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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百劫将星段德昌第9节 “引渡”彭德怀

段德昌（1904——1933），字裕厚，湖南省南县人。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赴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后转到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大革命失败后，领导公安县年关暴动，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湖区、平原游击战争，创造了一套水上游击战争的战术原则。先后担任鄂西游击大队中队长、鄂西总队参谋长、鄂西独立师师长、红六军副军长、军长等职，在反“围剿”斗争中屡建奇功。1934年5月1日，在湖北巴东金果坪被错杀，年仅二十九岁。他是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享受第一号烈士证的一位。
段德昌有“火龙将军”的美誉，原因有三：
他是贺龙手下头号战将，用兵深得孙子兵法中“掠疾似火，不动如山”的精髓，红二军团几乎所有大捷都闪烁着他的智慧。他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水上、平原游击战争的开创者之一；
他擅长火攻，在古赤壁的旧战场上，利用洪湖地区天然柴山、芦林，指挥过多次火烧连营的著名战例；
他疾恶如仇，在党内斗争中，对于“左”倾错误展开了不留情面的批驳，把真理的大炮对准了不可一世的“老鸡婆”（机会主义者），最后他也在错误的“肃反”中被公审处决。
他的军旅生涯既辉煌又坎坷，处处遇劫，处处破劫，在劫争中现风骨，在劫难时见情操……
玉泉山，关帝庙，段德昌与彭德怀彻夜长谈，谈武圣关羽，谈人生理想，谈时事政治，相见恨晚，结为生死之交。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低谷时期，有两位日后共和国的元帅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都与段德昌有关。彭德怀称段德昌为自己的革命引路人。
忠勇坦荡、正道直行，是段德昌的性格特点。正是把理想和道德视为灵魂，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赢得了正直人士的拥戴。
五卅惨案爆发后，在湖南南县第一小学执教的段德昌与县城进步师生发起成立雪耻会，亲自担任纠察队长，指挥学生开展查禁日货运动。南县一些乡绅攻击他误人子弟，校方斥责道：“当教员不拿教鞭拿铁尺，在街上转来转去，不雅观，有失体统。”
“日本帝国主义枪杀工人顾正红，你看文明不文明？奸商想方设法贩卖日货，甘当亡国奴，难道就雅观？”段德昌宁可被校方解聘，也要将日货查禁到底。
1925年夏，段德昌受中共南县党组织派遣，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黄埔军校既是培养国共两党军事将领的摇篮，又是左、右派斗争最为激烈的战场。当时，在军校校长蒋介石的指使下，国民党右派学生组成了“孙文主义学会”；在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领导下，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两个团体围绕争夺军校领导权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段德昌理论功底深，知识广博，能言善辩，词锋犀利，常常驳得右派分子面红耳赤，哑口无言。他还领着部分青年军人求见蒋介石，当面指责他身为校长，处事不公，偏袒一派，打击一派。在黄埔军校，从来都是校长给学生训话，何曾见过学生叱斥校长？蒋介石恼羞成怒，下令将段德昌关进禁闭室。
一天后，蒋介石来到禁闭室，温言相劝：“你各科成绩都很优异，是可造之材，要专注学业，志存高远。如果你能承认错误还是有前途的，校长也不会怪你。如果你坚持己见，不公开认错，我就要开除你的学籍。”
“我为国民革命来军校学习，向校长提意见是为革命快点成功，何罪之有？”段德昌强硬地回答：“关禁闭就关禁闭，开除学籍就开除学籍，我决不认罪！”
一句话呛得蒋介石脸色发紫：“禁闭室你也别呆了，马上卷铺盖走人。”
被开除学籍后，周恩来推荐段德昌到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1926年6月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任营长，不久调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五团任党代表，由于在醴陵、平江、汀泗桥、武昌等战役中宣传、鼓动得力，先后晋升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政治部秘书长、政治部主任兼《北伐周刊》主编。段德昌的才能和工作多次得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的通报表扬。蒋介石在签署通报时，曾经很不情愿地对“孙文主义学会”头目缪斌说：“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像段德昌这样有才能的人都跟着共产党跑？”
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段德昌像一团灼热的火焰，不仅无情地焚烧一切枯枝腐叶，还将一些向往光明的同志聚集到自己身边，团结他们一道前进。
在攻打武昌的战役中，段德昌与彭德怀第一次相见。彭德怀当时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担任营长。两人在性格上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有一腔热血，都有一身傲骨，都重信义、轻生死，都被人讥刺　为炮筒子脾气，至死不改。两人相见恨晚，相谈越亲。在交谈中，段德昌发现彭德怀虽然出身行伍，长期混迹于旧军队，但洁身自好，保持着正直、善良的品质，更为可贵的是，他始终把救国救民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并在自己的队伍中建立了救贫会组织。段德昌决心“引渡”这位求道者。
1926年10月，正是秋高气爽、丹桂飘香的季节。为追击吴佩孚残部，段德昌与彭德怀率部进驻当阳。当晚，在玉泉山关帝庙宿营。
玉泉山素有“三楚名山”和“荆楚丛林之冠”的美誉。山下有泉，终年喷珠漱玉，称为玉泉，山上古木参天，层峦叠翠。这里相传是关羽显灵的地方。关羽兵败被斩后，每夜在玉泉山半空中怒吼：“还我头来！还我头来！”玉泉山百姓、牲畜夜夜惊恐，难以安宁。一位道长劝喻曰：“君无头则冤，然则颜良、文丑之头何在？”关羽顿悟，遂入土为安。宋代以后，历代统治者均在玉泉山增修关陵。关陵占地百亩，规模宏大，除关羽墓外，还有祭亭、正殿、圣像殿、马殿等建筑物。
段德昌与彭德怀在关羽塑像前，铺了一层稻草，秉烛夜谈。对于这段对话，彭德怀几十年还记忆犹新：
段问我对关云长有何感想。我说：“关是封建统治者的工具，现在还被统治阶级利用作工具，没有意思。”段问：“你要怎样才有意思呢？”我说：“为工人农民服务才有意思。”段问：“你以为国民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答：“现在不是每天都在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二五减租吗？我认为应当耕者有其田，而不应当停留在二五减租上。”段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不应当停留在耕者有其田，而应当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由按劳分配发展为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共产党是按照这样的理想而奋斗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已实行按劳分配，消灭阶级剥削。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党员就是要为这样的理想社会而奋斗终身。”段问我：“加入了国民党吗？”我说：“没有加入，我不打算加入国民党。”段问：“为什么？”我说：“你看现在这些人，如唐生智、何键等等，都是军阀大地主，还以信佛骗人；何键、刘铏等还卖鸦片烟，同帝国主义勾结。这些人连二五减租都反对，哪里会革命呢？”段未答。我问：“国民党中央党部情形如何？”段告：蒋介石、胡汉民、孙科、宋子文、戴季陶等都是些假革命、反革命。
彼此高兴地畅谈了约两个小时，使我受益不少，当时表示了对他的感谢及内心的敬佩。到现在，有时还回忆起这次谈话。
段德昌的一席话点亮了彭德怀心中的明灯。他不仅按照中共统一战线纲领和军队政治工作制度修改了救贫会章程，创办启蒙夜校，还几次向段德昌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由于当时正是国共关系的敏感时期，中共决定暂不在唐生智所辖的部队中发展党员，他的要求没有得到批准。

第二部分 百劫将星段德昌第10节 公安暴动

1927年5月，何键等人发动反共的“马日事变”，下令通缉段德昌。段德昌按照党的指示，离开第一师，不久前往鄂中发动秋收暴动，在起义中受伤，秘密潜回南县养伤。事有凑巧，彭德怀也于此时率部进驻南县县城。
段德昌对彭德怀在大革命失败后不同流合污、始终站在工农群众立场上极为佩服，向中共南（县）华（容）安（乡）特委建议吸收彭德怀入党。1927年10月，特委派代表找到彭德怀：“段德昌同志介绍你加入共产党，现在特委已经讨论通过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报告省委批准后，再行通知你。”彭德怀十分激动，听说段德昌受伤了，主动派军医前去治疗。
几天后，两位知交进行了第二次畅谈。段德昌主要谈了两层意思：一是对形势的看法，二是对他发动兵变的建议。他说：“这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是失败了，现在的革命形势是低潮。但是，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是杀不尽的，取得了这次经验，今后会干得更好。在军队中建立党的基点是不容易的，要以工作条件较好的第一营为基础，逐步发展到全团，以至于全师。不要急于举旗，等条件成熟时，将来再起大的作用。”
段德昌送给彭德怀两本书，一本是通俗资本论，一本是无产阶级哲学说。他有针对性地提醒道：“共产党永远是要革命的，但如果把每个共产党员都理想化，那也是不合实际的。看到个别坏现象，也不要失望。”
在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中，在共产党面临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低潮时期，在革命前途仿佛变得十分黯淡的艰难时刻，有两位身居高位的国民党将军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就是彭德怀和贺龙，后来他们都成为了共和国的元帅。他们的精神令人感佩，同样令人难以忘怀的是用自己的言行接引他们入党的使者。
对于段德昌这位播火者，彭德怀终生难忘。他始终把段德昌作为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写在履历表上，多次深情地回忆起段德昌：“听了他的谈话，觉得身上增加了不少力量，改变了‘马日事变后’的孤立感；觉得同共产党取得了联系，就是同人民群众取得了联系，也就有了依靠感似的。”
千里洪湖，烟波浩渺。贺龙视之为兵家绝地，弃之而去；段德昌倚为绝妙宝地，据之崛起，写下摇曳多姿的华彩乐章。他是中共军事史上最早从事水上游击战争和平原游击战争的将军。
水泊洪湖，是段德昌军事生涯的发祥地。
洪湖位于江汉平原的东南部，南临长江，北濒汉水，总面积近一千平方公里。在这一地区，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港汊交错，沟渠纵横，水上交通便利。滨湖各县均为平原，土地肥沃，人烟稠密，人口和物资资源非常丰富。
这里既有湖泊可作军事屏障，又有丰富的物资和兵员保障，加上天灾频繁、阶级矛盾激烈，非常适合开展土地革命。可是，这块兵家宝地最初却被贺龙忽视。
1928年春节前后，贺龙、周逸群组织荆江二十余县发动了大规模的年关暴动。在攻打监利县城受挫后，领导人在石首焦山河开会，讨论今后的行动方针。会上出现上山与下湖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
主张上山的多是贺龙在北伐军时的旧部。他们认为湘鄂边境山高林密，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属于三不管的地带，有广大的空间便于与敌周旋。
主张下湖的多是荆江两岸的地方干部。他们认为滨湖地区要粮有粮，要人有人，而且密如蛛网的千里洪湖更是兵家大显身手的疆场，其活动空间并不逊色于湘，鄂边山区。
争论双方请求贺龙裁决。
贺龙沉吟许久，然后说：“从上海出发时，周恩来同志一再嘱咐我，要依山建军，然后向平原发展。还是按中央的指示办，我们先上山，然后向山下发展。”
根据焦山河会议的决定，贺龙、周逸群带领旧部按原定计划前往湘西（1928年春桑植起义失败后，周逸群与贺龙失散，返回鄂西担任特委书记），荆江两岸暴动武装由各县县委指挥就地坚持斗争。贺龙、周逸群走后，荆江地区武装力量失去领导重心，各县武装力量不仅没有发展壮大，反而被敌军各个击破，洪湖地区革命形势跌入低潮。
荆江年关暴动期间，段德昌由于养伤，没有参加焦山河会议。他听到传达会议内容后，非常惋惜地说：“贺胡子这下看走眼了。如果讲发展潜力，也许武陵山脉还不及水泊洪湖。”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百丈之台，起于垒土。段德昌决心做名翻江倒海的蛟龙。
当时，洪湖周围揭竿而起的游击队有十余支，远近闻名的暴动首领也不少，如石首的李兆龙、华容的刘革非、公安的杨荣祥、江陵的陈香波、监利的彭国才、鄂中的肖仁鹄，这些都是胆色过人、智勇兼备的好汉，但是，他们最后都纷纷汇集到段德昌的旗下。原因很简单，强中更有强中手，段德昌的军事才能和远见卓识超过了当时这些草莽英雄，成为统一洪湖武装力量的最佳人选。
机变百出而又举重若轻，这是各路英雄最钦佩段德昌的地方了。再复杂的形势，再大的困难，再重的任务，到了他那里，都仿佛早有答案，一切都那样信手拈来，水到渠成。
1927年冬，段德昌奉命担任中共公安县委书记。到任时，发现公安党组织正发动党员变卖家产，准备筹钱购买枪支。
“除了变卖家产，你们就没有别的办法？”段德昌嫌他们笨。
“你脑壳灵光，有什么妙策？”有些负责人不服气地问。
段德昌故作神秘地说：“天机不可泄露。你们现在停止变卖家产，转入进行模拟训练，到时候只要会开枪就行了。”
众人半信半疑。此后一段时间内，大家发现段德昌整天在县城里转来转去，一副优哉游哉的样子。有人嘀咕道：“该不是一个扯白算数的书记吧？”
半个月后，段德昌通知游击队：“准备领枪。”按照他的安排，游击队员化装成渔民、商贩、叫花子夜里潜入县城，天亮后分头赶到县团防局操场。操场上，团防局士兵在教官的指挥下做早操。看到围观的人特别多，士兵们做得很认真。他们的枪械集中堆放在操场的一角，由两个士兵看护。
段德昌带着几个人悄悄地走近枪械堆放地点，突然发动袭击，挥拳打倒看护的士兵，高喊道：“抢枪！”游击队员一拥而上，夺过枪支，将枪口瞄准乱作一团的团防士兵。
到了这个时候，游击队员才明白段德昌整天游逛原来动的是空手套白狼的主意。
解决县团防局后，段德昌指挥队伍乘势占领县城，处决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释放在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将没收的钱物分给贫苦农民，这就是著名的公安暴动。
兵不血刃的公安暴动打出了段德昌的声威，游击队员心悦诚服地说：“洪湖出了能人。”暴动胜利后，公安县游击大队成立了，段德昌兼任大队长。1928年春，段德昌率部挺进洪湖腹地，与彭国才、刘革非领导的游击队会合，组建洪湖游击队，后扩编为洪湖游击大队，创建了以瞿家湾、柳集为中心的小块割据区域。

第二部分 百劫将星段德昌第11节 《红军纪律歌》

1929年3月，中共沔阳党组织遭到国民党严重破坏，段德昌奉调到沔阳担任县委书记。面对气焰张狂的地方保安团，他提出“硬碰硬”的策略，把攻击目标锁定在当时实力最强的张泽厚身上。
张泽厚是沙口镇著名的豪绅，拥有良田千顷，他效仿曾国藩，从训练家丁入手，招集地痞、流氓和惯匪，组编了一支五百余人的沔阳保安团，逐步控制了峰口、府场一带，成为沔阳实力最强的地主武装。张泽厚心狠手辣，凡是落入他手中的共产党员、游击队员一律凌迟处死，他常用的刑法是五马分尸、开膛破肚、点天灯。当地人称他为“活阎王”，哪家小孩夜啼不止，只要有人在耳边轻声嘀咕一句“活阎王来了”，小孩吓得不敢再吱声。
“张泽厚号称打遍沔阳无敌手，我这次要他倾家荡产，血本无归。”战前，段德昌做政治动员。为了鼓舞士气，他教唱了一首歌曲：
“老子本姓天，家住洪湖边。
有人要捉我，除非是神仙。
枪口对枪口，刀尖对刀尖，
有我就没你，你死我见天。”
其实打张泽厚根本不用动员，游击队员对他恨之入骨，情愿与之俱亡。但是，张泽厚老谋深算，兵强马壮，从来没有打过败仗，能战胜他吗？游击队员普遍感到担心。
段德昌说到做到。他先是派出小分队突袭沙口镇，活捉张泽厚的父亲，批斗、游街，斩首、示众，再把他的大管家一顿大棍，打得皮开肉绽，然后开释。大管家跑到峰口哭诉，张泽厚气急败坏，连夜带着保安团直扑沙口，一头撞进段德昌预设的伏击圈，被打得七零八落，张泽厚只身逃往峰口。
接着，段德昌兵指峰口镇。由于沔阳保安团被歼，国民党紧急调派正规部队一个营进驻防守。该营在镇外抢挖了一道深达数米的水壕，又在水壕与城防工事之间铺设了铁丝网、梅花桩和鹿寨。敌营长忙活一阵后，自信万无一失，遂把兵力集中在进出峰口的要道、路口。张泽厚刚吃过段德昌的亏，一再劝说营长加强纵深防备：“营座，段德昌奸猾过人，尤其善用奇谋，经常兵走偏锋，出人意料。只注意镇口恐怕还不够。”
“瞧你一副熊包样！你几时见过游击队敢强攻成营的正规军？借段德昌一个胆，他也不敢！你不懂游击队的策略，他们从来不打攻坚战。”敌营长训斥道。
也是这个营长晦气，偏偏段德昌不按常理用兵。他绕过敌人重兵设防的镇口工事，把突破口选在镇外背面。半夜时分，他亲率三百余名游击队员，用梯子和木板搭桥，爬过水壕，剪破铁丝网，绕过梅花桩，搬开鹿寨，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敌营，向睡梦中的敌人发起攻击，敌营长、张泽厚等少数顽抗者被打死，大部分士兵束手就擒。峰口之役，消灭敌军一个整营，缴获轻重机枪和步枪数百支以及其他物资，游击队声威大振。
在此前后，段德昌还率队向江陵、石首、监利等县出击，十七天，二十一仗，全部获得胜利。1929年春，原鄂西特委军委书记邹资生在战斗中牺牲，段德昌接任军委书记一职，协助周逸群统筹全区军事工作。
1929年7月，鄂西特委将监利、沔阳游击大队和江陵、石首、华容游击大队合组为鄂西游击大队，由周逸群兼任大队长，段德昌担任参谋长。不久，周逸群为充分发挥段德昌的军事才能，令他接任大队长一职。
段德昌是理论与实战兼长的军事家，他与周逸群一起，创造和总结了一整套水上、平原游击战术，如“分散游击，集中指挥”；“避其锋芒，击其无备”；“只打虚，不打实，要打必胜，不胜不打”；“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应付敌人”；“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人多则跑，（敌）人少则搞。”
他们在战略原则上也有重大建树。鄂西特委在《鄂西农村工作》中提出进退两种策略，即当敌人合力进攻赤区时，我军应取“保存实力的原则，埋伏于群众之中，看清敌人的弱点，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的后方，使其疲于奔命，士兵发生动摇，甚至引起兵变”；当敌军内部发生冲突时，我军则应主动出击，傍着苏区向外扩张。鄂西特委这里所说的两种策略，其实也就是毛泽东所主张的波浪式发展的思想。
鄂西特委在报告中还写道：“鄂西游击队的区域，没有高山掩护，而且交通便利，敌军调遣进攻非常容易。若无群众拥护，则非常危险。当我们初发动的时候，实在没有好多把握，以为武装发动多了，目标必大，易被敌人包围。其实只要有好的群众组织，武装虽多，敌人在军事上也不易包围。” 这里所提到的在没有高山掩护的交通便利地区利用群众组织保护和发展武装力量的观点，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八路军总结为“人山”的思想。
为了把这支主要由农民、渔民和猎户组成的游击队训练成为正规的人民军队，段德昌十分注重军纪训练。他编写《红军战士纪律歌》，亲自到连队教唱。歌词写道：
大马刀，红缨枪，
我到红军把兵当，
革命纪律要遵守，
共产党教导记心头。
行动听指挥，
团结又友爱；
官兵同甘苦，
平等来互助；
吃苦抢在前，
享受放后头。
大马刀，红缨枪，
我到红军把兵当，
革命纪律要遵守，
共产党教导记心头。
爱护老百姓，
到处受欢迎；
遇事问群众，
买卖讲公平；
一针和一线，
不损半毫分。
通俗的语言，亲切的教诲，简明的节奏，优美的韵律，《红军纪律歌》不胫而走，不翼而飞。这首歌不仅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纪律意识，而且还让苏区人民认识到了红军才是自己的部队。

第二部分 百劫将星段德昌第12节 攻打长沙

在段德昌的指挥下，鄂西游击大队在半年之内发生了三次质的飞跃。1929年秋，组建不久的鄂西游击大队扩编为鄂西游击总队，拥有一千余人枪；1929年12月，鄂西游击总队升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师”（又称中央独立师），部队增到四、五千人；1930年2月，根据中央指示，独一师升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下辖三个纵队共计七千余人。随着部队的飞速发展，段德昌的军事职务也出现“三级跳”，由大队长、总队长晋升为红六军副军长。
1930年春，段德昌奉命参加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开会期间，他撰写了《鄂西游击的经过及其现状》，系统地总结了洪湖地区游击战争的经验。他与各苏区军事负责人广泛交流，比较得出了红六军的三个显著特点：
一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发展起来，没有旧式军队的坏习气；二是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并保持了与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易于与群众打成一片；三是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不怕牺牲，长于夜行军。
返回洪湖苏区后，段德昌传达贯彻会议精神，致力于部队由分散到集中、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并利用1930年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军阀混战之机，指挥红六军大举向外扩张，迅速将江陵、石首、沔阳、监利、潜江以及华容等县红色区域联成一片，最终形成了以洪湖为中心的纵横数百里的根据地。
对于周逸群、段德昌创造的水上、平原工农武装割据经验，毛泽东后来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
1930年6月，根据中央指示，贺龙率红二军从湘鄂边区东下，7月初在公安与前来迎接的段德昌等人会师。一见面，贺龙就兴奋地擂了段德昌一拳，说：“行啊，德昌，你与逸群白手起家，不到三年也拉起了六七千人的部队。”
段德昌说：“胡子，洪湖是块宝地，这次来了就不要走了。”
“不走了，我们要在这里组建军团，把湘鄂边和洪湖连接起来，创建版图更大的湘鄂西根据地。”贺龙点头道。
红二、六军会师后，合组红二军团，由贺龙任总指挥兼红二军军长，周逸群任政治委员，段德昌任红六军第十七师师长。
两军会师为根据地，也为段德昌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舞台。当时，处在昂奋之中的人们，都没有想到一片灿烂的前途会像昙花一样，刚露出笑靥，便逝如轻烟。
面对邓中夏的强迫命令，段德昌负气立下军令状：“洪湖若丢失，我提头来见。红二军团若遭损失，由你负责。”他说到做到，以地方武装与伤病员为骨干，重建新六军，取得了洪湖苏区第一、二次反“围剿”的胜利；而拒绝他建议的邓中夏却在南征中损兵折将，使红二军团锐减一半。
作为一个高明的军事家，段德昌反对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强攻大中城市，反对脱离根据地的攻城掠地。他形象地把前者称为“叫花子与龙王比宝——必输无疑”，把后者称为“猴子搬包谷——掰一个丢一个。”
他曾经为南征问题与邓中夏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最后被削职为兵，赶出红二军团。
1930年夏，红二军团面临着战略发展方向上的选择。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执行立三冒险主义，要求主力部队向荆州、沙市推进，发动鄂西地方总暴动，争取与其他红军部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蓝图虽然宏伟，可惜做不到。”段德昌把制订计划的人叫做“图上作业家”，认为以红二军团的实力连沙市都没有把握攻克，根本谈不上会师武汉。他主张利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混战的有利时机，分兵四出，歼灭反动的白极会，拔去根据地内的白色据点，使洪湖根据地连成一片。
对于攻打沙市，贺龙顾虑重重：“二、六军会师，虽然力量有所加强，可战术上彼此都不了解，缺乏协同作战的经验，贸然强攻沙市这样的重镇，恐怕会力不从心。”
周逸群采纳大家的意见，决定以三个月为期，首先拔除洪湖苏区的白色据点，计划由贺龙率领二军向荆门、钟祥、潜江、天门出击；周逸群、段德昌率六军先将江陵、石首、监利、沔阳各县红色区域连成一片，然后与红二军会师潜江，经荆（门）当（阳）远（安）向襄河以北地区发展。
这是一个非常切合实际、进退自如的发展战略。如果红二军团全力实行这个计划，不仅可以将洪湖苏区与湘鄂边、荆当远、巴（东）兴（归）（姊）归等红色区域联成一个整体，而且还可以形成一个横跨长江、汉水的战略根据地。可惜，这个计划在执行过程遭到湖北省委的严厉指责：
现在的前委本身很右倾，当二、六军团会师时，全鄂西反动统治动摇非常，尤其是沙市市面恐慌已极，而当时敌驻军也仅一师，且红军声势浩大，群众斗争情绪异常高涨。此时红军应当立即攻占沙市，而你们以声东击西的办法攻监利，监利不克，又提出拔除数县内的“白点儿”，游击于潜（江）、天（门）一带。攻下潜江、岳口后，又经江陵返洪湖。省委两次督促你们进攻荆、沙，均不见回音，中央的方针是集中进攻，而你们是只集中不进攻。
随后，中共中央长江局巡视员柳直荀和鄂西特委书记周小康赶至军中，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最新指示，要求红二军团立即从沔阳西返，准备攻打沙市。
贺龙委婉地说：“中央提出要在一省或数省内首先取得胜利，气魄很大。我对于全局不太了解，但对于红二军团的实力却很清楚。二、六军加在一起也不过万余人，远不如我北伐时期的二十军，而且缺少重武器，硬打一定会吃亏。”
段德昌介绍沙市守敌的情况后，强调：“扼守沙市之敌为李虎臣师。李虎城野战不济，可他是守城专家。他当年曾与杨虎城一起创造困守孤城八个月的奇迹，人称他俩为西北军中的‘两城’。”
“你们的毛病就出在这里。”周小康板着脸，批评道：“把敌人看得过于强大，把自己力量估计过低，彼长此消，就失去了执行中央命令的勇气。”
9月4日，红二军团强攻沙市，激战一昼夜，受挫于坚城之下。红二军四师十团团长张一鸣等干部牺牲，伤亡达一千余人。军团被迫撤回潜江一带。
这时，邓中夏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到洪湖，当即飞调红二军团集中于洪湖西岸待命。
邓中夏在党内地位极高。他是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参与创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共北方党组织；他是中国工人运动著名的领导人之一，领导过二七罢工、省港大罢工等工人运动；他还是共产党早期重要的活动家，长期担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等职。中共中央派他来湘鄂西接任红二军团前委书记、政委和湘鄂西特委书记，其主要使命就是指挥红二军团渡江南下，截断武（汉）长（沙）铁路，配合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
南下之前，红二军团决定攻打阻碍洪湖根据地南北交通的最大白色据点——监利县城。此前，红军曾经先后两次扑城，都未能攻克。贺龙这次把主攻的担子压在了段德昌肩上。
监利县城面江而立，城池坚固，守敌为装备精良的新编第三师主力――教导团和全部由惯匪兵痞组成的监利保卫团（十六个连）。由于连续取得两次守城的胜利，他们气焰嚣张。
在战斗中，邓中夏见识到了段德昌疾掠如火的指挥风格。当时，红军分三路，从北门、小东门和黄高桥扑城。22日拂晓，战斗打响后，段德昌指挥红六军第十七师锐不可当，首先突破黄高桥防线，涉渡后河，炸开城垣，一举攻入城内，然后通过巷战把守敌往城南江堤上逼。这时，潜伏在敌军中的共产党员杨嘉瑞率领两个连火线起义，敌阵军心动摇，分作两股逃跑，悉数被歼。在整个行动中，段德昌率领的部队像一股红色旋风，接敌隐蔽，攻击突然，进展神速，并且他指挥作战很有层次，部队均成纵深配备，遇到突然情况能够灵活变阵，似乎所有变化早在预料之中。
攻克监利县城，是红二军团成立后取得的最大胜利，军团扩大到二万余人。战后，红六军军长旷继勋调鄂豫皖苏区，由段德昌接任军长之职。

第二部分 百劫将星段德昌第13节 离不开德昌！

9月28日，中央派汤慕禹、刘鸣先到红二军团工作。邓中夏找贺龙商量：“汤慕禹在苏联是学军事的，经过正规培训，很有水平，段德昌虽然有勇有谋，但毕竟是打游击出身，我想让汤慕禹担任红六军军长。”
“你可别从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德昌文武兼备，是难得的将才，有常胜将军的名声。洪湖子弟参军，都争着往他的部队里钻，可见影响之大。再说他才接任军长没几天就换人，恐怕于军心不利。”贺龙虽然对邓中夏非常尊重，但在任用段德昌的问题丝毫不让步。
邓中夏强调：“中央的意见是要汤慕禹任军长，违背上级的命令总不好吧。”
贺龙想一想也是，于是说：“如果中央一定要汤慕禹任军长，段德昌不要换，我让出二军军长之职，由孙德清接任，腾出军团参谋长之职，让汤慕禹担任。”
10月中旬，红一、三军团已经从长沙撤离，退往湘东醴陵。邓中夏决定实行南征，渡过长江，向江南进军，伺机夺取常德，直驱长沙，希望以此激起红一、三军团返攻长沙。这时，蒋介石已经取得了中原军阀混乱的胜利，正在部署对各根据地的第一次统一“围剿”，而一、三军团已经放弃攻打长沙，红二军团孤军独出，失去了任何战略意义。
其实，邓中夏自己也对夺取长沙缺乏信心。他曾在给中央的信中写道：“渡江截断武长路及占领岳州，据我观察，第二军团能否担此重任，尚是问题，战斗能力实属有限。”但是，为了执行中央的命令，他还是机械地挥军南下了。
红军不合常理的突然在江南出现，出乎国民党的意料。红军很快攻占南县、华容、公安县城，开辟了江南根据地。这时理应开展地方工作，巩固新区。可是，邓中夏命令继续向南攻打津市、澧县。
“邓中夏说不能像太平天国那样攻城略地，随得随丢，又说不能学猢狲抓板栗的样子，抓一个丢一个，可是我们现在的行动方针与长毛和猴子有什么差别？”段德昌敏锐地意识到军事战略出了问题，认为这次军事行动未能与巩固政权结合起来，前方与后方完全脱节，建议前委撤至公安或返回洪湖中心区，主力转入以恢复和巩固根据地、进行反“围剿”准备为主。邓中夏不予理睬，继续向湘西北之石门、临澧用兵。
这时，洪湖根据地告急，由于主力红军远离中心区，国民党大军步步进逼，根据地兵力空虚。中共湘鄂西特委代理书记周逸群派人送来急信：
邓、贺、汤、段、孙：
假如一、三军团又进攻长沙，则我们应配合这一行动。而今，据各方消息，说明一、三军团已远离长沙，敌大军正在云集，大有“围剿”红军之势，红军当速返苏区，做好保卫苏区的准备。
逸群、万涛、小康
贺龙、段德昌同意中共湘鄂西特委的意见，再次建议讨论回师洪湖的问题，邓中夏运用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坚持在占领石门、临澧后攻打津市、澧州，向常德方向前进。
12月上旬，红二军团强攻澧县达七天七夜，付出重大伤亡，仍然不能取得进展。二军团被迫退至松滋杨林寺。12日，在杨林寺一个大庙内，二军团前委举行扩大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
“这还用讨论吗？当然是回洪湖解围！”段德昌第一个发言，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
“现在回洪湖，等于送死！”邓中夏把头摆得像拨浪鼓：“洪湖是水网地带，河流纵横，湖泊棋布，不适宜大部队行动。它好比是一个深井。现在深井里有人落水，进井救人，人固不救，救者必死！我们不能下湖，我们应当上山，红二军团向武陵山进发，凭借五峰、鹤峰、石门、长阳等山区有利地形，创造像井冈山那样的第二中央苏区。”
邓中夏咬文嚼字的话激怒了段德昌，他忍了多时的怒火一下喷发出来：“你这种说法不仅缺乏军事常识，而且还有负人民的厚望。洪湖人民养育了红军，养育了你我，现在敌人要屠杀洪湖人民，我们怎么能够因为救人有危险就袖手旁观，不管不理呢？这样做，对得起洪湖人民吗？不错，洪湖是水网地带，大部队行动确实不如平地方便，但是这一点正好可以供我们利用呀！我们的战士，多是渔民子弟，是水中蛟龙，识水性，通民情，熟悉湖中的一草一木，而敌人一进湖便成了瞎子、聋子、傻子，便成了活靶子，那有什么不好！”
贺龙也不同意邓中夏关于创立第二中央苏区的提法：“创立新苏区我同意，但是第二中央苏区这个词不妥。中央苏区只能是一个，我们不能另立中央。”
会上唇枪舌剑，展开长时间的辩论。邓中夏仅有汤慕禹、刘鸣先两人支持，成为绝对的少数派。几乎所有的红军将领都支持段德昌的观点，要求立即返回洪湖。
“大家的意见不尽相同，容我考虑考虑再说。”邓中夏宣布散会。
会后，他对段德昌恼火透了，这门大炮不仅火力惊人，而且从来不分对象、场合和分寸，把段德昌留在身边，无异是坐在火炮上。
几天后，湘鄂西特委又来信告急，邓中夏顺水推舟地对贺龙说：“段德昌不是坚决要求回洪湖吗？特委那边又来信了，我看就让他先带伤员回去吧！”
“那怎么行？现在大敌当前，离不开德昌！”贺龙一向把段德昌视为左右手。
“开会征求大家意见吧。”邓中夏再次召开前委会议，作出两条决定，一是在松滋刘家场选择阵地与敌作战，二是让段德昌回洪湖，由汤慕禹接任六军军长。
他的决定引起一片哗然。
贺龙出于对邓中夏的尊重，后退一步：“德昌若回洪湖，建议把六军带走。”红六军主要由洪湖根据地地方武装扩建而成，要求返回的呼声最强烈。
孙德清提出异议：“强敌当前，二、六军不宜分开，要走就一起走。”
“不行！二军不能走，六军也不能走，段德昌可以带些伤病员走，部队要留下来作战。”邓中夏态度强硬地说。
段德昌热血直冲脑门，拍案而起，眼睛逼视邓中夏，一字一顿地说：“好，我明天就回洪湖。洪湖若丢失，我提头来见！红二军团若遭损失，由谁负责？”
邓中夏应声而起：“我是前委书记兼政委，当然由我负责！”
会议不欢而散。
第二天拂晓，段德昌赶往洪湖，贺龙送至十里开外。分手前，段德昌郁闷地说：“胡子，邓中夏这不是撤我吗？他不懂军事，家长作风又严重，怎么办？我担心的不是洪湖，而是红二军团的安危。现在红二、六军团战线拉得过长，作战采取阵地战的方法，这是战略性的错误，你要注意纠正呀！”
贺龙长吸一口烟，徐徐地说：“德昌，安心回去，洪湖需要你，再拉一支队伍。”
贺龙说得不错，洪湖确实需要段德昌。

第二部分 百劫将星段德昌第14节 没有子弹也行

1930年冬，国民党纠集十万兵力对洪湖苏区连续发动两次“围剿”。由于红二军团南征时带走了大批地方武装，苏区当时“所留之枪，好坏共八十余支，集中各地武装一共三百上下”， 处境十分艰难。很快，监利、沔阳、潜江等江北中心区失陷，敌人直逼江南之石首、华容。如果江南再陷，根据地就丧失了与敌周旋的战略支点。
正在危急时候，段德昌带着手枪队护送部分伤病员回到洪湖，接着，在杨林寺战斗中与主力红军失掉联系的红六军十七师五十一团陈光明、陈华山两个营，四十九团杨嘉瑞一个营也相继回到洪湖。这些都是段德昌的老部下，他们一路尾追段德昌赶到洪湖。这样一来，成建制的武装部队增至一千余人枪。
周逸群见到段德昌，高兴地称：“救星来了！”两人合计后，决定以回来的红军部队为骨干，吸纳地方游击队，扩建新六军，由段德昌任军长。新六军下辖四十八、五十一两个团和一个特务营，成为根据地反“围剿”的主力军。
新六军成立后，指挥员请求今后作战方针。段德昌说了三句话：“敌来我隐蔽，敌多我撤退，敌少我包围。”就是利用这种游击战术，新六军迅速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
——1931年1月上旬，段德昌率军佯攻华容高基庙，诱敌十一师主力来援，然后趁虚奔向鲇鱼须，歼其留守部队一个营，占领华容县城。
——1931年2月初，江北之敌南侵石首北部苏区，破坏苏区兵工厂、医院，由于未受抵抗，十分骄狂。段德昌率部从江陵奔袭石首北部，在拖茅铺歼敌四十八师补充第二团数百人，大获全胜。
——1931年3月，集结于江北苏区的敌军全部南渡，围攻以石首为中心的江南苏区。根据特委的指示，段德昌率部挺进江北，一路打回洪湖。抵达朱河附近的陶家渡时，远见前面人嚣马嘶，灰尘四起。前哨来报，国民党新二旅一个营马上将进入陶家渡。这时，新六军经过连续激战，子弹已经告尽。作战参谋不等段德昌下令，便吩咐部队：“赶快后撤！”
“为什么后撤？后撤来得及吗？”段德昌问。
“没有子弹能打吗？”作战参谋不解，反问道。
“会打仗，没有子弹也行！”段德昌命令全体士兵退出子弹，上刺刀，迅速埋伏到大路两旁的庄稼地里，只留小股部队迎敌。
小股部队与敌接触，自然抵挡不住，调头就逃，引来敌人进入伏击圈。段德昌一声令下，红军战士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从庄稼地里踊出，将敌人截为数段，干净彻底地予以全歼，一举收复朱河。
此后，新六军接连占领柳关、瞿家湾、峰口、周老嘴、新沟等重镇，基本恢复江北苏区，中共湘鄂西特委和联县政府及其他领导机关北迁到瞿家湾，瞿家湾成为洪湖根据地新的中心。
——1931年4月中旬，敌新三旅集结一、三团，分两路合围周老嘴，寻找新六军作战。在讨论作战计划时，大多数人都主张避敌锋芒，因为新六军还没有消灭过整团的正规军。
“没有消灭整团的敌人，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好的战机。好的战机就是敌人的麻痹心理。他们以为我们会等着挨打或者会先行躲开，我们反其道而行之，一定能打他个措手不及。”段德昌说服大家后，于20日半夜带领部队从周老嘴出发，主动向余家埠迎击，在东港口及四家湖遭遇敌第一团。果然如段德昌所料，敌第一团既不放警戒哨，也没有保持战斗队形，而是排着四路纵队行军，被红军一顿猛揍便乱了阵脚，结果悉数被歼。段德昌留小部队收拾战场，又率主力向北进军，击溃敌第三团大部。这次战斗共歼敌五百余人，缴获轻重机枪、步枪五百余支。敌旅长徐德佐只身逃回武汉，新三旅完全丧失战斗力。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段德昌就拉起一支部队，独立承担了保卫苏区的任务。这支几乎是在伤员和失散部队基础上创建的新六军，打出了军威，其名声甚至超过了游荡于边远山区的红二军团。武汉国民党报纸发出阵阵惊呼：“江汉平原，匪患日甚，匪首段德昌东山再起，彼用兵如神。我军不支，一再败北。”
围攻洪湖苏区的国民党部队惊怖于新三旅遭挫，不敢冒进，纷纷转入守势。1931年5月，两广爆发反蒋事件，“围剿”苏区的敌四十八师等部相继撤出洪湖，红军乘势发起反攻，收复江北全部、江南大部，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取得最后胜利。
段德昌用胜利实现了军令状。新六军改编为红三军第九师，发展到五千余人。而与此同时，红二军团在邓中夏的领导下屡遭挫折，部队损失近一半，最后被迫缩编为红三军（下辖七、八两师），全军仅剩五千三百余人。
数字为段德昌与邓中夏的争论划上了句号。
段德昌忠实地执行湘鄂西省委决议，开辟襄北新区，拯救面临解体的红三军，犒赏他的竟是“违犯纪律”的罪名和撤职、警告的处分。江南失守，责任在谁？根据地领导层强烈批评夏曦争功诿过。贺龙指着夏曦的鼻子问：“你到根据地来，哪一件事对得起人？”
许多湘鄂西老红军都把夏曦看作“灾星”，认为他是造成根据地最终丧失的“罪魁祸首”。但是，在一开始，包括段德昌在内的大多数干部都以真诚的态度迎接这位“中央代表”。
夏曦，字蔓白，湖南益阳人氏，在党内也算资格较老的早期活动家。早年加入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和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大革命时期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1928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1931年3月，王明等人为推行“左”倾路线，分别派代表团和“中央代表”到各大苏区改造领导机关。夏曦奉命来到洪湖担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
夏曦到洪湖后，所有工作都进展得十分顺利，惟有一件事始终令他愁眉紧锁，这就是红三军拒绝分局指令，坚决不返回洪湖苏区。
1931年4月，夏曦以湘鄂西中央分局的名义发出第一封指示信，宣布：“兹遵照中央决定，撤销邓中夏同志各种职务，并派唐赤英同志去代理政委工作，全军同志应在云卿、赤英两同志领导之下，坚决执行中央及中央分局的指示，彻底改变红二军团（即红三军）的政治路线” 。指示信还要求红三军迅速从五峰、鹤峰东下洪湖。
5月，夏曦连续几次派人赶往军中，责令邓中夏立即班师，如果违犯命令，将开除其党籍。
6月，夏曦专门致信贺龙，把督令主力回师的希望寄托在老朋友身上：
云卿：
上海一别。又有两年。你在湘西的奋斗，我每每闻之兴奋。在3月中央派我到湘鄂西及二军团工作，代替中夏同志职务。哪知到了洪湖，离你的部队有千里之远，本想前来，但因此间工作还没有整顿妥当。前次派人到你那里来，尚未打通联系，真是十分遗憾。现在军阀战争爆发，革命大有发展。亟盼你率队回来指挥湘鄂西整个军事行动，务希按照中央分局决定执行，这是中国革命所加于你的任务，而且这是一个光荣胜利的前途。我坚信你一定能担负这个伟大的使命。
从3月到7月，送出的信，派出去的人，如同泥牛入海，全无消息。绝望之中，夏曦想到派一位能力强、威望高、对红三军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干部前往执行“劝驾”的任务。放眼苏区，具备这三个条件的惟有段德昌一人而已。

第二部分 百劫将星段德昌第15节 忠而被谤

1931年7月，国民党集结二三十个团对洪湖苏区发起第三次“围剿”。适于此时，长江发生全流域百年未遇的大水灾，整个苏区变成了一片水乡泽国，苏区群众有近百万群众流离失所，红军给养十分困难。湘鄂西军委主席团开会讨论南下与北上两个方案。
段德昌主张北上，他的理由是：红九师南下过江，必须攻克并巩固调关和焦山河两个渡江据点，否则遇到敌军压迫，就无法返回江北，只有走红三军的老路，向湘鄂边转移，苏区将再次出现兵力空虚的现象。如果红九师向北挺进，攻打荆门沙洋之敌，渡襄河占天门，一则可以开辟襄北苏区，解决给养问题，二则可以就近向鄂北靠拢，争取将红三军接回洪湖。
夏曦闻言大喜，亲自找段德昌谈话：“省军委同意你的建议，立即整顿队伍向襄北进发，一边开辟新区，一边打听红三军的消息，一定要将他们接回洪湖。”
8月2日，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通过《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决定留红二十五团巩固后方，派红二十六团向潜江、天门等襄北地区发展。3日，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和军委召开联席会议，考虑到红九师北上很可能与红三军取得联系，遂作出补充决定：“在能与三军取得联系时，则须与之取得联系，但这是次要任务。为要执行这一任务，派万涛随军出发，领导九师行动，责成万涛转变三军政治路线，接任三军政委。”
经过短暂休整，8月10日，段德昌、万涛带领九师二十六团和教导营北进，协助红二十五团占领潜江，然后趁夜袭击沙洋镇，消灭敌新编第三旅第二团和旅部特务营，击毙敌旅长徐德佐以下大批官兵。至此，主要担任襄北“剿匪”任务的国民党新三旅全部被歼。
沙洋战斗后，段德昌用缴获的精良装备组建了第二十七团。接着，向荆门挺进。同时派出多股侦察分队，远伸至鄂西北一带，希望能够传递接应信息。
他的苦心终于被贺龙获悉。
9月中旬，红三军在房县青峰镇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三军将领听说段德昌率部沿襄河北上，前来接应他们，高兴地嗷嗷直叫，要求南下会师。
邓中夏思想上转不过弯来，问：“如果红九师接不到，新开辟的均（县）房（县）苏区又失陷了，怎么办？谁负这个责？”
“我负这个责。”贺龙对邓中夏顶着中央的命令不办早就有意见，说话也硬：“坚决去碰红九师，在刘猴集碰不到，就去沙洋。再找不到，就去潜江。实在找不到，均房苏区又失陷了，我们再恢复也不迟。”
在贺龙与邓中夏争论时，战士们按捺不住，动手在墙上写标语：“长胡子要上山，短胡子要下湖。我们跟短胡子走。”
邓中夏、贺龙都留胡须。邓中夏一髯长须，垂至胸部；贺龙短须浓密，煞是漂亮。邓中夏走出指挥部，看到标语，知道军心所向，不再说什么。
9月28日，红三军七、八两师与红九师会合于荆门刘猴集（现属宜城）。次日，部队召开团长以上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反对邓中夏同志错误领导的决议》。
在会上，邓中夏对段德昌说：“洪湖苏区被摧残，红二军团被削弱，都应由我负责。”他在随后给中央的报告中满怀愧疚地写道：“对于湘鄂西苏区，特别是对二军团政治领导的错误，无疑应由我负主要责任……我希望党给我以深刻的纠正和教育。党按照我所犯错误的程度，给我任何处罚（除开除党籍外）我都能接受。” 不久，邓中夏便离开部队，返回上海，两年后被国民党逮捕，遇害于南京雨花台，终年三十九岁。
对于邓中夏，贺龙作过一段客观的评价：“中夏很有学问，为人正派，不打击别人，能照顾团结。我和中夏争论很多，可是和他这个政治委员相处，同志关系还是好的。”
会师后，红九师归还三军建制。10月上旬，红三军返回潜江。
在一个多月时间内，段德昌、万涛顺利完成了开辟新区和接应主力两大任务，迎接他们的应当是鲜花和笑容。但是，他们得到的犒赏却是处分。
问题出在江南失守上。
原来，红九师进击鄂北期间，江南苏区在国民党优势兵力围攻下，除石首七区外，几乎全部失守。这在敌强我弱和洪水滔天的情况下，本来是难于避免的，即使红九师不出鄂北，甚至红三军主力留守江南，失陷也是必然的结果。对于这一点，夏曦在8月18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得很清楚：“九师原来渡江右，因水势增长，而且作战没有把握（过江右只能胜利，败则无退路，水势更涨，更加危险），因此中止过江。”可是，当中央严厉追问“江南失守，原因何在”时，他没有表现出政治家的勇气承担责任，说明真相，而是诿过于段德昌、万涛。
他亲自起草报告，痛心疾首地怒斥红九师，并且还把遵照他的命令南下的红三军也捎带了一笔：
中央：
江南苏区的丢失，我很痛心。在接到中央指示之前，我们已经查明原由。经过是这样的，在第九师克潜江后，不经中央分局批准，便突然改变了军事计划，而冒进地脱离了苏区，北上攻荆门，又至刘猴集与七、八两师会师。这样一来，洪湖已无兵可守，便使得长江南岸的苏维埃政权，除石首县第七区外，全被摧残。……而红三军此次南下，将军师政治部及教导团统留房县，这完全证明，红三军的领导同志还没有决心巩固苏维埃政权，是脱离苏区、不要后方、不要群众的反国际路线的立三路线实质的具体表现。
10月8日，湘鄂西省军委会发出对三军的训令，指责万涛等攻占沙洋后去接应红三军主力，是违背军委决议，是抛弃主要任务执行了次要任务，决定：“明令撤销万涛同志政治委员之职，调后方工作；德昌、培英两同志予以警告处分”，同时由夏曦兼任红三军政委。
信而遭屈，忠而被谤，有功不赏，反遇横祸。夏曦的行为引起全军将士的不满。
中共湘鄂西省委连续召开两次谈话，试图平息愤怒。10月11日，万涛对夏曦说：“九师出沙洋，入京山，造成天门的赤区，这固然是军委的决定，但要与红三军主力取得联系，同样是军委的决定。当时，既有与三军主力联系的条件，又有联系的可能，如果九师不去联系，三军主力也不可能回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三军有解体的危险。你们怎么能说九师违抗军委命令呢？”
10月19日，在第二次谈话会，段德昌质问夏曦：“江南失守是你的事，还是我的事？”
夏曦不做声。
段德昌又问：“部队可以调你为什么不调？从周老嘴到刘猴集一共三百华里，其中一百八十里是水路，顺河而下，朝发夕至，同时刘猴集又没有敌人，你不是可以叫九师回去吗？能调你不调，怎么反而怪我们？”
夏曦脸色发红，紧闭嘴唇。
段德昌眼睛直冒火，拿出湘鄂西省军事委员会《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伸到夏曦面前，说：“这个决议恐怕你不会忘记吧？让九师出襄北接三军，是你当面向我交待的任务，有省军委的决议为证，你怎么能叫你老婆（谭国甫负责电台）向中央发假报告！”
夏曦索性闭上眼睛。

第二部分 百劫将星段德昌第16节 无段不胜

几天后，夏曦又来一招，并且把火直接点在了贺龙屁股底下。他指使湘鄂西省军委作出决议，取消师级建制，将全军分为五个团，大团七千余人，小团五千余人，由以他为主席的省军委直接指挥。这样重大的决定，他事前既不征求贺龙等军队干部的意见，也不给他们打招呼。取消师部后，段德昌等一批师长、师政委被变相罢官，贺龙也成了一个光杆司令。
贺龙气极了，骂上门去：“我是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分会副主席、红三军军长，为什么这些重大的决议都不征求我的意见？是分局领导省委，还是省委领导分局？你凭什么用省委的决定取消各师？这个决议是错误的，我可以不执行。请你开一个党员大会，大家来投票。如果都赞成你的主张，我离开这里，回中央去。”
夏曦一时语塞。
“我们认识八年多，也算是老朋友了，我说几句心里话。”贺龙放缓语调，好心地劝道：“派九师出去，是你亲自交付的任务，怎么又反过头来怪九师？你组织红三军前委，不要当政委的万涛参加，这不是非驴非马的组织吗？你处分了段德昌，又不敢通知他，纸能包得住火吗？你办的几件事，哪一件事是站得住脚的？你来洪湖才几天，对情况不熟，对红军不熟，与群众不熟，可你随便处罚干部，今后怎么再与他们见面？”
由于夏曦拒绝接受不同意见，万涛两次向中央写出申诉报告；以段德昌为首的前方将领写信，反对夏曦担任军政委，对省军委提出六条改进工作的意见，即军委会要充实军事、政治人才，军委会决定大的行动原则和作战方针，不能代替军部的具体指挥，军委会发出训令要审慎，等等；以苏区“四大文豪”（江陵县委书记侯文尉、监利县委书记孙之楚、沔阳县委书记栩栩、石首县委书记许斌）为首的地方干部对夏曦执行的“左”倾干部政策、土地政策、经济政策提出全面的批评。双方争执不下，无法调和矛盾，只好决定派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尉士钧到中央反映分歧意见，请中央裁决。
如果讲政治智慧，段德昌、万涛和“四大文豪”都不是夏曦的对手。反对派把宝押在中央秉公裁决上。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反对派所指斥的错误政策其根源都来源于“左”倾中央，中央怎么会支持他们呢？夏曦洞若观火，静如老僧。
1932年1月，中共湘鄂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洪湖瞿家湾召开，贺龙、段德昌从前线赶回来参加会议。夏曦首先作政治报告，说在他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会上有七十多位代表发言，反对他所作的政治报告，异口同声批评夏曦执行过火政策给根据地带来的严重恶果。段德昌还与众多的代表一起签名，要求撤换夏曦的领导职务。夏曦的处境空前孤立。
可是到了第四天，中央派关向应随尉士钧来到洪湖，宣布夏曦代表的是“正确路线”，万涛等人对夏曦的批评则是“对中央进行的派别活动，是反中央、反国际路线的小组织活动”。
尉士钧在会上作了揭发：“我去中央是万涛选的中间人物，但动身之前，万涛暗嘱我务必告倒夏曦。我把万涛的话告诉了中央，中央认为万涛指控夏曦是别有用心。”
会议以夏曦压倒性的胜利而告终。
会后，段德昌痛苦地问贺龙：“党内还有讲道理的地方吗？”
段德昌是韩信式的军事家，将兵宜多，布阵尚奇，作战飘忽，常有惊人之举。他曾经创造三个月歼敌三个旅的辉煌战绩，把湘鄂西根据地推向鼎盛。但是，在夏曦“两个拳头打人”战略指导下，贺龙、段德昌苦心积攒的家当被丢失得干干净净，红军由大胜转入大败。
“有贺不倒，无段不胜。”
这是湘鄂西的一句民谚。
贺龙是红二军团、红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他能维系军心，鼓舞士气，只要他在军中，无论遭受什么样打击，面临何种艰难险境，部队都能败而不溃，屡挫屡奋。
段德昌是湘鄂西根据地最主要的战将和战役组织者，洪湖苏区所有的胜仗几乎都有他的功劳。
他统率的部队被称为常胜军，苏区青年参加红军点名要到红九师。在频繁的战争中，兵员补充历来都是最头疼的事情。对于段德昌领导的红九师来说，这不是难事。官兵们自豪地编成顺口溜来唱：“杀我一百，只要一息；杀我一千，只要一天；杀我一万，只要一转。” 意思是说无论受到多大伤亡，红九师只需在苏区转上一圈，立刻兵员补充足额。
1932年春，段德昌的军事生涯绽放出炫目的光彩，他创造月歼一旅的奇迹令人叹为观止。
这年1月，红三军恢复师级编制，下辖七、九两师和独立团。1月中旬，红九师奉命出击襄河北岸，寻找战机。19日，袭占皂市，计划围点打援。皂市位于京山与应城之间，是国民党安在襄北苏区的战略枢纽。敌四十八师与段德昌交手多次，从未讨到便宜，他们判断红军攻皂市意在诱敌，拒不出战。
一计不成，又施一计，段德昌乘胜兵指应城。红九师在汉川独立团的配合下，分割包围应城西南的陈家河与龙王集两个制高点，攻势甚急。如果这两个据点丢失，应城将无险可守，应城侧后便是武汉。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武汉绥靖主任何成浚急调孝感花园之四师十二旅张联华部前往解围。张联华不知深浅，督军急行军，赶往战场，几千人的部队被拉成一条长龙。
26日，段德昌率部攻克陈家河，解除后顾之忧，然后乘夜埋伏于龙王集至应城的公路两侧。埋伏地点设在毛家河与张家庙的山坡树丛间。
27日拂晓，张联华率部进至毛家河边缘。时值冬晨，大雾弥漫，前面山冈上矮树灌木，模糊难辨。参谋长心中生疑，提醒道：“旅座，谨防伏兵。”
“公路两厢，共匪纵有天大的胆，也不敢设伏。”张联华不以为然，驱动部队前行。前行不到十五分钟，便听到半空中一声“开火”，山坡上飞下无数的手榴弹，轰隆隆炸倒一片。接着，红军指战员从树林中冲下，将公路上的敌军压缩成一团。仅仅用了一个小时，红军全歼敌十二旅，生俘张联华，歼俘敌军四千余人。这次战斗缴获的战利品堆积如山，其中步枪三千余支、迫击炮二十余门、轻重机枪八十余挺，军装一万多套。段德昌把轻重机枪全部集中到机枪连，还用缴获的战马装备了骑兵团。
龙王集战斗后，贺龙率七师渡过襄河，襄北红军兵威大盛，当地的地主、豪绅纷纷外逃武汉。何成浚重新调整兵力部署，从洪湖中心区抽调十一个团组成三路纵队，限令在半个月内肃清襄北红匪。他还把段德昌的首级赏格提高到八万元。

第二部分 百劫将星段德昌第17节 杀出军威

2月下旬，敌军以天（门）汉（川）苏区为重点发动清剿。敌一一四旅在旅长韩昌俊的带领下，由皂市出发沿汉（口）宜（昌）公路向灰埠头进剿，敌徐继武旅同时由天门、张截港向灰埠头移动，互取呼应之势。3月初，大雨如注，公路泥泞难行，韩旅遇阻于文家墩，徐旅也退回天门。何成浚见韩旅孤军独处，急令韩旅撤回皂市。韩昌浚接电后，犹豫不决，既担心部队辎重难运，又害怕雨中受袭，于是采取“拖”字诀，想等到雨停后再移动。这一动向被红军查知，段德昌带领九师冒着滂沱大雨，经过一夜的急行军，在3月4日拂晓赶到文家墩，向敌人发起突然进攻。韩旅官兵都在蒙头大睡，外围手榴弹响成一片，还以为在打雷。等到红军冲进帐篷，才仓促应战。很快，全旅四千余人被歼，韩昌俊被擒。敌四十八师驰援韩旅，被贺龙阻于皂市以北，敌师长张振汉受伤。
段德昌在襄北连捷遵循的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原则，在战术上做到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夏曦不满意，他认为段德昌崇拜的游击战术已经过时，毛泽东在井冈山创造的十六字诀不过是童谣。他提出了三打三不打要求：“只准打仗，不准休整；只准打大仗、打硬仗，不准打游击战、运动战；只准打宜昌、沙市、岳州、武汉等中心城市，不准打小据点。” 湘鄂西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为此发出《关于改造红三军的训令》，指出红三军存在两大弱点，第一是军阀制度的残余；第二是游击主义，游击主义表现为“不转变到大规模作战的各种准备，如城市战、堡垒战、大规模平地战、射击飞机等。”
根据夏曦“正规化建设”和阵地战的命令，红三军连续组织了瓦庙集、张家场两场硬仗。
瓦庙集打的是一场遭遇战。当时，国民党集中了四十一师、四十四师、四十八师和若干特种兵共二万余人，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红三军第七师尚在控制襄河渡口，七、八两师向京山运动。两军在京山瓦庙集以西地区相遇，发生激战。
“胡子，我们可不能跟敌人拼‘车’呀！”段德昌觉得不妙，建议撤出战斗。
贺龙苦笑：“夏曦代表中央，他是金口玉言，违抗不得。”
战斗打了七天七夜，结果只消灭了敌人一个营，红军伤亡在一千四百人以上，伤亡人员均为部队连排级干部和老兵骨干。
张家场打的也是一场消耗战。红三军集中主力在天门张家场猛扑敌一三二旅及补充第二团，未能一举歼敌，形成拉锯，激战八天八夜，毙伤敌人八百余人，自己却付出了二千余人的伤亡。
瓦庙集、张家场两次战斗打的都是得不偿失的阵地战，红军伤亡过大，更严重的是，在拼消耗中，根据地多年积攒的武器弹药全部用光。敌前敌总指挥徐源泉向何成浚报捷：“赤匪历年来得之于国军弹药兵器耗于斯役殆尽，而肃清鄂中区匪患之成功，实基于此役！”
夏曦根本觉察不到正在逼近的危险，到处作报告，口沫四溅地说：“像这样七天七夜、八天八夜持久剧烈之战斗，是在中夏路线领导下二军团所没有的。这是中央分局在执行国际路线上的重大转变和成功。”
红军陈兵襄北，洪湖后方空虚。6月初，徐源泉分兵三路奔袭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所在地——监利周老嘴。其中，范绍增所率第四师进展迅猛，连破老新口、龙湾、张金河、谷港防线，湘鄂西警卫师抵挡不住，夏曦惊出一身冷汗，急令红三军主力不惜一切代价回援洪湖。
从襄北到洪湖，不仅有襄河和众多湖泊阻隔，仅路程就有二百多里，哪怕是按照急行军的速度，红军也赶不及。
远水一定要解近火。贺龙把驰援的任务交给段德昌。
段德昌临危受命，表情仍然是举重若轻。他把部队所有马匹都集中到骑兵团，亲率八百余名骑兵作前锋，奔驰一天一夜，赶到新沟，立即抢修工事。随后，三个步兵团也赶到预防阵地。
13日，范绍增第四师大摇大摆地朝新沟开进，走在最前面的是神兵团。范绍增是四川袍哥中的著名首领，处事怪诞，人称“范哈儿”。他将袍哥兄弟全部编为神兵，一律红褂红裤，手执大刀，上阵之前，先喝咒水，吸鸦片烟，然后发起冲锋，状如疯虎，战斗力不可小视。有鉴于此，段德昌吩咐部队：“没有命令不准放枪。”
红军小股部队与神兵团略作抵抗，便被砍翻数人，迅速后退。范师分成数路纵队，沿东荆河河堤冲至红军预设的障碍物面前。段德昌一声暴喝“打”，几十挺轻重机枪同时开火，射出几十条火龙，顿时人仰马翻，敌人死亡枕藉。神兵团虽然骁勇，但没等近身肉搏便伤亡过半。红九师发起反冲锋，将敌人压缩至阵地后围。范绍增亲自带领督战队，连斩十余名后退的官兵才稳住阵脚。正当他组织火力准备反击时，按照段德昌的命令，迂回到敌后的骑兵团突然冲击敌阵。
八百匹战马，八百名勇士，从天而降，马蹄声、呐喊声、马刀斩击声响成一片。在腹背两面夹击下，敌第四师全线溃逃，范绍增受伤落马，趁着战场混乱，骑一头水牛渡过东荆河方才捡得性命。他的部队三千余人非伤即俘。
新沟大捷，稳定了洪湖中心区极其危急的形势，也拯救了惶惶无计的夏曦。战后，中共湘鄂西省委、省政府联合举行庆功大会。贺龙发表热情的讲话：
“九师师长段德昌真是个好同志呀！他当机立断，杀出了红军的军威。这下子给范哈儿沉重的一击。这是毁灭性的一击呀！范哈儿的魂都吓掉了。湘鄂西省党、政府和人民的处境在逼迫之际是多么的危险呀！如果不是段德昌同志赶得快，我们的同志就全部会逼到洪湖吃水！”
贺龙这番话是说给夏曦听的。夏曦照例闭着眼睛听会，面无表情。
1931年8月，蒋介石亲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指挥五十万人对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发起第四次“围剿”。其中，对湘鄂西根据地的“围剿”由左路军负责。8月18日，左路军十万人马潮水般涌进洪湖地区，各路敌军采取密集阵形，齐头并进，同时派海军军舰游弋于长江、汉水配合行动。根据地空间被压缩，回旋余地极小。在这种情况下，贺龙、段德昌、段玉林等红三军将领提出，目前在内线击破敌人已经没有可能，应该集中至少十个团的兵力转到外线，挺进国民党布防薄弱的武汉外围，迫使左路军后撤，然后集中主力在敌人后撤过程中寻找战机。这个建议被夏曦一口拒绝，他提出“不使苏区一寸土地被敌人蹂躏”的口号，命令红军各部和各级党委修筑工事，坚守市镇，坚决进行苏区保卫战。
段德昌心里藏不住话，嚷着找“老鸡婆”（老机会主义分子）论理。贺龙善意地提醒他：“德昌，夏曦现在视你为眼中钉！你以后说话要注意分寸，注意场合，注意方式。”
于是，段德昌把不满闷在心里，修建工事时，不时发出冷笑。情况被反映上去后，夏曦马上给段德昌一个党内“最后警告”的处分。
一个多月的苦战，伤亡惨重。分兵把口，口口被破。节节抵抗，节节败退。危急时刻，红三军领导人再次提出转入外线作战。夏曦有条件地接受这个建议，命令贺龙带领八、九两师出击襄北敌后，牵敌回援，自己率七师坚守内线。
贺龙毫不客气地说：“你这种安排一定失败！为什么呢？分兵不对头，指挥不统一。你现在手上的兵力比较雄厚，除七师、警卫师一部分、军委警卫营外，留在苏区的还有各县警卫团、警卫营，都是能打的队伍，关键问题是要将他们拧成一股绳。你现在搞寸土必争，实际上是使他们分散挨打。”
“你的任务是完成外线牵制任务，内线不用你操心。”夏曦拍着胸脯说：“洪湖苏区要是丢了，我夏某人的性命也不要了。”
8月，贺龙、关向应、段德昌率八、九师转渡襄河，夏曦则与红七师师长王一鸣坚守内线。9月初，敌军突入瞿家湾后方机关，红军后方医院三千余伤病员落入敌手，惨遭杀害，红军兵工厂、被服厂等所有后勤机关悉被焚毁。
又过了二十多天，夏曦带领七师残部一千余人在鄂北赶上红三军主力，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洪湖苏区失陷了。”

第二部分 百劫将星段德昌第18节 反夏不反贺

“共产党一生都要讲真话，心中想着人民。”段德昌不肯说假话，始终把收复洪湖苏区挂在心中，为此埋下了杀身之祸。贺龙高呼刀下留人，三次力保爱将，终不能免其一死。奇特的公审，奇特的刑场，全军将士哭泣着为“火龙”送行。段德昌临死提出三条要求，有一条是“用刀杀我，留下子弹打敌人”。
“洪湖苏区丢失，原因何在？”段德昌代表广大将士尖锐地向湘鄂西中央分局提出这一问题。从夏曦进入苏区执行“左”倾路线开始，段德昌就旗帜鲜明地站在抵制、反对的立场上，坚定地支持以贺龙为代表的正确主张，这就是人所共知的“反夏不反贺”。
湘鄂西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所以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左”倾政策、错误的军事策略和严重的“肃反”扩大化，尤其是内部“肃反”极大地削弱了党、政府和红军的战斗力。大多数老同志都说，湘鄂西根据地是被“夏曦杀垮的”。但是，夏曦完全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洪湖失败的原因是暗藏在革命阵营内部大批反革命、“改组派”破坏的结果，因此，到达大洪山后，就开始了第二次肃反，并且把肃反与段德昌挂起钩来。
贺龙回忆说：“洪湖的区县干部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即第一次肃反），仅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洪湖失败后，夏曦与红三军在大洪山会合，在那里打圈子时，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间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比如捉樊哲祥、谭友林等，因为他们曾在段德昌的领导机关刻过油印。”
很多老红军都用“阴狠”来形容夏曦。在洪湖苏区，尽管段德昌公开反夏，除了给予党内处分外，夏曦还能保持几分忍耐。一出洪湖，他就露出杀心，并且毫无顾虑地把目标锁定在段德昌身上。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变化呢？
一位当年与夏曦、贺龙、段德昌共同战斗过的老将军这样分析道：
夏曦来到湘鄂西，除了杀自己的同志外，实在没有什么成绩。苏区的失败，主要是“肃反”把各级军政干部杀光了，没有几个人会指挥作战了。凭国民党进行“围剿”是打不垮我们的。夏曦并不傻，只是太阴狠。如果没有撤出洪湖苏区，夏曦可能杀掉贺龙，留下段德昌，因为段是洪湖苏区和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洪湖与敌人斗争，凭夏曦是不行的，所以他不敢杀段德昌。到了湘鄂边，贺龙是那块苏区和红军的创始人，威望高，群众基础好，夏曦要想保住自己的命也不敢杀掉贺龙。那个时候，分局书记一句话，说杀谁就杀谁，他真要杀贺龙，别人也没有办法。我看，他想杀贺龙，又不敢杀。
在大洪山一带，夏曦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犹豫不决。一方面。他对恢复洪湖苏区失去了信心，想一走了之，另一方面又有所顾忌，因为贺龙、段德昌等人都坚决主张打回洪湖，同时还怕中央会追究脱离苏区的责任。直到有一天，他见到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向川陕转移的布告，才下定决心：“红四方面军可以离开苏区，我们也可以离开，我们到湘鄂边还不是离开，从那里还可收复洪湖。”
在向湘鄂边转进的过程中，夏曦加紧实施第二次“肃反”，先后捕杀二百四十一名干部，遭到株连的战士更多，红三军由出发时的一万四、五千人锐减到九千余人，而且思想混乱、士气低落、人人自危，战斗力极其薄弱。
1933年1月13日，在经历三个月的长途跋涉后，红三军来到贺龙的家乡－－湖南桑植，占领县城。在这里，红军获得了一个极好的喘息机会。
“湘西王”、国民党新编三十四师师长陈渠珍与贺龙是一对老“朋友”。他们共过事，打过仗，交过手，留下了数不清的恩怨。陈渠珍忌惮贺龙的指挥才能和红三军的威名，主动写信议和，提出可以让出桑植、大庸等相邻几县，双方签订互不侵犯协议。
陈渠珍主动伸出橄榄枝是为了保存实力。而在当时，红军也急需休整。
贺龙将信递给夏曦，说：“陈渠珍是个玻璃猴子，对他的话不能全信，但是，达成暂时的妥协有利于我们争取一个休整和发展的时间，哪怕是先拿下桑植全县也好。”
夏曦不屑一顾：“陈渠珍在玩手腕！这种浅薄的伎俩，你们看不出来，还由他摆布？”
两人争执不下，于是把九师师长段德昌、政委宋盘铭找来商量。
“这是个好机会。”段德昌脱口而出：“我们的部队长途行军，体质下减，因伤、因病减员严重，给养困难，现在已是寒冬，战士们还是穿单衣、草鞋，战斗力已非当年。如果能够利用敌人的矛盾，先站稳脚跟，对于将来的作战和争取战场主动权很有帮助。”
夏曦窝了一肚子火，不敢对贺龙发，便全部倾泻到段德昌头上：“你们思想的出发点很成问题，宁愿听信陈渠珍的鬼话，也不相信红军的实力，想靠投机取巧，这是右倾和革命不彻底的办法。我以分局书记的名义，命令红军立即进攻周燮卿。”
陈部周燮卿的第三旅驻桑植泥湖塔、永顺桃子溪一带，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的工事，以逸待劳，一战击溃红军。经过作战，他们觑破了红军子弹严重不足、人员不整、战斗力下降的弱点，立即转守为攻，夺取桑植县城，将红三军逐回湖北鹤峰毛坝的大山中，从此处于流荡状态，部队总数下降到五千余人。
夏曦将桑植战役失败的责任归咎于红三军七、九两师将士作战不力和“改组派”的阴谋破坏，在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异想天开地提出清党的“主张”。
“综合政治保卫局肃反的情况，在我们的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潜藏着大批的国民党特务，我们的党政军组织往往成为反革命的特务组织，因此，现有的所有组织都不能相信，都必须打散重建。目前首先解散红三军中党团组织及政治机关。”夏曦还举出了莫斯科支部局先解散清理然后重新建立的例子。
“解散党组织，我不同意。我在军阀部队时就想参加党，到南昌暴动时才加入。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的，解散党我不同意，别的道理我说不出。”贺龙首先发言。由于文化水平有限，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读得不多，他当时确实说不出更多的“道道”。
与贺龙不同，段德昌能够抓住问题的本质。他一针见血地提出：“红军失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苏区坍台是谁造成的？除了敌人的进攻外，有没有你夏曦个人的责任？”
会场顿时一片静寂，夏曦闭口不答。
段德昌拍案而起，指着夏曦质问道：“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垮了，又要搞垮党，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罪人？你有什么权力解散党组织？中央让你来当分局书记是要你解散党组织的吗？湘鄂西的党被你解散了，你这个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还当什么？”
夏曦闭上眼睛，不说话。
宋盘铭是留苏干部，详细讲解了莫斯科支部局改组的缘由，提出这与根据地解散党是两回事，两者不能相提并论。他说：“我从小被党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党。解散党，我不同意。”
由于遭到所有人的反对，夏曦没有办法作结论。但是在一个月后，他还是运用所谓书记的“最后决定权”，悍然作出了解散党、团组织的决定。解散党组织、停止党的活动后，整个红三军只剩下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四个党员。随后，他又将清党与“肃反”结合起来，掀起第三次“肃反”狂澜，其高潮就是逮捕段德昌。
1933年春，红三军在以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区游击，经常被国民党撵得东奔西跑，战斗伤亡和非战斗减员特别多。而且，鹤峰地区山高沟深，地瘠民贫，人口稀少，经常数十里不见人烟，兵源补充和物资给养非常困难。缺粮、缺衣、缺弹、缺药的情况更加严重。原来洪湖苏区参军的红九师战士都迫切希望打回洪湖去。
一天，段德昌找到贺龙，要求带兵回师洪湖。贺龙劝他暂时不要提这个意见，因为夏曦已经对恢复老苏区丧失了信心。段德昌不听，写信给夏曦，提出应该把恢复洪湖苏区作为目前红三军的行动方向。
3月25日，夏曦接到信后，立即通知段德昌到鹤峰邬阳关红三军军部开会。段德昌当时正在宣恩、鹤峰边境指挥作战，得到通知后立即带警卫排赶回邬阳关，当即被肃反委员会逮捕。

第二部分 百劫将星段德昌第19节 留下子弹打敌人

逮捕段德昌的经过，老红军朱达声记得很清楚：
我于1931年10月参加红军，刚开始在红三军九师二十五团当勤务兵。过了一段时间，被调到师部警卫排当战士。从这个时候起，我就给段德昌师长当警卫战士，直到1933年3月，段德昌同志被夏曦以“改组派”的罪名逮捕。
1933年3月，我们向津市、澧州（今澧县）开进。段师长的意图，是想在这一带开辟一块新的根据地，与洪湖根据地隔江相望，尔后再派一支游击队去洪湖，打开局面，把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当我们向津市、澧州发展时，接到军部电令，让立即返回。这样，我们警卫排随师长、政委一起到了邬阳关军部。刚一到，段师长就被保卫队捆了起来，戴上了手铐脚镣。我们警卫人员眼睁睁看到段师长蒙难，束手无策，只得回师部。第二天，湘鄂边政治保卫局局长姜琪来到师部，警卫排的人员也遭到和师长同样的命运，都被看管起来了。
“段德昌被抓了！”消息很快在军中传开。贺龙知道大事不好，日夜兼程地从前线赶回军部。
“你为什么要抓段德昌？”贺龙见到夏曦，劈头便问。
夏曦给段德昌扣了两顶帽子：“他分裂红军，企图逃跑。”
“你有什么根据？”
夏曦底气很足地拿出一封信，朝贺龙一扬：“他从前方带信回来，要求带部队回洪湖，这就是他拖枪逃跑、企图叛变的证据。”
贺龙悲愤地说：“真是莫须有的罪名！德昌写信是向你提出建议。他要是真的拖部队去洪湖，大可一走了之，又何必写信给你？又何必应召回军部来？我担保德昌决不是叛逃，应该马上放人。”
夏曦认为铁证如山，坚决不放人。
关押期间，贺龙去看望段德昌，给他带上一些营养品。段德昌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但是精神还好。
段德昌说：“胡子，我是反夏不反贺。”
贺龙心酸地点点头，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段德昌又说：“胡子，给我一个连，我愿立军令状，保证恢复洪湖苏区。”
贺龙只好说：“我知道，我知道。”
段德昌要求贺龙尽快把他救出去，说：“洪湖人民还等着我们打回去呢！”
贺龙探狱回来后，又找到关向应，做他的工作，希望能联名具保段德昌。关向应说先审审看。贺龙感觉得出来，夏曦已经同关向应打了招呼。眼睁睁地看着患难与共的战友要遭毒手，自己枉为一军之长竟然无能为力，贺龙心如刀绞，情绪恶劣。他的警卫员谭友林回忆道：“全军都知道，那时，他鱼也很少钓，棋也很少下，跟周围同志开玩笑的朗朗笑声也很久听不到了。一天到晚，老是一股劲地抽烟。”
夏曦决定公审处决段德昌。在分局会议上，他说：“今天的会，主要是向大家通报一个重要情况，段德昌、陈协平、王炳南是‘改组派’，他们分裂红军，攻击中央分局，说什么苞谷饭不好吃，尤其是段德昌，公然向中央分局写信，要回洪湖拖队伍。这三个人极其顽固，段德昌被打得昏死数次，王炳南一条腿被打断，陈协平十指打折，可他们什么都不招。对他们，还要用重刑。我看，也不一定要等什么口供，现在就可以进行公审。”
贺龙反对：“德昌有大功，杀不得。我愿以颈上人头担保他不是反革命！”
夏曦硬碰硬：“段德昌是‘改组派’，要严厉打击！”
他们争论时，都动了气，把桌子拍得山响。特别是贺龙，激动得不能自制，喊叫的声音传出几十米远。整个军部工作人员和警卫员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当意见争执不下时，举手表决。夏曦、关向应对贺龙，二比一。
夏曦一拍桌子狠狠地说：“好，决定了，杀！”
对于被捕后的遭遇，段德昌早有清醒的认识。他把明朝诗人于谦的《石灰吟》用石块刻在牢房的墙壁上：“千锤百凿出深山，烈火焚烧只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是他最喜爱的诗句，也是他一生行为的准则。
公审大会在巴东金果坪一块打谷场召开。时值5月，山坡上的油菜花开得金黄，山畦间的水田刚刚插上嫩绿的秧苗。许多插秧的农民跑来看热闹。
夏曦在会上宣布段德昌有三大罪：一是参加了一个十三人的反夏曦小组；二是指挥攻打桑植黄金台时故意打败仗，牺牲了几位战士；三是企图分裂红军。
段德昌双手反绑着，被押在台上。
在夏曦宣布判处段德昌死刑后，贺龙匆匆赶来，警卫员端着一个木盘，木盘上放着一碗酒和几样小菜。贺龙端起酒，送到段德昌面前，说：“德昌，军长无能，不能保住你的性命。一碗包谷酒，算是为你饯行。”他喝令卫兵为段德昌松绑。
段德昌接过酒碗，一饮而尽。他眼含泪花对贺龙说：“胡子，我不怪你。”
贺龙问：“德昌，你还有什么要求？”
段德昌镇定地对贺龙和指战员说：“我说三句话。第一，共产党人砍脑壳也要讲真话。我相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将来历史会对我作出公正的结论。第二，红三军已濒临绝境，这里地瘠民稀，没有粮食，必须回洪湖。第三，红军已经没有弹药了，用刀杀我吧，子弹宝贵，留下子弹打敌人。”
夏曦紧皱眉头，示意快开枪。
随着一声枪响，名震遐迩的洪湖名将猝然倒地。
段德昌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
他的才华、战绩和情操，给世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的上级、战友无不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扼腕叹息。同时，他的冤屈、遭遇过于离奇，过于典型，使他成为整个湘鄂西数以万计在内部“肃反”中蒙难者的代表。
尸体可以入土为安，但冤魂却不能随肉身飘然远逝。包括段德昌在内的无数冤灵需要用公正来昭雪和抚慰。
湘鄂西“肃反”是中共历史最为悲惨的一页，也是红军老战士痛心疾首、始终不能忘怀的心结。红二方面军战史曾经总结了湘鄂西内部“肃反”的四个特点：
湘鄂西的肃反，虽然也同全国其他根据地一样，是在当时中共中央总的指导下进行的，但有其显著特点。一是打击面宽。湘鄂西各根据地、军队、地方机关和人民群众中无一例外都开展了肃反运动，“左”倾统治所及之处，无不深受其害。二是时间长。大规模“肃反”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虽然区分为四次，但间隙都很短，或者没有间隙。三是由“肃反”发展到解散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机关，大大削弱了党的领导，导致了根据地和红军建设的大倒退。四是革命的骨干力量损失惨重。大批领导干部被错杀，而且以反第四次“围剿”期间战斗十分紧张频繁的时候捕杀的数量最大。军队的领导机关被严重削弱；地方党委、政权机构几乎全被摧毁。各级地方领导机关，完全没有力量进行有组织的动员、率领群众进行反“围剿”，失败之后则更少有领导群众做恢复工作的，以致苏区全部沦为白区，隐蔽斗争也很少坚持下来。这当然也同红军和各级地方机关仓促撤退、缺少坚持斗争的有力措施有关，但为害最烈、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摧残革命骨干，整垮了党的组织。这种情况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是比较少见的，是湘鄂西革命斗争史上最惨痛的教训。
1945年，党中央在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任弼时详细介绍了段德昌忠于革命、坚贞不屈的事迹，闻者无不潸然落泪。同年，党的七大正式为段德昌恢复名誉。1952年，毛泽东给段德昌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烈士证。
段德昌虽然英灵早逝，但他的音容笑貌并未随着岁月而泯灭，湘鄂西苏区的百姓，特别是洪湖老区人民一直追思缅怀“火龙将军”的事迹。龚家墩的渔民为段德昌盖起了小庙，供奉着他的牌位。小庙香火旺盛，前来烧香祭奠的人络绎不绝。他的牌位两旁抱柱上刻着一副对联：
生为民死为民为民而死虽死犹生；
爱洪湖战洪湖因湖负屈英灵常在。

第三部分 无衔元帅叶挺第20节 反抗精神

叶挺（1896——1946），原名叶为询，字西夷，号西平，广东省归善县（今惠阳县）人。1912年从军，1924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第二十五师副师长、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南昌起义军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工农红军总司令、新四军军长。1946年4月8日，在由重庆飞往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于山西省黑茶山，年仅五十岁。他是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中最早从事军事斗争的一位。
叶挺是中共军事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如果能走上共和国的红地毯，他肯定会被授予元帅军衔。
他是中共最早从事武装斗争的职业军人，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军事天才之一。广州平叛、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几乎早期党的所有重大军事行动都打上了叶挺的印记；
他是第一位红军总司令，比众所周知的朱德总司令早五年；
他的经历充满曲折，既创造过无数辉煌，也经历过许多挫折。据他自己统计，一生之中，三次被判“叛逆”之罪，七次遭受败绩。他担任新四军军长三年，三上辞呈，两次出走，最后兵败皖南，谈判被擒。好容易获释出狱，又在飞机失事中遇难。
叶挺曾经自题墓碑：“历史悲角叶希夷之墓”。随着周恩来《为江南死难者志哀》一首的流传，“千古奇冤，江南一叶”与叶挺相生相伴，流传后世。
叶挺集军事天才与政治悲角于一身，大喜至悲，含而揉之。他的故事令人回肠荡气。
一次不如意的婚姻，将调皮鬼逼上军旅生涯。聪而好学，敏而多思，使军中翘楚多了几分儒将风采。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叶挺最初的名声是追随孙中山赢得的。三战三败，屡踣屡起，他的英勇善战、刚强不屈的品质威镇粤军。三次败仗也让他对龙蛇混杂的国民党深感失望，选择共产党作为自己的政治归宿。
叶挺从小性格执拗，富于反抗精神。
他出身贫若农民家庭，父亲叶锡三是个老实巴交的佃农。叶挺曾有三个哥哥两个妹妹。三个哥哥都因家贫而病死，两个妹妹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其中一个到夫家不久就因劳累而死。
在叶挺童年的记忆中，家里有办不完的丧事，哭不完的哀歌。亲人一个个离他而去，他们都凋谢在花季岁月，这些给叶挺极大的刺激，使他从幼年时代起就对黑暗社会产生怀疑和反抗，使他萌生了对“权威”、“神明”的反抗。
在叶挺的家乡，流传着许多关于他“调皮捣蛋”的轶事。
还是在描红开蒙的时候，叶挺就时常与私塾老师争辩。一日，老师教育学生要好好读书，“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话没说完，叶挺就提出问题：“老师，你说的话全无道理，没有人种田，能有千钟粟吗？”
老师说不过他，动手鞭挞他一顿，罚他中午煮饭。叶挺气忿不过，暗中报复，将白沙掺入饭中，把苍蝇裹在卷心菜里，吃得老师满嘴虫，牙齿也崩坏了几颗，大叫：“反了，反了！”
对于乡民供奉的土地公公，叶挺也不以为然。父亲每到初一、十五都虔诚地给土神上香，祈求风调雨顺，恩赐一个好年成。父亲年年勤扒苦做，把所有的心血都花在那十几亩租地上，但打下的谷子都交给地主，到头来还是一贫如洗。
“年年丰收，年年受穷，这样的土地神除了享受丰盛的祭品外，从不给乡民带来一点半点好处，拜他作甚？”叶挺纠集十几个同学，一夜之间，将乡中所有土神庙里的香炉打破，神像推倒。乡民们大惊失色，惟恐得罪了神灵，群起到学校问罪，要求肇事学生赔偿香炉，到庙里忏悔。其他的学生都照办了，惟有叶挺坚决不从，还与乡民、老师辩理，结果被恼怒的父亲暴打一顿。叶锡三老泪长流，跪在土神庙，代子赔罪，连称：“逆子造孽，神灵莫怪。”
清朝末年，男人都留辫子，表示甘当满清皇室的顺民。惠州一带革命党人号召人们剪辫子，反抗清廷。年仅13岁的叶挺响应号召，私自把辫子剪掉，这下把他母亲吓得半死。“你无法无天，不要命了！”母亲将他结结实实地教训了一顿，命令重新蓄发。叶挺不听。两年后，他考入惠州府立中等蚕业学校读书，后逢革命党在广州发动起义，清政府大肆搜捕“叛党”，剪过辫子的人一律不放过。叶挺躲在学校内，不能外出。校长怜惜他的才学，亲自带他到知府面前，央求发给他一个特别护照，然后遣送回家。同学、亲戚笑话他“自讨苦吃”，他反唇相讥：“能做个革命党，也强过龟缩一辈子！”
自小就闯祸，人越大叛逆性越强。叶挺的父母经常摸着叶挺的脑袋问：“脑后没长反骨呀，为什么野性这大？”十六岁那年，为了让儿子收敛野性，叶锡三做主定下一门亲事，逼他立即完婚，想用家庭和婚姻来约束儿子。叶挺不满父亲的做法，离家出走，跑到广州谋生。适于此时，设在广州黄埔岛的广东陆军小学招生，考取者可以免费读书。叶挺抱着试试的态度，前去报考，结果名列前茅。叶挺从此踏上军旅生涯。
一桩不满意的婚事竟然会逼出日后震动环宇的军事天才，历史就这样充满了戏剧性。
叶挺的青年时代基本上都是在军校渡过的。1914年，他从陆军小学毕业，考入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该校又被称为武汉南湖陆军中学。两年后，他以优等生资格被保送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学习。
军校学习期间，叶挺博览群书。他最爱读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文天祥的《正气歌》、苏武的《致李陵书》和邹容的《革命先锋》、陈天华的《猛回头》和“鉴湖女侠”秋瑾的诗。这些古今人杰身上都张扬着为国赴难、舍我其谁的牺牲精神和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高尚情操。叶挺称他们为“悲剧英雄”，为他们的气节和命运而叹息不已，并立誓要像他们一样，做出一番惊世伟业，哪怕是最后同样以悲剧告终，也决不后悔。
叶挺特别关心时事政治，经常独立思考个人和社会的出路问题。军校读书期间，他父母先后病亡，家计不堪，而国家又陷入连年的军阀混战，人们思想蒙昧，他的同学，那些被视为今后中国军队脊梁的军校士官生无不沉迷于花天酒地和钻营投机之中，中华民族的出路在哪里？救国拯民的出路在哪里？叶挺感到迷惘。这时，《新青年》开展了一场关于新旧道德的讨论。叶挺有感于心，写了一封长信寄给《新青年》编辑部，提出了破蒙昧、求觉悟、立道德、救国家的新颖的观点4。
这封长信引起《新青年》编辑部的重视。编辑部荟萃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著名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刘半农等人。他们都被来信忧国之切、持论之新、论说之严、气势之壮所打动，特别是当听说这封信出自一个年仅二十岁的青年军人之手，更是感到意外，决定公开发表。陈独秀亲笔加写一段编者按：“尊意以觉悟为道德之基，阳明之旨也”，“而力求觉悟于自身，是正确思想也，是邻于科学者也。”

第三部分 无衔元帅叶挺第21节 保护孙中山

在叶挺同时代的军人中，经过系统军事教育的人不少，具有非凡军事才能的也大有人在，但是像他这样立志“振污世，起衰溺”、既是军中翘楚又具有敏锐政治分析能力的青年军人却是凤毛麟角。精学业，有思想，聪而好学，敏而多思，这些优秀的品质使他从旧军人堆中脱颖而出，成为新一代军人的先驱。
叶挺从保定军校毕业后，成为各方争相延邀的对象。统治广东的桂系军阀莫荣新委任他为惠阳县县长。“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能够当上富庶州府的父母官，这是官场上梦寐以求的肥缺。更为重要的是，惠阳为东江诸县的首镇，历来为兵家屯兵、练兵、进兵的战略要地，退可以拥兵自重，进可以直取广州。主政惠阳，犹如占据了向政界、军界腾飞的黄金跳板。但是，叶挺却视如草芥，他宁可闲居在家，也不愿意与旧军阀同流合污。
1917年冬，孙中山在福建漳州招募援闽粤军，准备进攻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叶挺听到这一消息，千里迢迢，赶往漳州投军，被委任为第一支队参谋。在粤军，他与当时担任军官团教官的叶剑英和督战队队长张发奎（字向华）结成好友，并加入了国民党，成为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
放弃实权在握、威镇东江的惠阳县县长不当，而去外省他乡谋取无职无权的参谋，亲友们对叶挺的取舍之道不理解。叶挺解释说：“我谋职不是为了当官发财，而是为了干一番事业，跟着孙先生可以实现我的理想。”
叶挺声名鹊起是在与陈炯明叛军作战中。
陈炯明是典型的阴谋家。他先是以学生自居，取得孙中山的信任，依附老师大力扩充军队，发展自己的势力，等到羽翼丰满之后，立即撕破伪装，勾结其他反动军阀，密谋打倒孙中山，独霸广东。孙中山发现苗头不对，立即宣布免去陈炯明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的职务，自己日夜兼程，从广西桂林赶往广州，处理善后事宜。可是，局势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他的控制。
1922年6月，陈炯明指使部下叶举、洪兆麟两个师公开发动叛乱，计划集中攻打总统府。总统府当时只有警卫团两个营的守卫部队，分别由一营营长薛岳和二营营长叶挺指挥。16日，叶挺接到叶举部队一名士兵关于部队频繁调动和进行战斗准备的密报，立即向警卫团团长陈可钰报告：“广州可能会发生叛乱。”
孙中山开始还不相信。随着各种渠道的消息陆续传来，他意识到叶挺的判断有道理，于是于16日深夜匆忙离开总统府，秘密转移至停泊在珠江的永丰舰上。宋庆龄为掩护丈夫安全转移，毅然留在总统府粤秀楼。
这晚，观音山上的粤秀楼灯光亮了一夜，不时可以看见宋庆龄上楼、下楼和临楼远眺的身影。叛军认为孙中山仍在总统府，遂按原计划于17日凌晨发起攻击。叶挺率二营正面迎敌，坚守总统府前院。
战斗从凌晨打到中午，又从中午打到下午，二营击退了叛军两个师十多次进攻。总统府前面，尸体枕藉。叛军丧心病狂，用伤亡士兵的身体垒成掩体，节节向前推进。叶挺变换战术，一边用机枪组成火网封锁前沿，同时令炮兵吊射纵深。叛军前后受击，只得后退。
在战斗中，叶挺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的指挥风格令二营官兵心仪不已。二营排长李洁之回忆道：“叶营长始终奋不顾身在最危险的地方指挥全营官兵抗击，并亲自督率我们填塞炮眼，使叛军想把小小的一个总统府拿下来，终不得逞。”
区区数百平方米的前院，寥寥二三百人的守兵，竟然让叛军不能挪动一步。叶举大为恼火，问前方指挥员：“驻守前院的是哪些部队？”
“是叶挺的第二营。”
“叶挺是块石头，不要和他硬碰硬。把兵力转向后院。”
叶举此招立即见效。下午四时，叛军突破薛岳把守的防线，攻破后院，分路搜索孙中山夫妇。叶挺见势不妙，命令主力保护宋庆龄突围，自己亲自率领机枪连断后，负责阻击追兵，拖延时间。
潮水般的叛军很快将阻击阵地淹没。叶挺与薛岳合兵一处，冲至前门，陷入重围。
“缴枪者不杀！”
“抓活的有赏！”
叶挺急中生智，从怀中掏出军费，朝空中一撒，叫道：“这里有五万元，抢去吧！”叛军顾不上抓俘虏，忙着争抢撒落在地上的钞票，叶挺、薛岳与众人趁机冲出重围。
逃至街上，叶挺等人遭到叛军预设阵地机枪扫射，部下大都战死，叶挺与薛岳在撤退中失散。在追逐中，叶挺逃入一个小巷，小巷尽处是高逾丈余的壁墙。后面追兵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正在焦急时，一位洗衣妇从房中取出一个梯子，帮助叶挺攀上屋顶。叶挺在屋顶跳跃疾走，越过数十栋房屋后，方才摆脱追兵。
叶挺示警于前，阻敌于后，对于保护孙中山、宋庆龄的安全起到关键作用。他也因此遭到叛军的忌恨。陈炯明悬重金通缉叶挺，将他的画像贴满大街小巷。叛军、警察、民团纷纷出动，拿着画像盘查行人，都想抓住“案犯”，发一笔横财。
叶挺乔装打扮，躲过了重重关卡，潜往停泊在黄埔岛边的永丰舰，与孙中山会合，继续抵抗叛军的围攻。蒋介石闻讯也从家乡赶来御敌。疾风知劲草，危难见忠心。孙中山对叶挺、蒋介石等人能在危急之时挺身赴难十分感激，与他们一一合影留念。
同样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同样是孙中山倚重的两位年轻将领，对于这段历史，叶挺与蒋介石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叶挺虽然立下汗马功劳，但从不挂在嘴上炫耀，也不凭此谋取政治资本。蒋介石则大做文章，把他千里赴难、忠心护主的事情写成小册子出版发行，把他和孙中山在永丰舰上的合影广为散发，从而迈出了从军界挺进政坛的第一步。他们不同的价值取向也决定了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叶挺终其一生，始终驰骋于军事领域里，后来成为著名的军事家，而蒋介石却在张扬中获得了显赫的名声，自许为孙中山患难与共的“学生和战友”，日后谋取了国民党领袖的宝座。叶挺守节如玉，把人格看得高于一切；蒋介石为求权力，不择手段，一切为了个人野心。他们都得到了自己珍爱的东西。
陈炯明必欲除去孙中山而后快，继续调兵围攻永丰舰等舰只。孙中山转乘楚豫舰突围进入白鹅湖，再陷困境，在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偕蒋介石登英舰转赴香港。转移前，孙中山令叶挺留守楚豫舰。楚豫舰舰长欧阳格一面派人监视叶挺，一面与叛军谈判投降条件：“我有一份厚礼，准备送给陈司令。那就是叶挺的颈上人头。”这一消息被水兵听到，暗中告诉叶挺。在这个水兵的帮助下，叶挺逃离楚豫舰，来到香港。
在香港安顿下来不到数日，孙中山即命叶挺赶往广东高州，与电白县县长谢晋臣组织兵暴。叶挺到电白后，奔走于山寨之间，与各路绿林豪杰联系，召集1000余人，树起反对陈炯明的旗号。经过两个月的转战，最后失败，再次亡命香港。

第三部分 无衔元帅叶挺第22节 红，才能打胜仗!

1923年1月，粤军与桂军、滇军配合，收复广东。孙中山返回广东设立大元帅府，组建宪兵司令部。叶挺由于在平叛中忠于职守、沉着善战被提升为宪兵司令部参谋长，同时兼一营营长，继续留在孙中山身边负责指挥警卫部队。
陈炯明叛乱给孙中山沉重的打击。他说：“文率同志为民国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烈，未有甚于此役者。”
经过这次失败，孙中山深感国民党内真正致力于社会改革的党员太少，投机钻营者太多，开始思考国民党的改组问题。
在半年之内，三战三踣，也令心高气傲的叶挺陷入沉思。据叶挺自己统计，他一生中共有七次“一败涂地，落荒逃生”，最初的三次就是总统府被攻、楚豫舰遇困、电白山失利。叶挺从失利中得出与孙中山同样的结论，这就是国民党内部成分严重不纯，从党内高层到军中将士，暮气沉沉，口里高呼革命口号，暗地里干的却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在这样的党内、军队里谋取一官半职很容易，想飞黄腾达也不难，但要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却是缘木求鱼。
1924年，由于对现状的不满，怀着另寻出路的想法，叶挺辞去所有军职，申请到苏联去学习。他是第一个到苏联学习深造的国民党党员。
1924年秋天，叶挺抵达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前身为苏联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大）学习，次年春又抽调到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在这里，他结识了聂荣臻，并在他的帮助下参加了共产党。对于这段经历，聂荣臻回忆道：
叶挺原是孙中山警卫营的营长，属国民党左派，由廖仲恺派到苏联学习。我们起先都在东大，以后一起进了红军学校。因为他思想进步，愿意向党靠拢，多次向我表示要求入党，我向旅莫支部汇报同意后，作为介绍人之一与王若飞一起介绍他入党。
加入共产党，是叶挺一生中最成功的选择之一。尽管他后来在党内曾经遭受过误解，在一段时期内饱尝党内“残酷斗争”的磨难，但是入党将他的个人前途与祖国、民族、人民的命运联系到了一起，他的事业融入到亿万群众争取独立、民主、富强的洪流之中，他有机会在更为广阔的舞台施展自己的才华。
叶挺精于练兵，长于野战。攻平江，战汨罗，夺汀泗，袭贺胜，破武昌，他率领的独立团打遍两湖无敌手，赢得“北伐先锋”和“铁军”称号。其后，在风雨飘摇之际，他又成为稳定武汉政府的一根柱石，建树盖世奇勋。
1925年9月，叶挺从苏联回到广州。
仅仅小别一年，十里羊城已经物是人非。不到12个月的时间，赏识他的孙中山已经病逝，派他出国的廖仲恺遭到国民党右派暗杀，一向以“左”派领袖身份顾盼自雄的汪精卫被逼出国，国民党内风头最劲的是他一向瞧不起的蒋介石。围绕领导权的争夺，革命阵营内“左”、右派斗争日益尖锐激烈。中国共产党开始感到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决定在广东肇庆组建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独立团。
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周恩来把这一重任交给了叶挺。
粤军上下都知道叶挺是位能征善战的虎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练兵高手。
叶挺走马上任不到三个月内，就组建完成了约二千余人的部队。独立团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原来隶属元帅府的铁甲车队，二是黄埔军校抽调的部分骨干，三是从两广和湖南招募的农民积极分子。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组建的第一支部队，带有鲜明的“党军”特色。全团刚成立时，有二十多个党员，建立党支部，作为全团的领导核心，部队名义是隶属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序列，实际领导权掌握在中共广东区委手中。
为了把这支新军锻造为所向披靡的雄师，叶挺亲自主持制定干部训练和新兵训练计划，别出心裁地实现“四操”、“三讲”、“三反”制度。
“四操”是指早晨一次跑步操练，上午、下午各一次军事训练，黄昏一次体操；
“三讲”是指上午一次政治课，下午一次军事课，晚上一次列队评讲，总结全天训练情况。
“三反”是指反长官贪污，反打骂下级，反官兵假报籍贯。
其他部队的训练场一般都设在兵营之中或者是军营附近的平地。叶挺不然，将训练场设在40里开外的鼎湖山、七星岩、北岭山一带，这里不仅距离肇庆市区远，而且地形复杂，山道崎岖，沟壑纵横。每天早出晚归，开始只能进行一个拉练，队伍拉成一条长线，头尾相距数里之遥。到了后来，一天能够拉练几个来回，无论平地行军还是爬山涉水，均能保持战术队形。独立团最令人惊奇的就是部队士气振奋，官兵关系和谐，连队战术素养高。
观摩过独立团演习的行家总结出叶氏练兵的三条秘诀：一是身心双修，既重视军事科目的操练，更重视政治素质的提高；二是注重体能，各种训练科目达标要求比其他部队提高一倍，无论急行军还是打野外，运动量之大，速度之快，持续时间之长，大大超过甲等部队要求；三是讲究战术素养，从全团集中行动、营连协同行动到单兵行动，都能做到收发自如，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时具有超强应变能力。
有的行家认为叶挺独立团的战斗力可以等同甚至超一个甲等师。四军副军长陈可钰不信，专程到独立团来视察，逐项考核部队出操、紧急集合、野外拉练和实弹射击等课程。
亲自考核过后，陈可钰心服口服：“希夷，你这不是在练兵，而是在铸剑，是在铸造一柄神兵利器。它一旦出鞘，将吹毛断发，无坚不摧。你们把旧军队的习气一扫而光，是完全新型的革命军。就是有一点不太好，它太红了！”
“红，才能打胜仗！”叶挺知道老长官所说的“红”就是指独立团中共产党人的色彩太浓。
“红”是叶挺独立团的特色，也是它特别具有战斗力的法宝。当年担任独立团参谋长的周士第后来总结道：
由于认真执行了党的指示，进行了生动的政治思想教育，开展了反贪污反打骂反报假的斗争，党的领导加强了，党的组织扩大了，党的生活严格了，干部团结了，官兵觉悟提高了，官兵关系融洽了。因此，独立团的各种工作都进了一步，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奠定了具有坚强战斗力的革命军队的初步基础。
宝剑出鞘的时候到了。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奉命作为北伐先锋提前入湘作战。出发前，周恩来在叶挺家里召集独立团连以上党员干部会议，提出独立团要起三个作用，即先锋作用、模范作用、骨干作用。
“现在要北伐了，有些军却不愿意派部队出去，还在观望、犹豫。只要你们打了胜仗，他们就会跟上来。你们是北伐先锋，历史的重任落在你们肩上，希望你们不辜负全党同志的厚望。”周恩来与每个同志握手告别，用“饮马长江，武汉见面”来鼓励大家。

第三部分 无衔元帅叶挺第23节 为人所不能

6月上旬，独立团第一仗在湘南攸县打响。攻城前，叶挺命令撤去涞水上的浮桥，烧毁所有舟船。他大声地说：“同志们，桥断了，船烧了，没有退路了！我们的前面是长沙、株州、醴陵、萍乡，这一带工人、农民、学生都发动起来了，只要我们有必胜的信心，就一定能取得胜利。革命战士，就是死，身子也要朝前倒！”
独立团人人争胜，仅以一个团的兵力击溃了敌人6个团的进攻，夺取攸县，取得北伐首战的胜利。
开始时，遭受湘鄂敌军攻击退守湘南的唐生智第八军，连电广州政府从速北伐，告急电、求援信雪片般飞向广州。好容易等来了援敌，却只有叶挺独立团区区二千人。唐生智没好气地说：“这点兵够什么用？塞牙缝都不够！”攸县一战过后，唐生智亲自到独立团致谢。
“我们兵少，不够用。”叶挺揶揄道。
唐生智红着脸说：“你们一个团打垮了两个师，够用了。”
7月初，广州革命政府正式出师北伐。第四军第十师、第十二师陆续到达攸县，独立团拨归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指挥。
张发奎生得粗壮，皮肤黝黑，作战勇猛，人称“张飞”。他一向眼高过顶，对于自己的攻击能力十分自负。7月10日，在部署攻打泗汾、醴陵的战斗时，张发奎吩咐叶挺部担任偏师，清除泗汾及其以西地区的敌人，自己亲率十二师主攻醴陵。分手时，他还一再叮嘱：“希夷呀，我的部队开进速度很猛呀，你们要注意跟进！”
叶挺笑了笑，说：“知道了。”
独立团在当地农民的支持下，一鼓击溃泗汾、豆田之敌，然后强渡渌水，尾追溃敌，率先占领醴陵。在城门口，叶挺立马等了一个多小时，张发奎才气喘嘘嘘带着主攻部队赶到。
“我们今天是运用灵活的战术，把佯攻变为主攻，先进了醴陵城。没有耽误你们的行程吧？”叶挺笑语盈盈。
张发奎嘴上并不认输：“你们打得好，我们也打得不错。你们是打得猛，追得快，我们是打得稳，追得稳。”
叶挺大笑不止：“你们太稳了！太稳了！”
自此之后，张发奎再也不敢在叶挺面前夸口。
平江之战是北伐军在湖南境内打的一场大仗。吴佩孚派亲信陆沄亲临平江设立指挥部，调遣精兵一万余人沿汨罗江布防，由远及近逐层布设地雷阵、鹿砦、地堡和机枪阵地，扬言要令北伐军遗尸三千。第四军和第八军集中数万人采取强攻的办法，层层突破，不仅进展缓慢，而且伤亡极大。在僵持时刻，又是叶挺独立团起了关键作用。
叶挺打仗崇尚勇猛、硬朗，但从不蛮干，总是因人、因地灵活变阵。他见敌军正面预设了宽广的纵深阵地，易守难攻，便从小路渡过汨罗江，攻克平江后方，然后从侧后向敌军天岳山制高点发起突然进攻，致使敌军全线崩溃，陆沄饮弹自尽。苏联军事顾问在讲评这次战役时，点评道：“敌人全部防线的命运是叶挺独立团解决的！”
作为北伐的箭头部队，叶挺独立团的进展、动向，成为当时国内政坛关注的焦点。为了使这把尖刀更加犀利、刚猛，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从广州抽调许继慎等三十多名优秀军事、政工人才到独立团担任营、连、排干部，充实和加强领导力量，二是命令湖南党组织选派忠实、勇敢的农友参加独立团，扩编了一个特别大队和一个补充营。中国共产党当时是举全党之力建设独立团，使独立团具备了相当一个师的兵力。四军同僚不无嫉妒地对叶挺说：“你们真是独立的，总是先斩后奏。”
扩大编制、补充兵员、充实干部之后，叶挺由一只傲啸山林的猛虎变成了插上翅膀的飞虎，更加骁勇，更加灵活，更加自由。
占领平江后，第四军进入湖北作战。当时，驻湘溃敌乘坐火车后撤，与此同时，直系主力陆续向南挺进，准备与入鄂北伐军决战。四军的当务之急是先敌占领咸宁中伙铺车站，截断粤汉铁路，扼住溃敌退路。
“哪个部队愿意担任抢占中伙铺的任务？”在军事会议上，陈可钰一连问了三遍，帐中将领面呈苦色，无人作声。
这确实是个艰巨的任务。受领任务的部队必须在三十个小时之内强行军一百多里，翻越三座高山和两条河流，在行军途中还可能与溃敌相遇或者被南下的直系部队主力咬住。
陈可钰无奈，只好点将。点到的将领举出种种理由，都说不敢徒步与火车赛跑。
“希夷，你们去吧？”陈可钰把希望寄托在叶挺身上。
“好！”叶挺不说二话。
叶氏训练法在这场行动显示出威力。出身两广和湖南的战士本来就善于爬山，加上经过反复拉练，练出了一双飞毛腿，他们爬高山如履平地，仅用一昼夜就赶到中伙铺。赶到之时，天刚发亮，乘车逃至中伙铺的敌军李金门团正在给火车加水，准备继续北撤。独立团迅速投入战斗，仅用一个小时，即生擒李金门以下官兵数千人，一举切断湘敌北撤的通道。
能为人所不能，这就是叶挺的本领，也是叶挺独立团威名远播的原因。
北伐军在两湖战场的主要对手是吴佩孚。吴佩孚在军阀战争拼杀半生，创造过不少军事奇迹，自称“百战之雄”，他的直系部队被公认为当时中国最有战斗力的军队。在被逼出湖南后，吴佩孚亲提主力，南下贺胜桥、汀泗桥，寻找北伐军主力决战。
决战在汀泗桥展开。
汀泗桥是由鄂南通往武汉的咽喉要地，古来即有三镇“第一门户”之称。为取得战场的主动权，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与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亲临一线指挥。他们决定集结第四、七、八共三个军协同攻坚，把主攻任务交给第四军。蒋介石对声誉日隆的独立团不感兴趣，令叶挺部担任战役预备队。
8月26日，战斗打响。第四军连续发起冲锋，打了整整一天，伤亡惨重。吴佩孚的主力部队利用狭窄地形，将火力密集在一处，死死地封住去路。
叶挺冷静地观察战场形势，发现正面硬攻很难奏效。汀泗桥东邻高山，其他三面环水，仅由一座铁桥沟通南北。铁桥宽约十几米，只需一二十挺机枪即可完全封死。看来，只能从侧翼想办法。叶挺到附近农家作调查。有药农说，东面大山有条隐秘的小路，可以绕到汀泗桥东北的古塘角。叶挺大喜，立即向军部建议出奇兵，攻敌后背。得到批准后，独立团于27日凌晨二时出发，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悄接近古塘角，发起突然进攻。古塘角的攻击，令吴佩孚猝不及防，连呼“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与此同时，第四军、第七军也发起进攻。遭受在腹背夹击的直系部队兵败如山倒，纷纷后退。吴佩孚带领大刀队连斩溃兵几十名，都压不住阵脚，最后被部队裹带着后退至贺胜桥。
贺胜桥是通往武汉的最后一道屏障，吴佩孚集中了二万多兵力固守，并将六十多门大炮和一百余挺机枪悉数部署在正面。见识了独立团威力的蒋介石把主攻任务交给叶挺。
战前，叶挺进行政治动员：“我们有广大人民的支援，攻破贺胜桥是有把握的。但贺胜桥战斗与过去几次战斗不同，这次吴佩孚亲自指挥，有一部分生力军，敌人炮火较强，防御纵深很长，所以我们必须更加勇敢作战，不怕牺牲，完成光荣的战斗任务。”

第三部分 无衔元帅叶挺第24节 挺身而出

突破讲究迅捷。枪声一响，叶挺独立团就像一把利刃，在友邻部队的火力支援下，迎着枪林弹雨往前冲，不顾一切接近敌人阵地前沿，突破敌阵前沿，向纵深疾进。由于他们行动太快，担任协同任务的左翼第十二师三十五团和右翼第七军第二路都跟不上，完全不能起到配合作用。叶挺独立团楔入过深，陷入敌阵，左冲右突，硬是杀出一条血路，把敌军纵深达十余里的防御阵地搅得稀乱。在激战一个多小时后，后续部队终于赶了上来，共同发起总攻。直军再遭大败，沿铁路向武汉撤退，吴佩孚为免被擒，命令乘坐的火车全速前进，从潮水般的人群中轧出一条通道。铁轨两道，散落着大量被轧断的残肢，火车车厢上也挂满了直系士兵的尸体。战斗之惨烈与逃窜之狼狈，可见一斑。
8月底，北伐军直指武昌城下，经过一个多月的围困，于10月10日攻克武昌。在围攻武昌的战斗中，又是独立团首先登城，攻上城内惟一的制高点――蛇山。蛇山被占后，敌军见大势已去，遂停止抵抗。
仅仅三个月，北伐军长驱一千余里，从广东打到两湖，革命势力由珠江流域扩展至长江流域，完成了近代史的创举。而无役不战、无战不胜的叶挺独立团更是如日中天，成为神奇的威武之师。国民革命军各路将领，甚至包括交手过的各路军阀都称叶挺独立团为“铁军”，称誉叶挺为“北伐名将”。
独立团入城那一天，武昌万人空巷，争睹“铁军”的风采。他们看到骑马走在队伍前面的军官，身材修长，一身戎装，面如冠玉，风流倜傥。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叶挺的“美男子”名声也传遍武汉三镇。
不久，国、共两党中央机关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武汉成为大革命的中心。叶挺奉命率部驻扎在武昌南湖，负责保卫首都安全。1927年3月，叶挺晋升为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接着升迁为第十一军副军长兼二十四师师长。一个月之后，又兼任武汉卫戍司令。
1927年春，国共斗争趋于白热化。先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叛变革命，向中国共产党举起屠刀，接着，江浙、两广、江西也纷纷“清党”，华东、华南陷于血雨腥风之中，控制两湖的武汉国民政府也产生了动摇。5月17日，驻扎在宜昌的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突然发动武装叛乱，日夜兼程，奔袭武汉。叛军沿武长铁路北上，一路势如破竹，经蒲圻、咸宁，进逼武昌，先头部队打到距武汉仅三十里的纸坊。这时，武汉政府统辖的主力部队远在河南进行第二期北伐，三镇空虚，武汉国民政府的大人物惊慌失措，纷纷收拾细软，准备外逃。
在这个关键时刻，叶挺挺身而出。他下令分驻三镇的独立二十四师紧急集结，令许继慎率七十二团开赴纸坊，阻击、迟滞叛军推进，自己亲率后续部队前往平叛。中共中央政治局把武汉军校和武汉工人纠察队等武装力量全部拨给叶挺指挥。惊恐不安的武汉市民听说铁军平叛，人心迅速安定，他们认为夏斗寅不是叶挺的对手，“小麻雀（夏斗寅是麻城人，市民称他为麻雀）斗不过过江龙”。
铁军出马，果然不同凡响。许继慎指挥第七十二团在纸坊一战而取车站。第二天，叛军发动反扑，叶挺率大部队及时赶到，摧枯拉朽，将夏斗寅第十四师驱出鄂东。武汉化险为夷。
从1926年6月到1927年5月，这是叶挺军事生涯中流光溢彩的一页。他像一股旋风，席卷半个中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成为胜利的代名词。他像一颗彗星，骤然升腾于军事舞台，照亮了整个军界。他在这一年所打的大仗、恶仗、险仗和他在军事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大部分职业军人一生难以企及。
彗星也有彗星的命运，他的闪亮虽然璀璨，但也消逝得迅疾。南昌起义可以视为叶挺从巅峰走向坎坷的界碑。
南昌起义产生了日后共和国的四位元帅，如果加上危急时刻递送情报的叶剑英和没有走上授衔台的叶挺，应该是六位元帅。大胜之后，叶挺迭遭意外：好友出走、酷暑减员、铁军迷路、作战计划被否、三河坝分兵，最后兵败潮汕。他与聂荣臻护送着重病中的周恩来经历了十分落魄的逃难之路。
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
1927年夏，对于所有共产党人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宣布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失败中归于沉寂。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之中，幸存的党员也被笼罩在追捕的罗网之中。
九江，北面长江，南倚庐山，是著名的水乡重镇。7月下旬，汪精卫、张发奎、黄琪翔、朱培德等武汉国民政府军事首脑齐聚庐山。
汪精卫开门见山：“我们虽然政治上分共了，但军队里还有大批共产党掌握的部队，贺龙的第二十军，叶挺的第二十四师，还有由叶挺独立团扩建的第二十五师，都在向华（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序列里，你们看怎么办？”
张发奎说：“我的意见是，凡是参加共产党的二方面军高级军官一律退出军队或者退出C•P，叶挺也一样。”
朱培德表示反对：“我比你们早几个月清共，这些共产党员信仰坚定得很，他们宁可丢掉脑袋也不愿丢掉红帽子。向华宽宏大量，给他们两条路走，他们难道不会带着部队造反？”
汪精卫等人经过反复策划，决定演一出“杯酒释兵权”：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名义，通知贺龙、叶挺上山，解除兵权，命令叶、贺部队开赴九江至南昌之间的德安，集结三个军的兵力强行收缴他们的武器。
当时，张发奎还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中共中央还想团结他一起起义，包括共产国际代表和张国焘等中央常委对他不曾提防。如果他的这个计划得逞，南昌起义将胎死腹中。
关键时刻，叶剑英获悉了这一阴谋。他当时担任第四军参谋长，深得张发奎、黄琪翔信任，能够参与所有重大的军事计划。叶剑英心急如焚，趁夜下山，约叶挺、贺龙、廖乾五（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到四军驻地甘棠湖烟水亭见面。
甘棠湖，烟波浩渺，凉风习习。皓月当空，清辉映照着湖中亭阁。叶挺等人面沉如水，冷峻，严肃。
“又是一个陈炯明！”叶挺气愤地说：“国民党盛产陈炯明式的阴谋家，蒋介石是第二个，汪精卫是第三个。”
“汪精卫靠不住，路人皆知。没有想到，张发奎也是这样。其实在河南作战时，我们的私交还是不错的！”贺龙叹息道。
在烟水亭，大家决定采取三条对策：叶挺、贺龙不上庐山；叶、贺部队不按命令集中到德安，而是径直开往南昌；叶挺部队第二天开拔，贺龙部队第三天开拔。
7月27日，叶挺、贺龙的部队乘火车先后开到南昌。这天，在南昌江西大旅社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负责组织南昌起义。前委委托贺龙、刘伯承制定起义计划。
刘伯承、贺龙熬了一个通宵，拟定了一个详细、周密的计划，送给周恩来审查。
周恩来说：“我没意见，你拿去给希夷，征求他有什么意见。”
对于这位北伐名将，刘伯承早闻大名，心生仰慕。他拿着起义计划，请叶挺指教。叶挺接过计划，看得很仔细，阅完，退还刘伯承，始终一言不发。
刘伯承忐忑不安，跑去找周恩来回话，说：“叶军长不表态，不知什么意思？”
“咦，你们以前没见过面？”周恩来奇怪地问。
刘伯承点点头。
周恩来哈哈大笑，解释道：“你还不熟悉他，他是那个样子，要是不说话，就是表示赞成。”
“果然有性格！”刘伯承莞尔一笑。
7月31日，叶挺代表前委向各参战部队发布作战命令：“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的目的，决定于明（一日）四时开始向城内外所驻敌军进攻，一举而歼灭之！”

第三部分 无衔元帅叶挺第25节 南昌起义

8月1日凌晨，枪声划破长夜的寂静，起义爆发。按照刘伯承拟定的计划，各路部队向预定目标发起攻击：
叶挺指挥第二十四师解决了敌第六军第五十三团和第三军第二十三团、第二十四团；
贺龙、刘伯承指挥第二十军攻占了朱培德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消灭敌第九军第七十九团和八十团；
朱德利用南昌公安局长和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团长的身份，控制全城局势。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南昌守敌三千余人，缴枪五千余支。起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由叶挺报告起义经过，成立革命委员会和新的第二方面军。贺龙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任第二十军军长，叶挺代前敌委员会总指挥兼代第十一军军长，聂荣臻任第十一军党代表，朱德任第九军副军长，刘伯承任革命委员会总参谋长。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后来都成为共和国元帅，如果算上早逝的叶挺和秘密传递消息的叶剑英，在南昌起义中共诞生了六位元帅。
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期。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创建人民军队。由于这个原因，中国人民解放军把八月一日定为建军节。
南昌起义是伟大的，但起义后部队却坠入了路越走越窄的怪圈，一步步由胜利转入溃败。关于这次失败的原因，周恩来事后总结道：“当时武装暴动的思想……是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
当时所有的人都没有就地扎根的思想。起义的领导人当年都很年轻。周恩来，29岁；叶挺，31岁；贺龙，34岁；刘伯承，35岁。他们脑海里占主导地位的战术模式还是北伐军式的攻城野战，还没有游击战争的思想。由于这个致命的缺陷，叶挺这位北伐名将开始遭遇一连串意外。
叶挺爱交朋友，许多人也爱与叶挺结交，他们喜爱叶挺的古道热肠和讲信义、重然诺的性情。叶挺对朋友从不设防，这一点让他吃尽苦头，也给他的事业带来损害。起义军南下广州途中第一次意外就是因他轻信朋友而引起的。
蔡廷锴是叶挺的粤军同事，两人无话不谈，关系一向要好。南昌起义前，蔡廷锴第十师也驻在城内。在讨论如何对待蔡部时，前委产生严重的意见分歧，谭平山、贺龙等人认为蔡廷锴革命意志动摇，坚决要求撤换其师长职务或者予以扣留。叶挺表示反对，提出：“廷锴也是穷苦人出身，革命觉悟还是有的，他作战勇敢，为人仗义，他来南昌，对我们表示好感，如果我们丢掉他或者扣留他，不光对不起朋友、十师官兵不服，就是汪精卫、张发奎也会借此大做文章。我看不如仍然信任他，令他继续担任十师师长，团结他一起革命。”周恩来不好再说什么。起义时，蔡部既没有参加战斗，也没有被缴械。成立革命委员会时，蔡廷锴被选为委员，他所统的第十师编入第十一军，受叶挺指挥。
将心比心，以情感人，叶挺以为深厚的友情和毫无保留的信任会留住蔡廷锴的心。他没有想到，8月4日，起义军撤离南昌的第二天，第十师就突然脱离既定行军路线，朝浙江方向扬长而去。
聂荣臻在回忆中认为叶挺对此事负有责任：
起义胜利后，没有及时整顿，也没有调整干部，虽然有人对此提出过意见，叶挺认为蔡廷锴没有问题，盲目信任他，并认为蔡对打回广东抱热心态度，愿意听从指挥，因此，什么措施也没有采取。出发时，反而让蔡廷锴率第十师作前卫，结果被蔡廷锴钻了空子。该师8月3日出发，4日到进贤就叛逃了，投他的老上司陈铭枢去了。
蔡部出逃不仅带走了全军将近四分之一的兵力，还严重影响了部队的士气。
叶挺来到总指挥部：“我误信朋友，此事我要受处分。”
贺龙满怀遗憾：“若依我的意见，把他扣起来，哪有这等事？”
周恩来主动承担了责任：“教训啊教训！这事怪我大意，我负完全责任。”
起义军遭遇的第二个意外是酷暑行军，非战斗减员严重。起义军南下路线有两条。周逸群主张走大路，沿赣江南行，经樟树、吉安、赣州，取道韶关，直下广州；周恩来、叶挺等人主张走小路，由赣东经寻乌直取东江。最后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起义军进入了赣东山区。
时值八月，天气火热，山路崎岖难行，每个战士背负二三百发子弹，还要自扛机枪、大炮，沿途居民听信反动派谣言大都逃散，不仅食物不能保证，就是茶水也难以买到。行军三天，非战斗减员即达三分之一。
第三个意外是“铁军”迷路。8月下旬，起义军抵达瑞金，侦知钱大钧率三个师屯兵会昌，企图堵截和消灭我军。前委决定由叶挺指挥第十一军二十四、二十五师主攻会昌。8月30日早晨，朱德指挥第二十军第三师在城北攻城，吸引守军视线，然后由第十一军强攻城西。第二十四师准时投入战斗，可第二十五师却不见踪影。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叶挺急得团团转。倍则攻之，十则围之，这是兵法常识，如果不能集结优势兵力就无法突破敌人防御。
第二十五师的底子是原来的叶挺独立团，从来都是提前进入战场，这次竟然延时误事。周恩来也感到奇怪，派出通讯兵去联络。
战斗打了半天，第二十四师攻击一再受挫。时近正午，周士第带着第二十五师赶到。原来二十五师半夜行军，走错了方向，冤枉赶了好长一截路才发现错了，又折回来，耽误了时间。
叶挺指着敌军制高点——寨岽，对周士第说：“看见那座山了，上面都是敌人，攻上去了，城就破了。”
钱大钧部与第三师和二十四师拼了半天，已经筋疲力尽了，哪里经得起二十五师的冲击，很快就败下阵地。
会昌之战，是起义军南下后的最大胜仗。敌军六千人被歼，钱大钧带着余部三千余人落荒而逃。在这场战斗中，起义军也付出伤亡一千余人的代价。
第二天，黄绍竑不知钱部已败，带领二千余人逆袭会昌，攻入城内。城内起义军猝不及防，十分被动。叶挺沉着冷静，亲率部队将黄部赶了回去。刘伯承亲眼目睹了叶挺卓越的军事才能，钦佩地对参谋团的人说：“没有见过一个军人在兵临城下万分危急时刻，能够像叶挺那样沉着！”
第四个意外是作战计划被否决。会昌战役后，部队改变原来由寻乌入东江的计划，决定取道长汀、上杭入东江。9月5日，前委在长汀福音医院举行会议，研究攻取东江的作战计划。叶挺拟定的作战路线是：主力由三河坝经松口攻梅县，然后经兴宁、五华取惠州，同时派小部兵力，最多两个团直趋潮汕。
“这样做有两个好处。”叶挺解释说：“一是潮汕敌军兵力空虚，地势又无险可守，估计可以不战而得。二是如果先以主力取潮汕，再折回来取兴宁、五华，攻惠州，可能过于迂缓。”
“希夷是粤军老将，对广东的军情、地理十分熟悉，我赞成他的计划。”周恩来补充道：“当年黄埔军东征时首取惠州，惠州一下，东江平矣。如果因取潮汕而迟误攻惠州，可能会造成三个恶果，即敌人会从容集中兵力、抢占有利地形、向我军主动发起进攻。”
叶挺、周恩来的作战路线遭到许多人的质疑：
“我们南下为什么？重要的目的就是占据海口城市，取得国际援助。汕头是粤东主要的海港，应该首先占领，补充军事物资。”
“以小部兵力攻打潮汕，是建立在敌人兵力空虚的判断上的。如果敌人兵力充裕怎么办？如果敌军顽强死守怎么办？”
持反对意见的前委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路线图，即以主力攻潮汕，留一部分兵力在三河坝监视梅县之敌，然后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夺取惠州。这个方案得到苏联顾问的大力支持，他一再质问：“你们还要不要国际援助？”大部分军官也渴望得到一个巩固的、有充足物资保障的后方，表态赞成先取潮汕。
叶挺方案被否的直接后果，导致起义军在战略上处于被动。更加糟糕的是，起义军在经过三河坝时，作出了分兵的决定，所分部队正是战斗力最强的叶挺第十一军。这一决定加速了起义军的失败。

第三部分 无衔元帅叶挺第26节 广州起义

9月19日，起义军实行分兵，由朱德率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等部留守三河坝，掩护全军侧背，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带领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二十四师直取潮汕。潮汕守备情况正如叶挺所料，国民党军队十分薄弱，虚晃一枪就分路撤离了，起义军顺利占领潮安、汕头。
在潮汕，愁眉不展的叶挺又向前委提议放弃潮汕，集中兵力回击惠州，将多余的枪支悉数运往海陆丰。他的提议再次遭到拒绝。 不仅如此，前委还作出了第二次分兵的决定，再留一个师由周逸群带领留守汕头。
敌军抓住起义军攻打潮汕的时机，分三路进逼。陈济棠率领粤军主力第四军十一、十三和新编第三师从广州出发，抢占原来可以作为潮汕屏障的揭阳、汤坑一带有利地形；黄绍竑率领第七军两个师从粤北出发，日夜抢渡韩江，悄悄地绕到潮汕后翼；钱大钧所部进逼三河坝。
叶挺的担忧终于成为可怕的现实。但是，陷于重围之中的起义军对敌情的严重性还没有察觉，占领潮汕后又花了一段时间筹饷，然后才进军揭阳，迎击粤军。由于三河坝分兵，起义军只有六千余人，不及当面粤军的三分之一。要命的是，前委接到敌情通报，说当面粤军只有一千余人，于是决定在揭阳北部向山湖发起进攻。山湖均为丘陵地带，起义军处于仰攻态势。
错误的决定，谬误的敌情，不利的地形，使起义军举步维艰，敌人越打越多，苦战三昼夜，虽然歼敌三千余人，但自身伤亡也达二千余人，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不得不退回揭阳。部队30日凌晨回到揭阳，就接到黄绍竑袭取潮汕的消息，部队再损一千余人。这时，起义军只剩下不到三千人，并且陷入数万敌军的铁桶阵中，败局已定。
10月3日，起义军领导成员二三十人在普宁县流沙镇召开善后会议。此前，中共中央派张太雷前来传达指示，要求部队开赴海陆丰地区，与当地农军会合，部队一切事务均由周恩来全权处理。
流沙会议上，周恩来传达中央指示后，征询叶挺、贺龙两位军事领导人的意见。
叶挺说：“到了今天，只有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的！”他说的当流寇是指“打游击”。
贺龙说：“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湘西卷土重来！”
会议还未开完，就遭到敌军攻击，大部分领导人化装离开部队。周恩来这时正在发高烧，躺在担架上，落在队伍最后面。有人见他病成这样，劝他也离开部队。
周恩来说：“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
叶挺说：“有我在，就有恩来在。你们快走吧！”
起义军撤离流沙不久，就被敌军主力截为两段，全部溃散。震撼中外的南昌起义就这样失败了。贺龙的第二十军全军覆没，叶挺的第十一军有少量部队突出重围，第二十四师一千二百余人由董朗、颜昌颐带领到达海陆丰，改编为红二军；留守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三千余人在朱德、陈毅的带领下坚持下来，第二年奔赴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改编为红四军。
部队被打散后，叶挺、聂荣臻搀扶着周恩来，边打边撤，转移到海丰县。他们不熟悉当地的路，听不懂老百姓说的话，手上又没有钱，几个人只有叶挺带着一只小手枪，饥肠辘辘，连起码的防卫能力都没有。在这个困难的时候，他们遇到了地方党的负责人杨石槐，找了一只小船，将三人送了出去。
死里逃生的聂荣臻对那颠行于大海之上的一叶扁舟有很深的记忆：
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槐，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两人和那船工只好挤到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有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非常艰难，在茫茫大海里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容易才到了香港，杨石槐同志同省委取得联系，把恩来同志安置下来以后就走了。”
由于才华、名气和影响，叶挺受命去指挥一场注定不可能胜利的战争。在广州起义前三小时，他被通知到位；战斗打响之后，他几次提出转兵海陆丰。他的正确建议被拒绝，却要为此承担失败的责任、处分和批判。申诉无门的叶挺脱党十年，后来他辛酸地对孩子们说：“哪里是我脱党，是党不要我。”
叶挺与周恩来感情深厚，一直视周恩来为自己的党内知己和革命的引路人。在南昌起义过程中，他坚决拥护周恩来的领导，两人心意相通，意见常常不谋而合。兵败潮汕之时，他保卫着重病之中的周恩来，不离不弃，生死相依。在转移到香港后，叶挺又将惟一的手枪送给周恩来防身。他的侠义之风令周恩来终生不忘。
据叶挺自己说，他一生中最难挨的日子是逃亡香港的那段时间。
由于忘记了周恩来反复叮嘱的接头暗号，叶挺等人找到中共广东省委秘密联络点，负责接头的同志闭门不纳。他们举目无亲，只好四处漂泊，希望能碰上熟人、朋友或者同志。数着越来越少的盘缠，同伴忍饥挨饿，一天只能吃一顿饭。
一天，实在饿得不行。叶挺说：“走，吃白食去。”他带着同伴来到一家靠近池塘的早餐店，叫来许多盘馒头、包子和点心。吃完一盘，他就将盘子偷偷地丢进池塘里，再叫一盘。原来这家早餐店结账是按盘子算，过早的人很多，老板一时也搞不清楚，没有发觉他们这种孩童式的把戏。
人生有起有回落，英雄也有无奈时。后来中共广东省委证实他们的身份后，派人接上关系，才结束这段充满度日如年的日子。
1927年12月，叶挺被任命为广州起义总指挥。
广州起义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起被称为土地革命初期的“三大起义”，叶挺参加领导了其中的两次。与南昌起义相比，广州起义显得十分仓促，在起义爆发前几小时，他才匆匆赶到广州。
当年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负责人的聂荣臻回忆说：“叶挺是预定的起义军军事总指挥，起义前的几小时——12月10日晚上才赶到广州。虽然要叶挺晚到，是组织上有意安排的，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但由于提前起义，这就显得太匆忙了。他是在连什么情况都不清楚的状态下，来指挥起义的。”
其实，广州起义酝酿的时间长达一两个月，此前一直由广东省委组织的三人革命委员会负责，具体分工是：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负责军事和政治，广州市委书记黄平和省委军委书记周文雍兼任赤卫队总指挥。当时，由于驻扎在广东的国民党军队内部发生混战，广州城内反动派兵力空虚，市内只有四个团，力量最强大的是教导团，该团由原来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员改编而成，团长由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兼任，共有一千三百余人，其中共产党员有二百余人，三个营长中有两个是共产党员。教导团只要除去少数顽固分子即可投入起义。其他三个团都是未经训练的新兵，战斗力极弱，凭教导团的实力，有把握消灭或击溃他们。党除了能够控制和影响教导团外，还可以直接指挥广州数量庞大的工人赤卫队。为准备起义，广东省委将全市工人编成联队，派遣徐向前等大批黄埔军校毕业生帮助他们进行军事训练。
起义原定12月12日举行，计划分两步走，首先以教导团十一个连为主力，分途攻打第三师新兵一团、炮兵团、公安局和第四军军部；广九车站铁路工人集中进攻警察署。待起义军占领全市后，将收缴的武器发给工人，合编一至二个师，然后攻打驻守珠江南岸的李福林部队。

第三部分 无衔元帅叶挺第27节 起义失利

即使是在战争中，女人的嗅觉也比男人灵敏。12月上旬，起义各项准备工作紧张地进行着，比邻而居的城内国民党驻军丝毫没有察觉，但到广州逗留数日的汪精卫老婆陈璧君却看到了共产党即将暴动的迹象，立即赶回上海，向汪精卫和粤籍国民党中央委员报告。12月9日，汪精卫发出密电，命令陈公博、张发奎派兵包围苏联领事馆，解除教导团的武装。教导团是起义的主力，如果被缴械、分编或遣散，广州起义将无法举行。这一消息被共产党获悉，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经过磋商，决定提前于11日清晨3时举行暴动。
“既然决定起义了，军事总指挥应该赶快到位。”广东省委内部有人建议赶快通知远在香港的叶挺火速回粤。
“叶挺是国内著名的大人物，广州城内家喻户晓，如果过早回来，一是可能引起敌人更大的注意，打草惊蛇，二是会增加他被捕的危险。”三人委员会仍然决定叶挺于起义正式爆发前回粤。
身为军事总指挥，既没有时间熟悉敌我情况、兵力部署，又不能参加制定决策，还必须指挥作战，这在叶挺还是第一次。这个决定被陆定一认为是广州起义失败的重要失策之一。
12月10日深夜，叶挺赶到指挥部。他不想做单纯的“执行官”，军人的常识和指挥习惯提醒他要首先了解情况，摸清动向，做好应付各种可能事变的预案。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他与张太雷等领导人交换看法，同总指挥部和各路战斗部队首长碰头，召开战前调查会，亲赴重要暴动点检查准备情况……在接触和交谈中，他发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迹象：
——广州虽然敌军兵力空虚，但广州周围却聚集了多达十万的国民党正规军，其中距离最近的为李福林第五军和黄琪翔第四军，随时可以合围广州城；
——起义决策层和中层干部中意见不一致，以广东省委军委委员聂荣臻为代表的一部分人认为起义的时机不成熟，以区区数千人对抗多达十几倍的敌人，并且把占领和据守广州城作为目标，似乎不太现实；
——起义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军事联络工作不够严密，如总指挥部和情报、交通、宣传队等组织不健全，办事细则和人员、赤卫队编制、各工会负责人都没有确定下来；
——工人赤卫队虽然有七个联队，但大部分都没有经过系统的军事训练，小部经过短期训练的也没有实战经验，最为不利的是，这些队员基本上是赤手空拳，只有少数枪械和少量手榴弹。
基于以上种种情况，叶挺找到总指挥张太雷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纽蔓：“我执行三人革命委员会制定的起义计划。但是，广州周围，敌人力量强大，只要他们一转身，我们就处于绝对的劣势。因此，我提议起义成功后，不宜在城内久滞，应当将队伍拉出城去，到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农军汇合。”
“你这是什么意思。起义还没有开始，你就想跑，想到农村当土匪？”纽蔓暴跳如雷，指责叶挺有“动摇情绪”。
张太雷说：“先指挥起义吧，其他的事打下广州城再说。”
11月11日凌晨，起义准时举行。战事出奇的顺利。教导团分路攻击驻沙河的步兵团、驻燕塘的炮兵团，大获全胜，占领了省公署、军事厅和至关重要的城北制高点——观音山；警卫团第三营在击毙该团反动军官后，攻占第四军军部、军械库和第十二师留守处，打开库门，向工人发放武器。公安局是叶挺认为最难啃的骨头，结果黄平带人长驱而入，警察没有任何抵抗就撤退了。仅用了两个小时，起义的工人和士兵即占领广州市的大部分地区。转眼之间，白色恐怖的中心变成了红色的海洋。
攻占公安局后，张太雷、叶挺即将总指挥部迁入该处。在楼下会议室，他们主持召开第一次苏维埃代表会议，叶挺报告军事情况，杨殷报告肃反情况，周文雍报告工人赤卫队的情况，恽代英宣读《苏维埃告民众书》。会议正式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张太雷代理主席，叶挺任红军总司令。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红军总司令。
11日下午，西关被工人赤卫队攻克，整个广州城只剩下驻守南江的李福林部还在顽抗。
一切都是按原定起义计划在进行，击溃南江之敌看来不在话下，控制广州城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当大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时，叶挺脸上却露出了与大捷不协调的冷峻。
11日20时和12日凌晨1时，张太雷连续召开两次军事会议，讨论局势问题。
纽蔓有“暴动专家”之誉，广州起义的计划就是在他的参与下制定的。他处于亢奋之中，大叫：“目前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进攻，进攻，再进攻，这就是我们的方针。”他还指责叶挺在西关被占后，指挥不够敏捷，未能全力增援西关和打下河南。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兵力不足，不是不想打，而是打不下来。
叶挺在顺利的表象下看到了汹涌的暗流，再次发言：“我们手头上只有一个多团的正规武装，还有几千没有经过训练的工人武装，凭这点兵力是不可能坚守广州城的。我的意见是，以保存实力为主，将部队撤出广州，拉向海陆丰。”
他的建议得到聂荣臻等人的支持。
“打了胜仗，不去追击溃败中的敌人，反而要往外撤？这是什么逻辑！”年轻的广州书记黄平坐不往了，慷慨陈词：“我不知道叶挺同志顾虑什么？现在伤脑筋的不应该是我们，而是敌人。我们的任务就是乘胜追击，把苏维埃的旗帜高高地打起来。”
纽蔓说：“苏联城市暴动的经验，我多年领导暴动的经验，就是要反对右倾思想，特别是领导人要坚决克服动摇、犹豫的情绪。”
叶挺和纽蔓都是军事权威，他们的意见却要张太雷这样一个对军事十分陌生的书生来取舍，令他十分为难。最后，渴望胜利的心理和对苏俄革命的崇拜让张太雷偏向了纽蔓。
12日下午，形势突然逆转。从韶关赶回的敌军偷袭观音山，李福林部队乘势展开全面反攻，广州城四面都响起激烈的枪声。张太雷正在西瓜园主持召开群众大会，闻讯赶往大北门去指挥战斗，乘车行至大北直街，遭到敌军伏击，身中三弹，壮烈牺牲。当晚，苏联领事参加了指挥部的会议，四面告急电纷纷打来，甚至有消息说，敌人十五分钟后就会打到公安局。苏联领事提出：“情况既然如此严重，党和工农运动的负责人可以暂时撤退，留下管军事的同志在这里指挥。”
匆忙之中，总指挥部作出主力经花县和石龙、惠州之间撤往海陆丰的决定。在敌军冲进城内、部队被打散后，叶挺化装成瞎子，戴上破帽子和墨眼镜，遮住脸，一手拿着竹竿，一手扶着妹妹，凶险万分地逃到了香港。
这次起义的另外一个重要缺点，就是撤退的组织工作做得不好，缺乏通盘规划，指挥也不够统一，许多战斗单位根本就没有接到通知，仍在原地作战，损失惨重。教导团撤出城后，敌人杀红了眼，见到口音不对、衣服不对的人就抓、就杀，仅仅三天之内就杀了七千多人，党和工人赤卫队的力量几乎被搞垮。徐向前当时担任工人纠察队第六联队军事教官，他的经历很能说明问题：
我们和敌人战斗了一天多，情况越来越危险。起义总指挥张太雷同志不幸牺牲；观音山丢失，部队也打散了。傍晚，我到公安局起义总指挥部住地去找徐光英同志，请示下一步怎么办，谁知那里空空如也，办公机关已全部撤走。屋里乱糟糟的，地上摆着些木箱，盖子已打开，里面净是银毫子，我抓了两把，留着备用，转身走出了指挥部。正巧，碰上了武汉军校时期我那个队的区队长朱先墀，他和六七个人正匆匆忙忙路过这里。他说：人家都　走了，你还不快走！快走，到黄花岗集合！我就跟他们一起到了黄花岗。那时也没有部队，听说已撤往桂县，我们赶紧出城，去追赶部队。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叶剑英同志住在北京西山，聊起了这段历史。他说，那天我也没有接到撤退的通知，晚上到总指挥部去，不见人影，才知道情况有了变化。我在楼上，见桌子上满是一叠一叠的港币，都是一百元一张的，也没有拿点，转身就走了。剑英同志说：我们那时傻得很，不知道带点钱在身上有用处。我说：我比你还强点，抓了两把银毫子，装进口袋里才走的。

第三部分 无衔元帅叶挺第28节 选择流亡

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在当时党内引起激烈争论，这场争论从中央政治局扩大到广东省委，尔后又蔓延至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大多数起义的当事人，特别是领导人通过亲身体验和冷静思索，认为关键的原因是总指挥部坚持城市中心论的思想，几次拒绝叶挺向海陆丰转移的正确意见：
——徐向前指出：“起义失败的原因，除敌众我寡、缺乏经验等客观因素外，主要是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以夺取大城市为中心，机械地搬运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起义成功后，没有立即把队伍拉出城市，转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建立根据地，而是死拼硬打，想占住城市不放。”
——聂荣臻、叶剑英认为，起义初胜后两次军事会议是一个关键，如果采纳叶挺的意见，把部队拉到海陆丰去，情况就会大不相同，有可能取得更大的胜利。因为那时已经占领了银行，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起义队伍包括人数巨大的工人赤卫队还没有被打散，如果带往海陆丰，加以整顿，会打开新的局面。
——当时负责处理广州起义党内纠纷的周恩来十年后在《六大研究》中也提到：“那时如果采取退却的方针，实行有计划的撤退，或同海陆丰农民运动会合，或同在曲江的朱德同志会合，都不会如此仓皇，可以保持更大的革命力量，可以保存更多的革命干部。”
——连当时坚决反对撤退的广州市委书记黄平也在《往事回忆》中承认：“事实证明，叶挺的意见是正确的，如果被采纳，可能要避免很多人的牺牲。”
但是，囿于当时的认识水平，特别是受由于敌人大屠杀所激怒的复仇情绪影响，党组织作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1927年12月下旬，中央巡视员、新任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到达香港，经过调查，写出《向中央的报告》。这个报告对广州起义的领导工作提出了四条批评意见：1.起义前后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单纯搞军事运动，甚至借口保密而阻止鼓动群众。2.起义后没有坚决镇压反革命。3.完全没有执行没收反动政府和反动派逆产的政策。4.未能有计划撤退，许多负责同志没有接到撤退的通知，因而很多干部和赤卫队未能撤出，在敌人反攻进城后被杀数千人。 应该说，这个报告比较正确地反映了广州起义中的失误。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也基本上采纳了这些观点。
错误起缘于1928年1月1日至5日举行的新广东省委全体会议。在会上，许多参加者怀着复杂的心情，激烈地批评起义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领导起义的总指挥张太雷和红军总司令叶挺首当其冲。主持会议的李立三不仅拒绝叶挺等人与会，剥夺了他们说明事实和表达意见的权利，不仅未能引导出席者冷静地理顺情绪，把注意力集中到总结经验教训上来，反而提升和张扬了这些不适当的追究、迁怒和罚办倾向。会议通过《省委对于广州暴动决议案》，严厉处罚了所有起义的领导者，分别给予七人撤销职务、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的处分。决议案指斥叶挺在担任红军总司令期间，“表现消极”，给予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
叶挺怀着一腔委屈，向中央提出申诉。中央接到一些广州暴动负责同志的申诉和李立三的信件、广东省委的决议案后，认为：“广东省委的决议案，完全成立于当时群众因失败而愤激的感情下，立三同志的指导也就随着偏下去，甚至党的改造也和广州暴动混在一起，于是广州暴动的意义愈觉模糊，过去各级指导机关的不尽完善也完全归论到暴动中的指导机关身上。” 中央派周恩来到香港纠正李立三主持下对广州暴动的错误结论和处罚决定，派邓中夏接替李立三的省委书记职务。
留党察看的处分虽然撤销了，但是叶挺“表现消极”、“指挥动摇”等罪名依然未改。叶挺觉得不满意，继续要求改正错误的指责。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都已远赴莫斯科参加六大，留守国内的中央机关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于是，叶挺追到苏联，向党中央和共产国际提出申诉。
在苏联，叶挺受到冷遇和明显的歧视。共产国际东方部副主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不让他参加六大，共产国际不给任何答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不给他安排工作。更有甚者，深受米夫青睐的王明还写《广州暴动纪实》一文，指责叶挺在指挥起义中违背了苏联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的经验和原则。叶挺奋笔疾书，写下关于广州起义的总结报告，同时致信共产国际，要求认真讨论和评判广州起义中的问题，如果在一月之内仍然得不到答复，自己就离开苏联。
一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答复，连个回条都没有。莫斯科的高官们好像没有意识到叶挺已经来到了这座城市，或者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世上还有叶挺这个人。
共产国际不理睬叶挺，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却景仰这位传奇英雄。他们派代表邀请叶挺去作报告，用鲜花把会场装扮得十分美丽。可是，米夫、王明又指使一批学生故意捣蛋，共产国际也下令不准叶挺去演讲。叶挺一气之下，离开了苏联，来到德国。
后来，叶挺意识到党内的争论不能靠怄气解决，愤然出走过于意气用事，于是又回到苏联找共产国际。这时，谁也不理他，连以前的熟人都像遇见瘟神一样躲着他。叶挺无奈，只好再次选择流亡。
在党内，他是不受欢迎者，苏联没有他的容身之所；在国内，他是红军总司令，被蒋介石悬赏缉拿。有党难归，有国难投，他只好选择欧洲和澳门作为避难地。这一避就是十年。
对于这段历史，叶挺怀着十分复杂的态度。一方面深怀委屈，当孩子们问他为什么要离开党时，他辛酸地说：“我没有离开党，是党不要我呀！”另一方面，他对自己当年的负气出走也觉得惭愧。
其实，当年由于受“左”倾盲动主义影响，党组织实行罚办主义，不只是他，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内的许多起义领导人都遭受过各种处分。毛泽东自己统计，他遭到的党内错误处分达八次之多。但是，毛泽东、周恩来选择的是继续工作，让实践来证明孰是谁非。
周恩来是叶挺信赖的朋友和知己，他以当事人的身份解释这段历史：“广州起义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还训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应该给叶挺伸冤。”

第三部分 无衔元帅叶挺第29节 新四军

主动请缨，担任新四军军长。身为军长，叶挺理应成为决策核心，但是他的非党身份又使自己处于配角地位，加上与项英的分歧，他在三年任职内竟然两度出走，引发政坛轩然大波。蒋介石大做文章，毛泽东亲拟电文，明确叶、项的职权。周恩来由渝赴皖，调解军政矛盾。 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海外流亡十年的叶挺毅然回国，上书请缨出战。北伐名将重 新出山，成为当时政坛关注的焦点。
当时，国共两党达成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一个军的协议。由谁来领导这支队伍?国民党提出由陈诚任军长，共产党提出由彭德怀或叶剑英任军长。双方争执不下，都退一步，提出邀请叶挺出任这一职务。叶挺既参加过国民党，也当过共产党党员。他是双方可以接受的最佳人选。
蒋介石认为，经过党内斗争的沉重打击，叶挺这次回国恐怕不会死心塌地地为共产党卖命，如果主动提出让叶挺挂帅，可以施恩于他，便于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捏在自己手中；同时，叶挺毕竟是正规军人，不同于以钻山窜岭、分散割据为资本的“山大王”，通过叶挺将他们集中起来，调虎离山，既可以稳住后院，也可以驱虎斗狼，让红军游击队与日军拼个两败俱伤。于是，他不等中共方面正式表态，就抢先发布委任状。
叶挺渴望上阵杀敌，立即同意领导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这个军，并提议这个军改编后的番号为“新四军”，以纪念北伐战争中威震遐迩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蒋介石与叶挺的举动，引起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的疑窦。毛泽东10月1日发电给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团：“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国民党企图拔去这些支点，在西安事变后，还用了全力，用屠杀的方法拔去他们。现在却利用抗战题目，想经过叶挺把他们拔去。方法不同，目的则一。各区游击队暂缓集中，叶挺需到延安来，在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军事原则后，可以去南方。”19日，毛泽东又来电询问：“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接受党的领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并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
叶挺知道毛泽东的态度后，万丈豪情刹那间灰飞烟灭。叶剑英来看老乡。他委屈地说：“国共两党都对我不信任，出于需要又都在争夺。我夹在中间，进退不得，左右为难。早知如此，我又何必争这个宝座，真是骑虎难下啊。”想到今后的路还长，现在还只是开始，这位硬汉一时激动，禁不住流出热泪。
叶剑英告诉叶挺，目前的误会是因蒋介石抢先发布命令引起的，劝他到延安当面与毛泽东讲清情况。
这年秋天，叶挺听从劝告，专程前往延安，拜谒毛泽东，表示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随后，他又作出虽然人在组织之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下忠实工作的承诺。
中央正式决定，由叶挺任新四军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党内称政委)，由他们共同领导新四军。在延安，中央专门为他举行欢迎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钦和：《为民历艰苦，大义照千秋》。）
在叶挺之后，坚持赣南游击战争达三年之久的项英也到延安，受到全城英雄般的欢迎。毛泽东在与他商谈新四军组建工作时，特别交待了两条，一是要善待叶挺，争取与他融洽共事，二是对国民党要警惕，不允许安插一兵一卒。
12月23日，项英返回武汉，与叶挺见面。第二天，叶挺在武汉大和街二十六号新四军军部宴请项英和从延安来的干部。宴会气氛十分热烈。项英端着酒杯，对大家说：“新四军的成立，是国共两党谈判确定的，是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叶军长是北伐名将，希望大家今后要很好地尊重叶军长的领导，认真执行叶军长的命令和指示，在叶军长的领导下早日完成编组，上前线，打鬼子。”
叶挺既感动又惭愧地说：“大革命失败后，如同爬高山，大家都不畏艰险，坚持爬到山顶上去了，而我却在半山腰折了回来。今天，党中央既然如此信任器重我，让我当新四军军长，使我有机会能跟大家一起学习、战斗，我一定与项军长以及大家和衷共济。”
叶、项两人虽然都想把对方融化在自己的怀抱，但是领导体制上的弊病使他们的合作从一开始就笼罩在猜疑的阴影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麻烦是叶挺自找的。
毛泽东在延安接待叶挺时，建议恢复他的党籍。叶挺主张留在组织外做党分配的工作。这在共产党处于绝对领导地位的新四军，实际上是将自己摒弃于决策圈之外。项英是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很自然成为决策的中心和主角。作为军长的叶挺则成了决策后征求意见的对象和配角。一种失落和惆怅的情绪慢慢爬上叶挺的心头，挥之不去。叶挺为改变被动的处境，曾经向中央提议建立新四军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中央同意他的建议，任命项英为主任，叶挺为副主任，仍旧是政委当家。
一天，叶挺郁闷，饭后散步至军部参谋处窗下，里面传来项英的声音：“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说白了，就是延安与蒋介石搞统一战线，军部与三战区搞统一战线，我与叶挺搞统一战线，团结他一起抗日。”叶挺仿佛被一柄利刃刺穿了内腑，感到撕心裂肺般的疼痛，他明白自己原来与项英还不是同一个战壕的同志，而是争取团结的局外人。他感到自己好像是一介布衣却坐在满座华服轩冕的高官之间，显得那样不协调，甚至有些滑稽。更为可笑的是，自己还不觉得。他渐生去意。
项英并没有意识到叶挺情绪上的变化。1938年7月，中央通知项英到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项英将军政事务托付给叶挺，并关照张云逸、袁国平、周子昆、邓子恢等人注意配合。
叶挺平静地问：“你去多久?”
项英说：“估计一个月，最多两个月。”
“好，我就代理总管军务两个月。你快去快回，这里可以没有我，但不能没有你。”
“你是军长，没有你更不行。”两人在打趣中挥手告别，项英离开皖南云岭，经南昌、西安转赴延安。9月30日，六届六中全会才召开一天，项英就接到叶挺的紧急来电，称：“我军在战局激变中与各军关系更为复杂，且部队整训实属繁重，原非我独立所能处理”；“你离部之期已逾去时之约，恳即从速南归。”“我拟于下月初赴顾(祝同)处一行，如能请准假，则返香港，观察各方情形。”
接到电报，中央感到震惊。因为当时新四军四个支队正按原定计划进入抗战阵地，没有出现什么重大情况，而且部队整训，本来就是军长的职责范围，在新四军组建到集结过程中，叶挺一直做得非常出色，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华。而且，在这封电报之中，叶挺已经明确表示自己将辞职不干。这样新四军就会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毛泽东等人商量后，决定项英立即赶回军部，设法化解矛盾，留住叶挺。
在赶回军部的路上，项英既恼火，又疑惑。他想破脑袋，也没有想出自己是如何得罪或冒犯了这位军事天才。他们之间，没有干过仗，没有红过脸，可以说风平浪静，怎么突然会出现辞职的事呢?
项英到达军部的第二天，叶挺从外地视察回来。项英当即到叶挺住处去探望，简要介绍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转达中共中央对叶挺一年来工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一再挽留。
“我项英学徒出身，粗人一个，如果工作中有什么不周到之处，请军长指出来，我今后注意改正。但是，辞职之事，还请慎重，新四军离不开你。”项英诚恳地说。

第三部分 无衔元帅叶挺第30节 辞职

叶挺再三说明自己辞职，并不是针对政委本人，而是日军已在他的家乡惠阳大亚湾登陆，占领粤东大片国土，他想回广东去拉队伍、打游击，同时就近照顾在惠阳乡下和澳门两地的亲人，请项英谅解并给予支持。当晚，叶挺就离开了新四军。
叶挺毕竟是个藏不住话的军人。他在离开新四军时，给项英留下一封信，说明了他辞职的真实想法。他说“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的方丈”，意思是讲他不是共产党，不适合充当共产党军队的军长。
叶挺回家乡后，不到三天，就集结起一支三千人的抗日队伍，并接受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之邀，就任东江游击总司令。其后，他又率部在石龙、广九与日军交战，大胜而归。香港《申报》立即报导了“叶挺在东江抗击日军”的消息。
蒋介石正在西安开会，看到《申报》的消息后，当面责备余汉谋不动脑筋：“你想让共产党在华南再建立一支新四军吗?”他命令余汉谋马上解除叶挺的职务，逼叶挺离开东江。同时，蒋介石又生一计，召见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板着面孔，声色俱厉地说：“是你们共产党排挤、打击叶挺，逼迫他出走与辞职。对于这样一位优秀人才，你们竟然不能容忍，不能接受。你们想干什么?既然你们不能接纳叶挺，新四军军长之职，我要重新委派新人。”蒋介石还邀叶挺到重庆一叙。
叶挺辞职事件如巨石击水，浪迭千重。中共中央正在焦虑如何善后，又接到林伯渠关于蒋介石要重新委任新四军军长的报告，更是愁上加愁。毛泽东亲自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嘱咐他立即找叶挺做工作，彻底解决新四军的领导问题，要叶挺主动收回辞呈，打消蒋介石重新委派军长的企图。
周恩来早就风闻叶挺在新四军有职无权，估计这是他辞职的主要原因。周恩来来到叶挺在重庆的下榻之处，紧握着他的双手，满面内疚之色，说：“我代表毛泽东向你赔礼道歉，项英的霸道作风挫伤你，给你开展工作诸多掣肘。我也要向你赔礼道歉，没有协调好你们的关系，让你苦心劳神，我对不起老朋友。”
周恩来的诚挚态度感动了叶挺，他动了真情，噙着泪花地说：“我叶挺一心报效祖国，谁知堂堂的一个军长，却成了统战对象。真是讽刺!”
周恩来与叶挺本来就是知心朋友，感情很好。他们长谈了一夜，直到东方既白。周恩来客观地指出了项英的优缺点，指出叶项之间的矛盾主要是领导体制上的问题。他说：“现在问题解决了。”他拿出毛泽东的回电给叶挺看。
毛泽东的电报写道：“新四军问题应以叶挺回四军为原则，共产党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挺之地位、职权，建议将新四军的军事指挥和军事工作多交叶挺办理。”
“毛泽东还要我告诉你，我们电报里说的不是空话，新四军委员会也准备改组，由你任主任，项英为副主任。我还要陪同你回新四军军部，找项英同志好好地谈一谈。”
周恩来的一番话终于把叶挺说服了，他主动向蒋介石收回辞呈，表示将重新履职。蒋介石气恼地说：“你不听我的话，听别人的话，是要吃大亏的，到时候就不要再来找我!”
1939年2月，周恩来陪同叶挺回到云岭。他与项英进行了深谈，批评他三条：一是家长制作风，凡事都自己说了算。二是看不惯叶挺一些生活作风，缺乏坦诚相见的精神。三是错误地把自己的同志当作统战对象，在政治上不放心，在工作上不给权，只在生活上照顾。
“他委屈，我还难办呢!”对于周恩来的批评，项英并不服气，他也倒了一肚子苦水：“新四军组建时，毛泽东反复交待要确保党的领导。叶挺他不是党员，叫我怎么办?按照规定，党的会议他不能参加，党内文件他不能阅读，党内决策包括干部的任命他不能参与讨论。你是不是要我违反这些规定?”
周恩来严肃地说：“项英同志，你要搞清楚，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是决策领导，不是由你项英一个人领导，也不是包揽一切。叶挺所要求的是正常行使职权，那些军事指挥权、人事安排、具体事务、作战指挥，按分工应由叶挺负责，你都给了他吗?你确信自己一定比他指挥得好吗?退一步说，如果叶挺是个党员，你就能跟他搞好团结?”
项英一时语塞。经过几天的说服，项英开始检讨自己，他在周恩来主持的军部领导人会议上，作了洋洋万言的自我批评，主动提出将军事指挥权、军事干部的安排权交给叶挺。周恩来还提议他们三人一起照相：“我们凭相片为证，精诚团结，毋疑毋猜。”
在叶项的联手指挥下，新四军捷报频传，声威大震，成为中共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革命武装之一。叶挺在一篇报告中写道：“汉口成立军部，军部移到南昌，再移岩寺……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整整打了两年多，大小一千二百六十五战，基本上完成了变敌人后方为前线的光荣任务。”（叶挺：《纪念本军成立三周年》。）
正当叶项加强交流、友谊日笃时，1939年夏，因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高敬亭严重违背军令，其部下又发生严重的叛变事件，叶挺一气之下，报请战区批准枪毙了高敬亭。
这件事情给趋于好转的叶项关系浮上阴云。项英觉得，叶挺太单纯，好冲动，容易上当，新四军的大事还得自己掌舵，他又开始把放出去的权力一点一点地收回来。叶挺也感到由于自己不熟谙党务，党务控制下的军务也放不开手脚，又生去意。两人的离心力开始加剧。对于他们的心态，当时担任军部秘书长的李一氓是这样描述的：“有时隐隐约约感觉到叶挺想以一些理由离开新四军，回到重庆或华南；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项英有个时间也想使叶挺自己离开新四军”。
1939年10月，叶挺到重庆后再次公开表示辞职，又引起政坛地震。一时间，质疑声、声讨声、奚落声、嘲讽声，通过各种渠道向延安宣泻。毛泽东原本就是一个火爆脾气，听到满耳聒噪之声，忍不住心头火起，他愤慨地对周恩来说：“我真不明白，猪撞墙后还知道回头，为什么人会比猪蠢，撞上南墙，血流满面，还不知回头?从新四军组建时候起，我就一再叮嘱项英，要始终注意保持与叶挺的良好关系。可是他搞得一团糟，叶挺再三闹辞职。人家不会仅只说项英胸怀狭窄，而会说共产党容不下人。他自以为是的老毛病又犯了。”
“现在该是彻底解决新四军问题的时候了。”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叶挺的问题是解决有职无权的问题，你跟希夷熟，由你负责做他的思想工作，争取他主动收回辞呈。”
周恩来像个高明的医生，望、闻、问、切，察幽知微，洞悉叶项矛盾症结在于狮虎同笼，互不相让。于是，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方案，将华中以长江为界，分为江南、江北两片，分别由叶挺和项英经营。事实上，当时新四军已经分为两个战斗集群，江北的四、五支队和彭雪枫支队总兵力不低于江南三个支队。如果这一方案得以实施，叶项两人的结局和历史或许将改写，也许共和国的将军谱上会再添二位元帅。可惜的是，周恩来甫经提出，未及落实，就因病远赴苏联治疗，方案遂被搁置。
经过耐心的工作，叶挺于1940年春又回到云岭新四军军部。这时，他与项英的争论集中在战略方向上。
叶挺从战术的角度上，多次向项英进言：“皖南虽好，但却是一块死地。因为，新四军九千余人猬集于云岭一带，这里纵横不过百余里，北靠长江，东临日寇，西面和南面是多达十二万人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随时可能对我军聚而歼之”。

第三部分 无衔元帅叶挺第31节 皖南事变

因耿介直言被项英称为“陈爽子”的陈毅也提出将皖南军部东移。
但是，项英总是舍不得皖南这块打过三年游击战争的热土，借口华中特殊，怕友军生疑而拒不执行中央关于北进或东移的决定。
项英用软拖对抗毛泽东。毛泽东就用大炮猛轰他的花岗岩脑袋。从1940年1月到5月，双方来往电报达数十封之多，弹药味越来越重。
更令叶挺难堪的是，项英还把自己拖入了与延安的电报战。每份电报项英都不忘记加上叶挺的名字，表示对他的“尊重”。
叶挺痛苦不堪，他几次流着眼泪对夫人说：“中央又来电报!毛泽东三令五申，要我们北上，我认为他的看法是对的，可是项英就是不动。部队迟迟不动，中央怎么看?回回电报上都有我的名字，会不会认为是我叶挺不愿走?我好像夹在轮子中间的一粒砂子，日子很不好过!我的心是贴着党的，可为什么老是遇到这样的处境呢?”〖ZW(〗《赤子之心——沈其震回忆叶挺军长》。〖ZW〗)
项英的迟缓将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置于空前的危机之中。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有一句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叶项乃瓮中之鳖，手到擒来。”被对手当作死鳖的项英仍然蒙在鼓里。
千古奇战，皖南事变。三个破围妙策，三次束之高阁。由于项英的错误，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九千余人面临覆没。中央临阵换帅，以叶挺代替项英，但是一切都晚了。兵败之际，叶挺提出，以一身而赎部下。蒋介石仰天大笑：“希夷天真得像个孩子!”
1940年12月下旬，项英在电报中向中央请示行动方针，列举一大堆困难要中央解决。毛泽东亲自起草了被称为“最后通牒”的申斥电：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向中央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才决定全部北移。
至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北移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粮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当作意外之物，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的目的。〖ZW(〗《皖南事变》，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ZW)〗
在电报中，毛泽东用火辣辣的语言，训斥新四军军部：
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和决心，这个方针也是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还是走的问题，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ZW(〗《皖南事变》，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ZW)〗
12月27日上午，项英主持开会，叶挺、袁国平、周子昆、饶漱石、李一氓参加。会上首先传达中央电报。电报的字、同志们责备的目光，像一支支利箭钉在项英身上。他们都仿佛听到了一个巨人的声音，在怒吼、嘲笑和责骂。
电报念完后，项英脸上白一块，红一块，下意识地说：“大家再议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作为一位军事长官，新四军受到责难，叶挺也同样感到羞辱。他“嚯”地站起身来，厉声说道：“什么时候了，还要讨论行动方针?现在需要的不是讨论，而是决定，走哪条路线。”
项英也感到自己失态，说得不妥，说：“就按军长说的，挑选一条北撤的路线。”
周子昆参谋长提出三条路线供选择：
第一条路线是直接北渡，即由云岭向北，经铜、繁地区渡江到无为，它是沟通皖南新四军和江北指挥所的交通线，优点是走直线，路途短，同时还有三支队策应。第二条路线东进苏南，是由云岭向东开进，抵苏南后北渡长江，优点是沿途都有我方兵站，并有苏南部队接应。第三条路线是绕道到茂林地区，经国民党三战区后方北移。北渡或东进的主要危险是会遭到日军的截击，绕道南进的主要隐患是担心遭到国民党的袭击。
叶挺主张走直径：“我们可以采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办法，告诉三战区，我们军部将走苏南，实际上我们直插铜、繁，组织得好，几天就可以冲过去。”
项英不同意，“我接到情报，国民党已经对外宣称，新四军将走铜繁，日军加紧了对这一带的军事封锁，我不能拿九千人的生命当儿戏。早一个月走这条路线也许还行。”
“那早一个月，我们干什么去了?”叶挺质问道。
“你说我们早一月干什么去了?!”项英跟叶挺接上火。会议不欢而散。
28日会议接着开。项英提出采取绕道茂林的路线，叶挺不同意，列举山高、路远、部队病员多等不利条件。项英说：“山多怕什么，高山从来就是我们的朋友，有山好掩护，好隐蔽，打游击。中央说要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有办法，我们就走茂林。”
蒋介石一面以政治人格保证新四军北移安全，一面密令三战区“一网打尽，全歼叶项”。他还派“小诸葛”白崇禧到上饶与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和袭击行动的战场指挥上官云相商议作战方案。白崇禧也确实了得，他就是从项英对山的迷恋中判断新四军将走茂林路线：“项英和新四军都是些山大王，离开了山就感到虎落平阳。项英生性谨慎，他肯定会选择最安全最保险最有把握的路线，走山路。”为了麻痹项英，国民党故意在茂林镇只驻扎了一个营的兵力，而令7个师的大部队张网而待。
项英果然上当。但是，一步一步钻入口袋的新四军并非没有机会，他们冲破罗网的惟一机会就是与国民党合围部队争取时间。“小诸葛”虽然神机妙算，但终有遗漏之处，这就是两翼张开的7个师封闭包围圈需要的时间比新四军突围而出的时间要长。可惜的是，由于项英的迟缓，新四军至少浪费了三次起死回生的机会。
也许真的是劫数难逃，在这次作战中，老天爷不断给新四军添乱。1941年1月4日晚，部队刚出发，天空突降大雨，干部战士没有雨具，棉衣、被包淋得透湿。这且不说，军部机关带队的干部本来对云岭一带地形极熟，平时闭着眼睛也不会走错路，谁知这晚竟然将全军带到了一片前无去路的稻田里。
项英走着走着，感到不对头，通往茂林的道路虽然泥泞难行，但肯定不是越来越深的水田。他赶到前头，喝令带队干部：“你确信这是到茂林的路吗?”带队干部带着哭腔说：“天这么黑，我也糊涂了。”项英生气地抽了他一耳光，命令全军折回出发点，重新向茂林进发。这次，他亲自带路，他对什么人都信不过了。

第三部分 无衔元帅叶挺第32节 谈判被扣

重新出发还是不顺利。路虽然没有走错，但部队通过章家渡青弋江时，浮桥又发生了故障。先是水涨江宽，原来的浮桥短了，两端淹没在深水中，部队只得临时修桥。浮桥加长后，由于部队拥挤，仅过了一千余人，浮桥断为两截，战士们只好涉渡寒冷刺骨的江水。
从云岭到茂林，短短的二十公里路程。新四军竟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1月5日下午3时才到达距茂林镇一里远的潘村。在潘村，项英和叶挺下出了致命的一招恶手。他们看到浑身透湿在风雨中哆嗦的战士，顿生恻隐之心，决定部队在茂林地区休息一天。这一决定虽然可使指战员消除疲劳，但又给急速合围之中的国民党军队一昼夜的宝贵时间。
1月6日下午，叶挺、项英召开各纵队首长会议，决定兵分三路通过球岭、丕岭、薄刀岭和高岭，向榔桥、星潭方向前进。
战斗在黄昏时分打响。国民党第四十师和五十二师利用新四军在茂林休息的时间，赶到榔桥、星潭一带抢筑工事，以逸待劳，突然向行进间的新四军开火。经过一夜激战，新四军三个纵队和总预备队第五团于7日上午抵达星潭一线，与占据高山隘口的敌四十师形成对峙。项英和叶挺迎来了第二次宝贵的机会，这就是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魄力，果断突破正面四十师星潭防线，破围而出。
交战双方的领袖都看到了这步棋。上官云相打电报给四十师师长方日英，转达蒋介石的三点指示：“1.你们已在下面堵住了叶挺，达到了预期战斗目的。2.现在东南西北各方面的部队正在赶往预定地点，合围的态势已成，估计8日下午可以封闭缺口。3.你一定要想尽办法将叶挺拖住，不要让他跑了，拖到8号，他想跑也跑不了。”
同日，毛泽东、朱德打电报给叶挺、项英，指出：“你们在茂林地区不宜久留，只要宜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
星潭地方不大，仅有十余户人家，但它是丕岭的出口咽喉，是从莽莽群峰中跳出去的必经之地。7日近午，叶挺、周子昆到前沿阵地视察情况，交换意见，都认为目前的当务之机就是不顾一切地攻克星潭。
7日下午2时，项英在军部临时驻地百户坑召开紧急会议。叶挺看见星潭主攻部队新三团的政治部主任阙中一也在会场，忙吩咐说：“星潭先头部队受阻，北面敌人已向我们追来，左右纵队也已打响。我们现在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天亮前，你团要肃清星潭外围之敌，占领星潭。”阙中一得令赶回前线。
会议在一个木棚内召开，军部领导和纵队首长围坐在一块大石头周围，石头上摊放着军事地图。叶挺提出，选择三个战斗力最强的主力团，正面仰攻星潭，突围顽军防线，向上官云相总部后方挺进，调动顽军回援，然后转向江南，与陈(毅)粟(裕)部队会合，伺机再渡长江。
叶挺话音刚落，就遭到项英反对：“我军向来不打硬仗，如果硬拼，会引起重大伤亡，这是拿战士生命冒险。”
“现在不是冒险不冒险的问题，更不是过去三年游击战争的时代，可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叶挺情绪激动地喊了起来：“现在是我们被顽军重重包围，同时又是大部队作战，你想走也走不了。只有坚决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去，才能保住这支部队。”
二支队政委黄火青、一支队司令周桂生、三支队司令纷纷发言，支持军长的意见。
项英厉声诘问道：“占领星潭，就能保住这支部队?星潭之前，还有很宽的徽河，徽河之前是三里路的平原开阔地带，再向前则是鸡公寨和毛山岗，谈何容易!”
项英主持的紧急会议足足开了7个小时。会上提出了五六种方案，每种方案都有人赞成有人反对，由于战事紧张，与会者进进出出，会议断断续续，从下午开到黄昏，从黄昏开到深黑，到凌晨竟然还是没有结论。叶挺睁着一双充满血丝眼睛，焦灼地说：“政委，不能这样清谈下去了，要有决断。时间拖不起呀!我的态度，错误的决断我也服从。现在请下决心，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ZW()叶超：《皖南事变中的叶挺军长》。〖ZW〗〗
参加会议的首长都被会议拖得疲惫不堪，一迭声地要求下命令。
项英一拍脑袋，下令循原路返回，走里潭仓抢占高岭，出太平，到黄山，然后伺机从铜、繁渡江到无为。
会议结束时，已经到了8日。由于毫无意义地浪费7个小时，国民党军队已经封闭了包围圈。皖南新四军想跑也跑不了，现在的问题是能否避免全军覆没。项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背着叶挺给各支队、各团党委发指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埋掉电台，准备上山打游击。这一指示与全军整体突围自相矛盾，实际上暗示突围行动已告失败，军心由此大乱。
8日中午，叶挺、项英率军部向南开进，准备与占领高岭的第五团会合。就在这时，奇怪的事又发生了，专门请来给军部引路的向导在一个三岔路口走错了路，把军部带到了濂岭，等叶项等人转向高岭时，三支队司令张振坤报告，五团坚守高岭期间遭到顽军反击，得不到后续部队支援，已弃守高岭。无奈之下，军部只好再折回里潭仓。大部队在崎岖的山岭间折腾了一夜，早已筋疲力尽，叶项决定休息一夜，第二天改向茂林方向突围。
9日凌晨，叶挺率部队到达高坦时，稍作休息。这时，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竟然离队独自行动。叶挺马上找饶漱石商量，决定上报中原局刘少奇请示对策。
刘少奇接到电报后，当即回电，指定军事上由叶挺负责，政治上由饶漱石负责，要求他们相互扶持，渡过难关。同时，他还致电中央：“项、袁等人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
叶挺临危受命，所能做的就是在国民党十二万顽军的铁桶阵中多撑几日。为了挽救自己的部属，叶挺想出了以身赎命的办法。他致信蒋介石，提出“恳准判挺以死刑，而将所部被俘干部不论党籍何属，概予释放，复其自由。”叶挺知道蒋介石一向标榜最重人格，想用信誉操守来打动他：“挺闻之，凡自爱其人格者，必能尊重他人之人格，凡宝贵自己政治节操者，必能尊重他人之政治节操。今委座方以尊重道义人格为天下倡，且执政党亦应以宽大为群伦楷模，则挺愿以一死为部属赎命，谅不至斥为矫情钓誉也。”
蒋介石接到信后，仰天大笑：“希夷真是可爱，天真得像个孩子。这是政治问题，与人格没有关系。”他命令上官云相发起总攻。1月12日下午，顽军猛攻新四军坚守的最后一个阵地石井坑，部队弹尽粮绝。当晚，叶挺、饶漱石决定分批向北突围。军部首长很快便在黑夜中失散。此后，除饶漱石等二千余人安全突出重围外，叶挺下山谈判被扣，项英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袁国平等六千余人牺牲。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
按照叶挺的禀性，他宁愿与敌亡，也不愿意在面临覆灭时去与敌人谈判。
饶漱石说：“你与顾祝同是老朋友，下山去谈谈，也许能找条出路。”
“在这样的情况下，与他谈判根本没有条件。我是坚决不能去的。”叶挺恳切地说：“大革命失败后，我离开党已经十年，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不是你自己要去的，是党派你去的。我自应向党中央汇报……”饶漱石劝逼道。
“如果是党派我去的，我就服从。”叶挺无奈，只好带着叶育英、叶钦和等几名随同下山，一下山即被国民党扣留。

第三部分 无衔元帅叶挺第33节 没有中立的地方

在狱中，蒋介石亲自诱降：“尔觉得共产党对，尔就到那里去；尔觉得国民党对，尔就到国民党来，没有中立的地方。”叶挺作《囚歌》以明志，“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五年后，他出狱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可惜四八空难阻断了他的归程。四八空难，疑云重重，周恩来一直怀疑是国民党做了手脚。
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后，宣布新四军为“叛军”，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革职。国民党军事法庭最后判处叶挺无期徒刑。〖ZW(〗《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1941年1月17日)〖ZW)〗
蒋介石十分欣赏叶挺的才情。1942年5月，他亲自在重庆接见叶挺。下面一段对话，就是当时国民党书记员的实录：
蒋：身体还好吧?
叶：还好。
蒋：一年来休养怎样?有什么反省觉悟的地方?这几年没有很好地让尔做点事。
叶：屡经挫折失败，自觉能力薄弱，无法应付环境。
蒋：尔这个人太老实，上了人家的当还不觉悟。人家叫尔回去，尔就回去；叫尔打就打，人家利用完了尔还会杀了尔。前年(1939年辞职后)为什么不来见我就跑回去，人家要尔回去，尔就回去。
叶：我军奉命北移而遭围攻。我们不善逃命，而至遭受灭亡，这是我对部下不起。现在上饶还监禁几百干部，我对他们应该负责。我处置失当，我愿受军法审判。
蒋：(大声)尔的部下就是共产党!他们破坏抗战，搅乱后方，尔上了当还不觉悟，还对他们负责!这样我关了一百多人，难道我关错了么?
叶：(大声)如果这样说，新四军开始就不应该成立了!
蒋：(生气)话就说到这里为止!再说就不好听了，尔是不是共产党?
叶：到现在为止，我没有任何党籍。
蒋：尔觉得共产党对，尔就到那里去；尔觉得国民党对，尔就到国民党来，没有中立的地方。我指示尔一条正路，尔能绝对服从我，跟我走，尔一定可以得到成功，不然尔就算完了。
叶：我早已决定我已经完了!
蒋：也不是那样意思。我叫尔(离开监狱)到六战区好好休养，尔的前途是光明的。
叶：如果照这样做，大家一定说我自私，怕法律处置，我不能这样做。
蒋介石本来带“支票”来见叶挺的，只要他写一个声明，说皖南事变是共产党或者是项英的责任，就可以委任他担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甚至司令长官也行。谁知一年多的囚禁生活非但没有消磨叶挺的意志，反而令他骨头更硬。蒋介石对顾祝同、上官云相、陈诚说：“我给了你们面子，是你们的老同学不给你们面子，他喜欢坐牢就让他坐到底!”
面对同窗故友不理解的目光，叶挺写下一首《囚歌》以明心志，这首短诗很快传遍重庆，成为新四军受难将士的正气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尔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
为人的躯体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
得到永生!”
五年的牢狱生活，最富裕的是时间。叶挺利用这一段时间，反复回顾大半生军旅生涯，包括反思他与项英的冲突，突然觉察到自己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这就是蒋介石说的在国共两党的激烈较量中，“没有中立的地方。”叶挺以为自己以无党派的身份出任军长，可以避免陷入政治旋涡，专心致志地指挥军事。结果，不仅国民党设圈套、下毒手，就是在坚持党指挥枪的新四军里，他也因为非党身份而工作不便。在国民党的牢房里，叶挺心中涌起一个不可抑制的愿望：他要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要重新披挂上阵，驰骋战场！

第三部分 无衔元帅叶挺第34节 “无衔元帅”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毛泽东飞赴重庆谈判，当面向蒋介石提出释放叶挺。经过反复交涉，1946年3月4日傍晚，叶挺获释。国民党当局派专人到牢房给他送来一套呢制将军服，要他换下那身破烂不堪的灰布军装。叶挺鄙夷地说：“我不换!我要穿着新四军发给我的军衣回去。”叶挺直接回到了中共驻重庆代表团住所。第二天，他就致电毛泽东，申请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请求中央审查他的历史是否合格。3月7日，中央正式复电：
亲爱的叶挺同志：
五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峻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收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慰问与欢迎之忱。
周恩来闻讯立即从延安飞赴重庆，迎接久别的战友。叶挺见面后说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周恩来赶快与国民党交涉，释放那些还被关在狱中的新四军被俘人员。
正在华东作战的老部下陈毅、张云逸、饶漱石、李一氓听闻叶挺出狱，函电纷驰，敦促军长早日返部主持大局。
4月8日，叶挺奉命赴延安参加中央整军会议。延安城沸腾了，几乎是万人空巷，人们成群结队赶往飞机场，希望一睹叶挺的风采。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和彭德怀等高级将领等候在机场。从早晨到中午，又从中午又到日斜，人们翘望天空，不见飞机的踪影。黄昏时分，西安方面传来不幸的消息：午后二时许，叶挺乘坐的飞机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遇雾，触山焚毁，叶挺与其妻李秀文以及王若飞、博古(秦邦宪)、邓发等人同机遇难。
叶挺去世时，年仅五十岁。
一代名将殒落，全党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人们把这次空难称为“四八”事件。
对于这次空难，当时党内许多人产生怀疑。当年参加清理失事工作的顾逸之回忆道：
根据飞机出事现场的调查和向当地各方面群众的询问，我在给党中央的书面报告中曾做了以下分析：第一，飞机确实是在黑茶山上失事的，不是在空中爆炸而坠毁的。因为飞机撞在黑茶山侧峰巨石上面的撞痕非常清楚明显，飞机是撞山后才爆炸和起火的。第二，从4月8日当天黑茶山地区天气情况的调查来看，天上云雾很浓，山上下雪，山下下雨，驾驶人员可能是在这种天气中，因能见度太差，看不清山川地貌而撞山失事的。如果飞机再飞高一些，也不会撞在巨石上。第三，(略)……第四，这架飞机本来是在西安机场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后才起飞来延安的。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飞行的，为什么竟飞到东北方向来了，甚至飞到黄河以东黑茶山来了呢?其中原因我们至今都不清楚，也无法分析。后来听谭局长讲，在遗物中有一份迷失方向的电报稿。但当时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气并不坏，美方机长又是佩带飞虎臂章的飞行员。这样，一直在我内心存疑，成为一个不解之谜。〖ZW(〗顾逸之：《对“四八”坠机事件的回忆》。〖ZW)〗
同样的疑虑也一直存在周恩来心里。1951年6月，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家中设宴款待叶挺的儿子叶正大。席间，他说：“关于你爸爸的座机为什么会失事，过去是说浓雾撞山失事。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机上的乘客全是我们的人，其中还有我们党的王若飞、秦邦宪、邓发这样的重要负责同志，当然还有你们的父亲叶挺同志。国民党关了他五年，出狱的第二天就给党中央写报告要加入共产党，这就触犯了蒋介石。蒋介石是什么人?我跟他打交道已经好长的时间了，可以说对他的个性我基本了解。这个人排除政敌无所不用其极。他利用特务在飞机仪表上做点手脚很容易。当时延安只一点小雨，飞机已到了延安上空，我们已听到飞机的声音了，为什么一转眼就飞向黑茶山?这不是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又是什么!”〖ZW(〗叶正大：《周伯伯和我谈叶挺空难》，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四期。〖ZW)〗
叶正大问：“当时为什么不揭露?”
周恩来回答：“没有真凭实据，没有人证、物证，蒋介石是绝对不会承认的。当时全面内战还没有爆发，两党谈判还在进行，党中央处理一切事情，都需要考虑各种背景。如果拿不出真凭实据，去和国民党交涉提抗议，那将会给当时反对内战、争取和平谈判带来不利的影响。我们和国民党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啊!”
沉默了好久，周恩来又说：“我们打一仗总得总结一次经验和教训。这一次坐飞机的都是共产党人和美国人，并且主要是共产党的重要干部。一出事情就是我们党的重大损失，国民党则没有动一根毫毛，这太不合情理，太不公平。不能让国民党特务为所欲为!这次失事后，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继续破坏，我们采取了一个相应的措施，我们向国民党政府和军调处提出一个要求：以后凡是我党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坐你们的飞机，一定要有一位国民党的将军陪同。他们都答应了。”
又过五年，在解放军第一次授衔仪式举行前，战功卓著的元帅聚集在休息室，等待毛泽东颁发授衔令。休息室内，不断传出欢快的笑声。突然，一个念头几乎同时涌进元帅们的脑海。他们不约而同地记起一个早逝的战友——叶挺。
聂荣臻对叶剑英说：“如果希夷活在那该多好，共和国就有两位姓叶的元帅了!”
叶剑英唏嘘不已：“如果不是那次意外……”
“如果不是意外，”贺龙接过话：“他会和我们一样，在这里等候大帅的接见。”
贺龙把毛泽东称为大帅。
性格豪爽的陈毅说：“如果老军长健在，我一定让贤，他是我们新四军的代表!”
哲者已逝，思念常存。为了弥补这个缺憾，他的领导、战友、部下，还有历史学者又赠给叶挺一个称号——“无衔元帅”。

第四部分 铁血儒将曾中生第35节 神奇的色彩

曾中生（1900——1935），原名曾钟圣，字化生，湖南省兴宁县人。1920年投笔从戎，因机智勇敢提升为参谋。1923年毅然离开军阀部队，接触革命理论。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6月，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前敌总指挥部组织科科长。大革命失败后，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回国后任军委参谋科科长、中央军委委员会委员、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红四军政委、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1935年8月，由于反对张国焘军阀主义、分裂主义，他被张国焘秘密杀害，年仅三十五岁。
1945年，中共中央在七大为曾中生平反昭雪。1989年11月，曾中生被中央军委确定为军事家。他是共和国36位军事家中开始军事生涯较早的一位，也是军事论著最丰富的一位。
曾中生身上笼罩着一层神奇的色彩：
他出生于地主家庭，可以过上锦衣玉食的富裕生活，可是他却带着弟弟曾希圣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和家庭，走上了为泥脚杆子打天下的叛逆之路。
他中学毕业后投笔从戎，凭着胆识和才干，深得军阀沈鸿英和唐生智欣赏，被委以重任，授以要职，当他看清反动军阀沆瀣一气的本质后，面斥其过，弃之而去，军中同僚称他为“狂徒”。
他是黄埔第四期的学生，由于学业优秀、立场坚定、组织能力强，领导“青年军人联合会”，斗垮了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将多数进步青年军官团结在中共周围，由于“孙文主义学会”的负责人和骨干王柏龄、缪斌等人都是黄埔头几期的毕业生，有的甚至是教官，这场斗争被形容为“小弟斗败了大哥”、“学生打倒了老师”。
他是著名的“丘八妙笔”，北伐军攻占武汉不久，他辞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总指挥部政治组织科长之职，奉调到《汉口民国日报》工作。一时间舆论哗然，报界人士疑怪：“丘八只能操刀，焉敢动笔？”曾中生不仅能操刀，而且善动笔，他知识广博，文笔老辣，常常在谈天说地、嬉笑怒骂之中露出犀利的锋芒。凡是接触过他的人或是拜读过他的文章的人，不论朋友或是对手，都承认曾中生“文武双全”。
他从未到过井冈山和中央苏区，但对朱毛创建发展根据地和红军的经验了如指掌。1928年冬，他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回到国内，分配到中央军委工作，有机会看到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其他重要报告、文件，对朱毛游击战争和武装割据的思想尤其佩服。后来，他到鄂豫皖苏区后，把朱毛游击战争的“十六诀”广为宣传、推广，又用丰富的实践为毛泽东提炼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提供鲜活的素材。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人谦和的曾中生把个人得失、荣辱甚至生死抛诸脑后，一生只为救国救民而驱驰，他心目中最神圣的字眼“真理”。为了军队和人民的利益，为了保卫他心中圣洁的真理，无论前面是刀丛剑林还是万丈深渊，他都会一往无前，义无反顾。
凭着过人的才华，他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军事奇迹；凭着高尚的品格，他建树起后世景仰的人格丰碑。
苦手，围棋上指屡遭其困厄、封杀的强大对手。张国焘所以成为曾中生政治上的“苦手”，并不是他具有特殊的魄力和才能，而是他阴毒的手腕。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张国焘沿用其“打倒你，我起来”伎俩，企图按倒在苏区具有崇高威望的曾中生。为人谦和的曾中生在一再退让、等待之后，终于发出怒吼：我素来以为国焘同志雄才大略，没想他对军事问题一窍不通！
雅洁的兰草，要穿越黑暗厚重的泥土才能绽苞吐蕊；高翱的雄鹰，要经历无数次摔打才能练就钢铁般的翅膀；坚韧的菜青虫，要忍受撕肝裂胆的皮肉分离才能蜕变为彩蝶。同样，作为军事怪杰，曾中生在横空出世之前，也要经历一段泥泞的小路。
他人生的“泥泞小路”就是横亘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的大别山脉。
1930年11月，中共中央派曾中生赶赴鄂豫边，担任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
这对曾中生是一次巨大的考验。在此之前，他虽然履历丰富，又以干练著称，但一直长期从事行政和政治工作，即使是在军队里，也是政工干部，从未直接指挥过军事斗争。而他上任之初面临的军事形势又是那样严峻，即使是能征惯战的骁将也会望而却步。
1930年冬，国民党集结十万兵力对鄂豫皖根据地连续发起第一、二次“围剿”，根据地主力红军——红一军只有一万余人，敌我兵力之比为一比十。就是这为数不多的主力部队也由于当时情报失误，被旷继勋、徐向前带往皖西，鄂豫边红色区域只剩下三百余人枪的脱产武装和地方游击队。
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曾中生单枪匹马，来到鄂豫边，当机立断，下令停止执行冒险主义的军事计划，解散集体农庄，取消立三“左”倾经济政策，撤销根据地内部军队与地方两个平行领导机关，恢复和建立特委和军委的统一领导，及时提出“战争第一”的口号，组织边区地方武装，利用人民游击战争与敌周旋，苦苦支撑着岌岌可危的局面，然后飞调主力回援，采取飘忽战略，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最后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边区渡过了危局，曾中生也赢得了根据地军民的信赖，他处变不惊的大将风度、深刻透彻的分析能力、平易近人的亲和能力给军政干部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许继慎、蔡申熙、徐向前，这三个黄埔一期生，都对晚他们三届的“学弟”心悦诚服。徐向前，这位同样具有非凡军事才能的著名军事领袖，多次深情地追忆当年的老领导：“曾中生同志来担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军委主席，相当得力。这位同志，有战略头脑，工作实际，善于总结经验，也能团结同志。在反“围剿”的关键时刻到来，掌握全局，开展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根据地远离党中央，独立性大，主要领导人的选择特别重要。后来拿掉曾中生换上张国焘，是失策的。”
1931年4月15日，这是曾中生政治厄梦开始的日子。这天，他与新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首次见面。
张国焘给包括曾中生在内的苏区军民第一印象并不好。老红军余正旺用传神的文字描述了张国焘与红军将领见面的情景：
当时，我们正在吃饭，只见门外抬进一个台椅，台椅上坐着一个人，白白胖胖的，穿着漂白的大褂子，光着个脑壳，手里拿着把大蒲扇，神气不大正。台椅两旁跟着几个挂匣子枪的红军战士。我想，这一定是打土豪抓来的一个活宝，是这个家伙装死不走路，才抬来的。我们感到对这个老财太宽待了，就纷纷议论起来。
那副台椅放在廊沿下，台椅上的那个家伙也没有动身，兀自勾着头想心思。红军战士送水，他也不喝，送饭，他也不吃，后来煮了只鸡，他才拿起一只鸡腿，还没有啃两口又扔了。我们真有点生气了，骂这个家伙顽固，不知好歹。我们的议论被红军战士听见了，战士赶紧制止我们说：“莫胡说！这是我们的张主席。”我们才明白，他就是张国焘。
这时，门外一阵杂沓的马蹄声，接着风尘仆仆走进几个红军首长。张国焘连身子都没有欠，坐在那里伸手和首长们握手，有气无力地说了几句，然后呶呶嘴，示意抬台椅的人动手走路。张国焘被前呼后拥走出了门，临走时才看了看院里的人。
曾中生日夜兼程从豫南前线赶回后方迎接中央代表，没想到见到的却是这样一副慵怠、傲慢、居高临下的模样。开始他还以为张国焘只是架子大、娇气，很快就发现来者不善。
张国焘到鄂豫皖根据地确实担负着特殊的任务。

第四部分 铁血儒将曾中生第36节 罪加三分

1931年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持下，王明“左”倾路线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为推行所谓“国际路线”，中央分别派出代表团和中央代表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六大战略根据地。张国焘与陈昌浩、沈泽民奉命来到仅次中央苏区的鄂豫皖，负着“改造”党、政府和红军的使命。
下车伊始，张国焘就把矛头对准了深受军民拥戴的曾中生。其实，这是张国焘的拿手戏。同是党的一大代表，后来受张国焘排挤愤而脱党的李达曾经有段评述：“张国焘原是官僚地主家庭，带着旧官僚的作风，投机到党里来。他只知道个人利益，不顾党的利益，他眼霎眉动，诡计多端，若与别人有利害冲突，就遇事倾轧。‘打倒你，我起来’，这是他惟一的本事。”
4月中旬，在听完曾中生的情况汇报后，张国焘无视苏区军民粉碎国民党两次“围剿”所取得的伟大成绩，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共鄂豫皖特委“命令主义、惩罚主义流行，一切领导机关没有经常的工作”；“地方党部放弃改造红军的根本任务”；“苏维埃包藏着许多富农分子、地主豪绅及反动组织残余”。总之，一句话，特委执行了“富农路线”，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5月12日，张国焘主持召开会议，宣布撤销中共鄂豫皖特委，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根据地军事委员会。他指责曾中生对许继慎采取宽待纵容态度，实行“党内和平主义”，宣布撤销其军委主席之职。
对曾中生的围攻在6月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达到高潮。到会者数十人，均是根据地高级干部。
张国焘首先发言。他说话很慢，脸上从来看不出春夏秋冬，只能从内容中看出其用意之深。
“从表面看，曾中生同志来后，似乎团结了整个干部而得到当地一些同志信任，实质上党、苏维埃及红军中暗藏着许多危机和反革命的大活动。”
他的话引起骚动，会场传来激愤的议论声。
“有的同志可能会不以为然，这是思想觉悟不高的表现。”张国焘继续说：“不错，三中全会后，曾中生同志来到苏区，是起了一些积极作用，主要是对付敌人的“围剿”取得了一些成绩。其次是未经斗争的纠正了一些立三路线最明显的错误。但是，他对当时的党和红军没有进行政治斗争，却盛行一些无原则的私人意气斗争，采取了一种家长制度下的调和手段，对内实行向群众借粮借钱，因此放松了阶级敌人，对外优容对白区群众的掳掠行为。”
对于张国焘的无理指责，曾中生列举事实一一进行驳斥。
随后，根据地领导人也表示对曾中生的支持。
蔡升熙委婉地说：“我们党实行集体领导，如果说过去工作有错误，也不是曾中生一人的过失，我也有责任。有些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时的危急情况恐怕现在能够体会的人并不多。”
许继慎尖锐地指出：“要说尊敬人，团结人，曾中生同志算是做得好的，不像有人动辄训人。要说他有家长作风，简直是笑话！”
“曾中生同志当书记时大家都敢说话，写文章。可是现在就不同了。”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定侯举例说：“我写一篇关于工会的文章，结果戴上极端右倾的帽子，现在搞得谁也不敢做文章，因为做文章受打击。”
许多基层负责干部纷纷发言：“中央分局督促太严，批评太过。像曾中生这样有水平的大知识分子都被批得一无是处，普通党员以后怎么还敢讲话、做事。”
面对众口一辞的不平之声，张国焘没有硬顶，而是动员沈泽民、陈昌浩反击。
沈泽民是茅盾（沈雁冰）的弟弟，曾任中央宣传部长，长于理论宣传，肚子里的书本知识一套一套的，可惜就是没有实践经验。他已经内定为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发言上纲上线，列举出曾中生的三条罪状：第一，鄂豫皖特委接受四中全会决议时，对中央批评鄂豫皖红军曾受失败公开表示不同意，发展下去有走上取消四中全会决议的倾向；第二，在鄂豫皖特区第二次党代会上没有对自己采取的调和路线与边区实际工作进行检讨；第三，抱着出击长江的战略不放，其所犯错误不是立三残余的问题，而是标准的立三路线。
陈昌浩系湖北汉川人，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学成归国，到苏区担任青年团书记。他年仅二十五岁，有能力，有魄力，年轻气盛，一向惟张国焘马首是瞻。他强调党内斗争的基本原则是“无情斗争，残酷打击”，批评曾中生过去一团和气，现在也仍然采取外交手段，对抗中央分局和国焘同志的帮助。
在沈、陈的鼓动下，部分被张国焘“中央代表”身份迷惑的同志对曾中生进行了长达两天的围攻。
扩大会议作出一系列组织决定：原鄂豫边特委负责人徐朋人因反对春耕时节平分土地被扣上“不可救药的右倾小组织分子”被开除党籍；原军政治部主任陈定侯因反对不切实际地提高工人工资被指责为破坏工农联盟，调往后方考察；原皖西特委书记方英因反对沈泽民的粗暴指责被说成有历史问题，中止其分局成员资格，接受调查。
对于曾中生，由于其威信太高、拥护的人太多，尤其是他深得军心，张国焘还保持克制态度。在得到曾中生保证贯彻中央路线的表态后，鄂豫皖军委决定将他派往红四军担任政治委员。
6月30日，在会议结束时，张国焘望着曾中生，敲山震虎：“今后，凡是党委成员之间发生争论，一律以书记的意见为准；工农干部犯错误，罪减三分，知识分子犯错误，罪加三分！”
张国焘不懂军事，但这并不妨碍他发号施令。早在6月初，曾中生鉴于外线敌人暂处守势，而根据地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向分局建议主力南下，出击蕲（春）黄（梅）广（济），恢复根据地，可以一举三得：解决粮食问题，恢复老区，牵制国民党准备派往中央苏区的兵力。
“什么一举三得？这是企图脱离根据地的单纯军事思想，是立三路线的残余！”张国焘不加思索地否决，命令红军主力开往鄂豫交界的商城南部，消灭顾敬之反动民团。
顾敬之长期盘踞商南地区，在与共产党交锋中学会了一些游击战术，也搞“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次见红军大军压境，便实行坚壁清野的策略，裹胁群众，一逃而空。红军用牛刀杀鸡，举巨锤砸蚊，虽有排山之力、填海之能，却无用武之地。红军所到之处，食无粮，住无房，供给发生严重困难，还经常遭到民团的袭扰。因此，在六月下旬举行的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曾中生、旷继勋、余笃山等红四军将领再次建议南下，得到与会多数人员的支持。沈泽民激烈反对，由于他对军事一窍不通，说话没有力量。张国焘也暂时放弃了原来的主张，同意南下。
7月，中央根据地战事更加危急。国民党集结了三十万兵力，采取“长驱直入”的战术，分三路突入根据地，朱德、毛泽东率红军主力一退再退，被压缩至根据地底部狭窄地带。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各战略区发出紧急呼吁，要求他们立即采取军事行动，支援中央红军。

第四部分 铁血儒将曾中生第37节 掌舵一人

商城余家集，一座宽敞的祠堂内，围坐着红四军全体将领。张国焘主持召开鄂豫皖军委会议，讨论具体行动部署。这已是7月上旬。
“目前红四军的当务之急是援助中央红军，我们与中央根据地远隔千里，无法实行战术配合，只能采取战略配合。”张国焘的思路还是很明确的，这番话说得中规中矩。
“所谓战略配合，我的理解就是牵制敌人的兵力，最好是能吸引或抽调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迫使敌人分兵的办法很多，最直接的就是围魏救赵，攻敌之所必救。”张国焘将精心准备的计划掏了出来：集中全部红军主力实行东征，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逼安庆，威胁南京，通过攻打大城市来调动敌人。
东征计划遭到两位军委副主席的反对。
旷继勋冷笑一声，不客气地说：“国焘同志总是指责我们存在什么‘立三路线的残余’，那么请问，这种集中主力进攻敌人大城市的计划与真正的立三路线有何差别？这样幼稚的计划张‘中央’也拿得出手？”
曾中生忍不住喟然长叹：“我素来以为国焘同志雄才大略，一定有办法取得军事上惊人的胜利，没想到会提出这样的方案。孤军 远出，奔袭四百里开外的大城市，我们能有多大胜算。与其劳师袭远，不如波浪式地发展根据地，以进攻牵引敌军回援。”他坚持南下蕲黄广的计划。
会议上形成了两派意见。沈泽民、陈昌浩等支持东征方案，大多数军队将领赞同南下方案。
张国焘最后拍板：“在军委成员发生意见分歧时，主席有最后决定权。我决定了，执行东征计划。”
余家集会后不久，张国焘接到中央对曾中生、旷继勋两个报告的批复，高兴得连呼“太及时了！太及时了！”
曾中生曾于4月10日发出关于鄂豫皖边区工作的报告。在报告中，曾中生建议：“日后派来干部，除必要外，中央不必指定具体工作”，“同志初到苏区，必须先了解实际问题，一来就做高级指导，有不适宜的地方”，并根据实际情况以边区党代会主席团的名义调整了中央派来担任军政委的康荣生的工作。
旷继勋先后于4月给中央发去两封信，表示“立三路线残余在鄂豫皖苏区已将次肃清，请勿虑及之。”
在批复中，中央严厉驳回了曾中生的建议，以傲慢的口气写道：“中央认为，当中央派送比较高级干部赴苏区时，中央可以而且应当决定他们的具体工作，在目前工作急剧转变的紧急关头，中央这样决定尤其必需。盖只有这样才能迅速改造及加强各地党部及红军中之政治领导成分。”“中央正式回答鄂豫皖边特同志，中央对于任何问题的决定都是慎重的，将康代替余笃三工作的决定异常正确，荣生同志在政治上比较余笃三同志强过远甚。”
如果说中央对于曾中生的批复还只是就事论事的话，那么对于旷继勋的批复则是口诛笔伐。批复粗暴地指责旷继勋“根本不认识党内反对反党路线与反对不正确倾向的意义和实质”，“不认识立三路线的实质”，“继勋同志不去切实的考察苏区的一切情况，把立三路线看成是一个与实际不相联系的抽象名词，于是聊以自慰，转以慰人，高呼不必虑及鄂豫皖苏区的立三路线，立三路线残余在鄂豫皖苏区逐渐肃清，这种观点实有极大的危险”。
粗暴，跋扈，居高临下，不容分辩。这是王明占据统治地位后，中央领导机关的作风。
中央的批复给张国焘撑直了腰。这封信点名批评的三个人－－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正是对抗他的主要对手，也是坚持南下的军事首领。
张国焘把中央批复转发各级党部，借此打击曾中生等人的威信，同时宣布撤销旷继勋红四军军长，贬为十三师师长，原十三师师长徐向前晋升为军长，要求红四军迅速作好东征的准备。
8月初，曾中生、徐向前率红四军主力五个团向东出发，直指英山。在行军中，曾中生神色严峻，既为东征战略而烦心，也为党内险恶的气氛而忧虑。他知道，一切也许才刚刚开始。
明知改变既定方针和行军路线会触忤张国焘的逆鳞，但为了红军的安全，曾中生果断拍板，挥兵南下。尽管取得夺占四城、歼敌数千的辉煌胜利，他还是被扣上“企图蒙蔽中央”、“反对中央分局”等罪名，遭到撤职查办的处分。

8月1日，红军强攻英山，全歼守敌一千八百余人。首战告捷，并没有驱散曾中生脸上的愁容，反而心事重重。
油灯如豆，蝉声如织。在指挥部作战室，曾中生比划着地图，说出对东征方案的三点担忧：
第一，路程太远。从英山到安庆，中间要通过四百多里的白区，沿途有国民党正规军两个多旅把守。红军远离根据地，无后方作战，危险太大。
第二，兵力有限。红四军可用兵力只有三个师五个团，留下一个团驻守英山后方，东进只有四个团。一路下去，敌众我寡，敌防我攻。沿途再留点兵力，还有多少力量去攻安庆？又何况安庆战略地位重要，必定是敌人重兵设防之所！
第三，太湖、潜山、安庆一带的地形条件、群众条件、敌情条件，我们都不熟悉，即或知道的一鳞半爪，也是从敌人报纸上看来的，可靠程度不高。
“东征危险！”徐向前沉默寡语，但说出的话很有分量：“兵书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对敌情、地形、群众情况两眼一抹黑，远距离跑去出击，不是吃苦头、打败仗吗？”
第二天，两人召集四军师以上干部开会，征求意见。大家异口同声地主张南下，并列举了蕲黄广地区的许多有利条件：那里在党的八七会议后发生过黄梅暴动，建立过苏维埃政权，后来又发展为红八军四、五纵队的根据地，党的基础和群众基础较好；那里离英山较近，总共二百四十里的路程；那里敌人兵力空虚，进入该地，威胁长江交通，可以吸引敌军出援，将进攻江西之敌往后拉。
划桨千夫，掌舵一人。大家都把目光投向曾中生，等着他作出决断。
曾中生沉默了半晌，没有表态。会议室静悄悄，窗外知了的鸣叫丝丝入耳。决心易下，后果难当。改变东征计划，就意味着公开反对那位炙手可热、握有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南下蕲黄广，可能再次被中央指责为执行“立三路线”；但如果遵令东进，很可能亲手断送红四军上万将士的性命！
“苟为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曾中生从小就引为自戒的座右铭，他时刻提醒自己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为了红军的安全，他顾不上考虑自身的荣辱，毅然决定改东进为南下，进攻蕲黄广，同时将这一情况报告后方。
南下之战非常顺利。8月3日，军部留十二师守英山，率四个主力团向南前进。8日占领浠水县城，9日攻克罗田县城，然后一昼夜行军一百二十余里，奔袭蕲春漕河镇，聚歼敌新八旅，活捉敌旅长王光宗以下一千六百余人，然后乘胜进取广济县城，与江南湘鄂赣红军形成遥相呼应之势。蒋介石迫于红四军锐利的攻势，被迫将原拟派往中央苏区参加“围剿”的第十军紧急调往江北解围。8月30日，敌第十军司令徐源泉亲率四个团进据广济洗马畈地区。9月1日，红四军主动迎敌，分两路攻进敌阵，歼敌三个团大部，又将逃敌包围于叶家畈地区。

第四部分 铁血儒将曾中生第38节 撤职

红四军南下仅一个月，就取得了连克四城歼敌七团的辉煌战果，共计毙俘敌军官兵五千余人，缴枪四千支，基本恢复了原蕲黄广老区，同时还以赫赫兵威牵制了敌人一个军回援，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此外，在经济方面也大有收获，共缴获和筹措了银元七万块、黄金二十斤、白银一千六百余斤和大批军衣，解决了部队供给问题。这些都说明，南下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连蒋介石在给徐源泉的电报中都称徐向前此举乃“以迂为直”的兵家解围妙策。
在南下的日子里，曾中生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他预料张国焘决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采取组织手段加以压服，一定会向中央告状。8月20日，曾中生、徐向前与政治部主任刘士奇经过商量后，决定先行向中央汇报红四军与中央分局关于东出与南下的争论。报告由曾中生执笔，集中解释了改变原定计划的原因：“在战略上，如果想脱离根据地几百里的阵地，如我们由英山直取安庆，不但做不到而且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强行之，必然成为单纯军事行动，根本上忘却巩固阵地的发展任务。我们深深地认识中央根据地胜利　的伟大，就是有了强大群众基础的阵地所致。”“现在我们的战略是要巩固蕲、黄、广苏区，与皖西苏区、黄麻苏区打成一片，同时相机而据武穴，尤其是准备这一阵地上的群众基础。敌人能来则集中能力歼灭他数师以上，敌人不来则从宿松、太湖、潜山一展巩固发展而出安庆。”
由于过于劳累和高度紧张，曾中生病倒了，吐血不止，完全靠毅力坚持工作，在风暴没有驱散之前他不能休息。
巨大的政治风暴终于来了。9月1日晚，曾中生、徐向前收到鄂豫皖中央分局、军委的指示信，给他俩安上了四条罪名：
“（一）红四军没有执行进攻安庆、威胁南京的决定而出蕲春、广济，是放弃了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政治任务。（二）出潜、太进攻安庆，是有阵地的进攻，由英山出黄、广往武穴，是脱离后方的无阵地作战。（三）太湖地区无重兵，陈调元部已是惊弓之鸟，红军可乘英山之胜直下安庆，而出蕲、黄、广则遇夏斗寅部，该敌较强，且我以长途进军击敌势弱，亦较潜太难攻。（四）解决经济问题是这次四军南下的中心原因。不以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政治任务为重，而以满足蕲水之欲的经济问题为归。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指示信指责红四军南下行动是对中央分局的“公开的抗拒”，四军与分局的分歧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严令全军接信后立即北返，不能有丝毫迟误。
军令如山。曾中生、徐向前只好撤叶家湾之围，率军北撤。消息传开，全军哗然。许继慎等人来到，要求召开全军干部会议，让大家来评理。曾中生百密一疏，激愤之下同意了他的建议。
9月4日，行到英山以南的鸡鸣河时，曾中生主持召开全军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分局来信。绝多数同志认为，红军南下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应继续留在长江北岸，开展英、蕲、黄、广等地工作。同时，鄂豫皖苏区周围的敌人尚无发起新的“围剿”迹象，老区粮食和物资又相当困难，此时调四军北上是不合适的。会上群情激动，通过曾中生起草的答复中央分局和军委的信，争相在信上签名，还决定派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回去，向分局陈述意见。
红四军答复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用犀利的语言喊出了全军将士的不满与疑惑：
“（攻取）安庆不能离开全国革命形势的估量，而且沿江近处之要镇没有工作，城市驻兵没有工作……英山到安庆四百里的匪区，又是山地、民团匪军，而后方运输、使役、侦察、干部又无多少准备，只有一个月为限，命令合近代编制一师不足的红军去取安庆威逼南京，这恐（怕是）共产党之夸大狂。”
“我们真不懂责限一月必占安庆之命令与立三路线限两星期必占武汉有什么区别？”
鸡鸣河会议反映了全军将士的心声，但是在组织原则上留下了把柄。毕竟是下级组织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反对上级组织的指示，这在党的纪律上是不容许的。
中央分局接到红四军的答复信后，一时骑虎难下。分局和军委原来的指示信是沈泽民起草的，虽然扣了许多帽子，打了不少棍子，气势如虹，但列举的四条罪状基本上是强词夺理，经过曾中生逐条批驳，完全站不住脚。如果再打嘴仗，书生气十足的沈泽民恐怕也不是曾中生的对手。陈昌浩等人也没有想到四军将士会团结得如此紧密，不知从何处着手才能化解严重对立的情绪。
还是张国焘主意多。他把政治保卫局前不久“破获”的反革命暴动案同四军抗命行为联系起来。这个案件因国民党写给许继慎的一封反间信而引发，经过严刑拷打，涉案者供出一个“惊天大阴谋”：国民党军队与潜藏在红军中的改组派、AB团相互勾结，准备在中秋节（9月15日）在前方、后方同时暴动。后方炸毁红军医院，救出被俘的国民党师长岳维峻，前方举行兵变，拖走红四军投降国民党。
为此，张国焘作出三个紧急决定：
1．目前形势危急，敌人企图内外夹击根据地，党的中心任务是“肃反”；
2．许继慎为改组派首领，他的党羽甚多，关系复杂，应该采取断然的手段，将其一网打尽；
3．曾中生包庇纵容反革命分子，带头与分局搞对立，应立即撤销他军政委职务，调往后方考察，派陈昌浩赶赴红四军，接任军政委职务，立即开展“肃反”活动。
陈昌浩原拟乘缴获的国民党飞机飞往四军，两次都未成功，只好策马兼程，9月13日下午赶到皖西麻埠军部，宣布分局命令。
整个军部都惊呆了，空气俨然凝固了一般，战士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聚集在军部外面：
“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撤曾政委的职？”
军部大厅，气氛也十分紧张。陈昌浩督促道：“曾中生，分局命令你马上交接，立即离开部队。”
干部们围上去，七嘴八舌地问：“什么理由？”“分局是怎么答复我们的申明信？”“中央有没有信来？”
陈昌浩不耐烦地说：“现在不是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们究竟执不执行分局的命令？”
警卫营营长看不惯陈昌浩嚣张的样子，喝道：“你个孩头儿，狂什么？”
曾中生不愿意看到军中狂躁情绪升级，大声地说：“同志们，我们是红军部队，它的最高原则是绝对服从党的领导，中央分局的决定要遵守，你们今后要听从徐军长和陈政委的命令。”说完，他将文件箱、印章交给陈昌浩，简单地收拾了行李，便离开部队。
徐向前默默地看着老战友离开部队，心里充满伤感。他认为这样处理对曾中生不公，但是，由于这是分局的命令，他也不好说什么。同时，他还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感觉陈昌浩可能会下手对反对派进行清洗。果然，陈昌浩上任，就展开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在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内肃掉了二千五百余名以上红军指战员，包括许继慎在内的优秀将领被杀，十之六、七的团级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的削弱了红四军的战斗力。如果是曾中生担任政委，这些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

第四部分 铁血儒将曾中生第39节 浴火重生

曾中生回到新集后方后，受到残酷斗争。分局、军委要他承认错误，政治保卫局要他交待包庇改组派的所谓“罪行”，各种群众大会要他去接受质询和批评。由于确实查不出曾中生有任何通敌、纵敌和破坏革命的事实，张国焘只好把他的问题定格在政治错误和组织错误上。10月，鄂豫皖中央分局颁布《关于红四军的决议——改造红四军路线上错误的具体方针》。除重复以前的四项罪名外，决议还集中攻击曾中生所犯的纪律错误：背着分局写信给中央，召开积极分子大会领导下级组织对抗上级机关，起草给分局的签名信煽动党团员对分局领导的不满情绪，屡次承认错误又屡次重犯错误，试图组织小组织，等等。分局认为此次四军所犯政治错误主要应当由曾中生承担，为此决定调后方进一步接受考察。
对于曾中生在军中的威信和巨大的军事才能，张国焘也不能漠视。在徐向前、蔡申熙等人强烈要求下，中央分局准备安排曾中生就任鄂豫皖军委参谋长。
曾中生坚持自己的立场，不承认进行过小组织活动。在接受审查期间，他经常打听中央是否来信，对中央秉公处理还抱有一线希望。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指示信。中央在审阅红四军与中央分局两方面的申辩报告后，隐晦地认可了南下蕲黄广的正确性，因此含蓄地批评“军委会及中央分局对于决定出潜太到六霍，而不到蕲黄广去恢复苏区是战略上的疏忽”。但是，出于宗派主义的考虑，他们对疏忽的一方百般迁就、体谅，而对于意见正确的一方却罗织了一大堆罪名，如“立三路线的重复”、“违抗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反抗中央分局的决议”、“企图蒙蔽中央”、“严重的反党错误”、“污辱了工农红军中政治工作的荣誉”，等等。在组织处理上，“左”倾中央甚至比张国焘更狠毒，指示：“对于四军的主要负责同志，特别是红军积极分子会议的组织者曾中生同志等，决不能继续在红军中担任任何领导工作，同样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职务亦是不能担任，中央局在重新讨论曾中生同志的问题时，应该注意这一点。”
秉承中央的意旨，鄂豫皖中央分局将曾中生贬往红安县担任独立团政委。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遭受贬谪和打击的曾中生把一个县独立团带成了攻如旋风，守似磐石的主力师，然后又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阻止红四方面军长期无目的的游荡。“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城固两河口长涕痛哭的张国焘将曾中生恨之入骨。
山乡冬早，虽然还只是12月，已是北风呼啸，霜雪如银。逶迤的山岭，旷远的雪原，寂寥的驿道，增添一缕肃杀和悲凉。曾中生从新集出发，踏上了前往红安的崎岖山道，也踏上了更为坎坷的人生旅程。
两个月前，他还帐下虎将如云，拥有雄兵数万，如今伴随在他的身边的只有自己的身影，还有笼罩在头顶的政治阴霾和泼到身上的一身污水。
纯朴的红安人民用信任和理解迎接他。这里的人们不善言谈，听不懂也不爱听那些花哨的理论和空洞的高调，他们只知道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是非，那就是对待人民的态度。
曾中生把老区人民当作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为他们而活，为他们而战。在这里，他先后两次身负重伤。一次伤在肩部，一次伤在腿部。拖着一副伤残的身体，挪动着一颠一跛的步履，曾中生硬是将一个县独立团带成了攻如旋风，守似磐石的主力师。他的表现连一向与他意见不合的沈泽民也再三赞叹，支持将他提升为独立师师长。
可惜，他的努力因为张国焘的错误政策而付诸流水。
1932年是鄂豫皖苏区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上半年，在徐向前指挥下，在红四军基础上扩建的红四方面军连续发起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其中成建制消灭国民党正规军近四十个团，红军总兵力达到四万五千余人，根据地拥有二十六个县的版图。
空前的胜利冲昏了中央分局领导人的头脑。沈泽民首创“偏师论”，认为今后红军的主要对手将是帝国主义军队，国民党部队只能起到偏师的配合作用。张国焘根据不可靠的资料，推算出国民党只剩下“七师人”，目前红军的任务不是击破“围剿”而是从根本上结束“围剿”。他还趾高气扬地致电朱德、毛泽东，批评中央红军没有采取什么过硬的战略行动。在张国焘不间断进攻的策略指导下，红四方面军东征西讨，频繁作战，既没有时间进行休整以恢复军力，又丧失了反“围剿”的准备工作，最后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一败涂地，被迫向西转移。这时，张国焘由骄狂自大走向惊慌失措，一再惊呼“今天打出了一个厉害的敌人”，“红军没有打第二仗的力量了”，于是带领部队漫无目标的向西游荡。
红四方面军西征是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少数领导人决定的，对于西征的目标、任务和意义没有对战士作传达和动员，一些高级干部也被蒙在鼓里。广大指战员开始还只是把这次转移视为平常的兜圈子，但是随着一去不回头，他们开始疑惑。
从大别山到大洪山，从大洪山到桐柏山，从桐柏山到伏牛山，从伏牛山到秦岭，红四方面军在鄂、川、豫、陕四省边界整整转悠了五十多天，还没有止境。不停的转移，无休止的行军，没有物资保障的生活，使部队非战斗减员剧增，在不到两个月内损失六千余人，占西征兵力的四分之一。整个队伍士气低落。
西征途中，徐向前亲自安排张仁初带着一个班的战士昼夜抬着负伤未愈的曾中生紧跟总部前进。一有空，徐向前就跑到担架边嘘寒问暖。对此，张国焘非常不满：“你的任务是指挥部队打仗，整天围着个残废转个啥劲？”
尽管受到老战友的细心照料，躺在担架上，曾中生还是一个个疑团不断涌上心头：“我们这是到哪里去？”“为什么脱离了鄂豫皖？”“为什么采取了游荡的形式？”“为什么不先占漫川关？”“为什么不到华阳，怎么中途又改变了行动方针？”“听说领导层中意见发生了分歧？”
具有同样疑问的还有方面军其他一些高级干部。
红十二师师长旷继勋说：“这样没有目标地走下去不行，要和战士们讲清楚，打回鄂豫皖，就是铜墙铁壁也打得回去。”
红十师政委余笃三说：“不能任张国焘一手遮天，要请中央来检查我们的工作。”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说：“中央派人来最好，我要提意见，为什么不给战士讲清楚我们是到哪里去？”
总政治部宣传科长朱光说：“政治保卫局为什么乱杀人，上面也不管一下？”
第七十三师政委张琴秋说：“部队这样像孤魂野鬼般瞎跑肯定有问题，上面的决定肯定不正确，我们要反映，要斗争。”
朱光、王振华、傅钟等人还商量离队到中央告状。临行前，傅钟突然提出问题：“到中央路途远去不了怎么办？去了反映情况组织不承认怎么办？”
想来想去，刘杞、张琴秋、朱光、王振华、李春霖等十几个师级干部来到曾中生的住处，强烈要求老领导牵头向中央告状，结束部队无目标的流浪，把张国焘轰下台。

第四部分 铁血儒将曾中生第40节 被捕入狱

曾中生沉思片刻，反问大家：“向中央反映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和广大指战员的意见固然很好，但如果中央听不进我们的意见怎么办？”对于王明把持的“左”倾中央，他失去了信心。
房间内寂静无声。
“就算中央同意我们的意见，但是，这里离中央所在地相距数千里，往返一次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的部队还经得起这样长时间的折腾吗？”曾中生分析问题的深度一向为战友们所钦佩。这个问题令大家陷入缄默。
一位师长忍不住嚷道：“难道任他张国焘这样断送红军不成？”
“当然不成。”曾中生说出自己考虑已久的想法：“我们要凭自己的力量阻止这种无止境的流浪，要就地落脚建立根据地。与其向中央写信，不如直接向分局写信提意见！”
同志们公推曾中生给张国焘写信，要求解决行军方向问题、停止错误的“肃反”、加强集体领导，如果分局不同意也请把他们的意见转报给中央。
信件送到张国焘手中，他感觉到了反对派的力量。其实，早在行军途中，他就从战士、干部乃至身边的秘书、通讯员、警卫员阴沉的脸上看到了军中那团愤怒的火焰。为了平息部队的不满情绪，张国焘采取主动姿态，表示愿意开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开会之前，他以前线作战为名，将与曾中生有着类似意见的徐向前支走。
12月10日，陕南城固县小河口镇，红四方面军举行师级以上干部会议。
曾中生首先发言。他列举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以来的事实，批评张国焘实行无目的、无计划转移和家长制统治带来的恶果，明确要求充实军委会，集体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
他的发言虽然十分尖锐，但仍然是同志式的态度。
在他之后，一些军级干部相继发言，强烈要求在川陕一带建立根据地，停止冲州过府式的流动作战。旷继勋还指着张国焘诘问道：“张国焘，你今天说这个是反革命，明天说那个是反革命，我看，你才是头号的反革命！你丢了根据地，还使红军连遭失败。你现在想把红军带到哪里去？你到底想干什么？”
会议呈一边倒的态势。迫于压力，张国焘不仅作出了“诚恳”的检讨，还流下了悔恨的眼泪。
小河口会议作出了两条重要决定：一、立即组成前敌委员会，实行集体决策，任命曾中生为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同时兼红四方面军参谋长）；二、向川陕前进，寻找合适地点，建立根据地。
会后，红四方面军南渡汉水，翻越大巴山，进军川北，经过五个月的浴血奋战，初步奠定了川陕根据地的雏形，到1933年5月，根据地扩大到三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多万，红四方面军扩编为四个军。
曾中生和他的战友们通过共同抗争，疏浚了一条滞涩的铁流，挽救了一支英勇的军队，付出的是自由和生命。他的狱中绝唱竟是一部部价值连城的军事著作，他在书中阐述的军事原则成为后来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战略和战术问题的重要素材。
在渡过军事和党内危机之后，张国焘开始收拾曾经迫使他低头反省的党内反对派。
担任川陕省革命委员会主席的旷继勋首遭其殃。红十师师长王宏坤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我清楚地记得旷继勋同志被害前后的情况，老实说，张国焘是搞了阴谋的。大约是1933年6月，当时我们十师师部驻洪口，一天晚饭后，我和三十团在镇外做游戏。这时从南面山路上来了两个人，牵着两匹马，走近一看，是旷继勋同志和给他放马的一个小战士。旷继勋同志当时担任川陕省革命委员会主席，我急忙迎上去，陪旷继勋到师部，安排弄吃的，后由师政委陪同他吃饭。吃完饭，旷继勋到师政治部周吉可那里玩去了。他们两人是贵州老乡。
我问师政委，旷继勋来干什么？他回答说：“来帮助你指挥。”我说：“欢迎，那很好嘛。”他随即问我：“你对旷继勋有什么看法？”我说：“是个好同志，工作不错嘛。”
第二天早上，我的那位大个子警卫员告诉我，昨天夜里，把旷继勋勒死了。我大吃一惊，他还说，夜里，旷继勋被叫到保卫队（住庙里，队长为丁武选），刚一进门，一根绳索就套住他的颈，旷继勋说，×××同志，你们放开我，有什么问题可以讲清楚嘛！
吃早饭时，我问政委：“旷继勋同志怎么不见了？”他说：“你不要管！”
我说：“昨天你不是说他来帮助我指挥吗？他到底哪里去了，莫不是把他整死了。”
他说：“你别管，这是张主席的命令。”他说的“张主席”就是张国焘。我当时心里不满，有意见，也不敢说。
用绳子行刑，是张国焘的嗜好。这根罪恶的绳索将套向曾中生。
党内斗争的大网徐徐张开，缓缓地伸向军中。小河口会议上批评张国焘的高级干部一个没漏。余笃三、舒玉璋被秘密杀害，刘杞被开除党籍，中央代表廖承志、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被软禁，傅钟、张琴秋、徐立新、朱光、王振华等人或者被勒令写申明书，或者被撤职，有的被杀害……最后轮到曾中生。
1933年7月，张国焘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签署命令，免去曾中生西北军委参谋长的职务。随后，陈昌浩在后方最高领导机关党团积极分子大会上宣布曾中生的“罪状”：“在中生指使下，在小河口公开开会。托陈派、右派、改组派们一致联合反对党的领导，分配其反革命党羽到各师活动，企图深入其反革命组织。”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内部刊物《干部必读》上发表《右派的根本错误》等文章，公布所谓曾中生的“罪状”，诬蔑他是所谓托陈取消派、右派的总头目，叫嚷：“党再也不能让这种人来糟蹋，必须执行纪律”。
他所谓的执行纪律就是逮捕入狱。关于曾中生被捕的情景，徐立新有一段清晰的回忆：
那是1933年8月1日，曾中生同志和我是同一天被张国焘逮捕起来的。记得那一天，我从前线回来，参加通江阅兵。我是阅兵总指挥。张国焘、陈昌浩都出席了。当天晚上，陈昌浩打电话要我去保卫局，说有重要会议。我去了，才知道是要抓我。陈昌浩对我说：是张主席（国焘）让我叫你来的，在四方面军你是仅次于曾中生的反对张主席的第二号人物。张主席曾经和你谈过了，你为什么一直不检讨？你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不过，你和曾中生不同，你还年轻，在保卫局好好反省，还可以快一点出去工作。我听了很气愤，我不服。我过去和陈昌浩在莫斯科是同学，当时就拍着桌子和他争吵起来。我问他，谁是“右倾机会主义”？难道“右倾机会主义”就要进保卫局吗？陈昌浩说，你在保卫局院子里还可以走动走动，但不能出去。我问他，曾中生呢？他说，曾中生也来了。从此，再也没有让我见曾中生同志。
曾中生同志可以说是党在鄂豫皖、川陕根据地的正确路线的一个代表。在政治上，他关于根据地政权和进行土地革命的主张都是正确的。在军事上，他主张收紧阵地，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反对和敌人硬拼，主张把军事斗争同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结合起来。在经济上，他主张要发展和繁荣根据地的经济，来支援战争。在工作作风上，他很讲民主，联系群众，平等待人，不搞肃反扩大化那一套。
曾中生同志和我是同学，在武汉时期我们就认识。在根据地时，他经常到我那里谈天。他对我说：同张国焘这个人很难讲原则，他说的话不一定可信，他答应的事不一定兑现。

第四部分 铁血儒将曾中生第41节 《游击战争要诀》

在政治保卫局刑讯室，张国焘亲自提审曾中生。
曾中生质问道：“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抓我？”
“你犯了什么罪，你自己很清楚。”张国焘扳着手一条条数落：“在鄂豫皖，你和许继慎在一起组织小组织，反对我，我容你了；到了小河口，你看我张某人虎落平阳，不值钱了，又把托陈派、右派、改组派纠集起来反我，想把我轰下台。”
“我们的意见不对吗？作为党的干部，我们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在会议上向你提意见，这是符合党内民主生活原则的。”
“什么民主？党只对自己的同志讲民主，对你们这些牛鬼蛇神有什么民主可讲？限你在五天内写出自首书，交待你反对我的罪行。”
“我只有对革命的忠诚，反对你也是为了党和红军的事业，没有什么罪行需要自首。”曾中生义正辞严地予以拒绝。
张国焘指使保卫局严刑拷打曾中生，皮鞭和大棒均不能令他屈服。早在青年时期，曾中生就写下这样一段文字：“一位职业革命家，一位无产阶级战士，必须具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忍苦耐艰的意志，排除万难，勇往直前，以求最后的胜利。”在张国焘的班房里，曾中生时常背诵这段话，用来激励自己，不灰心，不气馁，不消沉，坚韧不拔，以求最后的胜利。
在中共早期军事家中，曾中生以其精辟的军事理论独步群雄。他身经百战，具有丰富的实战和指挥经验；他分析力强，善于提炼战争的规律和作战原则；他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理论方面达到了很高的造诣，成为兼擅实战指挥和军事理论的“儒将”。
在“反右派”斗争开展之后，曾中生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将是这场斗争的终极目标，于是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军事理论的研究之中，先后写出了《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
《与川军作战要点》写成于1933年7月7日。在精辟分析川军特点和川中地形后，曾中生提出了十二条红军作战的战术要领：
一、红军作战，群众力量，处处配合，声威大壮。
二、乘敌矛盾，利敌冲突，各个击破，此为上着。
三、行军力强，才好爬山，轻装行动，诡秘为当。
四、交通困难，注意联络，地势复杂，尤重搜索。
五、敌情不明，不可妄进；敌情既明，先发制人。
六、敌如来攻，让其接近，集中力量，歼没殆尽。
七、山险寨多，不易硬攻，小部活动，最易成功。
八、主力迂回，抄敌侧背，歼敌之效，以此为最。
九、突破一点，溃敌全线，纵有牺牲，必得大胜。
十、前进包围，后进合围，胜利之后，必须穷追。
十一、夜间拂晓，或袭或击，如能精巧，最好制敌。
十二、突敌外围，攻敌联点，运用之妙，其法不鲜。
这篇《要点》着重从战术上加以总结，在提出观点后详加解释，同时写明实施需要注意的事项，操作性极强。《要点》琅琅上口，十分适合四方面军中那些实战经验丰富但缺乏系统总结的中下层指挥员。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篇要点没有写完。
《游击战争要诀》发表于8月7日。《要诀》共分三个部分，总纲部分论述了什么叫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任务与目的、游击部队具备的条件、游击队员应有的技能和游击战争网的布置；通则部分有针对性地回答了如何进攻敌人、为什么不攻坚、为什么不打硬仗、为什么敌情不明不战、与群众组织如何配合、以及如何发动群众骚扰敌人、打圈子对付敌人、坚壁清野、破坏敌人后方、夜间行动、肃清地方反动分子等问题；游击战术部分则围绕“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针，详细解释了扰敌、阻敌、迷敌、饿敌、疲敌、骗敌、截敌、袭敌、捕敌、毒敌、诈敌、伏敌和近战、夜战等要领。
在曾中生的军事理论中，最耀眼的明珠当属他在囹圄之中所写的《与“剿赤军”作战要诀》。这篇军事论著长达3万多字，内容涉及到中国革命的战略和战术问题的各个方面，包括纲要、红军与白军在军事上的比较、红军一般应注意之原则、行军应注意之事项、驻军应注意之事项、战斗搜索应注意之事项、与剿赤军作战之要领、特种地形作战要点、夜间作战要点、几个附带注意的问题。论著的精华集中在与剿赤军作战要领部分。
曾中生在论著中提出了后来影响中国革命战争的几乎所有基本范畴，如关于围剿与反围剿成为红军时代战争特点的观点，关于人民战争的观点，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观点，关于内线作战、诱敌深入的观点，关于持久战、速决战和运动战的理论。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他系统地总结了十种反“围剿”的战法：
1、内线作战，各个击破。
2、专击敌人联络点。
3、前进包围，后进包围。
4、专于抄袭迂回。
5、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以飘忽行动击敌要点。
6、围点打援。
7、诱敌深入，集中力量而歼灭之。
8、布置大的游击战网。
9、尽力发挥夜间作战。
10、突出外线攻击。
曾中生白天不断被政治保卫局提审、拷打，晚上则忍着身上巨疼，对着一盏桐油灯辛勤写作。他是想把自己多年积累和思索的成果贡献给他挚爱的战友，科学地总结出红军所创造的全部战术。他在前言中写道：
“这本小册子编著的根据，是依靠着近代战斗纲要和敌人目前的军事材料以及我们一部分的战斗经验。因为革命飞快的发展，红军迫切的需要，所以没有经过详细的校正，即呈献勇敢战斗的同志们之前。
我们编著的责任与希望，并不仅仅在于供给我们英勇的战斗同志参考和运用，而且要求同志们都　时时携带着，时时研究着，特别是与自己的长期战斗经验汇合着，以自己的创造力量来增改这本小册子不够和错误的地方，来解决这本小册子所未解决的问题，完成着我们全部的伟大的创造新世界的红军战术。”
这部军事著作的价值，连张国焘也不能不承认。他在发表该文时删去了曾中生的名字，在附记中写道：“本书甚有价值，红军干部应人人手执一册，再三探讨。”
论著刊出后，成为红四方面军的瑰宝，无论高级将领还是一般干部，都争相阅读、研讨。论著成为军校的教材和指挥员行军打仗的手册。据不完全统计，论著先后被翻印三次，第一次是1933年10月2日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油印，第二次是1934年3月24日由西北军区政治部翻印，第三次是1934年5月8日由红九军政治部翻印。后来这部军事著作被带到陕北延安，为毛泽东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思想火花。

第四部分 铁血儒将曾中生第42节 在黎明前坠落

“真理是掩没不了的，是非总有一天要澄清。”身陷囹圄之中的曾中生日夜期盼与中央红军会师，坚信毛泽东、周恩来会主持公道。为了拯救一代儒将，党中央以共产国际代表团名义致电张国焘：“曾中生即使有反动疑难，亦须保全其生命，并给以优待。”在该电未到之前，张国焘抢先一步动手，用根草绳结束了曾中生的性命。
曾中生被整整关押了二十四个月。
关押期间，张国焘几次亲自找他谈话，或者派人来督促，威逼他交出申明书。每次，曾中生都用同样的话回答：“真理是掩没不了的，是非总有一天要澄清。”
在政治保卫局，他经常与看押他的战士谈心，跟他们讲故事，教他们学习文化。
老红军陈明义当时在川陕省政治保卫局工作，有机会接触曾中生。曾中生经常给他讲党早期的活动，讲他在黄埔军校的事情，讲周恩来在军校和毛泽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故事，讲叶挺独立团攻打汀泗桥的情景。他讲得绘声绘色，身心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之中。
陈明义不认识字，曾中生就手把手地教他写字，一笔一划，认认真真，还告诉他相关的知识。
“你知道红军的三大任务是什么吗？”
“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势力，实行土地革命。”陈明义背得挺熟。
“你知道这三大任务的意思吗？”
陈明义说不太清楚。
“你知道这三大任务之间的联系吗？”
陈明义答不上来。
于是，曾中生详细地讲解三大任务的提出过程、具体内容和内在联系。
保卫局战士记忆最深的是他关于地理知识的介绍。他会在纸上画出简要地图，说中国有多少个省，有多少条河流和湖泊，有多少山脉。他还会根据战士的讲述，画出部队的行军路线，一一说出沿途要经过什么地方，每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和地形地貌。战士们都能感受到他渴望自由、希望重返沙场的迫切心情。
久而久之，随着接触和了解，曾中生在保卫局战士们心目中重新树立起革命家的形象。陈明义说：“他讲得绘声绘色，我简直听着了迷。我深深地为他坚贞不屈，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时刻惦念革命事业的高尚情操所感动。”
保卫局的战士敬服曾中生的人格和情操，知道他是冤枉的，不顾张国焘的禁令，悄悄地告诉他外面的消息、部队的动向。
1935年6月，有位好心的战士告诉关在川西杂谷脑监狱中的曾中生：“曾政委，红四方面军已经在懋功与中央红军会师了，先头部队已经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你的苦日子快到头啦！”
曾中生听了，热泪夺眶而出，泪水顺着他的清瘦的脸颊流到杂乱的胡须上。
他日夜盼望的一天到来了！
曾中生负冤如山，但始终坚信，毛泽东、周恩来了解他。他伏案疾书，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出来为党工作，愿意接受中央的审查和处理。随后，他还面见张国焘，要求将他释放或转送中央，他有事情向中央汇报，他要为那些冤死在所谓“党内斗争”中的战友讨还公道。
会师不久，中央也了解到曾中生的一些情况，指名要见曾中生。
张国焘害怕了。曾中生了解他从鄂豫皖到川陕的全部情况，对于他推行“左”倾政治路线、冒险军事战略和错误“肃反”政策及其所造成的危害了如指掌，一直与他作斗争，并且得到党内、军内那些抵制他领导的干部爱戴。由于这个原因，他一直把曾中生看作定时炸弹，担心这颗炸弹一旦引爆，会给他毁灭性的打击。张国焘决定杀人灭口。
1935年8月中旬，一个漆黑的夜晚，川西北卓儿基以北的一个森林里，曾中生被一条绳索活活勒死，丢进一条河流。为掩盖真相，刽子手们潜往卓儿基南面，大声呼喊：
“曾中生，你往哪里跑？”
“曾中生通敌逃跑了，向番人投降去了，快追！”
政治保卫局还派出部队到附近山岗、树林搜索，整整折腾了一夜。第二天拂晓，向上面汇报：“曾中生通敌，掉进河里淹死了！”
张国焘不仅扼杀了一个卓越军事家鲜活的生命，还要将最后一盆脏水泼到这位圣洁的英雄身上。
由于张国焘封锁消息，中央始终不知道曾中生已经蒙难，多次要求与曾中生见面，都被拒绝。在张国焘另立“中央”之后，毛泽东、周恩来担心张国焘会采取毒辣的手段处决曾中生，专门于1936年2月8日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致电张国焘：
鄂豫皖肃反颇多“左”的错误、扩大化，至一营一连的被捕，地方党组织全部坍台。四方面军先后破案中涉及兄处高级负责人为托派，是否属实难判明。鉴于历史教训，盼兄处检查，使扩大、偏见与单凭口供等错误早告肃清。廖承志、曾钟圣（即曾中生）即使有反动疑难，亦须保全其生命，并给以优待。此为代表团所切嘱。
这时距曾中生被害已有半年的时间。曾中生被害时，年仅三十五岁。
他被害两年后，张国焘倒行逆施，与中央闹分裂失败，从陕北出走，投向国民党怀抱，成了可耻的叛徒。
卓儿基，一颗耀眼星星在黎明前坠落；
战史上，一个璀璨的名字在万众心中升腾。
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七大上，中共中央庄重地为曾中生平反昭雪，赞扬他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战斗的一生。1988年，中央军委追认他为中共军事家之一。

后记后记

走出校门，便开始从事党史征编工作，至今已有二十年。工作之余，我脑海里时常浮现出这样一个问题：与其他政党的历史相比，中共党史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感觉是四个字：伟大，悲壮!
中共党史，正如我们饱经沧桑而涅槃新生的古老民族一样，既伟岸大哉，又悲怆壮烈，既令人心仰神驰，又禁不住扼腕叹息。欢呼与轻憾，总是那样如声随响，如影随形，须臾不肯割舍。
很奇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复杂的历史现象。也许伟大与悲壮从来就是两个不可以分离的孪生兄弟，也许伟大与悲壮压根就是美学中“崇高”范畴的两个相互依存的侧面，也许就像诗人们常常吟颂的，悲壮源自伟大，伟大归于悲壮，也许这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
本书所记叙的未走上共和国授衔台的十一位将帅属于这种类型。他们都是我党早期立下惊世殊勋的军事家，他们各怀大智大勇，都具妙才良谋，由于出色的军事业绩和过人的理论造诣，他们被视为“名将之花”，如果活到新中国成立，他们都会踏上红地毯，身着将帅服，接受最高统帅的授勋。可惜的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复杂曲折的斗争中，他们中途倒下，捐躯于指挥岗位。
他们已经远离我们，走得最迟的罗炳辉也距今快六十年了。但时间的间隔并没有模糊历史的视眼，他们也没有淡出人们的记忆。历史是公正的，也是充满激情的，每逢党和国家的生日，人们就会首先想到染红党旗国徽的烈士，会点燃一瓣心香，追思心目中的英雄。
在纪念建党八十年期间，我与同事邹东山曾经应老友何大猷之托，撰写了长篇纪实——《共和国不能忘怀的英杰伟烈》，后来在《今古传奇》发表时易名为《共和国不能忘怀的十大高级将领》。其实，我们所写的那些著名烈士之中，有一些如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等人虽然从事过军事工作，但主要还是政治家。刊物发表后，不少读者来信、来电，称读后十分感佩，非常敬仰那些英灵不倒的烈士。湖北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刘冠军看过书稿后另辟蹊径，建议我转换角度，以1989年11月和1994年4月中央军委确定的三十六位军事家为线索，重点记叙那些牺牲于建国前的十一位军事家，写出他们生如春花之绚丽、逝如秋叶之静美的一生。我接受了他的建议，重新进行写作，并保留了原来东山所写的“左权”一章。在本书付梓之际，特向促成此书出版的何大猷、刘冠军、邹东山先生表示感谢。
另外本书写作过程中，参考和采用了大量的党史资料，特向这些史料的征集研究者一表谢忱，并将资料出处一一注明，便于读者查询。
由于笔者水平有限，书中定有疏漏不周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笔者
2003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