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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中国教育与我们同呼吸、共命运

《求是》杂志社编审、著名杂文家牧惠
2004年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开播10周年。10年来，《焦点访谈》每天“用事实说话”，盯紧社会生活中的“焦点、难点、热点”，日积月累地推动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民主法治进程。
对这样一个敢于“用事实说话”的电视节目，不但老百姓喜欢，国家领导也给予了充分肯定。
1998年10月7日，时任总理的朱NFDA2基在和《焦点访谈》编辑、记者座谈时赠言：“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2003年8月26日，温家宝总理视察中央电视台，并在《焦点访谈》演播室赠言：“与祖国同在，与人民同行，与世界同步，与时代同进。”
2004年4月8日，温总理再次给《焦点访谈》节目组发去亲笔信，强调“人民的意见、要求和呼声，是对政府工作最好的批评和监督。只有人民的批评和监督，政府才不敢松懈，才不会犯骄傲自满的错误”。
教育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也直接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因此，教育问题尤其是农村孩子的义务教育问题始终是我关注的一个焦点，甚至是我心中的一点痛。曹保印的这本《直击中国教育底线》虽比不上《焦点访谈》，但“用事实说话”的勇气也不小。
这本书以新闻调查的形式，全景式观察与思考中国教育新走向，集中、及时、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中国百姓最关心的教育问题，盯紧了“热点”；以直面现实的胆识，对中国教育中长期存在的新问题、新现象、新走向进行深入采访与理性剖析，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教育现象，盯紧了“冰点”；以个案解读的方式，对中国教育面临的，同时也是老百姓最为关注的问题进行深刻反省、大胆发言，盯紧了“焦点”；以客观冷静的姿态，暴露中国教育面临的种种困境和艰难抉择，客观地一一剖析中国教育问题，盯紧了“难点”。
由“点”及“面”、“点”与“面”相结合，“直击中国教育底线”的问题自然而然地就提出来了。对这本书来说，尽管“点”上的东西从表面上看起来多于“面”上的内容，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一个个具体而微、实实在在的“点”，才使“面”显得厚重、深刻，更具可读性和可操作性。
当然，要求作者做到十全十美、滴水不漏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我相信，也希望，随着阅历的加深、学识的增加，他作为教育守望者的角色，一定会做得越来越好。
2004年6月1日于北京

序前 言：让教育点亮千家万户的窗口

教育是一盏灯，一盏文明之灯，一盏穿透重重历史迷雾的文明之灯。在古代社会，这盏灯虽然明亮，却只能照亮一部分人家的窗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美景，只能为极少数幸运儿所享用。对大多数贫寒子弟而言，这样的美景只是黄粱一梦。在这种情况下，教育之灯再亮，也无法点亮千家万户的窗口，所谓“教育公平”，在彼时的所有经典里都查不到，自然也从来没有走进过满嘴“之乎者也”的大师们的思想世界。
然而，随着文明进程的推进，在当代中国，教育已经变成了社会公共用品，任何人都有权利享用它，政府也必须以宪法的形式确保全体公民不打折扣地实现这一权利，千家万户的窗口因有了教育之灯的存在而分外明亮。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如果不能保证让教育之灯公平地点亮千家万户的窗口，那么，不但政府应该深刻反省并且检讨自己的失职行为与观念偏差，广大民众也可以振臂疾呼，维护自己应有的神圣权利不被人为打折。
对当代中国教育而言，实事求是地讲，尽管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这些巨大成就背后存在的种种问题也不可忽视。如教育乱收费、教师性犯罪、校园性问题、校园暴力、校园自杀、校园犯罪、教师上岗费、农村义务教育困难重重等，都是已经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冰山一角，有的甚至已经成了社会的热点、焦点和难点。再如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杀人案、北京大学改革风波、私塾复活现象、刘海洋伤熊案、重庆邮电学院女生因怀孕被开除案等，也从多个角度暴露了教育自身存在的问题。假如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由此而酿成的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它最直接的表现之一就是无法实现教育公平。在有些情况下，这种不公平的教育现实不但会使一些特定的人深受其害，而且还会使越来越多的人身陷由此而造成的陷阱之中。这样，教育不但不能点亮千家万户的窗口，甚至还可能会让本来还有一点亮光的窗口变得黯淡。
现在已经进入公民权利不断觉醒的时代，公平受教育的权利作为所有社会公平中的“第一公平”，正在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但是，必须明白的是，任何权利的实现都是需要努力争取的。对目前教育本身存在的种种问题，每一位负责任、有正义感的公民，也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见解，为教育之病“望闻问切”。惟其如此，教育之灯发出的光和热才能真正普惠于全体公民。否则，即便天赋了每一位公民受教育的权利，政府也在努力确保这一权利的实现，我们依然不能用教育之灯点亮自家的窗口。
这就是说，受教育的权利不但需要政府的全力支持，也需要来自公众的强有力的监督和批评，而监督和批评教育的主旨并不在于限制它朝着更正确、更完美的方向发展，却是为了使它的光更明亮，使它的热更温暖。要知道，当教育走上了四季如春的阳光大道之后，我们的生活也一定会因此而阳光灿烂，四季如春。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影响教育之灯更好地发出光和热的种种不正常现象的确还有很多，这其中既有教育自身的病灶，也有教育之外的病毒感染。显然，对这些病灶和病毒是不能讳疾忌医的，不但不能，反而应该更加积极、稳健、有建设性地治疗之。
作为教育守望者，长期以来，我对这样一个故事情有独钟——
在欧洲中古时期的基督教教会中有一种特殊职业，叫“魔鬼的辩护士”。那时的基督教神学者，只要提出一种新理论，就必须按照教会的要求，另外请人站在自己的敌对立场上，对新理论提出针锋相对的反驳。建立新理论的人只有通过与“敌手”的反复辩驳，回答“敌手”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质疑和挑剔，直到确实无懈可击，其理论才告最终完成。这种有意“魔高一尺”的做法，目的并不是消除新理论，而是使其从一开始就能避免潜在的谬误和不足，具有接受各种挑战和驳诘的力量，最终达到“道高一丈”的境界。这位提出反驳的“敌手”，形式上是站在神的对立面，即“魔鬼”的立场上讲话，所以被称为“魔鬼的辩护士”。
在有些人看来，神学理论也许是无稽之谈，可是，神学家曾经对自己的理论报以如此严谨的态度和采取如此严格的辩驳论证方法，恐怕还是出乎人们的意料。由此生发开来，如果连神学家都有勇气故意为自己“树敌”，都敢接受来自“魔鬼”的反驳和挑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原则的教育事业，又为什么不敢从与“魔鬼”力量的抗衡中汲取生机与活力，直面一切真理与谬误呢？要知道，如果连神学理论都可以经此途径变得颇具蛊惑力，那么，比神学理论更具不朽价值的教育事业，更应该在不断的修正谬误中，以其灿烂的文明之光普照芸芸众生，从而具有无穷的魅力。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采写这部书的过程中，我有意无意地将自己设定在了“魔鬼”的位置上。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用事实拨亮教育之灯，以其永久的光和热，真正照亮千家万户的窗口。2004年6月8日晚，工作中的牧惠先生在北京市因突发心脏病与世长辞，他的突然离去给文学界带来了巨大遗憾。6月1日，牧惠先生应作者之约欣然命笔作序，没曾想，这篇序言竟成为老人家的绝笔。长泪洗面难释痛，唯以努力祭先生。
曹保印
2004年7月15日于北京

第一章 直击1 非法“暴利”——教育乱收费呈蔓延之势(1)

一位镇中心校校长表示，自己虽然身为一校之长，但一般没时间也没精力抓教学管理，日常的主要工作就是想方设法应付伸向校园的黑手。他说：“像这样罚来罚去，要来要去，还不就是折腾学生的几个杂费吗？！扎一针出点儿血，啥时扎不出血来了，这些人你请都请不来。”
任何有远见的国家和民族都高度关注教育，视教育为立国之本、富强之源、发展之基、竞争之资，是从根本上提高国家和民族地位和实力的关键所在。今天，中国的教育涉及到13亿多人口的切身利益，与每个人的一生息息相关。面对无时不在、无所不在的教育，国人对未来寄予了深切的厚望。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在给《世界教育报告》所写的前言中曾留下了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我们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给子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子孙。”对教育，国人寄予了无限美好的理想和希望，但也常常感到忧虑和迷惘。
孟子曾说：“不齿不若人，何若人有。”在今天，对问题的困惑、对危机的漠视、对竞争的麻木、对学习的忌讳、对法纪的轻视、对信息的充耳不闻、对公平和公正的淡薄，都将导致更大的问题和危机。只有深刻地反省自身，找出问题及其真正的症结所在，并进行“刮骨疗毒”般深入实际的审视与改革，中国的教育才会有真正的生机。
在此背景下，国人对教育纯净度的要求越来越高，而教育本身存在的大量问题，却又严重影响了教育在国人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在这方面，教育乱收费首当其冲，在个别省市甚至已经进入了“十大暴利行业”，以至中央政府不得不三令五申，要求严查教育乱收费，还教育一片圣地，还人民一份公平。这不仅关系到科教兴国的大事，而且和社会的稳定与安全息息相关。
2002年，据不完全统计，教育部和各地教育监察部门查出公办中小学各种违规收费4.2亿元，查处乱收费案件6934件，处理责任者3363人，其中通报批评2230人，受党政纪处分1133人。而据专家推测，2002年全国共有9.88万所中学和45.69万所小学，其中至少2%为省市级重点学校，最保守的估计，每所重点中、小学年收择校费分别为500万和200万元。如此计算，光择校费一项，全国一年就超过270亿元，这当中大部分是属于乱收费。
在以教育为本的中国，愈演愈烈的乱收费正在成为最广泛的百姓话题，甚至演变成为一些典型的社会悲剧。
2003年7月，陕西省榆林市，19岁的景艳梅考上了大学，父亲景统仕不堪至少上万元的学费压力在家中自杀身亡。同年8月，四川省简阳市安象镇节约村一位18岁的女孩考上了大学，为了筹措学费，愿意以身相许。读大学难，上幼儿园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光学杂费每年随随便便就得七八千元，高的甚至达到了一万七八千元。一些家长为此惊呼：“上幼儿园比上大学还贵！”
在福州，招收择校生的现象普遍存在，少数被家长们看好的小学更是借机收取高额赞助费，个别优质校甚至开出了每个择校生要缴纳近2万元的高价。这还不算什么，在2003年实行“三限”政策之前，广州一个择校生收费可高达15万—18万元。现在，其他一些城市的收费水平已经开始像前几年的广州。这当中重点学校又尤为突出，南昌的一位家长说：“入学捐款四五万元不过是‘毛毛雨’，就是捐上10万元、20万元的也大有人在。为了找关系，我又另外请客送礼，花了近3万元来疏通关系。”
2002年，北京市近800所中学就有200多所在靠招择校生增收，年择校费超过10亿元。2004年1月3日，《江南时报》发布消息，宣布在刚评选出来的2003年中国十大暴利行业中，教育、房地产、殡葬、旅游、汽车、电信与手机、医药、网络游戏等行业同时榜上有名。据教育专家保守测算，10年来教育乱收费总额超过200亿元。
这些乱收费乱在什么地方？就中小学而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一些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受“利益驱动”影响，通过招收择校生，办“校中校”、补课班，乱发复习、辅导材料，各种名目与学生入学挂钩的赞助费等，有的是为弥补学校公用经费的不足，也有的是为小集体牟取利益。二是一些社会有关部门向学校乱摊派、乱罚款和搭车收费，如强行订阅报刊杂志，推销保险、校服、食品和学具等。三是一些基层政府违反规定，擅自立项、超标准收费、扩大收费范围，如通过中小学校向学生征收教育费附加或教育集资，收取建校费、危改费、捐资助学款、代课教师工资、工友费、集资修路(桥)、超计划生育罚款、社会治安费、社会抚养费等。据部分省市教育部门统计，中小学校自身的乱收费和基层政府以及部门的乱收费和搭车收费金额，约各占乱收费金额的一半左右。近年来，一些基层政府乱收费行为有所下降，但一些地方部门的乱收费和搭车收费行为依然比较突出。
事实上，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而且年年都在抓。但让人奇怪是，人民群众不但没有觉得教育的收费秩序好了，反而觉得教育的收费秩序越来越乱。即使在“一费制”政策出台以后，教育乱收费的势头也没有得到控制。
2003年，甘肃省的农村中小学普遍推行了“一费制”。这一政策的实施，旨在规范各种教育收费，遏制乱收费行为。但是，甘肃省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有关教育收费统计调查资料却显示，在2003年，甘肃省县级以下农村教育收费指数仍居高不下。在这一年，甘肃省共查处教育乱收费2000余万元，其中，在治理中小学乱收费中，清理取消收费项目53个，涉及金额211.34万元；查处高校乱收费案件三件，涉及金额72.7万元；查处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乱收费案件116件，涉及金额306.44万元；查处义务教育阶段乱收费案件145件，涉及金额212.61万元。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三令五申取消的收费项目仍在收取；二是有些已经明确降低的标准，不但没有降，反而扩大提高了收费标准；三是自立项目、自定标准，乱收费名目繁多。
在教育乱收费这一问题上，现任教育部部长周济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教育乱收费伤害了青少年学生的幼小心灵，影响了青少年学生诚信品德的形成，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关于这个问题，周济有一次亲身体会。他说：“我在武汉市工作的时候，有一个乡政府在学校开学时，想把农民应缴的税收通过学校征收，家长不缴税就不让学生上学，这叫做搭车收费，结果学生家长群情激愤。有个别的学生家长就做了出格的举动，堵了国道，堵了交通。当然这违反了法律。我们还是尽力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说：‘你们因为缴费问题就堵国道，对孩子们是怎样的教育？’家长反过来问我们：‘你们学校乱收费，对孩子们又是什么样的教育？’这句话对我震动很大。教育乱收费实际上损害了我们崇高而神圣的教育事业。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教师的言传身教对孩子们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教师的日常工作非常平凡，但教书育人的责任却极其崇高而神圣。学校乱收费，对教师的形象是一个打击，对教育的形象是一个打击，对孩子们的心灵更是一个打击，损害太大了。校长乱收费、老师乱收费，本身就是不诚实，就是不讲信用，我们的孩子怎么能够接受好的诚信教育，又怎么能够形成好的诚信品格呢？”
周济的震动并不就是所有人的震动，尤其不是教育乱收费者的震动。
2003年年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全国组织部署了教育收费专项检查工作，检查发现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主管部门及各级行政部门乱收费现象严重，收费犹如雁过拔毛，名目繁多，数额巨大。根据对全国20个省(区、市)的初步统计，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共对63484所大、中、小学和教育主管部门进行了重点检查，查出违法收费案件12634件，违法收费金额21亿多元。
学校存在的乱收费行为，在不同的教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贯穿了教育的各个环节。在义务教育阶段，主要是将“捐资”“赞助”等与学生入学和考试成绩挂钩，贫困地区的农村中小学未严格执行“一费制”收费政策，以及提高标准收取借读费等；在高中阶段，主要是未严格执行择校生的“三限政策”，收取高额“择校费”“赞助费”，擅自扩大调节生比例，变相超收学费等；在高等教育阶段，主要是收取与招生录取挂钩的捐资助学费、点招费、转专业费、赞助费、建校费等。这些乱收费有的是明码标价，按分计价；有的收费金额特别巨大。
教育乱收费使教育的形象一落千丈，不少人把它和司法腐败联系起来，认为它也是导致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教育在传统文化视野中的“净土”形象，从此荡然无存，代之而来的，是对教育的愤怒声讨。然而，实事求是地讲，在教育乱收费的背后，还有着很多无奈。

第一章 直击1 非法“暴利”——教育乱收费呈蔓延之势(2)

2002年9月7日，我在河南省周口市某县采访时发现，虽然政府三令五申不准一些职能部门借工作之名向学校乱收费，但这种现象在该县还是普遍存在，致使不少基层学校因经济负担过重，无法将极其有限的资金用到教学上去，严重影响了学校办学环境的改善和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我了解到，该县一些职能部门对学校的工作检查变了味儿，使工作检查变成了乱检查，并乘机制造借口乱罚款、乱收费，其名目之多，处罚面之大，罚款额度之高令学校防不胜防，往往是这家查完那家查，罚过东家罚西家。被我调查到的几十所学校大多被罚过款，而且是多个部门年年罚款，少则几千，多则过万。
以一些职能部门在2001年向该县一所农村学校和一所县城学校的罚款及收费为例：某乡中心校被地税罚2000元、审计罚4000元、物价罚3500元、财政罚3000元，合计1.25万元；某县城中学被审计收2万元、罚1.6万元，物价罚2000元，会计法检查收5000元，地税罚5000元、残联收3万元(后经县领导出面干涉，退还学校)，合计7.8万元。像这样的罚单和收费清单(在这些单据中，有的开“政策咨询费”收据，有的打白条，还有的连白条也不打)，在该县各学校中都能列出一大串。
在很多时候，即便学校小心翼翼，也依然难逃被罚款的命运。如某学校在校门口做了块“前方有学校，限速五公里”的警示牌，经办人开了一张票额为140元的商业发票。地税部门在检查时说做牌子应开装潢发票，开商业发票属违规现象，要罚2000元，几番讨价还价后，最后罚了该校600元。后来，该校请人更换教学楼上的坏玻璃，花了70元钱，校领导特意嘱咐经办人将这笔钱开成装潢发票，没想到地税部门又说这笔钱应开商业发票，使用装潢发票是违规，就又罚了该校500元。像这样因学校买几把笤帚、几只水桶、几块玻璃以及修补校舍、打扫厕所等小事被一些职能部门罚走成百上千元钱的事经常发生。
提到这些事，某乡中心校的一位财务人员委屈地对我说：“有关部门平时也不对我们讲到底哪些票能用，哪些票不能用，以及办什么事情开什么样的票据等知识，只等做错了事情时罚你，实在让人无可奈何。”
在调查中，我还了解到，在该县，不少单位、部门和个人把学校看成大市场，把教师、学生当作“摇钱树”，经常利用职务之便向学校强行搭配、推销物品和摊派款物。
该县新华书店在发行教材时，将学校不愿订的非教学用书和各种辅助读物强行搭售，如果学校不要这些搭售的东西，就不向学校发教材或对学校的预付书款不给结账。如某小学仅《自然制作》(该县各小学均没有征订此书)和《读书活动》两本书，就向新华书店交出搭售款6万元，这些被搭售的书甚至连不怎么识字的一年级学生也人手一册。我在调查中还发现，一些单位、部门或个人向学校强行推销、摊派的款物多至50余种，如代码技术费、地图制作费、文明用语牌、伟人像、当年甚至过期的挂历等。更有甚者，一些人在“任务”完成后，还要再向学校索取香烟、皮鞋等物品，甚至直接拿无关发票向学校要钱。
在向学校伸黑手的部门和单位中，还有专门从事普法宣传的司法机构。由该县司法部门组织的一支普法宣传演出队，每场演出的时间是1.5个小时，收费标准为1500—2000元，要求每个乡镇必须承演数场。这支演出队在某镇高中组织演出时，学校专门组织学生代表(各班均派出了数名学生代表)和所有没有上课任务的教师观看，事后，这些师生又都分别把演出内容向没有观看演出的师生进行了详细介绍，并组织全体师生对普法宣传的内容进行讨论，还要求每位学生写一篇作文谈感想。即使如此，司法部门还是强迫这所高中自己再加演两场，且费用照常。
尤其让学校难以理解的是，一些国家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有的单位还在向学校强行收取或摊派。如该县建设部门在2000年和2001年分别向某小学收取房屋租赁管理费4500元和5000元(后因学校坚决抵制而作罢)。据了解，这种现象在该县的其他城市学校也存在。
周口市的这个县共有各级各类学校106所，订阅报刊68种，其中教育主管部门要求征订的有28种，有关职能部门要求征订的有22种，乡镇党委和政府要求征订的有19种。在这些报刊中，除教育主管部门要求征订的部分报刊和学校工作直接相关外，其他部门要求征订的报刊绝大多数和教育无太大关系，且数多量大，给学生、教师和学校造成了沉重负担。
在某乡一所学校中，该乡党委和政府向学校分配的两种与学校工作无关的杂志的订阅任务达到了全校教师人手一份，与学校工作无关的几种报刊也分别有十几甚至几十份。在另外一个乡的中心校，当地党委和政府向学校摊派了七种150份报刊，加上其他职能部门摊派的十几种报刊，这个学校仅订阅报刊一项每年就要支出8万多元。
一些单位在向学校摊派报刊时，软硬兼施。如物价局的工作人员接连三次到某镇中心校要求订阅本系统的杂志。第一次来人，学校碍于情面订了几份；第二次来人，学校不想订，但来人说，我们管这一片，订我们的才算数，学校只好又订了几份；第三次来的人单刀直入，说上次就是我们查的你们的账，订不订你们看着办！学校无奈再订了几份。最后，仅订阅这两种与教育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的杂志，学校就花去近2000元的办公经费。
据我调查，在这个县，用类似手段向学校强行摊派和教育无太大关系的报刊的职能部门就有14个，涉及报刊近40种。在此情况下，不少对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和能使学生直接受益的教育类专业报刊受到了极大冲击，以致它们的订阅量在不少学校出现了空白，使其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缺乏专业力量的支持。
在这个县，由于这种向学校伸黑手的现象较为普遍，致使绝大多数学校领导在提起它时头疼不已。某农村学校的校长说，他现在不能看到汽车进校园，甚至一听到汽车喇叭声头就发蒙，因为来的人不是故意找茬的就是要钱的。某镇中心校的校长表示，自己虽然身为一校之长，但一般没时间也没精力抓教学管理，日常的主要工作就是想方设法应付这些伸向校园的黑手。他说：“像这样罚来罚去，要来要去，还不就是折腾学生的几个杂费吗？！扎一针出点儿血，啥时扎不出血来了，这些人你请都请不来。”
学校因为伸进来的黑手太多，经济负担普遍较重，以致不少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都停止了。某乡中心校的负责人说，上个学期该乡的学校开学时间还不足一半，由于职能部门的罚款、收费和征订与教育无关的报刊，已有近1/3的学校用完了本学期的学(杂)费和办公经费，致使老师用的粉笔、墨水和发给学生的奖状等钱没有着落。本学期才刚刚开学，就已经有职能部门找上门来要求罚款。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校领导只好铤而走险，向学生违规收取一定费用。比如某中学在去年秋季开学时，为了增添一些桌椅，决定在每套桌椅由学校拿出10元钱的基础上，再向学生收取部分费用以补不足，学生毕业时可在交出10元钱后将其使用的课桌椅带走。在做此事前，学校已经征得了有关领导的同意。但是，审计部门在得知此事后，以加重学生负担为由，向学校收审计费2万元并罚款1.6万元。这样，学校不但没能增添成桌椅，反而赔掉了3.6万元钱。
我了解到，鉴于一些职能部门、单位和个人到学校吃、拿、卡、要、罚，以及强行向学校收费、摊派、推销及搭售物品等现象比较严重，为维护学校的合法权益，使教育的发展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个县的人民政府曾专门成立了“优化学校发展环境领导小组”，并于2002年5月底正式下发了相关通知，明确规定“凡对学校进行执法检查的，必须由优化学校发展环境领导小组统一组织实施”，但据教育部门的负责同志说，向教育伸黑手的现象至今也没得到有效遏制。就在我在这个县采访的当晚，某镇中心校的校长还在向我大倒他被某职能部门故意罚款的苦水。
学校，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完全是社会公益事业。按照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它们基本上是靠正常的政府财政拨款“吃饭”的。从目前情况看，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学校刚刚达到了“温饱”水平，不少农村学校甚至还处在“饥寒交迫”的状态。而今，它们竟然成了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的“摇钱树”，这不但让人匪夷所思，更令人深以为忧。如果不及时对这种现象加以严厉制止和查处，由此而导致的一系列严重后果将会是倒塌的多米诺骨牌。
学校会因不堪重负铤而走险，继续顶风“乱收费”。2004年1月6日，教育部部长周济说，2003年教育部共查处教育违规乱收费8.53亿元，清退违规收费6.39亿元，处理了2488名有关责任者，其中包括395名被撤职的校长。眼见这么多人因乱收费被处理，其他人应该不敢再越“雷池”。但假如在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的“敲骨吸髓”下不越“雷池”就不能活或不能较好地活，个别学校还是会铤而走险的。从这个角度上说，学校事实上也是“乱收费”的受害者。
为求“双赢”，一些政府职能部门会主动削弱对学校工作正常的检查力度。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政府职能部门对学校工作进行必要的检查是应该的，也是必需的。毕竟，学校不是可以被法外施恩的特殊单位。可从湖南省、河南省一些地方的政府职能部门的做法看，这种正常的工作检查明显变了味儿，好像检查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在学校这棵树上“摇”钱。只要“摇”到了钱，不管学校在各项工作中是否存在问题，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样会使“摇钱树”变成腐败的“温床”。对学校和政府职能部门通过正常渠道合法占有的工作资金，我们还可以依照有关财务管理制度，对其实施有效监管。但如果是通过其他非正常渠道非法或违规获取的资金，一般来说，要进行有效监管非常困难。而一旦监管失效或根本无法监管，那么，种种丑恶现象，如权钱交易、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等，就会因此而在由“摇钱树”变成的腐败“温床”上迅速滋生。想一想，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群众受害，教育和政府形象受损。学校本不是“摇钱树”，如今却被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当成了“摇钱树”，而且必须要让他们从“树”上“摇”下钱来才肯罢休。为了筹集到足够的钱供一些政府职能部门“摇”，学校只好想方设法，变着花样儿向学生“乱收费”。最终，“摇钱树”上的钱都要由群众来出。为了让孩子上学，群众只好“割股切肉”，与此同时，教育和政府的形象在他们的眼里，又能好到哪儿去呢？所以，直击教育乱收费，我们不能仅仅把眼睛盯在教育本身，还应该放开眼光，锁住那些向教育伸出黑手的政府职能部门！

第一章 直击2 难以承受生命之重——面对校园自杀沉思(1)

自杀的危险正一步步逼近今天的青少年，使他们青春的笑语无声，美好的理想成空。面对这样一个严峻现实，所有从事教育事业的人们以及广大家长都不能不反思：是怎样一种邪恶的力量，把年轻的生命推向了黑暗的坟墓？我们又做错了什么，以及从今天开始，应该做些什么？请记住，当年轻的生命不在时，无论你在孩子身上寄托了多少美好的希望，他们也都将如暴风雨中零落的花朵，只能落地成泥土，不能再生为果实……因为死亡是生活的彻底毁灭！
当写下本节第一个字时，已感到了难以承受的沉重，然而，我到底还是拿起手中的笔，写下了关于青少年自杀现象的文字。不为别的，只为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挽留住一个个意欲随风而逝的年轻生命，使他们的欢声笑语与青春风采温暖一个个幸福的家庭；同时，也为那些已经逝去的年轻生命，唱一曲怀念的歌谣，使他们即便在永远的沉睡中，也能感受到来自曾走过的这个世界里的一缕爱的阳光。当然，更多的渴望还在于提醒社会各界，能从忙忙碌碌的万丈红尘中抬起头来，分一线警惕的目光，给那片正在阳光下的花儿们身边悄悄游荡着的冷冷的云……
这是我随机在报刊上查阅到的一组信息：1997年，北京市一初三男生因考试成绩不好，从１２楼跳下身亡；1998年，吉林省长春市一初三女生，因“老师把我同小流氓相提并论”而卧轨自杀；1999年，福建省福州市一初二女生因家庭贫困，产生自卑心理而割腕自杀；2000年，广东省顺德市一初三男生因家长不让玩游戏机而上吊自杀；2001年11月30日，新疆石河子市四名初三女生，因考试排名靠后，而相约服鼠药自杀，其中两名因抢救无效死亡，一名重度昏迷成植物人，另一名经抢救脱险后休学在家……一朵朵青春的生命之花，就这样在风中接连飘落！
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心理健康咨询中心主任徐岫茹在电话中对我说，他们中心设有一条心理咨询热线，在该热线设立之初，他们曾进行过一次统计，在前９个月打进热线的2700人中，146人曾尝试自杀或想自杀，其中80%是中小学生。
由此可知，自杀的危险正一步步逼近今天的青少年，使他们青春的笑语无声，美好的理想成空。面对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所有从事教育事业的人们以及广大青少年的家长都不能不反思：是怎样一种邪恶的力量，把年轻的生命推向了黑暗的坟墓？我们又做错了什么，以及从今天开始，应该做些什么？请记住，当年轻的生命不在时，无论你在孩子身上寄予了多少美好的希望，他们也都将如暴风雨中零落的花朵，只能落地成泥土，不能再生为果实……因为死亡是生活的彻底毁灭！
存在主义哲学家帕斯卡尔说，人是世界上最脆弱的一棵苇草，但却是一棵高贵的苇草，因为人知道自己要死亡。的确，人对死亡是有着明晰的自我意识的，也正由于这种对死亡的明晰意识，才使人对生命倍加珍惜，因而能在积极的生命意识的作用下，努力设计自己的一生。
然而，作为非正常死亡的自杀，它并非肉体生命发展的自然结局，而是人的自由意志的断然抉择。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其名著《自杀论》中给自杀下的定义是：“凡由受害者本人积极的或消极的行为，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受害者本人也知道必然会产生这种后果的死亡。”
根据这个定义，迪尔凯姆把自杀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利己主义自杀。即在极端个人主义支配下，个体脱离社会，远离集体，空虚孤独，丧失社会目标而自杀。第二，利他主义自杀。这往往是个人利益服从于某种集体利益所促成，如老人或病人为了不给亲属增加负担而自杀。第三，反常自杀。它主要发生在社会大变动时期或经济危机时期，个人丧失对社会发展的适应能力，新旧价值观念的冲突无法解决，或因社会变动而造成个人沉沦。第四，宿命论自杀。这是集体强加于个人的过多规定与束缚造成的，个人感到前途黯淡，压抑过大，因此选择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按照这些类型对当前青少年自杀现象归类，便会发现，它们大部分属于第一种和第四种，此二者中又以宿命论自杀为最多。
几年前，《中国青年》杂志曾刊登了一封14岁少年的遗书：“那天我看电视，见我采访一个放牛娃。放牛娃说，他的理想是放好牛，然后卖牛挣钱盖房子，盖了房子娶媳妇，娶了媳妇生孩子，生了孩子再让他放牛。事后，我想到了自己——我为什么读书？考大学。考上大学又为什么？找份好工作。有了好工作呢？找个好媳妇。然后呢？生孩子，让他考大学、找工作、娶媳妇……”最后，他得出结论：“这样的生活没意义，这样的生命没价值。”于是，在与父母一墙之隔的自己的房间里，这位连续３年是校级三好学生、班长的优秀少年，服毒自杀。
2003年10月上旬，我曾委托两位教师朋友在平顶山市的一所高中和河南大学进行过两次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的抽样调查，结果发现，50%以上的学生曾有自杀意念，其中近30%的学生曾做好过自杀准备，8%的学生采取过具体行动，除一部分特殊情况外，其产生自杀动机的时间多集中在重大考试前后。这说明，作为一棵棵脆弱的“苇草”，正是在考试这种似乎是决定命运的、带有明显的过多规定与束缚的重大事件面前，使一部分青少年感到了难以承受的心理压力，因而出现了自杀的极端想法。
前不久，一本名叫《死亡日记》的书悄悄在一些中小学校园中流行。据我调查，这是一位小学生自杀前留给世界的最后痕迹。为什么要看这种读物？学生们的说法各不相同：有的说图新鲜猎奇；有的说赶时髦，大家看我也看；还有的说从中寻找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
青少年到底为什么热衷于关注自杀这种可怕的事？问题是否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简简单单，只为了猎奇、赶时髦，或者以此求得同病相怜？
为解决这个疑问，我采访了相关方面的研究人员。
长期从事青少年心理咨询问题研究的河南大学的叶平芝老师认为：“青少年是最需要心理支持的群体。对他们来说，能否顺利读完中学并进入大学，是一种巨大的心理挑战。当他们走向自杀，而许多人以此感叹学生今不如昔时，我却认为全社会应重新反思我们的教育，反思我们自己，反思整个社会环境。少数人之所以会自杀，主要源于：首先，对自己绝望，觉得生活没意思，自己没能力。其次，对父母绝望，认为父母苛求，不理解、不喜欢他们。再次，对老师和社会绝望，认为老师不尊重他们，社会无闪光之处。这些绝望有时只是一念之间，有时则是长期思考的结果。”
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1999级硕士研究生张学军说：“青少年自杀，首先是家长教育方法不当给孩子造成精神压力，有些家长在教育子女问题上更多地借助于棍棒和严厉的责骂。其次是教师方面的原因。当前，体罚和侮辱学生的现象仍有发生，使孩子难以承受这种伤害。再次是青少年自身性格、心理的不健全。他们正处于身心的成长发育期，性格特点尚不定型，自我控制能力较低，当遭受无端冤枉或过激责备时，马上就会想到毁灭自己。”
著名青少年问题研究专家孙云晓则从内外因两个方面，说明了导致青少年自杀的八个理由：
“内因有：第一，躯体折磨。在自杀的青少年中，很大一部分是因身体残疾，或得了重病，对生活失去了信心。第二，自身性格的弱点。青春期的少年看问题绝对化，其中有的人性格过分内向，爱钻牛角尖。第三，有严重的精神病。大约72％的自杀者在自杀前情绪恶劣或有非理性狂乱冲动，36％的自杀者是精神病患者。第四，有不良或犯罪行为。吸烟、酗酒、赌博、吸毒等不良行为都可能使青少年心理不健康，最终引发自杀。
“外因有：第一，人际关系僵化。人际关系和谐的人，容易找到倾诉对象，以此缓解心理压抑，否则，心理压抑便会越积越重，直到以自我毁灭的形式总爆发。第二，得不到家庭温暖。父母不和或偏爱某一个孩子，都易使青少年产生自卑、愤恨、自暴自弃心理。第三，意外的挫折和打击。失恋、考试失败、受坏人威胁、丢失了重要财物、亲人突然去世等突然打击，都可能使感情脆弱的青少年悲观绝望。第四，环境的变动。生活小环境和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也会导致适应能力不强的青少年自杀。”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使青少年选择了自我毁灭，这其中，有多少是青少年自身的原因，又有多少是社会和家庭的原因？
“梧桐一叶而知秋”，很多事都是有先兆的，青少年自杀也一样。根据我对河南大学、河南财经学院等几所高校从事心理问题研究的专家的采访，以及我本人曾业余从事青少年心理咨询的经验，也发现自杀者从遭受挫折、产生绝望到实施自杀，81％的人通常都要历时半年以上，且都有一个心理发展过程，最终呈现出的自杀先兆是极度亢奋。
这种状态表现为疯狂的宣泄行为，一般分为身体反应和动作化倾向两个阶段。怀自杀心理的人常表现为紧张不安或不悦，生理上有诸如头痛、恶心、呼吸短促、手脚麻木、目光呆滞等反应。由于青少年的情绪具有冲动性、爆发性、极端性等特点，往往伴有过强情绪表现。如江苏南京某高二学生周某，因放学后发现自己所喜爱的宠物狗被送了人，顿时哭闹起来。父亲训了她后，周某不再哭闹，但却一声不吭地把自己关到了房间里。第二天早上6点，其父母喊她上学吃饭时，才发现她吃了40余片安眠药自杀。
某中学从事心理健康教育的李老师告诉我，半年前，有一位名叫英子(化名)的女生找到她，说这一段时间心里很闷，想跟她聊聊。谈话开始后，英子的情绪时而烦躁，时而沮丧，时而黯然，又时而激动。
为平静英子的心情，李老师尽量放慢语速，又给英子倒了杯水，通过心理诱导的方式，引导她说出感觉闷的原因。英子捧着水杯，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落下来。李老师意识到英子可能遇到了难以启齿的问题，便又从生理反应入手诱导。英子说自己总是头痛、失眠，有时还会感到恶心。说着说着，英子冷不丁地问了句：“李老师，啥是处女？”
正是这个问题，打开了在英子心头藏了近两年的秘密。
原来，英子从小学五年级起就被再嫁的母亲寄居在姑父家。英子在姑父家住了大约半年之后，姑父常常趁姑妈不在家时，搂她、亲她，有几次，姑父夜里还和她一起睡。最近，她看了几本班上同学传的“口袋书”，觉得照书上写的，只要男女在一起睡了，那女的肯定就不是处女了。
“这些事你告诉母亲了吗？”李老师问英子。
“没有。”英子回答，“我只对妈说不想住在姑父家。”
“你母亲什么反应？”李老师再问。
“我妈说暂时住那儿吧，等她和继父的关系处好了，再接我。我跪下求她都不行，好几次都哭成了泪人。”英子说，“还有几次，我在姑父家的卫生间里用小刀割腕，想死，结果虽然流了不少血，但都没死成。”
“你姑父或姑妈看到了吗？”
“我姑妈看到了，但我告诉她那是月经血，她也就不问了。”英子说。
“你现在什么想法？”
“不想活了。”
事后，李老师迅速与英子的母亲取得了联系。刚开始，英子的母亲并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还是不愿接走女儿，而李老师出于维护她们亲戚间关系的原因，又不便直接说出事实。但随后，李老师将英子多次企图自杀的事告诉了她，并说，假如再不把英子从其姑父家接走，后果将不堪设想时，英子的母亲才终于明白了什么，马上答应接走英子。
“英子现在已慢慢放弃了自杀想法。”李老师告诉我，“事实上，如果英子的姑妈或母亲在看到英子的一些异常表现后，能稍微敏感些，英子的几次企图自杀的行为就不会出现。”
在这里，虽然英子是个特例，但在她身上表现出的自杀先兆，却颇具典型性。所以，要切实有效地预防青少年自杀，除做好其他一些工作外，能及时抓住呈现在他们身上的自杀性先兆，并深入分析之，也是至为关键的一步。山雨欲来风满楼，自然界如此，人的感情也是这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由以上调查可知，青少年自杀有着自身性格、家庭影响、教育方式等多方面的因素，而且往往是多种因素集中在一起时，才最终导致了自杀。既然如此，怎样才能有效预防青少年自杀现象的发生，使青春的花朵即便在暴风雨中，也能傲立枝头呢？
河南大学的叶平芝老师认为要有效预防青少年自杀，可以从加强青春期教育、设立心理援助电话和机构、重视理想教育和成功教育三个方面入手，同时，她还指出，教育要有益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应使人幸福而不是痛苦。她说：“缺乏理想会成为心理问题滋生的土壤。因为没有理想的人对生活和学习缺乏热情和兴趣，挫折承受力差，容易悲观厌世。我发现不少中学生缺乏理想，对自己奋斗的意义感到困惑。他们说，父母要我们考大学，可这就是最终目标吗？我们觉得这没意思。为此，理想教育应吸收心理学和成功学的理论和经验，结合当代青少年的心理特点，采用灵活生动的方法进行。”

第一章 直击2 难以承受生命之重——面对校园自杀沉思(2)

河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张学军认为，预防青少年自杀，应主要从两方面入手：“第一，家庭、学校、社会应给他们创造宽松的心理环境。家长不要一味地把他们束缚在学习上，应鼓励其全面发展，并为其提供发展兴趣爱好的土壤。第二，要对青少年进行自身良好的心理素质的培养。因为只要拥有了健全的心理，则无论面对顺境还是逆境，都会坦然面对。这里，学校教育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采访中，我遇到了这样两件事。
父母过高的期望不仅使孩子失去了求学的乐趣，还给孩子的心理增加了巨大负担，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严重的还会使孩子心理崩溃，以致采取自杀等极端手段寻求解脱。当我就这一问题采访某初中生家长，想听听她的看法时，这位本身就是班主任的家长竟这样回答，有时她刚刚在办公室里劝导过学生的家长不要逼孩子太甚，以免他们走极端，离家出走或自杀；但一回到家却又马上告诫儿子，只有努力学习，吃得了苦上苦，才能出人头地，成为人上人，否则，永远没有好出路。
再就是一位如今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教育学博士的学生告诉我，数年前，他在中考中失利，进了一所普通高中，那时，一贯是学习尖子的他“连死的心都有了”，而且真的偷偷准备了几十片安眠药。当时，父母非但没责备他，父亲还对他说“努力了就好”；母亲则劝他“人生并非都如意，跌倒了再站起来，才是真正的好男儿”。在父母的抚慰下，他很快稳定了情绪，从此加倍努力，最终考上了理想的大学，随后留校读了硕士，最终又被保送攻读博士。他说，父母当年的告诫，不仅使他顺利走出了低谷，而且足以受益一生，所以，他现在最欣赏的话就是“最贵平常心”和“得失寸心知”。
从这两件事不难看出，很多父母之所以不能及时驱散孩子身边的阴云，关键只在于他们对待孩子得失的态度。科学的态度可以使孩子正确看待得失，从而建立起科学的价值观，而不太科学的态度往往非但不能缓解孩子的心理压力，还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欲速则不达。
据我了解，国外的很多学校都开设有和生命与死亡教育相关的课程。如在英国小学的课堂上，殡葬行业的从业人员或护士对小学生谈人死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并且让学生轮流通过角色替换的方式，模拟一旦遇到如父母因车祸身亡等情形时的应对方式，体验一下突然成为孤儿的感觉。他们认为，这门课程将帮助学生体验遭遇损失和生活方式突变时的复杂心情，并且学会在非常情况下对情绪的控制。
然而，由于我国特有的忌讳死亡的文化传统，使死亡教育很难得到国人认同，以致至今依然是一片空白。据《半岛都市报》近日报道，某学校一语文老师在讲完课文《生命生命》后，要求每位学生为自己做一篇悼词：先假设自己死了，然后再用悼词的形式，追忆一生。老师的初衷是让学生以此加深对生命的体验，感悟人生的不易和生命的珍贵。可此举立即引起了学生家长的强烈反对，国内不少媒体也借机炒作，认为有违社会风俗。
但一些目光敏锐的有识之士却指出：我们的青少年亟待普及死亡教育，以便让其了解死亡是怎么回事，并体会死亡给亲人带来的巨大悲痛。日前，由知名精神卫生专家、社会学家、教育专家等各方专家组成的预防自杀讲习班已经在北京成立，并起草了《中国国家自杀预防策略草案》，他们呼吁社会各方，尤其是教育界积极参与预防自杀工作，降低青少年自杀率。
假如在不久的将来，死亡教育真的走进了课堂，它应包括哪些内容，又将侧重在哪些方面呢？
前不久，我就此采访了河南财经学院副教授周正。周正告诉我：“预防自杀的最有效的方法，是进行死亡教育，而开展死亡教育的最佳时期是青春期萌动前。它的内容应该是：介绍死亡知识，让青少年亲自扮演死者、伤者、孤儿等，从情感上体验与死亡相关的情景，对各种与死亡相关的打击、挫折、损失有所准备，从而更加珍爱生活。”
同时，我还电话采访了江苏教育学院副教授刘守旗。他认为，死亡教育作为生命教育的核心内容，除介绍死亡知识及心理指导等常识外，侧重点应落在对青少年的情感教育上，并由此培养其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人性。
的确，在目前的家庭教育中，许多家长把智育作为压倒一切的教育活动，结果在许多青少年身上出现了冷漠、孤僻的情感特征，情感发育严重不足。但在采访中我却发现，能认识到情感教育重要性的家长并不多，相当一部分家长甚至还认为，只要孩子成绩好，情感方面无所谓。
人格培养，是建立在情感教育基础上的，因为心理和性格是构成人格的重要方面。然而，据我调查，在我们实际的教育活动中，人格常常被忽略，因为它既难以把握，又与学习成绩无明显利害关系，而且目前的学校教育是大一统模式，对学生的个性特点往往无暇顾及。由此，在学校强大而片面的竞争压力下，青少年在人格上出现不同程度的扭曲便在所难免。
人性的培养，则是建立在人格基础上的，无论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应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真正把孩子当“人”看，从“人”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情感和建立起在此基础上的人格。要知道，只有首先培养青少年做一个健康的人，然后才能谈论其他方面的发展。否则，功利性因素被无限扩大的结果，很可能就在不知不觉中剥夺了青少年做“人”的权利。
看来，青少年只有在情感、人格、人性等各方面都得到了健康发展，才能自然地体验到做人的尊严，并在不自觉中感受到生命的可贵。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关专家才说：生命教育是教育的永恒主题，而死亡教育则是生命教育的核心内容。但愿在不久的将来，死亡教育真的能走进我们的课堂，并且受到我们热情而又坦然的欢迎，就像欢迎生命美丽的诞生！
一个个如花的生命在风中匆匆而逝，来不及让爱他们的人和他们所爱的人对他们道一声“珍重”，说走就走了，只给曾留下他们青春风采的世界一个令人思之泪下、念之悲悯的背影。这无论是对他们的家庭，还是对整个社会而言，都是一种难以承受的痛。因为他们这种对珍贵生命主动放弃的自杀行为，非但不能证明自身抉择的崇高价值，反而成了示世界以懦弱的黯然告白。这无论如何不是自杀者所渴望得到的回应，毕竟，他们是在用整个生命，满怀希望地去撞击无情的命运之钟。
几年前，我曾读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生长在孤儿院中的小男孩，常常悲观地问院长：“像我这样没人疼、没人爱的孩子，活着究竟有什么意思呢？”院长每次听到，总是笑而不答。有一天，院长交给男孩一块石头，说：“明天早上，你拿这块石头到市场上去卖，但不是真卖。记住，无论别人出多少钱，绝对不能卖。”
第二天，男孩拿着石头蹲在市场上，意外地发现有不少人对他的石头感兴趣，而且价钱越出越高。回到孤儿院后，男孩兴奋地向院长报告，院长笑笑，要他明天拿到黄金市场上去。在黄金市场，有人出比前一天高10倍的价钱买这块石头。最后，院长让孩子把石头拿到宝石市场上去展示，结果，石头的身价又涨了10倍，更由于男孩说什么都不卖，竟被传扬为“稀世珍宝”。
男孩兴冲冲地捧着石头回到孤儿院，把这一切告诉给院长，并问为什么会这样。院长没有笑，而是望着孩子慢慢说道：“生命的价值就像这块石头一样，在不同的环境下就会有不同的意义。一块不起眼的石头，由于你的珍惜而提升了它的价值，就被传为‘稀世珍宝’。你也就像这块石头一样，只要自己看重自己，自我珍惜，生命就会有意义，有价值。”
一块不起眼的石头，因为有了男孩的珍惜，而提升到“稀世珍宝”的价值，这其中包含的道理，相信很多人都明白。的确，生命的价值首先取决于拥有者本身的态度：如果你热爱它、珍惜它，那么，即便它只是不起眼的石头，也能闪耀出宝石的光辉；如果你将它视为随意就可以放弃的苇草，那么，即便它是一棵珍贵的仙花，也会因你的放弃而形同野苗。所以，扼住命运咽喉，绽放生命之花，关键还在于你是否拥有一颗热爱美好生命、珍惜幸福生活的心。
最后，我愿以著名诗人艾青的一首题为《礁石》的小诗，献给所有的青少年：“一个浪，一个浪，无休止地扑过来。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被打成碎沫，散开……它的脸上和身上，像刀砍过的一样。但它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第一章 直击3 害群之马——不得不言的教师性犯罪

教师性犯罪案层出不穷，这类新闻也好像变成了一版再版的旧故事。这恰恰是最让我深感不安甚至恐惧的地方。感觉的麻木正日益使公众对这类事件放弃关注，放弃思考。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不但是必将会有更多的青少年学生深受其害，还将严重影响教师职业的整体形象。
对教师，中国人一向十分敬重。“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观念虽然已经开始淡化，但教师的形象依然很高大。“太阳下最光辉的事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都是对教师的赞美。
然而，在教育乱收费的阴影下，教师神圣的形象之塔也随之慢慢倾斜。不但如此，最近几年，一起起教师性犯罪案又暴露出惊人内幕：许多有犯罪记录的人竟摇身变成人民教师，而学生家长却几乎对此一无所知。猥亵、强奸女生案件的屡屡发生，不仅给被害人幼小的心灵和其家庭带来难以愈合的创伤，也使教师神圣的形象之塔面临着倒塌的危险。
教师性犯罪，给今天的教育观念、教师队伍管理、青少年性保护等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清除害群之马，制定防治制度，强化监督落实，还校园一片蓝天已成当今教育的当务之急！
2003年6月16日，新华社刊发了一起典型的教师性犯罪案。
在重庆市大足县回龙镇，小学语文教师杨云仲从2002年开始至案发时，先后对自己所教的10名未成年女学生实施猥亵；十年前他教过的一名女生甚至成了他的“二奶”。2003年5月29日，当地公安机关已将杨云仲刑事拘留。据此案的办案民警罗强称，杨云仲的同事何老师最先获悉此事。5月27日，五年级的一群女生悄悄告诉何老师，她们的班主任杨老师欺负她们，希望何老师能够为她们做主……何老师听了孩子们的讲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据受害学生小慧称，杨云仲对她们班上的女生很特别，经常给她们“补课”。他要“辅导”哪个女生时，一般都是用铅笔写在该女生的作业本上，并在发作业本时提醒女生看后擦掉。3月5日，杨云仲将作业本发给她时，故意将作业本翻到最后一页提醒她看。作业本上写着：“明晚10时30分后，我在大门等你。”次日晚上10时50分，小慧想起了老师的“约会”邀请，她不愿意赴约，因为老师有摸同学私处的嗜好，全班女生都知道。想到杨老师可能对自己乱摸，她顿时不寒而栗。但她又想到杨云仲曾对她说过：“你听我的话，我会让你读‘尖子班’，不然……”于是，她从寝室外的铁门缝隙钻了出去，向学校大门走去。
据警方调查，杨云仲经常以辅导作业的名义，将女生叫到自己的寝室进行猥亵。从2002年下半年以来，他先后对自己班上的10名女学生实施过猥亵行为，每人1—3次。
对杨云仲的恶行，多数学生采取了忍辱负重的态度，但也有个别同学坚强地站出来保护自己。这也是杨“翻船”的主要原因。镇长黄良才说，有个叫小芳的女孩，在收到老师的“约会”邀请后，立即想去借一部录音机，将老师的话录下来，并请班上的同学潜伏在“约会”的花园旁边。这样，既能保护自己，也取得了一定的证据。有了证据，她们就能指证老师了。但遗憾的是，她们没借到录音机。
颇有自我保护意识的小芳在苦于没有证据时，收到了杨云仲写给她的“求爱信”。这封“求爱信”字迹工整，如果只是看信的内容，根本无法相信这是一位班主任老师写给一位刚满12岁的女学生的“情书”——
亲爱的小芳：
好多的话想告诉你，好多的事等待你的回答。
既然有缘让我们成为朋友，我愿与你走得更近，可是前天晚上你为什么走得那么匆忙？你不愿意跟我单独在一起吗？还是心里面在担心、害怕什么呢？你到那里来(指约会地点)，还有别的同学知道吗？这是我们两人的事情，不可以让别人知道，你明白吗？千万保守秘密！我希望能成为你的知心朋友，一生一世的朋友。我也悄悄地告诉你：我永远爱你。希望你能接受。你愿意接受吗？
今晚自习下课后，校门口见，不见不散！不要让人看见，好吗？
爱你的杨
令人惊讶的是，在当地，杨云仲还有另一面，那就是他是位不错的老师。
杨云仲所在学校的校长叶兆华称，杨云仲1986年毕业于大足师范学校，案发前是学校的工会主席、骨干教师、共产党员，工作很踏实。其业务能力很强，不但有书法、美术、体育等特长，还会主持节目。1997年香港回归时，他主持的节目在县里比赛中还得了奖。在学校的年度考核中，他的得票是全校教师中最高的分数，被评为学校的优秀教师。在老师们心目中，杨云仲算得上是个好老师。
杨云仲性犯罪案还只是冰山一角。在我的调查中，类似这样的性犯罪案还有很多，其中不少人被判处了死刑。仅以2003年为例，被媒体公开报道的教师性犯罪大案就有如下几起。
2003年3月，强奸15名未满14周岁的女学生的新疆农一师十三团十连小学教师周杰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1年11月至2002年12月以来，周杰在其任教期间为满足私欲，利用小学教师及班主任身份，分别以辅导功课、看裸体画册为由，对所教班级15名不满14周岁的女学生实施强奸三十余次。实施地点分别在宿舍、办公室、教室等地。此案于2002年11月被害人家属报案而案发。
2003年5月，沈阳市苏家屯区八一镇武镇营子村小学四年级班主任程世俊被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程世俊1999年从沈阳医学院附属卫校毕业后分配到八一镇武镇营子村小学，当年取得教师上岗资格开始任教。警方调查取证发现，程世俊在念中专期间及当老师后有上网登陆黄色网站的习惯。从2000年起，他把发泄兽欲的目标瞄准在当时平均年龄九岁左右的六名女学生身上。他经常在上课时对女生进行猥亵，有时他还在放学后以补课为名留下几名女生，对她们实施强奸猥亵。到案发前，武镇营子村小学四年级的六名女生共有三人被强奸，三人被猥亵，时间长达两年。
2003年5月，宁夏西吉县兴隆镇川口小学教师刘兴国因犯强奸罪和猥亵儿童罪，数罪并罚被执行死刑。2001年３月至2002年６月间，刘兴国先后将不满14周岁的八名小学女学生，以谈话等为由骗到宿舍，多次对其中五人进行奸淫、猥亵，对其中三人进行猥亵。
学校本是教书育人的沃土，可是这些学校却成了一个个禽兽教师发泄兽欲的场所。那些天真的孩子，不但在这里承受着肉体的折磨，精神上更遭到了摧残。是什么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又该怎样做才能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这些，都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思考。
当前，在一些中小学校，特别是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学校，行政管理人员相当缺乏，学校疲于应付教学任务，忽视了对教师队伍的管理和教育，有的犯罪分子本身就是学校的负责人。一些地方的教育主管部门纷纷把精力集中在抓教学质量上，对教师队伍的监督和管理缺乏足够的重视，通常情况下只是靠自尊、自律。一些相关的规章制度不健全，已有的制度亦形同虚设，有的学校男教师可随意将女生唤到自己的宿舍单独辅导，或以打扫卫生、看管物品为由，安排女生留校，这极易诱发犯罪。
教师强暴、猥亵学生的案件近年来呈上升趋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对青少年的性教育和自身保护上存在着问题。由于受传统观念和封建思想的影响，学校和家长忽视了青少年性心理成长过程中所需要的关怀，对性教育重视程度不够。受侵害的女孩更是在性知识上存在认知盲点，她们意识不到自己受到了侵害。遇到诸如此类问题时，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多半采取保密态度，即使受到了侵害，由于心存恐惧，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告诉家长，这就给长时间犯罪提供了机会。
程世俊性犯罪案发生后，相关专家从理论角度对如何防范教师犯罪以及出台《校园法》是否可行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认为，程世俊性犯罪案有非常重要的警示作用，他这种人能够混入教师队伍，说明当地在选聘教师时考核不严格。教师在进入学校任教前，需要进行严格的考核，这其中也包括心态考核，而且学校要在师德方面加强管理，仔细鉴别出有不良行为的老师。在这起案件中，学校有监护不力的责任，没有行为能力的孩子，在家中家长有监护权利，而在学校，学校就有监护责任。从家庭角度讲，对女孩要进行早期防范性侵害教育，这种教育从四至五岁时开始，孩子进入学校后，也依然要进行这种教育。对女孩子进行教育时要掌握分寸，既不能让孩子产生恐惧心理，又要让孩子明白她该怎样保护自己不受性侵犯。
目前，我国对学生权益的保护很重视，但在一定情况下，问题出来后却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学生实际权利被侵犯后，救济性规定和程序还缺乏细化。同时，缺少能被公众理解和认可的应用性规定。学生家长也应积极关心自己孩子的合法权益，学校、社会、教育机构和学生自身也要逐步培养法律意识、维权意识，这样惨剧才不会发生。
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类似程世俊这样的教师性犯罪案，在今天海量的新闻信息中，已经很难再吸引公众的眼球，更不用说激起愤怒的情绪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教师中的败类被揪出来绳之以法。新闻好像变成了一版再版的旧故事，这恰恰是最让我深感不安甚至恐惧的地方，感觉的麻木正日益使公众对此类事件放弃关注，放弃思考。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不但是必将会有更多的青少年学生深受其害，而且还将严重影响教师职业的整体形象，进而酿造更大的教育悲剧和社会悲剧。
为了预防和制止教师性犯罪，很多人提出了诸如对教师加强师德教育、法制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对青少年学生加强性教育、自我保护教育、法制教育的解决办法。这当然都是对的，也的确很有必要。但在我看来，这些解决办法并不能为青少年学生构筑起滴水不漏的安全防线，因为它所加固的只是教师和青少年学生的主观思想阵地，而不是客观制度壁垒。如此一来，假如个别教师没有或不愿积极主动地守好自己的主观思想阵地，而面前又没有客观制度壁垒可被阻挡，青少年学生遭受性侵害的悲剧就会不可避免地一再上演。
基于这种认识，我认为，在上述解决办法的基础上，还必须立即全面建立教师性犯罪预防和报告制度，用制度的砖石为青少年学生，同时也为教师在主观思想阵地的外围筑起安全壁垒。这样既可以确保青少年学生不被或少被个别败类教师性侵害，也可以对教师起到保护作用，使他们不能轻易迈出性犯罪的脚步。
在教师性犯罪预防制度方面，其内容除包括常规教育外，主要应考虑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其核心是避免异性师生的单独接触、身体敏感部位的接触等。在教师性犯罪报告制度方面，学校发生教师侵害青少年学生的性犯罪案件的，要立即向上级公安部门报告，对败类教师坚决依法严厉打击；凡是隐瞒不报的，学校负责人要被严肃追究责任，涉案教师要被坚决开除，永不录用。只有内外两部分形成合力，才能有效制止教师性犯罪。
事实上，针对教师性犯罪案，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已经发出通报，强调“禽兽教师”虽属教师队伍中的极少数败类，但犯罪性质严重，社会影响恶劣。各地对这类犯罪事件一定要从速处理，严厉打击罪犯，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

第一章 直击4 黑色的警报——屡禁不止的校园暴力(1)

真诚地检讨我们自己，谁又能说在这方面给了孩子良好的教育？这样，值得我们深思的，就不仅仅只是学生对暴力的集体欣赏和崇尚、对施暴现象的集体麻木、纵容甚至帮凶，它所触及的是至今仍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中散发着霉菌的某些愚昧、落后的意识形态。
近年来，我国的中小学教育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正成为校园文化的主流,但同时，也存在着个别与这个主流相悖的暗流，校园暴力就是其中之一。这里所说的校园暴力，特指发生在学校及其周边地区，由同学或校外人员针对学生生理或心理实施的、达到一定伤害程度的侵害行为。
2003年10月18日，河南省某市第二高级中学办公室。
当我将采访题目转向校园暴力时，本来正在和我兴致勃勃地聊天的几位老师，突然一下子愣住了，而且很快就有人找借口离开。他们的这种表现，在我的意料之中：校园暴力虽然不是一个新话题，但却非常敏感，谁都怕不小心说漏了嘴，给学校“抹黑”，尤其是在曾经发生过严重的校园暴力事件的学校，更是如此。
“这样的事儿，咋能公开说呢？”就在我离开这所学校时，一位刚刚参与采访的老师，悄悄跟上来对我说：“你如果真想知道我们学校在这方面的情况，到晚上我去宾馆找你聊。”
当天晚上，这位老师如约而至，向我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本学期开学不到两个星期，该校二年级某女生宿舍丢了一件衣服，住在这个宿舍的六位女生怀疑是曾经来串过门的一年级某女生偷的。于是，她们把这位女生叫到宿舍，让她交出偷走的衣服。该女生不承认自己偷了她们的衣服。结果，这六位女生先是对她进行辱骂，然后就打她的耳光、踢她的身体、撞她的头，接着又逼她顶着盛满水的洗脸盆，在水泥地上跪了整整一夜，直到她答应请她们集体吃一顿德克士才算罢手。事后，她们警告该女生不准告诉老师和家长，否则，她永远都不会有好日子过。
然而，事情还是因这位女生的住院而很快败露了。愤怒的家长冲进校长办公室，要求对打人的六名女生进行严惩并向她们和学校索赔医疗费与精神损失费。为了息事宁人，更为了维护学校的声誉，学校随即对这六名女生进行了严肃处理，随外，还自掏腰包，满足了家长的部分要求。随后，学校召开了全体教师会议，要求老师们对这起校园暴力事件保守秘密，以免其流布到社会上之后，对学校的声誉造成损失。当然，也特别强调了以此为戒，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坚决杜绝类似事件的再发生。
“这之后学校又发生过校园暴力事件吗？”我问。
“我说不准。”这位老师回答。
“为什么？”我又问。
“因为即使发生过，学校也很难知道。学生对这种事儿，保密得很。”这位老师说，“不过，我隐隐有一种担心。前几天学校突袭检查男生宿舍时，发现了不少可能和校园暴力有关的东西，如匕首、铁棍、绳鞭等。”
事实上，随着我对校园暴力调查的不断深入，在个别地方存在的一股隐藏在地下的校园暴力的暗流，逐渐在我眼前明晰起来。
一位家长对我说，他的孩子小亮读小学四年级，班上有四个孩子结成一伙，号称“四大金刚”，整天欺负同学。前不久，他们又威逼小亮当“老五”，不然就得拿钱买一个人给他当“替身”。他邻居的孩子才刚上小学二年级，高年级的学生就敲诈他的钱，不给就打，逼得他只好从妈妈的口袋里偷了200元钱交“保护费”……
一位医生告诉我，某民办学校高一男生张某，在放学路上被一个初三男生无故拦截，问：“你知道我是谁吗？”见张某回答不出，就抓住他的双肩，用膝盖猛顶他的下体，致使张某昏死。事后，张某被医院诊断为左侧睾丸碎伤。由于身体的伤残和精神上的极大压力，这名16岁的男孩在手术后不久即服药自杀……
某中学一名男生向我透露，他们学校从上学期开始就有学生被强行收取20元到100元不等的“保护费”，到目前为止，已有100多人被强行“保护”。收“保护费”的主要是校外的社会青年和校内高年级的学生“老大”。这些人每个月都要向被“保护”者下发收费通知，谁敢违例，就会挨打。当我到该校调查时，大多数接受采访的学生知道“保护费”这个词儿……
在将近两个月的采访中，我不断听到学生、家长、老师等直接或间接接触过校园暴力的人这样议论：“遇到这种事儿，给他们一点儿钱就是，犯不着挨顿打。”“对他们这种人，咱惹不起躲得起，少理他们那一套就是。”“躲避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转学。”“像他们这种‘大错没有，小错不断，气死公安，恼死法院’的人，你反抗又能怎样？弄不好还会越陷越深。”“宁愿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对他们这号人，还是顺着点儿好。”
当我在某中学随机采访几个学生，问他们如果在路上遇到有陌生人向他们“借钱”，他们该怎么办时，这几个学生竟不知所措，一时答不上来。后来，一个同学想了一下说：“能跑就跑。”事实上，“能跑就跑”的只是少数。在采访中我发现，大多数同学遇到这种事都是乖乖给钱。此后，不但不敢把这样的事告诉家长或老师，更不敢报警，甚至即使警方在破案后找到他们时，他们也不敢出面作证，而是做了逆来顺受的“羔羊”。
前不久，商丘市公安局破获了一个抢劫团伙，其主犯是一个16岁的在校高中生。自2003年2月份以来，这个团伙连续作案三十余起，抢劫对象大多数是中小学生，抢劫财物价值共计2000多元。警方到一些学校调查时，发现有些学生曾遭遇过抢劫，但他们中却没一个人到公安机关报过案，甚至也没人记下被抢劫的详细时间、准确地点以及抢劫者的体貌特征等，这给公安机关的调查取证带来了很大困难。
“选择中小学生作案，是因他们年纪小，经不起吓唬。即便遇到一两个态度稍微强硬点儿的学生，踢他两脚、揍他几拳后，他也会老老实实，叫干啥就干啥。”在看守所里，这位16岁的少年主犯面对我说得很随意。
实际上，正是受害者这种软弱的态度，助长了施暴者的淫威，扩大了施暴者的队伍。
据我调查，在不少学校里，都有一些为满足自己上网、玩游戏机和吃零食等欲望，强行向低年级的学弟、学妹索要“零花钱”的高年级学生。他们一般看准那些家庭条件比较富裕的低年级学生下手，“成功”之后，就一直盯着这些“软柿子”反复拿捏。假如碰到几个不情愿被抢劫的，他们就会给其以“颜色”，直到被欺负者顺从为止。除“零花钱”外，他们还会向学弟、学妹强行索要自己喜欢的文具、手表、自行车等物品。
在采访中，我还了解到，不仅学生遭受到了校园暴力的侵害，个别学校的老师也被卷入其中。某中学一位正直的老师因保护班上的一名女生，训斥了几位社会小青年几句，没想到，在她下班回家的路上，竟遭到了不明身份者的偷袭，头也被石头打破了。一些学校的老师向我反映，现在他们都不敢管那些“小混混”了，因为你上午批评了他们几句，晚上你就可能遭到他们的报复。有时候，他们自己不敢直接出面，就去找他们的校外“老大”对老师偷偷下手，就是报警也难以追查。

第一章 直击4 黑色的警报——屡禁不止的校园暴力(2)

令我担忧的是，逆来顺受的“羔羊”们长期的忍气吞声，除使财物遭受到更多的损失外，还进一步对他们的身心健康构成了更大的伤害：有的因身体受伤而住院治疗；有的因过分恐惧而精神失常；有的性格发生变化，整天沉默寡言、孤僻古怪……这种伤害对他们的影响是终生的。同时，由于长期处在恐惧状态中，他们的心理问题比较突出，情绪不稳、心情压抑，学习积极性锐减，精神状态很差是普遍现象。长此下去，他们或者会继续压抑自己，使身心健康日益受损；或者会起而反抗，以暴易暴。而后者，将会使校园暴力愈演愈烈。
“他们能抱成团儿，我们为什么不能？”“他找人打我，我也找人打他，看谁能打过谁。”“他加入小帮派，我加入大帮派，让他拿钱给我花！”“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迟早我会让他在我手里栽跟头！”
在采访中，我发现，在不少受过校园暴力伤害的学生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以暴易暴的心理，尤其在那些长期忍气吞声的“羔羊”们身上，这种心理更加明显。在某县的一所郊区中学，一名13岁的初中生甚至向我展示了一把一直藏在书包里的大号水果刀，声称这是用来“自卫”的。他说，他们班不少人都在书包里藏有类似的东西，因为近段时间以来，老是有三五成群的“小混混”在放学路上拦住他们要钱，不给就往死里打。据说，先后已经有好几个同学被他们打伤了。
面对校园暴力，受害的学生不得已用以暴易暴的方式解决问题，自然是愚蠢的，因为它不但不能让暴力远离自己，反而会使暴力离自己越来越近，直至使自己完全滑进暴力的泥潭中无法自拔。这种恶性循环的链条越长，校园暴力的发展越迅猛，影响也就越恶劣。
话虽这么说，以暴易暴的所谓“黑道原则”，还是悄然侵入了校园，占领了一部分学生的思想、道德和法制教育的阵地。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一些学生开始“拜把子”，在此之后，如果再受人欺负，就不再向老师或家长寻求帮助，而是通过拜了“把子”的兄弟或姊妹自行解决。同时，一些学生在受到高年级同学的欺负后，也往往会依赖“拜把子”后自然形成的团伙力量，变本加厉地在低年级同学身上“找补偿”：勒索他们的财物，向他们收“保护费”。
在采访时，某乡第一初级中学的一名初一男生就告诉我，他们班的学生在威胁别人时经常说的话是：“再不服气，我就叫人收你的保护费。”一位张姓家长也对我说：一天，他年仅10岁的儿子突然说要加入学校的“某某帮”，因为这样不但可以不用把自己的零花钱白白给别人，而且还能白白地向别人要零花钱用。张先生因此而担心，这些在校园内外横行无忌的学生帮派，会不会一步步演变成少年“黑社会”。
张先生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在2004年“两会”期间，北京市已经有两位人大代表提到了少年“黑社会”问题。他们说，目前在一些校园里已经出现了“黑社会”势力的苗头，一些学生有组织地搞地下帮会，逼迫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学生按期交纳会费，有的组织甚至制定了帮会章程，设计了会徽。比如2004年3月份湖北省恩施市红土乡派出所捣毁的该乡某中学具有黑恶性质的学生组织“太阳帮”。在被捣毁前，这个帮已成立了一年多，成员全部是该校初中一、二、三年级学生，共77人，他们推举的所谓“帮主”是位初三学生。该组织制定的《本帮密要》的第五条说：“……在必要时，要出手毒辣。不要心慈手软，不能感情用事。”
法学家皮艺军说：“一般的青少年犯罪团伙和黑社会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但青少年团伙是典型的黑社会组织依靠的基础，最有可能发展成为其外围组织。比如台湾地区的竹联帮就经常到校园寻找自己的发展对象，他们所寻找的对象一般不是单个的孩子，而是已经形成团伙的青少年组织，通过双方的接触，很快将普通的青少年组织壮大为黑社会组织的一部分。一旦青少年团伙这种松散的组织被黑社会利用的话，很容易让本来只是不良少年的孩子变成真正可怕的罪犯。”
在采访中，我遇到了这样一种现象：当校园暴力发生时，不少耳闻目睹到它的学生，非但没有勇敢地挺身而出马上加以制止，或者积极地向学校报告，寻求解决办法，反而经常抱着一种麻木不仁的看客心理聚众围观，个别人还会在一旁幸灾乐祸地火上浇油甚至落井下石，助施暴者一臂之力。
2002年3月2日下午，某市一中学的两名初三学生在班级卫生扫除中追逐耍闹，其中一位不小心将另一位的毛衣撕开一个小口，两人遂互相推搡争执，造成班内的学生围观。班主任发现后，将他们带到办公室进行劝导，两人均表示和解。不料，放学后，在数名同学的怂恿下，毛衣被撕破的学生再次追上对方要求赔件新毛衣。因对方不答应，两人又扭打起来。在厮打中，毛衣被撕破的学生手握怂恿者借给他的铅笔刀挥舞捅扎，造成对方颈部和左前胸各中一刀，最后因抢救无效死亡。
一般来说，暴力事件往往具有突发性和偶然性，在此情况下，如果耳闻目睹到它的人能与之斗智斗勇，就可以找到解除暴力的办法，或者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其危害性。这才是一种比较正常和健康的心态，也才是一个值得肯定和发扬的价值取向。否则，问题就变会得棘手。从这起本已平息，结果却由于几个别有用心者的挑拨，使矛盾更加激化，后果也更为严重的暴力事件看，校园暴力事件的增加和现在普遍存在于青少年中的暴力倾向密不可分，而这种不正常、不健康心态的形成也正是建立在暴力倾向的基础上。
在某镇，我见到了已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梅梅。1998年9月，活泼可爱的梅梅进入该镇中学读初一，慢慢地，母亲发现她变得越来越胆小怕事，每天上学也很勉强。原来，梅梅竟常常被同学殴打、谩骂，而老师对此也没多加管理。随后，梅梅的母亲找到学校领导要求调换班主任，被拒绝后，又提出给女儿换班，但也被拒绝了。后来，梅梅的性格越来越孤僻，经常一个人发呆。去年2月，她开始一个人傻笑和自言自语，说有人要打死她。两个月后，15岁的梅梅不得不辍学治病，但至今毫无起色。
当我找到梅梅的同学，询问为什么同学们都不喜欢她时，大家除了说梅梅的笑声不好听外，别的竟毫无理由！曾与梅梅同学、今年已读高二的邹小雪告诉我，刚进初一时，梅梅特别喜欢笑，人也很活泼，还是语文课代表，但不知为什么，后来班上的同学说梅梅“憨”，从此开始戏弄和殴打她。小雪说：“几乎每次下课都有人打梅梅，用书敲她的头，或者用拳头打她的背，开始时梅梅还会哭，到后来就只会傻笑了。”梅梅的同桌、一位15岁的男孩徐勇惭愧地承认：“我也打过她，而且还打得比较凶。我们班上80%的同学都打过她，还经常把她的书包丢到淤泥里去。”
对梅梅的遭遇，我想到的是：我们固然不能希望每一个孩子都在道德上达到精英的高度，但我们却可以要求他做一个平常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一个不伤害他人而幸福生活的人。只要孩子懂得了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原则是对他人的尊重、理解和同情，那么，他对暴力及其危害就会有新的理解，至少不会在面对以强凌弱的暴力事件时，像梅梅的那些同学那样麻木不仁，甘当看客，甚至火上浇油，助纣为虐。
然而，真诚地检讨我们自己，谁又能说在这方面给了孩子良好的教育？这样，值得我们深思的，就不仅仅只是学生对暴力的集体欣赏和崇尚、对施暴现象的集体麻木、纵容甚至帮凶，它所触及的是至今仍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中散发着霉菌的某些愚昧、落后的意识形态。
尽管绝大多数校园暴力隐藏在暗处，不容易被学校、警方、家长等察觉，但事实证明，它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它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社会正常秩序的危害也是极为恶劣的。在此情况下，教会学生与之既有勇又有谋地“周旋”，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我在采访中发现，虽然校园暴力的形式多种多样，但主要还是以下五种：一是索要钱物，不给就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二是以大欺小、以众欺寡，长自家志气，灭他人威风；三是为了一点小事大打出手，伤害他人身体，侮辱他人人格；四是同学间因“义气”之争，用暴力手段争短论长；五是不堪长期受辱，以暴易暴，冲动报复。
针对校园暴力的这些形式，无论是已经受到过伤害的学生，还是正在遭受或即将遭受伤害的学生，都可以在学校、警方、家长的帮助与配合下，与之“玩”一场斗智斗勇的游戏，而不要逆来顺受或以暴易暴。否则，不但不能阻止校园暴力对自己的伤害，还会使其对自己的伤害越来越大。
2003年11月2日，我在某派出所见到了这样一份被敲诈的高中生写的《案情自述》：“下晚自习后，有个人站在墙角里招手，把我和陈某叫了过去。陈某认识他，让我喊他‘大哥’。‘大哥’对我说：‘我要请人吃饭，你先借我500元钱。’我说没有。‘大哥’就改口要300元钱，我只好答应。‘大哥’说明天早上7点整必须把钱给他，并威胁说，如果骗他，就砍了我。第二天早上，我向王某借了70元钱，然后又到老师那里把没用完的140元钱补习费拿了回来，加上从家里偷的90元钱，这才凑够了数，然后我就来到学校后门，把钱给了‘大哥’……”
据办理该案的民警说，这位高中生说的“大哥”名叫李钦亮，绰号“李铁头”，是位在小学五年级时被学校开除的17岁少年。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李钦亮在该生所在学校附近专门勒索学生的财物长达两年之久，先后有50多名学生被他“借”走了4000多元钱。直到2003年9月，一位家长偶然发现了他对学生的敲诈勒索行为，将他扭送到了派出所，这个案子才算暴露出来。否则，真不知还会有多少学生深受其害。
针对学生因害怕遭施暴者报复，不敢积极、大胆反抗，更不敢报告学校、家长特别是警方的心理，这位民警说，与犯罪行为作斗争是无可非议的，但对青少年来说，一定要讲策略，要学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特别是要尽可能避免正面的直接搏斗，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伤亡。在这一点上，青少年一定要明白，只要能想办法达到使施暴者受到正义的合法惩罚这个目的，就是勇敢的表现，并不是只有正面的直接搏斗才算勇敢。根据这个道理，在自己势单力薄，不满足施暴者的某些欲望便不能脱身，甚至还要受皮肉之苦时，给钱也是一种缓兵之计，但一定要把对方的体貌特征看清楚，以便协助学校、家长或警方把他们抓获。

第一章 直击4 黑色的警报——屡禁不止的校园暴力(3)

我认为，与此同时，青少年也应树立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尤其是要学会说“不”。当有人尤其是陌生人约自己到较偏僻的地方去时，一定要坚决拒绝；当侵害到来时，一定要想办法逃脱，并积极寻求帮助。此外，青少年还要自觉增强法制意识，在侵害发生后，要能够勇敢站出来，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在今天这个法制日益健全的社会中，施暴者永远只是极少数人，而任何人，不管他是同学、老师、校长还是家长，只要他们违反了法律，就要受到惩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采访中，我发现，校园暴力并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一股黑色暗流，它其实是一个老话题，但校园暴力在近几年内的不断升级，却是不可否认因而也是最应引起警惕的。事实证明，如今的校园暴力已经超出单纯的打架斗殴的可控范围，它在个别地方甚至正在演变成依靠组织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制造敲诈、勒索、抢劫、杀人等恶性刑事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公布的一份权威资料表明：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总数已占到了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其中十五六岁的少年犯罪案件又占到了犯罪案件总数的70%以上。我们不禁要问：校园暴力真的成了教育永远的伤痛？当花季少年成为犯罪分子，不知他们在行凶作恶时，内心有没有过胆怯与恐惧？有没有过对生命的敬畏与珍惜？是什么导致了他们对暴力的崇尚甚至膜拜？谁又该为他们制造的罪恶承担责任？
带着这些问题，我采访了相关专家。
法学家皮艺军说，暴力文化已经成为现代文化生活中部分成年人不可缺少的文化享受，在此情况下，暴力文化的商品化自然成为商家的最大卖点。虽然我国有关青少年问题的法律一律禁止孩子接触暴力文化，但实际上没有可操作的限制性规定。在影视文学作品、音像制品、小报小刊、电子游戏中，青少年可以十分方便地接触到暴力场面。更不可理解的是，成人往往因为一些影视作品描写正义的战争或正义的行为就让孩子观看，也不管其中是否有暴力场面。其实，孩子在有暴力场面的作品中并不见得能理解什么是正义，相反，他可能学到的只是其中的暴力行为。
全国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题组组长、心理学家王加绵认为，校园暴力看似一种个别的、简单的社会现象，其实具有复杂的社会心理背景，因此，给青少年造成的危害，远不止皮肉的创伤，更严重的是会造成孩子们心灵的扭曲。如果任由这种势头发展下去，无疑会在青少年中造成一种不良的暗示：邪恶比正义更有力量，武力比智力更有价值。这是相当危险的。在校园暴力的滋生过程中，暴力文化做了“帮凶”的角色，它为青少年的模仿提供了鲜活的“榜样”，而发生在中小学生身边的“弱肉强食”的社会现象，更是校园暴力产生的直接诱因。
我在采访中还注意到，除了社会上存在的暴力文化的作用外，家庭教育不当也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10月27日，我去某小学采访，当问到孩子们如遇到被同学打骂作何反应时，至少有45%的孩子毫不犹豫地回答“打他”。究其原因，是家长从他们上幼儿园起，就向他们灌输在学校不能吃亏，遇到谁欺负自己就以牙还牙、以暴制暴等错误观念。
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表明，在家庭暴力发生较多或经常向孩子灌输以暴易暴等错误观念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实施暴力犯罪的可能性更大，这并不是遗传，而是后天的“培养”。如今，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结构急剧变动的时代，过去的道德理想主义在不断地被解构，各种各样的社会变化和社会问题使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走向多元化。在这个前提下，孩子世界中的暴力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现实世界的投影。试想，如果成人世界奉行的是弱肉强食、巧取豪夺，我们又凭什么要求孩子温良恭顺呢？毕竟，道德不是靠灌输的，它是靠家长的身体力行教育给孩子的。
从专家们的意见以及我的调查结果来看，校园暴力的出现及其在近几年内的不断升级，基本原因是我们为青少年教育这块土地提供的营养出现了失衡，从而造成他们离暴力越来越近，离非暴力越来越远。
“虽然由于社会上暴力文化的泛滥和家庭教育的失当，使我们为青少年教育这块土地提供的营养出现了失衡，致使校园暴力在个别地方屡禁不止甚至逐步升级，但学校在对学生进行教育和管理时出现的一些失误，也不可忽视。毕竟，学校是校园暴力的集中地，最有条件对它在第一时间内做出反应。为此，学校必须对自己的失误真诚反省，勇敢承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
“学校对于校园暴力有无法推脱的责任。这绝不仅仅是管理不严、教育不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了当前的教育还没彻底摆脱应试教育的阴影。虽然素质教育已开展了多年，但仍有个别学校只盯着升学率，对学生忽视了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和法制教育，淡化了高尚的道德意识和审美习惯的建立，有时即便设立了相应课程，也很少在教材和教学方法上下工夫，以致流于形式，应付了事……”
在采访中，针对校园暴力滋生和蔓延的原因，一些家长和专家向我表达了上述意见。从我采访到的新闻事实以及对这些事实综合分析的结果看，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学校对校园暴力的确难辞其咎。从某种意义上说，校园暴力真的是烛照学校教育和管理水平真相的一面镜子。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不少存在校园暴力的学校都在不同程度上讳疾忌医。也就是说，尽管他们已经发现了校园暴力在身边存在，也认识到了其危害性，但出于“家丑不能外扬”的思想，不愿将其向学生、家长和社会公开以寻求帮助，更不愿采取相关措施，他们认为，一旦这样做，就会给人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印象。尤其不可思议的是，个别已经发生过严重的校园暴力的学校，甚至包庇施暴者，而移罪于受害者。
在上文中，我曾提到了一位由于校园暴力的伤害而患精神分裂症的某镇中学女生梅梅。事后，当我来到该中学，找到当初教梅梅英语课的老师柳某时，柳某称她曾教育过欺负梅梅的同学，但没起什么作用，后来也就不管了。柳某承认，梅梅以前是个很听话的学生。一位自称是学校办公室负责人的老师则告诉我，学校在梅梅患精神病这件事上并无责任，因为同学间的打闹是正常的。当初之所以没答应其家长换班的请求，是因梅梅的遭遇缘于她自己性格内向造成与同学不和，换班也不能保证她能与其他班的同学和睦相处。
此外，在教材中存在宣扬暴力色彩的文章，也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仅在初中语文课本中，以描写如何将对手打得“脑浆迸裂，涂了一地”等暴力场景的文章就不止一篇，非但如此，老师还经常用“动人的艺术魅力”等词语对它们进行评讲。这就使孩子从小养成了对暴力接受与欣赏的习惯，在无意识中形成一种错误的认识，即只要暴力用在合适的地方，就是正确的、美好的、艺术的。然而，受教育者人格的养成，必须建立在他们切实感受美好而不是丑恶事物的能力之上，而暴力，不管它运用于何种目的，都毫无美感可言，尤其对孩子来说，更是这样。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强调说：“一方面自己爱自由，一方面助人爱自由……要培养爱自由、好平等、尚博爱的人，在教育上不可不注意发展个性和涵养同情心两点。”
事实上，现代社会的基本标志就在于对人的普遍了解、尊重乃至敬爱。这正是我们的教育体制中所缺乏的东西。如今，我们虽然大力实践素质教育的教育理念，但绝大多数人理想中的“素质”仍局限在培养受教育者生存所必需的各种竞争技能上，这种偏颇不能不令人担忧。
在校园暴力中，那些被欺负、敲诈、勒索甚至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学生是我们能看见的受害者，因而他们得到的关怀和帮助也就多。但我在采访中也发现，那些施暴的孩子也是受害者，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似乎比被暴力所伤的学生更应得到关怀和帮助。
据我调查，校园暴力的施暴者主要是“问题少年”，他们的家庭多有不幸，或家境贫寒，或家庭暴力不断，或父母离异，或孤独流浪，在此情况下，他们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和平安富足的生活，加上平时缺乏关怀、帮助、引导和管教，便常处在违法犯罪的边缘。
当前在个别地方依然盛行的应试教育之风，也使一些正常家庭的孩子被“赶”进了施暴者的队伍。拥有二十多年教龄的教师陈禺说：“每个人都渴望被关注、被接纳，应试教育却使一部分学生成了被淘汰者。于是，他们就用暴力来报复老师和同学，他们认为对物质的占有、对他人的伤害，都是对自我感觉、自我力量的肯定，可以因此重新使自己获取老师的关注和同学的‘认同’。”心理学家郝若平也指出：“青少年学生正处于心理断乳期，随着第二性特征的出现，他们的自我意识逐渐增强，言行举止趋同于成人，喜欢表现自己，渴望得到别人认同。当他们在内心郁积的困惑或愤怒无法释放时，在感情的冲动下，有可能会通过暴力达到目的。”
同时，青少年压力过重，也是校园暴力发生的原因之一。2004年6月，世界儿童发展组织在调查了75个国家的教育环境后，针对各种各样的校园事件，发布了一份备忘录，明确列出学校生活带给青少年的20种不良压力，如学习压力、家长压力、人格贬低压力、经济比照压力、被孤独的压力、家庭暴力压力、校园内帮派暴力压力等。该备忘录指出，每个学生几乎要同时承受平均12种不同的压力，有的会更多甚至是全部。目前，这份备忘录已受到欧洲国家的重视，许多学校正式以其内容为基础，开始进行学生关爱工程，以最大限度地减轻学生压力，防止校园意外事件尤其是暴力事件的发生。
事实上，一旦明白了施暴者也是受害者的道理，一把将施暴者点石成金的钥匙也就牢牢把握在了我们手中。而一旦将施暴者也转化成正常的、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孩子，校园暴力自然就会因失去了执行者而自行瓦解。那么，这把钥匙所要打开的是什么样的锁呢？我认为，它所要打开的，是提倡人生活在社会中，应该是平等的、公正的、相互之间富有同情心和怜悯心的非暴力之锁。换句话说，就是培养孩子建立一种朴素的、人性化的道德情感。
而对孩子进行非暴力情感培养的方法，在被《时代》周刊评为20世纪改变人类思想和生活的十本书之一的《斯波克育儿经》中有很好的表述——
比如，在家里，应推行清楚而不是模棱两可的原则：不要伤害他人！这对全家人都适用。当孩子对他人使用暴力时，家长不应对其进行任何形式的体罚。家长应首先给受害者密切的关注和亲切的照顾，而不给攻击者。然后，使攻击者清楚意识到受害者是怎样感受暴力的：“这样做真的伤害了别人。如果有人这样对你，你也不会高兴的。”这是培养孩子具有同情心，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能力。随着孩子的长大，当他变得很少以自我为中心，并有了更强的语言能力时，他就会开始理解攻击别人将会怎样地伤害别人。
实践也证明，充满爱心、一贯合情合理、公平地抚育孩子和教育孩子，是避免青少年暴力流行病的最好办法，即使在最温和的家庭中也需要特殊关注。毕竟，人们使用暴力是后天形成的，而不是天生的。

第一章 直击5 偷吃禁果的罪与罚——难以遮掩校园性问题

父母本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也应是对孩子进行性教育的第一人。但是，有60.5%和67.5%的高中生和初中生的父母从未对孩子进行过性教育；有50%的学生没听说过性病、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仅有5%的学生了解有关怀孕和避孕的一般知识；仅有42.2%的青少年在首次性行为时采取了避孕措施……
教师性犯罪侵害了学生的合法权益，受到严厉打击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学生间的性行为呢？是否也应该受到严厉打击？学生间的性行为和道德有没有直接联系？作为教书育人场所的学校，能不能因为学生发生了性行为就将其开除？这些问题在过去也许并不能成为问题，因为在视性为洪水猛兽的年代，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今天，校园性问题却成了社会争议的焦点。
2002年10月，发生在重庆邮电学院的一件事成了全国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闻。由此，校园性问题被全面公开化。
当年10月1日晚10∶00左右，重庆邮电学院法律经济学院19岁的学生马本秀(化名)到学校医院检查身体，校医院的谢医生怀疑马本秀为宫外孕。当时，马本秀腹腔内积血，出现休克等症状，性命堪忧。鉴于学校医院的治疗条件，校医院负责人打电话到马本秀所在学院的黄书记家，要求派人协助转院继续治疗。其间，马本秀及其20岁的男朋友杜自珍(化名)承认他们两次在宾馆同居过。
校医院救护车将马本秀送到了重庆医科大学附属一院妇产科进行治疗。马本秀及杜自珍都是外地学生，作为学生负责人的黄书记希望医院以抢救生命为主，保护好学生的个人隐私。
10月14日，马本秀的父亲到马本秀所在的学院，感谢学院老师的救护，挽救了女儿的生命。同时也表示，待女儿身体恢复后即上课，并愿意接受学校的处分，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却不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就在一夜之间，马本秀父亲的意见发生了改变。
10月15日下午，马本秀的父亲向学校提出了包括学生同居是个人之间的私事、学校不应该给予其女儿任何处分、学校医院泄露了学生的隐私等四点意见。
10月30日，重庆邮电学院认为：“学校有关部门和老师对他们的行为作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但是二人对所犯错误认识不到位，仍为自己狡辩。为了严肃校纪，教育广大学生，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及《重庆邮电学院学生违纪处罚条例》等有关条款的规定，经学校研究决定，给予学生马本秀、杜自珍勒令退学的处分。”
原国家教委在1990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中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学生，学校可酌情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的处分”“违反学校纪律，情节严重者”；《重庆邮电学院学生违纪处罚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也规定：“品行恶劣，道德败坏，情节轻微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记过处分；情节严重和发生不正当性行为者，给予留校察看直至开除学籍处分。”马本秀、杜自珍认为，学校处分决定中引用的条款不合适，于11月5日双双向学校递交了复查申请书。
11月20日，学校在经过调查后，作出维持原决定的回复。
12月，北京和重庆的新闻媒体率先披露了这起事件，随之，全国的新闻媒体纷纷跟上，就马本秀、杜自珍该不该被开除展开了大规模的讨论。
青年问题专家王安白认为，大学生是一个情感丰富的群体，大学生恋爱是合理的，我们尊重学生的选择，但在价值取向上要反对大学生同居。在校大学生中同居的现象小而言之，危害身体，影响学校风气；大而言之，可能触犯刑律，危及整个社会。学校从校规、校纪的角度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很有必要。
重庆邮电学院赵副书记表示，学院在处理这件事时，充分考虑到尊重学生的隐私。社会的主流认识是反对与禁止婚前性行为的，学校是在作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等思想工作后，在两位学生仍然认识不到位的情况下才作出处理决定的。学校如果不作这个决定，就是在校园倡导或者纵容这种行为。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景一认为，各个单位从自己的具体情况出发制定的内部管理条例，在没有明显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应该是有效的。依据此管理条例所作的处理决定，也许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但是不能认定为违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教授莫纪宏也认为，学校作出的此处分决定并不违法。
但刘景一、莫纪宏并不赞同学校的处分，认为学校应该做教育工作，给予开除和劝退的处分太重了。严格地讲，学校不应该处理这事，因为这是两个人之间的私事。刘景一说：“尽管从学校角度看，学生的性行为不正当，但是他们都已是成年人，有独立的思考能力，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这一行为不是违法犯罪行为，作出开除和勒令退学的处分不妥当。”
莫纪宏认为，受教育权主要是指国家为公民创造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主要是指义务教育，如果有人阻拦，可以请求政府保障。但是对于义务教育之外的教育，法律没有明确承诺。学校作出此决定，并没有剥夺他们的受教育权，学生还可以选择其他受教育途径。
至于将因爱情而发生性关系视为“品行恶劣，道德败坏”，不少人认为，这是在用传统的性道德观审视现代男女关系，这种观念是迂腐的。道德是一个流动的概念，社会的发展日呈多元化，不同的人对道德有不同的理解，当用“道德”作为批判人的武器时，它常常会形成一种压迫。并不是说不存在道德的底线，我们判断是否触犯道德底线的一个标准是一种行为是否侵犯他人权益，一个人自主的与社会无害的性行为是不触犯道德底线的，而那种以“道德”的名义散播别人隐私的行为，恰恰被现代理念认为是不“道德”的。
当然，我们也应允许每个人对“道德”的不同理解，这也是多元社会必然要呈现出来的面貌，并不可怕。即便真的是“道德败坏”，学校还有一个如何引导教育的问题，但重庆邮电学院的表现让人遗憾，它完全失去教育的耐心和应有的包容。马本秀、杜自珍被勒令退学的真正可怕之处在于学校对学生“生杀予夺”的权力。我们需要警惕“道德”进入公共领域成为强制性行为的借口，但我们更要反思当下学校体系中学生微不足道的权利。在马本秀、杜自珍的退学事件中，“道德”只不过是一个理由，如果学校的权力受到适宜的限制，所谓的“道德败坏”并不能让这两个学生失去受教育权。
2003年8月14日，教育部办公厅负责人王旭明就马本秀、杜自珍被学校开除一事正式向媒体表态：学校严格管理，严肃校规，把他们开除不为过。王旭明说，近来一些媒体对此事炒得沸沸扬扬，各种观点尽有。我认为，大学是一个特殊的纯洁场所，学生入校后，就必须遵守校规。学生发生性关系甚至怀孕，是不应该的。学校把他们开除不为过，处理他们是按校规办事。
王旭明的话也许代表了教育部的意见，但在我看来，这种意见并不能够一锤定音。事实上，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诸多缺陷早已引起了社会的质疑，马本秀、杜自珍被开除事件，只能是其中的又一个导火索。
重庆工商大学学生处处长陈松说，虽然事情不是出在本校，但学校也很关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出台二十多年了，有些提法与现实有冲突。他自己曾参加教育部组织的三次会议讨论修改，希望尽早修订。
法律具有相对滞后性，因此法律必须适时修改。一些法学专家指出，以多数高校校规中提及的“不正当性关系”为例，什么叫“不正当性关系”？按过去的理解，在校学生只要发生性关系就是不正当的，但也有人认为“男生嫖娼、女生卖淫”才算是不正当性关系。这说明，随着时代的变化，很多道德层面的概念其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当法律和道德发生冲突时，法律应当修改，界定得应更清晰。
在校学生发生性关系，固然不应该提倡，但如果说这是一种不正当关系，甚至定性为“品行恶劣，道德败坏”，的确十分不妥。随着时代的发展，性早已经成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内容。马本秀、杜自珍被开除，从一定意义上讲，学校、家庭、社会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拿父母来说，他们本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也应该是对孩子进行性教育的第一人。但有数字显示：有60.5%和67.5%的高中生和初中生的父母从没有对孩子进行过性教育；有50%的学生没听说过性病、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仅有5%的学生了解有关怀孕和避孕的一般知识；仅有42.2%的青少年在首次性行为时采取了避孕措施……面对这些数字，很多家长依然坚持自己的理由：性可无师自通等。
2003年，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完成了《在青少年中开展预防性病和艾滋病》的研究课题，此后，他们安排了一堂安全套正确使用的演示课，但这节课不但遭到一所中学的抵制，还在家长中引起轩然大波。
南京市下关区的一位机关干部提及此事便愤愤不平。这位家长说，他儿子初中时成绩一直拔尖，上了高一却直线下降，老师反映他经常偷偷找邻班的一个女生，他们还一起去迪厅跳过舞。“我儿子已经有早恋的苗头了，这个时候再来教他怎么使用安全套，不是把他往早恋的路上推吗，孩子一旦过早接触性，想集中心思读书就不容易了。”
然而，家长们并不知道，近三十年来，中国青少年性成熟年龄不断提前，在小学五六年级已有30％左右的男孩出现遗精、女孩月经初潮。而初婚年龄却在推迟，这导致了婚前性风险期的延长。这是中国计划生育协会青春健康国际合作项目对1990—2000年间的196份研究报告进行综合分析后，发现的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调查还显示，中国女性初婚年龄，1970年为20.2岁，1993年为22.7岁，2001年为24.2岁；1980年以来，认同婚前性行为的青少年和未婚青年比例明显上升，异性性交发生率在中学生中约为5%，在大学生中为10%左右，同龄社会青年中性行为的发生率高于在校学生。
令人担忧的是，多数青少年并未能适时获得与他们的年龄、能力和环境相适应的性健康信息和服务。这导致了婚前怀孕、流产和性病、艾滋病病毒感染率的上升。据调查，1998年以来在北京妇产医院接受人工流产手术的女性中，一半左右未婚，其中20岁以下者占14%。另有调查显示：1999年，中国性传播疾病感染报告病例为83.7万例，比上一年增长30%，其中半数以上是15—29岁的青少年；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近80%是20—24岁的青年，年龄小于19岁的占9.5%。
但是，在国内某网站关于“你的性知识是从哪些渠道获取的”调查中，竟有51.26％的中学生表示是通过含色情内容的书籍、网站和影片的传播，才知道了这方面的“秘密”。浙江省青少年心理热线的一项专题调查也表明，由于青少年身心发育尚不完全，缺乏一定的自制力，在偷食“禁果”后，有30％的人导致性犯罪。
家长也一样。一份对成年人的调查问卷显示，62%的人没有接受过正规渠道的性教育，而40%的所谓接受过正规性教育的人，只是把学校的性生理卫生的课程当作了系统的、正规的性教育。他们中间还有一大部分对属于性知识范畴内的基本知识也不太清楚。尚有12%的人对性知识一无所知。而在对50名有着高等学历人员的调查中，居然有42%的人认为性是纯粹为了满足生理需要，42%的人认为只要两相情愿，就可以发生性关系。这表明我们的大部分已经成为父母亲、或者将要成为父母的成年人，其性知识是相当贫乏的。
有意思的是，我们的社会对性有两种微妙奇特的态度，一方面是把爱情作为性的载体，被无数作家、诗人尽情讴歌，歌唱她的神圣、甜蜜。另一方面性又被冠上神秘的面纱，甚至谈性色变，被视为大逆不道。很明显，性在人们中间处于二律背反的状态。其实，谁都知道“饮食男女”一词概括出了人类的两大基本需要——饮食和男女(性)，只不过“性”一直被看作难登大雅之堂乃至淫秽不堪之物。对性的种种压抑，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都屡见不鲜。
重视性教育，就是对生命的尊重。这同样显示了人性的自觉。我们不应该忘记常识，那就是性与爱是青春的元素。无论怎样，疏总比堵好。对性与爱的向往是青年人的天性，只要引导得当，对学生进行性教育利大于弊。

第2章 反省1残忍背后的悲哀——马加爵现象警钟长鸣(1)

马加爵从未动手打过人。平时，马加爵是一个低调而且冷静的人，沉迷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喜欢与人深交。“很有韧性”，一位曾与马加爵同寝室的同学说。一次，他与马产生了一点小小的纠纷，倒是他自己的脾气要大一些，把杯子往地上一摔，说：“你想干什么？！”对此举动，一般年轻人都要针锋相对了，但马加爵瞅了他一眼，低头想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平静地说：“你以为我怕你呀？”
2004年3月15日，新华社的一则新闻通稿发向全国各新闻媒体，这则新闻通稿标题是《疑犯马加爵三亚落网杀人动机起于同学矛盾》，全文如下：
经海南省三亚市公安机关证实，公安部A级通缉在逃犯罪嫌疑人马加爵3月15日晚7时30分左右在海南省三亚市河西区落网。
2004年2月23日，云南大学生化学院生物技术专业的四名大学生，被发现死在该校学生公寓里。案发后，云南省公安厅和昆明市公安局立即派出侦查技术人员赶赴现场，开展现场勘查和调查访问。经公安机关检验认定，已潜逃的该校学生马加爵有重大作案嫌疑。
犯罪嫌疑人马加爵，1981年5月4日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宾州镇马二村，云南大学生化学院生物技术专业2000级学生，性格孤僻、性情粗暴，爱好打牌、上网和看黄色及武打录像，熟悉农村生活。
公安部于2月24日发出A级通缉令，3月1日又向社会公开发布了通缉令，号召人民群众积极提供线索，协助公安机关查缉马加爵。此后，公安部两次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全国公安机关查缉马加爵。各地公安机关按照公安部的部署，布下了天罗地网。
3月15日晚上7时15分左右，一位蓬头垢面、模样像乞丐的青年男子出现在三亚市河西区河西第一菜市场门口——在一个垃圾箱里捡食物吃。这时，一位在市场门口候客的陈姓摩的司机见其很像被通缉的马加爵，于是开着摩的对其进行跟踪，等其走到河西路亚航大厦附近时，摩的司机拨打110报警。很快，三亚市河西区公安分局的四名民警赶到现场，将伪装成乞丐的马加爵抓获，经指纹比对鉴定，确认无误。
经初步审查，马加爵交代了因与四名被害同学发生矛盾，为报复泄愤，于2月13日至15日先后将四名同学杀害的犯罪过程。
在这则600多字的新闻通稿背后，隐藏着一个贫困大学生苦苦挣扎，最终因心理崩溃走上杀人道路的悲惨故事。同时，它所激起的一系列问题，又使全社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教育反省。云南大学一位老师就痛心地说：“马加爵事件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教育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一个健康自由的清道夫比一个乖戾自私的天才更符合教育的目标！”这种反思，应从小学乃至学龄前教育就开始。
马加爵被捕后，对他的“妖魔化”倾向在一些媒体上不断出现。这是很不应该的。因为马加爵的被“妖魔化”，极不利于我们认清事实真相，进而深度反省教育缺陷。下面，让我们从马加爵的父母、大姐、同学、班主任那里，多角度、全方位地认识一下这个从从容容连杀了四个同学的大学生。
父母：他是马家几代以来唯一的大学生
从小到大，马加爵始终是自己家庭的骄傲，因为他是马家几代以来唯一的大学生。
父亲马建夫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个子不算高，背有些驼。马建夫的一生忙忙碌碌，除了经营好家里的几分农田外，其他时间都在帮附近小制衣厂的老板熨裤子，每熨一条有2角5分钱的收入，生意好的时候每天可以熨上百条，已经干了20年。几年前，他依靠做小工的积蓄为家里盖了三间平房。马建夫已有好些日子没有从自家的屋子走出，印有马加爵相片的通缉令现已张贴于家乡每一处醒目位置。“感觉很丢人”，马建夫即便在家里也把头埋得很低。
马加爵的母亲李凤英，53岁，和孩子之间的交流远多于她的丈夫，她经常鼓励几个孩子如何努力，家里的大小事务也基本由她来掌管。在这个家庭里还有马加爵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从小马加爵与他们的关系谈不上亲密。大姐，29岁，已经嫁人生子，在外面打工；二姐，25岁，也结婚有子；哥哥，27岁，4年前从北京某部队复员后，一直干着保安的工作。
“他从不无理取闹或者像很多小孩那样要这要那，”母亲李凤英说，“他唯一的兴趣就是一个人孤独地坐着，他很少出去玩，通常和我在一起。”
不过，在马加爵沉默童年的背后，他却有着高出同龄人一筹的智慧。“和村里别的小孩子一起猜谜语，总是他先猜出来。”李凤英说，“很小的时候，我们就感觉他像个小大人。”
五岁时，马建夫和李凤英干完农活一脸汗水地回到家后，发现儿子已经将稀饭为他们盛好了放在桌上，还会体贴地说：“爸爸妈妈，你们一定饿了，快吃吧。”
马加爵是一个孝顺、懂事的儿子，他的父母也很疼爱他，但他们的沟通却是有限的。在马建夫的记忆里，他找不到自己哪一次同儿子开心地玩耍过，也没有那一次同儿子做过长时间的交谈。他希望儿子快乐，却很少说出口。
一次，马建夫用口袋里所有的钞票给马加爵买了一架玩具钢琴，儿子对父亲的礼物很是喜欢，整天在屋子里玩得啪啪响，但始终没有对父亲说过些什么，只是沉浸在一个人的快乐当中。李凤英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家务事上，偶尔才会夸奖儿子几句。
马加爵上的马村小学距离他们家0.5公里。他的班主任马藏源老师对他的印象是比较有读书天赋，尤其在数学方面。马加爵的语文并不是很好，作文总是很差，简单的故事他也会写得没有逻辑。但他仍是比较优秀的学生。
1994年，马加爵进入了宾州中学，但他的升学成绩并不理想，只有166分，语文拖了后腿。因此，当他到了宾州中学的时候，他被分到了中班。
宾州中学实行封闭管理，马加爵只有到了周末才回家。他对穿着没有什么讲究，在同学中间他是穿的最寒碜的几个人之一，一件深蓝色的上衣他穿了3年，在食堂吃饭专挑最便宜的菜。他被公认为是一个没有朋友、只会老老实实读书的孩子。他的用功在初一期中考试时就得到了回报，在中班的他竟然在初一年级八个班级中名列第一。在他们这个班上，还有两名姓马的学生，他们三个一起脱颖而出，被号称“三驾马车”，并带动整个班级的学习氛围，最后他们班的整体成绩还要好于快班的成绩，学校自动将他们升级为快班。这个时期，马加爵还获得了一次全国物理竞赛的二等奖。
1997年，马加爵考进了宾阳中学，这是一所百年名校，是广西16所重点高中之一。他的同学不全是来自附近农村，很多都来自外县市，马加爵对世界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拼命学习。他陶醉在武侠小说的世界里。到了周末，他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回家度过，而是躺在宿舍里翻看一本本武侠小说。他的不善交际变得更加明显，虽然跟同学们的关系相处得还算融洽，但他没有一个知心朋友。
就像很多学生因为家庭条件穷困而产生自卑心理一样，马加爵也被这种情形所改变。同学们很少见到他打荤菜，他总穿着旧衣裳。从高一到高三前半学期，他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样子，可以说是混过来的，有时候还会买两瓶啤酒到宿舍喝着解闷。他躲开了集体的圈子，逐渐远离了同学。人多的地方，他顶多去去篮球场，在那里随意玩玩投篮，也不参加分队的比赛。他的成绩不再名列前茅，班上70多人，他一般排在50名之后。
或许意识到自己高考希望渺茫，马加爵在高三那年情绪出现了巨大波动。1999年11月，他没有向任何人说明就离开了宾阳中学。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直到几天后，同学才将此事向学校汇报，并到公安局备了案。
他的老师、同学，还有公安人员以及他的家人开始四处找人，方圆好几里贴了有他画像的寻人启事，结果一点音信都没有。同学们甚至判断他可能会轻生，于是就到学校周围的枯井、沟壑中去找他的尸体。马加爵的父母为此差点精神崩溃，但他们只能在泪水中等待，一个星期后还没有儿子的消息，他们以为儿子永远不会回来。
这个时候，马加爵跑到50公里外的贵港市。后来，他对此的解释是，他没有见过大海，贵港的名字听上去在海边，他就去了。
经过这件事情，马加爵突然醍醐灌顶，一改高中几年浑浑噩噩的生活，发了疯地恶补以前拉下的课，凭着最后这半年的努力，他竟然高考中的，而且成绩排在班上第四名。
按照马加爵父亲的意愿，儿子应该考一个军校，这样他的未来就不用家里多操心。但马加爵在大学志愿的选择上听取了高中老师的意见，觉得上一所好的院校、选择一个前沿热门的专业比上军校更有前途。
2000年9月，马加爵在父亲马建夫的陪伴下到他亲自挑中的云南大学报到，他也非常喜欢生物技术专业。父子俩带上了家里的全部积蓄——6000元存款，除了留下回去的车费，马建夫将剩余的钱都交给儿子。这是他为儿子大学四年提供的最大一笔费用，之后，儿子没有向他开口要过一分钱，但他断断续续给儿子邮寄了几次生活费。
“我给他的钱总共不超过1万元。”马建夫说，“他不要钱，说有助学贷款，他还在打零工挣钱。”

第2章 反省1残忍背后的悲哀——马加爵现象警钟长鸣(2)

大姐：他既可恨又可怜
2004年3月16日，马加爵由海南警方移交云南警方，临上车前，马加爵对《南国今报》的特派记者陈佳嘉说，现在他最想念他的二姐。话音未落眼泪流了下来。为什么此时此刻他最想念的是二姐而不是父母呢？3月17日，陈佳嘉见到了马在柳州生活的大姐。
马加爵的大姐和记者见面时，脸上写满了憔悴和疲惫，紧握着一封还没有写完的信和一条毛巾。信的称呼依然是“亲爱的小弟弟”。信中写道——
姐知道你涉嫌杀人后很震惊，第一的反应就是：为什么杀人？是什么逼得我的好弟弟彻底的绝望，不顾家人、不顾自己的生命和前途，而残忍地杀害了四个好朋友的性命？觉得你既可恨又可怜。
你被捕以后供认不讳，姐又回到最初的心情：为什么？姐很想问你，在有杀人动机到杀完人的过程中，你有想过你这样自我几乎对父母和兄姐的打击有多大吗？你难道一点没有想到这样做不但杀了四个好友还会给他们的家庭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吗？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你这样做毁了五个大学生啊！你难道当时完全丧失人性了吗？……
她说，弟弟走到今天，她和家人都要负很大的责任，弟弟的性格一贯内向、好胜和自卑。早在弟弟上初中的时候，总是和她探讨人生、交友等问题。
那时候起，她已经发现弟弟的心里有许多不平衡，对“公平”看得很重，但她仅以为这只是一名成长中的孩子遇到的困惑，那日在电视里看见弟弟，听到介绍弟弟在学校里的情况，她才意识到弟弟曾经咨询过她的问题依然是他心里不解的结。
她是家里最早出来读书和工作的兄弟姐妹之一，平时都忙于工作和生活，如今有了自己孩子，关心弟弟的时间就更少了。平均每两三个月才给弟弟打一次电话，每次弟弟总是告诉她，“在学校生活挺好的，与同学们相处得很和睦，身上的钱也够用，就是学习有点紧张”等等。于是，她相信了弟弟的话，直到事发后，她才知道弟弟原来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如意”，如果弟弟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及时向她们求助，她们一定会好好开导他，他也不会有今天。
至于马加爵在最后时刻说最想念二姐，大姐解释，二姐和他的年纪最接近，两人一起呆在家里的时间最长，感情特别好。而且，二姐为家里做的牺牲最大，她为了供兄弟姐妹上学主动辍学在家挣钱。现在二姐已远嫁浙江，马加爵两年都没有见过她了。
同学：他是沉默的大多数
在大学里，最了解马加爵的是与他朝夕相处的同学。曾住鼎新公寓3栋316寝室(马加爵住317，案发寝室)的两位同学都表示，媒体报道马加爵有不少失实的地方。与他们了解的马加爵差别甚大。比如说他报复心理强，一篇报道说马加爵经常受人差遣去食堂打饭，马加爵心有怨气却不敢言说，于是暗地将口水吐在同学饭盒里。这纯属子虚乌有。马加爵这样独立的人不可能受人差遣，而同学们也没有这个习惯。
也有报纸说马加爵崇尚暴力，理由是他爱看恐怖片，爱摆弄刀具。同学们说，这些爱好，对一个男生来说，再平常不过。事实上，马加爵虽然性格内向，对同学平时还是友善的。一位同学说他与马加爵相交并不深，但经常找他借电脑的U盘，他从来没有拒绝过。大二时他借钱买了一台二手电脑，也乐意借给同学用。
从未听说马加爵动手打人。平时，马加爵是一个低调而且冷静的人，沉迷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喜欢与人深交。“很有韧性”，一位曾与马加爵同寝室一年的戴姓同学说。一次，他与马产生了一点小小的纠纷，倒是他自己的脾气要大一些，把杯子往地上一摔，说：“你想干什么？！”对此举动，一般年轻人都要针锋相对了，但马加爵瞅了他一眼，低头想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平静地说：“你以为我怕你呀？”
同学们表示，总体上，马加爵属于大学校园里“沉默的大多数”：学业中下，貌不惊人，沉默少言，没有什么文体特长。但了解他的人知道，马加爵“非常聪明”。不少同学评价他“思维缜密”，比如他打牌出牌严密，很少输牌。中国象棋下得很不错。报纸上有一些智力题，同学们在一起研究时，他经常第一个报出答案，还爱好无线电。到后期，马加爵经常逃课，睡懒觉，上网，听音乐，往往是考试前看一个通宵的书，考试就过了。
在许多同学眼中，马加爵甚至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人”。有时候大家一起看电视，比如喜剧片，一些很俗套的搞笑情节，大家都没笑，马加爵却“傻笑”个不停。平时不多的笑容，也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那种纯朴憨厚的笑。
在马加爵身上，大家没发现任何道德品质方面的问题，比如欺骗、偷窃等。
大一时，寡言少语的马加爵试图改变自己孤僻的个性，融入大学的文化。他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同学说，看其他同学幽默地开玩笑，他有时也想表现一番，结果往往弄巧成拙，反而让大家觉得他很可笑，情况越来越糟糕。他开始怀疑一切，变得有些神经兮兮，而且脾气越发暴躁乖戾。
有时其他人在宿舍一起说笑，他就认为笑声中包含对他的嘲弄，为此少不了动怒吵架摔门。逐渐，他说话的次数越来越小，发脾气的叫声却越来越大。伴随时间的推移，他同寝室室友之间的积怨越来越深。
当他在篮球场打球时，如果别人没打好或不小心撞到他一下，他就会翻脸骂人，时间一长，也没人敢跟他一起打球了。久而久之，他找不到倾诉的对象，而遥远的家人并不清楚他内心的痛楚。大学期间，他和父母的沟通几乎是零，老实的父母并不能敏感洞悉儿子的复杂心理，只是在大一时接到过一封儿子的家书。他的同学说，他越来越孤僻，成为一个有严重神经质的大学生。
“大家都觉得他心理有问题，每次同别人闹不愉快，他从不反思自己，总认为是别人找他麻烦。后来，大家只能以远离的方式对待他，但绝没有料到他会如此极端。”马加爵的一位同学说，“一段时间，不被别人接纳的他变得不羁与反叛。”
他独来独往，没有参加过任何社团组织，他把头发有意理得很短，这样看起来更加凶悍。他还苦练体魄，早上6时不到就起来到操场上长跑，到了冬天只用冷水洗澡。马加爵的大学女同学给他的评价是：他平时看起来就给人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特别是有时候在教室楼道内遇到他，由于楼道光线不好，他就会给人一种阴沉沉的感觉，能吓人一跳。“他这人太怪了，没有人敢接近他。”
马加爵生活非常艰苦，“大学四年就那么几件衣服，常常两个馒头一杯水就过一天”。有一年助学金贷款没发下来，他没钱买鞋，呆在宿舍里几天都没上课。马加爵非常在乎外人对自己的评价。他的内心深处，有自己看重的做人原则。比如，大家一起打牌的时候，如果因为他出错牌而埋怨他，他会抱歉地笑笑；而一旦有人说他作弊他会非常生气。
大二时，常常一日三餐难保的马加爵突然借钱买了一台二手电脑，这让室友们大跌眼镜。后来，这台电脑的主要用途是上网和听音乐，马加爵沉迷其中，电脑成了他最好的朋友。警方后来发现，他经常光顾暴力、色情、恐怖网站。大学四年中，他学习上勉强应付，而在社会交往上则十分封闭自己，沉迷在自己的世界。临近毕业，大家纷纷忙着找工作，但马加爵连最基本的个人简历都没有制作。
“走上杀人这条路，是他长期压抑之下的被扭曲心理的畸形宣泄。”他的同学说，原本丰富的大学生活对马加爵而言或许已衍变为一种折磨。
班主任：他的自卑感很重
四条命案，校园冷酷杀手马加爵给人的印象是凶残和狰狞的，但从马加爵大学班主任胡卫红的叙述中，人们或多或少看到马加爵在狰狞形象掩盖下的可怜和自卑，从胡老师的讲述中透析出严重的自卑心理给这个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带来的痛楚和挣扎。
2004年3月18日上午，《昆明日报》记者李丹丹来到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朋友的引见下，“堵截”到了马加爵所在2000级生物科学专业与生物技术专业的班主任胡卫红。胡老师谈起了在云南大学学习生活了三年多的马加爵。
马加爵是2000年9月份入学的，生命科学学院和历史系民族专业在全校的录取分是最高的。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在全班120名学生中马加爵排名70，成绩属中等偏下，第一次考英语四级他没有过；第二次才过了四级。云南大学规定，四年大学要修满162个学分，三年多的时间，马加爵共修了近140个学分，而且有多门课是重修的。这一切，对于曾是马二村骄傲的他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一击。
马加爵性格内向，尤其在大众场合更是如此。开班会，点名时他满脸涨得通红，回答提问声音很小，只会憨憨地笑，他更不敢与女生讲话。但是在小范围内，与同寝室较熟的同学在一起，则十分开朗，讲笑话，爱说爱笑。他花1600元钱买的一台二手电脑，也不设密码，大方地提供给同学用。刚进校，学院搞迎新生篮球比赛，班主任要求同学们都去，但最后只有20多位新生去当拉拉队员，马加爵就是其中之一。班干部让他替班上办事，他高兴得不得了，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班上组织春游活动，有些学生谈恋爱，不愿参加集体活动，但马加爵每次都去，而且玩得十分开心。从中可看出马加爵非常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非常希望能与同学接近、沟通，进行情感交流。
与他处得很铁被他杀害的邵瑞杰是广西梧州市碟山区夏郢镇人，家在农村，也相当贫困。同为贫困生，他俩相处得很好，经常一起上课、一起上晚自习、一起去图书馆。邵瑞杰性格非常温和，话不多，很腼腆，平时马加爵说什么他只是附和、顺从，从来不会顶撞。这么一个小绵羊式的同窗，马加爵对他是交心的，把他视为知己。打牌吵架时，从邵瑞杰嘴中得知自己在同寝室好朋友心目中远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时，他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打击较大，极度失落，心灰意冷。好朋友对自己的瞧不起，使他开始怀疑一切，变得有些神经兮兮，而且脾气越发暴躁乖戾，内心更加封闭，做事更加隐蔽。
马加爵自卑感很重。借别人的钱、物品，就是几天不吃不喝，也要尽快还上。他衣服穿得很旧，到食堂吃饭不喜欢和同学一起去，经常只买两个馒头，打一碗免费的菜汤，对付一顿。同学邀请下馆子他也找借口推脱，怕欠同学的情难还。贫困学生的助学贷款，指标有限，但三年都有马加爵的。大学期间，他和父母的沟通几乎是零，他的父亲、哥哥姐姐经常给他写信，收到家里的来信，他常常会泪流满面。但他只是在大一时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也不给家里打电话，寒暑假不回家和父母团聚，过年也不回家，而是留在学校打工。不愿向家人和朋友倾诉心事，加重了他内心的压抑和无助。

第2章 反省1 残忍背后的悲哀——马加爵现象警钟长鸣(3)

杀了四人后，他还把借同寝室同学的录音磁带放到了这位同学的抽屉里；借别人的自行车，也把车钥匙放到同学的枕头下。他没有手机，吃穿都很拮据，大学中同学之间的贫富差距使他感到各方面都不如人，变得自卑、敏感、脆弱、封闭，这也是导致他走向极端的一个深层次因素。
马加爵牌打得精，中国象棋也下得好。他的牌技很高，一旦对方出牌没出对，他就要抱怨。所以当同学说他打牌作弊，他就非常气愤、难受。“走上杀人这条路，是他长期压抑之下的被扭曲心理的畸形宣泄。”胡老师说。
马加爵在落网后交代说，他不想自首，宁愿选择逃亡，目的是为了得到一个死刑的“待遇”。这种扭曲了的法律观念，是法制教育中人们认识的一个误区。马加爵交代出来的杀人动机，折射出了隐藏在该案背后一系列值得教育界深思的问题。
有人说，马加爵的家庭教育的缺失是父母素质本身不高。这个观点不成立，我们不能因为他父母是农民就认为他们教育不了自己的孩子，家庭教育最关键因素不取决于家长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而是取决于父母是否能够真正理解孩子、尊重孩子。马加爵和父母的沟通几乎就是零，而我们现实的情况是，我们不少家长在与孩子沟通方面是存在问题的，父母有时工作压力大，一忙起来，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孩子宁愿整天呆在房里玩电脑或是给同学打电话，也不愿和父母敞开心扉。父母不知道孩子的痛苦，不知道他的矛盾，这是一种很可怕的情况。我们做父母的都应该扪心自问：你对孩子到底了解多少？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心理研究室的罗碧云老师也认为，孩子性格有所缺陷或出现过激的行为，归根结底都与家庭教育密不可分，如果孩子从小是在一种充满爱的环境下成长，能与父母充分沟通，这样的孩子一般都心理健康。
中山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钟明华教授对马加爵事件非常震惊，他说这一事件可能是典型，也可能是异类，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不能单纯地把账算在学校教育上，从而否定我们教育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的确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光从一个受到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这样残暴地对待生命这一点来讲，就值得学校教育工作者进行反思。例如我们从事思想品德教育工作的，长期以来还缺乏关注生命、珍惜生命和人性方面的教育，缺乏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教育。有些大学生在对生命的认识和尊重上显然有偏差，受到一点挫折就不珍惜生命，我们的思想品德教育有一个怎样更贴近时代、贴近当今大学生的问题。
人格完善和知识完善哪个更重要？钟明华认为，从这一事件我们还应反思，人格的完善比知识的完善至少是同等价值的，不应有偏颇，成人和成才同等重要，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人更重要，我们更应该加强对学生的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的教育。孙云晓也认为，马加爵是一个悲剧，他悲剧的最本质特征是人格扭曲。什么是教育，教育除了传播知识之外，还要教会学生学会做人，培养健康的人格和情感。
对“怪学生”我们有特别关注吗？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副主任李江雪说，马加爵可以说是中国不少看似成绩不错其实心理有问题的“怪学生”走向极端的例子，尽管只是一个特殊的个体，但从他身上，我们还是要警惕学校教育在对待这类“怪学生”出现辅导缺失的问题。我们有些老师发现学生情况异常时，不是真正以“谈心”的方式与他们交心，而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学生进行谈话，使学生即使表面应允，嘴上说好，在心里还是排斥、抵触，不信任老师，不信任别人。
同时，我们专业的辅导也没有进行必要的追踪。尤其对一些看上去已经解决的个案，掉以轻心，没有以耐心和爱心对他们进行持续的关注，如每周一次的非正式的交流等，帮助学生走出阴影或困境。从马加爵的情况来看，尽管同学、老师都认为他很“怪”，但却没有渠道对他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开导。对“怪学生”我们应该怎样特别关注？这个问题也不容忽视。
马加爵给人的印象是凶狠和狰狞的。可是，从记述马加爵人生轨迹的报道中，我们或多或少能看到马加爵在狰狞形象掩盖下的可怜和自卑，能明了严重的自卑心理给这个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带来的痛楚和挣扎。
申请助学贷款，平常跟家里只要很有限的生活费；寒暑假不回家和父母团聚，而是留在学校打工……马加爵的这些经历，马加爵的孤僻、封闭、敏感都是一个典型的贫困大学生的生活和心态。
《中国青年报》2004年3月17日发表李丽萍的文章指出，贫困生需要心灵慰藉。文章说，马加爵的行为在贫困生中是非典型的，但这个极端个案所暴露出来的高校贫困生心理的自卑和抑郁是比较普遍的。去年，宁夏大学对在校贫困大学生的心理状况进行了一次调查。在有效调查的718名学生中，贫困生共有217名。对生活状况不满意的贫困生共有159人，占贫困生总数的73.27％；有140位贫困生体会不到生活的幸福，占贫困生总数的64.51％；有113位的贫困生存在着抑郁状态或抑郁倾向，占了贫困生总数的52.53％。接受调查的一些贫困生谈到：“只要一有同学说自己丢了东西，我就觉得所有人的眼光都在看着我”，“我觉得老天不公，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生下来又不生在一个好人家”……
贫困生出现“心理危机”是社会的责任。贫困生多来自农村，很多农村的孩子从贫困的乡村进入繁华的城市之初，心灵都会受到强烈的震荡，同时伴随着社会分层，校园也在分裂，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几个学生之间可能就有很大的贫富差距。这种落差给他们带来了比较重的心理负担和压力。这些年，城乡的教育差距也在加大，为了跳农门，部分农家子弟和农村学校的眼睛只盯着学习成绩，而且受制于经济条件，一些乡村中小学根本谈不上培养学生特长，导致学生综合素质较差，个性缺乏充分发展，除了学习之外，其他方面的能力都较弱。可在大学里，评判学生的标准是多元的，这样一来，很多贫困生进入大学后就感觉自己各方面都很差，变得自卑、敏感、脆弱、封闭。
随着高校在校生数量快速增加，贫困生的绝对人数也不断上升，全国大学生中贫困生的比例达到了近30％，特困生比例为10％—15％，而在一些边远地区和山区，贫困生和特困生的比例更高。近几年，政府、教育部门、高校和全社会都在关注和帮助贫困生，但关注和帮助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
贫困生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而孤立地从经济上帮助显然无法根本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扶助贫困生，除了物质之外，还要给予真正心灵的慰藉，给予具体的方法、技巧的指导。
一个专门帮助贫困大学生的慈善组织一直倡导这样一个原则：“真正改变一个人的不是钱，而是他自己。”而要让贫困大学生拥有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心理，需要社会、学校、老师同心协力给贫困生烹制一道“心灵鸡汤”。
其实,贫困大学生问题是一个复杂综合的结构性问题，简单地靠开“心灵鸡汤”和小范围的能力资助作用相当有限，最终的解决方案还是要靠来自政府的制度安排：一是降低高校学费标准，使其不要超过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二是建立完善的助学贷款制度。

第2章 反省2愚昧的冲动——刘海洋伤熊事件的原罪心理

生物课中的动物实验课是一种残酷的训练。课本轻易地就说“取一只活青蛙”或者活鱼或者一只活鸟，“剖开它的体腔”，“看看它的内部构造”……每个学生都用刀子把一只活青蛙或者小兔子，生生地剖开，看看它怎么出血，怎么颤抖，怎么痛苦万状地死去。让一只完全无助的青蛙或者兔子受尽折磨，在自己的眼前死去。生物课的学习把动物看成是工具，忽略了生命必须受尊重而不是遭凌辱。
在国际互联网上有一个FLASH，内容是中学英语课文《患难见真情》故事的续集：两个人看到一只熊，其中一个人立刻倒在地上装死，另一个人爬到树上躲避。谁知，那只熊也跟着爬了上来。正在这危险关头，树上的那个人对熊说了一句话，熊听后吓得调头就走！那个人说：“我是清华的。”
熊为什么怕清华大学的人呢？因为刘海洋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为了验证“熊的嗅觉敏感，分辨东西能力强”的说法能否成立，在2002年1月29日和2月23日，已经是清华大学电机系四年级学生的刘海洋，先后两次把掺有火碱、硫酸的饮料，倒在了北京动物园饲养的狗熊身上和嘴里，造成三只黑熊、一只马来熊和一只棕熊受到不同程度的严重伤害。当时他年仅21岁，已通过硕士研究生考试。上述三种动物被《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列为国际一级保护动物。
这起事件的“新闻冲击波”震荡了全国。一家门户网站的读者评论条数创下了历史新高，超过了以往任何一起重大事件的评论条数。
图2-3刘海洋在接受警方调查(北京市西城分局供图)
随即，《三联生活周刊》的两位记者李伟和巫昂，对刘海洋伤熊之前的故事进行了深入采访。
刘海洋住的是清华大学的一间普通宿舍，八九平方米大小，两边是床架，中间桌上摆满了饭盒与水杯，桌下塞着暖瓶、脸盆和拖鞋，屋里有股球鞋的味道。刘海洋的床铺靠着窗户，被子没有叠起来，上面还零乱地摆着几本关于化学的书。由于墙掉皮，贴着三张徐静蕾的宣传画。至3月7日为止，刘海洋已经12天没有回来了。2月23日，刘海洋“为了测试熊的嗅觉”将硫酸泼向北京动物园的五只熊，随即被西城区公安分局拘留。事发后，有同学建议帮他把床收拾一下，但最后大家还是决定维持原状，维持正在继续的生活。“这十几天简直像梦一样。”
在清华的一间食堂里，史超华(化名)有些痛苦地叹息，他是刘海洋四年的室友。“刘海洋是一个正常的人。一年前，有个同学自杀了，我和刘海洋就是坐在这里聊自杀。今天如果伤熊的不是刘海洋，我们还会坐在这里聊狗熊。”刘海洋出事时，史超华因为没买到火车票还滞留在省城的小旅馆里，“我先是听收音机，说有个叫刘海洋的用硫酸泼伤了狗熊。我还跟女朋友开玩笑，说真是个巧合。但后来我给宿舍打电话，他们说刘海洋出事了。后来所有的报纸、电视我都不敢看了——所有的理由我都无法相信，即使刘海洋亲自对我说——太不可思议了。”对刘海洋的评价，同学们没有太大的分歧:勤奋、温和、自觉性强但是自理能力差。
曹海翔老师是刘海洋的年级主任，这个班他带了四年，他同样无法相信这是刘海洋所为，“我是第二天知道的，就给他家打电话，他母亲就哭了，问能确定那就是我儿子吗？我于是给西城分局打电话，那边说，是个高个子年轻人，一米八几，瘦瘦的，戴眼镜……我那天跟他妈妈通了十几个电话，她一直问我怎么办？怎么办……”
2月26日，清华学生会向动物园捐款11127.74元，并发出公开信：
对于身边的同学做出这样影响恶劣、后果严重的事情，我们更感到十分气愤。这名同学的所作所为，完全背离了我们清华大学广大学生培养高尚道德、保护自然的共识和实践。我们坚决支持有关部门和学校对这名同学依法做出严肃处理。
刘海洋事件于是迅速升温，媒体投入了极大热情，新浪的网友跟帖已达1400多页，反应已超过了“9·11”事件。
但不管怎样，刘海洋伤熊案的发生，导致了中国人对动物权利前所未有的关注。一位署名莽萍的作者以“动物园的熊不能冬眠——对动物残酷的只是刘海洋？”为题，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表达了对动物权利应该充分尊重的思想。莽萍这样写道：
熊是那种动物，如果吃饱了，体内也积累到足够的脂肪，它们宁愿蛰伏在树洞里或者僻静处睡过大半个冬天。但是，动物园里的熊却没有这样的选择，它们只能每天吃配给食品，即使在冬天也要每天出来和游人见面。它们的习性并不重要，动物园要展览它们才是最重要的。
北京动物园里的黑熊就是这样的观赏熊。它们每天都见到太多的人，其中有些人只是怪声恶气地恐吓，有些人则扔些零七八碎的东西，其中不少还是不能吃的塑料袋什么的。只是，它们可能永远也不会想到，真的会有人用硫酸、火碱来伤害它们。
刘海洋用硫酸伤害北京动物园黑熊事件激起了人们的愤慨。许多人从法律的、道德的、心理的，以及教育的角度发表评论，同时表达了对动物受到伤害的痛惜之情。这的确让人欣慰，因为这是良知的表现。只是，透过刘海洋伤害动物案反观我们社会对待动物的态度时，所看到的却不只是这些事情了。我们的社会对动物的实际做法仍然有许多令人痛心的地方，我们的道德关切仍然没有扩展到人类的朋友动物身上。
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缺乏爱的教育，也缺乏爱护动物的教育。许多人认为应该从教育上来思考刘海洋伤害动物的行为。
在一般人眼里，刘海洋是个从小受到“好的”教育的学生，他就读的大学甚至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每一个学校都能保证他学到技术意义上的知识。在这样“完善的系统教育”中，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比如学习好，特别是数理化学得好。
其实，在一个应试教育系统里，你是学文科也好，学理科也好，一切都被化为具体的知识；知识变成一道一道的习题，它们与丰富多彩的世界有什么联系？与真实的生命有何相干！只要拼命上了大学，你就是好的，其他的都会消失在这个价值下面。而合作互助、爱护弱小、尊重生命这些理念在这种教育体系里面没有多少分量，爱、美、善也没有多少分量。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家长的问题，整个社会都在鼓励这样的“好学生”。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动物实验课吧。
现行生物课中的动物实验课真可说是一种残酷的训练。课本那么轻易地就说“取一只活青蛙”或者活鱼或者一只活鸟，“剖开它的体腔”，“看看它的内部构造”……每个学生都用刀子把一只活青蛙或者小兔子，生生地剖开，看看它怎么出血，怎么颤抖，怎么痛苦万状地死去。可以想象，在那种并未成熟的年龄，学生们会怎样合理地任意地切割动物，一刀一刀地施行凌迟般的刑罚，让一只完全无助的青蛙或者兔子受尽折磨，在自己的眼前死去。为什么生物课的学习仅仅是把动物看成工具，而忽略了对生命的尊重呢？
事实上，多半的动物实验都可以找到代替的方法，而不必任意浪费大量动物的生命，甚至把动物看作活该如此。刘海洋辩解说自己用火碱、硫酸烧伤黑熊是为了做实验。在所有能为自己开脱责任的借口里面，做实验是一个听上去最“合理”的理由了，在课堂上，大家不也这样合理合法地伤害动物吗？这里面有没有值得反省的关联呢？假设刘海洋真的学了生物学，在实验室这个隐秘的角落里，他会合法地对动物做些什么样的实验呢？
人有许多种学习的方式，全依赖于他们怎样看待世界。如果觉得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为人所用，人是一切生物的中心和主宰，就会无视其他生命的价值，就会把任意滥用和伤害能力低下的其他生物视为当然。
如果我们把自己看作地球生命共同体中的一员，就会发现，我们的许多做法都值得检讨。譬如，在中学阶段就用小动物活体来做所谓实验，就是一个不人道的设计，对于学生的心灵是一种伤害，而不是健康的养料。这一点，有的学生已经意识到了。可是我们的教育体制和成人教师却没有反省。有一位著名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因为反对这种残酷的实验课，跟学校和老师做了多次交涉，恳求老师不要伤害青蛙，或者分成小组共同解剖一只青蛙，而不是人手一只。可是，她到底没有劝说成功，于是就决定在那一天拒绝到校上课。那是她整个学期第一次请假不去学校。
她的勇气有没有引起注意，有没有成为下一次类似实验课的真正有意义的障碍，我不知道，但是，我真心为这个中学生的爱和勇气感到骄傲。她不因为生命弱小就去欺负，不因为善小就不为。
现在许多国家都取消了小学和中学的动物活体实验。这是近几十年来环境伦理观念和道德进步的结果。生物学已经建立很多年了，写作的书籍成千上万，现在还有了各类模型、图谱和视听网络可以用来学习。而我们却要在赶上“发达国家的实验水平”的口号下，努力设置活体动物实验课。
的确，在以往的历史上，一些西方国家有过名目繁多的残害动物的实验，但是，随着动物保护哲学和生命伦理观念的强烈冲击，动物福利组织的实际抗争得到极大的认同，中学里野蛮的动物实验课逐步被取消，换成观察动物在自然生境下的生活，或者解剖动物尸体来学习。
为什么我们非要做日渐被别人废除的残酷实验呢？在中学阶段，有什么知识是非要透过折磨动物来学习呢？可能我们需要赶上的不是生物课的实验水平，而是其他的东西，比如对待动物生命的态度。
莽萍的这些观点的确需要我们认真反思。
在伤熊一年后，刘海洋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2003年5月16号，法庭做出判决，由于刘海洋“悔罪，平时表现良好”，免予刑事处罚。随即，清华大学对刘海洋作出留校察看一年的处罚。现在，刘海洋已经本科毕业，正在清华大学某研究所工作。

第2章 反省3 人性的黯淡——善良的天性为何如此堕落(1)

在学习文化知识与培养健全人性方面，当今的教育指导思想存在问题，它过于偏重前者而忽视后者。这正是教育需要深刻检讨、认真反思的地方，也正是扼杀了孩子的“人性善”的东西。有思想家说，青少年犯下的错误，不管多么严重，都可以原谅，因为他们“无知、无识”。话虽这么说，可承担着“树人”职责的教育工作者却必须痛定思痛，引以为戒。
古人云：“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对人来说，能否具有向善、行善、扬善的人性，直接关系着他理想的定位、社会的价值、人生的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的最低标准和终极目标，就应该是培养人具有健全的人性，使人用人性善的光辉照亮理想、温暖生活、美化社会。然而，近一段时期接连发生的数起颇具典型性的新闻事件，却以不容辩驳的事实告诉人们：人性教育不但没有引起社会各界广泛而深切的关注，反而依然严重缺失，以致由此造成的后果日益严重，悲剧不断发生。
2003年2月21日晚，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第十四中学高一学生袁源偷偷带女朋友回家过夜。第二天，母亲赵美娜发现了这件事，严厉斥责了他。袁源一怒之下，用剪刀和菜刀将母亲杀死。随后，趁刚进家的父亲不备，又用菜刀将其砍死。更可怕的是袁源事后的一系列“表演”：用衣服擦拭血迹，并故意乱翻东西；像平常一样泡网吧；23日回家将擦拭血迹的衣服洗净晾干；24日骗姑姑找人打开家门，在门开后假装晕倒；在审讯时，“抽空”和民警聊天，约民警打篮球；等等。(《新快报》2003年4月1日报道)
从这起新闻事件承载的信息看，袁源的表现酷似“职业杀手”，毁灭生命在他看来就好像“一场游戏一场梦”，哪怕被他毁灭的是生养自己的亲生父母。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正处在求知上进的花季，为了发泄自己的情绪，竟然向父母举起屠刀，之后还企图用一系列“表演”蒙混过关，这实在让人不寒而栗。可这就是事实，而且并非特例。前不久还有报道说，一位十三四岁的少年不止一次向父母扬言，如果父母阻止他继续找“小姐”，他就杀了他们。
人们常说：“父爱重如山，母爱情似海。”一个人可以没有金钱、权势、地位，但不能没有父母；可以舍弃爱情、事业、理想，但不能抛弃父母。“乌鸦反哺，羔羊跪乳”，作为儿女，为了给父母谋求幸福，自己做出一定牺牲是应该的。事实上，孝敬父母一直是举世公认的公序良俗。从这种价值观、道德观出发，假如将屠刀举向父母，这样的人就无异于恶魔，因为只有恶魔才会这样做。
那么，是谁将袁源们变成了恶魔呢？袁源杀父弑母案发生后，不少人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入手总结教训，认为传统美德教育丧失、思想品德教育薄弱、青春期教育不到位、法治教育有漏洞等，是酿成悲剧的主要原因。这当然不错，但如果深究下去就会发现，人性教育的严重缺失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对袁源来说，传统美德丧失、思想品德败坏、青春期性欲望失控、法治意识淡薄的综合作用，会使他走上犯罪道路，但要达到杀父弑母的恶毒程度，却应该还有一段距离，更不用说在杀父弑母后仍旧了然无事地进行一系列“表演”了。这段距离就是人性的有无与否。要知道，只有彻底丧失了人性的人，才能蜕变成恶魔。
遗憾的是，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一些人不但忽视了人性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反而背道而驰，用摧残人性的办法教育孩子。《北京晚报》2003年8月5日就报道了这样一件事：家住大连的朋朋(化名)今年14岁，他先是从家里偷钱，后来发展到拿亲戚的钱，再后来又变成走到哪里就顺手牵羊到哪里。8月2日，他偷走了邻居的手机。母亲逼着儿子承认错误，可整整说了两个小时，朋朋就是不吭声。绝望之下，母亲一头撞向墙壁，鲜血顿时流了出来。朋朋这才慌了神，一把搂住妈妈，哭着喊：“妈妈，你别死，我再也不敢了……”
教育的目的是让青少年学会正确的做人做事方法，而不是就事论事，只顾一点，不及其余。用摧残人性的办法教育青少年，虽然可能会在一时一地收到“奇效”，但它的副作用也很大。青少年不但会因此而受到更大伤害，还会效仿父母的做法，用摧残人性的方式对待自己、对待他人。显然，这样的后果更加可怕。
2003年2月26日，甘肃省镇原县临泾小学二年级学生秦千耄在早操跑步时摔倒，上百从他身边跑过的同学无人理睬，直到最后一个同学发现了他躺倒在地上并向老师报告，但为时已晚。秦千耄很快死亡。有同学说，自己曾扑倒在已经倒地的秦千耄身上，也曾有同学从秦千耄身上踩过；还有同学说，自己看到秦千耄跌倒，准备将他拉起时，被后面的同学踢了一脚，只好向前跑去。另有同学在被家长问及“为什么不扶秦千耄一把”时说：“不敢扶，扶了怕掉队，掉队要被老师骂，也怕别人再把我挤倒。”(《中国青年报》2003年4月4日报道)
这是一起让人心情永远无法平静，因而不能不深刻反思的新闻事件：谁使上百个小学生心硬如铁？“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对这个传之广远的朴素而又古老的“人性善”观念，即便是目不识丁的文盲也不难理解和接受，更不必说本性纯朴、善良，并已经在接受现代教育的上百个小学生了。可恰恰就是他们对身处险境的同学采取了漠然置之的态度。这是为什么呢？是什么扼杀了他们的“人性善”？学校教育有了哪些失误，又该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
特级教师孙维刚曾说，假如一个人没有很高的道德水准，那么，他的才华少一点可能更好，因为这将使他对社会的危害更少一点。俄罗斯思想家别林斯基也说过：“我们会成为木匠，会成为钳工，会成为工厂主，但会不会成为一个人还是个问题！”这就是说，尽管学校教育可以传授给人改变自己命运的知识，但这些看似有无穷力量的知识，并不一定会使人成长为有博大的慈悲胸怀、高尚的道德情操、崇高的精神境界的真正意义上的人。知识既可以让人变成普度众生的天使，也可以使人沦为荼毒生灵的魔鬼——如果知识没有沐浴过人性美的光辉、没有嫁接过人性善的基因。
正是基于这种观念，绝大多数有头脑、有眼光的专家学者，无不把培养健全的人性作为教育的最低标准和终极目标。的确，只有当人具备了健全的人性并将其自觉实践于切实的行动后，知识才能成为人创造而不是毁灭自己幸福生活、美好理想的动力。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就指出：“我们所创造的一切都是为人着想的。如果人不能给人以幸福，那么任何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不会给人带来幸福。”这样，在学校教育中，就必须把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性作为首要目标，任何目的与它相比，都要退避三舍。果真如此，那么，上百个学生还会因怕被老师批评、自己被挤倒，而对危难中的同学见死不救吗？
这起悲剧性新闻事件以其不容置疑的危险信号警示我们：在学习文化知识与培养健全人性方面，当今的教育指导思想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它过于偏重前者而忽视后者。这正是教育需要深刻检讨、认真反思的地方，也正是扼杀了孩子们的“人性善”的东西。记得有一位思想家说过，青少年犯下的错误，不管多么严重，都可以原谅，因为他们“无知、无识”。话虽这么说，可承担着“树人”职责的教育工作者却必须痛定思痛，引以为戒，从此自觉以百倍的努力发奋工作，以求尽职于孩子、尽责于社会，使错误不再犯、悲剧不重演。
2003年5月6日晚，陕西省洋县郊区42岁的女乞丐李文兰在寻亲途中，因饥饿难耐，向城固县二里镇中学三名在烧烤店内过生日的学生乞讨。没想到，李文兰不但没被施舍，反而遭到辱骂和殴打。8日，这三名中学生再次殴打了李文兰。在这次殴打过程中，他们强行扒下李文兰的裤子，用木棍戳她的下身，手段之残忍、下流，令人震惊。10日，李文兰因伤势过重，含愤忍辱离开了人世。李文兰去世1个小时后，三名中学生被批准逮捕。(《华商报》2003年6月4日报道)
为了寻找失散的亲人，贫穷的李文兰沦为乞丐，其悲苦的命运本已值得同情和帮助，不曾想竟然遭遇奇耻大辱的夺命劫难。无论如何，这都是令人目不忍视的惨剧。给李文兰带来劫难的不是天灾，而是由三名正在读书求知的中学生直接制造的人祸，这更是让人耳不忍闻的悲剧。从三名中学生残忍、下流的作案手段看，人性之善的阳光在他们身上是极其黯淡的，至少，对李文兰是这样。那么，是谁让他们变得如此残忍，面对弱者不是伸之以援手，而是加之以拳脚？

第2章 反省3 人性的黯淡——善良的天性为何如此堕落(2)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先来看李文兰死前的一些情况：7日5时许，二里镇中心医院值班医生李创民在医院外发现了呻吟不止的李文兰后打电话报案，却拒绝对李文兰进行医治，派出所也未出警。7日7时许，二里村村支书刘国栋在家门口发现了伤势严重的李文兰，但也只是给她指明回家的路，并未救助。8时许，派出所内勤魏国华派不具执法资格的司机鲁小军去“看一看”，鲁小军找到李文兰后，仅做了简单询问便离开现场，回所后也未向负责人汇报。
8日14时许，见李文兰还在自己家附近躺着，刘国栋两次给派出所打电话称，“街上有一很脏的女人受了伤，已在街上停留好几天了，是不是送去”。鲁小军在既未“出警”、又没报告负责人的情况下，同意刘国栋将李文兰拉到邻县南郑县白土岭一带。9日16时许，有群众第四次给派出所报案称，在二里镇苟家湾村发现“女尸”。派出所负责人尚龙德这才带干警随同刘国栋一起赶到现场，并将李文兰送到医院抢救。10日7时许，李文兰经抢救无效死亡。
从这些情况，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尽管李文兰的死和三名中学生的殴打、凌辱有直接关系，但她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不尽如人意，也加速了她的死亡。正是由于社会悲悯弱者、救护弱者的“人性善”风气的缺失，才使成长在其中的这三名中学生因耳濡目染而由“人性善”转向“人性恶”，从而敢于无视甚至挑战公序良俗，公然欺凌弱者，直至将其残忍虐杀。在这种情况下，单纯的学校教育往往已经不足以用知识的力量抵挡不良社会风气的洪流。
“一人有难，八方支援”，这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可由于种种原因，在某些地方、某些人那里，这种美德却日益沦丧。它所造成的恶劣后果之一，就是在潜移默化中毒害了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使他们眼中无“人”、心中无“人性”。当李文兰含愤忍辱，撒手人寰后，三名中学生也同时为自己招来了牢狱之灾，自此以后，不管是法律的严惩，还是良心的谴责，都必将会给他们未来的人生路留下永远难以抹去的阴影。从这个角度上讲，他们又何尝不是受害者？
2003年11月6日，在全校学生忙于期中考试时，江苏省宜兴市铜峰中学初二女生小丽(化名)自杀了，她生前被老师骂为“猪中极品”(《现代快报》2003年11月8日报道)。11月17日至19日，安徽省泗县小骆中学初一学生陈贤连续3天被班主任扇耳光，此前还被地理老师扇耳光。一气之下，陈贤于20日自杀，并写下遗书：“对不起爸妈，我对不起你们。我知道哭、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我能有什么法子呢？我自己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我要以死证明他们没资格做一名老师，至少不能做一个好老师……”(《江淮晨报》11月24日报道)
最近一段时期，也许是由于新闻媒体的特别关注，也许事实的确如此，像小丽这样因被老师侮辱而以死抗争的悲剧，屡见不鲜。前不久，就有两起类似的新闻事件：一是重庆市某女教师辱骂学生导致学生跳楼自杀，二是山东省淄博市某小学四年级学生滕淇因遭老师侮辱性批评服毒身亡。但像陈贤这样抱定“要以死证明他们没资格做一名老师，至少不能做一名好老师”的个案并不多见。生命已逝，永不再回。对已经死去的孩子来说，不管事后怎样严肃追究涉案老师的责任，都没有意义，唯一有价值的，也许是让更多的老师能引以为戒。
可问题是，老师们真的能引以为戒，不让类似悲剧重演吗？从目前情况看，我们对此好像不能抱乐观态度，而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实际上，针对教师凌辱(体罚)学生现象，国家早就出台了包括《未成年人保护法》、《教师法》、《教育法》等在内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各地教育行政管理机关也都根据各自的实际制定了具体的预防和处理办法，很多学校还有针对性地对教师开展了师德师风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法治教育。可为什么还会有不少教师肆意妄为？是谁给了他们施暴的动力？对这些问题，又该怎样解决呢？
不久前，针对重庆市某中学生因剃“阿福头”而被学校停课事件，著名青少年问题研究专家孙云晓曾评论说：“北京市教委今年出台的《中学生行为规范》中，删掉了‘男生不许留长发，女生不许佩戴饰物’的条款，甚至‘不许抽烟喝酒’的字眼，也不在《中学生行为规范》之列。这是依法执教为依据所做的改动，因为这些行为不是法律禁止的行为，所以不能把法律未禁止的行为用规范的形式来禁止。行为规范是要求学生行为规范底线的，是人人都要做到的。对这些问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什么是美’‘怎样做有利于身心健康’等方面的讨论。”
从字面上看，孙云晓的这段评论处处强调“法律”，但实际上处处暗含着“人性”思想。由此可知，要使教师自觉扮演好“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一角色，还应在上述教育外，为教师补上人性教育课，使他们明白什么是教育的最低标准和终极目标，从而身体力行地根据这一标准和目标指导自己所有的教育活动，同时对学生产生良好影响，让其在效仿中不断进步。因为从涉案教师的实际情况看，他们并非没有法律意识，也不是不知道凌辱(体罚)学生的后果，之所以明知故犯，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性的缺失在潜意识中为他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施暴动力。
凡是违背人性、损害人性、压抑人性的，不管它有多大价值，都不可取；凡是有利于挖掘人性、培养人性、弘扬人性的，不管行动起来有多艰难，都必须全力以赴。这个看似非常朴素，实则无比高贵的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应该成为所有教师的座右铭。只有教师首先以此为纲积极行动起来，才能使长期缺失的人性教育在校园里得到回归，也才能以校园为中心，逐步向社会全面渗透，从而既避免种种因人性沦丧而酿造的人生悲剧上演，也让我们的生活因处处洒遍“人性善”的阳光，而变得更加幸福、更加甜美。
一个人性缺失的社会，不管经济如何发达，都注定要四季皆冬。但愿这个道理能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然后，积极行动起来，为自己也为大家创造春天。
赵阳(化名)曾是黑龙江省沈阳市沈河区某省级重点高中1999级的理科高考状元，由于种种原因，没被清华大学录取，而是上了另一所名牌大学。因为“只有考上清华大学才能出人头地”的“清华情结”没被满足，情绪失落的赵阳故意屡犯校规，最终被勒令退学。随后，赵阳又把希望寄托在出国留学上。可母亲无力满足他的新愿望。于是，赵阳把母亲看成“毁了他一生的人”，对她说，“如果你不拿钱把我送出国，我就砍死你，然后再自杀……”经医生诊断，赵阳已经成了一位严重精神病患者。(《时代商报》2003年11月18日报道)
赵阳成为“疯子”后，他的母亲说“我是一个有罪的母亲，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我的儿子”。但在赵阳刚成为“状元”时，他的母亲也曾说“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人就是我的儿子”。从“状元”到“疯子”，赵阳的人生悲剧令人震惊。可为了逼自己的孩子或学生考出好成绩、考上好学校，以便将来出人头地，又有多少家长或教师犯下了类似错误呢？单纯追求所谓的“功成名就”，却忽视了“做健康人，做快乐人”的人性教育的极端重要性，正是犯这种错误的根源。
在一次访谈中，孙云晓曾说：“教育有一句话：‘教育的核心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培养健康人格，或者说教会学生做人。’这是一切教育者教书育人的前提和根本目的。”应该说，这是一种常识，人人都可以理解，但可悲的是，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恰恰从反面理解了它、强调了它，由此造成了片面追求“知识教育”而忽视人性教育的教育现状和社会风气。在它们的影响和推动下，才发生了虐杀乞丐、踩死同学、杀父弑母、凌辱学生等无视或丧失人性的事情。
基于此，要改变因人性教育缺失造成的种种不正常现象，就必须加大人性教育的力度，使“人性美”“人性善”的培养成为教育的主旋律、社会文明的主旋律。而人性教育，说到底就是对一切生命充分尊重和敬畏的教育。从历史经验和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规律看，人类只有彻底摈弃“人是万物的灵长”的人类中心主义，充分尊重一切生命、敬畏一切生命，给一切生命以应有的地位、尊严和权利，才能确保人类文明之树常青、幸福之花常开。
有一个新闻故事最能说明这一点。在2002年年初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上，一只小鸟不小心飞进了赛场，结果，悲剧在瞬间发生：一个高速飞行的网球击中了它，使它当即堕地。与此同时，赛场上出现了感人至深的一幕：击中小鸟的运动员马上停止比赛，快步跑到小鸟面前，双膝跪地，低头忏悔并且祈祷。
当网球击中小鸟时，运动员做出一系列动作的反应之快，完全是在无意识中完成的。唯其是无意识，才弥足珍贵。这说明，在这位运动员心中，花草虫鱼、飞禽走兽，都拥有与人一样神圣的生命尊严，一旦这种尊严受到无端侵犯，对侵犯者来说，都是罪过，因而必须忏悔。面对运动员这感人的一跪，谁能否认没从中深切感受到人性之美、人性之善？
还有一个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新闻故事。据2002年1月21日《羊城晚报》报道：在广州市沙面大街附近，近千只相思鸟因天寒冻饿而死，环卫工人一个早上就能收几箩筐鸟尸。如果气温再降下去，聚集在此地的数千只相思鸟可能会全部死亡。可是，面对鸟儿们的惨剧，附近的居民非但无动于衷，反将其视为世间奇景予以欣赏，而根本没想到应向这些可怜的生灵伸出援助之手——只需搭建一些人工鸟巢、撒一点儿碎米面屑即可！
一只小鸟的意外死亡，即能让紧张比赛中的运动员双膝下跪，而数千只鸟儿的生命竟无人挂心甚至还被当作奇景把玩。两相对比之下，人们对待生命的态度一目了然。佛典中说：“慈悲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这种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的价值观很值得发扬光大，因为它实际上正是人性教育的良好范式。试想，如果一个人连“蝼蚁命”都不忍伤、“飞蛾命”都不忍害，那么，他可能会将暴力施加给自己的同类，尤其是处于弱势或至亲至爱的同类吗？他可能会对同类见死不救、遇难不帮甚至落井下石吗？反之，如果一个人以摧残生命，包括动物的生命为快乐，或者对生命严重缺乏尊重和敬畏意识，对生命的消亡采取麻木不仁甚至看客的态度，那么，他将暴力的屠刀指向同类，也就自然而然了。
2003年10月31日，法学家皮艺军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暴力的基础就是对生命的极端漠视。表达暴力的方式有很多，包括言语、刀枪、拳头等。我国的青少年实施暴力犯罪时绝大多数不会用枪支，因为不可能获得。但其残忍程度比起美国的校园暴力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视觉和心理感受来说，用刀子、斧头之类的冷兵器，与受害者近距离接触，见血见肉地砍杀，比起用现代武器的攻击更恐怖更野蛮，这只能意味着实施者更冷酷更残忍。有些青少年暴力犯罪之所以这么残忍，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教育缺少对个体、对生命、对死亡的观照。”
由此，我们迫切需要在青少年中进行关于爱和生命的教育，为他们开设“生命课”，引导其思考生命和死亡。比如为什么要尊重和敬畏生命、如何应对变化和生存、探讨个体生命与社会的关系，等等。对青少年来说，认识生命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非常重要。当青少年意识到这些时，就意味着他们已经开始觉醒，进入到了理性世界中，从而促使他们对自己、对他人的身体和生命给予必需的尊重和敬畏。过去，我们总是在告诉青少年什么叫理想主义、什么叫英雄主义，却没有告诉他们作为人应该有哪些最基本的情感，比如同情之心、怜悯之心和对生命的尊重及敬畏之心。这就造成了人性教育的缺失，也由此酿造了无数悲剧。
事实上，“人性化服务”“人性化管理”“人性化关爱”等呼声如今已越来越响。在此情况下，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弥补人性教育的缺失，加快人性教育的步伐，努力恢复并且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人性善”“人性美”的传统，使社会更文明、人民更幸福，正是顺应时代、顺应科学的适时之举、明智之举。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为实现培养人性这一教育的终极目标努力奋斗。

第2章 反省4 不堪入目的凌辱—他们为什么不敢说“不”

奴才犯了错，不等主人开口，就跪下自赏嘴巴。这是封建专制社会中最典型的奴才心态。这种心态一旦传染到现在的学生身上，后果不堪设想。它意味着学生独立人格的丧失，而没有独立人格的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成长为真正的栋梁。要知道，虽然校纪班规及学生守则对管理和教育学生必不可少，但也必须明白，不管什么样的规矩，都必须建立在民主、平等、公正的基础上，没有了这个基础，所有的规矩都是不合理的，因而也都是可以说“不”，进而应该打破的。
在欧洲中古时期的基督教教会中有一种特殊职业，叫“魔鬼的辩护士”。那时的基督教神学者，只要提出一种新理论，就必须按照教会的要求，另外请一个人站在自己的敌对立场上，对新理论提出针锋相对的反驳。建立新理论的人只有通过与“敌手”的反复辩驳，回答“敌手”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质疑和挑剔，直到确实无懈可击，其理论才告最终完成。这种有意魔高一尺的做法，目的并不在消除新理论，而在于使其从一开始就能避免潜在的谬误和不足，具有接受各种挑战和驳诘的力量，最终达到道高一丈的境界。这位提出反驳的“敌手”，形式上是站在神的对立面，即“魔鬼”的立场上讲话，所以被称为“魔鬼的辩护士”。
神学理论在我们有些人看来，也许是无稽之谈。可又有谁知道，神学家曾经对自己的理论报以如此严谨的态度和采取如此严格的辩驳论证方法，使其更具说服力？由此生发开来，如果连神学家都有勇气故意为自己“树敌”，都敢接受来自“魔鬼”的反驳和挑战，那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原则的我们的教育事业，又为什么不敢从与“魔鬼”力量的抗衡中汲取生机与活力，直面一切真理与谬误呢？要知道，如果连神学理论都可以经此途径变得颇具蛊惑力，那么，比神学理论更具不朽价值的教育事业，就更具以其灿烂的文明之光普照芸芸众生的无穷魅力了。
我之所以由此开始这一章节，缘于长期以来在中小学教育中存在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学生集体丧失了说“不”的勇气。
据《焦点访谈》报道，淮南矿业集团新庄孜矿第三小学六年级学生石雅云等九名孩子，因在放学后偷听老师的演讲比赛，被班主任喝令站到讲台上，用自带的刀具刮脸，并被告知必须刮出血来才算过关，否则，将被锁在教室里不准回家。面对班主任的威逼，九名孩子只好用刀刮脸，直至鲜血流出，整个刮脸过程持续了约两个小时。在此期间，无论是刮脸的孩子，还是看刮脸的孩子，始终无人抗议老师的暴行，即集体丧失了说“不”的勇气。
在此之前，我还见到了不少类似性质的新闻。
如贵州湄潭县抄乐乡中心小学五年级班主任罗某强迫违犯“谁敢在上课时转过身去与后排的同学说话，后排同学要吐10次口水给谁”的“班规”的学生冯航吃屎。当时，冯航不但没敢反抗，反而含泪把屎硬吞了下去，而看到这个场面的全班同学同样无人抗议教师的暴行，唯一的集体表态是都趴在课桌上哭了，事后也无人告诉家长。
再如郑州市某小学教师牛某，为了能吃上羊杂碎，竟在一位家长从事屠宰生意的名叫刘英的学生的胳膊上写字威胁：“5点5分拿羊肺，拿不来，格杀勿论……5点10分拿不来挖左眼，6点10分挖右眼。”当刘英偶尔没有给牛某拿羊杂碎时，牛某就对她施以体罚，如揪耳朵、打脸等。对此，刘英始终没有反抗，而知道此事的其他同学也都无一例外保持了沉默。
对这些教师体罚及侮辱学生的极不正常的行为，我一直在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些教师做出了如此泯灭师德的事？又究竟出于什么样的心理，使这些身心健康及人格尊严等受到严重伤害的学生以及他们的同学，丧失了对某些泯灭师德的教师的暴力行为，大喊一声“不”的勇气？
行文至此，我想起了这样一种现象：在农村，家长给孩子报名上学时，总忘不了郑重地向老师交代：“孩子这就交给您了，要是不听话，该打打，该骂骂，我绝不护犊子。”这时，如果老师回答：“你放心，要是他(她)真不听话，肯定少不了挨揍。”家长一准喜气洋洋，而孩子却恐慌不已。如果老师回答：“孩子不听话也正常，教育教育就好了，打骂不顶事。”家长不但不高兴，还会从此怀疑老师的爱心和教学水平，脾气大的甚至立即给孩子换老师，可孩子却满面红光。据了解，以第二种方式应答家长的老师并不多，因为他们一怕驳了家长面子，二怕被家长看低了水平。
家长与老师的这种对话，实际上是在给孩子上入学第一课，其性质类似于封建教育传统中的入塾先拜孔夫子，旨在让孩子在正式上学之前先明白师生间地位的差异是：老师高高在上，有用打骂的形式任意处罚学生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是学生家长赋予的；学生黯然在下，有承担被老师用打骂的形式任意处罚的“义务”，而这种“义务”是父母规定的。在此情况下，学生当然不敢对老师的任何行为说“不”了。
我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农村的部分家长和老师的民主意识、平等观念及现代法制思想的缺失，是封建专制思想和等级观念长时间对民众麻木与毒害的结果。因此，如果要让学生面对他们认为不合理的现象有勇气说出“不”字，就必须认清民主教育是“破茧而出”的基础。
考察当前的教师体罚及侮辱学生现象，有一点必须承认，即民主意识、平等观念及现代法制思想教育长期缺失。这一点，无论是在上述农村学校还是城市学校，都普遍存在。虽然我们一直在强调师生关系平等的重要性，但实际上，相当一部分师生关系依然比较紧张。如江西南昌市某中学的十几名高一学生，因未完成某李姓老师头一天留下的六道作业，便遭到每道抄写1000遍的体罚；陕西西安雁塔区某小学二年级肖姓老师惩罚未完成作业的12名学生(七男五女)当众脱裤子，并在教室里转圈示众，肖某还指派两名班干部对不听话的学生强行脱裤子等。
奴才犯了错，不等主人开口，就跪下自赏嘴巴。这是封建专制社会中最典型的奴才心态。这种心态一旦传染到现在的学生身上，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为它意味着学生独立人格的丧失，而没有独立人格的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成长为真正的栋梁之才。要知道，虽然校纪班规及学生守则对管理和教育学生必不可少，但也必须明白，不管什么样的规矩，都必须建立在民主、平等、公正的基础上，没有了这个基础，所有的规矩都是不合理的，因而也都是可以说“不”，进而应该打破的。在科学规矩的校正下，学生健康成长的方向不但不会偏转和扭曲，还可以从此汲取奋勇前行的力量。所谓“好马打上了铁掌，勒上了金嚼，才可以日行千里，夜奔八百”，正是这个道理。但如果这个规矩并不科学，而是充满了迷信、专制的暴虐成分，则学生非但不能被校正，反而会被“校误”，这就不是“打马掌”“勒马嚼”，而是“断马掌”“毁马首”了。
中小学生本来就像一只待孵化的蛹，要想使其“破茧而出”，最基础的工作就是在他们周围形成一种科学的民主氛围。只有在这种氛围中，他们才能拥有畅所欲言的权利，才能对是与非有正确的识别力与判断力，同时也才有对“是”鼓掌，对“非”说“不”的意识和勇气。这就需要对师生进行深入持久的民主思想教育。须知，21世纪需要的人才是锐意创新而非墨守成规者，要成为这样的人才，其最基本的素质就是要敢于并善于对错误的东西说“不”，因为唯有具备了如此的胆识与才情，才能打碎所有既定的枷锁，破茧而出。否则，只可能成为僵死于茧中的干蛹，永远无法领略飞翔的幸福。
当然，要领略飞翔的幸福，还要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在“破茧而出”后，能“化蛹为蝶”，拥有一双自由自在的翅膀，而法制教育是“化蛹为蝶”的保障。
民主与法制的关系非常密切，民主需要法制的保障，法制需要民主的制衡，只有二者挽起手来，才能使文明社会的辉煌大厦风雨不动安如山。即此而言，在师生中做好法制教育工作，依法治教，才能真正杜绝教师体罚及侮辱学生的现象发生，是学生“化蛹为蝶”的根本保障。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李申申教授这样告诉我：过分溺爱、过度保护将束缚孩子自由飞翔的翅膀，而体罚和侮辱孩子将折断他们的翅膀。由此，她呼吁：全社会每个家庭、每所学校都要给孩子一双真正自由飞翔的翅膀！
然而，当前的教育现实并不容我们乐观。前文所举的四个体罚或侮辱学生的例子只是因为它们给我印象最深刻，事实上，比这些例子更为严重的还有很多。如云南曲靖市某初一学生张波，因没按时完成作业，被历史教师聂某连扇10个耳光，当张波口吐白沫，昏迷不醒时，聂某还认为张波装昏，抓着头发拎起他又补了两耳光。一个小时后，张波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后，死者的同学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去上该中学不是读书，是坐牢，因为从校长到老师，都把体罚和侮辱学生当成了家常便饭。
就拿现在大家都在谈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来说，权益保护是双向的，一个是不得侵犯他人权益，一个是自我权益保护。这样，如果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单纯依赖成年人对其单向施舍，一旦法盲学生遇到了法盲教师，则学生被体罚及侮辱的现象将必然发生。所以，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最重要的一环，是他们对自身权益的清醒认识和自觉维护，但这些又须由成年人教给他们。
这样，我们不但要加强对学生的法制教育，培养其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的权利意识，使他们知道自己有对侵犯其权益的行为说“不”的权利，同时还要对教师进行切实的普法教育和公民道德建设，使其明白：你的言行来不得半点马虎和失误，举止来不得少许出格和走样，工作更不能简单和粗暴，因为你虽也是平常人，可却是学生、家长、社会以其理想、愿望、标准塑造出的公众形象，肩负着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神圣使命。
法制的力量一旦加强，民主的呼声必将随之高涨，中小学生对不合理现象说“不”的勇气也会倍增，此时，不但他们被教师体罚及侮辱的现象大大减少，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创新精神将由此而被激发，独立人格将由此而逐渐形成，健康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将指日可待。试想，如果在我们的教育界响彻了学生们勇敢说“不”的声音，那么，这声音将何异于滚滚春雷！
事实上，已经有迷途知返的教师，在有意识地鼓励学生大胆说“不”。
据报道，沈阳市铁西区一位名叫张晶的班主任，为了在新学期之初在班里营造一个严肃紧张的气氛，好让学生从假期的放松状态中尽快转入学习，竟在开学第一天给学生这样的“下马威”：对全体学生罚站及罚抄10遍课文，并对一名学生扇耳光。事情发生后，张晶受到了学校的严肃处理，同时，她本人也意识到靠体罚及侮辱学生，并不足以保证良好的教学秩序。
在学校帮助下，她开始在班里试行一种针对教师教育方式的管理制度，即由学生直接选举“教师行为监督员”。该监督员的责任是，如果发现老师再有体罚或侮辱学生的冲动，就立刻对老师说：“老师，放下你的手！”或“老师，请不要这样讲话！”事实证明，这个实验进行了一段时间后，不但教师的行为从学生那里得到了“校正”，而且师生间关系也从此变得融洽了许多，班里的学习气氛更是空前高涨起来。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文首的关于“魔鬼的辩护士”的故事，大家肯定已经明白，让学生大胆说“不”的价值何其重大，意义何其深远。欧洲中古时期的基督教神学家借助“魔鬼的辩护士”的力量，尽可能完善了自己的神学理论，使之更加严谨和富有蛊惑力，我们今天的教育当然也可以利用学生说“不”的力量，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使之更具科学性和民主性。更何况我们的教育理论体系并非宗教的神学，我们的学生也不是青面獠牙的魔鬼呢。
宗教神学需要来自“魔鬼的辩护士”的声音，我们的教育需要来自学生说“不”的力量。在这殊途同归的行动中，有力求完美的理想同在。

第2章 反省5 像草屋一样的弱者怎能挺起腰杆

5 强者王国里的呻吟——像草屋一样的弱者怎能挺起腰杆
年轻的时候，我选择了乡村民办教师这个职业，挣着每月18.25元的工资，努力地与命运斗争着：进修、函授……以微薄之力搏击命运之网，那时，我自以为是强者。18年过去了，我惊异地发现，我已彻底服从于命运的安排，应聘书上那一行“无条件服从”的亲笔字，就是最好的证明。
作为视真实为生命，把正义当准绳，以大无畏的气概直面现实，真诚弘扬时代主旋律的大众媒体之一，报纸肩负着维护弱者尊严、保障弱者权益的神圣使命。多年来，我国的大部分教育类报纸正是秉承这一使命，努力关爱着弱者。身为教育类报纸的一名从业人员，我也时时将关爱的目光，投注到教育界的弱者们身上。
令我始料未及的是，当我将一则“我们该为弱者做些什么”的讨论预告发表在自己就职的《教育时报》上之后，竟立即在读者中激起了热烈回应，来信从全省乃至全国各地向我的案头涌来，短短十几天时间便有近百封来信摆在了我面前。翻阅着这些来信，我既喜且忧，喜的是有这么多人愿为弱者捧出赤子之心，忧的是还有那么多人由于种种原因仍在品味着身为弱者的痛苦。
先请看学生——
弱者的名字叫后进生。河南省新县的南方老师说，新学期伊始，他接了一个数学平均成绩30多分的毕业班，在他看来，这些学习成绩不够好的学生就是弱者；河南省淮阳县一署名“心寒”的学生则说，由于自己是后进生，班里的好事从来轮不到自己，坏事却隔三差五地找上门来。当我到几所学校采访，对班主任问及学生中的弱者的定义时，3/5的人提到了后进生。
弱者的名字叫特殊家庭的学生。某县的吴明老师说，他所在的学校为了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将离异、犯罪、单亲等特殊家庭的子女另立单册，由学生科统一掌握，说是便于重点监控，防患于未然。在他看来，这些受歧视的学生就是弱者。据我了解，类似的例子《中国青年报》也报道过。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唯出身论的做法并不少见。
弱者的名字叫有心理或生理障碍的学生。河南省虞城县的范肖朋老师说，开学第一天他在班上点名，发现有人没答应，就问谁在捣鬼，而当同学们纷纷对一个蜷缩在角落里的孩子大叫“聋子”“哑巴”时，他才知道班上还有一个聋哑儿。内疚之余，他觉得这个学生就是弱者。一署名“迷茫”的学生说，自己的自卑心理很严重，是老师讨厌的“丑小鸭”，觉得自己就是弱者。事实上，这两类弱者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很多。
再来看教师——
弱者的名字叫乡村教师。河南省唐河县的马长军老师说，在他印象中，弱者就是偏僻乡村学校的教师，因为他们的工资一再被拖欠，衣食住行都成问题，教学任务又非常重，他希望得到真诚的关爱。
弱者的名字叫中师(师专)毕业的准教师。2003年11月20日，河南省项城市一名中师毕业的准教师在电话中痛哭失声地对我说，她们乡规定，要上班就得交1万元上岗费，可贫穷的她实在拿不出钱来。此前，我曾在三个地市进行了上岗费问题的调查，发现中师(师专)毕业生交上岗费的事比较普遍，许多准教师为此而债台高筑，另有一些准教师则放弃教育工作，外出打工。
弱者的名字叫将被新世纪淘汰的教师。河南省商丘市的李红亮老师说，今年暑假，他所在的学校采取教师竞争上岗制度，几个自身素质低、思想观念落后，又不注重学习提高的老师在竞争中失败了，他觉得这些教师是弱者。山东省泰安市的张峰老师也说，弱者和强者都只是相对而言，在他的学校，一些有着高级职称的教师无人聘用，倒是几个毕业不到一年的年轻人受到了大家欢迎，因为他们的知识面宽、思想活跃、有干劲也有闯劲。
弱者的名字还有很多，如部分家境贫寒或身染沉疴的学生、辛苦一生却得不到公正待遇的某些国企退休教师等，然而，包括前面所述的弱者在内，这些学生和教师何以成为弱者？谁该为他们的痛苦负责？这一系列的疑问，既是读者所关注的，也是我要思考的。
还是让我们先来看某县周吉老师的来信——
年轻的时候，我选择了乡村民办教师这个职业，挣着每月18.25元的工资，努力地与命运斗争着：进修、函授……以微薄之力搏击命运之网，那时，我自以为是强者。18年过去了，我惊异地发现，我已彻底服从于命运的安排，应聘书上那一行“无条件服从”的亲笔字，就是最好的证明。
年轻时的我，喜欢接受新生事物，教改、科研、向领导提意见等，总跑在前面，但现在，我退缩了，因为我为此付出得太多、太多……我成了一个弱者，一个命运的逃遁者。我无言以对学生们那一双双童稚的、疑惑的和企盼的眼睛。无休止的考试、繁重的作业……我明知不对，却在默默地、机械地做着这一切。
周吉老师的信，透露出人生的无奈与悲凉，这种情感体验很多成年人都有过，只不过没像周老师这样坦然吐出。事实上，我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乡村教师，都把自己命名为弱者。为此，我常常至于泣下。
在采访中，提起谁该为弱者的痛苦负责的问题，很多人都爱拿“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挡箭牌予以回避。他们的目光为什么会轻蔑地掠过弱者的头顶，只在强者的笑脸上定格？要知道，虽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自然界是真理，但放之人类社会绝对是谬误，如果照这种思路走，幸福的梦永远只会为强者所拥有，而这，恰恰是文明社会所不允许的。
事实上，要回答谁该为弱者的痛苦负责这个问题并不难。比如学生中的弱者，除了经济因素以外，应该负责的是在应试教育机制下部分缺少公正、公平、博爱之心的教师，正是他们的偏颇、狭隘，才使部分学生感觉自己是弱者并因此而痛苦；比如教师中的弱者，应该负责的是部分失职的权力机关和缺少公心的领导者，正是他们的错误，才使部分教师成为弱者从而痛苦。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形成了弱者，也不管谁要为弱者的痛苦负责，在现实生活中，弱者的大量存在是客观事实。针对这一事实，只要是富有同情心与正义感的文明人，都应该为弱者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在近百封应征“我们该为弱者做些什么”讨论的来信中，河南省平顶山市张志立老师的意见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
他这样写道——
我是一个学校的勤杂工，24小时值班，没有节假日，工资也低，加上家庭困难，生活一直很清苦，蔬菜时有时无，肉只是梦中所奢望的食品，可算是地地道道的弱者。我是农民，但酷爱教育，曾当过10年的计划外教师，辅导过30多人次在国家、省、市获奖或发表文章。可由于贫穷，我非常自卑，又因为不在计划内，最终从教师队伍中被清退。
今年9月份，当年的学生把我从农村安排到城市学校当临时的门卫兼勤杂工。虽然又走进了校园，但毕竟不再是教师身份，所以，我更加自卑。就在这时，是学校的领导和老师用尊重扬起了我心中幸福的风帆。不管是退休的，还是在职的老师，以及他们的家属，都从各方面对我关心照顾。生活上，已开始考虑用合适的方式给我增加工资；精神上，经常给我提供书报使我不再寂寞。对我这样一个弱者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舒心的呢？因此，我说，尊重是台打气机，是它在我意志最薄弱的时候，给了我生活的勇气，支持我大步向前走！
“尊重是台打气机”，张志立老师用亲身经历总结出的这句话，说出了所有弱者的心声。试想，如果每一个教师都能尊重自己所有的学生，每一个权力机关和领导者都能尊重所有的教师，那么，即便他们在物质上仍旧不能与强者同步，但在精神上完全可以与强者并肩，而后者才是他们最渴望的。事实上，如果弱者真正被尊重了，弱者又怎能成为弱者！江西省的龚剑老师就说：“当我们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学生，对学生的言行点点滴滴都是爱时，校园中还会有弱者吗？”对教师中的弱者，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吗？
除了在精神上给弱者以尊重外，我们还应为弱者做些什么呢？河南省社旗县的张运涛老师这样说：“教师是一个让人撑不着也饿不死的职业，但在广大农村，部分老师过的日子，说得寒碜点，还不如在家收拾两亩地。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应该为农村教师考虑考虑，实施些诸如医疗保险、低息贷款等措施，使更多的农村教师不至于生活得太苦。也许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当然，农村教师的工资能及时足额发放，才是我们真正的企盼。”
郑州市的王进喜老师则在信中说：“希望工程和春蕾计划救助了千千万万的失学儿童，助学贷款和特困生补助又使很多青年圆了大学梦。这都是政府和有关机构在有组织地救助弱者，对于就在自己身边的弱者，我们应该做什么呢？说到这里，我想到了自己。小时候我家里特别穷，小学五年全是免费上的，直到今天，我还忘不了家乡母校对我的恩情，尤其是我的班主任，为给我免除书杂费，不知给学校领导吵了多少次架。可以说，没有她的关爱，就没有我的今天。因此，工作后一遇到捐款的事，我就会毫不犹豫地伸出友爱之手；对于自己班上的贫困生和有残疾的学生，我总是尽心尽力呵护他们。我经常想，如果机会成熟，我打算去贫困山区支教几年，因为我相信：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当弱者走出生活的低谷，成为相对的强者时，如果在他最艰难时，社会给了他爱，那么，即便是出于报恩的心理，他也会努力回报社会。“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古老传统，将使这种爱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相反，如果在他最艰难时，社会给他的只有怨与恨，那么，一旦他成为强者，他所能回报社会的也只能是同样的东西。
尊重是台打气机，它使弱者幸福，使人间充满了爱。但愿我们的社会能给弱者以更多的尊重和爱，使他们在文明的天空下，像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一样，都能享受阳光的温暖！事实上，在很多时候，我们对弱者所能做的非常简单，这正如伊川县的张月荣老师在信中说的：“对弱者来说，一个关切的问候，一句暖心的话，就会使他们泪流满面，心荡春风了。”

第3章 呐喊1 何以立足——微薄校产在风雨中漂泊(1)

学校大门两侧的门面房已被卖掉，后院及伙房附近也已被村民倾倒了约450立方米的各类垃圾。垃圾对伙房形成了半包围的阵势，高度也已超过了学校围墙及伙房墙体的一半，腐臭的气息令人几欲掩口。守着这些粪堆般的垃圾，宜阳县三乡二中的数百名学生是怎样吃完那一天三顿饭的？在倾倒垃圾的村民中，不少人就是他们的亲戚、邻居，或者干脆就是他们自己的家人。
2002年1月中旬，河南省宜阳县三乡二中校长王红顺给我打来电话说，在宜阳县的大部分乡镇，由于中小学校用地没有明确的地界划分标准，致使学校周围的村民经常争占学校用地，不断与学校发生矛盾，既影响了学校的正常工作，也使其周边环境受到破坏。王校长希望我能前往采访，以帮助他们推动矛盾的解决，因为这些层出不穷的矛盾使他常年头疼不已，却又无可奈何。从王校长急促而略带悲凉的话音中，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1月28日，正是春节忙乱的时候，我挤上早已超员的公共汽车，从郑州市出发，匆匆赶往该乡。经过实地调查和深入采访，我发现，除王校长在电话中反映的学校用地问题外，还存在有学校资产的管理、使用与处置的权利划分，以及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后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统筹和有效利用等其他问题，并且如果某一问题处置不当，就可能会引发新的矛盾，以致经常性地影响学校的各项正常工作。
宜阳很穷，三乡更苦。在从宜阳到三乡的路上，透过出租车窗，我清楚地看见路两边的土岗上排列着不少破烂的窑洞，窑洞前的枯树上挂着一串串的老玉米和红辣椒。在我的印象中，窑洞应该是黄土高原上的特色民居，真没想到六朝古都的洛阳地区也有如此景观。开车的师傅说，三乡属丘陵地带，经济收入全靠农业，由于排灌系统不健全，当地农民还只能望天收。隐隐地，我感觉，“土地爷”的势力在这里应该很大。
1月28日下午2时左右，我终于站到了三乡二中的校门前。这所农村初中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校园周边环境脏、乱、差。在校门两侧，一字排开着数十间大大小小的门面房，它们有的是砖混结构的平房，但更多的是用木板、石棉瓦、土坯草草搭就的简易房。在这些房子的门里门外，摆着落满尘土的小商品，坐着织毛线衣的女人，卧着晒太阳的黄狗。但走进校园后就感觉清爽多了，虽然周围依然飞扬着随风而起的尘土。
大约又等了半个多小时，王红顺才从家里匆匆赶来。一提起学校用地，这位将近40岁的乡村中学校长马上情绪激动。他告诉我，在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之前，仅三乡就办有六七所初中，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如果某所初中所在地的某届村委重视教育了，这届村委的领导就会说，哪片哪片地归学校用了；而假如这届村委不干了，又换了一届村委，那么，出于种种原因，如划分宅基地等，就可能会说，学校用不了这么多地，然后再把上届村委划给学校的地收回去。这种随意性很大的学校用地分配办法，使学校基本不可能知道自己到底拥有多少可供长期使用的土地。慢慢地，这种后遗症就影响到了布局调整之后。
拿三乡来说，布局调整后保留了三所初中，但这三所初中都是在原有的学校基础上调整出来的，所以，原来学校用地的矛盾是什么样子，现在基本上还是什么样子。王红顺说：“作为校长，我虽然也对本校的用地情况作过调查，但却无法得出结论，因为学校用地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界限都没明确规定。这样，不管是学校所在地的村委卖掉学校大门两侧的门面房，还是周围的村民往学校里倾倒垃圾，我都没办法。”说这些话时，王红顺的眼里隐约地闪着泪花，而声音也略显哽咽。
在三乡二中，我看到，学校大门两侧的门面房已被卖掉，而学校的后院及伙房附近也已被周围的村民倾倒了约450立方米的各类垃圾。这些垃圾几乎对伙房形成了半包围的阵势，其高度也已经超过了学校围墙及伙房墙体的一半，其腐臭的气息令人几欲掩口。我实在无法想像，守着这些粪堆般的垃圾，二中的数百名学生是怎样吃完那一天三顿饭的，他们的身体健康又将如何得到保障；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倾倒那些垃圾的村民中，不少人就是他们的亲戚、邻居，或者干脆就是他们自己的家人。
随后，我与王校长一起，准备到三乡三中采访，因为三中的问题比二中更为严重。
刚一开始，王校长还有些犹豫。他说：“咱们最好跟乡里说一下，看让不让采访三中，要不，领导怪罪下来，我受不了。”这样，我就又和王校长一起，转道来到了三乡教办室。一听说是我采访，教办室的负责人马上紧张起来，张口就问：“你要采访什么？为什么要采访？上边知道吗？”然后，回过头来就又对王校长厉声说：“谁让你打电话说这些事了？出了事你负担得起吗？你呀你……”这一通连珠炮似的话，不但让我颇不耐烦，更令王校长一下子面显尴尬，随即便坐立不安起来。一阵不冷不热的交谈之后，这位负责人满面怒气地对王校长说：“采不采访三中，我说了不算，还是找乡长决定吧！”说着，就起身要走。
我看了看王校长，王校长看了看我，最后，他咬咬牙，表现出很决绝的样子，说：“去就去吧！”就这样，我们再次转道三乡乡政府。等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样子，教办室的负责人才找到了一位副乡长。听了我的来意，这位副乡长倒没说什么，但同样表现出很不情愿的样子。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没有哪个地方愿意自曝“家丑”。就这样，一路七拐四转，眼看着就要天黑了。最后，在我的强烈要求下，这位副乡长只好同意我前往三中采访，但同时她安排王校长，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乱说。
当出租车开出乡政府大院，前往三中时，在路边一个简陋的亭子里，我看到了一块略显破损的石碑。据王校长介绍，那是唐代诗人李贺的纪念碑，因为三乡是李贺的故里。一代诗人一NFDA3土，千年以降，不知号称“诗鬼”的李贺，面对今天的子孙们读书的苦境，是否会想起自己因父讳不能参加进士考试的故事。
到三中时，天差不多已经黑了。说实在的，如果不是王校长领着，我还真不知该从哪里进学校，因为进出学校的路被前面及两侧的几间房子堵得只剩一个不足两米宽的胡同，还要折一个约4米长的弯道才能走进学校，且校门与其中几间房子后墙的距离也只有不足两米。这几间房子有的是开小饭馆，有的是开美容美发厅，且都破烂不堪。
三中的聂校长告诉我，这几间房子分别属于三户家庭，房子堵住校门的问题从1996年就开始了。当时，校门在另外一个地方，但由于那个地方修公路，占用了学校的土地，且直接影响了学生的安全，才决定改换到这里。问题发生后，乡政府、当地村委、学校都曾出面与这三户家庭协商，希望用土地换土地的方式，让他们把房子平移到马路对面去，虽然他们原则上也表示同意，却提出要近万元(三家合计)补偿费。乡政府原也曾有拨款的想法，但后来不知何故不了了之，又因为布局调整后三中的性质变成了乡中学，所以，当地村委也不好出钱，至于学校，根本就拿不出这笔钱。这样，校门只好年复一年地被堵着，而聂校长的心自然也年复一年地悬着。
事实上，三中校门被堵正是由于土地使用权限模糊造成的，因为不管是学校、当地村委还是这三户家庭，谁都拿不出确切的证据说明学校门口的土地使用权归属自己，这就使扯皮的矛盾在所难免。在王红顺曾担任校长的该乡某小学，我还看到，原本属于小学的土地，硬生生地被村委“割”去了一大块，连小学的教学楼都被拦腰“割”开，被“割”开的部分成了村委办公楼。

第3章 呐喊1 何以立足——微薄校产在风雨中漂泊(2)

而与这所小学相距并不太远的当地另一所小学的孩子们，却只能在门窗破旧、屋顶见天、墙体断裂的几间危房中上课，随时面临着被掉下来的泥块和瓦块砸伤的危险。
望着坐在黑暗中读书的孩子们，王校长、聂校长都不怎么说话，只有陪同采访的上沟村的支部书记滔滔不绝地诉说着没钱修校舍的苦，而我则一直从照相机的取景框里观察着危房和危房里正埋头读书的孩子们……
在三乡二中和三中，王校长和聂校长都提到了学校的“财神”到底该谁当的问题，即学校资产的管理、使用与处置的权利如何划分，以及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后教育资源如何合理分配、统筹和有效利用。他们认为，如果学校的“财神”该谁当这个问题处理不好，那么，影响的不仅有学校的各项正常工作，还有当地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进展速度和整体质量。
聂校长举例说，现在一旦学生在校发生意外伤害事故，学校都要拿出大笔赔偿金，虽说这种事谁也不希望发生，但“马有失蹄，人有失言”，你防范得再好，也不敢保证绝对不出事，这样，赔偿金从哪里来就成了让校长们头疼的事。靠学校收的书杂费显然不行，因为这笔钱仅够(很多时候还不够)勉强维持学校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行，而对学校自身的资产，农村学校的校长又只有管理权、使用权，没有处置权。因此，学生在校内不发生意外伤害事故还好，一旦发生了意外伤害事故，别说校长根本无法正常工作，连带整个学校的各项正常工作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在农村学校，一个校园意外伤害事故就可以把整个学校都毁掉。可以说，我们这些农村学校的校长，天天都是在针尖上过活、冰面上走路，那种提心吊胆的滋味有多苦，谁也体会不到。”讲这话时，聂校长的眼睛一直盯着窗外，而语气的沉重，使满屋子的人都感到压抑。
“校长说是学校的法人代表，其实连扒一间危房，都得由学校所在村的村委做主。”王校长接过聂校长的话说，“三乡一中的校园内原来有许多成材树，值不少钱，但要砍要卖，全由村委和乡政府说了算，有时个别群众想砍就砍，学校领导也没办法。至于我们学校的门面房，按我的意思，租出去之后，多少能给学校创点收，但村里却说卖就卖了，而且卖的钱学校一分也没拿到。现在，连节日里想在学校门上插几面彩旗都不行，因为要插旗就得登到门面房的房顶上去，但房主又不准他们上。”更令王校长担忧的还有，有些房主还在门面房的后墙上任意开设窗户向学生卖东西，影响了学校的周边环境和教学秩序。事实上，这一点不用他说，我也心知肚明，因为在二中采访时，我已经发现了这个情况。
当两位校长谈论这些的时候，坐在旁边的村支书一言不发，只是笑。这种态度使聂校长最终不再说话，而王校长好像管不了那么多，依然情绪激动地“指点江山”，并且时不时地问村支书一句“是不是这样”。王校长之所以敢如此大胆，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村支书和他是高中同学，并且他的学校不在该支书管辖的范围内——三中建在上沟村，二中建在西村。
在谈到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后教育资源如何合理分配、统筹和有效利用的问题时，王校长说，由于学校的资产权属不清，在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过程中，就出现了一种本就紧缺的教育资源的严重闲置和浪费现象，一些没有被定点的学校的财产、教育资源全被学校所在地的村委无偿占有，因为村委的领导认为，学校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为了给自己留个退路，当然要把这些东西留下；至于调整后的新学校没有了足够的资产和教育资源后，还怎么正常开展工作，那是乡政府的事，和村委无关。“现在二中的资产和教育资源共值100多万，如果它再与一中合并，村委就要提出只准学生走、不准东西走。”王校长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真发生了这样的事，这合并后的学校还咋办啊？”
终于，村支书再也忍不住了。面对我的照相机镜头，他涨红了脸，情绪同样激动地说：“三中原是学校附近几个村的群众集资几十万元建起的村办初中，现在乡政府要把学校全部收走归为乡管，当然要补偿群众的损失，否则，村委只准学生走、不准东西走的做法并没错。即使拿二中来说，这所学校原来是西村的群众集资四五十万建起来的，如果乡政府说拿走就拿走了，却不给群众一个满意的说法，恐怕不妥，因为乡政府并没权力随意处置群众的集体资产。‘兄弟亲，柴米分’，政府对群众也应讲这个道理。作为校长，不管你是村请的，还是乡管的，对学校的资产，当然也只有管理权，没有处置权。”
也许是村支书的话不无道理，也许是两位校长不愿或不敢再与他争论，这番话讲完后，大家都默默无语，或捧着茶杯低头喝水，或眼望窗外狠命抽烟，或坐在椅子上发呆，而窗外正暮色四合，群鸦归巢……
在去宜阳县采访前，我曾就农村学校的用地问题，采访了河南省土地管理局用地处的张处长。他告诉我，按照国家的土地政策，只要是作为土地的使用者，不管如何使用土地，都应办理土地使用证。如果是县城中学，就要办理土地征用证。据他了解，大部分县城中学的用地手续都比较完善，而农村学校的用地情况则相对复杂。比如农村的初中，一般都是乡镇在办，所办理的应是土地使用手续，核发的也是土地使用证；村办小学使用土地，大多采用兑地的办法，即其他村的学生在学校所在地的村上学，则其他村要给学校所在地的村兑换一定的土地或进行适当的经济补偿。他同时指出，对学校用地，国家一般主张利用空闲地或建设用地，如废弃的窑场等，因为占用耕地要补偿国家损失，补偿的标准一般是每亩地一次性支付500—5000元不等，这对学校来说，有着很大的困难。
至于如何办理土地使用手续，河南省土地管理局地籍处的高先生这样解释：对土地管理者来说，土地使用是一种申请行为，你不申请，法律不会主动对你进行保护。所以，要使用土地，就必须先向土地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填写有关申请书。在申请时，要拿出你所认为合法的土地使用证明，即有权属来源的资料。经土地管理部门依照相关程序批准后，由当地人民政府向土地使用者颁发使用证。办完了土地使用证后，如果再发生土地使用方面的纠纷，就可以作为民事行为，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侵权者了。高先生向我强调说，对土地管理部门来说，你只要申请了，而且合法，就都会得到批准，对学校用地尤其会给予特殊照顾。
然而，当我在采访中把这些政策告诉王红顺校长及三乡乡教办室的负责人时，他们的反应却令我颇感无奈。教办室的负责同志表示，办理土地使用手续要花不少钱，而无论是乡教办室还是学校，都拿不出这笔钱。对此，王校长也态度明确：学校连正常的办公开支都捉襟见肘，怎么可能有多余的钱办这事呢？最后，他们一致请求我：“能不能向上级反映一下这方面的特殊情况，由上级拨专款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干脆专门制定一个政策，免除这方面的手续费。”一方面是饱受用地界限不清、权属不明引发的各种矛盾之苦，另一方面又不愿或真的拿不出办理土地使用手续所需的相关费用，难道问题就只能搁置了？矛盾就只能日益恶化了？或者干脆就“破罐子破摔”，坐等“天上掉馅饼”？
关于校长是否有学校资产的处置权，及由村民集资建设的学校被政府收管后，教育资源及学校财权如何转移等问题，河南省教育厅计财处的有关人士说，农村学校的校长虽然没有对学校资产的直接处置权，但可以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对学校资产提出相关处置意见，然后送交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待审批通过后，就可以拥有处置权了。同时，他个人认为，这种事在送交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前，最好由学校和当地村委协商出具体意见，以免因此使学校与村委的关系僵化。只要是学校的资产，除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没有处置权，村民随意到校园内砍树、村委随意卖掉学校的门面房，都是不对的，有些甚至还是违法的。
针对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中出现的教育资源流失、闲置等问题，该同志说，只准学生走、不准东西走的做法是不对的，因为虽说学校的教育资源属村民的集体财产，但它却必须用于教育。在这方面，国家有明文规定，即要保证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后的教育资源不流失，并且还要提高现有的效益，如可以把没有并点的学校办成幼儿园、成人学校、中小学生素质教育基地等；学校的部分资产也可以卖掉，但所得资金必须全部用于教育，不能用于其他。群众集资办学，是为中小学生将来的成才服务的，如果由于布局调整，学校从你这里被并点掉了，你只准学生走、不准东西走，那么，你的孩子还怎么在新学校里好好学习呢？新学校的教育资源不足啊！事实上，只要有关单位把宣传工作做好了，群众是能理解的，怕就怕你不宣传，使大家有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想法，从而想方设法给自己留所谓的“退路”，使本来很简单的问题，人为地变得复杂了。
对广大农村学校的管理来说，“规矩”的有无，意义重大。因为只有确立了科学的“规矩”，才能切实保证农村学校的管理秩序和教育教学质量，也才可能画出优美的“方圆”来。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即便有了“规矩”，也未必能画出“方圆”。这种越出了常规的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而在河南省宜阳县三乡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也仅仅是广大农村学校众多焦点问题中的一个。

第3章 呐喊2 生命如此之轻——健康之路上痛苦挣扎(1)

农村教师不得不过着拮据的生活。他们忍受着贫困的煎熬，骑着破旧的自行车，常年不买新衣服，大病舍不得看，小病应付一下了事。他们不计名利地为教育事业奉献着青春和生命，本应受到人们的敬重和爱护，在生活和身体上得到更多的关心和照顾，可事实却是，他们似乎被人们遗忘了。
“在我们所有的任课老师中，只有数学老师和新来的音乐老师穿着潇洒、漂亮。数学老师身穿整齐的西服，打着鲜红的领带，步履生风，朝气蓬勃；音乐老师有一双大眼睛，光芒四射……我们都愿上这两门课，而其他老师就像得了病似的，满脸的倦怠，个个面黄肌瘦，尤其让我们感叹的是语文老师，他才40来岁，却一脸憔悴，像六七十岁的老头儿……”
这段文字节选自一篇初三学生的作文，该作文的题目是《我的老师》。
刚刚读到它时，我对这位学生敏感细致的观察力很是欣赏，但很快，我却陷入了另一种沉思，那就是，它反映出教师的身体健康和精神状态不容乐观。为了全面了解当今教师的身体健康，2002年8月，我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调查。
对教师来说，“吃粉笔灰的”曾经是他们的代名词，现在，随着多媒体教学方式的普及和不含二氧化矽的无尘粉笔的出现，粉笔灰对教师的健康虽然已不再构成威胁。但口腔及咽喉类疾病、胃肠道类疾病、颈椎及腰椎类疾病、心脑血管类疾病、静脉曲张、内脏下垂、神经衰弱、眼疾等由职业因素引起的生理疾病仍然在悄然“蚕食”着教师的健康，并因此而并发了心理障碍。有调查资料显示，教师中患咽喉炎的比例为80%左右，患胃肠道类疾病的比例为30%左右，患颈椎及腰椎类疾病的比例为22%左右。在调查中，我还发现，许多教师对于身体健康并不是十分关注，他们大都自认为平时身体还过得去，加上工作强度较大，也就不太注意平日的锻炼和饮食，特别是对于口腔及咽喉类疾病，相当一部分人将其视为“很正常”。
张燕是郑州市某小学一名有着20多年教龄的中年女教师，半年前，她感到腹部不适，有时还隐隐作痛。当初她并没有放在心上，痛起来时，就服些保济丸、止痛片之类的药物应付一下，仍然每天坚持上课。可时间一长，她感到下腹部的疼痛越来越厉害，这才意识到不大对劲。2003年暑假期间，她到河南省妇幼保健医院检查后得知，自己因长时间站立，导致子宫下垂。据河南省妇幼保健医院的有关医生说，由于职业的原因，中老年女教师患这种病的比例与除营业员之外的普通人群相比较大。
与女教师相比，男教师患静脉曲张病的比例则比较大。李华是一位年轻的农村小学教师，今年才30多岁，由于长时间站立，导致严重下肢静脉曲张，需要手术治疗。李老师所在的小学共有五个年级，他一人要负责所有班组的语文课程，每天在课堂上站立的时间都在6个小时左右，加上经常在夜间批改作业和备课，一坐又是几个小时，这样，他每天站与坐的时间合起来往往超过十几个小时。几年后，他就经常出现腿脚疼痛、麻木、痉挛等症状，有时还觉得腿脚不听使唤，但他并没有在意，而是一直坚持上课，最终在一次上课时，重重地摔倒在了课堂上。
我们知道，人在生理上的负担有一定的限制，一旦负担过重，长期过多消耗体力与脑力，就会严重影响人的身心健康。据我调查，目前，中小学教师超负荷工作的情况比较严重，他们常年日均加班1—2个小时以上，有的还要更多，致使许多教师日均工作时间超过11个小时。一般说来，农村教师比城市教师负担重，小学教师比中学教师负担重。我曾对河南某县八所学校的182名教师进行了调查，发现教师日均工作时间竟达11.45小时，其中中年教师的工作负担较青年和老年教师更重。
事实上，由于工作负担过重，导致不少教师缺乏职业满意感。2003年8月，四川省曾对1000多名中小学教师的职业满意度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发现，43.19%的中学教师和20.5%的小学教师对自己的职业不满意或不太满意，其原因在于教师工资少、地位低、任务重、压力大等；2004年1月，北京教科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在对该市城区和郊区的300名中小学教师实施素质教育的情况进行随机抽查时发现：93.1%的教师表示“当教师越来越不容易，压力很大”；50.8%的教师表示“如果有机会，将会考虑调换工作”；31.7%的教师对自己的职业表示“无所谓”；只有17.5%的教师表示“喜欢教师职业，愿意终身从事教育事业”。
在调查中，我还发现，教师除工作负担过重以外，经常与一些有毒物质接触，也是导致其身体健康受损的一个方面。在这一点上，高等院校和职业中专(学)中从事化工、冶金、农作、矿山等专业教学的教师比例尤其突出。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有关专家告诉我，这些教师是容易发生职业性中毒或病变的人群之一。
刘兵就是这方面的例子。从教十多年来，刘老师一直从事某职业中专的化工实验的教学工作。由于学校的实验条件有限，即便刘老师在教学中尽力保护自己和学生的身体健康不受损害，但在实验中产生的一些废气、废水等有毒物质还是不断侵袭着他的健康。有一次，刘老师感觉自己的呼吸有些困难，先开始他还以为是感冒了，但治疗了一段时间后，这种症状并没有减轻。等到了医院检查后，刘老师才知道，由于自己长期从事化工实验的教学工作，肺部吸入了大量的有毒废气，致使肺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
教师只有拥有了健康的身体、充沛的精力、强健的体魄、朝气蓬勃的力量，才会有能力和信心与学生打成一片，并影响、帮助学生自觉、积极地锻炼身体，以增强体质。在健康身体的奠基下，教师也才可能拥有健康的心理、崇高的理想追求、坚定的信心、坦荡的胸怀、丰富的感情、乐观的情绪、顽强的意志、开朗的性格以及在不断学习中求新、求真、求善、求美的勇气，同时也才可能克服各种不良思想意识和阻力，不断调控自己的心理，使心理健康发展，并由此使自己拥有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有了教师健康身体的保证和模范作用，学校才能真正做到减轻学生负担，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在德、智、体、美、劳方面的发展，生动活泼地健康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优秀人才。这些都应该是众所周知而又浅而易见的常识。

第3章 呐喊2 生命如此之轻——健康之路上痛苦挣扎(2)

2000年年初，国家教育部曾两次下发减负令，要求切实减轻学生的过重负担，与全社会关心学生健康成长的热度和敏感度相比，教师的身体健康却很少受到大家的关注。长期以来，教师的负担有增无减，致使教师因不堪重负，累倒、病倒甚至病死在讲台上的事情时有发生。在这一年，《中国青年报》登载的“当老师还有什么意思”的文章，曾引起了全国教师的热烈关注与响应，并共同呼吁给教师松绑，关心教师的健康问题。可两年过去了，教师的健康问题非但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反而呈现出越来越恶化的趋势。
2002年3月份，我收到了内乡县教体局贾隽老师的一封来信，她在信中说：“最近，我到基层学校调研时了解到，农村教师大多没有进行过体检，城区教师的体检也是偶尔有之。由于教育教学工作是一项相当耗费心血的工作，而教师的生活又很清苦，致使不少教师积劳成疾而又未能及时发现，往往等到病情恶化时才去医院治疗，但往往为时已晚，使教师英年早逝的现象时有发生。”
接到贾老师的来信后，我曾对河南省的一些地市进行了电话调查和实地采访，结果发现实际情况与贾老师反映的基本一致，有些地市甚至比贾老师反映的情况还要严重。在宜阳县三乡的几所农村中小学，当地的教师告诉我，他们这里的教师从上班第一天起，到退休前的最后一天止，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及学校本身，从来没有对教师进行过任何形式的体检。在永城市某农村小学，当我向教师问及是否有单位或组织对他们进行体检时，一位老师说，专门对教师进行体检的活动学校从来没有组织过，偶尔的一次体检也是沾了学生的光，即有关部门为学生检查是否带有乙肝病毒时，个别教师顺便自费请医生给自己简单查了查。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有关专家对我说，由于教师工作负担重、日均工作时间长且精神紧张、用脑过度、平时参加体育锻炼的机会少，而且说话多、喝水少、粉笔微尘的吸入较多等原因，导致其职业病的发病率较高。为此，除教师的饮食宜以清淡为主，且工作和生活要注意劳逸结合，一旦发现身体有异常，应及时检查、治疗外，经常进行体检非常重要，这样有利于及早发现疾病的早期症状。
在《教师法》第六章第29节中，有这样一则法条：“教师的医疗同当地国家公务员享受同等的待遇；定期对教师进行健康检查，并因地制宜安排教师进行休养；医疗机构应当对当地教师的医疗提供方便。”这则法条是对教师进行身体保健和治疗的有效措施，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毕竟，许多教师由于工作艰辛、生活清苦等方面的因素，身体普遍不好的有相当比例。
一方面是专家的意见，另一方面是法律的规定，还有一方面是教师身体健康状况的实际，结合这三方面的内容，加强对教师的定期体检工作，无疑非常重要，同时也是体现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关心教师的实际作为。可是，从我的调查来看，体检作为切实保障教师健康的重要防线却是这样的名实难符。这其中的原因固然有政府主管部门经济因素的困扰，但其在思想上对教师的身体健康不够重视，却是主要的。
和前些年相比，教育如今无疑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教师的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在许多城市，教师工资待遇增高，收入来源增多，衣食无忧，生活滋润。这是科教兴国的积极成果，是经济进步、社会发展的证明。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在许多农村中小学，广大教师的经济状况至今仍很难得到改善。教育经费的短缺致使教师的工资被拖欠得比较严重，这不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师工作的积极性，更使作用于他们的医疗保障形同虚设。如此一来，农村教师们不得不过着拮据的生活。他们忍受着贫困的煎熬，骑着破旧的自行车，常年不买新衣服，大病舍不得看，小病应付一下了事。他们不计名利地为我们的教育事业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本应受到人们的敬重和爱护，在生活和身体上得到更多的关心和照顾，以便更好地为农村教育事业出力，可事实却是，他们似乎被人们遗忘了。
在调查中，我了解到，在河南省部分乡镇的中小学中，不少教师半年甚至一年只能拿到几百元钱的工资，一些刚上岗的青年教师甚至一分钱也拿不到，而在此之前，青年教师们却被迫向有关部门上缴了几千到万余元不等的上岗费。某县由于发不出教师工资，就用农民上缴的公粮顶替，老师们望着学校里堆得像房子一样高的麻袋，哭笑不得。这还是好的，有些地方，连这样的“工资”也得不到。
2001年教师节期间，我曾收到了一封署名“伤心”的老师的来信，在信中，他说自己每月工资只有100多元，即使这样，也不能保证每月都按时足额发下来。没有钱，他什么都做不了。他难以在父母身上尽孝心，买不起新衣服，没勇气谈对象，更别说买书订报了。窘迫的经济条件让他忍无可忍，他痛陈自己作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曾经时刻想着为家乡的教育事业贡献青春，但现在的生活状况却让他几乎到了“失去人的尊严的地步”。生活无着，尊严丧失，谈何奉献，又谈何保障身体的健康？我相信，如果读者也看到了这封信，心里一定会震颤不已。
在采访中，我听到了这样一个故事：宜阳县三乡某中学的一位退休老教师，平时身体就不好，患有多种疾病，但由于家庭贫困，一直不敢到医院看病，就那么一直拖着。如果有时实在拖不下去了，就到乡村的小诊所里随便抓点最便宜的药吃下去了事。即使这样，他还是兢兢业业地工作着。据他的同事们说，从他上班的第一天起，他就从来没有缺过学生一节课，哪怕病得连走路都需要人搀扶。就这样，他一直工作到退休。然而，在他刚退休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疾病就夺去了他的生命。在接受我采访时，他的同事们说，得知他的死讯后，大家都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
据我了解，在农村中小学中，有相当一部分教师在退休后不久即病逝。关于这个问题，我采访了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有关专家。
专家告诉我，教师在退休后不久即病逝这种现象，原因可能多种多样，但比较突出的一般有两种：一是心理问题，即退休前工作压力大，教师们往往凭着一股顽强的拼搏精神支撑着身体，这使他们生活得比较充实。一旦退休，工作压力就会骤然减轻，如果没有相应的事情填补他们生活的空白，那么，巨大的生活空白将使他们无所适从，最后形成心理空洞，并由此损害到身体的健康。二是生理问题，在这个方面，原因主要是积劳成疾而又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长期以来，农村教师的生活条件和卫生条件比较艰苦，有时即便发现了疾病的症状，也往往大病小治，小病不治，其结果是使身体健康慢慢受损。到了退休以后，由于年龄和心理的共同作用，积累下来的疾病往往会突然爆发，“病来如山倒”。
满足广大农村教师的温饱权、生存权、健康权，让他们有尊严而且幸福地生活，才能谈得上教书育人。当我们把“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个口号挂在嘴边时，为什么不想想和孩子一样苦的老师呢？要知道，教育本来就应该包括学生与老师。我觉得，当我们再高喊这句口号时，应该在“再苦不能苦孩子”之外，另外加上一句“再苦不能苦教师”。要做到这一点，最基本的作为就是保证农村教师的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使他们在有病时可以花得起买药的钱。
在对教师健康问题进行调查时，除了关注影响教师健康的主客观因素外，我也对一些传统观念进行了认真反思。我之所以这样做，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传统观念对教师健康的影响虽然并不十分明显，但却往往使教师及其领导者的价值取向陷入一种思维的怪圈，从而严重束缚或者说误导了他们对身体健康与工作态度的认知。在这里，我姑且对以下三个传统观念进行思考。
第一，带病上课是教师的传统美德？本来，人们得病之后抓紧时间将病治好，才是最合乎人之常情、事之常理的，因为带病上课不仅会影响教学效果，还会使病情加重，从而有害身心健康。如果是传染病，更会对学生有害无益。但是，社会对教师带病上课往往持肯定态度，而新闻媒体对先进(优秀)教师事迹的宣传也常常对此浓墨重彩。这样一来，教师即便想不带病上课，也因为这种传统观念的压迫，而不得不放弃自己正确的观点，坚持带病上课。
我以为，这种传统观念的价值取向是不人道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还是残酷的。我们知道，生命是最高的价值系统，没有了生命，一切都无从谈起。为了保护生命利益不受侵犯，任何人都有权力向这种错误的观念挑战。也许在某些时候，保存社会价值比维护生命健康更有意义，如对自由的追求、对民族大义的守护等，但如果有能使生命之光更灿烂、价值取向也更正确的道路可走，我们还是应该视生命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价值系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有了健康的身体和灿烂的生命，任何信念坚定的人都可以实现自己为社会奉献的愿望，一向崇尚两袖清风、无私奉献的老师尤其如此。
第二，压力越大，动力越大？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这句话固然是对的，但是，如果压力过大，越过了人的承受限度，则过大的压力往往又会成为与压力等同的阻力。这一点，恐怕同样无人否认。然而，在调查中，我却发现，在相当一部分中小学中，学校的领导者常常迷信压力的正面作用，而忽视其负面效应，致使悲剧时有发生。
2002年7月3日，《羊城晚报》以“升学高压逼疯女教师”为题，报道了广东省东莞市某中学一邓姓女教师因承受不了学校的升学高压而精神分裂的事儿。当我就此采访该校校长时，他说，学校教学气氛很正常，再说现代社会，哪个单位没有压力？学校也不例外。但我的调查却是，该中学为求升学率而采取的高压政策，引起了教师的普遍反感。
过重的压力使邓老师精神分裂，这固然是一个特例，但通过我对部分中小学教师的采访得知，由于大部分学校采取了“硬性坐班制”，致使可供教师自由支配的时间越来越少，而压力却越来越重，以致常常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这不但有损于教师的身体健康，更严重影响了教师创造性的发挥。对此，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指出：“教师的自由时间是根，它滋养着教育艺术的枝和叶。教师能自由支配的时间越少，他没有什么东西可教的时刻就来得越快。”因此，“教师没有自由支配的时间，这对于学校是真正的威胁”。
第三，疾病的产生多与缺乏体育锻炼的个人素质有关？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生病多和缺乏体育锻炼有关。这固然有它的科学道理，但有关专家也告诉我，就教师来说，其部分职业病的产生多与心理素质息息相关。在这一方面，虽然体育锻炼对教师的健康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却绝对不是防止教师职业病发生的唯一办法。
河南省精神病防治医院的李医生对我说，2004年以来她已接待过几十名教师来咨询有关心理问题，这些教师从大中小学到幼儿园都有。中小学教师尤其是毕业班教师承受着巨大的升学压力，班级与班级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尽管现在提倡素质教育，但目前升学率仍然是学校和社会评判教师水平的重要标准，这就使得教师在无形中增加了心理上的压力。由于小学低年级和幼儿园的学生年龄较小，教师们时刻都要担心孩子们在校会不会摔伤、打架、生病等问题，使他们的心理时时都处在高压之下。这样很容易引起心理障碍，时间长了就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和消化不良、胃肠疼痛、结肠过敏等生理上的病症，心理素质差的人还会进一步出现精神分裂症等严重的精神疾病。
治病须治根。从专家的意见可知，教师要想保持身体的健康，除了平时注意体育锻炼和自我保健外，还应保持心理的放松和平衡，唯其如此，才能使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我们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希望我们的政府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能从此把更多更实在的爱送给老师们，使他们能在健康体魄的奠基下，为我们的教育走出一片艳阳天。

第3章 呐喊3 掩耳盗铃——海城豆奶案的背后

当今社会通讯发达，信息传播工具多，速度快，民间媒体的效力不可低估。主流媒体如果不及时作出反应，“民间媒体”就会成为舆论导向的主角。当地政府在百姓心中是有权威的，百姓相信政府。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当地政府简单地采取隐瞒的态度来封锁消息，实在令人费解。
2003年3月19日下午，辽宁省海城市铁西小学三年级学生杨小雨从学校放学回家后就往床上一躺，有气无力地说自己浑身乏力，很不舒服。她的父亲见情况不妙，急忙带女儿到离家最近的广济医院看病。在医院急诊室门口，他惊讶地发现，数百名家长领着孩子在急诊室门口焦急地等待。这些孩子都是海城市铁西区几所小学的学生。
杨小雨的父亲和其他家长了解到，在出事当天上午，孩子们所在的学校第一次发下来了当年区教委推荐的营养豆奶，很多学生在喝了这种豆奶后，就因为肚子疼而被送进医院。
3月20日，《北方晨报》刊出新闻报道，称“19日上午，海城兴海管理区铁西小学发生食物中毒事件，数十名学生饮用了鞍山某乳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学生奶后相继出现中毒症状。”3月21日，《辽宁经济日报》也刊出新闻报道，说“海城市兴海管理区400余名学生19日在饮用奶制品后住进了医院”。
随后，在人们的传闻中，中毒学生的数量越来越大。4月1日凌晨，家住海城市化肥厂宿舍的海城市铁西小学六年级2班女生李洋病死的消息，迅速在家长们中间传开。这引起了家长们的恐惧。
虽然杨小雨的父亲和母亲都下岗了，没钱上大地方检查，但一听说有孩子在4月1日死了，杨小雨的父亲还是赶紧借了2000元钱来到了北京。
和杨小雨的父亲一样，近百名家长很快也都来到了北京。大家凑在一块，打车来到协和医院。但到达后很多人挂不上号，于是，又分散开来，有的去了301医院和其他大医院。
事实上，据媒体报道，事件发生当天，铁西小学五年级就有一名孩子死亡。有家长说她亲眼看到了这个孩子浑身起满了紫色的包。医生宣布死亡原因为一氧化碳中毒。有些家长当时就急了，他们说：“孩子成天和我们在一起，为什么喝奶之前一点事没有？为什么我们没有一氧化碳中毒？”随后，苏家小学又有一名学生因抢救无效死亡。
三名孩子的死亡曾令所有仍在海城市医院治疗的孩子及其家长很不安。他们告诉前往采访的媒体记者说，事情已经发生了，他们现在最想弄明白的就是孩子究竟中的是什么毒，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到底应该怎么治，而院方对此一直没有明确答复，并且拒绝提供病志。
北京部分媒体的记者来到海城市时，距离案发已经过了近二十天，但是，在海城市中心医院、广济医院、中医院三所医院里还是住满了接受治疗的孩子。记者来到接待孩子最多的海城市中心医院，在儿科住院部，他们依然看到整个三楼病房都住满了孩子与家长，孩子们时常捂住肚子，忍受疼痛的折磨。
得知记者是来采访豆奶案的，海城市中心医院三楼一间病房的全体家长立刻关紧了房门。她们说，这些天来，每天都有上千名孩子在医院打吊针，还有吸氧的。白天病房里到处可以看见政府工作人员，外界还不知道这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记者得知，刚出事时，还有一名记者的摄像机被强行夺下。海城市电视台则在第二天的新闻里称“学生一个都不少地上课去了”。
家长们告诉记者，事件发生后，他们曾自发组织起来要说法。他们先后找过律师、法院、海城市政府信访办。在海城市政府秘书处与家长们搞的一个见面会上，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反复申明让孩子喝豆奶是响应上级号召，说豆奶对孩子身体有好处，可以补钙。对于家长疑问的焦点，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一直没有正面答复，只是承认事件与豆奶有关，但仍反复强调，豆奶没毒。
家长也曾到海城市卫生防疫站要检验结果，对方表示，细菌需要培养，又说必须送到铁岭市去化验。可是，家长等了几天，细菌培养结果始终没有出来。
在此次采访中，《大连晚报》记者引用海城市卫生防疫站的说法称：“3000余名学生基本上已经痊愈，都回去上课了。”
至此，中毒学生的人数已达到3000余名。
当海城豆奶案在全国一些重要媒体陆续曝光后，中毒人数一度又突破了这个数字，被传为“近4000人”。在这个压力下，4月9日，海城市政府正式对外宣布，自3月19日当地八所小学的学生课间饮用豆奶引起不良反应以来，截止到4月8日晚，共有2500多名学生出现了腹痛、头晕、恶心等不良反应。
这一恶性事件立即引起了国家教育部的高度重视。教育部责成辽宁省教育厅进行调查核实，并重申，对违反规定、造成学生食物中毒的单位和责任人必须进行严肃处理。
如此重大的突发事件，为何等了这么长的时间海城方面才正式对外宣布？为什么一直没有上报？
4月10日，海城市政府秘书处有关负责人向媒体记者表示：“事发第二天，我们就上报了鞍山市。”当有记者追问：“为什么没有上报卫生部？”他回答：“因为先期豆奶检测没有问题，因此无法确定是否是食物中毒，所以没有上报。”
如此大面积的学生在饮用豆奶后突然同时发病，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这很可能是一起食物中毒事件。按照国家2000年1月1日颁布实施的《食物中毒事故处理办法》第七条规定：“中毒人数超过100人或者死亡1人以上的，应当于6小时内上报卫生部，并同时报告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人民政府；中毒事故发生在学校、地区性或全国性重要活动期间的应当于6小时内上报卫生部，并同时报告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人民政府。”
在我看来，对于特别重大的突发事件、自然灾害类事件、重大事故、重大疫情，以及恐怖活动等不同类型的重大突发事件，当地政府应采取与之相适应的信息发布和报告方式。
在海城豆奶案后，我查询了我国相关法律规章后发现，现行法律规章对造成事故本身的责任者规定有系统的处罚条款，但延报瞒报在法律上却得不到应有的严厉处罚。例如，我国矿山安全法第四十条规定：“未按照规定及时、如实报告矿山事故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提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责令停产整顿；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这只针对国有或者集体所有的矿山，对于私人投资矿山责任人员的处理连行政处分也没有规定。而且，在目前的刑法中，对瞒报事故没有相应的处罚规定。由此可见，修改和加强相关立法工作已经迫在眉睫。
2003年4月9日，“海城豆奶案”在鞍山一审公开宣判。
经法院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规定，认定被告人郝国栋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犯偷税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被告人郝佳乐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判处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被告人兰松涛犯窝藏罪，免予刑事处罚。
虽然海城豆奶案已经画上了句号，但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却因此受到了重创。《中国青年报》2003年4月28日报道说，由于海城市3000余名学生饮用了由非定点企业生产的豆奶而导致中毒，目前，上海、绵阳等一些省市出于保险起见，把属于另一系统、安全保障没有问题的“学生饮用奶”也拒之门外。
对于一些城市因违规企业生产的豆奶发生问题而“迁怒”于学生奶的情况，专家解释说，由于人种问题，约有20％的中小学生在饮用牛奶时会产生“乳糖不耐”症。但如果一个人从小就每天饮用牛奶，这种症状会逐渐减轻。有些人认为，城里的孩子经常饮用牛奶，无需再在学校推广学生饮用奶计划，这是对科学的不正确理解。现在推广的学生奶容量只有200克，距离每日饮奶500克的理想值还差很多。而且，半数以上的孩子没有每天饮奶的习惯，他们生长所需的钙质缺乏固定的补充来源。因此，安全、稳妥地推广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保证学生的健康成长是政府部门的责任。
话虽这么说，可时至2004年4月，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在很多地方依然阻力重重。

第3章 呐喊4 荒唐之举——校规能蔑视国法吗

15岁的陈雨静静地躺在铁路医院病床上：一周前一列火车疾驶而过时，陈雨奋不顾身地救了校友张强，自己却身受重伤。这事的性质原本不难认定，但陈雨与张强的关系却让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他们在耍朋友，这种情况下能叫舍己救人吗？”部分学生说。学校学生工作部负责人也称，二人违反校规耍朋友，并且晚上出去玩耍，陈雨是否舍己救人，校方称不敢下这个结论。
只要是上过学的人，就都应该懂得校规与国法的威力谁比谁更大。毕竟，国法森严，任何人也没有权力违反它。否则，便会受到严厉制裁。然而，现如今却出现了一种怪现象，那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少校规却敢于公然挑战国法，在有些地方，还发生了校规的威力大于国法的事情。
2003年7月23日，《武汉晨报》的一则消息震动全国：湖北省2003年的高考文科状元周迅因为不符合2003年高考报名条件而落榜了。19岁的周迅，16岁时就被保送至中国科技大学，2002年秋天离开中国科技大学，回到家乡“转行”到文科复读，2003年高考以638分位居该省文科榜首。周迅2003年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但因为周迅不符合2003年高考报名条件，湖北省招办决定不予投档——也就是说文科状元周迅不会被任何学校录取。
周迅为什么不符合当年高考报名条件呢？原来，周迅2002年离开中国科技大学是因为在校期间有违反校规的行为而被勒令退学。有一天，他的书包不翼而飞，他偷偷地拿了别人的书包，但是被当场抓住并扭送至派出所，这个书包里面有价值数千元物品。而湖北省招办明文规定：被高等学校开除学籍或勒令退学不满一年者(从被处分之日起，到报名开始之日止)，不得报名参加高考。而中国科技大学对周迅的处分决定是2003年3月作出的。周迅对曾经做过的傻事表示深深的后悔，并表示2004年还会再次向北京大学发起冲击。
随后，尽管关于周迅应不应当被录取的争论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但周迅毕竟失去了在当年上北京大学的机会。
在周迅这件事上，校规明显占了上风。
1996年，暨南大学毕业生武某因在医用物理学考试中作弊而被学校按照该校规定取消了获得学士学位的资格。第二学年武某重考该课程并合格，但2001年毕业时却只有毕业证没有学位证。为了获得学位证，武某一纸诉状将母校告上广州天河区法院。广州市中院作出终审判决：暨大校规中对于“考试作弊”的处分明显重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规章的规定，应属无效，武某可以被授予学士学位，并要求该高校召集本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对武某的学士学位资格重新进行审核……
对此判决，复旦大学教务处有关负责人则提出质疑。这位负责人说，对于有代考、夹带、拷贝等严重抄袭行为的学生，学校在确定其抄袭行为后应给予勒令退学的处分。尽管国家教育部的相关学生管理条例规定，对学生的处罚分为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勒令退学以及开除学籍六个级别，但对考试作弊的处罚，《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上没作具体的规定。
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处有关人员则提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有关国家学位条例等都是十几年前所制定颁布的，是否还适用于现在的形势，都还有待商榷。
在我看来，这一判决对高校“游戏规则”的制订将带来挑战，可能会影响高校调整有关规定。实际上，据我了解，教育部制定的新版《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已经公布，它将赋予学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包括在升留学、退学等方面的处罚权都有可能交给学校来做主。鉴于此，各高校应在新条例出台后重新制定学校的“游戏规则”，以免陷入与国法对抗的被动。
然而，让人深感遗憾的是，在学校管理中，校规大于国法的现象比比皆是，有些甚至荒唐得令人啼笑皆非。
据2002年9月15日中国新闻网报道，15岁的陈雨静静地躺在铁路医院病床上：一周前一列火车疾驶而过时，陈雨奋不顾身地救了校友张强，自己却身受重伤。这事的性质原本不难认定，但陈雨与张强的关系却让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据《重庆晚报》报道，“他们在耍朋友，这种情况下能叫舍己救人吗？”这是部分学生对这事的看法。该校学生工作部负责人也称，陈雨在危急关头的确推了张强一把，但他们听到一些学生的反映称，二人违反校规耍朋友，并且晚上出去玩耍；如果真是这样，学校将在查清事情后给予他们相应的处理。至于陈雨是否舍己救人，校方称不敢下这个结论。陈雨与张强则否认他们是情侣关系。
对此，重庆市精神文明办调研处陈先生认为，救人与违反校规是两回事，即使陈雨救的真的是自己的男友，从社会角度而言，她的行为都应该得到肯定。不能因为其涉嫌违反校规，就否认了舍己救人这一事实。
少女救了传闻中的男友，不但不能得到表扬，反而还会因触犯校规而受到处分，真不知道这样的校规能起到多大的教育作用。
还有天方夜谭式的校规。
据2003年7月3日《北京娱乐信报》报道，在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胡庄小学的校园黑板上，写着这样一条规定：当众放屁一次罚五元。学校的老师说，制定这样的措施，主要是为了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是好的，但要罚款就违反了教育部门的有关规定，学校本来就不具有罚款的权力。想培养学生好的卫生习惯，规章制度是有用的，但不是绝对的。学校应该从正面引导学生，可以采取学生互动的方式，比如表彰表现好的同学，对学生做正面引导，多强调正面的卫生习惯；或是让孩子自己制定，很可能学生也会提出“当众放屁”的问题，但这时候学校是不是就会站在主动的位置上指导学生呢？学校在出台规章制度的时候，也应该考虑到用语文明，罚款、不文雅的词语也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不良影响。
在一些地方，校规甚至带上了血腥味儿。
据2002年8月7日《三秦都市报》报道，中学生贾琳的家在陕西澄城县澄合二矿，她就读于尧头镇中学的初一五班，平时住校。据贾琳和母亲张梅荣反映，当年５月３１日，该班的语文老师雷某给学生布置了很多作业。看到同学写的作业都很潦草，便让每个同学当晚将语文课本抄写10遍，以示惩罚。学生们大受惊扰，当晚12时，贾琳在宿舍里听说教室里还有不少同学偷偷点着蜡烛抄写着课本。校方规定，晚上９时一打熄灯铃，学生就必须到宿舍睡觉。但贾琳不敢落后，和另外两名同学也到了教室，刚写了几个字，她和15名同学就被学校的值班老师抓了个正着。
翌日早读时，班主任孙某让15名“违规”学生男女生各站一排，不由分说左右开弓每人各掴四个耳光。贾琳“只觉得耳鸣，什么都听不见了”。罚站了10余分钟，贾琳便晕倒在地。班主任孙某后来给她倒了一杯水。同学们上课时看见贾琳脸色发白，嘴唇呈紫黑色。一连几天，贾琳向家人说自己的一个耳朵听不见了。
６月８日，父亲领贾琳来到澄合矿务局中心医院，医生诊断贾琳为右耳轻度传导性耳聋。贾琳的母亲张梅荣找到班主任孙某，孙掏出100元让其看病。后孙又“借”了1000元给张，说“不用打借条了”。６月１３日，西安西京医院经内镜检查，贾琳被诊断为右侧鼓膜紧张部前下有一穿孔，内耳震荡。张梅荣找校长理论，校长很生气：你有啥资格向老师借钱？为何带孩子去西安看病？张梅荣找到澄城县教育局，学校这才派人陪贾琳来西安看病。耳膜长得差不多了，学校就终止了继续治疗。但贾琳右耳仍耳鸣、听力差、头晕，被打后已晕倒过好多次。经CT检查，属脑部供血不足。医生认为这与挨打受刺激有关。家人再交涉，校方领导躲着不肯见。
这就是我们的某些教育工作者的面目！在这种面目下，校规已然成了吃人的恶魔。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一些学校的校规中，罚款成了灵丹妙药。学生只要违反了校规，就必须按照相应的条款缴纳罚款，否则，就要接受更严厉的惩罚。
2003年2月28日，《北京青年报》报道说，某职高印发《卫生检查评比标准及处罚规定》，列出多项罚款措施，最少罚两元最多罚十元。
这份《北京市某某职业高中卫生检查评比标准及处罚规定》是由某职业学校总务处印发的。上面明确规定：垃圾必须袋装,每天在下午4点20分以前扔到垃圾池内,如有乱扔者,一次扣该班10分,并通知该班级清理干净,还要罚款10元；在校园里、楼道内及实习教室、实习车间,不准吃东西,不准扔废弃物,不准随地吐痰,如有违反规定者每人次扣班级5分,并罚款10元。
而另一份《公物损坏赔偿标准》也有更多更详细的罚款规定,比如蹬椅子,坐桌子每人次2分,罚款两元；放学后,灯未关,水未断,门窗未关好等各罚5元；不按规定,乱放自行车,每人次2分,罚两元；蹬踏花栏杆,花池子,乱开电灯每人次2分,罚两元；乱折花草树木,穿越草坪,每人次扣2分,罚款5元；不用钥匙开门,用脚或身体撞门,每次罚款10元……
很显然，这是一切向钱要管理的怪胎校规。
2003年6月17日，《南方都市报》还报道了一则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新闻。
深圳大学公布了一份新的学生《行为道德规范管理条例》草案，禁止大学生在校内牵手、搂腰、拥抱、接吻以及女生穿低胸露背装等，否则将以扣分形式对违例学生进行处罚，条例规定凡扣满30分者将被勒令退学。该草案引起不少学生的反弹，认为校方有辱人格，试图以管理小学生的方式管理大学生。
大学生都已经步入成年，他们对爱情有着美好向往，有自己的行为方式。然而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规定“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大学生自然感觉不痛快。但现在的学生过于崇尚自由个性，我行我素，越来越难管理，学校也是左右为难。大多数高校学生管理专家认为：这样的规定既无必要，也不具操作性，很可能只落得一纸空文。
深圳大学草拟《行为道德规范管理条例》的初衷是什么？该校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说，高校扩招后，深圳大学已经变成万人大校，规范校风很有必要，所以学生处针对如何规范校风向学生征集意见，广泛搜集学生的建议后，学生处汇总学生建议草拟出《行为道德规范管理条例》(草案)。后学生处又向学生征询草拟稿意见，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但是老师们很平静，认为规范学生行为没什么错。
对此，中山大学学生处副处长漆小萍说：“深圳大学条文的内在价值取向是要净化校园风气，这个出发点是很好的，但是否需要限制学生的交往，我个人认为还需商榷。学生手册应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心理特征，同时也要符合社会的发展状况以及管理者自身的能力所及。大学生和小学生毕竟不同。”
在此之前的2003年3月12日，中国新闻网转述其他媒体的报道说，华东理工大学也曾制定大学生德育不良档案，将当众拥抱亲吻、在食堂互相喂饭、夜深人静“煲电话粥”等行为作为学生的德育不良行为记入档案，情节严重的相关学生还将遭遇毕不了业的危险。
作为新时期的校园新现象，校方、老师都应持有一种客观的理性态度，不应该由于其与社会主流价值观不吻合就一律上纲上线加以禁止。在校园里牵手、拥抱、接吻是在男女同学确立了恋爱关系之后的正常反应，只要是有理有节就没有必要横加指责。这种事情禁是禁不了的，青年人的爱情古今中外比比皆是，即使是在封建社会或文革时期都无法禁止，更不要说是在现在这样一个进步、文明的社会中了。
学校的规章制度说起来是规范学生的行为，但要真正实现其管理目的，学生的认同还是必不可少的。在定期举行的学生交流会上，被提到的问题很多，但学生们从来没有提到要在校园里禁止牵手、拥抱、接吻，这就说明这个问题至少在体院还没有上升到要明令禁止的层面。再说了，现在是依法治国，治校也要依法，规章制度的制定不是校方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规章制度一出台，违反后怎样处罚也是一个问题，至少要以理服人吧。如果因为一次牵手、一个拥抱就被警告或记大过，学生肯定是不会服气的，也是不合情理的。
事实上，我们现在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体系是脱节的，在中学中往往管理得很严格，但是到了大学之后学生一下子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面临着许多选择，许多学生心里茫然，不知道如何是好，这需要学校加强引导。另外，许多年轻学子还有很强的逆反心理，强行禁止可能未必有效，甚至适得其反。

第3章 呐喊5 直串天价的岗位——横行乡村的上岗费(1)

我们跑到乡里跟领导讲理，他们说现在乡里的教师严重超编，能接收我们就不错了，再说这说那，一律滚蛋，爱上哪上哪去。还说我们正式教师一个月的工资能聘三四个代课的，愿意干的多得很。乡教办的人冷着脸告诉我们，上岗费必须在通知后的一周内到乡政府交齐，逾期不交，拿十万块钱也不理你了。一看这阵势，我当时就哭了。为啥？家里没钱呗。
2001年，我在河南省一些乡镇采访时发现，以各种名目违规收取师范专业毕业生(包括师专、中师、幼师、职校师范生)上岗费的现象十分严重，甚至已经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致使新上岗的教师从上班的第一天起，就走进了一个长期自己给自己发工资的怪圈。
以某县白楼乡为例，1995年这里还没有收上岗费的问题，但到了1996年时，师范专业的毕业生上岗当教师就要交3000元上岗费，不是师范的毕业生增加一倍，即6000元；一年后的1997年，从县职教中心师范班毕业的学生上岗当教师，上岗费就涨到了9000元，至2001年更涨到了1.2万元。即便如此，在上岗之后也未必能按月领到工资，因为在第一年实习期间，他们按照乡里的要求要进行完全义务式的实习。实习期满后，虽然名义上可以发每月100元左右的所谓“工资”，但实际上常常是一年半载领不到一两次。照此计算，如果上岗前交1万元上岗费的话，那么，即便每月能按时足额领到100元工资，1年也只能发1200元，差不多需要8年多才可以挣回上岗费。
经过调查，我了解到，在河南省的大部分乡镇都存在着对师范专业毕业生收取上岗费的问题，其金额从刚开始的最低2000元，到现在的最高3万元不等，而且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有的乡镇虽然表面上不收上岗费，但需要尽两年或两年以上的纯义务工，实际上还是在变相收上岗费。如焦作市某县的师范专业毕业生在1997年7月参加工作，只有到1999年9月才能拿到工资(150元)；而1998年7月参加工作的，则要到2000年9月才能拿到工资(150元)。
在调查中我还发现，有些乡镇为了掩盖自己违规收取上岗费的行为，竟强迫希望上岗的毕业生签订所谓的“申请书”或“保证书”，说明上岗费是毕业生自愿捐献给政府用来支持本乡(镇)教育事业的“捐资助学费”或“捐资支教费”，并且同时注明第一年不领工资，也是自愿奉献的。如淅川县上集镇在1998年出台有关政策，要求所有毕业后进入教育系统工作的大中专生都要交纳一定数额的“捐资支教费”(即上岗费)。镇教办主任统一布置，本镇中师生每人4000元，外镇同等学历8000元，本镇大专生2000元，外镇同等学历4000元，并要求每人写出申请一份，注明系本人自愿捐资支教，所打白条由教办主任签字后生效，否则以镇教师严重超编为由将交不起的毕业生拒之门外。不仅如此，交了钱上岗的毕业生在第一年依然没有分文工资，而且必须写出自愿申请，注明本人自愿为镇教育事业“无偿奉献”一年青春。再如虞城县利民乡，该乡要求1999年全体新分配教师写如下“保证书”：(1)本人自愿义务为利民乡教育事业作贡献，一年之内不向党委、政府要工资、福利、待遇等；(2)服从组织、领导的安排，一切工作安排调动由乡教办室决定。在写好保证书的第二天，交纳上岗费3000元听候安排。
为了掩盖自己违规收取上岗费的行为，有的乡镇甚至做出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如上面说过的淅川县上集镇，我在这里采访时就见到了这样一本由镇政府颁发的荣誉证书，上写“某某同志，在某某年捐资支教活动中，慷慨解囊，捐款××仟元，精神可嘉，特发此证，以资鼓励”，落款是上集镇(乡)人民政府(公章)。据这位教师说，他在交款后由该镇教办开白条“收到某某捐资支教款×××元整，盖私人章(某某)，上教办”，其中白条不能保留在交款人手中，而是要统一收归教办管理，以免上级追查。事实上，在我采访的所有乡镇中，交款条全部都是交由各地乡(镇)教办统一管理的，据说其目的正是为了逃避上级追查而采取的“消灭”证据的办法。其实，在我看来，一些乡镇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还有更多的便于从中渔利的因素。
令我悲愤的是，为了交上岗费，一些毕业生债台高筑，生活极为穷困。一位分在某中学的李姓学生，从小失去母亲，父亲久病在床，为上学本已债台高筑的他听说要交纳6000元上岗费时，当即在镇教办的院里失声痛哭。又如在虞城县城郊乡，一位女生为了在乡规定的期限内交够8000元上岗费，竟在全村借了个遍。由于她上学时家里就已欠下了四五千元的债，而上岗之后又没发工资，结果家里的欠债就越积越多，两个妹妹只好辍学。
截至去年年底，我在商丘、南阳、安阳等市的采访中了解到，上岗费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以致被一些地方的农民误认为它是被国家有关部门许可的合理性收费，以为无可厚非。
我们国家历来都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因为大家都懂得这样一个道理：教师影响着一代人的素质，教育决定着民族的未来和兴衰。一直以来，我们国家对师范教育都采取扶持政策，对师范生在校学习给予一定的费用津贴。事实上，师范生中确有一大批贫家子弟。他们好不容易省吃俭用、凑钱借贷读到毕业，哪里还拿得出如此高额的上岗费？然而，不拿上岗费就意味着失业的现实，使他们苦不堪言。
在商丘市师范学校，我和二十余名师生进行了座谈。他们中有政教科的管理人员、专业心理辅导教师、一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二年级的学生正在实习中)。通过座谈，我发现，高额的上岗费已经对师范类学校(含各类招收师范专业学生的职校)的正常招生、教学、就业等工作，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学校的不安定因素之一。举个例子说，在某毕业班，因上岗费的压力迫使全班48名学生中的15名明确表示不再从事教育，其余33名中又有18名表示可能会先外出打工，等挣够上岗费后，再回来当教师。用他们的话说，这叫“曲线救国”。
政教科的教师告诉我，由于上岗费的问题，学生在校期间很难心情平静地学习，他们近乎从一入学起就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总是生活在上岗费的阴影之下，从而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这种情况到了三年级尤其明显，表现为整天得过且过，无所事事，综合素质与前些年相比明显下降。这种说法得到了专业心理辅导教师的证实。她告诉我，就商丘市师范学校的情况来说，学生学习热情不高和心理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上岗费和农村学校工资长期严重拖欠的影响。同样是这个问题，我又在商丘市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的一位教师那里得到回应。这位教师说，他们学校曾经在2000年进行过一次学生精神状态的调查，结果显示，上岗费已经成为影响学校的不安定因素，其排名仅次于就业。
在这个问题上，职校师范专业毕业生的反应更是强烈。在某县职教中心，当师范专业的学生们知道我是来采访上岗费的问题时，纷纷诉说自己的苦衷。他们告诉我，师范专业是该职教中心所有专业中收费最高的，达1.5万元。虽说职教中心答应他们全部安排上岗，但根据各乡(镇)的情况，他们要想真正走上教师岗位，还必须拿出平均1.6万元左右的上岗费。这样，从上学到上岗，他们共需交纳3万多元的费用。这笔费用几乎没有一个家庭能负担起，所以，他们所面临的现实就是，上岗时就是负债日。当我问及如此高的费用，为什么还要上职校师范专业时，他们说，大家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职教中心在招生时即做出保证，凡职教中心毕业的师范专业生，均可以在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
在这里，针对该职教中心师范专业学生的就业问题，我发现了两个疑点，即该职教中心的承诺能否实现？职教中心收取高额学费与接收毕业生的乡镇再收取高额上岗费之间有没有某种关系？
根据当前依然严峻的就业形势来看，职校毕业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找到与本专业对口的工作，学校也没有能力分配所有的学生到相当于国家干部身份的工作岗位上去。这样，该职教中心的承诺好像没有保障。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又做出了这样的承诺呢？经过调查，我发现，他们之所以敢做出承诺，根源就在高额学费与高额上岗费上。原来，大多数存在这种现象的职教中心都与负责接收毕业生的乡镇达成了某种默契，即职教中心收取的师范专业学生的学费中有相当比例的部分要作为财政收入上交县(市、区)财政，与之相应的上岗费则归乡镇管理和使用，算是乡镇的财政收入。如此一来，各方皆大欢喜。
学生因上岗费的问题苦不堪言，学校也因此而在招生、就业、教学等方面受到了损失，照理说学校的领导者应该从切身利益考虑，通过种种渠道，谋求问题的解决。然而，让我不解的是，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学校领导都拒绝对这一问题发表任何看法。不仅如此，在几所设立了师范专业的职校(含职教中心)，虽然学生的反应很强烈，但当我提出要和他们所在学校的领导或教师见面，需要他们领路时，他们竟又无一例外地推辞了，有些学生还请求我不要说出他们的名字。当我深入乡镇采访时，那些已经交了上岗费的教师们与这些学生的态度几乎如出一辙，甚至很少有人敢让领导知道自己接受了我的采访。
一方面是上岗费问题愈演愈烈，势如饿虎；一方面是教师和准教师们心有所悸，气似软棉。这种现象，令人感慨而又悲哀。
向师范毕业生收取上岗费之所以在这几年愈演愈烈，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某些乡镇利用近年来一些地方因为结构原因，师范毕业生供大于求，存在分配难的情况，乘机敛取“进门费”；其二，某些乡镇因种种原因财政紧张，长期拖欠教师工资，为弥补这些缺口，只好每年向师范毕业生收取上岗费，寅吃卯粮，聊以暂时稳定教师情绪；其三，某些乡镇的领导可以借此机会营私舞弊，中饱私囊。正因如此，他们才会巧设名目，逼着师范生们立下字据，说明“自愿捐资”“无偿奉献”，在个别地方，这种违规收费甚至已经向早已上岗多年的教师身上漫延。

第3章 呐喊5 直串天价的岗位——横行乡村的上岗费(2)

按说，一个地方的教师编制是个定数，不会因为收了上岗费，名额就多出来。也就是说，收取上岗费在控制教师编制上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怪就怪在这里，这些乡镇在收取了上岗费之后，还真就能提供足够多的工作岗位。以淅川县上集镇为例，这个镇1997年教师不足400人，而今却猛增至700多人，据说是因为只要花1.2万元便可以买到一个教师指标，一些不具备教师资格的人便乘虚而入。从这个角度来看，该镇的收费政策并没有控制住教师编制，控制住的只是师范毕业的合格师资，而且给不合格的师资开了方便之门。
对上岗费问题，河南省有关部门的态度是明确的，即严禁地方政府向大中专师范毕业生乱收费，各地市也都做出了相应的要求，然而，一旦落实到具体的执行上，则显得十分苍白。
如针对上岗费现象，原河南省教育委员会在1999年6月印发的《教师学生权益保护手册》中就有解释，其中的第68条说：“向毕业生收取上岗费的情况在全省不少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收3000多元，有的收5000多元不等，有的上岗时虽不缴纳上岗费，但要从上班后的工资中扣除，毕业生上班一年却得不到分文工资。这是一种乱收费的行为，是完全错误的。国家和省有关部门曾三令五申，对列入国家招生计划录取的毕业生就业，任何部门都不准以任何理由向毕业生收取上岗费以及其他不合理费用。但是，这些规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向毕业生收取上岗费，侵害了他们的合法权益，毕业生可以向上一级政府或政府有关部门如纠风办、物价、教育等部门控告或申诉。上一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责令他们予以改正。”
师范生就业要交上岗费，上岗一年内没有分文工资，此后数年内也只发长期拖欠的每月150元左右的生活费。这种严重违背国家录用新教师的有关政策规定和《教师法》的行为，却没有得到任何相关部门的查处。这样，各乡镇的领导者自然有恃无恐，纷纷大肆收取上岗费，有的还互相攀比，竞相提高幅度。由上岗费和拖欠教师工资引起的教师罢课事件，他们已经无所谓，因为解决办法非常简单，就是用下岗威胁罢课者。在他们的面前，所谓国家法规，只能是废纸一张。
在这种情况下，大批优秀教师离开了或不安心于教师岗位，而新毕业的师范专业的学生又由于上岗费的压力另谋生路，倒是相当一部分根本不具备教师资格的人靠金钱铺路，登上了神圣的讲坛。
对这种影响教师队伍长期稳定的现象，终于有人拿起了法律的利器，他就是徐朝山。
2001年3月5日，全国优秀教师、河南省新蔡县练村镇中学教师徐朝山，和该镇其他学校60位教师，集体向县人民法院递交行政诉讼状，起诉镇政府拖欠他们1999年、2000年的部分工资和1999—2000年的公费医疗费共计177641.04元。
案件的起因是，2000年暑期，练村镇政府让全镇教师替其向农民收取乡镇统筹、村提留，并答应收取以后，发放拖欠的教师工资。但是，这项工作结束以后，拖欠工资并没有全部发放。为维护自身权益，徐朝山等61位教师把镇政府告上了法庭。事情发生后，练村镇政府不是躬身自省，而是据起诉状副本所列原告名单，挨个儿找人“做工作”，要求教师们必须无条件撤诉，并在镇政府统一打印的“撤诉状”上签名，否则，在以后的整编、聘任中，就有可能下岗。在这种情况下，60位教师先后撤诉，只剩下徐朝山一人表示：我要把官司打到底。
对此，我的第一反应是拍案叫好！激动于我们的教师终于硬起了腰杆，转变了观念，由长期以来忍气吞声、逆来顺受、遮遮掩掩地讨要被拖欠的工资及待遇，到今天开始运用法律武器解决问题，走依法保护个人合法权益的道路。在新世纪里，教师们敢于如此作为，实在可喜可贺。要知道，有什么样的教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当教师们在今天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卑不亢地与现实较量时，它实际上已经为学生的明天树立了可贵的榜样。
由此，我想到了上岗费问题。在采访中，有的教师常常是说着说着就痛哭不止，让人心情异常沉重。但当我问他们该如何解决这种明显违法的事情时，他们的回答基本相同，都是希望新闻媒体对此类事件进行舆论监督。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虽然新闻舆论监督的力量不小，可一旦涉及到像教师工资被拖欠、违规收取上岗费等社会普遍现象，却也往往无力回天。
鉴于此，徐朝山老师与练村镇政府法庭相见的选择，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即工资被拖欠、违规收取上岗费等问题并非仅仅违反了《教师法》、《劳动法》等操作性不强的“软法律”，还违反了操作性很强的《行政诉讼法》等“硬法律”。教师们完全可以自己给自己撑腰，据此起诉有关部门的行政不作为和行政违规，而不必一门心思地盯着新闻媒体为自己主持公道。事实上，无论新闻媒体怎样做，都不可能为任何人主持公道，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法律是唯一的保障。
同时，教师们挺起腰杆依法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也是现代公民最起码的法律意识。更何况，作为特殊职业者的教师还具有他人无法替代的影响力，其整体素质将最终影响我们民族的未来。所以，徐朝山老师的依法讨要工资和待遇的做法，磨利的不仅仅只是法律之剑，它还磨利着教师的骨气和民族精神。我希望这些被强行收取了上岗费的老师以及准老师们向徐朝山老师看齐，挺起腰杆，举起法律之剑，勇敢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磨利自己的骨气，也磨利民族精神。
附：世上咋没有后悔药——某小学老师的自述
说起上师范我就后悔，这倒不是说后悔学的知识，而是后悔因我的上学而给家里带来的沉重债务。初中毕业时，我想报高中，但母亲说女孩子还是上师范好，将来可以当老师。虽然眼下学费比高中贵些，但3年后就能上班挣钱补贴家用，照顾下面的弟弟妹妹继续上学了。
刚上师范那会儿，我还想，要真是毕业后就能上班当老师，也真不错，所以，就拼命学习。可一个学期之后，就没那么大的劲儿了。那年寒假回家，和村里的几个老师一起闲聊，说起工资的事，他们都唉声叹气地，说一年忙到头，才领了不到3个月的工资，而且只有400多块钱。我就问其他的工资哪去了，他们说乡里没钱，不给发，就是这3个月的工资，也是老师们罢了一个星期的课才争取到的。当时听了心就有些凉，想着自己上师范交的1万多块钱，要真这样发工资的话，那猴年马月才能挣回来呀。
当天晚上我就对母亲说，干脆趁早不上算了，这样学校还能退回不少学费，但母亲不依，说既然上了，就上到头，哪能半途而废呢？再说，下面的弟妹们都以我为榜样努力学习呢，要是我不上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肯定会受打击。虽然后来又跟母亲提了几回退学的事，但都没成，所以，过完年后，我就又回到了学校。
在学校里，虽然我还是比较用功地学习，但却总是走神儿，想着将来毕业后一年半载领不到工资，不但不能为家里减轻负担，反而可能会再添负担，心里就越来越不是味儿，学习的热情自然就少了许多。在我们班，刚开始入学时有45个人，等毕业时就只有38个了，其中的七个都在中途退学打工去了。现在想想，也许这七个同学是很明智的，因为剩下的38个同学中，毕业后又去打工的占了13个人，像我这样交了上岗费就业的，有15个人，另外10个因为交不起上岗费，都在家里闲着没事。
要说上岗费，那可真够坑人的。本来，像我们这些正规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在农村小学教学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农村小学缺少正规师范学校毕业的老师。就拿我们村小学来说，10名教师中，真正拥有正规中师文凭的，包括我在内只有三个人，其余的要么是职专毕业的，要么就是初中或者高中毕业的，还有一个是小学四年级毕业。可是，等我们毕业到学校报到时，乡里却通知说必须先交1万块上岗费才准许上岗。
我们跑到乡里跟领导讲理，他们说现在乡里的老师严重超编，能接收我们就不错了，再说这说那，一律滚蛋，爱上哪上哪去。还说我们正式教师一个月的工资能聘三四个代课的，愿意干的多得很。乡教办的人冷着脸告诉我们，上岗费必须在通知后的一周内到乡政府交齐，逾期不交，拿十万块钱也不理你了。一看这阵势，我当时就哭了。为啥？家里没钱呗。
从乡里回到家，我一夜没睡，天刚亮就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去打工。母亲问我怎么了，我说不怎么，反正不想当老师。母亲一听就急了，立马给我一个大耳光，说3年来家里东挪西借供应我上学，为的就是我上班的这一天，没曾想我竟然要放弃工作，出去打工。母亲的这记耳光打得我泪如雨下，只好把要交上岗费的事告诉了她。母亲听后，好一阵子没说话。第二天，母亲就和父亲一起去了城里，他们跑遍了几乎所有的亲戚，总算给我凑够了上岗费。
上岗费交上之后，我开始上班，满想着这下可该发工资了吧。可一个月之后，当我问校长几号发工资时，校长苦笑着说，工资？你第一年上班属于实习期，没有工资。我一听就愣了，就又问，那生活费总该有吧？这回，校长像看怪物似的看着我，过了好半天，才说，我都大半年没见一分钱了。说完，就走了，丢下我一个人傻呆呆地立了半晌。就这样，我苦苦地支撑了两年，才算在今年2月份拿到第一份生活费，70元。本来是150元的，校长说另外的80元由乡里代为扣除，算是捐给乡里搞建设了。
因为我上班挣不到一分钱工资，还得吃家里、花家里的，结果本来还不错的家，被我给慢慢折腾光了，小妹和小弟都先后辍学，去南方打工了。最近我谈了个朋友，我的同班同学，是附近村小学的老师。母亲听说后，极力反对，还到他家里闹了一场。我知道母亲的心，因为像我们这种处境，假如将来真结婚成了家，那就非饿死不可。我就听说附近一个乡里的老师，因为夫妻俩都是老师，又都没有什么依靠，结果生活非常艰难，竟然经常在放学后轮流到学生家里吃饭。嘴上说是做家访，实际上谁都知道那是去要饭，只不过说起来好听些。
事实上，我们俩已经商量好了，如果过段日子工资还没什么盼头的话，我们就出去打工。我想，那时候，母亲可能不会再反对我放弃教育的选择了。因为这一阵子母亲老在唠叨，这世上咋没后悔药呢？是啊，这世上咋没后悔药呢，如果有，我肯定会第一个吃。

第4章 追问1 灭顶之火还是繁荣之源(1)

1 灭顶之火还是繁荣之源——浙江长兴教育券实验引发地震
美国教育券的运行模式是“先发后选，官随民选”，长兴教育券是“先选后发，民随官选”。美国教育券无论发放对象有无限制，一定是所有获券家庭可以自由选择学校，政府认可公众选择，学校只要想方设法迎合学生(家庭)需要即可；长兴教育券是政府选定若干学校，学生(家庭)只有选择政府认定的学校才能获得教育券，从理论上说，学校除了要在教育质量和办学特色上下工夫以吸引学生，对于如何进入政府划定的学校范围也需要进行努力。
2000年11月，浙江省长兴县教育考察团在美国考察期间，发现有些州的教育财政拨款与目前国内的做法大不相同。它们是将政府教育经费以“教育券”形式发放到学生手中，由学生持券择校，学校则将收取的“教育券”到政府换取教育经费。
长兴县位于浙江西北苏、皖交汇的半山区，民办教育虽起步不算晚，但初具规模的只有湖州清泉武校和华盛高级中学，民办教育仍处于弱势地位。如何做大、做强民办教育？原长兴县教育局局长(现任长兴县副县长)熊全龙说：“必须创设公办、民办学校平等竞争的环境。”
2001年9月，长兴教育局为扶持当地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发展，决定借鉴美国同行的做法，结合当地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面向职业学校和民办学校开始教育券试点，通过发放教育券对弱势教育和弱势群体进行补贴。经县委、县政府批准，该县出台了《长兴县教育局关于教育券使用办法的通知》。当年发放教育券65万元，发券学生1800多人，其中民办学校26所，发放对象主要面向12年一贯制的湖州清泉武校(民办)、县职教中心、县职技校。
孰料，面额仅为几百元一张的民办教育券的发放，立即引起了20多家中央及浙江省内媒体的关注。正如一篇报道所说：“这至少表明，主事者开始用一种平等的眼光看待民办教育，民办教育开始享受‘国民待遇’。”清泉武校的一位家长、私营企业老板拿着一张教育券感叹地说：“每年我要纳税几十万元，虽然一张教育券只几百元微不足道，但是，它使我的孩子获得了教育‘公民’的地位。”
清泉武校校长周清泉说：“政府对我们学校的学生发放了教育券，学校社会信誉大大提高，报名入学学生越来越多，在校生数已由341人增加到1171人。”该县教育局职教科长林卫国说：“华盛虹溪中学在校生也由去年的926人猛增到2329人。另外，职教招生形势大为好转，由前年的1403人增加到去年的3306人，普、职招生比由1︰0.73达到了1︰1。”
教育券制度的实施，激发了外来资金投资教育的积极性。2001年，该县成功引进外来资金4500万元，县教育局出资500万元与浙江华盛建设有限公司联合新建了股份制形式的华盛虹溪中学。由圣特沃花海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投资1.3亿元的“昆中国际学校”正在兴建中，南京聚恒集团规划投入1.5亿元的长兴金陵高级中学项目正在洽谈中。
2002年，教育券发放对象扩大，从2001年的职业学校、民办学校扩大到贫困学生。除了民办学校25名学生和职业类学校2834名学生，还有361名贫困学生，总计3220名学生可以获得由政府提供的教育券156万元。
两年教育券发放后，当地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均获较大发展：职教招生由2000年的1403人增加到今年的3306人；湖州清泉武校在校生由2000年的341人增加到今年的1171人。
长兴教育券的顺利推进极大地鼓舞了长兴县教育局的工作热情和扩大试点的信心。他们预备从2003年9月起到2005年7月，在高中阶段扩大教育券试点范围，除长兴中学外，选择长兴其他学校的初中毕业生均可获政府教育券补助，然后从2005年9月开始，在高中教育阶段全面实施按生均培养成本核拨教育经费的教育券制度，同时进行相关政策配套改革。
“教育券制度(vouchersystem)”的概念，由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内容很简单：政府应把资助教育的金钱，直接发到学生家长手上，再由家长自主选择学校。具体做法也不麻烦：政府把教育券发给家长，家长选定学校后，把教育券当作部分或全部学费交给学校，学校回头再凭教育券向政府兑换金钱。
从美国来说，它主要想解决效益、公平的问题。但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引入竞争机制，必须要有所选择。教育券最关键、最核心的实质是效益与公平。在美国，政府实施教育券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
教育券可以只发给家庭贫困的学生，也可以让所有学生都享受。在美国，学校没有权力选择学生，学生有权力选择学校，超过学生额度时抽签解决，享受教育券的学生可以通过抽签选择学校。政府对公立学校资助一是按公立学校的生均经费给教育券；二是低于生均经费选择到私立学校，允许私立学校收费；不是全部学生都给学券，学校必须有一定比例的付费名额的学生，否则私立学校性质会发生变化。美国有的州拿教育券的学生还可以到教会学校上学。
政府对参与学券制的学校要进行评估，进行质量监控。学校拿到政府的补贴就要接受政府的监控和管理，对拿到教育券的私立学校，政府有一定的管理，这不同于对一般私立学校的管理，政府要对学校及学生家庭提供准确的信息。政府通过自身或中介组织对实施教育券制度的学校实行长期评估，美国教育券搞了十几年，至今没有统一的结论，原因在于对效益没有一个统一的评价。现在，国际上搞教育券最红火的是智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全国范围普遍实行，目前它的私立学校占全国学校总数的40%。
与美国教育券相比，长兴教育券有着自己的特点：美国教育券的运行模式是“先发后选，官随民选”，长兴教育券是“先选后发，民随官选”。美国教育券无论发放对象有无限制，一定是所有获券家庭可以自由选择学校，政府认可公众选择，因此，学校只要想方设法迎合学生(家庭)需要即可；长兴教育券是政府选定若干学校，学生(家庭)只有选择政府认定的学校才能获得教育券，从理论上说，学校除了要在教育质量和办学特色上下工夫以吸引学生以外，对于如何进入政府划定的学校范围也需要进行努力。虽然目前并没有出现类似问题，但这种可能性却是长兴教育券在制度设计上的一个潜在的隐患。
美国教育券给家庭的激励是去选好学校，长兴教育券给家庭的激励是去选弱势学校。美国教育券的实施，在导致差距扩大的同时也带来了学校差异化(特色)发展的内在动力；长兴教育券的实施，在缩小校际差距的同时也减弱了学校差异化(特色)发展的内在动力。激励家庭去选好学校体现的是“消费者主权”、“效率优先”和“机会平等”的观念，但在生产者为争夺消费者的竞争中，消费者也要承担生产者竞争失败带给他们的市场风险；与此相对立，激励家庭去选弱势学校体现的是“生产者主权”、“公平优先”和“结果平等”的观念，在教育资源短缺的背景下有助于弱势学校发展，从而增加教育资源供给。
美国教育券是学校经费的主要或重要的来源，任何公立学校都不敢掉以轻心；长兴教育券在学校经费来源中所占份额较小(目前)，很难对学校决策，特别是很难对强势学校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数额较小，也不足以影响家庭在教育质量差异方面的择校决策。因此，长兴教育券在制度设计上内在地决定了它对弱势(学业上、经济上等)群体、弱势学校的影响大于对强势群体和强势学校的影响，也因此决定了长兴教育券更适合于作为公平工具而不是效率工具。
美国教育券是基于公民权利的效率工具，长兴教育券是基于政府职责的公平工具。美国教育券的运行方式反映了美国政府的公共管理方式，即政府尽可能少地介入私人决策领域；长兴教育券的运行方式反映了中国政府的运行方式，即政府愿意承担更多的社会管理责任和采取更直接的社会公平安排。美国政府扮演的更多的是竞技场上警察的角色，中国政府扮演的更多的是大家族中的家长角色。
两相比较，无论是美国教育券还是长兴教育券，都是符合本国国情的制度安排，都是为了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都体现了政府改善公共教育管理方式的愿望，但在实践上却采取了非常不同的做法。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周其仁专程到长兴进行数天的调研，提出教育券“在农村大有用武之地”，并且阐述了教育券在中国的意义。

第4章 追问1 灭顶之火还是繁荣之源(2)

周其仁指出，最近，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赵耀辉教授和她的合作者利用国内六个省的数据，发现每增加一年学校教育对收入增加的影响，1988年是4％，到1999年则上升为12.4％。就是说，近年我国教育投资回报率的上升势头非常迅速。
高回报将来才可以拿到，但现在就要把足够的资源投放到教育上来。现在不投资，再高的回报将来也得不到。从这个角度看，目前我国教育的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相对于可看到的教育投资高回报前景，全社会投向教育的资源远远不足。
率先引入教育券制度的浙江省长兴县，主要动力就是动员更多的资源投资于教育。在教育券制度安排下，增加的财政性的教育经费，将转为居民家庭的教育购买力，可以向包括民间教育在内的一切机构用于购买教育服务。这样，政府追加更多的财政教育经费，可能刺激民间办学投资的增加，有助于在全社会动员更多的资源投资于教育。长兴县的教育主政者对大洋彼岸的教育券构想发生浓厚的兴趣，并很快开始了教育券的本土实验，其主要出发点就是刺激更多的教育投资，加快满足日益增加的教育需求。
正像周其仁所说的那样，长兴县的教育券实验在达到了预期目标之后，开始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在它的影响下，湖北省监利县迈出了更大的步子，并再次成为全国舆论关注的焦点。
2003年5月，监利县教育局在一份名为《基础教育情况汇报》的材料中称，监利全县“几乎没有不欠债的学校”，而负债额超过100万的24所学校差不多都是乡村中小学。详尽的数据是，尽管用于基础教育的财政拨款就达到了1.1254亿元，但全县中小学共负债10615万元，其中，乡镇公办中小学负债6281.8万元，村办小学负债453.2万元。
这1亿元的债务中，有5526.1万元实际上是为“普九”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欠下的历史债务。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是，每到学校开学收取学杂费，就会有债主上门讨债。到2002年，全县有17所学校被堵门，等到了2003年春季入学的时候，监利县就有40所学校被延迟一周开学。
穷则思变。2002年年底，监利县开始将教育的困境写成报告，向省、市反映。2003年8月，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改革的决定》，同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选择一两个试点进行基础教育改革的试验。
“省里面赶紧跟我们说，可以做试点，给了八个字：自愿改革，自费改革”。县教育局办公室主任张道义说，监利的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由此展开。教育局八易其稿，县委常委会讨论了五次，最后在2003年10月形成“监发17号文件”《关于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这个文件的核心观念是“教育服务的市场化”。而义务教育卡制度则是撬动市场的关键。
在一些人看来，这个改革的广度和深度都远甚于用于扶贫、扶民和扶技的浙江长兴“教育券”改革。
17号文件称：“从2004年起全面实行‘义务教育卡’制度，即政府把投入义务教育的经费均摊到每个学生，并以‘教育卡’的形式发放到学生个人，让学生自主择校消费。”“公民办学校均可凭所收取的‘义务教育卡’到县财政领拨相应的办学经费。”同时，“政府设立义务教育经费专项账户，将上级转移支付用于教育的资金和县级财政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全额进入专户，不得截留或者挪作他用”。
一位参与监利教育改革设计的教育部门人士认为：教育投入不足是目前中国农村教育重重困境的主要原因。监利教改的目的就是要将过去政府独家办学变成社会多元办学，由唯一的公办模式变为“公立、公办民助、民办公助、私立、股份经营”等多种办学形式并存，变政府一家投入为社会多元投入。尽管他知道监利教改的某些做法并不符合国家目前的政策，但他说：“我们确实已经被逼入了绝路。”
实际上，监利县的教育改革是教育券在中国实验的又一个新的版本。
它首先高度承认义务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府责任，只是县财政将不再按照老师人数给学校拨款，而是按学生人数直接拨款。其次，引入市场机制促进了学校之间的竞争，学生可自主择校以脚投票，同时限制学校的乱收费。第三，解决了教育经费紧张的燃眉之急，租售近700所中小学校的收入可以保障每一个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得到应有的财政支持。最后，它最大的好处是保障了每个公民平等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因为不分地域不分学校，每个孩子享受到的是同样的财政拨款。
至于选择不同的学校，高出教育券面值的部分，则需家长按市场价格支付，财政拨款只保证起码的义务教育，不至于让孩子失学。而目前，由于财政拨款的多寡，中小学校间形成差序格局，特别是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在同等的支付前提下，孩子们接受的却是良莠不齐的义务教育，这显然极不平等。
“在传统的体制下，学校的组织、人事、教学活动以及各种各样的财务行为，都由政府直接掌握。这使得我们在财力非常有限的条件下，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普及了基础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如基础教育投入不足，质量难以提高，素质教育总是提不上日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对此评析说，“这说明，基础教育需要改革，政府完全没有必要大包大揽。湖北监利的改革，可以说推动了政府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治道变革进程，政府从无限政府走向有限政府了。”
毛寿龙的评析，是目前理论界给予监利改革最高的评价。
然而，也有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有学者指出，教育券背离了义务教育精神。国家提供一个健全的基础教育体系，保证每个孩子享有一个作为现代国家公民的底线教育水平；而如果你想要接受超水平教育，你当然可以选择私立学校。而且，也正是因为有一些富人让孩子选择了私立学校，节约了部分公共基础教育资源，这部分节约下来的资源间接转移到了公立学校的家庭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孩子身上，体现出财富的转移，也才使得基础教育不仅仅是公共产品，同时还带有社会保障性质。但没有听说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富人因为自己的孩子进私立学校，就要求政府将本来应该分摊在自己孩子身上的公共教育资源退回给自己，或要求自己少交税收之类。
既然基础教育性质接近于纯粹公共产品，政府当然应该负担起提供足够的基础教育的义务。政府在纯粹公共产品供给上的不足，往往是由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在客观上，政府财政汲取能力不足，因而导致公共产品投资不足；二是在主观上，政府官员面对多重目标函数，在取舍时往往会选择最能使自己获得谋求连任的目标上。这两种情况，都无一例外地体现了政府自身的缺陷。
然而，不管争论如何，教育券在中国的实验是非常有意义的。在我看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讲究实事求是。对教育券而言，只要它的确有利于发展义务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促进社会力量办学，就不妨大胆尝试，大可不必人为地给自己画地为牢。虽然免费负担国人的义务教育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因国情所限，单纯依靠政府“免费承包”还有很大难度。所以，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推行教育券制度，使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互相竞争，比翼双飞，明显利大于弊。要知道，“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正是十六大报告的基本精神之一。

第4章 追问2 复活的私塾——是暗藏玄机还是大有可为(1)

现在的正规教育，事实上只成就了极少一部分能够爬上高考阶梯的农家子弟，大多数人从这个教育体系获益甚少，相当多的农民孩子没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即使勉强完成了，也达不到这个教育要求的素质水准。有太多的农家子弟，受了6年或者更多的教育，却连封信都不会写。但恰有另外一批农家子弟，在读了两三年甚至一年的私塾后，不仅可以对对子，而且可以流畅地写作文了。
一个教书先生，几个年幼学童，一根戒尺，几本古书，这就是私塾教育留给我们的典型印象。私塾曾作为封建科举制度的产物而被批判，新中国成立后私塾教育也随之销声匿迹。
然而，到了21世纪，在我国农村私塾教育突然再度兴起。在湖南平江现存着不少传统私塾；在河北行唐，一位医生建立了新型私塾；在河南郑州，一位老中医办起了传统私塾；其他地方更有类似的“国学馆”等等。私塾一般以语文教学为主，还学些简单的数学、中医和自然科学知识，远不如公办教育丰富。但这些私塾的社会反响颇佳，甚至有大学生主动到私塾“回炉深造”。
在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今天，农村地区及城市的都市村庄里为何出现私塾教育的回潮？正规的公办教育为何被农村子弟冷落？私塾的戒尺已经高高举起，农村公办教育恐怕难逃一打。
在湖南平江，私塾可说是传统私塾的活化石，至今秉承着传统遗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每当晨曦初露，幽幽的五角山下就传来阵阵读书声。近了，你会看到，在简陋的农舍里，三五成群的学生正围坐在几张用门板搭起来的书桌旁，各自读书，一位两鬓斑白的老先生则在这些孩子中间穿来走去。
私塾教什么呢？
私塾的课本大多已破旧，学生却从中学会了一些东西。
平江私塾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学古文、习书法、写作和做对联。而所学的古文除了《增广贤文》和《论语》外，还有《乡党应酬汇编》、《诗经》、《楚辞》、《幼学》、《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等。至于书法，是每天上午必修的内容，学生从家里带来毛笔、墨汁和白纸，临摹字帖，都写得非常漂亮。最有意思的应该是作文和做对联，作文需要讲求严格的格式和套路，但主题一般却是对乡间最近发生的事情发表看法。
行唐私塾里一是把“经典教育”作为最重要的内容，包括中文、英文、中医三部分。二是数学课将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与“华罗庚学校”数学课本同步教授。三是音乐、美术课注重经典作品欣赏，如音乐课主要让学生们听中国和西方经典名曲。四是让学生广泛阅读，积极写作。要求每人每学期读100本书(每80页算一本，根据兴趣随意阅读，每本读多少不限，老师适当引导)，每人每天写一篇日记，字数、内容不限，老师点评。五是每年组织四次社会活动，如春季以环保教育为主题组织学生去郊游。
教私塾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在平江的几个私塾里，教书先生都是五乡四邻德高望重的老者。这些老先生具有较为深刻的古文功底自然是不必多说的，还必须人品好且精通地方上的各种“应酬”，在当地是德高望重的。
在南江镇五角村和虹桥镇东安村的朱执中老先生和李福兴老先生，其威望在村里无人能比。朱老先生从１９岁开始教老书，解放后中断，1982年复操旧业，教过的弟子已有四五百人。这些老先生几乎都是深居简出。“并不是因为年纪大的原因，这是一种修养”。坐在非常整洁的卧室里，朱老对前去采访的记者说。说这话时，在朱老身后的床前，挂着一幅巨大的孔子画像。
行唐私塾的负责人傅路江三十多岁，他和父亲都是中医，以开诊所为生。目前，私塾聘用的老师毕业于正定师范专科学校，除体育以外，所有课程都由傅路江负责。上读经课时，孩子们回答问题非常积极，不管答的怎样，老师基本上没有批评之词。孩子们表示，他们愿意上读经课。
上私塾的又都是些什么人呢？
平江私塾里的学生，大多是11岁到17岁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这些人当中，绝大多数又都是由于平时在读新书时没好好学习，而失去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且进入社会年纪又比较小。但也有例外，一些还在读新书的学生，由于古文没学好，也会利用假期到蒙馆里来“进修”。至今还让李福兴老先生感到自豪的是，两年前的暑假，当地一位在北京读书的大学生也在他的蒙馆里学了一个月的古文。在朱老的蒙馆里，一位记者曾拿起一本繁体竖排的《四书五经》，看了半天也没能读几页，但几个在这里已经读了两年的学生，却能够倒背如流。
行唐私塾里除了私塾主人傅路江自己的孩子，还有其亲属及朋友的孩子，年龄从6岁到10岁不等，分一到三年级，总共10人。
私塾属于社会力量办学的一种方式，应当经主管部门审批，在具备一定的规模和条件后方能开办。目前，全国其他省份也有“现代私塾”出现，与行唐县不同的是，这些私塾仅是父母在家自己培养孩子。对这一现象，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态度也非常明确：虽然目前政策上对此没有涉及，但总体上不提倡。
在我看来，私塾的特色课“读经”实际是倡导国学，这应当肯定。中国古代的经典作品处处闪烁着思想智慧的火花，虽然它有糟粕，但只有先了解它，才谈得上汲取精华、剔除糟粕。
一位老教师认为：行唐私塾主人如此逆大众而动，这种勇气值得肯定。私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说明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教学方法确实存在诸多弊病，不论是教育官员、各级教师还是家长，都应该好好反思。
实际上，作为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组织形式之一的私塾，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私塾中一般没有干巴巴的道德说教，大都不脱离具体的教学内容大谈什么道德理论。它们将思想品德教育置于具体的知识传授过程之中，使学生既接受了文化知识，也受到了道德熏陶，做到知识、道德教育两相照顾。
据《晋中教育志》载，抗日战争时期，山西榆次县褚村“退一步斋”私塾塾师针对日军侵华罪行给学生选讲《国殇》、《正气歌》、《过零丁洋》和戚继光平倭的故事及其诗词。又针对日伪政权在农村横征粮食之事，出《对倭寇征粮有感》的命题作文。
旧时有“字写得好坏是读书人的脸面”之说，又因为科举考试很强调书法，所以私塾中对于书法十分重视。数百年的私塾书法教育，形成了一定程序，每一步达到了什么程度，才能往下一步进行，都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

第4章 追问2 复活的私塾——是暗藏玄机还是大有可为(2)

以前读过私塾的人，一般都有一手好字，这主要是因为其在私塾读书时受过严格训练。中华书法饮誉全球，与私塾严格遵循程序进行书法教育有关。毋庸讳言，我国年轻一代科学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书法水平却急剧滑坡，有些名人连自己的名字和工作单位都写不好，这与中华数千年文明史很不适应。因此，借鉴私塾书法教育方法开展书法教育是很有必要的。
一位教育家曾经说过，真正进行了因材施教，才算实施了教育。私塾实施的是个别教育，个别教育与因材施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个别教育到因材施教只有一步之遥，有经验的塾师在对学生进行个别指导时，往往能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指导。
私塾实施个别教学，进行因材施教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今天实行的是班级教学，一个班一般在50人左右，而且一般任课教师也不可能像塾师那样成天与学生泡在一起，因此，塾师进行因材施教时所采取的方法，应引起我们教师足够的重视。在教学、批改作业，或是一起开展活动时，对不同学生应区别对待，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培养学生对科学知识的兴趣和独创精神，以发展学生的个性，使他们既全面发展，又有个人的兴趣爱好及一技之长。
由于私塾在学生作文方面重视八股文写作，因而我们以往对私塾作文教学中的某些具有现代价值的东西全盘否定了。其实，私塾的作文教学颇有特色，形成了阶梯式的教学程序。私塾在学生习作训练上，提出了词义并重的原则。塾师在长期的作文教学实践中摸索到了作文教学的一个重要原则，这就是“辞章”与“义理”并重并举，使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得到较好的处理。
私塾当然存在很多弊端，如教学无一定计划，课程单一，全部课程由一位塾师“包打天下”，大部分教学内容陈腐脱离实际，作文大多为学写八股文，教学方法太注重背诵，体罚严重地存在，等等。但是私塾在教学方法上还是有一些值得我们借鉴学习之处，这些对于实施素质教育，丰富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还是具有现代价值的。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张传燧就认为：私塾教育确能弥补我们现代教育功利性太强的不足。但这种学习阅读不能走向极端，一定要和现代教育结合起来，才能适应我们这个社会的需要。
在我看来，私塾回潮实际上凸显了农村教育的软肋。
软肋之一是学费较高。相对公办教育而言，私塾收费比较便宜。私塾先生李复兴说早年他向学生每天收取1两米、1毛钱。因为如果有10个学生，1天就有1元钱，0.5公斤米，正够他一天的生活费用。2002年，他向学生每月收取50元。李复兴说：“我教书也为生计想，但赚钱不是目的，而是看重别人对我有请求。”
软肋之二是只让少数人获益。现在的正规教育，事实上只成就了极少一部分能够爬上高考阶梯的农家子弟，而大多数人从这个教育体系获益甚少(付出很多，而且越来越多)。相当多的农民孩子没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即使勉强完成了，也达不到这个教育要求的素质水准。有太多的农家子弟，受了6年或者更多的教育，却连封信都不会写。但是，恰恰就是另外一批农家子弟，而且还是他们中间程度差和比较差的那一部分，在读了两三年甚至一年的私塾后，不仅可以对对子，而且可以流畅地写作文了。因为除了传统经典提供的滋养，私塾老先生还注重将社会教化融入日常学习过程。如朱执中给学生出的作文题，大多取自看得见、摸得着的“乡土教材”，针对本地一些很实际的事情。如《买码的害处》、《勤俭与懒惰的对比》、《保护森林的好处》、《不忘父母恩情》等。
软肋之三是内容脱离农村实际。浙江大学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白崇认为，私塾是封建科举制度的产物。在现代社会中，还有人对它感兴趣，并不是因为私塾这种形式，而是因为私塾中教授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这暴露出当前学校教育中传统文化较少的缺陷，使一些对传统文化有深厚感情的人感到不满足，因而出现了私塾还有市场、还在平江农村存在的现象。
大坪乡扩大村农民樊岳桥曾干过一件“大事”：将私塾老先生艾礼云接到自己家里，吃穿浆洗照应全包，每年再给300斤稻谷，让他给儿子樊格君整整教了7年老书。樊格君当时正读初一，数学比赛拿过全乡一、二名，老师们都为他惋惜。有媒体的记者问樊格君，对父亲当初的安排是否后悔？当年33岁的樊格君不假思索地说：“后悔没道理。”樊格君如今在家务农，偶尔也承揽本地一些建筑活，爱人在村小学代课。遇红白喜事有人宴请，樊出面司仪应酬，甚至跨越省界，应邀到河对岸江西本家那边走场子。在当地人眼里，他“是个跑得满台的人物”。
软肋之四是功利性太强。高中毕业并读过5年老书的南江镇崇义村支书童振武说，现在农村学校教育是为考大学设计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只有读上去考出去，才有出息前途。如果你读不出去，回到农村就非常惨。“文不像相公，武不像关公”，过去学的和生活脱节，根本派不上用场，甚至连起码的待人接物也不会。一切都要从头来过。读老书就不一样，如果你有一笔好字，会做祭文，会写诗联对子，会婚丧嫁娶红白喜事应酬，很快就能融入当地生活，走出去别人看法也不一样。童振武说：“读新书能够搞事(干工作)，读老书晓得做人。这是我们这里的一致看法。”
农民有意无意将“新书”和“老书”对立，说明它们之间确需一种沟通互补。
虹桥镇联校校长李冬明认为，老书教育内容上封建的东西不多，除了注重字词句基础训练，更注重礼节和如何做人的陶冶，注重遵纪守法教育，约束性强，对弘扬传统文化有较大作用。现行教育是缺乏这些的。
软肋之五是忽视国学教育。现代学校教育较之旧式私塾有很多长处，但在国学的学习上，确有两个弱点：一是忽视背诵。读书不但要用眼看，还要用嘴念，背书较单纯的看书能更深地摄取书中三味。二是忽视背诵经典。经典在书中“含金量”最高，能“以少许许胜多许许”。今天的儿童教育，当然不能再片面强调死记硬背，但是熟读一些经典还是很必要的，即使是“不求甚解”，也大有好处。根据现代医学理论，儿童到了十三四岁理解力才开始发展，在此之前则是记忆力惊人。利用此时的记忆力，让他们背诵一些经典，记住一些中国经典文化，在今后的成长中得以反复咀嚼，将会受用终生。
现代私塾的出现，是对现代学校教育中这些软肋的反拨，值得公立学校反思。因为，现在的中国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相比，依旧是二元隔离的状态。在我国的义务教育投入中，乡镇一级的负担竟高达78％左右，县财政负担约9％，省地负担约11％，中央财政只负担了约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县乡财政与农民负担》)义务教育投入的大头集中在乡镇，而乡镇又基本上属于“吃饭财政”，无心也无力拨款投入义务教育，实际上就变成了民众自己为义务教育“埋单”。而由于资金匮乏，农村教师的素质、软硬件设备的配置以及受重视程度，都使得农村教育远远不及城市教育，何况还要经历高考分配资源悬殊的挤压。绝大多数农村青年成为高考的失败者，他们除了部分进入城市打工外，更多地还是要留在农村生存。而现代私塾，就是给这些农村青年重新溶入农村话语体系的归位教育。

第4章 追问3 教育者的教育——学生家长回归课堂(1)

教育必须从新生命诞生时开始，而0至3岁是孩子一生中发展最快、最重要的关键时期，如果家长对这一点缺乏足够的认识，孩子有可能会丧失人生中不可再得的教育黄金期。这项教育在1998年前的我国还是一个空白，此后，它才开始在广州等地实施。即便如此，它还是遭到了不少家长的拒绝。
“我的孩子为什么这么笨？”
在郑州市某小学，班主任吴老师刚准备收拾东西回家，办公室里突然闯进来一位家长，迎面就是这句带哭腔的话。
吴老师一看，来的是班上学习最差的宋亮亮同学的母亲。在班上，亮亮是个比较调皮的孩子，人很聪明，不管玩什么都能玩出新花样来，但就是学习不行，每次考试，成绩都只在三四十分上下浮动。为了他的学习，吴老师可没少费心，补课、谈心、家访经常不断，可效果却并不明显。究其原因，是亮亮的家长对他的学习从来不闻不问，更不配合老师的工作，比如参加学校组织的家长学校的相关活动等。可一旦亮亮的成绩没考好，家长就对他非打即骂，再不就是跑到学校里找老师问罪。
“孩子学习落后，家长也有责任。”吴老师说，“如果你们再不配合老师的工作，亮亮这一生可能真的完了。”
对吴老师的说法，亮亮的母亲并不认同，她认为让孩子学习好是学校老师的事，和家长的配不配合没有关系。随后，她便去找一位教育专家评理。这位专家明确告诉她：“吴老师说的很对，家长的配合的确非常非常重要。”随后，这位专家便建议她积极配合老师的工作，按时到家长学校参加相关活动，因为她急需要补充最基本的家庭教育常识。
2002年4月2日，从广州市荔湾区传来消息，当地的孩子第一次上小学报名时，家长不仅要带上户口本、房产证等家庭资料，还要带上一份特殊的证明：家长在家长学校学习后所获得的结业证。如果家长不能出具家长学校发给的结业证，将被学校要求补课。这意味着家长学校的上课铃声在孩子正式入学前就已经响起。
对学校的这种做法，部分家长并不完全赞同。一名家长说，没有取得家长学校的结业证，孩子就不能上学，这是不合法的。还有一名家长说，家长也都有自己的工作，哪有时间去上家长学校。孩子上学是学校的事，和家长上不上家长学校有什么关系，学校这样做是在推卸自己的一部分教育责任。对此，中山大学心理学系的黄敏儿副教授指出，现在很多父母重教但不会教，可以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格父母。目前，广州地区的很多家长学校通过讲座、咨询、座谈等多种形式，来培养家长形成开放、科学的教育观，对弥补和完善现今家庭教育的不足，起到了很大作用。
有关专家指出，教育必须从新生命诞生时开始，而0—3岁是孩子一生中发展最快、最重要的关键时期，如果家长对这一点缺乏足够的认识，孩子有可能会丧失人生中不可再得的教育黄金期。然而，这项教育在1998年前的我国还是一个空白。1998年后，它才开始在广州等比较发达的地区实施。即便如此，这项教育还是遭到了不少家长的拒绝。
某幼儿园的张老师告诉我：以前，家长们认为3岁前的婴儿只要养，不用教，甚至一位小学五年级的家长在向她咨询时反映，她的儿子从小到大每顿饭都要吃上一个小时以上，不知道为什么。教孩子吃饭是二三岁以前的事情，为什么到了十一二岁还不会吃饭呢？其原因在于3岁前教育不当。张老师说：“从我的教育教学经验来看，孩子性格内向、不合群、口吃、语言不畅、感觉综合失调等，都可以在3岁前的教育不当中找原因，而不应只考虑3岁以后。”
接着，张老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齐齐是幼儿园大班的一个孩子，长得虎头虎脑，煞是可爱。由于先天性原因，他的舌头发育不全，说话时吐字含混，除了和他朝夕相处的父母外，没有人能听懂他说话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幼儿园里的小朋友都不爱跟他玩，这使他感到自己受了冷落。慢慢地，齐齐就被人孤立和冷落了，性格也变得十分内向而且暴躁，动不动就大哭大闹并且打人。
通过与齐齐父母的交流，张老师建议他们到幼儿园组织的家长学校中系统地学习一些家庭教育的知识，以便老师和家长共同配合，校正齐齐已经有些过分内向的性格。在家长学校中，齐齐的父母了解到，要让孩子的性格重新开朗起来，就必须给他找一个能玩到一起的伙伴，使他感觉自己像别的孩子一样健康。这也就是幼儿教育学上所讲的伙伴教育。
很快，齐齐的伙伴就找到了，那就是他的小表妹，刚3岁半的雅雅。由于齐齐的妈妈和雅雅的妈妈是亲姐妹，两个孩子年龄又相差不大，所以，他们很快便玩到了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齐齐的性格又开始变得开朗起来，等到正式到小学上学时，齐齐基本上已经消除了心理障碍，和同学们的交流比幼儿园时大胆、自由多了。看到这一切，齐齐的父母非常感谢家长学校的老师们，他们说，现在自己又成了齐齐所在的小学组织的家长学校的学生，而且是最守纪律、最用功的学生。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讲故事的人化名为小洁。
小洁说，当我捏着离婚申请表，朝单位走的时候，我沉重地想，如果这一步迈错了，我还收得回来吗？突然，我想起今天早上出门时，女儿告诉我一定要到她所在学校开办的家长学校去听课。听就听吧，总不能因为离婚把孩子的心伤得太重吧！等到了家长学校之后，我才知道，今天家长学校上课的主题是“为了孩子，请你谨慎离异”。
在这节课上，家长学校煞费苦心地安排了三个离异家庭的孩子讲述渴望父母之爱的心情。这是一次声声啼血般呼唤父母之爱的演讲，每一个孩子几乎都是脱离了讲稿，泪流满面地哭诉父母离异给他们带来的巨大伤害。当最后一个孩子哭泣道“爸、妈，既然你们错误地结合了，为什么要错误地生下我，要让我吞咽这不幸的苦果？现在，爸出去打工了，妈也改嫁了，我只能和七十多岁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如果哪一天，爷爷、奶奶不在了，我该怎么办啊？爸、妈，你们在哪里啊——”的时候，我的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许多听课的家长也都在不断地拭泪。
走出校门时，我突然看到了丈夫。他默默地拿出一张纸条，说：“我也来听了课。”我接过纸条一看，是女儿写给他的。原来，10岁的女儿对我们旷日持久的离婚大战也充满了深深的隐忧啊！我们默默地相视着，过了好大一会儿，丈夫才说：
“小洁，我现在是网中人，你得给我时间，不然，逼急了那边也会出问题。”我听后，默默地点了点头。回到家中，我无声地把那份离婚申请表撕毁了。我想给女儿一个完整而又幸福的家。
就这样，家长学校的一节课，挽救了一个濒临破碎的家。
我们常说，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孩子来说，有一个完整而又幸福的家，的确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只有家温暖了，孩子才能在校园里安安心心地读书、学习、成才。如果家破碎了、没有了，那么，孩子的心理势必会受到巨大的伤害，并且这种伤害无论用什么东西都难以弥补。而家长学校正可以借助自身优势，使学生家长了解到一些家庭教育对影响孩子健康成长方面的常识，使他们在做出某些重大的生活抉择时，能多从孩子的角度权衡利弊，而不是单纯地考虑自身。
小洁的女儿所在学校的领导告诉我，家长学校可以优化家庭教育，增强家长教育子女的责任感。通过在家长学校的系统学习，家长们尊重孩子、理解孩子、和风细雨地教育孩子的多了，粗暴对待孩子的少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正确教育孩子的多了，娇惯溺爱、听之任之的少了；孩子们诚实的多了，撒谎的少了……家长学校让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参与了教育的全过程，这对我们提高人才的整体素质非常重要。事实证明，凡是有家长学校的学校，学生的成绩都相对要好，学生的素质也提高得快。
一位家长就对我说：“过去，由于我的娇惯，孩子养成了任性、自私、唯我独尊的个性。听了家长学校的课后，我开始注意纠正自己不良的教育方式，现在，孩子就变得不那么任性、自私了，并且学会懂得关心爸爸妈妈了。”还有一位家长说：“以前，我总是下命令要求孩子学习，自己却经常在家打麻将、喝酒，不注意生活小节，把孩子搞得孤僻、忧郁，听了家长学校的课，我才懂得家长的行为对孩子有潜移默化的作用。现在，我的毛病改了，孩子的成绩也提高了，性格也活泼了不少。”

第4章 追问3 教育者的教育——学生家长回归课堂(2)

2002年4月，我对河南省的固始县、淮滨县、武陟县和郑州市二七区的12个乡镇共100个中小学生家庭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90%的家庭教育中存在着打骂行为，家长们普遍认为，要让孩子百依百顺，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体罚。在被调查的50名小学生中，竟有49名表示被父母责骂过，其中32名男生中有27人反映，他们在家里几乎天天都要挨父母或其他长辈的训斥或打骂。在被调查的50名中学生中，多次挨父母打骂的有46人，其中22人经常遭父母或其他长辈的训斥或打骂。回忆起被训斥或打骂的原因，他们认为多数是因为一些小事，比如吃饭慢、起床后没叠被子、星期天睡懒觉、节假日期间没干家务等。
农村中的家庭暴力之所以时有发生，一个重要原因是家长的文化素质偏低。我的调查表明：在被调查的100个农村家庭(含少部分乡镇)的200名家长中，文化程度为小学毕业的占49%，初中毕业的占32%，中专(高中)毕业的占13%，大专以上毕业的占6%；另外，48%的家长说不清家庭教育的真正含义，更不知道如何引导孩子、教育孩子，一切都由他们“自我发展”。
家长的文化素质低，又没机会和场所接受新的家教方法，自然就会视“棍棒底下出孝子”为金科玉律。同时，即便某些农村中小学也设有家长学校，但它所起的作用仅是邀请家长们到学校来教育子女、对学校的工作提出意见，有的甚至是要求家长对学校提供赞助。这样，这些家长学校的存在价值就大打了折扣。在此情况下，一些因不服棍棒教育起而反抗以致酿成家庭悲剧的事情，便在农村时有发生。
2001年4月26日晚，湖南省衡阳县洪市镇中心医院收治了一家四口中毒患者。当时，四人中快满15岁的儿子李毅症状较轻，但其父母和妹妹李蓉中毒很深，尤其是李蓉，已生命垂危。经化验，他们是鼠药中毒。该鼠药属于剧毒，从中毒到死亡仅需半个小时。洪市镇派出所接到报案后立即展开调查。
经了解，这家人是2000年年初才来到该镇的。男主人李杰和妻子做皮鞋生意，儿子李毅读初三，女儿李蓉读六年级。4月26日晚，全家人像平时一样围在一起吃饭，李毅说身体不舒服，喝了点汤就休息了。吃完饭，还没来得及收拾碗筷，李杰就觉得头晕，妻子、女儿也说难受，问儿子，他说也有点晕。李杰想可能是食物中毒了，忙喊来邻居，请他们将自己一家人送到镇医院去。
疑点很快集中在了李毅身上。4月27日晚，镇派出所传讯了李毅。他承认这一切是自己干的。他说：“父亲总打我，把我不当人，我这么做只想报复一下，没想后果。当我看到父母、妹妹在吃有毒的饭时，我害怕了，但又不敢阻止。”“从上初中开始，父亲就经常打我。我受不了，跟他说不要这样打我，可他根本不听。我不知道下毒是犯罪行为。我现在不恨父亲了，他打我是为我好……”
原来，李毅平时学习不好，且案发前成绩还有所下降，但他性格倔强，又时常打架滋事。他的父亲李杰对儿女的学习成绩不苛求，但对其品行要求十分严格。只要李毅犯了事，回到家中就非挨一顿暴打不行。面对儿子的反感，李杰也曾有所觉察，但他认为这样做是为儿子好，儿子应该理解自己的苦心，全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当他得知差点让全家踏上不归路的是儿子时，他不相信这是真的，却又不得不吞下苦果。
为了避免因家庭暴力引起的类似的家庭惨剧的发生，不少农村学校开始重视家长学校的建设，并且取得了显著效果。
广东省三水市南边中学是一所典型的农村中学。为了让家长充分行使教育子女的权利和义务，放弃传统的打、骂等家庭教育方式，使学校与家庭形成教育合力，该校从1991年开始在全镇七个村委会中设立家长学校分教点，定时、定点、定人、定内容地为家长上课，教给家长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通过十多年来不间断的努力，南边中学与家庭形成了强有力的教育合力。自家长学校开办后，该校的升学率呈现大幅上升态势，中考成绩由该市的倒数第二名跃居正数第二名，德育考核优良率达85%以上。三水市妇联的同志认为，南边中学的家长学校正成为学校、学生与家长之间的润滑剂，它使家长掌握了教育孩子的正确方法，使学校管理有了强力支持，使学生遇到困难后有了倾诉对象，学校、家庭、学生已成为相通、相融、相纳的有机整体，而这正是社会各界所追求的教育新局面。
一位叫李永德的家长就说：“从前，我认为家长只需为孩子的上学提供好后勤服务，对他们严管就行了，但自从上了家长学校后，我慢慢懂得了家庭教育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可以说，家长学校放学后，棍棒在我的手中就悄悄折断了。我开始放下架子与孩子平等交流，使他们感受到诚挚的父爱。不知不觉中，孩子把我看成了无所不谈的朋友。如果没有家长学校，我们的父子关系不会这么融洽，两个孩子也不会都考上大学。”
事实证明，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家长学校的作用都不可低估。它既像桥梁，又像润滑剂，时时沟通和滋润着学校、家长、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使之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相互影响，形成强大的教育合力，更快、更高、更强地为每一个家庭提供着让孩子成龙成凤的保障，为共和国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提供着高质、高量、高效的人才资源。源头活水从此来，我希望家长学校能越来越多地在共和国的土地上开花、结果。

第4章 追问4 如此煎熬——高考复读为哪般(1)

一位老师说，在他们学校，高考复读生基本上是作为福利发给老师的。如果谁当了高考复读班的班主任，那他就会发大财，因为高考复读班的升学率远高于应届班。为了多为自己争几个高考复读生或当高考复读班的班主任，大家常常明争暗斗。一位高考复读生说，在她考上大学那年，她的班主任光奖金就超过3万元，而应届班的班主任最高也才拿到1万元。
可能是自己应届考上大学，对高考复读生有偏见的缘故，只要提起他们，我总会向人讲这样一个故事：9年前，我刚上大学不久，一次回高中母校看复读的同学。在教学楼的楼梯口，正碰上他在专心背历史。我偷偷一听，差点没笑破肚皮。原来，他摇头晃脑背诵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1840年鸦片战争，1840年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发生的时间是1840年，这点最基本的历史常识，他肯定知道，但之所以还要如此下工夫，根本原因就是学习不得法，不知道复习的诀窍是培优补差，而不是头悬梁、锥刺骨地死记硬背。很明显，他只懂得“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却不知道“只要功夫巧，尿泥变元宝”。
9年后，我离开校园已经很久了，虽然这期间也接触了包括自己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在内的，很多早已毕业甚至功成名就的高考复读生，淡化了9年前巧遇的这个故事的荒诞感觉，可一旦回忆起对他们的印象，却又仿佛回到了那个楼梯口，听到了那个翻来覆去的“1840年鸦片战争……”
一间本应容纳四五十人的普通教室，却密密麻麻地塞了80多名学生，每排课桌间的空隙仅够一人小心翼翼地蹭着通过……这是我在平顶山市煤业集团第一高中高考复读班看到的情景。
据调查，该校2000年办了三个高考复读班，共招生184人，由于2003年高考复读生太多，只好扩到四个班324人。但与某些县区高中相比，这个场面算是“宽松”的了。在开封县一中，八个高考复读班招了700多人；在宝丰县一高、鲁山县一高，高考复读班的人数平均超过120多人。
事实上，凡开办高考复读班的学校，2003年都抬高了复读分数线和复读费标准。如漯河市某些高中制定的高考复读分数线，高的440分，低的380分，而河南省定的本科和专科的录取分数线才分别为422分和360分。开封高中补习学校2003年原计划招生400人，报名的逾千人，因师资和办学条件所限，最后学校只招了700多人，其平均复读分数线之高可想而知。
与提高复读分数线相应的，是复读费标准。据漯河市物价局周付银介绍，2003年6月，漯河市教委、物价局、财政局对高中计划外学生规定的收费标准是：每生每年省重点不超过4000元、市重点不超过2650元、县属高中标准自定。事实上，个别学校的实际收费，已大大超标，有的竟收至近万元。
另据开封高中补习学校副校长朱登海、开封成龙文化补习学校副校长刘子明介绍，他们学校的平均收费标准分别为2500元和2300元。与他们相比，大部分县区高中的平均收费标准少一些，但也都在1300元以上。如开封县一中对本县复读生的平均收费标准为1300元，外地则一律为1500元。
此外，对在各校划定的高考复读分数线以下的学生，各校又制订了一条加收复读费的标准，加收额从每低于复读线1分，加收10元到100元不等。这样，就有很多人要交高出平均标准几百至几千元的复读费。据漯河市的王老师透露，即便这样，有些落榜生要到名校复读，也必须托关系、走后门，他就常听到有学生家长发牢骚：“有钱也扔不出去，这算啥世道！”
“有钱也扔不出去”，当然是牢骚话，要上高考复读班，只有两条硬杠杠：要么有分，要么有钱。
据漯河市某重点高中负责人讲：“国家及地方财力有限，教育的投入捉襟见肘。学校教学设施落后、教室陈旧、教师福利待遇低的现实，逼我们想办法创收。高考复读生是块大肥肉，谁逮住谁发财，我们基本上是放开手收复读生。这样，他们有了复读机会，学校也有了挣钱机会，两全其美。”
对开办高考复读班性质的文化补习学校，通过收取适当学费，弥补自身教育经费不足、扩大教育数量的做法，国家有相应的政策支持。但其所指并非开设在普通中学校园内的复读班，而是社会力量办学，并明确规定“社会力量举办教育机构，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教育机构的积累只能用于增加教育投入和改善办学条件，不得用于分配，不得用于校外投资”，“教育机构的收费项目和标准，由该教育机构提出，经审批机关审核并提出意见，由财政部门、价格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根据该教育机构的教育、教学成本和接受资助的实际情况核定”，机构名称也必须统称为“××培训(补习)学校或中心”等。(《社会力量办学条例》)
开封市教委的丁红领说，根据国家政策，所有设在普通中学校园内的复读班都该撤销。他的这一说法，我在原国家教委《关于规范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办学行为的若干原则意见》中找到了具体表述：“义务教育阶段公办中小学校均不得举办‘校中的民办校’或‘校内的民办班’。已办的应立即予以清理，今后一律停办这类‘校中校(班)’，严禁搞‘一校两制’。教育行政部门对少数具备独立办学条件的‘校中校(班)’要严格依照社会力量办学法规的有关规定进行规范，限期使其与原公办学校彻底分离，独立办学，具有独立法人、独立的校园、校舍，独立核算。”
然而，据我调查，绝大多数高考复读班都在公办中小学校园内，即所谓“校中校(班)”。看来，高考复读生这块肥肉，没学校愿舍弃。
其实，不但学校不愿舍弃，教师们也对其虎视眈眈。南阳市的一位老师说，在他们学校，高考复读生基本上是作为福利发给老师的。如果谁当了高考复读班的班主任，那他就会发大财，因为高考复读班的升学率远高于应届班。根据学校的奖励办法，他得到的奖金就多。为了多为自己争几个高考复读生或当高考复读班的班主任，大家常常明争暗斗。驻马店市的一位高考复读生也说，在她考上大学那年，她的班主任光奖金就超过3万元，而应届班的班主任最高也才拿到1万元。
在郑州大学，一位同学讲了他同桌的故事：这是一位老高考复读生，连续3年的高考成绩都超过本科线，但他都放弃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家特别穷，拿不出让他上大学的钱。为了既圆自己的大学梦，又免交价格高昂的学费，他只想上军校，可连续3年又和军校无缘。好在学校对他特别欢迎，不但免了他的复读费，每月还给他发300元生活费。于是，他就一次次复读，而学校也年年稳得一个本科升学名额。这位同学感慨地说，我都快毕业了，可他还在复读，真不知道他的这种生活，何时才是尽头。
对这种以买高分复读生保升学率的事，我在采访中遇到了许多，这其中，并不算对他们收费优惠的政策。在某市一高，我见到了刚从外地回来的张老师，和他一起回校的还有八个高考成绩在460分以上的贫困高分复读生。张老师告诉我，他们学校做这种事已有多年历史，现在，学校更是一次比一次买得多，升学率也就一年比一年高。他说，在他们市，至少有七八所学校在这样做，且这种现象在县级高中更是普遍。
在张老师的偷偷带领下，我见到了这几位学生。一位韩姓同学说：“我最看重的是学校不收学费，每月还有资助。”另一位吕姓同学说：“我家里实在穷，但又想让我复读后上个好大学，就让我到这儿来了。”
另一位曹姓同学则讲了自己被三所学校争抢的经历：“听说我今年因志愿没填好，没被北京大学录取，又想上北京大学的消息后，县里的两所高中和张老师马上到我家来，劝我到他们自己学校复读，还许诺了很多优惠条件。当听我说了句‘去哪儿都行’的话后，他们立即冲上来拉我，拽得我的胳膊都快掉了。我疼得大叫，别抢了，我都快被撕成两半了！后来，还是张老师劲大，抱着我塞进了车里。刚进车里时，还听见原来的班主任大骂我没良心。”
说到这里，他抬头看了看坐在一边的张老师。此时的张老师低着头不好意思起来，悄声说：“如果我不把你抢回来，校长还不把我给吃了。”

第4章 追问4 如此煎熬——高考复读为哪般(2)

采访归来后，我以一个贫困高分复读生的名义，给几所办有高考复读班的中学领导打电话，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大声欢迎我到自己的学校复读，并许诺只要我在他们学校参加高考，他们还将把我的户口迁到学校所在地，且不但不收学费，还将按月发给足额的生活费和奖学金。那种急迫的心情，让虽有所准备的我还是吃了一惊，好久都没回过味儿来。
采访高考复读生，我最大的感觉是，绝大部分学生复读的目的明确，在其生活中，考学就是全部内容。与此相应，所有高考复读班的教育教学模式都基本一致，即一切为考高分让路。如某县一中的负责人就直言不讳地说：“高考复读就是为了考大学，别的管它干啥。”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发现，在高考复读班的课程表上，清一色地取消了体育课。对此，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物理特级教师、开封高中补习学校副校长朱登海的回答是：“因为高考并不考体育，我们当然也就没安排。不过，考虑到学生的身体状况，我们在上午安排了20分钟课间操，下午安排了40分钟活动课。”
我不知道他所说的20分钟课间操，学生是否真的充分利用了，至于40分钟活动课，对照一下他们的课程表，即可发现，这40分钟实际上是学生的吃饭时间，因为活动课的时间为17时45分到18点25分，而第一节晚自习的上课时间是18时30分到19时15分。事实上，即便这个吃饭时间，也被学生放弃了。该校补习一班的刘丛说：“我们都是在下晚自习后吃饭。”
谈起体育课，驻马店市的一位老复读生又讲了个故事：她们学校的高考复读班原来也有体育课，但几乎每次上课，都要体育老师一催再催。等催得差不多了，一节课也过了半。即使这样，绝大部分学生还是瞧老师不注意，左转右转，又转到班里学习了。一来二去，学校就把它取消了。她说：“那时人都快学成僵尸了，到高考报名时，要不是学校提前做工作，大部分人都过不了体检关。”
和体育课命运相似的，还有心理健康教育课。虽然它并非高考必修课，但它对高考生，尤其是高考复读生的意义却非同一般。由于经历过失败的打击，这些学生的心理压力很大，如果不对其进行心理健康教育，那么，越复读成绩越差的悲剧，就会时常发生。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在这里最合适，可惜很多学校偏偏忽视了。
和各校对高考应届毕业生严格的管理相反，高考复读生的纪律相当松散。对他们的管理，基本靠学生自觉，基本不进行思想道德教育。这样，一些家长企图靠复读再让学校多教育一年孩子，以免使其过早步入社会惹是生非的想法，不但在事实上便落了空，还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恶习。据我了解，高考复读生违反校规校纪的比例，比普通学生高出一倍以上。
高考复读生之所以让我想起同学背诵“1840年鸦片战争”的故事，是因为从前的他们绝大部分是真正的落榜生，其原因一是竞争的确激烈，真是千军万马难过独木桥；二是其学习方法有问题，死记硬背多于灵学巧记；三是部分人有高考心理障碍，成绩平时还行，一旦真上考场，往往不战而败。处在巨大心理压力下的他们，精神面貌自然麻木、萎靡得多了。
不过，现在的高考复读生已经不完全是我记忆中的样子，比如高分复读生。在这些学生中，不乏成绩超过重点和本科录取线的人。至于成绩在省定大专线以上者，更比比皆是。在开封高中补习学校，本来招生简章上标明的优惠办法是2001年高考成绩超过重点线的700元、本科线的500元、省定大专线的300元，但因超过省定大专线仍要求复读的学生太多，学校最后只好宣布超过省定大专线的不再优惠。
鲁山县一高的王建宝考了498分，远远超过重点线，可距实现其北京大学梦还有点距离，就选择了复读；开封高中的吕科峰成绩是494分，与北京医科大学失之交臂，也开始了复读；吕科峰的同学刘丛想上中山医科大学的本硕连读班，但488分的成绩使她没能如愿，所以，即便南京邮电学院专门给她打来了电话，她还是走进了高考复读班……他们的共同想法是：既然都是拿钱上学，为什么不拣自己喜欢的呢？
对这种高分复读现象，商丘市的孙老师说，在这些学生面前，实际上有两个陷阱：其一，今年你考了高分，但明年受到考题风格、身体状况、突发事件、招考信息误导等种种不确定、不能预见因素的影响，复读后能否再有相对高分的优势，并不可知；其二，如果今年录取你的院校、专业不太热门，希望明年再考热门院校、专业，那么，因为在你之前多毕业了一批人，也就意味着你少了25%的就业机会。由此，她认为高分复读，得不偿失。
据我观察，和孙老师观点相同的多为成年人，反之则是正在复读或应届毕业班的学生。大家的出发点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就迥异。这就更需要我们认真思考这种现象，以便找出更科学、更合情的解决办法。
高分复读毕竟只是颇有另类意味的新生物，高考复读的主力军，依然是那些分数不达标的真正的落榜生。对于他们，漯河市二中的李慧芳老师这样说：“高中的教学内容对学生的智力潜能有了更高要求，再负责的老师也无法代替学生进行自身智力潜能的发掘，如独立思考、抽象思维、逻辑记忆和推理能力等。没有一定的天资，再复读也考不出好成绩。只有接受人与人智力潜能等方面存在差异的现实，才能尊重、理解自己。上大学、上好大学的欲望没错，但当欲望远大于智力潜能时，欲望就会变成错误。”基于此，她认为对越来越热的高考复读潮，应低调议论，冷静对待。
然而，人大附中的靳忠良老师却认为，每个人都站在复读的侧面，自然得到不同的结论。如果我们把对高考复读的讨论限定在某些具体人身上，结果就很清楚了：在老、少、边、穷地区，考生希望再读一年，重考一次，以改变人生的坐标，为什么不该支持、欢迎？古今中外，大凡有成就者，无不有血气，有不可动摇的目标，谁敢说在他们中间，不会再出现一个陈章良？
听了我转述的靳忠良老师的意见后，许昌市某局的王副局长非常感慨，他说自己从前也是位高考复读生，经过一年的顽强复读，才考上了大专。大专毕业后，他参加了工作，然后又根据形势需要，自考了本科。2003年，市里公开选拔副县级领导干部，他凭借实力过五关斩六将，最终以最高分被选拔为副局长。“如果没有那一年的复读，我现在指不定在哪儿打工呢！”他说：“一年复读，终生受用，这账谁都会算。”
高考的失利，的确使一些“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孩子，迅速长大起来。商丘市的李明在谈到自己的高考成绩时面露愧色，他说自己的爸爸是下岗工人，妈妈在街头卖菜。在交复读费那天，他看到爸爸犹豫了很久。“我自己以前总嫌父母给自己创造的条件不好，有时甚至抱怨自己怎么没有有本事的父母。现在，我为这样的想法感到羞愧，更为自己的成绩脸红。我再也没理由让他们失望了。我会用自己的成功报答他们的辛劳。”他哭着说。
李明的班主任王维敏老师这样告诉我，也告诉自己的学生：高考失利绝不丢人，它只说明考生在对知识的掌握上晚了一步，而经得起失利的考验则是一种成熟。人是需要经历的，复读就是一种经历。敢于复读，有勇气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本身就意味着坚强。时间可以使人淡忘一切，也可以使人赢得一切。谁能战胜自己的自卑心理，谁就是明年的胜者。
王老师的这番话，不禁使我想起了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写下的名言：“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倒。”
在本次采访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人称“抗战八年”的、名叫张建军(化名)的超级老高考复读生。
张建军说自己第一次参加高考是在1993年。那一年，他考了360分，离省定大专线很近。本想复读一年后能多考几十分，哪曾想考前一个月突然生了场大病，虽然咬牙坚持完1994年的高考，但成绩还不如1993年。当时，老师和家长都劝他说，这次没考好纯属意外，如果发挥正常，成绩达标准没问题。这样，带着遗憾，也带着希望，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复读。
果然，1995年高考时，他的高考成绩达到了省定大专线。本想着终于板上钉钉了，可偏偏填志愿时忘了写同意调剂，结果又落了榜。这次，他主动要求复读，心想再学一年，1996年再达标绝对有把握，如果时来运转，读本科也有可能。哪承想，就在这一年的4月，他父亲因病去世了。作为家中的长子，他必须挑起全家的大梁。这一年的高考成绩还没公布，他就知道自己没戏。
1994年高考前，他就订了婚，1996年的高考成绩公布后，又结了婚。考虑到还想最后试一把，他就和妻子商定只办事，不领证。好在这事在农村太普遍了，妻子没怎么犹豫就同意了。这样，他又稀里糊涂地参加了1997年的高考。还别说，这次又上了大专线。可妻子对他说，要上就上本科，这样她脸上才光彩，并且保证家里所有的活她一个人干，不让他操心。没办法，他又咬牙参加了1998年的高考，可这一回，他的成绩与大专线整整差了23分。
再以后，由于高考改革的幅度越来越大，他高考的成绩也就越来越差。“现在，我参加高考纯粹是在做惯性运动，”他自我调侃地说，“妻子脸上的光彩早被我剥光了，所以还让我一年年复读，是她觉得这总比在家闲着没事，打麻将赌博强，而且还能辅导辅导上小学的儿子。”当我问他还要复读多少年时，他半开玩笑地说：“一直上到和儿子同桌呗。”
张建军的故事自然是特例，但我却从中看到了绝大部分农村学生的读书观：读书只为考大学。如鲁山县一高的一李姓同学就说：“读书不考学，还有啥意思。”事实上，虽说很少有人像张建军这样“抗战八年”，但在农村高考复读生中，连续复读3至4年，甚至结婚生子后仍在复读的，大有人在。他们所以能够坚持下去，唯一的精神支柱便是：通过考学跳农门。
据我了解，高考复读热形成的原因，除常规的以外，国家以往对考生年龄与婚姻的硬性要求，以及无正当理由不得在填报服从志愿后退出录取的规定的取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仅以平顶山市、开封市、漯河市为例，2003年高考复读生的总数都在4000人左右，比去年多了1倍以上。对这种高考复读大幅度升温的现象，一些人深感忧虑。
平顶山市教委普教科的一位负责人说，该市的高中教育容纳能力有限，师资、校舍、设施本就难以满足初中毕业生的入学需要，复读生重返高中，把本就属于初中毕业生的学习场所侵占了，这就有意无意地把一部分初中毕业生排挤到了高中校门外。2003年该市初中毕业生共5万多人，而包括职业高中、民办高中和综合高中在内，全市总共才招了3万多人。显然，如果没有这些“校中校(班)”式的高考复读班，势必会有更多的初中毕业生走进高中校园。
开封县一中的刘秉臣副校长说，他们学校的应届毕业生总数几乎与高考复读生持平，每年都在800人左右。虽然从升学的质上看，考上重点和名牌院校的应届生多，但从量上看，还是复读生多，从而造成很多应届生一入高三，就做了上“高四”的准备。据他了解，在很多县区高中，学校领导和老师投入精力最多的就是高考复读班。这样，高考复读班越红火，则应届毕业班越冷淡。他坦言：“真怕高考复读带来多米诺骨牌式的恶性循环。”
虽然高考复读自有它的道理，但过犹不及，如果一味任其升温，那么，以上这些忧虑将会越来越成为问题。要知道，任何事情都要依规则进行，不能打破规则。这是一种常识。高考，就是国家选拔人才。所以，我认为，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怎样使高考这个国家选拔人才的途径更加科学、有人情味和创造性，而不是有意无意地无原则、无分寸地破坏它的规则。

第4章 追问5 颇费思量的话题——不容忽视的教师形象(1)

对诸如心理健康、道德教育、文明素质等方面的课程，大多数教师只是要求学生死记硬背，一考了之，真正具体到实际的生活中，却软弱得像一根无法救命的稻草。有的学生心理健康知识背得很多也很熟，但心理问题依然很多且难以排解；有的学生文明修养知识考得分很高，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依然表现得缺乏最基本的文明修养。这不能说不是教育的失败与悲哀。
2002年教师节前夕，我随机在郑州市、平顶山市的六所中学(其中省级重点中学一所、省级重点职业中学一所、市级重点中学两所、普通中学两所)的十个班级中进行了《我眼中的老师》——学生评价老师的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收回有效卷499份，无效卷一份，调查的年级包括高二、高三、职二、初二、初三。
在本次调查中，有以下八个方面比较乐观：
(1)老师的经济状况大为改观。在选择“你认为老师的收入与其他工作人员相比”的程度时，49%和39%的学生分别选择了“差不多”和“较高”。
(2)老师的工作得到理解。在选择“你认为老师的工作”的辛苦度时，28%和43%的学生分别选择了“很辛苦”和“较辛苦”。
(3)老师在学生眼中的地位依然崇高。在选择“你对老师的态度一般是”什么时，71%的学生选择了“很尊重，有礼貌”。
(4)大多数任课教师胜任工作。对任课教师，46%的学生认为“大部分优秀”，34%的学生认为“小部分优秀”，认为“都一般”“极少数不合格”“大部分不合格”的分别只有6%、9%、4%。
(5)老师的知识面让学生满意。在选择“你认为自己的老师最应努力的方向是”什么时，7%的学生选择了“扩大知识面”，位居全部六个选项的第五位。
(6)大部分老师能公平对待全体学生。在选择“你认为老师在上课提问时选择的对象是什么人”时，57%的学生选择了“全班都一样”，而选择“提问学习好的比较多”“提问学习中等的比较多”“提问学习差的比较多”的分别占17%、14%、12%，比例基本均衡。
(7)大多数老师能关爱学生，少部分人有问题。在选择“你觉得老师对自己怎么样”时，选择“大多数很关心我”的占46%，选择“只有一两个人关心我”“几乎没人注意我”的分别占16%、12%。
(8)绝大部分老师允许学生在课堂上发表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在选择“当学生在课堂上提出与老师不同的观点时，老师的态度一般是”什么时，选择“鼓励并赞扬”“允许”“允许但不提倡”的分别占44%、25%、22%，而选择“禁止”“反感”的均为5%。
让人忧虑的有以下六个方面：
(1)师生间的交流严重缺乏。在选择“你认为自己的老师最应努力的方向是”什么时，选择“更多地与学生交流”的占46%，高于选择“加强自身修养”(23%)、“提高教育教学能力”(17%)、“扩大知识面”(7%)、“更多地了解社会、参与社会”(6%)的比例数；在选择“你认为老师应该更多地与自己交流吗”时，70%和9%的学生分别选择了“是的”和“不期望，因为老师做不到”；在选择“你认为自己在老师眼中是”什么样的学生时，73%的学生选择了“一般”。
(2)体罚学生的现象依然严重。在选择“在体罚学生方面，你的老师”如何做时，选择“从来没体罚过”的占54%，选择“偶尔体罚”“经常体罚”的分别占35%和11%。同时，在选择“如果老师体罚了你，你的反应是”什么时，28%的学生选择了“承认错误并向老师道歉”，32%的学生选择了“承认错误，但要求或希望老师向自己道歉”，其余40%的学生则认为要用适当方式对抗或报复老师的体罚。
(3)老师成为仅次于“专业心理医生”的学生最不愿倾诉心理问题的对象。在选择“如果有心理问题时，你最愿意向谁倾诉”时，选择“好友”“留在心里”“家人”“网友”的分别是53%、25%、9%、7%，而选择“老师”和“专业心理医生”的分别只有4%和2%。
(4)转变后进生的工作不理想。在选择“你认为自己的任课老师或班主任真心愿意与班上的后进生交朋友吗”时，选择“是”“否”“不知道”的分别是31%、22%、47%。
(5)批评的正面效果小。在选择“你认为老师对学生的批评效果常常是”什么时，只有33%的学生选择了“心服口服”，而选择“口服心不服”“反感”“没有任何作用”的分别占36%、21%、10%。
(6)老师评价学生的标准依然单一。在选择“你认为老师对你的态度好或者不好，主要是因为”什么时，选择“学习成绩”和“遵守纪律”的分别占57%和27%，选择其他三项的合计为16%。
在本次调查中，还出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新动向：
(1)传媒对中学生的影响已超过家长或老师。在选择“你最欣赏(或崇敬)的一个人是”谁时，选择“父亲或母亲”“一位老师”的均为27%，而选择“一位文艺明星”“一位历史领袖或英雄人物”的则分别为11%和21%，两项合计为32%，已超过家长或老师。另外，选择“其他”的还占8%。
(2)老师的文化素养高成为职业魅力。在选择“你认为教师这一职业最令人羡慕的地方是”什么时，高达49%的学生选择了“文化素养高”，其他依次为“社会地位高”(17%)、“奉献机会多”(15%)、“其他”(9%)、“经济收入高”(6%)、“生活水平高”(4%)。
(3)创新精神成为学生眼中老师最重要的品质。在对“你认为下列品质中什么对老师最重要”的八个选项排列时，“敢于打破传统，积极创新”位居第一，占23%，其他依次是“责任感”(20%)、“诚实守信”(13%)、“热情开朗不拘小节”(12%)、“勤奋、踏实、有毅力”(11%)、“有进取心和竞争意识”(11%)、“正义感”(7%)、“其他”(2%)。
由此，通过本次《我眼中的老师》问卷调查，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好老师的特征有：了解学生，理解学生；态度和蔼，热情开朗，能与学生自由交流；公平对待学生，不歧视后进生；上课有幽默感，条理清楚；敢于打破传统，大胆创新；正直诚实、有正义感；欣赏、肯定学生；有责任感，能严格要求学生。不受学生欢迎的教师的特征有：固步自封，没有创新精神；偏心，不能一视同仁，不尊重后进生；讽刺挖苦学生，不尊重学生人格；不了解情况乱批评或体罚学生；常以校纪校规压制人；教态死板，教学水平差；责任心不强，对工作敷衍了事等。
在进行《我眼中的老师》调查期间，我随机采访了几位同学，从他们的谈话可以感觉到，委屈成了主旋律。看来，怎样在教与被教之间找到恰当的结合点，值得老师们关注。请老师们认真听一听他们也许不乏幼稚或偏激的声音，看是否能从中得到些启示。
王爱云(初三学生)：从小学到中学，教过我的老师能组成一个加强排，其中当然有很多我喜欢的好老师，但也有不少我顶顶讨厌的老师。可是，即便对好老师，也很少有人会把真心话告诉他们。您想啊，谁要是那样做了，不就等于自动把“小辫子”塞到老师手里吗？不过，话也不是那么绝对，比如说我初二时的语文老师就特棒，班里的许多女孩子都爱把心里话说给他听。对顶顶讨厌的老师，我们的对策是敬而远之，表面上做一套，实际上玩一套。就拿现在的班主任来说，虽然她辛辛苦苦地为我们操劳，天天把“你们学习既不是给爸妈学的，也不是给老师学的，而是给你们自己学的”之类的话挂在嘴上，但我们并不领情，有时还会在下面小声嘀咕：既然这样，我们不给自己学，总行了吧？当然，这话决不能让她听见，否则，你就听她长篇大论地发表演讲吧！
刘战(职二学生)：我的头发染了色，又爱穿随随便便的牛仔式便装，结果老师们都对我看不顺眼，好像我天生就是个坏学生。其实，从小到大，我啥坏事都没干过，比如帮助同学、拾金不昧、见义勇为等好事反而做了不少。我这样打扮，一是酷，二是舒服，三是有个性，这有啥错？老师们虽然社会形象挺好，但那都是抽象的。就我们学校那些老师，一个个特土，有的根本就像大街上拉板车的，朴素倒是朴素，可这种土兮兮的模样，却一直是我们班同学的笑料。你说，这又有什么好的？老师们整天开口闭口讲创新，不说别的，仅个人形象这一点，我就觉得他们是几世纪一贯制，整个儿一批出土文物。有时我就想，为什么我们这些亲爱的老师不能漂漂亮亮、花枝招展起来呢？
吕发展(高二学生)：现在，高中生里谈恋爱的有的是，虽然不对，但老师也应该将心比心地引导啊，怎么能信口开河地损人家呢？比如，我们班的班主任有一次就在班会上气愤地说，某某女生在教室里抱着某某男生的腰如何如何，然后就是一番老生常谈的大道理。他们在教室里那样做自然不对，但这样提名道姓地说，让他们怎么办？有时，如果我们犯了错，而老师又没耐心教育我们，就会逼着我们把家长叫来，然后当着我们的面批评家长，有些话说得那个狠，简直就像拿钝刀子割人。这样一来，我们即便有事，也不敢对老师说，谁知道老师会咋想呢？有时想想，我们和老师关系就像老鼠和猫，老师抓，我们躲，根本没时间静下心来交流。这样，有些问题看似解决了，实际上却是永远冻结了。
在学生们的倾诉中，委屈成了主旋律，当我将学生们的委屈转述给几位老师时，他们也感慨万千，并结合各自的工作经历，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这些态度有的比较感性，有的比较理性，但不管怎样，这都是老师们通过学生们举起的镜子，照到的自己的脸。

第4章 追问5 颇费思量的话题——不容忽视的教师形象(2)

马驰(高级教师、团委书记)：现在的初中生可不比从前，小小年纪，就好像已经成熟了，啥都懂。不过，因为他们吃的苦少，不知道啥是甜，结果往往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自私心比较重。另外，由于一些学生有着这样那样的心理问题，如人际关系过于敏感，得理不让人，无理辩三分，思维偏执，不愿与人交流、合作等，这就使他们总觉得老师对自己不公平。结果，无论老师说什么、做什么，他们总不领情。在今天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里，作为老师，必须对自己的学生的未来负责，自然就管理得严一些，对学习抓得紧一些，但如此一来又让学生比较反感，工作反而更难做了。在今天当一个好老师，你既要让学生学习好，又要让他们做人好，这种二者兼得的教育，说起来很容易，但真正做起来时，却又难乎其难。
万雷(一级教师、心理辅导员)：在师生相处上，我的体会是要和学生贴心、交心，以老师自己的诚心换取学生的真心，只有这样，才能听到他们的心声，也才能以换位的思考方式来处理问题。其实，学生犯错误，初衷并不一定是有意的，很可能只是处理问题的方式失当。这时，谁给他们的理解多一点，关怀多一点，他们就会信服谁。大多数后进生并不是不渴望成功，只是他们真诚的渴望和暗暗的努力常常被一些老师忽视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常常迷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其实，对很多学生来说，榜样刺激的反作用的力量也是很大的。如果你经常表扬一位自己偏爱的学生，或者与学生的价值观念不一致的人，那么，你的表扬就还没有批评来得有效。尤其让人担心的是，许多老师不清楚学生心中的榜样是什么，却又总爱拿榜样说话，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这就需我们经常与学生交流，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用最好的办法引导他们向榜样学习，向英雄靠拢。
李秀英(二级教师、班主任)：我们班有一对同学谈恋爱，整天缠在一起，被我发现后，我也曾像书上讲的那样，和风细雨地跟他们谈心，然而，我觉得他们根本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虽然我耐下心来一遍遍地找他们谈心，可是不行，无论我怎么努力，他们还是没中断那种关系，只是不敢在校园里亲密罢了。还有，我们班几个男生把头发染得跟花瓜似的，根本就没个学生样，你一说他们，他们还蛮有理由，什么个性啊，时尚啊，讲得一套套的。现在，如何教育好这些“问题学生”都快成了我的心病，只要一见学生犯错误或者退步了，就总想教育一番。其实，我也挺累的，钻研业务的时间被占用了不说，个人的情趣爱好也没有了，家庭生活也过得一团糟，可学生们怎么就不理解呢？难道我们两代人之间的鸿沟真的就不能填平？
针对学生的委屈和教师的感慨，我采访了三位教育专家，虽然他们开的处方也很平常，但却触及了问题的核心。事实上，许多问题在我们看来十分难解，其实解决它们的办法却非常简单，就像要撬起地球，只需懂得杠杆的原理一样。
袁岳(社会学博士)：按照传统观念，学生听从老师是天经地义的。为什么在他们这代就成了难以忍受的压力？最本质的原因是，他们眼中的世界已经跟父辈的规则不一样了。他们在对世界重新定义。我对他们基本肯定，尽管从微观上看，这一代人让上一代人、特别是上上一代人感到舒服的地方不多。但只有当你感到不舒服的时候，才知道这真的是一代新人。现在，父母和老师都觉得孩子不好教育，我觉得大家是平等的，至少应该互相教育。老师和学生、父母和孩子都应该互相教育。
徐一田(大学教授)：学生受教育的过程是一种人格完善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本身人格力量所施加的影响。教师的人格力量是素质教育的重要保证。教师不仅要在自己讲授的课程中循循善诱，更要通过言传身教让学生懂得做人的道理。没有人能将自己没有的东西献给别人。要使学生树立坚定的信念和远大的理想，教师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师健康而丰富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十分重要，它可以影响学生领悟和体验生活与艺术，让学生学会不仅用眼睛而且用心灵去感受真善美。因此，即使有学生出现过失，身为教师，不应只想到“纪律约束”和“严厉整顿”，而应想到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引导、影响、感化他们。
毛亚庆(教育学博士)：知识是人类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系统，主要特点是客观性、工具性和逻辑性；而文化是社会成员从社会中学得的复合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等，以及其他能力与习惯。从两者内涵来看，那种认为只要掌握一定知识就等于拥有文化的观念是错误的，知识的拥有并不必然意味着文化素养的提高。当前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与我们对文化与知识的误读有着极大的关系。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文化容易被狭隘地理解为科学和工艺，知识和技术成为文化的唯一表达方式，而科学技术在运作过程中并非遵循效率原则，它总希望在运作过程中消耗最小的能量，而获得最大的输出。受这种效能标准的影响，学生在求知中自然追求实用，关心的问题不再是“这是真理吗”而是“这有什么用”？这句话意味着：“这种知识有没有销售市场？”为此，人们常把文化和知识放在一块，称为“文化知识”，这就隐没了它们之间的界限，导致了教育内容上的功利倾向。
在调查中，我发现许多曾经是准则的东西，现在却已成为造成师生关系紧张和教育教学效果不明显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教师竭力维护它的权威性，一方面学生拼命地想冲破它。
问题一：什么是教师工作的终极目标？
我认为，传递知识和技能固然是教师要做的事，但它决不应成为教师工作的终极目标。遗憾的是，学校和教师常把学生对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作为衡量教与学质量的唯一标准。如果说教师和学生还存在育和被育的关系的话，出发点大多是从维护和稳定学校秩序出发，往往只重视约束性教育，而忽视个性化发展。这样，即使认为学生有心理疾病，也很少有人去找教师倾诉或找专业心理医生诊断和治疗。于是，对诸如心理健康、道德教育、文明素质的课程，大多数教师只是要求学生死记硬背，一考了之，真正具体到实际的生活中，却软弱得像一根无法救命的稻草。所以，有的学生心理健康知识背得很多也很熟，但心理问题依然很多且难以排解；有的学生文明修养知识考得分很高，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依然表现得缺乏最基本的文明修养。这不能说不是教育的失败与悲哀。同时，对学生精神世界的忽视，还导致学生对学校教育的认识是“枯燥”“乏味”，对老师及其讲授的知识不能愉快地认同和接受，甚至表示反感。此时，无论什么样的教育目标都难达到。
问题二：用校规校纪约束学生，用体罚教育学生，究竟有多大作用？
不可否认，在现在的青少年中，有些人的素质的确下滑得严重，也因而出现了不少“问题学生”或“准问题学生”。他们贪图安逸，害怕艰苦，只讲实惠，不讲道德，只讲物质，不讲精神，丧失了健康的审美能力。怎么教育他们？在处理这些问题时，许多教师常忽略了他们生存、成长的背景，忽略了他们长期遭受歧视、冷落后所形成的逆反心理。这样，体罚现象虽然依然存在，但收效却极其微弱。当费尽心血换来的不是赞誉，而是变本加厉的歧视和冷落时，他们对校规校纪的约束，对体罚的教育还能有多少好感呢？在他们的思想里，认为冲破这些是敢于向自我也向社会挑战的“英雄”行为！所以，当许多教师感慨“不知道这些学生将来走向社会怎么办”时，我就想反问他们一句：这个问题该提给学生，还是该留给教师自己？
问题三：“师道尊严”难道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在调查中，我发现，很少有教师愿意承认自己的思想不如学生成熟，自己的观念不如学生先进。但他们依然善良地“霸占”了学生的思想领地，剥夺了学生申辩的权利，而不是像学生所希望的那样进行师生间的自由交流。这种凌驾于学生之上的师道造成了师生地位上的不平等，所以，更谈不上自由交流了。于是，学生便“怕”老师，在心理上与老师保留着很大的距离，即“敬”而远之。
在这种情况下再空谈“师道尊严”，除了使学生更加反感外，还能收到多大效果？我们的教师长期受“师道尊严”思想的影响，不少人师生民主、平等观念淡薄，这恰恰成为招致学生反感的重要因素。为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对教育发展的要求，突破传统师生关系上的领导与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的状况，建立科学、民主、平等的新型师生关系，是否应成为新世纪教师们最需要完成的重大转变？
美国著名教育家韦地博士曾花40年时间，收集了9万名学生写的信，信中描述了好老师的形象。我将这个好老师的标准概括如下：
(1)友善的态度。“她的课堂像一个大家庭，我再也不害怕上学了。”
(2)尊重每一个人。“她不会把你在别人面前像猴子般戏弄。”
(3)耐性。“她绝不会放弃，直到你做到为止。”
(4)兴趣广泛。“她带给我们课堂外的观点，帮助我们把学到的知识用于生活。”
(5)公正。“她会给予你应得到的，没有丝毫偏差。”
(6)幽默感。“每天她会带来少许的欢乐，使课堂不致单调。”
(7)品性良好。“我相信她也会发脾气，但我从未在学生面前见过。”
(8)良好的仪表。“她的语调和笑容使我舒畅。”
(9)师爱。“她让我觉得比我妈妈还爱我。”
(10)伸缩性。“当发现自己有错时，她会说出来，并尝试其他方法。”
(11)宽容。“她装作不知道我的愚蠢，将来也是这样。”
(12)有方法。“忽然间，我能顺利念完课文了，但却没察觉到这是因为有了她的指导。”
进入21世纪后，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我认为，在这个时代中，教师应该是这样的人——
(1)敢于不断挑战传统的创造者。静态地传道、授业、解惑，已不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只有动态地破旧立新，才能不断提高自己，升华他人。
(2)人格的塑造者和行为的示范者。“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教师永远应通过自己的言行为学生树立最真实、最生动的典范。
(3)爱心的奉献者。“爱是教育的永恒主题”，21世纪的教师更要把爱落实到既教会学生生存、发展，又教会学生关心、奉献于社会上来。
(4)客观公正的评价者。没有客观公正的评价，就不会有丰富多彩的创新，对学生的整体素质尽可能运用多元化的评估标准，是教师的神圣职责。
(5)终身学习的楷模。一个人只有不断更新其现有的知识，才能不落伍于时代，作为知识的传授者之一，教师更须如此。
(6)现代教育技术的专家和信息资源的导航者。在信息资源越来越丰富的时代，教师应该如灯塔，引领学生通过正确的方式自由弄潮。
(7)学习技巧的传授者。“教学有法，又无定法”，教师只有积极探索适合于所有学生和所有教学情景的教育教学方法，才能使工作卓有成效。
(8)独立研究、独立学习的指导者。“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个性化的人生，多元化的世界，必须由教师为学生正确导航。
(9)具备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双重功底的学者。社会越发展，越需要知识全面的智者，唯其如此，才能使判断更准确，才能使传道更有效，教师扮演的正是这种角色。
(10)课程设计的专家和开发者。21世纪的教师不再是单纯的课程讲授者，在课程的选择上，他们有更多的自由，设计和开发课程将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
(11)教育理论的研究者。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验证了理论。教师是最有资格从事教育理论研究的人，也是最需要理论指导自己工作的人。
(12)令人信任的心理医生。学生的心理健康重在预防，这就需要教师善于发现其心理问题，了解其异常行为的动因，巧妙地解决它。
(13)团队工作的专家。学生必须有鲜明的个性，教师的任务就是让学生的个性五彩缤纷，让学生自由体会文化多元与多元文化之美。
(14)改革的参与者和熟练的社会工作者。只有参与了改革，才能把握时代的脉搏；只有走向了社会，才能感受历史的风云。做不到这些，教师无法给学生指出正确的奋斗方向。
(15)既立足民族又放眼世界的文化传播者。２１世纪的教师应有能力既把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播给国际教育界，又把国际教育界的可取成果引进本民族中来，从而创立、完善、捍卫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教育。

第5章 冷眼1 异国的田野——青少年自费留学的审视(1)

作为各方面素质都比较高的学生，与其到国外读一般的大学，还不如在国内读名牌大学。我国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高校的教育教学水平，都在这些大学之上。如果在这些大学中完成了本科教育，然后再到国外攻读带有学术研究性质的硕士和博士学位，他们最终达到的实际教育水平，要比一直在国外留学的人高得多。
据国家教育部的不完全统计，自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截止到2002年年底，全国共约有50多万人通过国家公派、单位公派和自费留学渠道，前往103个国家或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学习。留学攻读的专业几乎涵盖了现有的全部学科门类，留学的规模和强度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前所未有。学成归国的与尚在国外的各类留学人员比例几近均等。我国的出国留学政策也在几经变革之后，在1992年前后最终形成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工作方针。
在我调查的不少城市中学，高中毕业前就已出国或正着手办理出国留学手续以及有此打算的学生竟占1/10，而有关统计资料也表明，在我国的出国留学人员中，青少年的比率呈逐年递增和低龄化态势，以至国家教育部于2000年发出通知，不提倡中学生出国留学，严禁小学未毕业的儿童出国留学。虽然如此，还是有相当多的家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纷纷将未成年的孩子送出国门。青春被留学撞了一下腰，在青少年自费出国留学热现象的身前背后，有着许多值得我们为之深思的东西。
2002年6月，我参加了河南财经学院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组织的留学生联谊会活动，会上，一位名叫黄晨的留学生的发言，引起了我的兴趣。这位年龄不到20岁、穿着打扮有几分前卫色彩的年轻留学生一发言便直奔主题：“我上高中时学习可不好，班上的其他同学也一样，当别班的同学都在备战高考时，我们班的同学就忙着出国。在英国，只要你过了雅思，上大学比国内容易，除了剑桥、牛津这样的世界名牌大学外，一般大学随便挑都没问题。你握着大把英镑，哪个学校不眼馋。”
在采访中我了解到，像黄晨这样因学习成绩不如意，在国内上不了理想大学或者很可能考不上大学，索性通过留学拿个“洋文凭”的学生，并不在少数。这对他们来说，是个不错的捷径。正是看中了这条捷径，很多家长才把平时省吃俭用，积蓄多年的钱毫不心疼地拿出来。对家长们来说，让孩子留学，既可以自由选择好专业，又可以学习外语，将来就业肯定更有竞争力；同时，学习成绩不如意的孩子，长期生活在国内应试教育的环境中，容易产生心理障碍，而通过留学，换个比较轻松的环境开始新的生活，也是使其健康成长的有效途径之一。
在我采访的留学生家长中，何女士的心态很具代表性。
何女士的女儿在小学、中学时学习成绩平平，但孩子的自尊心、好胜心却特别强。因为中考成绩不理想，何女士曾花重金把她送进了某重点高中。在这里，尽管孩子下定了决心，拼足了心劲儿，无奈基础太差，再怎么努力，成绩也提不上去。一来二去，她的学习成绩不见上升，心理负担却不断加重，到高二时，原本活泼开朗的女孩变得日益孤僻、冷漠、自卑、忧郁，整天心事重重。照这样的精神状态发展下去，到高三毕业时，令人担忧的将不是高考的结果，而是孩子的身心健康了。为此，何女士常忧虑得愁眉不展，茶饭不思。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何女士听说了自费留学的事，她似乎一下子便找到了一条让女儿上大学的捷径，自然立即着手准备出国事宜。很幸运，半年多以后，当同学们还在为考大学挑灯夜战时，何女士的女儿已登上了飞往美丽的枫叶之国加拿大的班机。由于在中国所受基础教育的扎实基础，经过一个学期的语言培训和预科学习后，孩子顺利考上了当地的大学。松散式的教育方式及宽松的生活环境，使孩子不但恢复了从前的开朗与自信，还能利用学习间隙打“零工”，挣假期旅游的费用。
“别人备战高考，我们忙着出国”，从黄晨与何女士的女儿的故事，我们应该看出，对比国外的教育方式，我们的某些教育方式的确存在不少待改进之处。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差生”或曰“后进生”问题，一直困扰着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教育界人士，更为这个问题伤透了脑筋。为了提高教师们转化“后进生”的积极性，许多地方曾纷纷出台了相关的奖励措施，有些措施也的确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然而，这个问题依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在此情况下，作为家长，他们肯定要想办法使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即便这些孩子中的一部分人被老师们宣判了“死刑”，而出国留学，到一个新的环境中重新学习和生活，使孩子恢复向上的自信心，便成了一些经济条件不错的家长们的普遍选择。事实证明，这也的确是一个相当明智的选择。我真心希望我们的教育工作者能从这个现象中受到启发，以便在新的世纪中重新审视我们的教育，重新界定所谓“后进生”的范围，不要轻易给任何一个学生“判刑”，要力争让所有的学生都能幸福生活在灿烂的阳光之下。这才是教育最神圣、最伟大的意义。
为了做好这篇关注青少年自费出国留学热的文章，我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先后接触了数家自费留学中介，并与其中几家的负责人进行了深入交谈，还曾假借学生家长及有出国打算的大学毕业生的名义，参加了几次由这些中介组织的各种联谊会、报告会、交流会等活动，目的就是尽可能全面地了解这一行业，更好地把握青少年出国留学热现象。因为很多人对国外的教育体制、申办留学的程序等并不熟悉，对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专业，如何申办签证等无从入手，必须需要中介提供良好的咨询服务，给予准确有效的信息及合法的业务指导。
在某中介我看到，尽管天气寒冷，但这里依然热闹非凡。就在我等待该中介负责人接受采访的半个小时里，就见到了不少家长。他们有来咨询留学事宜的，有来为孩子办留学手续的，也有抱着货比三家的心理专门打探中介情况的。据该中介负责人讲，最热闹的是8月份，到中介来的家长多得像赶集似的，虽然全郑州市正规的自费留学中介就有七八家，但仅他这里每天就要接待不下上千人。他同时也承认，来他这里咨询的家长虽然很多，但最后真正签约的却寥寥无几，因为几乎所有的家长在为孩子正式办理留学手续前，都要接触不下二三十家中介，其中包括所谓的“黑中介”，至于最后花落谁家，那就要看各自的招数了。
应该说，我接触到的自费留学中介还是很正规的，它们有政府教育部门开办的，如郑州教育对外交流中心；也有高校开办的，如河南财经学院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它们对国家有关留学的政策与国外的教育、文化情况比较熟悉，也有从事教育服务业务的经验，并和国外的教育机构、学校建立有一定的联系。比如郑州教育对外交流中心还专门开办有旨在强化学生外语能力的语言学校——郑州国际语言学校；河南财经学院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不但负责将学生送出国门，还在中秋节、圣诞节等节日期间，派专人出国看望留学生们，使他们真正感受到来自中介服务的负责。
但也必须承认，随着众多国际教育机构纷纷抢滩中国教育市场，自费留学中介也随之急剧增多，出现鱼龙混杂的情况就不可避免。自1999年8月起，国家教育部会同公安部对全国的自费留学中介进行了审核，此后分批对其中228家的资格予以认定，对450家的资格不予认定。从总体上看，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非法中介(即所谓“黑中介”)、无照经营、转租转包、高额收费、擅自扩大业务范围、签约学校质量低劣等。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致使不少家长对自费留学中介有着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感觉，普遍抱着又爱又怕的心理。
对中国的青少年来说，能出国留学是梦寐以求的美事。然而，由于国情所限，能真正走出国门，到异国他乡留学深造的，毕竟只是少数，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自费留学的高额费用。可以说，即便是城市中上等收入的家庭，要想让孩子到中等以上发达国家顺利读完四年大学，基本上也要拿出全家所有的积蓄，甚至还要向亲朋举债。一位准备到英国波恩茅斯读计算机专业的、名叫禹洋的学生就告诉我：“为了我出国留学，家里拿出了所有的积蓄，亲戚们也帮衬了不少。”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我就自费留学问题采访部分家长和学生时，听到最多的话就是谈钱，这其中第一是谈留学所需的各项费用，第二是谈出国之后的打工收入，而后者也是大多数中介、家长、学生津津乐道的。黄晨告诉我：“在英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后，看着卡上的钱直往下掉，你立马就想打工。”何女士也高兴地说女儿打零工挣到了假期旅游的钱。正因如此，不少家长和学生对在国外半工半读的留学方式抱有特殊的好感，甚至将其作为自己敢于留学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他们其实不知，只有极少数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规定某些持学生签证者，每周可以工作15—20小时，而有些国家是严禁学生做兼职的(如英国)，另一些国家则要求留学人员必须向劳工部门申请并获许可后，方可工作(如美国等)。

第5章 冷眼1 异国的田野——青少年自费留学的审视(2)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英国留学生，给我讲了一段自己的打工经历，听来让人感慨万千。他说：“过去在家时，我好吃懒做，花钱没数，馆子常下，衣服常买，可到了国外之后，才发现自己有多穷。为了省钱，我最爱在超市快关门时买快过期的食品，有时吃到连自己都反胃了，也只能忍着，从不敢下馆子打牙祭。我把花的每一个便士都仔细地记下来，生怕由于疏忽，在什么地方浪费了。”到英国的第一个月，他就急着打工，第一份工作是在快餐店收拾餐桌，楼上楼下，里里外外跑个不停，垃圾袋满了要换，餐桌脏了要擦，还得切菜、洗碗、拖地板，反正老板不会让闲着。“两个星期干下来，人累得连死的滋味都有了，也才挣到60多英镑。”
然而，并非所有的留学生及其家长都主张在留学期间打工。一位同时把女儿和侄女都送到英国留学的李师傅就说：“出国的目的一定要明确。是打工，学习，还是深造？不弄清楚不行。虽说打工能挣些钱，但最多也只够维持日常生活的基本开支，根本不可能发什么财，所以，我不主张让孩子在留学期间打工，尤其是在上课期间。我投入这么多钱，目的就是让她们好好学习，学到手的知识比打工挣的钱更重要，也更有价值。只有把本领真正学到了手，你的投入才会小于产出，也才会最划算。”
王寒是新近归国的金融学硕士，他这样告诉我：“上学期间，打工很不合算，毕竟，打工是很累的事。很多留学生刚出国时白胖白胖的，但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变得黑瘦黑瘦。这是因为一不习惯吃西餐，二是口袋里没钱，不敢吃。在英国，一根黄瓜都要卖到10多元人民币。本来就吃不好，再利用休息时间出去打工，一干就是七八个小时，谁受得了？英国学生打工，是生活习惯，收入也高，但中国人就不行。虽说很多留学生咬牙坚持住了，但往往是上课打瞌睡，成绩往下滑。花了几十万元去留学，到头来却没学到东西，虽说打工挣了几千英镑，可这成比例吗？说它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不为过吧？”
王寒最后对我说，如果家长真想把孩子送出国，就一定要准备好足够的钱，千万不能让孩子在留学期间为钱发愁。那种抱着准备一年或半年的钱，其余部分靠孩子自己打工挣的想法，不现实，也是残酷的。就他所知，很多这样的留学生因此而拿不到毕业证，到头来只能一事无成。
学者陈屹在《美国素质教育大参考》中这样写道：“在国内，一些父母不惜拿出自己后半生养老的积蓄，迫不及待地把子女送到国外留学。表面上，孩子们在美国学习进步，身体健康，财源确保，父母也心中石头落了地，认为终于力所能及地领孩子走上了一条前途似锦的大道。然而，在很多小留学生内心最深层的角落里，有一块不被人知，但是永恒缺离、难以弥补的版图。”陈屹说，这个版图就是小留学生因为始终难以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而缺少知心朋友的孤寂心理，“当我问到他们小留学生出国的最佳年龄时，孩子们说：‘不是实际的年龄，而是实际的心理年龄，以及对诱惑的承受力。’”
在采访中，我也感受到，的确有不少家长因盲从和欠考虑，花了不少钱送孩子留学，结果却事与愿违：孩子在国外或因受不了那份刻骨铭心的孤寂，或因语言学习一直过不了关而灰心丧气，继而失去继续学习的勇气；更有不少年轻的留学生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因感受到国外高度开放的环境、松散式的教育方式而彻底放松，全盘接受了西方社会的事物，包括一些不良文化、不良习性等，从而失去了中国人最可贵的本质。这最后一种情况，就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哀了。而这些恰恰都与孩子们的心理年龄有关。
事实上，随着青少年留学热现象的日益凸显，这方面的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综合各方面的采访事实，我认为，要使这块心灵的版图不至于在留学中破碎，年轻的留学生们就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多加努力。
第一，要有对孤独的忍耐力。刚到国外时，没有朋友，孤单一人，再加上语言的障碍，很多事情都只能一个人默默地承受。当别人热热闹闹地参与不同的团体生活，而你只能寒灯对愁；当心中难过，想找人倾诉，或者当遇到挫折需要安慰与鼓励，而亲人与朋友又都在万里之外时，你一定要有信心独自忍受孤独。只有这样，你才能在痛苦中扬起阳光灿烂的笑脸，才能幸福而又快乐地走过一个个“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日子。
第二，要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很多青少年在出国前什么家务也不做，但出国之后，一切都只有靠自己努力才能“丰衣足食”“保障供给”。洗衣、做饭、买菜、乘车，这些最基本的生活技能必须掌握，然后才能自如应付每天的日常生活。今年刚刚出国的郑铁一中的王羽说：“在出国前，我妈教我做了三样菜：炒土豆、炒菜花、炒米饭。我还练习洗衣服。家里出这么多钱让我留学，不是让我度假的，我应该做好吃苦的准备。”
第三，要有人际交往的能力。“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对绝大多数留学生来说，出国就意味着一无父母，二无朋友，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得靠自己重新建立。只有善于和不同的人打交道，留学生活才会快乐、充实、幸福。然而，交朋友也要慎重，尤其对留学生来说。王寒就说：“出国后，最好尽量避免和中国人在一起，因为它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考试不好过。一群中国人整天呆在一起，和没出国有什么两样呢？交朋友，最好多交外国的朋友，只有这样，才能深入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文化。”
张凡(化名)是郑州某重点中学的高一学生，班干部，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体育、艺术方面也很有专长，是老师眼中的“准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但他却在高二时留学去了新西兰。我带着疑惑采访了他的父亲。因为在许多人的观念里，只有对学习较差或考不上大学的学生，家长才考虑花重金让其出国留学以寻求新路，以张凡的成绩，在国内考取重点大学是不成问题的，为什么也要不参加高考就出国？
张凡的父亲告诉我，不让孩子参加高考他不觉得遗憾。他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质量之高，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比的。孩子在国内接受了10年的基础教育，该打的基础都打得差不多了，接下来最重要的是学习方式、思维方式的更新。国内高二、高三的教学基本上都是围着高考指挥棒转，对学生创造力的培养不利；而西方教育则提倡独立思考，让学生充分发挥个性，鼓励学生提千奇百怪的问题，创造力可以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尤其是对国内各方面都比较优秀的学生来说，这就显得非常重要。正是考虑到这些，他才下决心让孩子到一个全新的环境里接受锻炼，之所以选择新西兰，是因为那里的费用相对别的国家比较便宜。
针对张凡现象，我采访了某留学中介资深专家李先生。李先生对我说，张凡父亲的这种看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个人认为，这种做法不可取。李先生说，作为各方面素质都比较高的学生，与其到国外读一般的大学(因为名牌大学的录取条件非常严格甚至苛刻，一般留学生很难顺利考入)，不如在国内读名牌大学。我国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高校的教育教学水平，都在这些大学之上。如果张凡在这些大学中完成了本科学历的教育，然后再到国外攻读带有学术研究性质的硕士和博士学位，那么，他最终接受的实际教育水平，将会比现在这种方式要高得多。
长期以来，“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一直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人才观念。这主要是因为距离产生了美。但有关专家却指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不错，可念的却未必都是“真经”或者即便是“真经”，但因中国土生土长的“菩萨”们听不懂，到头来“真经”也成了“假经”或“无用经”。
在采访中，我听说了这样一件事：半年前，学成归国的李星(化名)到郑州某科研单位应聘计算机软件开发方面的工作。在应聘前，他信心满怀，觉得凭着自己十几年的留学经历、一口流利的外语、高超的计算机水平，得到这个工作应该是易如反掌的事。然而，当他站在评委面前回答评委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时，他却发现自己的表现如此地令人尴尬：由于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在国外生活和学习，较少接触国内人士并用母语和人交流，所以，他的母语水平比较差，要流利地回答评委们的提问，必须使用英语，而评委们是清一色的中国人，虽然对他的答案也能基本正确地理解，但他们考虑到自己的职员将来面对的人毕竟以国内人士居多，李星的母语水平又不足以与国内人士交流，势必要影响工作及与同事间的人际交往等因素，只好忍痛否决了李星的工作申请。事后，李星对我说，这件事对自己的打击很大，使他甚至有些后悔不该那么早就出国留学。
的确，虽然留学生们在国外学习到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崭新的思维方式，但中国自有长期形成的特殊国情，即便现在加入了WTO，也并不是说这个特殊国情就会一夜突变。这样，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和崭新的思维方式就须通过变通的方式“入乡随俗”，然后才能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在国内接受过完整的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然后才出国的高级留学人员还好说，因为他们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接受这种“入乡随俗”的变通方式；可没有在国内接受过大学教育，甚至连完整的基础教育也没完成的中初级留学生就不好说了，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西化得比较严重，很难接受这种“入乡随俗”的变通方式，从而只能高不成，低不就地悬在空中。
青少年自费留学本身是件好事，它可以从另一条途径解决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如入学率低、教学内容呆板、教学方式单调等，同时它也体现了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鼓励了民众通过多种渠道学习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为建设国家服务。但如果对青少年自费留学工作不加以科学有效的管理与引导，就可能出现良莠不分、盲目消极和适得其反的结果，特别是家长不要只为孩子躲避高考的激烈竞争或纯粹为了一张“洋文凭”而送子女出国。毕竟，国外的教育水平参差不齐，一些高学历专业在国内也未必就能有用武之地，而同样的知识和能力，用低于国外10倍的投入就能在国内大学获得，又何必多走许多“弯路”呢？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希望广大家长在让自己的孩子出国留学前，认真考虑各方面的问题，力争使自己高额的投入，能尽可能成功地取得同样高额的回报。

第5章 冷眼2 开卷有益——什么样的文字最有味道

仰望人类思想的星空，是经典阅读的基本价值，也是中学生最需要的精神大餐。在经典阅读的道路上，中学生步履蹒跚甚至走错了方向，原因在于，他们是在被动地进行功利性阅读，而不是在主动地进行欣赏性阅读。要让中学生从繁重的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去自由地仰望思想的星空，成人们手中的路标还应及早修正方向。
阅读是幸福的，阅读是快乐的。通过阅读，可以舒展心灵的翅膀，让笑容变得灿烂；可以仰望思想的星空，让目光变得深邃；可以搭建理想的阶梯，让岁月变得充实；可以品味别样的人生，让生活充满阳光。我们提倡健康的阅读、向上的阅读，我们热爱自由的阅读、理性的阅读，因为我们向往步步成功、追求天天进步。给每一天留下阅读时间，给每一个阅读时间留下宁静心情，给每一份宁静心情留下悠悠书香，四季将因此而充满温馨，青春将因此而溢满甜蜜。
在阅读的队伍中，中学生始终是一支强大的生力军。每逢节假日，大小书店总会被中学生青春四射的活力所征服，洋溢在他们脸上的那份沉醉、那份痴迷、那份纯真，深深感动着许多早已成年的读书人。进入中学生的阅读世界，了解中学生的阅读现状，正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他们的阅读方向，引导他们在健康阅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2003年5月，我通过多种方式，走进了中学生的阅读世界……
“青春阅读，阅读青春。”当我在“中国学生网”上做调查时，一位网名“小胖儿”的高一学生如此解释青春阅读。对他的解释，绝大部分参与在线调查的中学生表示赞同。一位网名“可人”的高三学生，还对这句话稍作修改，使答案更加深刻：“在青春里阅读，在阅读中青春。”
在青春里阅读，中学生首选适合他们口味的畅销书。最近，他们将目光投向了《24重人格》、《哈利·波特》、《魔戒》、《蛋白质女孩》等。谈起这些书中的情节，他们差不多个个眉飞色舞，乐不可支。“到底什么才能对付吸血鬼，是十字架还是木鱼？”类似问题常被他们争得面红耳赤，热闹非凡。
前不久，郑州一家学生书店举行了一次成功的换书节，中学生自然是首当其冲的生力军。但我发现，在拿来交换的书中，畅销书占了较大比例，其中不少还是上述畅销书中的最新版。对此，中学生的解释非常简单：“e时代看书要赶潮流，看过就扔才叫爽。”这种阅读心态让家长和教师十分担忧，认为靠吃文化快餐长大的中学生缺乏厚重的文化底蕴，可专家却说：“只要孩子爱读书，吃快餐又能怎么样？”
的确，阅读是个性化的行为，读什么、怎么读，受阅读主体的爱好、性格和审美水准制约。在调查中，我提出：“如果完全从自己的爱好出发，你们喜欢读哪些书？”中学生的回答表现出丰富的阅读取向：或喜欢科幻，或喜欢卡通，或爱读武侠，或爱读侦探，还有的爱读恐怖小说。许多人读过所有自己喜爱的那类书，对书中的人物、情节了如指掌。这又是在阅读中青春了。
实际上，许多中学生对他们喜欢的书的了解，远远超过了老师、家长和周围的人。他们苦于找不到讨论对手，不得不常在网上寻找知己，在BBS上发帖子，在聊天室里穷聊猛侃，而没读过这些书或了解不多的家长和老师常常主观、武断地否定和加以指责，他们对此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许多被调查的中学生反映，他们的阅读爱好得不到理解和支持，不得不压抑自己的爱好，被迫去读那些老师和家长认为应该读的书，时间一长，就慢慢失去了阅读的兴趣。
舒展心灵的翅膀，是青春阅读的最大魅力，也是中学生阅读青春的最大收获。在青春阅读的道路上，为中学生少设几道坎，多架一座桥，使他们的青春世界充满阳光，应成为家长、老师乃至全社会的共识。要知道，心灵的翅膀一旦被束缚，无论多么自由广阔的天空都不会再属于我们的孩子。
经典阅读，阅读经典。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具有恒久生命力的经典名著凝结了人类的智慧，对人类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也塑造了今天的世界。阅读经典，对健全中学生的心灵有着重要作用。北京中学生周密在接受我网上调查时说：“经典名著的语言、情节、人物形象对读者产生的震撼力，远非流行文学可比。读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时，我哭得稀里哗啦，比看言情小说的感觉爽多了。”
正因如此，从家长、教师到社会，都提倡和鼓励中学生阅读经典。教育部新修订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就明确指定了中学生课外文学阅读必读的30种文学名著，并具体规定了阅读总量。可中学生的阅读现状却是，除少数同学阅读了一些经典名著外，大部分同学对它们敬而远之，很多人没读过《战争与和平》、《复活》、《三国演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楼梦》等。
为此，一些家长和教师常埋怨中学生阅读趣味低下：“名著都是为世界所公认了的好书，他们不去读，却整天沉迷于乱七八糟的东西。这是为什么？”
郑州中学生王丹给我的一封电子邮件从一个侧面回答了这个“为什么”，她说：“老师要求我们读名著很死板，他规定你在一定时间内读多少本书，然后写多少篇读后感。很好的一件事，却被要求程式化完成，我们很厌烦。读书，应该是在清晨、在午后、在静夜，在河岸边、在草地上、在安静的房间里，无拘无束地读，轻轻松松地读……这样读书才算是享受！而现在呢，每天有做不完的作业题，每周有考不完的测验题……没办法，鲁迅、托尔斯泰、曹雪芹，统统搁一边吧！至于读后感，这里抄一段，那里凑一句，对付老师的任务就行。”
为了表示反抗，中学生甚至提出了自己的“四大名著”，即《机器猫》、《阿拉雷》、《圣斗士》、《新世纪福音战士》。同时，对并不被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界广泛认可的武侠类小说，中学生也反其道而行之，将其列入了“最值得阅读的经典名著”。复旦大学附属中学一位网名“侠客”的高中生就说：“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你看金庸小说的话，你会看到书中透出一股正气，那是一种爱国的精神。武侠小说也有它的价值，值得我们去爱去欣赏。”
仰望人类思想的星空，是经典阅读的基本价值，也是中学生最需要的精神大餐。在经典阅读的道路上，中学生步履蹒跚甚至走错了方向，原因在于，他们是在被动地进行功利性阅读，而不是在主动地进行欣赏性阅读。要让中学生从繁重的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去自由地仰望思想的星空，成人们手中的路标还应及早修正方向。
实用阅读，阅读实用。对相当多的中学生来说，通过实用阅读提高学习成绩，既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也是不得不如此的事。“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不管什么事，总要从两方面看。在特定的学习阶段，将阅读重点适当转向实用，也不失为搭建人生理想的阶梯的捷径。何况，实用阅读对中学生牢固掌握和运用所学知识，也起着重要作用。只不过，做任何事都要讲究适度，过犹不及。如果一味地讲实用，那么，书读得越多，路走得越短，不但通往理想的阶梯搭不好，而且还很有可能失足落入自己挖下的陷阱。
最近，武汉市教科所对湖北省实验中学、武汉市第三中学、武汉第一中学等三所重点高中和八所普通中学发放了读书调查问卷2150份，回收2111份。统计结果显示，68%的学生认为读书是为了成为“大款”“大腕”，其中13%的学生竟然表示只要有钱，干什么都行！同时，15.8%的学生认为生存才是人的第一需要，道德完善是以后的事；21.85%的学生认为，现实社会无道德可言，“钱”“权”才是最重要的，目前唯有高考可以通向成为“大款”“大腕”的成功路。
阅读的观念实用到了这种地步，是非常危险的。导致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又是什么呢？是升学的压力。在升学的高压下，中学生只能放弃舒展心灵的翅膀的渴望，放弃仰望思想的星空的梦想，而将目光永久停留在教材和教辅读物上。他们在打开这一扇窗的时候，却重重地关上了另一扇窗，而本来，是不必要这样做的，因为两扇窗完全可以同时打开，区别只是这一扇开得稍微大一些，另一扇开得相对小一些。中学生这种并非明智的做法，理应由家长和教师给予理性修正，可他们却偏偏感性地送去了热烈的掌声。
2003年5月11日，我在郑州市购书中心看到，许多家长和孩子一道挑选各类教辅读物。一位高二男生的母亲忧心忡忡地说：“孩子其实很喜欢阅读课外书，但总成绩一直不太理想。明年就要高考了，今年无论如何不敢掉以轻心。课外书绝对不能看了，名著也不例外。”在这位男生旁边，一位中学女生麻木地翻着“课课练”之类的书，她的母亲自豪地说：“我既不强求也不反对孩子读课外书，可她知道现在该读什么书。”有意思的是，当母女俩走到文学类图书区时，女孩的目光始终不肯离开几本正在流行的校园小说，尽管她最终也没走上前去。
搭建理想的阶梯固然是实用阅读的出发点，可实用阅读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中学生整个中学时代的阅读主流。如果中学生的书架上摆放的只有教材和教辅读物，那么，单纯用它们搭建的阶梯，又可能会通向什么样的理想呢？
另类阅读，阅读另类。对酷爱时尚的中学生来说，通过另类阅读，可以寻找到生活的轻松感、新鲜感、刺激感，品味别样的人生。因而，尽管家长和老师一再告诉他们要远离另类阅读，以免时间长了深受其害，他们依然对此流连忘返。当然，阅读的渠道、时间和地点，都是秘密的。
有调查数据显示：在各类书籍中，卡通类最受中学生欢迎，比例为57.6%，明显高于其他种类的书籍；此外，文学类占33.3%、人物传记类占25.8%、武侠类占24.2%、教辅类占24.2%、科普类占22.7%、社会综合类占6.1%。究其因，是卡通类的人物造型超现代化和理想化，表现形式通俗易懂，故事情节贴近中学生心理，表现手法带有很强的夸张性；同时，其诙谐幽默的故事内容，连贯的情节性，可以使中学生在捧腹大笑之余缓解由学习带来的紧张压力。
5月13日，我在郑州市商城路上的一家租书店看到，这里的书架上摆满了以中学生为阅读对象的卡通图书。书店的老板告诉我，这类书在风格上截然不同，女生卡通多是些构思精致的故事、刻画细致的人物、超越时空的爱恋，很少有深刻的思想内涵；男生卡通则往往表现热血励志的气概、坚忍不拔的毅力、果敢决断的性格、英雄末路的悲壮。这位老板坦言，这些书的出租率最高，但长期阅读不利于中学生的健康成长。
在另类阅读中，“口袋书”也因其携带方便、品种丰富、价格便宜等优点，在中学生里十分流行。可据我调查，这些“口袋书”大多格调低下、内容庸俗。在郑州市某中学附近的租书店内，我看到《妾本风流》、《侬本多情种》、《花魁娘》等艳情“口袋书”一字排开，差不多有上百本。我随手翻看了其中的一本，就发现了大量的性爱描写。这些内容连成年人看了都要脸红心跳，可旁边的几个女中学生却读得旁若无人，津津有味……
“口袋书”之外，中学生感兴趣的还有妖魔鬼怪类和恐怖类图书，如《魔戒》系列、《妖湖怪谈》系列和《星球大战》系列等妖魔鬼怪小说，《鸡皮疙瘩》丛书、《幽灵街》丛书、《恐怖俱乐部》丛书等恐怖小说。谈起对它们感兴趣的原因，一位初二学生说了两个字：“刺激”。这位学生并不知道，如果长期沉溺于这类图书，他的身心健康将会受到终生难以弥补的伤害。
品味别样的人生，是中学生另类阅读的良好初衷，但由于理解力的限制，他们又往往难以辨别其中的善恶是非，这样，另类阅读就给人以高空走钢丝的感觉。鉴于此，家长和教师就要积极行动起来，通过向中学生展示人类生活的美好前景，推荐他们自由阅读优秀图书，以鼓励他们热爱真善美的生活，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想像力，为他们未来的美好生活奠基。同时，中学生自己也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好书可以成为人类进步的阶梯，而坏书却可以成为人类自戕的坟墓。

第5章 冷眼3 踏草寻蝶——青少年春游的困境(1)

大型集体外出活动，不仅要在交通工具、路线、行程等方面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更重要的是如何保障师生安全，不发生事故。虽然学校会尽一切努力做到不出事，但人算不如天算，谁也保不准会在什么地方出差错。如今，家长和社会的法律与权利意识强了，一旦发生学生伤害事故，就会将学校告上法庭，提出巨额经济赔偿。
3月26日是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这个从1996年开始设立的“安全教育日”，已成为中小学安全教育中的一项制度。大地回春，花开燕归，正是走出户外，尽情享受大自然无限美景的好时节。往年的这个季节，许多学校都会组织学生集体春游。然而，当步入新世纪之后，这种极富情趣和教育实践意义的活动，却越来越少，在有些学校甚至难觅其踪。
春游被什么绊住了脚？
近些年来，因春游等学生集体活动而引起的校园伤害事故时有发生：1992年7月23日，郑州市某小学组织该校40多名到黄河游览区游玩，学生张某因滑入引黄入郑渠而溺水死亡；1996年11月3日，洛阳市某中学近百名师生在济源市旅游，学生温某坠崖死亡，家长索赔32.5785万元；1998年4月2日，四川省达县九里乡初中初一164名学生在春游时，因所乘渔船翻入水中，致使10名女生溺水死亡；1999年4月16日，门头沟驾庄中心小学的彭某在参加学校组织的到富国海底世界娱乐有限公司的春游活动时被挤倒致伤，彭某索赔11万余元；2000年3月31日，成都少儿文化艺术学校的罗某在参加学校组织的野炊活动时被烧伤，家长索赔41964.03元；2001年3月21日，重庆开县南雅中学97名学生在10名教师的带领下春游时发生车祸，2人重伤、17人轻伤……
这些事故不仅给伤亡师生的家庭带来不幸，而且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为此，教育部、交通部、公安部多次下发有关文件，要求确保学生春游和其他集体活动的安全。河南省教育厅也于1999年3月8日制定了《河南省中小学安全工作暂行规定》(试行)。在这些文件中，要求中小学安全工作必须遵循“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加强教育、群防群治”的方针，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对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春游、夏令营、外出参观等和社会上要求学生参加的各种大型外出活动，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努力做到“安全第一”，坚决避免好事变坏事，喜剧成悲剧。
基于这种情况，一部分学校在组织包括春游在内的其他集体外出活动时，开始变得谨慎，轻易不再组织；另一部分学校则干脆抱着“宁可不出门，也不能出事”的态度，因噎废食，基本放弃；还有一部分学校则提心吊胆，一步三回头地时断时续，且走且望。
在郑州市某中学，当学校领导得知了我要采访春游的来意后，很快便婉言谢绝了。倒是一位老师说了句：我们学校自1998年建校以来，就没有组织过这方面的活动，你们这么一调查，说不定学生还真有这方面的想法了。
他们为什么如此害怕春游呢？在我的一再请求下，该校的一位领导终于道出了原委：安全问题，防不胜防。
他说，大型集体外出活动，不仅要在交通工具、路线、行程等方面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更重要的是如何保障师生安全，不发生事故。虽然学校会尽一切努力做到不出事，但人算不如天算，谁也保不准会在什么地方出差错。而如今家长和社会的法律与权利意识比十几年前大大增强了，一旦发生学生伤害事故，就会将学校告上法庭，提出巨额经济赔偿，从而成为困扰学校、教育行政部门的难点问题。况且，安全问题实行的又是“一把手”负责制，不管哪里出现问题，都是校长的责任。如此一来，谁还敢迎着刀尖上？
在1996年以前，郑州市第十二中学的校外活动基本上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学生的集体活动一般都以班为单位，由班主任来组织。但班主任一个人毕竟精力、能力有限，虽没有出过大问题，但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因为没有学校出面组织，老师在一定程度上承担风险，令老师谨小慎微，学生也放不开，起不到活动本身应有的效果。
为此，经过学校研究，从1996年开始，由学校出面，每年组织至少两次以年级为单位的学生校外集体活动，并纳入学校的德育计划。两次活动是4月初的到烈士陵园扫墓和11月份的远足活动。前者主要是针对一年级学生，让学生通过活动缅怀革命先烈，理解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后者一般由二年级的学生参加，让学生领略黄河母亲的神韵，同时也是一次“吃苦”教育。说它是“吃苦”教育，是因为它最具挑战性，从学校出发步行到黄河边，单程19公里，对学生的毅力、意志、身体条件都是一次考验。
对一些学校因怕出意外，不敢组织学生出游的问题，该校政教部主任王东喜说，只要安排周密，部署得当，一般不会出现大问题。但他也坦陈：学校组织这些活动，也冒有一定风险，大家之所以觉得学校活动搞得好，是因为这么多年没出现过大问题。如果发生一次意外，那就“一丑遮百俊”，所有的成绩一扫光了。
2001年3月20日，我曾接到原阳县某乡村小学校长的电话，他希望我帮助他联系一下郑州市动物园，看是否能对小学生实行票价优惠，因为他们准备组织全校近50名学生到郑州市动物园春游。我问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时，他说自己是在批改孩子们写的《我的理想》作文时受到触动的，因为他注意到孩子们对自己的理想表达得十分空洞和苍白，有的甚至都不知道理想到底是什么。“孩子们什么都没见过，能写出啥呢？”他颇为沉痛地说：“虽然我们这里很穷，出来一趟很不容易，但为了让孩子们见见世面，我们就是再穷、再苦、再难，也要组织好这次活动。”
对春游，家长们也有不同意见。
观点一：对待春游，学校谨小慎微、胆小怕事的做法不可取。对于天性活泼好动的中小学生来说，由于长时间被限制在校园这个狭窄的范围内，心理上时常感到压抑，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其健康成长，而且这种做法并不能从根本上避免或消除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甚至适得其反。所以，我们希望学校给学生安排适当的校外活动。至于学校把学生的春游活动委托给旅游公司全权代理的做法，我们认为这是学校想逃避教育责任，也达不到春游的目的，而且这样做还加重了家长的经济负担。
观点二：春游还是有必要的，但不一定非得由学校出面组织，我们更倾向于自己带孩子出去。一是可以根据孩子的兴趣特点，到他愿意去的地方，看他愿意看的东西；二是与家长在一起也比较放心。
观点三：孩子最重要的是搞好学习，所以，春游不春游无所谓。再说，“游”也并不一定非得在春天，寒假、暑假都可以，而且这些时间会更充足，更能让孩子开开心心地玩个痛快。平时还是抓紧学习好。
在调查中我发现，学校不主动组织春游，并不是说学生也主动放弃了它。事实上，很多中学生表示即使学校不组织，他们也可能会瞒着学校和家长，采取“地下行动”，即约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外出踏青。面对这种更具危险性的现象，有的学校左右为难，还有的干脆采取“偷工减料”的方式，进行其他一些组织难度小、安全系数高的集体活动。如某中学老师告诉我说：“我们学校虽然不组织春游，但我们组织了许多其他集体活动，如参观省气象站、省博物馆、郑州市购书中心等，一样把集体活动搞得丰富多彩。”
可是，对这种变味的“春游”，学生们的感觉是：一点也不开心。因为城里的孩子更强烈地要求至少到近郊去看看山和水，接触一下纯自然的美景，也愿看看农家的牛棚猪舍等纯乡村味儿的东西，有的还表示如果能远一点更好，比如游览一些名胜古迹等；而乡村的孩子则希望能到城里的动物园、公园或其他一些城市设施中玩一玩，感受一下城市化的生活和娱乐方式。
由此可知，春游目前的现状是这样的：政府原则上支持，但要求“安全第一”，使学校患得患失，只好偷工减料或因噎废食；学校心有余悸，但无奈学生群情激动，只好提心吊胆，一步三回头；学生热情欢迎，但手脚被缚，不能自由自在，当然也只有随“大部队”把公园当原野，以土堆为高山，或者干脆私下“打游击”。
一方面提倡学校要加强素质教育，多让学生接触自然、接触社会，学会生存、学会健体；一方面又受安全制约，谨小慎微，举步维艰。倘若如此，何以能培养出适应新世纪发展的有用人才？对生活经验不足、又正在长身体的青少年学生来说，学校开展各项活动时进行安全教育，采取防范措施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如果只是为了安全，放弃必要的活动，当然也是不可取的。要知道，教育是人的解放而不是人的枷锁，它的核心在于让学生学会做人，而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然而，“只要把学习搞好了，别的什么都不用管。”这句话，却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近乎全体国民的共识。这种思想无疑与素质教育背道而驰。就春游这种集体活动而言，它所包含的内容就绝不仅仅是“玩”一个字，而是与挫折教育、吃苦教育、生存教育、合作教育等许多方面密切相关。
有资料显示，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23.5%的大学生有心理问题，90年代则上升到25%，并有继续增长的趋势。有些智商与成绩很好的学生进入大学或者读博士之后，发生各种心理问题，与人难以相处、没有合作精神、吃不得苦、承受不了挫折，个别人甚至自杀或者杀人。的确，如果我们仅仅只是往孩子们的脑子里灌输知识，却从来或很少对这些知识进行实践层面上的训练，那么，孩子们充其量也不过成为知识的储存器，而不是能量的释放机。可以想象，在他们未来的生活道路上，会发生多少我们也许连想都想不到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有些发达的西方国家比我们做得好。比如在我们一向不情愿承认和接受的日本，就经常组织学生进行有一定危险性的野营生存训练。在这样的训练中，有时连专职教师都没有，只有为数很少的志愿服务队。这样的活动在中国父母和教育工作者眼里是不可思议的，但在日本却习以为常。因为他们觉得学校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孩子受到磨炼，如果出了事故，那也是无法绝对避免的正常现象。
看来，爱孩子但不能害孩子，要让孩子学会走路，就不能怕孩子摔跤，哪怕摔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也决不能就此罢手，让孩子永远爬行着走向艰难的人生之路。新的世纪对人才要求的标准只会越来越高，它不但需要一个人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更需要有建立在知识储备之上的创新精神，以及这种精神所必需的非智力因素，如顽强的意志力、坚韧的战斗力、非凡的生存力、勇敢的判断意识、独特的观察眼光、敏锐的批判思维等，而所有这些莫不建立在日常的生活与教育实践之中。看来，对春游之类因噎废食的现象，是该认真反思的时候了。

第5章 冷眼3 踏草寻蝶——青少年春游的困境(2)

对春游这种集体性的活动，学校没有必要“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为此，我采访了河南教育学院副教授王洪成。他提出了如下建议：
一是增强法制观念，提高法律意识。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7条明确规定：“学校和幼儿园安排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参加集会、文化娱乐、社会实践等集体活动，应当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防止发生人身安全事故。”这就要求学校在组织春游时应把学生的人身安全保护工作放在首位，积极强化责任意识，并在实际工作中切实依法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和义务。
需要注意的是，防止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发生只是学校为保证春游的顺利进行而采取的一种手段而已，并非春游的真正目的。否则，本末倒置地一味强调保护职责而替代春游的真正内涵和意义，那么，这种春游活动就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即便学校在组织春游时强迫学生家长签订类似“生死状”的春游协议，不仅达不到春游这种教学活动的真正目的，而且学校的这种做法有违法律的规定。它以所谓民事协议的形式规避或推脱了校方对学生应承担的人身安全保护的法定职责，而这种约定义务与法定义务相冲突时，应以法定义务为准。因而，学校这种约定是无效的，并不是为自己开脱责任的护身符。
二是坚持防重于治，防治兼备的原则。
首先，人身伤害事故的发生是有规律可循的。从学生春游事故的发生看，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原因：学校管理组织不力或教师失职、学生违纪或不服从教师管理、第三方侵权、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等。
其次，针对上述原因，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做到有的放矢，防患于未然。这主要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应依法履行管理和监督的职责，严格执行对中小学春游活动的审批程序；学校在组织春游活动时，事先应进行充分论证，周密布署，活动前对活动目的地、旅游线路进行实地考察，以做到心中有数；活动中应做到人力配备专职精干，物力配备充足精良，并随时进行指导和监督；活动后应及时进行经验总结，并严格执行奖罚制度，使责任和安全意识真正落实到教职工的实际行动中。
三是构筑社会化防护体系。
导致学生春游伤害事故发生的原因除学校外，还有社会、家庭、学生本人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如旅游部门应为学生提供安全的旅游设施、设备；交通部门应加大监管力度，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家长应依法履行对子女的监护和教育职责，加强对子女的安全知识教育；学生本人应自觉加强安全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和培训，遵纪守法，增强防范和处理人身伤害事故的意识和能力；其他主体也应当从尊重和保护中小学生的人身安全出发，切实依法履行各自的法定职责和义务。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社会构筑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的保护体系，以最大限度地从根本上预防、减少以至消除学生春游伤害事故的发生，真正为中小学生营造一个安全、健康、快乐的春游氛围和空间。
附一：越想越后怕
——一位教师的自述
不提春游倒罢，一提就让我感到浑身冒冷汗。你可别觉得我这话夸张，如果是你做了这事，说不定比我还怕。真的，虽说当了3年班主任，但组织学生春游，却只有一次，而且说不定也是最后一次。
那还是去年的事儿。有一次我们班开了一次班会，开着开着，话题不知怎么就转到了春游上。学生们觉得中学都快毕业了，可大家还没出去玩过，怪遗憾的，便怂恿我组织一次。我也是年轻气盛，觉得领着他们出去散散心，也未尝不可，就没怎么考虑地答应下来了。
本来只想领他们到学校后边的山上转转，但他们不答应，说要玩就走远一点，至少也得到九头崖去。九头崖是处风景区，离我们学校30多公里。我想也是的，既然出去一次，就好好玩一下吧！于是，经过近一个星期的准备之后，我便领着40多位学生出发了。
刚到地方我就后悔了，因为山非常陡，又没现成的路可走，要上去就得手脚并用。为了安全，我把他们分成了五个组，又选了10位有责任心的同学任正副组长，规定所有人都必须听从指挥，不能乱跑。刚开始还行，可没过多久就有人不听话了，有的还专找吓人的地方显能耐。
从上午7点多出发，到下午5点左右回到学校，一路上我的心都在悬着，特别在登山时，我都快吓死了，生怕谁出了事。等车开到学校门口时，我的泪一下子流了出来。现在想想，幸亏那次没出事儿，要真出了事，恐怕我连饭碗都保不住了。毕竟我这次出去没给学校说，算是私自行动。你问为啥不说，这很简单，因为从前也有几个老师想组织，但刚把意思透露给学校，马上就被阻止了。学校也怕出事啊！
这不，上个星期还有位老师找我，想让我帮她组织春游，说是学生强烈要求。但经我这么一说，她便打消了念头。事后她班的学生都恨我，说是我把他们的好事搅黄了。唉，他们哪里知道老师心里的苦哟！
附二：越想越幸福
——一位学生的自述
对到黄河边远足，现在想起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累，不过有机会，也许我还愿意再走一次。去的时候，我们女生一个个穿戴整齐，但回来时，却狼狈得不顾什么形象了，走到哪坐到哪，更多的是互相搀扶着，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前挪，当远远地看到校门的时候，很多人一屁股坐到地上痛哭流涕，再也不愿意起来。
当时，学校是提前两周通知，我和一个好朋友专门到外面采购了两大书包零食，想着到了地方吃，可到了地方才发现已经累得什么都吃不进了。也就是这两包东西，把我们累得够呛，越背越重，最后都是班上的男生替我们背。在回来的路上，我只感到脚疼得厉害了，等回到家才发现袜子的脚掌部分全磨破了，两只脚也都磨出了血泡。
我们全年级300多名学生，两三个人一排，队伍拉开有一公里，你在队伍中间，往前看不到头，往后看不到尾，那场面回想起来就让人激动。途中你累了，坐下来歇一会儿，就会有同学来拉你。不管认识不认识，如果你真的走不动了，几个同学就会上来搀着你走，真有走长征路的感觉，虽然全程也才19公里。在我们行进的队伍中，始终有一个男生，背着一个大录音机，为大家放音乐。他的音乐还真给大家带来了不少的劲儿，我就曾一直跟在他后面起劲听。
我们学校位于城乡交界处，班上有市里的学生，也有农村的，虽然相处快一年了，但我仍觉得存在某种隔阂。也就是这次活动以后，大家的关系好像瞬间拉近了许多，班上气氛活跃多了，我由此还结交了几个农村的好朋友，并且到现在关系一直都很好。对那次春游，虽然已经过去5年了，但我还是越想越幸福。

第5章 冷眼4 信仰的迷失——青春道路上的陷阱(1)

在政治思想教育中，我们太注重空洞教条，而忽略了学生的实际需要。比如说性心理讲座，这本是初中阶段就应该讲的东西，由于一部分教育界人士认识不足或者本身就有抵触情绪，这样的讲座在初中阶段几乎是空白。学生到了职业学校以后，生理和心理因素进一步增长，第二性特征逐步发育成熟，如果还不能得到及时的和正确的指导，他们就会去自己摸索，这是非常危险的。
在最近几年，我一直都在观察和思考着关于信仰的问题，这并不是为了搞研究，而实实在在是为了弄明白一个困惑自己许久的疑问：为什么现在的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以下简称职校生)失去了许多令人难以释怀的东西？比如说生活的动力和学习的目标。为此，我进行了一次深入调查，最后终于得出了一个连我自己都不愿相信的结论：现在的职校生产生了不曾被我们所注意的信仰危机。
在采访中，有老教师对我说不要对职校生们抱什么希望。对此，我曾表示怀疑，但通过调查，我发现职校生的精神状态的确令人担忧。
第一，他们在生活上普遍表现为无所事事和麻木不仁，没有生活的信心也没有生活的目标和方向。对此，有的老师说是因为学生刚从初中紧张的生活中来，还不太适应职校的生活和学习方式，所以就常常显得没事干。据此话说应该是一年级的学生，可是我却分明看到许多二、三年级的学生也是如此，这就不能使这个老师的话自圆其说了。每当我问学生这样生活到底有什么意思时，他们不但不感到警醒，反而只是嘻嘻地笑着就走开了，根本就没有领会老师说话的意思是什么。
第二，他们的学习动机不纯正，导致对学习失去兴趣和信心，整天不学习，只想怎样玩好怎样吃好穿好。在这一点上有些是因为家长的原因，在选择专业时不尊重学生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只知道让孩子学个自以为是的“好专业”，所以学生不愿学也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据我的调查，很多学生是自己选的专业，即使这样他们还是不学习，这就说明已经不单单是专业好不好的问题了。
第三，他们在思想上一味地追求刺激和享受。现在的职校生和高中生是有很大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早恋现象的普遍和性行为的超常迷失，此外还有贪图享受和寻求刺激。根据我的调查发现，在职业学校中学生谈恋爱的现象非常普遍，比例一般都是在30%左右。他们的年龄都在15—17岁之间，性心理和性生理特征正在成长与形成期间，如果没有适时的教育就往往会造成早食禁果，有的还发展成为公开在假期同居，更有甚者走向了犯罪。
第四，他们普遍表现为对国家、集体、社会和家庭没有责任心。某校是一所正规的省级重点职业中专，所有的教室都配有全套闭路电教系统。依据学校安排，每天19:00整是观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时间，可是即使班主任坐镇，也并没有多少学生真正在看电视，大部分都在说闲话。如果班主任偶尔不在，则整个班级找不到几个在看电视的，对于国家发生的一些事情，他们似乎是麻木的。在对待班级荣誉上，他们更是不在乎，逼急了就会给班主任或者班长来一句：关我什么事！
第五，他们在走上社会后没有脚踏实地的精神和独立意识。职校生走向社会参加工作以后，由于在学校里养成的坏习惯，使他们没有脚踏实地的精神，工作不努力怕吃苦，对老工人不尊敬不服气不请教，对工作和生活条件挑三拣四。有这样一个近似笑话的例子可以看出他们的这种精神状态发展到了怎样的一种程度。某校有一批学生去实习，没过几天又纷纷回来了，问他们原因，一批学生说厂里的条件太差，宿舍楼连壁橱都没有，而且食堂里还有苍蝇；另一批说，厂里太欺负人，一年里竟然连寒假和暑假都不放！
根据以上所说的职校生精神状态现状不难看出，他们之所以会产生这种令人不愿意相信的精神状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远大的明确目标，没有正确的可以令人坚信不移的信仰。这正像王晓华先生在《需要信仰的时代》里所说的那样：“没有信仰的人是没有方向的人。”
那么什么才是信仰呢？所谓信仰就是对某种宗教，或对某种主义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它可以使人视死如归，可以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仅凭着信仰的精神支撑走出命运的低谷。
在已过不惑之年的中国人中，大部分人都有过信仰，他们为自己的信仰献出了热情和劳作。可是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放开和搞活，当市场经济的概念深入人心时，许多人却抛弃了自己曾经有过的信仰，而随之而来的拜物意识却加快步伐代替了信仰在人们心中的缺席。
既然职校生信仰危机已经不可回避，那么我们就必须寻找问题产生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使职校生认清问题的严重性，也才能使我们这些教育工作者明白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从而帮助学生摆脱伪信仰的纠缠，树立起真信仰的光辉的旗帜，使他们拥有一定的思想高度和良好的精神状态，以准确地把握好生活的方向。
从社会方面说，信仰教育很少。我们知道学生的爱好是随着社会的宣传方向来走的，社会向他们提供什么他们就会接受什么，由于他们的年龄小，没有太强的辨别能力，所以好的坏的一起接受，而不懂得要去萝卜、白菜地挑选一番，拣适合自己的去用。我们所能看到的影视片不是武打就是言情，再不然就是调侃，更甚者则有色情，即使是严肃的历史片和战争片也忘不了来一点床上戏，而好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则微乎其微。歌曲也是如此，学生整天唱的不是爱情类就是颓废的调子，而真正能反映学生自己内心世界的东西几乎没有。
在一次全校举行的歌咏比赛中，我应邀担任主持，可是拿在手里的节目单连我都觉得不好张嘴报，而学生却唱得非常投入和多情，比如说《爱你到永远》、《让我一次爱个够》、《傻妹妹》等。在参赛的近二十首歌曲中，只有我特意安排的一个学生唱了首《小白杨》才算没有使歌咏比赛开成爱情歌曲演唱会。会后我非常生气地责问几个学生说，你们怎么老爱唱这些歌曲呢？学生们挺委屈地说：老师，现在除了这些你能听到什么歌呢？此外，还有文学作品。现在的文学杂志的确不少，可是适合学生们看的并不多。根据我的调查，现在的学生最喜欢看的就是《小小说》和《辽宁青年》之类的杂志，可是仅仅靠这些杂志怎么能满足学生的阅读需要呢？没办法，学生只好将目光投向一些对学生来说不太健康的东西，久而久之就对这些东西产生了幻想。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们怎么能不涉足爱河，又怎么能不在性行为上迷失自己呢？
从学校方面说，信仰教育也没有引起重视，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还有信仰教育这一说。从这方面说，学校的责任也是非常大的。首先是学校教材存在问题，尤其文科方面更是如此。在政治思想教育中，我们注重的是比较空洞的教条，而忽略了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上的实际需要。比如说性心理讲座，这本是初中阶段就应该讲的东西，由于一部分教育界人士认识不足或者本身就有抵触情绪，所以这样的讲座在初中阶段几乎是个空白。学生到了职业学校以后，生理和心理因素进一步增长，第二性特征逐步发育成熟，如果还不能得到及时的和正确的指导，那么他们自己就会去有意无意地摸索了。但这是非常危险的事，因为他们往往是从小说和电影、电视、文艺等作品中寻找答案，而从这里面找出来的东西对学生的影响可想而知会是什么样的后果。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职校团委如同虚设，即使偶尔办一次两次的活动也是配合有关形式，丝毫没有真正从学生的实际需要出发，这样的活动所起的作用又可想而知。我们想想，如果连学生最需要的东西都没有给他们，他们还会再去听你的空洞理论吗？
从教师这方面说，有的教师本身就缺少信仰，他们本身就是整天无所事事，没有什么追求的目标和理想。除了甩甩老Ｋ外，就是扎在一堆侃大山，吹牛皮，还有的干脆一边教学一边做生意、搞传销，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学生们会耳闻目睹些什么？更有一部分教师丧失了做教师最起码的尊严和职业道德，公开在课堂上讲传销，让自己的学生树立老板意识，多挣钱多发财，却忘了自己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此外，有的教师把“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作为自己生活的准则，出现了做什么事都查历书搬周易的现象，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向学生讲其自以为是的道理。如此下去，学生有真正的信仰才真是奇怪的事呢！

第5章 冷眼4 信仰的迷失——青春道路上的陷阱(2)

从家庭这方面说，由于社会现象的普遍影响，造成家长们自身缺少信仰，忽视公共道德建设，在教育导向上往往把狭隘的私人利益作为教育学生的标准。在近阶段报刊上披露的一位小姑娘背圆周率和上海市进行大规模的学生人格调查表明，现在的学生学习动机的不纯和家长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一般都是让自己的子女为自己，为家庭争气，而很少有那种从前的父母教育孩子的思想，如要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为祖国能尽早实现四个现代化，争取早日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奋斗的精神。在公共道德建设上，他们把献血者说成是傻帽，把给希望工程捐款说成是有钱没地方扔了，把给残疾人事业的福利彩票说成是发财投机的好机会。同时，他们在家里谈的最多，也最为推崇的就是金钱和权力，在他们的眼里和心里，这两样东西是最值得追求和羡慕的，所以他们给孩子们灌输的自然也就是这方面的东西。孩子听多了，听久了，在思想上和认识上自然也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由此开始使学生走出了信仰危机的第一步。
从学生自身说，信仰的危机也在于他们自己的不重视。我曾问一些学生他们为什么对信仰不在乎，他们大部分都是说“信仰意味着把一生交给可望而不可即的空洞的理想，而我们只需要一个实在的目标”。我想，他们的回答何尝不是大多数人放弃信仰拒斥信仰的原因呢？但是他们的回答却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我们的行动要有自己的目标，否则我们的行动就是完全盲目的，因此我们的行动必然涌现为一个无限递升的目标系列，而这个目标系列的终端就是那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存在，所以他们所谓的无信仰其实就是有着目光短浅的伪信仰。学生自身不积极追求真正的信仰，说明他们还不太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信仰，一旦他们知道了他们就会去追求，这就在我们是否把真正的信仰交到了他们的手中和心中。从这方面说学生的不主动追求真正的信仰和社会、学校、家庭是有极大的关系的。
通过前面职校生精神状态的调查和伪信仰危害的阐述，我们已经不难知道信仰危机的严重后果，而这种表面的现象会进一步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这是使我们不敢想象和不愿想象的。然而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又不得不去利用合理的推理去想象表面后面的问题，而这种推理的结果将会是触目惊心的。
前面已经说过，没有信仰的人是没有方向的人，而没有方向的人会怎么样生活呢？没有方向的人只能以他人的方向为方向，从而受制于他人，成为实现他人意志的工具，因为他们虽然宣称什么都不信，实质上除了追随他人外是没有第二条路好走的。我们形容那些没有方向的人做事是“无头的苍蝇乱撞墙”，试想想这样的人能干成什么事呢？所以在这里我总是想起法国大军事家拿破仑说的那句大家都知道的话：“不想做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一旦人没有了方向，没有了远大的理想，他便不知道生活到底有什么意义，而不知道生活意义的人是不会有所追求的，当然也永远不会是生活中的胜利者，所以信仰危机的直接后果就是他们的生活失去目标，玩世不恭甚至于走上犯罪的道路。职业学校的学生最难管，职业学校的学生最容易出事已成了大家的共识。在某市处理的几起学生案件中，有持刀抢劫者，有逞恶杀人者，有卖淫讹诈者，更有入室偷盗者。他们或是因为几句话不合而持刀行凶杀人，或是因为一两件首饰而陪酒卖淫，或者干脆就是为了寻找刺激而入室偷盗，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如果他们有了真正的信仰，他们会因为这样的一点点小事而走上犯罪的道路吗？
在我的调查材料中有一个更加发人深思的例子，说出来也许有人不信，但它却是千真万确的。我们知道现在的职业学校也像大学一样有了老乡会，但是由于职校生的自制力无法和大学生相比，所以他们往往把老乡会变成了黑色小帮派，以便借助老乡会向其他的学生敲诈勒索。为了争得老乡会的会长一职，他们往往采取决斗的方式解决。决斗的过程一般是这样的，双方找好见证人之后，约好在一个没人的荒郊野地进行。决斗开始后，双方根据抓阄定下来谁先动手，因为他们约定不管打什么地方双方互相打对方三拳，谁坚持不住谁就算告输。我所知道的某地学生争老乡会会长一职时，后动手者三拳下去就把对手打得躺在地上整整一天没有反应，差一点儿出了人命。这样的事学校一般是很难发现的。
信仰危机的后果的另一个方面是学生没有社会、国家和集体意识，他们对于国家的事情普遍采取不管不问的态度，根本不去考虑事情和他自己有没有关系。如果听任事情这样发展下去，它所产生的后果将会是非常可怕的，因为这样的学生差不多以后会变成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反社会主义者，而这是极有可能的。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信仰危机的问题就需要我们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当然更重要的是对学生自身进行启发和引导。
首先是学校方面的努力。在这方面学校不但要给信仰教育以高度的重视，还要切实行动起来，在教师素质的提高，学生思想和生活的正确引导以及与社会和家庭的联系上多下工夫。比如说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学校要给教师下达一定的阅读任务，并要求写出读书心得和体会，即倡导“书生也要读书”的好风气。在教师的业余文化生活上，要提倡从事高雅的休闲和娱乐活动，力求不参加或少参加庸俗的活动；同时对教师的课外生活给以一定的限制，不能做的坚决取消，对那些执迷不悟的教师采取强硬措施，能清除出教师队伍的坚决清除出教师队伍，不能有任何的犹豫，要知道“一块臭肉满锅腥”的教训。
25岁以上的人都记得自己小时候老师让写关于2000年的作文时，那种天真的向往着实让人回味深长，直到现在依然把那种2000年的神圣珍藏在心灵深处。在这里我姑且把它叫做“2000年现象”。其实当我们仔细想想，“2000年现象”难道不正是一种信仰教育吗？当然现在我们不能再用2000年来激起学生们的无限向往，从而激发起他们对真正的信仰的衷心追求，但是事情总是变化的，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找到别的和2000年相似的东西来代替那时的“2000年现象”呢？
在学生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中，我们是不是应该多一些实际的、学生最需要的内容，少一些不切合实际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呢？比如说多举办几场青少年心理卫生讲座，多开设些生活、就业方面的思想教育课程，在文化课教学中多渗透具体的、能激发起学生热情和兴趣的知识，是不是比单纯地讲大道理更能起到教育的价值呢？记得在我大学毕业时学校组织看几部电影，时隔这么多年依然印象深刻，那几部电影就是《蒋筑英》、《焦裕禄》、《人到中年》。现在影视界也拍了几部好片子，如《孔繁森》、《山东有个李高令》、《离开雷锋的日子》，可是有多少学校认真组织学生观看了呢？在我们学校做了这方面的实验，其效果就比较不错。许多学生开始转变自己的态度，不再是漫无目的地生活，这说明只要我们去做就总会有效果的，而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职校生是“扶不起的阿斗，立不起的泥偶”。
其次是社会方面的努力。在这方面，我们的教育界应该在教材的建设上多下些工夫，要切切实实地和学生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要多说他们容易理解的道理，少说他们难以理解或即使记住内容了也并不理解的条条框框。
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可以说明这方面的教训：某校家属楼新近竣工了，大家在分过房后都兴高采烈地准备搬家，可是竟然有70％以上的教师查了黄历或者在学校后面的道观里算了搬家的良辰吉日。这说明即使经过十几年正规教育的人民教师也并不是如我们所想像的那样是彻彻底底的无神论者。他们在自我鉴定中所填的东西只是说说人所共知的套路话罢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年头还是不管有没有神明都抱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思想好。人民教师都是如此态度，更何况只是初中毕业的职校生呢？
再次家庭也要积极行动起来，配合学校和社会努力改变育才观并进行公共道德建设。家庭是学生的第一课堂，也是仅次于学校而最受学生信赖的，所以每一个家庭都应该为了学生的健康成长起见，对学生给予一定的信仰教育。在公共道德的建设方面，家长应该在提高自身修养的同时，摈弃对金钱、权力和个人崇拜的伪信仰，多参加能使学生受教育的有益的活动，避免或者尽可能避免单纯的物质刺激，而代之以思想的启发和精神激励。
最后还要启发学生自己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明白拥有真正的信仰会对自己起到多么巨大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使信仰教育深入人心。人生一世谁不想轰轰烈烈，可要想轰轰烈烈就必须拥有一个远大的理想，就必须拥有一个真正的可以引导自己向前进的信仰，否则再好的愿望也会成为黄粱一梦，到头来空过一生而无所获。

第5章 冷眼5金钱崇拜的悲剧——他们引爆的不止是炸弹

面对激烈竞争的人才市场和严峻的就业形势，刚出校门的学生往往不知所措。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们就会像遇见救命稻草一样紧紧抓住。如果有同学或朋友提供了一个听似不错的就业信息，他们自然会不顾一切应约而去。此时，强烈的感情冲动便代替了理智的思索。于是，悲剧便一再上演。
从2000年元旦开始到2003年的年底，我不断接到一些毕业生和正在实习的学生打来的电话或寄来的信件，说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现在已落入进退两难的传销陷阱，身心健康与经济财产受到了严重损害。直到前不久，还有学生到我的住所诉说自己的痛苦遭遇。这就使我下决心对这一事件进行深入调查。
经过前后近一个月的努力，我终于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残酷事实：河南省的漯河、许昌、郑州、开封、驻马店、平顶山等市的大中(职)专院校有不少学生，已先后程度不等地卷入了在河南、广东、重庆、海南、河北、湖北、上海、辽宁、广西等地的非法传销之中，每人已平均损失5000元左右。这说明，非法传销已卷土重来，且受害者多以渴望就业的青年学生为主。
据国家工商管理局发布的信息说，截至2001年10月，各地共查处传销和变相传销案件3206起，疏散传销人员350多万人(其中刚走出校门的18—28岁的青年学生占50%以上)，涉案金额10多亿元。
在一位参与传销的实习生的笔记上，我看到了这样一句话：“98%的心态+1%的技巧+1%的方法=100%的成功。”这即是传销组织者对新加入人员进行思想与感情的“洗脑”。对“洗脑”的过程，这位实习生记录了几个要点：“98%的心态”即从零做起，相信自己能成功。“1%的技巧”主要是指“宜邀约对象”与“不宜邀约对象”，其中“宜邀约对象”包括有影响力的人、不满足现状的人、外债累累的人、从没做过网络连锁的人、下岗职工、待业青年、农村的非劳动力等；
“不宜邀约对象”是指只吹不干的人、满足现状的人、无经济来源的人。“1%的方法”是“邀约方式与注意事项”，包括电话、书信、电报、传呼、面对面、电子邮件六种邀约方式，但任何一种方式都不能透露公司的实际名称、产品名称和具体用工制度等。
至于传销者所说的“100%的成功”，无非是以其逻辑推理，声称只要你认真“工作”，最多一年即可成为轿车、别墅一应俱全的富翁，其实，这是极具诱惑性的陷阱。
据我的不完全调查，在河南省大中(职)专毕业(实习)生中，有将近10%—20%的学生先后程度不等地参与了不同形式的传销，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因参与传销而提前进入实习期的在校生。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觉：为什么这些学生会落入这个巨大的陷阱？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与相关学校在实习与毕业生教育及管理方面的漏洞密切相关。
“放羊式”实习普遍存在。由于当前就业形势严峻，人才竞争激烈，且重文凭、轻实际的病态社会心理作梗，造成很多学校丧失了传统意义上的实习基地。除个别职业学校中极少数缴费较高的协议就业生外，大多数专科生及普通中(职)专生的实习，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所谓“实习”，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了在校学习或在家待业时间，形式上必须由实习单位盖章证明的实习表，也多被学生以“只盖章不实习”的实际行为，变成了一张形式主义的废纸，根本代表不了学生的实际。
有效的就业知识与技能指导没有很好展开。我在调查中曾专门与某职业学校的业余心理咨询老师进行过交谈。这位老师表示，在他所接触的实习生中，绝大多数连诸如就业必须签订用工合同、寻求公证等最基本的就业常识都不知道。这就暴露出：很多学校在政治课教学中，仅仅照本宣科地讲授理论知识，唯独缺乏最具针对性、有效性和操作性强的就业知识与技能的指导和训练。其出现的必然结果是学生在步入社会、接触到实际问题后，理论知识与实际运用脱节，空有试卷上的高分，却难以对付就业的陷阱。
毕业(实习)生就业信息反馈制度与组织不健全。在今天这样一个高度信息化的社会，建立一套高质、高效的毕业(实习)生就业信息反馈制度与组织非常必要。它不但可以帮助校方了解当前人才市场发展的现状与规律，为其更有针对性地培养各类市场所需的人才打下良好基础，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使校方对已经实现正规实习与就业的学生的去向及发展动向有敏锐的把握，从而既对毕业(实习)生负责，又对在校生负责，也对社会负责。但遗憾的是，我们在调查中尚未发现类似这样的制度与组织。
在以上三处最为重要的漏洞的影响下，大批刚步出校门的学生开始缘于以下四种情况陷入了传销陷阱。
求职心切、饥不择食。面对激烈竞争的人才市场和严峻的就业形势，刚刚步出校门的学生往往不知所措。他们深知自己这种一无大量本钱、二无过硬技术、三无更高文凭、四无得力关系的“四无牌”人才很难找到令自己基本满意的工作。尤其是对农村学生，对这些认识得更深刻。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们就会像遇见救命稻草一样紧紧抓住。如果有同学或朋友提供一个听似不错的就业信息，他们自然会不顾一切应约而去。此时，强烈的感情冲动便代替了理智的思索。于是，悲剧便一再上演。
社会知识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差。当前我国的教育模式还局限在应试教育上，包括大中(职)专在内的专业技术类学校也常常把考试成绩放在培养目标的首位，基本不重视与社会接触，增强受教育者的自我保护与生存意识方面的教育。
这种不正常的教育状态往往只能制造一批批的考试工具，却培养不出真正的应用型人才，甚至很多人还以种种借口人为割裂学校与社会的关系，以把学生安全“圈养”在象牙塔中为荣，结果便出现了学生走向社会后难以立足的窘境。
思想单纯，容易冲动。对青年学生来说，他们在学校接受的教育几乎全是正面的、光明面的，这让其很难看清社会本身复杂的真相；再加上年龄的限制，社会阅历的不足，实际锻炼机会的缺乏，更使其思想单纯如白纸、冲动似烈火。此时，如果别有企图者顺势而入，则得手的几率就很高。事实上，很多学生受种种伤害的根源皆缘于此。一位参与传销的学生就这样告诉我：“当我听到老师(指传销组织者)告诉我，你是最优秀的，什么事都能做好时，我马上热血沸腾，好像一眨眼自己就成了百万富翁。”
片面自尊，害怕失败，不敢回头。对大多数参与传销的学生来说，数千元是笔巨款，很多人是用种种办法从父母亲朋手中要来或借来的。当他们知道那凝聚着父母滴滴血汗的钱可能就此一去不复返时，一种强烈的愧疚感和片面的自尊使他们往往破釜沉舟，以赌徒般的心理押上了包括身心健康甚至人格尊严、生命价值的全部筹码。而这正是传销组织者所希望的，也正是学生越陷越深的原因。
附：误入“加盟连锁”的虎穴
——一位受骗女生的传销经历
我叫梦舟，是某职业学校97级服装专业实习生。1999年年底，一位在河北定州“工作”的师兄给我打电话，说他在那里开服装厂，急需一名懂技术、会管理的主管。因为我们曾在一起办过学生社团，彼此熟悉，就比较信任他。虽然事前我曾找过老师咨询有关就业的注意事项，他也告诉我最重要一条是必须与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合同，但作为一个职校毕业生，我深知找工作不容易，便一时冲动，把老师的话当作了耳旁风，于12月20日那天去了定州。
一下火车，有人接站，有人安排住宿，有人请吃饭。他们告诉我，他们是某某公司的，是代表经理(即这位师兄)为我接风洗尘的。吃完饭，又督促我往家里挂“平安电话”。那个热乎劲儿，就像亲人一样。“平安电话”打完了，一位年龄与我相仿的女孩子开始给我上课。后来我才知道，这第一课叫“揭盖儿”。
讲课人告诉我，参加他们这个公司先缴3000元钱，买一台VCD机、一身西服、一条领带、一个皮箱。她说买这些东西主要是为了树立外在形象和学习充电，也是进公司做业务员的“资格保证金”。有了这种资格以后，就是业务员了。如果我再发展一个人，就可以得到500元。那个人再发展一个，我还可再得到200元。如果这条线发展到200人，就可以升为总裁，年薪可以达到30多万元。当了总裁后，再继续发展，如果能达到七代(三个200为一代)，我一年就可挣到4000万元。她告诉我这种销售方式叫“加盟连锁，人际传播”，并说这是继个体户、股票和房地产之后的“第四次经济浪潮”。
我一听，这不是已经明令禁止的“传销”吗？因为来之前老师专门给我讲过这方面的事，要我小心上当。于是，我便告诉给我“揭盖儿”的那位“老师”：这骗人的事我干不了。“老师”一点儿也不生气，告诉我，就算是骗人，也是为了让他们发财。可我还是想不通，不愿缴钱。本打算给学校的心理咨询热线打个电话，问问学校的老师该怎么办，但那“老师”特别有耐性，24小时不离开我，晚上就和我睡在一起，白天还请我吃饭，陪着我“串网”(就是到已经干得不错的人那里聊天)。当然，聊天的内容全是说“加盟连锁”如何如何好，能迅速致富等等。
那位“老师”整整跟了我一个星期，终于把我说服了，最后我缴了3000元钱。钱缴了，“老师”也走了。为了能把这笔钱挣回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展“下线”。通过和那些“成功”人士交谈，我知道，他们都是找亲戚、朋友和同学做。事实上，在河北定州这个县级市里，仅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和实习生就有40多人，还不算我去之前已经转到其他城市和我走后又新加入的。在我所知道的这个巨大的“网”里，90%以上都是刚走出校门不久的学生，而他们也都是被同学骗来，然后再去骗别人的。
虽然我也曾联系来了几位同学，但由于良知的压力，使我在3个月内没发展一个“下线”，大多数人都挣不到钱，有的最后落得回家没路费、住宿缴不起房租甚至沿街乞讨的下场。他们中还有的走上了抢劫、偷盗等犯罪道路。而一些女孩子为了拉“下线”和生存，则不得不出卖肉体，她们大多数只有十八九岁啊！在我下决心回来时，我们学校还有20多人困在那里，衣食无着。这次可怕的经历告诉我，发财致富只能通过诚实的劳动获得，绝对没有任何捷径可走。所谓“一夜暴富”的传销，根本就是吃人的虎穴！

第6章 探路1 圣殿里的喧哗与骚动(1)

1 圣殿里的喧哗与骚动——北京大学改革挑起利益风波
经济学家张五常刚到芝加哥大学的时候，非常关心什么时候可以当上教授，根据什么来评定。张五常于是跑去问，是不是要发表很多论文？是不是要教很多课？张五常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你有想法，就找教授们去谈，其他的教授觉得你行，你就可以当教授了。“这是天底下最好的制度，”周其仁说，“它也是北京大学改革在未来将要面对的最大难题。”
2003年7月1日，《北京青年报》刊发新闻报道称，向来敢为天下先的北京大学，今天又一次因改革成为焦点。一场被北京大学师生称为“大地震”的人事改革，不但使封闭的校园激荡起争论的火花，也使全社会教育学界的讨论日趋白热化。
“我国现行的大学人事制度是在过去长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从这个特定的意义上说，它是计划体制的最后一座堡垒。”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这样描述改革备受关注的原因。
改革方案主要起草者之一的经济学家张维迎，自然而然地被推向了这场改革的风口浪尖。
张维迎，1982年获西北大学经济系学士学位，1984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1992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博士学位，同时兼任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1994年8月回国到北京大学工作，现为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
北京大学的人事体制改革其实在1999年已经开始，当时，北京大学曾在教学和行政体系内部试点人事体制的改革，这就是著名的“九级岗位聘任制”，教授有“为”才有“位”。所有岗位分为三类(各三级)，共九级。达不到一定的教学科研成果将被降级，而每一级的岗位津贴有较大差距。结果，当年北京大学有20多名教授在受聘时被“降级”，与此同时，近百名教师在岗位职务上被“高聘”。
在2003年寒假北京大学例行的战略研讨会上，张维迎作为刚刚上任两个月的校长助理，第一次阐述了引入竞争和不升即离的思路，引起了校方的重视。
张维迎在改革方案《关于新体制的基本特征和设计的理由》中阐述，新的人事体制的基本特征为，教师实行聘任制度和分级流动制度，学科实行末位淘汰制，在招聘和晋升中引进外部竞争机制。方案中毫不讳言地说，制度的设计思路来源于美国大学普遍实行的“tenure-track”制度，这种制度也被称做“up-or-out”(不升即离)制度。
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北京大学新聘的讲师，一般都有两个为期3年的合同聘任期(共6年)，而两个合同期内最多有两次申请晋升副教授的机会，如果两次申请都与晋升无缘，那么第七年起，该讲师将不再被聘任。而除了少数副教授，教师只有晋升为正教授，才能够在北京大学获得终身职位。另一个关于引入外部竞争的例子是，原则上本校博士生不留校，而所有教师岗位对外开放，内部申请人和外部申请人平等竞争。闵维方书记表示：“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学术上的近亲繁殖，促进学术自由。”
张维迎2003年6月12日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曾谈到大学的改革为何落后于企业改革:第一，不赚钱的组织是最有生命力的组织，大学作为一个创造知识和传递知识的机构，它难以创办也难以垮台。当大学的品牌创立起来后，每个相关的人只会竭力维持这个品牌，在这个善良愿望之下，它的问题不容易暴露，所以，大学的改革压力落后于商业组织。第二，二十年来，大学在国家保护下，始终保持着高度集权化的政府管理体制，没有改变的空间，所以改革问题一直没有提上日程。
张维迎表示，过去的体制，其实是一种隐性合同，也是一种人身依附，而解除隐性合同，是让人们获得更多的自由，也可以激发人们更好地发挥才能。比如IBM公司，过去有很多的隐性合同，就是不解雇没有错误的员工，但是在企业竞争的压力下，不得不放弃过去的隐性合同，这样才能促进企业的活力。而北京大学如果要有竞争力，就不可能不涉及隐性合同的解除。
“历史上既有成就秦国霸业的商鞅变法，也有自掘坟墓的王莽改制，改革不可不慎。”方案一出，有人这样提醒张维迎。
支持者大多认为，改革代表着北京大学发展的新气象，是北京大学向一流综合大学迈进的必然过程。而反对的声音各式各样，有人认为，张维迎的观点充满了市场经济的冰冷原则，毫无人文关怀的温暖色彩；有人认为，改革只面向身为知识分子的教授学者，而对行政体制改革不闻不问；还有人认为，把北京大学辛辛苦苦培养的人送到外校，会导致本校师资水平的下降。
而张维迎则表示，“面对反对，只有通过更多的表达赢得理解”。
2003年6月16日，《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第二次征求意见稿)出台。改革方案的核心内容是：首先，力争打破大学教师的铁饭碗。第二次征求意见稿提出，新聘教师在讲师岗位上最多工作6年，理工医科专业教师在副教授岗位上最多工作9年，人文社科专业教师在副教授岗位上最多工作12年。讲师和副教授若在两次晋升为副教授和教授的机会中不能成功，学校将不再与其续约。其次，力争解决学术近亲繁殖问题，让人才流动起来，提升学科竞争力。提出各单位院系原则上不直接从本单位应届毕业生中招聘教师。讲师岗位向国内外公开招聘，副教授和教授岗位空缺通过外部招聘和内部晋升两种方式实现，择优聘任。
透过改革方案的字里行间似可看出，北京大学力争强化自身体制优势，从而在新一轮高校竞争中抢占先机的意向十分明显。作为国内最早开始人事制度突破性改革的高校，北京大学面对的困难和争议要比后来者大得多。正如北京大学校方的看法：“渐进式的改革更容易取得成功”，不能奢望通过一次改革就解决高教人事体制中的所有问题。重要的是，我们认清了差距，明确了方向，并且迈出了第一步。
2003年6月29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召开了一次人事改革研讨会。在这次会上，著名学者周其仁教授说：“北京大学最近的这场改革是很麻烦的事情，改革或者是重建一个竞争法则是一场知识上的冒险。我看到现在对北京大学的讨论，最大的共识都赞成北京大学的基本制度改革。我没看到过有谁不同意改革。从知识市场的角度来看，教师是知识的生产者，你必须考虑购买者的权利。这两种权利两种尊严，或者是多种权利多种尊严的平衡的问题。而现在来看只有引进市场机制较多的体制才能做到这一点。北京大学教改试图把国际上的大学的终身教职这个制度引进来。终身教职并不是每个人自动可以变成终身教员的，要经过一个努力，经过考评机制，经过筛选，一部分人变成了、一部分人没有变成。这是对这一体制的基本的描述。”
著名学者陈平教授指出：“我不是北京大学毕业的。我非常喜欢北京大学的学生和老师，但非常不喜欢北京大学的校园文化和体制。北京大学是教育界‘第一大垄断企业’。垄断造成竞争能力衰弱，并导致生存危机。现在，非线性物理学和非线性经济学这两个专业做得最好的中国学者都从国外来到了北京大学。我不敢肯定他们还能否在各自领域继续做到一流。”
赵耀辉教授则表示说：“世界银行副行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在一次讲演中说‘北京大学拥有全国甚至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但是北京大学教师的质量并不高！’北京大学如何提高教师队伍，满足高素质学生的教学需求？”

第6章 探路1 圣殿里的喧哗与骚动(2)

对北京大学的这场人事制度改革发表意见的人，并不仅限于参加这次研讨会上的专家、学者。在这次研讨会之外，北京大学校内的各种意见更是如层浪翻滚。
2003年7月21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总第140期)综合报道了这些意见。
年轻教师们说，吃柿子专拣软的捏，我们成了弱势群体。
据统计，此次改革直接涉及到利益的将达3000多人，北京大学众多的年轻副教授和讲师，以及寄望于取得博士学位后留校的学生，大都身在其中。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年轻教师都在批评改革，光华管理学院讲师姜国华就是一位年轻的支持者。他说：“工人可以下岗，为什么大学老师就不可以？”
今年32岁的姜国华1995年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本科毕业后，在香港科技大学攻读硕士，然后又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拿到了博士学位。2002年12月，他回到光华受聘讲师。在和光华签订的合同中，已经包含了6年以后如果没有一定的成果就要离开的条款，因此，北京大学今天的人事改革方案对他来讲已经不算新鲜。
北京大学校园里的第二波反对声浪，来自一批文史哲专业的教师，他们中许多人都已经拿到了教授资格，从实际利益上说，改革对他们并没有直接损害。但受到伤害的，是他们的自尊心。
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对记者说，大学之间确实有一些东西是可比的，但不是所有的都可比。陈平原认为，北京大学人事改革的方针过于注重数字，太看重看得见摸得着的指标了。
如果说，以往北京大学之所以成为北京大学的理由，在其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对中国现代化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现在，北京大学之所以成为北京大学的理由，是因为它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就连北京大学1998年专为百年校庆而设计的招生广告，在回顾近20年的“留给昨天”的“辉煌”时，给理工科的“辉煌”地盘也比人文学科的“辉煌”地盘要大得多。
老北京大学的文科辉煌让渡给新北京大学的理工科独领风骚，多少示人以北京大学退出社会，隐入技术世界的意味。
“如果我现在还是副教授的话，按我的脾气，我肯定马上就走。我相信，我走了是你北京大学的损失，而不是我的损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说。
已于一年前退休的钱理群教授在北京大学学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在年逾不惑之时才在中文系拿到了硕士学位。
激怒钱理群的，是他所理解的此次人事改革的理念。改革方案第一次征求意见稿中曾有这样一条规定：“除少数特殊学科外，新聘教授应能用一门外文教学授课。”在钱理群看来，改革背后的含义是，没有留过洋的不能当北京大学的教授。
“这是非常荒唐的，如果他们胆敢实行的话，结果只能是毁了北京大学。他们理解的一流大学就是美国大学。”钱理群说，“按这样的改革，梁漱溟怎么办？沈从文怎么办？要是闻一多看到这样的规定，非勃然大怒不可。”
然而，在这次热闹的大讨论中，北京大学的行政人员们基本保持缄默。一方面，他们不像青年教师们那样善于表达，另一方面，既然改革还没有到自己头上，不如看看再说。有一个网上帖子这样说道：“行政职员对此的态度，多半是‘带有反对情绪之冷眼旁观’。因为显然，一旦教员改革成功，就轮到了他们。所以他们有反对之情绪，内心深处希望改革失败，或者根本不启动。但是由于名义上和他们无关，所以他们又冷眼旁观。”
著名学者周其仁喜欢引用一个故事：经济学家张五常刚到芝加哥大学的时候，非常关心什么时候可以当上教授，根据什么来评定。张五常于是跑去问，是不是要发表很多论文？是不是要教很多课？张五常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你有想法，就找教授们去谈，其他的教授觉得你行，你就可以当教授了。
“这是天底下最好的制度，”周其仁说，“它也是北京大学改革在未来将要面对的最大难题。”
这种意见也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那里得到共鸣：“在北京大学外部体制和一些内部生态不进行实质性触动前提下，北京大学改革前景堪忧。北京大学甚至教育主管部门能否拿出勇气，以壮士断腕之气魄进行真正的改革？也只有这样的改革才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实际上，对北京大学改革的讨论到了这个层面上，已经不仅仅是利益之争或仅仅是观念之辨，它已经深入到人们对大学精神的本质、教育机制与社会体制的根本问题的重新认识。
但不管怎么说，北京大学的改革举措无疑将促使其他高校的改革提速。事实证明，新一轮高校体制创新的竞争已经开始，没有人愿意失去重新洗牌的机遇。
在北京大学人事改革方案引起轩然大波之时，中山大学的教师聘任制改革已悄然开始实施。据了解，中山大学教师职务聘任制的主要内容包括：各院系的编制核定和职位设置每学年进行一次；教师职务的聘任分为“有固定期限聘任”和“无固定期限聘任”两种，只有教授和部分副教授可获得“终身职位”；3年为一个考核期，对每个教师进行考核；各院系制定本院系的教师职务基本责任标准，其中包括有关工作量的规定等。
据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介绍，预测未来几年，中大教师的编制总数将处在相应增加的态势之中。现阶段，中大绝大多数学院教师缺编，全校教师缺编超过400人。据初步测算，实行聘任制以后若干年内，尚有42%—48%的教授职位要向国内外招聘，需要招聘的副教授职位约为28%—32%。
同样是打破高校教师的“铁饭碗”和终身制，北京大学与中山大学一北一南两种改革，被外界赋予了“激进”与“温和”、“暴风骤雨”与“和风细雨”的比喻。中大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任剑涛教授指出，现阶段北京大学的教师编制处于满额甚至超额状态，中大的大多数学院还处于缺编状态，所以北京大学改革又叫“减员改革”，而中大改革可以说是“增员改革”，相对来说，中大遇到的阻力就比较小。
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龚放教授表示，北京大学的改革给全国高校的年轻教师一个信号：即高校应该是“庸才的炼狱，天才的乐园”。
龚放对北京大学改革提出两点疑虑：首先北京大学的人事改革只有教学科研动，而党政管理却不动。当然，从教学科研是学校的主体，改革起来也比党政后勤管理容易得多。但是，党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若不很快跟上，就会引起教学科研一线的教师内心的不平和极大的不满，制度上的不公平，就很难平衡出全局的公正性，何况同在一所校园中，这种不满一旦被蓄积，其反弹程度也就难以预料。
其次是由谁来评价？评估主体不克服教授资格审议中现有的一些弊端，就会有损评价的科学性、公平性、公正性。由于北京大学教学人事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精神是“不升即离”，这方面就显得更为突出。龚放说，现在的教授资格审议有弊端，打招呼、讲人情的现象屡屡发生，一个评审教授有时能接到为某人说情的条子或电话多达十几个。还有资格的衡量问题，现在许多高校和地方在评审时把物质生产引进到精神领域，把市场经济法则引入学术评议上，对老师的考核像对计件工，将论文、科研成果、教学等都折算成分值，但毕竟知识生产不同于物质生产。
龚放认为，主管部门应更多地给高校以自主权，而高校也应放更多的自主权给院系。高校的竞争来自学科的竞争，一所高校是否世界一流，不是用年限来定的，而是要考量所拥有的多少个学科群体位居世界一流。各高校在制定院系领导负责制时都要求他们在任期内把本学科带到同行的前列，或是世界一流的地位。但同时却不给院系相应的人事等方面的自主权，进人、用人都要由人事部门定编制、定名额，这样做很难集中优质人才资源，形成学科群体效益。
针对这种意见，著名学者杨东平说:“教授不拥有学术权力的大学，不可能是现代意义的大学。”现代大学的原则和体制的建立，发生在19世纪的德国。当时出任普鲁士主管教育的长官洪堡主持创建了柏林大学，洪堡在进行大学建设中汲取了启蒙运动精髓，即人的职责就是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性，由此确立了大学发展方向。柏林大学的首任校长是哲学史上重要的哲学家费希特，他把独立理解和思想自由作为大学里一切专业学习的原则，让受教育者掌握一定程度的科学，达到一定程度的自我理解，使每个人通过大学教育能独立思考。现代大学的特点包括，它是独立的团体，不受政府管理，但接受政府资助，是学术和科学研究的中心。在这一系列的坚持下，几十年后，德国的科学成果全面领先于世界。
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大学也在德国大学的历史影响下，发展为现代大学的模式。
对于今天的大学模式，早在20世纪60年代，欧洲就有学者设想，高等教育会普遍照美国模式发展——从精英型走向大众化，再到普及型。1930年，美国大学已经不同于所谓的现代大学了，被美国教育界称为当代美国教育改革设计者的科尔在《大学的功用》中说，现代大学已经濒临灭绝了，变成了多元化巨型大学，它不是有一个统一的精神，而是每个群体有一个灵魂，而且每个灵魂之间互相矛盾。这种变化虽然不是出于理性的选择，但也是根植于真实性。但是三A原则(AcademicFreedom、AcademicAutonomy、AcademicNeutrality)依然是美国大学的基本原则。
今天哈佛和剑桥的较量已经变成是财富的较量，20世纪50年代以来，剑桥的科学家有47次得诺贝尔奖，哈佛是17次。英国大学的危机感是研究资金不如美国。《泰晤士报》报道，2002年哈佛的私人投资就近133亿英镑，耶鲁有私人投资70亿英镑，普林斯顿有60亿英镑，而剑桥居英国最富大学榜首，也只有27亿英镑的资产，牛津也大约只有20多亿英镑的资产。
由此看来，到底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北京大学并没有给公众以明确的答案。既然连这个答案都给不出，那么，要想通过这次人事制度改革，创建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在我看来，北京大学是底气不足的。

第6章 探路2 盘根交错——大学公寓何以变火场(1)

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并不能简单理解成把高校后勤统统交由社会操作，而应按社会化、市场化模式运作。经营学生公寓并不只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弄不好还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如果放手让高校后勤实体参与学生公寓的建设、管理和服务，像“黑心棉”事件、放火事件等，就不会出现。
2003年3月10日晚，我来到了河南大学仁和学生公寓。在公寓食堂和澡堂交接处，大量的煤渣和垃圾露天堆放，虽然当天风很大，臭味还是很浓。这样的垃圾在公寓大门和食堂之间也堆放了不少。在公寓中心区，虽然树立着排排路灯，但亮的却只有两三盏。在微黄的路灯光下，可以看到很多自行车凌乱地堆放着，公寓楼的墙面上和过道内粘贴着不少花花绿绿的小广告等。
在四人间里我看到，高低床铺、台式书架、方凳、壁柜、201电话机等基本设施齐备，但像暖气、吸顶电扇等设施则没有，方便晾晒衣被的封闭式阳台也没有(每幢楼只是极少几间宿舍有)，这些缺陷恰恰是学生意见最大的。六人间的情况也一样，只是空间稍大。据了解，四人间的收费标准是每人每学年990元，六人间的收费标准是880元。我还注意到，公寓内没按标准设置公用洗衣房和文化活动室，值班室也无人值班。在三楼的一个男生卫生间内，六个大便池只有一个可以使用，其他五个上面一直在快速度地滴着水。
此前，我还走访了一处外宿学生较为集中的“学生公寓”。这里原是河南省工商银行开封干部分校，后来被一位杜姓老板承包，除一部分楼房租给学生外，还开办有浴池、旅社、网吧等。在八人间的女生宿舍，除高低床铺、几把方凳、201电话机和一个简易砖式碗橱，其他室内设施基本没有。杜老板说，他的“学生公寓”最多可容纳100多人住宿，每人每月住宿费50元。我当天还探查了几处个人单独或合伙租住的民房。在一套由三位学生合租的民房里，除简易单人床、破书架、旧书桌外，别无他物，整个房间阴暗、潮湿，其月租金是200元。
采访时，我还听到了这样两个故事——
一个是新闻学院的学生讲的：2001年9月，在学校统一安排下，他住进了仁和，但不到一天，就发现枕头有异味，撕开一看，他大吃一惊：枕芯使用的是“黑心棉”！很快，他的同学也撕开了枕头：碎海绵、草根、塑料绳、卫生纸……这些像垃圾一样的杂物出现在了他们面前。事后才知，这样的“黑心棉”枕芯共有4700个，是公寓的开发商瑞安房地产开发有限有公司配售给学生的。
另一个是法学院的学生说的：2003年2月27日晚，因为公寓连续停了两天多电，一部分男生开始采取比平时敲打脸盆、破坏公物、大喊大叫更为激进的行动。他们把书本、废报纸甚至旧衣物点燃，从公寓内向楼下扔，使公寓院内几乎变成了一片火海。当时，他正在楼下放自行车，一团火球差一点落在他身上。好在那几天地上还有积雪，不然的话，很可能会引发火灾。
在2004年3月11日我对河南大学总务处处长莫起升、河南大学后勤服务总公司总经理兼党总支书记何NFDA1的采访中，这两个故事得到了证实。何NFDA1还告诉我，仁和停电的主要原因是瑞安公司拖欠电业部门的电费，而为了稳定学生情绪，学校领导指示他以最快速度、最高效率协调瑞安公司与电业部门的关系，并先由后勤服务总公司替瑞安公司垫付10多万元的电费。这样，河南大学后勤服务总公司已先后为瑞安公司垫付了近30万元的电费。
一位文学院学生告诉我，入住仁和学生公寓一年后，一部分学生开始想方设法搬出公寓，而不知什么原因，2002年秋季开学不久，瑞安公司还主动公布了一份通知，大意是准许200人搬出公寓，学生可以自由报名。结果，200个名额迅速被抢光。更让瑞安公司始料未及的是，除了报了名的学生很快搬出了公寓外，随之而来的竟是大批学生也纷纷收拾行李，搬出了公寓。
随后，瑞安公司要求由学校出面，劝令搬走的学生搬回去。据学生讲，各班辅导员曾口头警告他们，如果不按学校规定的时间重新搬回公寓，该入党的不准入，该评先的不准评，该得奖学金的不能得。迫于压力，大部分学生搬了回去，但其中一些人却拒交住宿费，另一些人也只是象征性地交了一点，人却依然住在外面；还有一小部分人坚决抵制辅导员的警告，拒不搬回。
对由学校出面劝令搬走的学生搬回公寓一事，莫起升和何NFDA1表示确实如此，但否认给学生施压。莫起升说：“学校明确要求老师只能从保护学生安全和方便学校管理的角度，动员学生搬回去，坚决不能提谁不搬就处罚谁的话。”何NFDA1还表示，正是因为一部分学生不交住宿费，才造成瑞安公司故意不交电费。
在采访中，我发现，绝大多数搬出公寓的学生的住宿条件都不好，可为什么学生宁住条件差的民房不住条件好的公寓呢？他们说：“钱花得不值”“太受限制”(每人每月只准用16度电，多不退，少不补)。大家统一认为，以公寓现在的条件，每人每年四人间收990元、六人间收880元太高，“感觉不值”。
“既然公寓社会化了，我们和公寓的开发商瑞安公司之间理应是契约关系，双方的身份、地位、权利平等。我们交了住宿费，公寓就应提供包括硬件、软件在内的全方位优质服务。如果我们感觉交易不平等、不等值，就该有权和瑞安公司讨价还价，双方满意，我们就住，否则就不住。可事实却不是这样，从收费标准到管理标准，都是瑞安公司单方面说了算，他们出台什么办法，从不征求我们的意见。”一位法学院四年级的学生说，“我们对公寓的设施、服务、管理等方面不满意，拒绝入住，瑞安公司就让学校出面制服我们，这种服务、管理方式算社会化吗？硬件建设需要社会化，难道软件建设就不需要了？”
仁和学生公寓的收费与其基础设施、管理和服务质量相比，真像学生说的“感觉不值”吗？它放开了一个让学生自由选择的小口子，竟造成“崩堤”之势，直到校方出面，才使一部分学生“回流”，这是为什么？学生和瑞安公司之间没有形成契约关系的原因何在？“黑心棉”和放火事件的出现，说明了什么？一旦发生电业部门断电事件，就由学校后勤服务总公司替公寓开发商拿电费，这是长久之计吗？针对这些问题，我对莫起升、何NFDA1进行了采访。
莫起升说：“仁和学生公寓是瑞安公司投资建成的，目前住有6600多名学生。它的投入使用，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学校因扩招带来的学生食宿紧张问题。但由于2001年的新学年开始后，大批新生急着入住，学校就没来得及就一些细节问题与瑞安公司协商，双方也没签合同。这样，学生住进公寓后，瑞安公司就在收费和管理标准等方面牵制学校，有时不给学校打招呼，就私自向学生收钱，比如每生每年收90元的物业管理费。由于收费权没掌握在学校手里，具体标准也就由瑞安公司直接去物价局申报。在学校要求下，从2004年开始，仁和的物业管理费不再收了，一些四人间也改成了六人间，收费降低了一些。
“学生‘回流’后，新矛盾又来了，一部分学生因对仁和不满意而拒交住宿费。瑞安公司认为，学生不交费，他们就无法还贷、给工人发工资等，不交电费就是因为没钱。至于‘黑心棉’问题，说白了是瑞安公司急于收回投资的利益驱动造成的，但他们却没考虑后果，学生一直都因这件事敌视瑞安公司。”
何NFDA1表示，问题发生的根源在于学校没和瑞安公司签合同，双方的责任、权利、义务没划分清楚，致使瑞安公司只讲追求最大利润，不讲追求最好服务，对此学校无能为力。学生和瑞安公司之间当然是契约关系，但当学校都没和瑞安公司签协议时，这种契约关系自然很难实质性成立。
何NFDA1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困惑：“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我们应不应该在这场改革中借鉴‘德国模式’？”他说，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并不能简单理解成把高校后勤统统交由社会操作，而应是按社会化、市场化模式运作，因为经营学生公寓并不只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弄不好还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如果放手让高校后勤实体参与学生公寓的建设、管理和服务，像“黑心棉”事件、放火事件等，就不会出现，因为后勤实体在考虑经济利益时，会先把学生和学校利益放在前面，这是由后勤实体的性质决定的。”
何NFDA1谈到的“德国模式”是这样的：负责德国高校后勤的是一家具有法人地位、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服务机构，即德国大学生服务中心。它在全德共有62个分部，为分布在德国200个城市的300所高校共计180万名大学生提供服务。其经费来源是：(1)经营收入，占80%；(2)国家拨款，占20%。中心经营活动的收入主要用于其日常运行管理和后勤服务支出，利润则直接用于社会公益活动。何NFDA1说，通过借鉴“德国模式”，逐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高校后勤社会化的基本模式，能从根本上保障高校后勤姓“教”不姓“钱”。
在河南大学采访期间，我不断听学生提到一个名叫“桃李园”的学生公寓。他们说，这个公寓的收费标准与仁和差不多，但各种条件却要好得多，“住这样的公寓，值”。学生们表示，如果仁和也办成桃李园的水平，学生与瑞安公司之间的矛盾也就不会那么多、那么激烈了。他们建议我看看桃李园。

第6章 探路2 盘根交错——大学公寓何以变火场(2)

3月13日，我来到了桃李园。该公寓分通廊式和单元式两种，通廊式每间宿舍设有独立卫生间、封闭式阳台、宽带互联网信息终端等，并在一楼设有公共卫生间、洗衣房(内有投币式洗衣机)、微波炉和学生文化活动室，每人每年住宿费900元(六人间)；单元式每套包括三间宿舍、学习间、公共盥洗间、卫生间和封闭式阳台、宽带互联网信息终端等设施齐备，每人每年住宿费1200元(四人间)。但所有宿舍也没有暖气和吸顶电扇。我调查了多间学生宿舍，发现不管是学生自己的私人空间，还是大家的公共空间，都一尘不染。
据河南农业大学后勤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吴富强介绍，桃李园学生公寓由后勤发展总公司采取社会化贷款的方式组织建设并管理，目前入住的有河南农业大学、河南财经学院和郑州轻工业学院的8000多名学生；2004年，桃李园学生公寓正在进一步扩大规模，力争在秋季开学时，吸引更多学生入住。
既然都是后勤社会化改革，为什么河南大学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学生公寓综合症，而河南农业大学却“一箭三雕”，发展势头良好呢？就此问题，我采访了吴富强和桃李园学生公寓物业管理中心经理闫俊萍。
吴富强说，2000年1月，河南农大的后勤部门从学校“一刀切”式整体剥离，随后，总公司与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建业集团、河南六建等单位协商共同开发学生公寓。但由于它的还本期、赢利期最短也在12年以上，而银行贷款的最长期限却只有6年，加上当时政府部门态度不明朗，这些企业就谢绝了合作。回过头来，总公司决定利用学校原有的试验田独立开发学生公寓，所需资金以学校名义向银行进行信誉贷款，贷款到位后，学校再转贷给发展总公司。2000年3月，桃李园开始建设，2001年新学年投入使用。考虑到学生公寓的特殊性，总公司放弃了聘请社会物业管理的传统做法，自己成立物管中心，中心的全部工作人员，从经理到普通管理员，一律层层竞聘，使上下一条线，众人一颗心。
闫俊萍说，中心的楼长全部是公开竞聘上岗的大学本科毕业生，他们素质高、能力强，容易与学生沟通；在采用计算机网络等现代化管理手段对公寓进行统一管理的同时，中心与三所学校的学生工作部门联合，在公寓设立了学生工作管理办公室，成立了由三所学校派出的思想政治辅导员组成的学生辅导指导委员会；中心还与学生工作管理办公室、三校学生会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互通学生工作情况，共同协商解决学生管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与桃李园相比，仁和的确有不少需要改进之处，莫起升对此表示认同，他说：“今年河南大学在新校区建设新的学生公寓时，就汲取了仁和的教训，先与开发商签合同。公寓建成后，河南大学对其整体租赁，以90%的入住率计算，70%的收入交由开发商还本付息，30%的收入归河南大学后勤服务总公司，用于物业和社区管理，学生主管部门参与管理学生。对仁和，学校准备整体收购后委托后勤服务总公司管理，收购谈判日前已基本结束。”
我了解到，1999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第一次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工作会议上，教育部提出了3年实现高校后勤社会化的改革目标，并确立了改革的第一步是要将高校后勤规范地从学校行政体系中剥离出去，逐步向现代企业制度过渡。3年过去了，这项改革在河南农业大学进行得怎样了呢？
“据我了解，目前还没一所高校的后勤企业完全按现代企业制度运行。这中间有很多障碍，社会经济环境的、观念的、政策法规的，但关键的制约因素是政策法规上的，它们的配套严重滞后。”吴富强说，“比如学生公寓的服务价格，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都没有，参照市场定位、社会通行惯例，学校又不允许。现在，我们想走出学校，参与社会竞争，实现校际联合，但眼下的事实却是后勤集团与学校没实现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金融方面没针对开发学生公寓这样的公益事业制定可以超过6年的长期贷款政策，各高校之间存在着后勤壁垒，2000年2月28日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针对高校后勤企业制定的减免税政策已于2002年年底完成适用期，等等。
吴富强表示，如果不在这些方面出台扶持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深入发展的政策，下一步的工作将会遭遇意想不到的困难，说不定还会功亏一篑。
我在采访时注意到，不管是发生在河南大学仁和学生公寓的综合病症，还是出现在河南农业大学后勤发展总公司里的发展瓶颈，都不是特殊个案，而是一种普遍现象。在目前还没有一个可以普遍运用的模式创立之前，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仍然需要小心谨慎地摸着石头过河，这样，不小心被河水呛了几下的事情自然在所难免。然而，吃一堑是要长一智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怎样做才能尽量避免被呛水呢？
事实上，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真正的难点是产权问题，如果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高校后勤实体就不可能按现代企业制度运行，而不按现代企业制度运行，后勤实体就会永远逃不出被呛水的命运。因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第一步就是产权明晰，但目前高校后勤资产的占有权仍在高校，终极权仍在国家，正像吴富强说的，后勤实体只有经营权，没有对其所经营资产的占有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如果后勤实体不是法人主体，就不可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当然也就不能称为真正的企业，充其量只是一种模拟企业。
吴富强告诉我，河南农业大学后勤发展总公司在省工商局注册的资金是100万人民币，但它实际掌握的总资产已达到了1亿多元。发展总公司能用这1亿元人民币注册吗？不能。不但1亿元人民币不能，就是1000万人民币也不行——由于产权不明晰，这样做将涉及到国有资产的流失。在这种情况下，融资渠道就很不畅通，总公司从银行贷款的额度十分受限。下一步，发展总公司想进行股份制改造，试着按现代企业制度运行，可这样做却很“危险”，因为没有任何政策支持，完全是摸着根本就不知道在哪儿的石头过河。一位业内人士也告诉我：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中建立独立法人实体和处置资产等问题的政策性很强，必须要有国家出台的相关文件作依据，在此之前，学校自行改革是难以推动的，后勤自己尝试则风险太大，弄不好将得不偿失。
据我调查，目前，高校后勤从行政系统的剥离以及所谓的资产评估，绝大多数只是学校内部甲、乙双方达成的一种默契，并没有法律上的保障，因为资产评估必须通过具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来完成。可是，由于政策性缺失，按照法律规范进行的资产评估难以开展。资产归属说不清，自然也就无法到工商部门注册。实际上，真正到工商局进行规范的企业登记的高校后勤企业少之又少，河南农业大学后勤发展总公司是唯一的“另类”，而且注册资金不到实际掌握资产的1/100。当前，绝大多数高校对这个问题采取先搁着不界定、等国家政策的办法，让后勤实体以零租赁或优惠价租赁的方式对后勤资产进行委托式运作，比如河南大学委托其后勤服务总公司管理仁和学生公寓及新开发的学生公寓等。
无疑，产权是一个迟早都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触及得越晚，麻烦越多。在产权不清的情况下，后勤实体没有法人资格，无法走向社会。比如，无法与社会上的法人签订服务合同，也无法从银行贷款等等。它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很难真正调动起后勤员工的积极性，尤其是中高级经营管理人员。由于缺乏对资产保值、增值的动力和责任感，出现短期行为也就在所难免，而且很可能会出现赢利时后勤赚钱，亏损时学校背债的现象。这与后勤社会化改革的初衷和要求大相径庭。何NFDA1就告诉我，由于瑞安公司不愿经营仁和学生公寓里的食堂，学校就指令后勤服务总公司负责经营，由于种种原因，后勤服务总公司每年都要向食堂倒贴2万多元钱，这笔钱最后当然都打到了学校账上。
高等教育虽属非义务教育，但从本质上讲，却是崇高的公益事业，是非赢利机构，而让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则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在此情况下，群策群力地帮助高校后勤快速、准确地摸到过河的石头，无疑功德无量。此岸风高浪险，彼岸胜景无限，高校后勤何时过河去？祈望时间不远！

第6章 探路3 柳暗花明——成人高等教育之路(1)

当前，为数不少的大学校长、教育领导部门的高层官员和社会人士对成人高教抱有偏见，而大多数成人高教机构又暂时无法摆脱“母体”自主生存和发展，成人高教的改革每迈出一步，都可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有时，为此而付出的代价甚至远远超过改革的成果。
2003年7月25日至27日，河南省成人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研讨会在信阳市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有学者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往往是因为它有一个成熟完备的成人教育制度；一个国家的落后，也往往能从其成人教育的薄弱方面找到一定的原因。”根据这个观点，发展成人教育尤其是成人高教，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作为经济并不发达的农业与人口大省，河南省对它的需求更应该是求之若渴的。
然而，当我旁听了本次研讨会的全部内容，并就河南省成人高教事业的现状和未来采访部分与会学者时，所获得的信息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随着我国普通高教招生制度改革的逐步实施，对普通高校招生的年龄限制已经完全放开，而普通高校的大幅度扩招使得社会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单一的高等教育成为可能，因此，没有必要再开辟成人高教这一第二战场，也就是说，成人高教现在已经到了结束其历史使命的时候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终身教育成了人们不可回避的历史抉择，而普通高校的扩招所引起的社会对学历要求的大幅度提高，以及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都为成人高教提供了大批新的生源和发展机会，因此，成人高教的前景将会更加广阔。
学者们对成人高教的态度，为什么会产生如此针锋相对的意见？成人高教到底是真的该结束其历史使命，还是前景广阔呢？对此问题，我进行了调查采访和深入思考。
“九五”期间，河南省在高等教育的发展上一直实行“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即在大力发展普通高教的同时，积极发展成人高教。它有效缓解了高等教育的供给与河南省的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使大量的在职人员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与技能，为其更好地工作和再就业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河南省举办的成人高教学校共有86所，其中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34所，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在校生达16.8万人，比“八五”末的13.32万人提高了26%。经过20多年的发展，河南省成人高教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多种类、多层次、多形式的密切服务于河南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办学体系。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近几年来，河南省成人高教在发展中却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可以说，在它的周围，正回荡着声声楚歌。
第一，普通高教的扩招严重动摇了成人高教的历史地位。
近年来，随着普通高校合并的加快，一些高校把精力放在了自身上水平、上台阶上，特别是普通高校的大扩招，使高校的教育资源十分紧张，而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成人高教。这样，一些高校领导有意无意地在发展规划中减轻了成人高教的比重，如压缩编制、减少投入，挤占成人教育原有的教育资源等，个别高校甚至将成人教育赶出了学校。
在接受我采访时，河南科技大学的一位学者说，成人高教给普通高教让路也可以，但应该给它一个最基本的发展空间，那种只把成人高教视作“摇钱树”，却不让它滚动发展的做法是错误的。他以本校为例说，新的学期还没有开始，学校就已经把成教院盖的教学楼的一大部分分给了普教，其他带有成教性质的学生，也被学校分散到了各系。可以说，学校的成人高教已经被压缩到了极限。
第二，成人高教的质量有所下降。
近几年来，成人高校或教育机构为了和普通高校争生源，在将分数线降得很低的情况下，还一再降低教学要求，甚至放松了教学管理，致使一部分教师失去了教学积极性。而随着扩招后普通高校办学条件的日益紧张，原来成教与普教共享的教育资源空前匮乏，成教最主要的实践环节已不能得到保证，有些地方甚至连最基本的教室都不够用，不少成人高校或教育机构不得不到校外租赁教学场地。
教育最重要的质量保证是师资。在普通高校扩招前，河南省各高校的师资还比较宽松，不少教师有时间和精力在完成普通高教任务之余承担成人高教的教学任务，扩招后，学生数翻了一番，可教师数并没太大变化。再加上一些民办高校高薪聘请普通高校的任课教师，外省高校在河南省设立的教学点、函授站也在当地高校聘请师资等原因，致使原来担任成人高教教学任务的教师难以抽出时间和精神兼顾成人高教的教学工作。这就严重影响了成人高教的教学质量和办学声誉。
第三，成人高教的教学改革跟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成人高教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手段等已经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目前，河南省成人高教的培养目标大都套用普通高教的模式，没有体现新时代对人才在素质、能力、创新意识等方面的要求；其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只是在普通高校相同或类似的专业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上做了简单的增减，并没有针对成人学习的不同要求，设计出相应的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其使用的教材基本上还是普通高教或自学考试的教材，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即将淘汰的旧教材，同时此类教材的编写体例也不适合成人学生学习；其教学方法简单，师生交流较少，教学效果不理想，学生上课率较低；其教学手段落后，特别是在函授教育中，竟仍然沿用着长达半个世纪的既浪费时间效率也低的面授辅导方法。据我调查，目前，河南省的成人高教大部分采用的是班级授课制，重知识传授轻实践教学，并且很少采用广播、电视、计算机、远程网络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
第四，成人高教的教学管理模式呆板，开放度不够。
由封闭走向开放，是新时期成人高教演进的必然趋势，教育开放的实质体现的是教育的民主与个性，其内涵极为丰富，有办学的开放、区域的开放、教育对象的开放等。但是，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人们往往把教育的开放狭隘理解为入学门槛的降低，即取消国家的统招计划、统一招生、统一录取、统一发证，由学校自行注册入学。如此一来，成人高教的教学管理模式就逐步走向呆板，使完全学分制的实施一拖再拖，一直难以体现成人高教的开放性和灵活性。我国加入WTO以后，外国的成人教育机构势必将大举入关，如果再不进行开放式办学、灵活式管理，那么，不但河南省，甚至全国的成人高教事业都将面临着生存危机。
尽管学者们的意见有明显分歧，但河南成人高教事业面临的严峻形势还是引起了多方关注。在我的调查采访中，从河南省教育厅的有关领导到各成人教育机构的学者和教师，再到正在这些机构中学习的普通学员，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虽然河南成人高教事业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并不能将其结论为已经结束了历史使命。有什么问题就努力解决什么问题，持悲观主义的论调不但影响河南成人高教事业的发展，而且不利于为河南省的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
事实上，据我了解，即使在问题多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还是有不少成人教育机构自觉地拿起了向自己的病灶开战的“手术刀”。在些探索者的队伍中，有已经取得不菲成绩的，也有“手术”失败后正在忍受痛苦的，还有继续“摸着石头过河”的。

第6章 探路3 柳暗花明——成人高等教育之路(2)

在采访中，不少学者告诉我，在促进成人高教持续健康发展方面，新乡医学院成人教育学院是一个比例成功的范例。为此，我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它。
经了解后得知，自1993年以来，新医成教院凭着“第一个吃螃蟹”的精神，不断调整办学思路，充分挖掘办学潜力，积极拓宽办学渠道，目前已毕业学生5550余名，并使在校生达到了9039人，其中专升本毕业生中获得学士学位率达到了80%。在其他成人院校或教育机构大幅度“缩水”甚至被“清除”出“母体”的情况下，新医成教院发展到拥有1.6万平方米的独立的成人教育办学场所，并拥有总价值390余万的专用教学管理和服务设备；由其发起并组织编写的全国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临床医学专业专科和专升本两套55种教材，填补了国内医学成教教材建设的空白；去年，新医成教院还与北京大学联合，实现了现代远程医学教育。
新医成教院何以成为“奇兵”？其秘诀是什么？为此，我采访了新医成教院副院长嵇玉梅。
嵇玉梅谈了三点意见：第一，确立现代办学理念。新医成教院始终坚持普教与成教“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坚持投入、建设、装备、教学、管理、服务六到位的原则，树立“以教学为本、以教师为本、以学生为本”的思想，使该院成人高教的学历教育从无到有地迅速发展起来，“九五”期间，其发展速度是同期全国总体发展速度的9.69倍。第二，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通过调查研究，新医成教院从七个方面重新修订了医学成人高教的学历教育的总体培养目标，此后，该院以“专科(或中专)起点、成教特色、本科(或专科)标准”的质量原则培养学生。该院还借助现代化教学手段，综合采用启发式、讨论式、讲座式、自学和由学生做学术报告等多种方式，突出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新信息、新观念的教育。第三，加大投入。新医成教院一改成教普遍存在的“只重视产出，不重视投入；只重视经济效益，不重视社会效益”的做法，近几年来先后投资1600余万元，用于加强教学楼、学生公寓楼和成教专用的计算机实验室、学术报告厅等硬件设施的建设。
凭心而论，新医成教院的秘诀并非什么秘不可宣的“绝招”，实际上，它只是比较严格地遵循了成教办学的基本规律而已。在采访本文的内容之前，我曾听到过这样一种说法：“成教不成，电大不电，函授不函。”细细想来，这不正是问题产生的核心原因吗？
在谈到成教现状时，郑州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的徐丽萍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学校的情况就是成教现状的最好缩影。”她这句话引起了我的兴趣。徐丽萍告诉我，在1999年前，她所在的学院是完全的成人高教机构，由于种种原因，学院一直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近几年来，为了应付最坏的结果，学院在办学性质上做了大胆改革。以2004年为例，学院的普通大专生将占学生总人数的70%，另有10%是中专生，成教生的比例只占不足20%，即使这样，成教生的比例还将逐年缩小，直至完全消失。“我们在新郑买了1000亩地，提出了‘千亩地，万人园’的办学口号，目的就是完全改变办学性质，将学院改成职业技术学院。”徐丽萍说。
根据郑州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的改革，它实质上是彻底放弃了成教而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即办职业技术学院。这种做法对该院的“脱困”是否科学、有效？它对今天正处于困境中的河南成教事业来说意味着什么？虽然这些问题还有待实践的进一步检验，但我还是隐约觉得，它是一记击向困境中的河南成教事业的重拳。
与郑州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的彻底“变脸”相比，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继续教育学院的探索则更加具体化。据该院院长马建明介绍，为了努力提高成教的教学质量，保住成教的一方天地，该院在学分制改革方面下了一番工夫。然而，两年多的实践证明，他们的这项具有超前意识的改革彻底失败了：不但在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上出现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且学生的学分在校际间和上级管理部门得不到承认。
实行学分制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既可以使成人高校在课程设置方面有更大的灵活性，以适应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而且有利于促使任课教师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还可以使学生根据自身兴趣、特长、爱好以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自主设计发展方向，更可以有效解决在成人学生中存在的“工学”矛盾问题，并有利于建立校际之间、相近专业之间、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培训和各种形式的短期培训之间学分相互承认的机制。在普教中，学分制已开始显出威力，可它为什么就不能在成教中实行呢？我以为，思考这一问题，极可能是成教突出重围的一把金钥匙。
正像我在前面所说的，尽管学者们对河南省成人高教事业的意见有明显分歧，但我们似乎并不能对它失去应有的信心。毕竟，就目前而言，成人高教依然是我国高等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缺少了通过它培养的各类人才，势必将影响到社会的正常运转。作为一个有着9300多万人口的农业大省，要使更多的河南人接受高层次的教育，更好地提高其科学文化素质，仅靠普通高教是做不到的。如此一来，我们就必须大力发展成人高教。另外，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潮流来看，成人高教，包括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都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政治、经济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与发展，我们的党和政府就已十分重视成人教育，并相继颁布了有关政策和法律。比如在1993年2月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规定：“成人教育是传统学校教育向终身教育发展的一种新型教育制度，对不断提高全民族素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1999年6月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又规定：“实施素质教育，应当贯穿于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要使学生在掌握必要的文化知识的同时，具备熟练的职业技能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
其实，为了使河南成人高教事业走出低谷，河南的许多有识之士都在努力着。河南省教育厅副厅长李文成在本次成人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研讨会上这样指出：“必须把成人高教的质量放在第一位。目前我们所要做的工作是，端正办学目的，克服管理的放松、疏漏和混乱，并在学分制建设等六个方面实现突破。”
话虽这么说，要真正使河南成人高教走出低谷，还需要做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那么，就当前而言，这个劲儿到底该朝哪儿使呢？
为此，我采访了河南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副处长张大策。
张大策告诉我，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实现“八个一批”，即通过学者们的努力产生一批高水平的理论研究成果，从理论上解决成人高教人才培养模式等重大问题，给成人高教准确的定位；制定一批特色鲜明的专业教学计划和人才培养方案，努力解决好教育与生产实际脱节的问题，真正培养出一批受基层单位和生产第一线欢迎的应用性人才；推出一批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手段，逐步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并改革考核办法；建成一批“双师型”的师资队伍，培养一专多能的教师；编写一批高质量的成人高教教材；创建一批示范性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一批示范性专业和教学工作优秀学校。
在随后的采访中，张大策指出的这个努力方向基本上得到了学者们的认同。他们说，干什么事儿都怕实实在在，只要你找准了努力方向，并且认认真真去做了，就没干不好的事儿。现在，虽然成人高教的问题多多，但它并非一块不可雕的朽木，只要大家埋下头去认真研究，积极解决，河南成人高教再现往日的辉煌应该希望多多。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抱这样的乐观态度。洛阳师范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兰利民就指出，就成人高教的函授站点而言，无论再怎么努力，都无法避免它应该被彻底取缔的命运，因为从这么多年的实践来看，它的教育教学质量和社会声誉实在太差了。还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说，河南的成人高教发展到今天，可以说已经走过了它的鼎盛期，今后的努力方向应该是集中力量精兵减员，务求实效，即使这样，也应该将成人高教中的学历教育转为非学历教育，把成人高教的着力点放在大量培养实用性人才和对成人的职后再培训、再提高上。
同时，还有不少学者对我表示：话好说，事难办。在当前为数不少的大学校长、教育领导部门的高层官员和社会人士对成人高教抱有偏见，且大多数成人高教机构又暂时无法摆脱“母体”自主生存和发展的情况下，成人高教的改革每迈出一步，都可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有时候，为此而付出的代价甚至远远超过改革的成果。

第6章 探路4 破茧化蝶——高职教育路在何方(1)

在一些人看来，如果方法得当，“青菜”可以做成“鱼”，否则，只能说明你“做菜”的功夫不够高明。在现实生活中，是否把“青菜”做成了“鱼”，其检验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高考升学率和升学质量是不是高。随之而来的，就是对一个学校是否是优质学校，一个领导是否是高明领导，一个教师是否是知名教师，一个学生是否是优秀学生，一个家长是否是成功家长的评价。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的需求日益迫切。顺应这种形势，大力发展优质高中的政策在全国各地纷纷出台。
然而，虽然说中国的综合国力已日益增强，国民生产总值已居世界前列，但要真正摆脱“穷国办大教育”的重负，我们很可能还要走相当长的一段路。在这个背景下，怎样科学把握前进的方向，集中政府和民间有限的“好钢”，高质量、高效率、高水平地用在大力发展优质高中的“刀刃”上，使国民公开、公平、公正地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就显得意义特别重大，影响特别深远。
2003年1月20日，焦作市焦东路。
走在这条以灰色为主色调的路上，我看到的风景颇为杂乱：道路两旁，不少老房子被拆成了废墟，与之对应，许多新房子正在动工，建筑机械的轰鸣和着工人们的号子，使冬日的阳光变得有些温暖。这种对比鲜明的景象，在不少城市都能见到，它应算是前进中的中国的一个耐人寻味的象征吧？
我要采访的焦作市第十二中学，这所始建于1964年的普通中学，就位于这条路上。也许是必然，也许是巧合，当我站在它的门前时，发现它也加入了上述的风景：在破旧的红墙、老式的校门里，一幢楼房正在紧张施工。只是不知道，这个景观是否也算得上一种意味深长的象征？
在国外，针对生源问题，有学者提出了一种“拱道理论”。它认为，学校就像一条拱道，学生就是里面的行人，他们从这头进去，再从那头出来，进去时素质好的出来时素质也是好的，反之也一样。因此，决定教育的最终结果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学生的素质，学校起不了多大作用。这种理论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生源决定论”。假如这种理论成立，那么，一个学校能否成为好学校、优质学校的关键因素，首先就是看它是否拥有好的、优质的生源。
我在十二中采访时，遇到的绝大多数学校领导和老师认可这种理论，不但是他们，即便认为“孩子还是自家的好”的家长，对此也表示同意——虽然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孩子在智商和情商上比别的、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差；他们觉得，自己的孩子之所以没能进入优质高中学习，主要是因为孩子们没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于是，在这里，“习惯决定命运”和“知识改变命运”两种思维逻辑唱起了“对台戏”。
祁宏伟是十二中的校长，此前，他曾是焦作市教育局教研室的语文教研员，后来到十二中任教学副校长，1999年升任校长至今。他是一位有着自己的教育理想并努力以求其实现的人。事实上，我和他的相识，就是从向他约一篇谈论以“实施素质教育靠什么”为主题的文章开始的。对“拱道理论”，他同样表示赞同，不仅如此，他还亮出了自己的“青菜非鱼观”——
“我觉得，一个好学校，必须要有正确的办学理念，必须以人为本，着眼于学生不同程度地发展，促使学生不同层次地成长。给你一把青菜，你能把它烧制成一条美味可口的鱼吗？不能。反过来想想，你干什么非要把青菜烧制成鱼呢？把青菜做出丰富多彩的花样来，不是更好吗？如果把青菜做成了鱼——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那么，结果肯定是青菜不像青菜，鱼不像鱼，最终既没吃到想吃的鱼，也浪费了本来还可下饭的青菜。对‘鱼’的教育和对‘青菜’的教育自然也是一样的，要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不会把人才分成几百种类型。”
记者：十二中的学生是“鱼”还是“青菜”？
祁宏伟：有“鱼”也有“青菜”，大部分是“青菜”。
记者：对“鱼”怎么教育？
祁宏伟：以升学为主。
记者：“青菜”呢？
祁宏伟：培养合格公民。
从我和祁宏伟的这段对话中，读者不难感觉到，传统意义上的“没有学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师”的观念，在他这里受到了质疑。他向我明确表示：这种观念是对教育功能的夸张；孔子说，朽木不可雕，是很有道理的；现在的教育，不恰当地说，陷入了迷信知识而忽视对人的培养的“狂热”，因此，应该更进一步地反思和探讨教育的方向与目标。
然而，祁宏伟的观点并没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即便在十二中，他的观点也不是说人人都心甘情愿地接受。一种远比他的影响更为强大的力量征服了绝大多数信仰“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人。
在这些人看来，如果方法得当，“青菜”就是可以做成“鱼”，否则，只能说明你“做菜”的功夫不够高明。在现实生活中，是否把“青菜”做成了“鱼”，其检验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高考升学率和升学质量是不是高。随之而来的，就是对一个学校是否是优质学校，一个领导是否是高明领导，一个教师是否是知名教师，一个学生是否是优秀学生，一个家长是否是成功家长的评价。
鉴于这种社会心态，绝大多数薄弱高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纷纷将命运孤注一掷地押在了高考升学率和升学质量这块“宝”上。据我了解，虽然的确有个别薄弱学校培养出了同样个别的精英学生，也就是说把“青菜”做成了“鱼”，但其付出的代价之大，远远不是一条“鱼”所能补偿的；更令人深以为忧的是，这条个别的“鱼”的“出水”，常常是建立在牺牲绝大多数“青菜”的利益基础上的。
可在人们看来，欣赏“鱼”之乐的快感，才是生活中最重要和值得最荣耀的事，至于“青菜”的干枯和腐烂，往往少有人理会。直到有一天，陶醉的人们忽然发现，缺少“青菜”的社会悲剧已接连上演……
在任语文教研员时，祁宏伟经常到各个学校听“推门课”，课后，自然要对老师们讲的课进行一番指导。此时，他说得最多的，就是批评老师们讲的课针对性不强，应试的内容和分量不够，不能很好地为考试服务。为此，他写作了不少旨在帮助老师们提高应试“作战能力”的理论文章，它们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相关载体的青睐，从更大程度上、更广范围内影响了更多人的教育教学思想。
1995年，他任十二中教学副校长，有了把理论和实践充分结合的机会。他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抓高考补习班的升学，要求补习班的老师和学生一起拼时间、拼体力、拼精力，“学生一身汗，老师三身汗”(学生学习学出一身汗，老师备课备出一身汗、上课上出一身汗、改作业改出一身汗——笔者注)，号召学生讲“三苦”，即学习刻苦、生活艰苦、心理能承受痛苦。与此同时，诸如“吃得苦上苦，得来真功夫”“读读读，不惜口舌生疮；练练练，哪怕双肘生茧”“我校简陋，唯有育才之心；诸生有志，力叩大学之门”等标语、口号，也上了墙、进了脑。
“我们这样做，的确培养出了一批大学生，但却抛弃了大多数学生，老师的全部精力、学校的所有资源都用在了‘尖子生’身上，‘后进生’最多只能靠吃一点‘尖子生’剩下的残羹冷炙维持最基本的营养。”祁宏伟对我说，“现在想想，这种只顾一点，不及其余的做法错了，可当时我却是庄严的。”
对祁宏伟的这番话，我深以为然。教育的本质是把最大多数的人培养成合格的公民，使他们首先会做人、能生存，没有了这一点而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借助仿佛能量无穷的教育之手成为“社会精英”，是不现实也不符合客观规律的。因为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极其复杂、长期的系统工程，它绝对不同于技术相对简单的农业或工业生产——虽然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把学校比喻为农场或工厂，把学生比喻为农产品或工业产品。

第6章 探路4 破茧化蝶——高职教育路在何方(2)

遗憾的是，据我了解，现在，绝大多数薄弱高中依然把破茧化蝶的梦一厢情愿地寄托在高考升学率和升学质量上，而那些所谓的优质高中，自然也就常常把高考升学率和升学质量的步步高升作为已然破茧化蝶的唯一象征。至于“优质”的含义到底应该是什么，“蝶”的标准是什么，并没有谁认真思考，尤其是那些沉醉于破茧化蝶之梦的人。
最近一段时期，除了在个别边远贫困地区，由于种种原因使“读书无用论”有所抬头外，全国绝大多数地方依然崇尚“读书有用论”，即便其中的“有用”，在一些地方、一些人那里，还停留在“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的庸俗价值观上。
在这个大的社会背景下，让孩子享受优质高中教育资源，进而享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便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舆论，政府由此顺应民意地做出决策，大力发展优质高中。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相当多的人看来，“优质”是和高升学率、高升学质量划等号的。这样，高中教育还是一种精英教育，即“鱼”的教育。
祁宏伟不想困死茧中，他也想破茧化蝶，但他将目光投向了制作“青菜”的盛宴和编排“鱼”的舞蹈，尽管这个决定在校内外有相当大的争议。
“办好焦作一中，从某种角度上讲，还不如办好十二中，因为后者能提高焦作市市民的素质，而前者培养出来的人才很少有人回焦作，真正建设焦作的还是十二中培养出来的学生。”祁宏伟说，“应试教育造成当地建设者的素质太差，甚至形成培养出的大学生越多，当地越穷的怪圈。”
根据这种被一些人认为是带有“地方保护主义”色彩的思路，十二中把自己定位成培养合格公民，也就是认真制作“青菜”的盛宴，使“青菜”发挥出最大的作用；至于编排“鱼”的舞蹈，是为了因材施教，不因关注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损害了少数人的利益。
农时不可违，学时不可逆。对基础教育来说，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内，集中相对短缺的人力、财力、物力来大力培养“精英”，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从长远来看，培养“精英”的教育模式对一个民族素质的整体提高，对一个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有害无益。另外，只有民族素质得到了整体提高，“精英”们也才可能有用武之地。要知道，一头威猛之虎，永远也不可能只靠率领一群畏首畏尾的绵羊就能取得纵横天下、笑傲江湖的勋业。
十二中立志制作“青菜”的盛宴，同时编排“鱼”的舞蹈，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为了走一条使基础教育大众化的路子——虽然背后的原因比较复杂，而最重的压力又主要来自本市“优质高中”扩招的威胁。
在采访时，我看到了这样一个发展逻辑：以焦作市为例，该市声望最高的一中扩招，使声望次之的十一中的生源大批流失；十一中扩招，使身为薄弱高中的十二中的生源大批流失；十二中扩招，又使比十二中更为薄弱的高中的生源变得紧张；进而，中等职业学校门可罗雀，从而造成一方面生源较少甚至没有生源的学校的大批教育资源浪费或闲置，另一方面生源良好的学校人满为患，教育资源紧张，生师比严重超标且教育教学质量难以保障。
分析其中的原因，关键还是人们的观念问题，即大多数人因迷信高等教育而迷信普通高中教育，因歧视技术职业而歧视中等职业教育。深究之，还是因为人们不情愿实事求是，首先从感情，进而从思想上否认自己的孩子是“青菜”，即使孩子之所以成为“青菜”而不是“鱼”是由多种复杂原因造成的。有了这样一种顽固的观念在起作用，十二中要实施“青菜”教育工程，制作“青菜”的盛宴，其难度可想而知。
为制作好“青菜”的盛宴，并使个别的“鱼”不失舞蹈的机会，十二中将教育教学分成了三大块：就业预备、特长生培养、升学教育。
在就业预备上，十二中以校本课程为切入点，在高一、高二年级中开设了每周一节的劳动技术课。虽然课时不多，内容也相对简单，只是学习一些最基本的劳动技术常识，但这种做法还是引起了一些人的激烈反对，被指责为大逆不道。
1996年第一学期时，十二中搞了一次分流，把七门功课中有六门以上不及格的高三学生组成一个班，由祁宏伟亲自带班，准备为这些升学无望的学生开设就业指导课和职业技术培训课，目的是让他们学有所获，走向社会后尽可能快地适应工作或比较顺利地接受更高一级的职业技术培训。然而，实际效果是，尽管学校组织家长开了不少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可家长依然激烈反对。
现在，劳动技术课依然每周一节地在十二中坚持着，可到底带有多少真正的就业预备色彩，又对学生未来的就业产生了多大的实质性影响，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准确而又肯定的答复——即便学校挂着“国家教育部高中劳动技术教育研究基地”的牌子。
在特长生培养上，十二中侧重于体育、音乐、美术三科。这种做法并没超出绝大多数薄弱高中培养特长生，以求高考升学不空白的思想模式。作为河南省篮球传统项目学校，该校的体育特长生多次代表河南省外出比赛，先后获得过一些奖励。比如在河南省第九届运动会上，十二中有十多位学生夺得了奖牌；上届亚运会皮划艇冠军范瑞楠也是该校毕业生。借助于特长生的力量，十二中敲开了中央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等高校的大门。这多少给它带来了一点声望，使人们觉得，十二中的学生也不全是“青菜”，从而使生源不至于过分紧缺。
在升学教育上，尽管十二中一直抓得比较紧，学生也知道用功学习，进步的速度也很快，但由于长期形成的基础不牢、素质不稳等客观原因，最后升入的多是本地的高等院校，如焦作工学院、焦作大学等，很少有破额腾空，飞越龙门的“龙鱼”。这使十二中在人们的眼里，又始终难以和“优质”挂钩。
这样，即便十二中用尽了解数，也依然难以破茧化蝶，至于“青菜”的盛宴和“鱼”的舞蹈，也只能是其一直努力追求却又远未实现的教育理想。
教育不同于其他行业的地方在于，它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隐性的、长期的，昙花一现的轰动效应对教育有百害无一利。根据这个规律，“雪中送炭”式的教育行政手段更有利于使优质教育资源公平、公正地得到分配，也才有利于对最大多数的人，尤其是弱势群体，进行最行之有效也是最基础的教育。
然而，虽然“雪中送炭”的行为更具平民色彩，但它却不如“锦上添花”的做法更容易制造光彩夺目的“形象工程”。于是，在现实生活中，“锦上添花”的做法多，“雪中送炭”的行为少。它最直接的后果是：优质高中不需破茧已然为蝶，一般高中纵然破茧也难化蝶，薄弱高中无力破茧只好困死其中。
祁宏伟给我讲了这样两个故事：一是他在北京四中、北京十四中考察时，发现人家根本不存在升学问题，十四中提出的目标是消灭大专，四中提出的目标是消灭“大本”；二是有一次他曾对焦作一中的校长许继公开玩笑，说如果许校长把一中的随便两个班放在十二中，让十二中的老师教，三年之后，拿这两个班的升学成绩跟一中的毕业班比，看谁的成绩更好。许校长说，不用比，我们不行。
在讲第一个故事时，祁宏伟表现更多的是无奈，十二中的生源质量无论如何也不敢和北京四中、北京十四中比；在讲第二个故事时，这种无奈就变成了不平——十二中的整体师资水平并不比一中差，但却招不来好生源，为什么？
十二中的整体师资水平之高，在一般高中并不多见。以青年教师为例，在全校120多名教职工中，有特级教师一人、省级教育教学专家两人(焦作市中学阶段仅有两人)、省级学科带头人一人、省级骨干教师七人、市级骨干教师及教坛新秀30余人，其中五人具有研究生学历、10人拥有双学位。近几年来，该校获得各种奖励80多项，其中张硕果、冯志丽等十余位教师分获省历史、生物等优质课比赛一等奖，王南方、牛玉玲等十多位教师获市优质课、公开课比赛一等奖。
在教育科研上，十二中的老师希望科研兴校、兴教、兴学。为此，学校成立了专门的教育科研领导小组，制定了《焦作市第十二中学教育科研工作条例》，编写了《焦作市第十二中学科研课题指南》。《阶梯——目标式教学法的实践研究》、《高中化学新教材的研究与实践》、《普通中学开展研究性学习的理论和实践》等省级以上重点课题先后在十二中开题。事实上，仅去年一年，十二中就承担了38项校级课题、四项市级重点课题、五项省级课题，向省、市教育部门申报教育科研成果16项且全部获奖，对外公开发表理论文章30多篇。
尽管如此，十二中离“优质高中”的标准还有很大距离。这一点，大家都不讳言。实际上，从祁宏伟本人来说，他并不赞成“优质高中”“重点高中”“示范高中”的提法，认为它违背了大众教育和基础教育规律，不利于实现教育资源的公平、公正分配。他觉得，将高中分为“合格高中”或“标准高中”比较好，这样可以更好地对学生进行终身受益的基础教育，而不是把高中教育单一化为升学预备教育；这种标准下的“优质”，才是真正的“优质”，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才既能像“青菜”一样制成盛宴，也能像“鱼”一样尽情舞蹈。
然而，事实是，国民对高等教育的热度非但不减，反而越来越热。从前是孩子考上大学就基本满足了，现在则非重点大学甚至只有清华、北京等极少数名校才能满足家长心愿。这种只愿欣赏“鱼”的舞蹈，不想品尝“青菜”的盛宴的公众心态虽然无可指责，但与之相适应，优质高中资源必须迅速扩大才行——尽管以人们现在对它的认识，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真的违背了教育规律。
在这个背景下，是给大量的薄弱高中如焦作十二中等“雪中送炭”，使其尽可能快地向优质资源靠拢，破茧化蝶，还是在它们之外，给已有的优质资源“锦上添花”，通过大办分校等形式走向“垄断教育”，将大量的薄弱高中困死茧中，使教育资源出现闲置或浪费更为合理，的确需要大家共同反思。

第6章 探路5 孙维刚酿造的美酒味在其中(1)

5戴着镣铐跳《天鹅湖》——孙维刚酿造的美酒味在其中
一位高二学生的家长说：我参加过高中年级的家长会，孩子的班主任是一位有现代教育理念的年轻教师，她非常同情高中学生面临的处境。她主张教育应该以人为本，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但这样的教育理念并不为校方所理解，因为校方衡量教育成果是学生能否考上大学。这位班主任说到动情处，忍不住流下了泪，而坐在讲台下的我也很矛盾，甚至痛苦。虽说大家都希望孩子考上大学，但谁也不想让孩子高分低能。
2002年1月20日，北京二十二中数学教师孙维刚因病去世。对孙维刚，相信大多数读者比较熟悉。作为一个标志性人物，孙维刚最令人称道的，是在他曾执教并担任班主任的一个普通班中，有22名学生考上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据媒体报道，虽然身为一个普通的数学教师、中学班主任，但他却被教育界众口一词地誉为“教育大师”，认为他用数学教出了哲学——论据是：他的教育理念虽有争议，但他带出的学生样样好，连个头儿都比别人高。
一位标志性教师，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常常“离经叛道”地实践着自己的教育理念，却取得了众所瞩目的业绩。我希望通过对他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解开他戴着现行教育体制的“镣铐”，依然跳出了舞姿优美的《天鹅湖》之谜。然而，我深知，这种解读只能属于抛砖引玉式的表面之作，要真正发掘出隐藏在孙老师身上的诸多宝藏还需广大读者本着“天下教育，苍生功业”的宗旨，在随后的日子中继续深刻思考。
孙维刚有说不完的故事，有些故事甚至已经成为当代教育史上的经典。当我在互联网上对“孙维刚”这个名字进行搜索时，数百条信息扑面而来，绝大多数都是对他的去世表示真诚悼念的，其中既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的唁电，也有从未与孙维刚谋面的普通网友。一个普通教师的去世，能引来如此众多的人们滚滚的热泪，这本身就令人感慨。
“孙老师是名师，他并不专门为示范而示范。他的每一节课都是示范课，都按照他自己的进度讲。他讲课从不拒绝别的教师旁听，校内校外的教师，京城内外的教师，都是推门就可以听孙老师的课。”北京市东城区教委主任周焕奇也曾是孙老师的同事，他说，做一名数学教师，和孙维刚做同事应该是一种悲剧，因为他做得太好了，你难以超越他；但也是一种幸运，因为你可以看到他竟将教师这个职业做得如此轰轰烈烈。
北京二十二中副校长杨春林曾是孙维刚的学生，她的办公桌就在孙老师对面，她清晰地记得2001年寒假前，孙老师上最后一堂课的情景：他用两道高考题为初三学生结课，这两道题属于前几年高考中比较难的题目，但同学们很快就解开了。杨春林说，孙老师的教学目标很明确，就是让学生们掌握数学的思想和解题方法，因为这样能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而有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后，教学自然就容易了。
在孙老师带的第一轮实验班里，有位蔡冰冰同学，当初考初中时，她连区重点都没考上，但6年后，她却成为北京市唯一入选首届中国奥林匹克国家集训队的选手。她说，这得益于孙老师和自己的一次谈话。上高中时，她的成绩已经很好了，上课时就未免有点儿无所适从。孙老师及时点拨她：知识都是相互联系的，课堂上老师常会重复以前的知识，这时候你应努力找到新旧知识的联系，这样学习数学就变得简单而有趣了。
孙老师注重和家长的配合，他的班上有42名学生，他常常说，我们有85个教师，父母双方也是教师。他的家长会要求父母双方都到场，他说：“如果我的教学思想得不到家长的配合，是根本无法实施的。”在一般人眼中，孙维刚的教学方法有些严厉，他会要求学生晚上9：30去睡觉，要求不能进游戏厅……还有许多细小的要求。尽管这种教育理念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但他所取得的教育效果却是明显的。他的学生在学校里样样突出：文化课、体育、卫生、公益，甚至身体发育得都要比别的学生好，但他们却并非从学校或者区里选拔出来的，而是大多非常普通。
孙老师爱说：“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做人没有唯一的标准，但我认为还是有最高标准的，比如正派、诚实、无私。”他希望学生“做一个由于自己的存在，而使别人生活得更幸福的人”。他的这种理念在学生们身上得到了体现。1997年高考前，他班里综合评分在前15名的同学都坚决表示：放弃参评三好学生，放弃高考10分加分(北京市市级三好学生高考可加10分)，把机会让给其他同学。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金牌得主阎君，高二时就被北京大学提前录取，但他想再参加一次国际奥赛，再夺一块金牌。可他看到孙老师身体不好，便想帮孙老师一把。随后，他用了100多个小时为班上的同学作辅导，自己却在国际奥赛代表队选拔赛中以一分之差落选。可阎君说：“我不后悔。”
孙维刚去世后，到他家悼念的人络绎不绝，但每个人都被他清贫的生活感动：所有的家具都是“过去式”，铁床和大衣柜更是20世纪80年代初常用的。其妻子王海亭说：“经常有人问我孙维刚这么做，你觉得亏不亏。说实话，我是有些苦，但我很敬佩他，做一个教师能活成这样，为家庭、为学校、为国家留下这么多东西，他过了轰轰烈烈的一生，值。”
解读孙维刚的故事，我的感觉颇为复杂。孙老师以自己的才学、能力、人格，赢得了学生和家长的敬佩，也赢得了社会的赞誉。然而，他之所以拥有这些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因为他的学生在升学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试想，如果孙老师班上的学生没有那么多人考上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他所实践的教育理念，是否还像今天这样能得到大家近乎一致的认可？
一位高二学生的家长就说：我参加过高中年级的家长会，孩子的班主任是一位有现代教育理念的年轻教师，她非常同情高中学生面临的处境——做不完的作业、考不完的试。她主张教育应该以人为本，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但是，这样的教育理念并不为校方所理解，因为校方衡量教育成果是以考上某某大学的学生比例为标准的。这位班主任说到动情处，忍不住流下了泪，而坐在讲台下的家长们也很矛盾，甚至痛苦。虽说大家都希望孩子考上大学，但谁也不想让孩子高分低能。
在采访工作中，我也遇到过许多这样的尴尬事。比如在某市采访时，我一提起素质教育，该市普教科的负责同志就说，我们这里的素质教育搞得不错，然后就是兴奋地列举某初中有多少学生升入了重点高中，某高中有多少学生考上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全然不提通过素质教育的实施，学生们的整体素质提高了多少。到了基层学校，校长们最津津乐道的也是这些内容，在他们看来，衡量一个学校办学水平高低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有多少学生升入了重点初中或重点大学。这都使我感到困惑：评价素质教育的标准是什么？难道还是升学率？如果这样，今天大家所谓的“素质教育”，依然还是应试教育，与以往不同的只是，今天的应试教育套上了一件“素质教育”的时髦外衣。

第6章 探路5 孙维刚酿造的美酒味在其中(2)

在戴着“镣铐”跳《天鹅湖》的过程中，孙老师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有些努力甚至带有一定的风险。可以说，他是在用生命为学生探寻通往学业顶峰的攀岩之路。然而，仔细分析他所取得的一些“经典经验”，我们却又不得不承认，他用心血乃至整个生命换来的这些“经典经验”，往往只是在中外教育史中早已有定论的、最基本的常识。他的成功，也只是自觉实践了这些常识而已。因此，我在此想说的便是：为什么认识常识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为什么实践常识也要如此艰难？
要回答这个问题，便不能不触及社会生活中的某些痛点。有位名叫汪中明的学生家长这样直言：作为学生家长，我知道素质教育的好处，但是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提素质教育为时尚早。讲素质教育，就要讲学生的“减负”，这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但结果怎样呢？今天你给孩子“减负”，孩子轻松了、高兴了，但明天第一个哭的就是你的孩子。因为你的孩子“减负”了，但别人的孩子非但没“减负”，反而在不断“增负”。这样，你的孩子因“减负”而不适应于应试教育，别人的孩子因“增负”而在应试教育中脱颖而出。在唯文凭是用的今天，文凭是最好的敲门砖，这块敲门砖既不是泥烧的，也不是石打的，而是用分数换的。
这位家长的话指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现实，即素质教育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究其根本原因，可能还在于当前用人制度的不科学。前不久，某报发表消息说，德国的机械制造水平在全世界领先，其原因是德国重视素质教育，拥有一大批高级技工，而我国只重视应视教育，高级技工少之又少。对此，一位家长指出，在中国，孩子考上大学，就意味着会成为党政机关的干部等，而高级技工不论高级到哪儿去，也只是工人身份。即便如此，一些企业还视老工人为包袱，造成四五十岁便被辞退或找不到工作的人很多。在此情况下，谁愿让孩子干技工？所以，大多数人都是宁愿自己多吃苦，也要供孩子上大学。
看来，绝大多数家长和教师都清楚教育的常识，但他们之所以不敢实践这些常识，是因为现实中并没有实现根本性变革的应试教育体制，以及唯文凭是用的人事制度还存在。而家长和教师们的矛盾与痛苦，也由此而发。前不久，某报不是发表过一则教师在家长会上公开向家长们道歉，声泪俱下地保证“我再也不给学生‘减负’了”的消息吗？事实上，即便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并实践了常识的孙老师，也只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缓和了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间的尖锐矛盾，无法完全将自己的全部生命投入到素质教育之中去。也就是说，他是在戴着“镣铐”跳《天鹅湖》。
2000年3月1日，新华社曾全文转发了江泽民同志的《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在谈话中，江主席指出，我们的学校、教育部门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部门，都要注意工作，把家长希望子女成才的迫切愿望、教师教书育人的心情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全面提高青少年的素质。千万不要由于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不当，引发一些消极的甚至反面的后果来。还有一些学校和地方，对学生的知识教育和学校的设施建设抓得比较紧，而对学生的思想品德、纪律法制教育，对学生在校外活动的情况，抓得比较松。不能整天把青少年禁锢在书本上和屋子里，要让他们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打开他们的视野，增长他们的社会经验。我们国家人口多，人人都上大学仍不是现实的。也不是只有上了大学，才能成为人才。社会需要的人才是多方面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江主席的谈话一经发表，立即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随后，批判应试教育、提倡素质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热潮中，有人甚至提出了全面废除升学考试的极端设想。
从谈话发表到我写作本文，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多，两年多来，我们国家一直在努力进行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并且的确取得了不少成功的经验。然而，纵观整个国家的教育现实，我们却又不得不承认，素质教育在今天并没有完全得到人们的认可，还有相当多的学校、教师，依然在借素质教育之名，行应试教育之实。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表里不一的现象，是因为虽然整个国家的教育体制已经实现了变革，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这种变革还没有触及到变“心”的根本。也就是说，素质教育的实施，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应试教育在当今教育上的“主流地位”。
在我的案头，有一份调查表，调查者是《北京青年报》学通社的17名记者，被调查者是北京市各城区的4157名12—18岁的中学生。调查结果显示，明确“素质教育”这一定义的学生只占总调查人数的24.9%，26.4%的学生则表示“不清楚”，对其定义大都是模模糊糊或断章取义；在所有接受调查的学生中，遇到自己心目中真正实施了素质教育的老师的学生比例为29.7%，有9.1%的学生认为教师实施的素质教育没达到预期效果；对学校实行素质教育持“满意”态度的学生比例为11.1%，“不满意”的比例则为46.7%。如果说数字可以代表某种观点，那么，这份调查表恰恰证明了我的感觉，即素质教育在今天的实施现状并不令人乐观。
一方面是应试教育人人共诛之、却又人人共赏之的矛盾；另一方面是素质教育人人共赏之、却又人人共拒之的现实。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中，虽然素质教育之花令人赏心悦目，但人们希望最终收获的却还是应试教育的果实。既然如此，在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间，是否还有一条中间的道路可供我们选择？非左即右，非右即左，是否一定符合教育规律？
从应试教育这方面说，教师们经过这么多年的精心研究，探索出了很多非常有效的教育方法，使学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掌握很多很好的知识，开发思维能力、解题能力与技巧等。可以说，应试教育在知识的传授方面达到了中国教育的极致。如果轻易地就否定它，很可能会犯泼脏水连带水中的婴儿也泼出去的错误。美国总统布什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曾谈到他对美国青少年的一个担忧，就是美国四年级的学生还不能流利地阅读，这会影响他们对知识的接受，更会影响他们今后进一步的发展。这种状况的形成可以说多少反映了美国基础教育中的一些问题，而我们的某些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却是以美国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素质教育水平的。
从素质教育这方面说，其最基本的入手点应该是品德的培养，即如何做人的教育。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个诚实、友善的处世态度的话，即便他再有成就，也是虚伪的，对社会也是有害的。孙维刚老师就曾说过，假如你没有很高的道德水准的话，你的才华少一点可能更好，因为这将使你对社会的危害更少一点。基于此，孙老师非常注重学生的品德。对于长期工作在教学第一线的老师们来说，对这一点可能更清楚：老师的思想教育跟上了，学生的意志品质就会比较坚强，他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时，就会自觉进行心理调整，咬牙克服这些困难。这样，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就会相辅相成，彼此协调一致，共同提高。
教育是关乎一个民族未来发展的大事，对它的评价来不得半点不理智，对教育问题的任何讨论，都必须以理性的态度、务实的思想、求真的标准为基准，绝不能头脑一热，就指东道西。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过许多沉痛的历史教训的。孙维刚老师是一个既把素质教育搞得很好，又绝不在应试教育上落伍的，适应了中国国情的优秀教师，虽然他活得很苦、很累、很悲壮。但我们作教师的，不就是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而深感骄傲和自豪的吗？
孙老师戴着应试教育沉重的“镣铐”，跳出了素质教育优美的《天鹅湖》，是他的幸运，也是他的光荣。如果我们每一个教师也都能像他那样高尚地工作，是否也一定能跳出“镣铐”加身的《天鹅湖》呢？而一旦我们的每一个教师都跳出了“镣铐”加身的《天鹅湖》，它又将是我们的幸运、光荣，还是不幸、悲哀呢？

后记后记

自1995年参加工作至今，我一直在教育领域谋生，先是当了6年教师，后来改行到河南教育报刊社的《教育时报》编辑部任编辑、记者。在这9年间，不管是为了出色地完成工作任务，还是出于对中国教育的关心，我始终将自己的目光锁定在形形色色的教育问题上。
2001年10月，我偶然读到了一则只有几十个字的小消息，说为了更好地预防日益严重的青少年自杀，国外的很多学校都开设了与生命和死亡教育相关的课程。我在做教师时，曾做过青少年心理咨询的工作，在此期间，接触了很多有心理问题的青少年，他们中的不少人都产生过自杀念头。
然而，由于青少年自杀是个十分敏感也非常隐避的问题，所以，在我国，很少有人关注它，甚至不敢捅破这层窗户纸。可是，面对一个个花季少男少女轻易地就放弃了生命，一个个和和美美的家庭因此而被无情剥夺走幸福，作为一名教育报的记者，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去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已不仅仅只是挽救一两个人的生命，改变一两个人的命运，它所挽救和改变的，将是一个群体，说不定其中就有我们自己的孩子。
说做就做。在我走进一些因为孩子自杀而被阴云长期笼罩的家庭，耳闻目睹发生在这些家庭里的一个个令人心酸的故事时，我常常忍不住流泪；在我接近一些因为有着这样那样的心理问题而把自己深深封闭起来的孩子，听着他们如泣如诉的心灵故事时，我的心又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滴出血来。经过深入的采访，我完成了《直击校园自杀》的写作。随后，预防青少年自杀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关注。对此，我深感欣慰。这也增加了我工作的信心和勇气。
2001年3月的一天，我在河南省虞城县闻集乡田庄小学采访，倾听了校长田壮福讲诉的故事。田校长患胃病已经多年，在我采访他时，他的胃病已经发展成了癌症。由于家境贫寒，他不敢到医院治疗，每天只能喝乡下的医生为他开出的最便宜的中药。即便这样，为了不使村里的孩子在危房中读书，这个处在死亡边缘的人，竟然把家庭的全部财产作抵押，想尽办法以私人名义借来了26万多元钱，给孩子们盖起了一座二层教学楼。
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债主天天上门讨账，他辛辛苦苦积累了将近60年的好名声，也被要账人糟蹋得一文不值。面对这样一位为了农村的教育事业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也因而使自己备受肉体和精神折磨的老人，我双泪直流。我也曾是老师，也曾为孩子们付出了自己所有的爱，深知其中的苦辣酸甜。老人的痛也是我的痛，老人的苦也是我的苦，老人的泪也是我的泪。这使我对中国的农村教育有了更多的关注。
就这样，一次次的采访，一次次的调查，使我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完成了这部书的写作。在此期间，我得到了许多朋友的热情帮助和亲人们的大力支持，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支持，我是不会有力量和勇气坚持走下去的。
在这部书最后几天的艰苦修改过程中，我要向以下几位朋友表示真诚的感谢，他们是李官尚、苗萱、张剑光、侯薇，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拿出这部书的修改稿。同时，我还要向常行之、侯军锋、杨晓谜、褚清源等同事表示感谢，是他们在最后的修改阶段，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写作素材，其中常行之还为本书拍摄了大量的新闻照片。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部分文字和图片材料取自相关媒体，由于出版时间紧张，不能及时和这些材料的著作权人取得联系，请你们在见到本书以后致信(cbyxw@163.com)于我，以便奉赠稿酬、样书及处理其他相关事宜。
曹保印
2004年7月15日于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