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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九一八事变：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的开端九一八事变

国难当头，中国人民的抗战激情被空前激发起来，连少年也参军报效国家。图中的两个少年兵被日军俘虏
九一八事变：
它疯狂地宣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的一个重大步骤，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
一、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侵略中国的开端
抗日中国人一定要记住的事件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夜，沈阳城外，寂静的大地上，一群群鬼鬼祟祟的人影在窜动：七八条汉子急匆匆奔向距沈阳约２．５公里、距东北军北大营约８００米的南满铁路柳条湖段；一队１００多人的队伍悄悄地潜伏在柳条湖村以北约３公里处的文官屯等候出击；而在沈阳城内的一个住宅里，一个焦急的身影在不停地晃动。２２时２０分左右，柳条湖方向传出数声爆炸声。旋即，电话声、枪声响成一片，一群群全副武装的军队疯狂地扑向北大营，扑向沈阳城。
一个荼毒中日两国人民的罪恶事件，在侵略者的炮制下出笼了。
这，就是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的真实一幕。
侵略中国以发展自己：近代日本政府的基本国策

第二部分：华北事变：日本鲸吞中国的罪恶行径华北事变（1）

侵略者的所有活动，集中在一个目的上——把华北从中国分离出去。群魔乱舞，华北骤然风云变幻，成为国人和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二、华北事变：日本鲸吞中国的罪恶行径
１９３５年，华北大地上，一群群衔有特殊使命的日本人在游荡，一件件别有用意的非常事件不断发生，日本侵略中国的主要角色或在幕后操纵策划，或在华北滋事寻衅。
侵略者的所有活动，集中在一个目的上——把华北从中国分离出去。群魔乱舞，华北骤然风云变幻，成为国人和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华北事变，是其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它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作为其独霸亚洲、征服世界的战略基地的野心。华北事变不仅使华北的局势，而且使整个中华民族都处于危急关头，它决定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政局的走向，对国共两党的政策以及国际关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中日关系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疯狂的“华北国”阴谋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三省后，随即在中国领土上制造了一个伪满洲国。１９３２年日军又制造一·二八事变，向上海的闸北、江湾、吴淞湾等地大举进攻。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率第十九路军在上海人民的积极支援下奋起抵抗。不久，张治中率第五军增援第十九路军。中国军民英勇顽强的抗击，挫败了日本法西斯的疯狂气焰，致使日军三易主帅，死伤累万。但国民党当局妥协退让，于１９３２年５月５日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日本从此取得了在上海长期驻兵的特权，在华东建立了为其后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桥头堡。
日军制造一·二八事变，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转移国际视线，配合其建立伪满洲国。而在占领东北，实现其“大陆政策”所规定的“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第一步后，日本帝国主义又按照其“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既定政策，开始实施其“大陆政策”的第二步——“征服中国”。
日本把侵略的毒爪首先伸向毗邻东北的华北，疯狂叫嚷：华北“在实行日本大陆政策上有着重要的价值”，阴谋在华北建立第二个“满洲国”——“华北国”。
为此，从１９３３年起，日本对华北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
首先，日军发动了对山海关的进攻。根据不平等的《辛丑条约》，日本在山海关、秦皇岛驻有军队。１９３３年１月１日２３时，日军山海关守备队长落合甚九郎派人在日军守备队院内投掷手榴弹并鸣枪数次，然后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蛮横地要求中国军队、警察及保安队撤出山海关的南关及南门，由日军进驻。在遭到中国方面拒绝后，日军于２日早晨强行占领南关车站，将中国警察缴械。随后，日军调动军队向山海关发起进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命令第八师团第四旅团长铃木美通：“一并指挥随着事件发生而准备出动的各部队及由步兵第十六旅团增派的部队，与山海关守备队协力夺取该地。”中国守军激战失利，于３日撤出，日军占领了东北通往关内的咽喉要地——山海关。
接着，日军发动了对热河的侵略。１９３３年２月１０日，关东军司令部下达了进攻热河的命令，宣布“进攻热河的目的，在于使热河省真正成为满洲国的领域，并为消灭扰乱满洲国的祸根，即华北张学良势力创造条件，进而确立满洲的基础”。
２３日，日本政府故伎重演，由其驻华大使向中国政府外交部提交备忘录，谎称有日本军官在热河境内失踪，要求中国军队退出热河省，否则“难保战局不及于华北方面”。

第二部分：华北事变：日本鲸吞中国的罪恶行径华北事变（2）

遭到中国政府拒绝后，日军在当天就调集关东军第六、第八师团等部及部分伪军共１０余万人，兵分三路向热河进犯。由于国民党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畏敌先逃，所以中国军队没有形成有力的抵抗。结果，日军用了不到１０天的时间就攻陷了热河省会承德。
其后，日军分兵向冷口、界岭口、喜峰口、罗文峪、古北口等长城要隘进犯。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经过近３个月的浴血奋战，毙、伤敌数千人，给骄横一时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然而，由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了长城抗战的最后失败。至５月２４日，日军接连侵占丰润、蓟县、遵化、平谷、香河、怀柔等冀东２２县，直接威逼平津。
在华北危急的情况下，蒋介石政府软弱妥协，接受了日本政府“停战”谈判的条件，并于５月３１日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退到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以后不得越过该线。该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及热河的占领，为日军进一步向华北入侵打开了大门。
通过上述侵略战争，日军打开了侵略华北的通道，进而开始了对华北的大规模的侵吞。就在《塘沽协定》签订之时，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对记者声称：“为保护满洲国西境，日军有进占张家口之必要。”１９３３年７月，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制定的《对华政策大纲》提出：“１．虽然我们暂时容忍华北政权保持为南京政府的一部分，我们应当压迫它去实现塘沽协定的意义，排除对日货的抵制与抗日活动。２我们必须使华北政权压制国民党在华北的抗日活动，并使国民党逐渐减少力量，最后迫使其解体。”１０月２日，日本陆军省提出《帝国政策》，提出在华北设立“缓冲地带”，“培养适应于分离倾向的亲日分子并促使其组织化”。１１月３０日，日本陆军省在对内阁制定的《帝国外交政策》最后修正案中提出：“支持中国大陆上之分治运动，驱逐国民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的分离华北的政策。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７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发表臭名昭著的《天羽声明》，称：如英美各国“对于中国想采取共同行动，即使在名义上是财政和技术的援助，必然带有政治意义……日本在原则上不得不对此表示反对”。
这实际上是不准中国与其他国家联系，也不准别国援助中国，把中国完全看作是日本的“保护国”。
日本驻南京领事叫嚣：如果中国继续与别的国家联合，则“酿成第二满洲国的出现，或第二上海事变的发生，都非任何人所能保证其必无”。
２   河北事件与《何梅协定》
１９３５年５月，日本侵略者制造了河北事件。
这年５月，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驻华使馆武官辅佐官高桥坦等密谋，以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入侵”滦东“非武装区”，破坏了塘沽协定，及天津《振报》社长白逾桓、《国权报》社长胡恩溥两汉奸在津日租界被暗杀事件，是中国政府的排日行为等为借口，于２９日向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秘书长俞家骥、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侵犯中国华北主权的无理要求。酒井隆等声称此案“系中国排外之举动，若中国政府不加以注意改善，则日方将采取自卫行动”。同时开始调兵遣将。
驻津日军连日在河北省政府（当时天津是河北省会）门前武装示威，并举行巷战演习，胁迫中方满足其侵略要求。
日方要求的内容是：“为了彻底铲除华北的（抗日）行动，日本军认为蒋介石必须放弃对日的两面政策，最小限度必须将执行该政策的机关——宪兵第三团及类似团体、军事委员会分会政治训练所、国民党党部及蓝衣社从华北撤退，并希望将其‘实力后盾’——第二师、第二十五师等有害无益的中央军一律撤退，还必须罢免与这次事件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的蒋孝先、丁正、曾扩情、何一飞等，以及不顾停战协定的精神、与以上各机关通谋策划、与日军势不两立的于学忠。”
酒井隆等威胁说：“今天不是为商量这些问题而来的，而是来把我军的决心通知你们。”
面对日本蛮横无理的寻衅，南京政府一方面电令何应钦主持应付，妥善处理；一方面令驻日大使蒋作宾乞求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从中调解。３１日，广田答复：“此乃军部之事，中国政府须与日本军事当局谈判，望中国能见机行事。”这时，日本陆军省一面炮制《华北交涉问题处理纲要》，一面训令华北驻屯军应有采取断然手段之必要准备。同时，日本陆相和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及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在关东军司令部协商对策，决定派酒井隆再访何应钦，要何应钦接受日方所提的要求。

第二部分：华北事变：日本鲸吞中国的罪恶行径华北事变（3）

在日本的压力下，６月１日，南京政府免去了蒋孝先（南京政府驻北平宪兵第三团团长）、曾扩情（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府训练所所长）的职务。６月４日，何应钦约见酒井、高桥，通知了南京政府对蒋孝先、曾扩情免职的决定，并表示，白、胡被暗杀事件，因发生于天津日租界，中国政府无从知其详。但因日租界与天津市相连，故已令天津市协助缉凶。至于援助孙永勤部问题，已饬河北省严查，如果属实，自当按律严惩。同时还表示：中日亲善提携，为我中央既定方针，过去如有不周之处，当加以改善，务使中日国交日益亲密。但酒井、高桥并不以此为满足，要求必须将于学忠（河北省政府主席）、张廷谔（天津市长）罢免；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从天津撤出；结束天津市党部；调走驻北平的宪兵第三团；撤销北平军分会政训处；调走驻平津的第五十一军；解散抗日团体。
为满足日方要求，南京政府决定，划天津市直属行政院，任王克敏为天津市市长，商震为天津警备司令。６月６日，于学忠被免职；７日，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奉令结束；８日，驻津第五十一军奉命南下，何应钦发出“严令平津军政宪警各机关严密取缔有害邦交之秘密团体”之手谕；９日，宪兵第三团开始离平。
在南京政府的妥协退让下，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
６月９日，酒井隆往访何应钦，出示梅津美治郎签署的实为最后通牒的“觉书”（即“备忘录”），要何应钦答复并签字。“觉书”内容如下：
一、中国方面对于日本军曾经承认实行之事项如下：
（一）于学忠及张廷谔一派之罢免；
（二）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飞之罢免；
（三）宪兵第三团之撤去；
（四）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
（五）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
（六）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废；
（七）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外；
（八）第二十五师撤退河北省外，第二十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
（九）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
二、关于以上诸项之实行，并承认下记附带事项：
（一）与日本方面约定之事项，完全须在约定之限期内实行，更有使中、日关系不良之人员及机关，勿使重新进入。
（二）任命省、市等职员时，希望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选用不使中、日关系成为不良之人物。
（三）关于约定事项之实施，日本方面采取监视及纠察之手段。
何应钦与酒井对上述内容进行密商后，即分电蒋介石和汪精卫请示如何处理。
６月１０日，南京政府电令何应钦，对日方要求全部承诺。据此，何应钦完全满足了日本的要求，其具体答复是：
（一）十日下令，自即日起开始撤退河北省内的党部。
（二）第五十一军，预定从十一日开始撤退到河北省外，用火车运输，到二十五日撤完。如因车辆不足或发生故障时，撤退完毕日期，也许要推迟几天。
（三）决定将第二师、第二十五师从河北省撤出。
（四）国民政府决定最近向全国发布命令，禁止排外排日。
同时，何应钦还向日本承诺：
（一）第五十一军，大概在三天内撤离北宁沿线，严厉训诫不得发生对日不法行为。
（二）中央军于几天内撤离北平附近，先移动到长辛店附近，以后尽快调开，但因输送第五十一军的关系，预定约需一月，希望谅解。
（三）以前约定的其他事项，也确实履行。
何应钦与梅津美治郎秘密达成的丧权辱国、出卖河北的换文，就是所谓的《何梅协定》。
７月６日，何应钦又正式致函通知梅津，对“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
南京政府在电令何应钦出卖河北省主权的同一天，还正式发出《敦睦邦交令》，公然宣布：“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
同时，命令河北省及平、津两市国民党党部结束工作，驻北平第二十五师关麟征等部调赴西北和豫皖地区进行反共内战。
河北事件是日本实现其吞并华北的重要步骤之一。《何梅协定》使河北省主权完全丧失。它与同月因张北事件所签订的《秦土协定》一起，为日寇扩大对华北的侵略，进而独霸整个中国提供了前进基地。
３   张北事件与《秦土协定》
几乎在制造河北事件的同时，日本侵略者制造了张北事件亦称察哈尔事件。
察哈尔省（１９５２年撤销省建制，分别划归河北、山西两省）当时为我国华北五省之一，东接热河，西连晋绥，首府张家口扼平绥路咽喉，为北平西北的重要门户。时由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兼任察哈尔省主席，率所部驻守该省。
《塘沽协定》规定日军“概归还至长城之线”，实际上把长城作为中、日军队的分界线。但万里长城并非是一条直线，在东北与河北、察哈尔和热河之间，长城依山形地貌而蜿蜒曲折，所辖地区互相楔入。察哈尔、河北的几个县，实际位于长城之外。于是，
日本硬指这些地区属于热河省，是伪满洲国的辖地，不断进行武力侵占。

第二部分：华北事变：日本鲸吞中国的罪恶行径华北事变（4）

１９３５年１月中旬，日本侵略者以中国军队侵犯伪满洲国境为借口，向察哈尔省的沽源县境进犯，制造了察东事件。在日方武力要挟下，南京政府惟恐事件扩大，电令何应钦作为地方事件由地方当局解决。２月２日，由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参谋长张樾亭等与日本第七师团第三旅团长谷实夫等在大滩（现河北省沽源县境内）举行正式会谈，并达成口头协定，即《大滩口约》。２月４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将“口约”内容公布如下：“察东事件原出于误会，现双方为和平起见，日军即返原防，二十九军亦不侵入石头城之南、石住之东东栅子（长城东侧之村落）之线及其以东之地域。”这一“口约”使沽源县长城以东地区成为“非武装区”，为日寇入侵华北进一步提供了方便。
这年５月底，日本驻内蒙阿巴嘎旗特务机关特务大月桂、大井久、山本信亲等四人以“旅行”为名，潜入察哈尔省境内偷绘地图。６月６日，该四人由多伦去张家口途中行抵张北县（今属河北省）城时，因没有察哈尔省政府签发的护照，被当地驻军第二十九军一三二师扣留。宋哲元接报后，担心由此引起纠纷，立即电复准其“旅行”。该四人返张家口后，日本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等即以中国军队“侮辱”日本军人为借口，于６月１０日派察哈尔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等出面，向察哈尔省政府和二十九军表示抗议，提出由二十九军军长道歉、惩办一三二师参谋长和军法处长等蛮横要求，同时还调动军队驻屯察哈尔省边境，派飞机在北平上空示威，蓄意扩大事态。宋哲元乃派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方交涉。１２日，秦德纯由张家口赴北平，向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报告张北事件经过，并请示处理办法。何应钦指示全部接受日方要求，斟酌情势处理。１３日，何应钦返回南京，商讨对策。１４日，秦德纯由北平赴天津与日方开始会晤。初次商谈无结果。
６月１４日晚，日方关东军代表土肥原、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等商议决定就张北事件的“交涉”方针问题，听取关东军的指示。
１７日，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在听取汇报后，立即召集重要将领会议，确定的“交涉”方针是：“绝对不准宋哲元今后在察哈尔省内有不法行为。”强行要求：“１将驻于塘沽停战线协定延长以东地区及北长城线北侧地区的宋哲元部队，调至其西南地区。撤退地区不准中国军队再进入。２一切排日机构（东北宪兵、蓝衣社、国民党党部等），全部解散。３宋哲元道歉及处罚负责人，应立即实行。４以上第一、二两项，从提出要求之日起在两周内实行完毕。”会议决定由土肥原与松井及驻北平武官高桥坦协力解决。松井等“携有关东军对察事之意见”，于１８日返回天津。
何应钦１５日回到南京后，为适应日本侵略者的要求，即向南京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建议：“宋在察省不断与日人发生摩擦，迟早终须易人，与其待日人提出而被动地撤换，不如由我主动撤换为宜。”南京政府接受了何应钦的建议，在秦德纯与日方尚未正式谈判之前，即６月１９日发出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兼主席职务，任命秦德纯为代理察哈尔省主席的命令。日方对此甚为“满意”，土肥原表示愿与秦德纯谈判，并于２０日晚到达北平。
根据日方要求，正式谈判在北平举行。２３日晚，中日双方代表在府右街秦德纯住宅正式举行第一次谈判。双方参加人员：中国方面为秦德纯、萧振瀛、程克、陈觉生与陈允荣五人；日本方面为土肥原、松井、酒井三人。日本人提出的要求如下：
一、将宋哲元军大致撤退至停战协定线（昌平至延庆一线）的延长线以西。
二、将宪兵队、国民党党部及蓝衣社撤出察哈尔省，禁止排日行为。
三、以上一、二两点，于两周内实行完毕。
四、关于张北事件要道歉，对直接负责人要处罚。
第一次谈判后，秦德纯等把日本方面的要求报送国民党政府。２４日夜，南京“复训到平”，令察省当局与日方会商“就地解决”。北平国民党当局根据南京训令，于２５日晚９时在居仁堂召开临时会议，提出对日方各项要求的对策。会后，秦德纯、萧振瀛二人立即赴扶桑馆与土肥原再次谈判。因未完全满足日方要求，谈判仍无结果。秦德纯一面急电南京政府请示办法，一面于２６日晨派陈觉生访晤土肥原。土肥原以当晚离平返长春相要挟，提出尽可能于２６日达成协议。经陈觉生一再解释磋商，土肥原始表示“暂不离平”。当日深夜，秦德纯接到南京政府最后训令，经过会商，答复日方，其内容完全满足了日方的要求。据当时日驻使馆参事官若杉给广田外相的报告中称，中方答应的内容是：
一、关于张北事件，表示遗憾之意，将负责人免职。
二、将被认为对于日中国交发生不良影响的机关，从察哈尔省撤退。
三、尊重日本方面在察哈尔省内的正当行为。
四、将宋哲元军从昌平、延庆、大林堡至长城一线以东地区，及从独石口北面沿长城经张家口北面至张北县南面一线以北地区撤退。撤退后的治安，由保安队负责。
五、以上撤退，自六月二十三日起，在两周内撤退交接完毕。
２７日上午１０时，中国方面秦德纯、陈觉生、雷寿荣三人，日本方面土肥原、高桥二人，在日使馆武官室以换文方式达成协定，此即《秦土协定》。

第二部分：华北事变：日本鲸吞中国的罪恶行径华北事变（5）

《秦土协定》具体内容，中日两国政府当时均未公布。协定签字后，秦德纯曾发表书面谈话说：“关于张北事件，关东军坚持就地解决之旨。余奉中央电令，秉承军分区，进行交涉……最后决定（一）处罚事件责任者，撤换一三二师参谋长、军法处长。（二）互相谅解，以后不发生此项误会。交涉至此，圆满解决，其中经过，随时请示中央完全依照中央回训办理，余惟尽地方当局本分内所应尽之责任而已。”
对丧权辱国的重要内容，秦德纯未敢公之于众。土肥原对协定内容，当时亦取回避态度。
他在协定签字后接见中日新闻记者时说：“察事至今已圆满解决……至交涉内容，余个人无表自由，恕难奉告。”据日方现已公开的材料，《秦土协定》内容如下：
一、从日中亲善的角度，为了将来日本方面在察哈尔省内的合法行动不受阻挠，向察哈尔当局提出以下要求：
要求事项：
（一）撤退地区：
将驻于昌平和延庆一线的延长线之东，并经独石口之北、龙门西北和张家口之北，至张北之南这一线以北的宋（哲元）部队，调至西南地区。
（二）解散排日机构。
（三）［对日］表示遗憾，并处罚负责人。
（四）从六月二十三日起，在两星期内完成以上各点。
（五）制止山东移民通过察哈尔省。
二、此外，作为要求事项的解释：
（一）必须承认日满的对蒙工作，援助特务机关的活动，并且停止移民，停止对内蒙人的压迫。
（二）对日满经济发展和交通开发工作予以协助，例如对张家口—多伦之间，以及其他满洲国—华北之间的汽车和铁路交通，加以援助。
（三）必须对日本人的旅行予以方便，并协助进行各种调查。
（四）［从日本］招聘军事及政治顾问。
（五）必须援助日本建立各种军事设备（如机场设备和无线电台的设置等）。
（六）中国军队撤退地区的治安，应根据停战区所使用的方法予以维持。
张北事件以《秦土协定》的签署而告结束。该协定使中国丧失了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它与《何梅协定》一起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对华北的侵略扫清了道路。
４   “华北自治运动”与冀察政务委员会
日本侵略者通过《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取得了对冀察两省的控制权后，就进一步策划冀、察、晋、绥、鲁“华北五省自治运动”。１９３５年９月２４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发表谈话，提出日军对华北的三点态度：“一、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地驱逐出华北；二、华北经济圈独立（使华北财政脱离南京政府的管辖）；三、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防止赤化。为此，必须改变和树立华北政治机构。”１０月４日，日本内阁通过《鼓励华北自主案》。据此，日本“华北驻屯军”和关东军的军官和特务四处活动，策动阎锡山、韩复榘等华北各省当权者“组成联合自治体”，关东军则陈兵山海关作“强有力的支援”。
日本策动的首要目标，就是当时在平津具有一定实力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
第二十九军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原大战冯玉祥失败后被蒋介石收编，该军战斗力较强，在长城抗战中曾予日军以重创。其后，宋哲元被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第二十九军才有了一块地盘。但１９３５年张北事件时，南京政府免去了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兼职，遗缺由民政厅长秦德纯暂代，同时准备将二十九军调离华北。宋哲元对此颇为不满。
《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签订后，南京政府在冀察的中央军黄杰部第二师、关麟征部第二十五师，东北军于学忠部第五十一军及国民党省市党部、宪兵、蓝衣社等均先后由平津撤出，滞留华北的第二十九军遂成为守卫冀察及平津地区的主要武装力量。
宋哲元等本想依托华北，保存和扩大实力，如被调离，其势力定将遭到削弱。
于是，宋哲元的左右萧振瀛、秦德纯等为争取二十九军留驻华北而积极奔走。恰在此时，６月２８日凌晨，在日本人的鼓动下，汉奸白坚武率武装暴徒百余人占据丰台火车站，会合驻丰台的铁甲车队第六中队长段春泽，将铁甲车向北平方向开进，并开炮十余发，企图攻入北平，发动暴乱。北平当局得知丰台方面报告后，一面将城门紧闭，全城戒严；一面派保安队将永定门外东缺口一段铁轨拆除，并进行阻击。白坚武等在阴谋败露、进攻受阻后弃车而逃，暴乱未能得逞。但这一事件使代行何应钦职务的北平军分会委员、办公厅主任鲍文樾极为恐慌。他深感北平兵力单薄，防务空虚，无法应变。萧振瀛乃以北平军分会委员身份借机向鲍提出将二十九军调驻北平以固城防的建议。鲍因别无他策，乃表赞同。闻讯后，宋哲元迅速指挥第二十九军主力第三十七师冯治安部星夜开到北平，驻扎在西直门外与阜成门一带，成为控制北平市的城防部队。这一既成事实，为宋哲元部留驻华北，并使宋哲元成为华北时局中心人物创造了条件。

第二部分：华北事变：日本鲸吞中国的罪恶行径华北事变（6）

为了达到留驻华北的目的，宋哲元等对南京政府和侵略华北的日军两面展开活动。
一方面，萧振瀛以日本侵略军的声势向南京国民政府施加压力，直接致电蒋介石，申说只因日寇对二十九军有所顾忌，才得以停止内侵，“如将二十九军调走，华北岂不断送”。另一方面，萧振瀛等又通过汉奸陈觉生的关系，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及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等接触，谋求妥协。宋哲元本人与亲日派王揖唐、齐燮元等“时相往来”。日本侵略者为实现“华北自治”，建立“特殊化”政权，正需要一个在华北具有实力的人物与之“合作”。萧振瀛乃代宋向日寇表示，愿“蠲弃前嫌，化敌为友”。蒋介石苦于中央军不能在华北立足，既要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又想借二十九军牵制日本对华北的侵略，不得不重新任用宋哲元。８月２８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接着，宋所辖第二十九军正式由察哈尔省移驻平津。宋哲元达到了留在华北、立足华北的目的。
但是，日本容忍宋哲元是有条件的，即是选择他在华北实行“自治”。土肥原到天津以后，立刻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府。土肥原频繁造访宋哲元公寓，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府，逼迫宋哲元在方案上签字。见宋哲元百般推脱，土肥原即于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１日发出最后通牒，限宋哲元在九日内实施这个方案，否则日军将出兵河北、山东。
宋哲元的秘书马云汉曾亲口告诉美国记者斯诺，土肥原一手拿出一千万元钞票，想收买宋哲元宣布脱离南京政府“独立”；一手拿出几份文件，要挟宋哲元说，如果日本坚持，蒋介石就会把他撤换，逼他屈服。
宋哲元被逼无奈，和秦德纯、萧振瀛商量以后，明确拒绝了土肥原的提议，但同时通电全国，要求南京政府结束训政，实施宪政，还政于民。宋哲元这一通电无异于“自治”宣言，表示了其游离于南京政府的姿态，用以敷衍日本侵略者。
为胁迫宋哲元和南京政府就范，日本侵略者制造了一连串的事件。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２１日，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授意汉奸武宜亭等人鼓动数千饥民在香河县发动暴乱，占领香河县城，成立了“县政临时维持会”，发表了所谓“自治宣言”。接着，所谓“民众自治请愿团”在天津公开出现。
１０月２９日，日本侵略者以平津地区仍有反日分子活动为借口，向河北省及平津当局提出抗议，要求严加取缔。１１月４日，驻津日军在平汉路沿线开始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１９日，又将约１个旅团的关东军调集到山海关附近，向南京国民政府施加压力。２０日，日本驻华大使有吉会见蒋介石，提出如下警告：“此时，中国中央政府如不迅速采取适应华北形势的态度，事态有日益恶化的危险。”
１１月２５日，在日本特务的策动下，河北省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原任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事变时，曾代表上海市长吴铁城和日方谈判）叛国，在通县挂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招牌，并发表“宣言”脱离南京政府。同日，日寇收买的一批汉奸、流氓、吸毒犯以“华北民众自卫团”和“农民自救团”的名义，向河北省政府和天津当局“请愿”，要求“自治”。
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公开向南京政府提出，南京政府应“发表命令撤销北平委员会分会，并且，希望派遣负有全权和日本方面谈判的高级官员”，要求形成华北政权的“特殊形式”。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下，１１月２６日，南京政府行政院会议决议：（一）北平军分会撤销，其职务由军事委员会直接处理；（二）特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三）特派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四）令冀省府将殷汝耕免职拿办；（五）撤销滦榆、蓟密两区专员公署；（六）电令宋主任、商主席（即商震，时为河北省主席）等负责维持地方治安。
但是，南京政府以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平长官，是与宋哲元控制华北的意图相背离的，同时为迫使南京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直接谈判，使自己免去承担“自治”的历史责任，宋哲元乃辞不就职。２７日、２９日，他两次致电南京政府要求辞去冀察绥靖主任之职，并请何应钦尽速来平。由于日寇要宋哲元宣布“自治”，“催促甚紧，三十日为预定之第二次限期”，宋哲元等甚为焦虑。２９日晚，宋哲元与萧振瀛、秦德纯会商，决定再分别致电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宋哲元致电蒋介石，称“忧患所乘，情势危迫。屡经电陈……刻下民情愈益愤昂。城乡市镇，议论纷纭。倡导自治者有之，主张自决者有之。一一遏制，既有所不能，徒欲苦撑，亦绝非空言所能奏效……哲元德薄鲜能，抚驭无方，综衡情势，似非因势利导，别有以慰民望定民心之有效办法。综外患不计，亦内忧堪虞。哲元职司斯土，见闻较详，心谓所危，不敢不告”。１２月１日，天津市长程克、北平市长秦德纯及天津市商会等亦致电南京政府，申诉危局。程克电称：“默察天津附近，危状四伏，一触即发。克……苦无抚驭之策。窃观大势所趋，恐非俯顺舆情无以挽狂澜于既倒。”秦德纯电称：“国家多事，北方尤急，困厄情形，屡经电陈。自战区突变……民心动摇，自治自决，议论纷起，空言苦撑，难挽危局……切盼中央早定大计，因势利导，以奠北方。”在上述几个“不胜惶悚待命之至”的电促下，南京政府除令何应钦立即北上，对华北问题“相机处理”外，并派闽省主席陈仪、赣省主席熊式辉北上“辅佐何氏一切”。陈仪北上后，专程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和土肥原、高桥等协商，乞商解决华北问题的意见。３日下午，何应钦抵达北平。当晚，宋哲元在与秦德纯、萧振瀛将华北情势向何应钦详细报告后，表示：“（一）不屈从他人，（二）绝对听命中央，（三）对外无丝毫秘密协定。”随后，宋哲元赴北平西山休息，拒不出面。何应钦无奈，乃派熊式辉、陈仪与萧振瀛、秦德纯继续会商。萧提出改组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由宋哲元为委员长，管辖范围仍按原建制（华北五省三市）等“自治”方案，如不被采纳，就全部辞职。何应钦对此方案既不敢表示同意，又无法拒绝。６日，萧去天津会见日军将领多田骏和酒井隆，“晤谈甚融洽”。７日晨，萧向何应钦报告去天津经过后，何即邀秦德纯、陈仪、熊式辉商谈，决定在保持中央体面的范围内，建立适合于地方环境的政治组织的建议，电请中央，并由熊式辉于１０日返回南京报告。
南京政府为保持自己的“体面”和慑于人民的压力，不敢将华北五省全部公开出卖，乃采取折中方案，缩小范围，即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只辖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以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第三部分：一二·九运动：中华民族抗日爱国情绪的猛烈爆发一二·九运动（1）

面对军警的大刀、木棍和高压水龙头，他们无所畏惧地前进，喊出了被国民党当局严令禁止的“抗日”口号。“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三、一二·九运动：中华民族抗日爱国情绪的猛烈爆发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９日，一群群青年学生迎着凛冽的寒风，走在冬日的长安街上，振臂高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成立华北汉奸政府！”“日本侵略者滚出中国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
面对军警的大刀、木棍和高压水龙头，他们无所畏惧地前进，喊出了被国民党当局严令禁止的“抗日”口号；
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难，他们群情激愤，发出了同仇敌忾、救亡图存的共同心声。他们的行动，展现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民族气概，吹响了全民族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号角；他们的行动，引发了激荡全国的抗日风暴，推动了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地火在紧张地运行
１９３５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事端，以武力相威胁，迫使南京政府与之签订《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攫取了冀、察两省和华北的大部分主权。接着，日本侵略者加紧策划使华北五省脱离中国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划、指使下，１０月２１日，河北省东部发生了香河事件。香河、昌平、三河等县的汉奸、地痞“暴动”，占领了香河县城，拼凑起“临时维持会”。接着，河北省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于１１月２５日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冀东２２县与南京政府脱离，实行“自治”。同日，天津有所谓华北民众自卫团及农民自救团代表等举着要求“自治的旗子”，在街头“游行示威”。日本帝国主义策划的“自治”运动一时甚嚣尘上。与此同时，日本侵略军于１１月２７日进占丰台及彰仪门火车站和天津总站，阻止一切客货车南下，“整个华北的铁路交通，已在其控制之下”。在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下，南京政府继续退让，决定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此时，日军在北平恣意横行，公开抢劫、枪杀中国人民；军事演习频繁不断，城外许多农民田舍遭到破坏。
北平城内人心惶惶，国民党军政显要争相携眷南逃；故宫珍宝开始装箱转移；北平各大学纷纷准备撤离，华北眼看着就要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亡国的悲剧就要降临到中国人民的头上。
地处剧变中心的北平广大学生更是深深感到日本法西斯肆意侵略的威胁和严重的民族生存的危机，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在亡国阴霾笼罩华北，半壁河山岌岌可危的形势下，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毅然奋起，冲破“爱国有罪”的政治高压，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爱国运动。
在这民族危难十分紧迫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毅然担当起了领导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华北独立的斗争。

第三部分：一二·九运动：中华民族抗日爱国情绪的猛烈爆发一二·九运动（2）

１９３５年夏天，在遭受国民党当局的严重破坏后，活动在北平的中共党员组成新的中共北平市工委，王健（新中国成立后任财政部副部长）任书记，彭涛（新中国成立后任化工部部长）任宣传部长，朱子贞（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政法干部学院副院长）任组织部长。谷景生（新中国成立后任第十五军政委，乌鲁木齐军区政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任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和北平左翼作家联盟的党团书记。周小舟（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省委书记）任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党团负责人。谷景生、彭涛、周小舟的公开身份都是学生，谷景生联系最直接的是中法大学、女一中、女二中。彭涛的公开身份是辅仁大学学生。周小舟直接领导的有清华、师大、朝阳大学、平大法商等学校。
周小舟等人同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有着广泛的联系，为领导学生爱国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新中共北平市工委一成立，就领导进行了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
这年６月，《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签订后，面对华北、平津国土沦丧迫在眉睫的危急情势，彭涛、谷景生、周小舟等人在７月发动了一次向主持华北军政要务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请愿活动。活动以北平的中学生为主，请愿学生聚集到北平军分会所在的中南海的新华门前，挥舞写有抗日要求的小旗，高呼口号，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呼吁民众武装自卫。请愿活动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并未遭遇弹压，这使彭涛、谷景生、周小舟等深受鼓舞和启迪，感到今后完全可以更多地通过公开、合法的请愿方式，展开斗争。１９３５年夏秋之际，黄河泛滥，河南、山东田庐被淹，灾民纷纷逃来北平，王府井、新华门、前门到处都是灾民。中共北方局指示北平地下党参与组织水灾救济活动。彭涛、周小舟、谷景生再次动员青年知识分子行动起来，在清华、东大、女一中、师大、北大、燕京等校成立赈济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北平各校水灾赈济会，郑重其事地到国民党北平当局备了案，披上合法的保护衣。他们积极开展赈灾活动，并在活动中加进揭露国民党腐败统治、不抵抗侵略的内容。
１１月１日，经他们策划，发表了向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的请愿书《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宣言》揭露了国民党、南京政府所谓“民主”、“约法”的虚伪性，要求南京政府尊重“约法”精神，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的“华北自治运动”甚嚣尘上，华北大部分地区已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民族矛盾已明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华北人民尤其是青年学子更是群情激愤。
面对汹涌而来的民族危亡的局势，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斗争方针？
当时，北平党内产生了意见分歧。彭涛、谷景生、周小舟等人曾从不同途径看到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和党的《八一宣言》，敏锐地发现，基于民族矛盾上升的客观现实，党的方针政策已有变化，因此北平工作的方针策略应该做相应的调整。他们认为抗日救亡是党的首要任务，主张用一切公开合法的方式去发动和组织所有民众，尤其是要用抗日、民主、自由的口号去动员和组织广大青年学生。但是王学明、冷楚等人不同意这一主张，他们仍然坚持过去提出的“创造北方苏维埃”的口号，认为不是向国民党争抗日的自由，而是整个地打倒国民党。双方意见分歧，争论激烈。王学明还采取组织手段，说彭涛和谷景生、周小舟是“右倾小集团”活动，决定撤销彭涛的宣传部长职务。在这种情况下，彭、谷、周等人商量，由周小舟前往天津，直接向上级党组织河北省委汇报了争论的情况。河北省委认真听取意见后，肯定了他们的正确主张，并决定立即改组北平市工委，成立中共北平临时市委，由谷景生任临时市委书记兼团市委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河北省委又派李常青为省委特派员来到北平，加强新市委的领导和党内的团结。

第四部分：西安事变：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局面形成的枢纽西安事变（1）

在中国人民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代表全民族的利益，坚决主张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周恩来在到西安不足２０个小时的时间内，与张、杨分别会谈，取得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致意见。
四、西安事变：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局面形成的枢纽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拂晓，陕西临潼华清池内，枪声大作。１００多名东北军士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入华清池内院。二三十名内院侍卫寡不敌众，伤的伤，死的死，且战且退。这时，蒋介石身穿内衣，在一名侍卫的扶持下，跌跌撞撞地向着骊山逃去。在发觉四面被围、无处可逃后，惊恐之中只好藏在一块大石头的夹缝中。未几，侍卫被捕。
在东北军的搜捕和叫喊声中，蒋介石只好束手就缚，当了俘虏。
这就是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捉的真实一幕。
西北联合抗日局面的建立
１９３５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带动着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抗日救亡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意愿和强烈的要求，也成为检验一个政党、集团、个人的试金石。在风云激荡之中，中国政治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在中国人民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代表全民族的利益，坚决主张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１９３５年８月１日，中国共产党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１２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５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发出《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申明中共政治主张，表示愿意同正在陕北“围剿”红军的东北军首先停止作战，共同抗日。５月５日，在结束东征的回师通电中，中国共产党直接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又发出致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提议组织国共两党共同反日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光明磊落的行为，受到全国人民的赞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快成为一切爱国人士的共同主张，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同时，也使蒋介石及其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日益孤立，进而促进了国民党营垒内部的进一步分化。
为了实现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对当时在陕北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做了大量的工作。
张学良、杨虎城是国民党新军阀营垒中的地方实力派，为蒋介石所驱使“围剿”红军。

第四部分：西安事变：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局面形成的枢纽西安事变（2）

１９３５年９月，张学良任“西北剿总”副司令，并代理总司令蒋介石的职务。从此开始，东北军以１０万之众向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在红军的沉重打击下，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东北军就损失近三个师的兵力，两名师长阵亡，七名团长或阵亡或被俘，使张学良及其东北军官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杨虎城是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首脑，１９３０年后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并一度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１９３０年至１９３３年）。杨虎城和第十七路军在追随蒋介石打内战的过程中，也受到红军的沉重打击。１９３５年１月，他奉蒋介石之命，阻击红军北上。在短短半年之内，所属部队三个旅被击溃，实力受到相当大的损失，他本人的地位也发生了动摇。
蒋介石对待嫡系以外的杂牌军队总是伺机打击吞并。
蒋介石令张学良、杨虎城在陕甘“剿共”中打头阵，就包含着这种险恶用心。在张、杨部队遭到红军沉重打击后，蒋介石不仅毫无关切之意，反而乘机削弱他们。东北军一些部队番号被撤销，军饷减发，张学良大受奚落，杨虎城备受申斥。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张学良、杨虎城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张学良原本就与日本帝国主义有杀父之仇、夺地之恨，现又蒙受不抵抗之耻。他曾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信奉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说教，带着东北军“围剿”红军，结果损兵折将。在国事日非、民众抗日怒潮遍起的情况下，在红军的严厉打击下，在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的召唤下，张学良认识到，如再继续攻打红军，实力势必消耗殆尽，更谈不上抗日，乃至打回东北去。
杨虎城出身贫寒，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他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具有救国救民的赤子之心，曾同共产党有过某些合作，共产党人魏野畴、南汉宸等曾在杨部任过要职。九一八事变后，深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杨虎城的爱国思想，１９３３年，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热河省，华北危急、平津危急时，他曾向蒋介石要求将十七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当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时，杨虎城不仅声援，而且资助大批弹药。１９３６年绥东抗战，杨虎城又多次请缨杀敌。一次再次的爱国要求都被当局拒绝，引起了他极大的不满，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他也一直是反对的。尤其是进攻红军受到严重挫折后，他清楚地看到，无论是从保存自己的实力考虑，还是从抵御外侮着想，都不能再跟着蒋介石打内战了。
张学良和杨虎城从个人的坎坷经历中认识到，红军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有坚强的战斗力，是“围剿”不了的。
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只有联共抗日，他们个人和他们的部队才会有新的出路，中华民族才有希望。于是，他们积极寻找中共地下党的关系，要求与共产党建立联系。
中共中央分析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处境和现状，认为争取两军共同抗日是完全可能的。争取东北军的工作，首先开始于教育释放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高福源被红军俘虏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自愿担负起促成红军与东北军合作的重大使命，从１９３６年１月起，沟通了红军与东北军的联系。二三月间，中共中央派李克农两次到洛川，先后同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张学良会谈，达成了局部停战协定。３月下旬，上海地下党委派刘鼎到西安，出任中共驻东北军代表。４月９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延安）举行联合抗日救国的会谈，在互不侵犯、互相帮助、共同抗日等问题上，达成初步协定。张学良还提出要争取蒋介石参加抗日的建议。这次会谈对张学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张学良后来回忆说：“我是跟周恩来见了面，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是周恩来，我最佩服他。这个人我俩一见面他一句话把我刺透了……可以说我俩一见如故。”

第四部分：西安事变：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局面形成的枢纽西安事变（3）

肤施会谈，使张学良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促成了红军与东北军化干戈为玉帛，为西北抗日大联合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肤施会谈后，中共中央为继续推动张学良走向抗日做了大量工作。周恩来在给张学良的一封信中说：“肤施座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同时还恳切忠告张学良：“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１０月５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致书张学良，再次申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请他将这一主张转告蒋介石。这使张学良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更加坚定了他联共抗日的信心。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对杨虎城和第十七路军也进行了积极的统战工作。争取杨虎城的工作是通过三方面进行的：一是中共北方局委派南汉宸负责，派申伯纯、王世英等去第十七路军；二是陕北中共中央直接派人，如汪锋于１９３５年１２月持毛泽东的亲笔信前往西安，与杨会谈合作抗日；三是１９３６年４月，中共中央调当时在德国的、与杨虎城有世交的王炳南回国做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工作。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杨虎城完全接受中共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商定：红军与第十七路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系；共同为抗日做准备工作。红军的秘密交通站、运输站也在第十七路军的掩护下建立起来。
与上层统战工作相配合，中共中央和红军官兵还在陕北前线对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进行了宣传教育工作。两军的官兵，特别是东北军的官兵，自九一八事变后，背井离乡，身受国破家亡之苦，早就厌倦内战，盼望收回失地，打回老家去。红军通过战地喊话、教育释放俘虏等方式，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扩大红军的影响。到１９３６年下半年，事实上双方已停止了战争，士兵经常一起联欢、看戏、互赠礼品。
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争取工作是分别进行的，但也十分注意促进两军的团结，帮助消除彼此间的疑虑隔阂，揭露蒋介石制造谣言挑拨离间的阴谋活动。在联共抗日这个共同的政治方向下，两军关系逐渐改善，从原先存有疑虑、互相警戒演进到和平相处、相互信任。最后，张学良、杨虎城坦诚相见，一起商定了改造部队、整顿内部、共同对付蒋介石和准备抗日的做法。为了培养抗日力量，他们在西安城南王曲联合举办军官训练团。东北军还成立了学兵队和抗日同志会，杨虎城也把第十七路军原来的步兵训练班改为军官训练大队。在张学良、杨虎城的支持下，西安群众抗日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
这样，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起来了。三方互相信任，密切合作。当时许多人把这大好局面称为“三位一体”。西北大联合局面的形成，不仅证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和具有伟大号召力，而且必然要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２   张学良与蒋介石矛盾的激化
随着张学良思想的变化，也由于蒋介石顽固坚持误国误民的政策及其对东北军的不公正态度，使张学良与蒋介石的矛盾逐渐尖锐起来。用张学良的话说：“我与蒋先生冲突没旁的，就是这两句话，他要安内攘外，我要攘外安内。”张学良后来回忆说：“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我说我们与共产党打什么呢？都是中国人，打什么呢？都是政治问题，不是不可谈的嘛，所以后来谈是我的主张。
而且我对介公讲，我说共产党你也剿不了。他说为什么？我说共产党有人心，我们没人心。”
但是，蒋介石却不顾民族危机严重，不顾人民强烈要求抗日的呼声，不顾民族大义，坚持其维护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策，坚持要消灭共产党，坚持要打内战。如此尖锐对立的政见，使他们的关系每况愈下。
在西安事变之前，双方就发生了一些冲突。
为了进一步控制西北地区，防止“赤化”，蒋介石在西安地区就设立了一百多个特务机构，调来大批宪兵，加强特务的力量。
国民党党政要人如戴季陶、宋子文、晏道刚、曾扩情、宋志先、江雄风等也像走马灯似的，频繁往来于南京西安之间，他们不仅进行政治游说，有的还直接在西安的党、政、军、警等机构中担任要职，如安插在“西北剿总”司令部担任参谋长的晏道刚和政训处长的曾扩情等都是特务，是蒋介石用以监视张、杨的。对此，张学良是十分清楚的。同时，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等机构不但专门监视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行动，甚至连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都处于他们的特务窥测之中。

第四部分：西安事变：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局面形成的枢纽西安事变（4）

国民党特务猖獗的活动引发了“《活路》事件”。东北军进入陕西之后，张学良的亲信、张学良邀请入陕的著名进步人士高崇民等编辑出版了宣传抗日救国的刊物《活路》（刊物名称的含义是东北军只有抗日，才有活路），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秘密流传。该刊物是在张、杨的默许和支持下出版的，由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印刷厂印刷。国民党特务从十七路军印刷厂工人那里得到《活路》后，误认为是杨虎城的幕宾郭增凯所为，立即上报南京。１９３６年５月１０日，蒋介石复电：“着即将郭增凯逮捕送南京。”于是郭增凯被捕。同时，特务拿着《活路》去找杨虎城和张学良，给他俩形成很大的政治压力。不久，特务侦知是高崇民所编，对高崇民发出通缉令。无奈之下，张学良密令王以哲、刘多荃把高送往天津躲避。此事虽然这样结束了，但蒋介石运用特务监视的做法和特务分子活动的猖獗，却引起了张、杨的不满。后来张学良称：“蒋先生太狭隘了，天下就败在ＣＣ与戴笠手上，总是安个特务在你身边，蒋先生就喜欢听这些人的话。”
不久，又发生了“艳晚事件”。１９３６年８月２９日晚，受张学良邀请来到西安任张学良秘书的宋黎（中共党员）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押往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途中，宋黎大声喊叫，被十七路军宪兵营骑兵巡逻队截获。但当时在宋黎处的东北大学学生马绍周和东北中学学生曹富琨（曹裕民）被特务抓去了。张学良听到宋黎被捕的消息后，愤然说道：“捉人居然捉到我头上来了！”他一面派人把宋黎接回，一面派人去取宋黎筹办学兵队的材料。但取材料的人又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押去省党部。张学良对特务疯狂镇压抗日人士的行为极为愤怒，同时也怀疑陕西省党部藏有诬告东北军的材料，于是命令他的卫队营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救出了被捕人员，还缴获了省党部诬告东北军的密电和准备逮捕的东北军参加抗日活动的三百多人名单。事后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自请处分。蒋介石当时忙于应付两广事变，只好隐忍不发，另寻报复。
虽然冲突的事件就这样过去了，但它对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蒋介石平息两广事变后，便匆忙于１０月２０日飞抵西安，企图解决西北“剿共”不力的问题。
蒋介石立逼张学良、杨虎城就范，追随他继续“剿共”。但是，张、杨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为此，蒋介石大发雷霆，除对张、杨严加“训斥”外，２７日还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极力宣扬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荒谬主张。他声色俱厉地训示“要讨伐共产党”，扬言“对那种不忠不孝的军人要予以制裁”，借以对张、杨及其部下施加压力。但是，事与愿违，不但张、杨没有被其逼服，而且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军官团的大多数人对蒋介石这番凶相毕露的“训话”极端反感。
蒋介石一面威逼张、杨及其部属，一面加紧在军事上进行反共内战布置。他调兵遣将，将解决两广事变的数十万大军北调至以郑州为中心的一线；下令扩大西安、兰州的机场和地面设施；调集嫡系部队蒋鼎文、樊仲甫等所属２０个师到西北，加上原在西北的嫡系军队，围攻红军的总兵力达６０多个师计２６０个团；又把２０余名高级军政大员召聚西安待命，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蒋介石这些部署，既是为了大举“剿共”，也是准备密谋解决张学良、杨虎城问题。
同时，蒋介石在全国进行了反共部署。１１月１７日，他亲飞太原安抚阎锡山，１９日又飞济南会晤韩复榘，并令韩向宋哲元转达他的“剿匪”方针。在南京，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大使川越进行了六七次会见；在东京，驻日大使许世英与日本外相有田也频频商谈。
１１月２３日，蒋介石下令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７人。这就是“七君子事件”。这一事件震惊全国，轰动世界，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和抗议。事件在国际上也引起巨大反响，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十几位科学家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这七位爱国者。但蒋介石对此置若罔闻。
蒋介石经过这一番对内、对外，前方、后方部署之后，踌躇满志，企图一举消灭中国共产党。
但是，蒋介石违背历史潮流和人民意愿的倒行逆施极大地刺激了张、杨，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１２月３日，张学良到洛阳见蒋介石，第一次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停止“剿共”，和中共合作抗日，并要求蒋介石释放“七君子”。蒋介石却严厉地训斥张学良，说他绝不能停止“剿共”。对张学良要求释放“七君子”一事，蒋介石斥责张学良说：“全国只有你一个人是这样想的。”使张学良十分难堪。
１２月４日，蒋介石二次来到西安，立即向张、杨提出两个方案：一是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全部开赴陕甘前线，进攻陕北苏区；二是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分别调驻福建和安徽，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去“剿共”，逼迫张、杨择一而行。这两个方案都是张、杨所不能接受的。他们和红军早已达成共同抗日的协议，绝对不能再去进攻红军；调离西北，也早晚要被蒋介石吞并消灭。
张学良、杨虎城下定决心，一不再打内战，二不离开西北。他们秘密研究的对策是：
第一步“哭谏”——尽力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哭谏”无效，就采取第二步“兵谏”——设法捉蒋，逼蒋抗日。

第四部分：西安事变：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局面形成的枢纽西安事变（5）

１２月７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向蒋介石做了一次“哭谏”，痛陈东北失陷、华北危机的严重形势，要求蒋介石改变他的内战政策。蒋介石勃然大怒，骂张“年轻无知”，并拍案说：“你就拿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停止剿共！”杨虎城又去委婉劝说，也为蒋介石所拒绝。
１２月９日，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万余学生和群众向张、杨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游行学生群情激昂，自西安步行前去蒋介石的驻地临潼华清池，要求蒋介石答应抗日。游行学生行至十里铺，
蒋介石布置军队，架设机关枪阻拦；并打电话给张学良、杨虎城，命令他们对游行学生“格杀勿论”。
张见局势严重，急乘汽车到十里铺，劝学生回西安。群众高呼：“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死，我们前进吧！”群众悲愤号哭，张学良为之感动拭泪，激发了爱国热情与勇气，恳切地对学生说：
“在一星期内，我准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
张学良回忆说：“就是一二·九那天，我对学生说，我可以代表蒋委员长，考虑你们的要求，我也可以代表你们，把你们的请求转达给委员长，你们先请回去。当天晚上，我与委员长谈，他先骂我是两面人，怎么可以又代表他又代表学生？这使我已不高兴了。但他接着说：这些学生来了我用机关枪打。这可把我气火了，我话都到嘴皮边了，我想说：你机关枪不打日本人打学生？我气极了。但这话我没说出来，蒋先生也看我变了脸，我脸都气红了。”
蒋介石到西安后的横暴无理态度，使一直效忠蒋介石的张学良失去了对蒋介石的信任，他对蒋介石感到绝望了。
张学良、杨虎城坚决要求抗日，蒋介石顽固坚持“剿共”内战，双方矛盾变得不可调和，
张学良、杨虎城被蒋介石“逼上梁山”。
３   张学良、杨虎城“兵谏”捉蒋
张学良、杨虎城的“哭谏”失败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激情和蒋介石对爱国运动的残酷镇压，更加坚定了张学良、杨虎城的“兵谏”决心。１２月１０日、１１日，张学良、杨虎城又对蒋介石进行了最后劝谏，仍为其拒绝。于是，他们决定“兵谏”捉蒋，逼他抗日。
张学良、杨虎城做了具体部署：东北军负责到临潼捉蒋，十七路军负责拘禁在西安城内的蒋系军政要员。１１日午夜，张学良、杨虎城分别召集在西安的两军将领，宣布捉蒋、逼蒋抗日的决定和计划，并把“兵谏”指挥部设在新城杨虎城公馆，由张、杨一起坐镇指挥。
１２月１２日晨５时许，东北军卫队营一连兵力在营长孙铭九等率领下，冲进华清池，与蒋介石的侍卫展开激战。
蒋介石在睡梦中被枪声惊醒，慌乱之中披着睡衣逃出，在翻墙时跌伤脊骨，在侍卫蒋孝镇的扶持下逃上骊山，躲藏在一块大石的夹缝中。
捉蒋部队冲进蒋介石的卧室，发现人虽不在，但床上被褥尚有余温，估计蒋介石不会跑远，遂立即搜山，果然在乱草丛中找到了缩成一团的蒋介石。
蒋介石在事后所著《西安半月记》中自述了被东北军抓获的经过：
叛部乃四出搜索，经过余所在之穴前后二次，均未为所发觉。忽闻距余二三丈外之地，有与叛兵厉声争执者；察其声，知为孝镇。时叛部搜索益急，闻岩穴上叛兵相语曰：“此间有一服便衣者，或即为委员长也。”另一叛兵曰：“姑先击以一枪再说。”又一叛兵呵止之曰：“不要胡闹！”余乃抗声答曰：“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如尔等以余为俘虏，则可将余立即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称不敢，向天空发枪者三，高呼：“蒋委员长在此矣！”旋孙铭九营长来前，向余长跪而泣，连言：“请委员长下山。”余乃知围攻行辕者，为张之卫队第二营也。

第四部分：西安事变：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局面形成的枢纽西安事变（6）

孙随护下山，至华清池行辕前，余欲入内稍慈，见门内物件纷乱，尸体枕藉。孙坚请余登车入西安，谓：“委员长所居之室，已凌杂不可居，营长奉上官命，请委员长入城。”余命孙：“找尔之副司令来！”孙曰：“副司令在西安相候。吾人非敢对上官叛变，实对国事有所请求，将面陈于委员长，望委员长接纳吾人之所请。”余怒斥曰：“叛逆狂谬至此！无多言，欲毙余，则速毙余可也！”孙与第一○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又向余敬礼，请登车入城。余欲见汉卿询其究竟，遂登车行。
孙铭九与唐君尧旅长既扶余登车，夹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车前，即张汉卿亲信之侍从谭海也。车向西安城直驶，经东关，遇见张汉卿之车，唐旅长谓：“副司令来矣！”既近，实非张，乃来传令送余至何处者。唐旅长询前坐之谭副官：“送委员长至何处？”副官答：“新城大楼。”新城大楼者，即西安绥署，杨虎城所居，余闻而大疑，以围攻叛变者为东北军，何乃送余至杨处？时车已近东门，见守卫兵士均佩“十七路”臂章，余更为骇异。继思昨晚约宴客各将领，虎城未到，必以先赴张宴，为张所绐，被其扣留。更念中央在西安之高级将领，必为其一网打尽矣。顷所见佩“十七路”臂章之兵士，疑系张部将第十七路军留西安部队缴械后，脱其军衣而令东北军服之，以掩人之耳目者。杨虎城参加革命之历史甚久，亦为本党之老同志，信其不致附和叛变也。既入城，唐君尧向余悄然叹曰：“委员长鬓发渐白，较二年之前我等在庐山受训时，苍老多矣！国家实不能一日无委员长！只看西安城内之繁荣景况，与二年以前大不相同，非委员长主持西北建设，易克臻此？甚望委员长善自珍重！”余未及答。十时，抵新城大楼。
余既入绥署，未见虎城。移时，绥署之“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来，孙铭九以护卫之责交付于宋而去。
蒋介石的回忆自然有大量为自己脸上贴金的成分，但毕竟还是承认了基本事实——他被孙铭九等爱国军人从山上抓了下来。
与此同时，十七路军由军官训练大队大队副赵寿山统一指挥，很快解除了蒋系势力的武装，控制了交通通讯要地，并把蒋介石手下的重要军事将领陈诚、陈调元、蒋作宾、钱大钧、蒋鼎文等二十几名军政大员拘禁在西京招待所。至此，张学良、杨虎城成功实现了“兵谏”计划。

第五部分：七七事变：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新起点七七事变（1）

一个士兵拉肚子离队竟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荒唐吗？
二十九军的反击令日本侵略者胆战心惊，日寇惊呼“宛平虽小，守军太猛，数攻不下”。
五、七七事变：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新起点
一个士兵拉肚子离队竟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荒唐吗？
其实东京早就盛传“七夕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事件”。当一群群荷枪实弹的军人疯狂地扑向卢沟桥和宛平城时，枪炮声震撼的不仅是北平，它震撼了整个神州，震撼了四万万人心，更点燃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冲天大火。一场空前的、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一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关系中国民族复兴前途的伟大的抗日战争，在有“卢沟晓月”这一美景的地方引爆了。
一件小事引起的事变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夜，驻丰台日军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全副武装，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从兵营出发开到卢沟桥西北的回龙庙、大瓦窑附近，举行夜间演习。演习的内容是“从龙王庙（本为“回龙庙”，日军误记为“龙王庙”）附近到东面的大瓦窑，向敌人的主要阵地前进，利用夜幕接近敌人，然后黎明时进行突击”。
回龙庙位于宛平城西北，大瓦窑位于宛平城东北，三地之间各只有千米之遥，而且回龙庙内有中国第二十九军士兵驻守。
日军在此地进行夜间演习，显然是有企图的严重的挑衅行为。
７时３０分，暮色降临，清水节郎下令部队开始夜间演习。日军部分军官和假想敌旋即到东面活动。待天完全黑下来以后，近６００人的部队便向假想敌所在的东方移动。
在这漆黑的夜里，日军将蓄谋已久的侵略计划一步步付诸实施了。１０点半左右，二十九军驻宛平守军突然听到城东北日军演习位置响起一阵枪声。
在寂静的夜幕下，枪声是那么刺耳，引起宛平守军的密切注意。
少顷，几名日军来到宛平城下，声称丢失一名士兵，要求进城搜查。宛平守军认为，时值深夜，日军进城搜查会引起误会，妨碍治安。日军仍坚持要进城。守城官兵拒绝说：我方部队正在睡眠，枪声响自城外，非我军所发，日军在演习场丢失士兵与我无关。我们执行上级命令，不能打开城门！日军立即包围宛平县城，开枪示威。同时，清水节郎派人去丰台向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要求派兵支援。
一木清直接到报告后，立即向顶头上司第五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报告，牟田即令一木率领第三大队开往卢沟桥。
该夜零时许，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和冀察绥靖公署日本顾问缨井电话通知中国冀察当局，坚持要派兵入城，声称否则“将以武力保卫前进”。冀察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派河北省第四行政区专员兼宛平县长王冷斋和冀察外交委员会主席魏宗瀚等前往日本特务机关与松井太久郎谈判。经商定，双方先派人员进城调查，再寻处理办法。８日凌晨４时，双方代表到达宛平城。此时，日方已得知“失踪士兵现已归队”，但却提出城内中国驻军必须向西门外撤退，日军进至城内再进行调查、交涉。对此无理要求，中方代表予以拒绝。
７月８日清晨５时左右，正当中日代表继续交涉时，日军突然对中国守军发起攻击，“东门外枪声大作，继之西门外炮声及机枪声继起，我方均未还击，少顷炮火更烈，我方为正当防卫计，始行抵抗”。不久，日军占领了卢沟桥铁路桥和回龙庙等处。据日军第一联队《卢沟桥附近战斗详报》记载：“第三大队的进攻，如平时演习的那样展开，十五分钟后消灭了龙王庙（应为回龙庙）附近的中国军队，并进至永定河东岸。”可见，日本侵略军是早有预谋的。
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司令部一面发表声明，表明自己正当自卫的严正立场：“彼方要求须我军撤出卢沟桥城外，方免事态扩大，但我方以国家领土主权所关，未便轻易放弃，倘彼一再压迫，为正当防卫计，当不得不与竭力周旋。”一面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并提出
“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
中国驻军对日军的无理进攻，进行了坚决的抗击。
面对蛮横无理的日本侵略者，二十九军将士无不义愤填膺。拂晓时分，驻军营长金振中率部分两路向日军反击，一路经卢沟桥绕到西边，一部到铁桥东边，激战到上午９点多钟，击溃了日军。

第五部分：七七事变：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新起点七七事变（2）

８日上午，日本中国驻屯军命令所有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并从天津调第一大队３５０余人赶往宛平，同时从山海关运一列车日军到丰台，又开一列武器弹药专车到丰台。日军联队长传达命令：“占领卢沟桥是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的意图，请迅速执行。”下午，日步兵旅团长河边正三赶到丰台坐镇指挥，牟田口联队长到沙岗指挥围攻卢沟桥。日军于５时发出通牒，要求中国军队限时撤退到永定河西岸，否则便用大炮攻城。王冷斋严词拒绝。威胁失败后，日军于１８时５分以猛烈的炮火攻击宛平县城，炸毁了专员公署。二十九军司令部下令前线部队奋力反击，宛平驻军坚守阵地，驻守西宛的何基沣旅从长辛店以北、八宝山以南向日军反攻。当晚，中国守军组成突击队，利用青纱帐掩护，出敌不意杀入日军占领的卢沟桥铁路桥，将桥上的日本一个中队几乎全部歼灭。至９日凌晨，逐次收复了失去的阵地。
二十九军的反击令日本侵略者胆战心惊，日寇惊呼“宛平虽小，守军太猛，数攻不下”。
日本在夺取卢沟桥的阴谋破产后，又重新向中国提出谈判。９日，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和中国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在北平，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和中国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天津市长张自忠在天津分别进行交涉，双方达成三项协议：（１）双方停止射击；（２）日军撤至丰台，中国军队撤至永定河西岸；（３）宛平由冀北保安队接防，人数约３００人，定于９日上午９时接防。
然而，这又是日本侵略者玩弄的骗术。就在８日晚，日军旅团长河边正三下令：“旅团将兵力集结于卢沟桥车站附近，准备明天天亮时攻城。”中日双方停战协议达成后，河边拒不撤兵，而以监督中国军队是否履行协定为借口，仍将第一联队主力集结于卢沟桥车站附近，一部分兵力占据沙岗。
９日，当中国方面正在执行撤兵协定时，河边下令炮轰宛平城，发射１００余发炮弹。当中国方面责问时，日军却以“掩护部队撤退”为理由进行搪塞。
９日上午，前往宛平接防的中国保安队在卢沟桥附近的大井村受到日军阻击，死伤数人。经过交涉，日军同意中国保安队５０人入宛平，限每人带步枪一支，子弹３０发。延至下午７时，在中国方面的再三坚持下，经过多次交涉，保安队２００人在不携带机枪的条件下方才入城，中国驻军全部撤退到永定河西岸。而日方却将第一联队第二大队从通州调到丰台，并于当晚到宛平东北郊的沙岗接防。
１０日凌晨２时３０分，占据沙岗的日军突然开枪进攻宛平县城。王冷斋要尚留宛平监视撤兵的日方人员与日军联系，日军诡称“实系双方哨兵因误会开枪，日军绝无攻城企图”。当天，王冷斋向日本代表提出讨论沙岗日军未撤退的问题。日方代表狡辩说，因为有两具士兵尸体未找到，所以在沙岗附近搜索。王冷斋提议由双方派人到卢沟桥附近徒手搜索，日方代表表示同意，并定于下午１时出发，但随后日方代表借故离席，不辞而溜。下午，日军开始包围宛平，同时向八宝山、卢沟桥的中国守军发起猛攻。
由于日军在９、１０两日内四次违背协议，两次进攻宛平守军，并复占铁路桥和回龙庙地区，１０日夜，第二十九军被迫再次展开反击，经过十余次争夺，最终将失地夺回。日军退至大枣山及其以东地区，等待国内援军的到来。
蓄谋侵略的事件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大规模侵略中国而蓄谋制造的。
第一，日军深入卢沟桥一带，远远超出了日本参与八国联军侵略、强迫中国清朝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的活动范围，且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以攻城掠地为课目的军事演习，严重地违反了国际法和双边条约，是严重的战争挑衅行为。
第二，据日方称，日军失踪士兵志村菊次郎在２０分钟后归队，且是“出于生理上的要求而离开了队伍”，即因为拉肚子而去方便。应该说，此事在失踪的志村菊次郎回来后已经了结，并且与中方没有任何关系，但日军并不罢手，而是迭次向中国驻军提出无理要求，其无理纠缠、肆意扩大事态的面目暴露无遗。
第三，在双方交涉过程中，日军悍然发动了进攻；在双方达成协议后，更屡屡破坏协议，多次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其扩大侵略中国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第四，日本当事人都承认是日本方面故意挑起的事端。

第五部分：七七事变：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新起点七七事变（3）

昭和天皇１９４６年明确肯定：“值此危机之际，卢沟桥事变发生了。我并不认为那是支那方面挑起的，而认为是由一些无所谓的争执引发起来的。”时任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的茂川秀则承认：七七事变的第一枪“是日本放的”，“为了扩大两军冲突，指使部下鸣放鞭炮的是我”。事变时任日本驻屯旅团第一联队队长，下令向宛平城开炮、进攻卢沟桥中国驻军阵地的牟田口廉也在１９４４年（时任日本侵缅军司令官、中将）因失败被免职后，曾跪在其恩师、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大将面前，泪流满面地说：“大东亚战争，要说起来的话，是我的责任。因为在卢沟桥射出第一颗子弹引起战争的是我，所以我认为我对此必须承担责任，我有罪。”他在日记里也写道：“我挑起了卢沟桥事变，后来事件进一步扩大，导致卢沟桥事变终于发展成这次大东亚战争。”随后他绝望自杀。证之日本陆军省军务课政策班班长佐藤贤了和日本驻华使馆助理武官今井武夫的回忆：
当时东京盛传着：“第二个柳条沟事件将会于七夕在华北出现”，“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原因不是很清楚吗？日本侵略者别有用心、肆意制造事端的事实不是很清楚吗？
实际上，日本在制造华北事变而未达到其割裂华北的目的后，就决定了武力侵略华北的方针。早在１９３５年，日本军部就制定了“在华北进行军事行动计划”。１９３６年４月，日军在北平设立了“中国驻屯军司令部部附办公处”，由松室孝良少将以驻屯军司令官代表的资格负责“从速使华北局势明朗化”。随即，日本内阁悍然决定向华北增兵，强化中国驻屯军，并将驻屯军司令官由军部任命改为由天皇直接委任，将驻屯军的一年交替制改为永驻制。由裕仁天皇亲自任命的新任司令官是原任第一师团师团长的田代皖一郎中将，新任驻屯军参谋长为桥本群少将，新设置的驻屯军步兵旅团由河边正三少将任旅团长。根据日方公布的数字，增兵后的中国驻屯军由原来的１７００余人增至５７００余人，而实际的增兵人数远远超过日方公布的数字。据上海《申报》的调查，日军增兵后的兵力达１．４万人，还有人认为日军兵力超过２万。
日军增兵华北，是日本军国主义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一个重大步骤。具体地说，
日军增兵华北意味着日本已将不战而据我华北的政策，转变为武力夺取华北。
随后，日军连续制造了三次“丰台事件”。丰台位于北平西南，是扼守平津、平汉铁路线的要冲。６月２６日，日军扣留中国守军受惊马匹，殴伤马夫，逼迫中国驻军换防，这是第一次“丰台事件”。９月１８日，日军外出演习部队在丰台正阳街与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孙香亭连相遇。双方互不让路，相持许久后，日军将孙连包围，并掳去连长孙香亭。随后日军派兵强占丰台，制造了第二次“丰台事件”。是年冬，日军又以向北平市当局购买丰台至卢沟桥间５０００亩地修筑兵营和机场遭拒绝为由，制造了第三次“丰台事件”。日军连续挑起事端并抢占丰台，其根本目的就是将中国驻军二十九军挤出战略要地丰台，而将此地完全控制起来，为侵占平津创造条件。
为了弄清中国军队的部署，日军从１９３７年３月至６月短短３个月间，就连续派出６批高级将校参谋人员，以所谓“旅行”、“视察”为名，深入华北、华中等各重要城市进行战略性侦察。
为检验全面侵华战争的计划，日军在其本土和华北地区连续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
１９３６年底，日本陆军参谋总长西尾寿造中将率近１０名将官，在日本东京、名古屋进行了一次首先入侵中国，然后进攻苏联的图上演习。这是日本把侵华战争升级，尔后向第三国发动侵略的世界战略的预演。因此，日本组织全部上将军官参观了这次演习。这些将官随后都被派往中国，担任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的各方面军或军的司令官。在华的中国驻屯军组织以夺取北平为目的的军事演习更加频繁。演习的次数由每月或半月一次，增加到每３至５日一次。１９３７年５月之后，驻丰台的日军不分昼夜地进行实弹演习。
就在日军增兵华北的前夕，日本国内发生了“二二六政变”，日本军部通过政变取得了对政府的控制权，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正式形成，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步伐随之大大加快了。
１９３７年３月，７０多艘日本军舰驶入中国青岛沿海，以中国为假想敌，进行登陆作战演习；
４月，日本海军派人勘察天津塘沽港口，为向中国输送军队、给养做准备；
５月，关东军一个旅团开进了毗邻河北的热河省，与此同时日军参谋本部次长今井清中将率众多指挥官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参谋旅行演习；
６月，日本贵族近卫文组成“举国一致”的新内阁；中国驻屯军则在平津近郊地区不分昼夜地举行实弹演习。
当时人们对日本的目的的观察是十分清楚的。７月１９日天津的报纸就清楚地指出：“日本在平津冀察要有所行动，在一个月前已经‘甚嚣尘上’了。日本要想把华北几省造成特殊势力，所谓‘明朗化’‘特殊化’还不过是最低的条件，其最大的理想，是先造成一个‘华北国’，然后再向长江以南侵占。他们要达到这个目的，非先把北平弄到手不可，而北平因为《辛丑条约》的关系，又没有这样的容易。去年九一八的丰台事件，就是这个先声，因为丰台是军事要隘，向北可以随时控制北平，向南可以阻止北上军队的援助。可是在丰台的背后，卢沟桥是平汉路的咽喉，也是北平南郊的屏障，由卢沟桥过轨可以直拊丰台之背，在以往，卢沟桥是军家所必争之地，它的重要也就可想而知了。当然日本是抱着必得的决心。”

第五部分：七七事变：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新起点七七事变（4）

在“不扩大”幌子下的全面侵华准备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的开始。
事变发生后，日本关东军和驻朝鲜军力主“乘此时机应对冀察给予一击”，“利用这一事件实行统治中国的雄图”。８日深夜，日本陆军省大臣杉山元下令京都以西正准备复员的２年兵约４万人延期复员，海军省也命令正在台湾演习的第三舰队返回中国上海原驻地准备作战。９日凌晨，日本参谋本部在所拟的《处理华北时局纲要》中提出“增加中国驻屯军必要兵力，将与我敌对的中国军队驱逐出平津地区，以求华北安定。外交交涉亦以此方针为准则”。参谋本部并参考关东军和朝鲜军报告的备战部队情况，提出了派兵华北的计划：调用关东军２个独立混成旅团、６个航空中队，调用朝鲜军１个师团，从国内调出１个师团，进入华北。
１１日，日本政府相继召开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和内阁全体会议，通过了参谋本部派兵华北的意见，并决定把卢沟桥事变称为“华北事变”。
日本昭和天皇随即批准了内阁的决定。同日下午１８时２４分，日本政府发表了《派兵华北的声明》，诬陷中国第二十九军挑起七七事变，声称：“就帝国和满洲国来说，维持华北的治安，是很迫切的事……政府在本日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随后日本军队源源不断向华北开进。近卫首相并连夜召开国会两院议员代表、财界实力人物和新闻界代表开会，动员、统一全国舆论。
与此同时，日本海军军令部、海军省与参谋本部达成《陆、海军关于在华北作战的协定》，规定：“力求把作战地区限制在平津地方……但在不得已时，应保护青岛、上海附近的日本侨民。陆、海军要协同作战”。并具体规定：平津地方作战主要由陆军担任；海军负责运输和护卫，并协助在天津方面的陆军作战。在华中和华南，以海军为主，担任警戒。根据情况发展，“限定在青岛、上海附近，陆、海军以必要的兵力协同担当之”。日本陆、海军还达成了《关于华北作战的航空协定》，规定华北作战中航空力量主要由陆军担任，海军协助；在华中、华南，航空力量主要由海军担任。海军还要求：战争波及华中和华南时，陆军派３个师团（最少３个师团）到华中作战。
１１日，日本天皇钦命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以接替重病中的田代皖一郎。７月１２日，香月抵达天津后，立即下令做好适应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并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动用第一批增加的兵力，一举歼灭中国第二十九军，要求在２０日前完成战役部署。７月１３日，日本陆军省制定了《处理华北事变方针》，决定：“当中国方面无视现实解决条件而表示没有诚意实行时，或南京政府继续调动中央军北上企图发动攻势时，应采取果断的行动。”当晚把这个方针电告“中国驻屯军”，１４日参谋总长又派参谋本部总务部长中岛铁藏和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到天津当面向“中国驻屯军”传达了这个方针。７月１５日，日军参谋本部下令编成临时航空兵团，将其所辖１８个飞行中队派往中国东北。７月１５日至１７日，日军参谋部又相继作了《形势判断》，制定了《对华作战要领》和《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７月１７日，日本陆军中央部提出了对中国方面的四点要求：（一）宋哲元正式道歉；（二）处罚责任者，罢免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三）撤退八宝山附近的部队；（四）在７月１１日所提条件上由宋哲元签字。并规定，如在１９日前中国方面不予履行，即对第二十九军发动攻击。同时下令动员国内部队，立即派往华北。在期限满后，即便第二十九军愿意履行所提条件，也要使该军退出永定河右岸地区，并向南京政府提出：中央军恢复旧态势，停止对日挑衅行动，并不得妨碍日军与第二十九军就地解决。当天，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陆军中央部的提案。随后，日军参谋本部制定了《第二次动员的准备》计划，提出了战争扩大后的处理方针，准备在两个月内消灭或击溃第二十九军，如发展为全面战争，预订在三四个月内消灭中央政权。接着，
日本援军源源不断地开赴华北，日本大规模的侵略已经如上弦之箭，弯弓待发了。
但是，日本政府的所有这些战争准备，却是在“不扩大方针”、“现地解决”的烟幕下进行的。日本政府在它的官方文书上，在对外声明中，不厌其烦地奢谈“不扩大方针”、“现地解决”，其目的一是欺骗世界舆论，用以掩饰其侵华的罪恶阴谋；二是麻痹中国方面，使对其发动侵略战争疏于防备；三是为日本调遣军队，扩大战争争取时间。

第五部分：七七事变：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新起点七七事变（5）

平津沦陷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在山东老家。出于强烈的保存地盘的心理，也担心蒋介石利用事变而搞掉他，因此，宋哲元意在通过谈判求得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此，他没有立即返回北平，而是在７月１１日到达天津谋求与日本方面的和解。根据宋哲元的主张，当晚，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与日军代表松井签订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随后将二十九军俘虏的２００多名日军释放。１２日，宋哲元对外发表乞求和平的谈话。
蒋介石闻知后，第二天即给宋哲元发电，提醒他：“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中央决定宣战”，并劝其“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
但宋哲元未把蒋介石的劝告放在心上，派张自忠、秦德纯等人继续与日军交涉，并瞒着南京政府向日方做出若干让步，其中包括向日方道歉。
７月１８日下午，宋哲元赴天津海光寺参加原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的葬礼，与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见面。虽然宋哲元未表示道歉，但吊唁田代与问候香月，已被日方看作是道歉的姿态。宋哲元归来后天真地对人说：“和香月见面，谈得很好，和平解决已无问题。”
１９日，宋哲元从天津返回北平。为表示和平诚意，他返平后立即下令将城内各要口的防御工事、沙包、路障等一律拆除；将关闭数日的各城门完全开启；对全国各界慰劳二十九军的捐款和物品，也通电表示谢绝。
但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所以无论宋哲元怎样妥协让步和表达和平诚意，都不可能真正地阻止局势的恶化。日军的军事部署一刻也没有停止，并以巨炮轰击宛平城和长辛店，造成二十九军重大伤亡。至２５日，日军已有第二十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一、十一旅团及中国驻屯军步兵旅集结于平津地区，兵力由原来的万余人猛增至５万余人，并且仍在源源不断地向平津增兵。
日军按计划在平津地区集结兵力后，就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
首先，日军相继制造了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７月２５日，从朝鲜调来的日军第二十师团的一个中队约１００余人，以维修电话线路为名，由天津乘火车于１６时３０分抵达廊坊，并占领了火车站。中国驻军反复提出交涉，但日军坚持不退，双方遂发生武装冲突。日军立即以第二十师团第七十七联队和驻屯军步兵旅一部在飞机和装甲车配合下，于２６日凌晨向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一一三旅二二六团发动猛烈攻击。中国守军只有平时的警戒线，并无战时防御设施。日空军向中国军队营地狂轰滥炸，中国军队官兵死伤惨重，虽顽强抵抗，最终被迫退向通州地区。廊坊即被日军占领，平津间铁路交通中断。
２６日，日本中国驻屯军河边正三旅团一个大队以保护侨民为名，分乘２６辆卡车由广安门强行进入北京城。广安门守军交涉无效，遂关闭城门阻止。于是双方发生战斗，日军一部入城，大部被阻于城外。至２２时左右，已入城的日军进到使馆区兵营，未入城的日军退回丰台。
在广安门事件发生的当晚，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二十九军于２７日正午以前撤出北平，并陆续撤往保定方面。宋哲元严词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香月清司在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的同时，向日军下达了进攻中国第二十九军、攻占平津的命令。当晚，日军在其航空兵的支援下，对二十九军驻通县、团河和小汤山等地的部队发动袭击，并占领了这些要点。
２７日上午，日本政府决定第二次增兵华北，令日军精锐的第五、第六、第十师团由日本本土向中国平津一带输送。
２７日晚，日军向二十九军发起全线进攻，南苑、北苑、西苑、通县等地战斗激烈。２８日，按照预定计划，日军对第二十九军发起总攻，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南苑。由于冀察当局７月１１日以后的妥协，平津前线放松了战备，事先没有构筑防御工事，所以，中国守军被迫仓促应战。当日军展开进攻时，中国守军被包围在狭小的营区内，官兵们仅凭营地围墙拼死抵抗。敌人的飞机、大炮向中国驻军狂轰滥炸，敌步兵向没有展开队形的中国部队发起波浪式冲锋。
在５个多小时的惨烈战斗中，中国守军伤亡２０００人以上，副军长佟麟阁殉难前线，师长赵登禹在指挥部队后撤时也壮烈殉国。
南苑遂告失守。
与此同时，日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和第十一旅团主力分别向北苑等地的中国守军发动进攻。中国第二十九军节节抵抗。第三十七师（尤其是何基沣旅和吉星文团）和第三十八师一部（董升堂指挥）曾在丰台、廊坊和卢沟桥一带与日军激战；独立第三十九旅曾迫使进攻北苑的日军转攻黄司。局部的胜利虽不能挽回平津危局，但却为二十九军的撤退争取了有利的条件，特别是卢沟桥—八宝山一线阵地的保存，为全军西撤留住了退路。２８日下午，宋哲元委派张自忠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自己于当夜２３时偕秦德纯、冯治安等退往保定。第三十七师等部亦奉命当晚经门头沟开始南撤。北平就这样沦陷于敌手了。
在天津，三十八师主力在李文田副师长的指挥下，于２９日凌晨向驻津日军发动猛烈攻击，一度攻占天津总站、东站、北宁铁路局、日军航空兵团司令部和东局子机场，烧毁日军飞机１０余架，并缴获日本陆空军现用电报密码本。攻打日军兵营海光寺的战斗尤为激烈。经一夜鏖战，虽未能攻克，但给日军以重大杀伤。日军随即出动重兵对三十八师进行反扑，三十八师奋勇迎敌，并攻入日租界，但终因孤军无援，被迫南撤静海。３０日，天津沦陷。

第五部分：七七事变：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新起点七七事变（6）

伟大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当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延安，中共中央立即发表了措辞激昂的通电：“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
全文一连使用了十几个惊叹号，可谓掷地有声，闻之感奋。
随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人接连致电蒋介石、宋哲元等，并向全国发表通电，呼吁抗战。电文中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卫祖国之目的。”“当华北危急存亡之紧要关头，敬敢吁请我国民政府迅调大军增援河北，勿使忠勇之二十九军陷于孤军抗战。红军即愿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躯，与日寇决一死战！”
８月２２日至２５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会议上正式确立了全面抗战路线，并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的抗战主张，不但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而且对国民党产生了积极影响。
七七事变后，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一开始比较犹豫：一方面希望通过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或“由地方当局与日军代表折冲，期事件之早日和平解决”。为此，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政府：“我国政府极愿尽各种方法维持东亚之和平。故凡国际公法或国际条约对于处理国际纷争所公认之任何和平方法，如两方直接交涉、斡旋、调解、公断等，我国政府无不乐于接受也。”并曾几次提出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但均遭拒绝。国民政府又致函“九国公约”签字国，蒋介石亲自约见英、美、法、德等国驻华使节，要求其政府出面调停中日冲突，结果没有得到响应；另一方面也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奋起自卫，抵抗侵略。７月９日，蒋介石密令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的两个师由平汉路北上向石家庄、保定集中，第四十军庞炳勋部的一个师和第八十四师庞炳勋部向石家庄集中，令宋哲元前往保定指挥，“务望在此期间，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星夜赶筑。如限完成为要”。并决定设立石家庄行营，以徐永昌为主任，督导冀察军事行动。蒋介石连电宋哲元：“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其奸诈之惯技，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
要求宋哲元“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
在和平解决无望和日本国内动员、日军源源不断开进华北的情况下，蒋介石在７月１７日发表庐山谈话，认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中日和战的最后关头，“卢沟桥事件能否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阐述了中国政府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原则：“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并提出了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四项原则：“（１）任何解决，不得分割中国主权之完整；（２）冀察行政组织，不容有任何不合法之改变；（３）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４）第二十九军现在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蒋介石说：“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个谈话说明，南京政府已不愿再向日本让步，如果日本得寸进尺，蒋介石就要发动抗战。对此，与蒋介石打了１０年内战的毛泽东以少有的口吻称赞了蒋介石的这次谈话，说它“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对外问题上第一次正确的宣言”。
７月２９日，在获得二十九军从北平撤军的消息后，蒋介石发表谈话，说：“日军蓄意侵略中国，不惜用尽种种之手段，则可知今日平、津之役，不过其侵略战争之开始，而决非其战争之结局。国民只有一致决心共赴国难。”并说：“今既临此最后关头，岂能复视平津之事为局部问题，任听日军之宰割，或更制造傀儡组织。政府有保卫领土主权与人民之责，惟有发动整个之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斗，为捍卫国家而牺牲到底。此后决无局部解决之可能。”８月１３日淞沪会战爆发后，
８月１４日，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指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
在侵略中国的战争打起来后，８月１５日，日本政府也发表了《帝国政府声明》，颠倒事实地宣称：“为了惩罚中国军队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觉醒，如今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又称：此举是为了“消灭类如此次事变所由发生之根源，并达到日、满、华三国融合和提携”之目的。至此，日本政府卸下了其欺世盗名的所谓“不扩大”的伪装，把其发动的侵略战争扩大为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极大地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斗志和爱国热情，使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后，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全国各族人民、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结成了浩浩荡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开始了全面的、彪炳史册的伟大的抗日战争。

第六部分：日本投降：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伟大胜利日本投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天皇向全国民众的第一次讲话，却是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中国军民八年艰苦卓绝的英勇抗战，不但极大地消耗了日本的军事力量，而且极大地消耗了日本的总体实力。
六、日本投降：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伟大胜利
对于日本人来说，这是一次最没有情趣而又关系重大的御前会议。在“和”、“战”双方争吵不休时，瘦小的日本天皇一改过去屡屡宠顺日本军方、只要侵略成功便予嘉奖的态度，否决了陆军大臣阿南惟几等“一亿玉碎”、垂死挣扎的主张，决定接受反法西斯盟国的《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未几，又是一个破天荒，从未听到天皇讲话的日本人民第一次听了天皇的“玉音”。
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天皇向全国民众的第一次讲话，却是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１９４５年８月，是恶贯满盈的侵略者的末日，是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取得第一次完全胜利的纪念日。在恶魔哀号的时节，中国人民欢欣鼓舞地笑了。
日本深陷中国战场面临灭顶之灾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后，疯狂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但是，面对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发扬了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敌人进行了殊死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在觉醒的、英勇奋斗的中国人民面前，日本帝国主义的“速战速决”的企图很快就破灭了，从此深陷中国战场不能自拔。日军在中国人民的抗击下不断削弱，在长期的消耗中走向失败。
中国战场由国民党支撑的正面战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组成，这两个战场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相辅相成，形成对日本侵略者的强有力的打击。

第七部分：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侵略者的可耻下场对日本战犯的审判（1）

为证实日本战犯的罪行，远东军事法庭的检察局传４１９名证人出庭作证，７７９名证人提出书面证词。最后，法庭认定４３３６件证据成立。正义终于战胜邪恶，法庭认定这些日本战犯的罪行，作恶多端的战犯终于受到应得的惩罚。
“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架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七、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侵略者的可耻下场
日本投降后，反法西斯盟国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此即著名的东京审判。中国国民党政府组成“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侵华战犯进行了审判。东京审判和国民党的审判惩处了侵华主要元凶，伸张了人类正义，但是又都留下了令中华民族扼腕痛惜的严重缺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在押的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这次审判，追究在战后漏网的日本战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民党审判的不足，特别是它把审判与改造相结合，推动了日本战犯的自省，在日本和世界上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它是对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又一个总结，也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一个标志。
正义的审判，使祸害中华民族的战争罪魁祸首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即使是漏网者也将受到历史的审判。日本投降后战犯们的惊恐表现说明，他们的惧怕源自他们的作恶，作恶多端使他们惊恐万分。
这种恐惧将伴随他们的终生，他们的心灵将因为他们的作恶而永远不得安宁。
１   东京审判
日本投降后，从１９４５年９月中旬起，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出５批逮捕令，逮捕日本前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等１２０余名前日本军政领导人。
按照反法西斯盟国确定的惩处战争罪犯的原则（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的日本投降书也承认了这个原则），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９日，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在东京正式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１９４６年１月２８日，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任命澳大利亚人韦勃为首席法官，任命了来自中国、苏联、美国、英国、菲律宾、加拿大、新西兰、印度等国的１０名法官。检察官也由上述盟国各派遣１人组成。美国大律师基南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兼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局局长。中国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是梅汝，检察官是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向哲。
随即，国际检察局制定了控诉甲级战犯的标准：能以破坏和平罪起诉；被告团伙从整体上能代表日本政府各部门及战争各时期；被告须是主要决策人；事实确凿。根据上述标准，经过对已逮捕的１００多名甲级战犯嫌疑人的侦讯，国际检察局经过表决，确定了２８名被告：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松冈洋右、永野修身、大川周明、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俊六、平沼骐一郎、星野直树、贺屋兴宣、木户幸一、小矶国昭、南次郎、冈敬纯、大岛浩、佐藤贤了、坞田繁太郎、白鸟敏夫、梅津美治郎、铃木贞一、东乡茂德、重光葵。
１９４６年５月３日，举世瞩目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正式开庭。记者席上挤满了２００名各国记者，可容纳３００人的盟国旁听席、２００人的日本旁听席上座无虚席。
检察长基南宣读起诉书。
起诉书代表联合国各国，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在１９２８年１月１日到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间犯下的国际性非道义残暴罪行：“于本起诉书下面所言及之时间，日本之对内对外政策，均受穷兵黩武之军阀之支配与指导。此种政策不特为造成世界重大纠纷与侵略战争之原因，同时摧毁爱好和平各国人民之利益与日本国民自身之利益……这２８名被告都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元凶，他们与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狼狈为奸，犯下了奴役和榨取他国的反和平之罪、发动战争之罪、反人道之罪的弥天大祸。”
“尤其是这２８名被告利用职务上的权力和个人的声望，对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破坏国际法以及神圣条约上之誓言，为发动侵略战争而做计划、准备、开战之种种努力。他们虐待俘虏，实施非人道的强制劳动，对被占领国人民施展大屠杀、凌辱、掠夺、抢劫等野蛮暴行。同时在国内更对日本政府与官员强制实行陆海空军的威令与压制，又组织翼赞会，引导舆论走向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进而更在各被占领国树立傀儡政权，作为日本侵略战争之政治工具。”

第七部分：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侵略者的可耻下场对日本战犯的审判（2）

法庭上，这些昔日张牙舞爪、涂炭各国人民的战争罪人自知罪孽深重，罪责难逃。但他们仍百般否认其罪恶并表现出三个特点：一是继续宣扬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理论。当被问及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同胞投入战火与灾难时，几乎所有的被告人都站在荒诞的立场上，异口同声地阐释着一个邪恶的真理。他们说：“日本有８０００万人口，而领土狭小，缺乏一切物质资源，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只能向满洲、中国、朝鲜和东南亚扩展‘呼吸空间’。”东条英机按照这个逻辑恬不知耻地回答：如果不进行战争，“我们的民族将等待毁灭。与其坐守待毙，还不如铤而走险冲出包围，去寻找生存的手段”。充分表现了其强盗逻辑和战争狂人的罪恶本性。二是顽固地用抵赖的手法否认罪行，辩解自己“无罪”。他们先是百般否认日本政府和日军的侵略和犯罪事实；接着在证据和事实面前，虽然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犯罪事实，但却装聋作哑，千方百计地推卸他们个人的责任。东条英机口气最硬：“对一切诉因，我声明无罪。”企图逃避法律和正义的制裁。三是美化他们发动的侵略战争。他们狡辩说：“满洲国”是根据民意成立的；“大东亚共荣圈”不是侵略，日本对外战争是“自卫自存”，是为了“解放东亚民族”等等，为其侵略政策和行动评功摆好。
因此，远东军事法庭对每一个战犯的审判都充满了斗争，经历了一场场艰苦、激烈的斗争，一场场正义与邪恶、智慧与阴谋的激烈较量。
为证实日本战犯的罪行，远东军事法庭的检察局传４１９名证人出庭作证，７７９名证人提出书面证词。最后，法庭认定４３３６件证据成立。正义终于战胜邪恶，法庭认定这些日本战犯的罪行，作恶多端的战犯终于受到应得的惩罚。
东京审判中，针对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和东条英机的审判，斗争最为激烈。
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是侵略中国的“急先锋”。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他们就把魔掌伸进了我国东北，他俩与日本其他军政要员合谋制造九一八事变。后来又在京宁沪等地制造了一系列分裂中国、祸害中国人民的阴谋活动，罪不容诛。但是，他们拒不认罪。国际检察局提请让原日本陆军中将、１９４２年退出现役的陆军省兵务局局长田中隆吉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出庭作证，指认他俩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的主谋。中国检察官倪徵燠根据日本外务省密档中的御前会议、内阁会议、五相（首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会议等会议决议，关东军与陆军省的往来密电，关东军的动员令，已故日本政府元老的日记、《奉天特务机关报》等重要材料，反诘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揭露他们制造中村事件、九一八事件；挟持溥仪到长春，制造满洲国傀儡政权；策划华北自治，搞冀东傀儡政权；煽动内蒙独立；策划吴佩孚、唐绍仪合作，搞伪政府；组织特务组织，大搞阴谋暗杀活动等罪恶事实，驳斥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及其证人、律师的辩解，使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二人和为他们辩护的律师都无以对答，无法抵赖。
松井石根是指挥实施南京大屠杀的日军统帅，他竭力为自己辩护。他先是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暴行，说：“基南检察官所云对俘虏、一般人、妇女施以有组织且残忍之屠杀奸淫等，则纯系诬蔑。而超过军事上需要破坏房屋财产等指责亦全为谎言。”法庭请当时在南京大学医院工作的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在大屠杀中死里逃生的南京居民尚德义、伍长德、陈福宝等出庭作证；演示了美国牧师约翰·马基拍摄的日军施行暴行的影像资料；出示了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发给德国外交部的秘密电报，该电报描述了日军在南京杀人如麻以及强奸、放火、抢劫的情状，并说：
“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架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面对事实，松井石根使出了他的第二招——佯装不知。他说南京大屠杀，“十分遗憾，我是后来才听到这种过失的”。因为他当时在距南京１４０公里的苏州卧床养病。法庭出示了他在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７日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进入南京城的照片，照片上他面对日军官兵的列队欢呼，得意地挥动着戴着白手套的手。当时，由在南京的外国人士组建了国际安全区收容难民。国际安全区的负责人曾两次通过外交途径向日军当局就日军的暴行提出强烈抗议。检察官讯问松井石根：“国际委员会送交的日军暴行备忘录，你看到过吗？”松井石根回答：“见到过。”

第七部分：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侵略者的可耻下场对日本战犯的审判（3）

在谎言被揭穿后，松井石根使出了第三招——推卸责任。他先是说南京大屠杀应该由日本皇室的朝香宫亲王负责，接着说他采取了一些措施加以制止。检察官问他：“那么你采取的究竟是些什么措施呢？”
“我出过一张整饬军纪的布告，贴在一座寺庙的门口。”
“你以为在浩大的南京城内，日军杀人如麻，每天有成千成万的男女被屠杀和强奸，你的一张布告会有什么效力吗？”
松井语塞。他想了想，说：“我还派了宪兵维持秩序。”
“多少宪兵？”
“记不清了，大约有几十名。”
“你以为在几万日军到处疯狂地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的情况下，这样少数的宪兵能起到制止的作用吗？”
松井又想了想，说：“我想能够。”
当证人证实当时南京只有１７名宪兵，这些宪兵本身也参加了暴行时，松井再也无法为自己开脱。
后来，松井石根在巢鸭监狱曾向僧人花山信胜忏悔：“南京事件，可耻之极。”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根据大量的人证、物证，确认南京大屠杀是现代战争史上破天荒之残暴纪录。《判决书》认定日军在南京实施了惨无人道的暴行：
“日军在占领南京后，至少有六个礼拜，包括松井和武藤章（松井石根的参谋长）入城后的至少四个礼拜，一直不断地在大规模地进行着大屠杀。”
“全城中无论是年轻的少女或老年的妇人，多数都被奸污了。并且在这种强奸中，还有许多变态的和淫虐狂行为的事例。许多妇女在遭强暴后被杀，躯体被斩断。”
“日军仅于占领南京后最初的六个星期内，不算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即屠杀了平民和俘虏２０万人以上。”（实际日军在南京残酷屠杀３０多万人。）
松井石根纵容了暴行：“当这些恐怖的突发事件达到最高潮时，即１２月１７日，松井进南京城并曾停留了五至七天左右。根据他本身的观察和参谋的报告，他理应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自己承认曾从宪兵队和使、领馆人员处听说过他的军队有某种程度的非法行为。在南京的日本外交代表每天收到关于此类暴行的报告，他们并将这些事报告给东京。本法庭认为有充分证据证明松井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对于这些恐怖行为，他置若罔闻，或没有采取有效办法来缓和它。”
没有根据证实松井由于生病而无法实施制止暴行的愿望：
“他的疾病既没有阻碍他指挥在他指导下的作战行动，又没有阻碍他在发生这类暴行时访问该市区达数日之久。而对于这类暴行具有责任的军队又是属他指挥的。他是知道这类暴行的。他既有义务也有权力统治自己的军队和保护南京的不幸市民。由于他怠忽这些义务的履行，不能不认为他负有犯罪责任。”
法庭庄严宣告：“被告松井石根，根据起诉书中判决为有罪的罪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你以绞刑。”
武藤章被认定犯有参与策划发动侵略战争、制造南京大屠杀和马尼拉惨案等多项罪行，也被判处绞刑。
东条英机以其残酷和强悍而有“剃刀将军”的恶称。在法庭上，他千方百计回避自己是主要决策者的事实，推脱责任，否认侵略活动。
东条狡辩说：“大东亚共荣圈”不是侵略，日本对外战争是“自卫自存”，是为了“解放东亚民族”。
法官质问道：“杀戮２００万以上的中国人，都是出于自卫的考虑吗？”东条无言以对。
法官问他：“你是否承认犯有发动战争罪？”
东条：“这次战争实在是日本的自卫战争！”
法官：“１９４２年的‘巴塔安死亡行军’，强迫战俘在酷热的气候中长途跋涉，大批被弄得精疲力竭的俘虏在‘行军’中遭到毒打、刺杀和枪杀。对此你负有什么责任？”
东条：“按照日本的习惯，执行特定任务的司令官不受东京具体命令的约束，享有相当大的独立性。”
法官：“据我们所知，经日本最高当局批准，强迫战俘在恶劣的条件下用双手修建泰缅铁路，路基两旁遗下成千上万战俘的白骨，是这样的吗？”
东条：“我们没料到会做出这样的事来。按日本人的性格，他们相信无论天上还是地下都不能容忍犯下这种罪行。”
东条英机否认他下令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责任。检察官对此进行了严厉的反驳，揭露他在日本和美国在开战前的谈判中，指示日本外交部制定了迷惑美国的两套谈判方案。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５日，日本政府指示驻美大使，分次向美国提出两案，敷衍美国人。据此，１１月７日，日本大使向美国递交甲案；两个星期后，递交乙案。虽然被美国拒绝，但为取得偷袭的最佳效果，仍旧与美国继续周旋。
事实证明，东条英机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

第七部分：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侵略者的可耻下场对日本战犯的审判（4）

无论东条英机怎样抵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认定他犯有５４项罪状，仅在“破坏和平罪”一类中，他就犯有对华实行侵略战争、对美实行侵略战争、对英实行侵略战争、对荷兰实行侵略战争、对法实行侵略战争、１８年间一贯为控制东亚及太平洋进行阴谋活动等６项罪行。《判决书》指出：“东条在１９３７年６月任关东军参谋长，自此以后，几乎所有的阴谋活动，他都以首谋者之一而与他人互相勾结。”“他对于日本邻邦的犯罪攻击，负有主要责任。”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４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判决。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自１９４６年５月开庭，至１９４８年１２月执行判决，审判持续两年半之久，公开庭审８１８次、秘审１３１次，受理各类文件证据４３３６件，证人证词１１９４件。法庭在公审庭上作出了５６件裁定，在法官内部会议上作出了１７５件裁定。审判记录共计４８４１２页。
判决书长达１２３１页，达几十万字，一共宣读了７天，直到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２日才读完。
判决书确认日本的内外政策在受审查的时期（１９２８—１９４５）内都是旨在准备和发动侵略战争，而被告的２５人都犯有严重的战争罪行（２８名甲级战犯中，因松冈洋右与永野修身已染疾而亡、大川周明“发疯”，法庭中止了对他们的审判）。
由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没有制定统一的量刑根据，来自不同国家的１１名法官各自援引本国的法律条款，因此，在对这些战犯量刑时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尤其对于死刑，分歧更大，那些已经废除死刑国家的法官自然不赞成此种刑罚。庭长韦勃根据澳大利亚的刑罚条文，主张把战犯们流放到荒岛上去；印度的法官帕尔信奉佛教，主张“世人需以宽宏、谅解、慈悲为怀，不应该以正义的名义来实施报复”，竟然要无罪开释全体战犯。经过激烈的争论、磋商，最后以６票赞成、５票反对，通过了对东条英机、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及武藤章７人处以死刑的判决。
远东国际法庭判处木户幸一、平沼骐一郎、贺屋兴宣、坞田繁太郎、白鸟敏夫、大岛浩、荒木贞夫、星野直树、小矶国昭、畑俊六、梅津美治郎、南次郎、铃木贞一、佐藤贤了、桥本欣五郎、冈敬纯１６人无期徒刑，判处东乡茂德２０年有期徒刑，重光葵７年有期徒刑。
梅津美治郎是日本陆军中有名的死硬派，在任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期间故意制造事端，用武力逼迫中国签订《何梅协定》。接替东条英机出任参谋总长后，指挥过日军在中国的桂柳会战、老河口战役及芷江战役，并指挥过冲绳战役等太平洋战场的诸战事；走投无路之际还拒绝投降。两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和小矶国昭都是实行侵略战争的魁首，平沼是法西斯组织“国本社”的头目，被公认为“日本法西斯之父”；小矶曾参与操纵建立伪满洲国，支持全面对华侵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木户幸一擅长权术，是天皇的宠臣，任文部大臣时费尽心思地推行军国主义教育；他激赞东条英机“手腕强硬”，在他的力荐下，东条英机得势，点燃了太平洋战火。佐藤贤了、冈敬纯和坞田繁太郎均是东条英机的得力幕僚，鼓吹进行太平洋战争并指挥作战，还犯下了虐待俘虏的罪行。重光葵、大岛浩、白鸟敏夫和东乡茂德则都是法西斯化的外交官，不择手段地粉饰侵略行径，缔结法西斯联盟，推行阴谋外交，不遗余力地为侵略战争卖命。他们都犯下过天诛地灭的罪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１９４８年圣诞前夕，丧钟终于为战犯鸣响，７名战犯被处决。
疯狂嗜血的战犯终于受到了正义的惩罚。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主要战犯的审判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第一，它正式判定了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期间所进行的战争是侵略战争，明确了日本发动的战争的犯罪性质，而且是最大的国际性犯罪，是全部罪恶的集大成者。第二，通过这次审判，核实了大量史实，揭发和列举了战争贩子们的战争罪行，并惩办了战争的策划者。它以审判战犯的形式说明：一切计划和准备侵略战争的行为和参与者都要负刑事责任。这对于藏在幕后预谋和策动战争的战争贩子是一个威慑、一个警告。第三，它判定了违反人道罪，即“战时或战前对
非武装人民的屠杀、灭种、奴役、放逐及其他不人道的行为，或基于政治的、人种的或宗教的理由而施加的迫害”，都是犯罪行为。这就使得为了战争而发生在战争之前或发生在其本国的犯罪，也同样逃脱不了国际正义的惩戒。第四，这次大审判以实践的方式，把以往的国际公约加以发展，并以法律的形式予以固定，成为国际上确认战争责任、惩治战争罪犯的普遍准则，这对于反对侵略，防止战争、维护和平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第五，通过对主要战犯的审判，严惩了丧心病狂、罪大恶极的战争元凶，伸张了国际正义，抚慰和鼓舞了各国人民，为死难者复仇雪恨，这无论从法律还是从道义上讲，无疑都是必需的、正当的，是符合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的。因此，东京审判是一次正义的审判，一次大快人心的审判。
但是，由于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美国在东京的审判中起到了主导作用，法庭的组织、法官的任命、战犯名单的确定均由麦克阿瑟定夺。作为战胜国之一，作为时代普遍声音的幕前人物，美国部分地反映了千百万人的意愿，保证了东京审判的进行，并象征性地处罚了部分罪大恶极的战犯。正因为是象征性的，所以就有了选择性。出于愈演愈烈的冷战需要，也是出于麦克阿瑟的一己好恶，美国从一开始就把惩治的锋芒对准与美国交战直接相关的战犯，别的战犯能从轻发落就从轻发落。而对于能为其所用的战犯，哪怕是罪恶昭彰，也不惜代价地予以庇护。

第七部分：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侵略者的可耻下场对日本战犯的审判（5）

因此东京审判留下了缺憾，被称为“没有完成的审判”。
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没有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当时，世界许多国家都提出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有的国家要求把之列为战犯审讯，但主导东京审判的美国政府出于其战略利益的需要，表示日本可以保留天皇制，主张不逮捕也不起诉天皇。占领日本后，麦克阿瑟曾与日本天皇裕仁进行了一次秘密会面。双方对会谈始终讳莫如深，３０年后的裕仁说：“当时与麦克阿瑟将军有君子协定，永不透露。”东京审判中，卫勃讯问东条：是谁最后就开战问题向天皇进言的？除了你还有谁？东条说出两个人，但均是死无对证。然而，卫勃讯问东条的第二天，便正式宣布法庭对日本天皇裕仁不起诉。美国的庇护，使最大的战犯裕仁逃过被逮捕、被判决的命运。为保护天皇，甚至对皇亲也没有追究。在巢鸭监狱的秘密讯问室里，除了松井石根强调了朝香宫亲王对南京大屠杀应负的责任外，田中隆吉也指出：朝香宫鸠彦的上海派遣军在南京事件中的表现是恶劣的。但这些都被掩盖了，朝香宫没有被追究。罪恶累累的陆军元帅、皇亲梨木宫守正被作为战争嫌疑犯抓了起来，但几个月后又被麦克阿瑟释放。
二是对犯有严重细菌战的主要战犯——日本七三一部队的缔造者、陆军中将石井四郎没有审判。像这样一个对人类犯下滔天罪行的魔鬼，居然逃脱了追究，这是美国当局为一己利益而背弃人类正义的结果。美国记者鲍威尔利用美国的“情报公开法”获得了美军最高机密情报，发现战后麦克阿瑟的助手与七三一部队残余人员进行幕后交易的经过：七三一部队成员向美军提供他们的研究成果，而盟军则赦免他们。美国十分看重日本通过残酷的各种活体试验得到的资料，美军负责处理此项事务的专家说：“石井部队的资料是出资数百万美元和长期进行研究的成果，这种资料是附着于活体试验的，受到良心的责备，我们在实验室是无法取得的，我们为了取得这些资料仅仅花费七百美元的很少一点钱而已，是廉价品。”于是，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决定：“由于日军细菌战情报的重要性，美国政府决定不揭发日本细菌战集团中的任何一个人员为战犯。”
三是没有清除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１９４６年１月４日，盟军总司令部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一份清洗计划，要求罢免和清洗的七类人：第一类为战犯，第二类为职业军人和陆海军部特别警察和官吏，第三类为极端民族主义、暴力主义和秘密爱国团体的主要成员，第四类为参与大陆翼赞会、翼赞政治会和大日本政治会活动的主要成员，第五类为同日本扩张有关的金融机构和开发机构成员，第六类为占领地行政长官，第七类为其他军国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上述人员均被要求免去公职，剥夺其竞选议员的资格，以排除其对政治的影响。初步统计，以上七类人员在日本共有２０多万人。但是，这份计划后来并没有得到切实的执行。更有甚者，随着冷战的加剧，美国的对外政策转向反苏、反共、反对中国革命，急欲把日本变成反共的东方前哨阵地。因此，美国占领当局竟不顾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对日本战犯竭力庇护和大批释放。到１９５８年４月７日，所有未服满刑期的战犯都得到了赦免。其中，有的竟当上了日本政府要员。美国政府的这些做法，就使东京审判的成效大大地打了折扣。
２   国民党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抗日战争胜利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６日，国民党政府成立了以秦德纯为主任委员的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并相继在各地逮捕和审判日本战犯。其中，以南京审判最著名，影响最大。
经过艰苦而激烈的较量，南京法庭惩治了一批侵略中国、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该庭共办案５２件，对其中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谷寿夫、矶谷廉介、酒井隆、高桥坦４名日军高级将领和疯狂屠杀中国民众的田中军吉、野田毅、向井敏明、松本洁、三岛光义等判处极刑。
南京大屠杀的首恶、曾任日本第六师团中将师团长的谷寿夫在战后作为战犯嫌疑在东京被驻日盟军总部逮捕，经中国方面要求，于同年８月被引渡到中国。
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谷寿夫冥思苦想出无理狡辩的“三部曲”：首先是矢口否认有南京大屠杀：“我在南京大街上连个死人也没有看到过，甚至连杀人的事都没有听说过，只是在战争结束后，从报纸上看到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其次是面对大量事实，把罪责推个一干二净。谷寿夫以退为进狡辩说：“南京不幸事件的中心点是在城内中央部以北，下关方面的扬子江沿岸及紫金山方面，在此等地方的主力为第十六、九、十一、一百一十、十三、三等各师团及重藤支队（旅团）等兵团之行政区，与我第六师团无关。”第三是“即行调转”不在现场说。这是谷寿夫在“陈述书”中拿出的自以为最厉害的一招：“我师团于入城未几，即行调转，故无任何关系。”
为做好对谷寿夫的审判，中国法官由南京红十字会负责人和掩埋尸体的人陪同，到中华门外花神庙的万人坑实地视察，又从南京中山码头、草鞋峡、燕子矶、东岳庙、斩龙桥等地取回大量证据。
同时，在南京各城区广贴征求罪证的布告，动员受害、目击群众起来揭露谷寿夫的罪行。在此基础上，他们开庭几十次，传讯了１０００多名中外证人，拿到了侵华日军自己为炫耀武功而拍摄的电影、写的日记、报刊和中外有关书籍，确定日军在南京一地屠杀了３０余万非武装的中国人。法官们据此写出了针对谷寿夫罪行的很有分量的起诉书，对谷寿夫可能采取的狡辩战术进行了充分分析，制定了有针对性的审判方案。
１９４７年２月６日，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南京黄浦路口的励志社（现在的南京市中山东路３０７号）大礼堂，对谷寿夫开庭公审。
石美瑜庭长庄重地宣布公审开始后，公诉人陈光虞严正地宣读起诉书。起诉书控诉谷寿夫１９２８年任第三师团长期间入侵山东济南等地，参与制造济南惨案；１９３７年率第六师团入侵华北，沿途纵部任意抢劫居民，强迫中国妇女做慰安妇；旋即直扑南京参加大屠杀，杀害几十万人。
法官质问谷寿夫：“被告谷寿夫，你对检察官指控你在南京大肆屠杀无辜百姓的犯罪事实，还有什么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