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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真受审纪实1、僵持不下

李真受审纪实
⊙一 合
李真案震惊全国。
这个自称“河北第一秘”，能量和权力大于职务的秘书，在监所里顽强抵抗了108天，百般辩解，拒不交待问题。但是在第109天，他心悦诚服地交待了。
为什么？
自1992年到1999年，李真在任河北省委办公厅秘书、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国税局副局长、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76万余元、美金16万余元。李真还伙同他人共同侵吞东方租赁有限公司河北办事处人民币1872万元及秦皇岛中兴电子有限公司股份和尼瓦利斯有限公司股份共计人民币2967万余元。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2002年8月30日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贪污罪判处李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宣判死刑的消息，全国电视新闻联播。
从他的脸上看不到恐惧。
在最后时刻，灵魂主宰了肉体。
李真“诚恳地向党请求：将我处以极刑，用我曾可耻的一滴血谢罪国人”！
1、僵持不下
李真与专案组形成僵持局面。
表面上看，对阵双方都还很平静，但当事人的心理却在起着变化。
李真虽然没有开口交待问题，但思想并没闲着。他在反反复复地思考着自己。
自己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钱就那么可爱吗？祸患是怎么酿成的？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贪欲？是肉体的渴望，还是灵魂的需求？古来芳饵下，谁能不吞钩？但这个钩吞得太不值了。
他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他理不出一个头绪来。
他那种等待有人相救的心理虽然一时一刻也没有减弱，但从内心深处仿佛又滋生出一种更有魅力的东西，在向他招手，在呼唤他走过去。
那不是物质的东西，不是金钱，也不是女人，而是精神，捉不住，摸不着的一团精神。
只有在那团精神里，他才能得到慰籍，才能重新审视自己。
专案组的危机感越来越大了。虽然外围调查取证，拘捕有关犯罪嫌疑人，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李真不开口，主攻目标突不破，一切都等于零。
怎么收场？怎么交待？问题十分严峻。
如果案件真的不了了之，那么侯磊将承担很大的责任和风险。
虽然牵头的是中央纪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又从兄弟省市抽调了骨干办案力量，但基础队伍还是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作为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专案领导小组副组长的侯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如果李真没有问题——怎么可能没有问题呢？“底”在侯磊手里，在许多举报人手里，只能说，如果落实不了这些问题，他侯磊就要有问题了，而且身在河北，跑也跑不掉，风险、后遗症可就大了。
审讯力度不断加强，审讯技巧更加精益求精，然而李真以不变应万变，死活不开口，开口就是狡辩。反正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一车骨头半车肉，全交给你们了，一死无大难，讨饭不再穷，看你们把我怎么着？
侯磊在思考、分析李真的言谈举止，研究审讯的细节过程，寻求二者的交叉点，不要总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互不搭界。
猛然间，他顿悟了。
“低调、稳妥”，应该“低调、稳妥”啊！
“低调、稳妥”，这是刘丽英同志的指示。
刘丽英是中央纪委副书记，专案领导小组的组长。
什么叫“低调、稳妥”？丽英没有具体说，你得去悟。
一味地紧绷着弦儿，不断地上镙丝扣，效果不一定好。急于求成，不断加压，有时会适得其反。
要低调稳妥，不要高调强攻。
现在李真对强大的审讯攻势已经麻木了，是没有感觉的，因此那审讯也就不起作用了。
得给李真换换口味，换新人去审，不，去谈。
他想到了陈晓颖。
陈晓颖是唐山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现任唐山市检察院检察长），论资格，论经验，他比那些从兄弟省市抽调来的冠有各种荣誉头衔的办案高手并不占有多大优势，按正常规律选不上他，但是进入专案组后，他显示出了不容忽视的能力和水平，铁筢子挠痒痒——是个硬手。
他是2000年3月1日上的案，被分到最分枝、最末梢儿的4号小组，负责涉案嫌疑人张某给李真办的那张信用卡的调查。很快他就把这个问题调查清楚了，但只有十来万元，撼动不了李真。还得找大饽饽。李真不开口，专案组急需重型炮弹。正在这个时候，陈晓颖把一块大饽饽，一发重型炮弹，300万元赃款送了上来。
张某交待，他为李真准备了300万元的政治活动资金，存在大连某银行的保险柜里。陈晓颖带人去取，果然有100万元的现金和200万元的存单。
他于2000年3月17日从大连赶回石家庄，这一天正好是他45岁生日，侯磊检察长为他订做了生日蛋糕，又庆功，又过生日。陈晓颖极为感动，喝了一斤白酒。同志们怕出事，把手枪给他下了。这人是个典型的北方汉子，特豪放。喝酒是表现之一。
喝酒归喝酒，他的头脑永远是非常冷静的。他见侯检察长虽然庆功，开始还是很高兴的，但后半截忽然晴转阴，脸拉得老长。他是否在怀疑这300万元赃款的性质问题？
果然，恰恰是陈晓颖的“豪放”提醒了侯磊。他想，大家太急于想拿到这样的证据了，包括陈晓颖，也包括他自己。在这种心态下取得的证据，很可能有假。他觉得这300万元有问题。怎么证明这就是李真的活动资金呢？就凭张某的一句话吗？显然还需要其他的旁证。可是张某又提供不出来。
几天以后，陈晓颖急返秦皇岛，临行前向侯磊检察长秉明300万元赃款还要进一步查证落实，使其不能出现一丝一毫的差错。侯磊用鼓励的目光注视着他。好鼓不用重槌敲。二人不谋而合。

李真受审纪实2、陈晓颖崭露头角

乘坐小车飞驰在高速公路上的陈晓颖，脑子也在急速飞转。交待300万元的张某到底想达到一种什么目的？察颜观色，张某并不特别想保李真，信用卡的问题很容易就交待了，这300万元通过反复查证，才被迫交待出来，而且吓得直出冷汗。如果只是为他人准备资金，而不是自己贪污公款的话，不会紧张到这种程度。因此很有可能是张某嫁祸于李真，蝎虎子断尾巴——使的是脱身之计。他利用了我们的先入为主，利用了我们的急于求成，利用了我们的疏忽大意！
还庆什么功，而是应该补过！如果一线审讯人员抛出这个炮弹去攻李真，会闹出多大的笑话，陷入怎样的被动啊！
他越想越着急，越想越懊悔，要同驻秦皇岛的同志把这个问题彻底弄清楚。但是刚走到半路，他就被总部召回来了。他只得电话通知那里的助手们，一定要查清这个问题，不能耽误大事。
侯磊没有让一线审讯人员使用这个炸弹，他耐心地等待着。稳当驶得万年船。
可是一个突发情况使他必须把陈晓颖召回来。李军跑了。李军是李真的情人。本来是秘密监控着她的，但是她跑了。这个女人很有本事。
查陈晓颖的经历，他曾经到云南、澳门等地追捕过犯罪嫌疑人，惊心动魄，很有手段和胆量，连黑道上的人也不得不佩服地说：“陈先生果然胆大心细。”所以侯磊要把追捕李军的任务交给他。
很明显，陈晓颖已经从专案组的最外围、最分枝的部位，逐渐向核心部位杀上来了。
找到李军是关键的关键。大家在一起分析抓捕的三条线索。好像都很重要，应该齐头并进，一起抓住不放。但陈晓颖说，我们可以毁掉一条，养活一条，经营一条，千万不可平均用力，都抓得太紧，那就没有文章可作了。
北京一位女士的线索可以毁掉，她不是李真固定的女朋友，价值不大，投入太多，徒劳无益。一位影视制片人的线索应该养着，活着，让其为我所用。李军外甥女这条线索要巧妙地做工作经营着，这是寻找李军的起点。
把北京那位女士找来询问，果然只是在电话里呼过李真一回，李真也没有回话，再无其他联系。于是干脆放掉了。
与制片人保持着电话联系，不冷，也不热。
陈晓颖带人到秦皇岛去经营李军外甥女那条线索。李军的外甥女是个很清纯的姑娘，特别关心她的小姨李军。陈晓颖一眼就看出了这一点，装做很自己人的样子打听李军的下落。但是她不知道。李军是不会让她知道的。她只很抱歉地提供出，小姨给她打过一次电话。什么时间？这很重要。她比较准确地回忆起了那个时间。这就行了，一查就清楚了。
那个时间李军是用手机打的长途漫游，只有5秒钟。紧接着，那姑娘又给沈阳打电话。姑娘虽然没有说这个，但电话线这条线索是非常准确的，陈晓颖找到了沈阳接电话的那家整容院，并很快查出，接电话的是整容院的一位女医生。
他跟女医生摊牌了，问李军藏在什么地方。她不说，她不能出卖朋友。陈晓颖哈哈一笑说，你不说就不说吧，我们不能强人所难。但我要告诉你，我们抓不抓李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黑社会在追杀她，她身上带着巨额赃款呢。到我们手里，她反而更安全了。说完没事人似地走了。
女医生回去就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李军，她为朋友的安全担心啊。李军害怕了。图财害命，杀人灭口，种种不祥的预兆缠住了她。在得到这一信息之前，她本来是很悠闲的。女医生把她安排在一个小山村里，小山村里还有温泉。她就一边洗着温泉澡，一边体验生活。她对别人说，她是个作家，下乡体验生活的。这回不敢洗温泉了，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做思想斗争，想主意。几天下去，吃不香，睡不着，也不打扮，也不“叨扯”了，人就不像个样子了。
陈晓颖等待着，他觉得养着的那条线索该活起来了。果然制片人给他转来一封信，是李军写的。那是一封“投诚”信。她跟制片人是朋友，二人分析利弊，觉得只有向专案组“投降”才是上策。制片人为与陈晓颖保持良好的关系，对促成此事起了积极作用。
陈晓颖到小山村去接李军，一进屋，李军赶忙慌慌张张地站起来，不知道是表现欢迎好，还是表现被动好，要不就显出一种满不在乎的样子。但她全做不出来，她感到作为一个女人的软弱。她的目光给人一种求救感。

李真受审纪实3、时机成熟了

人高马大的陈晓颖立刻让她的求救感得到了满足。在他的资料库里，李军是个光彩照人的大美人，但现在已经只剩下一个美人模子，没有了光彩，更不照人了。小脸焦黄，形容憔悴。更可笑的是，为了伪装，还戴着一头颜色发红、形状怪异、不三不四的假发。这是一个见过大钱，见过大世面，而今落了难的女人。陈晓颖产生了同情感。他走上去握了握那双娇小的手，以示关心和安慰。
陈晓颖似乎有了一种把握。这时候秦皇岛的“战友”已经查清那笔所谓的“政治活动资金”并非是给李真的，也就是说跟李真一点关系也没有，而是张某自己贪污的公款。他只是想借李真点光。这是一个已经预料到的波折。但现在有李真的情人在手，相信能够堤外损失堤内补，挖出更有杀伤力的炮弹。
专案组最困难的时刻，是李真不开口，李军抓不到。僵持了两个多月。现在李军抓到了，有了打破僵局的可能，领导和同志们活跃起来。陈晓颖越发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
在陈晓颖跟李军的“对局”中，二人的智力、阅历等等显然都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她本来想越说得少越好，混在这里被保护起来，不至被坏人追杀就行，但哪里知道，陈晓颖那双充满人类终极关怀般的眼睛，特别能够调动她说话的积极性，因为她太需要这种关怀了。
她说经她的手替李真向高某要过50万元。那是在北京她和李真自己的住宅里，李真带来一大一小两只装钱的箱子，装上这50万元就走了，二人连亲热一下都没有。第二天李真从香港给她打电话过来，说正跟一位朋友喝酒呢，那朋友便在电话里嚷着说：“李军，你也过来喝两盅吧！”
这个细节很重要，看来李真已经把两箱子钱处理好了，所以才有心思喝酒。
李军继续交待说，李真从香港回来后，交给她一个信封，内装一张卡和一把钥匙，嘱咐她说，这可是最为重要的东西，把自己丢了，这东西也不能丢。要保存好，藏起来。过了几个月，李军接到李真的电话，让她把信封里的东西交给一个人。指挥她一定要自己开车去，不要有第三者。把车开到府右街道口处，交给坐在奔驰车里的那位朋友。李真说出了那人的名字。李军顺利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事实证明，侯磊打陈晓颖这张牌是打对了，而且还打得非常巧妙。这之前，一个多月李真不开口，他就想让陈晓颖上，发挥陈晓颖学识和才辩的优势，给李真换换口味，好比一个人总吃高档菜，山珍海味等吃腻了，那就让他吃点野菜吧，陈晓颖就是这把野菜，保管能起到换胃口的作用。
但是，他沉住了气，没有一步到位让陈晓颖去审讯李真。因为条件还不成熟。王牌出早了也是浪费。先“雪藏”着，先让他扫清外围，铺平道路，最后决战，才能成功。
现在时机成熟了。
他了解陈晓颖。对全省各市的检察长他都了解，对副检察长重点了解。陈晓颖最早走进他的视野是在1994年，那时他还没有任河北省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而是在保定当市委书记。全省刑检工作会议在保定召开，作为市委书记的侯磊出席一下。出席一下竟然深入到跟与会同志们同桌吃饭，使陈晓颖很感兴趣，主动与之攀谈。谈些什么陈晓颖忘却了，总之他给侯磊留下的印象是很能说。
侯磊当省院检察长后，接触就多了。陈晓颖知道侯检是个文人，著书立说，很有学问，便特别想请教一下，于是就更“能说”了。偏偏侯检还爱听他“白话”，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知识面广，文学、历史、法学、政治、科技、绘画、佛经，都知晓一二，而且组合运用起来还能差强人意。
这些非工作范围内的交往和了解，今天派上了用场。
加上陈晓颖进入专案组后的良好表现，加上已经获取了至关重要的证据，面对李真的死硬抗拒，他决定出陈晓颖这张牌了。
这是一张什么牌？“大鬼”？点最大？一上去把别的全毙了？非也。李真不吃这个。这是一张很特别的牌，点大不大你看不出来，但能够把你罩住，降伏住。打的不是少林拳，而是太极拳。
既然陈晓颖最能说，最善侃，为什么不可以让他跟李真说一说，侃一侃呢？他突发奇想了，他的情绪激动了起来。李真早就信仰危机，现在更加危机了。别看他表面上很强硬，内心却是无比地空虚。我们为什么不乘虚而入呢？
入不进去那是方法不对头，思路不一致。
李真在想什么？贪欲是什么？贪欲是物质和精神的混合体，表现在物质上是金钱，表现在精神上是野心。现在这些东西他全部失去了，他失重了，渴望着能得到一种东西使他保持平衡。此刻急需填补他精神上的空虚。
怎么填补？只有精神和思想的交流，随便聊一聊，说一说，甚至侃一侃。难道还能指望李真接受你的任何说教吗？
对于李真来说，那些失去的东西再也回不来了，但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和收获？

李真受审纪实4、选将

李真的抵抗已经快达到一百天了，再也不能迟疑了。
侯磊检察长走进了陈晓颖住的房间。他正躺在床上，一边抽烟，一边思考案情，听到有人进来，立刻翻身坐起。见进来的是侯检察长，便下地让座。
侯磊坐下，不动声色地说道：“你上。审李真。”
他以为陈晓颖接到这个任务，一定会有不同寻常的反应，或激动，或谦虚，所以他故意说得很平淡，想使他稳住情绪，冷静思考问题。
没想到陈晓颖太冷静了，冷静得有点令人难以接受。
他不露声色地说：“可以。”
没有推辞和谦虚，好像早就等着这个呢。
“能拿下吗？”
“能！”
他好像太有把握了，也就是说，太轻敌了。侯磊沉默不语地观察着他。这是一种审视和质问。陈晓颖却没有慌，进一步说：“请侯检放心，保证拿下！”
侯检却不能放心。他到底是胸有成竹，还是盲目乐观？他不能断定陈晓颖是否知道了他的意图，因为这个意图还没有来得及说，陈晓颖不给他这个机会。如果他推辞一下，谦虚一下，或者摆出一副很有压力的样子，侯检察长自然就把话说出来了，把意图带出来了，把方案拿出来了。没想到陈晓颖却把口封死了，毫不谦虚，满有把握。
那么他只有向陈某人请教了，你到底有什么妙招儿。
“说说你的想法。”侯检察长说，注视着他。
陈晓颖毫不犹豫地说道：“我想按我的办法干，给我指挥权，以我为主。”
这的确是一种想法，但侯磊想听的是办法，他没有正面回答。
不过他这种出人意料的大胆要求，更使侯磊高兴，现在需要的就是这种敢于别开生面的人，再按老套子办事不行了，他没有说出办法，恰恰证明那办法的新颖和特别，一句话半句话是说不清楚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他觉得已经接近他所希望的那个点了。
所以他立刻鼓励说：“当然，按你自己的方式。你是儒将。”
“谢谢！”
侯检察长接着说：“我保证做到，别人不干预你、指挥你。审讯一线由你全权指挥。”
“谢谢！”
他断定陈晓颖要打破常规、别创一格地跟李真较量一番了，很可能就是谈话，聊一聊，侃一侃，他有这种实力和艺术。这对李真正是一道可口的菜。
“祝你谈话成功。”他点明了说。故意没有说“审讯”成功。
陈晓颖立刻做出感激状，说：“谢谢侯检的理解和支持。”
对于谈话的方式，侯磊检察长虽然还有很多想法，但他觉得不宜多说了，那是由个人思想水平、知识结构和对谈话对象心理把握的程度来决定的，完全是个临场发挥的问题，一样的米面，各人的手段，说多了反而有害无益。
但是有一点他提示陈晓颖必须千万重视，那就是证据。那怕是这样的聊天谈话，证据的运用也是十分关键的，万万不可忽视，但要运用得巧妙。
这又是刘丽英同志的指示：“重在取证”。
为了确保此役的胜利，侯磊等待着陈晓颖从李军那里拿下了最为有力的证据，然后才让他真正面对李真，同时为了支持这次谈话，专案组又加紧取得了其他一些有关证据，侯磊希望这些都能成为陈晓颖很好的“谈资”。
“要把这些证据，从头到尾再好好熟悉几遍。”侯磊说。
“我们早就有所准备，早就熟悉过了，明天就可以上了。”
他沉不住气了。
侯磊把脸撂下来了。
他说：“千万不能急。还要看李真的全部举报材料，包括背景材料，制定出详细的突破方案来。这跟放开聊天或谈话并不矛盾。”
陈晓颖感到姜还是老的辣，聊天和谈话只是一种形式，全权指挥也只能是一种手段，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科学分析和思考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它们的作用。所以前期还要做大量的工作，不能今天领了任务，明天就跟李真面对面比试起来了，那样肯定要失败。
他冷静了下来。
这是一个思想活跃、学识渊博、口才出众、胆大心细之人。个子不低，长得很壮，与人握手时会充分显示出那只大手的力量，握得很紧，还上下抖着，咧着大嘴，发出宏亮的笑声，眼睛闪着亲热的自来熟的光芒，灼灼地盯着你，使你不能拒绝他的真诚和友谊。
他1955年出生，河北玉田县人。初中毕业后，到唐山钢铁厂当工人，后来又当团干部、党委秘书，25岁时开始干检察工作，从书记员、助检员、办公室副主任、批捕处长、起诉处长，一直干到反贪局长和副检察长。
他是非常注意学习的，上了电大，又读了刑诉法研究生，日语达到了学位外语的水平。他酷爱读书，遍读古今中外名著。无论外出还是聚会，身上总是揣着书，有针尖儿大的一点时间，眼睛也要落在书本上。
也许这是受了母亲家族的影响。母亲出版过长篇小说，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外祖父杨向奎早年就读日本帝国大学，是中国历史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2000年以92岁高龄辞世，可谓一代宗师。

李真受审纪实5、“王牌”

陈晓颖受家庭和文学的影响，心地善良，疾恶如仇。工作思路新颖，与时俱进，永不定格。1996年，省检察院为配合新的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在唐山市搞观摩庭试点，由过去的究问式改为控辩式。担任公诉人角色的就是陈晓颖。他太适合当这种角色了，他就喜欢与对手公平竞争，说理论辩，而不习惯居高临下，以势压人。那是就一起杀人案展开控辩，律师很有水平，陈晓颖更加精彩，唇枪舌剑，你来我往，最后还是检察官的据理指控博得了满堂彩。此事给侯磊检察长留下了深刻印象。
陈晓颖这个人既有知识，又有谋略，也是个很自信的人。来到李真专案组后，早就跟手下的几个弟兄说过这样的话：“要突破李真最终还得叫咱们上。”同在一个专案组里，他早就留心着呢。他发现李真爱说话，有时还爱咬文嚼字，知识面也不窄，好像什么都知道点，但又不太精。可是在审讯人员面前这些特长都不能充分发挥了。真应该让他充分发挥这些特长，跟他好好谈谈，保管有戏。
等着吧，实在审不下来，他就上，用不着那么费劲，聊聊天就行了，跟他交个朋友——也许这样的想法不对头，怎么能跟腐败分子交朋友呢？不管怎么说吧，交个心，让他把知心话对我说出来，对他暂时的朋友说出来，人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朋友，尤其是被圈起来之后。
李真的心灵需要慰问和沟通，一沟通你不就什么情况都知道了吗？他会上赶着对你说的。不沟通，硬顶着，他就死不开口。
他突然有了一种强烈的想跟李真亲近的冲动。他觉得这很可贵。这既是真正地帮李真，也能使专案组能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
所以他对弟兄们说：“最后咱们要把红旗插上顶峰。”
为了最后取胜，现在必须沉下心来，按侯检的要求，阅读和分析材料，排列证据，揣摸李真的心理，先把案情在自己这里明晰化。想象和推理是陈晓颖的长项。他断定，李军交待的那两只箱子里的钱，被李真全部转移到境外了，换成美元存在香港银行的保险柜里了；李真交给她，她后来又交给某人的卡和钥匙，就是开银行保险柜用的。他说得很得意。但有人驳斥他，说你太一厢情愿了吧？他说，是的，有点儿。但我们可以按这个“案情”去调查，取得证据。这是很容易做到的。
接着又研究突破方案。是上去就抛证据，展开36小时强攻，还是放开了谈话，不限时间，温和一些，唠家常嗑儿，靠亲情感化李真，然后再巧妙抛出证据制服李真？当然是后者。
为了万无一失，他们又下去补充证据，特别是那50万元的中介费问题，找到了当事人高某，还到廊坊调查了工程的所谓招投标的情况，国税局故意把标底透露给了高某。
一切准备就绪，到陈晓颖跟李真接触的时候，李真已经是108天没有开口了。
陈晓颖能让他开口吗？这是一个谜。
除了侯磊检察长别人对陈晓颖都不太了解。他大大咧咧说说笑笑不像一个老谋深算满腹韬略之人，能对付得了李真？
过去设计了多少种方案，教育，开导，心理测试，声东击西，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突然举证，打他个措手不及，诱敌深入，设置谜宫，生活关心，思想感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你想一想，108天，大家都没闲着啊，软的硬的明的暗的都使了，包括谈心聊天，推心置腹，感情拉近，诚心诚意，不把他当外人看，但他就是跟你虚应故事，哼哼哈哈，石狮子灌米汤——滴水不进。
你陈晓颖还能有什么招儿？看来出奇制胜的计谋你是不会有的了，表面一看你就不具备这种素质，你所擅长的也无非是聊天神侃，感情上套套近乎，这已经都试验过了，不管用。
因此，陈晓颖能否成功，大家心里还真没有底。
不管有底没有底，陈晓颖必须解决问题，案子不能再往下拖了，拖不起了。
刘丽英同志召见了陈晓颖。
刘丽英问：“晓颖，有没有决心？”
他回答：“有！”
丽英同志表情严肃着，没有显出特别的高兴。她久经“沙场”，知道在许多情况下，绝非一个“有决心”所能了得。但她对这个很自信的青年人充满了期待。
“多长时间能拿下？一个月行不行？”她问，显出了渴望。形势已经不允许再拖下去了。
陈晓颖说：“应该没有问题。”
说得很平静，很自信，好像这个时间太长了，他用不了，可以大大提前。
丽英同志感觉到了，心里很高兴。
陈晓颖就势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这很关键和重要。他说：“我要求自主审讯，由我自己控制审讯局面。”
丽英同志点头同意，她希望由此而能创造奇迹，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
陈晓颖是不是专案组的最后一张王牌？
脱了帽子看高低，卷起袖子看手段吧！
他开始上阵了。他要求先现场观察一天。在监视室里他看别人是怎样跟李真交锋的。给他的印象是，李真说话。说话就好办。他不停地狡辩，只承认自己有小错，而没有大罪，即使有罪，也是别人的责任造成的，跟自己没有关系。他还不间断地回忆过去，大表其功，夸夸其谈。遇到这些情况，审讯人员一般都是毫不客气地打断他。陈晓颖想，如果不打断他，跟他一起探讨探讨，会有什么结果呢？

李真受审纪实6、“换岗”

2000年6月17日，陈晓颖走进了审讯室。
他带着几个助手，一步就跨进来了。很简单的事情，审讯李真的人已经换过好几次，这又是一次“换岗”。波澜不惊。
任何历史性事件表面上看来都很简单，关键是看它的背后和当事人的内心。审讯李真当然算不上什么大事件，但就是这样一件事，陈晓颖和他的助手们所承受的思想压力也是很大的。
他们表现得很悲壮。外人对此有些不好理解，你审人家，人家被审，害怕和紧张的应该是对方，你还紧张、悲壮什么呢？错了，他们很紧张。此前的审案高手都没有把李真攻破，你们就能攻破吗？刘丽英书记的期望，侯磊检察长的信任，难道我们有权力让两位领导失望吗？参与审案的都是从全国抽调来的冠有各种荣誉称号的“大牌球星”，陈晓颖只能说是个“新秀”，现在撤下了人家，却把一个踢点球的机会留给了你，你能不紧张，不害怕吗？
他们要为荣誉而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不成功，则……
则没有退路，专案组没有退路，他们更没有退路，一切都封死了。
这是一次悲壮的出师。
６月１４日晚上，陈晓颖刚领了出差补助，他对弟兄们说，走，上“谭鱼头”！几个人围着一个大火锅，涮开了鱼头，喝起了衡水老白干。一喝就不能少，每人半斤。不够半斤，不足以壮行色。明天就要开赴山西，上前线审李真了。
陈晓颖说：“别的都不用讲了，开弓没有回头箭，专案组把希望寄托在咱们身上了，咱可得个儿顶个儿把这活做好，有干不了的，或者没有信心的，现在还可以退出去。没有，好。有害怕的，放不下后顾之忧的，也可以退出去。别人审李真，都是外省市的，完事走人。咱是土生土长的，无处可走，想打退堂鼓，现在还来得及。”
弟兄们说：“你放心，我们不会离开你，遭打击报复，顶不济咱们去开饭馆，还是朋友。怕啥？”
一人一杯，干下去了。
“不怕死的，就端着冲锋枪跟我上吧！”陈晓颖说。
他看着手下的同志们，同志们也看着他。他们是：唐山市人民检察院批捕处副处长张利生，唐山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二处副处长李瑛，唐山市人民检察院侦查二处检察员任宪瑞，唐山市人民检察院起诉处检察员杨俊华。
6月15日，他们到了山西省某县，山区，交通不便，条件较差。当天下午由前任审讯负责人介绍情况。那位弟兄号称某市“第一审”，陈晓颖担心自己取而代之，会使对方产生逆反心理，心里不痛快，不愿配合。
哪知道，恰恰相反，那位同志非常热情，说道：“早就盼着你们来呢，李真是有点不好对付，但我相信，我们不会对他没有办法。这回由你陈检察长来上，我把以前的情况详细提供给你，供你参考。”
陈晓颖说：“太好了。”
说完情况，那位同志说：“明天就看你的了。”
陈晓颖说：“不，明天还由您来审，我向您学习学习。”
“真的？”
“真的。”
“好吧，不管是真的学习，还是火力侦察，我全力配合，再审最后一次。”那位同志激动地说。
陈晓颖说：“没准这最后一审就拿下了，我们就省事了。”
那位同志说：“那是不可能的。”
第二天陈晓颖在监视室里看着那位同志审李真，确实不愧“第一审”的称号，思路清楚，逻辑严密，口才出众，随机应变。李真经过长期被审讯，也把自己锻炼出来了，本来智商就不低，再加上伶牙俐齿，这回全有了用武之地。一个是一招一式地进攻，一个是胡搅蛮缠地顽抗，看着他已经无路可走了，可是天南海北地一胡扯，又跳到了圈外。
陈晓颖更坚定了改变招术的决心，像这样跟李真打“常规战争”，他远远不如那位同志，他得“变阵”。

李真受审纪实7、“不谈案情”

他是由那位同志领进审讯室的。主审官，即“组长”易人，也得向李真有个交待。那位同志已经跟李真处得很熟了，虽然是对立的双方，但也互相沟通了许多感情，交流了很多信息，对于同时处于寂寞山沟里的两个人，这也是一种缘分。
那位同志说：“今天由我们的领导同你谈话。”
啪！一个定位，陈晓颖是那位同志的领导。
这很有讲究。那位同志早就把李真的脾气摸透了，他的虚荣心特别强，心想他自己已经是个厅级干部，审他的组长至少也得是个司局级吧，所以那位同志一出场，他就给那位同志定位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的局长，他觉得自己这个身份，只有中国最高一级的反贪局官员才能审他。恰恰我们审讯的同志又不允许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不能解释，也不好否认，只能凭他胡猜乱想。不过级别“高”一点，对审讯还是有利的，否则就更镇不住他了。
那位同志的这一介绍也是用心良苦的。他想让陈晓颖一出场就给李真一个下马威，因此级别绝对不能比自己低，那样就不好审了。走了一个级别高的，来了一个级别低的，那怎么能行？新来的必须级别更高，先声夺人，一下子把他的气势打下去。
可是那位同志也没有想一想，他已经是“局长”了，他的领导应该是什么级别呢？陈晓颖当时也没划过这个魂儿来，领导就领导吧，都是自己弟兄，一致对外，虚虚实实，让李真找不着北，兵不厌诈。
虽然没想当这么大的领导，但陈晓颖也不想让李真知道自己是本省的人，过去李真在河北有那么大的势力，自己是他势力下的一个小检察官，他能看得起你吗？没准还要加倍地恨着你，心理上就先对立起来，还怎么谈话，怎么沟通呢？
所以他坚持不用唐山口音说话，他能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这次派上了用场。李瑛从小去过东北，便用东北口音说话。任宪瑞老家在河北南部，又在郑州上过学，就用河南口音说话。给人总的印象，这几个人是从北京来的，只有中央和国家机关出来的干部，才能这样南腔北调。如此这般，陈晓颖给大家都规定好了，然后才出场，像演戏一样。
他想得很细。他常用老子的一句话教育弟兄们。那句话是：“天下难事必成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讲的是辩证法。审李真也要遵循这个道理，把难转化为易，把大转化为细。
李真听了那位同志的介绍，抬眼看了一下面前的“领导”，但很快又自顾看着别处，显出心不在焉的样子，反倒对转身走出去的那位同志有些留恋，那真是一个很好的对手啊。
陈晓颖揣测着李真的心理，他可能想，又换了一个，不过如此，没什么了不起嘛！照样还是反感对立，心谤腹非。从现在开始陈晓颖必须时刻把握住对方的心理状态。李真不把自己放在眼里最好，因为此刻他还不想扮演检察官的角色，要尽可能地使自己平民化。
他套近乎地说：“老李，打起点精神来，聊聊。”
李真说：“有什么好聊的，我的问题都说清了。”
同时转过头来，与陈晓颖的目光形成了片刻的对视，然后又看着别处了。
陈晓颖注意到，李真对他有点反应了，不像一开始那样漠然了。因为他那火热的善意的目光是任何人都不好拒绝的，再加上宏亮的富有磁性的声音，李真能够无动于衷吗？他也是人，不是怪物。
陈晓颖说：“今天咱们不谈案情，谁谈案情谁犯规。”说着扭了扭身子，伸了伸胳膊，很随便地放松了一下自己。
李真冷笑了一下，坐着不动。
陈晓颖知道，他以为自己是在表演。难道不是吗？必须去掉表演，不谈案情就是不谈案情，好好地跟他聊一聊，作为一个普通人跟他侃一侃，你不是早就渴望着这样吗？去掉任何功利主义，了解一下这个人复杂的心灵。
“那么谈什么呢？”陈晓颖说，说得很缓慢，做出思考状。
“没什么可谈的。”李真说。
其实这时候他倒很希望“我们的领导”追问一下案子上的事，那么他就可以驾轻就熟地一路解释下去，控制住审讯的局面。可惜陈晓颖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李真受审纪实8、“阅读欣赏”

“不，有的可谈。世界之广大，历史之悠久，文化之发达，人生之苦短，我们谈什么不可以呢？”他激动地说，自己先投入进去了。
李真很明显地反应了一下，竖起了耳朵。这倒是有些别开生面。多少天来，老在案情里搅，他也有点腻了。自己不是个没有学问的人，不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文学历史书也没少读过。可惜场合不对，没有人跟他进行这方面的对话。难道这位领导对这个能感兴趣？不会是附庸风雅，说说拉倒吧？
但这时候的陈晓颖已经顾不上分析对方的心理状态了，他完全投入，走不出来了。
陈晓颖虽然忘记了监视对方的心理变化，但这种投入却十分感人，使他的谈话增强了说服力。同样的话如果你让对方听出是专门针对他教育他的，那感染力就小，因为他有抵触情绪；反之，你那话是自己有感而发，没有指向对方，纯粹是自己的一种感慨，那么感染力就增强了。所以他收到了预想不到的效果。
陈晓颖说：“既然人生苦短，那么，我们就更应该张扬精神的东西，在精神上求得幸福和解脱。”
李真震动了一下。他现在太苦，而且有可能也太短了。他虽然千方百计地狡辩，但内心是空虚和惧怕的，颇有走投无路之感。这时候陈晓颖突然点出了精神上的幸福和解脱，他不能不为之一动。
可是陈晓颖已经关照不了这么多了。他确实感到了人生的苦短，自己也很苦短，你能比现在立刻就结束生命的人长多少呢？长不了多少啊！可是精神的追求和享受是无限的。
李真听进去了。虽然至此李真还没有主动跟陈晓颖说什么，但看得出来他有一种听的渴望。路是弯的，理是直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同样，真理面前谁也不是铜墙铁壁。
陈晓颖觉出了李真的变化，因为他在投入的过程中，有时也免不了跳出来一下。
他伸手去够摆在桌子上的中华烟，见李真也站了起来，就停下了手。李真果然走了过来，抽出一支烟，递给了陈组长，并打着火给他点上了。
这是一个不小的变化。
不过不管李真怎样，陈晓颖都要说下去，他止不住自己了。他说起了《红楼梦》。他问李真你读过吗？李真说当然读过。那好，我给你背一段，他说。李真不相信他能背，一撇嘴，准备看他的笑话。
但是他背出来了，就是凤姐出场的那一段：“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一直背到“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
李真的兴趣来了，女人在什么时候都是特别提神的东西，何况如王熙凤这样才智过人的大美人。
但紧接着贾宝玉就出家去了，只剩下“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只剩下“好了歌”。好了，也就了了。李真对这一点体会颇深，说道，世人都说金钱好，金钱到手，人进来了。最后是《红楼梦》结尾的那首诗：“说到心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
李真震动了。人生不过黄粱一梦罢了。从对红粉佳人的欣赏，到对人生悲欢的思考，这个反差太大了！“好了歌”太好了！
又侃《水浒》。又说司马迁。外国名著也上来了，斯汤达的《红与黑》，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李真惊奇陈组长竟然这样学富五车，博闻强记，过目成诵。
一百单八将的姓名绰号张口就来，白虎节堂林冲献刀，被高俅陷害那一节讲得有声有色。
对太史令司马迁的《史记》，先引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赞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然后“本纪”、“世家”、“列传”一一道来。
李真也很爱读书，但不求甚解，在陈晓颖讲着的时候，他也偶尔插上几句。
他对高俅很有看法。
谈到《红与黑》的男主角于连·索莱尔，他振奋起来。这个做家庭教师的锯木工的儿子，从大胆地抓住女主人德·莱纳夫人的手开始，一步步走进上流社会，最后又被上流社会所不容，而走上绞架。陈晓颖讲述着这一故事，李真唏嘘不已。
最后是莎翁的悲剧（他不讲喜剧），奥赛罗、苔丝狄蒙娜、哈姆雷特、麦克白、罗密欧、朱丽叶……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死亡。
然后他用哈姆雷特的一句台词结束了“阅读欣赏”：“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
这是可着头做的帽子，太对李真的号了。他现在思考的几乎没有别的，生，还是死，这对他的确是个天大的问题。
随着讲述的嘎然而止，审讯室里变得出奇的寂静。但此时无声胜有声，严肃的问题逼得人喘不过气来。
李真又站起来，给陈晓颖点上一支烟后，自己也随手抽了一支，点上了。
生死的确是人生的一大课题，人人需要面对。一个漫长，一个永久，但过度只有一刹那。人们所惧怕的就是这个过度。
紧张的李真见陈晓颖面对这个问题也不轻松，便有了一种亲近感。他说，陈组长，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陈晓颖从思考中挣扎出来，说道，灵与肉终归是要分离的。

李真受审纪实9、“世上只有父亲好”

你也相信灵魂不灭吗？
不，我不相信，我是无神论者。陈晓颖说，范缜的《神灭论》写道：“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
这就是说，灵与肉是一个统一体，肉体一旦消亡，灵魂也即飞升。
飞升是有还是无呢？李真问。
那就要看自己的想像力了。陈晓颖说着爽朗地笑起来。
这又是一个很有内容的空白。此刻陈晓颖又从自我投入的状态中跳了出来，他知道李真现在最关心的是生死问题，他的事有多大他自己最清楚，虽然有侥幸心理，但那只是侥幸，概率是很低的。法无可贷。一种不可抗拒的必然正在向他一步步迫近。他这聪明人能不知道这一点吗？
面对着肉体的消亡，只有向灵魂乞求安慰。
作为检察官的陈晓颖他只能加速李真的认罪进程，而不能相反。他所能做到的，也只能使当事人的灵魂得到升华，精神得到享受和充实，一直到生命的尽头。
肉体对于任何人最终都是要死掉的，但灵魂却是另一回事了，给人留下无尽想像的空间。为什么要说破呢？说破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所以灵魂告别肉体之前，最好能有个可以自圆其说的结论，不要稀里糊涂和不清不白，更不能带有罪孽感。
李真正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他不安。
陈晓颖要帮他解脱。但现场出现了沉默。由何处入手，从哪里开头？
陈晓颖突然说：“你儿子叫什么名字？”
李真说：“叫可可。”
陈晓颖说：“可可，可可，既可爱，又可怜啊！我看过他的照片。”
李真更加专注地倾听着。
陈晓颖说：“你儿子不当大队干部了。”
那是指上小学的儿子不当少先队的干部了。原因可想而知。
李真潸然泪下。儿子聪明可爱，但从小失去母爱，对李真依恋感很强。他经常带着孩子上班、吃饭，出差两天都不放心，要给儿子打电话。
可是进来之后，3个多月没见到儿子了！
陈晓颖继续告诉他，小伙伴们不再跟他儿子一起玩了，大一点的孩子还欺负他。儿子就哭着说：“你们别打我了，是我爸爸出事了，不是我出事了。”
李真更加揪心起来。他多次梦见儿子哭着找他，要他回家，回家陪他。有一次他梦见他的亲戚把对他的痛恨转嫁到儿子身上，他们打他，不让他吃饭，在一片迷迷蒙蒙的雾中，他看到儿子泪流满面跪着求他：“爸爸，我不在别人家了，你带我回咱们家吧！”他伸手想把儿子抱起来，可铐子铐着手一点动弹不得，只能望着儿子哭，就哭醒了，再也不能入睡。他含泪给儿子写信道：“亲爱的儿子，爸爸也想你，但是却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疼你了，你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要学会忍受，做个好孩子……”
李真说：“都说世上只有妈妈好，可儿子对我亲，我认为世上只有父亲好。”
陈晓颖说：“你说得不错，妈妈偏重感情上的爱，父亲则是从理性上关心孩子的成长。这样的例子古已有之。”
李真吃顺不吃戗，洗耳恭听。
陈晓颖便连说带背《触龙说赵太后》。左师触龙向太后推荐自己的小儿子当宫中卫士，赵太后说你很爱怜少子啊！触龙说甚于妇人。赵太后说不对，我非常爱我的儿子长安君。老臣触龙说非也，你更爱你的女儿，使她远嫁燕国，“必勿使反”，“岂非计久长，有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可是你对长安君呢？“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听了老臣的话，赵太后马上同意长安君到齐国去当人质，从而使齐国发兵救赵，共同抵御秦国的进攻。
陈晓颖说：“作为一个父亲，必须目光远大，为孩子的锻炼成长创造一个好的条件，而不是一时也离不开的溺爱。你咂巴咂巴，是不是这个理儿？”
李真灰心丧气地说：“我现在还能做什么呢？”
陈晓颖说：“你现在要给你的儿子留下一个作人的榜样！”
李真冷笑一下说：“反面教材？”
陈晓颖说：“反面教材也不都一样，一树之果有酸有甜，不能一锅子面烂到底。像你现在这样不敢坦露开自己的灵魂，不敢让世人看到一个真正的李真，不仅向众人交不了账，向你的儿子也交不了账，在他幼小的心里，你永远是一个模模糊糊的父亲，而不是一个敢作敢为的男子汉！”
不知是怎么搞的，过去审讯时李真的那种狡辩再也用不上了。虽然他几次想用，什么小错无罪之类，但就是插不进来。他一直在一个高的层次上跟陈组长周旋，并且不知不觉地习惯了这种对话，还感到很舒服，喜欢对一些问题的那种挑战性的提法和见解，他愿意这样谈下去。这是高屋建瓴。也好像是两个高手在论剑，你突然再使出初学者的招术来，就显得太没有必要，而且也太可笑了。
陈晓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李真那些低档次的狡辩，已经不攻自破了。开始以为他还会老调重谈，再来狡辩，那就跟他探讨探讨，并不打断他，现在看没这必要了。这也证明李真的水平并不低。

李真受审纪实10、前妻

侯磊找到了李真的前妻柳絮。
这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女人，比较有正义感。
李真迷上了她的美丽，强烈追求，组成家庭。但柳絮对这位丈夫和这个家庭，似乎并不特别感兴趣。她耽于幻想，追求完美。家务马马虎虎，理财也不内行。二人的日子过得并不愉快。
但李真仍然很喜欢她。
这样一个看来头脑比较简单的女人，在大的问题上却很有主见。她认为李真只是看上了她的美貌，并非与她心心相印。她要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在她看来，李真的地位和财富，并不能代表一切，更不是家庭幸福的标志。相反，难免有一天还会招来祸患。
这种感觉在她到新加坡留学，李真频频向境外转移赃款时，就更加强烈了。虽然财富在一点一点地积累着，但幸福感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增加，逐渐积存起来的是一种莫名的惊惧与慌恐。
她不想留在外国跟他搞“一家两制”了，她回国想跟他“两人一家”地过日子。但是李真的政治野心和财富目标越来越大，大得使她不能适应，也不敢适应了。于是，她果断地与他离了婚。
李真很伤心，想把柳絮的新任丈夫调往异地他乡。
但是权力在前妻面前失去了威力。
她正告李真：“你要敢这样做，我就把你们干的好事全捅出去！”
李真害怕了，没敢轻举妄动。
李真被抓捕以后，柳絮没有什么动静。
侯磊打电话邀请她和丈夫一起出来坐坐。
这不是传讯。
传讯，轮不上侯磊这样的副省级干部出马；坐坐，却可以。
一样的米面，各人的手段。查办案件，也各有各的办法。
侯磊领导河北省的检察工作，指挥反腐败斗争，从来就是很讲究方法和策略的。因为这项工作很难干。你的工作对象是腐败分子，而有的腐败分子是领导干部。
比如李真，现在你可以调查他的问题了，他在台上的时候，能让你随便调查吗？不仅不让你随便调查，甚至还可以给你找点麻烦。检察院就是一块净土吗？司法腐败不也是很严重的吗？
这没有错。侯磊大力整顿内部，加强检察干部队伍的自身建设，提高了战斗力。
这次查办李真案件，正好派上了用场。
这是策略，还是智慧？
都谈不上。
是一种无可奈何。
如果不是中央纪委下决心查处李真的问题，也许侯磊还在一直加强整顿呢。
现在他可以不整顿了。
他给柳絮打电话说：“我是侯磊，可以请你和你爱人出来坐坐吗？”
柳絮一听是侯磊，先就吓了一跳。
侯磊代表着什么？一把利剑，反贪利剑。过去柳絮和李真搞“一家两制”，最怕的就是纪委和检察院，听到有人把他们称为“利剑”，就更害怕。现在利剑向她指过来了。
李真本来就是个刀刃上骑车子——不要命的主，可以不那么害怕，照样干；柳絮可没这么勇敢，早就让这枝明晃晃的利剑给镇住了。
现在利剑就在眼前，她仿佛看到了闪烁的寒光，能不害怕吗？
但是一见到侯磊本人，“剑”的感觉就没有了。他说话很和气，态度很可亲。
在一个僻静的地方，他们相对而坐，说一些一般的客气话。柳絮很会说客气话。但心里多少还有些紧张。
侯磊注视着她，慈祥而关切。这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吗？抑或是不幸中万幸的女人？她很了不起。她把握住了自己。慈祥和关切之中，还有或多或少的敬意。
女人是感觉极为敏锐的动物，如果用话语来放松她，跟她讲道理，她或许什么也听不懂，但运用目光就不同了，她们最会阅读目光，连你不想暴露的东西都可以给你阅读出来。幸好这位新近被授衔“大检察官”的侯先生心地是坦荡的，同情和敬意都是真实的。所以，柳絮被感动了。
再加上早就知道这位领导是那么有才气和能干，便对他有了一种信任感。这就好办了。这时候你再说什么，她就都能听懂了。智力随着感情而增加。
谈了几句，她就明白了，这把利剑不是冲着她来的。甚至可以理解成，是保护她来的。那么条件是什么呢？需要她付出什么呢？女人往往习惯于想到这一点。
可是却没有任何暗示。
没有任何想让她说出什么或者揭发什么、交待什么的暗示。
侯磊不会强人所难。况且这也不是讯问，只是谈话，平等的谈话。她可以什么也不说。
作为一名前妻，她有权力和道义，来保护她过去的丈夫和现在孩子的父亲。

李真受审纪实11、倒戈

侯磊当然不能向她透露，查办李真这个案子有多么艰难，但也没有必要装出多么的乐观和稳操胜券。让她感觉到，他需要她的帮助就行了。
他觉得，这第一次谈话可以到此结束了。
他告诉她，在专案组这里，她是安全的，将来随着案件查办的深入，可能会问到她一些问题，但她本人绝不是调查的重点，如果她自己不是真有隐藏得很深的问题，就大可不必担心，更不必急着躲到外国去不回来。这对我们和你本人都是有好处的。
毫无疑问，这次谈话是为办案需要设计的。
但是，为什么不也可以说，是为她的需要设计的呢？
解除她的恐惧心理，让她安安静静地生活。
办案不应该是一味地索取证据和口供，有时也要为当事人着想。只有懂得付出，才能最终得到。
所以谈话可以结束了。
她已经完全不害怕了。
她只是对没有向侯检察长说些出什么，感到有些歉意。
过后她对这次谈话有一种欠债感。
于是又有了以后的几次谈话。欠债总是要偿还的。
她逐渐明确地认识到，李真的事是李真的，跟她没有关系。这个案子的彻底查处，对李真将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对她也算了却了一桩心事，今后不用再担惊受怕了。
如果这次还不能彻底查结，再把李真放出来，那就跟放虎归山没有什么区别了，她和现在的丈夫确定无疑将是被伤害的目标。
为了今后过平静的生活，她必须帮助侯磊。
前妻的“倒戈”，使专案组取得了很大的主动。
柳絮提供的情况，是一个“底”。
侯磊向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真专案领导小组组长刘丽英做了汇报。有了这个“底”，专案组才能下决心。一时不能突破，也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有了“底”，这比什么都重要。
河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及主管领导也多次听取专案情况汇报，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在人、财、物各方面给予了及时有力的支持。
河北省委政法委书记刘金国、常务副书记刘宝宣，到办案一线认真检查工作，把握方针政策，排除办案阻力。
侯磊还在行动。
他找到了河北省原国税局郑局长。李真在任期间，跟郑局长的关系还是处理得很不错的。他们之间有什么协议和秘密吗？
当然这样的谈话更不是传讯，而是同志之间，甚至朋友之间的一种交心。侯磊有这种优势。
李真由省委办公厅副主任调任省国税局副局长，明显地不会停留在副职的位子上，下一步肯定会把局长取而代之。郑局长感到恐惧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郑局长没有。他很安之若素地坐在正职的位子上，发言着，指挥着。李真也请示着，汇报着，很是一个副职的样子。但大家看得出来，大主意是由李真来拿了。然后李真就当了局长，老郑做了党组书记。郑书记仍然面不改色，心不跳。
原来是李真许了愿：保证郑书记有更加光明的政治前途。
凭李真当时的权势，这不会被认为是一张空头支票。
但是现在可就成了一张彻头彻尾的空头支票了。
应该有所反思吧？侯磊认为。
他以老朋友的身份找到了老郑。已经退下来的老郑还能说什么呢？唉！一切都过去了。向前看吧！
在向前看的过程中提到了一个纸箱子的问题，那是李真的。
这又非常重要。
……
侯磊找过许多人谈话，把握了很多东西。
这是“底”。
有了这个“底”，专案组这只航船，无论行驶在怎样的惊涛骇浪之中，舵手心里不发颤。

李真受审纪实12、画像

监视室里的领导和同志们，包括过去审讯过李真的同行，从陈晓颖一进审讯室，就为他捏着一把汗。那里是赛场，他们是加油助威的观众。一开始他们比陈晓颖还紧张。他们认为陈晓颖太放得开了，太不紧张了。现在看来，真多亏了这种放松，真正的放松。放松和随意把李真瓦解了，再加上博闻强记的高水平、高素质。古文谁背得了？外国文学名著谁读过那么多？另外还有起点和创意，即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起点和创意。陈晓颖有点玩艺儿。但李真最终会怎样呢？现在虽然谈得很好，但也只是光听见水响，看不见鱼跳。这样轻松的聊天还要持续多久李真才能交待问题？十天八天？半个月？一个月拿下来行不行？那么陈晓颖还得背多少书？他撑得住吗？
从表情上看得出来，李真很想做陈晓颖提倡的那种父亲。但是他现在还做不了，他不知从何做起，从何说起，与肉体搅在一起的灵魂已经成了一团乱麻，自己还搞不清楚，怎么向世人公开，如何向儿子交待呢？他想让高人陈晓颖给理一理。
陈晓颖摆出了有问必答的样子。他觉得已经基本上跟李真沟通起来了，他看出李真开始为灵魂的问题操心了，因为肉体左右起来已经有了很大的难度。灵与肉必须分开，这对他来说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物质的东西，即金钱、美女和他的肉身，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如果他被判死刑，这些东西都将离他而去。当然物质不灭，但对他来说是不存在了。
只有精神还放着光芒，还真正地属于他。身体被囚禁，灵魂却是自由的。他现在想什么都可以，谈什么都自由。而且肉体消亡，精神却可以留给世人，留给儿子。
李真说：“陈组长，你叫我从何说起呢？说我坏透了，黑透了，我不服气，说我怎么好，我又没有做到，总之，我很难表述我自己。”
陈晓颖说：“我理解，非常地理解。人的一生都有上岗下坡的时候。所以我要给你讲一个方法问题、角度问题。”
有哪个钉钉，挂哪个瓶瓶，陈晓颖好像把一切都准备好了。
你读过前苏联的一部著名的小说《叶尔绍夫兄弟》吗？李真说读过。那好，有一个情节你可能记得，那就是沙皇让官廷画家们给他画像，但是谁也画不好，就给拉出去杀了。有一个画家却自动找上门来要求给沙皇画像，这不是找死吗？哪知道沙皇把他的作品拿过来一看，大声赞道，画得像！画得好！重赏画家。秘密在哪里呢？原来沙皇虽然长得高大魁梧，但有一条腿是瘸的，站不直，一只眼是瞎的，睁不开。别的画家对这两点表现得不艺术，所以挨杀。毛遂自荐的画家却处理得很好，他让沙皇单腿跪着射箭，这样站不直的瘸腿看不出来了，瞎眼正好用来闭上瞄准，天衣无缝。你能说不真实吗？不能。这就是方法和角度的问题。
李真激动了一下，好像可以按这个办法来自画像了，给自己一个能够接受的结论，给世人和儿子一个看得过去的形象。但是具体怎么画，他又茫然起来。
陈晓颖说，欲望、追求是打破平衡的动力，然后就有了两种可能：一种是，怀有欲望和追求的本体实现目标升上去；一种是，一头栽下来。关键是要看自控能力。
聪明的李真应该知道，陈组长这是在给他一个台阶下。本来他索贿受贿和谋求晋职封疆已经是红了眼、发了疯，但陈组长没有用“贪婪”、“野心”等词汇，而是用了“欲望”和“追求”这两个词，这就舒服得多了，就好像合理处理了瞎眼和瘸腿。
他赶快主动接下去说：“是啊，欲望太大了，没有控制好。灵魂成了肉体的奴隶，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别人的钱和物。”
“打住！打住！不谈案情。你犯规了。”陈晓颖说，“我倒很想听听你对灵魂的看法。”
他知道还不到说的时候。不到时辰不生，不到时辰不死。裁缝仗着热熨斗。现在火候还不够，还不到揭锅的时候，一揭三把火，不如欲擒故纵，卖个人情。
果然李真很佩服地看着陈晓颖，那意思是，陈组长对获取罪证并不看重，而更关心他的灵魂，这使他非常感动和钦佩。

李真受审纪实13、山要崩，绳子箍不住

于是二人就灵魂和欲望的问题做了长时间的探讨。李真曾经到一个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去搞调研，发现那里工人过节连蔬菜都买不起，经理得了癌症，为给企业省医药费，毅然把输液的针头拔掉。当时李真被感动得掉了泪，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可是回来插手一个建筑工程照样捞钱，真是欲壑难填。心灵、良心为什么总能闪现善的一面，但又是那么软弱，抵挡不住强烈欲望的诱惑呢？
李真说我也看过佛经，觉得里面的故事很有意思，道理也很明白，就是距离现实太远了。
谈起佛经，陈晓颖来了兴趣，他说你读过《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吗？李真说翻过，这是万经之首。于是二人就佛经问题，二郎神缝皮袄——神聊（缭）了一阵。但李真心里还是有个结，佛经讲的谁能做到啊，依得王法打死人，依得佛法饿死人。陈晓颖说，我们可以从积极方面去理解。比如五祖弘忍禅师要把衣钵传授给后继者，考他们。神秀上座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觉得他行，可当接班人。但又跳出一个扫地的和尚，也口出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境界更高，就被选中了。这个扫地的和尚就是六祖慧能禅师，是我们河北涿州人。他把“菩提树”和“明镜台”这种佛家视为至洁的东西也“破斥”了，认为没达到“彻了”的境界。这都是讲的修养，要纯洁心灵，消除欲望，不受市俗污染。现实的人很难做到，难免犯许多错误，甚至犯罪。但佛祖认为，只要在肉身消亡之前的一刹那，能幡然悔悟，反躬自省，明心见性，承认罪恶，拯救灵魂，便也算合格者，合格的父亲，合格的男子汉。
说完这一节，陈晓颖看到李真眼睛发亮，显出了一种巨大的渴望：生是不好求的了，肉体终归是要消亡的，那就追求精神的永恒，灵魂的纯净。但是仍然显出了犹豫，显出了对肉身和欲望的留恋。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一脉不活，周身不遂。
对此李真在事后曾做过这样的反思，他说：“欲望是无度的。这也正应了那句俗话：‘上帝让你灭亡，就先让你疯狂。’人一旦丧失信念，就像一头疯狂的野兽，不是掉进深谷，自取灭亡，就是被猎人开枪打死。”
他还说：“建立起‘一政一商’机制后，我们虽然挣了不少钱，但我并不满足，说穿了就是嫌弄的钱不多。于是，只要有机会我就想伸手要钱。就这样，我的胃口越来越大，胆量也越来越大。小到手表、项链，大到汽车、上百万元的工程回扣我都敢要，甚至连两千万元的公款都敢与吴庆五等人私分。可以说，到了最后，我好像就管不住自己了，见了钱不捞，心就痒得慌。”
他要向境外转移现金，一大一小两个箱子，装得还不够满，他就给李军打电话，让高某赶快送50万元来。
欲望越来越大，欲望与时间成了正比，于是，时间也便与金钱成了正比。
所以李真说：“对我的查处，如发生在5年前，绝不会如此严重；若发生在5年后，肯定比这更严重。”
李真案件查结之后，侯磊曾做出这样的分析：“七情六欲，是人之常情。但欲望有良莠之分，正邪之别。 如求知欲、成才欲、事业欲应该提倡；而金钱欲、权力欲、美色欲则要抑制。江总书记多次提及领导干部要‘慎欲’，要‘淡泊明志’，这并不是不允许领导干部有正当的合理的欲望和要求，但关键是要有度，要能够控制欲望、节制欲望，防止私欲膨胀。否则，让膨胀的私欲缠身，就会像雪球滚到半山腰，刹也刹不住，挡也挡不了，只有滚至涧底摔成粉末才罢休。李真就是这样，过度膨胀的私欲，把他送到了沟底。”
山要崩，绳子箍不住。
但仍可收拾。
陈晓颖要给“沟底”的李真一种希望和解脱，使他把自己提升起来，振奋起来。

李真受审纪实14、《前赤壁赋》

突然，苏轼《前赤壁赋》的句子涌上心头，结合着面前的李真，他被这九百年前的大文豪感动了，苏子说得多么好啊！人的生命是暂短的，但也是永恒的，有什么想不开的呢？欲望再大又有什么意义呢？大自然的清风明月足够你享用的了，你还要额外索取什么呢？
于是他脱口背出：“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听着陈组长毫不“打奔儿”地一口气背完，李真敬佩不已。那优美的古文，那富有音乐感的句式，加上背诵者因为对美文早已烂熟于心，而长长短短、快快慢慢、高高低低、抑扬顿挫地吞吐得那么自如，那么陶醉，他彻底地被感染了。不用渔夫引，怎得见波涛。他走入了那种超然而美好的境界之中。
在这种境界中探讨问题，就比较容易了。李真一直认为，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复杂现实面前，在个人政治追求和自身欲望驱使的莫测生涯之中，要想把握住自己的命运真是太难了，因为坏榜样太多，好榜样太少，即使有好的，他也不信，却信坏的，于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追求虚荣和奢华的生活而不能自拔。听了苏轼这段古文，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人生，似乎顿有所悟。
陈晓颖说：“生命作为一个过程，是暂短的，肉体消亡了，也就什么都没有了。但作为一种物质和精神，却可以理解为是永恒和无限的——物质不灭，精神无限。人的一生，在为社会做出自己贡献的同时，应努力地追求精神境界的完美。可是许多人做不到，为满足肉体的欲望和感官的刺激，而整日里追名逐利，声色犬马，纸醉金迷。哪知道这个过程是很短暂的，一生也花不了许多钱，但却成百万上千万地搂，忙得不亦乐乎，以为钱越多，幸福也越多，豪宅美女，满脑子充满了一种虚假的精神满足，哪知道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就这样，可怜的灵魂早就被他丢在了一边，无人关照，荒凉得长了草，知识贫乏，文化不足，道理不通，哲理不明，感情变异，根本就不能引领肉身达到一个高的层次，精神境界上的无限享受，自然也就与他风马牛不相及了。这样的人其实活得很不值。”
李真说：“我明白得太晚了，岂止是不值，简直是自找罪受。我建议，干部被提拔之前，都要到监所来住一个月，吃这样的饭，睡这样的床，受这样的管，背监规，喊报告，集体放风和放茅……他回去再敢贪才算怪呢！”
过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我只顾为肉身索取，却把灵魂丢失了。我曾一度很绝望，认为一个人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人生变化无常。其实这是错误的。人只要从心灵上注意净化自己，就不会被欲望牵着鼻子走了。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知足常乐。您见过北京胡同口上，光着膀子，一手端碗炸酱面，看下棋的主儿没有？活得自在啊！人家精神上没毛病，知足。苏大文豪所说的清风明月，是给他们预备的。夏天拿把蒲扇坐在院子里，喝着茶水，赏着明月，沐浴着清风，你说要多放松有多放松。可是我就没这个福分，不知足，顾不上，总嫌捞得少，处心积虑，提心吊胆，结果还是进来了。”
陈晓颖说：“但是，仍然没有到绝望的时候，要向前看。”
李真说：“唉！算我倒霉吧，李国庭要是不被查，我就没事了。偶然，一切都是偶然因素造成的。”
陈晓颖说：“任何偶然都服从于潜在的必然，任何必然都要通过偶然来开辟道路，这是最基本的哲学命题。你出事是必然的，只是在哪个环节上出事的问题。用一句你不太爱听的话来说，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
李真说：“别人单纯拿这个词儿来说我，我当然不高兴，但您是从哲学的高度来谈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道理。连苏东坡都懂得辩证法，咱共产党人就是搞辩证法的，还能不明白这个。”
李真的虚荣心很强。有时候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的虚荣心，但又不能让他走得太远，太得意忘形，那样不利于他积极认识自己和思考问题。所以有顺着的时候，也要有戗着的时候，表扬与批评相结合，要不断地敲打着点儿。
这个火候陈晓颖把握得很好，让他热一热，再让他冷一冷。太热不行，太热他就成功臣了，比谁都有理，都正确，只发表演讲，而不交待问题。太冷更不行，或者胡搅，或者一言不发。必须是不冷不热。

李真受审纪实15、欲望是害人精

有一次他说：“我以党性担保，我没有大问题。”
陈晓颖知道他太热了，必须降温，便问：“你知道什么是党性吗？”
李真居然不知道，吭吭唧唧说不出来。
陈晓颖说：“党性就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
一下子他就降温了，开始老老实实思考问题。这的确是个大问题，作为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怎么就不知道党性是什么了呢？肯定也就不想具备了。
当二人就《前赤壁赋》谈了一番之后，都感到心情豁然开朗，感情特别亲近。
李真说：“那境界是多么好啊！我愿永远停留在精神世界里，而不愿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在现实世界中我没有什么出路了。”
陈晓颖说：“刚才还说向前看，怎么又悲观了。精神上的解脱对你来说是最主要的。”
李真说：“是啊，这已经很不错了，过去我很苦闷，现在基本想通了。这要感谢您。”
是啊，钱是催命鬼，欲是害人精，你就是金头银面，又有何用？而精神的东西却可永存。
陈晓颖说：“既然想通了，那么在现实中你还可以选择一条最好的出路，在精神上解脱并站立起来，这对于你，对于你的儿子、你的家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咱虽然犯了罪，也不能吹糖人的改行，不做人了是吧？”
李真低下头在思考。
陈晓颖知道又卡壳了。李真被审查以来，虽然一直态度不好，不交待问题，但他也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做过反思，知道它的严重性。开始曾一度抱有侥幸心理，寄希望于昔日的领导、朋友帮忙、说话，只要自己坚持住不交待，恶运就会过去。后来感到“营救”无望，就想保全一种所谓的“名节、道义”。这也是做人的标准啊！
他曾经说过：“过去和我有经济往来的一些朋友都与我友谊甚深，都是善意地互相帮助，如今自己落到这种地步，牵连和影响他人实在是于心不忍，宁可以死相抵也要在世上保全‘名节’，更可悲的是把彻底地坦白、认罪当成是贪生怕死，把目前的境遇当成是对自己意志的磨炼，把所谓的‘名节、道义’思想当成是一种优良的品格。”
但是这种李代桃僵的想法毕竟是太狭隘了，所以感到精神上无限空虚。刚才经过陈晓颖的善意沟通和有力提升，精神上得到了升华，但一想交待问题，又惯性般地回到了“名节、道义”的怪圈上。
李真吞吞吐吐地说：“我……我……是讲名节和道义的。”
陈晓颖开门见山地说：“你不交待问题也不是许云峰，你交待了问题也不是甫志高。”
李真神经质地说：“你们无非是想把我杀了。”
陈晓颖说：“我们不是为了杀人。杀人有什么意义呢？反腐是为了政权巩固，是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着想的。你把法律看成啥了？老子说：‘孰能一之，不嗜杀者能一之。’这不是剥夺几个人生命的问题。”
李真说：“法律的本质是什么？”
陈晓颖说：“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也就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中国就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法律是由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教科书是这样说的。今天我可以告诉你，法律体现着良心和正义。我作为一名检察官查处腐败案件，就是替天行道。”
李真自言自语地说：“噢，良心和正义。”
陈晓颖知道，此刻李真已经有了一个飞跃。他一直把这次“不幸”，看成是对立面在整他，有人在害他，所以总跟你较着劲，你不是有人整我、害我吗？我就等着有人保我、救我。现在放在法律的天平上一衡量，这种想法太狭隘了。法律体现的是良心和正义，而不是公报私仇。对立面整你反倒是最好的监督。
对此他后来曾经反思说：“我很少考虑党纪和法律，觉得这离我太远。我给省领导做‘大秘’时，虽说有人管我，但没人能监督我。我出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后，由于这是个垂直系统，总部在北京，离我太远，要管我很难，而地方包括本单位就没人能管得了我，有时只好拿批评与自我批评，算是对自己的监督。时间一长，脑子里哪还有党纪和法律？不要说我，就连我坐的38号车，走到哪里都受到尊重，谁敢惹？”
的确是不敢惹，李真在石家庄市桥西区居住，到桥东上班时，他驾的车从来是不管红灯绿灯，总是“勇往直前”，老警察看见知道是他的车，谁也不敢拦。一次，在距离他机关不远的平安大街十字路口，有个新警察刚来此上班，不知闯红灯的是李真的车，上前想收他的驾驶本，他摇下车窗“老老实实”等着，等警察到了跟前，一口啐到警察脸上，然后开车扬长而去。回去又给有关人打电话，让解聘那个警察，之后便再也没有看到那个警察在平安大街十字路口值过勤。

李真受审纪实16、李真吃不住劲了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群众举报把他送到了党纪和法律面前。群众举报，在他看来就是“对立面”举报。其实说“对立面”也没有什么错误，他自己首先与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立起来了，广大干部和群众不跟他对立，难道跟他同流合污吗？
现在经过陈组长一番强大攻势，他终于从忌恨“对立面”的狭隘角度，走到了法律的平台上，并进而上升到良心和正义的水平线。
陈晓颖接着说：“你是一个挺开通的人，为什么这长时间还在抵赖？借用一句军事术语来说，你已经陷入了重重包围，大量证据证明你犯罪，我一声攻击令可以置你死地。根据新的刑诉法，有证据，没有口供，也同样可以定罪；反之，有口供，没有证据，我们可以不定罪。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犯罪的大量证据。”
李真下意识地朝四下看了看，好像要看到那些证据似的。
陈晓颖继续说：“淮海战役时毛主席写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读过吗？写得非常通俗，毛主席说，‘你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十几天来，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你们的阵地大大地缩小了’。是不是这样？李真。”
李真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陈晓颖进一步围攻：“连国民党将军都知道交枪，你却不知道。当然当时作为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杜聿明没有投降，仍在负隅顽抗，结果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全军覆没。他算不明智者。在这次战役中，其他6位国民党高级将领都率部起义或投降了。你不如他们，不是一个好军人。”
闹来闹去，怎么跟国民党搅和在一起去了。
“对了，我看你也不像个军人，你像个商人。”陈晓颖接着说，“商人就应该知道怎么选择或交换利益。”
李真仍然不吭。
陈晓颖说：“同样，作为一个理智的罪犯，也应该知道怎样做对自己更为有利。就算你过了五关，难道你还守得住麦城吗？何苦抱着元宝井里跳？”
李真全身下意识地活动了一下。灵魂的净化，精神的升华，最终还要落实到实际利益的兑现上。日头没在云里，白粥盛在盆里。人家要的是这个结果。
急走冰，慢走泥，刀趁利，火热光。一见这情景，陈晓颖加快了节奏，因为是时候了。
他说：“你对党对人民犯下了重罪，可你的儿子是无辜的。你出事后他很孤独，许多小朋友不同他一起玩了，他主动向学校提出不想再当队干部了。他还不到8岁，这给他幼小的心灵带来何等的创伤啊！这对孩子是不公平的。所以你不仅要对自己的未来负责，还要对亲人负责。”
这话说到了他的心里，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儿子。
陈晓颖继续说：“你受党培养教育多年，无论从人性的角度看事物，还是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你都应该有一个清醒的正确的认识。我们的工作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教育、挽救和警示更多的人们不要再搞腐败了。作为一个男子汉，你要有勇气面对现实，向司法机关彻底地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并检举揭发，使那些腐败分子得到应有的惩罚。这也是替天行道。”
李真仍在思索。但斧利不怕柴纹皱，陈晓颖突然凑近了他，很机密地小声说：“锣鼓不是偷打的。你往境外送两只装钱的箱子，乘的哪次航班，坐在几号位子上，我们都知道。你到香港一下飞机，就把人民币到‘两替屋’换成美元了。”
“两替屋”，兑换行的意思，是香港惯用语。
李真蚂蚱驮砖头——吃不住劲了，慌忙说：“那就是李军看到的，但她不知道那是啥钱。”
陈晓颖等待着，但李真意识到说漏了嘴，不再往下说了。
是追问下去，还是继续等待，或者换个方式等待？陈晓颖决定换个方式等待。
他说：“噢，我们犯规了。不谈案子。吃饭，吃饭去吧！”
李真如同获救了一般。

李真受审纪实17、只差一天

李真差一点就什么事也没有了，是的，只差一点，具体说就差一天。
本来3月2日他就要到北京参加会议去了，到了北京就进退自如有了回旋的余地，一切为应付突发事件而必备的各种证件、物品都放在了汽车的后备箱里。
但是3月1日下午，他接到通知，让他到省委大院去开会。
为了以防不测，坐的是那部后备箱里装有必备物品的汽车。
已成惊弓之鸟的李真，时刻做好了准备。
出发之前，他向熟人打过好几个电话，问是不是下午要开会，到底有没有这个会。
别人都说不知道。
他就有了警惕——噢，他一直是警惕着的，当时更高了，但仍然还是轻敌了，觉得还不至于吧，可能是个极小范围的会吧，他是经常享受这种待遇的。
开会的消息是午前11点多钟一位省领导打电话通知他的。由省领导亲自打电话通知，时间又这么紧，肯定是个小范围的高级会议，一般的人怎么能有资格参加呢？
的确没有资格参加，只有他有资格。
中央纪委的同志是前一天晚上赶到石家庄的，向省委宣布了“两规”李真的决定。
这个工作做得很隐密，除了省委主要领导知晓外，还有省检察院检察长侯磊知道。是侯磊为上边来的人安排的住处。
这个消息是绝对不能走露的。在对阵双方都认为河北情况复杂的情况下，侯磊是最得上级信任的人之一。
他是个白面书生，笔杆子出身。先为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在全国开创了信息工作的先河，后又到保定任市委书记，政绩卓著，并著有《“一把手”论》，成为许多领导干部案头摆放的教材。1995年调任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廉洁从政，疾恶如仇，查办了许多大案要案。在不利的政治条件下，他讲究斗争策略，不把激烈写在脸上，善于打“堑壕战”。
如果说“黑脸”最突出的特点是刚直不阿，那么他这张白面书生的“白脸”最可取的则是谋略、胆识和智慧。
“白脸”，智慧的象征，并非奸佞者的专利。
检察官的身份加上善于跟腐败和黑恶势力周旋的本领，使侯磊成了李真的天敌。
李真坐着轿车向省委大院驶去的时候，想到了侯磊，想到了来自侯磊方面的威胁。
他掏出手机给北京的一位懂易经的大师打电话，他问：“下午会不会出事？”要求大师立刻卜卦，立刻回答，已经到了关键时刻，粪箕子扣屁股上——等着使（屎）呢。
自从他知道中央纪委调查他的问题后，曾多次找这位大师算卦，预测吉凶。一次他问：“我会不会出事？”大师算后告诉他：“有牢狱之灾。”他又问：“牢狱之灾能不能躲过去？”大师问他：“你的对手是谁？”李真说：“侯磊。”大师算后说：“可能能躲过去。侯磊上面有贵人，你上面也有贵人。你上面的贵人比侯磊上面的贵人大，能躲过去。”
你有你的关门计，我有我的跳墙法。李真当时很得意。但是，真能逃过去吗？现在到了节骨眼儿上，必须请大师再敲定一下。
过了一会儿，大师卜卦完毕，把电话打了过来，肯定地说：“下午没事。”
李真悬着的心落下了一半，驱车进了省委大院，先到别的省委领导的办公室打探了一下消息，见确实没有什么异变，才去了叫他“开会”的地方。
他一进门就笑着对通知他开会的省委负责同志说：“开什么会呀？”
省委负责同志严肃地说：“中央纪委的同志找你核实几个问题。”
巴掌大捂不过天来。贵人哪里去了？
他的脸“唰”地一下白了。

李真受审纪实18、不愿当“0.5%”

经过了最初的一系列惊吓，他终于稳住了阵脚。他自以为树大根粗，铜帮铁底，凭着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里里外外的关系、势力和贵人，他一定能够躲过“牢狱之灾”。船破有帮，帮破有底，完不了！
如果就此完了，那可就太不公平了。
他认为腐败的并非他一人，他们没事，惟独我一个人有事吗？只要不说，只要不彻底暴露，就没有问题。他们没有问题，我也没有问题。这种虚假的局面必须维持下去。
他曾对一位记者说过：“我和一些高干子女交往时，看到他们吃、抽、穿、用极为豪奢，请客送礼非常大方，一出手就是好多钱，眼睛连眨都不眨。时间一长我知道了其中的秘密，他们这些钱多是依靠父母的权力和影响，开公司、做生意，牟取暴利。对此，我既羡慕，又不平，我也握有一定的权力，需要一定层次的交往，既然他们能弄到钱，这样消费，我为何不能？”
推而想之，他们没事，我就应该有事吗？由此坚固了他的抗拒心理。
别人没有暴露，他暴露了。活该他倒霉。但那是一个群体，物伤其类，兔死狐悲。他希望有人来救他。他不交待问题才能救，交待了问题就不好救了。
其实大家都是不说，都是心照不宣，谁不知道对方是腐败的，受贿2000元就算违纪，谁名下没有这个数，恐怕十倍百倍千倍万倍的都不止吧？但有几个自动坦白出来了，自动交待出来了？还不都是说的方的，行的圆的，不仅不坦白、不交待，还要大唱高调，说真方，卖假药。只有如此，才能维持住局面。
“台上讲慷慨正义之词，台下想升官发财之路，平时干肮脏龌龊的勾当。”李真这样概括说。
他还对一位记者说：“你看看，问问，认真了解一下，在干群、党群关系极其紧张的今天，有多少干部真正是急民所急，忧党所忧，又有多少干部为国家的前途担忧？逢年过节，我们的干部都要到贫困县和国企慰问个别过不起节的农民和下岗职工，送这些人一袋面粉，或是100元钱，他们就激动地流泪，喊“共产党万岁”。可他们哪里知道，我们这些干部回到宾馆，喝五粮液，吃鲍鱼，一顿花销的钱不知能让他们用几年。”
绝好的现身说法。
不过别人的环境都比较宽松，因为人家没有被圈起来——圈不了那么多。他被圈起来了，是一个不幸。但心理上的不平衡是消除不了的，所以要抗拒。
他还说过：“现在有问题的干部不少。我记得，1999年一家报纸刊出消息说，我国当年查处厅局级干部184名，挽回经济损失47亿元，这个数仅占干部总数的0.5%。可事实上，有问题的干部要比这个数大得多。我记得当年全国居民储蓄是7000亿元，一位经济界人士曾给我算过一笔账，这里面将近有一半是灰色收入和不法收入，这还不算存在国外的钱，按这个数字算，你说有多少人有问题吧？如果按照收受2000元钱就给予党纪处分，收受5000元检察院就立案的话，仅厅局级干部这个面就是相当可怕的。”
他不想去充当那“0.5%”，还想同别人一样随大流。因为两者在捞取的钱财上没有本质的区别，不过多点少点罢了，但是在性质上却截然不同。一方是阶下囚，一方是座上客；一方是专政对象，一方是大权在握。这太不公平了。
专政对象的一方，正如他自己所述说的那样：“和被关押的地痞流氓等其他人犯没区别，要把监规背得烂熟，要喝难以下咽的菜汤，要睡二十多个犯人挤在一起的大通铺。”
大权在握的一方，也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那般：“有了大权就有了一切，走到哪里都是鲜花、美酒、笑脸和恭维，当然更重要的是有了权力也就有了地位和金钱。”
他就是突然间从一方而转入另一方的。所以还要想办法转回去。否则一切都完了，只有死路一条。
“胡长清、成克杰一出事，我倒真有点害怕。”他说。
这是必然的，不害怕才怪，谁都怕掉脑袋。所以绝不能走到那一步，要死死地顶住，面疙瘩补锅——抵挡一阵儿是一阵儿。
“再说许多关系已铺好，还有什么过不了的火焰山？”他说。
有落网的鱼，也有破网的鱼。在网外面的鱼不是更多吗？为什么我就这么倒霉！

李真受审纪实19、“百团大战”

李真中午睡了3个小时，3点多钟谈话又开始了。
李真满腹心事的样子，犹犹豫豫、神情不定，心上心下的。
陈晓颖意识到不能盯得太紧，应该随便聊聊，放松一下了。先谈超声波，又谈黑洞。够现代的吧？但陈晓颖说，老子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了，早用哲学思想把这都概括进去了。是吗？当然。大音稀声，大象无形，不就是指的这个吗？你能听到超声波吗？你知道黑洞什么样吗？还有大智若愚，大器晚成，都是老子说的。李真说，老子真不简单，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我信易经，也信测字。这时候李瑛插嘴说，我们陈组长就特别会测字。李真说，是吗？那给我测一个。
“测个什么字呢？”李真显出发愁和悲观的样子，“我都被押到外省了，河北都不管我了，怕有人救我。那么您就给我测个‘外’字吧！”
陈晓颖思忖片刻说道：“从左边看，你的政治前途已经夕阳西下；从右边看，你的生存命运还是吉凶未卜。”
李真垂头丧气地说：“情况很不妙是吧？”
陈晓颖说：“但这就是你目前的处境，真实处境。”
“能不能有所改变——从字儿上看？”李真问。
“那咱们试一试。”陈晓颖说，“如果下面加个‘口’，也就是说，给你一张嘴，让你说，让你狡辩——你108天都在用这张嘴狡辩，那么，这个字念什么呢？”
“念‘咎’，咎由自取的‘咎’。”李真说，情绪很不乐观。
“这就是说，不管你怎么狡辩，也是难辞其咎。”陈晓颖说。
李真说：“那我要不说，不开口呢？”
“很好，那我们就把这个‘口’藏起来，加一个盖儿。”陈晓颖说，并拿起笔来，在‘外’字上面加了一横，“这念什么？”
“死。”
“对，死路一条。”
李真非常沮丧了：“难道我就没有活路了吗？”
陈晓颖说：“不，死路只有一条，你不要走它就是了。所以你不能把‘口’藏起来，还要说话，只是不要再狡辩，而要坦白交待问题。”
“那不还是咎由自取吗？”李真说。
陈晓颖说：“当然，因为整个案件都是你咎由自取，不能推给别人，但现在可以凭你这张口的怎么说，来决定咎由自取是取得多些，还是取得少些。狡辩，那就取得多了，罪责加重了；坦白，那就能少取一些，减轻罪责。所以你开口交待问题，说得越充分，越彻底，对你越有好处。”
李真说：“还有‘省’呢，我被押到外省，现在刚测了一个‘外’，再测测‘省’。”
陈晓颖一笑说：“这就很简单了，‘少’、‘目’。”
“怎么解释？”
“这是一个警告。”
李真不明白。
陈晓颖说：“交待问题，开口说，说少了不行，得多说，说少了就变成了少目，没有眼睛了，瞎了。也就是说，这盘棋让你走瞎了，失败了，乱了套了，本来可以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结局，但是因为你少说，而变得不可收拾了。所以你要多说。”
不怕千招儿巧，只怕一招儿绝。李真沉默良久，然后调整了一下坐姿，长出了一口气：“我说了吧！”
他颇为感慨地总结道：“这么多审讯者我都应付过去了，说实在的，他们个个都是高智商的办案专家。惟有您跟他们比较起来，在审讯技巧上还差得很远，但正是这一点反而帮了您的忙，我排斥技巧。您的人格，您的善良，打动了我；您的学识，您的哲理，征服了我。在中国我见过的检察官多了，像您这样的……唉，我还是说了吧！”
李真开始一笔一笔地交待问题，陈晓颖不让助手做笔录，也不追问，更不提问，显出很严肃，很关心的样子，听着。中间很自然地“共进晚餐”。
“共进晚餐”之后，又接着来。李真在交待问题前，忍不住提了一个问题。
他说：“陈组长，上午我说漏了，就是向境外倒款的事，我等于都承认了，可是您为什么不追问我，而让我去吃饭呢？”
陈晓颖说：“你喜欢可可吧？”
李真说：“当然，非常喜欢。”
“小时候把过他撒尿吧？”
“把过。 ”
“有什么体会？”
李真深有体会地说：“那就是在他尿尿的时候，不能动，得把稳了，一动，他就不尿了。”
陈晓颖微笑地注视着他，不再言语。
李真想了一下，明白了。原来他对我采取了同样的对策，怕干扰我顺畅地说问题，所以才不追问我。对啊，我那种主动交待问题的良好心态，都是这样被他培养起来的。一追问，依我的脾气，肯定就不说了。就像可可尿尿一样。
想到这里，他自己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鏊子好了，烙的饼也好。到17日晚9时，李真一口气交待了一千三百余万元！胡萝卜就烧酒，仗个干脆。
当陈晓颖同助手们走出审讯室后，大家看着满天星斗，一言不发。忽然同伴们双臂伸向天空，大喊：“哇噻！我们胜利了！”陈晓颖却感到无比的沉重。
他仰望西天，不远的山峰上，“百团大战”的纪念碑依稀可见，脚下的山峦就是当年激战的主战场，那是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而进行的一场血与火的纠缠与撕杀，人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今天，在纪念碑的面前，后代人为它献上的是什么呢？和平、安宁、鲜花和笑脸吗？显然不全是，还有审讯李真这样贪官的事发生在它的身边。太有点对不起革命先烈了。“我们胜利了”的欢呼，尖锐地刺伤了陈晓颖的心。我们胜利了吗？我们真的最后胜利了吗？！
就李真这个具体案件，我们仍然不能说彻底胜利了。谁能保证不会有反复呢？刘丽英同志一再强调：“办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她为什么强调？就是担心反复。
但这毕竟是一个决定性的胜利。这一突破，使专案组的领导和同志们欢欣鼓舞。
李真108天没有开口，第109天开口了。
侯磊一块石头落了地，悬着的心放下了。
当他向刘丽英汇报这一情况时，刘丽英舒展开眉头，对专案组的工作和陈晓颖的表现，给予了表扬。但紧接着她又严肃地指出，工作并没有完结，说话是虚，落笔为踪，要一笔一笔把问题搞清楚，砸实了，证据、证言一样也不能少，要经得起检验，办成铁案。
担心反复。
斗争形势仍然很严峻。

李真受审纪实20、精气神

腐败势力不是孤立的。
陈晓颖跟李真对上了阵，短兵相接了，但那只是整个斗争的一个主战场。还有全方位、多角度、多角落的面上的斗争在悄悄进行。
主战场很重要，它可以影响面上的斗争，或使之削弱，或激起更疯狂的反扑。
面上的斗争也可以影响主战场，或使你无功而返，或使你“化干戈为玉帛”。
专案组负责人刘森收到的恐吓信更多了。
侯磊不仅收到恐吓信，还收到劝降书。
侯磊与腐败势力的对立由来已久。这是由他的职务所决定的，也是由他的本性所决定的。
此人正直，清廉，注意身心修养。他认为这很重要。一个人在短短的一生中，活的是什么？理解各不相同，答案千奇百怪，但侯磊的回答很简单：精气神。要活出个精气神来！
精，就是崇高精神；气，就是浩然正气；神，就是健康灵魂。
这样，灵与肉就组成了一首优美而和谐的乐曲，走到哪里都铿锵有声地响着，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那种“响当当”。干了事情，不谋私利，不用担心有人指脊梁骨，再加上文采和知识，能力和水平，那是何等的自豪与惬意啊！还额外索取什么呢？作一个有品位的人，足矣。
李真没有弄明白，没有活出精气神来，把自己糟践了。
他丧失理想信念，精神境界谈不上了。索贿受贿，哪还有一点共产党人的正气？于是灵魂随之肮脏，灵与肉一起腐朽，虽然走到哪里也弄出些响声来，发号施令，豪言壮语，但那是为了掩饰灵与肉发出的衰败之声。
不想活出他所提倡的那种“精气神”，而是打起精气神大捞一把的人，并非李真一个。腐败现象已经很严重。虽然侯磊绝对不是孤家寡人，却难免有时产生孤立无援之感，前后左右受到夹击。
都说搞腐败的人活得很累，其实不想腐败的人不仅更累，而且更难，进而还要惩治腐败的人，那就累上加累，难上加难了。
但只有真正行动的人才有这种感觉。
空喊口号，作表面文章的人没有这种感觉。
侯磊是真正行动的人。
于是他受了许多磨难。借用“样板戏”的一句台词：“八年了，别提它了！”
但是，不管怎样，别说你还坐在检察长这个位子上，就是一个普通的正直的人，也要为反腐败出一把力。
大案要案在不断地查下去，尽管有的受到很大干扰。
老百姓告状难，他首创“检务公开制度”，全国推广。
他让检察院与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共同建立预防职务犯罪的机构，采取措施，减少犯罪。
等等，等等，他倾其全力，千方百计，筑起一条遏制腐败的堤坝，阻止“前腐后继”的势头。
但是，虽有成效，腐败却仍在蔓延。
需要我们有更大的决心和力度。
这次查办李真案件，还有随之查办的原河北省副省长丛福奎案件，对于河北省来说，是一次带有决定性质的反腐败斗争。如果能从头到尾，彻查严办，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如果虎头蛇尾，不了了之，那就不仅令人失望，而且后患无穷。
侯磊担心的就是这个。
现在陈晓颖上去了，如果还不能尽快拿下，局势的变化谁也难以预料。
即使能拿下来，也只是主战场上一次重要战役的胜利。面上的斗争如何，还将直接影响主战场。也许会使它前功尽弃。
所以侯磊才这样重视面上的斗争。
他没有把恐吓信纯粹当成恐吓信来看，以为就是为了威胁威胁自己，没那么简单，那是面上斗争的晴雨表和风向标。
从恐吓信的内容来看，反面的力量还很强大，上下串通，盘根错节。他们质问侯磊，拉侯磊，恐吓侯磊。李真还没有被拿下，给他们找到了借口。李真没有大问题嘛，为什么还不放？李真没问题，说情人就更没问题，是秉公直言，师出有名，讨伐有名，恐吓有名。
这的确够叫劲的。
陈晓颖，你可得把李真拿下来啊！

李真受审纪实21、危机感

但是，即使李真被拿下了，他们仍然会找到新的借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是上了一定层次的恐吓。那些匿名信就不应该称之为“恐吓信”，而要谓之曰“讨战书”。他们不是大势已去，别无它法，吓唬吓唬你就算完事了，而是分庭抗礼，兴师问罪。
所以侯磊想到的也就不是个人安危，而是这次查办李真案件的成败。
成与败，还没有一锤定音。
反方的力量是不能小视的。不说背后的强大势力，光李真一案最后受到司法处理的就达47人，其中厅级干部8人，处级干部14人。被纪委作党政纪处理的人更多。
这是一股力量，而且它的背后还有力量。如果不能彻查处理，那么活动起来将十分可怕。即使最大限度地查办了，仍然会有隐藏下来的，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针对这张看不见的网，侯磊提出了统分结合，异地办案。变了一个阵势，换了一下地点。在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河北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将案件分成两级，一级案件由专案组直接组织指挥查办，二级案件由省检察院指定有关基层检察机关查办。无论一级案件，还是二级案件，都实行主办检察官责任制，检察长是第一责任人，副检察长是直接责任人。这样一来，不仅阵势变了，刀把子也牢牢控制在自己人手里了。于是，别有用心的人，便“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了。这还不够，还要把游击战术运用进来，异地关押，异地办案，让对方鞭长莫及，两眼一摸黑。
他想得很周全。只有感到危机的人，才能想得周全。
他不爱应酬，不爱喝酒，不爱玩。除了工作，就是看书。读理论书籍，也读政治小说。读报花的时间也不少，重要的用红笔画上，然后由秘书剪下来。他总要把本职工作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研究，还把心得体会写下来。报纸杂志就向他要文章。《检察日报》为他开了一个专栏，每周星期三发一篇，最后结集出版，曰《周三杂记》。他有一项业余爱好，就是收集毛主席像章，收集了很多，举办过展览。
他很平淡而正统地生活着，远离声色犬马，很有心思反腐败，能够静下心来深入研究斗争的方法和策略。
因为思考，而产生危机感；因为研究，而想得很周全。
整日歌舞升平，吃喝玩乐，一天一小宴，两天一大宴，那就很难保持他这样一种心情了。他的心情保持得很好：客观，冷静。面对检察工作，必须是这种心情。
这是一种静态。他在静态中思考和研究。
越思考，越研究，工作任务就越重，越多，越细。他必须赶快坐上那部性能良好的轿车，风驰电掣地去办。
这是一种动态。他在动态中操作和指挥。
把陈晓颖派上阵去就是一种操作。
告诉陈晓颖怎么干就是指挥。
他坐在小车里用手机与各方面联系，发布指示，部署工作。小车在高速公路上开得很快，不断超越前面的车辆。他不怕危险。曾经出过一次车祸，也不接受教训。他要赶时间。他经常在午间和夜间出动，正好给支持不住的身体留个休息时间。他躺在后排座位上睡得很香。那次车祸就是在睡梦中发生的。
到各个分级负责的办案点上去已经很劳累，都需要他听情况，拿主意。
但他还有额外的任务。
新闻舆论对反腐败的宣传报道是很敏感的，遇有重点题材，定会抓住不放。一般情况下，在案子还没有查结时，是不让报道的，把记者拒之门外。但侯磊不这样，他很尊重记者。自己也是搞文字出身，知道舆论宣传的价值和作用。他接待记者，在不涉及机密的范围内，谈一些情况，利用舆论监督，推动案件查办。
这也是他事先设计好的一个重要步骤。
查办李真这个案子，从上到下，情况都很复杂。在问题没有最后解决之前，谁胜谁负，很难预料。有时会出现一种微妙的平衡，对立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这时候如果给予宣传报道，借用一下舆论监督的力量，就等于向天平的一方，加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砝码，立刻打破平衡，出现新的转机。
面对复杂的局面，面对全方位的阻力，侯磊不得不想到这一切。
如果他只知道孤立地指挥专案组，而不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探测、收集各方面的情况和信息，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发挥各种积极因素，消解不利因素，引导舆论，造成声势，他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很可能最后失败的是他侯磊。
所以他要抓宣传报道。
干什么事总是要先造成舆论，何况反腐败这样的大事？群众迫切想知道李真的事情，那就让大家知道好了，天不会塌下来。
新华社记者就李真案件做了出色的宣传，对案件查办发挥了促进作用，社会效果也非常好。
记者们感谢侯磊检察长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便利和支持。
侯磊说：“我还要好好谢谢你们呢！”

李真受审纪实22、“精神体操”

那位同志非常高兴，终于拿下来了！自己审了很长时间没有拿下来，陈晓颖一天就拿下来了，他由衷地钦佩。不过，这也可以看成是以往努力的继续和延伸，也有他的一份心血含在里面。由于敬佩使他跟陈晓颖成了好朋友，分手后仍保持联系，按季节把南方的新茶给陈晓颖寄来。
不过他造成的“后遗症”也够陈晓颖受的了。当时也没觉得“这是我们领导”的定位有多么麻烦，心想突击审完了也就完了，人一走茶就凉，还到哪里去找领导？没想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虽然一天就突破了，但接下来还要一笔一笔地补口供，找证据，前前后后，来来去去，讯问本人，内查外调，共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多的时间里，你得维持“既定领导”的角色，这就难了，但想纠正却没有办法，一是有保密规定，二是李真那里也通不过。
陈晓颖一开始还真没意识到，这个“既定领导”有多么大，是李真回到监所，对同室的人犯们一吹嘘，才知道了自己的“级别”。
从监视器里，陈晓颖等几个弟兄们看到，李真回到号里，激动非常，来来回回地走遛儿。同室的“狱友”们仰视着他，不敢吭气。忽然他站定了说道：“你们知道吗？今天审我的是个副部级干部，用的全是外语。”
是啊，那位同志已经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的局长了，那位同志的领导最次也得是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吧，说是副部没准还说小了呢。李真觉得只有败在这样的高级干部的手下，才算有面子，才能继续顺顺当当地交待问题。所以你千万不能否认，但也不能承认，什么也不说就是了，我们只是“陈组长”，有时候称“陈检察长”，也没错，根本就是检察长嘛，至于理解成哪一级的检察长，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因为我们要保密，不能做任何解释。保密救了唐山市检察院这几个弟兄们。
也许是他对陈晓颖的学识太崇拜了，一时也对那些档次不高的“狱友”们说不清楚，所以就玄而又玄说了一句“用的全是外语”，一下子就把他们全打蒙了，同时自己能听懂外语，也显得很不简单。
从6月18日到6月25日，陈晓颖带领助手，向李真一笔一笔地落实口供，做笔录。他还得绷着劲儿，内紧外松，讲究技巧——噢，李真排斥这个，那么换个词——艺术。这就是说，他还得背书，还得旁征博引，孔子怎么说，老子怎么说，周文王被囚禁而演《周易》，司马迁受宫刑而作《史记》，唐诗汉赋，宋词元曲——这的确是艺术。李真认这个。没有这么多杂七杂八的文学知识做后盾，这8天还真对付不下来。李真随时可以不说，也可以翻供，但是他没有。顶多有的问题想隐瞒一下，可是在陈组长的开导下，最终还是都说了。没有一回故意闹别扭，而是老老实实地一笔一笔地说，说完看记录，看完记录签字画押。
陈晓颖没有催他，喝着茶水，抽着烟，一点也不着忙。抠笔录的是他的助手。他只负责说，给李真开精神饭馆。李真说完一笔，就跟陈组长探讨一个问题。
李真说《论语》的有些观点和思想还是很好的，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但现在他可没有那种雄心壮志了，他想跟大自然融合在一起。
陈晓颖便引述《论语·先进篇》说，子路要治理“千乘之国”，孔子不赞成，却很欣赏曾皙“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一个人的志向是由自己的心境所决定的，孔子周游列国失败，没有一个国君让他当官，“封疆大吏”的美梦做不成了，所以他才羡慕曾皙到河里去游泳，并迎风起舞与高歌。
这很符合李真当时的心境，听后感觉极好。
他感慨地说：“曾皙多好啊！那才叫生活。”
说罢闭上双目，暇想起来。
陈组长是在给他做“精神体操”。准备活动做好了，上场交待问题才出成绩。
这种“精神体操”也包括感情交流。给他改善伙食，给他看病。这都比较容易做到，不容易做到的是陪着他流眼泪。这可不是装出来的，也不能像演员似地往眼睛里抹辣椒水。当陈晓颖说道，李真的儿子可可，既可爱，又可怜时，李真哭了，李瑛眼睛里也转泪珠儿，一个高大的“东北”汉子能够这样，是很感人的，而任宪瑞则毫不犹豫地把眼泪掉了下来。李真一下子被感动了，当时没说什么，因为那是第一天，大家还不熟。过后提起这件事，他说：“老李，小任，我真没想到，你们能这么有感情！”
李真过去是不可一世的高干，现在跟几个刑事犯人关在一起，虽然大部时间都很听他的，但上来匪劲儿，也拿这个“高干”出气。有一次开饭时，别人都去吃饭，却罚他在墙根站着。李瑛从监视器里看到这一情况，走到院子里喊：“李真干什么呢？”李真不敢如实回答，说：“没事。”老李便发了火，大声说：“谁让你站着呢？胆子这么大！”对此李真感激万分。
在闲谈中李真说，我曾经藏在袜子里一个曲别针，打算钉不住了，就往电源插座里一插，结束生命，反正是早晚的事。现在没这个打算了，把曲别针扔了。
但是李瑛、小任不敢掉以轻心，让监所工作人员从插座里面把电线掐了，外面还把插座盒盖上，像没动过一样，让李真看不出来。但是工作人员觉得没必要这么麻烦，一个犯人！他们就把整个插座取走了，明确告诉你，不许自杀。
老李、小任却不是这么简单行事的，他们牢记陈检用老子的话对他们的教导：“天下大事必做于细。”一个插座的两种不同处理，具有了文野之分，前者显得很文明，很含蓄，后者却是毫不客气的警告。本来李真是出于对李、任二位的信任，才告之这一秘密的，二位理应以信任回报之，所以插座从外表上看没有动，但为了保险，必须从里面把电线掐掉。
没有这些处心积虑的细致，怎能赢得李真心甘情愿的交待？
不过李真看到插座被取消后，也并没有不高兴，只是说：“我还不至于那样吧？到现在还不信任我。”显得很委屈的样子。

李真受审纪实23、出色导演

8天录口供后，还要到各地找有关当事人取证，取了证再回来找李真谈，互相印证，反反复复，一直到2001年11月底。
到外面找人取证也很不容易，找到找不到人是个问题，找到人见不见你还是个问题，见你说不说情况又是个问题。但陈晓颖和弟兄们总会有办法的，最后与那些被取证的人关系非常好。这里边有个策略问题，反腐败不能打击一大片，不能一锅子面烂到底，要相信大多数干部是好的。
否则你将彻底被孤立。孤立了你还想办成什么事吗？什么事也办不成了。
但陈晓颖把事办成了。
每当陈晓颖取证回来，一进监所的院子，李真就会在屋子里跳起来相迎。他太想陈组长了，十天半月不见，心里没着没落的。
那种对话是高级的精神享受。后来彼此之间就好像无话不谈了。特别是跟李瑛和任宪瑞，李真更放得开。对陈晓颖，因为那是个大干部，说话还比较注意层次。对老李和小任，就很随便了，忍不住就吹嘘起自己的过去来。特别爱说官场上的事，谁谁谁怎么样，谁谁谁又怎么样。可着劲儿让他说，一天也不会断线儿。那怎么行？就打断他，说老李咱们先把这码事弄清楚，以后有时间了，再好好听你说。
于是就某桩罪状细抠起来。他积极配合。这时候他就安静下来了，两个脚尖向内对着，双手放在两腿中间耷拉着，低头思考问题。刚才却不是这样，两个脚尖向外撇着，张开两只胳膊，掌心向上，一托一托地舞动着，好像要把所说的荣耀之事，托举得越高越好。
人生充满了戏剧性。
他是想积极配合，赶快说清了某桩罪状，好再得到给他炫耀的机会。
但谁爱听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呢？总是说了几句，就被打断，说以后再好好拉。但哪儿还有以后？一条一条的罪状抠完了，他们也就走了，偶尔回到山西对证一两个问题，李真在亲热完后，还不无遗憾地说：“还说拉拉呢，你们怎么就走了？唉！”
人生充满了各种奇妙的关系。
自从第109天李真被全面突破之后，可以说大局已定，案件查处一步步顺利进行下去。但这只是从总体来看，局部上还要过许多沟沟坎坎，外部的阻力不说，就李真本人来讲，认识也有反复，虽不故意抵制，但也难免避重就轻，少说为佳。这时候必须特别敏感，否则极容易让他马虎过去，办出的案子就不再是真实的了。
陈晓颖不能接受这个不真实。既然双方都是以诚相见，那就不允许有任何的虚假掺在里面。陈晓颖要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李真也应该为自己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他再也经受不起伤害了。李真的完美，就是这最后的忏悔与真诚。
李真的办公室里有一个装妙士饮料的纸箱子，外面用胶带纸封着，沉甸甸的。后来这个箱子就不翼而飞了。最后在一个与李真关系很近的人家里找了出来。打开一看，里面全是有关500万美元外汇额度和5000万元贷款的申报批示材料的复印件，以及就这一问题所写的告状信的复印件。这跟李真有什么关系呢？他为什么要保存和转移这些东西呢？当时就这个问题还没有一点线索。
陈晓颖认为这是一个重大发现，必须穷追不舍。但李真把口封得很死，坚决不说。另一方面这个问题不像一般索贿受贿那样界限很明确，容易说清楚，一方面这个问题牵扯的面太大，不是他一个人所能承担得了的。说句实在话，这件事虽然是他参与运作的，但是他对其中的一些细节和做法，并不很内行，因为这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和金融方面的专业知识。
恰恰陈晓颖有这方面的知识。
他又要以自己的强项，对李真的弱项了。
陈晓颖采取的办法很特别，他一句也不追问，更不质问，而是同李真一起，分析外汇额度和巨额贷款的走向。李真当然知道走向，但从经济运行和金融流通的角度来讲，陈晓颖仿佛比他知道得更清楚。所以他很专注地听着，不时还提出一些问题，陈组长耐心解答。陈组长又进一步在货币流通中加进了几个人物，当然是以假设的方式，让这几人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在这一操作中得到自己的好处。李真的积极性完全被他调动起来了，就像当年同乙和吴庆五一起参与这起贪污一样，兴趣盎然地在陈晓颖的指挥下又演示了一遍，直至把2000万元的巨款弄到了手。
陈晓颖好像在导演一部电视剧。
李真是这个电视剧的主角，努力表演。
落幕之后，陈晓颖微笑地注视着李真。
李真半晌才回过神儿来，居然也笑了，无可奈何地说：“你说的这也对。”
他承认了。
这么一个天大的问题，艰难的问题，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承认了。
“天下难事必成于易”，非虚言也。

李真受审纪实24、“妈妈为你写一部小说”

陈晓颖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侯磊检察长那张不笑的脸。在初战告捷，专案组同庆的时候，侯检却露给他一张不笑的脸。这使他很震惊，因此记忆也就格外深刻。
侯检的目的达到了，他就是要让他记住。
记住了有好处。
记住了这张不笑的脸，也就记住了，他后面要讲的话。
他向陈晓颖传达了刘丽英同志要求他乘胜追击，一笔一笔落实、砸实、办成铁案的指示。
刘丽英对这次突破的胜利，还不由得舒展开眉头，侯磊却变本加厉地连眉头都没展开，故意拉长着脸说：“突破并不等于最后胜利，还要一笔一笔地过筛子，任务还很艰巨。这好比挖土，现在土刚松动，还得一锹一锹地挖起来，装在筐里。要在证据的收集、完善、固定上下功夫。”
现在他也只是把这2000万元的大土块刚刚松动，还没有最后装进筐里。
他还需要进一步调查取证。
他带着弟兄们到欧洲某国去了。
他们找到了乙。又是一场智慧和勇气的较量。签证时间只有10天，陈晓颖用了9天半跟乙谈话，使乙比较客观地出了证言。剩下半天时间要赶快上飞机，来不及去看那位他仰慕已久的文学大师的故居了。
最后，土装进了筐里，李真与吴庆五和乙共同贪污2000万元的问题，彻底落实了。
一年多来，陈晓颖等不是扎在山沟里，同李真“探讨问题”，朝夕相处，就是走南闯北，外围调查，晓行夜宿。
李真案侦查终结，先后共取证二万一千多份，组装案卷53册，摞起来有一人多高。
所以，家是顾不上了，大家、小家全顾不上了。
陈晓颖父母都是离休干部，不能回家看他们，就偶尔打个电话，说些抱歉的话，父亲就发脾气，说：“共产党员说这话！家不指着你。”母亲不仅不发脾气，还特别高兴。解放战争时期她在部队文工团工作，战士急行军，她站在路边打快板，说顺口溜，鼓舞士气。她怀念战争年代的生活，可惜过不上了。你看她有多天真吧！她以为儿子正在战斗，不是还有“百团大战”的主战场吗？那就专心战斗吧，妈妈给你鼓劲儿。妈妈为你写一部小说。
陈的儿子那一年考大学，他也只能道义上给鼓鼓劲儿，而不能实际操作了。按现行报考办法，操作也很重要。幸好侯磊不仅会拉长了脸，还会出人意料地想到了他的儿子，而且更会操作，保他儿子上了河北科技大学里面的一个警察学院，学的是刑侦专业，看来要子承父业了。他很高兴。
妻子得了子宫肌瘤，他绝对没有时间陪着到医院去做手术，但他的医学知识帮了他的大忙。他认为这种肌瘤忙着动手术，并不是最佳选择，抻抻再说吧！也只能抻抻再说了。没想到这一抻，把子宫肌瘤抻好了。他又很高兴。
吉人自有天相。不迷信不行。
除了高兴，还有害怕。也许用“害怕”这个词有点不恰当，像陈晓颖这等优秀人物怎么能够害怕呢？没准李真这个案子办下来，他就成英雄了，英雄按过去的宣传口径是不让害怕的，但幸好他现在还不是英雄，还可以害怕。
看守所建在山沟里。屋里的地面比外面的山坡还低，下雨倒灌，把鞋漂起来。要是山洪暴发，肯定跑不了。雷电很厉害，曾击坏了电话和监视器。也有可能击着人。水硬，大家都肚疼，肚胀。
这些都不可怕。
让他们担心的是，由政治风险而转化成的生命风险。
侯磊检察长向他交待任务时就说过，河北情况复杂，要准备承担政治风险。
当时他说了不怕。
的确，当他收到匿名恐吓信时，他没有害怕，因为比这更严重的恐吓信，侯磊收到的多了，不也没出什么问题吗？
但是在这个小山沟里情况就不同了，如果有人派杀手，便可很容易地解决问题。
所以他睡觉时总是睁着一只眼，“阶级斗争的弦儿绷得很紧”。
有一天夜里看守所出现点情况，站岗的武警拉响了枪栓，睡觉睁着一只眼睛的陈晓颖听到了，立刻抓起藏在枕头底下的手枪，光着身子冲了出去。
附近军犬驯练场的警犬们一阵狂吠。
这一次他真有点害怕了，自己被解决了虽然事也不小，但查案被迫中断或者出现反复，即将完成的杰作被破坏掉，他是说什么也会死不瞑目的。

李真受审纪实25、“哲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位同志留下的“后遗症”越来越严重了。首先是高档烟的供应出了问题。你们既然是北京来的大干部，抽的烟起码不能低于中华吧？开始就是按这个标准“配给”的，上午给李真一包烟，下午又是一包，晚上还得一包，甚至更多一点，一天三包大中华，再加上自己还要抽，蚂蚁驮砖头——吃不住劲儿了。
实话实说，有时出去办案，会有人送些好烟抽的，但在这深山沟里，就没有这种便宜事了。用他们那点工资买中华烟抽，简直是开玩笑。所以很快就囊中羞涩，不敢再去县城买烟了。
但又不能给李真断档，断档就露馅儿了。
恰好有人给送来几条中华烟，救场如救火，拿上去了。甩给李真一包，他有滋有味地抽了起来。
陈晓颖也点着一支。
不对味！假烟！
他的口感特别准确，买来的烟都经他先尝一尝，假的马上退货。这次是别人送的烟，马虎了。
但李真抽得很香。
他也便就坡下驴，不再吱声。
过去李真抽的是大小熊猫，中华都很少上口。进入看守所断了烟源，不得不抽吉庆烟。后来又抽中华。忽好，忽坏，分不出滋味来了。也许是精神上的打击和变化太大，内心的苦辣酸甜已经特别丰富，对区区烟味早已不屑一顾了。
但对陈组长的身份还在一直关注着，定位副部级不变。经常说出一些高层秘书的名字，问陈晓颖认识不认识。他觉得不应该不认识。但陈晓颖不认识。这就显得很被动。
后来陈晓颖觉得这样下去实在是可笑，何苦背这个黑锅呢？就不再注意身份这个问题了，就放开了。
到案子后期，李真也从侧面知道了他们的真实身份，居然也没有多大的失落感，陈晓颖等人的人格地位已经牢固地确立在他的心中。
有一天，李真突然问：“您把我攻下来，治我罪，判我死刑，您是否有胜利者的感觉，特有成就感是不是？”
陈晓颖说：“我有成就感，但没有愉悦感。自古之兵非好战。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和自由，绝不是我们的目的。把你送进监狱，失去一位初次见面就能这样倾心交谈的朋友，我心里很不好受。”
李真落泪了。
然后继续说问题和谈天。谈到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民族大融合，谈到唐代文学为什么繁荣，谈到伦理学、法学、美学，等等。忽然，李真话题一转，谈起了自己的身世。陈晓颖想不到他会谈这个，因为他并非真的是“高干子弟”。谈就谈吧，陈晓颖早就对李真的“红色档案”作了连李真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深入研究。
李真谈起了那位德高望重使他倍感荣耀的“养父”，陈晓颖立刻接过话去，把那位老前辈何时参军，在第几旅当首长，如何进军东北，何时当纵队副政委，怎样南下当军政委，何时转业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等等，说得一清二楚，好多情况连李真都不知道，不禁佩服得五体投地。
然后，他继续交待问题。当他说清一个最关键的情节，给自己卸下了一个包袱，也使审讯人员十分满意的时候，他忽然抬起头来注视着陈晓颖，半响才说：“我知道，我是死在您手里了，但我出言不悔。我敬重您，您把我当人看，跟我平等对话，没有玩什么技巧，您用人格打动了我，用知识征服了我，用道理说服了我，用感情温暖了我。您是一位哲人。”
陈晓颖的眼睛有些潮湿了，不是因为受到了赞美，而是因为发出赞美的人。
李真继续探讨说：“陈组长，您说我是不是于连，抑或是高俅？”
陈晓颖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这很敏感，也很难说。时代不同了，阶级不同了，怎么好类比呢？但李真产生这样的联想，也并非没有他的道理。他可能是觉得自己有点像于连，出身一般干部家庭，并非高干子弟，社会地位不高，那时候看到父亲是市级干部的李军，都觉得高不可攀，只能是他心目中的“白雪公主”，李军是瞧不上他的。但是后来他爬上去了，像于连不仅摸了德·莱纳夫人的手，而且还发生了性关系那样，他不仅让李军瞧得起了他，而且还让其成了自己的情人。这是一个从底层升到高层的飞跃。但是他也像于连那样又从高层跌落下来。至于李真为什么把自己跟高俅联系起来，这就有点令人费解了。也许他幻想着有一天也能做到像高太尉那样的大官吧？这跟从“封疆大吏”到成为“政府阁员”的思路是一致的。
他谅解了陈组长对这个问题的不好回答，而继续说道：“如果有一线希望免于一死，我希望咱们能保持通信联系，并非常盼望您能去监狱看看我。但我知道死罪难逃，这种可能微乎其微。那么我希望在我走上刑场的时候，您去为我送行。能不能答应我这最后的要求？”
陈晓颖握住他的手说：“我一定。”

李真受审纪实26、“解剖”

我们已经多次提到，办成铁案，防止反复。
但是，最铁的铁案是什么？最坚固的防腐长城又是什么？那就是人们的思想。
还是个灵与肉的问题。
随着李真案件的逐步突破，并最终查结，侯磊早已在这个问题上作文章了。
他总是超前思维，一环扣一环，把事情想得很仔细。还是因为有危机感。李真案件牵扯了这么多党政干部，可不是个小问题。
铁案，就是已经查处的案件，过后谁也翻不过来。是啊，像李真这个案子，办得这么扎实，要翻案是不可能的。但是，法律程序上的翻案不可能，思想上的翻案却随时可以。
你能限制一个人的思想吗？不能。李真出事之后，社会上反响很大，认为怎么重用了这么一个人，这么年轻，这么贪婪，特别地愤恨。愤恨归愤恨，也不影响有人很羡慕，说值啊，什么都享受了，权力，金钱，美女，如果不露馅儿，官还得升，钱还得多，女人还得换，那就更值了。
相信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
你能限制他们这样想吗？不能。于是，他们就这样想下去，想下去，想得多了就难免变成行动，变成行动就难免步了李真的后尘，步了李真的后尘，就等于出了一大批李真，出了一大批李真就不好办了。
形势很严峻。
没有突破李真案子的时候，形势很严峻，担心会反扑过来。现在突破了，查结了，胜利到手了，侯磊应该松一口气了，“也该歇歇了”。是的，他很想这样，这样多好啊！但是他的思想总在不停地运转——他也是限制不了自己的思想啊，案子还没查结，他就想到了“一大批李真”的问题，他就轻松不了啦。一个李真还这么难，一大批李真那可怎么办？
形势仍然很严峻，甚至更加严峻。
在反腐败斗争的领域里，他已经进入到一个很深的层次里面去了。出不来了。因此常人很难理解，案子查结了，任务完成了，他怎么比案子压着时还忙？人们发现他在写东西。噢，要召开表彰大会了，让他讲。秘书起草不就结了吗？再说原稿已经讨论过了，很不错的了。不行，他得自己写。对，文人出身，放不下笔。他倒很想放下笔，怎奈他那个层次一般人进不去。时间很紧，他就像年轻人那样“连轴转”。结果一讲，效果出来了。表彰会的气氛当然还是很有的，只是有些问题他讲得很尖锐，使大家为之一震，清醒的一震。
什么叫贪婪性？何为团伙性？怎样才算典型性？如何构成隐蔽性？新动向到底是什么？
面对复杂的腐败现象，面对“红了眼”、“发了疯”的腐败分子，他做了令人信服的系统诠释。
治病行医的人必须懂得人体解剖学。
他上了一堂“腐败解剖”课。
不好好解剖一下李真这个案件，不是太可惜了吗？
执纪执法人员要解剖，广大干部群众更要解剖。
这是第一步，解决出现“一大批李真”的第一步。
他忙了起来。晚上用笔“解剖”，白天用嘴“解剖”。当然我们还可以换个更好听的词：“剖析”。汉语就有这个好处，随便换，有的是词。
怎么换也没换过侯磊，刚得到消息，他又改成“警示”了，“反面教员李真的警示”。
他到处坐着“飞车”去“警示”，大有刻不容缓之势。
到省纪委去讲，到执法部门去讲，到经济管理部门去讲；党政机关讲，企事业单位讲；省里讲，市里讲……李真等腐败分子聚敛钱财“红了眼”，“发了疯”，侯磊讲这个也紧往前赶，好像担心有谁把握不住自己，没受到“警示”，就提前犯了错误似的。
注意身体啊，你还有这个病，那个病啊，心血管了不得啊！全顾不上了。坐在“飞车”里以那么高的速度运行，人是很不好受的。他很惬意。下了车更惬意。到礼堂一开讲，惬意的感觉就跑到九霄云外去了，他要再一次经受感情的磨难。
讲述犯罪是一次痛苦，解剖灵魂是一种疼痛，总结教训是一份沉重。

李真受审纪实27、“人生如屋，信念如柱”

李真案件的查处曾遇到很大阻力，老百姓早就拭目以待呢，看到底敢不敢查，能不能查。现在查结了，定罪了，宣判了，干部群众拍手称快。
侯磊是不会放过这个的。反腐败，搞廉政，没有群众不行，现在正好可以给大家一个信心。他说：“李真等案件的宣判告诉我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不容情，法不容权。不管你官多高，权多大，只要触犯刑律，就要受到追究。”
这是他所期望的一种局面。从李真案子上看到了一线曙光。
他要欢欣鼓舞地讲出来。
李真的毁灭很可惜。他为什么走向毁灭？必须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后面还有大部队，前车之鉴非常重要。
“首先在于其理想信念的坍塌。它警示人们，”侯磊说，“把理想信念问题解决好，是首要问题。”
穿鞋戴帽，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台下的听众有点失望了，都说侯磊检察长有水平，我看也不过如此罢了。
但是，先别急着下结论，听他讲。
“如果他们仍在官场，仍在高位，谈‘理想’，论‘信念’，也许会有人说他们是在‘作秀’，而他们以带罪之身，在对自己的罪行进行了全面、深刻反思之后谈到这些，则完全反映了其真实心态。”
有点意味了。“作秀”的太多了，不是说“要反腐败找前三排，要抓大的上主席台”嘛，领导干部得以身作则。
台下跟他共鸣了。
于是也接受了他下面的一句套话：“理想信念是统率人的灵魂的，是管总的。”
但套话不能太多。
却又不能没有。
接着讲的话特别实在：“现在有的人，一提到理想信念，就觉得是虚的，是空的，这是错误的。理想信念有着实实在在的内容，它体现在一个人的追求和行为上。也就是说，信念决定追求，追求体现信念。李真是在认为‘共产党快完了’，丧失了共产主义信念后，才把追求定在‘做经济准备’上的。”
下面出现了警句：“纵观古今中外许多名人成功之道路，横看‘前腐后继’无数贪官沉沦之轨迹，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生如屋，信念是柱，柱折屋塌，柱坚屋固。”
确实是这么一回事。大家服了。
他警示大家，千万不能走李真的路啊！
至此“管总的灵魂”就讲完了。他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把这个“总开关”拧得越紧越好。
接着他又讲权。权这个东西真是太好了，却又十分可怕，可以使人产生一种“权惑”。李真就是被“惑”在里边了。侯磊要求人们，“牢记权力的本质属性和本质要求”。他说：“权力姓公名民，根本属性是公，来自于公，服务于公，于‘私’字不沾边。谁化公为私，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轻者会被人民剥夺权力，重者将要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
这个道理大家早就知道，听多了也就跟挠痒痒差不多了。不过“权力姓公名民”的提法，很提大家的神儿，在脑子里打下了一个记号。
但是记号不一定管用。
“钱权交易”也是个记号，打在人们的脑子里恐怕要更深，只是深到反面去了，不仅没有警惕钱权交易，反而照着去做了。
侯磊可不希望这样。
钱权交易总是偷偷摸摸地进行，不仅行为和操作要保密，在思想和心理上也要保密。
前者被揭露出来，就违纪违法，犯事了。
后者被揭露出来，放在桌面上讨论讨论，就站不住脚了。
人们往往重视前者，忽视后者。
其实后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更应该受到重视。因为讨论讨论，站不住脚，就可能不干了。之所以藏着掖着，就是心虚。
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心态。
侯磊偏偏要在大厅广众中讲出来。

李真受审纪实28、死亡之路

他说：“搞钱权交易的人不算少，不少人还给自己找了一些所谓的‘理由’，比如，有的人认为什么都是虚的，惟独钱财是实的。当官管一时，有钱管一生。为了得到实惠，他们千方百计仗权敛钱；有的人认为社会风气就是这样，法不责众，不收白不收，不收是傻瓜。‘从众’心理驱使他们以权谋钱；有的人在官场上失意，觉得没希望升官了，就设法弄点钱吧。他们为了心理得到平衡而大捞；有的人年龄快到限了，眼看就要‘人走茶凉’，心想以后再弄钱就没有机会了，为了退休后生活得好一些而猛捞；还有的人自己幼年时生活很苦，希望子女今生不再受苦，为了子女日后幸福而捞钱。”
都很“合理”，却又都站不住脚。
有这种想法或者正在行动的同志们，不要再做美梦了！是的，你有可能得逞，但也有可能砸锅。这是一种赌博。还是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吧。还是平平安安地过一生为好。李真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接着他就开始告诫了。
这时候人们对“告诫”也不反感了，更何况他的老词新用还真是那么回事。什么“依法用权”、“廉洁用权”、“按职用权”、“以德用权”，等等。
最后好像是动了感情：“同志们，在行使权力时，一定要谨慎再谨慎，珍重再珍重，不能让欲望与权力结亲啊！”
照我的理解，按我文章主题的要求，我认为，以上侯磊谈的都是“灵”，下面该谈“肉”了。
因为很大一部分欲望是肉身产生的。
人有各种生理欲望和感情欲望，有度为正常，无度为不正常。权、钱、色之所以能对人产生诱惑，就因为人有欲望。
欲望也不都是坏的。追求美好的感情，刻苦学习，干大事业，争当先进，勇拿冠军，这都很需要，应提倡。
“而金钱欲、权力欲、美色欲则要抑制”。
欲望是好坏两个方向的动力。
讲得很清楚，很在理。
他还讲到了交朋友，要求大家“慎重交友”，提出了一个“交际圈”的问题。他惟恐保不住同志们的险，把一切方面都要想到。
很明显，李真的交友出了大问题。没有“三驾马车”的狂奔，也不会如此快速地达到这一步。
改革开放，五光十色，人们不由得把“交际圈”扩大了。这是好事，但必须目的纯正。比如，与私营企业家交往，如果着眼点是发展经济，那很好；如果目的是想搞钱权交易，“傍大款”，那就坏了。
他提出了“冷静交友”、“慎重交友”和“择廉交友”，以警惕在违纪违法的问题上“优势互补”，让朋友成为自己走向腐败的“加速器”。
侯磊在台上讲，党政干部在台下听。
“解剖”的是李真，大家却不同程度地感到有些疼痛。
侯磊的解剖刀拉得太深了，也太巧了。
良言苦口，为了治病。
交友固然可以是精神上的契合，属于“灵”；但侯磊所讲的，主要是防止欲望上的沆瀣一气，交那种酒肉朋友，所以应属于“肉”。层次是不一样的。
最后他讲到了修养。
要使灵魂主宰肉体，必须加强修养。
修养贵在自觉。
可是人们有一个通病，在台上的时候，往往不太自觉，等到成为阶下囚再想自觉，已经晚了。
李真就是晚了。在台上时得意忘形，专横跋扈,在监所里，受了陈晓颖的启迪，才自觉反省。
侯磊指出，自觉来源于清清楚楚的是非观念和扎扎实实的自控能力。
他送给大家四句“箴言”：“政治上把握住方向，感情上把握住原则，行动上把握住分寸，生活上把握住小节。”
“这样，自己的命运就会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侯磊断言说，给所有的同志打了保票。
会场上响起了由衷的掌声。
最后，侯磊说了掏心窝子的话：“腐败之路是死亡之路。要防止滑入这条死路，必须把握自己，管好自己。人，最了解的是自己，最不了解的也是自己，最能把握的是自己，最不能把握的也是自己。世界上最可靠、最管用、也是最难的是把握自己、管好自己。管好自己，安全无虞；放纵自己，危险在即。每一名党员干部对此都应该清醒再清醒，珍重再珍重。”
演讲结束。
题目是：《把握自己，管住自己，走好人生之路——反面教员李真的警示》
他退出场去，留下了一片沉重的思考。

李真受审纪实尾声

侯磊“解剖”了李真，陈晓颖征服了李真。
陈晓颖留在了李真的思念里。
当然李真被捕以后，让他思念的人很多，但通过案件的逐步暴露和深入揭发，有些人已经转换了角色，从思念的对象变成了仇恨的目标。陈晓颖则是从“敌人”变成朋友的一个代表。所以那思念是很新鲜和迫切的，并且是目前情况下惟一能够给予他勇气和力量的人。所以他不仅思念，还要时时地挂在嘴上，说陈组长是个“哲人”。
侯磊检察长曾对陈晓颖开玩笑说：“现在李真表扬你的次数，比我还多。”
是的，我们的专案组，我们的检察官，我们的陈晓颖，净化了李真的心灵，拯救了他的灵魂，使他从肉体的欲望和痛苦中解脱出来，所以他把自己洋洋万言的忏悔叫做《心灵的忏悔》。
“哲人”，难道这有什么不对吗？要当一个好的检察官，不仅应该是一个法律知识的拥有者，还应该是一个世事洞明的哲学家。任何学科的最高汇聚点必然是哲学，其顶尖人物必然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健全的哲学家。很难想像，只强调执业中的技术素养，而忽略了执业中的人文素养，能成为一个时时要跟人打交道的优秀的检察官。
李真在《心灵的忏悔》中是这样记述陈晓颖这场灌顶醍醐式的谈话的：“陈组长的首次提审使我至今难以忘怀，记得他非常真挚地讲到……听了这些真诚而恳切、纯朴又高尚的正义良言，使我深受感染。我由衷地感受到，对我的感化、拯救绝非是用一种方法和技巧，而是充分体现出一种诚挚、善良、人的美德和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看到他们工作中严肃认真、不辞辛劳、无私无畏的敬业状态，深感自己是那么渺小。”
“我发自心底地说：曾是专案组的领导，一位高尚的哲人，用人性，用对亲人的责任，唤醒了已绝望的我对生命的无限渴望，然而他更用正义、良心、对国家对民族极为负责的崇高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使我心灵深处受到了一种强烈的震撼！此时我已不仅深对自己的罪过痛悔，对河北大案所涉及的腐败分子尽己所能彻底地检举，而是诚恳地向党请求：将我处以极刑，用我曾可耻的一滴血谢罪国人，也算是我向党和人民深深忏悔后的补过吧！这是我的心灵之声！！！”
有记者采访陈晓颖，要求用最简短的话，说出查办李真案件的体会。
陈晓颖说：“那我可得用闪光的词儿了。”
记者说：“用吧，没关系。”
陈晓颖说：“忠诚。”
记者一把握住陈晓颖的手：“哥们儿说得忒好啊！”
（选自《报告文学》2003年第4期）

决死农民的悲惨际遇农业部的大门

你代表谁
唐维君：决死农民的悲惨际遇
⊙蒋 巍
唐维君抱臂瑟缩在冬寒里，又一次绝望了。整整5年，他往来奔波数万里，从乡、县、地区、省，如今一直告到国务院的农业部——这就是老百姓眼里的“天”了，但他连门槛都没能迈进去。真是告天天不应、告地地不灵么？唐维君一屁股坐到人行道边，枯瘦的脸上泪水纵横。从这天起，他萌发了“以死鸣冤”的念头。
绝不是危言耸听。本文所述的案情能否引起公众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关系到本文主人公唐维君的生死存亡。他觉得他太苦太累了，没指望了。为求得生存的权利——也就是一个农民种地的权利，从黑龙江的边远县城到首都北京，他奔波在告状之路上整整5年而毫无结果。此刻，2003年的春绿已经悄然绽放枝头，再过一个月就应该播种了，而他无钱无力做一个农民应该做的事情，枯瘦如柴的唐维君在我面前又一次哽咽难言。他的眼神充满绝望。现在，求助舆论的呼吁和支持，是他活下去的最后一线希望。如果他等来的依然是冷漠、推诿、谎言和毫无实效的成堆公文（目前已有半米高），他决定在2003年的某一天，把100份诉状撒出去之后，在地处哈尔滨市花园街的黑龙江省委大院门前剖腹自决。
他已写好遗嘱。在我面前，这个沉默寡言的东北汉子枯草般佝偻着身子，双泪长流，泣不成声。听罢他的案情，我相信他会说到做到——选择死亡，在他已是一种解脱。从曾经的坚忍不拔、豪气万丈、百万富翁沦落到今天这个样子，死亡就是最后的坚强与抗争。但愿本文能够挽救一条生命和他全家老小，因此面对电脑屏幕，我深感沉重和沉痛。
“三农”问题，即农村、农民、农业问题，是我国的立国之本，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六大高度重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但是……
农业部的大门
时间：2002年11月25日上午9时30分（请注意，此时党的十六大刚刚闭幕10天，全国上下正在热火朝天地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的决定）。
地点：北京朝阳区农展馆南里，农业部大楼门前。
这一年北京是个多雪的冬天，出奇的寒冷，来自哈尔滨的律师蒋与前来上访的黑龙江省农民唐维君，站在飒飒寒风里，通过传达室小窗口的电话，与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种子处干部L同志通话。
蒋律师说：“我们从报上看到农业部对全社会公布的农业生产资料打假电话，前几天就给你们寄了材料。现在我和农民唐维君到北京了，希望能到办公室向您当面汇报案情。”
L同志说：“办公室要搬家，屋里很乱，不必了。”
蒋律师说：“我知道你们很忙，但我和被假种子坑害的农民大老远从东北跑到北京来，请你抽几分钟接见我们一下就行。”
再三恳求，对方依然拒绝蒋律师和农民唐维君进入农业部大楼。
L同志说：“你们的材料我已经看了。现在全国种子的案子很多，找我们的也很多，其实找我们没多大用处。我们说话，还不如当地一个小县长算数。我们只能把你的材料批转给黑龙江省农委去处理。你们回去等着吧。”
蒋律师说：“唐维君这个案子横跨三省，已经拖了5年，恐怕只有农业部出面才好解决。”
L同志说：“我们作为农业部的一个处，只有几个人，不可能直接办案，只能交地方处理。我会把材料转到黑龙江，你们还是回去找地方政府解决吧。”
蒋律师和农民唐维君站在寒风嗖嗖的院门口，与L同志通话整整20分钟，好心的传达室把入门证都开好了，但农业部的大门始终没能进去。
12月6日上午11时，蒋律师再次与农业部L同志通话，依然无法得到理解。本来与此事毫无干系的笔者在一旁实在听不下去，于是拿过电话。听得出L同志很烦，很恼火，他的答复依然冷漠：“地方农业部门办的事情，我是农业部的普通工作人员，能管得了吗？干部都归地方任命、管理，农业部只能是业务指导，你们纠缠我们有什么用？”
L同志脱口而出的“纠缠”这个词，用得真是妙极了，恰到好处！它不仅揭示了某种作风的本质和极致，代表了某些政府机关公务员嫌老百姓拿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来“找麻烦”的一种极不耐烦的情绪，同时也透露出人们对我国现行体制的弊端之一——县官不如现管——的无奈。如果堂皇而优雅的大机关里没这类“麻烦事”，只有阳光、茶水、晚报、聊天，只有笔挺的西服革履和端庄的会议和公务，再加一点遥远而刺激的来自本·拉登或美国佬准备攻打伊拉克的新闻调料，周末偶尔与三五好友聚聚餐，该是多么惬意和轻松。
“纠缠”这个词深深刺痛了我。我不能不表示愤怒，我向L同志郑重指出：“十六大刚刚闭幕不久，现在我们大家都在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想向你提出的问题是：冷漠的衙门，你究竟代表谁？！”
由此，我认为，本案的严重性及其所具有的警醒意义，已经远远超出农民唐维君个人的悲剧性命运。这就是笔者决定介入此案的基本动因。

决死农民的悲惨际遇案件的源起（1）

“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十六大报告最后的一句话是何等的激动人心呵！在慷慨悲歌的20世纪，人民和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为的就是这句话所表述的追求与理想。如果一个人大半生都在苦难中挣扎，如今刚刚踏上小康之路并且开始期望未来的幸福，那么今天我们是毁灭他的期望，还是为他的追求鸣锣开道呢？当他因为天灾人祸，重新沦于苦难的深渊，我们是鼎力相助还是漠然置之呢？无疑，我们应当尊重每个人生存的权力，尊重他创造美好生活的劳动。毁灭人的幸福和期望，那就不叫共产党！
唐维君，今年42岁，他的祖祖辈辈包括他的前半生都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那种饥寒交迫的灾难是我们都知道并且可以想见的。小时候，在黑龙江省呼兰县莲花乡，唐维君勉强上了3年小学，因为饿，因为穷，便早早地扔下书本，下大地当劳力用了。曾因偷吃了家里半块玉米饼子，他让爹打得血肉横飞，因为那是给病中的小弟弟留的。结婚后，住漏雨的土坯房，烧柴草取暖，两口子带两个孩子，继续过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清贫日子。除了老老实实地种地打粮，没有别的本事。改革开放了，机会来了，那时还年轻的、有点儿文化的唐维君不甘穷困，瞪一双眼睛到处找发家致富的机会。1987年，举家北迁到黑龙江省北安农场管理局的引龙河农场，包了300多亩地，又流血流汗开了200多亩荒，两口子吃苦耐劳，精打细算，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庄稼地里。到1995年，唐家已拥有一台链轨式拖拉机、一套农机具、一辆东风140货车。党的改革开放好政策，让唐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了。
1995年阳春3月，有亲戚来找唐维君喝酒，酒桌上，亲戚拿出地处黑龙江省北部高寒地区（紧临中俄边界）呼玛县政府的一份红头文件（呼政发〔1995〕10号），给唐维君看，说：“有个发财的地方，你去不去？”该文件说：“为调动广大农民和社会各界及县外人员参与开发利用‘五荒’资源的积极性，加速我县‘五荒’资源的开发利用”，县政府决定拿出招商引资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其中最具吸引力的是第十二条：“承包、租赁或购买‘五荒’资源，5年内免收农业税、统筹费、草原管理费、水资源管理费，缓收土地管理费，从第6年开始按联产承包责任制履行各项义务。”
毫无疑问，这是地方政府为外来开发者提供的最为优惠的好政策和“软环境”了。已经初尝改革成果的唐维君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乘势而上”。他相信自己。他是个种地的好把式，玩天玩不了，玩地，他看看春天的雨和云，袖口里就能掐算出秋天的收成来。中国农民是最恋故土的，30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老死田园也不肯离家一步。而唐家又大胆开始了第二次“北伐”。那是1995年6月10日，唐维君和妻子宋家玲，用汽车载着全部农用机械，并带上3位能干的兄弟，穿山越岭，长途跋涉，轰轰烈烈开进呼玛县北疆乡铁帽山四队，在茫茫大草甸子里支起帐篷。他还兴致勃勃拿一张牛皮纸写了“铁丰农场”4个大字，叭地贴在帐篷的木柱上，这就是他一生的灿烂梦想和希望。然后，他开动拖拉机，雷鸣般地开始向茫茫荒野挺进。烈风呼啸而来，饭里掺了砂子；暴雨倾盆而泻，脸盆漂了起来。但无论怎样艰辛困苦，他一家是快乐的，因为他明白，照这样干下去，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一定会像大地尽头的朝阳一样，在茧皮层层的大手上升起。天老地荒，风餐露宿，汗流如注，毒日头扒掉了他们几层皮。机遇属于有雄心和有准备的头脑。为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唐维君拿出全部积蓄并举债近20万元（全是利息较高的私人借款，民间称“抬钱”），又购进一台链轨式拖拉机、两台胶轮拖拉机、一台德国产收割机，还有3台播种机、3台轻耙、一辆北京吉普二手车及其它配套农机具。大片的荒野海洋般翻起层层黑浪，唐维君发愤图强拓荒两年，共开荒3000亩。1997年，地里开始打粮，黄豆、小麦大获丰收，毛收入50余万元。初战告捷，令唐维君大为振奋，他不惜血本，又建了农场场房、库房和数千平方米的水泥晒场、农机具场，农忙时雇工达30多人，“铁丰农场”初具规模并显现出蓬勃的生机。经大兴安岭地区土地评估所评估，唐维君开垦的3000亩地价值56万元，加上他所拥有的价值数十万元的农用机械设备，此时的唐维君俨然是一位新兴的百万富翁了。乡亲们见了面，都半开玩笑地叫他“唐场长”。想想吧，不过数年，一个贫苦农民依靠党的政策和自己的诚实劳动，竟然办起一个机械化的私人农场，并开着北京吉普在田间地头、乡里乡外风驰电掣，我们难道不该为中国、为中国农民遇上这样的好时代和好机遇而额手称庆吗！
但是，来开荒的农民们发家致富了，有人瞅着眼就红了。1997年秋，也就是外来开荒户第一年打粮，第一年真正得到呼玛县优惠政策的实惠，北疆乡政府突然决定，对所有开荒户加收“承包费”，并在农民卖粮之际，通过各种手段，将唐维君等许多户开荒农民的“承包费”扣下，唐维君被扣1万余元，没给任何凭据。
开荒户们愤怒了，当初呼玛县政府为招商引资制定的红头文件到底算不算数，政策何在？诚信何在？为什么一本好经，歪嘴和尚说变就变？唐维君、吕端臣、陆成军、管玉广等十几户开始集体上访，要讨个“说法”。1998年3月的一天，北疆乡乡长高继有（请注意，这是本案一个重要人物）通知唐维君他们，呼玛县主管农业的副县长臧士富要到乡里“现场办公”，与上访户直接对话，让农民们都到乡政府会议室等着。寒风呼啸、滴水成冰的季节，农民们老远地顶风踏雪赶来。可县太爷大驾光临，乡政府的头头们当然要先陪着喝一顿。老实巴交的农民只好闷头坐在会议室里抽烟。从中午12时苦等到下午3时，人高马大的臧副县长满脸通红，披着毛皮大衣，威风凛凛地出现了。他显然有点醉意，进门就对农民们说：“各位领导，你们好。有啥事儿，说吧。”
唐维君说，当初，我们都是奔着县政府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从全省各地来的。红头文件说，优惠政策5年不变，为什么两年就变了？
臧副县长说：“县政府制定了新文件，按新文件执行。”
农民陆成军说：“县政府说变就变，不等于把我们骗来了吗？”
臧副县长的酒劲儿上来了：“你说骗就骗了，不愿意干就走人！”
陆成军说：“当初中国割让香港100年，还是不平等条约呢，中国也得等100年后才收回香港，政府的话怎么能随便变呢？！”
臧副县长火了，腾地站起身：“你别鸡巴跟我瞎嘞嘞，愿意呆就呆，不愿意呆就给我出去！就这么定了，你们乐意上哪儿告就告去。”说罢，转身拂袖而去，车屁股扬起一条长长的黄色烟尘。副县长的所谓“深入基层”、“现场办公”就这样宣告结束。
唐维君他们又集体上访到呼玛县委，年轻的县委书记态度相当热情，说：“县里制定的政策是不会变的，你们放心回去好好干吧。”但是，说归说，县委书记很忙，许多大事要他操心，管不了太具体。北疆乡政府对各农户的“承包费”照扣不误，拒不退还，没人管。
这不过是本案发生前的一个序曲。但它隐隐预示着，当地某些官员和权力机关欺压百姓、坑害人民的一场丑剧，即将拉开序幕。

决死农民的悲惨际遇案件的源起（2）

1998年4月，北疆乡通知各农户，说县里决定在北疆乡大规模种植油菜，要各家各户到乡里买种子。高继有对唐维君说，这回进的种子亩产可达200多斤，你就等着捞钱吧。唐维君动心了。1994年，他在引龙河农场时曾种过1000多亩品种为“格劳柏”的油菜，纯收入近20万元。他决定今年甩开膀子大干一场。
4月22日，唐维君去乡政府办事，乡农技站女技术员王兴敏对他说，油菜种子“青油九号”到了。唐维君急忙赶到乡政府后院，进了库房一看，这些油菜种一部分用编织袋包装，每袋重100斤，袋上印有“青海省种子管理站监制”的字样，每斤售价5元，没有标明品种，但看着还比较正规。一部分用麻袋包装，每袋重160斤，没说明品种也没任何标识，每斤售价4.50元。唐维君有些疑惑，回头去找乡长高继有问：“这是什么品种？怎么没个说明啊？”
高继有说：“我不是跟你说过嘛，‘青油9号’，一般情况下亩产200多斤。”
唐维君又问起有关“每亩下种量”等技术性问题。高继有不耐烦地挥挥手：“你咋那么多鸡巴事儿，政府还能骗你吗？！”
这次，北疆乡政府总共购入油菜种12120斤。为保险起见，唐维君决定购买价格比较贵的、编织袋包装的油菜种6000斤，共花3万元，几乎占全乡进种量的一半。第二天，唐维君开车去拉种子，同时向乡农技站技术员王兴敏索要种子的“三证”，即质量合格证、检疫证、经营许可证和产品说明书。王兴敏说：“过几天就送来，你先把种子拉回去吧。”
回家后，唐维君立即开始春播准备。这时他发现，拉回的60袋种子包装上统统没有任何说明，其中11袋则用蜡笔写着“浩油11号”。打开编织袋一看，种子里混有许多杂质。人以食为天，农民以种地为生，种子是关系他们生死存亡的大事啊！唐维君越看越不放心，于是三番五次跑乡里找技术员王兴敏要“三证”。回答一直是等，等，等到最后还是没有，只给了一份手写的所谓“栽培技术说明”复印件，那字写得歪歪扭扭，潦草之极。
唐维君心里愈发地不托底了。连续几天，觉都没睡好。没三证，没说明，没标识，万一质量出了问题，这几年的心血可就打了水漂儿。眼下节气还早，改种别的还来得及。他匆匆找到乡长高继有要求退货：“种子里杂质太多，而且什么手续都没有，说是‘青油9号’，没任何标识，倒有11袋写着什么‘浩油11号’。我不要了。”
高继有骂道：“就你鸡巴事儿多！乡政府也要种，你怕什么。退种子不行，谁给你拿钱啊！”
“我买种子掏了3万元，把钱退我不就结了吗。”
“钱已经入了帐，拿不出来了。”
经再三央求，唐维君又用车拉上技术员王兴敏到他的铁丰农场看种子，王兴敏也认为杂质确实多了些，还抓了一把带回来给高继有看。高继有骂骂咧咧地终于同意唐维君把写有“浩油11号”的11袋种子（共1100斤）退掉10袋。
时至今日，唐维君肠子都悔青了，他还是太相信高继有，太相信乡政府了。自5月24日起，唐维君分3次把所谓“青油9号”播进地里，用种量近5000斤（筛去杂质），共播种1590亩。到6月中下旬，菜苗刚长到8至10公分就全部提前开花。阳光下，远远望去，上千亩地如湖似海，黄澄澄地直晃眼。曾经种过油菜的唐维君知道，按正常生长期，油菜应长至50至60公分才开花。
太反常了，这是什么狗屁种子啊！唐维君忧心如焚。
又过一个多月，油菜结荚了，可荚里除了瘪子就是残粒。唐维君两口子瞅着这大片的油菜地，两眼血红，肝胆欲碎。两年来为在北疆乡开荒创业，在农场基本建设、资金、机械、油料、化肥、农药及人工方面，唐维君不惜血本甚至不惜举债，做了大量投入，此刻他不敢相信却又不得不信：他用的是假冒伪劣种子，他上当了！看这样子，上千亩地基本上颗粒无收，所有投入根本无法收回，他的家业就此毁于一旦！
据初步统计，唐维君损失达53万元。
是他的播种技术问题吗？不。数十天里，唐维君多次跑去看其他农户包括北疆乡政府的油菜地，凡是用同类种子的，都提早开了花，荚中无籽或只有可怜的几粒。但他们购种量都比较少，唐维君是占全乡用种量近一半的大户。他疯了似地到处找高继有，请他到地里看。高继有不肯去，说：“你都整不明白，我能整明白吗！”并让他去找主管农业的副乡长张海滨，张海滨明白这是“烫手的山芋”，碰不得，说：“种子是高乡长整来的，我不管，我也不懂。”
唐维君再三追问：“这些种子到底有没有手续？”
张副乡长被问急了，破口大骂：“操他妈的！啥都没有，连发票都没有！这事儿都是高继有一手操办的，找我有什么屁用！”
唐维君红眼了。听说高继有到县里开会，唐维君开车追到县里，一定要他给个“说法”。高继有被追急了，骂道：“就你小子多事！”无奈之中，高继有承认，这批油菜种是北疆乡政府从大兴安岭地区农委下属的科教科购进的，经办人是科长黄桂荣（女）、李光旭。而科教科是从内蒙古牙克石市种子有限责任公司购入的。高继有决定通过农委科教科，找牙克石市种子公司派人前来调查。
1998年7月25日，地区农委科教科职员李光旭陪同内蒙古牙克石市种子公司的毛庆国、孟繁武，到了唐维君的油菜地。唐维君朝他们要种子的“三证”——这是国家《种子法》明文规定的，即种子经营单位必须提供“种子质量合格证”、“种子检疫证”和种子经营许可证”。牙克石种子公司的人支支吾吾，承认没有，只拿出一张所谓“品种简介”。
唐维君问：“你们提供的种子就一个品种吗？”
答：“是，都是‘青油9号’。”
“为什么有十几个袋子写着‘浩油11号‘，其余袋子根本没有任何注明？而且包装袋内外没有任何标签？”
牙克石种子公司的人回答：“不知道咋回事。”
第二天一大早，怒火满腔的唐维君把高继有、李光旭及牙克石种子公司的毛庆国、孟繁武等人堵在北疆乡政府会议室。他从兜里掏出一台小录音机，砰地往桌上一放，说：“我的整个家业都毁了，你们说，这事咋办吧？”
其实唐维君并没按下录音键，他也不认识这个键。但就这个小小录音机把在场所有人的脸都吓白了，他们面面相觑，一声不吭，大气儿都不敢喘。过后，他们以“上厕所”、“打电话”等各种借口，溜出会议室。牙克石种子公司的两人就此逃之夭夭，乡长高继有从此也甩手不管了。
曾经拥有百万资产的农民唐维君，而今家业被毁、前途被毁、希望被毁，从此被迫走上漫漫的告状之路，这是他惟一的求生之路。

决死农民的悲惨际遇官场：良知与冷漠的对撞与搏击（1）

本节，笔者将向读者披露唐维君在告状之路上的种种际遇。笔者认为，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本案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唐维君的个体悲剧，令我们深思和警醒的是：在我们党宣布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历史性时刻，唐维君所走过的某些单位和部门，在行动上真正把执政为民的宗旨落到实处，自觉代表和维护人民的利益并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还有多么艰难的路程要走。弄权贪利、文过饰非、官场人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这类丑恶现象决不是尘土，拿条扫帚打扫一下就可以清除干净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是会上讲讲，喊几句口号就能够落实的。这实际上是需要全党认真对待的一场伟大而艰巨的思想斗争。正义与邪恶，良知与冷漠，人情与法律，事实与谎言，时时处处进行着激烈的对撞与搏击。
历史相信眼泪。人民看的是行动。
1
1998年7月28日，唐维君和另一受害农民吕端臣，来到呼玛县工商局投诉。刘丽华局长亲自接待了他们，那热情的态度和笑容让唐维君和吕端臣感到透心的温暖。刘丽华责成法制科王鹏、消费者协会秘书长梁白剑负责处理此案。王、梁二位立即高效率地开展工作，做笔录，到乡政府调查，随唐维君到地里拍照、取样，确认了种子为“三无”产品，并无发票，无说明书。几天后，唐维君又去县工商局问情况，正碰上工商局把县农业局局长武长富请去商量此案。武长富对唐维君说：“我听说你的事情了，你是不是本地人？”
唐维君听出他的弦外之音，有点不快：“我是冲着县里的招商政策来的，是不是本地人和假种子有什么关系？”王鹏见状，赶紧把唐维君推走了。不知内里究竟有什么奥妙，反正自此县工商局领导的态度突然模糊和冷淡下来。刘丽华局长让唐维君掏5000元，去省里有关部门做种子鉴定。王鹏明确表态：“根据《国家种子管理条例》第38条，这个种子明显是‘三无产品’（即无三证），而且什么手续都没有，凭这个就可以做出处罚，还搞什么鉴定！”刘丽华竟然一声不吭，离座而去（笔者按：2002年，刘丽华因其它原因被免职。王鹏已提前退休，他至今保留着有关唐维君一案的全部卷宗，他表示，只要他活着，愿意随时为唐维君一案出庭作证）。自此，呼玛县工商局将此案搁置，再无态度。
2
县里解决不了，唐维君、吕端臣被迫上访到地处哈尔滨市的黑龙江省农委种子管理局。
1998年8月31日，省种子局组成9人专家调查组（组长为省种子局法规办主任魏海良，成员大多为农业专家。调查组出行的全部费用由唐维君负担，总计花费近7000元）。如今真不愧是网络化的信息社会，消息传得快极了。调查组从哈尔滨出发到黑河市的路上，各成员的手机就不断地响，魏海良生气地请他们把手机全部关掉。到达呼玛县宾馆的当晚，正碰上在此恭迎的北疆乡乡长高继有、县农业局局长武长富、大兴安岭地区种子管理站站长孙兴安等人在饭厅聚餐喝酒。组长魏海良当即决定回避他们，改住县石化宾馆。
一路车马劳顿，晚8时余，调查组正在石化宾馆餐厅吃饭，门突然开了，喝得醉醺醺的武长富倒背双手晃进来，劈头就问：“谁是省调查组组长？”
魏海良答：“我就是，你是谁？”
武满不在乎地说：“我是县农业局局长武长富，你们省调查组的腿儿也太不值钱了，呼玛县有20000多垧地，唐维君那100多垧地瞎了算个啥？跑这么远来，值吗？”
魏海良愤怒已极：“你居然还是农业局长！我明确告诉你，别说100多垧地，就是两垧地的种子出了问题，我先查你！”
武长富的酒顿时吓醒了一半，悻悻说：“有那么严重吗？”
魏海良正色说：“你作为农业局长，对农民的事情和困难漠不关心，有这么当局长的吗！你还有什么事？没事就请离开，我们要休息了。”
9月1日，调查组抵达北疆乡政府，索要种子的有关手续及三证，没有。接着到唐维君的地块进行了录像、取样。此时已是初秋，地里荒草萋萋，所有油菜已经枯干萎黄，豆荚绝大多数是瘪的，有籽粒的不少还是残损粒。1590亩地几近绝产已是不争的事实。
9月2日，调查组中的6位农业专家集体做出鉴定报告，报告基本陈述了有的地块“基本绝产”，有的地块“瘪粒较多，发霉粒较多，大小不均。”等实况。其内容则聪明地吸纳了乡政府和农民代表唐维君、吕端臣、周才等人各自的陈述意见：
一、该品种未经本省审定，没经过试验，就大量购进、大面积推广种植是不科学的，违反了国家有关规定。
二、按北疆乡政府的说法，本地发生长期阴雨，是“造成减产的客观原因”（笔者按：错！现状已近绝产。而且，据当地气象部门提供的权威资料显示，1998年全年降雨量比上年少4～6毫米。附近的扎兰屯马场种植的品种为“格劳柏”油菜，距唐维君地块不过5公里，同年亩产高达250斤）。
三、种植者对油菜栽培技术不够了解，加之购种者没提供技术指导（错！1994年，唐维君曾种植“格劳柏”品种油菜1050亩，获纯利近20万元），是减产的“主观原因”，等等。
奇怪的是，鉴定书没有提及这样的基本事实：按国家有关法规，北疆乡根本无权经营种子！更没有提及：这批种子没有三证、产品说明书及任何手续，把这种来路暧昧的种子卖给农民是完全违法的！
根据调查组的鉴定意见，省农委种子管理局正式要求大兴安岭地区农委种子管理站对此案做出处罚决定（请注意，这批种子是同属大兴安岭农委的科教科从牙克石市购进的，这意味着，从地区农委这个层面上说，将由造成如此恶劣后果的单位自己“处罚”自己的违法行为）。
结果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地区种子管理站一直置若罔闻，顶着不办。案件拖下来了。

决死农民的悲惨际遇官场：良知与冷漠的对撞与搏击（2）

3
其他几位上访农民挺不住了，一是他们种植量比较少，损失也就小；二是同官僚们做斗争是要花费许多时间、费用和精力的。按兵书上的说法，官僚主义者们是“以逸待劳”，而且衣食无忧。而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们告状要花路费、食宿费，他们没钱，他们还得种地、活命。可唐维君不行，当初他投入太大，现在血本无归，已近倾家荡产，必须讨个公正的“说法”。于是，唐维君继续来往奔波于县、地区首府加格达奇市和省城哈尔滨之间。
一封告状信被有关部门送至省政府领导的办公桌上，副省长王宗璋做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严肃查处。
在省领导批示的压力下，时隔半年多，1999年4月20日，大兴安岭地区种子管理站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这份所谓“处罚书”颠倒黑白，充满谎言，只字不提种子是非法的“三无”产品，完全回避了这批种子是由地区农委科教科和北疆乡违法购入经营的基本事实，强词夺理地声称“当地气候异常”、“种植者不懂技术”等所谓“客观原因”，公然谎称种植“青油9号”的其他农户都有亩产几十斤的收成（笔者按：一、是否“青油9号”，存疑；二、这可怜的数量也算收成吗？三、2000年1月，据黑龙江省检察院检察官李海春所取的高继有询问笔录，高当时承认：“我们乡政府也种了75亩，也加强管理了，可长得不好，由于还抵不上收割费用，就弃收了”）。“处罚书”最后决定，由北疆乡农技站“赔偿”唐维君损失费24391.53元。
此案与乡农技站何干？一纸谎言，轻描淡写，就想大事化小，金蝉脱壳，滑脱地区农委和乡政府坑害农民的责任！
唐维君当然不服，于5月6日将《复议申请书》送达省种子管理局。在法规办主任魏海良主持下，6月16日，省种子局做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坚决果断地决定“撤消大兴安岭地区种子管理站的《处罚决定书》”。
这是一份难得的充满正义和正气、真正体现执政为民精神的好文件，今天读来依然令人荡气回肠！文件严正指出，大兴安岭地区种子管理站的《处罚决定书》存在“主要事实不清”、“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适用依据错误”、“专家意见作为依据使用不当”等原则性错误，明确提出，“依据县政府批准调入的这批未经审定的油菜品种是非法的”，“绝大部分地块已经绝产或基本没什么产量”，“种子是造成减产的主要原因，应承担主要责任”。该文件要求大兴安岭地区种子管理站“重新做出处罚”。
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抵抗是顽强和满不在乎的，一拖又是3个月。经唐维君更为顽强的催问和省种子局的再三催办，大兴安岭地区种子管理站被迫做出《重新处罚决定》。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份“目无王法”的文件。该决定违反国家颁布的《行政复议法》中“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做出“相同行政行为”的规定，公然抗拒省种子局的《决定书》，决定“维持”原来的处罚意见。
小小的地区种子站居然敢于对抗国家法规，与省种子管理局公开“顶牛”，是何道理？容待后文分析。
农民唐维君只能依法办事，于是按规定再次向省种子管理局提出《复议申请》。
省种子管理局的权限到此为止。他们觉得很是无奈，从此没有下文。唐维君再去找，他们只能催催、问问。面对如此顽固的“地方保护主义”堡垒和带有明显“既得利益集团”色彩的违法行为，他们显然束手无策了。
4
继续抗争！万般无奈的唐维君向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寄送了一封举报信，状告北疆乡乡长高继有犯有“玩忽职守罪”。1999年11月1日，省人大司法委员会将该信批转省人民检察院，要求认真查处。
2000年1月，省检察院、大兴安岭地区检察分院、呼玛县检察分院组成联合专案组（组长为省检察院法纪局干部李海春），先后调查询问了购入种子的北疆乡政府、地区农委科教科。4月，专案组又到内蒙古牙克石市种子公司调查（此行费用又由唐维君负担，共花费7000余元）。应当说，案情自此已经暴露：同一批种子，牙克石市种子公司竟然先后提供了两份自制发票！在“0211”号发票上注明的是“浩油11号”，在“0212”号发票上又改注为“青油9号”。这批种子到底是什么品种？为什么可以随便乱改，谁能说得清？
富有侦察经验的李海春调取了此前的“0204”号发票，该发票是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市房产段农场购入所谓“浩油11号”种子的凭据。经查，这个农场买的也是“三无”产品，种了1500亩地，平均亩产只有13.3斤，等于基本绝产！
李海春愤怒地说：“这还查啥！已经清楚了，先开的是‘浩油11号’发票，听我们查问‘青油9号’，又补填了新发票，明显是弄虚作假！”
2000年7月，省检察院李海春、马晓东等人又到北疆乡，调查高继有（此人已于1999年升任县房地局局长），就在这次询问中，高继有承认乡政府种的油菜地也“绝产弃收”了。富有戏剧性的是，正在询问中，高继有扑通一声当场昏倒，两眼翻白，牙关紧闭，据说是犯了“心脏病”。赶紧送呼玛县医院“紧急抢救”吧，不想高继有的家人、亲属20来人闻讯冲到医院，对两位检察官大肆围攻，叫嚷说高继有“犯病”是检察官“逼“的，最后由县领导出面调解才算解了围。为“抢救”高继有，匆忙之中，李海春的检察官制服都丢在北疆乡了。而事后，高继有居然向省检察院反告李海春“刑讯逼供”、“非法拘禁”！
那就查吧，结论当然是“无中生有”。但为缓解“矛盾”，省检察院只好把办案人换掉。本案拖至2001年夏，省检察院已经换了第3拨办案人，依然没有结果。
奇怪的是，此后的漫长时日里，案子竟然越办越“夹生”。原因是，省检察院虽然出人出力，但最后是“责成”大兴安岭地区分院负责“侦破此案”。案子又回到大兴安岭那地处高寒、山高林密的地方，事实真相就越来越模糊不清。奇文共欣赏，现在，让我们耐住性子，来欣赏一下由大兴安岭地区检察分院“调查”的“案件事实”吧：“1998年2月，呼玛县政府决定扩大种植油菜比例，北疆乡政府为此向农民作了宣传。许多农户表示愿意种植油菜。”“同年3月末，农户唐维君等人在购买油菜种子未成的情况下，找到乡长高继有，请求乡政府帮助购买‘青油9号’油菜种子，高表示同意。”然后，“高向县政府写了申请购买油菜种子的报告。”高又“给地区农业局科教科科长黄桂荣打电话，请黄帮助联系购买‘青油9号’种子。”如此等等，行文中隐含的意思是：地区农委科教科、北疆乡政府非法运营菜种，不管种子是真是假，都是在农民唐维君等人“主动要求”下进行的，他们是在为农民“服务”（事后查明，是“有偿服务”）！
完全是颠倒黑白、欺上瞒下的一派谎言！报告依然回避这批种子系“三无”非法产品，地区农委、乡政府无权经营种子等要害问题。据此，地区检察分院认为高继有造成的损失“没有达到玩忽职守罪的立案标准”，“应作撤案处理”。省检察院据此向省人大做了报告。省里一位姓马的女检察官甚至对唐维君说：“卖给你的只要是油菜种，没长出苞米来，就不是假种子！”
执法者对国家制定的《种子法》无知到这种地步，真是骇人听闻！
案子又一次在大兴安岭地区陷入“既定方针”的怪圈。唐维君又失败了。
2002年4月，哈尔滨的蒋律师接手此案后，找到已调任其它工作的黑龙江省检察院原办案人、检察官李海春。李海春沉痛地说：“农民唐维君确实太冤了，很值得同情。现在地方保护主义太严重，我们实在整不动。希望你设法多帮帮唐维君。”听说蒋律师要去呼玛县调查取证，李海春担忧地说：“你一个女同志去那里，千万注意安全啊！我去那里被一帮人围攻，连检察官制服都来不及穿上，就跑出来了。”

决死农民的悲惨际遇官场：良知与冷漠的对撞与搏击（3）

5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批神秘的种子究竟来自何方？内蒙古牙克石市种子公司原称是自己生产的，后又改称是从青海省门源县购进的。2002年5月27日，唐维君的代理律师蒋自掏路费，亲赴青海省种子管理站调查，直接询问了“青油9号”的育种人田正科先生。田正科证明：
一、“青油9号”是20世纪70年代初培育的，90年代初就被新的优良品种替代，自此他们不再对“青油9号”提供技术服务，也不推广这个品种，从来没有委托其它省繁育过该品种；
二、牙克石市种子公司从来没找过他们；
三、青海省种子站从来没有委托门源县种子站进行“青油9号”的繁育工作。
四、北疆乡的种子包装袋不是我省种子站统一监制的包装物。
尽管惊动了如此众多的单位和部门，这批种子的来源，至今依然是说不清楚的“黑洞”——没人彻查！横跨3省，有些部门是害怕查，有些部门是懒于查，有些部门是不想查，有些部门是知道查不了。
6月20日，蒋律师找到黑龙江省新任省农委主任张松岭，陈述了唐案全部事实经过，并提供了从青海省调查来的相关笔录和证据。张松岭是共青团干部出身，此前曾任哈尔滨市主管农业的副市长，作风干练，办事果断。他大为震怒，说：“假种子坑害农民的事情，我们不管谁管！”但是，在现行体制下，所有单位和部门只对当地首脑人物和机关负责，只有业务指导职能的省农委仍然很难拱动大兴安岭地区农委。张松岭主任只好亲自打电话，请地区农委主任扎达布、副主任王世才等人进省城面谈，希望他们“对受害农民要宽厚一些，尽快给予赔偿，帮助农民恢复生产。”据说，谈的效果还不错，会上各位都对唐维君的不幸给予深切同情。
2002年7月11日，蒋律师和唐维君赴地区农委，就落实省农委意见进行协商。参加人有地区农委副主任王世才、地区种子站站长孙兴安、北疆乡党委书记张景吉等人。
中国农民有着惊人的忍辱负重的能力和宽厚的胸怀。会上，蒋律师和唐维君提出如下要求：一是请有关方面帮助唐维君把撂荒数年的3000亩地重新翻耕一遍，以便他恢复生产；二是请乡政府和地区农委做做当地金融部门工作，给唐维君以必要的贷款支持，以利他进行生产自救；三是呼玛县原定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顺延4年，以减轻唐维君的经济负担。
应当说，这些要求是最基本的、合情合理的，表明农民唐维君在惨遭坑害之后，并不想使地方政府过于为难，并依然保持着努力进行生产自救的勇气。
北疆乡张书记表示：此案谁卖种子谁承担责任（暗指地区农委），改革后，乡里没有机耕队，无法为唐翻地，“我们管不了”。
地区农委王副主任表示：现在银行不听咱们的，我们去协调也很难，但同意顺延当初的优惠政策。
北疆乡张书记同意减免1999年至2002年的土地承包费，但反对顺延优惠政策，因为这等于减少了乡里的收入，他坚持认为，全部损失应由供种方负责。
“皮球”踢来踢去，几方争得一塌糊涂。在座所有单位的天职都是为农民服务的，可面对唐维君的巨大损失和生活惨状，我们感觉不到他们的内疚、自责、勇于承担责任的勇气，以及对农民应有的同情与关爱。
只有冷漠，还是冷漠！
可笑而又可悲的是，最后各方一致同意，请省农委从扶贫资金中拨款为唐维君解决困难。坑害农民的各单位不肯承担一丝一毫的责任，不肯掏一分钱，“球”又踢回省里！
省种子管理局大为光火。调解宣告失败，案件又一次搁浅。
一个不大不小、也并不复杂的案件，历时5年，惊动乡、县、地区和省各级强势部门和权力机关，竟然毫无结果。被逼无奈，2002年11月25日，蒋律师和唐维君怀着最后的希望，根据媒体公布的农业部打假举报电话，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将此案告到农业部，于是发生了本文开始描写的那一幕——他们竟然没能进入农业部的大门！
继笔者与农业部L同志通话之后，12月11日，唐维君再次给农业部种子处打电话询问办案进展情况，接电话的陈副处长邀请他到部里来谈。最先接手此案的那位L同志出差在外，他或许意识到前两次电话中说话有些急燥和有失分寸，特意给处里留下话，请同事们关注一下黑龙江农民唐维君的案子。陈副处长和工作人员热情接待了唐维君和陪同前往的一位北京女士，仔细听取了案情，并审阅了相关材料，中午还带两位去食堂吃了饭。言谈中，处里同志对唐维君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表示他们会积极与地方有关部门协调，多想些办法帮助他度过难关。陈副处长诚挚地劝唐维君想开点儿，别往绝路上走，“最终还是要解决问题”。临别时，陈副处长掏出200元，说：“你现在很难，把这点钱拿去做路费吧。有什么进展我们会通知你的。”
唐维君再三推辞，陈副处长还是把钱硬塞给他。唐维君颤抖着双手接过那两张钞票，脸上热泪长流，他说：“我东奔西走告了整整5年，您的话是最暖人心的！”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砰砰嗑了3个响头，在场的人眼圈都红了。

决死农民的悲惨际遇无效的震动和惊动

事实上，唐案已经远不是一个地方性、低层次的小案件了。
——从北疆乡政府，到呼玛县委，到大兴安岭地区农委、检察分院，再到省农委、省检察院、省人大、省政府，直至农业部。
——黑龙江省副省长王宗璋在唐维君的投诉材料上做过重要批示。
——2001年5月30日，《黑龙江日报》编发了第4期供省领导参阅的《内部参考》，题目为《如此这般坑农，谁还胆敢种田》。该文详细报道了唐维君的不幸遭遇，并在《编后的话》一针见血指出，“好端端的种田大户变成逃债户、告状户”，各级有关领导机关有的是“拖着不改”，有的是“拖着不催”，“看来，没有强有力的干预，这桩严重的坑农事件难有一个合理的结局。”黑龙江省另一位副省长申立国在这份《内部参考》上又做了重要批示。
——5月24日，我国最具影响力的中央大报《人民日报》在第10版头条位置，就唐维君一案发出醒目报道：《种田大户成了逃债户》，该报在配发的《编后》中明确指出：“多年来，假劣种子坑农问题屡屡出现难以根治，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一些干部不能依法办事，出现问题后有关部门又相互’踢皮球‘……今天刊登的这起种子事件并不复杂，却迟迟没有结果。希望当地有关部门按照《种子法》的规定，妥善处理这起种子事件，该处罚的处罚，该赔偿的赔偿，切实维护农民的利益。”
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是靠着广大农民的独轮车和担架，在鲜血染红的道路上向前推进的。我们党一直深情地关注和关心着农民问题。唐维君一案能够得到中央党报、省报以及省级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就是证明。但是，尽管唐案的震动面和惊动面如此之高，如此之广，而造成如此严重后果的供种方——大兴安岭地区农委居然端坐不动，漠然置之，长期置受害农民的疾苦和生死于不顾，明目张胆顶着不办，而且至今不办，这究竟是为什么？
奇怪的是，某些被百姓视为“强力部门”的办案机关面对这样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案子，又软弱得出奇，低能得出奇。这究竟是为什么？归根结底，因为受害的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草民”，为他得罪官场上的大小同道们，值吗？正如呼玛县农业局局长武长富一语道破的那样：“唐维君那100多垧地瞎了算个啥，值吗！”
这句话的本意就是：老百姓算个啥！

决死农民的悲惨际遇值得深思的是什么？

唐维君漫长的5年告状之路，至今仍在风霜雨雪和艰难困苦中延续。所有有良知的心都不能不为唐维君的悲惨遭遇深感愤怒和沉痛。本案值得我们警醒和深思的到底是什么呢？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我们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各级政府和它的办事机构必须以“执政为民”为自己的天职。但是，在唐维君的告状经历中，我们看到的是某些单位和部门是如何官官相护，如何顽固地维护部门既得利益，如何胆大包天地颠倒黑白、欺上瞒下、推诿责任、对抗上级、拒不纠错！
据查，内蒙古牙克石市种子公司将这批种子卖给大兴安岭地区农委科教科，总售价为32040元。农委科教科转卖给北疆乡，总售价为47040元，从中加价15000元。乡里再卖给各农户，总售价为62040元，乡里又加价15000元（在笔者读到的大量来往公文中，都美其名曰：“调入”）。本来就是非法经营，又层层加价，卖的又是假冒伪劣种子，给农民造成灭顶之灾。这些主管农业的部门，作为知法者和执法者，公然干着如此恶劣的违法行径，在造成严重后果之后，又对农民遭受的灾难如此冷漠。我们有理由质问：你们究竟代表谁？
二、通观唐维君整个告状过程，其中不乏实事求是、仗义执言、满怀热情为农民解决问题的优秀干部，许多领导同志也都有正确的判断和态度。但可悲的是，最终解决本案，归根结底都落到大兴安岭地区种子管理站的头上，而它和“供种方”科教科同为地区农委的办事部门，他们在同一幢楼办公，吃同一锅饭，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一家人”。要求种子站纠正科教科的行为，等于让“肇事者自己处理自己”。这就是大兴安岭地区种子管理站再三再四地避重就轻、回避要害、久拖不办的根本原因。“镰刀头削不了自己的把儿”的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切的忧虑！
三、唐维君现在走到哪里，都拖着一个带滑轮的大行包，里面全是他的申诉材料和黑龙江省各级机关有关本案的往来公文，足有半米高！这么多来自基层、中层和高层机关的公文，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竟然解决不了一个普通农民的申诉，谈何效率？谈何服务？谈何代表？笔者全面翻阅之后，发现其中绝大多数向上级或向领导汇报的公文，都在基本重复和顺延大兴安岭地区种子管理站的“说法”，又是当年“气候异常”了，又是“种植者不懂技术”了，又是农民本人“过早弃收了”，等等。大多数公文都有意或无意回避了本案的要害问题：即这批种子是非法的“三无”产品，地区农委科教科和北疆乡是违法经营。
正是由于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的盛行，使本案“供种方”掩盖事实、推诿责任、偷换概念、避重就轻的恶劣行径，成为影响高层决策者难以痛下决心的主要原因。可见，高层领导干部要真正地了解实情和民情，以做出正确的决断是多么艰难！
四、笔者不是农业专家，但翻开国家制定的《种子法》，其中关于假种子的表述相当明确：“一、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冒充他种品种种子；二、种子种类、品种、产地与标签注的内容明显不符的”，即为假种子。
地区农委科教科购入的这批“种子”既无三证，又无标签；
牙克石市种子公司先说这批种子是自己繁育的，后说是从青海省购入的，发票先注名为“浩油11号”，又改注为“青油9号”；
青海省种子管理站证明“青油9号”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被新品种取代，而且他们从未接待过牙克石市种子公司；
不仅种植这批种子的唐维君全部绝产，其他许多农户也都绝产（有个别农户很可能畏于权势，提供了虚假证词），高继有承认乡政府种的75亩油菜地已绝产，加格达奇市房产段农场种植1500亩，亩产仅13斤，也等于绝产。
上述事实简单明了，说明这批“种子”不是假种子又是什么！
可怕的是，涉及此案的许多机关和部门公文都回避这一要害问题，绕来绕去，王顾左右而言他。作为专职的农业管理部门、专家或专职办案人员，是他们的判断力有问题吗？显然不是。
本案的始作俑者——地区农委科教科不过从中占了万儿八千元的便宜，北疆乡政府也不过从中占了万儿八千元的便宜，竟至于使本案拖了整整5年而不能解决。什么原因？因为被放置在首位的利益主体不是人民，而是部门利益、官场关系和自己的乌纱帽。

决死农民的悲惨际遇谁来给唐维君一条生路？

5年来，唐维君上百次跑县、地区、省城、北京申诉冤情，行程总计超过5万公里，等于走了4回红军长征路，绕地球赤道近一圈半。
现在，43岁的唐维君骨瘦如柴，弱不禁风。与他同岁的妻子疾病缠身，嘴里只剩下7颗牙。他的百万资产已经化为乌有，为生存，为告状，又填新债20多万元。所有农用机械或被银行扣押，或被债主拉走。因欠哥哥的工钱和借款，生活也举步维艰的哥哥甚至和他动了刀子。铁丰农场那3000亩地已是荒草萋萋，风雨飘摇，由年迈的老父老母枯守在那里。
性格倔强的唐维君也曾努力自救，案发的第二年即1999年，他设法从信用社贷款5万元，种了1000亩品种为“格劳柏”的油菜，收获菜籽20万斤——再生的希望之火重新燃起了。可当他把菜籽拉到车站准备转卖外地时，债主们闻讯而至，将全部菜籽哄抢一空。一年收获又血本无归，这条东北汉子跌坐在站台上，抱头痛哭……
他3年没回家过年了。这位当年的百万富翁已倾家荡产，沦为身无分文、债台高筑的“逃债户”和“告状户”。两个孩子谈起家里的惨状就泪水涟涟，16岁的女儿瞒着父亲，亲笔写了一封求救信，跪送到省人大代表张洪力面前……
农业部显然通过黑龙江省农委，向大兴安岭农委传递了强有力的信息。2003年2月，全国十届人大、政协会议召开前夕，大兴安岭农委放出风来，说已经确定了唐维君一案的解决方案：免收5年的土地承包费，再为唐维君提供生产自救资金20余万元。但是，两会刚刚闭幕，此方案又如泥牛入海无消息，笔者不能不怀疑，这是地方某些官员担心唐维君去北京“两会”告状而采取的缓兵之计！
时至今日，唐维君还没看到什么指望。他几近绝望并已经视死如归。最终找到农业部，唐维君认为他已经找到“天”了。2003年，如果告天天不应，仍不能把他从苦海中解救出来，他决定以死鸣冤，一了百了。他的确已经无路可走。
现在，谁来给唐维君一条生路？
我告诉他，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免不了会有些丑恶现象。但是请相信，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绝不会对人民群众的苦难坐视不顾的，绝不会对坑农、害民的犯罪者和官僚主义者放任不管的。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必定要报！
（特别声明：本文所述事实，由唐维君、代理律师蒋及笔者负全部法律责任。）
2003年3月22日改定于北京
(选自《报告文学》2003年第7期)

遭遇美国教育遭遇美国教育（1）

⊙高　钢
10岁的孩子被送进了美国学校，上英文课，老师布置的作业是写论文，题目居然大得冲天：《我怎么看人类文化》；上历史课，老师让孩子扮演总统顾问，给国家决策当高参；在中学的物理课上，作业竟然是一个市政研究项目——城市照明系统的布局；而道德教育，居然是从让孩子们爱护小动物开始。
没有统一的教科书，没有统一的考试，没有对学生的三六九等的分类排位。这就是呈现在一个中国记者眼前的美国教育。
面对与中国教育截然不同的“西洋景”，种种的疑虑、困惑接踵而至，美国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没有残疾的孩子，只有残疾的教育。”这究竟是教育学者的危言耸听，还是对人与教育之间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
我们中国人是否认真反省过我们的教育？我们中国的教育有缺陷吗？如果有，在哪里？我们这样一个正在全面谋划自己未来前程的民族，应该怎样审视我们为孩子们提供的教育环境？
美国小学给10岁的儿子留的作业是写一篇论文，题目吓我一跳：《中国的昨天和今天》。学习二战史，美国老师竟然让10岁的孩子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你将对美国投放原子弹持什么意见？”种种不可思议的事情，种种躲闪不开的冲突与思考，我由此“遭遇”美国教育。
当我牵着10岁的儿子登上中国东方航空公司飞往美国洛杉矶的班机时，心中就充满了疑惑：我不知道在孩子这么小的年龄就把他带到美国去，是不是一个失策？一位朋友的劝告还响在耳边：最少应该让孩子在中国接受完基础教育再到美国，因为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最完整、最系统的。多少专家也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很出色，而基础教育绝对不如中国扎实。
直到我把儿子送进了那所离公寓不远的美国小学的时候，内心的忧虑终于得到证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学校啊！学生可以在课堂上放声大笑，每天在学校最少让学生玩两个小时，下午不到３点就放学回家，最让我开眼的是儿子根本没有教科书！那个金发碧眼的女教师弗丝女士看了我儿子带去的中国小学四年级的数学课本后，温文尔雅地说：“我可以告诉你，六年级以前，他的数学是不用再学了！”面对她那双充满笑意的蓝眼睛，我就像挨了一闷棍。一时间，真是怀疑把儿子带到美国来是不是干了一生中最蠢的一件事。
日子一天天过去，看着儿子每天背着空空的书包兴高采烈地去上学，我的心就觉得沉甸甸的。在中国，他从一年级开始，书包就满满的、沉沉的，从一年级到四年级，他换了三个书包，一个比一个大，让人感到“知识”的重量在增加。而在美国，书包里没了负担，孩子精神上就更松快了，这能叫上学吗？一个学期过去了，把儿子叫到面前，问他美国学校给他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他笑着送给了我一个字正腔圆的答案：“自由！”这两个字像砖头一样拍在我的脑门上。
此时，真是一片深情怀念中国的教育，似乎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为什么中国孩子老是能在国际上拿奥林匹克学习竞赛的金牌。不过，事已至此，总不能再把他送回国去呀？也只有听天由命了。
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儿子的英语长进不少，放学之后也不直接回家了，而是常去图书馆，不时就背回一大书包的书来。问他一次借这么多书干什么，他一边看着那些借来的书一边打着计算机，头也不抬地说：“作业。”
——作业？我忍不住凑过去看，儿子打在计算机屏幕上的标题是：《中国的昨天和今天》。这是一个小学生的作业？这样天大的题目，即便是博士，敢去做吗？于是严声厉色地问儿子这是谁的主意，儿子坦然相告：老师说美国是移民国家，让每个同学写一篇介绍自己祖先生活的国度的文章。要求概括这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分析它与美国的不同，说明自己的看法。
我一时语噎：真不知道让一个10岁的孩子去运作这样一个连成年人也未必能干的工程，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偌大一个中国，它的地理和文化，它的历史和现状，一个10岁的孩子能说得清么？我只觉得一个10岁的孩子如果被教育得不知天高地厚，弄这些大而无当的东西，以后恐怕是连吃饭的本事也没有了。
过了几天，儿子完成了这篇作业。没想到，打印出的是一本二十多页的小册子。从九曲黄河到象形文字，从丝绸之路到五星红旗……热热闹闹。我没赞扬，也没评判，因为我自己有点发懵，一是我看到儿子把这篇文章分出了章与节，二是在文章最后列出了参考书目。我想，这是我读研究生之后才使用的写作论文的方式，那时，我30岁。
不久，儿子的另一个作业又来了。这次是《我怎么看人类文化》！如果说上次的作业还有边际可循，那这次真可谓是不着边际了。
儿子猛不丁地冒出一句：“饺子是文化吗？”
“饺子？文化？”我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回答。为了不误后代，我只好和儿子一起查阅权威的工具书。真是没少下功夫，我们总算完成了从抽象到具体又从具体到抽象的反反复复的折腾，儿子又是几个晚上坐在计算机前煞有介事地做文章。我看他那专心致志的样子，不禁心中苦笑，一个小学生，怎样去理解“文化”这个内涵无限丰富而外延又无法确定的概念呢？但愿我这个虎头虎脑、从来就对“吃”兴趣无穷的儿子，别只是在饺子、包子上大作文章。
在美国教育中已经变得无拘无束的儿子，很快就把文章做出来了，这次打印出来的是10页，又是自己设计的封面，文章后面又列着那一本一本的参考书。
他洋洋得意地对我说：“你说什么是文化？其实特简单——就是人创造出来让人享受的一切。”那自信的样子，似乎他发现了别人没能发现的真理。后来，孩子把老师看过的作业带回来，上面有老师的批语：“我布置本次作业的初衷是让孩子们开阔眼界，活跃思维，而读他们作业的结果，往往是我进入了我希望孩子们进入的境界。”
没有评价，既未说对，也没说不对。问儿子这批语是什么意思，儿子说，老师没为我们骄傲，但是她为我们震惊。
“是不是？”儿子反问我。
我无言以对。心中始终疑疑惑惑：弗丝老师希望他们进入什么境界？
儿子六年级快结束的时候，老师留给他们的作业是一串关于“二次大战”的问题。“你认为谁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你认为纳粹德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你将对美国投放原子弹持什么意见？”“你是否认为当时只有投放原子弹一个办法去结束战争？”“你认为今天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是什么？”……
如果是两年前，见到这种问题，我肯定会抱怨：这哪是作业，这分明是竞选参议员的前期训练！而此时，我开始对美国的小学教育方式有了一些理解。老师正是在通过这些设问，向孩子们传输一种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引导孩子们去关注人类的命运，引导孩子们学习高屋建瓴地思考重大问题的方法。这些问题在课堂上都没有标准答案，它的答案，有些可能需要孩子们用一生去寻索。

遭遇美国教育遭遇美国教育（2）

看着12岁的儿子为完成这些作业兴致勃勃地看书查资料的样子，我不禁想起当年我学二战史的情景：按照年代、事件死记硬背，书中的结论，有些明知迂腐也当成圣经去记，不然，怎么通过考试去奔光明前程呢？此时我在想，我们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重复前人的结论往往大大多于自己的思考。而没有自己的思考，就难有新的创造。
儿子小学毕业的时候，已经能够熟练地在图书馆利用计算机和缩微胶片系统查找他所需要的各种文字和图像资料了。有一天我们俩为狮子和豹的觅食习性争论起来，第二天，他就从图书馆借来了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拍摄的介绍这两种动物的录像带，拉着我一边看，一边讨论。孩子面对他不懂的东西，已经知道到哪里去寻找答案了。
儿子的变化促使我重新去审视美国的小学教育。我发现，美国的小学虽然没有在课堂上对孩子们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但是，他们想方设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校园外那个无边无际的知识的海洋，他们要让孩子知道，生活的一切时间和空间都是他们学习的课堂；他们没有让孩子们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们煞费苦心地告诉孩子们怎样去思考问题，教给孩子们面对陌生领域寻找答案的方法；他们从不用考试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尽全力去肯定孩子们的一切努力，去赞扬孩子们自己思考的一切结论，去保护和激励孩子们所有的创造欲望和尝试。
有一次，我问儿子的老师弗丝女士：“你们怎么不让孩子们背记一些重要的东西呢？”我上小学时，可没少背课文，没少背教科书的要点。
弗丝老师笑着说：“对人的创造能力来说，有两个东西比死记硬背更重要，一个是他要知道到哪里去寻找他所需要的比他能够记忆的多得多的知识；再一个是他综合使用这些知识进行新的创造的能力。死记硬背，既不会让一个人知识丰富，也不会让一个人变得聪明，这就是我的观点。”
我不禁想起我的一个好朋友和我的一次谈话。他学的是天文学，从走进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第一天起到拿下博士学位整整５年，一直以优异的成绩享受系里提供的优厚的奖学金。他曾对我说：“我很奇怪，要是凭课堂上的学习成绩拿奖学金，美国人常常不是中国人的对手，可是一到实践领域，搞点研究性题目，中国学生往往没有美国学生那么机灵，那么富有创造性。”我想，他感受的可能正是两种不同的基础教育体系所造成的人之间的差异。中国人太习惯于在一个划定的框子里去施展拳脚了，一旦失去了常规的参照，对不少中国人来说感到的可能往往并不是自由，而是惶恐和茫然。
我常常想到中国的小学教育，想到那些在课堂上双手背后坐得笔直的孩子们，想到那些沉重的课程、繁多的作业、严格的考试……它让人感到一种神圣与威严的同时，也让人感到巨大的压抑与束缚，但是多少代人都顺从着它的意志，把它视为一种改变命运的出路，这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它或许有着自身的辉煌，但是面对需要每个人发挥创造力的现代社会，面对明天的世界，我们又该怎样审视这种孕育了我们自身的文明？
1995年，我回国后，将自己对美国小学教育的观察与思考写成一篇小文章。出乎我的意料，就是这样一篇小文章，发表后引起不小的反响。中国最火爆的周末报纸《南方周末》转载了这篇文章，中国教育部的机关报纸《中国教育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全国上百家报刊和网站转载了这篇文章，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文摘刊物《读者》与我签订了向他们终生授权转载我的文章的合同，一些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引用了这篇文章，一些探讨中国教育改革的书籍也收录了这篇文章。我当时还在想：这年头中国是怎么了，我写的那么多反映中国社会问题的深度报道都没有什么反响，一篇小小的文章居然这样引人注意。中国人可能还是需要看些轻松的东西吧！
不过，我很快发现，那篇小文章之所以有点“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应，是因为它恰恰触动了我们中国人心中最为沉重的事情。
文章发表后的几个月，我当年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举行40周年校庆，我的一个小学同学把她的女儿带来了，小姑娘眼睛里分明带着种种不情愿的神色，大概是被母亲强迫而来。我的这位同学这些年来让这个女儿折腾得苦不堪言，小姑娘就是喜欢英语，对别的课程没有兴趣。马上要中考了，当妈的急得茶饭无心，每天都与女儿较劲：你光是英语好，别的科目不好，不也是考不上好学校？
大概是作母亲的情急之下唠叨太过，弄得母女关系十分紧张。我安慰我的同学，让她换个思维方式，给孩子一些自由。我说到了我的儿子，说到了美国的小学教育。
这个小姑娘在一旁听着，突然睁大眼睛，惊异地看着我，问道：“叔叔，你是不是写了一篇文章，说你的儿子在美国上小学的事情？”
我说：“写美国小学的文章可不少，你看的是哪一篇？”
小姑娘说：“文章有一段是这么写的：‘美国的小学虽然没有在课堂上对孩子们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但是，他们想方设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校园外那个无边无际的知识的海洋；他们没有让孩子们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们煞费苦心地告诉孩子们怎样去思考问题，教给孩子们面对陌生领域寻找答案的方法；他们从不用考试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尽全力去肯定孩子们的一切努力、去赞扬孩子们自己思考的一切结论，去保护和激励孩子们所有的创造欲望和尝试。’是不是这篇文章？”
我很吃惊，一个小姑娘怎么把这么长的一段话都背下来了？我告诉她，这篇文章是我写的。
小姑娘有些雀跃地说：“叔叔，你知道吗？我把这段话用刀子刻在我的桌子上了。我是在《读者》上看到这篇文章的，看了很多遍，都快给背下来了。我想，我要是在美国的学校上学就好了！”
——一个孩子，竟然用小刀把描述美国教育的一段话刻在桌子上，这是为什么？她究竟被什么所打动？
与孩子聊起来，方才知道，他们的课业太沉重了，以致没有时间做自己喜欢做或者想做的事。学校对她们的管理也太严格了，甚至不让女孩子留长头发，进校门有人专门检查。这个小姑娘无法想像，世界上居然有不用“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的地方！有鼓励孩子们给总统决策提意见的地方！孩子太渴望在学习中能够自主、能够轻松、能够快乐了，他们太渴望呼吸自由的空气，太向往课堂外那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了！
后来，我的小侄子的经历，也给我上了一课。
那年7月，小侄子从小学毕业，正赶上中国开始倡导“素质教育”，小学生升中学一律取消考试，就近分配。
按照地理位置，我的小侄子可能被分到他们住处附近的一个“臭沟学校”，这是全家都难以容忍的。于是，一家人动用各方关系，历经周折，才找到京城一所有名的寄宿中学，交了3万元“赞助费”，把小侄子送了进去。
大人们终于释然，似乎这3万元买来了小侄子的前途。我问我弟弟，这年头不是都开始“素质教育”了吗？你们还花这种钱，费这种精力干什么？
我弟弟一脸苦涩地说：“什么素质教育啊，孩子高中毕业还不是要考大学？考大学还不是要看分数？你不给孩子找个好中学，不是耽误他一辈子？”
我无言以对。
小侄子进了新中学，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原本聪明活泼的孩子，每个周末回家，都像霜打了的茄子秧似的，没精打采。到了星期天晚上送他回学校时，常常哭丧着一张小脸。以至于后来竟要父母做说服工作，就像当年送他上幼儿园一样。有几次孩子还掉下眼泪来。
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受不了这个学校，纯粹是个集中营。”把学校说成集中营？这太过分了！于是大人们开始教育孩子。
但小侄子倒振振有词地控诉起学校：晚自习从6点半到9点，做完作业只许看教科书，其它所有的书都不让看。小侄子撅着嘴说：“教科书有什么可看的？前面的内容全知道，后面的内容都不懂。每周只有两节体育课，连玩的时间都没有！”
控诉完，小侄子还大放厥词：“不让我们玩，就是剥夺儿童的人权！”

遭遇美国教育遭遇美国教育（3）

大人怕这孩子童言无忌惹恼了学校，于是教育他说：“你懂什么是人权？让你上这么好的学校，你还觉得剥夺了你的人权！你没看电视上那些非洲孩子，饭都吃不饱。你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就欠把你送到那儿去过几天！”
没想到，这一下小侄子倒来词儿了：“我还想去非洲呢，我还不知道非洲什么样儿呢！电视上的非洲我都看不到！学校也不让看电视，连广播都不让听！有一个同学带了一个小收音机，被发现后当场就没收了。”
小侄子愤愤地说：“现在倒好，我不仅不知道世界大事，就连国家大事也不知道。和傻子一样，还当共产主义接班人呢。”
我对他说：“你这个年龄不把精力全部放在学习上还想做什么？我们年轻时候正赶上‘文革’，上山下乡，中国的书只能看毛选，外国的书只能读马列。想学文化知识还不行呢，你们现在多幸福。”
没想到小侄子一脸老成地叹息道：“你们那个时候才幸福呢，不用考试，不用受我们这样的罪。”
我有些吃惊：我们的教育怎么把今天的孩子弄得如此不知好歹，竟然向往起“文革”那样的文化荒漠？
有一次小侄子还说出了更为极端的话：“你们再让我上这个学，我就会死！”这让全家人都吃了一惊。我心中产生的疑问也更加深重了：中国教育何至于如此残酷，竟然让天真烂漫的孩子会想到了死？
同学的女儿与我的小侄子的事情，使我开始思考我们今天的教育。我发现，中国的基础教育越来越走向一个极端，分数被抬到一个越来越高的地位，孩子们被越来越紧的紧箍咒勒得喘不过气来，他们每天被拴在桌前十几个小时，原本天真烂漫的童年陷入过度沉重的学习苦役之中。要说小侄子的话也有几分道理：他们拥有的天地太狭小了，他们离课堂外那个精彩的世界也太遥远了。
我们为什么只把学生的视野、思维甚至行为的准则限制在如此狭小的教科书、课堂和校园之中？
我真是担心，在这样的禁锢之下，让孩子们为了几门课程的考分而耗尽他们能量无限的生命，其结果恐怕不止是让孩子失去学习的兴趣，甚至不只是让孩子们生出“敌视”教育的心态，更可怕的是造成了孩子们狭隘的眼界和心胸。一个孩子比身边的同学高出几分都会受到奖励，以至于他们可以沾沾自喜、洋洋得意，这些为今天的考题活着的孩子在人类明天的文明进程中会居于什么位置？
我们真的必须剥夺孩子们的轻松和快乐，真的必须让他们与精彩的现实世界隔绝开来，才能使他们成才吗？
儿子在美国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学校举行了一次家长会。这次家长会与我在中国参加过的家长会完全不同，班主任弗丝女士“导演”的“故事”让我在惊异之中，重新认识着孩子，重新认识着自己，也重新思考着我们的教育。
那是儿子在美国小学上六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带回一个学校要开家长会的通知。儿子告诉我，老师说了，家长必须出席。
这可是不容易，孩子在美国小学呆了快两年了，这是第一次开家长会，我当然要认真对待。我在脑海里习惯性地整理了一下对儿子成长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的看法，特别是归纳了一些我对儿子到美国后在文化冲突下面临的一些特殊问题。心想，开家长会时，到了老师面前，免不了要分析一下孩子的问题，我要争取主动，对孩子的剖析包括向老师请教的问题都要有的放矢，别让美国人觉得我们中国人对孩子不关心、不重视，也别让他们觉得我们中国人到了他们美国的地面上就不懂教育了，我们可是一个有着古老文化传统的民族，我们拥有源远流长的文明呢！
开家长会的那天，我没有忘记带上笔记本和两支笔，这是我在中国养成的习惯，参加家长会和我参加各种考试时一样，一定是两支笔伺候，以防不测。在中国，开家长会的时候，老师讲的话，我都要记在本子上，争取一字不漏。我相信，老师的话是教育孩子的金科玉律，哪怕忘记一条，或许都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所以我一定要记录得很完整，以便回家准确传达给孩子，自己也好反复领会其中的深刻道理。
开家长会的那天晚上，我提前赶到了孩子的学校，走进会议室一看，气氛有些别样。会议室里又是气球又是彩带的，不像是家长会，倒像是开联欢会。
尽管心里直犯嘀咕，但心里又想，这不是在美国吗？遇到什么“西洋景”也就不奇怪了。美国佬什么花样不能搞啊，思维方式不一样嘛。
班主任弗丝女士已经在会议室里等候了，见到每一个孩子的家长进来，都是带着微笑，一阵寒暄，忙得不可开交。人来得差不多了，班主任走到前面，宣布会议开始。
这时我才发现，孩子们也和家长坐在一个会议室里，而且老师也丝毫没有让孩子们“退场”的意思。我有些不解，这不是家长会吗？怎么也让孩子在这里呆着！一会儿要是谈起孩子们成长中的问题，难道就让他们当面听着吗？美国佬这是什么路数啊？不是尊重所有的个人包括孩子的人格与隐私吗？
班主任弗丝女士是教育学博士，我和她很熟悉，特别熟悉她的那种作为教师的“职业性”微笑，这种微笑不仅给你一种平静和安全的感觉，而且给你一种信心和鼓舞。当年儿子刚到美国的时候，我们征求她的意见，是让孩子进美国的普通小学，还是让孩子进“双语”学校？弗丝反对让孩子进入双语学校，她带着微笑却不容置疑地说：“请相信孩子的语言能力，就让他在我们这所公立小学里上学吧。有一天，你们会突然发现，他已经在用熟练的英语与同学们聊天了。你们不要担心他的英语，要担心的恰恰是他的中文。”
当时我看着连“How are you!”都听不懂的儿子，真是不敢相信弗丝女士的断言。但是后来的事情说明弗丝女士是对的。也就是在半年后的一天里，似乎真的就是在那一天、那一刻，我发现儿子拿着电话和他的美国小伙伴有说有笑地在聊天了！儿子英语虽然简单，但是很流畅。我很奇怪，为什么这之前我就没有听他说过一个完整一些的英语句子呢？我不是搞语言学教育的，我不知道这里的奥秘。当然，我一直坚持严格要求孩子在家里一定不能说英语，这倒不是因为听了弗丝老师的忠告，而是我怕孩子真有一天不会说中国话了，我会愧对祖先！感谢老天，我的这一要求让儿子至今一直保留着一口标准的北京话，汉语口语没有任何障碍。但是随着他的英文越来越熟练，他也几乎不能用中文写作，对中文的阅读也日益艰难了。弗丝老师真的是在微笑中预见了一切。
弗丝老师向大家问好后，带着几分神秘说：“今天对在座的孩子们的家长，可能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因为我们为你们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礼物。确切地说，为你们送上这个礼物的不是我们这些教师，而是你们的孩子！”
孩子们此时也交头接耳，嗡嗡地议论起来。弗丝女士说：“孩子们，请不要吃惊，你们当然也不知道这个礼物是什么，因为两小时前，我们刚刚把它从一个遥远的地方取回来。但是，确实是你们创造了它。”
这时，她向一位站在旁边的老师示意，这位老师转身走出会议室，从外面推进一个有轮子的小桌，上面是彩色的绸布覆盖着的一个四四方方的大方块儿。弗丝女士走上去轻轻地掀开了绸布，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摆放得整整齐齐的一大摞新书。
面对着人们惊诧的目光，弗丝女士很得意地说：“这个学期，我们讲授了英文诗歌的写作，我让孩子们试着写了一些诗，这些诗感动了我，也感动了我的同事们，于是我们决定把它们汇集起来，印成这本诗集。我想，这可能是你们的孩子们人生的第一部诗歌作品，是他们人生的第一部著作，请各位阅读吧。你们会比我更为孩子们的才能骄傲！因为是你们养育了他们。”
一瞬间，会议室鸦雀无声，所有的家长几乎不敢相信班主任的话。渐渐地，人们开始骚动起来，几位西服革履的家长已经没有了来时的矜持，纷纷站起身来，迫不急待地要看那些书了。孩子们更是喧声一片。
——这太出乎意料了！我们的孩子，眼前这些小学生，竟然写了诗，还印成了书！
老师们把书一本一本发给了家长。我也拿到一本，打开目录，很快看到了儿子的两篇“作品”。
一首诗题为《朋友》，写的是他出国前与国内的小学同学分别的感情经历。儿子离开中国的时候，心里的痛苦，对童年小伙伴的怀念，都是我未曾想到的。他在诗里述说着对童年友情的感受：我们都会长大，我们再见面时，可能都难以辨清对方的脸庞，但是，哪怕我走到天涯海角，童年的回忆也会永远伴随我，直到我白发苍苍。
天啊，离开中国，离开小伙伴，让儿子一下想到了“老”吗？
他自己画的一幅画成了书中这首诗的题图，画面上是一个椭圆形的地球，两个孩子站在地球的两端，仰望着天上的云。
还有一首诗写的是《时间》，我从中听到了儿子对时间的感受。他说，时间本身没有速度，只是因为人的存在，时间才变得不同，就是对同一个人，时间也会变化，当你在不知道去做什么的时候，时间不是慢了，而是快了，因为它在流失；而当你想做的事情太多，觉得时间不够用时，时间实际上很慢，因为你的创造已经拖住了时间的脚步。时间的速度在人的掌握中。
这难道是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社会学意义的解释吗？

遭遇美国教育遭遇美国教育（4）

为这首诗配的图也是儿子画的，上面是一个变形的闹钟，时针和分针已经变成了人的两只手，正在拉着已经跳出表盘的标示着12个小时的阿拉伯数字。我不敢说这幅画有多大的美学价值，但是它确实反映出孩子对时间的理解。
我一遍遍读着儿子写的诗，刹那间似乎对孩子有一种陌生的感觉，这种感觉非常复杂，先是感叹，但是很快就被一种自责的心绪笼罩了。我自认为平日对孩子不仅是很了解，而且是很关注的，我是职业记者，平日就是与人打交道的，面对社会采写的也都是“深度报道”，我一直相信自己很了解儿子。但看了儿子的诗以后，我发现我错了。
我发现，我这个比他大了30岁的父亲，对人生的的体会有的时候未必有儿子细腻，甚至在有些地方也未必有他深刻。
我也十分惊异儿子对英文诗歌韵律的掌握。我记得也就是在不久前，我还为他对英文报纸的一则广告的似是而非的解释而恼火，和他严肃地谈过学习英语的态度问题，实际上当然是教训他。儿子当时真是很老实的样子，我还为自己抓住了他的隐藏很深的弱点而暗自得意呢！
看着儿子写的诗，我不禁问自己：我真的知道孩子正在发生的变化吗？我真的了解自己的儿子吗？
捧着这本孩子们写成的“书”，我内心充满了感动！这本书里不仅有儿子此生第一次印刷成书籍的英文诗作，而且记载着儿子到了美国后最初的成长历程，不仅是美国小学教育不同凡响之处的一个实证，也是我作为一个父亲反省自身局限的镜子。我很想多留下一本，于是问弗丝女士能否满足我的要求。弗丝女士笑着说：“对不起，每个家庭只能有一本。这是绝版的印刷。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的经费。所以，我们也希望家长们能够支持我们，让我们以后多做这样的工作。”
当老师们推出一个巨大的蛋糕为孩子们祝贺时，会场上的气氛更加热烈。一些美国的家长们忘情地亲吻着自己的孩子，好像是刚刚看到孩子从远方归来似的。显然，不少家长和我一样，被震撼了，被感动了，我们可能真是在这一个晚上，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孩子。
孩子们也显得很兴奋，他们都神采飞扬地聚在一起，侃侃而谈，笑声不断，显然他们在为自己骄傲。
我也看到，家长们都不声不响地走到会议室窗台前，那里放置着一个捐款箱，家长们都在捐钱。这个时候，谁不觉得捐款是桩最应该做的事情啊！
尽管很感动，我还是没有忘记我印象中家长会上的“法定程序”——征求一下老师对孩子的意见，这似乎应该是“家长会”的惯例。我找到弗丝老师，问她，我的儿子在学校有 什么问题？老师说：“他要是有什么问题，我可能早就通知你了。不会等到现在。”
可能是想起我与她见面时经常问她我的儿子有什么问题这样的话，弗丝老师笑着问我：“你们中国人总是在研究孩子的‘问题’吗？”
我说：“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名言叫‘未雨绸缪’，还有一句名言叫‘防微杜渐’，还有一句叫……”
弗丝女士微笑着打断我说：“让我们用更多的精力去发现孩子们的可爱和他们的潜能吧，鼓励他们，引导他们，让他们心中充满自信，充满光明，充满欢乐，这样孩子才有更大的兴趣去学习，才有更大的力量去战胜困难。”
回家后，我问孩子，你什么时候写的这些诗啊，我怎么不知道啊？儿子说，就是课堂上老师让我们写着玩的，又不是作业。我问：“老师没有告诉你们要出版？”儿子说：“没有。老师就是说，你们写得很好，再努力写，你们中间会出现真正的作家。谁知道她真的把我们的诗给印成书了。爸爸，你说过，作家就是写书的人。现在我们也写书了，我们现在都是作家吗？”
让我怎么回答呢？这本不起眼的诗集，在孩子们的心中有多重的分量啊！可能就是这本小小的诗集，会激发起孩子对于写作的兴趣和信心，未来的作家可能真会是从这里走出第一步！
那天晚上，我发现，当天参加家长会带去的笔记本上居然一个字也没有记。孩子长到12岁以来，我参加了多少次家长会啊，而这是我第一次在家长会上没有对老师说的话作现场记录。
那天晚上儿子也非常兴奋，12点了，还在写他的日记。我发现，从那以后，儿子开始喜欢写点儿东西了，而且写得越来越快。他一有什么感慨，就写上几句诗一类的东西，遇到什么事情，可能就会写出一篇记事散文。
尽管我和儿子都认定，他以后是要学理工科的，自然科学是推进人类进步的绝对的“物质力量”，何况咱们中国人是在美国，为了谋生，为了把日子过好，也都是重理轻文的。但是从那以后，儿子对写作的兴趣始终不减。
我的一些留学生的朋友看过我的儿子写的一些文章后都说，他写作的天赋是受了我这个当记者的爹的遗传。其实，我根本不相信遗传之说，我至今仍然相信，就是那本小小的诗集，激发了儿子对写作的最初兴趣，培养起他对写作的自信心。那本诗集让他相信自己有写作的才能，特别是有用英文写作的才能，于是，他才兴致盎然地尝试各种文体的英文写作。
那次家长会在我的记忆中一直挥之不去，让我想了很多事情。我感叹美国老师的用心之良苦，他们通过把孩子们的作业编辑成书这样一个举动，完成了一个多么复杂的教育环节！
——孩子们看到自己写的诗变成了真正的书，而且让自己的父母阅读后真正受到感动，于是，孩子们重新认识了自己！与此同时，每个父母都看到了自己的孩子创造的“奇迹”，在这个“奇迹”面前，家长们也重新了解了自己的孩子。而在对自己孩子全新的了解面前，稍有头脑的家长就不能不反省平日教育孩子的方式，不能不反省自己在教育过程中与孩子的关系，甚至不能不反省自己在教育孩子方面的得失成败，从而去寻找培养和教育孩子的更为正确的途径。
这使我想起在国内的家长会。学校一下开家长会的通知，家长和学生就开始忐忑不安了，如同面临一次严峻的考验。家长会上，校领导和老师们高高在上（真是高高在上，有时老师们的讲话是从学校的扩音喇叭里传出来的），抑扬顿挫地讲着话，时而指出严峻的竞争局势，时而布置艰巨的考试任务，不时会指责一下典型的学生或者家长，接着危言耸听地发布全面警告。此时，家长们坐在孩子们的座位上，低眉顺眼，洗耳恭听。那些平日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的家长，更是心惊肉跳，如坐针毡，受了这番“折腾”之后，还要与折腾完自己的老师再去认真研究怎样折腾（整治调教）孩子的对策。而孩子们呢？此时正躲在家里魂不守舍地猜想着家长会现场的种种景象，充满忧虑地等待着父母的归来，不知道老师与家长私下运筹了什么，自己的处境又会发生什么变化？不知有多少孩子在家长会后受到父母的打骂。开家长会的这一天，特别要是赶上孩子在期末考试或者是升学考试前的家长会，对一家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惊恐的日子。家长等待着老师的“宣判”，孩子则等待着来自老师和父母的双重“审判”。
我的儿子在中国只念到小学四年级，我记得从他三年级开始，每次开家长会的这一天，都是他一年中最乖、最老实的日子。每逢这一天，儿子显得特别懂事。实际上，我是从来不打孩子的，也从不为孩子考试高几分低几分而责骂他。何况他从小受我们的影响，总是想做个好孩子，而且也确实做得不错。然而就是这样的好孩子，也还是如此惧怕“家长会”。可见中国学校“家长会”的威严之甚。
我们中国的家长会为什么让家长和孩子感到如此的紧张，甚至恐惧呢？教育为什么把它的服务对象塑造成了惧怕教育的人？这是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异化”现象？那么，究竟是孩子们在内心叛逆了教育，还是我们的教育走到了自己的反面，背叛了自己呢？
梅克教授说：“没有残疾的孩子，只有残疾的教育。”她为什么说得这样肯定？她说，她确信，每一个生命都有特殊的潜能，而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开掘每一个孩子的创造力。这不只是教育学家的理想追求，而是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

遭遇美国教育遭遇美国教育（5）

1993年，我采访了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一位教育学专家梅克教授。
我之所以萌发采访梅克教授的欲望，完全是因为她从事的专业名称和她的研究对象之间那种让人难以理解的强烈反差。
她从事的专业是“天才教育”。在我们这些中国人的心目中，天才似乎就意味着与众不同，意味着超凡脱俗，意味着出人头地……而一说到天才教育，我们就立刻会想到名牌大学的少年班，奥林匹克学校，以及种种为培养特殊人才、而且只有极少数人能享受的教育特权……
而梅克教授的研究对象，却是那些长期被人们忽略的教育水平低下的印第安部落的儿童、新近移居到美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儿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到良好教育的儿童和各种各样的残疾孩子。梅克教授在这个领域埋头耕耘了15年。在她的办公室，我看到各种肤色的孩子的照片，贴满了整整一面墙的墙壁。
采访她的时候，我单刀直入地提出了我最感到困惑不解的问题：“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在那些看起来比正常孩子更远离天才境界的孩子中间，进行天才教育的研究？”
梅克教授平静地回答：“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受到良好教育的孩子们，他们更容易被社会忽略。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时常会为他们以后的人生境遇感到哀伤。我想，造成这种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行教育在用一个单一的标准去衡量、去要求、去塑造千差万别的孩子，从而制约了孩子们各种潜能的发展。我的研究就是要找出解救这些孩子的办法来。”
让每一个孩子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让每一个孩子最大程度地拥有创造未来生活的能力！这个梦想如此强烈地缠绕着梅克，因此当她摘取了教育哲学博士的桂冠，进入教育科学的殿堂之后，她就急不可耐、全力以赴地去寻找将梦想变为现实的道路。
在苦苦地探索了15年之后，她终于找出一种能够发现各种孩子的各种特殊才能的测试方法。这是一项在美国教育界前所未见的科研成果。
梅克教授采用一种使孩子们兴致无穷，能够积极参与的测试方法，在一种近乎游戏的过程中，对孩子们的各种能力进行严格检测并作出精确的定量分析，从而作出对孩子们的各种能力的准确判断。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类型的孩子的发展特点和需要，制定出不同的教育规划，然后指导教师和家长进行实施。
——这是一个多么复杂的工程！它细致到要对每一个孩子的特点进行全面分析，对每一个孩子的教育进行系统设计。最初，很多人把它看成是一个假想的纯粹的科学实验，很少有人相信这项科学研究对于改革和推进教育实践有多少应用价值。但是梅克教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带领她的科研组坚持不懈地努力着，十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工作成果，终于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老师、家长和教育管理者们的关注。
我采访梅克教授的那年，在亚利桑那州已经有4所印第安保护区的学校、十多所普通学校、加利福尼亚州的五十多所学校、北卡罗来纳州的数百所学校，都已经在使用梅克教授的这种方法，对他们的教育对象、对他们承袭已久的教育体制进行重新的审度、剖析和规划。就连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一些学校，也开始使用梅克教授的方法进行实验。
梅克教授对我说：“我的研究遵从一个基本的思想原则，这就是去发现每个学生的长处，并且最大限度地去发展这个长处。而以往人们的观念，恰恰与此相反，认为教育的任务是去发现孩子们的短处，再想方设法去弥补孩子的短处。在这样的观念之下，孩子们不仅在教育中被放在了被动的位置，而且往往被挫伤了学习的兴趣，甚至会产生不可改变的对于教育的抵触心理。这种状况直接影响着孩子们能力的开发与培养。”
梅克教授相信：努力发现孩子的长处，激发的是孩子的自信。而专门注视孩子的短处，激发的是孩子的自卑。
梅克教授十分认真地说：“我在各种场合都强调这样一个观点：没有残疾的孩子，只有残疾的教育！哪怕是那些被现行教育的公认标准认为是智力水平最低的孩子，实际上也有特殊才能，这是人所拥有的天赋，而我们今天的教育，往往把这种最应该重视的东西忽略了。”
我问梅克教授：“你认为推广你的科研成果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人的观念。”梅克教授回答得十分干脆。“可能传统教育理念太强大了。人们习惯于要求孩子们去适应教育提出的标准，而不是让教育去满足孩子发展的需求。这个观念不改变，教育就难以走出自己的误区。”
梅克教授提出了教育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应该让人去适应教育，还是让教育适应人！
梅克教授说：“我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每一个孩子都是富有创造力的生命，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发现他们的天赋。我想，文明发展到今天，人类已经应该能够看到每一个生命拥有的价值了。”
今天，梅克教授的想法，已经得到美国教育界的普遍认同。这种观念不仅承认差异，而且尊重差异；不仅尊重一般性的差异，而且尊重特殊性的差异，在他们看来，人的千差万别恰恰构成了人的丰富多彩的创造力的基础，而教育的任务恰恰应该是把人的各种各样的能量发掘出来，而不能像可口可乐的生产线，把自己的产品造成一个模样。
采访过梅克教授之后，我对美国教育为什么通常不用一成不变的方式去授课，不用一套标准答案去测验学生的能力，不用类似于成绩排位的方式去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为什么能够给学生那样大的自由度，让学生们去想像、去发挥、去施展自己的能力，有了更多的理解。
梅克教授说的一句话深深震动着我：“没有残疾的孩子，只有残疾的教育！”
我想，或许正是这样的理念，推动了美国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基于这种对人的价值的认识，人们才能注意在教育中尊重每一个孩子的个性，进而想方设法去开发每一个孩子的潜能。
让每个孩子知道自己的潜能，让每个孩子建立起坚实的自信，让每个孩子从事属于他们自己也属于这个社会的富有个性的创造！这就是美国教育为自己设定的任务。他们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处心积虑，孜孜以求，不遗余力。
1994年，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了由众、参两院经过激烈辩论通过的《美国2000年教育改革法案》。该法案有十大内容，其中第一部分内容是《美国2000年教育目标法》，确定了美国2000年的8项教育目标。在这8项目标中的第3项目标，就专门论及了基础教育的目标，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美国教育的追求：
“全面大幅度地提高中小学生的基础文化水平，提高全体学生的推理能力、解决难题的能力、应用知识的能力、写作的能力和进行流畅交流的能力，大幅度提高能掌握和使用两种以上语言的学生的比例；所有学生都要参与促进个人品德良好发展的活动，参加促进身体健康的社区服务和培养个人责任感的活动，接受体育、卫生教育，保证身体健康和精神饱满。使学生学会开动脑筋，成为负责的公民，能接受继续教育并在生产部门顺利就业。”
在这个培养目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人注重的是大幅度地提高中小学生的基础文化水平，是对孩子们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的五大能力的训练，是孩子们的道德水平和责任感的培养，是全面保证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他们把上述目标的追求设定在“全体学生”、“所有学生”的身上，也就是每个孩子的身上。
关注每个生命，开掘每个生命的能量！这是美国在中小学教育目标上的国家意志，起码是落在文字上的国家法律。这个法律能否真正落实，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不过，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教育渴求。
儿子在美国上小学的时候，我去他们学校考察，发现同一年级的各个班级上课的方式都不一样。同样是教美国历史，有的班级组织看电影，有的组织去博物馆，有的班级的作业是让孩子写文章，有的则是让孩子模仿历史人物进行演说，千奇百怪。

遭遇美国教育遭遇美国教育（6）

我本来是想跟老师商量一下，找一本教科书，配合课堂教学辅导一下孩子，但却发现，老师根本没有什么教科书。
我问老师：“你们上历史课不指定教科书，学生怎么掌握要点啊？”
老师说：“对于历史，每个人的兴趣点完全不同，看法也完全不同，让孩子们知道一个大的发展脉络就行了，我们不指定教科书正是为了让孩子们不受束缚地接触更多的史料，思考更多的问题！一本不适当的教科书，一是可能限制了孩子的眼界，让他们觉得历史就在一本小小的书里，更可怕的是可能破坏了孩子学习历史的兴趣，让他们此生把历史拒之门外。”
美国的中小学校非常看重孩子们的学习兴趣。他们提倡尊重每个孩子的性格、习惯、喜好，鼓励孩子的一切想像和创造能力。这与我们中国的教育大不一样，我们中国，从孩子进入学校的第一天起，就把一个公认的标准放置在孩子眼前，让孩子们死记硬背，千差万异的孩子都要按照这个标准被剪裁、被驯化。
一个是要孩子们必须适应大一统教育提出的硬性要求；一个是尽可能地开掘每个孩子的内在潜能，促进其自由发展。观念不同，出发点不同，教育的方式就产生了巨大的差异。
美国教育部门规定，中小学教育中，语文、数学、科学、地理、历史、外语和艺术七门功课为主课，各学校执行统一的教育大纲，学生毕业时通过考试检验学习情况。作为一个国家的教育，他们也是有一个统一的原则标准的。
但是，这个统一的教育大纲，实施起来却又十分灵活。美国并没有为七门主课编写全国统一教材，他们的中小学的教材一般都是由专门公司编写的，市场上同样一门课程会有各种版本的教材供学校及教师选择。这就使学生和教师都赢得了自由的空间：哪种教材更适应孩子的特点，同时也更适合教师的发挥，就去选择它。
美国中小学的其他辅课更是由各学校甚至教师自行决定其内容、教材和教学方法，课程的原则只有一个：贴近生活，务求实用。美国中小学会为孩子们开设园艺、电脑、驾驶、缝纫、烹饪、木工、机械、摄影、绘画、乐器等丰富多彩的实用专业课程。这些课程通过对孩子实行各种基础的技术培训，提高孩子的动手能力，让孩子们了解什么是生活，什么是谋生，让孩子们知道怎么去生活，怎么去谋生的一般知识，也从中激发学生对大千世界、对千行百业的兴趣。
美国基础教育中这样一种高度自由开放的教育模式能够存在，能够延续和发展，还与大学教育和中学教育的“接口方式”直接相关。美国没有统一的大学升学考试，学生高中毕业升入大学时只需参加一个“学业能力考试”，这项测验主要是考核学生的数学和语文水平。在一年中，学生可参加几次这样的考试，哪一次的成绩最好，就以哪一次的成绩为准，从而避免了一考定终身的偶然性。
大学在录取学生时，除了看“学业能力考试”的成绩以外，主要看学生平日各学科成绩，看学生的品行、兴趣爱好、特长、个人自传、老师推荐信以及参加社区服务的情况，这时他们看重的是一个孩子的全面素质，并不是一次考试的成绩。如果美国大学像我们这样“一考定终身”，美国的中小学教育也不会有现在这种自由开放的景观了。
我常想，教育应该是与制造业完全不同的产业：制造业需要的是标准化，只有标准化，才能有大工业。而教育呢？教育可能恰恰需要的是个性化，因为每个人是千差万别的，开发千差万别的个性潜能，才是产生创造力的基础。只有千差万别的创造力汇集起来，才能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能量。
有一次，亚利桑那《每日星报》的总编辑约翰·派克请我吃饭，饭后他问我是否要一点甜食，我说冰激凌吧。约翰·派克说：“好！咱们不在这儿吃，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约翰·派克把我领进一个号称是图桑地区最有名的冷饮连锁店，他神秘地一笑，对我说：“你将见到一个有趣的人。”
当我走到柜台前决定选择哪几种冰激凌时，我发现，那琳琅满目的样品都标着我几乎读不出来的英文单词。原来，这里的冰激凌，都是用特殊的香料和植物，采用特殊方法制成的，品种繁多，在大商店里绝对见不到。
这时从里面跑出个精干的小伙子，见到约翰高兴地大叫：“老朋友，你怎么有空来这里？”
约翰指着我：“这位中国记者想吃你的冰激凌，我想他也会有兴趣知道你怎么从一个工科硕士成了一个冰激凌店的老板。”
工科硕士？冰激凌店的老板？我有些吃惊地打量着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小伙子笑了，他对我说：“就是因为一个梦，一个孩子的梦，让我成了一个卖冰激凌的生意人。”
他告诉我，小时候，他最爱吃的东西就是冰激凌，可是每次哥哥总是抢他的那一份，他不给，就要挨打。那时他就下着决心：长大自己要开个冰激凌店，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后来，长大了，他尝试过写作，当过摄影记者，他甚至为当一个工程师而修了个硕士学位。但是，幼年时那个冰激凌店的梦想始终缠绕着他。最后，他终于放弃了所有的尝试，来到美国最炎热的“沙漠火地”——亚利桑那州，实现了他的梦想，开了一个配方独特的冰激凌店。
经过几年的奋斗，他的店从一个变成了两个，又从两个变成了三个，最后发展成为连锁店，生意红火得不行！他感慨地说：“我为我的冰激凌店骄傲，不只是因为它给我带来的财富，更重要的是它给我带来精神上的满足，它让我相信，我可以把梦想变成现实。”
我们离开的时候，他坚持不让我们付钱，还送给我一件印着他的店徽的T恤衫。他对我说：“你是吃我的冰激凌的第一个中国记者，也许有一天，我会把我的冰激凌店开到中国的北京，开到天安门广场边上，那时你可一定要来！”说完又自得其乐地笑起来。
离开冰激凌店时，天色已晚，深蓝色的夜空繁星闪烁。这个狂妄的、要把冰激凌店开到天安门广场的美国小伙子让我浮想联翩：人类的理想和才能可能就像这满天星斗，千差万别各有不同，然而它们聚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人类文明的壮丽景观。
兴趣，是一个最好的老师，它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小心地呵护兴趣，为千奇百怪的兴趣，千奇百怪的志向，提供发展的可能，或许应该是教育最重要的目标。
我在想，我们能够在航天飞机的驾驶员和这位冰激凌店的老板之间区分出谁的理想和能量更伟大吗？我相信，无论是面对人的生命的价值还是面对社会发展的需要，他们二者之间只有不同，没有高低。
对于一个人来说，只要他选择了适合自己的职业，施展了自身生命的潜能，就能在为社会服务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幸福进行真正的创造。把公民个人利益的获取和国家利益的推进融为一体——美国的教育，正是为了这个目标的实现。
造纸房子，观察蚂蚁，从小学开始，美国老师就让孩子动手、动脑。进了中学，美国老师甚至让学生去参与研究城市灯光布局的市政项目。美国学校培养学生的着眼点不是前人已经找到的答案，而是孩子们进行全新创造的能力。

遭遇美国教育遭遇美国教育（7）

当我看到我的儿子一进美国小学就开始上“讲话”课，接受表白和张扬自己的训练时，心里就隐隐感到几分不安。
这是什么训练啊！让孩子在全班同学面前表白自己有什么优点，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长，有什么了不起之处。这与我们中国人要谦虚为人，要谨慎从事，要缩首敛翼，要知深知浅的教育，大相径庭！我真怕儿子在这种吹牛训练中变得洗脸盆里扎猛子——不知深浅。
可我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人家美国学校的课程啊，于是只好等儿子回家后给他“消毒”，告诉他什么叫“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什么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什么叫“虚怀若谷”和“海纳百川”。
儿子进了中学以后，干脆在专门的课程上训练起演讲能力了。这可不只是说自己有什么优点，更要说自己的宏图大志，说自己的远大抱负，说自己的意愿实现之后对国家、乃至对人类文明的推进作用。这就难免让咱们中国人觉得是有点云中说梦，甚至胡说八道了。
想想咱们中国人“脚踏实地”、“只事耕耘”这些古训，我真是担心在美国这样的教育下孩子会变得夸夸其谈，好高骛远，眼高手低，终无大用。
我很委婉地向美国老师道出了我的忧虑。老师向我解释说：“学校让孩子自我伸张，自我表现，是为了让孩子有与人交往的能力，人要相互沟通，相互交流，才能相互了解，才能和谐共处，才能携手共事。不能顺利地与人交流，是产生误解、产生矛盾，甚至是发生冲突的重要原因！”
我心说，行了，老师，您别说了，我全明白了，因为您说到我的专业里来了，我的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学新闻的，尽管我的兴趣在采访和写作这些新闻实务领域，但是我对传播学的原理也知其一二。您说的道理肯定都对，但是我就是害怕我的儿子变成你们美国人说的揃IGMOUTH敚淇淦涮傅摹按笞臁保£
老师说：“我们不仅要教会孩子们怎样说，更要教会孩子们怎样做！你不用为此担心。”老师话说得客气，但是神态中可以感到美国佬对我的忧虑的莫名其妙和不屑一顾。
几年过去了，我的确看到了美国学校怎样教会孩子们“扎扎实实”地学习，“脚踏实地”地做事，“坚持不懈”地奋斗。
儿子上小学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老师留下这样的作业：用纸制作一个你喜爱的房子；写一篇蚂蚁怎样生活的观察报告；写一篇人类怎样发明了汽车的文章。
每次，只要作业一下来，孩子就忙活开了，家里就像遭了劫一样，被翻得一片凌乱。他要么找出一大堆过期杂志，画笔剪刀胶水摆满桌子，又是画又是折又是剪又是粘，最后鼓捣出一个不伦不类的庞然大物，得意地告诉我，这是50年后的房子模型。要么就连续几天，放学后和同学到公园去，晚上回来时像个泥猴似的，问他干什么去了，那张小脏脸兴奋得发红：“观察蚂蚁去了！”然后给我看他们写的对蚂蚁行为的观察。要么就是去图书馆，背回来一堆书和录像带，写他的汽车发明史的“论文”。对于作业，儿子总是要兴致勃勃、全身心都投入其中，忙上一段时间。
当然，作业不光是手工和玩耍。做一个纸房子可不算完，老师还要让孩子同时提交记录制作过程的文章，特别是制作想法的文字说明；光写一个蚂蚁生活习性的“调研报告”也不行，老师还要让孩子提供“最能反映蚂蚁习性”的三张照片；交上汽车发明史的“论文”，老师会要求孩子同时提交在图书馆查阅图书资料的借阅目录存根。
儿子的作业，几乎每一个都是小小的系统工程，孩子非要调动自己的眼耳鼻舌身，非要动用“听说读写做”的综合能力不可。我发现，这些作业不仅让还是小学生的儿子非常有成就感，而且兴趣无穷。儿子提的问题渐渐多起来，想像力也开始丰富起来。
有一天，儿子一放学，就火急火燎地非要让我带他去亚利桑那大学的图书馆不可。我正忙着写一篇文章，就和儿子商量：“明天去不行啊？”
“不行不行！要找的书太多了！”
看着儿子急得红通通的小脸，我觉得奇怪，一个孩子，什么事儿至于这样急赤白脸的？儿子告诉我，历史课的作业多着呢！
我要儿子把老师留的作业拿过来，一看，真吃了一惊：这作业的阵势咱们在中国还确实没见过：
一、去图书馆任意寻找10本关于美国历史的著作。
二、用自己的语言分别写出这10本著作的内容概要。
三、从每部书中选择你认为你印象最为深刻的描写、论述或者是数据做５张卡片，一共要做50张！卡片上要注明引文出处，包括要注明作者、书名、出版机构、年代和版本。
四、从书中选择自己认为对美国历史发展进程起到过重要作用的10位人物，对每个人物写上一段几百字的评论。
我问儿子，这个作业老师给了多长期限？儿子说四周内要完成。难怪他这么着急，这个“活儿”，就是成年人也得忙活一阵子呢。
学校布置的这类作业一般没有“标准答案”，给你一种可以完全任你自由发挥的空间。当然，让你发挥的只是你的思想，你的文字描写，但是对你完成作业的基本方法和投入的工作量是进行严格要求的。
我很为美国老师想出的这种作业方式而感慨！我想，孩子对学习的兴趣，他们学习的主动性，他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可能就是在这样的作业中一次一次、一点一滴被开掘出来的。
我们中国孩子们面对的作业，更多的可能是课本后面的练习题。我小时候的作业，基本就是默写生字和做那些枯燥的习题。据说现在的孩子简直就是陷在题山题海中了，在这种枯燥的习题中，孩子们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是在模仿前人，复制前人，或者说敬畏前人，而不是俯视前人，思考前人，质疑前人，因此也就难以积蓄起超越前人的力量。
美国人有时给人的感觉是有点牛气哄哄，什么都敢怀疑，什么都敢问一个“为什么”。我想可能与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有关，没有什么让他们感到畏惧，感到不可“冒犯”。美国的教育鼓励孩子们的挑战精神。孩子进入中学上历史课的时候，老师甚至会问孩子：你认为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有什么局限？
——托马斯·杰斐逊是什么人哪？他是美国立国的伟人之一，他是美国精神的代表啊！他起草的《独立宣言》不仅被视为美国的立国之基,而且是资本主义最经典的法律文本之一。《独立宣言》被多少西方学者视为是人类高尚道德精神和杰出智慧的结晶啊！
然而老师的这一声询问，起码让孩子们去做几件事情：
一、好好阅读甚至要研究一下杰斐逊和他起草的美国的立国宣言；
二、认真研究一下各种专家学派对杰斐逊的评价；
三、调动学生的思考和分析能力。
更重要的是老师告诉给孩子们一种理念：你们可以对世间的一切进行质询，进行思考！包括对“神圣”和“权威”的东西进行自己的思考！
我在想，鼓励孩子们在思考中质疑权威，可能不仅是在教授一种奇绝的学习方式，而且是在培养一种非常重要的思维品质。理性地看待前人，才能更确切地了解前人的建树，认识前人的价值，看清前人的局限，由此生发的对前人的评价也才能更加客观。
儿子为了回答老师的问题，在互联网上找到《独立宣言》的原文和评价《独立宣言》的各种文章，一边阅读，一边作笔记。他感慨地对我说：“托马斯·杰斐逊绝对不是一般人！”我问儿子：“他哪儿不一般啊？”儿子当时就朗诵起《独立宣言》的原文来：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遭遇美国教育遭遇美国教育（8）

儿子接着感慨道：“不可思议！两百多年前的人怎么就能有这样杰出的思想！可能是受到的压迫太深重，才生出了特殊的智慧。”
我问他：“你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局限？”
儿子说：“我没有发现他的局限，我倒是看到现在人的局限了！”几天后，他把他的作业给我看，题目是《我们今天离托马斯·杰斐逊有多远》，里面充满了现实批判精神。
我相信，老师当时对孩子们的提问，绝对不是让孩子们去否定杰斐逊，而是让孩子们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打开眼界，活跃思维，在这个过程中更深刻地了解历史上的伟人们建造的宏基伟业，感受这些历史伟人的不同凡响之处，从而激发孩子们为社会、为人类进行全新创造的内心冲动。
在完成这种作业的过程中，孩子要阅览比教科书上丰富得多的资料，面对图书馆浩如烟海的书籍资料，孩子们会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教科书的内容太有限了，知识的海洋在小小的课堂之外！
孩子在阅读各方专家学者对一个事物不同角度的描述与分析时，不仅会打开眼界和思路，而且会发现，对同一件事情，人们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个世界就是如此的复杂，每个人的观点可能都有他的道理，因此，孩子们就不会轻易相信什么“绝对权威”，同时也不会随便忽视“一家之言”的价值。
老师深刻的用心还在于，让孩子们在完成这个作业的过程中锻炼阅读能力、概括能力、思考能力、写作能力，熟悉学术研究中的资料收集、归纳整理和综合调用的技术。这可能对孩子们的一生都有用。
儿子进了中学，老师的要求更严格了。论文中要求引文的数量和参考书的数量，不能少于多少篇文章，多少部著作。你的论文观点如何，没人追究，但你的功夫必须下到，你的研究方法要正确，你要言之有据，注重事实！
我想起我参加中国高等院校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工作时的情景，在论文评议表的评语栏中，对评审人撰写评语的第一要求，就是要审定论文的观点是否正确。
观点是否正确？逢到这时我就非常作难，论文的观点正确与否应该依据什么标准？是依据我的经验标准，还是依据这个领域的学术权威的经验标准？我想即使是扩张到以人类已有的全部经验为其判断是非的标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难道人类凭借已有经验划定的是非界限是永恒不变的吗？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不是实践吗？而实践恰恰是不断更新的啊！我们在高级专业人材的培养过程中，在他们面对全新领域进行探索性研究的时候，怎么能对他们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进行是与非的评判呢？在我们的高级学术研究领域，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在思维观与方法论上犯了一个低级的却是致命的错误？
美国学校给孩子的“大型”作业，往往具有这样的特征，一是没有标准答案，让你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二是对方法要求严格，训练你观察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三是实用性，让你去关注生活的实际，让你看到自己努力的成果和价值。这种作业你想偷懒都困难，找不到机会。
美国学校在一种表面上轻松、开放、自由的教育过程中，对孩子的基本的学习能力、研究能力、动手能力、观察能力进行训练，对他们的严谨、细致、专心的习性进行培养，让孩子们从小养成尊重事实、注重调查的务实精神。美国老师布置的作业，看上去和玩一样，但是对过程的要求非常细致，孩子几乎不可能偷懒。
儿子上高中的时候，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是亚利桑那州图桑市政府的一个市政科研项目。图桑有点像我们中国的云南，一年中晴朗的夜空达到330天以上，因此，美国天文观测台站都云集此地,据说美国全国科研机构的90％的天文望远镜都在这个地区。
对天文观测来说，不仅要求空气的澄净，而且对地面的反射光的要求也很严格，越微弱越好。但是图桑又是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整个城市的夜间公共照明系统的明亮度直接关系着当地居民的切身利益，市民们希望这个城市夜间灯光璀璨。这样一个尖锐的矛盾，让市政府和相关科学工作者都非常头疼，始终找不到一个两全的方案。
儿子所在的中学就把这个难题拿回了学校，摆到了学生们面前。
儿子和他的同学们组成了一个课题组，在进行了短暂的研究之后，就分别进入了认真的先期准备工作：从互联网上查找相关的资料，在世界范围内去寻找其它城市照明的各种布局结构，公共照明系统的最新技术，把地面照明对天空反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的可行途径。
为了这个作业，孩子们走访了当地的城市照明管理机构，用电子信件向世界上一些研究城市照明的专家求教，寻找当今世界上一些最新的公共照明技术。他们也走访了亚利桑那大学天文系一些天文观测机构，与天文学家们一起探讨天文观测所需要的环境条件。
这个项目整整做了一个学期又加上一个暑假。最后，他们从照明系统的整体布局，根据不同时段对光源强度的适时调控，灯管、灯罩、防反射装置的配备等等方面，提出了一个图桑市区新型照明系统建设的可行性报告和一组新型照明系统的规划图。
儿子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作业中，忙得脚不沾地。他很得意地告诉我：“这个作业把我们都变成城市照明的专家了！”
没过多久，他们的研究报告就受到了市教育部门的嘉奖，在讨论城市照明系统的专门会议上，一群真正的专家们还请他们的课题小组去列席旁听。学校就是在这样的活动中，让孩子们知道，一切学习最终都是要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因此，要勤于动手，要勤于思考，要实事求是。
谁要是认为美国的开放自由的教育模式，是放纵学生，是让学生们有机会偷懒耍滑、投机取巧，那就错了。美国人的“实用主义”在教育中体现得十分充分，他们也同样要求孩子们吃苦耐劳，刻苦奋斗。美国学校对孩子们高强度思维的训练，对孩子们高强度吃苦精神的训练也是美国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当然，这种训练更多地是体现在孩子进入中学时代以后。可能美国人认为，孩子进入中学后，身体已经发育得更加强健，已经有了吃苦耐劳的“本钱”。
我的儿子在美国进入中学特别是高中之后，实际上也进入了一个“严酷的时代”，每天功课压力巨大，作业量常在4～5个小时之间。
在美国，上大学同样是每个孩子心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儿子也抱着进入美国名牌大学的梦想。为了应付“学习能力考试”，他每天用大量的时间去读世界文学名著和美国文学原著，规定自己每天背诵几十个平时很少用到的单词和短语，要做一大堆千奇百怪的数学难题。
“学业能力考试”，这个考试的成绩虽然不是美国孩子能否进入大学的惟一标准，但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有点类似我们的高考。这个考试的成绩，关系到一个孩子能够进入什么样的大学，决定孩子们进入大学后能够得到什么样的资助。美国的一些名牌大学，对这个考试成绩是非常重视的。
儿子长期受我们中国父母的教育，对这种关系到他前程的考试更是不敢有丝毫的轻忽。
为了应付进入大学前的“学业能力考试”，高中最后一学期，儿子每天只睡5个小时，由于睡眠不足，饭量急剧减少，体重也骤然下降，人一下子瘦下来，以至让从小对他要求甚严的妈妈也心疼起来。我们都劝他不要“竭泽而渔”，不要“杀鸡取卵”，要注意身体。
而到这个时候，孩子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已经大体定型了。从小学到中学七年的美国教育中，他已经知道了人的命运是自己掌握的，关键时刻，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七年的美国教育中，他知道了，目标一旦确定，能否持之以恒是能否成功的关键。七年的美国教育已经让他相信，任何成果都要靠脚踏实地的劳动，靠勤奋工作的积累。他知道，他此生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去积蓄实力，去攀登理想的山峰。

遭遇美国教育遭遇美国教育（9）

从小学到中学的教育，已经让孩子知道，你可以选择轻松的生活，但是你不可能不劳而获！想买一辆好的山地车，他就要利用暑假去打工挣钱；想把国际象棋下好参加州赛，他就要拼命背记大本的棋谱；想进入学校的管乐队，他就要每天早早起床到旷野里去练习吹黑管。而现在，他面临的是一个更重要的目标——进入大学，这不仅是他独立人生的开端，而且关系着他此生的发展方向，因此，他知道，他必须努力奋斗。这时谁要想阻止他，改变他，已经相当困难。
看着孩子不用任何催促日以继夜地学习，我觉得他已经知道了怎样对自己负责。
然而，就在孩子临近考试的前两周，我向他端出了我的想法：“休息吧！儿子！你就是考得再好，我看你也不要上哈佛，上斯坦福了！”
“为什么？”儿子非常吃惊。他觉得他完全有能力考上美国的一流大学，而且他的全部努力就是为了这个目标。
我告诉他：“因为我觉得你的知识基础还不够坚实，你对美国的了解还很有限，你的心理素质还不够坚强，你还经不起真正的挫折和失败。总之，你仍然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继续你的知识积累和品格修炼！”
儿子有些不以为然。他觉得他的全部努力有些泡汤的感觉。
我继续对他解释说：“凭你的性格，你不能允许自己失败，这样你就会拼命学习，而在我看来，大学时代还不是一个人在学业上最后冲刺的阶段，你提前兴奋有可能会影响你以后对学习的兴趣。此外，一旦你在美国名牌大学顶尖学生群中不能领先，你的自信心会受到重大打击，凭你现在的意志，你还不足以对付这样的逆境。再说，进入名牌大学，你在第一年也很难拿到足够的资助，这也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凭我对你的了解，这也会给你精神上带来负担。”
我说出了我的想法：让儿子进入一个水平较高的美国公立大学，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稳稳当当拿着全程资助，顺利完成大学学业，厚积薄发，再进入美国最好的大学去读研究生，在奠基人生职业最为重要的研究生阶段作最后的拼搏。
尽管向美国名校冲击的念头那么强烈，但儿子最终没有好高骛远，还是欣然认同了我的筹划，17岁的时候，拿着我们所在的城市最好的一所中学的前沿成绩，进入了美国公立大学——亚利桑那大学，获得全额奖学金。他在高中时已经修完大学一年级的课程，进入大学后，同时学习计算机和数学两个专业。同学们都说他“疯了”，每个期末，为了应付两个专业的课程考试，他会忙得每天只睡5个小时。
我对他说：“你犯得着这样拼命吗？你得劳逸结合。”他很平静地说：“你们过去不是老和我说‘艺多不压身’吗？现在我有精力，多学些本事，以后的生活中的选择机会就多一些。”
暑假到了，我让他回中国玩一玩，他说，不行！我要去汽车修理厂打工！我以为他要打工挣钱，就问他，是不是汽车厂挣钱多？儿子说：“主要还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彻底了解汽车！在美国生活，汽车是我的腿，我要对它了如指掌！而且要认识一群修车的朋友，真要是有了事情，好有人帮助我！”一个暑假三个月，儿子就在一个汽车修理厂和一群美国小青年摸爬滚打。不仅挣了一笔钱，而且和他的这群修理工朋友一起把他的汽车从头到尾从里到外整修了一遍。那天回家兴奋地说：“看！我的车变成新车了！”那得意的样子就像他当年从大学里得到助教工作时一样。
看着儿子为自己的目标去作种种实际的努力，我不禁想起当年怕他变成成夸夸其谈的“BIGMOUTH(大嘴)”的忧虑，也想到了美国老师对我的忧虑不以为然的劝解。我看到了美国教育的力量，他们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塑造了人。
从爱护小小的蜂鸟开始，美国小学让孩子们学会了爱。到了中学，同情心和责任感就是美国教育中强制性的要求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究竟应该怎样设计和建造孩子们的精神世界？
2002年2月23日下午1点10分，在北京动物园的熊山，人们像往常一样将食品投喂给正在乞食的熊。突然，两只黑熊口吐白沫，倒在地上，来回翻滚，发出“嗷嗷”的惨叫。
经诊断，发现两只熊是被酸液烧伤了，其中一只黑熊嘴角滴着白色的唾液，两只前爪不停揉搓紧闭的双眼，发出痛苦的呻吟。
用硫酸烧熊的一个21岁的年轻人被现场抓获。这个名叫刘海洋的青年居然是北京清华大学电机系四年级的学生。就是这样一个中国著名高等学府的“天之骄子”，曾经先后两次用火碱和硫酸伤害了北京动物园的5只熊。
伤熊事件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人们一时竟难以理解和解释。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平均2分钟就要接到一个热心群众的电话，对此事表示愤慨。这一事件引起了全国大多数媒体和社会的极大关注。据说当时网上一片哗然，10天之内，中国最大的一家新闻网站在8天内对这一事件的网评数量达到两万五千多条，甚至超过了美国“九一一事件”！
近年来，类似新闻不断出现在报纸上：某县实验中学初二五班学生戚恩伙同同学段昌、陈泽将自己的亲生母亲杀死在了家中。杀完妈妈还计划杀爸爸。
不久前，发生了贵州安顺市两名16岁孪生姐妹为“自由”毒死父母的案件，犯罪动因是中考成绩未上重点高中录取线，害怕父母责骂,于是两人竟决定将父母毒死。她们在煮稀饭时将6瓶鼠药放进稀饭里，其父母食用后发生中毒，并很快死去，她们用被子盖在父母的尸体上，从家中拿走存折及两千余元现金和两部手机，跑到外地玩耍。
我们的孩子们究竟怎么了？《中国经济时报》一篇报道刘海洋烧熊事件的文章用了这样一个标题：《是谁“教会”了他残忍？》
——是谁教会了孩子们残忍？我不禁在想：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太注重对孩子们智力的培养了，以致偏离了教育要全面塑造人的灵魂的宗旨？
《中国教育报》不久前发表过一篇文章，对我国当前一些大学生思想活跃、志向远大，但却普遍缺乏公德意识提出质疑：教室脏得没法进人，课间没人擦黑板，宿舍水龙头开着，没人动手关一下，图书馆里的书被撕被毁被窃的现象屡屡发生……记者发出这样的感叹：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
我们是否考虑过究竟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拥有什么样的道德水准的人？我们是否考虑过为孩子们设计一个行之有效的完整的道德教育体系？我们是否考虑过对孩子们进行道德教育所需要运用的方式和方法？我们是否考虑过当孩子们第一天坐进小学的教室时，对他们进行的第一次道德教育应该从哪里开始？
我查阅了一下我们的《小学生守则》：
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二、按时上学，不随便缺课。专心听讲，认真完成作业。
三、坚持锻炼身体，积极参加课外活动。
四、讲究卫生，服装整洁，不随地吐痰。
五、热爱劳动，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做。
六、生活俭朴，爱惜粮食，不挑吃穿，不乱花钱。
七、遵守学校纪律,遵守公共秩序。
八、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对人有礼貌，不骂人，不打架。
九、关心集体，爱护公物，拾到东西要交公。
十、诚实勇敢，不说谎话，有错就改。
对孩子的道德教育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想应该是爱！一个人，只有懂得爱，才能善良，才能正直，才能有同情心，才能有责任感。爱心或许是人的一切道德行为的基础。

遭遇美国教育遭遇美国教育（10）

中国的《小学生守则》把“爱”的要求列为十条守则之首，这无疑是重要的。但是，一个刚刚进入小学的6岁孩子，面对“祖国”和“人民”这样抽象的概念，会有什么感觉呢？
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问过我的老师：“什么是祖国？”老师随口说：“就是你从小长大的地方。”我疑疑惑惑地想：我从小是在邮电学院大院里长大的，这里就是我的祖国吗？当然老师还有不少随后的解释，但是，我真是听不懂，直到现在也记不起来老师还说了什么。
后来长大了，知道祖国不仅是从小长大的地方而且是我们祖祖辈辈生长繁衍的地方。再后来当了记者，足迹开始延伸至大江南北，才知道祖国的辽阔和壮美，才理解了祖国和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深刻关系。
然而真正理解“祖国”这个词的含义，还是我到了美国之后。那时，我已过中年。身处异国他乡，我深深感受到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那片土地对我的心灵是一种何等的召唤、何等的支撑。它让你魂牵梦系，时刻都会左右你的喜怒哀乐。只有当我的双脚离开了祖国的大地时，我才会深切感受到与祖国之间血浓于水的不可分割联系。
当我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驾车飞驰，听着车载音响传出《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的歌声时，会不知不觉泪流满面；当我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康涅狄格大街上忽然抬头看到中国大使馆门上悬挂的国徽时，我会喉头哽咽，热泪盈眶；在春节聚会上我们中国留学生一起高唱《我的祖国》时，大家心如潮涌泪如雨下……
在中国时，我对社会问题会怀有种种批判的冲动，就像眼里揉不得沙子。到了国外，听到谁说中国的坏话，我会从心里生出反感，生出愤怒，生出鄙视。就像是对自己至爱的人，我会严厉批评她的错误，但却容不得别人对她冷言冷语，更容不得别人对她恶言恶语！
真的就是到了美国之后，我才更深地明白了祖国的含义，才更清楚地知道了祖国在一个人心中的地位和分量！
一个人，要有什么样的人生阅历才能理解祖国的概念啊！更别说一个人要修炼到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境界是如何之难！
我们这些“过来人”应该知道，爱是分为层次的。爱父母，爱兄妹，爱家庭是一种爱，爱花草，爱动物，爱大自然是一种爱，爱祖国、爱人民这应该是爱的更高层次了。孩子怎样才能渐渐走到这个层次？
我们想一下子让孩子达及这样的境界，似乎显得有些匆忙了，我们似乎忽视了教育的循序渐进的过程，甚至忽略了一个人生长的客观进程，而当我们硬要超越人们认识的客观进程强行实施教育上的跳跃时，我们就会在孩子们的脑海中留下空白。教育的空白只能造成无知。
“祖国”、“人民”，这些我们要让孩子们去爱的对象，对于生理和心理都处于只能通过直观感受认知世界的孩子来说，无疑是太抽象了！抽象的东西，对于孩子来说就不容易被认识，就难以知道为什么要去爱它的原因，因此就可能爱不起来。或者嘴上说爱，心里并不知道怎么去爱。
我们不如先引导孩子们去爱他们能够看到、能够感受到的具体的对象，比如他们的亲人、老师、同学，甚至他们身边的花草树木、小鸟小狗，让孩子们从珍爱生命开始学习爱。
我想，我们目前这种对孩子的道德教育的粗疏方式，与一个进了清华大学并且已经读到四年级的大学生可以在动物园里用硫酸去烧熊，一个进入教育学院已经两年不久就要为人师表去“传道授业解惑”的大学生为了自己的脸面就杀死同学之间不能说没有任何联系。
教会孩子们“爱”，是一个点点滴滴、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工程！
美国是信奉基督教的国度，在这个国家里，“爱”被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即便是这样，他们对孩子“爱”的教育，最初也不是通过宣讲《圣经》入手的。在美国，我注意到，老师会组织孩子们去观察蜂鸟。告诉孩子们蜂鸟是世界上最小的鸟，有许多奇异之处，它的翅膀每秒钟可以扇动50～75次，它每天要吃进相当于自己体重两倍的食物，它从头到脚都长着闪烁异彩的羽毛，头部有细如发丝、闪烁着金属光泽的丝状发羽，颈部有七彩鳞羽，腿上有闪光的旗羽，尾部有曲线优美的尾羽……
当孩子们通过望远镜，通过图片资料对蜂鸟发生了极大兴趣的时候，老师就会告诉孩子们，这样小小的生命是多么脆弱！为了让它们和我们人类一样有食物，有住处，我们需要关照它们，于是，老师告诉孩子们，应该爱护野外的花草树木，因为这些野外的每一朵花都可能是蜂鸟的粮仓。当然老师也会告诉孩子们，人类活动已经对蜂鸟造成了威胁，于是就带着孩子们在校园附近的树上安放喂养蜂鸟的一种专用的喂食器。几天后，当孩子们看到向喂食器聚集而来的蜂鸟时，欢呼雀跃，这时老师会不失时机地告诉孩子们，就是因为你们放置的这些喂食器，让蜂鸟有了食物，它们可以更好地生存，可以繁衍后代，炎热的亚利桑那沙漠间也就会有更多的美丽的蜂鸟了。
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就是被这样的故事感动的，他们不仅去听，去看，而且参与其中。孩子最初的爱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萌发的。
记得儿子10岁我刚刚把他带到美国的时候，他特别喜欢钓鱼。谁没有爱子之心啊，好，给他买渔具，再办理一个全年的钓鱼执照。每天傍晚，带他去湖边钓鱼。
可能是因为平日钓鱼的人太少，美国的鱼都特别傻，还没有生出对人类的戒备心。刚刚把鱼饵投入水中，鱼就开始咬钩，摇着线轮一收线，水中的鱼飞也似地追逐着鱼饵，如果把线收得快一些，鱼有时甚至会像飞镖一样蹿出水面。此时，儿子一边收线一边兴奋得大呼小叫不能自已。看着孩子在夕阳映照的湖边一站就是两小时，我的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这么贪玩的孩子可怎么办？他是否知道他在美国要走的路有多漫长，多坎坷？
后来我回国工作了，儿子在美国上了中学，我知道他学习用功，于是想方设法督促他多去室外活动。一天，我从互联网上看到美国市场上正在出售一种新的名为“直升机”机动鱼饵，号称可以轻而易举地钓到更大更多的鱼。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儿子，让他去买一个。
儿子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那鱼可要倒霉了。”接着说：“我已经不钓鱼了。真要把动物杀光，人类在地球上也就成了幽灵。”
儿子养了一只小花猫，非常喜欢它。他这只猫的本事可谓了得！有一天竟然将一只小鸟给逮着了，这家伙并不急于把“俘虏”立即处死，而是不断地戏弄它，当儿子发现时，小鸟已是遍体鳞伤了。儿子赶紧将小鸟从猫口中救下，精心地为小鸟做了个窝，然后到互联网上查找有关小鸟种类、习性和喂养的知识，打电话向当地的兽医询问给小鸟治伤的方法，自己跑到药店去给小鸟买药。此时儿子已上大学，学习如此紧张，可是，他坚持护理着这只小鸟，几天后，小鸟的伤渐渐好了，儿子捧着它走进树林，看着它飞向远方。
我不知道儿子什么时候接受了美国人普遍拥有的生态保护意识，我相信是美国教育的潜移默化的力量。他们成功地造就着信奉美国价值观念的人。

遭遇美国教育遭遇美国教育（11）

我时常在想，我们的教育能教会我们的孩子面对一只翅膀受伤的小鸟，面对一颗被拦腰砍断的树木，感到震动而不是无动于衷吗？如果在我们对孩子的品德教育中没有设计这样的运行程序，我们就难以企望他们对人类的不幸有足够的敏感，有真切的同情，有肯于为他人、为社会作出奉献的心底的冲动和神圣的责任心。
我有一位同学在一所著名大学的新闻学院当老师，教授“采访写作”。她是一个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人，在课堂上，她满腔热血地向学生们灌输着对社会负责对公众负责的职业新闻精神。有一次，她布置学生去了解下岗工人的状况，没想到一些学生公然拒绝这个作业，甚至毫不掩饰地对她说：“老师，我们对下岗工人没有兴趣。”
“为什么？”我的同学感到不可思议。
学生说：“他们不是社会的主流人群。”
我的同学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感慨地说：“没有对百姓疾苦的同情心，没有忧国忧民的精神，怎么能当新闻记者！”
面对已经进入大学，在思维观念上已经基本成型的青年人，一个大学老师要花费什么样的气力才能改变他们？一个人的同情心和责任感是在大学时代开始培养的吗？我们是否感觉到对孩子们幼年时期的道德教育存在的缺陷？我们是否可以感觉到孩子们精神世界中已经存在的危机？
我时常在想，我们的孩子面对弱者，面对苦难者，面对需要帮助的人能够生出真切的同情吗？我们的孩子面对社会的苦难、民间的疾苦能够食不甘味寝不安枕吗？如果他们不能敏感地觉察别人的痛苦，不能觉察社会的苦难，那么还奢谈什么责任，什么奉献？让孩子们在课堂上去背诵和默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类的古训还有什么意义？
有一次我和《北京日报》的副总编辑郑京湘女士聊天，谈到现在的年轻记者的素质，郑京湘感慨地说：“专业技术上的差距还可以通过训练弥补，让人感到难以补救的，是记者职业需要的社会责任感。一个记者，本事大小暂先不说，如果对老百姓的疾苦没有切肤之痛就不好办了。甚至你告诉他了，他还是无动于衷，就说明一种职业品质的缺陷。如果一个年轻记者热衷的是一个事件一夜成名，这怎么能当好记者？我看，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应该去当志愿者，去养老院、去社会福利院，为弱势群体服务，为社会公众服务，强化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我心中暗感惊异，这位职业新闻人，面对中国青年道德修养状况的忧虑所寻求的出路，与美国教育青少年的方法竟然不谋而合。我相信，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这之间有深刻的内在关联。
在我们的政治教育中，很长时间以来，对“同情心”一般是持批判态度的，我们会把它斥为“小资情调”，认为同情心这种东西与从根本上解放劳苦大众的宏图大志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我看过一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颇有些影响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史》，作者弗兰尼斯基在分析马克思的思想演进历程时提出一个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走出他的家庭背景而拥抱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是伟大的同情心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当研究生的时候，看了马克思早期写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这类文章，才知道青年马克思对德国农民悲惨境遇的深切同情怎样推动他百折不挠地去探求世间真理。
恩格斯原本是一个工厂主的儿子，然而他也没有承袭父业，同样成为共产主义学说的奠基人，追寻其原因，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稍微认真地看一下他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本描述早期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悲惨生活景况的著作，我们就能确信这一判断。如果说外国的情况特殊，我们也可以想想我们的前辈，周恩来，邓小平，不也都是在旁人看来，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为穷苦人争天下的人吗？认真看几篇记述他们早期生活的文章，就能知道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怎样作用了他们的人生。
怎样对孩子进行道德教育，也一直是让美国人大为头痛之事。
1999年9月美国《新闻周刊》就“美国教育十大问题”展开过一次调查，这次调查发现26%的美国人认为，青少年道德品质滑坡是美国教育的首要问题，这个比例远远高于其他九个问题，显然，即使是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的美国，青少年的道德品质教育问题也被置于至关重要的位置。
在美国，青少年暴力、吸毒、早孕、盗窃等现象普遍存在。据1999年美国“约瑟夫道德研究所”的一项调查，全美有1/3的高中生曾携带枪支上学，打群架的中学生人数比十年前增加了一倍，校园内学生开枪射杀师生的暴力惨案有增无减，比1979年增加了一倍。1999年4月20日，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两名高中生开枪射击27名师生的悲惨事件给整个美国笼罩了阴云。
克林顿总统执政时期的美国教育部长赖利十分肯定地断言：“美国在21世纪的成功，取决于青少年良好的文化知识和道德水准。”
自1996年起，美国联邦政府每年拨款270万美元，资助全美数十所中小学校创立青少年“品质教育”的样板。美国教育部还专设“蓝带奖”，每年对为青少年品质教育作出杰出贡献的集体（约二百六十多个单位）予以表彰、奖励。各州政府也制定了相关的法律与法规，要求所在地中小学试行“道德品质教育”课程，不少州政府还设立专项经费，培训政府官员、校长和家长，协助推进青少年“品质教育”实验活动。目前，约有二十多个州的立法机构颁布了有关法规，规定在基础教育阶段推行青少年“品质教育”课程。
为了推进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近十多年来，美国各地建立起一些专门的组织和机构。“重视品质同盟会”和“品质教育联合会”就是其中两个最有影响的青少年道德教育研究机构。前者建于1993年，总部设在加州，约有三百七十多个会员，其中包括全国教育机构、青少年组织、卫生、警察组织等，主要功能是评选“美国青少年品质奖”，举办各类研讨会，建立资料库，出版书刊和教材。后者也创建于1993年，总部设在华盛顿，是一个无党派、非盈利的民间服务机构。它的董事会成员有大公司基金会、地方教育基金会，普林斯顿大学Shapiro、摩托罗拉公司总裁Galvin等社会名流是其顾问委员会成员。它的主要职责是：帮助地方学区和社区开展“品质教育”活动，每年与美国著名教育机构联手举办青少年“品质教育”论坛，评选、表彰“品质教育”活动中的先进学校。
美国佬怎样规范青少年的“道德”标准？他们认为孩子们的道德品质修养应该包括些什么样的内容？
被视为美国青少年道德教育权威研究机构的美国“重视品质同盟会”，提出了构成青少年“道德品质”的六大支柱理论，这一理论体系已经得到美国国会和几十个州政府的广泛认可。这六大支柱是：信赖、敬重、责任、公平、关怀和公德。美国人把这六大支柱视为能够超越各民族文化、超越不同宗教信仰，每个青少年都应该遵循的道德准则。
美国人为孩子们提出的这些道德规范不仅让孩子们知道社会要求他们去做什么，而且让孩子们知道怎样去做。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是社会关系中一件非常难办的事情。处理好这件事情，需要人有高度的修养。我们从小就教育孩子要团结，《小学生守则》就专门提出一条：“团结同学”。然而，什么是团结，怎么才能团结？我不知道每个小学的老师会怎样去教导孩子。比如当孩子不赞成一个同学的看法或者做法时，是应该按照“诚实勇敢”的要求，坚持自己的看法呢？还是应该委曲求全，以维护“团结”呢？这实际上恐怕不只是小学生的道德品行问题，而且是关系到一个人面对复杂社会需要弄清的行为原则。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一个人每时每刻恐怕都会面临这样的选择：在面对不同意见的时候，什么情况下应该求同存异？什么情况下应该毫不退让？我们有时对孩子提出的这种空泛的要求，往往会让他们摸不到边际，不知所措。
美国佬是怎么做的呢？在美国基础教育的道德要求中，没有空泛地要求孩子们去维护什么“团结”，而是要求孩子们学会相处的艺术，学会“宽容”、学会“倾听别人的意见”，学会“用和平方式处理愤怒与争执”，学会“合作”。

遭遇美国教育遭遇美国教育（12）

在美国，孩子们从进入小学开始，老师就会不断布置一些让同学们合作完成的作业，学生间会组成各种课题小组、合作小组，要么是去制作一个沙盘模型，要么是去完成一个实际观察。在这种作业过程中，孩子会听到同伴的不同意见，会看到同学的不同做法，他们会争执，会冲突，会不愉快，可能也会以他们的方式达成和解，或者可能达不成和解，但是他们最终为了自己的利益（可能是一次作业的分数），而达成妥协，最后向老师提交他们的合作成果。
我的儿子上中学的时候，物理老师让他们制作一个复杂的小型风洞模型，儿子和其他三个同学组成了一个合作小组，四个孩子日以继夜地工作，最后终于完成了。交出作业时，儿子满怀兴奋地期待老师的赞扬。
然而，他的物理老师并没有赞扬他们的“杰作”，而是这样对孩子们说：“你们的聪明和才能确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你们给我的最大的震惊不是你们做出的这个模型，而是你们在制作这个模型的过程中表现的高质量的合作精神与合作技巧。你们现在制作的是一个太小的模型了，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模型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可能也做不出来。请你们记住，现代科学研究事业对人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与人合作。只有合作，一个人才能汲取更多的营养让自己变得强大，一个事业也才能聚集起更大的力量以获得成功。不会合作的人将一事无成！”
我们对孩子进行过这样“联系实际”的道德教育吗？我们的道德教育，很多时候只是提出一个堂而皇之的标准，而没有达及这个标准的目标说明，更缺少达及这个标准的方法指引。我们的孩子们在那种只有标语口号式宣传和倡导的“道德教育”中，学到的东西极其有限，在社会风浪的冲击下，其品德修养也往往显得虚弱无力，最可怕的是，孩子们为达及那个虚渺的“高尚”标准，赢得世俗的某种赞扬和某种荣誉，有时甚至会动用手脚，变得虚伪。
还是以我们在各种场合都会说到的“团结”为例，我们的教育笼而统之地从小学时代就倡导着孩子们要“团结”。可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地面上，口是心非，尔虞我诈，当面是人背后是鬼，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窝儿里斗，暗扎针儿，不都是现实生活中被人们玩得极其娴熟甚至已经到达普及程度的实用技术吗？
一个几乎在国际范围内达成“共识”的说法是：中国人，一个人是一条龙，两个人是牛蹄子，三个人就是一堆沙，这究竟是为什么？
学校的老师可能会把责任归咎于社会，仰天长叹：是社会教坏了孩子。如果是1949年哪怕是从那时再往后几年的时候说这个话，我们还可以把这个社会的责任推给旧中国。但是，新中国建立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如今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的人不都是我们的教育体制教育出来的人吗？现实的教育还能够一干二净地推卸自己的责任吗？
我们对孩子的道德教育，应该更多一些务实的内容，根据孩子们成长生理和心理特点，从塑造孩子们基本的人格品质开始，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让孩子们走向善良、正直、宽容、负责。
美国人认为，人不是天生就具有什么高尚的情操的，高尚的情操需要培养教育，甚至需要长时间的培养教育、陶冶和训练。于是，他们会一边用各种方法“循循善诱”地引导孩子们去追求真善美，同时，也会用一些强制性手段教你去做一个好人。这与我们的“人之初，性本善”的理念似乎有些不同。
我的儿子进入高中后，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去社区的公共图书馆，不是去看书，而是去义务劳动，帮助整理图书，输入资料，擦桌子，修板凳，打扫卫生，做各种杂事。这不是因为他有多高的思想觉悟，他懒着哪！他去公共图书馆工作，是为了完成学校规定的一个必须完成的“硬性作业”。
美国的高中毕业生要想顺利毕业，要想进入大学，必须拥有作为志愿者在社区进行服务性工作的经历，参加这种“义务劳动”的时间要达到规定的标准。一位美国大学的系主任曾经对我说，他录取学生的时候，非常注重“志愿者服务时间”这个指标。他说，一个孩子能否关注他人的命运，关注社会的需要，是这个孩子今后能否有大的造诣的前提条件，不管他研究的是什么专业，他都需要把为人类工作当成目标和动力。
我们所在的城市，要求孩子们志愿服务的时间累计要在200小时以上。这个时间长度可不是咬着牙参加一两次我们中国的那种学雷锋做好事的活动就能算数的。要想达到规定的要求，孩子们必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坚持为自己生活的社区作“奉献”（不管你有私无私）。
美国的高中生必须完成这个“作业”。你可以去养老院当清洁工，也可以作残疾人学习的辅导教师，可以给小学校义务修剪花草，也可以给教堂粉刷墙壁。只要你“献爱心作奉献”就行，社区的各个机构都会帮你实现你的“善良愿望”。
——你就留心着去找能够当雷锋的地方干活去吧！干了好事，有专门机构为你记录时间，这些记录和评价将和你的学习成绩一起交给你的中学，作为你是否能够成为合格毕业生的标准之一，也将成为你进入大学时的录取标准之一，这就是你的操行评语，是你的人格描述，是你的“政治鉴定”。
咱们中国学生毕业的时候，老师给学生写个评语，一般来说全班的学生的评语基本大同小异：“思想上进，乐于助人，谦虚谨慎，学习努力……”这样的鉴定，很多人的档案里都有不少，然而，谁能从这样的鉴定当中看到一个人的真实面貌呢？
说美国人不讲宣传，不讲政治，不讲思想改造？那是不了解美国！看看美国总统肯尼迪当年的就职演说：“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问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这种宣传教育不仅仅存在于总统的演说中，在学校，在教会，在社区比比皆是。就连美国电影这种“纯粹娱乐”的东西中，都会毫无例外地宣扬着美国的价值观念，美国的道德标准，美国的理想目标。
然而，他们敦促和培养人的社会责任感的根本途径，是让人们去了解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让你知道你和社会之间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依存关系。

遭遇美国教育遭遇美国教育（13）

1988年，我第一次去美国的那年夏天，黄石公园着了一场大火。有关部门采取了许多措施，仍然无助于事。大火向着更大的区域蔓延，美国这个最大的国家公园面临毁灭的厄运。
专业消防人员已经显得杯水车薪，有关部门不得不发出招募灭火志愿者的通知，每小时的工资是７美元。我记得当时联邦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3.5美元，我们留学生在中国餐馆打工每小时也能挣到７美元。
我所在的亚利桑那大学也贴出了招募志愿者的通告，看着那张通告，我在想，有多少人会去冒着生命危险干这每小时７美元的灭火工作呢？
然而，没过三天，又有一个告示贴出来：报名已满。一些想报名的人还没有机会了。
对美国人来说，参加志愿灭火队没有任何额外的优惠补助，对于大学生、研究生来说前去灭火还要影响学业，这不仅是时间，也是金钱。
然而美国青年人为什么这样“见义勇为”？
我问过一个当了灭火志愿者的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你们不是觉得个人利益至高无上吗？而你们去干这样危险的志愿者工作，到底是为什么？”
那位朋友毫不掩饰地对我说：“我不了解别人，我还是为自己。我非常爱我的女朋友，我们会结婚，我们都想要孩子。如果黄石公园真的烧毁了，我们、甚至我们的孩子就永远不会再看到这片地球上绝无仅有的美丽的土地。一旦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对我说，我们去黄石公园看看吧。我告诉他，黄石公园在1988年的一场大火中毁灭了。孩子就可能会问我：你们当时在做什么？为什么不去拯救它？我们说什么？所以，我要尽我的力量去保护黄石公园，为我和我所爱的人、为了我们今天还没出生的孩子能够永远看见地球上这个美丽的地方。”
我明白了，志愿者们不是在灭火与７美元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为自己的未来甚至是孩子的未来进行选择。
接受过完整教育尚且比较正常的美国人大多是这样看待个人利益与社会责任的。他们需要这个社会，依存于这个社会，因此他们能够自觉地爱护它，心甘情愿为它付出。
我在想，我们是否向我们的孩子们揭示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和他们的家庭利益与整个国家命运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是否让孩子们了解了个人、家庭与祖国之间生死与共息息相关的血肉联系？
我们的道德教育什么时候摆脱了那种虚无飘渺的纯粹的“精神倡导”，什么时候让孩子们领悟了道德修养与切身利益之间的深刻联系，我们才能锻造出真实而不虚伪、自觉而不造作的高尚灵魂！
一个民族何以才能强大？可能它不能丢失的法宝之一就是反省精神。只有在反省中，一个民族才能知其危而得其安，知其亡而得其存，知其衰而得其兴，知其弱而得其强。
应该说中国和美国都是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国度。然而我们两个国家对孩子教育所采取的方式却是如此大相径庭，差异之根源或许就在于对人的价值认识不同，对教育的功能认识不同。
我注意到，小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把教育改革视为他执政第一年内的两项最重要的“内政议程”之一。
2002年1月8日，布什签署了一个名为《不让一个孩子落后》(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的教育改革法案。这项法案号称是对1965年以来美国实施的《中小学教育法案》进行的最彻底的一次改革。
它摆开阵势，要全面提高美国公立中小学的教学质量，它要求从2004～2005学年开始，全国所有三到八年级学生每年必须接受各州政府的阅读和数学统考。所有学校必须在12年内使阅读与数学达标的学生达到100％。各校必须缩短穷人与富人、白人与少数民族学生的分数差距。
这个法案颇有些一反美国教育传统的架势，把咱们中国的“统一考试”也给请出来了！但是千万别以为美国是向咱们中国人看齐，要搞“应试教育”。美国这个尊重实用主义的民族只是使用了一个他们的过去未曾普遍使用的方法，他们是要用这个方法去弥补他们教育的缺陷。面对自己的问题、缺陷、失误，他们敢于反省自己，敢于批判自己，敢于对自己实施治疗。这种精神不仅来源于理性，而且来源于自信。
在中国近年来呼吁教育改革的滔滔声浪中，我也常常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们中国这样的教育方式哪儿不行了？不是也培养出大批人才了吗？不是也出了那么多科学成果吗？
的确，我们中国教育不仅培养了各方面的人才，而且创造了很多教育上的奇迹。不过，我们认真想过吗——我们的教育是否着眼于开发每个人的潜能？是否着眼于激发每个受教育者学习的兴趣？是否着眼于帮助每个受教育者对自己建立起足够的自信与自尊？是否着眼于促进人的全面的发展？
梅克教授说过的那句话长久以来一直震撼着我：“没有残疾的孩子，只有残疾的教育。”教育不仅深刻地作用着一个人的一生，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一个民族的命运。国家间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培养的关键就是教育。我们这样一个正在全面谋划自己未来前程的民族，是否应该认真审视我们为孩子们提供的教育环境？
一个拥有足够智慧的民族，不会凭借看着别人的不足而取得欣慰，更不会借对别人弱点的指责而掩饰自己的缺陷。它不会声嘶力竭地为自己现状的合理性去作辩解，而是会千方百计地汲取其他民族的营养，以壮大自身。
如果我们有足够宽阔的心胸，有足够强大的自信，有足够健全的理智，我们就能够平心静气地去研究其他民族的长处，在学习中看清自己的局限。
一个民族怎样才能强大，可能它不能丢失的法宝之一就是反省精神。只有在反省中，一个民族才能知其危而得其安，知其亡而得其存，知其衰而得其兴，知其弱而得其强，才能不断修正自己，不断丰富自己，不断完善自己，不断积蓄起自身发展的更大能量。
2003年盛夏于北京麦子店
（选自《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3年第10期）

老年悲歌来自老父老母的生存报告（1）

⊙曲 兰
一个风烛残年的独居老人，由于体力不支不能下楼购买食品，不得已只好将每天三餐减为一餐，生命只能是苟延残喘；另一个气若游丝的垂暮老人，因为子女不在身边，也不“常回家看看”，甚至也很少打电话问候，以至于死后尸体的腐臭四下飘散惊扰了邻居，其子女才闻讯纷纷赶来……
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然而“有后”不孝，又怎么样？他们撇下自己的亲生父母终日忙碌，对年迈的父母亲不闻不问，更不屑于“常回家看看”，这样的子女于你又有何益？
中国人都希望自己长寿，但假若长寿的你子女不孝或者不在身边，而年迈多病的你又疾病缠身行动艰难以至饮食起居都成了问题，孤苦无助的你此时还希望长寿么？也许不，因为这时候生命的延长已经成为对你的残酷折磨，越长寿，你的痛苦就越沉重。
——你家里有老人吗？如果有，你“常回家看看”吗？如果没有，你是否想到过你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老人？
不论你家里有没有年迈的父母，请你一定读一读下面这篇令人揪心并将为之唏嘘感慨的报告文学吧，因为关注今天的老年人，就是关注明天的你自己！
有人说，人生是一个舞台。
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舞台上扮演过自己的角色，都从中体验过人生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人世沧桑……然而，正是我们经历的所有这些构成了人生的精彩。不知人们是否想过，所有这些“精彩”——甚至包括痛苦在内，也许有一天都会失去，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会走进一个你不得不面对的世界。当时间变得漫长的时候，生命，就变成了一种折磨，就是那一道单元门，或是几级台阶，就把我们同外面那个精彩的世界隔绝开来。相对于我们的青年或者中年时期来说，老年也许是我们一生中最漫长的一段生命，由于阅历的丰富，这是我们一生中最睿智的时期，然而，也是我们最无奈的一段生命。
那天晚上，八十多岁的夏大爷几乎没什么感觉就晕倒在地上, 他想站起来，但就是怎么也挣扎不起来……他心里很明白,或者说他其实很明白自己的处境：如果远在上海的女儿这时碰巧回来，就有救了，否则只有等待死亡。他喊不出来，可他能清晰地听到门外人们匆匆的脚步声，假如有一个脚步声停在他的门口，也许他就得救了……然而，那脚步声总是由近而远；一次又一次……他突然感到很悲哀：他的生命就寄托在奇迹上——奇迹能发生吗？
也许是心灵感应，那天奇迹还真发生了，女儿竟然奇迹般地回来了，于是我们才有幸知道了这个有关奇迹的故事。
夏大爷老伴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去世，惟一的女儿又远在上海。他于是便开始了“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的孤寂日子。前几年，身体没什么毛病，白天出去走走，有时也和过去的同事、一些老同学聊聊天什么的，孤独感还没有现在这样强烈。生病后，因为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期，一条腿不得不进行截肢。从一个健全的人一下子变成残疾人，他就再也走不出这片被禁锢的小天地了。
自从那次“奇迹”之后，女儿万般无奈找了一个师傅经常来帮忙，每天把老人需要的水、药品和暖瓶等物放在身边伸手可及的椅子上。对师傅千叮万嘱，安顿好之后，女儿又走了，把老人的牵挂和希望也带走了，当然也把更深的恐惧留给了他：女儿告诉他，她找了一个德国人……
女儿挺孝顺，要什么就给什么，有空就打电话，可女儿是否知道，时间，对这个24小时被束缚在床上的人来说流动得有多慢！她是否知道父亲内心深处的恐惧？他心里对那个德国人耿耿于怀，他管那德国人叫德国鬼子，他怕德国鬼子把他惟一的慰藉和希望带走。他不能去干涉女儿的婚姻，然而，他知道，类似的“奇迹”是不会发生第二次的……
同样高龄的陈教授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陈教授在一所著名大学里教书，可谓桃李满天下了。播撒下遍地芳菲之后，老教授却渐渐从人们的视线中隐去了。自从老伴离开他以后,宽绰的三居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与孤灯相伴。忙碌的人们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个老人：他每天佝偻着腰，拿着饭盒哆哆嗦嗦地去食堂买饭吃——因为他已经无法为自己做饭了。
1995年春节，他的一个学生从广州过来看望恩师,却怎么也敲不开门！于是他只好打电话到老师的隔壁人家,隔壁人说他们这几天忙着过节，没注意老人，但好像也没见老先生出来。大家都知道老先生有把钥匙放在过去任教的数学系,就赶紧找数学系办公室的人取钥匙来开门。打开门时发现老人躺在地上,人们上去推了推他,发现他竟然还活着，好一会儿才有气无力地说：“我已经三天没吃饭,起不来了。”说完就昏了过去，人们七手八脚地把他送到医院，然而已经错过了抢救的最佳时期，老人溘然长逝。
——我无法想像一个人在冰凉的地板上躺了３天是什么滋味？当你想喝一口水都喝不上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什么是老年？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认真地思考过风烛残年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当你丧失劳动力的时候，不仅意味着收入下降，被排除在社会主流之外，还意味着空巢、疾病、丧偶等种种人生悲剧，死亡的阴影几乎每时每刻都悬挂在你的头上。我们年轻时追求健康、富有、浪漫，只要我们不惜力气，凭着诚实的劳动，与幸福有关的这一切，应该俯拾皆是。而当你进入老年之后，所有这些都会失去。

老年悲歌来自老父老母的生存报告（2）

当我们从忙碌的中年走过来，终于把孩子抚养大，他们像小鸟一样飞走之后，我们可以喘一口气的时候，却发现，前面是茫然一片。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自己无法自理、也无法掌握的生命最后那一段时光。
进入20世纪90年代，“人口爆炸”的硝烟尚未散尽，我国就“急匆匆”地迈入了老龄化社会。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到200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32亿，占人口总量的10.32%，占世界老年人口的1/5，亚洲的1/2。根据专家预测，今后几十年内，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以年均3%以上的速度递增，而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则每年以5％的速度增长。到2050年，全国老年人口总量将达到4亿多，占总人口的1/4多。
据调查，目前在我国的老年人中，“空巢”率已经达到26.4%，这就意味着有四分之一的老人身边无子女照料。他们一旦到了高龄，丧失自理能力，生活就会非常困难。有很多老人意外死亡很长时间甚至尸体都腐烂了，才被人们发现。
可能我们的生活太丰富了，所以我们无暇顾及主流社会之外的那个老年群体，也无法想像下面这些情景：那一道门，甚至几级台阶就会把一个活生生的人隔绝在人的世界之外，甚至剥夺这些老人的生命！我们想像不到对于我们来说，举手之劳的事，会让这些高龄老人束手无策。
八十多岁的李老汉终日惊恐的一件事——拿钥匙开门！他总是不敢出门，为了减少出门的次数，他只好减少饭量，这样就可少买东西。他所以把自己关起来，不是因为喜欢孤独，而是因为他患有帕金森氏病，只要出了门就有可能回不了家！有一次，他外出回来，就是这么一个把钥匙插到钥匙孔里的简单动作，他的手哆嗦半天却怎么也无法准确地把钥匙插到那个小眼里去！半个多小时过去了，他仍然进不了门，急得他直用头撞墙……
九十多岁的于老汉自己行动已十分不便，却还要照顾同样是九十多岁卧病在床的老伴儿。老太太已经无法自己走到卫生间上厕所了，只能在床边的便盆解手，老太太在于老汉的帮助下颤巍巍地坐下去，没想到一下子却把便盆坐翻了，于老汉怎么拉也拉不起来，万般无奈，想来想去只好打电话找居委会，老太太就在地上坐着，解不了手，直到居委会找了他们楼下一个刚退休的妇女去帮着把老太太扶了起来。怎么办呢？连解手这样的小事，老俩口都完成不了，于老汉对来帮忙的妇女说：“我们给你钱，你能不能每天来两次？”她说：“我刚退下来，好多事要做，也不能每天上你们这儿呀！”于老汉很无奈地说：“我们给你钱怎么还不行呢？”
人到老了，自理能力就非常差了，一个独居的七十多岁的老头儿，老犯糊涂，经常把锅座在煤气炉上就忘了，出去买东西，不仅烧干了锅，还弄得满楼道都是烟，最后把消防队也招来了。
还有一个老太太，那天买了一只鸡，回来用弹簧秤一称，差了2两，又回去找，就把锅忘了，里面溢出的水把煤气浇灭了，满楼道是煤气味儿，差点儿引起大火，闻讯赶来的人们只好把门踹开，关掉了煤气。当她惊异于人们为何打开她的家门时，耳聋的她，却听不清人们在说什么。
他们也是一对90高龄的老两口，为了下楼这件事已经商量了好几个月了。5层的楼梯，对他们就构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是他们就被禁锢在家中的小天地中，日复一日，只能互相面对，与外界惟一的联系就是那台电视。他们太想去晒晒太阳，听听孩子们嬉戏的声音了——这一切对别人来说太平常了，而对他们来说却是一种奢侈——惟有这样他们才会感到他们是活着，活在一个人的世界中。他们仅有的一个儿子在国外。因为住在5层楼上，他们平时很少下楼，靠着儿媳的姐姐每周为他们买一次菜和生活用品维持生活。
在一个天气晴好的冬天，他们终于决定实施蓄谋已久的下楼计划。对两位高龄的老人来说，下这5层楼，无异于一次探险，也许一脚站不稳，就会从楼梯上摔下来，后果不堪设想——他们之中只要有一个人出了意外，生活就维持不下去了。可他们总得去晒晒太阳啊，要不，骨质会更加疏松，会连路也走不了了。于是俩人搀扶着，如履薄冰般一点一点走下来，没想到当他们刚走到阳光下时，两人同时感到天旋地转——
当居委会主任从院内花坛经过时，看到这两个老人紧紧地挤靠着一起坐在花坛边上，冻得浑身哆嗦。一问方知，他们因无力上楼而回不了家，又冻又饿地坐在这里已经整整一天了！主任连忙叫了几个年轻人把老人背上了5楼。
下楼的远征终告结束，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走到过外面那个世界。
高龄的马老太太住在一栋有电梯的楼房中，按说走出家门对她来说应该并不是一件难事，但她却近半年没出门了。由于高龄导致的骨质疏松，她已经骨折过好几次了。经常来照顾她的女儿工作忙——她知道自己不能出任何一点儿意外，只要生病，就会耽误女儿的宝贵时间，影响她的前途。
马老太虽然蜷缩在家中，心里却很明白，她如果老不走动，走路的功能很快就会丧失了，那就真走不动了。于是，她每天都在家里那巴掌大的地方来回走3 000步，每走100步，她就在纸上划一道儿，直到走满3000步。她在用毅力与死神作斗争。
一个人如何度过每天这漫长的时间呢？每天吃完早饭，她就坐在窗口看人们上班，等到上班的人们走完了，她就回到床上睡个回笼觉。然后起来做她每天都做的3件事：第一是玩玩具，她把孙子当年玩的玩具都放在一个纸箱子里，每天都挨个儿玩一遍，特别是那个拼图，一次一次拼上又拆开；第二件事是攒烟头，她把每天抽剩的烟头攒起来，5个一组，一遍又一遍数；第三件事是翻看一本旧相册，每天都翻，这本相册看上去已经脏兮兮的，被翻得角都翘了起来。
开始是六十多岁的大儿子照顾她，后来儿子得了脑溢血，来不了，只好由女儿来照顾她。女儿每周来一次，给她做一周的饭放在冰箱里。如果打开她的冰箱，你可以看到，芹菜都已经空了，胡萝卜也长了白须，看上去起码放了半个月了。平时她也就是把冰箱里的菜拌点儿盐就吃下去了。
我问她：“你平时就吃这个吗？”
“我还吃什么饭哪？每天吃的药比饭还多哪！”为了对付12种慢性病，她每天一次就吃差不多一小碗药，再喝点儿水，就吃不下什么东西了。
我问她：“你每天怎么解闷呢？是儿女们回来，还是找人陪？”
“我不希望儿女们回来，耽误他们的时间。”
然而，她还是向往外面那个世界：要走到人们中间去！
她每天都走3 000步呢，在外面遛一会儿总该没问题吧？何况她住的这栋楼还有电梯！她终于下决心走出家门，可她万万没想到，当她的脚踏上大地，接了地气的一刹那，突然感到天旋地转，失去平衡，没走两步便一屁股坐在地上——
这种奇怪的现象在医生那里得到了解释：人长期在屋里，视野对耳内迷走神经的刺激形成一种固定的条件反射，当人突然来到外面的世界时，宽阔的视野会使人的平衡功能发生紊乱，于是人便会感到天旋地转。很多小说中也写过，长期在地牢里囚禁的犯人一走到外面的世界时会眩晕。
人们不会想像到，老人们为走出隔绝——为了走出那个单元门，进行了多么艰苦卓绝的努力！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纷纷搬进楼房告别了昔日的大杂院。然而，虽然人们居住的密度更大了，但彼此间的距离却更远了。一个个单元给人们带来私密空间的同时，也把人们隔绝在一个个防盗门后。
然而，人，毕竟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的人，都忍受不了与世隔绝的痛苦。
在陈老先生的生命中，惟一的乐趣就是读儿子的来信。繁忙的工作、体贴的老伴都已经成为过去，当生命中一个又一个希望被实现并且失去意义之后，出国留学的儿子，以及有关儿子的一切消息，就成了支撑他活下去的全部动力。
幸亏他有个远在天边的儿子，于是他每天也就有了个念想，吃过早饭，他就到收发室去等信。如果看到儿子的信，他就把信从头到尾念一遍,于是这一天他都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的。然后他就去找往日的老伙伴，讲给人家听,等到把信讲得熟得都背下来了,第二封信也来了。
可前些年，事情开始发生变化了,儿子开始不愿意写信，改打长途电话了。因为能直接听到儿子的声音，老爷子开始还挺高兴，但儿子末了一句话让他心里不痛快：“爸，这周我就不写信了，太忙。反正我这儿的情况电话里也说了。”以后，儿子打电话回来老人就觉得不满足了：好容易把电话等来了，拿起来还不敢多说，国际长途，怕儿子多花钱。越是这样，到儿子来电话时，真想说的事又记不起来了。
前年，儿子把孙子也带回来了，可把老爷子乐坏了。孙子还在儿子的指使下给他买了电脑，让他学会收email。这高科技的东西真是好，真是“天涯若比邻”了，他与亲人的联系越来越方便了。
可孩子们一走，他就开始恨上了这高科技：没有它时，他心中还有个念想，可以到收发室去等信，现在联系方便了，儿子倒不写信了，有事都在电话里说了，或者发封email了事。他发现，到收发室等信的那点儿乐趣，对他来说，竟是那么重要！

老年悲歌来自老父老母的生存报告（3）

刘老伯与老伴燕子衔泥一般，养大了一双儿女。先是将女儿供到大学毕业，又八方努力，帮助她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女儿结婚后生活得也挺美满。此后，老两口又倾其所有将大学毕业的儿子送到国外留学。现在，儿子拿到了博士学位，在美国成家立业。
忙完了儿女的一切，老两口也到了退休年龄。正好接着给女儿带孩子，直到将外孙送上了小学，他们才算喘口气，告别了忙碌的日子。
要说周围的人，没有不羡慕他们老两口的：一生的辛劳没有白费，似乎一切都很美满，孩子们都挺给他们争气。
然而，外孙长大以后，女儿一家回来的时候也越来越少，最后发展到两三个月才来一次。老人想孩子，时而去女儿家看望。可由于女儿家与他们的住处相隔太远，大热的天来回奔波很辛苦，便渐渐很少去了。日子就在寂静中一天天地耗着，两位老人时常感到孤独。不久前的一个周末，刘老伯到菜市场买菜跌伤了脚，老伴一着急犯了心脏病，两人都起不了床。他们只好向女儿求援，一打电话才知道，女儿一家外出旅游去了。万般无奈，刘老伯只好向邻居求救，邻居帮着在街上拦出租车，拦了多少辆都不停，好容易找到一辆车，车主听说是心脏病人，就怎么也不肯拉，让他们要医院的救护车。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救护车总算来了。刘老伯拖着伤脚将老伴送到了医院。可由于耽搁的时间太久，老伴的病情加重，最后发展到半身瘫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从此，刘老伯的日子更难过了，每天干完家务后便看着病床上的老伴发愁。后来女儿花钱给他们雇了一个保姆，刘老伯不用干家务了，但日子却比原来更艰难了。两个老人时常思念儿女，回忆他们小时候的种种趣事。每当这时，刘老伯就会无奈地安慰老伴说：“儿女就是长大飞出巢的鸟，老人只能独守空巢。看看周围那些老人，不也都像我们这样寂寞地过着么？老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要说儿女们有本事是好事，可惜忠孝不能两全，越有本事，他们也就走得越远。剩在巢里的两只老鸟，也就只能终日与电视为伴了！
据一位心理科的大夫说，这样的分离焦虑和不适障碍都是空巢家庭成员最初的反应。有些空巢家庭不但孩子已经独立生活，老伴儿也故去了，家庭中只剩下一个人。这样的老人通常更容易感觉孤独，而后出现抑郁症状：觉得生活没有意思，经常回想往事，感觉失落、悲观。
一般来说，只要是健康的人，面对空巢情况都会进行自我调试，如果不适的感觉延续下去，三个月、四个月，甚至更长，就是病态的反应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空巢家庭的成员大部分都是老年人。老年人除了需要不断进行心理调试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也要格外关注。由于子女不在身边，老人很可能会出现各种意外，使原有的生活难以维持下去。此外，骨折是对老年人威胁最大的健康难题。因为行动不便，使活动量减少导致很多老人患有骨质疏松，他们骨折发生率极高，特别是股骨头骨折后果更严重。
对于高龄的空巢老人来说，还有一种情况值得引起注意，那就是营养障碍：两个老人特别是一人生活时，常常懒于做饭，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营养障碍，像蛋白质摄入不足或是维生素补充不够等。
中央戏曲学院的一位老师退休后在生活热线当主持人，有一次接到一位老人的电话，打了很长时间，说的都是家里那点儿鸡毛蒜皮的事儿，直到最后也没说出想解决什么问题。当这位老师问他究竟想咨询什么问题时，老人叹口气说：“我没别的，就是想说说话儿，说说家里这点儿事儿。”
说说话儿，这对任何人都是太简单的事儿了，然而对很多老人来说，别说有人听你说说话儿，就是想听人说说话儿，也十分的不容易。王大爷就是为了说说话儿，想出了一个绝招儿——把家里的马桶弄坏了！
房管所的水暖工小方怎么也不明白，王大爷家的马桶为什么老坏，按他的经验这样修好之后起码能用一年，可两天之后又坏了。于是，再一次给王大爷修好马桶的两天之后，他又敲门来到王大爷家，笑呵呵地问：“大爷，您的马桶没坏吧？”
王大爷一愣，随后一把抱住了小方：“孩子！真是难为你了！”老人随后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把真话告诉了这个素不相识的水暖工：“如果不是你来修马桶，我就连说话儿的人都没有！”
王大爷平时太寂寞了，就希望家里来个人，如果知道今天该收水电费了，他就早早在门口等着，只要听到动静立刻就把门打开。据说这样的老人不在少数。

老年悲歌来自老父老母的生存报告（4）

八十多岁的刘老太太，平时生活不能自理，女儿上班时，就把她锁在家里（女儿小的时候，她外出办事时，就是这样把女儿锁在家里的）。那天听说居委会要到家里走访，老太太为此兴奋得好几天都没睡着觉，天天在门后站着等居委会的同志——家里终于要有人来了，可有人说个话儿了！居委会的同志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们的到来，会让刘老太如此兴奋。那天居委会的同志们终于去了，她们刚敲了一下门，门立刻就开了，把毫无准备的一大帮人都吓了一跳。
幼儿园正准备搬家。忙乱中却突然钻出一个老头儿，他执意劝说园长不要搬走。本来搬家就够乱的了，还要跟这个较真的老头儿费话，弄得大家十分气恼：这老头儿怎么回事！简直是无理取闹！幼儿园搬家关他什么事儿！
谁也不知道，这些欢蹦乱跳的孩子们对老人多么重要！就是孩子们吵吵闹闹的声音，支撑着老人生活的信心。
我到老人家采访时，发现他的家中全是灰尘，不知多少天没打扫了，对这个行动迟缓的老人来说，打扫卫生已经是很困难的事了。在落满灰尘的地上，有一条清晰的脚印通向窗口，可以想像，这是老人家每天都要经过的地方。是什么东西吸引着老人每天都要到窗边去呢？我走到窗边，发现窗下面就是那个幼儿园！每天，老人看着忙碌的父母们把孩子们送到这里，看着孩子们在下面玩游戏，看着他们打闹——在老人那静得让人恐惧的世界里，孩子们的喧闹声是他惟一的乐趣！
现在，喧闹声没有了，只有滑梯、攀登架静静地立在那里，诉说着凄凉。可老人每天还是要走到窗前望着：悲凉中一线希望在支撑着他——他相信有一天孩子们还会搬回来的，他每天还是准时走到窗前，等着……
曾有人写过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说父亲晚年寂寞，很想和儿女们说说话，可是儿女们始终很忙。后来父亲去世前对着聚集在床边的儿女们很兴奋地说了许多，儿女怕他累着，劝他不要说了，好好休息。他最后带着倦意地说了一句：“好吧，不说了，你们都很忙。”然后他就真的永远休息了。
这篇文章让我想起自己那一对白发爹娘，平时我总借口忙，没时间陪他们说话。其实真有那么忙吗？可能更多是因为我们作为任务去和父母聊天时，自己都兴味索然。我的老母亲想我的时候，只能一遍又一遍看我写的文章——亏她有个写东西的女儿，才多了一条沟通的渠道。
人们也许不能想像：一个单元门和几级台阶，就能成为一道屏障，将老人们与外界隔绝开来。而隔绝，恰恰是人类最深刻的悲哀！否则，在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存在监狱——人们正是用这种最深刻的痛苦来惩罚犯罪。隔绝，其实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情。有一天我们也会老，也走不出家门了，我们会怎样度过这漫长的时间？
疾病，几乎是每一个超过50岁的人都会日渐恐惧的事情。人们常说：“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可能过去人们更多的是恐惧“没什么别没钱”，现在生活富裕了，开始恐惧“有什么别有病”了。一旦“有病”，也就“没钱”了，再富裕的日子也会黯然失色。我在采访中发现，老人们普遍有一种很深的恐惧：对疾病的恐惧，对意外死亡的恐惧，对丧失劳动力后收入下降的恐惧……作为独生子女的父母，我们这一代人对晚年的恐惧就更深一些，因为我们似乎更靠不上什么人了。何况自古就有“儿孙满堂，不如半路夫妻”一说，即使儿孙满堂，也难说有一个孝顺子女能让我们晚年无忧！在我们的一生中，最没有安全感的一段时光，大概就要算老年了——我们怎样才能获得安全感？什么时候才能不在恐惧中度过我们人生最后的时光？

老年悲歌来自老父老母的生存报告（5）

对于我们这个一贯讲究养生之道的民族来说，对衰老与死亡的恐惧在我们心理上造成的冲击可能比其它民族要更为深刻一些。因为我们不相信天堂的存在，只有把希望投放在今生今世了。多少年来，我们都在孜孜不倦地寻求各种长生不老之术，从古代吞服金丹到各种现代抗衰老技术，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尝试的还少吗？然而这所有的尝试却无法让我们躲避走向死亡的宿命，也无法避免在死亡之前经历那些可怕的磨难。
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教授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长寿的问题，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延长寿命不是科学的惟一目地。他说，目前我国的人均寿命已经超过了71岁，但从整体上来说，其中10～15年的生命质量是比较低的，有的生活不能自理，有的一直躺在床上，有的干脆就是植物人。绝大多数人在这10～15年里疾病缠身，痛苦不堪。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再没有比人类更懂得爱惜自己了。我们曾经那么执着地追求长寿，那么热爱生活！然而，我们是否对这生命最后的15年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如果我们被延长的那一段生命，是在极度痛苦中度过，我们追求长寿又有什么意义呢？
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的寿命还是延长了，老龄化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也不期而至了，其速度之快、来势之猛似乎超过了我们的想像。随着科学的发展，特别是人类破解基因后，据说人的寿命还会大大延长。于是我们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我们的一生中，最漫长的一段生命将是老年，如果我们真的有幸能活到150岁，但我们一生的工作时间可能只有三十多年，我们的积蓄只能保证我们活到八十多岁。剩下的日子我们该怎么办？长命百岁固然可喜，但高龄却常常是疾病缠身，我们那点儿收入，能让我们维持健康吗？
卓老太也是一个被禁锢在床上的人，她因为脑溢血后遗症导致的偏瘫，已经在床上躺了6年了。因为生活不能自理，为了方便，人们给她剃成光头。床，成了她的栖身之所，也成了她的监狱，因为她无法走出一步，每天她惟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长时间望着窗外，看着太阳一点点地升起来，再一点点地落下去。躺在床上的卓老太现在惟一的念想就是盼望国家能早日出台一部法——关于安乐死的法律。有时她真想哭：因为她连死的权力都没有！
她要忍受病痛，忍受保姆的白眼儿，要忍受与世隔绝的孤寂……6年的折磨已经把她所有生存的欲望都磨没了。儿女们不能说不孝顺，为她请了保姆来照料她。然而这种照料，同照料一只猫、一只狗又有多大区别呢？所有的亲情只剩“保姆照料”这一点内容了。她活着，不仅自己痛苦，也是别人的负担。解脱这种处境的惟一办法就是死，可她自杀两次都没成功，却在肚子上留下道道伤疤……
在采访中，我也注意到小保姆在看卓老太时那冷漠的眼神，那眼神让我也感到不寒而栗，一下子就明白了卓老太的处境：面对没有任何情感交流的意愿、如同看一个动物一样的眼神，生命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当尊严不存在的时候，生命的延续就不再有意义，而死亡就成了一种期盼。
在卓老太的床前，我突然意识到疾病的可怕！它不仅给人身体带来巨大的痛苦，而且会毫不犹豫地吞噬掉你的金钱。而你一旦丧失了自理的能力、卧床不起时，也就丧失了自主权甚至丧失尊严。我想，除了意外死亡，我们每个人都免不了这样一种结局：那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我们生命的最后15年里，疾病越来越多，最后逐渐走向死亡。
——你敢说卓老太的命运不会落在你的头上？
前不久的一天，天气十分寒冷。我乘公共汽车去看一个朋友，这时一位老太太吃力地提着一个篮子爬上来，坐在我身边。她一上车，售票员就让她买票，她有些吃力地说：“您让我缓口气，我这胳臂疼得抬不起来，我缓过来就给您拿钱。”好一会儿，她才费力地从衣袋里掏出钱，递给售票员。我关切地问她：“您这胳臂应该去医院瞧瞧啊！”
“唉，哪有钱哪！老伴得癌症了，家里的钱只能尽他看病了，我这点小毛病就对付着算了。”
她告诉我，她1993年从北京一家工厂退休，现在每月八百多元的退休金。老伴是家中收入最多的，参加工作早，去年刚退休，每月有一千多元的退休金。
“老伴是结肠癌，两年前做了手术。没想到刚一退休就又不行了，听人家说，癌症只要一转移就不好治了。原来这家里就指着老伴儿这点工资，他要一走，我们这家就更完了，我更瞧不起病了！这癌症不像感冒，三天两天的能好，这种病哪有个头儿啊？现在家里什么也不敢买了，有点儿钱就往这无底洞里扔吧！”
“孩子呢？他们经济上总是好点儿吧，不能帮你们一下吗？”
“孩子的工作也不稳定，有今儿没明儿的，哪能指望他呀！就这样，我儿子还得不时给媳妇家点钱，他的丈母娘不到年龄就内退了，每月才300元的退休金，她自己的儿子还没工作，每月还要拿出100元给她儿子，你说，200元够干什么的？”
“那您老也应该看病啊，何况胳臂的毛病怎么着也看得起呀。”
“您这就差了！现在只要一进医院，钱就少不了。我那老伴为了给家里省钱，医生要给他开的很多药，他都不吃。作完化疗有一种能缓解症状的药，因为贵，他不让医生开，我去看他时，他吐得那叫厉害啊，我看着心里别提多难受了！现在，索性我也不去看他了，少受点刺激！”
“人老了，最怕得病。一得病，多少钱都得扔进去！”我感叹道。
她说：“可不是！要不现在大伙儿老说，没病就是发财！唉，这人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搁不住病啊！”
据统计，我国目前正处于疾病模式从传染病为主向慢性病为主转变的过程中，慢性病患者越来越多。这当中除了生活方式的影响，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老年人口的比例明显上升，多种慢性病的患病率随年龄的增加而升高。
据北京市老年保健及疾病防治中心办公室主任汤哲介绍，在北京地区的老年人中， 72%～73%的老年人患有各种慢性病，而且，得病的老年人中，有50%的人身患多种疾病。而对老年人威胁最大的前四种疾病是脑血管病、心脏病、肿瘤及呼吸系统疾病，这四种疾病的致死率占老年人死亡率的75%以上。

老年悲歌来自老父老母的生存报告（6）

我国目前的医疗保障体系，主要是针对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相对于各种慢性病，基本上是要由个人负担大部分的，而且很多用于慢性病治疗的特效药品都是自费药，因此，老年人一旦生病住院，个人负担就会很重。疾病，会造成恶性循环：越病，越穷；越病，对别人的依赖越多，自主就越少。
在我周围生活的老年人中，我发现，他们最恐惧的就是疾病，特别是疾病导致的意外死亡，很多老人明显缺乏安全感。一位居委会主任告诉我，她的辖区内有一对年龄均已九十多岁的老夫妇，他们时常嘱咐她说：“主任，你平时经常来看看我们，你如果敲门时，我们5分钟之内来给你开门了，就没事，如果没开门，你就得想办法来救我们了。”
我曾经两次采访过这样一位老人。事隔两年，当我第二次采访他的时候，先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当他知道我是两年前采访过的那个记者后，还没等我说完便急切地问我：“你现在哪里？能不能把你的电话告诉我？我已经在床上躺了1个多月了，我有事能找你吗？”
我说：“可以，我的电话是——”
他说：“我不会很麻烦你的，只是迫不得已的时候求你行吗？”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如此急切地求助于身边的每一个人，甚至不管是否了解底细，可见他的恐惧感有多深了。在上一次采访时，他曾对我说，他最恐惧的就是生病，恐惧病倒在床时身边没有人。
老人是两航起义人员，一直在民航工作。年轻时有一个在老家比他大7岁的表姐，一人带着3个孩子。表姐浑身是病，生活非常艰难，3个孩子也因家穷而上不起学。出于一种朦胧的说不清的感情和善良的天性，他把表姐一家接到北京，当时正是新《婚姻法》公布，民航为了推出一个贯彻新《婚姻法》的典型，动员他与表姐结婚。于是他糊里糊涂地成了3个孩子的父亲，也糊里糊涂地成了典型。
在以后的45年中，他不仅要照顾多病的表姐，还要照顾3个孩子，终于把孩子们都抚养成人。两个大的孩子在外地，只有表姐最娇惯的小女儿在北京工作。不久，他的表姐去世了。在她病重时，女儿并不来看她，人一死，女儿来了，只是把母亲的东西都拿走了。这个名牌大学毕业的中年女人还盯上了他的房子。当她知道继父有了女友时，千方百计阻挠他们。背着老人，用很下流的语言侮辱继父的女友张女士。张女士终于忍受不了，伤心地去了美国。
后来老人得了很重的病，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病床上，连一个倒水的人都没有。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日子，让他从此特别恐惧生病。当张女士得知这个情况后，毅然放弃了美国的优越生活，回到国内来照顾他。现在，张女士年龄也大了，两个高龄老人生活在一起，都是一身的病，因而对疾病的恐惧更深了。
我到他们家中采访时发现：家里虽然很整洁，但简陋得像是30年前人们生活的房间——毕竟是两个疾病缠身的老人了。沙发还是20世纪50年代的简易沙发，厨房里连抽油烟机都没有。
“为什么不安抽油烟机呢？”我很奇怪。
“我们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我们有时也想添置点儿家具，可哪有力气啊！”
据一项调查表明，我国目前老年人年龄和收入成反比，即年龄越大收入越低。
年龄越大，自理能力也就越低，而其所面临的生活、健康方面问题也就越多。面对医疗护理及其他必需的家政服务费用的增加，使老年人尤其高龄老人忧心忡忡。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以基本工资为基础的退休金比退休前的实际收入大为减少，有些亏损企业甚至不能按月发放退休金和医疗费，因而老人们很难与其他社会成员共同分享到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成果而日益成为社会的贫困阶层。
与此同时，因缺乏与老年人群需求相适应的老年卫生保健服务体系，造成老人看病难的一系列问题：医院太远，看病过程太长，使体弱多病的老人无法适应；老人医药费负担沉重，加之又进入体弱多病阶段，医药费开支数额明显增加，得了大病更是不堪重负。
很多老年人经过一生辛苦劳作，省吃简用，都或多或少地积攒了一部分“老底”。但是，由于老年人工作生活的年代生活指数都比较低，因而积蓄也十分有限，所谓的“老底”实际上也并不丰厚，很难保证老年人安全地度过高龄老年期。
出于对疾病的恐惧，很多老人不停地到医院检查身体，生怕有了癌症或大病没有及时发现。还有不少老人每天都要吃各种不同的药，以为吃得越多，健康也就越有保证。在前些年公费医疗的时代，导致医疗费用大幅上升，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损失，从而也成为医疗制度改革的导火索。
我认识一位退休老人朱老伯，在社会全面进入医保前，非要到医院去做心脏造影。
他的两个儿子都在领导岗位，平时工作很忙。听说父亲要做心脏造影，着实吓了一跳：到了要做心脏造影的地步，可见父亲的病已十分严重！私下里内心十分自责：平时就知道忙工作，忽视了父亲，这下可好，老人一旦有个好歹，他们岂不后悔一辈子！
于是儿子们放下手头的工作，开始跑前跑后地联系医院，没想到医院里做心脏造影的人太多，竟然排不上队。朱老伯的儿子恰巧有一个是记者出身，出于职业敏感，觉得这个现象十分蹊跷，便去问医生：“难道现在得心脏病的人这么多吗？”医生颇不以为然地说：“根本就不是！好多人怕明年医疗制度改革后交不起那么多钱，所以都集中在今年年底来做。医院的工作量比平时多了几十倍！”
到了关键时刻，方显出“英雄本色”，儿子们终于通过各种关系为父亲联系住上了医院。那些日子，全家都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中，不知会“造”出个什么影儿来？儿子们家里、单位、父母处连轴转，忙得茶饭无心，平时还要在父母面前强作笑颜，特别是加强了对母亲的思想工作，生怕一旦“结果”出来，她会受不了。其实两个儿子精神已经快崩溃了。
结果终于出来时，全家都松了口气：什么事儿也没有！这时老爷子才吐了真言：“医生当初就说了，我这造影可做可不做。”这让倍受惊吓的儿子们简直不知该说他什么好！
类似这种情况，在北京享受公费医疗的老人中其实很普遍，我个人认为，很多老人是因为恐惧疾病而住进了医院，而非真正的器质性病变。
在南方某城市，还出现过更极端的例子。一位看了一辈子大门的老人，因为被单位用两万元买断了30年的工龄，竟出家当了和尚。过去真有灾有病，可以找组织，现在这2万元把这最后一条线也买断了。想想反正看病也看不起了，干脆割去一头烦恼丝，出家了。

老年悲歌来自老父老母的生存报告（7）

有人说老年期是人生的丧失期，不仅会失掉金钱，还会丧失配偶，更重要的还会丧失健康。正因为如此，这个年龄段，也是最容易丧失生存意义的时期。因此，在高龄老人中，心理疾患常常比生理上的病痛更多地侵扰着他们。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亲属，往往对他们生理的疾病还比较重视，而对他们心理的疾患却往往忽略了，而且常常贻误治疗时机。
我发现，有不少老人思维怪异，行为失常，特别是一些六七十岁的老年男性，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斤斤计较，不肯罢休；有的对一些不值得争论的话题，也火冒三丈，唠叨起来没完没了；还有的性情孤僻，沉默寡言，固执己见，多疑多虑。他们在生活中不仅与周围的人难以相处，而且与老伴或家人也不断冲突。有的老人退休后，情绪常常极不稳定，无缘无故就会跟人吵架，说不清楚自己到底哪里委屈，有的老人说“经常想大哭一场”。
在一家养老院里，就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仅仅因为自己所住的房间里被安排了新伙伴，就跑到院子里大吵大闹。护理员们像哄小孩一样哄他，还为他在床头安了一个布帘。结果，老人转怒为喜，为了那个新装的布帘高兴了好几天。人们之所以常形容老人是“老小孩”，是因为在一些高龄老人身上，会出现许多儿童的表现。
据专家介绍，老年人的这些“怪脾气”，与男性进入老年期以后体内的雄激素减少等生理变化有关。医学研究还发现，老年男性的“怪脾气”还与高血压及脑动脉硬化等老年疾病有关。这类患者，早期常常伴有头痛、头昏、耳鸣、失眠、记忆力减退等症状，而且情绪极不稳定，感情脆弱，精神抑郁，或痛哭流涕，或嘻笑激动。此外，有1/3的病人还会出现恐惧或多疑的心理，常常无端怀疑自己得了癌症或其它大病。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就可能导致智力衰退，情感渐渐淡漠，趋向于老年痴呆症。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患有高血压及脑动脉硬化的老年人，平时无任何自觉症状，但因突然受刺激发脾气，在大怒之下往往会发生中风，严重的甚至会危及生命。
2002年发生了一起令人瞠目的凶杀案，凶手是一位85岁的老人。这位85岁高龄的老凶手于老汉在杀妻之后，自杀未成自己先累得睡着了！宣判的时候，他拄着拐杖颤巍巍挪进法庭，即使带了法庭给他配的助听器，也连法官的问话都听不清楚！
根据《刑法》的规定，作为无生活自理能力的高龄罪犯，他原本可以监外执行。但是他因犯罪已不能享受原来的退休金，对于这样一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高龄罪犯，只好于判决宣布10天后生效之日让其入狱服刑。
——监狱只好把他养起来了！
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人们也只能从这个话都说不连贯的老人嘴里获知了。85岁的于老汉独自在家照顾99岁瘫痪在床的老伴儿李老太。老太太从未有过正式工作，老两口靠于老汉每月760元退休金生活。据说当晚，李老太把正在熟睡的于老汉喊醒，让他倒水，拿饼干。拿到水后，老太太又喊水凉，要这要那，让于老汉十分生气，于是他手持斧头和尖刀朝躺在床上的李老太猛击、猛刺。由于老汉年老体虚，对李老太尸检时身上28处伤口无一致命伤，是由于“创伤失血过多休克而死”。于老汉讲，杀死老伴后，他拿起菜刀想割脖子自杀。由于年老体衰，他割了两下只受轻伤，竟累得睡着了。次日一大早，醒来后的于老汉即投案自首。
据说这于老汉73岁才第一次做新郎，没有过子女。老太太和于老汉开始感情还很好，但近年来经常吵架。老太太有一儿一女，儿子从未来看过他们，女儿很少来，即使来了也是向老太太索要生活费，去年一次就拿走了老两口攒下的七千余元。今年初，李老太患病瘫痪卧床，生活无法自理。85岁的于老汉独自在家照顾瘫痪在床的老伴儿。
于老汉在法庭上听判决时还兀自喃喃：“我一直当宝贝似的宠着她，想不到她还这么气我。”他的思维几乎像一个儿童。
于老汉在杀死老伴后，用菜刀割颈自杀，后自言当时想法：“老伴儿也死了，自己又这么老，活着没意思。”
同是2002年，还发生了另一起因琐事发生争执，某老年公寓一位84岁的老人持刀将同室另一位86岁的老人刺死的悲剧。
据说那天中午，公寓服务员给212室的两位老人打饭，端着饭菜返回212室时，发现悲剧发生。公寓立即报警，民警赶到现场时，地板上满是血迹，民警协同120医护人员将倒在血泊中的老人夏某送往医院抢救，将行凶者李某带回派出所调查。受害老人被送往医院后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经查，现年84岁的李某系铁路退休工人。据介绍，李某脾气古怪，其老伴与子女都感到很难与其相处，两个月前，李某被家人送到老年公寓。受害者夏某，登记年龄76岁，但据了解，夏某实际年龄为86岁，因无儿无女，老人的外甥于一个月前将他送到老年公寓。
当时夏某在床上剪脚指甲，李某的饭碗正好放在两张床间的茶几上，李某说夏某不讲卫生，夏某开口反驳，两人因此而发生争执。生气的李某手持拐杖在夏某头部狠砸四五下，夏某被打昏，之后李某用一把水果刀刺向夏某。经法医鉴定，夏某头、胸、腹等部位刀伤多达17处，其中致命一刀刺伤了右肺叶，致其死亡。事发当晚，因涉嫌故意杀人，李某被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李某悔恨难当，老泪纵横。
这两件同时发生的高龄老人犯罪案件，让我想起多年前在《北京法制报》当记者时采访的一桩类似的案件。那也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与女儿、女婿一起生活。因一点生活小事与女婿发生口角，竟趁女婿在家中干活毫无防备之时，用利斧将其砍死。当他已近中年的女儿下班回家时，看到丈夫倒在血泊中，白发苍苍的老父亲被警车押走，顿时昏了过去……
一点微不足道的原因，就酿成血案，确实令人扼腕！高龄老人犯罪现象确实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这类案件常常不是因为社会因素，而是因为个人生理因素导致。根据医学调查，老年人心理障碍常常与他们脑动脉硬化有关，而由此导致的老年痴呆、老年精神病，又常常不被周围的亲人们察觉，因而一旦出现悲剧，人们往往猝不及防。

老年悲歌来自老父老母的生存报告（8）

在这个年龄的老年人中，还出现过更荒唐的事件。据四川在线2002年报道，一位退休老人, 不顾多年卧病在床的老伴，整日在外嫖娼，让儿女们脸面无存。当他的儿子说到这件事时激动得声音都发颤！
为了挽救父亲，儿子一家苦口婆心，从讲道理到进行经济制裁、行动限制，能想到的办法都用尽了。平时看到报纸上关于扫黄打非的报道，他们都会刻意放到父亲易留意的地方。每天给父亲限制回家时间：中午11点，晚上5点。除了买菜，不让父亲身上带多余的钱。为了证明自己痛改前非，父亲甚至出门不带钥匙，表明自己很快回家。然而“强制行动”只奏效了两三个星期，此后，父亲又故态复萌。工资也不交给家里。年近古稀的老人似乎还真的“爱”上了那个与自己长期有不正当关系的女人，有时冲动得要提了菜刀去砍与那个女人有关系的其他男人。
儿子一家为此倍受伤害，几乎成了惊弓之鸟：只要父亲没有按时回家，一家人就心神不宁。
他的儿子因为承受不了这种心理折磨，连工作都受到影响。他既担心父亲被公安机关抓获，又担心他染上什么病，还担心生病的母亲受不了这种打击。每次路过那些地方，他的儿子都不敢抬眼睛，生怕看见自己的父亲也在那里出现。为此，他的儿子甚至冒出了要杀死父亲或毒死父亲的念头。
一辈子老实本份，老了，却做出这种事儿，确实令人不可思议。撇开道德的因素不谈，我认为，老年人的荒唐行为，很多都与长期孤独或脑动脉硬化导致的心理障碍有关。在我多年的记者生涯中，也采访过一些类似的案子，其中有的是勤勤恳恳工作多年的老工人，他们晚年的荒唐行为让周围的人们不能理解。可能人们更多地关注老年人生理上的疾病，因为这是很容易发现的，一张化验单就能证明。而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心理发生的变化，人们却往往忽略了。
据调查，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患有痴呆症的已经超过了500万人，约占世界总病例数的1/4！其实，老年性痴呆症从轻度记忆与认知障碍，到最后的植物人状态，其过程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如果家属能细心观察、早日发现，就可能将病痛降到最低的程度。
2000年夏天，陪伴了张学良将军72年的赵四小姐，带着无限的依恋、无限的忧虑，撒手尘寰。刚过百岁诞辰的张学良一直坐在她的旁边，默默地握着她的手，很长时间不肯离去——也许我们谁都无法得知这位世纪老人此时此刻想的是什么，但我们知道，对于历尽沧桑的张将军来说，人生最大的悲剧也就莫过于此了。当时，一篇报道此事的新闻标题是：英雄美女，阴阳永隔。
人生有一种悲剧，是我们每个人都躲不过的，那就是丧偶。即使爱情再牢固、再“地久天长”，有一天也会被这个“悲剧”所拆散。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爱情，比我们所知的任何爱情故事都更打动我们，连铁石心肠的大特务头子戴笠，看到赵四小姐不顾一切地追随已是囚徒的张学良时，也为之感叹：“红粉知己，汉卿（张学良字汉卿）有福啊！”然而，这一对什么人也拆不散的情侣终于还是被死亡所拆散。很快，百岁高龄的张将军也步老伴的后尘而去。
——正是我们人类所具备的生物属性，使这一悲剧成为必然。如果说，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可以幸运地躲过战争、车祸、火灾等种种意外事故造成的悲剧的话，我们却无论如何也躲不开另一种悲剧——丧偶（只要你不是死亡的那一方），区别只是或迟或早罢了。而丧偶的悲剧最多、也最普遍的，恰恰是发生在人生最脆弱的老年期！
学富五车的郝御风先生，以善于研究和思考著称。郝先生不仅在学术上善于思考，在生活小事上也很喜欢思考。比如今天，他就遇到个研究不透的难题——他怎么也无法将挂面下到锅里。水烧开了，他拿着一把挂面琢磨了半天，平着下吧，挂面的长度大于锅的直径，显然不行，竖着下，又有挺长一段露在外面——老先生颇费周折地从各个角度尝试了一下都不行，于是叹了口气，只好作罢，饿着肚子等女儿回来。
郝先生是西北大学中文系的主任，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20世纪30年代在国内就颇有诗名。1971年夫人病逝，在家里从来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他，一下子就陷入困境。为了照顾他，女儿每天一大早就要从自己家中赶来，先服侍他吃完早饭，又为他做好午饭，再急匆匆去上班。可老人家每天中午热饭时，不是把饭烧焦就是把炉子弄灭，总是十分狼狈。有时女儿太忙，中午来不了，怕老父亲饿着，便买了一些挂面让他自己下着吃，却怎么也想不到这些年母亲把父亲惯得竟然连挂面都不会下！
在老伴去世的那段时间里，郝先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公园里度过，一天又一天徘徊在铺满落叶的林间小路上。一方面，他不愿成为儿女们的负担；另一方面，他与儿女也无法像与老妻那样沟通。一辈子琐琐碎碎、磕磕绊绊就这么过来了，而这琐琐碎碎构成的一切想起来就让他觉得无比温馨，这一切一瞬间就随着老妻的去世而坍塌了。形只影单，瑟瑟秋风更在他心上添了一份凄凉。他长时间地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消磨时光，渴了上茶座喝杯茶，饿了上小饭馆充饥，没有多久，他便也随夫人去了另一个世界。
同在西北大学中文系任教的费秉勋教授在谈到丧偶时说：老辈文人多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生活不会自理，但往往又得遇贤妻，衣食住行把他们侍候得妥妥贴贴，而且顺其心思行事。这样，他们在贤妻面前就成了孩子，贤妻对他们来说就成了“母亲”。在生活方面他们始终长不大，对“母亲”就终生离不开。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写朱先离开人世之前，对妻子喊了一声“妈”，实在是深刻绝妙的一笔。

老年悲歌来自老父老母的生存报告（9）

过去人们说，人生的三大不幸是少年丧母，中年丧妻，晚年丧子。对中年人来说，即使丧偶,那份恩爱也毕竟还没有经过太多岁月的沉积，生离死别之时的痛楚也没那么刻骨铭心。如果说人生真正的悲剧的话，现在应该说是晚年丧妻。在我曾经住过的北京团结湖街道，有这样一个真实的例子：有一对老人，相依为命地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老太太去世后，她的老伴整天抱着骨灰盒过日子，每天对着骨灰盒又哭又说。他把老太太去世前的最后一次大便用纸包起来，留作纪念；还非要把老太太最后一次小便也喝了，幸亏让机灵的小保姆给换成了桔汁。
我们很少看到描绘老年爱情的作品，因为老年人常常被人们忽略，包括他们的感情方式。人们也总觉得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不过就是个伴儿，既不浪漫，也谈不上刻骨铭心。可是人们在这里却大错了！几十年的相濡以沫，会悄悄积淀下一种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平时淹没在琐碎的生活中，只是在丧偶的一瞬间才会爆发出来，给人以致命的打击。
这些年，由于居住条件的改善，城市老年人多与子女分居，住进单元楼房，生活中真正相依为命的只有老伴儿。我在采访中发现，丧偶给老年人带来的打击常常是致命的，而一旦老年人不能从丧偶的悲剧中走出来，时常引起连锁反应，导致更大的悲剧。
很多人在丧偶后，最怕见亡人的东西，人亡物在的那种悲凉，锥心刻骨。而钱老太却恰恰相反，她每日把自己关在她和老头儿生活过的这间屋子里不出来，她身边摆满老伴儿的东西——这可急坏了儿女们。
她不指望孩子们能理解她，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理解她的也只有一个人，而那个人已经去了。只要在这间屋子里，她就觉得他还在她身边，还能看到他进进出出的身影，还在与她无休无止地商量儿孙们的琐事。这里有他的气息，有他的声音，她只有在这里才能感觉他真实地存在过。
儿女们觉得无论如何不能让母亲再这样下去了，惟一的办法就是让她离开这个熟悉的环境，也许慢慢就淡忘了。女儿想出种种招数，终于把老太太接到自己家。那边儿子则闪电般带装修队进驻，三下五除二，把房子整个儿变了个样儿，想给母亲一个惊喜。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当母亲站在这间装修得既阔气又新潮的房间面前时，没有一丝喜悦，人却陡然蔫了。对于她来说，惟一支撑着她还能活下去的那个环境没有了，她什么也没说，又一次把自己关在房里——她自杀了。儿女们只好忙不迭地将她送进医院。
让儿女们心惊肉跳的是，对于他们的作法，她一句埋怨都没有。假如她发脾气：你们为什么不经我同意就装修？！他们也许心里塌实点儿。可老太太就是不说话——哀莫大于心死。从那以后，她开始不在家里呆着了，而是天天到老伴儿的墓去，风雨无阻。她一定要呆在她认为离老头儿最近的地方，她有好多话要对他说，倾诉，成了支撑她生命惟一的方式。谁劝也没用。
然而，风烛残年的老人根本经不住这么折腾，精神上的打击加上过度疲劳，她很快就因急性胰腺炎等多种疾病住进了医院。在采访中，女儿哭着对我们说：“没想到父亲这一走，我们好端端的家就变成这样！母亲眼看就不行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了！”
女儿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父亲去世的一年多时间里，母亲先后6次自杀，她几乎没睡过一天安稳觉，和嫂子轮流守着母亲，生怕再出意外。家中的变故加上过度疲劳，使原本身体就不好的她患上了严重的肾衰竭，基本上已经无法照顾母亲了。他们兄妹三人，一个哥哥在外地，一个哥哥下了岗。哥哥要生活，要养活一个正上高中的孩子，为此，只好去摆摊儿。现在她也病成这样，哥哥只好时时放弃生意来照顾母亲。儿女们的困境不敢告诉母亲，怕她再寻短见。实在没有办法，只能将外地的哥哥叫回来，而重病的母亲却对风尘仆仆赶回来的儿子说：“你们不用来看我，替我去看看你父亲吧。”
在采访中，重病的女儿告诉我，他们所有的办法都想尽了：把母亲单位的老姐妹们叫来劝，母亲却说：“我和你们的情况不一样。”一句话就把人家挡回去了。找母亲原单位的领导，领导十分为难：我们对老干部都是定期看望的，可是……找医院的大夫，大夫们也束手无策：我们也是尽心竭力了，我们治得了身体上的病，治不了心理上的病。于是，儿女们又去找心理医生……
死亡的阴影笼罩在这个家庭中，谁都不知道下一个悲剧什么时候发生。一个老人的去世，不是一个家庭的毁灭，而是儿女们的几个家庭陷入绝境。
据中国老龄科研中心1992年的一次调查，中国60～64岁的城市低龄老人丧偶率为16％，农村为20％。而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城市为63％，农村为76％。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群体的丧偶率也呈大幅上升的趋势。中国人民大学的穆光宗博士在谈到老年丧偶时说：“空巢化、高龄化再加上丧偶，会使老年人的生活雪上加霜，更加孤独无助。而这一点过去一直很少引起社会的关注。”
老年人怎样从丧偶的悲剧中走出来重新找到生活的支点呢？
北京大学的郭崇德教授认为：对丧偶老人应提倡再婚，重新寻找生活伴侣。据郭教授调查，城市老人丧偶后想再婚的还是多数。为此，一些社会机构也成立了专门的老年婚姻介绍所。
我在采访中发现，确实有一些老人再婚后走出丧偶的阴影，重新获得了幸福，但从整体上来说，老人再婚一方面成功率不高，另一方面，再婚后离婚的比例也比较高。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子女干涉。某市的民政部门1999年上半年调查了1811位有再婚愿望的老人，因子女强烈反对而未能结婚的竟占78％。
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的子女干涉父母婚姻大多不是出于传统观念，而是由于房子、财产等因素。有一位老人再婚时，子女们百般阻挠。当她因病住院时，子女们情急之下决定采取“逼宫”的手段，逼迫病重的母亲立刻把存折交出来，让他们拿去公证，免得母亲一旦去世“便宜了那个老东西”。还有的老人再婚后为不与子女冲突，只好悄悄到别处租房，却仍然被跟踪而至的子女将继母的东西扔出门外……
老局长觉得自己就像《平原游击队》的李向阳，与儿女们玩起了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战术。儿子一回家，他就退守到长春的新老伴儿家，好不容易熬到儿子出国了，他才敢携新夫人回北京——这毕竟是他自己的家呀！过去当八路时跟鬼子打游击，现在这老把式竟跟儿子玩了起来！
自从老局长宣布说要找个新老伴儿以来，家里就开了锅，连家中的辈份儿似乎也乱了套，儿子成了家长，话儿也撂在那儿了：这事儿你就别想了。老局长心里忿忿的：敢情你们都有自个儿的事儿，所有的寂寞都让我自己扛！追求幸福也是我的权力呀！
有好几次，老局长的对象来电话，儿子先用严厉的目光扫一眼父亲，然后家长般拿起话筒，只要是女的，马上毫不客气地说一声：不在！电话“啪”地挂了。老局长若怯怯地问是谁来的，回答也颇不耐烦：你别管！这一招还真管用，愣让他给搅黄了好几次。逼得老局长没办法，只好在长春找了个对象——把根据地转移了！
不过老两口这日子也过得忐忑不安：不知哪天，“胡汉三”杀回来怎么办？

老年悲歌来自老父老母的生存报告（10）

王老太快60了，这辈子也够苦的。老伴在15年前就去世了，她用中学教师那份不高的薪水，将两个儿子抚养成人并供他们上了大学，毕业后儿子们都在深圳找到了令人羡慕的工作。于是，她开始一个人在老家过起了形单影孤的日子。5年前，大儿子的孩子出生，王老太顺理成章地来到深圳，成了儿子不化钱的保姆。如今，5年过去了，两个孙子都在她的照看下长大了，进了幼儿园，老太太的日子又轻松了起来。后来，大儿子的单位又分了一套房子，他们一家三口搬到新房去了，王老太便又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
忙碌了这么多年，王老太已经不适应这种孤家寡人的生活，整天在屋里发呆。两个儿子还算孝顺，时常给母亲送钱送吃的，只是，他们总是显得很忙，常常一两个月才能与母亲见个面。老太太一个人呆在家里，一连几天都没人说上一句话，身体也不如以前健康。老家的表妹来深圳做客，看到她的情况后，颇为她担扰，建议她走出封闭的环境，多参加一些老年人的活动。在她的鼓励下，王老太每天清晨来到荔枝公园，加入了老年秧歌队。很快，她就和伙伴们混熟了，每天有了事做，生活也有了规律。
扭了半年的秧歌后，王老太像变了个人。她终于想明白了，她应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生活。很快，她与同住一个小区的单身老汉林老伯产生了感情。这位林老伯的老伴在两年前去世，他现在一个人生活，但女儿就住在隔壁，照顾得更多一些。林老伯虽然比她大5岁，但身强体壮，为人热情，时常上门帮助她干一些换煤气罐之类的力气活。而她也时常做些好吃的饭菜，与他一同分享。有时，林老伯的女儿一家外出了，她还上门帮他打扫家里的卫生。
秧歌队的一位老大姐见他们两个你有情我有意，便给他们牵了个线儿，于是他们约定先回去与儿女商量，然后选个日子把婚事办了。——这事还不简单么？
当天晚上，林老伯对女儿说了自己想娶个老伴的想法，女儿女婿听后一脸的惊诧：“结婚后你若与她合不来怎么办呢？那后果有多严重，你想过么？”林老伯说：“她人很温和，对我也好，我们会合得来的。”女儿不屑地说：“我看还是不要结婚的好。你这么大岁数了，还扯这个干什么？”林老伯听了这话，生气了：“你们年轻人是人，我们老年人就不是人么？”父女不欢而散。
当天晚上，王老太也打电话叫来了两个儿子，说了自己想再嫁的打算后，两个儿子相互看了半天，一脸的不解：“我们每月都给你那么多钱，你不愁吃不愁穿，还想怎么样呢？”看着两个儿子都沉着脸皱着眉头，王老太知道他们不会同意她再嫁，她有些伤心地说：“你们的父亲去世时，你俩都只有十来岁。这么多年来，不少人劝我再嫁，可我担心你们受气，就一直一个人带着你们过。那份艰辛，你们是不会理解的。现在你们都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生活了，可你们有没有为我想一想，我每天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你们每月虽然都给我钱，可钱能换来一个人生活的快乐吗？”听了母亲的述说，两个儿子不好再说什么，表示会尊重母亲的决定。
第二天早晨，王老太晨练刚回来，两个儿子就来了，他们回去与妻子一商量，都改变了主意：“妈，我看你还是别再找人了，你如果觉得孤独，就搬过去同我们一起过吧。”见母亲没有言语，大儿子开导道：“你这么大年纪了，如果再结婚，不但会让人家说我们当儿子的不孝，还会带来很多麻烦，比如房子问题了，财产问题了，那个老头子以后的赡养问题了，都很让人头疼。”瞧，儿子想得多远！
王老太知道：感情是无法同亲情抗衡的。于是，她伤心地来到林家，想向林老伯说声抱歉。一进家门，见他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就什么都明白了。两人面面相觑，最后只是一句话：“来世有缘我们再相聚吧。”
为了争得婚姻自主，广州的一些老人竟把养老院作为 “私奔”之处！有一位高级工程师，老伴去世后，他与一位原来的女同事有了感情，可将“准老伴”带给儿女“过目”时，却遭到晚辈一致否定：都这么大年纪了，这不让人看笑话吗？晚辈难堪呀。为此，老人家大病了一场。与“准老伴”商量来商量去，只有“私奔”这一条路了：老人家先住到养老院去，为避人耳目，“准老伴”每天下午4时才悄悄溜到院里看他，像地下工作者一样。不久，“准老伴”也按计划入住养老院，有情人方成眷属。
在父亲弥留之际，儿子们都以为他们的孝心可以让老人从容离去了，没想到老人却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吐出了心中的怨气：我这辈子就是听了你们的话，一直苦熬着，没找老伴，你们哪知道这些年我的苦处哇！
儿女们面面相觑：如果他们当初尊重了父亲的意志，有个老伴照顾他的话，也许他们至爱的父亲会活得更长一些！——可这世界上有后悔药可卖么？
当年黄老汉妻子去世时，最小的女儿还未参加工作，有女儿的照顾，黄老汉没觉得太孤独，生活也没什么不便。女儿结婚之后，麻烦就来了，生活中所有的事都需要自己料理了，而且，偌大的一套房子，就只剩下他一个人，形只影单不说，他连打扫的心气都没有！于是他几次对孩子们说了自己想再找老伴的想法，但几个孩子都反对：不就是没人照顾么，找保姆吧！
偏巧找的这个保姆还特别“敬业”，除了干活，一句话不多说，让老想找话说的黄老汉颇为尴尬：她别是以为我有什么企图吧？
于是不久后老人再次召集孩子们开了一个家庭会，又提出找老伴的想法，但孩子们还是难以接受。他们不明白：老爷子都这个岁数了，还整这事儿干吗？面对孩子们的反对，老人只能再次放弃找老伴的念头。
几番较量之后，黄老汉终于死了心，孤零零地生活了近20年，直到去世，才敢吐真言。

老年悲歌来自老父老母的生存报告（11）

一位在北京东城区某老年婚姻介绍所工作的女士说：有一位丧偶的女教师，女儿非常支持母亲再找一个老伴儿，于是这位女教师勇敢地走进了老年婚姻介绍所。可他们给这位教师介绍了3个对象，她却结了3次婚都离了，每次都因为对方子女干涉。这位红娘最后的结论是：“我从事这个工作8年了，我觉得，老人再婚后还是离的多。”
我在采访中也遇到这样两位高龄的丧偶老人，未婚同居已经3年了，感情非常好，但老人们告诉我：他们不“敢”结婚。这让我颇为震惊：都什么时代了，婚姻还不能自主？原来他们只要一结婚，儿女们就会打上门来，让他们不得安宁。儿女们怕父亲的房子落到别人手里——父亲是否孤独无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那套价值20多万元的房子！他们老了，一身都是病，经不起子女们的折腾了，于是两位老人只好采取同居这种他们自己也感到挺难为情的事儿。
其实，老年人找个情投意合的老伴并不容易，即使没有子女的干扰，也很难突破自身的局限而找到合适的伴侣。因为老年婚姻常常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年龄、疾病、经历、住房、经济条件，任何一个在年轻恋人们眼里不是事儿的事儿，都会成为老年婚姻的障碍。老年人再婚时功利性的考虑往往很多，可能就是因为对方的某种疾病，就能让老年人犯嘀咕：我得侍候他多久啊？越是高龄，健康越成为择偶的重要因素，因而老年人择偶的成功率很低。
所以，一方面老年再婚成功率低，另一方面，再婚后离婚率又十分高。一些专家认为：“对于高龄老人来说，再婚未必是一个好的选择。”于是北京有许多丧偶老人再次找到合适的对象时，常采取不结婚而同居的方式；一则可进可退，二则免受子女骚扰：别看一纸婚书只是个形式，但只要一办，财产问题就来了——正如穆光宗博士所说：涉及家庭经济资源再分配，纠纷就来了。
除了再婚之外，孤独的老人们还有别的路可走吗？
她还清楚地记得他们是1950年4月28号从河南调到北京的。丈夫当时在中央警卫师工作，任务就是保卫中央首长。那年，家还没安顿好，丈夫就上了天安门，参加五一劳动节的保卫工作。多少次，丈夫匆匆离开她：快给我准备衣服，我要随首长出差！可这一次，他不是出差，他永远地走了！
天，一下就塌了下来。
将近半个世纪共同生活的日子里，尽管聚少离多，但她一直就生活在他的呵护中。每当他从外面出差回来，总是第一个来到她的床前摸摸她的额头，看她发不发烧，问寒问暖；退休后，因为她身体不好，连上早市买菜都是两人一起去，他不让她拿，连根儿葱都不让她提，他是男人，他觉得这都是男人该做的。从年轻到现在，他一直这么呵护着她，照顾她成了他的天职，就好像对待他的工作，从不懈怠。
1994年9月，公安部给老干部体检，说他脾脏有个囊肿，住院仅3个月，丈夫就去世了。她根本无法接受这个打击：他平时身体一点儿毛病都没有啊！
临终的时候，她跟他商量：“你还有什么要求？走的时候穿什么？”他很平静地说“我干了一辈子保卫工作，就给我穿一身军装吧。”
她忍住悲痛问他：“你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这时，她看到他眼里突然闪出泪花，动了感情：“我就是觉得对不起你！你身体不好，我走在你前头了，不能照顾你，把痛苦留给你。我就是不放心你呀，有一件事你一定要做。”说着，从枕头底下拿出一张纸，那是他在住院期间，从病友和医生那里了解到的3个治胆结石的偏方，给了她：“你一定要试试这几个方子。”说完，才合上眼睛。
她扑在他身上哭得死去活来：这就是她的丈夫！在病情急骤恶化的时间里惟一想的只有她。她平时就有高血压，这时血压一下就升到二百多，她一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后来，她回到家，清理丈夫的遗物。过去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丈夫管着，她从不操心，而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依靠了，以后所有的事都要她自己操心了，这时她才发现，他们所有的存折上都是她一个人的名字。
在那以后将近半年的时间，她老是生活在幻觉中，老是听到丈夫说：“明天我要随首长出差，把我的毛裤准备好。”她急急地把他的毛裤拿出来，才想起他已经不在了，顿时泪如雨下。她只有一遍又一遍摸着这曾经有他体温的毛裤。恍惚中，总觉得他又出差了，不定哪天就回来，想着给他留吃的，想着给他找他换季的衣服，甚至晚上给他留门……
我们在采访她的时候，她说：“老伴儿去世半年到一年的时间，真是见花花落泪，看鸟鸟伤心，看什么都是悲悲切切的，怎么也解脱不出来。天天就是看他的照片发呆。”女儿看她这样，怕她想出病来，就把她带到了杭州。她没事儿时出去遛弯儿，人家同她打招呼：“看女儿来了？老伴怎么没一起来呀？”一句话，犹如当头一棒，她竟连话也回不出来，赶快跑回家，回去以后就不下楼了。她不愿出去了：看到别的老人两口子相互搀扶着无话不说，她也受不了。女儿看到她这样，开导她：“你那么爱读书，就看书吧。”她听了女儿的话，每天读读书，觉得好一些，就回北京了。可一回到熟悉的环境中，触景生情，又陷入悲痛中。她不断地问自己：我一辈子尽做别人的思想工作了（她退休前是某国营公司的党委书记），难道就做不了自己的工作？
她想：“老伴儿临走前就让我注意身体，我得走出来，得按老伴儿说的去办。”她下决心把丈夫生前的东西都从墙上摘下来，一件一件收起来。她要改变一下环境，不再去碰心里的伤疤。她要好好活着，这是老伴儿最后的愿望。
她觉得，要从丧偶的悲痛中走出来，首先就是不能封闭自己。她开始到单位里过去要好的朋友那儿走走，和几个丧偶的老姐们聊聊天，谈过去一起经历的荒唐事、可笑的事。几个人还买了通票，满北京一起去玩儿，互相开导，慢慢的，还真就想开了。她还参加了老干部读书会，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
过去，她和老伴儿都爱旅游，现在老伴儿不在了，她开始让自己习惯一个人去旅游。她以杭州女儿家为大本营，把周围的景点转遍了。她还决定以后每年旅游两次。当她忘情于山水之中时，会觉得自己太渺小了：生生死死本是人生的必然，以生与死这种必然来折磨自己实在没有必要。她到蒋介石的故乡溪口旅游时，女儿让她坐轿子，她觉得很可笑：“我是共产党员啊，怎么可能坐轿子？”女儿笑她：什么时代了！坐轿子又不是旧社会的官太太，不过是一种体验罢了！她想想也是：人生说到底不过是一种经历，在生命中沉淀到最后的，不是别的，恰恰只是经历带给人的感受。于是她生平第一次坐了回轿子。
大悲大喜之后，常常是大彻大悟。感悟人生，需要智慧，点点滴滴的心得、感受都化作了她的日记，几年间她整整记了6大本！过去跟丈夫说的，现在跟日记说。不经意之间，也是熟能生巧，倒把文笔给练出来了，这些年，她还在《东城老干部报》上发表了28篇文章。

老年悲歌来自老父老母的生存报告（12）

我在采访中发现，她真的是走出来了：她的衣柜里有很多时装，适合各种场合穿的衣服都有。她还写了一本书，自己出钱印的，只印了10本，在亲友们中传阅，封面是外孙女设计的，题目是：3个娃娃的成长。写她的3个孩子。3个儿女每人写了6个故事。她的生活又开始变得有滋有味。
丧偶，无疑是人生的巨大悲剧，也是人生的一个关键路口：你下一步往哪走？这不仅是要从感情中走出来的问题。因为失去生活中另一半的支撑之后，你必须重新安排生活。专家们认为，丧偶老人一般在半年到一年半的时间之后，大多能解脱出来。悲痛，是必然、也无可厚非，然而悲痛过后需要的是理智——选择的理智，因为后面的路会更难。
医学专家对2500名老年丧偶者的研究证明，丧偶半年之内是老人的高死亡危险期。医学专家发现，这期间的免疫功能竟然只有其他时间的1/10，而居死亡首位的疾病是心脏病和中风。
专家们认为：老年人长期孤独寂寞，会带来一系列的生理和心理疾病，比如胃肠系统、心血管系统以及身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同时，由于孤独而缺少亲人周到细致的照顾，许多老年人本可以及时发现治疗的疾病却错过了治疗的最好时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很多老人一旦丧偶，就基本上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除了子女偶尔来看看以外，与社会的各种联系基本都断绝了，如同现代鲁滨逊，对老人十分不利。如果条件许可，应尽可能为老人创造一个相对社会化的生活环境。
目前，北京已经出现老人自动组织起来的、非婚姻的家庭，这些老人共同购买一个院子，共同出资雇请3个保姆照料生活。还有几个有亲缘关系或者是朋友的丧偶老人生活在一个单元房里，互相照顾、互相帮助。也有一些老人采取不婚而同居的生活。专家们认为：家庭、社会都应对老人的选择持更宽容的态度，与此同时，尽可能帮助丧偶老人走出心理危机状态，应该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西方一些国家的作法也颇值得我们借鉴，他们为丧偶老人设立专门的救助机构，如老年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对丧偶老人提供心理上的援助和生活上照料。目前，我国天津也专门成立了帮助丧偶老人的聊天站，使丧偶老人及时得到各方的救助。
社科院的陈云女士提出，对老年人的关怀和服务应有差异性。不仅仅是成立救助机构，更重要的是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住宅。她所在的社科院，很多老人的子女在国外。这些老人丧偶后更加孤独，子女只好把他们接到国外。但老人在国外很难适应，由于语言障碍连电视都看不了，反而更苦闷，过一段时间后只好回国。进入高龄，老人连探亲也不愿去了。这部分丧偶老人既不能与子女在一起，身体又大多有病，他们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社会能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住宅，使他们这些有相同境遇、因而有共同语言的老人们能择邻而居，互相帮助。
人生本是无常，赵四小姐与张将军牵手72载，也终将一别，何况我辈凡人？说到底，人生最大的悲剧，不是失去，而是从未得到过，因为失去是迟早的事；经历过，爱过，也就此生无憾。像年轻人说的：曾经拥有，足矣！ 对于老年人来说，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惯看秋月春风”之后，最终走入的便是白发渔樵的境界：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近年来，有两个文化现象引起我的注意：一个是1998年春节晚会上，一首歌词平实得像聊天一样的歌曲引起轰动，这首歌的名字就是《常回家看看》。这首歌让人们于不经意间想起我们这个民族传统的孝道。另一个文化现象就是在2002年颇为叫座的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这一部近一半内容都是表现离休老人石光荣退休回家无所事事，郁闷中四处发泄怨愤的电视剧，何以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鸣？
据歌手陈红说，她唱了这首歌后，有的老年人拉着她的手连声说这首歌唱出了他们的心里话。然而，被这首歌所震撼的不仅是老年人，还有很多中年人、青年人……
从文革结束后的二十多年间，能被人们普遍传唱的歌并不多，人们能记起来的大约只有《十五的月亮》《小芳》《血染的风采》等几十首歌，像《常回家看看》这样既没有涉及爱、也没有涉及死的歌曲能引起轰动，应该说是一个奇迹。
——如果我们不缺少亲情，我们还会被这首歌所震撼吗？
据某报以抽样方法调查的上海市老人中，子女与老人不交谈的占23.26％，较少交谈的占40.39％，而经常交谈的仅占35.81％。这些数据揭示出一个事实，超过半数的家庭忽略了老年人的精神需求。
《常回家看看》说出了很多老人的心声：他们要求并不高，只需要儿女常回家看看，仅此而已！
而2002年在全国各大电视台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则让大多数坐在沙发里品味这部戏的人，都回想起自己所经历的那个激情年代。在今天这样一个商业气味十分浓重的时代氛围中，那个年代的那种朴素的激情也许显得弥足珍贵。
但我始终想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吸引着人们的目光，也许我的心理与当年错失了这部电视剧的央视负责人是一样的？这部戏究竟表现了一种人性之美，还是一种包容在历史硬壳中的一个干核？石光荣的性格是一种令人向往的激情还是一种古怪的偏执？这部电视剧的近一半内容，是石光荣退休回家后因无所事事，郁闷中四处发泄怨愤的无奈。
应该说，从文学的角度来谈人物性格的塑造，这部戏是相当成功的，石光荣退了那么多年了，他说话的口气、语气还始终脱不了“师长”的影子，极为生动地再现了某种时代特征。但如果说到“激情”，我却在这部戏中找不到多少影子，我无法想像离休后的怨愤与激情之间的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其实，这部戏的后半部分更像是一部老年问题的片子。
不过，如何评价一部戏，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与我想说的事情无关。我关注的是：一部关于老年人题材的文学作品何以能引起如此轰动？这倒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不久前我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河南安阳市古稀老人吴某守寡38年，含辛茹苦将三个儿子抚养成人并都成了家，三个儿子生活均比较富裕，但老人到了晚年，却连个住处都没有。分家时口头协议，她只住三儿子院里的两间房子，等老人去世后，房子归老三所有。后来老三借口翻盖房子，让老人搬了出去，到三个儿子家轮流住，一家一个月。三个儿子、儿媳都把老人当成累赘，都不愿老人在自家住。老人只好找村支书来调解，甚至跪在地上哀求，三个儿子还是不答应。老人终于绝望，便当着三个儿子的面喝农药自杀身亡。后来老三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另两个儿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和一年。
类似的故事在农村可能并不鲜见，但在城市里这种情况却并不多见。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城市人，在道德理念上虽然没有刻意追求传统的孝道，但受文化程度的影响，加之经济条件也相对较好，一般对老人的照顾也更好一些，然而在今天，传统的孝道也给我们所有人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

老年悲歌来自老父老母的生存报告（13）

左邻右舍都管刘老汉叫“日本老头儿”，当面叫他，他也不恼，好像是默认了。
刘老汉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在日本，据说要把老爷子接过去。老人每天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邮递员送信的时候等在那里，就是等信这件事每天支撑着他的生活。后来，他索性不让邮递员送信了，天天跑邮局自己去拿，跟邮局的人都混了个脸儿熟。人们都知道他在等儿子的信，也都知道儿子要带他去日本享福。
儿子刘新曾经是个警察，后来托朋友关系去了日本。没有任何特殊技能的他只能靠打工谋生，艰难可想而知。然而即使再难，也不能让84岁的老父亲知道，每次写信只是报喜不报忧。前两年回国，一进家门，家中的情形让他愣住了：马桶坏了，厕所里积了一周的大便；地上的尘土积了很厚；老父亲已经不能给自己做饭了，全靠邻居和居委会做一些吃的送来，有一顿没一顿的……问他为什么不打电话叫房管所来修马桶，才发现老父亲手抖得已经打不了电话了！四十多岁的汉子不禁流下了眼泪。
刘新真是左右为难，自己一人在日本尚且艰难，他有多少精力再去照顾几乎离不开人的父亲呢……然而，他还有别的选择吗？刘新回日本后迅速为父亲办好了探亲的一切手续，再次回到老人身边。
谁都知道老人要走了，新理了发，新做了棉袄，平日落寞的脸上也有了笑容。房子也与居委会签了合同，由居委会代管。老人并不知道儿子内心的忧虑，高高兴兴与邻居们告别，随儿子上路。
到了机场的一刹那，老人却突然变了卦，死活不肯走了，刘新怎么说都不行——终于他跪在了老人面前……
说起这件事，居委会主任叹道：“咳！也是四十多岁的老爷们了，就那么哭着走的！”
人们不解地问：怎么不跟儿子走呢？老人愤愤地说：“什么儿子！我没儿子！”谁也不会想到，在等待和思念儿子的漫长的时间里，他渐渐对儿子的孝心和动机都产生怀疑，不再相信儿子了。不少老人都说：小人儿理解不了大人，大人理解不了老人。代际之间似乎永远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父母在不远游”的祖训早已被人们遗忘了，这些年一直不断的出国潮，把老人们的子女撒向世界的各个角落。即使生活在一个城市中的子女也被生存竞争所困扰，难得有时间聚在父母身旁。于是这首《常回家看看》适时地触动了我们心中那渴望亲情的角落……
要说赵先生不是孝子，那可真冤枉他了。可他感叹地说：“我真是理解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年近50岁的赵先生是一家企业负责人，工作上的事就够他操心了，而家里就更不让他省心。他与爱人双方家里有4个老人，都是年近古稀，需要人照顾，尤其是自己的父母。赵先生兄妹3人，一哥一姐均在外地，照顾老人的担子自然落在他身上。
他的母亲5年前患老年痴呆，父亲也有高血压、冠心病。这些年，赵先生没有歇过休息日，逢到周末就从石景山区跑到东城区去看望父母，平时也是随叫随到送老人看病，为老人买药。老这样难免影响工作，为了更好地照顾老人，赵先生一狠心，自己要求调到下属一分厂搞行政。什么前途不前途的，能把家里事周转开就不错了。
有人出主意：“为什么不把老人送养老院啊？”赵先生无奈地说：“老人不同意，家里人也不答应啊。”从母亲患老年痴呆那天起，赵先生就想过这个问题，可刚一流露出这意识，老父亲先不干了：“有儿有女的，让我们上敬老院，亏你说得出口！”接着，收到老父亲告状电话的大儿子、大女儿，也向赵先生兴问罪之师：“就你在老人身边，可别给老赵家丢人！”
没办法，只好四处找保姆。如今这保姆也不好找，人家宁愿带小孩也不看老人。最后找到一个年已50岁的四川妇女，总算是老人身边有人，饿不着冻不着，有什么事情就打电话找赵先生。好几年过去了，如今母亲已经去世，剩下老父亲依然靠保姆照顾。说到这点，赵先生颇为感慨地说：“我累一点无所谓，但我觉得我的父母晚年也根本没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只是活着而已。”
前不久，一位老妪上书法院，状告儿女不孝。经调查，儿女们专门为她购置了公寓房，并为她雇了保姆，衣食丰足，出行方便，并无任何虐待的痕迹。问其告状的理由，她直言，无人和她说话，太孤独了，希望儿女们和她生活在一起。
做儿女的,实在也不明白老太太到底还想要什么?衣食不愁,还怎样?比起那喝农药身亡的农妇来，不知强了多少倍！那“说话”就那么重要？
——对了！就那么重要！
其实, 在今天这个物质已经很丰富的年代，对于消费相对较低的老年人群来说，缺少的更多是心理需求，而不是物质需求。

老年悲歌来自老父老母的生存报告（14）

有报道说，北京市2000年6000件民事纠纷中涉及老年人生活的有600件，其中，最多的是精神赡养纠纷。上海某大学社会学系曾到一个街道对家庭代际关系做调查，结论是：老年人与下一代不和睦的约占29.5%，一般化的占29.5%，和睦融洽的占41%。
调查表明，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如今，老年人对赡养有了更高的要求，已经从过去的“只求温饱”跃升到“精神层面”。
一方面，今天的年轻人在生活和工作中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和挑战，需要时间去“充电”，需要花费比老一代人更多的精力参与竞争，身心疲惫，精力透支，对老人“奉陪不起”；另一方面，很多老年人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方式，与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差异越来越大。一个闲，一个忙，一个要人陪，一个没时间陪，于是矛盾就产生了。人到老年，他的社会性或者说他们与社会连接的纽带，很大一部分赖于子女了。而子女们呢，又常常是有心无力，他们理解不了老人们对“说话”的渴望，就如同忙碌的人理解不了孤独的含义一样，他们理解不了一个人的社会性对于人的内心来说，是多么重要的需求。于是老人们发出“日子越过越好，心情却越来越糟”的感叹。
在这种情况下，心理状况本来就十分脆弱的老年人，很容易发生变化，如情感脆弱、容易灰心等，而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心理排解和抚慰，便会导致老年痴呆症等各种心理及生理疾患。有的老人对我说：“我把儿女带大了，又把孙子带大了。现在他们不需要我了，都不理我了，我还不能说他们不孝顺，赶明儿他们知道了，就更不孝顺了！”
有的老人说：“这厂子是我当年建起来的，现在他们连看也不看我。”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需要照顾的老年人日益增多，在生活节奏日益紧张、工作竞争更加激烈的今天，传统的养老方式面临巨大的挑战。特别是独生子女这一代人成年后，他们的生活压力就更大，要求他们用传统的方式为父母养老，就更加成为一个难题。很多人认为：让我为老人花点钱不难，可让我抽出大量的时间陪伴老人的生活实在是难以做到。
一位中年妇女曾对我说：我母亲88岁过世了，我真是非常爱她，但她走了以后，我们几个孩子都松了一口气。不是我们不孝顺，实在也是折腾不起了，在她生病期间，我们请了6个保姆，哪个都干不长。那些年轻保姆都是想到大城市里见世面的，没碰到一个是真正干活儿的。而我们兄弟姐妹5个又都抽不出时间照顾老人。社区里虽然也有送医送药的，但都是以赚钱为目地，不可能把老人交给他们。
中国人民大学的穆光宗先生对孝道有一个很现实的评价：“在现代社会，要做孝子非常不容易——成本非常高。老人病了，子女们想24小时守在身边几乎不可能。因为竞争很激烈，时间是非常稀缺的资源。”有的老人长期生病，需要人照顾，于是子女们就面临“忠孝不能两全”的选择：做孝子，牺牲前途？还是索性扯下那层亲情的面纱，心里一点愧疚都没有地就奔自己的阳关道？
北京大学人口所研究老年问题的陈功博士更是出语惊人：“在社会发展越快的时候，也是老年人危机越深重的时候，他们常常是牺牲品，而且他们也只能牺牲。因为社会要保证整体的发展，实际上对高龄老人是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
想想那个曹雪芹，当年，《红楼梦》里的好了歌可真是大大地刺激过我们：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
——难道我们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会不孝顺？据中国老年人供养调查体系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有1/3老年人认为子女不孝。在《红楼梦》那个以传统孝道为道德主体的年代尚且“孝顺子孙谁见了”，那么今天，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岂不更没指望了么？
我们老了该靠谁呢？如果什么烦心事都让我们赶上了怎么办：空巢、丧偶，疾病缠身，要是孩子再不孝顺，我们除了自怨自艾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可想？我们真的就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在动物界，为了维护整体的生存，衰老的动物会被同伴抛弃，有的甚至被吃掉。那么人类呢？是否我们也会成为牺牲品？难道我们就走不出悲剧的宿命？
在我身边，我发现有这样一种现象：人们一旦临近退休，都会感到恐慌，虽然不少人嘴上说：“我不想干了，退了算了！”可是不到迫不得已，他也绝不退休。不光是有权力的人不愿意退，没有权力的老百姓一样不愿退休。因为只要你一退休，就真正进入老年了，以往熟悉的生活就会发生完全的改变，你就会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生活从此就会成为另外的样子。几乎人人都恐惧这一天的到来。可是退休这一天总是要来到的，你总是要成为主流社会之外的一分子。
在建国初期，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不到40岁。这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当把最小的孩子抚育大，父母的生命也就快走到了尽头。对大多数人来说，人生短促而繁忙。但今天的情况变了。现在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超过70岁，城市人口的平均寿命已经达到77岁，过去是“人活七十古来稀”，现在连八十都不稀了！这无疑是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结果。然而，寿命的延长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应对这多出来的一段生命？我们如何让这一段生命过得有意义而且能够幸福？
假如20年前，你问一个老人：你认为什么样的晚年生活是幸福的？
可能他会这样回答你：不愁吃不愁穿，儿女孝顺就知足了！
在跨进21世纪之后，你还会这样认为吗？

老年悲歌来自老父老母的生存报告（15）

我有一个即将进入老年的朋友，我一向认为她对这个问题思考得较深，当我问起来时，她这样回答我：“不愁吃不愁穿和儿女孝顺，早已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幸福的标准了。比如说我吧，我认为老年幸福最起码要包括3个因素。第一是经济相对富裕，第二是个人的社会化程度，第三是健康。”
我说：“不愁吃不愁穿可以不计，因为现在已经不是问题了，但你不认为子女孝顺很重要吗？”
她笑了：“你会对你的独生儿子抱有幻想吗？认为他真的会孝顺？更何况，即使我的孩子很孝顺，我也不愿意与他们一起生活，因为年龄不同导致的差异会使我们生活在一个屋顶下并不会很愉快。现在住房已经不是问题，为什么非要委曲求全地生活在一起呢？”
我想想，也真是！孝顺，是需要一种特定的环境的，这需要整个社会氛围被传统道德观念所左右。而今天，却恰恰是一个宽松且不断变化的年代，包括道德理念都在不断变化，这一代独生子女怎么可能成为孝顺的一代人呢？我又要提到那个聪明的曹雪芹，他在那个时代就看清了“孝顺子孙谁见了”这个残酷的现实，真是睿智啊！
“那你怎么解释你认为晚年幸福的这3个因素呢？”
“首先是经济条件，在丧失劳动能力之后，今天的大多数老人仅靠退休金，恐怕是很难过上富裕生活的，不说别的，有点儿病就全完了，疾病可是个无底洞！没有一定的经济条件，连病都看不起。第二个是老人的社会化程度。现在很多老人属于空巢家庭，基本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每天连个说话儿的人都没有。孤独寂寞就不用说了，一旦有了困难，也常常得不到别人的帮助，以至出现意外。老人的生活中能有一个社会群体，并能得到相应的帮助，也是老人幸福的重要因素。至于说到第三点，健康，在老年能一直保持健康，不仅很难，而且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今天，享受退休金的老人更愿意独立生活，这样也有更多的自主权。国内外的一项研究也显示, 老人文化程度越低，对子女的依赖程度愈高, 心理健康愈差, 且愈不快乐。如果老人经济能独立, 生活能自理, 多数会选择独居。
但下一个问题是：我们靠什么养老呢？
对此，老年学界颇有争论。有人认为：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还是应该以家庭养老为主，这是因为第一，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二是中国人传统观念也是承袭家庭养老方式的；也有人认为：社会化养老应该是个方向，现在几代同堂的现象已经越来越少了，空巢老人越来越多，只有社会化养老方式能够解决他们高龄后的生活照料问题。
我个人是很赞成社会化养老的，我想我肯定是在养老院或者类似的养老机构中去见马克思的，我可不想受那种“久病床前无孝子”的刺激，我宁可不用儿子养老而对其心存幻想！
下面这个故事可能很富于戏剧性，在网上有许多关于此事的报道。天津社会科学院专门研究老年问题的专家郝麦收，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感到吃惊的事：
他与刚满20岁的儿子郝丁签了一份“亲子双向自立协议”。协议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郝丁承担的４项责任：１、自立承担接受高等教育的经费；２、自立谋业，自己创业；３、自立结婚成家；４、自己培育子女”。
第二部分是“郝麦收及其妻子孙子芳承担的４项责任：１、养老费和医疗费自我储蓄；２、日常生活和患病生活的自我料理；３、精神文化生活的自我丰富；４、回归事宜的自我办理”。
一位研究老年问题的专家何以会签署这样一份没有人情味的协议？要说琢磨养老这事儿，恐怕我们所有人都没有他在行吧？
原来，他在一项研究调查中发现，中国人的结婚费用每年呈大幅上涨趋势，其中的绝大部分由父母承担。郝麦收认为，父母为子女负担的结婚费用对父母造成了破产性损失，由于自己的养老费用变成了子女的结婚费用，父母也只能依靠子女养老。丧失经济能力的父母从此也就丧失了自主权。
作为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郝麦收发现自己的儿子郝丁在家自娇自宠，挑吃挑喝，性格柔弱。郝麦收说，自古以来，中国一直是子代依赖父代建家，父代依赖子代养老。今天，中国的这种双向依赖关系既不利于独生子女的成长，又让他们在成家立业之后还要承担照顾双方父母的重任。这份协议，就是为了创立现代双向自立的亲子关系，以合同契约的形式，约束彼此责任。
协议签定后，20岁的郝丁只好硬着头皮自己找工作。他的第一份职业是电脑打字员，随后几次跳槽，经历社会的风雨洗礼，如今是天津市一家大型媒体广告部的骨干。其间他曾向父母借款２万元，用以攻读大专学历，并念完了研究生课程。
父子的和解是因为一次电台节目。当郝丁对着广播话筒说“我理解了父母的良苦用心，‘道是无情却有情’”时，郝麦收刹时间泪流满面。不久前郝丁刚刚还清２万元的教育经费，他说：“自立让我变得意志坚定、不畏困难，我相信父母今后肯定能做到协议规定的责任，但我不会放弃赡养他们的义务。”
在中国这个“百事孝为先”的国度，郝麦收的做法并不为人们所理解。有人认为，协议削弱了血缘亲情。父母有教育、抚养子女的义务，子女有赡养老人的义务，父子关系不仅仅是一纸协议就能“摆平”的。
我想，一个老年问题专家却率先与儿子签这样一个协议，确实很耐人寻味。我曾经看过电影《狐狸的故事》。小狐狸刚一长大，老狐狸就把他咬出窝去。曾经很护子的狐狸妈妈忽然变了脸，又咬又追，非要把小狐狸们一个个都从家里赶走，直到小狐狸一步三回头地远远离开了家。这故事看起来未免有些残酷，甚至让人有一种凄凉之感。但老狐狸的这种作法，确实保证了两代人的生存。小狐狸锻炼了独立生活的能力，老狐狸也能在年老体衰时不再负重。多么残酷的心理断奶！而这种生存教育对于小狐狸来说又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如果长期生活在父母身边，生物本身的惰性就会使他丧失捕食能力。
我想，我大概不会与自己的儿子签什么协议（我这人有死要面子的臭毛病，宁肯让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罩着）。但我却非常赞成郝麦收先生的作法：在孩子成年之后，我们仍然为他们付出，既养成了他们的依赖性，不利于他们的成长，我们自己的生活也会受到影响。
——老狐狸的智慧，体现了动物的本能，也给我们一种启示：我们的人情味儿确实应该表现得更适度一些。
那好，既然我们把小狐狸们给咬出去了，我们的晚年又该是个怎样的情景呢？
在目睹了众多的老年人生之后，我对老年这一段人生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老年人生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低龄老年和高龄老年。

老年悲歌来自老父老母的生存报告（16）

可能有人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这种划分没有多大意义。其实明白这个划分原则，对老年人统筹自己的晚年十分重要。一般来说从退休到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为低龄老年。
这时，你的生活不仅能完全自理，而且还能帮子女带带孩子，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因而你同子女的关系会比较融洽，你也有更多的自主权。同时，由于人生经验丰富，你能很精明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在度过退休后最初的一段不适应期后，你会生活得很轻松，没有了工作和孩子的拖累，如果身体再比较健康的话，这一段可以算是你人生的黄金时期。
据我所知，这个年龄的老人，有参加老年时装队的，有组成俱乐部自驾车旅游的，有报团去全国各地甚至欧洲旅游的，有在老年大学刻苦攻读的。当然也有不少继续“发挥余热”的，特别是一些曾经多少有点权力的老人……省吃俭用了一辈子的老人们，那不多的退休金，大体能游刃有余地度过10～20年。
——然后呢？
然后就是体质越来越差，行动越来越困难，做事越来越力不从心，身体上的各种毛病越来越多，对疾病和意外事故的恐惧越来越深，故交知已越来越少……更重要的，你对别人，对社会的依赖越来越深，于是你的自主度也越来越少。如果你不幸中风，或者得了其它卧床不起的病，你的命运可就完全听凭别人摆布了！
如果你刚巧有一个孝顺懂事的好孩子，那可真是人生之一大幸（你这时可能得庆幸没听我的，没把小狐狸咬出去）！不过在我们这一拨独生子女的父母中，能有如此高超的教育手段的人恐怕不多，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溺爱有余，教诲不足。
——然后呢？
然后就是当我们面临空巢、疾病、丧偶时，我们的命运就如同前面所写的那些老人一样，甚至连他们都不如，因为他们大多有2～3个孩子，他们被孝顺的机率总比我们高些吧？
我有时想，假设我能比较健康地活一辈子，就算最后被空巢、疾病等各种老年灾难折磨四五年才死去，也不算太糟糕。但是——要是我讨人嫌地又活了20年呢？既招人不待见，我自己也活得难受，可偏巧我这个人又是不会很自主地很尊严地选择安乐死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观念在我的头脑里根深蒂固。像我这样的老人，该怎样活得更好一些呢？
我想，要想晚年生活得好一些，上面说的那3个因素非常重要。首先是经济上要比较富裕。要想富裕，就要学会理财，可大多数老人的退休金都不多，我们该如何理这点儿小财呢？（我们大多数人的“小财”，说到底只是退休金和一套公房而已。）
在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石光荣退休后一直想回蘑菇屯“盖上一栋瓦房，门口打一眼井，院子里面栓上一头毛驴，房前房后种上几亩地”。褚琴不愿陪他去当地主婆，热衷于教人跳舞。
如果用理财师的眼光看，这恐怕就是老年人不同方式的退休投资案例：有人想投资郊区地产，有人看准了都市女性健身市场。
据说北京一家电台的王女士有和“石光荣”类似的想法，她和丈夫商量好退休后花５万到10万元买一间农家小院，过神仙眷侣般的生活，同时将西城区的房产长期出租，租金加上退休金也算是小康了。我的好几位面临退休的朋友，都有这种“归隐田园”的想法，想在退休后买一个农家小院，一方面可把闹市区的那套公房出租了，另一方面可在小院里种点儿什么，既可活动筋骨，又可补贴家用。
——小财也得理理呀！谁让我们是21世纪的老人呢！
我认识一对老人，两个人都有不高的退休金但身体状况都很好。应该说这点儿退休金，过日子也够了，但不富裕。于是他们采取了这样一个方法：将几年前买下的位于团结湖的一套单位分的公房出租，每月大约能有一千八百多元的房租收入。然后老两口拿出一辈子的积蓄，又在通州买了一套商住两用的底商房，既可经营点儿小百货，又可居住。就像《激情燃烧的岁月》中褚琴她爹那样。他们的积蓄只够交这套底商房的首付款，而每月还贷的钱则由团结湖的那套公房的房租抵销了。老话说：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虽然开一个小店的收入不算太丰厚，却比他们的退休金多不少。这样，在他们退休后身体条件还比较好，能够做一些轻微劳动的时候，等于仍然有一份工作。10年后，当贷款还完了，这套底商的房子就完全属于他们老两口了。那时城里那套房子的房租就可以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如果他们年龄更大之后，不能再经营这个小店了，他们就可以再把这套底商房的门脸儿那部分租出去，这样两套房子的租金加上退休金，在他们高龄后经济上就有了保障。
老人家告诉我，没退休之前他就一直在考虑这件事，一退休就实施了。这样就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经济来源，一个是退休后继续社会化的问题。
我问他：“如果你们高龄以后，连小店也经营不了时，会不会依靠孩子们？”
老人很肯定地说：“不会。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想过依赖孩子们养老。我们现在一共有３笔收入：退休金、房租和小店经营所得。现在我们俩身体也还硬朗。10年后，我们应该有一些积累了。至于养老的事，我们老两口早就想好了，等我们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之后，或者进养老院，或者找一处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的老年公寓住下来。我们从现在起已经开始搜集各地老年公寓的情况了，到时候选择一个条件最好的。”
“孩子们会同意吗？您觉得他们是否孝顺？”
老人笑了：“他们孝顺不孝顺是一回事，养老又是一回事。即使他们孝顺，如果你过度地依赖于他们，就失去了自主选择的权利，这是我们不愿意过的一种生活。”
“您怎么想到开一个小店呢？您和您的老伴都是知识分子，都没有经过商啊！”
“在我们这个年龄，大概也只能经营个小店了，给别人打工，我们的体力和精力都不行了，而且在家门口开店也不用挤车上班，我们还可以根据我们的身体情况，决定营业时间的长短。这样，我们就不会因退休后继续工作而影响健康。我的一位朋友，退休后又找了份儿工作，很累，但挣得不少，加上退休金，比退休前还挣得多。可干了没几年就累病了，治病花的钱反而更多，没几年就去世了。而且，以我们的经济条件，只能在郊区买底商房。再说，反正已经退休了，干嘛要在城里挤着呢？”
尽管交谈不多，我却很佩服老人的精明。这样一来，老两口在还清贷款之后，他们的收入远远多于他们的退休金。要知道，我们一辈子的那点积蓄，如果存在银行里，吃不了多少利息，而“小财”这样一理，就变成小康的日子了。据我所知，许多欧洲的老人也在退休前经济相对宽裕时买几套房，退休后不仅有退休金，还能吃房租。

老年悲歌来自老父老母的生存报告（17）

第二个问题就是老年人退休后的继续社会化的问题了。这是“各庄有各庄的高招儿”了，前面已经说过，在此不多说了，比如旅游、上老年大学等等，我觉得上面那两位老人开一家小店也不失为一个继续社会化好办法。据说在上海，有1/4的证券投资者是老年的“小股东”，他们每天在这里和老朋友谈谈新闻，论论股经，“赚上点小菜钱”只是副业，找到同龄人交流才是“正事”。
当我们退休后，脱离主流社会，继续社会化的问题就成为老年人最重要的一个事情了。不是所有人都能找到一个能够融进去的社会团体，特别是一些高龄的老人，能找到“说话儿”的人，并不容易。于是有的老年人就考虑住到老年公寓去。
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个网民说到他上网的目的时，曾这样说：“我今后的大事，都准备靠网络来解决了，找对象，找工作都准备在网上找。”
有一个准备入住老年公寓的丧偶老人也这样对我说：“我以后的大事都准备在老年公寓解决了——找老伴，生活照料等问题，要是我一个人呆在家里，也没有机会接触那么多老太太呀！”
瞧人家多有眼光，一下子就瞄准了找老伴儿的最佳场所！也许很多人没有想到，对老年人来说，聊天，对于维护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是多么重要！
据说美国老年人独立性很强，退休后一般不依靠儿女，大都生活在老人服务院所，其中老年公寓是最常见的一种。老年公寓是由政府或社区出资为退休老人提供的低收费住所，一般收住65岁以上的老人，他们大都身体健康、生活自理，无需他人过多照顾。大多数美国人退休后会将自己的房子卖掉，住进老年公寓，然后用卖房的钱支付公寓所需。美国设有专门款项用于老年人小型住宅的设计与兴建，或者整修老年人现有的住宅。此外，政府还规定公寓不得对老年人提高房租，在土地税等方面，对老年人也有减免的优待。
据了解，最近一段时间，天津几家档次较高的老年公寓也相继收住了一些老年夫妻。他们都是将自己的住房卖掉，住进条件较好、收费相对较高的老年公寓中。其费用除去养老保险金以外，所差数额由卖房钱补齐。
据说现在还有人在考虑建立寄宿制的老年大学。这个创意不仅是教育上的一个突破（如今不是提倡终生教育了吗？），也是老年赡养问题上的一个突破。这种大学为老年人提供了一个新的社会环境，为他们转移丧偶的注意力、走出悲剧的阴影提供了思路。现在，有的老年人观念还无法转变过来，宁愿关在单元门里，做现代鲁滨逊，也不愿进养老院（自尊心使然？）；儿女们呢，也乐得不因此而担一个不孝的名声。而寄宿制的老年大学巧妙地保护了老人们的自尊心，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借口，让老人们堂而皇之走进去而不必担着被遗弃、或者等死的名声，又可根据各自的情况来去自由。只是我想，教这些老学生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
第三个问题就是健康，这几乎已经是所有老年人的共识了，但如何保持健康，却是很多老年人并不了解的。我发现很多老年人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一种误区，以为药物能够给他们带来健康，每天都要吃上一大把药。其实，人到老年之后，身体的解毒能力也随之下降，过多地吃药反而对身体有害。我认为，要想获得健康，首先要有相应的知识，不仅是生活知识，还要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和养生知识。退休之后，当我们有时间了，学习这些知识应该不是一件难事。不是说活到老，学到老么？
我16岁下乡时，曾经跟随一个老中医在乡间行医，此后，我一直没有放弃对中国传统养生学的研究，并对其中的哲学意境有了一些感悟。很想在这里给我的老年朋友一个忠告：中国最经典的中医理论《内经》中有一句话曾让我受益终身，这句话就是“不治已病治未病”。年龄越高，维持健康的时间、精力、金钱也越多。别以为在上面下的功夫不值得，我认为在健康上下多大力气都是值得的，这是“磨刀不误砍柴功”的事，如果我们的晚年不被疾病所折磨，该是件多么幸福的事啊！
我想，一个人，你或许可以不煞费心机地为青年时期筹划，或许可以不煞费心机地为中年时期筹划。因为你不用担心收入问题，而且也还有太多的偶然因素影响你的命运，比如婚姻、生育、工作调动、甚至各种突发事件等等，让你计划赶不上变化。
但是，你一定要为你的老年筹划，因为老年不仅漫长，而且一直是丧失期，因此，筹划得越早越好！
我想，如何养老，可能每个人的选择不同。最重要的，是我们进入老年之后，社会化养老这种方式可以令我们不会因失去健康而贫穷，不会因失去伴侣而孤独，不会因子女远走高飞而无人照料，不会因年老而被恐惧所折磨……哪怕我真的活了一百多岁，也不用担心像张爱玲那样死了多日还无人所知（她是我最欣赏的女作家。人家名人都免不了这种下场，何况我这小老百姓？）。
由传统道德理念派生出来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理论，曾让中国历朝历代的老年人承袭同一种养老模式，也使无数老年人把他们晚年的幸福寄托在“子女是否孝顺”这个偶然因素上。而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养老模式越来越显露出它的弊端。许许多多的老年人，正用他们自身的悲剧否定了这种养老模式。
我们晚年的幸福，除了我们自身的努力之外，还有赖于整个社会的关爱。其实，社会化养老是一种更为先进、更为人道、也更为自主的养老模式。老一代人，用他们的青春为今天的社会奠定了发展的基础，后一代人动用社会资源，建立一整套科学而有效的老年保障体系，是一个社会快速发展与和谐运行的重要体现。为了让老年人安全幸福地度过他们的晚年，社会应该为老年人提供专门的医疗体系、娱乐体系、教育体系、住宿体系、生活用品供应体系、心理咨询体系……使老年这个弱势群体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
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能走出悲剧的宿命。
（选自《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3年第6期）

走近打工妹乡土的诉说（1）

⊙胡传永
一个又一个的农家少女，因生活所迫背井离乡，到繁华的都市里打工挣钱。她们中相当多的人挣到的钱非常有限，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却异常惨重：衣不御寒，食不果腹，居无定所。贞洁被无情撕毁，尊严遭肆意蹂躏。世道的险恶、谋生的艰辛，无时无刻不摧残着这些本正处于花季年龄的群体：自杀的青苇，被杀的韩桑，失踪的袁芹，疯掉的柏家芸……一个个都是那样的年轻!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乡下女孩要遭受如此厄运?
城市的高楼在不断耸立，经济在不断发展，然而一批农村少女的青春呢?一个庞大公民群体的自尊和一个民族的灵魂呢?同样是女性的报告文学作家胡传永这篇含泪带血、充满悲愤与深情的真实描述，是否会唤起我们良知的一次苏醒抑或是心灵的一次震颤，从而使我们对这个如今已熟视无睹的群体投以应有的同情与关爱呢？
那天我和莽汉一道去青岛，早上起迟了，赶到合肥火车站时，上午9点的快列已经开走，只好等乘晚上8∶20的夜车了。将近10个小时空当，我们百无聊赖地在候车室和广场上两头徘徊。傍晚时分，广场上的人多了起来，我找了块干净的水泥凳坐下，打量着盘桓在周围的男男女女，看他们的言谈举止衣着打扮，猜他们的身份身世何去何从。突然，一双手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双手先是轻轻地搭在一个坐离我不远的中年男人的肩上。这个男人看上去像是个走南闯北的生意人。他看见这双手落下时，见惯不惊地抬头笑笑，然后便若无其事地抽起烟来。这双手便又慢慢地往下滑，滑到臂弯里，顿了顿，就无所顾忌地顺着男人肋下摸捏。这时男人开始和她讨价还价。然后这双手拎起男人的行李领着男人走开了。
是的，这是一双卖淫女的手。一会儿，又有一双农家女的手在广场的另一角出现在我的视线中。
两个学生模样的男青年拖着两架行李向我坐着的水泥凳走过来，她赶忙迎了上去。男青年坐下了，她站住了。
问：要不要去那边歇会儿?
答：不要。
问：二位去哪儿?
答：去哪儿关你甚事!
劝：很便宜的，床铺也干净……服务包你满意……
答：滚!
僵持了一会儿，这双手又如那双手一样也往一男青年的肩上搭，可这里还没挨上，男青年便一骨碌站起来，扬手打了她一个耳光，然后拉着他的伙伴拖着行李一起走开了。她抬起脸向四周瞟了瞟，我没来得及调过头去，和她的目光撞上了。她突然冲我吼道：“看什么你看!妈的×!惹你好笑啦!”吼完转过身去，顺手在自己脸上擦了一把，随后又装成系鞋带的样子，蹲下来，将本来系得好好的鞋带松开了又系上，松开了又系上……系鞋带的手一直在颤抖着。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两行泪珠个搭个地滴在这双颤抖不已的手上。
广场上的这两个乡下女孩，如何再能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上?如何再去面对一直匍匐在庄稼地里的乡下父母?如何再嫁进充满温馨亦拴紧了篱笆的农家小院?如何回避掉村头树阴下那些鄙夷的目光?又如何打发将来绕在膝下天真的儿女们“妈妈做闺女时”的有关追问?
带着这些困惑，我从青岛回来的第二天就去了乡下。谁知牵了藤子扯出瓜，走访的结果令我大吃一惊。一座座看似美丽的村庄已变得人烟稀少，许多农田遭到了荒芜，由于贫穷和其他多方面的原因，农民们不得不背乡离井成群结队地涌进城市打工以寻求一条新的生路。城市向农民敞开的并不是两扇公正的大门，而是一口须弯了腰碰破头才能挤进去的小洞。在此过程中，农民们被打碎的不仅仅是千百年来大家一直固守着的观念和习惯，同时还有他们最为看重的人格和自尊。而牺牲最大、付出最多、受伤最深的依旧是一直不得不作为弱者生存在男人社会里的乡下女人。她们出去得最早。上个世纪80年代左右，当农村需要减负时，当城市需要贱民(原谅我用了这个不恰当的词)时，她们便献祭般地用自己的青春甚至是生命冲在另辟生路的最前边。她们在历尽艰险后又回来了，有的却永远也回不来了——或自杀或他杀或失踪或伤残或堕落……
在一年多的采访调查中，我接触了无数双浸透了太阳和泥土颜色的手，并通过这些手，听到了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有关乡下打工妹的故事……

走近打工妹乡土的诉说（2）

这是一段来自官方的报道：我市农民外出打工始于80年代初，至今已有近20个年头。据此次调查统计，今年我市农民外出打工总人数达102万人。全市188个乡镇和1个办事处3 342个行政村几乎都有劳动力外出务工，少则几十人，多则上千人，有的村青壮年劳动力全部外出，有的举家外出……全市目前耕地抛荒面积已达267万亩，占耕地总量的4%。我们在此次调查中发现，实际土地抛荒面积比调查统计的情况还要严重，如裕安区城南镇樊龙桥村新桥村民组37个农户，男女劳力全部在外打工，致使村民组仅有的107亩耕地全部抛荒……”这段文字摘自2000年12月13日《皖西日报》头版二条登载的一篇题为《对我市农民就业问题的调查与思考》的调查报告，作者为六安市市委副书记。这篇调查报告运用了许多由统计部门提供的有关数据和通过官方渠道调查得来的一些事例，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全市农民外出打工的基本情况，这是我在报纸上所能读到的能用数据和事例说话的少数文章之一。然而，作者对于农民们为什么要外出打工，以及外出打工者的有关现状和许多问题，没能作到更深层次的调查和思考。他认为农民们之所以要离开土地外出打工完全是由于农村劳动力过剩。他在这篇文章里写道：“打工成了我市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和农民增加收入、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并强调：“要继续组织劳务输出，进一步开辟区域外就业天地。”读到这篇文章之前，围绕农民打工特别是外出打工妹的有关问题，我已在乡下跑了一年多的时间了。遗憾的是，我所耳闻目睹亲身感受来的情况却并非如此简单。
2001年正月初六，也就是在看到这篇文章一月后，我带着既是劳动力过剩为何土地又全部抛荒的疑问和准备重新认识加深理解的想法，去了裕安区城南镇樊龙桥村新桥村民组。那天，天下着小雨。下了车，我打着伞沿着新淠河的堤坝照直往前走。正月初六按说已在初春了，初春的田野应有葱黄绿的意味了。然而，堤坝下的田地里不是长满了荒草就是裸露着光脊的泥土，眼前的庄稼地一片萧条景象。三五一群的农民，背背驮驮的，已走在去打工的路上了。大年初六就丢下了家中的儿女，丢下了堂上的父母，也丢下了地里的庄稼，一走就是一年。一年后有的携了三百多个日日夜夜所挣来的血汗钱血泪钱回来了，有的却永远也回不来了，有的虽然回来了，灵魂和肉体却留下了难以治愈的伤残。
坝下出现了一溜农家，有新砌的小楼，也有破旧的茅舍，我挑了座屋前养有鸡鸭屋后辟有菜园的三间平房走了进去。“家里有人吗?”“有哇——您来了!请坐。”一位年轻漂亮的农家女，一手抱着个吃奶的孩子，一手端过板凳，用围裙在板凳上掸了掸灰便招呼道：“坐吧，我给您泡茶去。”“你该问问我是谁，来这里干什么。”“您是谁呢?城里人呗!大正月的，上门的都是客，孬问就见外了，坐吧坐吧。”“孩子他爸呢?”“在里屋收拾哩，明天我们就要去上海打工了……”
“带着个吃奶的孩子?”女人“嗯”了一声，是那种表示否定的“嗯”字音，然后低下头不吱声了。过一会儿她抬起头来，我看到她的眼圈儿红了。她吸了一下鼻子说：“她(指怀中的孩子)得丢在家里……才七个多月……可没办法，去年公公生病、死，借的钱上半年得还清……”
一杯茶没喝完，女人也没走开，我的身后突然围上了好几十个人。他们一阵嘀咕之后，一个年轻的男人站过来问我：“请问您是不是市里派来了解情况的?是官还是记者?”
我赶忙否认他们的猜测，然而，我越是否认他们却越坚信不疑：“您肯定是上面派来的，要不然大正月的，天又下着雨，人生路不熟的您来我们乡下做甚?”说着，他们又相互商议起来：“……对了，这叫暗访，电视上放过的，搞暗访的记者大多都是好人，快把我们的事跟她讲讲，快讲讲，不讲就没机会了……”
我在替自己极力辩解的同时，也为这些善良无助的乡亲们感到难过。据他们反映，他们村民组的耕地有一小半都被镇政府卖给了城南中学，他们失却了部分土地，而摊在他们头上的各种费用却有增无减。他们从去年春上就开始上访，反映他们耕地被出卖负担过重的事，但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让他们等候处理。年前，他们又群体出动去了区政府，信访办的人答应：等过了年派人去调查了解后再说。不曾想我这个不速之客让翘首盼望处理结果的农民们产生了误会，以为我就是区政府派来“再说”的关键性人物。一双双焦灼的眼睛看着我，他们的手上还拿了一个个小本本，高低要我看看他们的“账”。
“这是收……看看，我都记上了，稻麦棉豆……鸡生蛋我也记上了，卖了几把香椿头我也记上了……这是支，看到了吧，好多项!我们也挨搞昏头了，哪些是该缴的，哪些是不该缴的……小计、合计在这呐，看到了吧，倒挂!包不住呀……”倒挂就是支大于收。问到他们为什么都要出去打工而让土地全部抛荒时，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还用问吗?这地还有甚种头?”
就在我快要结束采访时，一位大嫂突然挤过来一把拉住了我：“您给讲讲，我家菜花还能回来吗?还能回来吗?她甚时能回来呀!”说完坐地大哭，拉着我的手仍然没松。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搞得不知所措。幸亏那位漂亮的农家女过来解了我的围，她劝开了那位大嫂，然后告诉我：她的女儿菜花六年前去南方打工，开头几个月直朝家里写信还寄过钱，后来就没了音信，托人去找，哪里找得到!她想女儿想的，变得疯魔了，见到陌生人就乱打听。
从新桥回来，我又去了孙岗镇上郢村。这也是一个男女劳力全部外出打工田地全部抛荒的村庄。村支部书记韦立仁一见面就向我讲了这样一个笑话：李长发的老祖母死了，按当地风俗，抬棺材的人得有8个人才行，而这8个人又必须是年轻力壮的男人，上哪儿去找这8个男人呢?上郢、中郢、下郢都找遍了，才凑齐5个老弱病残的成年男人，剩下的3个只好让年龄在10岁多一点的小男孩顶了。如果说新桥由于耕地被卖确实存有劳动力过剩现象，农民们不得不外出打工的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上郢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上郢村民组191人，人均16亩耕地，这么多的田亩，就目前农村的耕作方式和方法来说，劳动力不可能过剩。让田地全部抛荒的原因究竟何在呢?韦书记向我派了这么一笔细账：100斤稻子45元，亩产按800斤算360元，投入工时每天按8元钱算账，就得去掉160元，还有化肥种子等加一块又得去掉几十元，上郢地处江淮分水岭，易旱，打水钱又得去掉几十元，七折八扣的，平了。还有上缴怎么办?

走近打工妹乡土的诉说（3）

在我采访快要结束时，他还讲了这样一段令人痛心的话：“我马上也准备戆了(戆为六安土话，走的意思)，这个书记我也当够了……我成天面对的都是和我贴着筋骨连着肉的左邻右舍们，我成天要干的呢……要啊，收啊，搜啊，夺啊……有的村为了催上缴，还成立了突击队、攻坚组。这些人一进村，就有人喊，土匪又来了!小孩子们唤来狗咬……老百姓都比较通情达理，刁民极少数。只要家里有，一般都愿意给。有一天，我和村委会干部们一道去二房郢孙兰华家要上缴，她是四川人，丈夫常年有病不能外出打工，两个孩子还小，看着她家只有空荡荡的四个大墙拐子(指家徒四壁)我连抽了三支烟也讲不出要讲的话……我是书记，不带头发言又不行，只好对孙兰华说，请你支持我们的工作吧。孙兰华先是坐在下沿一声不吭，听了我的话，一转身去了里屋，将几张叠得齐齐整整的钱拿出来朝我面前一搁，就跑到里屋放声大哭了起来。她生病的丈夫告诉我们，这几十元钱是她昨天才去镇医院卖血得来的，她几年没回娘家了，她原想用这钱来打车票的……(韦立仁讲到这里，嗓子哽住了，七尺高的汉子顿时眼水麻花)村里的青壮年全走了，俗话说：金家银家，抵不上自个穷家；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出去的人很少有不带工伤回的，致残的人也在2%以上，而致残的人很少能得到什么赔偿。……可不走又哪来的钱交上缴?不走又怎么能养得了家糊得了口?最可怜的是那些姑娘媳妇们，出门在外容易吗?好多女孩子被活活地糟蹋了，社会风气越来越坏，计划生育也越来越难搞了……如今的打工跟过去的帮工又有什么区别?我这个书记是越当越混蛋了……”
走在上郢村的田间小道上，见到的全是荒田荒地，少有的几小块种了油菜的菜园里也都长满了杂草。我又从我原来走访过的村庄里挑出了椿树镇的龙穴村，西古潭乡的陈大郢村，马头镇的感应寺村，施桥镇的大沙塘村等10个村落，将它们的有关情况与新桥上郢比照了一下，从中可以看出它们的情况基本相似，农民们大批外出致使耕地大片抛荒的主要原因是农民们的负担过重，因为贫穷而不得不如此的。
打工人的年平均收入不好统计，据抽样调查得来的结果看，出外打工比在家种地的年收入要高出2倍多，这是否就说明农民出去打工划算了呢?未必。在乡下，我不仅看到了村庄和田地的荒芜，同时还看到了另一种荒芜。青壮年们都走了，留在家里的多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年幼无知的孩子，孩子们的教育问题便成了关键问题。
那天，正在乡下采访，我听说油坊村请了戏班子唱戏，我也撵去了。我在一草堆前刚刚坐下，就过来了一位老太太，抱着，拉着，领了三个孩子。孩子都在四五岁左右。她问我：“挪挪屁股照不照?让我挤挤坐?”我说当然可以，并马上给她腾出了地方。等她坐下了，我们交谈起来：“老奶奶多大年纪了?”“六十三了。”“这些孩子是您的什么?”“孙子，外孙子。”“老奶奶有福啊!”“福，福，老鸹叨你屁蛋骨!(笑)甚福呀，我都累死了!早上眼皮一扒，7张嘴要吃，我得给他们烧；晚上睡到床上，14条腿蹬被子，我得给他们盖；打起架来，惹起祸来，我得当他们的和事佬……”
“怎么都要让你带，他们的爸爸妈妈呢?”“都打工去了，南京，北京，上海，广州……咱全家打遍全国!(笑)”“还有四个孩子哩?”“都上学去了。”“成绩怎样?”“甚啦?”(老奶奶装成没听清的样子，我想她可能是听不懂“成绩”二字，只好换用方言问)“他们都念进书吗?”“哪个晓得!我又不识字，念成甚样是甚样，靠天收呗。”“没人辅导?”“甚啦?”(她又听不懂了，我赶忙换口)“考试的分数你晓得不?都有多少?他们散学回来做不做作业——就是写不写字?”“不写，从来不写，没见他们写过，尽玩。考了好多分我也懒问，他们自个吵架，说什么鹅蛋啦，什么不结壳(及格)啦……我一天累掉了半条命，哪烦得了这神!结壳了也好，不结壳了也好，我烦不了……”
“您是领得太多了。”“没办法，如今乡下都这样，中间的走了，丢下两头。落雁村我二表姐，她一个人带了10个孩子，除了她自个的孙子外孙，还加上邻居家的两个。我跟她见面时还编了顺口溜哩——吃起饭来一桌小嘴，睡起觉来一床小腿，闯起祸来一脸眼水，念起书了一×胡扯……”说到这里，老奶奶捂着自个豁了门牙的嘴哈哈地笑了。我也想笑，却没能笑将出来。
趁戏还未开场，我又赶紧打听了另几个带孩子来看戏的老人，他们的情况大同小异。有位老人甚至还说：“念那×簧子书甚用?反正又上不起大学，迟早还不是跟他们爸妈一样出去打工!趁眼下还小，匪让他匪去，疯让他们疯去，好歹落个小时自在，大了再苦我们也管不到了。”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隐性问题。正如我的诗人朋友雪女在一篇报告文学里写的那样：“土地的荒芜是现实的荒芜，而孩子的荒芜是未来的荒芜。在金传明家，我看到了老人带孩子的弊端和教育上的失败，也许这就是整个农村的弊端和失败。不识字渐失活力的老人，识字不多年幼无知的孩子，是人生的两头，都是需要别人来关心和照顾的，而农村的现实却强行把这两种弱势人群扭合在一起，其结果可想而知。”
雪女文中提到的金传明，即是我乡下哑巴三姐的儿子。他们一家人除了三姐全部外出打工了，包括年已60的三姐夫。三姐一人在家既要带孩子，又要兴园种庄稼忙家务……她是一个不会说话的残疾人啊!
写到这里，我的心又开始隐隐作疼，不仅仅是为自己的同胞和同胞的后代，也为全部抛荒的故乡、故土、故人们，为他们的当下伤心，更为他们的未来担忧。
采访中，我始终特别关注我们的女性打工者。她们可是弱势中的弱势!情况是令人痛心的。20年前，第一批外出打工的人全部是女性。在近年打工的总人数中，女性占的比例是57%。男人外出打工90%以上是因为贫穷，而女性外出打工除了贫穷之外，还有因为包办婚姻，重男轻女等等。
一走不能再回的女儿家们，在我市，在我省，在我国又何止这二十几人!
下面一位五年来一直和我保持着文字交往的打工妹的客观而又冷静的言辞不能不让人深思。她在来信中说：“谈到打工的事，我有太多的话要说。不打工的人是无法理解(她们的苦衷)的。哪个农村打工妹不是因生活所迫而背井离乡的!家里太穷了!……有的人不理解我们，问为何不上中专大学?这太简单了，国家把学费抬得那么高，有多少农村人能上得起?到了外地打工，女孩子更是不容易，最大的难题是性骚扰。这种事很普遍。有的当地男人见到外地的女孩子就想占便宜。……这让人想到咱们国家太不公平，农民的女儿一生下来就比别人矮了半截——农村户口呀!如今虽然花钱能买到(城市)户口，可没有钱，我们又能买到什么?的确，有的打工妹在打工时堕落了，可又有谁能理解她们的内心?三陪女并非像报上说的都那么坏，她们实在是无出路。比如我现在打工，每月不足300元，除去吃喝生活房租，还要交什么暂住费等等，能剩几个钱?这些都好不合理……”写这封信的人是一位在河北廊坊市打工的名叫王芳芳的乡下女孩。我们一直未见过面，认识她是因为她向我负责编辑的《映山红》杂志投稿，投的都是诗稿。尽管我们杂志能刊发的诗总是有限，但她的来稿一般都能被选用，因为她的诗句里流露出的那份情愫很让人感动。如她在《永远的故乡》里写道：
乡情——冲杯遐想／泡一撮童趣／一口，就是一次彻骨的心醉
乡音——用先祖的血脉／在心底酿造的一坛老酒／无论勾兑进多少岁月／开口，就是一片故乡的韵味
乡愁——睡觉在梦里／吃饭在碗里／雨天，和进屋檐滴下的水声里／晴天，痴入夕阳西下的余辉里……
乡路——一根弯弯曲曲，无远不至的马鞭／时时催我，跃马回家的路程……
一个多么优秀的乡下女孩，却要在如此的困境中挣扎。她还向我讲述了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乡下打工妹们故事，年轻的王芳芳，在向我倾诉她们的苦衷她们的困惑她们的无奈时，语气是那样的沉重和沧桑。

走近打工妹畸婚（1）

下面是两个乡下打工妹的生平简历。
韩桑：六安市落雁村人，生于1976年8月，高一文化程度。18岁去广东某市打工，20岁成为“二奶”，21岁生子，22岁在广东遭到谋杀。
袁芹：六安市码头镇人，生于1975年12月，高小文化程度。20岁去河北某市打工，21岁成为“二奶”，22岁生一女儿，现失踪。
我不知道将她们俩放到一篇文章里去写是否合适，她们的家庭住址一个在六安东乡一个在六安西部，她们打工的地点也不在一块，一个在中国的南方一个在中国的北方。我之所以将她们二人放到一起去写，主要还是因为她们“二奶”的命运和不幸遭遇几乎相似。我在写韩桑的时候想着袁芹，在写袁芹的同时也忘不了韩桑。有时我把二人当成了一人，有时又把她们当成了一个群体。
先说韩桑吧。她是我着手调查农村打工妹的第一个采访对象。那时候我对自己的这个系列采访还存有不少顾虑，想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平庸之人，斗胆将笔触伸进这片浸透了乡下女孩子辛酸血泪的特殊领域是否有点自不量力或自找麻烦?尽管凭着女人的良知和母性的道义我对自己的所见所闻无法保持住永远冷静和麻木，但我在听到韩桑的有关传闻时也还是长叹一声算了。
韩桑是我的故乡人。故乡来人说起了韩桑，回故乡时顺道看了韩桑的父母及韩桑的弟弟。那时韩桑还没有死，但家里已为她背上了“丢脸”的黑锅。因为在外打工的韩桑没有结婚却生下了一个小男孩。韩氏夫妇虽没把我当作外人，却也不愿向我透露半点他们的女儿在外的有关情况和任何细节。正当我准备放弃这宗调查时，乡司法所小宋突然打来电话，说韩桑死了，就种种迹象分析，系被谋杀，要我赶紧回去一趟。当时我正在六安的家中等着要见一个名叫青苇的采访对象，但由于韩桑的这头事急，我只好放下电话搭车走了。谁知这一走，就永远地错过了我和青苇再见面的机会。几天后回来，青苇已自杀身亡。
青苇原也是个不幸的打工妹，在外打工时上当受骗染上了毒瘾，当了妓女，并得了性病，后来由于对人生的彻底绝望，服毒自杀了。与此同时，又有其他打工妹在外罹难的消息传来。正是因了这些个乡下女孩子的死，我才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决心要将这次调查采访进行下去。我和韩桑相见在一片松岗上。那天，给我带路的乡下同学领我走过几条田埂，爬过一道坎坝之后，便用手朝前指了指说：“就在那儿了，你自个去吧，我可不敢再陪你了……”天已近黄昏了，有点迷信的同学害怕撞上了阴气，没心没肺地忘了我也是个胆子很小的女人。但与她不同的是，我的心头上压有一份沉重，我是专为采访韩桑而来的，我要尽可能地走近韩桑，和韩桑对话。
我硬着头皮从路边的林子里折了根桃枝，据说桃枝是可以驱邪的。“千家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桃符的功效不言而喻。
想到10年前，我曾在乡下三姐家见到过的小韩桑，那时她才12岁，和三姐的小女儿是同学。因为长得特别好看而又穿得特别破旧，所以小韩桑留给我的印象就特别深。她的小褂儿上密密麻麻补满了补丁，使得底布上的花色原来是什么样子也看不清楚了。我的三姐虽是个哑巴，但她知道韩桑家穷，韩桑是个可怜的孩子。韩桑临走时，三姐在她的书包里塞进了几枚熟鸡蛋。韩桑站在院外的石榴树下，回过头来，感激地朝三姐一笑，笑得那么甜美那么舒心……从此，小韩桑伴着榴花的微笑在我的记忆里一直清晰如昨。一晃10年过去了，此时此刻，我面对着的却是这样一座新坟和新坟后边那幅令人心碎的引魂幡……
韩桑，迎着你父母为你竖的这幅引魂幡，你的游魂归来了没有?千里迢迢，车来车往，你找得到回乡的路吗?我知道，你今年才22岁，虚龄，和我的孩子是同龄人。我的孩子，此时正坐在大学明亮的教室里读书画画，而你却撇下了父母，当然还有一个两岁的孩子，长眠在这片荒凉的松岗上了……你的心里，藏了多少要说的话不能再说?压了多少想申的冤无法再申?
我拿出了相机，想给这里拍张照，可是奇怪，一向性能很好从未出过任何故障的相机，那天的快门就是按不下去。先我以为是电池用完了，赶忙换了两节新的装进去。换上新电池后的相机，快门仍然按不下去，无论我如何摆弄都无济于事。
这时太阳快要落山了，西边天腾出一片粉白色的雾气，我将取景框对准雾气后面的夕阳，那是一幅绝妙的水彩画。谁知，咔嚓一响，相机的快门自动落下。当我再将镜头收回到韩桑的新坟时，偏偏胶片又用完了!我明白了，韩桑不愿让我拍照。有人喊着我的名字走了过来，近了，见是司法所的小宋、老李，还有韩桑的堂叔。
晚上，我就住在乡政府的招待所里，我和小宋等聊了很久。他们走后，我怎么也睡不着，想着韩桑的死。22岁，人生才刚刚开头!谋杀，这是多么残忍的剥夺!她若不是因为贫穷，她若没有出去打工，她若……还假设什么?她已经死了……
我干脆从床上爬起来，披上衣服，拧亮了电灯，将韩桑的有关记录整理如下：
18岁读高一，成绩不是很好。因为家里逢上大忙季节，总要她请事假在家干活。那年夏天，本来就患有严重贫血的母亲突然流血不止，送到医院抢救，医生要求立即为病人输血，没有钱买血，韩桑和弟弟韩松都要为母亲献血，可韩桑的血型和母亲不合，结果15岁的弟弟在抽血时，一下子晕了过去。韩桑连夜跑遍了所有的亲戚家，用下跪磕头的办法求借了几百元钱，她将这笔钱交给了父亲，便随市里组织的一批劳务输出队南下打工去了。
落脚的是一家罐头厂。韩桑干的是手工剥橘子，这种活虽不要出什么大的力气，但非常困顿人。一天十几个小时做下来，人就累成了面条，浑身软绵绵的。
有一天，韩桑累得头昏眼花，口渴得要命，趁没人注意时，吃了只橘瓣儿。谁知躲在暗处的监工跑来了，一只手紧紧地钳住韩桑的腮，另一只手在韩桑嘴上使劲地抽。韩桑顿时被打得流了鼻血。这还不算，月底发工资时，竟要扣掉她20元钱。韩桑就问了一句：“一只橘子能值20元钱吗?”领班的便要韩桑立即卷铺盖滚回老家去。韩桑哭了，求他不要撵他走，也不要扣她的工资，因为她家里生病的母亲等她挣钱去还债……然而，毫无人情味的领班硬是将韩桑的铺盖衣物从女宿舍的楼窗里扔了下来。韩桑恨不能随着自己的衣物也从楼上跳下来摔死算了，但一想到家中生病的母亲，便忍下了，收拾起自己的东西一步一声哭地向工厂的大门口走去。正巧厂长李某从大门外进来，一抬头看见哭着的韩桑，就随便问了一句：“怎么回事?”韩桑见是厂长，扑咚一声就跪下了，求厂长网开一面，不要把她朝绝路上撵。李某用手托起韩桑的下巴，看见这个外来的打工妹长得很美，就吩咐手下人安排韩桑留下，并把她从车间抽调到厂部营销处。
几个月下来，韩桑出落得更加楚楚动人了。后来李某外出时，还找借口带过韩桑。他告诉她，他还是单身。没有一点真诚，也没有任何允诺，一切都是那么突然，一切又是那么简单。因为她年轻貌美，他想要了她，更是因为她年幼无知，她竟给了他……他在外边给她租了一间房子，她就这样不明不白当起了厂长的“二奶”。19岁的乡下姑娘以为这便是所谓的爱情所谓的婚姻了。她曾好多次提出要和李某一道去把结婚证领了，但每一次都是被他嘻嘻哈哈地拒绝了，并笑话韩桑少见多怪改不掉乡下老土的毛病，什么年代了还在乎那些过时了的形式和程序……韩桑本来就觉得自己被厂长“爱”上是天赐的良缘和福分，他所做的一切应该都是对的，她又何必要他去做违心的事呢?

走近打工妹畸婚（2）

只是有一次，韩桑在接到家信后对他哭了，她说她的父母非常在乎结婚证的事。他便哄她：“等你生了大胖儿子，我就陪你去领结婚证了。”没多久，韩桑怀孕了。她在心里天天祷告，求送子娘娘无论如何要保佑她生出一个胖儿子来。在她20岁的春天里，她产下了一个8斤多重的男婴。她再次向他提出了领结婚证的要求。他先说等孩子满了月，后又说等孩子盈了周。韩桑哪里知道，这个李某不仅是在玩弄一年乡下打工妹的青春和感情，更是为了借腹生子。他的结发妻子没有生育能力，但又因为种种原因他不得和她离婚。在与韩桑周旋的同时以及之前，他还有其他的女人，但别人都不愿为他生孩子，于是，他便打起了乡下打工妹的主意，年轻貌美的韩桑就成了他的猎获对象。
孩子盈周了，可以断奶了。自孩子下地后便来得稀少，偶尔来了也只抱孩子玩一会儿就走的李某这一天晚上住下了。当他和她正滚在床上的时候，门被突然打开了。是用钥匙打开的。李某的妻子带了几个人一齐冲进来，将韩桑拖到地板上，好一顿拳打脚踢，并威吓道：
“你勾引了有妇之夫，破坏别人家庭……我要是告你，你就得坐牢……”
韩桑被吓坏了，跪到地上一个劲地求饶，说她不知道李某已经结过婚。韩桑眼睁睁地看着李某的妻子抱着她的孩子揪着李某随众人扬长而去。第二天，韩桑就接到了工厂的除名通知。无处诉说亦无处可去的韩桑只好搭车回来了。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家乡人谁不知道韩桑当了厂长的外房并为他生子后又被她老婆赶回来?韩桑的父亲见人抬不起头来，恼得吃不下饭，喝不进水。有一天，他将韩桑叫到跟前，对她说：“你得回去，好歹要给你老子也是给你自个讨片脸皮子回来才是!”
韩桑更是思子心切，于是又一次南下，谁知这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了。
李某见韩桑又找了回来，搞不清她的究竟，就好言好语地先稳住她，为她在工厂前面的街口处租了一个门面，答应她等房子收拾好了，就把孩子抱过来……韩桑哪里晓得，李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探听她的虚实。纯真善良的她没等李某再耍更多的花样，便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的想法和打算全告诉了李某。她完全忘记了父亲临行时的交待，忘记了自己此行的目的，又一次相信了骗子的谎言，心平气和地张罗起店面的装修来。
那天她挎了一兜东西刚转过街口，突然一辆未挂任何牌号的大卡车从街后的巷子里向她冲了过来。她一回头看见了，赶紧跳上人行道，但大卡车仍穷追不舍，她又慌忙躲到一块路标的旁边，结果这辆像是失去控制的大卡车撞倒了路标连同韩桑一起轧了过去。韩桑惨死在离罐头厂大门不足100米的地方。当时厂门口有两个目击者，他们都是外地来罐头厂的打工仔，他们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当他们认出那辆卡车就是经常要他们装货卸货的本厂大卡车时，就一路跑着喊着去找厂领导，说他们千真万确看见了，是厂里的大卡车故意要轧死韩桑的。厂长李某亲自接待了他们，一番谈话过后，两个人又都改了口，一个说他当时正在望呆，什么也没看见，另一个说他看见了，像是韩桑自个要撞汽车，汽车为避人，结果将人行道上的路标也撞了……
韩桑死了。家里人接到的消息却是韩桑因车祸受伤，正躺在医院里接受治疗。韩桑的父亲已预感到女儿可能没命了，瞒着妻子夜里偷跑到一个名叫沙洼的荒地里捶胸顿足，仰天长哭：“可怜的桑儿呀，爹对不起你啊!你从小到大，没过上一天像样的日子，如今生不见人，死不见魂……我这是哪一世作的孽?这一辈子混成这样!让自个的骨肉抛尸他乡……”
韩桑的一个堂叔卖了家里的耕牛，去了乡司法所，求司法所的小宋陪他一道南下一趟，一要帮帮查清韩桑的死亡真相，二是要把韩桑的尸骨带回来。
小宋后来告诉笔者：“他们(指负责调查办理韩桑案子的当地警察和法官)实行地方保护主义，根本就不把外来打工者的死当成一回事，总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极力掩盖事实的真相，想方设法回避我们，推三阻四拖延我们以把我们打发走为最终目的……追急了就是那句话，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韩桑系被谋杀，她的死只是一桩普普通通的车祸而已。他们的裁决是：让肇事车主的单位，也就是韩桑生前打工的罐头厂赔偿死者易地安葬费7000元，父母一次性赡养费1万元。至于孩子，他们根本就不承认韩桑曾生过什么孩子。他们反问我们死者生前从未结过婚，怎么会有孩子呢?甚至要我们出示死者生前的结婚证和孩子的准生证。我们实在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在那里和他们慢慢磨下去，盘桓了一个星期，绞尽了脑汁磨破了嘴皮也伤透了心，结果还是不得不接受了他们的这项极不公正的裁决，抱着韩桑的骨灰盒回来了……”
自韩桑的堂叔走后，韩母便天天站在村前的一个大坝台上，朝着南来的小路上张望。尽管她在心底里已知道女儿肯定是凶多吉少，但她还是希望女儿能活着回来，哪怕是瘸了脚，断了胳膊，只要女儿还有一口气，天天能和她说说话，这对于一个母亲来说也就足够了。她将韩桑在家时睡过的小床铺了又铺，蚊帐上的破洞也都补好，她甚至还拿起了多年没沾过手的绣花针，为女儿赶绣了一只花枕头。“我的乖乖，你回来吧，这次再回来，妈哪儿也不再让你去了，再不让你爸骂你一声丢人现眼了……你就陪在妈妈的身边，带带孩子……妈要教会孩子唱会你小时候唱过的歌：登高山，望姥姥，姥姥想我瘪瘪嘴，我想姥姥手招招……
“你可不能撇下你妈不管了呀!”韩母站在村前的大坝上，望着南方，一天数十遍地呼喊，回到家里，跪在堂屋的供柜前，一次数百个头地磕。
堂叔及小宋他们终于走进了她的视线内。怎么去了三个人回来的仍然是三个人!韩桑呢?她不敢看但还是看见了，韩桑的堂叔的怀里抱着一只盖了红布的盒子!那又能是什么盒子!那盒子里装着的是她日夜望归的女儿的骨灰啊!
刹那间，天旋地转，她的眼睛一阵发黑，咳着嗓门大喊了一声：“我的桑儿乖乖啊……”一头栽到了坝台下，柔肠崩断的母亲从此失语，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了。
大凡女人家，都有过极度伤心极度痛苦的时候，无论用什么法儿排遣或释解，都不如向别人倾诉管用。韩母痛失了女儿，上苍却连她向别人倾诉的机会也给剥夺了，这是一份多么残忍的剥夺!安葬韩桑的时候，听说全村的人都哭了，连原先指责过她的老老少少也都替她喊冤叫屈。然而，韩桑的父母及族人，至今仍以韩桑是死于普通车祸向外人道，他们为了所谓的面子，家族的名声，不愿承认韩桑是遭到了谋杀，当过别人的“二奶”，为李某生过什么孩子。
倒是至今仍在罐头厂的打工的几个同乡经过一段思想斗争后站了出来，一起跑到当地检察院，控申厂长李某及李某的妻子蓄意杀害了韩桑，可惜这几位同乡没有一个是事发时的目击者，查无实据，又是不了了之，还被砸了饭碗。

走近打工妹畸婚（3）

我在乡政府招待所的房间里整理完我的有关记录，天已经亮了。我不想再麻烦小宋他们，简单洗漱了一下，便挎上包一个人上路了，我要去看看生病失语的韩母。
“八月露水淹死马”，到了落雁村，我的裤腿和鞋全湿透了。
韩父泪流满面地告诉我，妻子自从坝台下被抬来家就已经6天没吃没喝了，全靠打吊水度命。看见她，我几乎吓了一跳，她哪里还像个四十多岁的活人!躺在黑黢黢的蚊帐内，眼眶深深地凹陷下去，脸上全是皱纹，包不住牙齿的嘴唇干巴巴的，一丝儿血色也没有了。胳膊上打着吊瓶。看见我，她从破被单抽出另一只干柴似的胳膊，一把握住我手，紧紧地握着，苍白的嘴唇颤抖不已，身子也跟着哆嗦起来……
我知道，她有多少伤心的话急于要表白要哭诉啊!可是，她的嗓子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来了。她用手指了指对面房子里韩桑的床。我走进韩桑的卧室，泪水一下子涌上了我的眼眶。那洗得干干净净的床单，那打了补丁的蚊帐，那绣有荷花的枕头，那双韩桑在家穿过的布面拖鞋，还有那张破旧的木桌上仍摆着韩桑尚未读完的高一课本……
再说袁芹吧。袁芹的父亲姓陈，他是从外乡入赘到码头镇花园村独门独户独生女儿袁氏家的。袁芹母亲刚生下袁芹不久，男人便因病去世了，从此，母女二人相依为命。
袁芹只读完高小便辍学在家和母亲一道下地干活了。袁芹出外打工的动机非常单纯：挣点钱回来盖房子。父亲在世时盖下的两间茅草屋因常年失修，已不能遮风挡雨。看到别人家用外出打工的钱翻盖了新房，20岁的袁芹和母亲商量，她也要出去打工挣点钱回来，将两间旧屋整修或翻盖一下。母亲先不答应，后来一场暴风雨把家里的床铺锅灶都淋湿了，她才含着泪应允了女儿。
袁芹和本村的打工人一道去了河北某市，先在建筑工地上干，没多久，工地上的活完了，她又被一家餐馆雇用。餐馆的老板郑某四十多岁，妻子在本市一家企业里担任主管会计，女儿也18岁了。他之所以在好几个求职的打工妹中单单挑中了袁芹，是因为通过试用郑某看出袁芹不仅手脚勤快，而且长相出众。郑某发给袁芹的月工资只有一百多元，但他非常善于让客人心甘情愿甚至主动将小费递到袁芹的手上。袁芹对客人在递小费时摸上两把捏上几下的浮浪举动非常反感和害怕，有一次还打过客人的耳光。郑某为此并不怪罪袁芹，反而劝她多想想家中的母亲和母亲住着的破草房。他还帮着袁芹喝斥过胡乱来的客人。每当这个时候，袁芹的心就软了，为了家中的破草房为了母亲为了能多挣点钱，只要不失身，忍忍也就算了。至此，她已把郑某看成了自己的靠山和保护人。
有一天，郑某出门去了，店里来了两个男人，要了一大桌子的菜，两瓶白酒，并点名要袁芹做陪酒小姐。一会儿功夫，不胜酒力的袁芹便被他们灌得烂醉，就在包厢的沙发上，袁芹遭到了他们的奸污。酒醒后的袁芹痛不欲生。郑某回来了，当着袁芹的面，装成怒不可遏的样子，摔碎了几只盘子，打破了一扇厨窗的玻璃，还砸散了两条凳子，将店里的伙计们挨个臭骂了一遍，然后又给了袁芹200元钱以示慰问。从未经过什么事的乡下姑娘袁芹根本就想不到所有这一切都是出自郑某的精心安排，郑某早就在打这个乡下打工妹的主意，只是不想承担一个女孩子初夜红的责任，才演出了这场令人切齿的丑剧。在贫穷而又愚昧的环境中长大的袁芹，把初夜红的丢失当作了一份标志的陨落，一种支撑的坍塌，她认为，一个女儿家没有了这点贞操，还能再守什么?这样，当郑某在袁芹身上施以越来越多的小关照小恩惠之后，袁芹便心甘情愿地成了郑某的“情人”，甚至当郑某直接向袁芹提出要她做他的“二奶”时，她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了。
没多久，袁芹怀孕了，袁芹把自己怀孕的事当作喜讯告诉了郑某。谁知郑某听说后，左哄右劝要袁芹把孩子流了。袁芹先不同意，后来架不住郑某对于方方面面利害关系的分析，特别是当他提到她的母亲时袁芹的心动了，他趁机又允她过些日子先把她母亲的房子盖了，再来要个孩子。于是袁芹顺从地走进医院做了人流手术。
郑某根本就不会为袁芹母亲盖什么房子了，袁芹给予他的新鲜感已渐渐失去，有好多次他转着弯儿，向袁芹提出了要终止他们的关系。愚拙幼稚的袁芹却以为他在试她的忠贞，她又一次让自己怀上了郑某的孩子，她完全把郑某当作了丈夫当作了精神支柱。郑某发现袁芹的肚子隆起来，便又故伎重演哄袁芹去医院做了。这一次，袁芹高低不再答应，她说她袁芹今生今世做人是郑某的妻子，做鬼也是郑某的老婆，她无论如何得为郑某生下一个孩子。郑某见袁芹八条牯牛拉不回的样子，慌了，先是来软的，后又来硬的，甚至在争吵时还打了袁芹的耳光……袁芹虽然生气虽然伤心，但她仍然把这些都看作是“哪有烟囱不冒烟，哪有夫妻不吵架”的正常现象。
为了让郑某不再生气，袁芹嘴里答应去做了孩子，但临去医院时，又推三阻四一拖再拖，拖足了9个月，孩子就要降生了。
郑某只好将袁芹送进了妇产医院。两天后袁芹生下了一个女孩，7天后，母女可以出院了，可在此期间内，郑某一直没有露面。

走近打工妹畸婚（4）

袁芹心想，自己毕竟只是郑某偷偷养着的“小老婆”，郑某不敢在公开的场合里来照顾她完全情有可原，她咬着牙抱着孩子办了出院手续回到了所谓的“家”，谁知门锁换了。抱着孩子再去餐馆，餐馆的门也关了，郑某不知了去向。袁芹生下孩子才7天，恶露还未干净，在远离故乡的城市里，她举目无亲。幸好她的手头上还有一点钱，从旅馆里开个房间住了下来。月子里的袁芹整天以泪洗面。哄睡了孩子，满大街小巷去找郑某。哪里能找得到?一个操着外地口音的女孩子到处去询问一个男人的去向，不知遭到了多少人鄙夷的目光和嘲笑。
袁芹只好带着尚未满月的女儿回到了花园村。房子还是那么破，破得不能再住人的屋顶下却又多了一个哇哇啼哭的私生子。村里村外的男男女女们顿时有了谈长论短指指戳戳的话把子。袁芹的母亲只恨自己耳朵不聋眼睛不瞎，最后趁袁芹下地干活的时候，将自己吊死在破屋顶的木梁上。
我是在袁芹母亲死后十多天里听到有关消息的，当袁芹的邻居带着一副不屑的口吻把这些消息告诉我的时候，我还沉浸在痛惜韩桑之死的低落情绪里。丈夫知道我的心理承受力相当脆弱，建议我暂不要去采访袁芹。否则，我又将要陷入一场难以自拔的悲愤之中。然而，对于这样的陷入，我不愿回避也不能回避。一年多来，我像是受了一种力的牵引，城市乡村，车站码头，到处与人交谈，听人倾诉，陪人落泪……好长一段时间内，它构成了我日常生活的全部内容。
袁芹对于我的造访并不感到吃惊。她将视线从酣睡的孩子脸上抬起来，只在我的脸上轻轻一扫，便又移开去，对着空空洞洞的门外，空空洞洞地看着。
“我的忙谁也帮不了……你们妇联也帮不了”，她在听了“我是文联某某”自我介绍后，把我当成了妇联的人了。“我都问了，那个老畜牲(指郑某)他这样待我还犯不了法——如今没有王法也就算了，可竟也没有天理!”
袁芹的声音有点发抖，我知道她是在极力控制自己的情感，不愿在陌生人面前露出她的悲痛来。没坐多久，袁芹突然问我：“阿姨这里有熟人吗?”见我摇头，她又说：“对不起，阿姨，今晚是我妈回煞的日子……我怕不能留您了。”
“守回煞”是六安地区一项很古老的祭祀活动。传说人死了，灵魂站在望乡台上一时不忍离去，回头望乡时，眼光便落在了家中的某处。等去阴曹地府报过到，须得再返回来将眼光讨了去，顺便看家人最后一眼，所以六安人又把回煞叫做讨眼光。这里的人们是非常看重这项活动的。在讨眼光的日子里，死者所有亲属朋友等都得聚在死者的家中，守上一夜，这一夜，家中的狗不能叫，猫不能跑，人不能睡觉也不能说话，点了油灯，静静地恭候着。我看看空落落的破草房和孤苦伶仃的母女俩，试着对袁芹说：“阿姨想留下来陪陪你行不行?”
尽管袁芹说：“不要不要，你是生人，我家马上就有人来——没人来我也不会害怕。”但我还是看出了，她内心里是希望我能留下来的，因为我知道，一个女孩儿家很少有不害怕单独守回煞的。
吃过晚饭，袁芹将装了7只熟鸡蛋一根筷子的小口罐儿放到家门口，然后便点了香油灯，和我一起坐到了内屋。家里一直没有一个人来。我们都不能说话，这是规矩。袁芹哄睡了孩子，便呆呆地坐在油灯下望着忽忽闪闪的灯苗出神。她的脸颊上已失去了一个22岁女孩儿家应有的红晕，眼角上也过早地出现了细细的鱼尾纹，肯定是由于哭得太多的缘故，她的下眼帘竟变得松肿形成泪袋了。头发很好，却被剪得很短，豁豁桠桠的，像是她自个随便绞下的……上半夜，我的思维还比较清晰，可到了下半夜，眼皮儿怎么也撑不住了，不知什么时候竟冲起盹来。快天亮的时候，一下子惊醒了。油灯仍在亮着。袁芹趴在放油灯的桌子上压低着声音在哭，瘦削的双肩不停地抽动着……可怜的孩子，今年才22岁啊!我伸出手为她理了理散乱的头发。她仰起脸来，看看我，突然一下子扑倒在我的脚下，捶地大哭：“阿姨啊，往后我可怎么办?我可怎么办……”
袁芹提出要去告那畜牲，我还劝她不如算了。近从一个《打工》杂志上看到了这样一篇报道，题为：“法官的愤怒：我替打工的侄儿讨不回公道!”文章里写道：“一个年仅23岁的打工仔，因工伤而终身阳萎了，然而，厂方却不肯赔偿一分钱。在求告无门的情况下，这名不幸的打工仔想到了在家乡当法官的小姨。女法官毅然南下，决心为致残的外甥讨回公道。然而，在为期近一个月的索赔过程中，知法、懂法的女法官同样受到种种的刁难和屈辱，最后不得不以含泪妥协而告终……”可以想像得出，打工妹袁芹又如何能讨得回自己的公道?韩桑不是把命给搭上了也没讨回啥吗?我劝袁芹算了，我是设身处地替袁芹着想。
我感到在我的一生中，最难的一次告别怕就要算那天我跟袁芹说再见了。尽管我和袁芹原先并不认识，尽管袁芹也知道我这个“妇女主任”不能为她解决任何问题，但那天送我出门时，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紧紧地挽住我的胳膊，几乎要靠着我才能站住的身子微微地颤抖着——她的内心一直在哭泣。
前不久，袁芹的邻居告诉我，袁芹走了，抱着孩子走的。究竟去的哪儿她谁也没告诉，村里没有她的亲人。邻居们看见她临走时去了她娘的坟上，化了钱纸，好像没哭。破草房的门没有上锁——她是肯定不会再回来了……

走近打工妹失落（1）

什么“虎毒不食子”，什么“可怜天下父母心”，什么“只有不孝的儿女，没有不慈的父母”等等等等，这些所谓的老古话在柏家芸的面前，显然都成了一堆谎言。
今年32岁的柏家芸，漂在上海已15年了，挣来的钱一部分要寄给自己的父母，一部分要寄给孩子的奶奶，而她本人至今却连一个能容她住上三五天的家也没有。没有家的感觉对于一般人来说，那是很难受的，但对于柏家芸来说，似乎不是那么很重要的了，重要的是她再也找不回15年前失落在村边山芋地里的那份淳朴的乡情及一个农家女孩儿的青春和单纯了。她是家中惟一的女孩子，上有哥哥，下有弟弟，按说在这样的家庭里，即使她不会受到特殊的娇惯，最起码也能和哥哥弟弟一样得到父母的平等对待。然而，在重男轻女恶习相当严重的乡下，柏家芸竟被自己的父母当作了贫穷的祭品。15年前她虚岁17。由于天生营养不良，柏家芸17岁了尚未发育成熟，1.4米的个子，焦黄的头发，体型看上去怎么也还像是个没长大的小女孩。然而，就在这一年的春季，父母在她本人一点也不知道的情况下，将她许给了邻村一个比她大上8岁的得有脑炎后遗症的杨姓男人。
柏家芸的父母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钱。他们的大儿子也就是柏家芸哥哥秋季里要结婚，未过门的嫂子并未向他们家索要什么彩礼，而是柏家太穷了，穷得连一天三顿饭也吃不周全。为了在新媳妇过门时能办出几桌像样的酒席来，他们就在自己惟一的女儿身上打起了算盘，远近闻名的富户杨家有个独生子由于痴呆一直没找到对象，于是，柏家芸就成了父母拿来兑换几桌酒席的物品。她是被她的哥哥背到了半路后又被两个女人推着搡着有时甚至还要拖着拽着才送到男家的。一路上她大声地哭喊着，好多次趴到地上跪在田埂上回过头来一声又一声地叫爹叫娘，求他们不要把女儿朝火坑里送……柏家芸的邻居在接受采访时告诉笔者：“哎哟，那喊声!惨哪……就像奶羊挨拉了去宰一样，好多天，耳朵边还响着‘妈呀妈呀’的叫……”新婚之夜，她用乡下女人纳鞋底用的细麻线将自己的裤腰带一道又一道地勒得铁紧并都结成了死扣。人高马大的痴呆男人在雄性本能的冲动下撕了柏家芸的裤子并将她打得死去活来。
第二天一早，呆男人把夜里的情况告给了自己的母亲。柏家芸起床时，婆婆便开始大骂，骂她的父母不是个东西，要了她杨家那么多的礼银，嫁过来的女儿却不尽一个女人的本分。三天回门时，柏家芸哭倒在爷爷的膝下。一家老小，只有年迈的爷爷给过她一些疼热。但爷爷已经双目失明，靠吃一口闲饭苦度余生的老人又能有什么法子来帮助或解救可怜的孙女儿呢?爷爷只好拿一些宽心的话来安慰她。所谓的宽心话无非也还是那些“嫁出去的丫头泼出去的水”、“丫头都是菜籽命”、“嫁狗随狗，嫁鸡随鸡”的陈词戒条。
柏家芸只得又回到杨家，一夜夜遭受着非人的折磨，下半夜，她趁呆男人熟睡的时候，偷偷跑回了娘家。父母却不愿为半夜叫门的女儿开门，是双目失明的爷爷摸着黑走过院子打开院门，将孙女儿放了进来。柏家芸跪在爷爷的面前，求爷爷无论如何要救救她，不然她只有死路一条了。爷爷摸摸索索地从一个墙旮旯里拿出一只小木匣，打开了小木匣的锁，里边装的全是一分两分的硬币和一沓毛票。数数加加，一共是78元钱。爷爷告诉柏家芸，这是他近几年偷偷攒下的，也是他这一辈子的所有积蓄了。爷爷抖抖索索地将这78元钱装进他的烟荷包里，慢慢地用纱绳捆了，然后一句话没说，递给了孙女儿。柏家芸当时并未收下爷爷的钱，她想等天亮了见见父母再说。父母见到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女儿，像是什么也没看见一样，他们顾自吃完早饭，拿了锯镰就要下田割稻。柏家芸也找了把锯镰，跟在母亲的后边走出了院门。谁知父亲一回头看见了，大声地喝道：“滚回去!人家看见，像甚样子?丢人现眼!”柏家芸的心凉了，呆呆地站在院门口看着父母渐渐远去，然后一转身跑回家，悄悄地拿上爷爷放在床头柜上的钱，又轻手轻脚地趴到地上，向爷爷磕了仨头。尽管是轻轻的，但爷爷还是听到了，他喊住了正要出门的孙女儿：“芸子，你这一走，我们就再也见不上了……那点钱够你出远门的盘缠了吗?芸子，世道险恶……你是个女孩儿家呀!你让爷爷死不闭眼啊……”后来柏家芸告诉笔者：“爷爷的话把我的心给撕碎了……可我又感到奇怪，双目失明的他又怎么晓得我有了要离家远走的念头呢?”
柏家芸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出了家门，她的烧一直未退，走到村边自家红芋地的时候，头突然一阵发晕，腿一软，瘫坐了下来。这些满地扯藤的红芋，是她和母亲一节一节栽插上去的，就在那天插芋节的时候，母亲告诉她，她得出嫁了。但母亲没有对她说，她要嫁的人是谁。柏家芸是个孝顺的女儿，她根本就没有想到，父母会把自己嫁给一个整天淌着口水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的呆子。当11岁的小弟跳着单脚唱“呆子呆，猪囊膪，下雨往家拽，吃饭啃锅盖”的时候，柏家芸才从小弟的嘴里打听出了自个要嫁的人家。但这时的柏家芸再也无法推掉父母替她安排的这桩婚事了，她已穿上了新嫁娘的衣裳。当初柏家芸在栽插芋节的时候，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吃不上这茬山芋。她在芋垅边蹲下，拨开芋藤，用手使劲地扒着板结的泥土。指甲裂开了，指头开始流血……她忘了肉体上的疼痛，她真正的疼痛是在心里。
鲜血染红了芋藤下的泥土，她仍然用发烫但已变得麻木的双手一个劲地扒着、扒着……终于，她扒出了一只尚未长成山芋的芋耗子，指头儿粗细，红红的，竟也有了山芋的颜色。柏家芸和着泥土就着眼泪当然还掺有她的鲜血吞吃了这节芋耗子……她用她自己的方式来和这块她从未离开过的故土告别。吃过了芋耗子，她昏昏沉沉地在山芋地里睡了一觉。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好些了，爬起来，脚步打着飘飘去了公路，在从寿春到蚌埠的公路上拦了一辆拖拉机，跟它一道去了蚌埠火车站。又花了5元钱买了一张短程车票，乘上了去上海的火车。路上，个头矮小的她钻在别人的座位下边，躲过了乘警的检查。
上海车站到了，下了车，她跟在一位卖干果的老太太身后出了检票口。她被眼前的高楼大厦惊呆了，她简直不敢仰头，一仰头，头就晕，平地里怎么能竖起这么高的房子!后来柏家芸在向笔者叙述她刚一看见大上海大楼房的那份惊奇时，竟格格格地笑了。她的口袋只剩下27元钱了，舍不得花，只好饿着肚子在街上转了一天，晚上又回到火车站，在靠背椅上窝了一夜。
第二天，她又来到了大街上，酒店、饭馆、小卖部等挨个问去：“要不要雇人?要不要打工的?”人家不是把她当作了小偷就是当成了叫花子，见她朝门口一站，就赶忙挥手：“去去去!”喝狗似的。她在大上海的大街上转悠了三天，后来一家安徽快餐店答应收她，要她负责店里所有的卫生工作，月薪80块。她感激不尽地留了下来。这家快餐店的老板原以为她只是一个长相老气的小孩子，后来见她非常能干，正准备要加她薪的时候，她却闯了个自以为不得了的祸。她抱了一大摞盘子去洗，在过道里踩上了顾客随手丢下的一块果皮，滑了一跤，失手将十几个盘子摔得稀碎，她吓坏了，从地上爬起来，一声没吭拔腿就跑出了快餐店，连换洗衣裳以及一直没舍得花的27元钱也丢在了店子里。
她又去了火车站。身无分文的柏家芸蹲在火车站的一个角落里，绝望地哭了。两名中年妇女向她走来。一听口音，竟是同乡，柏家芸像是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她们叙说了自己的不幸。两人装作很同情的样子听完柏家芸的诉说，表示一定要帮助柏家芸。一个女人当即从口袋掏出从上海去武汉的火车票，要她去某号窗口以若干价钱卖给在那里排队买车票的人，卖掉了，她马上就可以得到10块钱。柏家芸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爷爷累了一辈子，到老来也才积攒78元钱，此时她什么力气也不要出，就凭一两句话，立马就能得到10块钱，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正身处绝境中的柏家芸却也顾不上打听好歹究竟了，拿起车票就走了过去，一时购不上车票的人见她是个朴朴实实的乡下小姑娘，什么也没追问，就都争着拿钱买她手上的票，她竟然还多得了4块钱。就这样，上海新客站里又多了一名非法倒卖火车票的票贩子。老票贩子们利用她的年幼和无知，从她的身上进行二次榨取，并让她去干一些容易暴露身份的事情。
那天，几个票贩子正在瓜分刚设法淘来的火车票，两名便衣向他们走来。老票贩子一眼就能认出他们是警察，便让蒙在鼓里的柏家芸去向他们卖票，他们好乘机赶快溜走。柏家芸真的迎了过去，刚一开口，就让警察抓个正着。尽管柏家芸将自己所知道的都说了出来，但他们怎么也不相信她只知道这一点点。她被关进了一个号子里。巧在这一天，柏家芸有生以来第一次来了月经。她感到很紧张，还没来得及收拾自己呢，老号子们上来发难了，这里捏捏，那里掐掐。柏家芸吓得直往旮旯里躲，一直躲到了便桶旁边，她们还在逼她。她哭了，一个老号子便抬起一只脚，将她踢倒在便桶上。便桶打翻了，她身上被糊满了粪便。柏家芸再也无法忍受，爬起来，扑到那个用脚踢她的老号子身上，一口咬住她的胳膊，死也不松。那老号子疼得拳打脚踢，喊爹叫娘，可柏家芸就是不松口。召来了看守人员，看守人员将柏家芸拖出了号子，罚跪到院子里，用冰凉的水一桶一桶朝她身上泼，说是要冲去她身上的臭气。这时的柏家芸正来着月经，有生以来第一次来月经。这时的季节正值深秋，在老家，村头的山芋地里肯定都下了枯霜。

走近打工妹失落（2）

就在柏家芸被警察抓进号子的第二天，她的爷爷咽气了。咽气前，老人瞎了好多年的眼睛突然睁开了，直直的看着站在他旁边的大孙子也就是柏家芸的哥哥说：“去找找你妹妹吧，她在外头受罪呀……”
柏家芸从家里失踪已经有两个多月了，婆家几次打上门来要人要钱。她的父母深感女儿给他们丢尽了脸面，看见邻居连头也不敢抬一下，也从未想过该去什么地方找找女儿，他们恨不能活埋了她。倒是她的哥哥在听了爷爷的临终嘱咐后，想到妹妹在家时的许多好处，托了在外打工的邻居，要他们在外地走动时替他留点意。
柏家芸从拘留所里出来，再不敢去火车站了。利用买盒饭的机会和一个听口音像是安徽的打工妹搭上了话，一问，果然是。她向这位打工妹诉说了自己的身世，并求她帮帮忙。谁知这位打工妹也是因为逃婚从宿县来到大上海的，她非常同情眼前这位老乡，便把柏家芸荐给自己的老板。老板见柏家芸三证(即身份证、劳务证、暂住证)全无，高低不愿收留她，任那位好心的打工妹说好说歹，老板就是不答应。柏家芸在热闹而又冰冷的大街上走着，夜深了，她实在无处可去，竟又回到了拘留所，央求警察再把她关进号子里。值班的警察一阵好笑，把她当作精神病人撵了出来。在这期间，柏家芸有好多次想到要回家，可每当这一念头产生时，她的眼前总又浮现出娘家父母愤怒的面孔和婆家痴呆男人流着口水的嘴脸。
那天，她在一条里弄里漫无目标地走着，突然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一看，竟是几个老家人。他们也是来上海一建筑工地上做苦力的打工者，柏家芸的哥哥曾托过他们，若见到了妹妹让他们劝她回来。老乡们都知道柏家芸的遭遇，没怎么劝她就让她跟他们一道去了工地。柏家芸后来告诉笔者，有不少来自乡下的打工妹，一时生活没有着落，就去建筑工地上卖淫，一夜要接受好几个甚至是十几个男人的粗暴蹂躏，一个男人最多也只给个三块两块的。她曾亲眼看见几个男人为先上后上闹翻了脸，竟将一个不知籍贯不知姓名的卖淫女活活砍死。
柏家芸在建筑工地上没干多久便离开了，又去了火车站，重操旧业。如果说柏家芸第一次犯罪是出于无知出于受骗，那么这次她是有意识地将错就错了。尽管她说这是为了生存。她结识了一个名叫唐运柱的现役军人。唐运柱利用自己现役军人的便利条件，大量地购买平价火车票，然后交给柏家芸，由她转手倒卖，他从中拿提成。不出一个月，柏家芸的腰包里就装进了几百张的百元大钞。唐运柱因为屡犯纪律被部队除了名，他干脆和柏家芸以夫妻名义租了房子住到了一起，没过多久，柏家芸怀孕了。柏家芸的哥哥知道了妹妹的下落，于是找到了上海，他在新客站看见了妹妹，开始差一点没认出来，小黄毛丫头长高了，好看了，洋气了。柏家芸以为哥哥是来找她回家的，可哥哥告诉她，现在她还不能回去，她的婆家一直没放过他们，三天两头打上门来要人要钱，父母也没原谅她。当哥哥听说妹妹又跟人同居并怀孩子时，他生气了，将妹妹臭骂了一顿。柏家芸等哥哥骂够了，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交给他哥哥，要哥哥回去打点打点。哥哥的心软了，告诉柏家芸说爷爷去世了，临终前直喊她的名字。柏家芸不顾哥哥的劝阻，硬是跟他一道回来了。
下了车，她直接去了爷爷的坟前，将78张10元钞票排开来围到爷爷的坟头上，推开哥哥拦挡，点火烧着了……她跪在爷爷的坟前喊道：“爷爷——您用一生的积蓄78元钱救了我……可也是害了我呀……”爷爷的话似乎又在耳畔响了起来：
“芸儿，世道险恶……你是个女孩儿家呀!你让爷爷死不闭眼啊……”柏家芸哭昏在爷爷坟堆前。醒来时，哥哥走了。哥哥的意思非常清楚，他不敢将妹妹一起带回家去。
天已经黑了。柏家芸长一声短一声地哭喊着爷爷，恨不能和爷爷一起躺到坟堆里。这时她的嫂子打着手电筒找来了。心地善良的嫂子非常同情小姑子的遭遇，她要接她一道回家。回到家里，父亲抡了扁担就要砸断女儿的腿，母亲一蹦三尺高地骂，要不是嫂子抱着个刚满月的孩子拼命地护着，柏家芸很有可能就躲不掉那一关。嫂子让她在自己的床上睡了一夜，第二天，天没亮，哥哥不得不将妹妹又送到了汽车站。
柏家芸又回到了上海的住处。打开抽屉一看，见自己的首饰和现金全没了，唐运柱也不见了，等了好几天也见不到他的影子。原先她也知道唐运柱不是一个本分人，但没想到他会坏到这种地步，于是去了医院，她要将肚子里的孽种流了。谁知一进妇产科的候诊室，竟发现唐运柱正搀着一个女孩子从手术室里出来。柏家芸一下子就扑了上去，在两人都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柏家芸已将那个女孩子的鼻子打出了血。柏家芸打完了架一个人跌跌撞撞地走了回来，她决心要将孩子生下来。没过多久，柏家芸做梦也没想到，她的母亲和弟弟竟一道来上海看她。柏家芸留他们住了几天，陪他们游浦东，上电视塔，逛南京路……临走时，她把自己所能拿出的钱全部交给了母亲。母亲接了钱后却冷着脸告诉女儿，她不能回家。
尽管母亲和弟弟主要是冲着钱来上海的，但对于柏家芸来说，这已经够她高兴的了，她要弟弟回去好好念书，往后她会经常朝家里寄钱的。孩子生下来了，是个男孩。唐运柱在江苏乡下的母亲竟然跑到上海来认下了这个孙子。孩子还没过百天，便将他带走了，当然也带走了柏家芸的所有存款和将来每年一万元直到孩子18岁为止的允诺。唐运柱大概是没钱花了，厚着脸皮又跑了回来。这时的柏家芸对自己对他人以及对一切已变得毫不在乎甚至是麻木不仁了，她热衷于拼命挣钱。挣钱，成了她的惟一的嗜好。除了挣钱，她再没别的追求，生活中也再没有其他的内容。在她看来，乡下穷极的父母愿意花她挣来的钱，这是对她的一种肯定，她也因此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为了钱，她不择手段，不怕犯法，也不顾后果，她的心态完全被扭曲了。
事隔不久，父母一起来到了上海。父亲能亲自到上海看她，别提她有多高兴了，没要父母发话，她便给了父母一万元。谁知母亲竟狮子大张嘴，说一万元不够，他们要给两个儿子各盖间新房，得要两万元。柏家芸只好将存给孩子的钱也拿给了他们。回去后，哥哥知道了这件事，当即和父母吵了一架，硬从父母的手里要来了他名义上的一万元，要嫂子事后还给妹妹。唐运柱越来越不像话，成天在外吃喝嫖赌。无论柏家芸将钱藏到什么地方，他都能有办法找到它。找去了，不花光了不回来。有一次，柏家芸给孩子买了几件衣服，并把一万元的存卡交给他让他带回江苏去。他走了一个多月没回，他的母亲却带着孩子来了，她说她根本就没见到儿子的影子。巧在这时他回来了，母子撞上，他便谎称自己是在火车上失了窃。母亲知道儿子自小就不成器，这一次她没有原谅他，扑上去就和儿子拼命，母子厮打起来，倒是柏家芸劝开了他们。嫂子来了上海，她将一万元钱还给小姑子后，住了下来，她以一个女人对女人的同情之心，想亲眼看看小姑子的大把钞票是怎么挣来的。
当她看到小姑子干的竟是这种连贼也不如的行当，她的身上甚至还留有才被警察拷打的伤痕时，嫂子伤心地哭了。她求柏家芸无论如何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她要带她一起回家，回家后好好找个婆家，本本分分地种地做人……柏家芸虽然理解嫂子的好意，但在听了嫂子的话后，她还是摇了摇头，说迟了，这几年下来，她不再是过去的她了……她害怕乡下的贫穷，不想再去做那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活，不愿再当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妇了……她已学会了如何挣钱，也养成了大把花钱的习惯……她不想再回去了。柏家芸虽然不愿和嫂子一道回来，却听从了嫂子的“唐运柱明显不是个好人，跟这样的人搅在一块迟早是个祸”的忠告，她向唐运柱宣布了“从此一刀两断”的决定。
唐运柱又岂肯轻易放了这个既能给他钱花又能供他泄欲的女人；尽管柏家芸已严肃地向他宣布了“决定”，但他仍然对她纠缠不休，甚至还向柏家芸动起了拳头。
柏家芸实在忍无可忍，便找了几个小阿飞，将唐运柱拦在房子里结结实实捶了一顿。唐运柱带着青伤去派出所报了案，并将柏家芸在火车站当票贩子的事以及她是如何一次又一次躲过治理整顿的老底揭锅儿端了出去。于是柏家芸又一次遭到了拘留，并受到了最为严厉的审讯和拷问。最后，她不得不交出了所有的钱财，还被铐上了手铐遣送回了老家。父母见女儿赤伶伶地被遣送回来，觉得自己的脸皮又被剥了一层，父亲不但不让柏家芸进家门，还恶狠狠地鼓励她去自杀。
嫂子有点发急了，就私下里和婆婆商量，要给柏家芸找个婆家。然而，本本分分的庄户人家，谁个愿娶这样的媳妇过门?那些实在找不到女人的穷光棍，柏家芸又高低不答应：“这样的货色也配娶我，除非大上海的男人都死尽了，也不撒泡尿照照自个的影子!”嫂子还注意到，柏家芸的表现越来越反常了，一个人在的时候，老是自个跟自个讲话，有时还讲得哈哈大笑，有时又讲得痛哭流涕……
嫂子求丈夫卖了家中尚未出厩的猪，用这钱去了趟江苏。她要把柏家芸的孩子接到柏家芸的身边，想让孩子来唤醒柏家芸沉睡在心灵深处的母爱和良知，恢复一个女人的正常情感。谁知唐运柱的家人根本就不让她接走柏家芸的孩子，孩子也认生得很，舅妈还没伸手抱他，他便吓得哇哇大哭。嫂子一路叹息一路伤心地回来了。到家一看，柏家芸不见了。丈夫告诉她，自她走后，柏家芸一直在抱怨，说嫂子真是多事，抱个累赘回来干什么?谁抱回来谁养他，她是高低不要他的……母亲听了，骂她连畜牲也不如，她就和母亲对骂起来，说这一切都是跟父母学的，上不疼，下不孝，属于遗传……颠三倒四哭骂了一通后，人就不见了。小弟要去找她，父母没让，说走了是好事，省得在乡里乡邻面前丢人现眼，死了也不可惜。
谁知过了两个月，家里却收到了一笔汇款，是柏家芸从上海寄来的。就是说，柏家芸又回到了上海，干起了她的老本行。笔者是在走亲戚时听到有关柏家芸的故事的。然后又顺藤摸瓜找到了柏家芸的嫂子。在她嫂子的帮助下，最近我终于见到了柏家芸本人，可惜我们是相见在本市的一家神经病院里。柏家芸根本就不承认自己患有精神病，她的记忆非常清晰，言谈举止也基本上正常。医生却说，柏家芸确实是病了，这种病开始时表面症状不太明显，但越到后来就越严重，渐进为完全疯狂或彻底痴呆。柏家芸接受采访时，虚龄32岁。

走近打工妹回头不见来时路（1）

翻过一座山坡，眼前是一片坟场。坟场边有一个挖野菜的女人，女人大约三十八九岁的样子，正在挖一种叫做荠头蒿的野菜。乡下人有个三月三吃荠头蒿粑粑的习俗，说三月三是五阎王收鬼的日子，这一天阳间的人要是不吃荠头蒿粑粑把魂巴住，贪多不嫌少的五阎王就有可能连带着收些生人下去壮他的地府。我想这种习俗之所以沿袭了下来，一是因为乡下人一直迷信，二是因为这种蒿子粑粑在这个季节里实在是好吃。那种带着野味的清香谁吃了都不会忘。只是这种粑粑做起来比较费事，又要烫蒿，又要蒸面，还要加放许多佐料。烧起来火候又非常重要。因此现在繁忙的乡下人不是家有病人一般不再去做这种蒿子粑粑吃了。我走上去和这女人打招呼：“还没到三月三哩，怎么就开始采蒿了?”女人抬起头笑着答应：“今年雨水多，节气早，趁这两天有空，早吃早算事。”我问她这里是不是辛郢村。她说是，答过了又问，“你来辛郢找谁?”我看了看她的双手十指是全的。就拿出相机征求她的意见。“我能不能给你照张相?”对方赶紧摆手说：“不照不照，我没钱。”她把我当成照相的了。于是告诉她：“我不是照相的，我是……”我不知道如何向她介绍我的身份以及解释我所要做的事情。想了想这么问她：“请问你念过书吗?”她点了点头，说念过，三年级没念完歇掉的。她说的三年级一定是小学三年级。我知道我该如何和她交谈了。我说我原先也是个乡下人，后来念了书，在城里有了工作，但对乡下的事还是很在意，特别是对乡下的女人打工的事。我今天来辛郢就是想听听乡下打工妹的故事，看看因打工受伤致残的乡下女人，眼下是怎么过日子的。
我打心眼里可怜这些乡下姐妹，没有别的，只是想跟她们说说话。女人很认真地听着。看得出来，她听明白了。听完后她一屁股坐到了地上，重重地叹了声气说：“噢——是这样。像这样这的事我能跟你讲三天，倒三箩，你看，你看……”我的注意力随着她的手指被眼前的这片坟场吸引了过去。十多座坟茔，几乎都是新坟，这是怎么回事?女人告诉我，她叫佟华，原先也一直在外打工，只因丈夫袁厚地老毛病犯了，今年只得留在家里。她还告诉我，眼前的这片坟茔，人们管它叫“打工坟”，地下埋着的十有八九都是因为打工死了的冤屈鬼。“喏，你看那一堆，是在打工时得的血病，回家来不到三月就死了。那病我晓得，是挨胶气冲的……还有这边，一溜条5个是吧，两对夫妇加上一个开车司机，去南方找他们的一个妹子，这个妹子在打工时不见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回来的路上出了车祸……再望望前头的两个，一个是儿子，一个是老娘，儿子在打工时让钢丝绞断了腰，瞎眼老娘听到了噩讯，上吊死了……”佟华不紧不慢地叙述着，像在讲一个遥远的传说。我在她那不紧不慢的语气里，看到了庄稼人因无助而无奈而麻木的心态。佟华还说，他们这里确实有不少人在外打工时断了腿，缺了指，成了残废。但这些人不愿别人提及他们的受伤致残的事，他们认为这是丑事，是因为自己笨手笨脚才招惹了祸端。他们的老板在逼他们辞工时就是这么说他们的：“别人怎么都好好的，单你出了岔?你太笨了，像头猪!”说到这里，佟华又关照我：“你想见见这些人可以，可千万别问他们受伤的事，更不要说给他们照相了，那样他们会翻脸，连我都要骂的。”
“受伤的人都得到赔偿了吗?”我问。“得到了，”佟华想也没想就答了上来，“工厂老板先带你上医院治，治好了一个人1000块让你回家。”“就1000块?”“就1000块。在医院里治病的钱也都是工厂老板的。”“那腿断了可是重伤残啊!”“腿断了给5000块。”“你们不觉得这赔得太少了吗?”“怎么讲呢……工厂老板也不想伤人，伤了一个人至少也得花上万儿八千的……”听到这里，我的心不禁一阵颤栗，多么善良然而又是多么愚昧的庄稼人啊!“都做的是些什么样的活，这么容易伤人?”“打胶。”“打什么胶?干什么用的?”“说是橡胶，做皮鞋用的。”“怎么个做法?”“就是把一些破破烂烂的塑料胶皮什么的，放到一块熬。再把那熬好的胶皮剪成一条条的，装进一个模子里，模子下边是煤球炉，等模子上的胶烤黏和了，上面有个机器锤往下一轧……”“这么原始——我是说他们怎么用这么笨的办法生产产品——都是些什么样厂?”“都是私人开的小厂，一家家的，黄岩那地方像这样的工厂多着哩。”我想佟华说的工厂不过是一个个小作坊罢了。由此我想到了街头巷尾以及商店里摆卖的那些廉价皮鞋，样子看上去不错，拿到手一闻，气味冲人，穿到脚上，最多只管三天。原来这种鞋就是这么生产出来的。“刚才听你说，你也一直在外打工，干的就是这个活吗?”“是的。”“跟我讲讲你自个的事。”“外头的钱不好挣，留在家里又没钱挣。受苦呀遭罪呀，还想朝外跑，只要老菩萨保佑不伤了不死了，挣一个是一个，总比在家干炕着强。一开头我在一家餐馆里干，讲好了一个月300块，管吃管喝。这不错哇，在家里哪能找到这好事!可他们要我杀生。杀鸡杀鸭我都不怕，还让我天天杀那蛇呀，蛤蟆呀，还有狗。每一次动刀子，我的手就发抖，心也跟着抖。干了一个月，我吓病了，只好辞了这份差事，临走时一分钱也没拿到，他们说我违背了合约……什么狗屁合约?我又认不得几个字，让我写名字时，我一听一个月300块，想也没想看也没看就把名字写上了。后来我后悔啊!不是后悔没拿到钱，是后悔我白白地杀了那些生，作孽呀!
“后来又到工地上干，跟男劳力一样抬大土扛水泥。你看我这身子骨!实在撑不下去了，就只好去了鞋厂。我怎么一直转来转去不想去鞋厂干呢?因为我的鼻子不煞闻(土话，敏感的意思)，一闻那生胶味就头疼，就吐。我刚指给你看的那个得血病死的坟，她是在鞋厂干得最长的人。医生说是什么……再生……什么血的病(我插问是不是再生障碍性贫血，她连连点头说对对对就是这么个病)。我约莫这病肯定是那胶味冲下的。好多女人在那儿干长了，月经都不正常了。你不晓得那味有多么难闻!钻脑子钻心。”
我问：“厂里什么保护措施也没有吗?比如说让你们戴口罩什么的?”
“没有……唉!老百姓的命不值钱……”“一天要干几个小时?”“几个小时!想得倒美，最少得12个小时。两班倒。不干完12个小时，没有人接你的茬儿。刚我给你指的那娘儿俩的坟，儿子名叫张根，是个能累肯吃苦的好心人，他见一个跟他住在一块的人病了，自个下了班又去代人家的班。24个小时一天一夜!活又重，味又难闻，铁打的人也撑不下来!也只剩下最后一个多小时了，张根实在是瞌睡淹心，站着站着就睡着了。身子往机器上一靠，完了!当时他的腰上系了个皮围裙，皮围裙的带子是用钢丝做的。皮围裙一下子就缠到了机器上，机器还在轰轰地转，那钢丝眨眼之间就将他的身子勒成了两段……惨啊!齐刷刷的两段，骨头和肉全部都断了……
“身子和腿离开时，他还喊了一声：‘我的瞎眼老娘啊……’然后才死的……那么好的一个人，怎死得那么惨!”佟华说到这里停下了，低了头将手里的小铲子使劲地往土里戳。我被这个惨烈的故事震撼得好半天回不过神来，“我的瞎眼老娘啊”的呼喊如响雷般在我耳边萦绕不散。要不是亲耳听了佟华的讲述，亲眼见了张根的新坟，我怎么也不会相信，在乡下，我们的这些衣食父母们竟在经历着这么让人不堪面对的悲惨故事。想那繁华都市里一掷千金的腐败分子们，那些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闲老阔少们，“我的瞎眼老娘啊”的呼喊还不足以让你惊魂使你省悟吗?
眼见一天又快要过去了，我只好求助于佟华：“天快晚了，这附近恐怕也没有能让我住上一宿的旅馆什么的……要是方便的话，我能不能在你家借住一晚?”“成啊!只要你不嫌乡下床铺脏，住几晚都成。”佟华笑着说，“正好今晚我做蒿子粑粑，你有口福，算是赶上了。”“晚饭后你能不能带我去见几个因打工致残的邻居?”“好，我带你去见他们就是了，喊他们来我家也行——只是千万千万……”我接了过来：“别问他们受伤致残的事，更不能照相。”我和佟华都笑了，撵三赶四又挖了些蒿子，回家去了。佟华的家是三间砖瓦结构的房子，这在乡下算得上是中上等的居住了。我问佟华：“这都是你打工挣来的?”佟华答道：“不打工哪能盖得起房子!光种地只能糊住一家几口人的嘴，像上缴啦，孩子上学啦，人情往复啦，买种子化肥啦……这些开销就没出处了，要是遇上个天灾人祸——打嘴打嘴，唉，乡下人最怕的就是这个……”

走近打工妹回头不见来时路（2）

佟华把我介绍给她的丈夫。看得出来，她的丈夫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瘦，不知得的是什么病，佟华没说，我也没好问。佟华忙着洗蒿烫蒿、蒸面。她的丈夫在一边帮忙，我也插不上手，便一个人转到正房这里看看那里瞅瞅。典型的农家住房布局，中间堂屋，两头两间卧室。东头的卧室里放着一张老式的架子床，看样子是佟华夫妇睡的。西头的一间里紧挨着放了两张床，一张大，一张小，床单和被子都打了补丁，但洗叠得非常整洁。小床的上方挂了一只鼓鼓囊囊的旧书包。书包的旁边全是港台影星们的画片，画片的旁边一溜条贴了六张奖状，四张写的是袁玲玲的名字，两张写的是袁二方的名字。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佟华孩子的情况，看了奖状，我想她有两个孩子无疑。这时，孩子们放学了，先来家是一个长相一般但样子挺可爱的小女孩，两只羊角辫上扎了两对傻乎乎的蝴蝶结。一会儿，另一个孩子也回来了，这可是一个长相非常秀美的小姑娘，见了我，腼腆一笑，两只酒窝儿浅浅一闪便进屋去了。先来家的小女孩还站在我的面前，好奇地看着我。我笑着对她说：“想知道我是谁吗?那么先让我猜猜你是不是叫袁二方?”小女孩咯咯地笑了，说：“错了，刚进去的才叫袁二方哩!瞎猜。”“那你呢?”“我叫佟三儿。”“那袁玲玲呢?”“袁玲玲是我大姐。”“大姐还没放学?”“大姐打工去了。”
又是打工!我的眼神一下子落到了那只挂在墙上的旧书包，心里好一阵发酸。问三儿：“那是玲玲的书包吗?”“是的。”“怎么还挂在这儿?”“大姐临走时交代的，不要我们动她的书包……大姐的寒假作业还没做完呐，就让爸妈叫出去打工了。”我让袁二方和佟三儿站到玲玲的书包下，给她们合了个影。又跑到厨房里向佟华夫妇寻问袁玲玲打工的事。先问玲玲多大了，他们说虚岁16。我又问玲玲什么时候走的，他们说是正月初五。我说我在孩子们的卧室里看到玲玲有那么多的奖状，说明她是个很用功而且成绩很好的孩子。他们说是的，玲玲在班上一直是前三名，老师们经常表扬她，听说她出去打工，正月十五大过节的，一天家访了两趟，想让玲玲回到学校里。
“玲玲她自己愿意吗——我是说书不念了去打工?”夫妇俩都重重地叹了声气，好半天没搭话。“你们是不是认为女孩子迟早都是人家的人，念那么多书没有用?”
佟华将脸扭到了一边。袁厚地吧嗒了一下嘴说：“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家穷……你帮我的家算算账，5口人的上缴，5口人的吃喝开销，三个孩子的上学花费……眼下我又做不了田里的重活，佟华让农活拖住腿出不了门。玲玲不出去打工又怎搞?”佟华转过脸来，一脸的眼水，说：“玲玲听她爸跟她说不要再念了，打工去吧，马上就哭了，哭着求我……哭了一天没吃没喝。第二天一早，她拿出寒假作业来做，做着、哭着，做了一半，想想收起来了，把自个念的书都装进了书包里，整整好，挂到墙上，又对两个妹妹讲了一阵子话，跟我们招呼也没打就出门去了……生我们的气呀!”佟华哽咽着，“自年初五走后，到今天也没来家。过后捎过一次信来，说她就在六安麻纺厂里干活，让我们不要焦心她。”
“玲玲在外打工挣的钱够不够两个妹妹读书用的了?”我问。“哪够?”佟华指了指坐在灶下的丈夫说：“他的病去年冬天犯了，住不起院，总得买点药治，一个月都得好几十块。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倒不得……眼看着，二方也得歇了，跟姐姐一道打工去……实在没办法。我们做父母的无能，对不起孩子们……”
佟华说到这，一直往粑粑锅里洒水的手停下了。灶下的柴火正旺，一时三刻，溢着清香的荠头蒿粑粑挨柴火炕煳了。佟华赶忙车了半碗水朝大锅的周围一浇，剌啦一声，一股含着煳味挟着蒿香的雾气腾锅而起，将整个厨房以及佟华夫妇都罩在了浓浓的雾气之中。佟华说：“粑粑煳了。”袁厚地说：“煳了脆些。”我说：“脆的才好吃。”
吃过晚饭，不知是因为粑粑煳了的缘故，还是提到孩子她心里不好受的缘故，或者是干脆给忙忘了的缘故，佟华早早地给我打了洗脸水，硬把我劝上了床，提也不提让我再见见其他的打工人的事。毕竟是一面之交陌生人家，我也只好客随主便，上床坐着听她唠叨丈夫袁厚地如何重男轻女，她自个因没为袁家生出个儿子而如何心屈理亏的枝枝叶叶。后来又说到了孩子们。提到玲玲她又流了泪。临睡时我答应她：待我一回到六安，就去麻纺厂看她的玲玲。
早上起来，天阴得很重，想我几天来听到的看到的已经够多的了，辛郢也找到了，可以回家了。于是要走。佟华听了却当门拦住说：“你看你看，这雨滴拎着头哩(多生动的语言)，说要下就要下了，现在可不能走。”袁厚地也过来劝阻。我告诉他们：“出来时跟家人只说当晚就回去，没想到走岔了路，耽误了两三天，幸好辛郢找到了，几天来跑得不冤……”
袁厚地突然打断我的话问：“你是说……你还得去辛郢?”我让他的话问怔了：“辛郢我不是来过了吗?这，不是辛郢?”“这是袁圩村民组，属辛郢村委会——去辛郢还得往前走三里多路。”“啊呀!”我一听哈哈大笑，费了老鼻子劲，竟然还是没有找到真正的辛郢。想想这也是天意。这一路惊心动魄地走来，走错了还是走对了?如何界分这错与对?它的结果已经不重要了，而重要的要在于它的过程。反正，真正的辛郢我可以不用去了。想到这我笑着对佟华夫妇说：“我不去辛郢了，马上回家，你们也别留我了。我丈夫这时辰说不定已在电视台里打寻人启事了。”
佟华这才松了拉扯，待我出门时，她递上了两包东西。一包是两边炕得焦黄的荠头蒿粑粑，一包是我昨天中午出高岗镇时在街头买的预备自己吃的，晚上我又把它送给了佟华的一斤蛋糕。
佟华见我用嗔怪的眼神看着她，赶忙解释：“噢——这蒿子粑粑是我起大早特地重做的，这次没煳了，带回去给家人尝个味儿。这鸡蛋糕不是给你的——你不是讲一回到六安就去看看我的玲玲吗?她可是从小到大根本就没吃过这样的好蛋糕……”佟华说着说着眼睛湿了。
我赶紧接了蒿子粑粑，把蛋糕放下了，对她说：“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让你的玲玲吃上六安城里最好最好的蛋糕。”

走近打工妹代失语者语

总感到有一份带泪的托付，在冥冥之中固执地牵引着我。我该为众多命运悲惨的打工妹做点什么?为此我该如何去做?扪心自问，没得出任何答案。
那天故乡来人，说到了一个女孩子的死。这个女孩子18岁去南方打工，22岁在外遭到了谋杀。当我听到“她娘天天站在村口的大坝上朝南来的路上望，见到她叔怀里抱了一只骨灰盒就一头栽到了坝下，扶起来再也不能说话成哑巴了”的时候，我像是遭到了重重的一击，一下子明白过来，自己该要做些什么了。我虽然离开农村来城里工作已有些年头，但我与故乡人的联系一直未断，他们的喜怒哀乐、兴衰荣辱可以决定我思维的走向与心情的好坏。如此密切的相关相与，不仅仅是因为乡下还有我的一个同胞三姐及其他许多亲戚，更重要的是我汲取生命营养的根始终深扎在乡下。乡下，那片贫瘠而又厚重美丽的土地上，长眠着我锥心思念的母亲，英年早逝的大姐和二姐。有着我永远也唱不完的童谣和淡不去的记忆。
记得那年我刚上小学。过中秋时，四个姐姐都回来了，加上妹妹和我，母亲的六个孩子都到齐了。尽管在邻里的眼里这并不值得高兴，因为我们六人全是女孩，然而，我们仍然觉得这是一次很难得也极令人开心的欢聚。大姐、三姐已经出嫁并有了孩子，二姐尚未结婚但在城里有了份工作，四姐在离家30里地的中学里读书，她们不约而同的归来，使得母亲亲手垒就的三间草屋和种满了各种花树的院子顿时热闹起来。大姐和二姐之间有着怎么也说不完的悄悄话；我和四姐的脾气最合，你问我答也是话语不断；小妹还小，趁乱早跑到外边玩打阵去了。单单落下了三姐，因为她是个哑巴。母亲说，三姐是在四岁多时突然的一场高烧夺去了说话能力，促狭的上苍竟让不能再说话的三组变得无比的聪慧和灵巧，无论是描花绣朵，还是烹饪稼穑，她都做得远比别人好，正因为如此，三姐的痛苦也就远在别人之上。如果她是一个天生的哑巴，如果她是一个心智一般的哑巴，那样她会活得稍微轻松一些。然而，她不是一个天生的哑巴，她不是一个心智一般的哑巴，她渴望说话远比渴望活着更甚，她曾为自己与别人之间难以解释的误会和无法向别人申诉的委屈寻死不成而撞墙大哭。在我的记忆里，年轻时的三姐始终都留着长发。她用手语告诉我，总有一天，她会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开口说话的，四岁前能唱会跳的她总在梦想着这一天的到来，这一天到来了，她就去当一个长发飘飘口齿伶俐的演员……
当三姐知道自己的梦想不可能再实现了的时候，便听从母亲的安排，嫁给了一个懂她手语的忠厚男人。那天晚上，姐妹们围着母亲坐在种满了各种花树的院子里赏月，不知是谁说了一句笑话引得全家哈哈大笑。就在我捂着肚子扭腰曲背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三姐慢慢地转过头去，将颏儿仰向月亮，我知道，她这是在将盈眶的泪水往心里倒沥。母亲走过去，拍拍她的手，三姐笑了，母亲也笑了，但迎着月光我清清楚楚地看见，母亲和三姐的眼里都噙满了泪花……童年的开怀戛然而止——那一轮浸透了失语之痛的月亮，从此便如铅砣般坠在了我的心上，每当我抬头望天时，每当我开心说话时。
我于前年秋季回故乡看望三姐时，顺道去看望了那个在外遭到谋杀的打工妹的母亲。去时，这位柔肠寸断的母亲，正躺在自家黑黢黢的床上打着吊瓶，看见我，伸出干柴根似的手一把抓住了我，紧紧地抓着，煞白的双唇翕张颤抖着，嗓子里却发不出一丝儿声音来。那只死死抓住我不放的手分明是在告诉我，她多么希望自己能向别人哭诉一场或向苍天大喊几声，可医生说，她已不可能再说话了。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个如我三姐一样的哑巴!
那次我在故乡多盘桓了几日，归来时，又带回了另外几个随劳务输出的打工妹在远离家乡的地方也身遭横祸的不幸消息，想不到回家后，又撞上了和我刚认识不久的青苇的葬礼。青苇是一个自小生长在乡下后随父母进城因为父母离异无家可归、不得不外出打工被逼被骗而吸毒而卖淫而自杀的年轻女孩。死去的永远沉默了，活着的可不能完全失语!于是我知道自己该如何去做了。背起行囊，戴上草帽，从地垅田埂到车站码头，从闹市大街到农家小院，从头年的秋季开始到次年的冬季还未结束，能去的地方我都去了，不能去的地方有的我也去了，容易接近的人我接近了，不容接近的人我也访问了。和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交流，倾听和记录你只能用自己的心。当他们把你当作亲人当作知己的时候，你就不再是什么局外人了，真的成了他们的知己成了他们家庭中的一员。情感再也不受理智的驾驭，你从他们身上所感受到的伤痛，比一直沉浸在伤痛中业已变得麻木业已完全失语的他们自己更甚。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我的内心世界无数次地受到良知的鞭挞和责任的撞击。这么多的乡下姐妹这么多年来仍在这么恶劣的生存空间里如此艰难而又无助地挣扎着，又有谁去真正地关心过她们，体恤过她们，设身处地地想过她们?她们自生自灭也便罢了，我们却是一次又一次地尽可能地利用她们的贫穷，利用她们的善良，利用她们的勤劳去榨取她们的生命或牺牲她们的青春以维系一种不合理的存在，我们还有什么值得自以为是的东西!还有什么资格去奢谈妇女解放，高唱男女平等!
记得2001年夏季，我一个人乔装后悄悄地溜进本市一家大型企业一个全由乡下打工妹们操作的对外全封闭式的车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根本就不能相信，人，竟然能如此超负荷超强度地工作。她们的双手不停地——不，应该说是飞快地将十只装满了啤酒的瓶子朝怀里一揽，用绳子一扎，提起来，码下去……我注意了一下手表，整个过程只用了三秒多钟。传送带上的酒瓶源源不断地运过来，她们的全身心也就得飞快而又紧张地劳作着。一天要干上14～15个小时的活，月工资只有300元左右。这种散装普啤是极易爆炸的，现场中我就看到了好几个女孩的脸上和颈部都有伤疤，听说她们的胸部也有被炸伤的，还有的眼睛被炸瞎了，腿筋被炸断了……凡是致残的女孩子都已被厂家辞退而未获得分文的赔偿，因为她们不懂得如何索赔，更不知道何为诉讼。即便如此，她们仍然义无反顾地从乡下不断地涌进城里。可想而知，她们身后的那份贫穷和眼前的这份无奈是何等的不堪了。这些可怜的女孩子，最大的28岁，最小的只有14虚岁。我情不自禁地从手提袋里摸出相机对准这群女孩按下了快门。车间的四周站了四个监工，这四人全是年轻力壮的男人，他们都是厂里的正式职工，月工资都在1300元左右。看见我拍照，立马围了过来，先问我是干什么的，见我一时语塞，便伸手来抢我的相机，我将相机紧紧地护在怀里。他们便扯的扯，拽的拽，有人还在我的腿上狠狠地踢了一脚。我知道这些打手般的监工是打人打顺手了，替那些女孩子们受一次过，我认了。然而有一件事当时让我感到震惊和绝望，至今仍令我难以平静，那就是几个男人吵吵闹闹在围攻我的时候，机器突然停了，而那些女孩子竟都桩在原地动也没动一下，没见有人回一回头看看热闹，更不要说有人走过来劝一劝架了。后来我在她们的寝室里又见了她们，她们对我仍然保持沉默。据说，如果谁要是敢向外人透露了真情实况，谁就有被辞退的危险。辞退意味着一份生活来源的终结。为了这份生活来源，一个个女孩子家—— 一个个年纪轻轻的人放弃了自己应该拥有的多少权利和生活情趣，变得如此麻木!不让说话，不敢说话，不能说话，还有不想说话，这都是无声世界的一种通病。难道真是无语可说？在这个无声世界里，生活在最底层的女性总是承担得最多，而承担最多往往就要受伤最深，这些一无所有的女性除了让自己如祭品般地被伤害，她们还能做些什么?
母亲的眼睛一直在这个无声的世界里注视着我。母亲嫁给父亲时才16岁，头一胎生下了大哥，可大哥只活了七天便夭折了。后来母亲又生下了大姐，二姐。三姐(不是哑巴三姐，按算哑巴三姐当称为四姐才对)一下地，奶奶就将她扔进了村后的水沟里。母亲刚刚满月，父亲便以两块大洋的身价将她卖给了邻村的一个猪屠户。后来母亲替父亲在我们面前开脱说，父亲之所以要卖掉她是因为父亲当年得了一场怪病急等现钱治病。可姐妹们都知道，母亲是怕伤了女儿们的心而瞒下事实真相的，因为舅妈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父亲要卖掉母亲完全是因为母亲接二连三生女孩的缘故。被出卖的当天，母亲连夜出逃了，用一双曾被裹残了的半大小脚走了三天三夜，最后落到了离家200多里路的正阳关，被一家郭姓诊所雇用，年工钱为两块大洋。母亲预支了这两块大洋，托人捎给了父亲。她用差不多是自卖自身的办法保全了自己无爱的婚姻，算是赎回了一个女儿家所能有的最卑微的人格和自尊。那年母亲19岁。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乡下打工妹的血。冥冥之中那份固执地牵引着我的带泪的托付，缘起这里。
六十多年过去了，这条令人心酸的打工道上，走着的女孩子却不知为什么是越来越多了……
（选自《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