓氏的亲属被安排在西安门外及东四北六条“现有官房二十二间”。
他们的居住区也称作“回子营”，所谓回子营实际是隶属正白旗的回子佐领。
为了照顾跟随和卓氏入京亲属的宗教信仰，乾隆特在北京他们居住地区营建一座华美的清真寺，其建筑风格融合维汉。
和卓氏生于雍正十二年（１７３４年）九月十五，到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年）二月初四被封为贵人时已经２６岁。
如果和卓氏入宫前未婚，在盛行早婚的年代，究竟什么原因使得和卓氏到２６岁仍然待字闺中？这的确是个谜。
如果和卓氏结过婚，那么她的第一次婚姻情况，也是一个谜。
据孟森先生考证，乾隆因和卓氏“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乃不与诸妃聚居，特隔于南海最南之地。
其地又临外朝之外垣，得以营回风之教堂及民舍，与妃居望衡对宇……”乾隆把和卓氏安置在建成不久的宝月楼（即今新华门），乾隆在二十八年就以宝月楼为题写了以下诗句“冬冰俯北沼，春阁出南城（自注：楼近倚皇城南墙）。
宝月昔时记（自注：向作宝月楼记粘壁），韶年今日迎。
屏文新绿，镜影大光明。
鳞次居回部（自注：墙外西长安街，内属回人衡宇相望，人称回子营。
新建礼拜寺，正与楼对），安西系远情。”此后乾隆经常以宝月楼为题写诗。
还有一种传说，皇宫内的浴德堂曾是和卓氏的沐浴场所。
浴德堂在武英殿的后面，在浴德堂的西侧有一座井亭，井口的北侧有一个水槽，水槽的北面同架起来的石板砌成的水渠相连，水渠长数米，从浴德堂后面的墙壁穿进。
在浴德堂后面的墙壁上还有一个低矮的方洞，据故宫的朋友讲可能是为水加温之处。
按照伊斯兰教的习俗，诵经前都需要沐浴，而且沐浴的水应是流动的，从石渠流入的水当然属于活水，的确符合穆斯林的标准。
但如果容妃住在南海的宝月楼，每天都要到宫内的浴德堂来沐浴也不现实。
更何况武英殿在康熙年间已经成为修书处，系外臣经常出入之地，再把毗邻武英殿的浴德堂作为后妃的沐浴之处也的确不合适，诚如孟森先生所指出的：即使是“昏秽淫乱之君”也不会“以爱宠就浴于朝堂之侧”。
另从提水的井绳在井口所留下的十几个二三厘米的深沟来看，以容妃在宫内的２８年也很难留下如此多、如此深的沟痕。
对浴德堂西侧的水井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该处水井主要用于殿本书籍造纸，但从一些关于版本鉴定的书籍明确指出武英殿修书处所用的纸张是宣纸，并非由武英殿修书处自造。
总之这处水井也同容妃的身世一样神秘。
和卓氏入宫后的实际生活究竟怎样？一个在西域长大成人的女子在短短的几年能否流利地说一口汉话、能否准确无误地按照宫里的礼节行事都是一个未知数。
毋庸讳言，乾隆同比自己小２４岁的和卓氏的结合虽然充满了政治色彩，但由于乾隆能熟练地使用维吾尔语、蒙语等语言，使得他与和卓氏之间可以无障碍地进行交谈，为了照顾她的饮食习惯，乾隆还给她配备了回民厨子，专门做“抓饭”、“滴非雅则”（以洋葱为主的菜），皇帝还经常把牛羊肉、鸡、鸭、羊肚等菜肴以及回子饽饽、自来红赏给和卓氏。
总之对这位来自西域的妃嫔及其亲属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乾隆都予以充分的尊重。
乾隆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册封２８岁的和卓氏为容嫔，在此之前的８年间，她一直穿着本民族的服装。
从乾隆二十五年之后，皇帝的心思都扑到和卓氏身上，哪里还有功夫顾得上徐娘半老的继后乌拉那拉氏！乾隆外出巡幸、在围场的木兰秋、去盛京谒祖陵，和卓氏经常随行左右，郎世宁所画的那幅和卓氏戎装像以及那副乾隆行猎和卓氏紧随其后的场面就是和卓氏生活的真实写照。
而乌拉那拉氏虽然贵为皇后，统率六宫，但却难得见上皇帝一面……

乾隆继后乌拉那拉氏皇后断发

乌拉那拉氏又得像从前那样忍受孤独、寂寞、凄凉，“曾经沧海难为水”，弃之如敝的日子就更难熬。
乌拉那拉氏又是个既要强又较真的女人，在进入更年期以后心绪失控，再也不能忍受被冷落的状态。
在随同乾隆第四次南巡驻跸杭州时，她愤而断发，欲出家为尼，时为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年）二月十八日。
按照满族习俗，只有丧夫立志不再改嫁的女子才剪发，乌拉那拉氏此举自然被视为大忌，即使对她多有关照的皇太后也不能对此乖张之举予以宽恕。
虽然乾隆并未公开废后，但在实际上已经把给乌拉那拉氏的所有册封（皇后、皇贵妃、娴妃）全部收回，乌拉那拉氏被打入冷宫，精神与肉体俱受尽折磨，于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年）七月十四日病逝，时年４９岁。
乾隆令以皇贵妃的礼仪安葬第二位皇后乌拉那拉氏，实际上乌拉那拉氏的葬礼级别比皇贵妃还要低。
乌拉那拉氏的灵柩未能进入乾隆的裕陵地宫，在乾隆三十一年时入葬裕陵地宫的后妃已经有四位，她们分别是：乾隆的第一位皇后富察氏，慧贤皇贵妃高佳氏，为乾隆生育皇长子、被追封为哲悯皇贵妃的富察氏，淑嘉皇贵妃金佳氏。
乌拉那拉氏的灵柩却被安葬在裕陵妃嫔园寝，而且也未给她修建单独的地宫，只是将其灵柩放到纯惠皇贵妃的地宫的侧位，既不设神牌，也不放置任何祭祀物品。
乌拉那拉氏所生的子女中惟一一个长大成人的皇十二子永（生于乾隆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就成为父母情感破裂的牺牲品。
乌拉那拉氏去世时永才１４岁，不仅失去母爱而且成为母亲断发的替罪羊，永在如履薄冰的状况下又生活了１０年，于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去世，时年２４岁。
永在生前并未得到任何爵位，在他死后也未得到追封。
想当年永璜受到乾隆如此严厉的斥责，但在永璜死后还是被追封为郡王的，然而永却连这份哀荣也得不到，乾隆对乌拉那拉氏怨恨之深，可见一斑。
一直到嘉庆四年乾隆去世后，嘉庆才追封永为贝勒。
皇后断发在朝野掀起轩然大波，有关乾隆私生活失德、皇帝寻花问柳以及皇后进言屡遭申斥的传言，一时间四起。
因而在私人笔记中，不乏这类记载，在《清代野叟秘记》中的就有如下一段记述：“帝苦宫阃森严，遂由宫监某之献策，微行取乐，仿道君皇帝眷李师师故事焉。
时京师有妓曰三姑娘者，所与狎皆贵人，声气通宫禁，达官显宦，奔走钻营，仰其鼻息者，户限为穿。
时九门提督以私怨下令驱逐诸妓，限一日全出境，违者逮捕治罪。
于是诸乐户纷纷远移，独三姑娘若无事者……提督怒，亲率缇骑擒之，时已夜半，缇骑破扉而入，闻三姑娘伴狎客将眠矣。
提督挥军，欲入房中搜索，三姑娘徐起，隔窗问‘何事如此汹汹？若惊贵人，谁敢担其罪耶？’呼人出止之，且曰‘有凭信在此，但持去阅之，自能觉悟，幸勿悔孟浪也’。
提督得纸观之，玺文朱墨上书‘尔姑去，明日自有旨’。
乃踉跄而归。”而《野叟秘记》则把乌拉那拉氏断发一节，演义成野史小说，现择其一二：“后英毅有智略，而才色稍逊，高宗颇严惮之。
既而国内无事……帝自喜功高，渐怡情于声色。
后知之，时以忧盛危明，进脱簪之戒，帝固好名，初亦容之，继乃由厌倦生恶怒，辄以它故拒谏，后不能平……高宗南巡，皇后请从，未许，后强附太后以行。
入山东境，帝忽思管仲设女闾三百事，群臣奏对，多不称旨。
有小监某者，甚便黠，知皇上圣意所在，乃言‘济南繁华，亚于扬州，欲访女闾当在此地……’高宗大悦。
至济南，小监下舟，顷之朱颜绿鬓，尽态极妍，二八丽姝，绢秀绰约，宛如一片彩云，吹落御舟……娱乐良久，帝乃择丰容秀丽，而态度不凡者约六人，留宿舟中……时帝方挟妓酣眠……突见皇后持纸却立，骇异殊甚，斥问何为。
后跪求有要务请上鉴察。
帝怒曰‘此何时也，尔将图谋不轨耶’……”由此而引发的便是皇后断发。
上述野史笔记固然不可作为信史，但它们的出现，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皇后断发的确掀起一股强大的冲击波，乾隆被这股冲击波纠缠了至少有十几年。
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８０年）七月，原都察院书吏严增请求乾隆册立皇后，其中涉及到乌拉那拉氏，把已经趋于平息的皇后断发波澜再次掀起，怒不可遏的乾隆处严增斩立决。

乾隆继后乌拉那拉氏再起波澜

乾隆在四十三年（１７８２年）去盛京谒陵，在回銮途经锦县时，锦县生员金从善向乾隆递上一份请求“立储”、“复立后”、“纳谏”、“施德”等内容的条陈，并要求乾隆应该就皇后乌拉那拉氏断发一事，向天下臣民颁一份“罪己诏”。
事过１３年，皇后断发再次成为热门话题……乾隆在驳斥金从善的上谕中特别强调：在册立乌拉那拉氏为皇后以后，对于乌拉那拉氏所犯有的过失一再宽容，用上谕的原文就是“其后自获过愆，朕仍优容如故”。
乾隆所说的“优容如故”同野史中乌拉那拉氏对沉湎于声色的乾隆屡屡进行劝谏、乾隆一开始还能容忍到后来已经厌恶、拒谏，乌拉那拉氏为此愤愤不平的记载是基本上是吻合的。
至于乾隆指责乌拉那拉氏“自行剪发，则国俗所最忌者，而彼竟悍然不顾”之后，表示即使如此仍然对乌拉那拉氏“曲予包容，不行废斥，后因病薨逝，只令减其仪仗，并未降明旨，削其名号，朕处此事实为仁至义尽。
且其立也，循序而进，并非以爱选色升，及其后自蹈非理，更非因色衰爱弛。
朕心事光明正大，洵可上对天祖，下对臣民，天下后世又何从訾议乎！乃欲朕下罪己诏，朕有何罪而当下诏自责乎……”乾隆在上谕中喋喋不休地讲，当年立乌拉那拉氏为皇后是按照她在后宫中的地位，不是因为乌拉那拉氏年轻漂亮，到乌拉那拉氏去世后以皇贵妃的葬礼安葬她也不是因为她人老珠黄，而是因为她自己减掉了头发。
乾隆所说的只是现象，并不触及乌拉那拉氏为何要断发为尼这一最核心的问题，而金从善要求乾隆下罪己诏，恰恰是抓住这一核心问题。
至于乾隆一再标榜自己“仁至义尽”，并未削掉乌拉那拉氏的皇后名号，实际是不愿引起更大的波澜。
按照汉族的观念，废后为“圣德之累”，总是件不体面的事，而且必然要引起朝臣的一番辩论，对皇帝来说也就毫无隐私可言了。
一般说不是为了要另立一位妃嫔为皇后，任何一个有头脑的皇帝都不会轻易提出废后的。
一旦废后，乾隆与乌拉那拉氏之间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就很可能给抖搂一个底掉。
以乾隆的精明绝不会行此下策，他宁肯让乌拉那拉氏保留皇后的名号，对乾隆来说收回这个名号并无任何意义，反正他已经不打算再册立皇后了。
十三年过去了，金从善这个书呆子，还就皇后断发一事指责乾隆私生活失德，要求皇帝下罪己诏，如果当初乾隆不对乌拉那拉氏采取“曲予包容，不行废斥”，皇后断发所引发的波澜就更加难以淡化与平息。
生活在宫廷中的妇女，绝大多数都是森严等级制度与一夫多妻的受害者。
乾隆有四十多个后妃，即使有些陆续去世，一般也要有二三十个左右，那些不得宠的妃嫔难得能与乾隆一见。
当年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就曾对宫中美女之多以及那些女性盼望得到秦始皇的宠幸而大多数终身不能见皇帝一面的悲惨境遇。
而用思想家李贽的话来说就是“男女饮食，人之大欲”！继后乌拉那拉氏落到欲出家为尼而不可得、被打入冷宫、甚至在死后连一个独自墓穴都没有的地步，就是因为她不甘于“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的命运，她向皇帝的淫威进行了挑战。
一个孤苦无依的弱女子在威严的皇权之下，也只能落得悲惨而亡的下场，即使她选择了死，也没得到应有的尊严。
无论是生还是死，她都不能摆脱无处不在的皇权……

乾隆继后乌拉那拉氏不再立后

在乾隆三十年发生皇后断发之后，乾隆晋封魏佳氏为皇贵妃，皇贵妃的地位仅亚于皇后。
魏佳氏能赢得这一封号，同她的容忍具有直接的关系。
已经在后宫生活快２０年的魏佳氏当然清楚，即使是皇后也要对皇帝的移情别恋心静如水，这一点从入宫的第一天就已经决定了，她没有选择的权力，只有等待的义务……她以心平气和的等待赢得了皇贵妃的封号，赢得“摄后宫事”的权力，此时她已经３８岁。
在魏佳氏晋升为皇贵妃后一年，被幽禁的皇后乌拉那拉氏去世，皇贵妃魏佳氏已经成为后宫中名分最高的人。
尽管魏佳氏的办事能力以及待人谦和的态度都令乾隆很满意，但乾隆却不打算再立皇后，宁肯让魏佳氏以皇贵妃的身份管理后宫，也不会把皇后的桂冠赏给她。
在乾隆看来，当年乌拉那拉氏在以皇贵妃的身份摄六宫事时也是相当小心谨慎的，一旦得到皇后的桂冠竟会闹到断发的地步，谁会担保魏佳氏不会成为第二个乌拉那拉氏？他可不想在后宫中再册立一个同自己平起平坐的人，他自己要成为前三殿后六宫的惟一主子，绝不立后。
当年乾隆的父亲雍正在孝敬皇后去世后（雍正九年九月），并未再立皇后，而乾隆的祖父康熙在第三位皇后——孝懿皇后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去世后，在长达３３年的岁月里也未再册立皇后。
更何况当乾隆在三十八年（１７７３年）秘密立皇十五子永琰为皇太子后，为了不流露出立储意向，也只能让永琰的母亲魏佳氏继续保持皇贵妃的身份。
乾隆本想等到乾隆六十年公布皇太子的人选、宣布退位的同时，再册封魏佳氏为皇后，不料秘密立储才两年，魏佳氏竟一命归天，享年４９岁。
这就使得以皇贵妃的身份摄六宫事长达１１年的魏佳氏，一直到去世也未得到本应得到的皇后名分。
也许是出于一种心灵上的弥补，在魏佳氏去世后乾隆令将皇贵妃魏佳氏的灵柩葬入裕陵地宫。
在乾隆看来，这样做不会引起臣下对立储的种种猜测，在裕陵的地宫里已经安葬了三位皇贵妃——慧贤皇贵妃高佳氏、哲悯皇贵妃富察氏、淑嘉皇贵妃金佳氏，而且金佳氏生有的三个儿子都健在。
从乾隆二十年到四十年长达２０年的时间里，无论是在乾隆心中，还是在后宫中，最有影响的当属魏佳氏。
对魏佳氏来说最幸运的是，她在圆明园“天地一家春”生育了皇十五子永琰，正是由于这个儿子被乾隆立为了继承人——也就是后来的嘉庆帝，她才能母以子贵，在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宣布永琰为皇太子之后追封她为孝仪皇后。
但这只是死后的哀荣，魏佳氏的阳寿同继后乌拉那拉氏一样，她们在进入更年期后，身体、心理都发生巨大变化，是需要得到关心照顾的时期。
可在现实中他们见不到丈夫，而儿女也都已经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在空荡荡的宫殿只有独自品味着孤寂。
尽管是锦衣玉饰，魏佳氏同那拉氏竟然都在４９岁撒手而去，看似偶然，实际并不偶然。
“一闭上阳多少春”“一生遂向空房宿”，的确写出紫禁城中绝大多数女性精神上的痛苦，不管她们是敏感的还是麻木的……

嘉庆孝和皇后钮祜禄氏韬光养晦

虽然她身处皇宫内院，但兴亡的势头已如一把利剑穿过了厚厚的宫墙，紫禁城再也不能把动乱挡在宫阙之外；万里波涛的大洋，也不可能成为阻挡西洋舰炮的屏障，内忧外患接踵而至……
孝和皇后钮祜禄氏出生自满洲世家，她的祖先是清开国五大臣之一的额亦都，她的家族曾多次同皇室联姻，既出过额驸，也出过皇后。钮祜禄氏比嘉庆皇帝小１５岁，嘉庆改元时她才２０岁，在她２２岁的时候嘉庆的第一位皇后孝全皇后喜塔拉氏去世，钮祜禄氏遂从皇贵妃被晋封为皇后。虽然她还很年轻，但却同嘉庆一起经历了乾隆退位以及训政时期同权臣和的较量，也感受到神武门行刺及皇宫内枪声大作的强烈刺激。更为严重的是，当嘉庆去世后，西方列强那咄咄逼来的魔爪也直面而来……
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年）九月初三，８５岁的皇帝在圆明园的勤政殿召见皇子、皇孙以及王公大臣，当众公布２２年前所写下的立储密旨，“宣示恩命，立皇十五子嘉亲王册立皇十五子琰（即永琰）为皇太子，以明年丙辰建元嘉庆”，并将永琰改为琰，且追封皇太子生母魏佳氏为孝仪皇后，升奉先殿，位在孝贤皇后之次；皇太子移住毓庆宫。
“嘉庆”两字摘自乾隆在二十五年元旦的试笔诗中的后两句“朝图志有以，迓新迎嘉庆”，就是在这一年十月初六皇十五子永琰降生于御园的“天地一家春”。
嘉庆改元及新君即位，并不意味着乾隆时代的结束，实际上这位８５岁高龄的太上皇帝依旧是大清帝国的主宰，在他看来，３５岁的子皇帝“初登大宝，用人行政，尚当时加训诲”，军国大事“岂能置之不问”？身为太上皇帝的乾隆，“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聆听训谕，将来知所禀承，不至错误”。
这位“自揣精神强固”的太上皇帝，“每日披览奏章，于察吏勤民之事，随时训示子皇帝，俾得勤加练习”。
据《朝鲜李朝实录》所载，嘉庆元年正月十九，太上皇帝在圆明园的“山高水长”招待前来参加归政大典的外国使臣及蒙古王公观看烟火。
太上皇帝在接见朝鲜使团时，令和宣谕：“朕虽归政，大事还是我办。
你们回国，问国王平安。
道路遥远，不必差人谢恩。
”对嘉庆来说，一方面要接受太上皇帝的训政，接受太上皇帝的旨意，令行禁止，不能有任何个人的见地；另一方面也不能对权力有任何染指之嫌，更不能对藩邸旧臣与朝中大臣有蛛丝马迹的联系，否则就会在太上皇帝敏感而又多疑的心灵中，形成一个虚幻的“皇帝党”的威胁。
乾隆对此是非常敏感的，嘉庆改元后，新君在藩邸的老师朱，同其他大臣一样向嘉庆进颂册，然而朱氏的颂册则要受到乾隆的审查，看其措辞是否得当，是否符合大臣之体。
此后，当乾隆决定把担任两广总督的朱调至京师担任大学士时，嘉庆立即赋诗祝贺，孰料墨迹未干，和早已把此事向乾隆汇报，从而使太皇帝得出“嗣皇帝欲示恩于师傅”的结论，大动肝火，顾谓董浩曰：“汝在军机、刑部久，是于律意云何？”颇有治罪嗣皇帝之意。
董浩叩首不止，请乾隆息怒，太上皇“默然良久，曰：‘汝大臣也，善为朕辅导之。’乃以他事罢之召。”一场欲治罪嗣皇帝的风波，虽然终于平息，但它却给嘉庆以及朝中大臣留下不尽的惶恐，此后的嘉庆只能更加小心翼翼，在权力问题上愈发表现得无所作为，一切惟太上皇帝的意志是从。
为了了解嘉庆的真实思想，和把自己当年在咸安宫官学就读时的老师吴省兰推荐给嘉庆皇帝誊录御制诗，以便能及时了解新君的喜怒。
早已洞悉和用心的嘉庆仅写一些祈祷风调雨顺、追述列祖列宗功业、平定白莲教以及悼念嘉庆二年去世的孝淑皇后的诗作。

嘉庆孝和皇后钮祜禄氏治罪和珅

乾隆在退居太上皇之后，从表面上看身体还可以，但他的听力、视力都在急剧衰退，已看不了奏折。
臣下奏章的副本要交给和，而和为了不刺激太上皇帝，使其健康进一步恶化，就采取报喜不报忧的办法，致使许多真实情况被封锁。
而且他的记忆力已明显衰退，经常是刚用过早饭，又传早膳，往往是“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
不久，他说话也变得含混不清，除了和没有人能听懂太上皇帝在说什么，和自然就成为乾隆的翻译，至于在翻译中是否假传圣旨，只有和自己清楚。
尽管包括嘉庆在内的骨肉都不能同乾隆进行交流与沟通，但太上皇帝依旧大权在握。
这就意味着和仍然是太上皇帝的代言人。
嘉庆三年（１７９８年）冬至以后乾隆就被风寒所侵，尽管从嘉庆皇帝到和都竭力劝太上皇帝节劳静养，但他本人并不这样认为。
平定白莲教牵动他的心，除夕设在重华宫的筵宴以及元旦的朝贺大典他要参加，外藩使臣他要接见。
一连几天的劳累使他兴奋不已，到了大年初二又提笔写下五律《望捷》。
就在当天下午，偶感风寒的太上皇帝病情急剧恶化，任何汤剂都无济于事，时至傍晚已经大渐，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
从初二下午乾隆陷入昏迷，嘉庆就自然而然地接管了权力，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和等召到乾清宫侍疾，以便控制起来。
初三清晨太上皇帝晏驾。
正月初八嘉庆帝就将和逮入刑部大狱，正月十六在所颁发的上谕中，公布和二十大罪状，正月十八赐和自尽。
皇后钮祜禄氏当然清楚，在这场变故中受伤害最大的就是嫁给和独子丰绅殷德的固伦公主。
从辈分上说她是皇嫂，但在年龄上她比公主还小一岁。
公主是乾隆所有子女中最小的一个，在公主中排行第十。
十公主从小被父皇视为掌上明珠，在十公主下嫁之前就把最高级别的封号“固伦公主”赐给这个最小的女儿。
乾隆在五十四年（１７９０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为公主与丰绅殷德举行了盛大的婚礼，陪嫁的各种物品价值数百万两，而当公主携额驸回门时，皇帝又赐银３０万两。
尽管乾隆对幼女格外关照，可一旦乾隆弃天下而去、一旦和在政坛上遭遇坎坷，所有的荣华富贵就会成为过眼烟云。
乾隆去世才十来天，不仅公主的公公和被处死，她本人也遭受了抄家的厄运，自努尔哈赤开国以来，还没有一位公主经历过被抄家，一种难以名状的伤感袭上钮祜禄氏的心头。
自清开国以来，历代公主的婚姻往往是政治联姻的产物。
想当年太祖要同强大的乌拉部结盟，把第四女穆库什嫁给乌拉贝勒布占泰，未几双方交恶，布占泰竟以鸣镝射穆库什；后来四公主被营救回来，又被他的父亲嫁给了可以称之为父亲的额亦都，而在额亦都死后又被安排嫁给比她小一岁的额亦都第八子图尔格。
可公主、额驸都不满意对方，到崇德二年（１６３７年）彼此离异，４３岁的四公主只能回到娘家与同母兄弟一起生活，一直到顺治五年，６５岁的穆库什才走完命运多舛的一生，而图尔格则在顺治二年就已经去世。
皇太极时期，为了示恩前来归降的察哈尔部，把皇二女马喀塔（孝端皇后所生）下嫁已故林丹汗之子额哲，在额哲死后又令其改嫁额哲之弟阿布鼎，并与其生子布尔尼。
然而就是这个布尔尼乘三藩之乱时起兵反清，兵败被诛。
所幸公主已然病故，否则还真的要品味苦涩的婚姻所结出的痛苦之果。
皇太极第十四女比她的姐姐马喀塔还要不幸，为了笼络正在西南同南明永历政权浴血奋战的平西王吴三桂，顺治把幼妹——和硕长公主下嫁吴三桂长子吴应熊。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吴三桂因反对撤藩之令率先发难，酿发长达八年的三藩之乱。
为了对吴三桂进行惩罚，康熙于翌年四月将与和硕长公主一同居住在京城的额驸吴应熊及他们所生的儿子吴世霖处以死刑。
尽管康熙对这位丧夫失子的姑母屡屡进行安慰，但这位和硕长公主终不能从痛苦中自拔，竟郁郁而亡。
十公主几个姐姐的婚姻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联姻的色彩，为了巩固满蒙联盟，皇后富察氏生的三公主——固伦和敬公主嫁给科尔沁部辅国公色布腾巴尔珠尔，四公主——和硕和嘉公主嫁给皇后富察氏娘家侄子福隆安，七公主——固伦和静公主嫁给蒙古喀尔喀赛因诺颜部世子，九公主嫁给兆惠之子，但他们过得幸福吗？实际上公主和宫中的妃嫔也没什么太大的不同，婚后的日子真是碰运气……自从固伦公主下嫁到和府，丰绅殷德表面上既敬且畏，但实际上丰绅殷德在婚后不久就又纳妾。
即使是固伦公主也要容忍丈夫纳妾，身为女人也许就是最大的不幸。
就连皇帝女儿中地位最高的固伦公主，也不能过一夫一妻的日子。
难怪十公主自幼喜欢着男装，儿时总是戏称和为“丈人”。
而在丰绅殷德在被抄家之后，仍能保住半所宅院和半个园子（位于海淀），全凭固伦公主的金面。
要不是高攀上公主，丰绅殷德最轻也要发往军前效力，而他却能依旧住在京城继续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
可是他非但不感念公主的恩德，反而“将侍妾带至坟园，于国服内生女”。
自和被治罪，和这一大家子全都仰仗十公主支撑，然而丰绅殷德却还要移情侍妾，而让公主独守空房，实在是忘恩负义。
固伦公主的命运，深深刺疼皇后钮祜禄氏的心。
到了嘉庆八年（１８０３年），由于公主府被革长史奎福到内务府“呈控丰绅殷德演习武艺，谋为不轨，并欲谋害公主，将侍妾带至坟园，于国服内生女”，终于把固伦公主与额驸之间不和睦的内情公开化，嘉庆特令大学士董诰会同留京大王臣审理此案……这对固伦公主的确是件很伤自尊的事。
此次风波从表面上看，很快平息了，但公主的心已经被伤透了，公主对额驸既无感情可言，也不抱任何希望，彼此只是维持夫妻关系，实际形同陌路。
钮祜禄氏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但她却无能为力……

嘉庆孝和皇后钮祜禄氏白莲战事

熟悉国史的钮祜禄氏非常了解丈夫的能力，以嘉庆的能力他也只能跻身于守成之君的行列，他的决断能力、应变能力根本不能同他的列祖列宗相比，但他所面临的问题却又是实实在在的，刚一改元就遇上因擒拿教首刘之协所引发的川、楚、陕白莲教起义。
虽然在乾隆退位后的三年时间，清军相继诱使聂人杰与王三槐到清军营地投诚；德楞泰在陕西歼灭王聪儿、姚之富部；其他将领也摧毁罗其清在大鹏山的营地，生擒罗其清；拿下冉文俦设在通江的基地，并将其击伤俘获；但张汉潮、王廷诏、齐国谟（齐林之侄）、樊人杰、冉天元、冷天禄、马学礼、苟文明、冯天保、苟文润、徐添德等依然转战在川、楚、陕的深山老林中。
到嘉庆五年十二月，亲政已经快两年的皇帝在上谕中也不得不承认“自邪匪滋事以来，剿办已及五载，总无蒇事之时”，“看来年内蒇功之说又成虚愿”。
“现在各路征兵不下十万，军威不为不盛”，“即如陕西省南山内伍逆余匪，所剩不过二百余人，而官兵现在万余”，“伊等尚得藉口于兵力不足”“似此辗转奔逐，年复一年，何时始能剿尽”？正像他在《蜀中余匪尚未荡平诗志忧闷》中所表述的，“兵能迅速斯能扫，机患因循不患迟”，“将疲士懈皆予罪，宵旰焦愁莫我知”。
一份来自河南的奏报令嘉庆和皇后兴奋不已，那个掀起吞舟巨浪的刘之协在河南叶县落网。
刘之协一直藏匿在新野一带，东藏西躲，在躲藏六年后，他准备去湖北同那里的白莲教徒联合起来，在行至叶县时被清廷抓获，时为嘉庆五年六月。
一个月后刘之协被押至北京处死。
刘之协的伏法的确让皇帝夫妇出了一口恶气，但清军同白莲教的战争却仍在继续着。
“白莲余孽尚纷驰”的局面，并不会因刘之协被处死就能结束。
这一年年底，嘉庆帝在给军机处大臣的谕令再次谈到：“剿办已及五载，总无蒇事之日。
近据各路奏报，贼匪仍复东奔西窜，官兵虽随处追击，总不能扼其一路，归并一处，聚而歼洗。
看来年内蒇事之说又成虚愿。”何以同白莲教的战争久拖而不绝？一种观点认为：“带兵大员及各督抚等仍存此疆彼界之见，只将贼匪驱逼出境即为尽职，并不协力会剿，以致川、楚、陕三省窜匪出此入彼，来往自如。
即被一路防堵官兵剿杀，杀贼无多，而前无拦截，后无追摄，沿途裹挟，又成大股，仍与未经剿杀者无异。
”另一种观点认为：白莲教在服饰上与平民百姓无异，“良莠难分”，而彼等“生长深山，登峰便捷”，掠食于民，无需转饷，故能转战数省，旋灭玄旋起。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白莲教采用机动灵活的战术“或分或合，聚散无常，或往或来，出没无定。
使我之兵，日疲于奔命；使我之财，日耗于粮饷；使我之民，转徙流亡，不得耕种以为生”。
上述种种，只是一些表面现象，钮祜禄氏隐约感到皇帝对局势控制的能力在减弱，无论是对将士，还是对教徒，尽管这是嘉庆不愿承认的。
将领的杀良冒攻、杀降冒功，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例如四川总督福宁在围剿来凤县的旗鼓寨时，有三千被裹挟的难民到清军营地投降，福宁把千余妇女儿童释放后，把剩下的两千余人杀害，竟以“节次擒获贼匪俱随时正法”上报……为了尽快结束同白莲教的战事，嘉庆帝在嘉庆六年（１８０１年）一月特颁布《御制邪教说》，在指出白莲教不同于佛教的同时，特别强调一般的白莲教信徒不是叛匪，明确指出清政府所要消灭的是叛逆之徒，而不是一般的教徒。
虽然白莲教在建立之始，其教首“则为骗钱惑众，假烧香治病为名，窍佛经仙篆之语，衣服与齐民无异，又无寺宇住持。
所聚之人，皆失业无赖之徒，所以必流为盗贼，是又僧道不若矣。
然天下之大，何所不有，苟能安静奉法，即烧香治病，原有测怛之仁心，在朝廷之所不禁。
若藉此聚众弄兵，浙成叛逆之大案，则王法之所不容……官军所诛者叛逆也，未习教而抗拒者杀无赦，习教而在家持诵者原无罪也……故白莲教与叛逆不同，乃显而易见之理，设若贼营中有一二僧道能尽行沙汰？有一二生员岂遂废科举之典乎？然则白莲教为逆者，法在必诛，未谋逆之白莲教，岂忍尽行剿洗耶？白莲教与叛逆不同之理既明，则五年来所办理者一叛逆大案也，非欲除邪教也。”虽然嘉庆盼来王廷昭（嘉庆六年初）、高天德（同年四月）、冉天士（同年八月）、樊人杰（嘉庆七年六月）等被歼的捷音，但一支支白莲教的队伍仍然出没在深山老林，虽说是强弩之末，但这“末”还要持续多久？钮祜禄氏不禁忧上心来。
嘉庆九年九月（１８０４年），最后一支白莲教被消灭的战报终于抵达北京。
皇后当然清楚为此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动用军队十一万七千六百六十二名；使用战马四万二千五百六十三匹（不包括各省所购买的）；调拨饷银二亿两，从川楚陕三省调拨的粮食截止到嘉庆七年将近四百万石。
长达九年的战事，使得清帝国库存的粮饷进一步靡费，川、楚、陕等省的百姓则长期挣扎在死亡的边缘上。
诚如时人所分析的：“自嘉庆元年用兵以来，吾民之死于贼者无论矣。
官兵迎头截击，则冲锋冒刃者，皆吾精壮之民也；官兵从后尾追，则兜擒掩取者，皆吾老弱之民也，其死者不知凡几矣。
幸而乘间得出，守卡之勇，坐营之兵，盘而获之，以为奇货，文致其罪，冀邀厚赏，非法拷掠，多方指证，草草数言，即行正法，其死者又不知凡几矣。”钮祜禄氏很清楚：医治战争的创伤、恢复饱受摧残的经济以及如何妥善遣返在平定白莲教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乡勇，对嘉庆都是很棘手的问题。

嘉庆孝和皇后钮祜禄氏皇上遇刺

嘉庆八年春天姗姗来迟，都到了闰二月二十日北京城依旧是寒气袭人。
正在储秀宫诵读经书的钮祜禄氏并不知道此时神武门已经乱作一团——从圆明园返回皇宫的嘉庆在进入神武门准备换轿时，突然一个手持短刀的男人飞也似地从玄武门冲了出来，直奔皇帝而去。
御前侍卫与内务府护神武门军都被突发的行刺吓呆了，多亏七额驸拉旺多尔济与定亲王绵恩（乾隆长子永璜之子）奋不顾身冲上前去，才将刺客拿下。
刺客竟然混进宫禁，就像晴天一声霹雳把皇后钮祜禄氏和所有的妃嫔、贵人、答应以及宫女、太监们惊吓得目瞪口呆，连皇宫都能有人来行刺，还到哪里去找个安全的地方？恐惧笼罩着紫禁城。
经审讯得知刺客名叫陈德，现年４７岁。
陈德的父母系满洲镶黄旗松年家奴，陈德在３１岁时到北京谋生，他在内务府当过５年厨子后被辞退，无以谋生。
陈德之妻已经去世，家中有两个未成年的儿子，一个是１５岁的禄儿，一个是１３岁的对儿，此外还有一个瘫痪在床的岳母。
据陈德讲因生活没有着落，活不下去，想自杀，但又想：“自寻短见，无人知道，岂不就枉死了。
听见皇上今日进宫”，就跟着人群混进玄武门，“看见皇上到来，就手持身佩小刀往前一跑，原想我犯了惊驾之罪，当下必奉旨叫侍卫大臣把我乱刀剁死，图个痛快，也死个明白。”说穿了，陈德就是想用自己的生命让皇宫里的人知道：天底下还有衣食无着落、不畏死的穷人，如果不解决这些人的生计，天下就不会太平。
皇后钮祜禄氏总觉得刺客能混入皇宫肯定有内线接应，像陈德这样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厨子，“安敢妄蓄逆谋”，必然有人在幕后指使，就像明代的“梃击案”一样——明神宗的宠妃郑贵妃派遣张差行刺太子朱常洛一样，必须深究才能除掉肘腋之患。
如果无人接应，一个厨子焉能混进宫禁？然而经过四天的严刑逼供，陈德始终不承认有幕后指使，一再强调“实系穷苦难过，要寻死路”。
在二月二十四日的审讯中，陈德被抽了二十个耳光、重责三十板、并用夹刑，仍未能追出幕后指使。
为了稳定政局，嘉庆在当日刑讯后颁布上谕，明确表示不再追究幕后指使：“若一味刑求”，刺客“反肆犬吠，所言之人如何存活，即不追究，终是疑团，所损者大矣。”神武门行刺，反映出宫禁戒备的松懈以及社会上贫富的分化所造成的社会危机的尖锐。
嘉庆是个相当吝啬的人，紧缩开支的做法使身边人失去不少捞钱的机会，身边人的不满在增长，他们在以消极怠工来发泄心中的不满，刺客能混进来也就不足为怪了。
对陈德凌迟处死以及对其两个未成年儿子的处死（按照清朝法律１６岁以下的儿子不处死，发配到功臣家为奴），虽然使此案了结，但此案所暴露出的问题——社会底层处境的日益恶化及皇帝身边人的不满，并未能引起嘉庆的重视，而这恰恰是皇后最担心的。

嘉庆孝和皇后钮祜禄氏喋血禁中

对皇后钮祜禄氏来说，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是她一生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天。
皇帝去承德避暑山庄举行木兰秋还没有回来，而就在那天申时（上午九点多钟）手持武器的歹徒却攻进了皇宫，从枪声中她感到匪徒已经离养心殿很近了，皇宫已经成为战场……皇后钮祜禄氏不知道什么人闯进了皇宫，更不知道歹徒的身份，她本能地意识到大祸临头，令身边的宫女、太监把宫门顶上杠子，把能搬动的东西都堵在窗户前，为了防止万一她还抄起火镰，一旦隆宗门被攻破，就把宫殿点燃，堂堂皇后绝不能落在歹徒手中……几个手持白旗的歹徒已经爬上养心门了，她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只听啪啪几声枪响，爬上宫门的歹徒掉了下去……不知过了多久，留京的王公大臣在仪亲王永璇的带领下率领禁军从神武门入宫，又不知过了多久隆宗门枪声才平息了下来，等宫禁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时钮祜禄氏一下子就瘫坐在椅子上了……枪声停了下来，但搜寻藏匿在皇宫里的歹徒正夜以继日地进行着，经过两天一夜的清理生擒以及击毙闯进皇宫的歹徒共“７２名”，而此时嘉庆皇帝刚行至白涧。
而对歹徒的审理、对余党的抓捕实际上就由皇后钮祜禄氏同嘉庆皇帝的八哥仪亲王永璇商量着办理。
经审理得知此次大闹禁中是在天理教首领林清的策划下进行的，九月十五日有２００多名教徒从黄村出发，在菜市口集合，然后分为两路，一路奔东华门，一路去西华门，利用皇帝不在京城的机会，突然袭击皇宫。
林清则留在黄村等待河南方面派来的援军。
从东华门混进皇宫的教徒十人左右（一说五六人），就被侍卫发现，立即关闭大门，把几十名教徒挡在宫门之外，而混进西华门的教徒则约四五十人，他们在混进皇宫以后为阻挡官军，反而把西华门关闭，手执白旗，进攻隆宗门、养心门。
当时正在上书房读书的皇次子绵甯（ning，即后来的道光帝）以及贝勒绵志，得悉宫禁有变，发现“有执旗上墙三贼，欲入养心门”，立即用鸟枪袭击教徒，喋血禁中。
在得到皇宫遭到袭击后，留京的王公大臣在仪亲王永璇的带领下率领禁军从神武门入宫，并在隆恩门外击败教徒，经过两天一夜的清查把混入宫禁的天理教徒以及勾结教徒的太监全部肃清。
正在回京途中的嘉庆在得到皇后和仪亲王的汇报后，异常震骇，九月十七日在燕郊行宫颁布《遇变罪己诏》。
而皇宫中的审讯依然在继续着，留在黄村等待河南方面援军的林清及其教徒均被抓捕归案，通过林清等人的口供，此次紫禁城之变的轮廓才勾画出来：天理教的前身是八卦教、红阳教，教徒主要集中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地，在河南传教的是李文成，自称是“李自成转世”；在河北及北京一带传教的林清，自称姓刘，是“汉帝转世”，在山东传教的是冯克善。
天理教同许多秘密宗教一样把给人看病作为传教手段，由于林清曾在西单牌楼的“九如堂”药铺学过三年徒，又到其他药铺当过伙计，对医道比较精通，在治病方面比一般教徒“把茶叶在香上熏绕数转，令病人煎服”的疗效，自然要明显得多，还编出“若要白面贱，除非林清坐了殿”等歌谣广为散布。天理教教首根据天象变化——“彗星出西北方（根据‘纬’之说‘主兵相’）”，认为在“酉之年，戊之月，寅之日，午之时”——即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年）九月十五午时发动起义，最为有利。
并规定起义口号：“奉天开道”；联络暗号：“得胜”；还散布在该年九月有“白阳大劫，刮黑风七昼夜，惟入教之人给‘奉天开道’小白旗，即可免祸，其余遭劫，一概死亡”；“凡在教者，教主给白布小旗树于门，可免者尽屠之”，并传播“专等北水归汉帝，大地乾坤只一传”等改朝换代的论调。
林清想通过突袭皇宫夺取政权，在他看来“我们据了京师，不怕皇上不到关东去（即关外）”。
为此，他想方设法在皇宫内的太监中传教，太监刘得财因是大兴人，便成为天理教极力争取的对象，又是赠金银，又是拜把子，于是刘得财就成为太监中第一个天理教教徒。
经刘得财传教太监阎进喜、杨进忠、王福禄、高广福、刘金、张泰等人都也相继入天理教。
嘉庆十八年三月，林清两次来北京同刘得财等人见面，布置任务，并让他们做好接应的准备。
看到这些口供，皇后钮祜禄氏又焉能不后怕，教匪竟然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发展内线，可她和皇帝竟然一无所知，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失职吗？这的确是“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对局势的失控、对民变的失控、对教匪的失控，难道是“当今大蔽，是‘因循怠玩’四字”所能解决的吗？按说皇后只管后宫的事务，可是当变乱已经殃及到后宫她又怎能脱得干系！如果在陈德神武门行刺事件后能及时加强对侍卫、太监的管理，即使天理教滋事也未必能闹到喋血紫禁城的地步！对占据滑县李文成的消灭及对山东教匪的剿灭虽然让皇后松了口气，但紫禁城内的枪声却久久回荡在她的心中……

嘉庆孝和皇后钮祜禄氏海上威胁

白莲教的战事尚未结束，东南沿海的蔡迁又掀起滔天巨浪，大清王朝已经到了国无宁日的地步。蔡迁系何人？竟能在东南沿海一带掀起滔天之浪？据史书记载，蔡迁是福建同安人。在海边长大的蔡迁，对在海上谋生自然非常熟悉。兼之此人很有组织能力，很快就拉起一伙人，到福建一带的洋面上去闯荡、去劫掠。
而乾隆以来人口的激增（到乾隆六十年全国人口已接近３亿），则把越来越多的难以谋生的人挤到海盗的队伍中。
因而自乾隆末叶，一支支海盗出没在闽、浙、粤洋面。
由于清政府正忙于同白莲教的战争，根本就无暇顾及东南沿海地区，数千里的洋面竟然有海无防！蔡迁掌握几十艘配有大炮的战船，控制着福建海域，所有进出口的商船都必须向蔡迁一伙交纳通行税，出海船每只４００元，进口船每只８００元，俨然成为海上一霸。
而在广东海域为患的则是林阿保、总兵保、郭学显、鸟石、郑乙等团伙。
面对海盗的猖獗，清王朝只能“专力防守海口”，对于官府运盐船及商船派军队护送，至于粤、闽、浙洋面则听任海盗横行。
清王朝迟迟不能平定海盗的原因有两点：其一是官军缺乏同海盗匹配的战船—— “兵船不得力”；其二是海盗能从沿海地区得到物资上的接应——海贼无两载不修之船，亦无一年不坏之杠料，桅柁折则船为虚器，风篷烂则寸步难行……一回闽地，装篷（xun，烤）洗，焕然一新，粮药充足”；其三则是海上作战受风势的影响—— “海中剿敌，全凭风力，风势不顺，虽隔数十里，犹隔数千里，旬日尚不能到也。
是故海上之兵，无风不战，大风不战，大雨不战，逆风逆潮不战，阴云蒙雾不战，日晚夜黑不战。
飓期将至、沙路不熟、贼众我寡、前无泊地皆不战也。
及其战也，勇力无所施，全以大炮相轰击，船身颠荡，中者几何？我顺风而逐，贼亦顺风而逃，无伏可设，无险可扼，必以钩镰去其皮网，以大炮坏其柁牙篷胎，使船伤行迟，攻之，贼穷投海，然后获其一二船，而余船飘然远矣。”皇后不禁一声长叹，她似乎都听到把澎澎的涛声与隆隆的炮声……内忧外患一起袭来，万里洋面再也不能成为大清王朝的天然屏障了。
滔滔海水不仅成为海盗的栖身地，也成为西方炮舰乘风破浪的载体，英国的舰队已经频频出没在清帝国的水域。
嘉庆七年（１８０２年）二月，英国以防止法国占领澳门为借口，派六艘军舰抵达澳门，经过清政府的交涉，英军舰才于六月开走。
嘉庆十三年（１８０８年）七月，九艘英国军舰在澳门再次登陆，接着又闯入黄埔、广州。
两广总督吴雄光以断绝贸易、封锁进澳水路、切断粮食、蔬菜的供给作为同入侵者斗争的手段，由于当时的英国正同法国交战，不可能抽出更多的兵力用于远东，遂在占领澳门四个月后撤离。
嘉庆二十一年（１８１６年）闰六月，由阿美士德（原英国驻印度总督）率领的英国使团再次访华，同乾隆年间访华的马戛尔尼一样试图打开清帝国的大门，把清帝国变成英国的商品市场与原料产地。
阿美士德一行闰六月十九日抵达天津。
皇后的兄弟和世泰公爵是接待英国使团的负责人，从这一任命也可以看出嘉庆皇帝对此次中英外交接触的重视。
然而对双方来说觐见礼节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阿美士德拒绝向嘉庆行双膝跪地的磕头礼。
觐见礼节，在马戛尔尼访华时就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实际上一直到乾隆在避暑山庄的万树园接见马戛尔尼，英方也没能按照乾隆的要求行“双腿跪”的礼节，乾隆为此相当不快。
嘉庆比他的父亲还要固执，甚至派和世泰到通州去教阿美士德等人“习礼”，说白了就是学磕头。
从闰六月二十七到七月初六整整习了八天的礼，依然没有解决磕头的问题，到不是磕头难学，而是英国使团不能接受，彼此一直僵持不下。
和世泰不愿让皇帝失望，他想像当年和那样，安排皇帝同阿美士德等人见面，即使英国使团来个单腿跪，皇帝也不能当场发作。
于是在初六晚上他陪同阿美士德等从通州赶往圆明园，并安排在初七早晨谒见嘉庆。
皇帝已经端坐在殿中等待接见，可连夜的赶路已经搞得阿美士德疲惫不堪，更何况公使的礼服、英国使团的礼物都还在路上……一方面是皇帝在等候，另一方面是阿美士德拒绝谒见……做了蜡的和世泰只得编了个善意的谎言——阿美士德病了，而当嘉庆表示可以接见副使时，和世泰则说副使也病了，谎话说到这份还能骗得了谁！盛怒中的嘉庆令英国使团返回广州，鸦片战争之前清、英之间最后一次外交接触尚未开始就已经结束。
和世泰的确有负圣望，把事情办砸了，可英国使团为什么在从通州出发时不把正使、副使的礼服以及礼物一同带上？对英国使团的做法，皇后实在感到不能理解；对英国政府派出使团的目的，她更感到困惑……

嘉庆孝和皇后钮祜禄氏立储重任

嘉庆在其２５年的在位期间给皇后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就连他在去世时也把一个涉及到国本的大问题留给了皇后。
嘉庆在二十五年七月十七（１８２０年８月２６日）起驾去避暑山庄，由于天气炎热兼之旅途劳累，在二十五日（９嘉庆陵寝昌陵一六月２日）到达避暑山庄的当天傍晚就病倒了。
嘉庆一直身体不错，原以为歇息一两天就能缓过来，谁也没想到在当天夜里皇帝就在烟波致爽殿撒手而去，享年６１岁。
当皇后得到皇帝驾崩的噩耗，第一个反映就是把皇帝存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边藏有立储密旨的匣子找出来，宣布皇位继承人。
这种秘密立储的做法是雍正所创建。
雍正鉴于即位遭到八弟、九弟、十弟、十四弟等人的强烈抵制，对于康熙晚年不立储所造成储位空虚、诸王对皇位的觑觎以及老皇帝晏驾后权利之争白热化，进行改革，在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建立秘密立储之制，并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大臣发表谕令，申明已经采取秘密立储的做法，把所择立太子的姓名“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
此后乾隆、嘉庆都沿用了这一做法。
但皇后派去的人在“正大光明”匾额的后面找不到立储密匣。
在经过林清之变、天理教徒攻进皇宫后，嘉庆觉得把立储密匣放在“正大光明”匾后面并不安全，从那以后他就把立储密匣带在身边。
皇后似乎猜到嘉庆很可能把立储密匣带在身边，就让回来报信的人再返回避暑山庄去找，但折腾了好久依旧没找到。
国不可一日无君，在立储密匣找不到的情况下，皇后必须解决这一难题，于是她下达懿旨：令皇二子继承皇位。
绵宁是嘉庆第一位皇后孝全皇后喜塔拉氏所生，钮祜禄氏比绵宁只大六岁。
已经感受到内忧外患的钮祜禄氏，清醒地意识到从宗社的长治久安需要立一位成熟的有能力的继承人。
从当年皇二子在宫中同教匪的搏斗中，她认为自己的判断同大行皇帝生前的抉择是一致的。宫里的女人，只要自己生了儿子，没有不期望自己的儿子能当上皇帝的，但一个理智的女人总要看看自己的儿子有没有治国安邦的志向，钮祜禄氏生的两个儿字绵恺、绵忻，一个迷恋皮黄，一个陶醉古籍，别说嘉庆看不上，就连她自己也很失望，充其量也就是去管理升平署、武英殿修书处……皇后钮祜禄氏的立储懿旨，绝对是从大清王朝的江山社稷出发的，其中毫无任何个人的考虑……随同嘉庆去避暑山庄的太监终于在大行皇帝的遗物中找到一个不起眼的盒子，打开一看，正是册立皇二子绵宁为皇太子的密旨……钮祜禄氏的心一下子踏实了。
绵宁——即道光皇帝的即位更加名正言顺了，而皇后钮祜禄氏也因嫡母身份被尊为皇太后。

嘉庆孝和皇后钮祜禄氏平张格尔

自嘉庆末年以来，大和卓布拉尼敦的孙子张格尔从敖罕潜回南疆，以传教为掩护纠集部众，甚至组织人袭击喀什噶尔周边地区……到道光二年（１８２２年）张格尔已经占据那林河一带作为反清根据地，招兵买马。
道光五年（１８２５年）巴彦巴图率领清军前往剿灭，得到风声的张格尔早已经转移。
巴彦巴图在开出四百里后没有遇到敌兵，竟然抓捕当地百姓，杀良冒功。
巴彦巴图的暴行激起当地百姓的强烈不满，张格尔遂乘机杀回。
道光六年（１８２６年）六月，张格尔已经逼近喀什噶尔，两个月后喀什噶尔陷落，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也旋即陷落，新疆西部四城全部落入张格尔的手中，西陲局势急剧恶化……皇太后实在想不明白已经平定了百年的新疆，怎么一下自就闹到这步田地？生活在紫禁城中的皇太后既不可能了解边疆地区吏治的败坏——毕竟是天高皇帝远，地方官吏肆无忌惮地敲诈勒索激起了社会矛盾的激化。
而张格尔一类别有用心的宗教上层人物必然要煽动民族情绪，制造动乱乃至分裂……能否收复西四城、能否挫败张格尔已经成为清王朝能否恢复对南疆进行有效统治、能否维护国家统一的关键。
为此道光起用祖父乾隆留下的老臣杨遇春，并派遣将近四万军队开赴南疆，一鼓作气收复了喀什噶尔，时为道光七年（１８２７年）三月初一，杨遇春乘胜进军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西四城失而复得。
一直关注西陲形势的皇太后，不禁松了口气，但美中不足的是酿造事端的张格尔却逃回了敖罕，如果不把张格尔擒获，南疆仍不会平……为了彻底解决后患，清政府起用在平定河南天理教中立了殊功的直隶总督的那彦成去新疆善后，那彦成争取同张格尔属于不同教派的支持，并派人道光像道光八年平定张格尔向境外的张格尔散布官军已然班师的假情报，而四处流窜的张格尔也迫切期望能杀回南疆有个立足之地，遂在该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率领５００多骑兵，潜入边境，被早有准备的清军彻底歼灭，仅带３０多名残兵逃跑的张格尔被清军抓获，这一特大喜讯伴随着早春的和风在道光八年（１８２８年）正月传入紫禁城。

嘉庆孝和皇后钮祜禄氏鸦片走私

鸦片具有止泄、镇痛等功能，但长期使用就会上瘾。明代正德年间，鸦片作为药材输入。
早在明朝末年，已经出现瘾君子。入清以后，吸毒者有增无减。在清初已出现专门提供鸦片的烟馆，“将鸦片泡制成膏，然后斜烟丝入内拌匀，晾干为烟”，“以此射利”。
初吸鸦片，“晕迷似醉”，“能通宵不寐”。
“无赖恶少，群聚夜饮，遂成风气。饮时以蜜糖诸品及鲜果十数碟佐之，诱后来者。初赴馔，不用钱，久则不能自已，倾家赴之矣。”“是以少年子弟易堕其术，迨至年深日久，血枯肉脱，纵自知为鸦片所害，急欲止之，则百病丛生”，“乃至家业荡尽，称贷无门。”到乾嘉以后贵胄子弟、八旗兵丁、各级官吏都有不少人成为瘾君子，甚至就连宫中的太监也偷吸鸦片，历事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大太监张进幅吸毒长达三十多年，在张的诱惑下，不少太监开始吸毒。
其实皇太后对此也已经有所风闻，虽然下令严查，但经过林清之变以后对太监也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惟恐再闹出勾结教匪一类的惊天大案。
吸毒容易，戒毒难，许多瘾君子，“明知其害，不能绝也”，一日不吸，“则面皮顿缩”，“脱神欲毙，复饮乃愈”，“不可复救”。
为了帮助吸毒者戒毒，避免家破人亡的厄运，在当时流传着种种戒毒的偏方，但由于瘾君子们对毒品的依赖，所有戒毒偏方或被弃而不用，或浅尝辄止。
从雍正六年（１７２８年）就颁布了禁止贩卖鸦片、开设烟馆的命令。
至此，以进口药材为名的持续近两个世纪的鸦片贸易被中止。
在当时对华进行鸦片贸易的主要国家是英国，英国把在殖民地印度生产的鸦片就近运往中国。
一方面它用提供贷款鼓励印度农民种植罂粟，一方面在加工过程中“使罂粟的蒸晒和鸦片的调制适合于中国鸦片吸食者的味”。
英国鸦片商及英国政府在罪恶的鸦片交易中牟取暴利，一箱鸦片从印度运往中国可获利１８２０银元（一箱鸦片的成本约１８０银元，运至中国的售价为２０００银元），英国政府的税收中仅鸦片税就占４２．７％。
因而英国政府和英国鸦片商绝不会放弃这种罪恶贸易，只不过将其从公开进口变为秘密走私。
负责鸦片生产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令人把鸦片装入便于偷运而特制的箱子，运至加尔各答，拍卖给鸦片商，再由鸦片商偷运至中国沿海。
英鸦片商通过行贿清廷地方官员及负责缉查走私的巡船官兵，使得鸦片走私畅行无阻。
由于利益的驱动，鸦片走私日益猖獗。
乾隆六十年走私入境的鸦片已四千箱，到道光七年走私鸦片则超过一万箱，而至道光十一年（１８３１年）都突破了两万箱，迨至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年）已经接近３万箱了。
在鸦片大量走私入境之前，清王朝在对外贸易中，一直保持出超的有利地位。
中国的茶叶和丝织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销路非常好，远销欧洲、美洲及东南亚，但外国的呢绒却打不开中国的市场，每年从欧洲输入中国的银元约几百万。
乾嘉以后鸦片的大量走私入境，使得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开始从出超变入超。
为了支付走私入境的鸦片，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引起银价上涨。
而银价上涨必然引起白银与铜钱（又称制钱）比价的失调。
朝廷向官员兵丁发放的官饷是银两，而百姓向清廷交纳的钱粮也要折成银入库；然而民间交易，市场上的买卖，主要用铜钱。
因而银与钱的比价是否合理，是否稳定，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
清初，一两白银兑换铜钱一千文。
由于当时清政府禁止民间开矿采铜，从康熙收复台湾解除海禁后，每年都有上百万的银元输入，因而银价下跌。
到康熙晚年银与钱比价已变为１∶９００，至雍正年间已经是１∶８００，到了乾隆初年则发展到１∶７００。
然而到乾隆中叶，由于鸦片走私白银外流导致银价回升，银与钱的比价回升到１∶８５０，至乾嘉之际，一两白银能换铜钱一千三四百文。
到嘉庆时期银价已经上涨到一千六百文左右，使得百姓在交纳钱粮中为折银而负担加重。
从表面上看，清朝统治者并未曾加田赋，但在实际上却把银价上涨的负担转嫁给普通百姓。
如果说只是身边的太监抽大烟也就罢了，可眼下已经闹从事鸦片走私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仓库到银价一个劲儿地上涨，皇太后就是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做不到了，总得想办法解决白银外流的问题……

嘉庆孝和皇后钮祜禄氏虎门销烟

禁止鸦片走私的问题从乾隆时期就已经提出，此后嘉庆、道光都一再公布禁令，但由于英国的鸦片贩子同沿海的地方官员、缉私船只以及内地贩卖鸦片的不法之徒已经组成一个庞大的走私网，朝廷的禁令只是一纸空文，不仅是禁而不止而且是愈演愈烈，大有泛滥成灾之势。
就连身居紫禁城的皇太后都已经感受到鸦片走私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了。
英国商人组织生产、走私鸦片，却严禁本国人吸食鸦片，对本国人吸毒进行最严厉的惩罚——“有犯者以炮击沉海中”，尽管“以炮击沉”之说引起一些人的置疑，但英国人在禁毒方面对本国人约束的确比清朝的“杖责”要严厉，而且有效。
英国商人用鸦片“专以诱他国之人，使其软弱”。
面对“其祸烈于洪水猛兽”的灾难、面对白银外流所造成的经济困境与吸毒所造成的体质衰弱与道德沦丧，禁烟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道光在十八年（１８３８年）任命在湖广禁烟颇见成效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走私鸦片最为严重的广东主持禁烟。
林则徐一到广东就对鸦片贩子的走私活动进行调查，并派人对英国鸦片商的大本营——驻广州的英国商馆进行控制，并通过洋商伍崇曜到英国商馆命令把停泊在伶仃洋面上２２艘船只上的鸦片在三日之内交出……任何一个有主权的国家，不管是进入了近代还是停留在古代，在同外部世界所进行贸易的时候都有自己的考虑，需要的物品则鼓励进口，不需要的毒品则禁止进口。
更何况鸦片入境完全是以走私的方式进行，已经是个困扰清朝统治者１００多年的老问题。
即使按照西方的国际贸易规则，打击走私也是各国海关与缉私部门的职责所在。
由于英国商人拒绝交出准备走私入境的鸦片，林则徐则下令逮捕最大的鸦片贩子颠地、查顿，并对商馆进行了封锁、断绝饮食供应。
查顿在此之前已经逃脱，留在商馆的颠地就成为瓮中之鳖。
英国驻广州领事义律从澳门返回，拟帮助被困在商馆中的颠地逃跑，但他们的金蝉脱壳之计又被林则徐识破……英国鸦片商不得不交出准备走私入境的鸦片，交出鸦片累计近两万箱。
经朝廷批准，林则徐在虎门沿海凿了两个各５０平方米的大坑在里面放入盐，再引进海水，把缴获的走私鸦片在投进去的同时放入石灰，让鸦片同加了石灰、盐的海水起化学变化，即使大烟鬼想乘机闻烟味、过烟瘾也不可能……对外部世界已经有所了解的林则徐，始终把禁烟同正常的中外贸易区别开，即使对收缴的走私鸦片，也以每箱５斤茶叶作为补偿，力图引导鸦片贩子放弃罪恶的鸦片走私，而进行正常的中外贸易，堪称是仁至义尽。
为了杜绝鸦片走私，要求所有外国商人——主要是英国的，也有美国的、葡萄牙等国的商人，不许在商品中夹带鸦片，一旦违禁，船只、货物被没收，该船商人即被正法。
然而英国商人不仅拒绝做出不夹带鸦片的承诺，还试图把鸦片走私转移到澳门，难怪当年乾隆爷就说过“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最为强悍”，“不可不防”！对英国不可不防，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时清军的武器依然是火器与冷兵器并用，中国所使用的鸟枪“是一种前装滑膛火绳枪，发射前须从枪口装填火药，塞入弹丸，以火绳为点燃装置，引爆火药……每分钟仅一二发，射程约１００米。
且战时须携带火绳、火种、火镰、火药、铅弹，下雨潮湿天气，就难以点燃。
而西方当时已普遍使用燧发枪……简化了装填火药的过程，去掉了火绳，射速每分钟可至四五发，射程可及２００米……西方国家的军队全部使用火器，冷兵器已被淘汰。
至于大炮的制造，清王朝由于工艺落后、铸件粗糙，在放炮时容易发生炸裂或弹道紊乱。
因而当西方殖民者以炮舰为后盾对亚洲进行扩张时，英国的船只可以到我们的洋面耀武扬威，可清王朝的商船最远也就是到东南亚……至于限制对外贸易，一直是朝廷的国策，早在康熙收复台湾解除海禁之后就明文限制海外贸易的规模：对出口船只的载重量以及出口物资、随船携带的口粮都做出规定，船只的载重量不得超过５００石；不得出口火药、炮械、硝磺、粮食、铁器、马匹、书籍等物品；出口船只所携带的口粮要按照往返的时间、船上的人数携带（每名水手每日一升）。
由于风汛难测，出海贸易的船只，一般都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返回，因而时时受到断粮的威胁；又由于海盗猖獗，不能携带武器的船只毫无自卫能力，屡屡遭到海盗劫掠，致使清代的海外贸易日益萎缩。
皇太后突然感到需要做的太多了……

嘉庆孝和皇后钮祜禄氏山雨已来

当西方已经完成从中世纪向近代转轨之后，浩瀚的太平洋就再也不可能成为阻挡西方列强的天然屏障了，英国的军舰已经咄咄逼近：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年）七月，英国船只以买粮食为名，闯入九龙湾，向停泊在口岸上的清军水师发起攻击，清军被迫还击，激战了两个多时辰，才将英船击退。
同年九月二十八日英国驻广州领事义律率兵船闯入穿鼻洋面，向清军开炮，被水师提督关天培击退；从九月二十九日到十月初六仅八天的时间英军就六次向驻扎在尖沙咀北面的清军发起攻击……铺天盖地的山雨如从天而降的狂飙，砸落在大清帝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年）五月，由１６艘军舰装载的５４０门大炮以及配备武装的轮船４艘、运输舰２８艘、４０００陆军组成的英国“东方远征军”气势汹汹地出现在广东海面，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已如在弦之箭：六月初八，浙江定海被英军攻破；七月十四，九艘英国战舰抵达天津海口，京师形势骤然紧张，道光令琦善负责同英方谈判；十二月十五日，英军攻陷虎门的沙角炮台、大角炮台；到了道光二十一年（１８４１年）二月，经过一天的激战，虎门的另外六座炮台全部失守，提督关天培阵亡；该年三月，英国兵船直逼广州城下；同年七月厦门失守，一个月后宝山炮台陷落，英军进犯镇海，紧接着宁波又被攻占；十一月下旬，英军先后攻下慈溪、奉化，到十二月初又拿下余姚。
迨至道光二十二（１８４２年）年六月当英军攻下镇江、兵临南京事，道光帝面对被切断漕运的现状，彻底屈服了，接之而来的就是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及其附约的相继签订，而美国、法国也都趁火打劫，迫使签订了相似内容的“望厦条约”、“黄埔条约”。
看着大清帝国就像一块任人宰割的肥肉，皇太后钮祜禄氏心如刀搅……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是皇太后的七十大寿，面对多灾多难的国家皇太后也实在没有庆贺的心思。
西方列强一个个像猛虎扑了过来，就连原本算不上强国的葡萄牙也乘人之危，在英国宣布香港为自由港后悍然宣布澳门为自由港。
与此同时，葡萄牙女王任命一个极端狂热的殖民主义分子——海军上校阿玛勒为澳门总督，推行野蛮的殖民政策。
１８４６年５月３０日阿玛勒向居民征收土地税、人头税及不动产税，又令所有停在澳门的中国船只纳税。
１８４７年又下令关闭澳门总口设在南湾的稽查口，将稽查走私的巡役拘捕，限２４小时之内离开澳门，并把稽查口的房屋拍卖。
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年），英国军舰闯入珠江口，欲强行进入广州，广州军民展开反入城的斗争。
阿玛勒乘两广官员忙于同英人交涉，遂于３月５日发出布告，限中国海关八天之内撤出澳门，并于３月１３日派士兵驱赶中国海关官员，封存海关的大量财产。
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１８５０年１月２３日）皇太后钮祜禄氏怀着无限忧虑离开了这个充满动荡的世界……

道光静妃一蹶不振

道光静妃（孝静成皇后博尔吉济特氏）
在道光的１７位后妃中，静妃博尔吉济特氏算是年轻的一个。她比道光小２９岁，入宫时的封号是静贵人，道光十三年，她在生下皇六子奕后被晋升为静贵妃，这一年他２２岁，而道光已经５１岁。道光不仅得子晚，而且前三个儿子都已经夭折了，皇四子奕（zhu）实际在皇子中居长，而当只比奕小六天的奕在道光十八年出继给亲王绵恺为嗣后，排行第六的奕实际就成为皇帝的第二个儿子。
道光在世时，曾册立过三位皇后。第一位是居藩邸时的嫡福晋钮祜禄氏，在嘉庆十三年去世，道光即位后追封为孝穆成皇后；第二位是继钮祜禄氏后成为嫡福晋的佟佳氏，道光即位后册立为皇后，即孝慎成皇后，她在道光十三年去世；第三位皇后是生育了皇四子奕的钮祜禄氏，在道光十四年被册立为皇后，即孝全成皇后，她在道光二十年去世。
在孝全成皇后去世后，博尔吉济特氏被晋封为皇贵妃。
这位皇贵妃不仅管理宫中事务，还照料孝全成皇后的儿子。
性情温和、心地善良的皇贵妃，是按照儒家的“不独亲其亲，子其子”的古训来对待失去母爱的奕的。
奕同比自己小两岁的六弟奕一起，在博尔吉济特氏的爱抚下度过了孩童时代。
皇贵妃对与自己共同生活了２０多年的丈夫还是有一定的了解，就道光的个人品质来说在帝王中可以说算上乘。
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年），黄河再次大规模改道所发生的洪灾，鉴于接连发生的内忧外患所造成的经费紧张，道光身体力行，缩减宫廷开支。
他不仅停止每年去避暑山庄避暑的惯例，而且平时穿的便装也已经破旧到带补丁。
作为一位皇帝，道光最缺乏的则是应变能力与敏锐的洞察能力，表现在他处理问题上就是经常举棋不定与犹豫不决。
当英国突然把鸦片战争强加到清帝国的头上时，他始终就没有一个准主意。
英国军舰开到天津时，方寸大乱的道光就立即派主和的琦善去同英国人谈判，想通过妥协结束战争；但当琦善同英国人签订的《川鼻草约》被揭露后，道光又觉得有失天朝大国的体面。
道光没有同入侵者血战到底的气魄，因而摇摆于战与和之间。
更为可悲的是，在同英国开战两年的情况下，道光对英国的基本情况堪称一无所知——他在上谕中询问英国“至内地者经过者几国，克什米尔距该国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可通……该女主（即维多利亚女王）年甫２２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至英人在浙鸱张，所有一切调度兵事及占据郡县，搜刮民财，系何人主持其事……该国制造鸦片烟卖与中国，其意但欲图财，抑或另有诡谋……”一个君主在毫不知彼的情况下，还能指望能够战胜气势汹汹的入侵者吗？其实一次战败并不可怕，法国的拿破仑就经历了对俄战争的失败，法国的首都巴黎甚至在１８１４年被英俄等为首的反法盟军全面攻占，拿破仑还因此被流放到小海岛上囚禁（厄尔巴岛），但法国并未从此一蹶不振。
短短数十年之后，在１８４４年，法国就继英国之后，强迫清王朝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
皇贵妃博尔吉济特深深陷入困惑之中，为什么人家法国在战败后就能很快恢复元气，而大清王朝却在一次战败之后一蹶不振，接二连三地遭受灾难？

道光静妃“仁孝”为本

面对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威胁以及变化的世界格局，清王朝需要确立一个有魄力的继承人，以便能应付险恶的国际环境。
道光在继承人的选择上也同样是举棋不定，论能力，皇六子奕无疑是最突出的，但奕毕竟是实际上的长子。
实际上，自清建国以来直至道光之前，在皇位的继承上，长子——不管是名副其实的，还是实际居长的儿子——并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如果凭长子的身份就可以定下继承人，也就不必搞秘密立储了。
社会在进步，道光的思维却比他的列祖列宗还要陈腐，道光走不出立储以长的汉族模式，可又不能不考虑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尽管他想通过考核来做最后的决定，但他陈旧的观念使得他并不可能选择出真正杰出的皇太子。
道光的第一次测试，是让诸子去狩猎。
论狩猎，皇四子奕根本不是弟弟奕的对手，奕的老师杜受田已经琢磨透道光的思维方式，便给自己的学生支招——根本不狩猎，等皇帝询问时就以时值春日，鸟兽有孕，不忍伤生来回答，这一回答的确使道光心中留下了奕天性仁慈，“有人君之度”的印象。
又有一次，道光生病，把奕、奕找去，让他们各自“条陈时政”。
考虑到奕学识比不上奕，杜受田建议当皇帝垂询时，奕只管涕泣，不出一言，必然给皇帝留下纯孝的印象。
杜受田竭尽全力帮助一个平庸的人赢得继承权，固然误国；可问题的关键是道光的择储标准依旧是“仁、孝”。
以“仁、孝”为标准，道光又焉能不掉进杜受田所设计的圈套之中呢？也许正是由于择储上的犹豫不决，道光始终不肯册封掌管宫中事务的皇贵妃博尔吉济特氏为皇后；也许道光想把尊封皇贵妃为皇太后的机会留给奕，让继承人进一步去发扬“仁、孝”。
“仁、孝”的观念，在道光的思维中一直有深刻的烙印，当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１８５０年１月２３日），比他年长六岁的嫡母孝和皇太后博尔吉济特氏去世时，已经６８岁的道光不仅坚持每天以稀粥度日，还在圆明园慎德堂临时搭建守丧居住的苫帐。
要知道那时可是寒冬腊月，住进去才十几天，道光就在饥寒交迫中得了肺炎，并在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在苫帐中驾崩（１８５０年２月２５日）。
为了所谓的孝道送了性命，毕竟还是家事；而为了孝道而选错了继承人，可就关乎国家的兴亡了。
道光在弥留之际，把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赛尚阿等人召集到御前，派人取出立储密匣，公布立储密旨。
只见上面并排写了两行：“皇六子奕封为亲王；皇四子奕立为皇太子”，在立储密旨上写下“皇六子奕封为亲王”就已经是前所未有，更让人费解的是“皇六子奕立为亲王”还写在“皇四子奕立为皇太子”的前面，别说把奕的母亲给弄糊涂了，就是满朝文武也都在私下揣摩大行皇帝的意图……大行皇帝为何要如此书写立储密旨？他是试图以“皇六子奕封为亲王”作为立嗣以长的补充，还是以此对皇位继承人提出一种暗示：在治理国家方面，奕要充分发挥奕的优势，兄弟同舟共济，共渡难关；或者是期望“仁孝”为本的皇四子奕，在继承皇位后一定要真的恪守孝悌之道？从咸丰迟迟不肯尊抚养过自己皇考皇贵妃博尔吉济特氏为皇太后之事可以看出，奕的“仁孝”不过是他的老师杜受田导演出来的。

道光静妃天国狂飙

道光作为第一个被西方列强打败、第一个同西方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皇帝，留给继承人咸丰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帝国。
此时，无论是国际形势，还是国内动荡的局势都需要一个有创新精神、有百折不挠勇气的皇帝来进行统治。
博尔吉济特氏是看着咸丰长大的，而咸丰是比先皇帝道光还要平庸的人，平庸的皇帝却偏偏遇上剧烈的挑战。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１８５１年１月１１日），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义。
洪秀全率部众在咸丰改元后即从金田突围，逼近桂平、象州，并自称“太平王”。
洪秀全何许人也，竟能称王犯上？在金田起义之前，洪秀全的确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乡间私塾先生，是个在乡试中屡屡落第的秀才。
家居广东花县的洪秀全，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接触到一些介绍基督教的小册子，而清朝统治集团在鸦片战争中所暴露出的腐败无能以及战败后的割地赔款等等都激发了他的反清意识，于是他组建了“拜上帝会”，并到广西一带传教。
鸦片战争期间的天灾人祸，也为洪秀全的传教提供了信徒。
其中以道光五年的黄河改道以及五口通商所造成的原有运输线路的萧条最为突出。
在南宋绍熙四年（１１９４年）以前，黄河的走向是从山东入海。
该年，黄河在阳武（开封东北９０里）决口，汹涌的黄水如脱缰之马，在流抵梁山泺后分为两股，一股向北几经周折流入清河，一股向南奔去，最终汇入淮河，造成黄河大规模改道。
元代开凿从北京到杭州的大运河，作为南北之间经济交流的大动脉，正是利用了黄河入淮所造成的水流量的陡然增加。
因而当黄河北去、恢复故道不再入淮时，大运河已经无法继续通航。
清政府为了解决南粮北运的问题曾尝试改用海运。
道光年间的黄河泛滥、恢复故道，不仅造成数以百万、千万的难民，还导致以漕运为生的船夫失去生计。
而南京条约的签订以及五口通商的实行，也使得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所造成的从江苏、浙江、福建去往广州的交通线路不再有昔日的“车如流水马如龙”的繁忙景象，在上述运输线上谋生的人也失去了生计。
当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了４亿，无论城乡都感到谋生的艰难。
一旦失去生计，人们很难再找到新的谋生之路。
失业的船夫以及因五口通商所造成的失业人群使社会动荡随时可能出现。
布满干柴的社会，只要遇到火星就能酿发燎原的烈火。
洪秀全及其创建的“拜上帝会”就成为引发一场剧烈社会动荡的导火线。
为了把一场动荡消灭在萌芽之中，咸丰立即派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
然而事态的发展并非像咸丰及其大臣所期望的那样，到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已经攻下永安的洪秀全建立政权“太平天国”，自称“天王”，封妻赖氏为天王后，封儿子洪贵福为幼主，并封杨秀清为东王、封萧朝贵为西王、封冯云山为南王、封韦昌辉为北王、封石达开为翼王。
尽管清军对永安进行了围困，但太平军很快从永安突围，并从广西进入湖南，从湖南打到湖北、安徽，到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二月初九，太平军攻下南京，并将南京改名为天京，在此建都。
一个同北京清王朝分庭抗礼的政权在南京建立。
对咸丰来说，更严重的挑战则是太平军在占领南京后，立即进行西征、北伐。
西征的目的是保证天京的安全，北伐则是向清王朝统治的核心地区发起进攻。
该年九月二十日，天国的狂飙已经抵达天津一带，不要说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就是紫禁城里的人也如惊弓之鸟。
自从清王朝入主中原、定鼎北京以来，还从来没遇到过如此严峻的局面。
就说嘉庆年间的林清之变，也不过是几十个人混进宫中，天理教的大队人马还远在河南。
而如今的太平天国，它的一支偏师已经扫荡到京畿地区，这的确是清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劫难，皇贵太妃不由得悲从心生……为防万一，恭亲王奕已经受命负责京畿的守卫。
为了应付这一突然变故，咸丰甚至打破乾隆时期的不许亲王入军机的惯例，而令恭亲王奕担任军机大臣，这非同寻常的任命，已经反映出形势一发千钧，危如累卵……对京城来说，第一道防线的守卫者，实际是在天津、大沽一带同北伐军作战的僧格林沁。
如果这位蒙古科尔沁部的后裔也同其他将领一样不能战胜北伐军，恭亲王奕就得在北京城打巷战了。
谢天谢地，到咸丰四年正月，僧格林沁把北伐军驱逐出直隶，到四月，僧格林沁在阜城将北伐军余部包围并歼灭。
皇贵太妃不仅感到欣慰，更为博尔吉济特氏能有这样一位能征善战的将领而感到自豪。

道光静妃渐生嫌隙

当外部的危机一旦缓和，内部的矛盾就会显现出尖锐的趋势。
咸丰时期的某些矛盾实际是道光留下的，最突出的就是皇贵太妃博尔吉济特氏的身份问题。
本来在奕生母皇后钮祜禄氏去世之后，静贵妃主持宫中事务将近１０年，已经在行使皇后的权力，可道光却只封她为皇贵妃，让博尔吉济特氏有其实无其名。
至于对咸丰，博尔吉济特氏是尽了母亲的责任，然而奕即位后实际上也并未把博尔吉济特氏视为母亲。
连老百姓都知道“生的不如养的亲”，可皇帝却不知道。
如果说咸丰在改元后就被太平天国起事、永安封王、定都南京、北伐逼近天津等一系列突发事变搅得惶惶不可终日，倒也罢了。
可是当太平军北伐的威胁已经解除、清军针对占领南京的洪秀全已经建立起江南大营与江北大营、在籍侍郎曾国藩已经在罗泽南所组织的“湘勇”、江忠源所组织的“楚勇”的基础上建立了“湘军”、并训练水军、攻克岳州、狠狠地咬住了太平军。
此时，动荡的局势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按说咸丰有时间像尊生母一样尊抚养过自己的博尔吉济特氏为太后了。
有时间，并不等于有诚意。皇贵太妃博尔吉济特氏在经过两年多的等待之后，彻底失望了，她以至郁悒成疾。母亲的心病自然牵动着恭亲王奕的心……在外人看来奕、奕从小一起长大，就像一母同胞，可一旦奕继承了皇位，兄弟之间也就生分了，究竟是君臣之别影响了兄弟的情分，还是……奕的亲王是上了立储密旨的，也就是说他的亲王是先皇帝封的，可奕在即位后的册封中，把恭亲王奕的册封与醇郡王奕（道光第七子）、钟郡王奕（he）（道光第八子）、孚郡王奕（hui ）（道光第九子）的册封礼放在一起进行，极力要淡化奕是立储密旨上有名的影响，博尔吉济特氏对此当然十分敏感。
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年）六月底，皇贵太妃已经病危，一直拖到七月初一皇帝奕才下达尊博尔吉济特氏为康慈皇太后的谕令，奕长长地舒了口气。
病入膏肓的博尔吉济特氏只当了九天的皇太后就去世了，在其去世后所上的谥号中没有道光的谥号“成”字，这位道光的第四位皇后被称为“孝静皇后”，而不系“成”字，就意味着不能在太庙中有一席之地，不过是个挂名的皇后。
奕对不给母亲系道光谥的做法非常不满，而咸丰对恭亲王的防范也愈发明显。
太后去世仅一个月，咸丰就下令解除了奕的全部职务——包括军机大臣，并让已经２５岁的奕回上书房学习。
在咸丰看来，有载垣、端华、肃顺就足够应付日常的政务了。
咸丰同弟弟恭亲王奕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恭亲王奕的处境比起雍正时期的十四爷要好多了，起码没被软禁。
是咸丰的“孝悌”之念还未完全泯灭，还是连整人的手段都比不上高祖雍正呢？在另一个世界的博尔吉济特氏，如果知道自己刚去世，咸丰就对奕翻脸，又会有何感受呢？更令她不可能料到的是：八年后咸丰去世，在又一次政局的巨大变化中，由于恭亲王奕的特殊贡献，咸丰的儿子同治让孝静皇后得到“系谥、太庙”的待遇，从“孝静皇后”变成了“孝静成皇后”。
可美中不足的是，她的女婿景寿却在这次事变中被罢官，“叹人生，终难定”……

咸丰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生逢末世（1）

咸丰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后）
玩弄权术她堪称轻车熟路，应对国际局势却总是一误再误；如果在洋务运动的基础上再向前迈一步，她就成为中国的明治；遗憾的是她不仅未能迈出这步，甚至还把试图迈出这步的人给扼杀了，使中国失去向近代转轨的机遇；更可悲的是，为了泄私恨在１９世纪９０年代还迷信起“刀枪不入”，结果是“扶清灭洋”终成虚话，而“辛丑条约”却实实在在地套在国民的脖子上；迨至提出所谓“预备立宪”时，早已无力回天……如果道光择立的皇太子不是皇四子而是皇六子、如果咸丰也像他的父亲道光那样到去世时至少有六个儿子健在、如果咸丰的寿命起码也像他的父亲那样活到六十多岁，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就不会给咸丰的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后）留下如此大的空间，然而历史没有那样多的如果……
叶赫那拉氏生于道光十五年（１８３５年），咸丰元年（１８５１年）入宫，被封为懿贵人，那一年她１６岁，比刚刚即位改元的咸丰皇帝小四岁。
贵人的封号在宫中是偏低的，比贵人还低的是“常在”、“答应”，而比贵人高的有嫔、妃、贵妃、皇贵妃、皇后。
尽管叶赫那拉氏在宫里的起点并不高，但在咸丰四年晋升为懿嫔。
咸丰的第一位皇后是他在藩邸时的嫡福晋萨克达氏，她在道光二十七年同皇四子成婚，可怜这位原配在咸丰即位前３２天去世，咸丰即位后被追封为孝德显皇后。
咸丰的第二位皇后是钮祜禄氏，虽然比叶赫那拉氏小两岁，但她在咸丰居藩邸时就嫁了过去。
在追封萨克达氏孝德皇后不久，咸丰就册封钮祜禄氏为孝贞显皇后。
对叶赫那拉氏来说，能否往上熬，主要的就看能否生儿子了。
咸丰在即位时还没有一儿半女。
但要争取到生儿子的机会也没那么容易，且不说后宫粉黛中有名分的就有１８位，此外在圆明园还有被金屋藏矫的江浙美人分别被安置在“杏花春”、“武陵春”、“牡丹春”、“海棠春”，期望能同皇帝共度良宵，就像海市蜃楼一样。
在这样一个充满竞争的环境里，不使出浑身的解数就很难引起皇帝的垂爱，更何况咸丰是个子嗣不旺的人，从他结婚时起在七八年的时间里将近２０个后妃就没有一个能生下子女，可真有点邪了。
第一个怀孕的，是同叶赫那拉氏同时进宫的丽嫔他他拉氏，他他拉氏在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年）五月生下位公主。
紧接着懿嫔叶赫那拉氏也有了身孕，而且居然在咸丰六年（１８５６年）三月生下大阿哥载淳，咸丰兴奋不已，挥笔写下“庶慰在天六年望，更钦率土万斯人”的诗句。
到咸丰七年（１８５７年）这位为皇帝生下惟一儿子的叶赫那拉氏已经被晋封为懿贵妃。
玫贵人也在咸丰八年（１８５８年）生了位阿哥，但不久就夭折了。
在清朝皇帝中还没有一个像咸丰子嗣稀少到只有一儿一女的。
正是因为其他妃嫔没有能接二连三地生儿育女，叶赫那拉氏的地位自然扶摇而上，入宫才几年地位就仅次于皇后了，真应了“母以子贵”。
而当同治即位后叶赫那拉氏就被尊为“孝钦显皇后”。
咸丰实际上就不是当皇帝的料，他既不具备迎接挑战的勇气和力挽狂澜的能力，更不能从容周旋于政坛上的激流漩涡之中；他欣赏风平浪静的生活，喜欢歌舞升平的气氛，更陶醉于粉黛簇拥的情调……他的情趣同现实世界形成极大的反差，面对即位以来接踵而至的内忧外患他已经不胜其烦：建在南京孝陵卫的江南大营与建在扬州的江北大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住太平军的势头，但几年来的战事也是互有胜负；尤其是向荣、和春、张国梁等将领的相继去世，愈发使得江南大营难以支撑，只能依靠曾国藩的湘军与李鸿章的淮军在那里苦战；至于流窜在豫、鲁、皖、楚的捻子，就更让咸丰闹心；最让咸丰头痛的还是英、法等国得寸进尺，为扩大在中国的侵略权益一再要求修改条约……生性机敏的懿贵妃已经看出：天性脆弱的咸丰承受不了如此强大的重负，已经烦到连奏章都懒得看的地步，对于如同一团乱麻的内政外交，他无能为力，索性就像鸵鸟一样把脑袋埋到沙堆里……现实是逃避不了的，于是天生对政治感兴趣的懿贵妃就主动帮助咸丰处理奏章，对政务治的实践，使得懿贵妃如鱼得水，在逐渐积淀驾驭臣僚的经验……尽管从咸丰四年（１８５４年）皇帝就已经把同英、法谈判的包袱甩给了广东巡抚叶名琛，但像涉及到公使驻京、开放长江沿岸城市为通商口岸、贸易税、传教等等一系列问题则是叶名琛无权解决的，而上述要求又是西方列强蓄谋已久的，以至彼此谈了一两年也不可能达成协议。
于是英、法两国则利用太平天国起义所造成的清朝统治者焦头烂额、无暇顾及外部事务的机会，在咸丰六年（１８５６年）再次提出修改条约的要求。
英、法、美等西方列强要扩大侵略，而清朝政府要设法拒绝，尽管咸丰很想避免战事的发生，但第二次鸦片战争一触即发。
此时恰恰发生了“亚罗号”事件，亚罗号的船主是中国人，船上的水手也都是中国人，只有船长是船主雇佣的英国人。
由于该船曾在香港注册，故悬挂英国国旗，甚至狐假虎威，公开走私。
但到了咸丰六年九月初十该船在香港的注册时间已经过期十几天，广东地方官员遂对这条多有不法行径船只的水手进行了扣押，英国领事巴夏礼遂以此事作为挑起战争的借口。
而当时的法国又正值拿破仑的侄子——耀武扬威的拿破仑第三统治时期，遂同英国结盟。
英法联军在十一月十四日攻陷广州，就连广东巡抚叶名琛也沦为俘虏，被押往印度关押。

咸丰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生逢末世（2）

占领广州的英法联军企图用武力迫使清朝皇帝接受修改条约、赔款、增开通商口岸等条款，而美、俄等也试图乘机牟利。
经过一番谋划，英国军舰１０余艘、法国军舰６艘、美国军舰３艘、俄国军舰１艘在咸丰八年（１８５８年）三月初抵达天津的白河口。
白河口距离天津２００里，设置大沽炮台进行保护。
在大沽炮台外还有一道淤积的海沙，军舰至此即搁浅，不能继续航行，堪称是大沽炮台的天然屏障。
英法等国军舰在此滞留２０多天，通过望远镜进行观察，发现有一条能通过小船逼近大沽炮台的水道。
四月初八，联军驾驶小轮船突然闯进大沽口内，大沽炮台轻而易举地陷落了，京师戒严。
咸丰立即派曾同洋人打过交道的恭亲王奕的老丈人——大学士桂良前往天津议和。
所谓议和，实际上根本没有协商的余地，在“进既不可战，退又不可守”的情况下，桂良只能代表清政府在英、法、美、俄所拟订好的条约上签字，这也就是包括公使驻京、把长江沿岸开辟为通商口岸、耶稣教及天主教可以自由传教、进口商品的收税标准以及赔偿英法军费、商业损失４００万两等内容的“天津条约”。
在武力的胁迫下，桂良代表清政府分别同英国、法国、美国、俄国签订天津条约。
对咸丰来说，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公使驻京，外国公使在金銮殿上不行三跪九叩之礼，在他看来这比割地、赔款、增加通商口岸、丧失关税自主权还要有伤尊严。
当时的中国统治者，竟然闭塞到如此程度——涉及到国家主权的条款并不那么在意，涉及到觐见礼节的条款就争个没完，皇帝的面子比国家的主权更加重要。
咸丰甚至让负责谈判进口税的桂良，以取消所有商品进口税来作为取消公使驻京的补偿。
尽管在谈判税时清方已经接受对面、米、熟肉、烟、酒、牛油、香水、服装等３０多种日用品免收进口税，英、法等国不仅坚持公使驻京，而且坚持要到北京来互换被批准的“天津条约”。
实际上英法两国政府对已经获得的权益依然不满意，英国内阁已经通过再次发动战争的表决，到北京换约不过是发动战争的借口。
从签订天津条约到参与税则谈判的桂良已经意识到，同英法打交道“断非口舌能争，亦非微利能动，必得用兵方可”，然而当时“内寇方帜，民困未苏”，在“将天津海口预备齐全之前”还是“以免登时决裂”为上策。
在畿辅地区开战，必须要打有准备之战、有把握之战。
但实际上，谁都清楚在大沽炮台失守、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后，清政府根本就顾不上去更新炮台装备。
英法公使是带着二万五千多名士兵“乘军舰赴天津”，显然是来者不善，而且敌方对大沽炮台的防御体系已经了如指掌。
对方在抵达大沽后，不按照清方的规定从北塘登岸，以至双方发生冲突，有意挑起事端。
联军在再次占领天津，英军驻扎海河左岸，法军驻扎海河右岸；而当桂良奉命赶到天津英法联军进犯天津作为全权代表前往同英法谈判时，英法又以桂良所携带的关防系咸丰八年所制，不具有全权谈判的资格，拒绝与其谈判，尽管桂良一再解释由于情况紧急已经来不及再制关防、他本人完全具有全权，但英国公使额尔金、领事巴戛礼就是不同桂良谈判……英法要重新挑起战端的意图已经一目了然，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京师，一念及此懿贵妃不禁打了个寒噤，从天津到北京根本就无险可守……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根本就没有为弱者伸张正义的舞台。
就像在动物世界里，狼吃羊不需要理由。
羊要避免被吃掉，必须格外警惕、格外强壮、格外了解狼的习性，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避免被吞噬的厄运。
遗憾的是，以咸丰为代表的大多数清朝官员对西方列强的情况并不了解，在对外交往中要么是盲目乐观，要么是一味妥协……咸丰同他的父亲道光一样，对西方列强既两眼一抹黑，又在交涉中左右摇摆……在英法联军从天津向北京进发的过程中，咸丰一会表示要御驾亲征，前往通州鼓舞士气；一会又准备巡幸热河。
也许皇帝本来就是以御驾亲征的名义在准备外逃……当七月二十九联军到达通州后，北京局势已危如累卵，朝廷舆论一致谴责桂良谈判不力。
实际上联军一方根本就不打算谈，派谁去都是这个结果。
鉴于联军方面认为桂良不具备全权资格，咸丰改派怡亲王载垣，载垣同西方列强从未打过交道。
而咸丰对英法联军的态度也是摇摆不定，为了避免“请旨往返稽延时日”，实际上给了载垣“便宜行事”的权力。
咸丰态度变得强硬也同懿贵妃有一定的关系，生活在宫中的懿贵妃并僧格林沁不了解世界格局的变化，同载垣等一样主张采取强硬的态度。
在八月初三同英国领事巴戛礼见面，巴戛礼坚持要求驻扎在通州附近的僧格林沁退兵，载垣则要求英方在通州递交换约的文本、不必前往北京，虽然载垣接受撤兵，但巴戛礼还是坚持要带着军队来北京。
经请旨，清政府已经同意以不得超过四百人为条件，但联军仍不同意就此罢兵，因为增加天津为通商口岸的条款咸丰没有接受。
被侵略者同侵略者的谈判，从来就是在对方开列的条件上签字，所谓据理力争不啻于天方夜谭。
处于绝境的载垣扣留了巴戛礼，想迫使对方也能给清朝皇帝留一点面子。
一心要挑衅的联军遂以此为借口发起进攻，僧格林沁在八里桥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根本不可能挡住如狼似虎的联军，八里桥、定福庄均已失手，朝阳门一战更是徒有其名，一听见枪炮声驻防军队便如鸟兽散。
即使到了这步田地，懿贵妃还劝咸丰留守京师“皇上在京可以震摄一切，圣驾若行，则宗庙无主……”方寸大乱的咸丰已经没时间再听懿贵妃谈古说今了，他只有一个念头：跑……

咸丰懿贵妃叶赫那拉氏避难热河

咸丰与皇后钮祜禄氏、懿贵妃、大阿哥载淳等都平安逃到了热河的避暑山庄。
在离京前，他已经把同洋人谈判这件极为棘手通州八里桥八里桥激战的差事交给了奕，要不是闹到这步田地，咸丰绝不会起用已经赋闲五年的六弟，而且在离京之前还下达了处死巴戛礼的命令。
以前常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现在对奕来说是君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联军的前提就是释放巴戛礼，如果处决了巴戛礼就更难办了……尽管释放了巴戛礼，联军依然向北京推进，本来一直住在圆明园附近的奕，在前途未卜的情况下匆匆逃到卢沟桥一带，紧接着圆明园、颐和园、玉泉山、香山相继被劫掠、焚烧，皇家园林冒出的熊熊浓烟与窜动的火苗，对每个中国人都如同烈火焚心。
这把火，从八月二十二持续了将近半个月，一直到奕都已经在联军拟订的“北京条约”上签字，火势依旧……联军已经从安定门入城，驻扎在国子监一带，京城内外一片惶恐。
进入京城的联军只有三四百人，但留下交涉的奕却没有一兵一卒，“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的悲凉袭上恭亲王的心头。
按照联军的安排，奕在九月初三从卢沟桥迁到西便门附近的天宁寺，一天后又住进法源寺，以便能就近同占领京城的联军谈判。
所谓谈判不过是个外交辞令，实际上就是在联军拟好的条款上签字，根本就不存在讨价还价的余地。
留在北京的奕惶恐不安，度日如年，逃到承德的咸丰则是如惊弓之鸟，惟恐洋人再追到避暑山庄。
奕把同英国全权谈判代表额尔金签订的“北京条约”的文本送到承德请皇帝批准，除了“天津条约”继续有效外，又增加了开辟天津为通商口岸，给英法的赔款各增加到白银８００万两，同英国还有个割让九龙的问题，而同法国则有个天主教传教以及教产的处理。
趁火打劫的俄国，利用“中俄天津条约”的附件——“中俄北京条约”把清王朝的发祥地——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东的１００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吞并。
咸丰面对强加给自己的北京条约只有用玺的义务，没有审批的权利……“城下之盟，春秋耻之”，可签订“北京条约”时敌军岂止兵临城下，都占领了京城，这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耻”，无论对清王朝还是对中华民族都是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
而咸丰不仅要忍受这种奇耻大辱，还要通过用玉玺而使其变得符合当时的国际交往惯例。
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九月底，占领北京的联军在“北京条约”正式签订后已经撤走，北京又成为了京城。
尽管以恭亲王为代表的廷臣一再吁请皇帝回銮，但咸丰就是不想起驾，惟恐“夷人又来挟制，朕必将去而复返”，一次又一次地拒绝回銮的奏请，甚至还在十月初一的上谕中明确表态：“本年回銮之举，王公大臣等不准再行渎奏”。
尽管天气已经进入了初冬，皇帝还是留在了建在口外的避暑行宫。
他无法面对圆明园、颐和园、玉泉山等皇家园林沦为废墟的现实，也无法面对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被他抛弃的宗庙、坛社，更无法面对已经驻进北京的外国公使随时都会要求同皇帝见面、又不叩头的觐见礼。
他既没有面对现实的勇气，也没有痛定思痛、励精图治的志气，宁愿躲在避暑山庄继续做着大清天子的梦。

咸丰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咸丰驾崩

对咸丰长期滞留在行宫，最着急的是懿贵妃，再这么下去同洋人进行交涉的六爷奕就成为朝廷的代表了，谁还能再把皇上看在眼里？载垣、端华、肃顺这些从驾的王公大臣就会由着皇上的性子在烟波致爽、福寿园、如意洲等处散心，甚至还把升平署的人召到行宫来上演皮黄、昆腔，长此已往到哪儿是一站呢！梦是美好的，却总有醒的时候，咸丰已经到了但愿长睡不愿醒的程度，只能靠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来麻醉自己。
咸丰的身体本来就不算好，对酒色的迷恋以及靠喝鹿血来壮阳的做法已经使他的身体步入恶性循环的轨道……在逃往热河的路上他就已经累得吐了血。
按照现代医学的判断，肺结核、胃溃疡、肝硬化都能导致吐血，但肺结核、胃溃疡等病所引起的吐血一般不会立即危及生命，只有肝硬化引起的吐血才会使病情迅速恶化。
肝硬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无明显的病态，但胃底静脉的血由于长时间的淤积，不能正常循环，最终导致静脉破裂，临床表现就是吐血，而一旦吐血，也就无药可医了。
按照中医的观点：忧伤脾、怒伤肝。
而咸丰即位以来，就面临着太平天国的攻城略地、洋人咄咄逼人的攻势，内政外交上的接连失利令他怒不可遏，而从京城出逃时的高度紧张则成为发病的导火线。
吐血之后的咸丰愈发虚弱，刚３０岁就瘦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了。
转过年以后，咸丰已经决定回銮，因为发病一次次推迟行期，作为咸丰独生子——大阿哥母亲的懿贵妃，已经意识到事态的严重……
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七月十六，一向喜欢看戏的咸丰已经受不了锣鼓敲打的刺激了，传谕“如意洲承应戏不必了”。
连看戏的精神都没了，足以反映出咸丰的命门火已经相当微弱了。
懿贵妃预感到情况不妙，有皇上撑着她同大阿哥好歹还有个依靠，一旦……她不敢想以后的事……要是真的到了那一步，也得想办法撑住……就在这一天的晚饭后，咸丰突然昏了过去……行在的人——从皇后到妃嫔、从王公到大臣都意识到天崩地坼的一幕已经到来……咸丰苏醒过来时夜色已深，他自己也感受到死亡的迫近，刚３１岁的皇帝就要安排自己的后事了……大阿哥才６岁……奕虽然有才干，万一起了篡位之心那还了得……安排大臣辅政，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想当年顺治爷安排了四辅政……由皇后钮祜禄氏垂帘听政？不行，本朝家法从无此制，再说钮祜禄氏也不一定驾驭得了那些大臣……大阿哥的生母懿贵妃要是能帮皇后一把……但她心计太多……一个又一个的安排，在咸丰的脑海突然冒出，但又突然被否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绞尽脑汁在考虑如何避免幼主临朝大权旁落的问题……当了１１年皇帝的咸丰，在生命的最后四个时辰堪称是最忙的。
在辅政大臣的安排上咸丰费尽了心思，而伴随着皇太子载淳的即位，载淳的生母必然要同皇后并列为皇太后，他真怕钮祜禄氏将来挟制不住叶赫那拉氏，肃顺曾劝自己效仿汉武帝立昭帝赐死赵钩弋的做法，但赵钩弋死后出现的则是霍光专权……留下叶赫那拉氏，或许对八大臣是个挟制……在这个世界上咸丰最信任的是皇后，最牵挂的是载淳，必须最终处置叶赫那拉氏的权力交给钮祜禄氏，只有这样载淳才能真正登上皇帝的宝座……他终于理出一个自认为万全的安排：把刻有“御赏”的印颁给钮祜禄氏；把刻有“同道堂”的印颁给载淳，“同道堂”暂由载淳生母叶赫那拉氏代管，待小皇帝亲政归还。
凡八大臣所拟谕旨必须要上面盖有“御赏”、下面盖有“同道堂”之印才能生效……八大臣襄赞政务，但又不能越过两宫……单独颁给钮祜禄氏“御赏”之印则体现出皇后钮祜禄氏的地位永远在母以子贵的叶赫那拉氏之上，也就是说以两宫牵制八大臣，再以皇后钮祜禄氏制约叶赫那拉氏……一眨眼的工夫已经到了十七日凌晨，生命留给咸丰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子时三刻侍从把候在烟波致爽外面从驾的王公大臣带进殿里，由皇帝口授遗诏。
自雍正创建秘密立储以来这是第一次破例，此后直到清朝灭亡再也没能恢复秘密立储，以后的皇帝连儿子都没有，根本就谈不上秘密立储了。
咸丰已经连笔都拿不动了，只得以微弱的语气宣布：“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稍歇片刻又接着说道：“皇长子载淳现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
以上谕令，是大臣根据皇帝的口述记录下来、再请咸丰最后审定而通过的。
咸丰召见的最后一个人就是皇后钮祜禄氏，国事、家事他都要拜托这位母仪天下已经１５年的皇后了。在跟皇后交代完毕后，已经是寅刻，咸丰突然觉得心里有些空，御膳房连忙去准备冰糖燕窝汤，然而当冰糖燕窝汤送到御榻前的时候，皇帝再次昏迷。到卯时，咸丰一命归天，把一份风雨飘摇、金瓯不全的江山社稷留给了冲龄即位的载淳。

咸丰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推翻遗诏

皇太子载淳即位柩前，尊嫡母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生母叶赫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
在给钮祜禄氏所上的尊号中的头两个字是“慈安”，亦称母后皇太后为慈安皇太后；因钮祜禄氏居住的钟粹宫在紫禁城的东路，民间又称慈安为东太后。
而在给叶赫那拉氏所上的尊号中的头两个字是“慈禧”，亦称圣母皇太后为慈禧皇太后；因慈禧居住的储秀宫在紫禁城的西路，故民间又称慈禧为西太后。
而八大臣给新皇帝拟的年号是“祺祥”。
咸丰遗诏所安排的八位顾命大臣有两位是亲王（怡王载垣——郑王端华）、一位是额驸（景寿——咸丰的妹夫）、一位是宗室成员（肃顺——郑王端华的弟弟，时任御前大臣），至于从驾到热河的穆荫时任兵部尚书、匡源时任吏部侍郎、杜翰时任礼部侍郎、焦佑瀛时任太仆寺少卿。
在八大臣中，最有能力的是肃顺。
在太平天国起事后，肃顺不止一次毫不客气地斥责沉溺于享乐的八旗子弟“混蛋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耳……”极力建议在“国家遇有大疑难事，非重用汉人不可”，并一再向咸丰推荐曾国藩的胆识、胡林翼的才干、郭松焘的学识、左宗棠的韬略。
而清王朝之所以能在江南与太平天国抗衡靠的也就是曾、胡、左等人。
先皇帝以两宫皇太后牵制八大臣的安排已经让一些政治嗅觉敏锐的人琢磨出其中含而不宣的意图——两宫垂帘的味道。
最先对太后垂帘听政产生念头的就是小皇帝的生母叶赫那拉氏。
但清朝从开国以来从无太后垂帘听政的惯例，要改变祖制单凭她个人是不行的，首先需要说服慈安同意太后垂帘听政。
而慈安是个贤妻良母类型的人，她对处理政务无甚兴趣。
但叶赫那拉氏很清楚，要打动慈安就得拿小皇帝作说辞。
从载淳一出生，慈安就把这个并无血缘关系的儿子看成命根子，惟恐有一点闪咸丰陵寝定陵失，以至自己生的儿子总把慈安当亲妈……粗通国史的慈禧想来想去只能以大臣辅政不可靠来作为突破点：想当年顺治爷安排大臣辅政，可等到康熙爷该亲政的时候，恋栈的鳌拜就是不愿交权……太后毕竟是皇帝的母亲，到时候一撤帘就全解决了……眼下比不了开国，内忧外患太多了，辅政大臣要是再闹出点事来，岂不是雪上加霜……更何况，自从逃到行宫，所有供应除了皇帝其他人一律从简……慈安虽然不说什么，心里也有点别扭——当然她最担心的还是大权旁落、小皇帝受挟制，慈禧这套说辞还真把慈安给说服了。
而朝廷大臣中也有人在揣摩垂帘听政的可行性，大学士周祖培等人已经窥测到慈禧有垂帘之意，便嘱托关系密切的李慈铭搜集历代太后临朝听政的事例，编辑《临朝备考录》一书准备呈上，为太后垂帘听政造舆论、做准备。
还有比周祖培等人行动更快的，此人就是御史董元醇，他利用御史有上书言事的权力，直接吁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明确提出“现值天下多事之秋，皇帝陛下以冲龄践祚……臣以为宜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海内咸知皇上圣躬虽幼，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不能干预”。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董元醇竟直接提出变更清朝祖制以及咸丰遗诏的奏请：“虽我朝向无太后垂帘之仪，而审时度势，不得不为此通权达变之举”，“襄赞政务，虽有王大臣军机大臣诸人，臣以为当更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同心辅弼一切事务”。
所谓“更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显然是指在咸丰遗诏中有意排除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六爷恭亲王的奕以及七爷醇亲王奕。
董元醇的奏请已经发出推翻咸丰遗诏的信号，但以肃顺为代表的八大臣并未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他们手中的法宝就是大行皇帝的遗诏以及清朝几百年的祖制。
孰不知，当咸丰在联军的逼迫下匆忙出逃的时候、当皇家园林被洋人付之一炬的时候，大清皇帝的威信已经一落千丈；而当继南京条约之后又被迫相继签订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人们所奉若神明的祖制也已经被无情的现实碾得粉碎，朝廷官员最看重的是权变……慈禧虽然对垂帘听政孜孜以求，但她深知“欲速则不达”，在她的建议下董元醇的奏折给“留中”了。
然而以肃顺为代表的八大臣却不依不饶，以小皇帝的名义草拟了一份严厉斥责董元醇的上谕：“我朝圣圣相承。
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体，朕以冲龄仰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御极之初，何敢更易祖宗旧制……该御史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以上两端，关系甚重，非臣下所得妄奏……”慈禧、慈安不同意发布批驳董元醇的所谓上谕，为此两宫皇太后与小皇帝召见顾命八大臣，由于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词语激昂，以至把小皇帝吓得都尿了裤子……慈安只能宣布“明日再说”。
鉴于两宫皇太后不肯用“御赏”与“同道堂”的印，斥责董元醇的上谕也就发不出去。
为了向两宫施加压力，八大臣来了个集体撂挑子——用当时的话就是“搁车”。
八大臣的强硬态度，愈发坚定了慈安支持慈禧实行两宫垂帘听政的决心。
就凭慈禧、慈安绝斗不过八大臣，她们必须联合在京城的六爷。
在咸丰十年底（１８６１年１月２０日）坐镇北京同联军交涉的奕，就已经成为新建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负责人，要垂帘必须得到奕以及与其有密切交往的洋人的认可。
为此，慈禧撺掇慈安派侍卫恒起携带密信回京，来探听恭亲王的意图。
恭亲王正因被排除在顾命大臣的行列而难以释怀，当京城、宗社不守的时候他奕受任于危命之间，到联军一撤就又给撂到一边了……他吁请咸丰回銮遭到拒绝，在得悉咸丰龙体欠安后又提出到行宫看望皇帝、恭请圣安，不料咸丰却以“相见徒增悲伤，不必前来觐见”拒绝六弟前行。
也不知咸丰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积怨，毫不念及骨肉之情……无论从国事还是从家事，咸丰在遗诏中都不该把奕排斥在外……正是因为这种排除，使得热衷于垂帘的慈禧找到了一个可以扭转局面的人。
恭亲王的愤愤不平、慈禧的勃勃权欲以及慈安对襄赞大臣心存芥蒂，这三方合在一起就足以掀起推翻遗诏的惊天之浪。
而慈禧通过自己的妹妹——醇亲王奕的福晋令七爷草拟好治罪载垣、端华、肃顺的诏书，一切都准备就绪，就等着两宫回銮了……由慈禧策划、慈安协助以及恭亲王运作的旨在推翻咸丰遗诏的宫廷政变，已如在弦之箭。
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两宫皇太后同小皇帝回到京城，在恭亲王的导演下大学士周祖培、贾桢、驻防京畿的胜保都把吁请两宫垂帘听政“因时制宜”、“而于近支亲王中择贤而任”等内容的奏折呈上。
被蒙在鼓里的载垣、端华刚一上朝就被拿下，负责运送大行皇帝灵柩的肃顺行抵密云就被已在那里等候的睿亲王仁寿拿下，时为九月三十日，旋即下达了赐载垣、端华自尽、将肃顺正法的谕令。
至此咸丰遗诏中“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的谕令已经被推翻。
与此同时八大臣为新君所拟定的年号“祺祥”也一并被废弃。
在这场政变中，最大的赢家就是慈禧，由此而揭开的就是她左右政坛４８年的历史。

咸丰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三人同治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载淳在太和殿举行登极大典，以明年为同治元年。
十一月初一，同治奉两宫皇太后到养心殿垂帘听政。
两宫皇太后当然也清楚外面的事务得靠恭亲王撑着，便以同治的名义封奕为议政王，享受双亲王的俸禄，并入主军机。
已经坐镇北京一年的恭亲王，在北京同文馆同洋人的交涉中也多少有了点资本，遂被任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成为清王朝外交事务的负责人。
为了培养同外国交涉所需要的翻译人才，奕在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创建“京师同文馆”，禁锢得像一块铁幕的京师，终于同外部世界有了些许接缝。
无论是恭亲王还是两宫皇太后都意识到，要把政变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尽管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都是肃顺所重用的人，但他们知道在江南半壁同太平军的战事还要依仗这些人，因而带兵打仗的人不仅未受到政变的牵连，反而依旧得到重用……至于英国方面为了早日兑现开放长江沿岸城市为通商口岸，也加入同太平军作战的行列，在李秀成进攻上海时就遭到英军、法军以及华尔所组织的洋枪队的狙击……两宫与奕所组成的三人同盟，应该有个比较长的稳定时期。
其中地位最高的是慈安，但恰恰此人的能力在三巨头中是最弱的。
据薛福成的《庸庵笔记》所载“西宫太后性警敏，锐于任事，太后（指慈安）悉以权让之，颓然若无所与者”。
在两宫太后中起作用的是慈禧，但在垂帘之初也要有个熟悉的过程，连拟份谕令慈禧都错别字连篇，从内务到外交不得不更多的依赖奕，就连宗人府、神机营也都交给恭亲王办理，甚至就连恭亲王的女儿都被封为固伦公主。
咸丰之后的政坛三巨头，在反对八大臣的问题上一拍即合；而动荡的局势，也迫使他们必须同舟共济。
但伴随着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年）六月十六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攻克太平天国都城南京，由洪秀全所掀起的反清浪涛基本被平息，“同治中兴”就像一现的昙花在晚清的政坛上出现。
所谓“同治中兴”不过是把困扰清王朝１４年的太平军的主力给镇压了下去，至于太平军余部以及捻军依然牵制着清军的大队人马。
内忧的问题都未彻底解决，更不要说外患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算不上中兴的局面却使得清廷“三人同治”的体制受到冲击。
本来两宫同恭亲王的联合就各有各自的动机，慈安主要是不愿小皇帝受制于八大臣，而慈禧则是为了借助奕的力量实现垂帘，至于既有能力又有雄心的奕不过是以支持垂帘的名义推翻八大臣把持朝政的局面、取而代之，因而在结盟之初就潜伏着日后龌龊的契机。
慈禧本来就是个一山不容二虎的人，更何况三虎乎！因而慈禧极力争取慈安，以恭亲王在两宫面前失礼作为借口把奕从三巨头中排挤出去。
所谓失礼实在是慈禧有意找碴。
恭亲王被两宫召见时，每次都要商议国内外的大事，一说就是一两个时辰，两宫也都预备下赏赐的茶水，谈的时间长了两宫中的一位必然会说“给六爷茶”。
然而有一次却没有预备，唇焦口燥的恭亲王下意识地从御案上拿起个茶盅，一看不是自己平时用的，赶紧又放了回去，水没喝到，反而被慈禧抓到把柄——竟敢擅自动用两宫的御用茶盅。
还有一次，跪着回答两宫问话的奕，说的时间长了就自己站了起来……这类事情在垂帘之初慈禧也未必较真，但在收复南京后她觉得削弱奕权力的机会到了，在这个问题上她必须拉着慈安一起干，这才是“嫌隙人有意声嫌隙”。
在慈禧的策划下一份弹劾奕“揽权、纳贿、徇私、骄盈”的奏折在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三月初四炮制出笼，慈禧遂利用这份“均系风闻”的弹劾，以同治的名义罢免了奕的一切职务。
令慈禧始料不及的是，不仅内阁以“此事须有实据”拒绝附和两宫的意见；在要颁布处分奕的谕旨时，内阁大学士周祖培竟以“此惟两宫圣裁，非臣等所敢知”为由而拒绝拟旨；以至慈禧不得不亲自动笔，把“事出有因”写成“是出有因”；“诸多狂傲”写成“诸多狂敖”；“倚仗爵高权重”写成“以仗爵高权重”；“诸多挟制”写成“诸多挟致”；“若不及早宣示，朕亲政之时，何以用人行政”，也许她已经忘记是以同治的口气写谕旨了，竟然写成“若不即早宣示，朕归政之时，何以用人行正”，居然把“亲政”写成“归政”。
让慈禧惊诧的是，就连近支亲王也都开始上书：“请皇太后、皇上恩施格外……”更令慈禧感到意外的是，被派往东陵祭祀的醇亲王闻讯也急忙赶回，上言道：“恭亲王感荷深恩，事烦任重，其勉图报效之心，为我臣民所共见。
至其往往有失检点，乃小节之亏，似非敢有心骄傲，若因此遽而罢斥，不免骇人听闻，于行政用人，殊有关系。”紧接着肃亲王隆（qin）联络诸王近支联名上疏，一再强调：“恭亲王受恩深重，勉图报效之心，为廷臣所共见……臣等以为醇郡王所言，深合用人行政之道。”至于廷臣的疏奏中更有一语破的者：“若廊庙之上，先启嫌疑，根本之间，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观听，增宵旰之忧劳，于大局实有关系。”王公大臣的反对使慈禧意识到：虽然经过四年的垂帘，要甩开老六奕还为时尚早，在三月十六降旨：恭亲王“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直到四月十四日才又下达“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毋庸复议政名目，以示裁抑”。
慈禧想把奕从权力中枢排挤出来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毕竟削掉了奕的议政王名号。
奕当然也清楚，这场风波名义上是两宫发难，实际上是慈禧一个人在筹划，缺乏主见的慈安不过是被慈禧利用。
在三巨头的同盟中，别看慈安几乎什么都不插手，可谁能把她拉过去谁就占有优势……奕不仅窥到慈禧的勃勃野心，也发现了慈安的价值，他知道在今后三人同治的道路上，这类风波依旧会出现……自从留在京城同联军交涉，奕就已经目睹了洋枪洋炮的厉害，三四百人的军队就逼得天子出狩、就把皇家园林烧成一片废墟，大清国要想不被鱼肉，只有走“自强”的路，以奕的认识也就是购买洋枪洋炮。
虽然奕的认识还相当肤浅，但同两宫相比他在洋务方面的经验就算是丰富的。
而且在他的带动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批封疆大吏也都开始办起了洋务，自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中叶以后以国防工业为领军的涵盖采矿、制造、航运、近代教育等方面的洋务运动在中国崛起，江南制造局、福建造船厂、轮船招商局的建立以及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等措施，都使得晚清社会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洋务与维新之间的差距其实就差那么一步，用冯桂芬的话来说就是：“略仿西法”、“注重舆论”、“废除科举”、“改进教育”“加强地方自治”鼓励读书人“发表政见”。
然而当时所有办洋务的人，都没能意识到与之相关的“西法”。
别说两宫皇太后，就是热衷办洋务的奕也没有跨过这一步。
退一万步说，即使恭亲王能跨过这一步，两宫皇太后也不会对制约君权的“西法”认可。
维持三巨头共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问题是慈禧的权欲太强了，她把手下的那些太监当作耳目，这些一方面为慈禧效力，一方面也狗仗人势。
最受慈禧信赖的大太监安德海，就是个想弄权的人，由于“颇嫉恭王为两宫所倚任，因以谗去其议政权”。
甚至依仗慈禧太后的势力，在同治面前作威作福，气得小皇帝不止一次大声叫喊着要杀了安德海……要杀安德海谈何容易，慈禧那一关就不好过。
同治八年（１８６９年）七月，安德海以给小皇帝办龙袍为借口出京，打算到苏州玩一趟。
本来清廷有太监不得擅自出京的祖制，既然太后可以垂帘听政置祖制于不顾，太监也就可以到北京城外面抖抖威风，上行下效嘛！安德海也的确有点太张扬了，“自称奉旨差遣”，“乘坐太平船两只，声势煊赫……船旁有龙凤旗帜，带有男女多人，并有女乐”，沿着运河往南而去。
一路之上俨然就像钦差，安德海得意之极，甚至公然敲诈勒索……山东巡抚丁宝桢在安德海还在直隶境内时，就已经得到安德海一路之上种种不法行迹的奏报，一方面他命令下属做好逮捕安德海的准备，另一方面把安德海在外招摇煽惑的奏折已经写好，待其行至泰安将其抓获，押往济南。
与此同时丁宝桢的奏折也送往北京，恭亲王立即先向慈安报告，慈安在其垂帘期间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就是在奕的支持下召集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议论处理意见，经过两天激烈的争论，终于给山东巡抚丁宝桢颁发了对安德海“即行就地正法”的谕令。
处死安德海，对慈禧日益膨胀的权欲无疑是个制约，但慈禧自有自己的逻辑：谁都知道安德海是西太后最赏识的奴才，俗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别说是把狗给打死了，她绝不会咽下这口气……同治亲政后为了重修圆明园和恭亲王闹翻，一气之下把恭亲王一切职务革掉。
虽说当时慈禧已经归政，但她依旧控制着同治，不仅不支持处分恭亲王，反而把同治训斥了一通，令同治撤销颁出的谕令。
为何慈禧未对六爷落井下石呢？不是慈禧要宽容恭亲王，而是紫禁城内又出现了新的危机——同治在立后问题上竟然不听生母慈禧的安排，而听嫡母慈安的意见，在后宫内慈安、同治再加上同治皇后一起来对付她，她必须得缓和同恭亲王的关系。
再说，同治急着要修圆明园说的是为了母亲，实际是想把慈禧打发到圆子里，皇宫内院好由他和皇后把持。
就这点小算盘，能逃得过慈禧的眼睛？深谙权力之争的慈禧很清楚，在充满激流险滩的政坛上既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
她曾同慈安联手整过六爷，六爷也同慈安联手削弱过自己，而今她主动向六爷做出不计前嫌的姿态，争取把恭亲王拉到自己这边，至于三人同治还能维持多久，也只能走一步说一步了……虽然慈禧非常想尽快结束受人制约的时代，但她不会再贸然行事了。

咸丰懿贵妃叶赫那拉氏走向独尊

同治驾崩，已经为结束三人同治、慈禧走向独裁铺平了道路。
在慈禧的主持下，咸丰的几个兄弟——恭亲王奕与醇亲王奕、钟郡王奕、孚郡王奕，以及出继给王绵恺（道光的弟弟，孝静成皇后之子）为后的老五奕都来到养心殿西暖阁来议立嗣君。
既然是为同治立继承人，却没有同治皇后的份，对此居然没有人质疑，足以反映出尚未议储，慈禧已经主宰了议储会议。
无论在一些正史著述还是在野史传说中，都盛传慈安手中保留着咸丰临终前给她的手谕，并对皇后说道：叶赫那拉氏“今即生皇子，异日母以子贵，自不能不尊为皇太后，惟朕不能深信其人。
此后如能安分守己，则已，否则汝可出此诏，命廷臣传遗命除之”。
如果真有那份手谕，也不可能是临终前写的，那时咸丰连“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都是口述由臣下记录的，除非咸丰在肃顺的提醒下早就写好了这份遗诏，在临终时交给皇后。
据说慈安为了表明对慈禧的信任，把遗诏拿给慈禧看，并当着慈禧的面把遗诏焚烧，才使得慈禧愈来愈跋扈专横。
从名分上说应该由慈安主持此次立储会议，同治的死已经使得慈禧失去母以子贵的基础，但以慈安的心计绝斗不过慈禧。
深通权术的慈禧已经在一年前的圆明园风波中把恭亲王奕置入毂中，这一次是慈禧同奕联合起来……此后，两宫垂帘就纯粹是个摆设了。
在咸丰的几个弟弟中为同治选下一辈的继承人也很困难……阿鲁特氏可以不贪图太后的名分，可慈禧却把太后垂帘听政看得同生命一样重，她早就盘算好了，立醇亲王奕同自己妹妹生的载（tian）作为咸丰的继承人。
当慈禧把早就胸有成竹的安排说出来的时候“诸王皆谔”，毫无思想准备的醇亲王奕竟然当场昏了过去，只有恭亲王奕神态自若，不仅斥责醇王失礼，还“令侍卫”把醇王“扶出”，显而易见恭亲王是慈禧的同谋，因而“诸王不敢抗后旨”，当时载４岁，慈禧也才４０岁，光绪时代就此开始。
也许恭亲王并没有意识到正是由于他的支持，三人同治的局面开始被打破，慈安在政坛上已经行同傀儡。
论才智、权变慈安都比不上慈禧，但她以前还坚持着同慈禧一起抑制恭亲王、又同恭亲王联合除掉安德海，那都是为同治亲政做准备，她不能让同治受制于他人。
好不容易支撑到同治大婚、亲政，她自以为可以对得起先帝临终时的重托了，偏偏同治又青春早逝……关于同治在病危时被生母“断医药饮食”以及同治皇后连同腹中的孩子——也就是同治的惟一骨肉，被慈禧活活逼死，这些她也是在事后才听到的一些传闻……虎毒尚且不食子……在这点上慈禧太像武则天了，为了权可以把亲生骨肉置于死地……到头来慈安却是白发人反送黑发人……她每天都要同一个比虎还要狠毒的女人一起垂帘听政，又焉能不退避三舍……再说光绪是慈禧立的，又不是先帝的骨肉，还用得着她去操心……然而慈禧并不因为慈安的退让而善罢甘休，慈安毕竟是咸丰的皇后，只要慈安还存在，在后宫就不可能形成慈禧独尊的局面。
光绪虽然是慈禧的亲外甥，但只要有慈安活着载就会像载淳一样把慈安当亲妈……她绝不能让光绪成为第二个同治，倚仗慈安和自己作对……除掉慈安，已经成为慈禧的下一个目标……据（美）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孝钦显皇后传中写道：“１８８１年４月７日（即光绪七年三月十一日）孝贞皇太后突然去世，染病仅一日”，而该文译者王澈在这段的文字后面还特意加了这样一条注“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上谕档》，孝贞从发病到死亡不到两个小时”。
在当时就“传言四起，说孝贞是被孝钦毒死的”，而萧一山在其著作的小标题中就赫然写有“慈安被弑”，书中也有“慈禧悍然弑之”的表述。
慈安之死之所以在当时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因为在此之前闹病的是慈禧，朝野上下都以为死的是慈禧，结果恰恰是没有生病的慈安突然死了。
关于慈禧的病，在萧一山先生著作中也有如此一段描述：“光绪七年，慈禧忽患疾甚剧，征中外名医治之，皆无效。
盖由误认血崩所致。
惟薛福辰（福成兄）诊其脉，知为小产，乃投以疏瀹（yue）补养之品，奏效如神。”笔者引用这段材料绝无褒贬之意，慈禧是太后，但她同其他女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更何况她在２７岁就开始守寡……武则天到了七八十岁还需要面首，别说才四十六七岁的慈禧了。
慈安不会听不到风声，在慈禧病好后，曾备酒宴与其推心置腹谈心。
本来慈禧就有心病，生怕被慈安给点破，更何况咸丰临终前同钮祜禄氏的密谈，对慈禧来说是个永远摆脱不了的禁锢。
当年，肃顺就曾劝咸丰效仿汉武帝立昭帝赐死赵钩弋的做法，慈禧愈发动了杀机。
一个是有杀人之心，一个是毫无防范之意，凑在一起不出命案才怪呢！慈安之死对恭亲王不啻当头一棒，在宫内惟一能对慈禧进行制约的人不复存在。
两强相遇必有一争，以前在奕与慈禧之间还有个缓冲的人物——慈安，一年前慈禧的太监携带物品出宫被护卫截获，太监携带物品出宫违反了宫中规定，应当受责；但太监是奉慈禧之命携带的物品给娘家送去的，以至叔嫂发生争论。
慈禧盛怒之下要革了奕的王爵，奕则不客气地说“革了臣的王爵，革不了臣的皇子！”硬碰硬，谁也不退让，多亏了慈安两边劝……三人同治，虽说有个互相制约的问题，但总还可以互补，可以减少决策中的失误；没有了制约、没有了互补，只能执迷不悟，一错再错，甚至还会把最后一点回旋的余地都给断送了……虽然奕的综合能力比慈禧强，但慈禧手里有他不具备的王牌——光绪。
在一个有着５０００年文明的国土，共同治理国家不过是昙花一现，而个人独裁却永远是那样有根基。
且不说前朝只说本朝，在太祖去世后四大贝勒共同执政也就坚持了四五年，就变成皇太极一人独尊；顺治即位初期，郑王与睿王联合辅政连头带尾也就半年；至于康熙初年的四大臣辅政，还不到６年就形成鳌拜专权的局面。
从咸丰去世到现在，尽管也充满了明争暗斗，但奕毕竟同两宫共同执政了２０年。
慈禧本来就是个野心勃勃的人，经过２０年的磨炼对执政已经相当熟悉了，现在又有光绪的父亲奕来帮她撑着，把奕挤出政坛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
平心而论，奕比几个兄弟的能力都要强，但他就是没有当皇帝的命。
当公布道光的遗诏后，他就把全部雄心化为“愿为贤王”；即使在最危机的时候他奉命留在京城同联军谈判，联军想把他推上皇帝的宝座时，他也断然拒绝了；而且真心诚意奏请咸丰回銮，在咸丰驾崩后又全心全意辅佐冲龄即位的同治。
可现在他才５０岁，正是既有经验也有精力的时候，可朝廷——确切说慈禧已经准备把他一脚踢开了……如果从同治即位算起，慈禧用了２２年的时间实现了从宫中到朝廷的大权独揽。
而在这２２年中，特别是在１８６４年清军攻克太平天国占领的南京至中法战争爆发前的２０年，无论国际环境还是国内形势都为清王朝发展自身实力、实现“自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
遗憾的是，清王朝决策人——无论是慈禧还是奕只满足购置洋枪洋炮、建立军事工业，不仅没能抓住这极为关键的２０年，而且把主要精力用于内部的权力之争上——两宫与恭亲王、恭亲王联合慈安遏止慈禧、慈禧与同治及同治皇后明争暗斗。
慈禧利用一系列的内耗建立了个人独裁，清王朝不仅与“自强”失之交臂，也始终没有跨过从洋务到维新的关键一步。
然而与中国仅一水之隔的日本，恰恰是紧紧抓住了这一稍纵即逝的机会，不仅挣脱列强对自身的束缚，完成了明治维新，而且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它的近邻——朝鲜与中国……

咸丰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一误再误

慈禧虽然是个很懂权术的人，但在应对国际事物上比恭亲王要差得多，尤其在大权独揽后的对外交涉上一误再误，终至铸成难以挽回的大错。
从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清政府向国外派遣使臣时起，主持总理衙门的奕就要求驻外使臣必须写工作日记，“凡有关系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事咨报。
数年以后，各国事机，中国人员可以洞悉，不至漫无把握。”即使如此，主持总理衙门２０多年的奕在办外交上也只是略知些皮毛。
至于慈禧及其所任用的庆王奕对于外交就更是一窍不通了，中法之战及所签订的“中法新约”，就是慈禧在大权独揽之后对外交涉的一大败笔。
自鸦片战争以来，打了败仗要割地赔款、开辟通商口岸，打了胜仗依然要出卖主权，正如时人所评论的“阳开通商之途，阴实开通藏之路”，“其争西藏之力，可与英、俄抗衡”。
不知是办理外交的人太闭塞，还是已经被洋枪洋炮打得高位截瘫的清朝统治者根本站不起来，以至法国不胜而胜，清朝不败而败。
法国毕竟与中国相隔数万里，而近邻日本的威胁就更为迫切与突出。
尽管在西方列强的军事压力下，日本于１８５４年（清咸丰四年，日本宏政元年）同西方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被迫打开国门，但感受到外部压力的日本统治者很快就开始效法西方，改革官制，制定法律，开办新式学校，此即发生在同治时期的日本明治维新。
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下，自身尚未挣脱西方列强奴役的日本已经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了中国。
同治九年（明治三年，１８７０年）日本政府派遣使者来华，要求同中国签订包括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不平等内容的条约，但遭到清政府的拒绝。
到了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年），三四千日本侵略军在台湾府登陆，企图霸占台湾，只是由于清政府据理力争、台湾人民的强烈反抗以及英、美等西方列强对日本在亚洲的扩张心存疑虑，才迫使日方在得到清政府的赔款后撤军。
侵略阴谋未能得逞的日本，是不会放弃对中国的扩张野心的，为了再次对中国进行侵略，日本统治者始终把扩军备战作为国策。
面对日本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慈禧不仅没有集中全国的物力、财力去经营在光绪二年成立的海军衙门，反而为了修复颐和园，通过主持海军衙门的醇亲王奕“挪用海军经费”。
面对如此险恶复杂的国际形势，慈禧只能从“以夷制夷”的古训中琢磨出联合俄国牵制日本的策略，这是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清王朝对外交涉的主旋律。
但俄国也不是吃素的，虽然其实力比不上英、美、法，但其对外扩张的势头却是有增无减。
俄国在相继吞并临近中国新疆的中亚汗国浩罕、茂甫、基发后，又击败“附近伊犁，与阿富汗为邻”的穆哈拉国，迫使该国成为俄国的属地。
在光绪十七年，俄国出兵占领帕米尔。
当时俄国在亚洲驻兵十三万五千七百以上，配备的大炮一百八十尊。
国土辽阔且与中国接壤在万里以上的俄国，早就对中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俄国在“与中国接壤之境，每值勘界，则必侵入”。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俄国利用《中俄北京条约》，攫取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１００多万平方公里土地。
此后又把侵略矛头对准了中俄边境的西段，并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利用阿古柏在新疆的分裂活动、清政府忙于平定内乱的机会，俄国又出兵占领巴尔嘎什湖以东以南及至伊塞克湖南岸２００多公里一线的大片土地。
此后则通过勘定中俄西部边界，使得侵占新疆４４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强盗行径通过外交方式得到确认。
慈禧竟然把一个连祖宗发祥地都已经占领的邻国作为外交上的盟友，是愚昧无知呢，还是黔驴技穷呢……
致远号官兵邓世昌至于俄国对东北亚扩张所引起的同英美之间矛盾的加剧，也未引起慈禧应有的关注。
东北亚局势的紧张，凸显出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
由于列强之间的矛盾演变，英、美等国为了实现牵制俄国的战略目标，对日本的扩张态度也已经发生改变。
日本虽然未能跻身于世界六强，但它的背后有英美的支持。
慈禧并未从日本咄咄逼人的气焰中感受到新的军事进攻威胁已经在即，反而把精力放在六十大寿的操办上，而１０年前的五十大寿就被中法之间的战事给搅了。
当日本侵略者把甲午之战强加到清王朝的身上时，慈禧一心想避战，想通过所谓俄国、英国的调停来化解战争的危机……慈禧的“以夷制夷”的惟一结果，就是争取到一个“三国干涉还辽”的机会，而“联俄拒日”则使得清政府用以赎回包括盛京、东京、兴京在内的辽东半岛的白银——从日本开出的５０００万两降到３０００万两，仅此而已。
伴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列强瓜分中国的浪潮已经迎面扑来，然而此时慈禧的心思却放在拖延归政上，在她的心目中保住无限期地听政，永远比应付咄咄逼人的列强更重要。

咸丰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废立风波（1）

岁月如梭，转眼就到了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年）到了皇帝亲政的年龄，但对慈禧畏惧到极点的醇亲王奕深知太后最不能放下的就是手中的权力，于是他以国事多艰恳请慈禧太后继续训政。
此后又过了两年，１９岁的光绪已经到了大婚的年龄，慈禧决定把娘家弟弟桂祥的女儿——比光绪大三岁的叶赫那拉氏册立为皇后，以便能在光绪的身边安插一个耳目。
把光绪抱进宫的时候实际还不到４岁，当时他还睡着，等醒来的时候不仅进了皇宫而且成了小皇帝。
从父系这边说慈禧是他的伯母，从母系那边论太后是她的姨母，从名分上他是皇太后与咸丰的过继儿子。
但慈禧已经感到：从小看着长大的光绪还不如没见过几次面的儿媳妇——也就是光绪皇后，对自己更亲。
从光绪亲政，母子之间的关系就更微妙了，说穿了就是个“权”字。
如果光绪在对国家的治理上同慈禧的意见一致，也许问题就不会那样尖锐。
关键是光绪认为慈禧将近３０年的统治经验已经难以应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必须改弦更张。
而慈禧对手中的权力又是如醉如痴，爱不释手，从北洋水师到军机处、总理衙门、督抚、都统的任命都把持在她的手里。
对光绪来说，祖宗家法就是慈禧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就像是唐僧套在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祖宗家法上哪一条允许太后垂帘听政？哪一条允许兄终弟及？哪一条允许割地赔款？再说祖宗家法也是在清朝崛起时逐渐形成的，也是在实行过程中不断改进的，哪有一成不变的道理！马关条约谈判北洋水师提督衙门而光绪却偏偏不像他的生父那样谨小慎微，却像师傅翁同（he）。
翁同是咸丰六年（１８５６年）状元，但他并不是那种纯粹的书呆子，管过户部，也在军机处、总理衙门当过差，有一定的从政经验。
同治即位后，他不仅同李鸿藻一起担任帝师，还负责给两宫皇太后进讲《治平宝鉴》，同慈禧、慈安都有半师之份。
在光绪二年小皇帝六岁时就在翁同的教育之下……翁同不仅给光绪讲国学，还给他讲治国安邦的道理，甚至让光绪跟同文馆的学生学习外语，从而在给处在紫禁城的皇帝打开了一个了解外部世界的小窗口。
翁同是竭尽全力想为大清王朝培养出一位有作为的皇帝，一位使中国走向自强的皇帝，而这就注定了光绪同慈禧在意识上的差异。
翁同愈是尽心培养光绪，光绪同慈禧的差距就愈大。
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光绪在翁同的影响下同维新人士开始来往。
一向惟慈禧之命是听的光绪，这次居然破釜沉舟，竟让庆王转告慈禧：“朕不能为亡国之君，若不予我权，宁逊位而已。”这实在太出乎慈禧的预料了，按照慈禧的性子，她恨不得立即把光绪废了……她既然有能力把光绪立为皇帝，就有能力把他废为庶人，但要找一个替代光绪的人，总得需要时间去物色新的人选……
别看慈禧对洋务、对维新不那么了解，但对变法以及变法的后果还是略知一二的。
变法也好，维新也好，必然要触动方方面面的利益，堪称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就说科举考试，真的废除了那些读书人入仕的前程能消停吗？再有就是旗人的钱粮，朝廷视旗人为根本已经养了２００多年，士农工商他们哪样也干不了，真的断了钱粮，就得去喝西北风。
最让慈禧接受不了的就是“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学西法、兴民权，皇家的权力还能保得住？于是，她决定欲擒先纵——表面上同意光绪变法，先由着他们去闹——等时机成熟了再收拾光绪以及支持变法维新的人。
光绪进行戊戌变法的时间已经是１８９８年（光绪二十四年），此时日本的明治维新已经完成了３０年，而西方列强又处于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时期，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依赖——也可称之为控制进一步加强，国际环境已经不同于３０年前。
更何况日本的“倒幕运动”已经基本摧毁了国内的封建势力，而光绪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当维新党人得知慈禧有废黜光绪之意后，决定由谭嗣同去说服曾经同“强学会”有联系的袁世凯派军队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真正兑现归政皇帝的诺言。
袁世凯表面同意支持变法，私下立即向上司荣禄告密。
而袁世凯的告密则使得本来就举步维艰的变法陷于失败——慈禧立即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
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废除新法，并准备废黜光绪……由于被慈禧通缉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在逃跑时曾得到外国驻华使馆人员、外国轮船的帮助，因而使得已经独断专行将近２０年的慈禧对洋人怀恨在心……更让慈禧恼火的是，她选定大阿哥作为同治继承人的计划，也因未能实现光绪皇帝病危、乃至驾崩，而不得不推迟。
刘坤一、张之洞等封疆大吏，纷纷给朝廷推荐各地的名医来给光绪皇帝治病，其中还有外国医生，慈禧只能假戏真唱，但光绪的脉象是“六脉平和”根本就没病，这样一来光绪驾崩的时间只能往后推……从内到外的阻力都让慈禧怒不可遏……《马关条约》的签订、列强掠夺与奴役的深入，都使得民族矛盾急剧尖锐起来。
有着习武传统的山东民众在义和团的率领下率先起来反对洋人教堂所进行文化侵略与经济掠夺，所谓“天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遮住天”即此之谓。
而民间习武最讲究练硬气功——也就是常说的“刀枪不入”，所谓“刀枪”不过是刀枪剑戟一类“冷兵器”的简称。
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冷兵器与火器并存的时期，只有朝廷才有火器营，在民间主要还是冷兵器。
以“灭洋”为宗旨的义和团，在山东遭到巡抚袁世凯的残酷镇压，便转移到直隶一带。
义和团为了避免在直隶遭到镇压的命运，便公开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这恰恰与慈禧对洋人的愤怒心情相符。
慈禧竟把“灭洋”寄托在“刀枪不入”的义和团身上。

咸丰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废立风波（2）

如果说在穷乡僻壤的人，不知道洋枪洋炮的威力也就罢了，问题是慈禧在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到热河逃难时就听说过洋枪洋炮。
更何况，此时的西方军火又经过多次的改进与发展。
虽然总理衙门要求驻外使臣必须写工作日记向国内汇报，以期让统治集团了解国外的情况，但别说是慈禧就是当时主持总理衙门的庆王也未必肯抽出时间去翻一两本“出使日记”，要不然怎么可能相信乡间所说的“刀枪不入”呢！但慈禧却把宝押在“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身上，也许其中包括了坐山观虎斗的用心：让义和团去同洋人厮杀，侥幸能灭灭洋人的威风，也出口心中的恶气；如果义和团敌不过洋枪洋炮，也可以借洋人的力量除掉肘腋之患；义和团毕竟已经到了京畿，说是“扶清灭洋”，谁知“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从王公大臣到文武百官确实没有人能猜透慈禧的心思，倾向维新的官员在戊戌政变后已经成为惊弓之鸟，而守旧的官员则成为义和团的支持者、甚至在自己的家中也摆起了神坛。
至于大阿哥溥的父亲端王载漪，更是要借助义和团的力量废黜光绪、把自己的儿子推上皇帝的宝座，在他的王府中就供奉着“洪钧老祖、梨山圣母”。
当自下而上的浪涛席卷京城时，当义和团进攻西什库教堂时，当崇文门、宣武门一带的教堂被付之一炬时，当外国驻华使馆遭到围攻时，当德国驻华公使以及日本使馆的工作人员被杀，当前门外的商业区“四千余家店铺”已经成为一片火海时……机关算尽的慈禧突然感到对事态的发展失去了驾驭的能力，为了不至于被汹涌的浪潮吞噬，她只能以宣战来作为退步抽身之计。
朝廷上下，无人能对慈禧所做出的宣战进行任何制约。
宣战，说起来容易，只要把战书送到使馆、限使馆人员２４小时之内撤离就行了。但要准备应付宣战后的局面则是一个极其严峻问题。就连慈禧最倚重的荣禄、李鸿章、庆王、袁世凯以及地方有影响的督抚刘坤一、张之洞等都反对打这场毫无准备的战争。李鸿章、袁世凯建议慈禧应该保护外国使馆，刘坤一曾斩钉截铁地拒绝带兵攻打使馆，明确表示：“苟御外辱，则臣当立即带兵北上，若屠戮使馆中孤立之数洋人，则不愿以堂堂中国之兵作此用也”。
但十几年的惟我独尊使得慈禧已经习惯为所欲为，一意孤行，听不进任何逆耳之言，只图一时痛快。
当有的官员建议：既然义和团主要因教堂压迫而起，只向法国宣战即可，慈禧也断然拒绝。
的确像当时一位官员所分析的“以一国而敌十数强国，危亡立见”。
就连当了将近两年哑巴的光绪，也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开口说道：义和团全都是乌合之众，根本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洋兵利，能以骨肉相搏乎？奈何以民命为儿戏？”所有这些反对意见对于慈禧都等于零。
《孙子兵法》上说“知己知彼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战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慈禧此次就是在既“不知彼”也“不知己”的情况下宣战的，实在是犯了兵家之大忌。
从鸦片战争以来所发生的战争，清王朝都败在“不知彼，不知己”上，但以前的战争都是被迫应战，可这次却是主动宣战，而且是同时向几个国家宣战。
甚至在宣战后，对于战略战术也都没有认真研究过。
当时在北京驻扎的只有荣禄的武卫中军和董福祥的甘军，荣禄是不打算攻打使馆的，而在甘军的士兵杀了日本使馆人员事件后，董福祥的甘军也被荣禄设法调到了南苑，京城里真正参战的基本上是义和团的人。
独断专行，确实痛快了一时，但慈禧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当英、法、德、美、俄、日、意、奥八国联军以保护使馆的名义在大沽登陆后，慈禧决定出逃。
据内务府大臣说：出逃的前一夜“老佛爷终夜未睡……寅刻，仓促着以昨日叫进农妇之服，以汉妆梳头……后进轿车三两赶入大内……”逃，而且是逃得越远越好。
这一次她坚持挟持光绪逃到西安，并非关心光绪的安全，而是怕光绪在同洋人的谈判中得到权力。
辛丑条约庚子议和时的李鸿章八国联军占领下的北京，陷入一片血海……当慈禧派李鸿章、庆王同列强签订议和时，就连没有出兵的比利时、荷兰、西班牙也挤进来分一杯羹……一个筋斗从北京栽到西安的慈禧，到此时竟一点脾气也没了，彻底被洋人打服了。
《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的权力不仅保住了，而且从西安回銮……经过此次颠沛流离，慈禧终于了解了洋人：列强并不在乎谁掌权，他们要的是在华推销商品与投资的权力；赔款数额是多了点—— 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３９年还清，连本带利九亿八千万两——可摊到每个大清子民身上也就是一二两；至于拆毁大沽炮台——慈禧也想开了，本来就是个摆设，每次也没能把洋人的军队给挡住……列强给了她这么大的面子，而她的回报则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以前，溥因生父端王载漪支持义和团而被革去大阿哥的名分，光绪依旧是慈禧手中的傀儡，“庚子拳变”把废立推上高峰，《辛丑条约》则又使废立偃旗息鼓。
即使慈禧、光绪能吟诵着瀛台之外“其乐也泄泄”、瀛台之内“其乐也融融”演出“遂母子和好如初”的一幕，但由此而引发的则是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进一步加深。
清王朝统治的土崩瓦解，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咸丰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慈禧末日

毋庸置疑，慈禧在太后垂帘听政的问题上，汲取了历代后妃预政的经验教训，她绝对不重用娘家的兄弟、内侄，顶多把内侄女选为光绪的皇后。
在军机处、总理衙门、海军衙门她所任用的是咸丰的兄弟或堂兄弟，把奕、奕、奕、世铎尽置于毂中。
无论是两宫垂帘，还是单独听政、训政以及在归政后发动戊戌政变，她都得到宗室亲王、近支的支持，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在主张维新的光绪一边，女主临朝能做到这份儿上也堪称是绝了。
实际上也正是慈禧成功地赢得皇族成员的支持，中国向近代社会转轨的不啻羊肠一线的机会也被断送了，从王公贵族到八旗子弟最终全都被辛亥革命的浪潮所吞噬，也就真的什么都绝了……当慈禧从西安回銮后也把一些维新措施捡起来，诸如废除科举、取消捐纳、颁布学堂章程、派遣留学生出国、设立练兵处，凡此种种实际也并没超过当年洋务运动的深度与广度，而且也颇有“棋差一步错”的味道。
棋盘上走差了一步都会满盘皆输，更何况政坛上的措施晚了几年或几十年……维新志士的鲜血、义和团民众的鲜血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反清组织华兴会、兴中会、光复会等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
慈禧凭着几十年的从政手腕，在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六月又开始酝酿五大臣出洋考察，经过一番对日本及欧美等国的考察，到光绪三十二年才拿出一份效法日本君主立宪的考察报告。
慈禧命令光绪的弟弟醇亲王载沣与军机大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草拟了一份对考察报告的实施意见：
（１）采用君主立宪的政体，但要为此进行准备，拟在１０年或１０年以后开始实施。
（２）效仿日本，限制各省督抚的权限，地方的财政、军事权收归中央。
（３）效仿日本，改革官职。
旋即以光绪的名义颁布了一份诏书：虽然肯定“实行宪法”，但又以目前“民智未开，若操切行事，徒具空文”，并决定“从官制入手”，“以预备立宪为基础”。
忙乎了两年，也就敷衍出一个“预备立宪”，而且预备期至少是１０年，正像一份法国报纸所评论的：“清太后预备立宪，实愚民之术也”。
到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慈禧已经７２岁，以她当时的体质想再活１０年，实在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她绝不会在有生之年使自己的权力受到任何削弱，只要还有一口气，她就得把权力紧紧地攥在手里……在玩弄权术方面，她把历朝历代的经验都熟烂于胸，而且是运用自如。
几年前发生“庚子拳变”时，地方督抚刘坤一、张之洞竟敢置她的宣战诏书于不顾，搞起“东南互保”、保护在华的侨民；虽说在事后看来避免了事态的扩大，但他们敢不遵从慈禧的命令，就足以反映出督抚的势力在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战争中已经膨胀到可以同朝廷分庭抗礼，再不想辙，就得闹出藩镇割据。
这次正好打着“立宪”的旗号，削弱地方势力，“行中央集权之实”，把不得已失去的那部分权力再给收回来，慈禧的心计全都用在权力之争上……她迷恋权力，为了得到权力、维护权力不惜发动政变；她的情绪因权力而波动，她的思维被权力所禁锢；她最熟悉的是权力之争，不仅置对手于死地，就连昔日同盟者也一个个干掉；她最不熟悉的是同洋人打交道，但通过《庚子拳变》、《辛丑条约》，她学会了媚外……如今她又把预备立宪作为充饥画饼抛了出来，而且要通过这个画饼得到削弱地方督抚权力的实惠……在慈禧的策划下，上得最快的是官制改革，户部改为度支部，大理寺改为大理院，改理藩院为理藩部，太常寺、光禄寺、鸿轳寺合并到礼部，兵部改为陆军部，练兵处并入太仆寺，工部并入商部，建立邮船部管理轮船、铁路、电信……确实有一番“咸与维新”的气象。
汤是换了，药是否换了？明眼人一看便知，老佛爷是以变来应不变。
光绪三十四年夏秋（１９０８年）以来，慈禧终于到了残灯将尽的地步，她最不放心的是光绪。
在光绪身边侍卫多年的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如实地介绍了光绪的处境：自从入宫“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子侍从宴游暇豫之乐”，尤其从１８９８年戊戌政变被囚禁在瀛台以来——即使除去到西安逃难的一年多时间，也还有八年多的囚禁——他不是亡国之君，却连汉献帝都不如。
即位３４年的光绪从“无疾病……郊庙大祀必亲临，大风雪，无几微怠容，步稳而速，扈从诸臣常疾趋追随”，要让光绪“病”死在慈禧前面，的确不容易。
瀛台八年多的囚禁、饥寒交迫的日子、毫无亲情的囚徒生活也没能把他摧垮，他心底始终有个百折不挠的心念：要坚持到太后百年之后，实现自己振兴国家的抱负。
在从西安回京后依旧被囚禁在瀛台的光绪，“继续阅读有关中外书籍，甚至重新学习英语”……但大权在握的慈禧最终还是如愿以偿。
据一位给光绪送终的太医的后人在一篇回忆中文章中说：他的先人在光绪驾崩后，回到家中所干得第一件事，就是如风卷残云般地扫荡着家中的食品——他已经陪同大行皇帝挨了好几天的饿了……慈禧所做的最后一件大事，就是要为大清王朝选择皇位继承人，为此她曾召集宗室成员、军机大臣商议立储的问题，已经感受到风雨飘摇的军机大臣世续在一片沉寂中说道：“太后拟选储……惟今内忧外患……窃以为宜选择年长者。”慈禧竟愤怒地拍着床，叱责世续，以至张之洞不得不出来打圆场：“世续承太后垂询，据所愚虑，约略言之，立储字宜承宸断”，也就是说世续奉命而言并无错误，立储自然由太后决定。
慈禧把早已经考虑好的人选说了出来：决定立醇王奕的孙子、载沣的儿子——不到二三岁的溥仪入承大统，作为同治的继承人；为了让自己的内侄女——光绪皇后当上太后，她只能接受让溥仪兼祧光绪的建议；并令载沣担任摄政王。
慈禧当然了解自己内侄女的能力以及时局的动荡，不然她是不会让光绪的弟弟载沣来当摄政王的。
慈禧是个很霸道、专横的女人，虽然醇亲王奕对太后恭谦得都有点令人肉麻，但当他在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年）去世后还因坟前的一棵树而引起轩然大波。
根据“翁同日记”记载：醇亲王的陵墓前有一株粗大的银杏树，一些迷信风水的人说：醇王墓有帝王陵墓的气象，醇亲王的后代依然会入承大统。
慈禧听信了这话，立刻令人去砍掉那棵树。
光绪在得知自己父亲坟上的一棵树都保不住，气得下谕说：谁敢砍这棵树，先来砍他光绪的头……但慈禧还是在光绪赶到墓地前把树砍了，光绪悲忍不住号啕大哭，绕着父亲的墓走了三匝……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慈禧虽然砍了银杏树，结果仍然要从醇亲王的后裔中去选择皇位继承人，并让奕的儿子当了摄政王……别看慈禧对醇亲王一支接连出皇帝非常不情愿，但老醇王的福晋不仅不感激涕零，反而失声痛哭地说道：“既杀我子，复杀我孙，虽拥皇帝虚名，实等终身幽禁”，紧紧地抱着孙子不肯松手。
去接溥仪的王公大臣，只能用不能抗旨来迫使老福晋就范。
在老福晋看来，所谓入承大统就是把孙子送到终身幽禁的地方，就是生死之别……在光绪去世的第二天——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１９０８年１１月１５日）慈禧也不得不伴随着生命的终结而放弃把持了近半个世纪的权力。
由于她一直把主要精力用于对付已经亲政的同治与光绪、用于大权独揽，由于她的孤陋寡闻以及对世界风云缺乏最起码的了解，因而她给过继孙子溥仪留下的是一个即将寿终正寝的王朝……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慈禧不仅在紫禁城内挥霍无度，在陵寝的修建上也耗尽民脂民膏。
慈禧与慈安的陵寝分别建在遵化的菩陀峪与普祥峪，均称为定东陵，两座陵寝在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已经完工，各用去将近３００万两的白银的巨资，已经相当可观了。
两年后慈安暴亡，葬入普祥峪的陵寝。
但到了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慈禧为了体现自己独尊的地位，下令把菩陀峪定东陵的方城、明楼、三殿（隆恩殿及东西配殿）全部拆掉重建，整整用了１３年的时间，如果不是慈禧大限已到，陵寝的工程还会持续下去。
重新建成的三殿，所用木料都是最名贵的黄花梨，殿内的彩绘用的是贴金，墙壁是扫金，地面的雕砖上也都用扫金装饰……重修后的慈禧陵寝，不仅在清东陵中是最豪华的，即使把建在易县的清西陵以及建在昌平的明十三陵都加在一起，在骄奢淫逸方面也没有一座能达到慈禧陵寝的水平……请别忘了，慈禧下令重修陵寝时的１８９５年，正是甲午战争期间。
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不把资金用于增加或改进军事装备，而用于大肆重修陵寝，即使把富国强兵天天挂在嘴边上，又能如何呢！至于慈禧墓中的随葬物品虽然反映了她生前的意愿，但毕竟是后人给操办的，大太监李莲英的侄子李营舟写的《爱月轩笔记》以及清代档案中都对随葬的珠宝玉器进行了记载，《爱月轩笔记》对随葬物品还进行了详细的描绘，档案中的记载仅仅是器物的名称；尽管在随葬物品的名称以及数量的记载上，彼此存在一定的差异，但随葬品数量之多、价格之昂贵的确令人惊诧不已。
国势已经衰落到这一步，清王朝的决策人还不思奋起，又怎能减缓向下坠落的加速度……当１９２８年，军阀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名对慈禧陵寝中的珍宝公开劫掠的案件发生后，《爱月轩笔记》的作者就说过“慈禧的葬物若均追回，足以富国”……慈禧的执迷不悟已经铸成大错，而她的后人也一个赛一个的顽固不化，清王朝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

同治皇后阿鲁特氏状元之女

阿鲁特氏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的家族，隶属于蒙古正蓝旗。她的祖父赛尚阿在嘉庆年间中举，曾为大学士，并曾任道光年间兵部尚书兼刑部尚书，可谓权倾一时。咸丰元年（１８５１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赛尚阿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入广西镇压太平军。但太平军攻势凌厉，从广西一直打到湖南，赛尚阿由此被革职。父亲崇绮在道光二十八年即中举，因受祖父株连，亦被免掉工部主事的职位。
同治三年崇绮重新参加科举考试，居然夺得一甲一名的状元头衔。
关于父亲得状元的故事，还在很小的时候，阿鲁特氏就听家人说过，这里面还有一段插曲。
当时看到考官的评分后，慈禧竟为把状元的称号给一个蒙古人而犹豫不决。
虽然入关后不久就开了八旗科举，凡是旗人，不管是满八旗，还是蒙八旗都能参加，但那是乡试，至于殿试，还是以“满不点元”，即不取满人为前三名为标准，采取这样的政策，主要是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
同治三年的殿试，实际由两宫太后做主。
正在慈禧为难之际，大学士瑞常等人为她解决了难题，他们一致认为：既然是科举取士，则“但凭文字，何论满汉”，崇绮最终得以金榜题名，担任翰林院修撰。

同治皇后阿鲁特氏被选入宫

据一些清代笔记记载，咸丰三年就已经取消了选秀女的制度，当同治十一年该给１７岁的皇帝完婚时，同治的嫡母慈安太后与生母慈禧太后全都动起了脑筋，把满朝文武官员家待字闺中的女孩子都理了一遍。
民谚称：“二月二，龙抬头”，同治将在这一天择定皇后及妃嫔的人选。
同治虽然青春年少，但也懂得选择皇后应该以德为先，加上他最敬重的慈安皇太后也非常喜欢状元崇绮的女儿，因此，比皇帝大两岁的阿鲁特氏，顺理成章地被同治选为皇后。
但这个决定惹恼了慈禧，因为她看上了刑部江西司员外凤秀的女儿富察氏。
而阿鲁特氏的属相和慈禧不合，生于咸丰四年的她属虎，慈禧却属羊。
民间有说法，叫做“羊入虎口”，这让天生要强自恋的慈禧非常不快。
但即使在当时，属相是否相配也只是看夫妻，不论婆媳。
慈禧虽然心里别扭，嘴里也不好说出来。
她真的后悔极了，当初就该坚持“满不点元”，不该在殿试中点崇绮为状元，这样他的女儿就没有资格入宫成为后妃的待选人了……和皇后同时入选的还有她的小姑姑，赛尚阿之女——也就是崇绮的幼妹阿鲁特氏，她被封为嫔。
另外，知府崇龄的女儿赫舍里氏被封为瑜嫔，刑部江西司员外凤秀的女儿富察氏被封为慧妃，主事罗霖之女西林觉罗氏被封为贵人。
第二日，两宫太后即向全国颁发了懿旨：“……翰林院侍讲崇绮之女阿鲁特氏，淑慎端庄，著立为皇后，特谕。”可是，阿鲁特氏还未入宫，就已经让慈禧太后非常不满，她今后的命运又会怎样？

同治皇后阿鲁特氏同治大婚

由于崇绮之女被选为皇后，阿鲁特氏整个家族都受益匪浅。
她原本所属的蒙古同治与皇后成婚时的洞房（坤宁宫）大婚被、褥、枕头图案正蓝旗是属于下五旗，因为与皇家联姻，被抬为属于上三旗的“镶黄旗”，她的父亲崇绮也因此被封为三等承恩公，从此官运亨通，先后任内阁学士、户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
婚礼定于同治十一年九月十四日举行，在大婚之前，皇家需向皇后家“大征”，意即下聘礼。
日子定在八月十八，礼部尚书灵桂为“大征礼”的正使，侍郎徐桐为“大征礼”的副使，取意“桂子桐孙”，希望这位新皇后能够为大清王朝带来更多子嗣。
阿鲁特氏悄悄看过聘礼，礼单包括２００两黄金，１万两白银；金银茶筒、银杯；１千匹贡缎；另外是２０匹配备了鞍辔的骏马。
崇绮更是激动万分，他为女儿准备了丰厚的嫁妆——女儿能够成为一国之皇后，这是怎样的荣耀。大婚典礼极其繁琐而隆重。
九月十三日，恭亲王和醇郡王的福晋——同治皇帝的两位婶母，将阿鲁特氏大婚所需的红盖头和宝瓶放入坤宁宫，宝瓶内装满金银米谷，以示吉祥如意。
婚礼当日，两位福晋便带领各位女官戴凤钿、穿蟒袍、挂朝珠至皇后家迎接新皇后。
九月十五日子时一到，钦天监的官员立即向外报吉时，四位福晋率内务府的女官开始为马上就要成为皇后的阿鲁特氏改换装束：梳双髻、戴双喜如意、身穿大红的龙凤同和袍，一手握玉如意、一手握苹果（象征如意、平安），坐进１６人抬的婚轿进宫。
阿鲁特氏坐在轿中，听到沿街有阵阵掌声，据说是事先安排了宫中太监在凤驾通过时以掌声迎接。
从午门到皇后家的街道上都悬挂着亮晶晶的宫灯，更不要说前来看热闹的民间老百姓，人山人海将通往乾清门的御道挤得水泄不通。
阿鲁特氏在婚轿中虽然看不到外面的情况，但是从喧嚣的锣鼓声中也能揣测到热闹的场景。
后来，她听人说，两宫皇太后还特意在这一天下谕：皇帝大婚，为显示皇家恩典，凡是穿花衣的人都可以到午门观看皇后的仪仗。
只有在即位前没有结婚的皇帝才能举行大婚典礼，算起来也就是顺治爷、康熙爷举行过这样规模的典礼。
这隆重而又喜庆的场面至少有２００多年没见过了，一时之间全城的花衣几乎都销售一空。
老百姓情急之下，不少人将质地坚韧的花纸做成彩衣穿在身上。
不仅北京城内的百姓争相到午门来观看，就是很多外地居民，为了目睹皇帝大婚，也专程赶往午门来观看这一盛况。
一时间，锣鼓喧天，花团锦簇。
由于多年没有操办皇帝大婚，宫廷侍卫也没有经验，居然有不少小偷混进了午门，浑水摸鱼，偷走了宫中不少值钱的东西……过了不少时间，坐在轿中的阿鲁特氏突然听到钟鼓齐鸣，外面隐隐约约有人说：“进大清门了！”不一会，凤舆停了下来，阿鲁特氏已经到了乾清门。
她在两位福晋的帮助下跨出轿门，同时接过醇王福晋递过来的，已经准备好的“宝瓶”，小心翼翼地跨过意为“平平安安”的苹果和马鞍，被福晋引导站定。
皇帝也到了，他和阿鲁特氏一起下拜。
九叩礼毕后，两人在坤宁宫举行了合卺礼（喝交杯酒），吃了名为“子孙饽饽”的饺子。
接下来一位福晋还为阿鲁特氏重新梳头，将双凤髻梳为扁平后垂的“燕尾”。
也不知道完成了多少道程序，阿鲁特氏终于完成了所有的礼节，她不由得一阵激动，从此，她不再是一位普通的女子，而是大清国的皇后，要母仪天下，管理六宫，当然最主要的就是给皇帝生育子嗣。
这一场豪华的婚礼，一共花了１１３０万两白银，相当于清王朝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
阿鲁特氏毕竟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女性，得知这个天文数字以后感到非常不安。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如果把这笔钱花在军备和民生上，岂不是更值得？不久她还得知，有她这种想法的并不止她一人，不少朝廷官员都在她与同治大婚前上过奏折，希望在内忧外患的特殊时期能够节俭办理婚事。
大臣谢维藩就说，皇上这样大肆铺张，只怕给下面的臣子树立了不好的榜样，将来奢靡之事恐怕不止大婚一桩，感到非常忧虑。
大学士倭仁还特地上了《大婚典礼宜崇俭疏》，这个奏折更是在朝廷内外引起不小的震动。
倭仁认为国家的经费是一定的，如果宫廷用得多，军备势必就会少。
时局艰难，实在应该“可省则省，可裁则裁。
总以时事艰虞为念，无以粉饰靡丽为工”，劝慈禧放弃奢靡，考虑节俭。
慈禧的严厉和爱好奢靡是众所周知的，阿鲁特氏固然有其他的想法，但是看看连重臣的劝谏，慈禧都可以不予理会，她心中的想法也只能憋在心里。
尤其是父亲在她出嫁时谆谆告诫过她，伴君如伴虎，不仅在皇帝面前要小心，在两宫太后面前更加要小心。
一言不慎，不仅会改变自己的命运，还会连累皇宫外面的娘家人。

同治皇后阿鲁特氏宫闱之深

阿鲁特氏进宫之后，她与同治的夫妻感情十分融洽。
在大婚的当天晚上，同治还对状元之女进行了一番关于诗词方面的议论，言谈之间皇后脱口背出的唐诗竟然一字不差，使得同治对于新婚的皇后愈发刮目相看。
但她的婆媳关系又是如此紧张。
不管皇后如何小心，都不能讨得慈禧的欢心。
为了给慧妃撑腰，在皇上大婚当天，慈禧就召见了慧妃，尽管按照礼制，这是不允许的。
而阿鲁特氏每次见慈禧，她都感觉这位婆婆矜持有余，亲切不足，有太后的架子，没有亲人之间的关切。
至于慧妃，虽然年纪比自己小，但眉宇间常带着不恭顺的神色。
皇帝大婚之后就意味着皇帝要亲政，这是慈禧的心病。
留恋权力的慈禧并不愿意交出权力，儿子虽然是自己生的，但她早就感到同治和慈安的关系更密切，光绪在亲政之前就曾联合慈安，悄悄地杀掉了自己最宠爱的太监安德海……皇帝尚未亲政，就敢如此胆大忘形，与自己作对，将来还指望他事事顺着自己吗？此次选皇后，慈禧并不愿意选个能干的，以免影响她对权利的控制，偏偏同治再一次地倒向慈安……慈安、同治、同治皇后，这三个人如果联合起来对付自己……慈禧气急败坏，遂把怨气通通都发到了阿鲁特氏身上。
皇上似乎在新婚以后也成熟了不少，不再像个小孩一样的贪玩。
阿鲁特氏早听皇上亲口告诉自己，以前由于慈禧的宠爱，授课的师傅们都不敢严厉管束自己，清朝幼帝一般１４岁亲政，但同治推到了１６岁，因为太后慈禧认为，皇帝年纪大一些亲政更放心。
可是到了１６岁那年，慈禧抽查了一回同治的功课，同治不仅把经文背得结结巴巴，写的文章也漏洞百出。
慈禧不由得勃然大怒，严厉责备了帝师李鸿藻。
李鸿藻又惊又怕，在一次教课当中看到顽皮的同治，气急之下，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同治从未看过师傅哭过，亦很惊慌，他灵机一动，马上把课本上的“君子不器”用手捂住一截，对李鸿藻说：“师傅，您看。”李鸿藻一看，居然是“君子不哭”，才破涕为笑。
就这样，一直拖到１７岁，同治才开始了名义上的亲政。
每次同治为阿鲁特氏讲起这个故事，阿鲁特氏都会为同治的顽皮、任性、善解人意感到无可奈何又忍俊不禁。
作为皇后，她觉得自己有义务让天子真正担当起治理天下的职责，因此和同治在一起的时候，她更以一名女性的温柔和耐心感化同治。
同治婚后，出于对妻子的敬意和爱，果然对政事更加上心。
在深宫里，可以倾心交谈的人并不多，阿鲁特氏从自己丈夫身上得到了些许的安慰，有时心里甚至暗自揣想：虽然慈禧不喜欢自己，但是皇家夫妻能像这样和睦，也算是万幸。
阿鲁特氏和同治大婚时洞房里的油灯，还加上了上好的蜂蜜，寓意夫妻俩将来能够好似“蜜里调油”。
而大婚后两人的感情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婚后，同治去得最多的地方是皇后的寝宫，偶尔也会去一去瑜嫔寝宫，慧妃寝宫去得很少。
慈禧本来就对皇后不满，得知这一情况后，更加生气。
她经常把同治叫到自己所居住的长春宫教训一番，甚至有意无意、明里暗里要求同治少去皇后寝宫，多去慧妃寝宫。
在大婚不久，慈禧就对同治训诫道：“凤秀之女，屈为慧妃，宜加眷遇。
皇后年少，不娴宫中礼节。
勿常往其宫，致妨政务。”这番谕旨很快就传到阿鲁特氏的耳中……慧妃出自世代簪缨的富察氏家族，隶属满洲上三旗的正黄旗，是满洲“八大贵族”之一，以前她的家族里也曾出过皇后，就是乾隆皇帝的孝贤纯皇后。
此后，富察家接连产生出将入相的人物，傅恒、福康安就是这个家族的名臣，堪称是椒房勋戚，是阿鲁特氏根本无法比的。
可皇帝却偏偏不看重家世，而看重德才，看重书香门第出身的阿鲁特氏。
皇上的抉择自然令阿鲁特氏受宠若惊，但慈禧的训斥更让她心里不安。
她到宫里时间也不短了，也听了不少宫里的故事，对这个婆婆越来越畏惧。
她暗暗打定主意，为了皇上，也为了自己，以后要劝皇上多去其他妃子的住处，少到自己的承乾宫来。
阿鲁特氏自小饱读经书，女德更是烂熟于心。
按照书上的说法，长辈与晚辈如果不和，不管什么原因，晚辈都有责任。
在阿鲁特氏心里，慈禧不喜欢自己，是自己做得还不够好，不足以让这个婆婆对自己产生好感。
慈禧的无端怪罪，让这个可怜的皇后更加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以后皇上每次到自己宫里来坐，她都会委婉地劝皇上去咸福宫多陪陪慧妃，同治虽然知道阿鲁特氏的良苦用心，但是一想到贵为天子，连喜欢哪个女人都得掩饰，愈发觉得意兴阑珊。
他不愿意让皇后为难，更不情愿和自己不喜欢的女人在一起，索性哪里都不去，一个人住到了乾清宫。
阿鲁特氏心里非常明白，同治这种举动，是在跟所有的人赌气。
他虽然已经大婚，但还像几年前对待老师李鸿藻一般，有稚气未脱的一面。
他一定在想，现在，所有人都满意了吧，对自己有怨言的人也没法发牢骚了吧？哪里都不去，既可以让阿鲁特氏不为难，也能让慈禧和慧妃无可奈何。
只是阿鲁特氏觉得，这样最辛苦的是同治本人。
做妻子的，非常了解丈夫：现在他觉得很得意，认为自己找到了一种办法来反抗母后，惩罚慧妃，还让慈禧无话可说，只怕长此以往，慈禧还是会怪罪自己没有尽到做皇后的职责，致使皇上任性妄为，冷落六宫……处于青春期的同治既有强烈的逆反心理，又有着青年人特有的激情。
特别是大婚后，他已经体会到风月之情，再让他独处乾清宫本就是很难忍受的。
但逆反心理使得他不可能按照慈禧所设计的去做，以前有师傅陪着他读书，后来有皇后陪着他谈论经史，可现在却要一个人守着偌大的宫殿，漫漫长夜又如何打发？从小就被娇生惯养的同治，开始偷偷溜出宫禁，以寻欢作乐来掩饰内心的凄苦，发泄胸中的郁闷。
当同治微服出宫作践自己，甚至被男风所惑的传闻被阿鲁特氏听到后，她心如刀绞……宫外什么人都有，皇上要是被教唆坏了，大清国怎么办，她自己又该怎么办？阿鲁特氏多次想劝劝同治，不要再跟慈禧太后、慧妃怄气了，只可惜，同治自从搬到乾清宫，就很少再到承乾宫里来。
偶尔来坐坐，心情似乎也不大好，有些可能让皇上不高兴的话，阿鲁特氏只能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她愈发失落，为皇帝也为自己……

同治皇后阿鲁特氏圆明园风波

皇上虽然不到承乾宫，慈禧太后的脸色也没有阴转晴。
言语当中依然有责怪阿鲁特氏的意思。
阿鲁特氏心里的苦水越积越多，却无处发泄。
以至于同治每次到承乾宫来，阿鲁特氏都会婉转地劝他多顺着慈禧，不要让他的母亲生气，也不要让她这个做媳妇的为难。
同治自小同生母的关系就不太融洽，母子不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为了不让皇后夹在中间为难，同治开始试图按照慈禧的意思去办。
为了让慈禧满意，同治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就是将每年孝敬两宫太后的“交进银”大幅度增加。
“交进银”是户部每年孝敬两宫太后的银两。
以往每年为１４万两，从同治十三年起，每年增至１８万两。
阿鲁特氏知道，慈安喜静，但慈禧爱打扮、爱听戏，爱游园，每年开销巨大。
同治此举打的是两宫的幌子，其实完全是为了讨好慈禧。
第二件事，更是让朝廷上下议论纷纷，同治提出重修圆明园，因为慈禧特别喜欢这个园子。
自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后，慈禧太后一直想重修。
早在同治八年，御史德泰在安德海的授意下，奏请两宫太后重修圆明园，并有内务府官员贵祥送上了早已准备好的捐纳章程。
那一次的奏案遭到了恭亲王的强烈反对，以“丧心病狂”来抨击德泰。
其实朝中上下都非常清楚，德泰是没有胆量提出这种主张的，最想修园的是慈禧本人。
在恭亲王的强烈反对下，德泰被革职，贵祥被发配到黑龙江为奴。
慈禧碍于恭亲王在朝中的威信，只好作罢。
此次同治再次提出重修圆明园，圣旨一出，马上遭到包括师傅李鸿藻在内的大臣反对，朝臣均以军需增大、无钱为理由，大有不奉圣旨之意。
要不到钱，圆明园就无从修起，尤其以恭亲王为代表的大臣，多次以户部银库空虚为由，对同治的圣旨置之不理，让发出去的圣旨根本无法执行。
同治想到了对外贸易的洋税，希望可以从中抽取一些银两，户部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并呈上了口气强硬的回奏，奏折当中清楚地告诉同治，现在的钱实在周转不开，所得的一点“洋税”，由于财政紧张，不仅要充作军需，而且还要从中抽出四成建设海军。
同治碰了软钉子，心里自然闷闷不乐。
阿鲁特氏虽然觉得应以国家为重，不要为了一味讨好母后而牺牲国家利益，却又不敢开口。
一旦慈禧得知，自己岂不是又罪加一等？不久，慈禧太后四十大寿，京官均有赏赐，惟独同治的师傅李鸿藻却只得到一幅匾额，上有同治亲笔书法：“锡类延龄”。
阿鲁特氏是何等聪明之人，她马上猜到同治对李鸿藻心生怨气，同治无非在暗示：人人都有母亲，尽孝天经地义，凡劝自己不要重修圆明园者，都是孝心不够之人。
朝廷上下虽然议论纷纷，但是同治重修圆明园的决心并未因此动摇。
阿鲁特氏隐隐约约觉得皇帝和大臣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地要到来了。
果然，户部在恭亲王的授意下，一直都不愿意动用公款来修圆明园，同治就想到了捐纳。
但是圣旨下达很长时间，也不过寥寥十几万两银子，而此间大臣反对修园的奏章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为什么同治如此强硬？阿鲁特氏已经感到同治的良苦用心，皇帝希望慈禧能长期住进圆明园离紫禁城远一点，能多给皇后一点权力，多给自己一点自由……可怜的皇帝，那些王公大臣又怎能了解皇帝内心的苦，阿鲁特氏不禁潸然泪下。
由于修圆明园受阻，同治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了下来，阿鲁特氏甚至从身边侍者口里听到了更糟糕的消息：皇帝打着督修圆明园的旗号，经常到民间游玩，结果园子没有修起来，功课政事都荒废了，“每月到书房不过数次，且时刻匆促”。
皇帝师傅李鸿藻情急之下，上了个奏折，希望同治“每日办事之后，仍到书房……取从前已读已讲之书，逐日温习，以思其理；未读未讲之书，从容考究……勤求法制，屏无益之游观；轸念时艰，省无名之兴作。
”要皇上不要作“无益之游观”。
更令阿鲁特氏震惊的是：一个叫做王庆祺的侍从，为了自己得宠，甚至引诱同治访问花街柳巷。
堂堂一国之君，居然颓废到眠花卧柳，阿鲁特氏不禁悲从心生，她身为皇后不能调节好皇帝同后妃的关系就是最大的失职……情急之下，阿鲁特氏顾不得此前种种顾虑，她要设法把皇帝的心给收回来。
怎奈同治到承乾宫的机会本来就来得不多，而且现在的同治也早已不是新婚时的模样，亲政一年多来，他开始越来越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似乎认为惟有如此才有天子的威仪，甚至不惜顶撞连慈禧都要礼让三分的恭亲王，更不会把阿鲁特氏的话放在心上了。
阿鲁特氏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恭亲王得知有一个叫做李光昭的汉人到处招摇撞骗。
李光昭宣称他在四川等地深山中买有大量木材，为报皇恩，愿意如数捐出修园，于是得到同治所授“奉旨采运圆明园木植李衔”的头衔。
结果不久，四川总督吴棠出来揭发，称十数年来未曾听说有商人在境内购置大量木材存留未运之事，认定李光昭是骗子。
李光昭又跑到湖北，发现木料出山需三年时间，运费太高，又作罢。
最后他从广东香港购置了一批洋木，只值四万五千余两，却向皇帝报价３０余万两。
货到天津港，李又以尺寸不符为由，拒绝向外商付款。
外商是法国人，马上通过使馆照会中国方面，要求出面干涉，此事才完全浮出水面。
恭亲王了解此事之后，认为再不出面制止皇上，局面将不可收拾。
于是联合五位军机大臣和五位御前大臣，上了一份长长的奏折劝谏同治。
在奏折中，他提出了六条建议：奏折呈上，龙颜大怒。
阿鲁特氏得知，皇上那日极其失态，他尚未看完奏折，即说：“我停工就是了，你们还想说什么？”恭亲王既然决定劝谏，当然不会就此罢休，对皇上说：“我们所言不只停修圆明园一事，请允许我读完！”一定要让同治听完。
同治听到最后几条，终于忍不住大发雷霆，对恭亲王呵斥道：“我这个位置让给你，怎么样？”旁边的文祥又急又气又怕，伏地痛哭，几乎晕死过去，被太监扶到廷外。
恭亲王见状，继续劝谏。
同治情急之下反问恭亲王，如何知道自己微服私访是事实，恭亲王早有耳目跟在同治身边，马上把时间、地点一一道来，弄得同治狼狈不堪。
最后只好说，其他都好办，只有修园之事，要请示慈禧太后才能最后答复。
事后，同治诘问恭亲王，从哪里得到的消息，恭亲王告知是其子载。
同治大怒，马上决定报复。
他初下发谕旨，要革除恭亲王和载的一切爵位，并指责恭亲王“离间母子，把持政事”。
在文祥的求情下，才非常不情愿的将圣旨改为将恭亲王降为郡王，载革除郡王衔。
对于同治与恭亲王之间的唇枪舌剑，慈禧实际是坐山观虎斗，而当同治闹到要罢免恭亲王时，老辣的慈禧却把同治给痛斥了一番，如此处置。
慈禧自有她更深的考虑……同治这一系列的过激举动，阿鲁特氏既意外又觉得在情理之中。
皇帝虽然年近二十，但是自小备受宠爱，任性自负。
她很清楚，同治的反击，与其说是表达对停修园工的不满，不如说是发泄私生活的秘密被揭穿的难堪。
六条建议，无非六字：停园工，同治帝进药簿禁微行。
寻花问柳，即使是一般士大夫，也不是什么光彩之事，何况同治从小饱受儒家文化熏陶，非常清楚这不是一个勤政爱民的君主当为之事。
十位大臣同时谏言，恐怕朝廷内外都已经知道自己的私密之事。
同治固然平日倦怠政事，但也非常爱惜自己的声誉，阿鲁特氏不禁感慨万分，同治虽然已经成人，但未经风雨，不禁做事鲁莽，也缺乏从谏如流的心胸……一旦有了微服私访的经历，就很难摆脱外面世界的诱惑；一旦有了第一次寻花问柳的刺激，皇帝的心就很难在回到后妃身上……同治帝还没有子嗣，无论如何，她要乘皇帝还没染上脏病给皇帝生下子嗣，现在已经不是“广圣嗣”的问题，而是皇帝不能绝后，阿鲁特氏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她必须利用皇帝心中对自己还残存的一点点情义，把皇帝尽量留在宫里，留在自己的身边……

同治皇后阿鲁特氏被逼而死

修园的风波刚刚停息，皇上就病了。
开始只是说出红斑，御医李德立开了几服药也就好了，接下来，又传出皇上出天花了。
阿鲁特氏焦急万分，立刻带领六宫供奉“痘花娘娘”，日日为皇上祈福，不仅如此，宫中处处悬挂红布，希望能够为皇上冲喜。
据太医院所保留的“进药簿”记载：同治是在十三年十月三十日生的天花，到十一月十四“痘皮外剥，痂疤渐平”，脉相也是“喜险化平，惟余毒未尽”。
天花已经好了“惟余毒未尽”的诊断说明同治还有其他的病，而且是不能写进皇家病历的只能以“余毒未尽”含混其词，阿鲁特氏自然知道其中的潜台词，她心急如焚，不知道皇帝能不能挺过这一关。
由于“余毒挟湿，袭入经络”，同治腰部红肿、溃烂以至流脓，“外用拔毒膏”根本不起作用，余毒的蔓延使他的“牙龈黑糜”……阿鲁特氏恨不得一天十二个时辰都在病榻旁伺候皇帝，可慈禧不允许。
在慈禧看来，同治病到这个地步，都是皇后的错……阿鲁特氏终于有了一次单独看皇上的机会了，夫妻俩四目相望，千言万语却不知道从何说起。
眼见曾经相敬如宾的丈夫已经病到万难康复的地步，阿鲁特氏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滚落下来。
同治心中更不是滋味，他强打起精神安慰阿鲁特氏说：“你暂且忍耐，总有出头的日子！”这短短的一句话却被慈禧的耳目听到了。
慈禧闻讯，勃然大怒，立即跑到阿鲁特氏面前，揪住她的头发，迎面就是一个耳光。
阿鲁特氏从未顶撞过慈禧，这次却不明就里地受到如此责罚，气急之下说了一句：“我是从大清门进来的，请给媳妇留一点体面。”慈禧太后是偏妃出身，不可能享受从大清门里抬进来的荣耀，皇后的话无意触到了她的伤疤，她决定给这个从大清门里抬进来的人一点颜色看看，立刻叫人杖责皇后。
只有出身低贱的婢女和太监才会使用杖责，现在慈禧却要用此责罚皇后。
同治闻讯大惊，顿时昏厥，这才让阿鲁特氏免除了刑罚。
本来同治已经病入膏肓，经此惊吓愈发衰弱，已经朝不保夕，他在死之前必须为皇后的后半生安排好。
病到这个份上，他最恨的就是自己的母亲，如果当初她不干涉自己的婚后生活，又怎会落得如此地步！是母亲给了自己的生命，但她也正是凭借儿子才当上太后的……同治设法把身边所有的侍从支开，偷偷叫来了阿鲁特氏和他最信任的师傅李鸿藻。
同治问皇后对嗣君有何考虑，皇后明确表示：“国赖长君，实不愿居太后之虚名，拥立稚子，贻误宗社”。
听了皇后深明大义的表述，同治如释重负，便向李鸿藻口述遗诏，立贝勒载澍为皇太子。
洋洋数千言的遗诏草稿拟好之后，同治要李鸿藻回去好生修改润色，拿出正式文本，第二天送回。
李鸿藻虽与同治有很深的感情，但他很清楚得罪慈禧会有什么后果，经过一番掂量，权衡利弊得失，他还是把遗诏草稿交给了慈禧。
慈禧见到遗诏，立刻将其扔到火盆销毁，她既恨同治不念母子之情，更对阿鲁特氏有说不出的仇恨。
若非阿鲁特氏的教唆，同治怎会撇开亲娘，来决定立嗣这种大事？而阿鲁特氏“国赖长君”的表态分明是冲着她慈禧来的。
慈禧只等同治一过世，就来处分这个冤家对头。
李鸿藻的一去不回头，使同治开始感到事态不妙。
他连急带病，不久就到了不能进食，不能入睡的地步。
可慈禧却在此时下达“尽断医药饮食，不许任何人入乾清宫的命令”，同治又熬了一天，终于怀着对皇后的无限牵挂驾崩了，时为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
慈禧给了同治生命，却又无情地摧残了他……而凭借儿子当上太后的慈禧，却在儿子死后依旧赖在太后的宝座上，继续垂帘听政。
在慈禧的主持下，清朝廷迅速立咸丰的侄子——醇亲王之子载为幼帝，年号为光绪。
当初支持同治册立阿鲁特氏为皇后的慈安也已经向慈禧屈服了。
实际上，伴随着同治的去世，慈禧已经没有资格再当太后了，但无论是皇室成员还是朝廷的官员，谁也不敢同慈禧去较真。
在慈禧的淫威下，同治皇后也就成为没有当太后命的女人。
在慈禧决定兄终弟及，立同治的堂弟光绪为君之后，崇绮曾试探地请示慈禧：如何安置同治的皇后？从慈禧的嘴里只蹦出两个字：“殉葬！”慈禧的话惊得崇绮目瞪口呆，但他也只能照办。
他送给阿鲁特氏一个空食盒，暗示女儿绝食而死。
阿鲁特氏当然悟出父亲的意思，也非常明白这就是慈禧的懿旨，摆在后妃五凤发簪她面前的只有一死，无论她愿意还是不愿意……就连父亲也来催她上路了。
同治的遗诏消失了，帝师李鸿藻出卖了同治皇帝和皇后，慈安太后更不会为同治皇后而得罪慈禧……阿鲁特氏并不是怕死，但在同治去世后她才知道自己已怀孕，的确像戏词中说的“娘怀儿一个月不知不觉，娘怀儿两个月方知有孕，娘怀儿三个月呕吐恶心”，从同治生天花去世一共是一个月零五天，正处于“不知不觉”之中；当她知道怀孕时虽然已经立了光绪，但她还是想把同治惟一的骨肉生下来，万一是个阿哥，大行皇帝也就有后嗣了；虽然慈禧已经给她断了御膳，但对于处在呕吐恶心状态的阿鲁特氏来说，她倒也无所谓，她相信太后一旦知道自己怀上同治的骨肉，起码也会让她活着把孩子生下来。
但阿鲁特氏想错了，慈禧对于惟一的儿子留下的遗腹子，也同样恨之入骨，惟恐阿鲁特氏生下皇子，名正言顺地当上太后。
如果自己心肠一软让阿鲁特氏生下儿子，即使事后再把她秘密处死，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自己的下场说不定还会像吕后那样。
汉代吕后所立的惠帝之子在知道祖母杀死了母亲后，愤怒地说：“太后立吾而杀吾母，吾长大必为变”。
儿子都指望不上，还想指望孙子吗？慈禧更加下定了让阿鲁特氏自裁的决心。
在阿鲁特氏已经能进食之后，慈禧依然不许给皇后进御膳，阿鲁特氏彻底绝望了……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二月二十日——也就是同治去世后７５天，饱经磨难的阿鲁特氏才吐出胸中的最后一口怨恨之气，带着未出世的孩子走了……《清代名人传略•载淳传》中对阿鲁特氏之死有如下一段评述：“根据许多记载，皇后当时正怀有身孕，假如是个男孩，她当然会成为太后——摄政的皇太后无疑要防止此事发生……人们谈论起来都对孝钦（即慈禧）极为不满……”是的，在慈禧的心目中，权力永远比亲情更重要。
阿鲁特氏死后被封为“嘉顺皇后”。
既然她已经不能对慈禧的垂帘听政构成任何威胁，慈禧也以赏赐一点点哀荣来显示自己的宽宏大量和不计前嫌。
慈禧专门为已故的同治皇后下了两道懿旨，用来表彰她的嘉德懿行。
懿旨当中措辞恳切，似乎真为自己的儿媳选择殉葬而伤怀。
也许只有地下的“嘉顺皇后”最清楚，她的婆婆是一个怎样的女人。
阿鲁特氏，这个谨守妇德的皇后若不是卷进了同治的立嗣风波，或许不至于被逼死。
但是，即使她能够活下来，也绝对斗不过擅长权术的慈禧，虽然她是满腹经纶的状元之女。
阿鲁特氏死后与同治皇帝合葬于惠陵地宫。
在生前，他们的共枕而眠总是受到太后的干扰，如今在另一个世界总可以享受同穴而眠的恬静了……慈禧立光绪为嗣及阿鲁特氏之死，在政坛上所引起的惟一一点波澜就是吴可读的尸谏。
担任吏部主事的吴可读没有进言的权力，他虽然可以通过高级官员把自己的奏折转呈上去，但由于奏折内容是指责两宫皇太后（实际主要是指慈禧）搞兄终弟及、未给同治立嗣之事，话题太敏感，很难找到愿意为他承担风险的人，于是他决定采取自杀的方式来表达对慈禧等人的不满，以此要求慈禧把光绪将来的第一个儿子作为同治的子嗣……只有吴可读之死，才算是给死寂的政坛投了一颗小小的石子，但所掀起的浪花旋即消失。

同治皇后阿鲁特氏崇绮遗事

阿鲁特氏死了，可是她家族的故事还在继续。
崇绮在阿鲁特氏死后不久，即被免去吏部侍郎的官职，外放出京，屡遭贬谪。
光绪十年，因朝中缺人，才回到京城，任户部尚书。
女儿的惨死让崇绮受到很大的刺激，再回京城，已是奇迹。
他从此更加小心谨慎，对允许自己回京的慈禧愈发感恩戴德。
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年）起，他在政坛再次崛起，历任武英殿总裁、吏部尚书、考试阅卷大臣等职。
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戊戌政变，慈禧开始筹划废黜光绪，另立新帝。
第二年，她决定册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为“大阿哥”，让他作为同治的继承人。
同治有后，即意味着同治皇后也有了子嗣。
光绪二十五年为乙亥年，因此史称“乙亥立储”。
惟慈禧之意是瞻的崇绮自然得到了慈禧的赏识，慈禧任命他到弘德殿担任师傅，专门教未来的天子溥读书。
慈禧计划于庚子年（１９００年）的元旦废黜光绪帝，让溥继位，改年号为“保庆”。
光绪的“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是却赢得了开明士绅的同情。
各国公使出于利益的考虑也不希望“改元”。
舆论的压力使慈禧策划大阿哥登基的计划终未能实现。
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让西方列强深为不满，但是慈禧对各国阻止她废黜光绪帝更是怀恨在心。
国家安危、百姓的生命，在她眼里远不如个人脸面来得重要，任何违抗她的人，都应该受到她最严厉的处罚，洋人也不能例外。
出于此种考虑，她明知“义和团”没有正规的武器装备，但还是半是出于侥幸，半是出于报复，决定利用“义和团”对抗英美等国。
究竟是否利用“义和团”来“扶清灭洋”，当时朝中自始至终都有两派不同的观点，崇绮从一开始就非常坚决地站到了慈禧一边。
历经宦海沉浮的他，已经非常清楚，只有跟紧慈禧，才能飞黄腾达。
更何况溥未能如期继位、“改元”对他也是个沉重的打击，他毕竟是同治皇帝的老丈人，溥名义上的外祖父。
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终于破产。
这年八月，英、法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和一些王公大臣仓皇离京，逃往西安。
慈禧离开北京之前，任命崇绮为留京办事大臣。
在北京城抵挡了一段时间，崇绮终因实力不济，败退到保定，洋人的残酷杀戮让他觉得光复失地无望，自己最终难逃其咎，于是留下“圣驾西幸，未敢即死，恢复无力，以身殉之”的遗书自尽身亡。
崇绮的长子及其全家也继父亲之后自杀身亡。
想当初，崇绮中状元、嫁女儿是何其的风光，而最终却不得善终。
生活在多事之秋，个人的命运已经很难掌握在自己手里。
崇绮，这位第一个蒙古族的状元，不仅为大清朝献出了自己的女儿，也献出了自己与儿子的生命。
与之相关的则是被立为同治与同治皇后子嗣的“大阿哥”溥，因其父端郡王载漪支持义和团也被免掉“大阿哥”的身份，尽管从皇家角度来看，这不过是又回到了预备废黜光绪之前的局面，但清王朝在经历了八国联军入侵、《辛丑条约》的签订之后，已经到了朝不虑夕的地步……

光绪珍妃他他拉氏维新启蒙

光绪像在清末历史上，除慈禧之外，珍妃就是最具传奇色彩、最受人瞩目的妃子了。虽然她只活了短短的２５年，但在其逝后的一百多年里，人们依然对她的故事津津乐道。每当人们游览至故宫，都会在“珍妃井”边追古抚今，为她和光绪的爱情落泪，为珍妃多舛的命运唏嘘，虽然这里早已物是人非，香魂远逝……珍妃是光绪皇帝最宠爱的情人，隆裕皇后最嫉妒的妃子，也是慈禧太后最痛恨的女人。她是维新变法中的弄潮儿，也是宫廷斗争中可怜的牺牲品；她曾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因多次违制而获杖责，她曾有过不同凡响的政治抱负，却因此而死于非命；她在幽禁多年后被投入冰冷的井水，却在死后享尽了连她自己都想不到的哀荣。
十九世纪末的广州城，外商云集，风气开明。
受其父亲长叙的委托，珍妃和她的姐姐（即后来的瑾妃）自幼跟随伯父长善在这个开风气之先的城市长大。
珍妃聪明乖巧，长相伶俐，很受伯父的宠爱。
在和伯父相处的过程中，她发现长善虽为满人，但是却特别喜欢中原文化，除了自己在闲暇时阅读经书之外，还喜欢与汉人当中的名士切磋交流，最常来内府的客人是于式枚和文廷式。
长善不仅与他们谈天说地，还特别礼遇、敬重这两位先生。
尤其是文廷式（光绪时被录为榜眼），长善尤其欣赏，深交之后，将年幼的珍妃、瑾妃交给这位具有开明的教育思想家管教。
文廷式不同于旧式官宦家庭延请的西宾，只教女学生读书，无非让她们初通文字，谨守妇德，更好地相夫教子，而文廷式则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他在自己的《文芸阁先生全集》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教育之最要之处是重视“小学”和“妇学”。
他认为一个人是否可以成材，关键在于他在青少年时代是否受到良好的教育。
同时，女性的教育也非常重要，读书不是男人的专利，还要“使妇人日以学问为乐”。
更可贵的是，他不仅仅局限于要求妇女和儿童受到同样的教育，还进一步提出若女性可以受到良好教育，她们就能够在与孩子朝夕相处的过程中提高孩子的素质，进而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
因为人在１０岁以前，最重要的老师就是自己的母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但非常遗憾的是，中国的母亲，在社会风气和传统的压力下，十之八九都是文盲，她们对家庭以外的事情本来了解就很少，如果她能够让自己的孩子懂一点日常生活的基本礼节，就已经是很不错的母亲了，更少有母亲有能力做到让孩子稍稍了解一点为学之道。
所以“妇学不明，则小儿之幼学己误”，孩子早期教育的不足是因为母亲受教育程度过低导致的。
文廷式让“妇人日以学问为乐”，懂“外事”的观点，一扫传袭已久的陈腐风气。
这种从女性入手提高整个民族素质的思想，现代人看来是常识，而在提倡“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清末，对年纪尚小的珍妃来说，无疑是振聋发聩之声。
文廷式在给珍妃讲课时，珍妃立即发现自己的这位老师和以前伯父请来的私塾先生大不一样。
父兄的宠爱，师长的开通，使她并不像其他大家闺秀一般，谨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
她的天性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压抑，而且还接受了不少文廷式有意无意灌输的维新思想。
原来，作为一名女性，除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阁生活，还有另一种更让人神往的生活方式，她内心之中为此萌发出丝丝激动。

光绪珍妃他他拉氏千里姻缘

光绪十三年冬，光绪皇帝在体和殿选秀女。
在层层选拔之后，还剩下最后５名备选的秀女。
其中，有慈禧太后的亲侄女，还有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以及珍妃、瑾妃。
第一次来到皇宫内廷，珍妃的心情格外紧张。
她在家就听母亲说起，选中皇后者，皇帝递如意；选中妃嫔者，皇帝赏荷包。
光绪将如意递给了慈禧的侄女，将一对荷包，分别赏给了自己和姐姐。
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农历十月初五，礼部左侍郎长叙终于接到朝廷懿旨，册封他的两个女儿为光绪皇帝的瑾嫔、珍嫔，于是姐妹从已经相当开化的广州来到泥古不化的京师。
皇宫里的生活对珍妃来说，是既陌生又新鲜的。
在这里，她听到了更多关于慈禧的传言。
宫人们私下里议论，同治死后，朝廷为什么没有从其下一代“溥”字辈当中选择继承人，而是选择了和同治同是“载”字辈的光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慈禧想继续掌握实权。
要知道，做了太后，就再也没有“垂帘听政”的资格，而且还要把权利移交给和慈禧本来就不和的同治皇后阿鲁特氏。
这在慈禧看来是不可能容忍的事情。
因此，尽管民间颇有微辞，甚至还有一个叫做吴可读的文人以死相谏，希望朝廷能够立同治的下一辈为帝，但是谁都改变不了慈禧的意愿。
在选皇后这样的问题上，有了阿鲁特氏的教训，慈禧特别希望皇后是自己的心腹，这样既可以在管理后宫时少些障碍，又可以借此继续控制皇上。
珍妃听说，皇上在选妃时，原本是非常喜欢江西巡抚德馨的二女儿的，但是由于慈禧担心她将来和皇后争宠，干脆将德馨的两个女儿都打发回了家。
身为皇上，不仅不能独立地执掌国家朝政，甚至也不能为自己的婚姻做主，珍妃不由得对自己原本生得清秀的丈夫又生出许多怜悯之情来。
珍妃长得漂亮、天性聪明、又有才干。
而且她初来乍到，还没形成那么多的人事纠葛，这位姿容曼妙，气质卓然的东方女性，是死寂的紫禁城里一束温暖的阳光。
年轻的光绪皇帝，本来就不喜欢由慈禧做主为他挑选的隆裕皇后，珍妃的出现，更使他情不自禁地将自己的爱情给予了这个入宫时年仅１３岁的皇妃。
有些野史甚至宣称，光绪皇帝喜欢珍妃，是因为他生理上有缺陷，不能过正常的夫妻生活，所以对后宫诸位妻子都没有什么兴趣，并且曾经让长自己几岁的隆裕皇后颇有怨词。
而年纪尚小的珍妃，还不谙人事，恰好是光绪一个不错的玩伴。
不管这段传闻是否可信，光绪皇帝对珍妃的确有着特殊的宠爱。
珍妃平时虽然依礼制住在景仁宫，但是她不仅经常被允许和皇帝同居养心殿，还经常允许和皇帝一起吃饭。
都是不满２０岁的年轻人，珍妃活泼爱闹的性情使光绪有机会从皇帝的威严和公务的繁忙中偶尔挣脱出来。
珍妃不仅擅长书画、下棋，而且还经常与光绪玩“易装”的游戏，女扮男装后的珍妃颇有几分飒爽的英气，光绪在开心之余又多了一份疼爱。
事实上，最开始，就连慈禧都非常喜欢这个俏丽活泼的小姑娘。
觉得她身上有自己年轻时候的影子，赞叹她的欢笑给冰冷后宫带来的生气。
珍嫔心灵手巧，大字写得非常漂亮，这让慈禧太后非常欣赏。
以至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逢年过节，慈禧干脆让珍妃代自己写“福”写“寿”字，用它们来赏给大臣。
宫廷里礼节繁琐，每逢祭祀或大典，请安、磕头的礼数数不胜数。
与皇后屡屡出错相反，珍妃不仅一学就会，还做得落落大方，让慈禧在心里又添了一层满意，她甚至开始让珍妃在身旁侍奉自己批阅奏章了。
宫廷的生活虽然珠环翠绕，荣华富贵享受不尽，但是清规戒律毕竟更让人感到窒息和压抑。
慈禧在得闲时也喜欢到中南海、北海、颐和园、圆明园、静宜园等处散散心。
很多时候，她都会叫上珍妃，因为珍妃的天真无邪能为平素安静的皇家园林增添许多欢笑和快乐。
森严的皇宫终究容不下这么恣意的行为。
自古美人招妒，树大招风。
如果宠爱珍妃的光绪，关心珍妃的文廷式，能够稍稍提醒珍妃在皇宫生活的诸多禁忌，也许很多矛盾至少不会来得那么快。
然而历史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对珍妃来说，快乐是如此的短暂，接下来是一次又一次，越来越严厉的责备和处罚。
一直得到上天眷顾的她，命运却似乎从此开始转了个弯……

光绪珍妃他他拉氏美人遭妒

光绪对珍妃的宠爱招来了隆裕皇后的嫉妒。
隆裕是慈禧亲弟弟桂祥的女儿，慈禧的内侄女，姿色平平，而且比光绪大三岁。
虽说民间有“女大三抱金砖”之说，但光绪对这位太后派来监视自己的表姐绝无半点好感。
联姻除了给叶赫那拉氏家族带来荣耀，对于她本人实在是守活寡。
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光绪常常陷入痛苦的思虑之中。
如果依旧按照祖宗的家法来统治，不可能改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状态，而要在政治上有一星半点的改变，不通过老佛爷是根本不行的，光绪不过是老佛爷手中的一个傀儡。
以隆裕的孤陋寡闻，根本不可能同光绪有共同的语言，更何况她的全部心思都用在讨好太后上，她宁肯守活寡，只要能保住皇后的名分，只要能母仪天下，她绝不会对苦闷的丈夫有一丝的同情。
尽管她自己可以把丈夫抛在一边，却不允许光绪把感情倾注到受到维新思潮熏陶的珍妃身上。
对光绪的情感，隆裕还真有点曹操手中鸡肋的味道——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她于是把全部怨恨集中到珍妃身上。
隆裕的不满当然影响到慈禧，珍妃在宫中的位置开始变得微妙起来。
不久，珍妃私开照相馆之事就被隆裕皇后告发了。
虽然是深宫，但是珍妃总有办法找到自己的乐趣——她爱上了照相。
当时，西方的相机已经传入国内，但还是稀罕之物。
就像很多舶来品一样，许多国人对相机有偏见，认为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是“西洋淫巧之物”，而且认为相机会摄走人的灵魂，照多了就会减寿乃至死亡。
可是珍妃毕竟还是一个半大的孩子，她对一切新鲜事物都非常好奇，于是，光绪二十年，珍妃将一架相机带进了宫中。
珍妃不仅给自己照，也给别人照，还教会了光绪和不少太监怎样照相。
除此之外，她还照了很多男装照。
我们从现存的她的许多易装照片中还可以看到，当年的她是如何的兴味盎然，乐此不疲。
清代后宫惯例，皇后每年例银不过２０００两，妃不过３００两，嫔２００两，除了个人用度，还要拿出一部分打赏下人。
珍妃平日不会计划，难免一年下来总会出现亏空。
她想到照相术在中国还是稀罕的事物，于是私下拿出自己的积蓄，让身边一名叫做戴安平的太监在东华门外开了一家照相馆，希望借此可以让手头宽裕一点。
隆裕皇后无意中得知喜爱照相的珍妃居然在宫外出资开设照相馆，马上告知了慈禧。
慈禧其实自己也非常喜欢照相，现存的慈禧的相片要比珍妃的多得多，她对照相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反应。
但是她对珍妃居然敢背着自己在外开店大为光火，“以为宫嫔所不应为”，认为珍妃仗着光绪喜欢，根本就没有把自己这个老佛爷放在眼里，对珍妃开始大为不满，借口珍妃不守祖宗的家法，把她狠狠教训了一通，并将开照相馆的太监戴安平当场打死。
慈禧控制下的后宫是不能允许有独立思想的人存在的，光绪尚且不能有自己的想法，更何况珍妃呢？珍妃在宫中的地位，急转直下。
有一次，光绪一时高兴，赏给珍妃坐八人抬的大轿。
这本来也没有什么，偏偏被慈禧碰到了。
慈禧不仅把珍妃痛斥了一番，而且为了警告珍妃，把轿子也给毁了。
这件事本由光绪起，光绪得知后也很尴尬。
因此，当隆裕为此事在光绪面前说起珍妃的不是时，光绪不由得大为恼怒，把怨气全撒到了隆裕的头上。
据后来一位刘姓宫女回忆，光绪当时甚至动手打了隆裕。
这样一来，珍妃不仅引来了隆裕的怨恨，而且慈禧知道以后，愈发觉得珍妃把皇帝带坏了。
过了不久，光绪用库存的珍珠和翡翠做成了一件珠光宝气的旗袍，偷偷送给了珍妃。
不想珍妃私下穿着与光绪在御花园里散步时，竟然被慈禧撞见了。
慈禧大为生气，因为凭着珍妃的等级，无论如何也不能穿着如此珍贵的服装的。
慈禧不仅当即让太监脱掉了珍妃的这件外套，而且还杖责了珍妃三十下，慈禧就是要借此给珍妃点颜色看。

光绪珍妃他他拉氏捐纳风波

光绪二十年，慈禧六十大寿。
为了庆祝自己的生日，特许王公大臣、后宫嫔妃普升一级，珍妃和姐姐瑾妃当时还为嫔，于是也依例将在该年的十月晋升为妃。
但是尚未等到正式册封，就发生了一系列让珍妃难堪的事情。
这一年，一个叫耿九的人，希望谋取粤海道官职，还有一个叫做宝善的人，希望出钱免罪，他们于是行贿了与珍妃较为亲近的两个太监：王长泰（王有儿）、聂德平（十八），都指望疏通珍妃之后，她能找机会在光绪面前美言几句。
珍妃毕竟还太年轻，在太监的游说下，根本没有细想这种事情的严重后果，便做了一生中最愚蠢的事情：答应了替他人跑官。
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光绪二十年甲午（１８９４年）四月间，珍妃又为玉铭谋得四川盐法道的肥缺。
按例新官放任，后妃流苏簪二皇帝需要召见一次。
光绪在召见时问玉铭曾在哪一衙门当差？居然回答是在木厂，光绪惊讶之余，要求玉铭当场写下简历，玉铭竟“久久不能成字”，光绪大失所望，只好另下一旨，说明新授四川盐法道的玉铭，在皇上询问其公事时，大多都并不熟悉，不能再授予这个职位。
其实在清代，买官（即捐纳）并不是地下交易，而是政府许可行为。
清代中国选官有三种途径：荫封，科举，捐纳。
所谓捐纳，即平民通过捐纳财物来获得官职；生员可以通过捐纳财物成为贡生和监生；也可以得到低级官吏的虚衔或实任，官吏通过捐纳财物可以晋级。
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年），清朝正式颁布了制度，以后历朝沿袭，且捐纳数额愈来愈大，由捐纳而得官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一直到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才明令禁止。
很多著名的人物都是由捐纳走向仕途的，著名文人李慈铭，洋务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华衡芳、徐寿、李善兰、郑观应、薛福成，甲午战争中牺牲的北洋舰队“致远”号管带邓世昌，他们中甚至还有“戊戌六君子”之中的谭嗣同、杨深秀，以及资产阶级革命家徐锡麟等等。
清代的捐纳和现代人理解的“买官鬻爵”还是有所不同的。
但珍妃却在不知不觉中得罪了以慈禧、李莲英为首的利益集团。
《国闻备乘》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总管太监李莲英有养子四人，福恒、福德、福立、福海，各捐郎中，分列户、兵、刑、工四部候补，亟请于孝钦谋实授。
一日，刑部尚书葛宝华入见，孝钦以福海托之，宝华曰：‘与以小乌布则可，补缺当遵部例，臣何敢专？’孝钦默然，不敢言破例也。
鲁伯阳进四万金于珍妃，珍妃言于德宗，遂简放上海道。
江督刘坤一知其事，伯阳莅任不一月，即劾罢之。”“乌布”，是满语中差事的意思。
在清代，各部郎中以下的官员，凡实际负责办事之人，都称为“乌布”，是较为低级的官员。
慈禧想帮李莲英为其四个养子说情谋官，结果都被刑部尚书以“补缺当遵部例”的理由给驳了回来，而且只肯给“乌布”这样的低级职位。
而同样性质的事情，珍妃却通过光绪为他人谋到了清代为正四品的“道员”职位。
这件事情被人揭露出来之后，使得慈禧对珍妃极为厌恶。

光绪珍妃他他拉氏袒而杖之（1）

连续发生的变故，像噩梦一样缠着珍妃。
惊魂未定的她，原以为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没想到，还有比这更坏的事情。
同年，隆裕皇后也想在光绪面前说情，为舅舅谋福州将军的缺。
为了保证事情万无一失，她想到光绪最宠爱的是珍妃，便希望珍妃为她出面。
珍妃出于各种考虑，认为自己不方便出面，于是对隆裕皇后说：“谁去说都是一样”。
对珍妃的回绝，隆裕大感意外，认为珍妃根本没有把她这位“六宫之尊”放在眼里，不由得恼羞成怒，跑到慈禧那以恃宠卖乖、欺压皇后的罪名告了珍妃一状。
慈禧听后勃然大怒。
隆裕皇后是自己的亲侄女，她能当皇后，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的意思，不敬皇后就是不敬太后。
就在这一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
甲午的战败以及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的签订，都极大地刺激着光绪。
痛定思痛，光绪对维新思潮的热情越来越高，在言语中多次透露希望中国能够效法日本明治维新，通过改革从此走向富强，这让珍妃也激动不已。
珍妃素来深受老师文廷式维新思想的影响，在私下里与光绪讨论时，是倾向于希望光绪采纳主战派意见的，她支持光绪在国家治理上更多地发表自己独立的意见。
时间一长，光绪、珍妃和慈禧的矛盾越来越深。
也使他们和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对立起来。
不久，文廷式和珍妃的堂兄志锐上奏光绪，公开批评李鸿章在与日本作战中没有尽自己的全力，对日态度过于软弱，致使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说到李鸿章，目前有一种“很新”的观点，认为在战场上失败的情况下不可能指望李鸿章能在谈判桌上争取到好结果。
其实这观点并不新，列宁早就说过：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
问题是，由李鸿章创建并辖制的北洋水师是全力以赴地投入了中日之间在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中期的这场殊死战斗了吗？那么多的北洋军舰不是在水战中被击沉，而是躲在威海卫被日军掠走，李鸿章对此难道就不该负一些责任吗？志锐对李鸿章的弹劾，既让珍妃钦佩，又为此举担忧。
因为珍妃非常清楚，李鸿章的消极避战，固然有他自己想自我保全的思想作怪，也跟慈禧的指示密不可分。
一直以来，慈禧都抱有一丝幻想，希望“以夷制夷”——利用日俄矛盾来对付日本越来越大的野心，不希望与日本产生正面冲突。
另外，甲午海战失败也和军需银两被挪用修建颐和园有关。
慈禧当年为了自己六十大寿，执意要动用海军军费重修在１８６０年被英法联军毁掉的圆明园，当时遭到了光绪和翁同极力反对，但是也无济于事。
因此，现在志锐这份措辞严厉的奏章不仅得罪了李鸿章，实际上也得罪了慈禧。
擅长权术的李鸿章授意其心腹，御史杨崇伊上奏光绪，说文廷式企图支持珍妃取代隆裕皇后、支持皇帝亲政。
这个奏折触到了慈禧的心病。
光绪自４岁入宫始，就一直在慈禧的控制下。
即使在所谓的“亲政”之后，掌管实权的依然是慈禧。
不论是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的定夺，还是主要官员的任免、考核、奖惩，都需要先请示慈禧。
直到戊戌维新时期，光绪不过是空有皇帝的虚名而已。
光绪后来推行变法，主观上固然是要变法图强，抵御外辱，客观上也会削弱慈禧的权力。
这一敏感的话题使慈禧想到，至锐、文廷式胆量如此之大，无非是杖着珍妃的关系，珍妃如此胆大，无非是以为皇帝喜欢她。
想到这里，慈禧对文廷式、志锐和珍妃充满了怨气。
她于是借这个由头，对这三个人一一加以贬斥。
而李莲英在珍妃宫中搜到文廷式的书信，“内多指斥之辞”，遂下旨以“交通宫闱，扰乱朝纲”的罪名，将文廷式革职，赶出毓庆宫，永不录用；将志锐贬职，由礼部侍郎调任为偏远的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慈禧认定珍妃想要取代自己钦定的皇后，决定严惩珍妃。
据当年《故宫周刊》“珍妃专号”的白姓宫女回忆：“后本慈禧之女，平日有对后不敬者，慈禧严刑责罚，谓正宫中体制也。
今闻忤后者，乃素不善之珍妃，其愤怒之状，较之平日之十倍而不止。”当时慈禧居住在南海仪銮殿，她把侍奉珍妃的宫女、太监等叫到仪銮殿，当面询问珍妃平日的起居状况，“叱咤备至，凛不可犯”。
慈禧的严厉使太监非常恐慌，但仍坚持说珍妃平日恭谨，并无任何越理违规之处。
慈禧太后听后勃然大怒，怀疑太监私下拿了珍妃的好处，为珍妃隐瞒了实情。
于是命令掌刑太监杖责，打得珍妃宫里的太监皮开肉绽，但是那太监始终不肯招认。
当时珍妃也被叫到一旁陪审，慈禧看撬不开下人的嘴，便把怒气全都撒到了珍妃身上，命掌刑太监掌嘴珍妃，逼珍妃招供。

光绪珍妃他他拉氏袒而杖之（2）

珍妃出身名门，平日又深受皇上宠爱，何曾受过这种委屈，羞愤难当，但也没有说出让慈禧认定的罪状。
在《国闻备乘》当中，慈禧曾就买官一事责问珍妃：“他事犹可宥，汝宁不知祖宗家法而黩货若此。
谁实教之？”珍妃反唇相讥道：“祖宗家法亦自有坏之在先者，妾何敢尔？此太后之教也。”一语戳中了慈禧的软肋，让慈禧气结于胸。
同治死后，本应从下一代的溥字辈中挑选新君，但那样的话，慈禧就成了太皇太后，再没有资格垂帘听政了……慈禧本来就理不直，珍妃的顶撞让她当场难堪。
试想这紫禁城内，有谁能违背她的意志？于是下令对珍妃“袒而杖之，降贵人”。
什么叫“袒而杖之”，说白了，就是脱了裤子赤身露体地挨板子，不仅肉体遭受酷刑，而且人格也要遭到极大凌辱。
别说是在皇宫内院里，就是寻常百姓家有几个婆婆能跋扈到当众剥了裤子打媳妇的地步？至此慈禧仍不肯善罢甘休，还立刻夺了珍妃和姐姐瑾妃的封号，均降为贵人，同时马上要求光绪发布了正式的上谕，宣称此举是为了“以示薄惩，而肃内政”。
不久，慈禧设禁牌两块。
一块专为珍妃、瑾妃而设，谕曰：“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一，奉皇太后懿旨：瑾贵人、珍贵人着加恩准其上殿当差随侍，谨言慎行，改过自新。
平素装饰衣着，俱按宫中规矩穿戴，并一切使用物件不准违例。
皇帝前遇年节照例准其呈进食物，其余新巧稀奇物件及穿戴等项，不准私自呈进。如有违例，重责不贷。特谕。”为了帮助隆裕树立威信，慈禧还特意为隆裕做了一块禁牌：“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一，奉皇太后懿旨：皇后有统辖六宫之责，俟后嫔妃等如有不遵家法，在皇帝前干预国政，颠倒是非，着皇后严加访查，据实陈奏，从重惩办，决不宽贷。钦此。”显然希望借此事帮助隆裕树立六宫中的绝对权威，借隆裕更好地管束珍妃。
此事涉及的人数众多，光前后打死的太监就有六十余人，一时间宫内气氛萧瑟。
珍妃当天回宫后，“哀毁异常”，她心灵所受的伤害、摧残远远超过了肉体，对她来说就差一个死字了。
当时慈禧不想因此与光绪的关系弄得太僵，转而又送给珍妃八盒食品以示自己的宽大。
对珍妃来说，别说是八盒食品就是八十盒、八百盒也不可能抚慰一颗受尽凌辱、摧残的心……喜怒无常的慈禧到了第二天，突然下令到同豫轩去看看。
路上看到一个太监没有穿符合礼制的袍子便勃然大怒，命令随从杖责。
但当时宫杖没有带在身边。
慈禧余怒未消，居然命令下属用所乘轿的轿杆将这个可怜的太监打得死去活来。
等到她到了同豫轩，才知道已经在那里候驾的皇后隆裕、珍妃、瑾妃都因听说慈禧今天又大发淫威而惊吓得昏厥过去，且“僵而不苏”。
慈禧派人去瀛台告诉光绪，想看看光绪的反映。
光绪早就听说头一天的事了。
对慈禧派来的人说：“死就死了。”并赌气地说即使都死了，以后也永远不再立后。
光绪的表态很耐人回味，本来是后、妃被吓昏，他却特意提到皇后，所谓不再立后的隐台词就是：即使皇后被吓死，对他也无所谓……虽然一年以后，恢复了珍妃的封号，但是她非常清楚，举步维艰的宫廷生活的开始。
宫廷中的政治斗争不允许弱者犯错，每一次大意都是致命的。
珍妃从小的生活环境没有教会她怎样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生活，没有教会她向强权低头、仰人鼻息的为人，也没有教会她察言观色、进退自如的做人。
她的导师文廷式从小为她灌输的维新思想，而且她已经把这些都刻印在每根神经上，不像她的姐姐仅仅是听听而已。
珍妃的性格及思想倾向，既使她能同光绪情投意合，又造成了她的人生悲剧。
古老、枯朽、闭塞的紫禁城，容不下一个鲜活的、有生气的、有维新意识生命的存在。
珍妃与慈禧更大的冲突——面对中国政局凄风苦雨的不同选择，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光绪珍妃他他拉氏戊戌政变

如果不是生活在波谲云诡的清末，如果清朝的气数未尽，如果西方列强没有穿过太平洋……珍妃的得意也好，失宠也罢，都不过是重复大多数后宫妃子拥有过的命运。
我们还不妨假设：若她从此小心做人，且足够幸运，能为光绪带来皇子，说不定能够母以子贵，平安度过一生。
可惜，历史没有给珍妃留下这样的机会，而且珍妃的独立思想、独立人格，更为她的凄凉收场早就做了诠释。
据曾在宫中给慈禧当过两年侍从的德龄记载：光绪“聪明好学”，“通晓各类事务”，但慈禧在归政后依旧大权独揽、处处掣肘，根本不给光绪施展政治才能的机会，不仅在重大政事当中光绪要服从慈禧的意旨，即使是自己的家务事，他也未必可以做。
要让皇上摆脱慈禧的控制，比登天还难。
皇帝要真正亲政，还需等待时机。
１８９５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甲午海战中国大败后公车上书，珍妃的老师文廷式还参与组织了“强学会”。
这些维新派认为一个国家“变则存，不变则亡”，事物和真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古代对的道理，今天不一定还适用；今天对的东西，明天也可能是错的。
“时异久暂”，“是非递改”。
所以，变法既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同时又是一个开明国君的要务。
维新思想给珍妃带来了思想上极大的震动，她从老师文廷式、丈夫光绪的言谈中听到的一些国家政事，也让她开始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感到深深的担忧。
而她的丈夫光绪更在维新党人的鼓动下，燃起了重振朝纲的愿望。
１８９８年，他重用康梁，给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四人赏加四品衔，令其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
并采取“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的办法，在尽量不得罪守旧派的基础上实施革新。
光绪每每在下朝以后，即到珍妃居住的景仁宫欣喜地告诉珍妃，慈禧是支持变法的。
自己关于改革的章疏，上阅后送给慈禧披阅，都得到了默许，有的上谕，甚至是以慈禧的名义颁发到各省。
甚至很多改革措施，是在慈禧的帮助下推行的。
比如维新派提出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朝中重臣屡有争议，最后军机大臣要求光绪请示慈禧，慈禧明确表示同意，八股取士的制度才正式得以废除。
珍妃猜想心高气傲的慈禧也未必希望在洋人面前低声下气。
而且名义上已经还政于帝，只要不触及自己的根本利益，慈禧对变革，不会加以阻拦。
珍妃在情感上是同情维新党人的，也是支持光绪变法的，而且由于慈禧在戊戌变法之始的开明态度，让珍妃不再顾忌自己的言行，“日夜怂恿，上为所动”。
她常通过志（至锐的弟弟）把宫中的一些机密消息告诉维新党人。
但是珍妃多年来和慈禧生活在一起，她并没有自己丈夫这样乐观，因为通过过去的种种风波，她已经非常了解慈禧的脾气。
对于慈禧来说，最重要的永远是自己的权力，如果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削弱自己的权力，这个强悍的女人会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慈禧对革新的开明程度并不是像光绪所认为的那样，她对光绪是存有戒心的。
细心的珍妃还记得，在公车上书后不久，慈禧就将自己的老师文廷式赶出了北京。
而戊戌变法一开始，慈禧就逼着光绪将自己的老师翁同“开缺回籍”。
翁同在甲午海战当中是主战的，在《马关条约》当中是反对割台的，他教育了光绪二十多年，不但是光绪最尊敬的老师，也是光绪最信任的朋友，文廷式、康有为等人都是他推荐的。
珍妃推测，慈禧此举无非是希望削弱光绪的势力，将来如果变法超过了预想，一切还都能在太后的控制之中。
但是如果变法失败，迎接光绪和自己的，恐怕是比被贬斥的文廷式、翁同更悲惨的命运吧。
想到这里，珍妃不禁为丈夫和自己的命运感到深深的担忧。
但是，光绪改革的热情很快就感染了珍妃，她已经顾不得想那么多了。
但不幸的是，时局的发展证明珍妃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珍妃了解自己的丈夫改革的决心和勇气，在光绪主张的变法建议中，有“兴民权，设议院，立宪法”一条，他提出用西方的君主立宪制代替传统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但是政体一旦改变，皇家的绝对权威将不复存在。
即使光绪愿意，慈禧也不能同意。
果不其然，珍妃从光绪口中得知慈禧可能准备改立新君。
闻此消息，珍妃心里万般焦急，假如光绪被废，她在宫中惟一的保护人都失去了，她将面对的又是怎样的凄风冷雨。
光绪更是心中万分焦虑，谭嗣同等虽有治国方略，却手无兵权，万般无奈之下，他们想到利用袁世凯的新军来保护光绪。
康有为于是对光绪进言，天子手无寸兵，难以举事，不如召袁世凯入京，利用他手中的军队逼慈禧退位……就这样，当年的八月初，在康有为等人的授意下，光绪三次召见袁世凯，于第三次召见时赐袁世凯以密诏，表明自己准备废黜慈禧、诛杀荣禄的决心。
珍妃对这个办法虽然心存惶恐，但是她又何尝不希望对自己异常狠毒的婆婆慈禧能由此被废黜呢？对光绪的决定，她每日都很担心，但又在心里祈祷政变能够顺利完成。
可是，维新派并没有把心中所有的想法都告诉光绪。
康有为曾私下里和同党商量：“奏之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
他们准备对皇上之说兵谏慈禧，逼其退位，但是暗地里希望借新军包围颐和园、继而杀掉慈禧。
维新派和光绪、珍妃都高估了袁世凯。
他在答应了光绪的要求之后迅速投奔了荣禄，荣禄随即告诉了慈禧。
珍妃和光绪不久得到了消息，但此时两人都已经无计可施。
慈禧当然恼羞成怒，立即囚禁了光绪皇帝，并以最快的速度对维新党人进行反击，戊戌变法变成了戊戌政变。珍妃参与戊戌变法，使慈禧大为愤恨。宫中的禁牌还未褪色，这个“不守本分”的妃子又开始和她对抗。
在将光绪幽禁在瀛台之后，珍妃也被慈禧幽禁起来，关在一个叫做北三所的地方，她不仅再也见不到光绪，连人身自由也被剥夺了。
她身边的多名太监，因为为她通风报信，直接或者间接参与了维新变法，被慈禧严厉地处分。
重则死刑，轻则“板责”、“枷号”。
其中一位叫做戴恩如的贴身太监，被慈禧斥为“干预国政，搅乱大内，来往串通是非”，在处分当天就被活活打死。
慈禧对太监最是残忍，为了加强对太监的管理，宫里曾设了专门关押太监的监狱，叫“慎刑司”，还在慎刑司里设立了一种“气毙”之刑：就是把犯了错误的太监，用七层蘸湿了的白棉纸，将口、鼻等“七窍”封起来，然后再用刑杖打死。
戊戌变法后，慈禧就用这种“气毙”之刑处死了许多珍妃宫中的太监，手段及其残忍。
慈禧最后宣布，任何人都不得为幽禁中的珍妃传送信息，如果违例，就地正法。
凄惨的冷宫生涯对锦衣玉食多年的珍妃来说，无疑是一种最残酷的惩罚。
但是更残酷的是要面对变法失败的结局。
她惦记自己的姐姐瑾妃，瑾妃为人谨慎小心，却多次因为自己受到连累；她牵挂自己的丈夫光绪，不知道他将受到怎样的责罚，也许两人永无见面的可能；她恨两面三刀的袁世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出卖了皇帝，出卖了变法，出卖了国家振兴图强的事业；她甚至有些埋怨维新党人，书生意气，不仅没有能够实行改革，反而将她和光绪置于万劫不复之地，她知道慈禧不会放过自己……虽然慈禧有意隔绝珍妃与外界的联系，但她还是断断续续知道了一些外面的消息：光绪被囚禁在瀛台，六君子就义菜市口。
最令她震惊的消息是，光绪二十六年，也就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的第二年，慈禧发布了“招团御侮”的宣战上谕，让义和团的法术与西方列强的钢炮对抗。
珍妃听到这个消息，不由得深深地感到悲哀。
甲午海战，一个刚刚崛起的日本尚且不能抵挡，同时对多国宣战，古老的中国将会有怎样的命运？在慈禧的心中，国家、民众、疆土都不重要，只有自己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慈禧由过去的软弱突然转向强硬，并不是她觉醒了，而是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对英、美等国给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予以逃跑的机会，对列强在废除光绪问题上的对立态度十分仇视。
在科技日益发达的时代，慈禧居然还相信义和团的“刀枪不入”的法术能够克敌制胜，泱泱大国的政权所有者竟然如此愚昧，国家的前途又在哪里？冷宫中的珍妃又增添了一份伤心与焦虑。

光绪珍妃他他拉氏珍妃之死

关于珍妃之死，正史的记录都语焉不详。
野史和口述史料的记录详细，但可信度不及正史，且版本很多。
野史和口述史料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珍妃是自己投井还是太监崔玉贵在慈禧的命令下将其投入井中的问题上。

野史与口述史料相比，口述因为亲历或从亲历者口中听到，相对可靠。
珍妃之死流传最广的两种版本是太监小德张过继孙张仲忱在《我的祖父小德张》一文中的叙述。
他转述了小德张的回忆。
据他回忆，小德张谈起珍妃时说，当年八国联军进城后，慈禧也来到了御花园旁，在养心斋前换上了便装。
各宫妃嫔陆续到来，光绪皇帝也由瀛台过来，换上了青衣小帽。
这时，老祖宗把珍妃叫来，让她换好衣服一起走。
此时的珍妃已被囚禁了整整三年。
不大一会，珍妃披散着头发，穿着旗袍来了。
老祖宗大怒说：“到这时候了，你还装模作样，洋人进来，你活得了吗？赶紧换衣服走！”珍妃说：“皇阿妈，奴才面出天花，身染重病，两腿酸软，实在走不了，让我出宫回娘家避难去吧！”慈禧不同意，仍然叫她走，珍妃跪在地上就是不走。
慈禧于是叫太监崔玉贵把珍妃强行扔进了井里。
这个版本最大的特点就是所谓珍妃出天花。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是农历七月十九日，此时根本不是闹天花的时候。
天花病毒同其他病毒一样怕热不怕冷，流行的季节往往在冬春之时，如豫亲王得天花是在顺治六年三月，顺治出天花是在顺治十八年正月，进京给乾隆拜七十大寿的班禅六世是在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出的天花，而同治出花是在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
本来天花就不是七月的病症，而且史书上也没有庚子年七月北京地区流行天花的记录，然而在这份口头史料中却出现了天花。
笔者以为：一种可能是囚禁珍妃的地方是名副其实的冷宫，过于阴冷的环境，给天花病毒的滋生提供了条件，另一种则是慈禧为把珍妃扔到井里提供借口，因为珍妃生了天花没体力逃难，投井是不得已而为之……而在另外一个版本的口述实录中，太监唐冠卿是这样说的（他自称目睹了珍妃坠井的全过程）：“庚子七月十九日，联军入京，宫中惊惕万状，总管崔玉贵率快枪队四十人守蹈和门，予亦率四十人守乐寿堂。
时甫过午，予在后门休息，突见慈禧自内去，身后并无人随侍，私揣将赴颐和轩，遂趋前扶持。
乃至乐善堂右，后竟循西廊行，予颇惊愕。
启曰：‘老佛爷何处去？’曰：‘汝勿须问，随予行可也！’及抵角门转弯处，遂曰：‘汝可在颐和轩廊上守候，如有人窥视，枪击勿恤。’予方骇异间，崔玉贵来，扶后出角门西去，窃意将或殉难也。然亦未敢启问，少顷，闻珍妃至。请安毕，并说老祖宗吉祥。
后曰：‘现在还成活么，义和团捣乱，洋人进京，怎么办呢……’继语音渐微，哝哝莫辨。忽闻大声曰：‘我们娘俩跳井吧！’妃哭求恩典，’且云：‘未犯重大罪名。’后曰：‘不管有无罪名，难道留我们遭洋人毒手吗？你先下去，我也下去。’妃叩首哀恳，旋闻后呼玉贵，贵谓妃曰：‘请主儿遵旨吧！’妃曰：‘汝何人，亦逼迫我耶？’贵曰：‘主儿下去，我还下去呢！’妃怒曰：‘汝不配！’予聆听至此，已木立神痴，不知所措。忽闻后疾呼曰：‘把她扔下去吧。’遂有挣扭之声，继而砰然一响，想珍妃已坠井矣。”从以上两段口述史料我们可以看出，珍妃之死与一名叫做崔玉贵的太监很有关系。
八国联军进北京后，崔玉贵就成了内宫的护卫，负责带领小太监日夜巡逻后宫。
这是个极重要的差事，可见慈禧对他的信任。
从目前搜集的文献看来，珍妃确是被强行推入井中，而不是像某些民间流传的那样：自己投井身亡。
因此，对于珍妃的死，慈禧和崔玉贵的确是要负全部责任的。
在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载传》中对珍妃死前有如下一段描述：“在８月１４日（公历）凌晨，孝钦在得到外国军队即将进入首都的报告后准备出逃，但她不想把载（即光绪的名字）留下。
载爱宠的珍妃鼓足勇气建议皇帝应该留在北京进行和平谈判……孝钦竟下令把她推入井中……然而他若设法留在北京，便能重新掌权……”照此描述不难看出，即使到了那样生死攸关的地步，珍妃依旧期望光绪能摆脱挟制而有所作为……

光绪珍妃他他拉氏身后遗事

１９０１年，八国联军退军，慈禧命令珍妃家人将珍妃从井中捞起，装殓入棺。
由于井口太小，打捞珍妃费了很大的力气，后由她的家人安葬于北京西郊的田村。
慈禧回宫后，开始对西方列强格外小心起来。
为了能在西人面前好下台，崔玉贵当仁不让，成了珍妃坠井事件的替罪羊。
他因此事被慈禧逐出了皇宫。
害死皇妃这样的罪名，岂是简单的外逐可以了结的？可见慈禧并未真心想要怪罪他，不过是借他下台罢了。
果然，不久之后，崔玉贵又被慈禧重新招进宫中当差，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不仅如此，１９０１年１１月３０日慈禧还降下懿旨掩人耳目：“上年京师之变，仓促之中，珍妃扈从不及，即于宫闱殉难，洵属节烈可嘉，加恩着追赠贵妃，以示褒恤”，试图向世人表明，珍妃是为了免受洋人侮辱，而自愿殉难的，一个“皇贵妃”的封号就把所有的过错和宫廷的狰狞面目都给抹得干干净净。
朱诚如先生主编的《清史图典》第十一册中对珍妃之死有如下一段评述：“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出逃时，命太监崔玉贵将珍妃推入井中溺死，后为掩人耳目，对外声称珍妃是由于‘仓促之中’‘扈从不及’而于宫内殉节，还煞有介事地表彰她为‘节烈可嘉’，次年并追赠皇贵妃号‘以示褒恤’。”应该说，以此评述作为珍妃之死盖棺定论之论是公正的，也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当时最难过的，除了珍妃的家人，还有光绪。
他早在出宫之时就得知珍妃坠井的消息。
虽然贵为一国之君，号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却已是落魄之身。
他连自己的性命都不由自己控制，更不要说保护自己最心爱的女人了。
光绪虽然伤心，还要克制自己不能在慈禧面前显露得太明显，以免招来慈禧的厌恶。
在隆裕皇后去世后，已成为皇太贵妃的瑾妃，才将妹妹的灵柩迁葬清西陵的崇园妃陵寝。
宣统退位后，在珍妃井北侧的怀远堂东间，瑾妃为珍妃设置了一个小小的灵堂，以示哀悼。
灵堂上供着珍妃的牌位，还悬挂一张匾额：“精卫通诚”，以此来追悼妹妹的早逝和褒奖其对光绪的忠诚。
１９２４年瑾妃病逝后，也和妹妹埋在了一起。
崇妃园寝建于清朝末年，建成于民国初年。时光流转。珍妃，包括她挚爱的光绪皇帝，她又恨又怕、翻云覆雨的婆婆慈禧太后，她的姐姐瑾妃，她的对头隆裕，是非恩怨，都已经消失在岁月中。
作为一位历史人物，珍妃得到的惩罚实在太多。
在她短短二十五年的生命里，皇妃的身份带来的痛苦远远多过荣誉，皇宫的规矩带来的屈辱远远多过给她的名分。
她是怀着一腔仇恨离开这个世界的。
她恨那些出卖皇帝的告密者，恨那些为了一份钱粮像哈巴狗一样乞求太后训政的人，恨那些动辄以祖宗家法反对变法维新的人，恨那些把国家推进苦难深渊的人，恨那些把自己置于死地的人，她恨不得踏平万寿山、填平瀛台四周的水……如果戊戌变法成功，她也许会在中国的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她也许会有辉煌而又得意的后半生，但是历史已经永远不能改写了。
事实上，戊戌变法的失败，又岂是珍妃一个人的悲哀？中国不仅失去了一批维新志士，也失去了１９世纪最后一次近代化的机会。
西方列强在１９世纪末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以后，开始转向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它们对殖民地的依赖越来越深，中国面临的将是越来越残酷的殖民剥削。

光绪皇后叶赫那拉氏慈禧耳目

叶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的内侄女，生于１８６８年，卒于１９１３年，父亲为副都统桂祥。
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年），叶赫那拉氏１９岁，是年适逢光绪选妃，叶赫那拉氏成为后妃的候选人。经过层层筛选，在体和殿上，叶赫那拉氏终于见到了未来的丈夫，她的表弟光绪。光绪当年１７岁，比叶赫那拉氏小３岁，长得白净瘦长，书生模样，让叶赫那拉氏顿生爱意。
和叶赫那拉氏一起备选的还有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以及礼部右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虽然那些姑娘都很美丽，最后光绪还是选中了容貌并不出众的叶赫那拉氏作为皇后，其实这是慈禧的意思。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十月初五，慈禧太后下懿旨宣布光绪帝选叶赫那拉氏为皇后，德馨家的女儿被送出宫，只留下长叙家的两朵姊妹花，大的封为瑾嫔，小的封为珍嫔。光绪十五年正月，清王朝举行了隆重的光绪大婚。
但在大婚之夜，光绪对叶赫那拉氏却是异常的冷淡，客气得根本不像新婚夫妻。叶赫那拉氏后来才知道光绪本来就没看中自己，他看上的是德馨家的二女儿，只是畏惧慈禧的威严，光绪才不得不选了她这个表姐。光绪连自己的婚姻都不能做主，只能把怨气撒到皇后叶赫那拉氏身上。因此，叶赫那拉氏自大清门抬进皇宫以后，虽备受慈禧宠爱，却得不到丈夫的半点青睐。婆媳之情同夫妻之爱本来就不是一回事。尽管光绪皇后的桂冠令人羡慕，却无半点乐趣可言。
光绪眼睛里只有珍妃，即使没有珍妃，光绪也懒得搭理皇后，因为他很清楚这位表姐就是老佛爷安插在自己身边的耳目。
慢慢地，长期受冷落的皇后，内心深处也开始失去平衡……实际上光绪皇后的命运早就由慈禧决定了……她是知道姑母的厉害的，对于慈禧的命令，她只能绝对服从。
慈禧太后对亲了政的光绪是一百个不放心，夹在太后与光绪之间的皇后必须做出选择，要么站在太后一边对付皇帝，要么尽量讨光绪的喜欢，成为名副其实的夫妻。
利益的权衡以及光绪对珍妃的宠爱，最终使皇后匍匐在慈禧的淫威下。
她是皇后，就得在珍妃面前摆皇后的谱，以至狐假虎威、撺掇慈禧惩治珍妃。
一次，叶赫那拉氏竟在光绪面前数落珍妃的不是，忍无可忍的光绪一气之下打了叶赫那拉氏，叶赫那拉氏又跑到太后那里去告光绪的状，至此，皇后已经完全倒向太后的一边，命中注定她要守一辈子活寡了。

光绪皇后叶赫那拉氏光绪被囚

戊戌政变爆发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政变让皇后又惊又怕。太后不仅把光绪囚禁在瀛台，还要废掉他的帝位。虽然叶赫那拉氏同光绪从一开始就不合，可一旦皇帝遭废黜，自己身为废帝之后，就连眼前这点虚荣都将失去……
叶赫那拉氏心乱如麻。突然，慈禧颁发了一道懿旨，说光绪生病，不能日理万机，太后不得已，将再次“临朝训政”。这是否意味慈禧要让光绪驾崩？叶赫那拉氏不敢再想下去……虽说他们之间没有夫妻情分，但毕竟是姑舅亲，光绪的生母也是她的姑姑，就是砸断骨头也还连着筋呢。光绪被囚之后，后妃之中，慈禧只允许她信任的皇后叶赫那拉氏偶尔去看望。
名曰看望，实为监视。
珍妃已经被囚禁在宫内的北三所，不会再成为叶赫那拉氏同光绪之间的障碍了，但慈禧的淫威却横在他们之间，叶赫那拉氏是绝对不敢违背太后的命令的，但她的心底还有一点点未被泯灭的天良，对光绪的处境动了恻隐之心……只见瀛台三面环水，通向陆地的一路有士兵把守，虽是隆冬时节，湖面的冰却不成块。
因为光绪曾想带着小太监在冰面上走走，慈禧听后，马上命人将冰面敲碎了。
卧室之内，窗户上的纸早以破烂，四处漏风，被褥甚至都露出了棉絮，早应该更换了，叶赫那拉氏看后不免心酸，虽然光绪不是亡国之君，却沦落到如此地步，同亡国之君也没什么不同了。
叶赫那拉氏虽然同情光绪，但也只能藏在心里……她和光绪能说什么，光绪肯同她说什么？她是慈禧的内侄女，光绪是慈禧亲外甥，慈禧认为光绪背叛了自己，竟然如此残酷地惩罚光绪，如果她也做了让慈禧不痛快的事情，命运又会比光绪好多少？叶赫那拉氏不免兔死狐悲，同病相怜起来。
光绪可怜，她也同样可怜——都是慈禧手中的傀儡，没有爱情，没有婚姻，没有自由，任何事情都要以慈禧的意志为转移，说得好听，她是大清国的皇后，说得不好听，她也不过是慈禧身边一个奴才罢了。
任何时候，只要老祖宗不高兴，她同样可以被推到万劫不复的深渊！她不由得悲从中来……入冬后，寒风刺骨，瀛台冷得就像冰窖一样。
内务府出身的户部尚书立山实在看不下去，就瞒着慈禧帮光绪把窗户糊好了。
不想此事到底还是传到慈禧的耳朵里，她把立山找去打了一顿耳光，还把光绪叫到跟前说：“祖宗起漠北，冒苦寒立国，汝乃听朝而畏风耶？”言下之意，这点风寒都受不了，怎么对得起艰难起家的列祖列宗？此事之后，更无人敢对光绪表示同情了。
而立山则最终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闹义和团时，立山被作为汉奸给处死了，皇后当然知道老佛爷是在借刀杀人……光绪对慈禧以及皇后已经恨之入骨，他怎会不知道叶赫那拉氏来看他的意图？每次叶赫那拉氏来看他，他大多时候都闭上眼睛不发一言，直到叶赫那拉氏离开……。
一日，皇后不知哪句话说得不合适，光绪便怒气冲冲地将她头上的发簪拔下来扔到地上掷碎。
那个发簪是太后赏给她的乾隆时期的遗物……她知道光绪的一腔愤怒实际是冲着慈禧发的，光绪始终把她当成太后的替身，实际上她比光绪还可悲，只不过她的囚所是无形的……光绪三十四年十月，慈禧病重。
当慈禧听说，光绪得知太后病重后面带喜色时，不由得勃然溥大怒，决定一定要让光绪死在自己前面……在慈禧的安排下光绪亦病重。
叶赫那拉氏胆战心寒：光绪没有儿子，下一位继承人如果是同治的后嗣，就意味着新皇帝不再与光绪有关联。
那么，以后自己这个老皇后该怎么办？太后最终择定醇亲王载沣的儿子溥仪为同治的继承人。
虽说载沣是光绪的弟弟，但他的福晋是荣禄的女儿，慈禧要酬谢帮她发动戊戌政变的人，便把皇位继承人赏给了荣禄的外孙。
溥仪虽是光绪的侄子，却不是他的继承人，还是庆王再三恳求，慈禧才同意兼祧光绪，叶赫那拉氏这才长长舒了口气。
给皇上看病的太医换了一轮又一轮，诊断并不一致，各持一说，宫里只好又请到一位德国医生来看诊，洋医生走后，宫里纷纷传言，西洋大夫说光绪并不是平常的病，而是砷中毒，此话当然只能瞒着慈禧。
眼看着婆婆不行了，但是光绪居然还是死在了慈禧前面，年仅３８岁。
光绪死后，慈禧立醇亲王载沣的儿子溥仪为新君，指定摄政王为载沣，并把光绪皇后推上皇太后的宝座，即后世所称的隆裕皇太后。
此外，慈禧以幼帝的名义发布了谕旨：“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取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面请施行。”

光绪皇后叶赫那拉氏三年太后

三岁的溥仪即位，改元宣统，隆裕太后像当年的慈禧一样，在宣统皇帝溥仪身后垂帘听政了。
不管隆裕是否意识到，她把慈禧当成了她在皇宫里惟一的老师。
慈禧的思维方式、待人接物的态度、把太监当作密探监视宫里任何一个人的手段，都深深印在隆裕的脑海中。
但她的权术、手腕都比慈禧差远了，就算学到一点，也只能算是邯郸学步。
晚清的皇族，就像民间所说的：“黄鼠狼下崽，一窝不如一窝”，大清国的气数真是尽了。
隆裕本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她当上太后以后，非常信任一个名为“小德张”的太监。
小德张在慈禧活着的时候就非常得宠。
他聪明乖巧，从南府戏班总提调一直当到御膳房掌案，由于伺候慈禧周到，很讨老佛爷喜欢。
一次，小德张卧病在床，慈禧竟然亲自去看望他，并派最好的御医为他治病，以示恩典。
在李莲英告老还乡后，小德张便迅速成了慈禧身边的红人。
慈禧死后，机灵、有心计的小德张又成了隆裕太后的大总管。
隆裕虽有慈禧的地位，却没有慈禧的手腕，根本控制不了后宫。
宣统是同治的继承人，兼祧光绪，同治时期的三位妃子：瑜妃、妃、妃也是宣统的母亲，太后应该在同治三位妃嫔中产生。
而且慈禧也是以贵妃的身份成为太后的。隆裕不过是仗着是慈禧的内侄女才得到太后之尊的。慈禧下葬后，同治的三位妃子赌气说不回宫了，要在东陵为慈禧守陵。
面对这种突然发生的情况，隆裕乱了方寸。
虽然自己现在已是太后，但是她在皇宫多年，只学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察言观色，无条件服从慈禧的意志。
以前后宫之事都有慈禧太后为自己做主，她早就习惯了请示和服从，现在慈禧死了，隆裕根本没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她顿时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对付三位皇嫂。
还是小德张反应快，他赶忙对三位妃嫔说，既然这样，皇太后就马上替各位在东陵盖房子，成全各位守陵的孝心。
瑜妃等人并非要真心想要守陵，不过是不愿意从此开始受隆裕的管制，半是赌气，半是让隆裕难堪罢了，结果小德张却让她们哑巴吃黄连。
三位妃子心有不甘，又在身边太监的怂恿下，决定赶在隆裕回宫之前抢回太后的金印。
可小德张却事前听到了风声，以最快的速度将隆裕护送回宫，抢先一步拿到皇太后的金印，并和载沣一起完成了太后册封的正式仪式。
隆裕被册封为太后之后，小德张向隆裕进言，认为三位同治妃子平日安分寡言，突然在太后即位这件事上闹得如此沸沸扬扬，全都是身边那些高级太监惹的祸。
他们无非是希望主子们中有一个当上太后，自己也好鸡犬升天，因此必须把那些有野心的太监赶出宫，否则难得安宁。
小德张拟了一张单子，上面列有以三品总管杜兰德为首的３６名高级太监的姓名，小德张说这些人在宫中号称“三十六友”，平日拉帮结派，朋比为奸，经常向各自的主子进谗言，不除去不足以整顿后宫。
隆裕并不是会弄权之人，真要将这些太监遣返，未免有些不忍。
而且如果加上由他们管理的小太监，后宫因此空缺了三分之一的职位，数量太多了。
但她禁不住小德张反复的劝说，最后手谕内务府，将３６名太监和与之关系亲近的太监，共９３２名宦官遣散出后宫。
头脑简单的隆裕万万没有想到，小德张通过这个手段，固然让同治三妃身边少了出谋划策之人，更重要的是，他趁这次事件，将自己在后宫中的异己通通都清除干净，而且还在后妃身边全都安插了自己的亲信。
小德张从此权焰冲天，后宫上下简直无人能敌。
隆裕在抢先当上太后之后，对小德张不仅信任，而且更加依赖和纵容。
而小德张也仗着隆裕对自己的恩宠，拼命为自己谋私利。
隆裕刚成为太后，还需要为光绪和慈禧守孝，应该将自己黄色的轿子换成青色的，这本不需要多少钱，但是由于是小德张经手，最后结算下来，制轿费竟然高达７０万两，大量白银被小德张中饱私囊。
此事过后，小德张又故伎重演，要求重新装修宫中数座破败的佛殿。
这些佛殿，慈禧在时就已经废弃不用了，小德张乘机向隆裕进言，希望重新装修，报销的花费超过２００万两，当时有熟悉装修的内务大臣弹劾小德张报销不实，暗中为自己牟取私利，还拿着贪污的钱在外开了不少当铺和绸缎庄。
隆裕却沉默不言，对奏折置之不理，实在被大臣们的奏折逼得没办法了，就说比小德张严重的人多得是，一个穷太监弄几个钱算不了什么，只要不干涉朝政就可以了。
有了隆裕的这句话，小德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
他看到隆裕寂寞空虚，就趁机劝隆裕在北海建“水晶宫”。
所谓“水晶宫”，就是将外墙做成玻璃幕墙，使墙体透明的宫殿，而且宫殿打破过去传统建筑依水而建的模式，准备让“水晶宫”四面环水，这样景色更宜人。
这在当时是非常新奇的建筑，隆裕本来长年深居内宫，不谙国事，现在好不容易熬到太后，也有了享受之心。
自己现在也是太后，新建一座宫殿也不算什么。
于是她不顾国库空虚，下诏预备拨出巨款兴修“水晶宫”。
诏令一出，满朝哗然，摄政王载沣最终以革命军风起云涌，军费严重缺乏为由，总算阻止了这场闹剧。
而且隆裕也明显感到不管是摄政王，还是文武大臣，都对自己的执政能力表现出隐隐约约的不满和担心。
此事之后，隆裕再也没有提出过修园的事情。
政治上的波谲云诡让缺乏文韬武略的隆裕经常感到力不从心。
光绪死后，隆裕立志要为丈夫报仇。
民间传说的原因很多，一种说法是隆裕曾发现了一张光绪所书的“必杀袁世凯”，另一说法是光绪在死前，曾在隆裕手中写下“杀袁”二字。
一日夫妻百日恩，虽然隆裕在光绪生前与他的关系并不好，但是丈夫的遗愿不能不完成。
隆裕悄悄将此事交予载沣处理。
载沣同样也是个优柔寡断之人，他思前想后，不敢杀袁世凯。
当时袁世凯正好患上足疾，载沣就强迫他退休回家了事。
隆裕虽有为夫报仇之心，却缺乏一个政治家的胆略，她也许万万没有想到，她的心慈手软，为自己留下无穷后患。
最后，逼宣统退位的正是袁世凯。
隆裕太后虽有垂帘听政之名，却无垂帘听政之实。
她手握着权力，却不知道该如何治理国家，每遇难题，就推到了她信任的小德张、载沣身上。
前者贪得无厌，只会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后者胆小怯懦，不堪担此重任。
大清帝国到了此时，竟找不到治国安邦之人了。
而此时中国的时局早已是四面楚歌了：南边的民主党人声势也越来越大；列强对中国觊觎已久；袁世凯此时虽然返乡，随时准备东山再起。
在隆裕治理下的清王朝，一步一步走向灭亡。

光绪皇后叶赫那拉氏被迫退位（1）

隆裕当上太后以后，处处效仿慈禧，但继续“预备立宪”已经安抚不了天下。
于是，她和载沣一起炮制出了一个的“皇族内阁”的怪胎：不仅最终解释权属清王朝，而且最后确定１３名内阁成员中皇族倒占了５名（一说７名），满族有９人。
这样不伦不类的“立宪”，让全社会为之哗然，“皇族内阁”成了隆裕制造的一个政治笑话。
隆裕虽然希望能够像慈禧一样垂帘听政，但她没有驾驭局势的能力，也控制不了日益高涨的革命舆论，更控制不了地方军事势力的发展。
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随着武昌起义的枪声终于揭开了序幕。
随之而来的，是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不再受清政府统治。
隆裕身边已找不到一人可以帮她镇压“暴乱”了。
以内阁总理大臣奕、协理大臣那桐为首的大臣不顾摄政王载沣的反对，趁此机会也纷纷向隆裕进言，要求将袁世凯召回。
而此时，西方列强也担心中国境内再一次爆发类似“义和团”的运动，这将使他们在中国的贸易额骤减，在他们看来也只有起用袁世凯才能稳定局面。
在内外的压力下，隆裕已经完全没有主意，情急之下，她又将问题抛给了载沣。
载沣最后顶不住压力，万般无奈地对奕、那桐等人说：“你们既然这样主张，姑且照你们的办”，“但是你们不能卸责”。
那桐回答他说：“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
隆裕听到这一番辩解，顿时心都凉透了，连高级大臣都如此悲观，自己皇太后的位置还能坐多久？袁世凯回京后，开始在革命党人和隆裕面前玩弄他的权术。
他一方面宣称坚决保皇，既然“深荷国恩”，就决不会“欺负孤儿寡妇”；另一方面，袁世凯打着护卫清廷的幌子，要求隆裕立即下令，让摄政王载沣下野，永远不准干预政事。
隆裕本来就是头脑简单之人，根本不是袁世凯的对手，她在混乱的政局面前已经完全慌了手脚，将兵权在握的袁世凯当成了惟一的救命稻草，于是立刻照办，赶走了摄政王载沣。
接下来，袁世凯还要在这个衰落的帝国身上再捞最后一把，他宣称军饷不足，不能对革命军开战。
上奏隆裕说：“库空如洗，军饷无着”，隆裕百般无奈，要求王公大臣购买短期国债，“毁家纾难”以筹得军饷，但多方筹措，得款有限。
袁世凯还不甘心，以军饷不足，恐军心不稳为由再一次警告隆裕：若一边催促抗敌，一边又吝啬军饷，“是置我于死地”。
在袁世凯的步步紧逼之下，隆裕只好动用国库内存，将八万两黄金交予袁世凯。
隆裕原本以为，自此袁世凯能够安心替大清帝国效力了，根本没有想到袁世凯此时不过是在座收渔人之利。
在玩弄权术方面，袁世凯绝不比慈禧逊色。
对革命军他也使用了同样的手段：一方面他利用革命党的势力向隆裕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又利用手中掌握的清朝军队迫使革命党人妥协，并最终同革命党人秘密达成协议：一旦他成功使清帝退位，孙中山就要拥戴他当民国总统。
１９１２年１月１６日，袁世凯同早已串通好的内阁大臣上奏隆裕，冠冕堂皇地鼓吹起革命来：“环球各国，不外君主、民主两端，民主如尧舜禅让，乃察民心之所归，迥非历代亡国可比，”接下来又对隆裕引经据典，以大义晓之，暗示隆裕如果不同意宣统退位，恐怕性命都将不保：“……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
”袁世凯在出宫时正好遇到了革命党的袭击，袁世凯趁机在家养病，再也不上朝，由他在朝中的亲信继续“逼宫”。
局势愈演愈烈，隆裕每天都食不甘味，左右为难。
载沣已不在身边，她只有请教最信任的小德张。
不料此时小德张已被袁世凯用三百万两白银的重金收买，他此时不仅不再为大清国效命，还暗地里与后来的许多民国大官称兄道弟，为自己留好了退路。
小德张一边故意向隆裕夸大革命军的势力，一边又细数袁世凯开出的退位优待条件，暗示太后应该退位。
孤儿寡母，无依无靠，连亲信都劝自己接受退位……退位后的隆裕太后（光绪孝定皇后）与太监照片王朝都有灭亡的那一天，她想到王莽逼汉朝太后交出传国玉玺；想到隋文帝逼自己的女儿，北周的太后和小皇帝退位；她想到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如今也轮到了自己……正当隆裕五内俱焦之时，宗社党首领良弼遇刺去世了。
所谓“宗社党”，是由满族贵族组成的保皇党，他们在多次与袁世凯的爪牙激烈争辩后自发组织而成，良弼是宗社党中最强硬的一位，他在袁世凯表明希望隆裕共和之后，曾公开宣称要与袁世凯同归于尽。
良弼遇刺是被革命党的炸弹炸断一条腿，在送进医院后又被袁世凯派去的爪牙用药酒给毒死了……良弼的死，更让隆裕失去了抵抗的信心，她一筹莫展，除了哭泣，没有任何办法。
她当然听说良弼的死和袁世凯有关，此时她已经顾不上皇太后的尊严，对袁世凯手下干将梁士诒、赵秉钧哭着说：“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必保全我们母子两人的性命。”现在，她除了拉拢袁世凯，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为了让袁世凯不背叛清朝廷，她立刻宣布封袁世凯为一等侯爵，袁世凯马上就要当民国总统，清朝的任何封赏对他来说都已经是包袱，他坚决不接受，一连四次上奏请辞。

光绪皇后叶赫那拉氏被迫退位（2）

但是，隆裕对袁世凯依旧抱着一丝希望，无论袁世凯如何请辞，她坚决不允。
袁世凯早已不把这个太后放在眼里了，他的目标是当民国总统……一个即将灭亡的王朝侯爵对他来说已没有任何吸引力。
大势已去的隆裕再如何拉拢，也不能留住袁世凯的心了。
在清朝王公的建议下，隆裕向袁世凯提出保留君主政体，也就是允许君主存在，但君主不干预政治。
结果这个折中的办法都没有得到革命党和袁世凯的同意。
走投无路的隆裕只好做出了皇帝退位的选择。
在正式退位之前，隆裕还授权袁世凯与革命党进行谈判，希望革命党能网开一面，优待清朝的遗老遗少。
谈判的最后结果包括两份文件：第一份文件列举满蒙回藏各族待遇条件，第二份文件列举了清帝退位后的优待条件和此后清皇族的优待条件。
隆裕流着泪读完退位文件，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保留“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十字；第二，不提“逊位”两字；第三，宫禁和颐和园可以随时居住。
隆裕的这三点要求，其实是想为将来满族东山再起留下后路。
只可惜，尊号“相承不替”，不等于清朝皇帝真的就可以永远保留；不提逊位，也不意味着还能够继续统治中国。
清王朝的衰落并非一朝一夕，隆裕最后的要求也挽救不了清王朝的命运了。
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２日，隆裕召开了她一生中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宣读了宣统皇帝退位诏书。
退位诏书以宣统皇帝的名义拟出：“朕钦奉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
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
用是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宣布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退位诏书写得虽然冠冕堂皇，而隆裕又哪里是心甘情愿地“退处宽闲，优游岁月”呢？诏书读至一半，隆裕终于忍不住泪流满面，百感交集，万剑穿心，王公大臣亦呜咽不已。
清王朝２００余年的统治宣告结束。
只是隆裕万万没有想到，清王朝竟然亡在自己的手里，两面三刀的袁世凯竟然成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共和之后，隆裕深居宫中，很少与外人接触。
不久，孙中山为了牵制袁世凯，要求袁南下任职。
袁世凯的亲信都在北京，他又怎会愿意？于是，在袁世凯的一手策划下，１９１２年２月２９日，趁自己在招待各国大使之际，袁世凯唆使亲信曹琨发动“北京兵变”。
事后，遭散兵抢劫的居民和商家共有四千余户，损失白银九百多万两，外国大使馆亦被洗劫。
外国使节纷纷提出抗议，希望整顿北京治安。
袁世凯趁机向南方革命党提出，新旧政府交替，社会动荡，不便离开，最终他得以在北京任职。
隆裕当日在宫中也听到炮响，事后更听说自己的娘家遭到洗劫。
逊位条例签署还不到一月，袁世凯就开始不切实执行，当初逊位条款中保护满人利益的内容到哪里去了？抑郁的隆裕转而将注意力转向逊位的宣统，全心抚养溥仪。
但溥仪和她的关系并不好，常常和她对着干，这也让隆裕非常灰心，自此冷落溥仪，不再亲自管教，而是将他交予太监抚养。
逊位的压力使隆裕起居无常、饮食无节起来，她经常不按时睡觉，也没有食欲，在后宫内到处漫无目的走来走去，太监只好提着个水果袋子跟着她，想吃东西了就让她吃一点……隆裕在民国二年（１９１３年）就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
临死之前，她要太监将逊位的宣统皇帝溥仪抱到身边，对周围的人说：“你们不要难为他。”隆裕作为退位太后，与其他朝代的亡国太后相比，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晚清社会，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思想上都发生重大变迁，因而隆裕退位不仅是清王朝的灭亡，也是２０００多年封建帝制的结束。
此后，虽然袁世凯和张勋都企图复辟，但都以失败告终。
尽管退位的决定对隆裕，这位清代末代太后来说充满了太多的苦涩和无奈，但她毕竟未逆历史潮流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