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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第三版作者序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已经越过了其缔造者一代人曾全心关注的革命范围。
当然，政治生涯横跨半个世纪之久的中国现代史的那些领导人仍然活跃着。毛泽东以后，中国最有权力的领导人邓小平是最早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在毛泽东于1935年取得对党的控制权之前曾与其密切共事，并参加过史诗般的长征。但至今仍活着的老一代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首先关心的是在稳定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环境下促进中国的繁荣。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邓小平特别注重强化体制和确保权力的平稳交接。他正在利用他的余年和个人权威推动法制，使国家机构的行政职能和党的直接控制区别开来，并要求党为现代化的需要服务。他十分重视权力的平稳交接，可以从他提拔了若干新人到党和国家的最高职位，以及在更一般的层次上鼓励整个制度启用较年轻和受过较好训练的干部等方面得到证明。
在邓小平的护卫之下，新的领导层在改革经济和政治结构，从而促进现代化方面越来越大胆。我们可以看到中央控制的普遍放松。私营经济活动在文化大革命几近灭绝之后又一次复苏，企业被授予多得多的自主权，中国街头的生活是早年的革命清教主义放松的明证。当然，有些方面仍然没有放松。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口政策、党内纪律和惩罚罪犯。而且，机构和程序得到了改革，被赋予了新的活力。中国的领导人试图保证现行的改革将会无限制地继续下去。在最高级别上，这种关注可以从1982年宪法的通过和法律职业的发展看出来，而且它还以长期生产合同制形式影响了农户的日常生活。最后，从外国观察者来看，最明显的政策变化是实行新的国际开放，这引来了成千上万的外国旅游者和迅速增大的外国投资数目，也把成千上万名中国学生送到西方国家留学。
与此相悖谬的是，毛泽东以后政治的稳定性和其政策关注的正常化（按照西方标准）却对人们从整体上理解中国政治造成了困难。毛泽东以后时期与“文化大革命”之间的延续性何在？在多大程度上现行政策是回到了5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目前在农村地区的非集体化政策是不是对50年代早期土地改革以来农村政策的根本的和永久的否定？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认真地对比研究中国政治的过去和现在的各个阶段。
人们容易作出这样的设定，即中国政治的现行政策可以在政治上自成体系，无须去认真地考察早期的阶段。这种设定还得到了中国政治口号的支持，它一方面强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强调已达到了一个现代化的新时期。然而，应当记住，“文化大革命”也曾宣布完全否定以前的时期并承诺了一个永远革命的新时代。在回顾历史时，简单地接受文化大革命的说法来解释中国政治显然是过时而天真的；而仅仅用现行政治来作解释也有问题，这主要并不在于现阶段会变化，因而使人们的分析不着边际，而在于任何一个新阶段的起点都是以前阶段的经验、政治行为和观念。不可否认“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以后时代的区别，但只有从历史的关联中才可理解这些区别的意义。对于中国的政治行动者来说，这种关联属于个人经验，无需去条分缕析，但局外的观察者必须经常地问自己：这种历史关联如何构造了政治行动并赋予其意义？因此，《中国政治》第三版的首要任务是寻求对中国政治的整体理解，它对于其历史延续性以及1976年以后的变化都同样具有敏感性。
要理解变动着的中国政治制度，从事分析的人本身也应该有相应的变化。《中国政治》第三版的重要变化是布兰特利·沃马克作为合作者的加入。我们相信自己对这一题目更新了的观察能在几个方面改进这本书。第一个方面，也是最明显的革新是收入了截止于1985年中期政治的新材料，我们重新考虑了每一章的问题，并根据毛泽东以后政治的第一个十年的发展重新构建了某些章节。例如，对政治组织的讨论不仅考虑了1982年的新党章和新宪法，而且在第三章和其他地方较多地注意了毛泽东以后时代所强调的制度化、法律和社会主义民主。第二，像这样一部概览的书十分依赖在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质量，我们在分析中加进了学术界同仁的许多重要的新成果。第三方面的改进得益于大大改善了的来自中国的资料和观点。近年来中国的信息资源在量和质上都有了重要的发展，它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第三版的材料基础。这可以从讨论传播媒介的第五章等章节中看出来。
由于诸多学生和学界同仁对《中国政治》第二版的评论，本书第三版受益匪浅，我们希望读者继续为本书的未来修订版提出批评和建议。我们特别感激洛威尔·迪特默尔对本书初稿所作的内容广泛的评论。我们也感谢约翰·弗兰肯斯坦为本书第二版所写的说明。我们还要感谢切里尔·富勒对本书娴熟的文字处理。最后，我们要感谢支持并协助本书得以完成的另外几位人士：白鲁恂（《比较政治学丛书》本册之学术编辑）；小布朗出版公司的约翰·柯韦尔和巴巴拉·布里斯；出版服务部的特里·吉特勒和卡瑟·洛克曼。当然，本书所有的差错和缺点概由作者负责。

第一章  中国政治研究第1节  中国政治的背景(1)

革命的背景
中国政治是长期革命的产物，它至少跨越1911—1949年这样一段时期，并且经历了不是一次、而是三次用暴力推翻政治制度的事件。1911年的第一次革命推翻了已统治国家数世纪之久的王朝。第二次革命在1928年达到了高潮，它建立了国民党领导下的新的中央政府，以一种更有朝气、更有组织和一党统治的中央集权制度取代了民国早期的多头“军阀”统治。1949年，第三次革命使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标志着共产主义体制的出现。
这种描述尽管涵盖很广，但仍然不能确定中国革命时代的跨度。推翻国家政治体制及其精英层的一系列成功努力，推出了革命进程中的一个个决定性的高潮，然而，这些高潮并不必然标志着革命过程本身的界限。在中国革命的例子中，也许最好是追溯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4）的起源，这次起义的影响和后果是如此地具有破坏性，以致可以说它是一次“具有特征性的革命”，是“儒家中国的末日的开始”。弗朗兹·迈克尔等著《太平天国起义》第1卷：《历史》，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6年，第199页。而且，尽管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了胜利，但革命时期却一直延续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1966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整整持续了10年，是中国政治中含有持续革命特征的一个明显证据。毛泽东及其支持者坚定地认为这场战役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其宣传家事实上也称它为“最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北京周报》英文版第42期（1968年10月18日），第26页、31页。没有必要去讨论这种说法准确与否，但它确实表明了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他们的时代是革命的时代。确实，邓小平把1978年以后的改革称为“第二次革命”。见《北京周报（1985年4月8日）第6版。然而，我们把毛泽东的去世看作是革命时代的结束，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并不具有通常与革命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反体制的批判性和分裂性的特征。对毛泽东以后政治这一革命后特征的深刻的分析，见洛韦尔·迪特默尔《毛泽东以后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载《亚洲观察》第24卷第3期（1984年3月），第349～369页。
在局外的观察者看来，中国政治的革命背景既是迷人的，又是令人困惑的。中国文明的丰饶和力量长期以来特别令局外人着迷。如今，在此之上又添上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人类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于现代中国，并且仍在演示着。然而，无论学生的兴趣和热情如何，对于革命政治切不可作出轻率的理解和概括。在本章后面，我们将讨论围绕着如何解释中国革命而展开的辩论，但几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先要在这里提一提。
首先，政治动荡和社会变革自然是革命的实质。显而易见，现代中国政治是不稳定的，在革命进程中，政治和社会变革是如此之迅速，以致关于某一个时间段的那些描述，对更长的时期来说往往是不正确的。这些变革怎样经常地推翻人们所设想的关于中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对这一点的认识也许并非显而易见。让我们考虑一下最近几十年中至少是某些观察家所坚信的若干观点吧。人们在各个时期持这样一种看法：共产主义不可能在中国这样的家庭本位的社会取得成功；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可能成为美国的一个坚定盟友；意识形态的联系使得中苏联盟不可动摇；中共的权威不可能受到来自内部的严重威胁；美国与中国在50年代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中国永远也不会欢迎外国在其国境内的经济活动。所有这些命题在一段时间内曾经颇有道理，但都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这些错误的教训在于：要分析革命的时代，就应特别注意考察这个时代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智慧。
其次，革命的背景极大地提高了政治竞争的赌注，将许多差别转变成为政治性的和关于人类生存的竞争。在这样的背景下，“容忍异议”的协议并非不可能达成，但这也许是一种罕见的奢侈品，也要承担风险。当政治斗争的结局无论对个人前程还是对社会的长期建构都显得举足轻重时，那些矢志不渝地忠于自己的野心和理想的斗争参加者，将会毫不犹豫地突破游戏“规则”。到那时，武装力量的使用或威吓在政治过程中就成了核心的问题。正如中国在1911—1949年间的全过程中所表明的那样。1949—1958年间军队在中国政治过程中作用的减弱是革命政治衰落的一个具体迹象。自1959年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军队作用的提升——先是象征性的，然后是一种威慑力量，直到最终形成与其他有组织的政治团体相对抗的阵势——同样是革命复活的一个具体例证。到80年代中期，中国进入了其“后革命时代”，军队的政治作用处在1949年以来、也许是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的最低潮。
最后，我们必须提出一个老生党谈而又不可回避的问题，即资料来源和证据确凿的问题。要获得有关中国政治动态状况的知识并非易事。我们关于当代中国的资料，大部分（当然并不是全部）取自共产党的正式文献，这自然有其相当的局限性和限制。这并不仅仅是由于1949年之后中共力图维持一个封闭的传播体系，或许在任何一种革命形势下，可靠资料的产生和保存工作都会困难重重。原始材料也许已丢失、毁坏或是封存了；关键事件的参与者们也许会保持沉默；独立的资料来源也许遭到了压制，而官方的消息显然带有宣传的性质；让学者和官员获取资料的问题，总的说来并不受到重视，而且在一个被内部战争和革命搞得支离破
碎的社会，获取资料也是极其困难的。
1976年以后，中国的出版物和资料在量和质上都有了提高。由于这样一种趋势，也由于对外国旅游者和居民的更大开放以及给予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更大的机会，现在已经有了从各个来源和角度产生的关于中国的多得多的信息。然而，在有关现代中国政治的各种资料中，仍然存在着许多空白和矛盾，这些空白和矛盾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即应当如何使用来自中国出版物以及中国大陆移民、外国新闻记者和其他来源的那些原始材料。

第一章  中国政治研究第1节  中国政治的背景(2)

历史背景
发生中国革命的那个社会，其文化和政治传统的特质与长期性已人所皆知。在本书第二章，我们将考察中国政治传统的特征何以影响革命的历史；而在此则指出这种传统在中国人和外国人心目中所占据的地位之重要以及其未来的前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印象往往带有不可捉摸的微妙性质，但是有关中国的这些印象的重要性则是一清二楚的。确实，在现时代，这些历史印象一再导致人们对中国的影响和能力的夸大估量。这些印象曾表现为一种危险的妄自尊大，清朝皇帝曾以这种态度对18世纪晚期开始的日益增大的西方压力作出反应。另一方面，或许西方旅行者和传教士也同样被误导了，他们曾预见过，在商业或宗教上征服中国将可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人产生了有关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虚幻的印象。冷战中的美国人惧怕中国对东南亚的独占，对非洲的影响或是对北美大陆的军事威胁，这种恐惧乃是产生于对想象中而远远不是现实的中国力量的估计。中国人也试图赋予自己的行动以全球性的重要意义，正如前面引用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话所表明的那样。尽管政治宣传自然而然地夸大了希望和恐惧，但中国的传统仍然对预测这个国家的未来发生重要的影响。
从更实际的方面看，研究中国政治的学生必须参照历史，因为这些历史因素笼罩着中国政治的进程。中国人的概念框架令人惊异地具有自我中心和历史的特性。诸多比较主要是与历史的比较，——与封建王朝、与国民党、与“解放前”、与“文化大革命前”、或是“四人帮之后”比较——而不是与其他制度比较。他们利用著名历史人物来与当代英雄和坏人作类比，从历史和文学传统中借用了许多例子和作比喻的形象。
这种在当代政治进程中加进历史因素的做法，部分是出于一种文化特质，部分则是由传统体制的封闭性和相关性所造成的。直到最近，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领导人都是1911年清朝覆灭之前出生的。毛泽东和他的高级同僚对清朝帝国社会有着切身的感受，并部分接受了传统方式的教育。较年轻些的领导人是1949年以前从政的，也很了解1911年以后长期维系着的传统思想和社会形态。简言之，历史背景仍然提供了评估当代事项和目标的参考点。
国际背景
国际背景为中国政治研究提供了第三个优先考虑的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使它成了世界第三大国，其人口（1984年底为1036亿）是世界上最多的，约占世界人口的1/5。1949年以后的经济增长从积累来看是高的，尽管有60年代初的严重经济危机。官方统计数字记载了从1952年到1982年的下述年平均增长率（百分数）：国民收入60；人口19；社会总产值79；工业总产值107；农业总产值38。由于价格和计算上的差别，外国观察家通常降低中国的工业产值，从而降低了它的总体增长率。然而，中国经济从1952年到1980年仍增长了4倍多。到80年代初，它已经成为第三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在全世界占第9位，在它前面的只有7个工业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和苏联。世界银行《1983年全球发展报告》（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52～153页。对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某些较高估计认为它超过加拿大、意大利和英国，使它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国。一位学者指出，我们可以把中国经济看作大致相当于20年前的日本和苏联的经济。DH帕金斯《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后果》，载RH所罗门编《中国因素》，普林梯斯—霍尔出版公司1981年，第115～117页。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温度区域的南北大跨度，地理形态上的多样化，丰富的矿产和能源，使它具有在几十年内成为世界经济中一支主要力量的潜力。任何预测都是有风险的，但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它将实现这种潜力。见以上引书，并可见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四个现代化下的中国，第一部分》，华盛顿GPO1982年；特别是RF德恩伯格《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寻求自足的增长：一种估价》，第19～76页，以及阿瑟·小艾斯布鲁克《中国：经济现代化与长期表现》，第99～118页。
中国的领土占了东亚地区的大部分，它与苏联、巴基斯坦、印度、越南、朝鲜和其他国家接壤，并与日本和东南亚国家为邻。它占据了具有重大战略地位的地区的中心，这一地区集中居住着世界的众多人口。从外交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71年起就是联合国和它的安理会的成员国；到1983年，它与12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相比之下，与台湾保持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有25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超过400万人，其中军人占了300万人以上。
中国在1964年爆炸了一颗核装置，1970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导弹发射能力在增长，尽管还落在超级大国的后面很远。中国是个地区性大国，潜在的全球性大国，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1978年12月美国对它外交上的承认，为它完全加入国际社会移去了最后一个正式障碍。

第一章  中国政治研究第1节  中国政治的背景(3)

上面是对中国的国际背景的一个十分简化的看法，它强调这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份量。这种观点必须由以下几点来作补充。第一，中国的经济实力反映它的绝对值，而不是它的发展水准。尽管有着高增长记录和30年的快速工业化，但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不平衡的，它仍然严重地依赖于其农业部门。按人均国民总产值（约400美元）计算，它仍然处在世界最穷国家的行列。而且，它的食物—人口平衡是不稳定的，从而使发展战略问题复杂化了。其基本问题在于，仅有50%的土地适合农业耕作，而大部分农村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80%）集中于中国全部土地中1/6的良田上。为了支持工业化和养活全部人口，中国必须保持农业增长高于人口增长。它已经这样做了，但所超过值很小。在60年代的危机时期，人均谷物产量远远低于50年代的高峰水平，直到70年代末才达到新的高峰。近年减低的人口增长率（1983年和1984年均为1%），以及1976年以后由于采取新的农业政策（“承包责任制”）而大大促进的农业生产，都有助于使农业增长高于人口增长。这些趋势减轻了食品—人口平衡问题的压力；当然，假如连年歉收或再来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那仍然有可能产生严重的食品短缺。无论如何，中国长期经济发展需要农业技术的革命。当前通过增大对农户的物质刺激来促进农业增长，这种努力并没有结束如何将技术改造与社会主义原则结合起来的争论。
中国的未来发展还有其他一些麻烦。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有可能破坏在国家控制之下大规模投资的发展模式。交通和住房落后于其他方面，此外，中国尽管在能源方面有惊人的潜力，但却一直存在能源短缺。科学和技术的落后是未来经济和军事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80年代中国所采取的发展战略越来越依赖外贸、技术和资本，这就向中国的政治上层人物提出了微妙的政治问题。臃肿的官僚机构倾向于保持低效率和抗拒变革。简言之，中国在世界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其发展将轻易实现、自然发生，或不再具有严重的内部紧张和冲突。
其次，当前中国跟国际体系的合作，与它对过去的国际冲突和不安全感的体验形成了反差，这些冲突和不安定已经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的一个特色。在整个50和60年代，它把美国看作是对它的安全的主要威胁。由于美国卷入了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的越南战争，由于美国与日本、南朝鲜、台湾和东南亚条约组织、澳美新条约国等国家建立的军事安全条约，也由于美国人包围和孤立中国的种种做法。美国的支持使得台湾政权一直到1971年还在联合国占据中国的席位，并得到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的外交承认。与印度的严重领土争端导致1962年的短期边界战争，随后便是这两个亚洲大国的多年紧张关系。在60年代，中国人强烈地担忧日本的再度军事化。最重要的是，1960年以后中苏冲突的加剧使得中国成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潜在目标。1969年与苏联的边界交火，使苏联突出地成为中国的主要敌人，并且成了导致中美两国在70年代重新接近的一个主要因素。从此以后，特别是自从毛泽东1976年逝世之后，随着主要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合作和贸易的稳步增长，中国的外交关系表现得更为和平（主要的例外是中国与越南的边界冲突）。

第一章  中国政治研究第1节  中国政治的背景(4)

然而，中国相对孤立和不安全的先前那段时期仍然是重要的，其部分缘由是它使自力更生与影响了政治上一代人的革命好战情绪相结合，部分则是因为某些特定的争议悬而未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对台湾、印度和苏联边境地区以及东海和南中国海的群岛提出未决的领土要求。对这些争议地区的军事行动在目前是不可能的，但从长期的预测来看，却不能排除其可能性。作为一个力争赶超的军事落后的大国，中国对国际限制军备和核试验的条约持怀疑态度。它的对外贸易仍然相对薄弱，正如1983年400亿美元的估计外贸数字所表明的那样，而同期台湾的外贸额估计为450亿美元，香港则为350亿美元。也许最为重要的是，中苏关系的改善并未结束对中国北部边境安全的威胁。在常规武器和战略武器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大地低于苏联的实力，因此，在国内和对外政策上，对这个问题的考虑仍然具有高度的优先性。
最后，如果认为中国已加入“国际俱乐部”，那是有悖于中国作为国际政治中的一支革命力量的形象的，这种形象在50年代和60年代曾主导了中国人自己和外国人的看法。在这些年里，中国越来越表现出是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者，是世界权力结构的自觉反对者。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取代西方和苏联发展模式的一种新选择，中国内部毛泽东主义的崛起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这里不准备评价毛泽东主义模式的特异性作为有关毛泽东主义发展模式的特异性和移植的可能性的争议的一个例子，见约翰·戈莱《中国的经济和毛泽东主义战略》，纽约《每周评论》1976年；M奥克森伯格编《中国的发展经验》，纽约，1973年；R特里尔编《中国的差异》，纽约，1979年；D威尔逊编《历史尺度中的毛泽东》，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年。，但具有实质意义的是应注意到，中国人自己和许多外国观察者已经习惯于把中国看作是超级大国世界的反对者和明确的取代模式——一支必定要向现存秩序挑战而不是迁就它的追求激进变革的力量。这种形象使现任中国领导人的立场复杂化了，自毛泽东1976年9月逝世之后，他们加强了中国与世界的接触，以追求国家安全和获得继续发展所必需的国外贸易、技术和资本。
革命的、历史的和国际的背景对研究中国政治的学生（不管是初学者还是老手）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他们必须努力去理解中国革命时代变革的广度和速度，同时又得认识它与植根于中国两千年帝国秩序中的那些模式的联系，必须考虑中国人和外国人有关这场革命的那些文献资料中存在的派别之见，同时又要使用这些实质性的、有价值的文献；必须把握中国发展的不平衡性，其中惊人的社会和经济进步与棘手的问题和落后面并存；必须思考中国在国际秩序中寻求安全和支持的努力，尽管它试图改造这种秩序并避开其局限性；还必须理解中国朝向或者脱离毛泽东主义、苏联和西方发展模式概念的运动的辩证法。这些挑战加强了这个课题的迷人性质，并有助于解释，围绕着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究竟应强调哪些问题和哪些模式这一议题，外国观察家何以展开过这么多的辩论。让我们更详细地考察一下：当学者们试图追踪中国革命和革命以后富有挑战性的现实时，这种围绕问题和模式的辩论何以一直在变化着。

第一章  中国政治研究第2节  有关中共党史的争议(1)

194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有关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争论和对它的总结是围绕着与它的历史有关的问题，乃至对于这个新政权的定性问题而展开的。这种历史导向有许多理由。历史和历史学家在中国政治的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而在这一领域中的政治学家却相对寥寥。由于共产党政府的新颖性和有关它的信息的不确切性，人们不大愿意对1949年以后的事件作彻底的考察。就美国人而言，拒绝与中国大陆接触，老是盯着中国何以落入共产党人之手，这些问题左右了政治的思考。有段时间，所有这些考虑都失去了它在某些方面的吸引力，直接针对1949年以后中国政治的研究开始迅速发展。然而，关于共产党的性质的争议过多地依靠1949年以前的资料和文献，这种倾向曾垄断了早期总结共产主义制度的尝试。这种争议大致分为三个主要的论题或争论点：毛泽东主义的独立性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思想；中国与外国影响；1949年共产党胜利的根源。
毛泽东主义与正统思想
关于“毛泽东主义”的争论是围绕中国共产党政治而展开的最明显的、充满异议的和持久的辩论。当《中国季刊》（这是西方首屈一指的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刊物）在1960年开始出版时，“毛泽东主义”是该刊头两期两篇主要文章的论题KA惠特福格尔《“毛泽东主义”的传说》，载《中国季刊》第1、2期（1960年1—3月、4—6月），第72～86、16～34页；以及B施瓦兹《关于〈“毛泽东主义”传说〉的传说》，载《中国季刊》第2期（1960年4—6月），第35～42页。；这种选择恰恰表明了它看起来是这一领域最重要的论题。这里不去陈述这位或者那位个别作者的具体论点，而只是简单地摆出这场辩论中的一般倾向。赞成“毛泽东主义”这一提法的人认为， 由毛泽东领导体制所规定、并由他的著作所阐述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其形式是独特的、叛道的或异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因而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独立于莫斯科。那些赞成中国“正统”而不赞成“毛泽东主义”提法的人则认为，毛泽东并没有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和战略多远，他们觉得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依赖于莫斯科。当然在事实上，这场辩论是十分复杂而艰难的。而且正如上述简化了的说法所表明的，它提出了对理解1949年以后中国政权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根本性的政治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与莫斯科没有密切联系的革命者呢，抑或他们不过是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一种运动的中国分部的领导人？
中苏冲突解决了有关中国政治独立性的问题，支持了“毛泽东主义”的观点。尽管在50年代俄国人对中国具有实质性的影响，但中国共产党不久就表明自己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自主性，在西方也普遍地把毛泽东主义（中国人自己绝少使用毛泽东主义这一提法）当作表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独特分部的最恰当的术语来接受。1949年以后毛泽东主义的胜利自然加强了那些强调它的1949年以前的根源的人们的观点。对毛泽东的思想，特别是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绝妙考察，见SR施兰姆《毛泽东政治思想》修订版，纽约，1969年，还可见于B沃马克《毛泽东政治思想基础，1917—1935》，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82年。然而，关于毛泽东主义的辩论仍然在两条广阔的阵线上展开。第一，对毛泽东早期偏离苏联学说的确切时间和程度仍然有争议，争论集中于1927—1935年间革命战略的复杂细节和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例如见萧佐良（Hsiao Tsoling）《中国共产主义内部的权力关系，1930—1934》，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1年；IJ金《中国共产主义政治：江西苏维埃》，加州大学出版社1973年；JE鲁《作为反对派的毛泽东，1927—193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6年；S斯瓦鲁普《1927—1934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1966年；以及RC索恩顿《1928—1931年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二，目前正在开展的究竟谁是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讨论，是近期内更引起人们兴趣的论题。假定在中国和俄国共产党人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重要差别（目前已经看不到像过去那样否认这种差别的情况了），那么，是毛泽东主义还是苏联社会主义更符合其父辈学说？俄国人和一些西方分析家尽管观点并不一致，但都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更正统，而毛泽东主义则偏离了正统，它偏向了无政府主义、主观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或者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某种变种。中国人和另一些西方分析家（观点也不一致）则认为，毛泽东主义更接近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列宁主义革命学说，而苏联表现出朝向官僚主义、帝国主义和全面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复辟的异端倾向。见威尔逊编《历史尺度上的毛泽东》；以及《毛泽东与马克思论坛》，载《现代中国》第2卷第4期（1976年10月），第3卷第1、2、4期（1977年1月、4月、10月）。这几期“论坛”中收集了在这个问题上持有不同观点的几位学者的文章和评论。这是一场引人入胜的辩论，实际情况要比这里所介绍的复杂得多，由于目前中国人正在推翻一向被认为是毛泽东主义核心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政策，这一问题便更加复杂了。从这一历史背景来看，以前肯定中国和苏联社会主义之间相似性的观点又复活了，尽管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两者之间的区别仍然显而易见。

第一章  中国政治研究第2节  有关中共党史的争议(2)

中国与外国影响
当中苏分裂使得关于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关系的争议冷却下来的时候，与此相关而又更加微妙的问题被提上了前台：中国共产主义的胜利究竟是表示可能毁灭中国传统的外国思想（西方思想，假如不是俄国思想的话）征服了中国呢，还是意味着一个新的“朝代”的开始，这个新朝代的某些作风是外来的，但又忠实于传统的统治模式？尽管人们有时会暗喻中共的“朝代”或把毛泽东比作“皇帝”，但如果严肃讨论这个论题，就应避免正式接受这两种极端观点中的任何一个。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在本质上是反传统的，也是传播异于中国的外来价值观的温床，这种看法变得更为普遍了，尽管它很少不加修饰地出现；当然它在中国共产党人所表现的自我形象中找到了强烈的依据。CP菲兹吉拉尔德则简明扼要地表述了另外一种观点，他指出了共产党人与中国传统统治方式之间强烈的相似性。他特别强调“世界主权权威”的观念，为了平衡经济而实行的国家管理，以及为了整合社会和提供选拔精英标准而确立的一种正统学说。CP菲兹吉拉尔德《共产主义中国的诞生》，企鹅出版公司1964年，第41～42页及其他各处。
当代中国政治显然表现为内部和外来影响的混合。上述辩论的真正价值不是证明某一方正确，另一方错误，而是要确定这种混合影响究竟是什么。由于主导倾向集中于中共精英所实现和寻求的变革，因而人们便会很正常地注意另外那些肯定中国的“中国性”的人们。费正清曾持有一种中庸观点，而且他是这种观点的一个始终不渝的发言人，他要人们对于中国传统在当代已被削或破坏的结论持慎重态度，无论意识形态和官方导向怎样有可能暗示这一点，他仍坚持认为中国历史为中国人的行为提供了某种解释。费正清《中国：人民的中央王国与美国》，坎布里奇，贝尔克纳普出版社1967年。后面几章的分析将探讨中国历史的影响依然明显存在的许多种表现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围绕中国与外国影响的确切作用的辩论，并不只是引起了西方知识分子的关注，好像中国人自己对此不感兴趣。恰恰相反，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自从19世纪晚期起就一直明确地关注这一问题，他们对于如何运用外国和中国的东西重建自己制度的问题，提出了各种方案。对于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的分析，可见SR施兰姆《导论：从历史角度看文化革命》，载施兰姆编《中国的权威、参与和文化变革》，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3～27页。中国人最近谴责“四人帮”不合理地赞扬中国的东西、排斥外国的东西，这正是重新提出了这一问题，颇为引人注目。中国人试图以此来解释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所遇到的困难，指出了长期“封建权威主义”传统和很短期的资本主义和现代民主经验，也肯定了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需要学习先进国家，这些例子表明他们再度感兴趣于外国对现代中国的影响的积极方面。如此看来，中国人和外国人的视角都在转向更细致地评估中国传统和外国对革命影响的益处和责任的复杂方面。

第一章  中国政治研究第2节  有关中共党史的争议(3)

共产主义胜利的根源
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第三个主要争论点是中共在与国民党斗争中胜利的根源问题。怎样的条件和诉求赋予中共夺取胜利的力量？它又导致了怎样一种革命？C约翰逊对中国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共产党发展的研究提出了最具挑战性的论点。CA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力量：革命中国的崛起，1937—194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对约翰逊这一论题的批评由E勒纳作了总结。见《中国农民和帝国主义：评约翰逊的〈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力量〉》，载《研究亚洲学者通报》第6卷第2期（1974年4—8月），第43～56页。约翰逊对他的批评者们作了回答：《再论农民民族主义：一本书的传记》，载《中国季刊》第72期（1977年12月），第766～785页。约翰逊论证说，中共领导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民族主义的农民，这一点与该党上升为全国政权的争夺者有联系；共产主义革命从民族主义的诉求中，而不是从社会经济改革的方案中为自己争取了主要的力量。日本的侵略显然使中共与国民党相比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地位；该党在战争期间所争得的源于民族主义的合法性，对于走向最后胜利、吸引大众支持和让反对势力保持中立，都是必不可少的。日本人的行动和共产党人所作出的反应对于中共夺得大陆政权的时间和阶段安排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然而，在确定共产党人胜利的基础时，还有其他的因素需要考虑。国民党的弱点和共产党的力量，特别是双方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对比，都影响了最后的结果。共产党人对社会和经济变革的承诺，特别是他们所许诺的土地改革，是该党历史上许多时期获得大众支持和吸引人们加入革命的一个根源。中共党员的组织才能和个人行为对扩大党的影响起了主要的作用，且不说某些特定的争议使得某个方面容易受到共产党人的渗透。中共提出了比较传统的农民经济要求和社会正义观念，这种能力体现了似乎是共产党革命的悖论：即它与其说是以无产阶级为基础，倒不如说是以农民为基础。而且，由于其农民基础，这一运动与许多传统的农村组织和反抗形式发生联系，并受其影响。为了列举共产党革命的多样化的解释，可参见L拜艾诺《中国革命的起源，1915—1949》，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1年；RE伊斯特曼《破坏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民族主义的中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4年；W辛顿《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文献》，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66年；R小霍夫海因兹《打碎的浪潮》，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年，和他的《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生态学：农村影响类型，1923—1945》，载巴内特编《行动中的中国共产党政治》，第3～77页；Tetsuya Kataoka 《中国的抵抗与革命：共产党人与二次统一战线》，加州大学出版社1978年；EJ佩
里《华北的造反者与革命者，1845—194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0年；M塞尔顿《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R萨克斯顿《论农民革命和全国抵抗：一个特别与现代中国有关的农民动员和革命战争的理论》，载《世界政治》第30卷第1期（1977年10月），第24～57页。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抵消日本人的出现和中共为抵抗它而诉诸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但这些因素毕竟表明共产主义革命是个多因素的现象，不能只是把它贴上“全国性”革命或是“社会”革命的标签。也可以这样来谈论1949年以后的时期，在此期间，国家独立和重建的主题继续与彻底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论题混合在一起。
上述围绕中国共产主义本质的辩论提出了有关1949年以后体制的重要问题，但并未提供明确的答案。当然，这些问题本身以及回答这些问题时遇到的困难并不只是中国所独有的；研究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学者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他们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并不十分成功。正如本章前面介绍性的段落所指出的，问题在于，革命的实质本身向任何简单的定义发出了挑战。
在中国人的例子中，当学者的研究范围成倍地扩大时，原先的“要么……要么……”的问题已不再适用，人们开始认识到所提出的问题的复杂性。这也许是一项健康的发展。无论如何，这有助于解释中国政治的归类问题何以无功而返，我们现在就转向这个题目。

第一章  中国政治研究第3节  中国政治体制模式(1)

在60年代，围绕历史问题的争议开始降温，有关1949年以后中国政治的文献大量涌现。此类文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并不具有一个主导模式，而如果有了这样一种主导模式，它就可为人们分析该体制的归属问题及其相当的多样性提供一条指导线索。最初的一种倾向是称中国为集权体制，或者至少是把它与其他共产主义体制划入一类。取代这一倾向的是，人们更感兴趣于把中国当作一个“发展中”的制度，这就脱离了欧洲中心的模式，转而强调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相似性。还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即用该体制自己的语言来确定它的归属，把它当作中国的或毛泽东主义的模式，这个模式亦可算作一个独立的类型。
集权主义模式
集权主义（Totalitarian）的理论对研究共产主义中国的学生很具有诱惑力，这一点不足为怪。集权主义理论原本是从对纳粹德国和斯大林主义俄国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它把苏联当作战后时代集权主义的主要模式。当中国宣布自己效仿苏联模式时——当时斯大林还活着——人们自然倾向于把中国划归集权主义模式。而且，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行为和体制表现出足以“适合”这一模式，特别是当它趋向意识形态的划一性和一个政党垄断权力的时候，更可以为它所宣称的适用性作辩护。尽管人们广泛接受了这一术语并隐含地使用了这一模式，但并未展开对“中国集权主义”的规模的充分分析。人们不愿意将这种集权主义模式系统地运用于中国体制的所有方面。
如此不情愿的一个原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这一模式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别。学术界对集权主义模式最清楚、最有代表性的阐述指出了“集权主义专政”的四个“基本特征”：一个官方意识形态；一个单一的大众政党，其典型特征是由一人独断领导；通过技术垄断了的对传播媒介的控制权；通过官僚来实现的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央控制和指导。C弗里德里希和ZK布热津斯基《集权主义专政与独裁》，纽约，普莱格1961年，第9～10页。然而在中国，毛泽东对中共的领导体制看起来并不能与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独裁统治相提并论；毛泽东的统治更多地依赖灌输和说服的心理压力，依靠干部进行严格的个人监督，而不是警察的恐怖手段；特别是在1957年以后，中央官僚计划和控制不像苏联那么突出。而且，有关集权主义的理论把集权主义现象看作是对现代国家的反动或悖逆，而现代国家“只能在大众民主和现代技术的历史条件中产生”。引自前书第31页；以及H艾伦特《集权主义的起源》，纽约，梅利丹1958年。中国革命正是在这样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历史条件中产生的，并不能把它与集权主义这一特定的历史类型联系在一起。
将集权主义模式应用于中国所遇到的另一个困难，是60年代产生的有关这种模式的根本恰当性的问题。主要从事苏联集团国家在斯大林之后的发展研究的评论家们认为：这一模式过于受特定的个人（如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极端行为的影响；它不能说明在所谓“一元化”的集权主义国家中的多元化现象；而且它也未能恰当地区分不同类型体制（例如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这些体制有可能表现出自己的一些特征。作为一种解决方案，有关的学者们建议放弃这一模式，将其适用范围限制于极少数与它相近的历史例子，或是对它作重要修正，以便与它在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权威主义的一党国家中的变体相适应。对集权主义讨论及其批评者的一个小结，可见R布罗斯《极权主义：修订了的标准版本》，载《世界政治》第21卷第2期（1969年1月），第272～294页；还可见《比较政治和共产主义体制研讨会》论文，载《斯拉夫评论》第26卷第1期（1967年3月）。总之，对这个模式的可信性提出的日益增长的挑战，使它渐渐失去了作为严格分析中国制度的一种指南的吸引力。
随着集权主义的失去依据，共产主义制度的比较研究开始吸引研究中国问题的学生们。如今，这种研究方法虽然在苏联和东欧政治的研究中很普遍，但它在中国研究领域并未取得统治地位。很少见到学者们拥有比较欧洲与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的技巧和爱好。而且，中苏冲突和关于集权主义的辩论，使得人们很有理由对这两个共产党大国之间的相似性持怀疑态度。把中国包括进比较共产主义制度的范围之内，这具有很重要的价值，但这种价值大多取决于学者如何表明中国在这种范畴之内发生了多大的变异。例如，见C约翰逊《共产主义体制中的变革》，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0年。

第一章  中国政治研究第3节  中国政治体制模式(2)

“发展中国家”模式
中苏冲突于60年代激化，西方学术界正是在这一时期大量发表了关于发展问题的研究文献。尽管中国和任何其他国家都够不上人们所大略地称呼的“发展中”或“不发达”地区的典型，但可以理解的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学生们仍然着手在这类发展文献中寻觅观念上的指导和可能的模式。把现代中国归入这一集团的可信性很大。它过去与西方（和东方）帝国主义关系的经历，它的前工业化的农业经济，它与传统体制的革命性对抗，产生了与发展过程广泛联系的大多数问题。当然，并不存在发展中政治体制的单一模式，人们甚至对“发展”和“现代化”这样一些概念的定义也未取得一致意见，但此类文献提出了这些体制的某些范畴，这就可以将中国归属于这一模式，并可表明中国政治的一些重要特征。
有一个范畴取自现代广泛的历史背景，并将中国与其他几个数目相对少的国家划归一类，这些国家在西方范例的影响下开始了现代化，但未受外国的直接控制。它们的传统政府足以有效地抵制公开的殖民化，从而在实质性地延续民族传统、领土和人口的基础上开展了现代化。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比较历史研究》，纽约，哈珀1966年，第119～123页。布莱克置于这一“模式”之下的另外一些国家是俄国、日本、伊朗、阿富汗、埃塞俄比亚和泰国。布莱克自然了解这些国家在它们的现代化经验中确实存在的巨大差别。
这种延续性保护了这些国家，使之避免了在其他转型社会所发生的那种个人和民族认同的机，但当现代化的精英最终摧毁了传统的权威体制时，却有可能产生一种“权威危机”。白鲁恂《中国政治精神：政治发展中权威危机的心理文化研究》，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8年，特别是其中第1章。另一种观点强调，经济发展的水平表明，最合适的方式是把中国归属于那些与它的经济环境大致相同的国家。提出这一观点的某些人论证说：“共产主义是一种不发达的现象”，共产主义运动“与非共产主义的现代化运动共同具有许多特征”。JH考茨基《共产主义和发展的政治：持续的神话和变化中的行为》，纽约，维利1968年，第1页、第3～4页。因此，这一范畴包括了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的制度，其政治反映了从共同经济问题产生的诸多相似性。
中国所属的那种制度几乎显示出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型态特征，人们根据这些特征而多样化地称之为动员系统、运动政权、新列宁主义的大众政党系统，或是激进的或集权主义的一党体制。关于动员系统，见DE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5年，特别是其中第10章。关于运动政权，见RC吐克《关于运动政权的比较政治学》，载《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55卷第2期（1961年6月），第281～289页。关于新列宁主义大众政党，见CH摩尔《独立以后的突尼斯：一党政府的动力学》，加州大学出版社1965年，特别是其导论部分。“激进的或极权主义的一党体制”是在公共领域使用的术语，其解释意义有一些差异。不同的著作家对这一类型的定义也有区别，但都认为这一类型包含下述核心因素：一个政党垄断了政治权力并渗入所有其他具有政治意义的组织；一个明确的官方意识形态使革命的目标合法化和神圣化；将全体公民政治化和动员起来的决定，其典型方式是通过党领导的群众运动来实现。用戴维·阿普特的术语来说，这种动员体制显然与集权主义具有某些共同点，但它将统治的政党置于很不相同的历史条件之下。集权主义的模式表现为不可渗入、一元化、官僚的和技术上有能力的政权，而动员体制则以转变一个“转型”社会的永不停息的流动性的斗争方式运作。后者似乎更接近中国的现实，更恰当地符合其社会状况，并强调在精英们激进的、未来主义的目标下动员人口的公开斗争。
这些现代化和发展的文献，就像集权主义模式一样，孕育出了关于中国政治和发展的某些观点。然而，就特定的模式而言，其影响力却很小。研究中国的学者就像采购货物一样地利用之——在这儿引用一点，在那儿检验一个假说——但很少有人从中采用任何一般性的观点。
有一点很显然，即这些文献本身太松散，摊得太大，以致没有多大帮助；到了70年代，这种发展中国家的模式也受到了大量的批评，缘由是其种族中心论的偏见和经验上的缺陷。作为批评的例子，见R桑德布鲁克《政治发展理论中的“危机”》，载《
发展研究杂志》第12卷第2期（1976年11月），第165～185页；以及DC梯
普斯《现代化理论与社会比较研究：一种批评观点》，载《社会历史的比较研究》第15卷第2期（1973年3月），第199～226页。而且，尽管中国脱离了共产主义苏联，但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政党的作用，以及它的革命起源也有别于第三世界的大多数非共产主义国家。
对这种悖论作出的一个反应是把这里所讨论的两个一般性观点结合起来，即按照基本结构把中国与其他共产主义体制划归一类，同时又不得不注意到，它所必须处理的发展问题更接近第三世界的同类问题。一般来说，这是本书所属的系列丛书的一个核心卷本所持的观点。GA阿尔蒙德和GB小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与政策》第2版，波士顿，1978年，第71～76页、381～387页，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阿尔蒙德和鲍威尔把中国和其他共产主义体制称作“渗透性、激进的权威主义”体制，从而把它们与那些未曾达到像共产主义体制已实现的那种动员和渗透的民主体制和各种非民主体制区别了开来。他们还把中国与其他几个追求“权威主义的技术动员”发展战略的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的第三世界国家划归一类。诸如此类的标签只是大致地符合事实，因为正如我们将在第三章和第四章强调的，中国经历过可以说是彻底地应用上面所引用的这些变量的时期；也就是说，它依次地或积累性地表现出了这些特征，而不是在它的整个历史中一下子表现出来。然而，基本点仍然显而易见：中国与共产主义国家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与第三世界共有许多发展战略和问题。

第一章  中国政治研究第3节  中国政治体制模式(3)

中国模式
以集权主义、共产主义或是发展中国家模式来研究中国，在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们实际上转向把中国政治体制当作一个独一无二的类型来处理。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大多引用了其他类型的文献资料，但他们实际认为自己所研究的这个体制是独特的，足以确立一个独立模式的基础。这种趋向在中国研究领域是自然的，又由于汉学传统中把中国问题研究当作一个自成体系的领域而得到了强化。确实，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对于社会科学或比较概念侵入自己的研究领域存有抵触情绪，以致其他人认为该领域的一些问题处在不愿接受外部观念指导的状况之中。《有关中国问题研究和学科的研讨会》，载《亚洲研究杂志》第23卷第4期（1968年8月），第505～538页；C约翰逊《中国问题学者中社会科学的作用》，载《世界政治学》第17卷第2期（1965年1月），第256～271页；以及RW威尔逊《中国研究的危机》，载《世界政治学》第23卷第2期（1971年1月），第295～317页。
然而，70年代对西方有关中国政治研究的最激烈的批评，指责西方学者未能认真地对待中国模式，他们将自己的种族中心观念和价值观强加于中国的现实，从而错误地理解和解释中国革命以及从中产生的毛泽东主义体制。对这一问题的彻底表述，可参见J佩克《革命与现代化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载V尼和佩克编《中国从1840年至今不间断的革命》，纽约，1973年，第57～217页。我们如何对待这些看起来是相互矛盾的观点？西方学者是否肯定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和功用？
这一论题大多产生于毛泽东从50年代中期直到1976年统治了中国的那些政策。这些政策看起来使中国脱离了集权主义模式、苏联模式和各种发展中国家模式，并规定了取代这些模式的毛泽东主义形式的发展模式的主要方面。因此，正如在辩论中所引证的，“中国模式”确实意味着一种“毛泽东主义模式”，人们认为它具有以下一些因素。首先，其目标是国家独立和自力更生，朝向自给自足以避免经济和政治上对其他国家的依赖。第二，它寻求全面发展，强调农业部门，该部门在迅速发展过程中最可能落后；它提倡中央集权化，以刺激地方增长和积极性，并指导资源（人力、服务、设施和资金）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地区。第三，
它强调大众动员和参与，以此作为达到社会、经济和政治目标的手段；它把群众运动对于官僚程序和机构所造成的不稳定效应看作是健康的，至少是可以接受的，也以类似的态度看待伴随着将这种群众运动的做法神圣化而来的知识和技能的贬值。第四，它坚持继续革命，认为反复的、有可能是暴力的斗争对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必要的，这种复辟倾向甚至有可能在党内产生。正确的意识形态——绝对地献身于集体主义、平均主义和共享的社会——是革命成功的关键；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之，并把这种意识形态作为评价人物及其行为、社会和文化表现的首要标准。
这几个重要原则是西方学者对毛泽东逝世前20年（特别是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10年）中所持续推行的毛泽东主义的总结。这些一般原则和目标在毛泽东的领导体制下具有足够大的影响力，使之成为分析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出发点。然而，人们如果在用这些观念表述中国模式时可达成相当的共识，那为什么还在持续地辩论西方的偏见是否阻碍了或歪曲了我们对中国现实的理解这一问题呢？答案在于，观察家们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承认毛泽东主义模式是个可取代其他发展战略的一个独特模式，而在该模式的功能、有效性和价值问题上也仍然存在着分歧。
对这一模式持保留或反对态度的人各有众多的理由。有些人论证说，它主要可用作比喻或是布置橱窗，而掩盖了中国人生活的政治和严酷的现实。按此观点，这个模式基本上是个神话，尽管某些政策符合这一模式，某些理想主义者也相信它。另外一些人认为，人们虽然信奉并实践毛泽东主义，但它并不能实现长期的发展。他们认为这个模式是个乌托邦，因为它强调民众主义和意识形态，把这些置于计划和专业技能之上，并且认为，在我们这个技术上越来越相互依赖的世界，实行自力更生可以实现自身的发展。还有一些人则看到，这一模式开始实现它的某些目标，但他们在这些目标的价值上却发生了尖锐的分歧。他们坚持认为，毛泽东主义对它所可能实现的任何目标（不管是意识形态还是经济的目标），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第一章  中国政治研究第3节  中国政治体制模式(4)

另一方面，仍有一些人承认毛泽东主义词句上的真实功用，彻底实践这个模式的长期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对于实现其目标的有效性，或是该模式的规范价值等等方面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但他们依然被这一模式的精神所感动，并相信它取得了某些积极的成果。从这个观点来看，这些批评家们表现出了某些种族中心主义或是意识形态的偏见，从而有意无意地歪曲了毛泽东主义，其原因是毛泽东主义模式向自由主义、西方或苏联式的发展模式或是唯物主义的工业化文明伦理的正统发出了挑战。他们的批评者则认为，这些持同情态度的人过于天真，从最好处说是孤陋寡闻，从最坏处说则是心甘情愿地充当了毛泽东主义宣传的工具。
当然，大多数研究中国问题的学生对这一模式并未采取严格的赞成或反对的立场，而是分处于上面所列举的各种观点谱系的不同点上，随着毛泽东主义时期政治的进展，有时也改变他们的观点。当然明显的是，由“文化大革命”激发出来的中国人的政治激情在外国观察家那里也找到了对应的派别，这些观察家中大多数人接受这样的前提，即中国正在走一条自己的道路，并且只能用其自身的术语去理解，尽管他们在哪些外国人能够突破自己的文化障碍，按照中国的本来面貌来认识中国这一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
在毛泽东逝世后的日子里，新的视角改变了围绕毛泽东主义模式展开的争论的内容。历史的回顾表明，该模式并不像其论敌所推论的那样明晰透彻，部分原因是毛泽东在他的政治生涯中采取了许多不同的立场——甚至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也作出了某些重要的变更——部分原因是“文化大革命”从未使毛泽东主义充分地体制化，从而使中国确实成为这一模式的一个检验案例。毛泽东主义作为一个取代那些更定型模式的模式，在理论上仍然引起人们的兴趣，一段时期内它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也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但它并不代表中国政治体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期历史中的全部实际运作。而且，毛泽东以后的政策已把中国从较大独立性的自给自足的方向转移开，突出了中国和苏联政治体制之间的某些相似性，并在似乎是更常规的发展战略中强调科学、技术和合理的计划。换言之，看起来并不存在独特的“中国模式”——毛泽东主义或是其他模式——除非是说任何独立的体制都会显出某种独特的民族特性。最后，近期的政策包括开放国外旅行和居住，收集较好的统计资料，中国出版界更开明的编辑政策，今日研究中国问题的学生因此而比1949年后的任何时期都可得到更好的资料和更广泛的来源。由于了解中国当前和过去运作情形方面条件的改善，对于曾经为早期的辩论提供了大部分火药的那些种类的理论概括，外国观察家现在看起来是采取了更加慎重的态度。
从这些关于论题和模式的争论的长时期转换的情况，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教训，即其中的大部分转变都只是出于观察家眼睛本身的变化。许多年以前，在朝鲜战争之后，哈罗尔德·伊萨克斯曾作出这样的结论：美国人有关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的变化，与其说是中国特征本身的变化，倒不如说是反映了美国与中国关系的变化。HR伊萨克斯《亚洲的形象》，纽约1962年。最初以《我们头脑中的一些随想》出版，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58年。
最近，另一位学者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一结论对80年代初期许多美国人在评价中国时持有的主导观念持一种激烈批判的态度；这种对中国的现状和前程的消极面的强调并不反映中国情况本身的恶化，以此来扭转对“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的玫瑰红色的印象，也不代表至少是反映了以前以可取的方式解释可得资料的倾向。H哈定《来自中国，轻视的态度：中国研究中的新倾向》，载《亚洲研究》第22卷第10期（1982年10月），第934～958页。与此相反，当作出这些悲观的报告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正努力纠正过去的错误，并采取了许多外国观察家所赞同的那种发展政策。毫无疑问，中国政治的新阶段为外国人研究中国问题带来了值得欢迎的新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如果避免了以前辩论中常常出现的那种刻板的形象，那还很可能履行其他的承诺。

第一章  中国政治研究第4节  中国政治中的多样性与变革

上述对中国政治背景和研究这一课题的学者所辩论的几个论题和模式的考察，向读者介绍了作为现代中国政治特征的某些变革和多样性。如果得出结论说，不可能作出有关中国政治的概括，没有一个模式能适合这一体制，或是这一体制不属于任何类型，那将是错误的。本书第四章，在考察了中国政治的历史、机制和意识形态之后，我们将提出如何为中国的体制归类的问题。我们将论证，不可将中国轻易地归入任何一个范畴，研究中国的学生为了最有成果地探究不同的时代和课题，头脑中必须记住几种论点和模式。
中国的一项重要的转变是向革命后时代的转变，它发生在（如果需要引用一个参考日期的话）毛泽东去世之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在1949年以前的革命运动中，1949年以后毛泽东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框架内“继续革命”的尝试中，以及在1976年以后宣布革命的群众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时期，采取了不同的形式。1949年以后的历史包括三个主要时期，每一个时期都由反映它的首要特征和目标的不同模式来代表：一个是从1949—1957年的苏联时期和模式，中共在此期间在公认的苏联影响下着手建设社会主义；一个是从1958—1976年的毛泽东主义时期，全部努力都是按照毛泽东所规定的革命目标重新为中国政治导向；以及从1976年至今的一个新时期和模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规定之下，它改变了毛泽东主义的许多政策，恢复了苏联时期的某些特征，并采取了一些新的政策，这些政策类似于许多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外部导向的发展战略。如果存在着一个“中国模式”的话，那它也不能等同于这些时期中的任何一个模式，而必须在各个时期之中调整这一模式变量的范围。
中国政治的背景是某种稳定性或可预见性的来源之一，因为它设定了中国的中坚分子必须着手开展工作的“给予物”或叫原材料，但它并不决定特定的政治后果。革命的、历史的和国际的力量的结合，产生了一些必须一次次反复提出的超验的问题或疑问：在革命和工业化之间，传统与现代文化之间，外来的与本土的方法之间，在互相依赖与自给自足之间，在物质的与精神的目标之间的恰当平衡是什么呢？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从来就不完全是首创性的，因为中国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已经为此而考虑了一个多世纪了。换言之，这一背景看起来为当代政治中发生的几乎每一件事提供了先例或类比。然而，历史的发展改变了政治的情境，因此，围绕这些长期存在的论题的争议总是提出旧议论的新变种。研究中国政治的学生还必须切记中国文化、社会和地区的多样性。一般来说，必须将中国和中国人当作一个单位来考察，然而，当更详尽地考察这个社会的政治时，它的不寻常的多样性就凸显了出来。从文化上说，它分为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93%的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全部人口大约6700万(不足全部人口的7%），并居住在大约全国的一半领土内。汉族人讲许多不同的方言，尽管他们学的是统一的汉文。这种语言上的差别常常同时还夹杂着其他文化和社会的差别。
地区之间、社会阶层之间、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在生产率、富裕程度、资源、教育、人口统计学类型和其他社会变化指数上都存在着重要的差别。在各地区中，在以亲缘关系、民族和其他社会纽带为基础的地方社区之间有可能存在尖锐的差别和冲突。从历史上说，这些地方社团通常比中央政府更能赢得中国人强烈的忠心。面对官方渗透或遣散它们的行动，这些社团表现出了维护自身团结的很大的韧性。中国的国家政策很少可整齐划一地应用于全国，或者说无论如何也很少能产生一致的结果。旧的联合或习惯有可能在官方宣布变革之后仍然维持下来，或是反过来影响取代它们的社会类型。探讨可认识并整合这些多样化和变化的多
重因素的概括模式，对研究中国政治的学生来说，是最具挑战性、也是最可获益的课题。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引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今天仍然是比较新的政治制度。其最初的起源并不在遥远的过去，而在比较近期的历史中，它今天的许多中坚分子都是这段历史的参加者。那些最直接影响中国共产主义的东西——革命的背景、苏联共产主义和中共1949年以前的历史——大多是20世纪的现象。然而，中国前现代的政治传统也与它直接有关。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人民共和国是“被其历史束缚的国家”费正清《中国：人民的中央王国与美国》，坎布里奇，贝尔克纳普出版社1967年，第3～4页及其他各处。，但它的起源超出了20世纪导致共产主义胜利的那些起义的范围，这一点也几乎无人否认。由于一切社会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其过去历史的产物，由此提出的一个合理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政治传统是否对目前状况发生了不寻常的影响。人们很有理由相信这是真的，当然，对这个问题作出定量比较性的判别仍有一定的困难。
影响中国现状的首要根源是其传统政治体制的恒久性和至高无上的大中华中心主义。像这样一个持续如此长久并具如此高度自主性的体系，其影响力不可能仅限于自身制度在形式上存在的那段时期。甚至在新体制超出旧类型时，传统价值和行为也可无限长久地持续下去。大中华中心主义者坚信，可能有的最好社会永远是中国人所经验的，外国的方式也许可以吸收进来，但永远也不能代替中国文化的本质，这种观念自然强化了其传统秩序的恒久性。
中国人使自己过去的影响力恒久化的最明显的例证，也许就在于不同寻常地关注有关自己历史的研究和著作。在帝国时代，历史研究不光是学者用来记录和通报信息的事业，也是道德和政治教育的手段。向政治家提供材料，以便指导他们的政治行动，并使之合法化。将历史经典包括在科举（这是选择官员和授予学位的方式）标准的教科书之内，从而保证学者和官僚都拥有历史知识。见WG比斯利和EG普利布兰克编《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年，第1～9页；以及WmT德巴里等编《中国传统的根源》，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0年，第266～267页；有关历史研究重要性的举例说明，可见HL凯恩《一个王子的教育：皇帝学扮他的角色》，载A费厄维克尔等编《有关现代中国历史的诸观点》，加州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25～29、34～36页。而且，通过引证历史事件和人物中国政治来发布政令的倾向，并未随着1911年帝国制度的终结而消失。尽管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所使用的语汇和解释已经大不相同，但他们仍然对中国历史的政治功效和含义十分敏感，并且继续“为了其最近期的内外发展而从中国的过去寻找合法性的基础”。
H凯恩和A费厄维克尔《学界的意识形态：中国新的历史学》，载费厄维克尔编《共产主义中国的历史》，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8年，第1～13页，本引文引自第13页。尽管他们承认对历史“知识”应有不同的解释，但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中国人政治观念的基本框架的一部分。
传统秩序近在眼前，这就强化了那种有意保留民族历史经验的倾向。帝国体制迟至1911年随着清朝的灭亡才寿终正寝。在1956—1958年间选出的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97名正式委员中，只有一人出生于1912年；赵国君（Chao Kuochun）《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载《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年鉴》第321卷（1959年1月），第44～46页。一些资深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都曾在1911—1912年反对满清政府的军队中服过役。对这些人来说，对帝国政治制度的知识还包括个人的记忆和对历史的研习。由于传统社会秩序的某些方面必然会在清朝覆灭之后残存下来，因此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仍然拥有对它的个人知识，或者说这些知识在一代人消失之前无论如何也不会烟消云散。也许有人会议论说，中国并不比其他任何一个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更接近它的传统。然而，这种观点并不十分正确，因为在大多数这一类国家中，传统秩序已被一种导致重大政治变化的殖民统治所覆盖。在20世纪，几乎没有什么非西方的政治精英经历过与自己传统如此强烈的对峙。
最后，我们必须将下述观点搁置一边，即认为只有根据旧模式的延续或重复才能估价过去的影响。在当代中国与它政治传统的关系问题上，人们过多地注意它现在的各个方面在多大程度上继续了或类似于其政治传统。事实上，历史模式的影响力可表现于对这些模式的各种反应、甚至是拒绝上，自然也表现在它们的延续上。例如，必须从中国官僚传统的环境中理解中国共产党人对官僚作风的仇视；如果在这个文化传统之外考虑问题，那么中国知识分子最近几十年对这种官僚作风和他们文化的实质内容的反叛就变得毫无意义。诸如此类的例子都表明，叛离过去从某些方面说也许仍然是传统所致，从而代表了与中国历史的联系，而不是
决裂。
在考虑现行政治体系的起源时，不可能恰如其分地描述导致既成体制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这里将讨论影响中国共产主义的四个主要来源，这不是试图评价其历史正当性，而是把对现状特别重要的某些因素挑选出来。这四个来源是：中国政治传统、革命的背景、苏联共产主义、中共1949年以前的历史。无需说明，共产主义制度的起源并不正好都属于这四个方面。
当代中国政治最突出的特征不光产生于一个来源，而是由许多种经验所强化的。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1节  中国政治传统(1)

“传统”这个词要比任何其他社会分析的用语都更随意或多义。我们在此使用这个词，主要是指晚清时期的中国，大约在19世纪。事实上，这段时期的帝国制度已不同于早些时候。自然，它不可代表中国的最佳传统，因为在整个19世纪，衰落已很明显。简而言之，有人会说，晚清已不是传统的中国了。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所特有的某些因素却一直持续到20世纪，这意味着不应当以“传统的”这一提法特指帝国统治的时期。而且，中国政治传统实际上包含了一系列的传统；如果把它作为一个单一现象来讨论，那无论如何都必然会为了强调它在地区和时间上的某些变化而忽视了另外一些变化。在此只要指出这些性质就足够了，因为这里进行的只是很一般水平上的讨论。我们只想指出清朝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与早期和晚期都有不可否认的联系，因而是中国政治传统的核心部分。它们并不必然是永恒的或不可改变的，但在事实上却表现出了很大的持续性。对中国政治传统及其与现状的关系的一般分析，可参见E巴拉兹编《中国文明与官僚体制》，由AF莱特撰写导言，耶鲁大学出版社1964年；ICY许《现代中国的成长》第2版，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年；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4版（修订版），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年；M曼柯尔《中国处于中心：外交政策300年》，纽约，自由出版社1984年；G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纽约，自由出版社1981年（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RJ史密斯《中国的文化遗产：清朝1644—1912》，韦斯特夫出版社1983年；以及F小魏斯曼《中华帝国的覆灭》，纽约，自由出版社1975年。
政治权威中的精英主义和等级制
帝国政治制度的政治权威构架基本上是精英主义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官员与平民之间的区别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泾渭分明。其理论依据是，某些人由于自己的德行并借助所受的教育而有权行使政治权威；那些不具美德的人则理所当然地被安置在受统治的地位上。这在实践上便导致了精英和大众两个阶级构成的政体。精英包括帝国官僚体制中的官员和持有功名的儒生，或叫“绅士”，从这些儒生中按照其名位选择官吏。他们不仅有官职和功名的区别，而且还可根据头衔、服饰、徽章和法律特征等特殊形式来辨别他们。张仲理（Chungli Chang）《中国的绅士：对他们在19世纪中国社会作用的研究》，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55年，第32～43页及其他各处。通过各级官方考试取得的功名是衡量一个人学问的标准，这是进入精英阶层的首要途径，当然功名也可通过购买或举荐而获得。在地方上，财富将精英与大众的界限搞乱了，因为大土地所有者和富商也明显具有政治影响力。当然，金钱可以购买功名或作必要的教育投资，或是某人由于有功名的亲戚而取得功名，这一事实意味着精英地位仍然与持有功名密切相关。绅士（指持有功名的儒生和官员）的人数在19世纪大量增加，但与总人口相比仍然是很小的数目。即使是在19世纪后半叶，绅士及其家庭也只占总人口的2%。引自前书第137～141页。要是把绅士的定义扩大，包括不持有功名的富裕家庭成员，那将会使他们人数的绝对值增加许多，但仍然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几。
少数握有权柄的精英与无权无势的民众之间的这种截然分明的界限，是传统中国政治的一个明显特征。与此相应的是全社会的权威等级结构，它构造了尊卑关系的复杂网络。用普通的社会术语来说，这一权威结构与政治和经济的其他因素相结合，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社会分层体系。见何炳棣（Pingti Ho）《中华帝国中的成功阶梯》，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年，第1章。这一体系弥合了精英与大众的界限，并在这两大社会集团中规定政治关系的方式，在此具有特殊的意义。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1节  中国政治传统(2)

在政治精英中，皇帝一人高居于等级制的顶端，对所有官员和臣民拥有绝对的权力。实际行使帝国权力的方式也许会因君主及其大臣的能力和个性的不同而有异，即便如此，他作为政治权威顶点的真实而又象征性的地位也是不可动摇的。何炳棣《中国遗产的突出方面》，载何炳棣等编《危机中的中国》第1卷，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1～37页。官僚按官阶和品级划分，自皇帝以下，每个官员都固定于等级中的某一职位上。在这些官员之下的是未入选官场的功名持有者，当然也按所持功名的级别排列。
构成人口大多数的普通臣民，是官僚或功名品级所涵盖不了的。然而，在移去了这种形式的政治等级制之后，一种高度复杂的社会关系结构便取而代之，它对政治体制具有深远的意义。那些支配亲缘关系和义务的准则便确立了基本权威类型。关于中国亲缘体系的政治作用，见HDR贝克《中国家庭与亲缘关系》，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9年；M弗里德曼编《中国社会中的家庭与亲缘关系》，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0年。用最简单的话来说，掌握家庭或更大的宗法团体权柄的是辈份排列中那个最年长的男性；长辈对晚辈有支配权；长辈中的男性对同辈的女性和年纪轻的男性也有支配权。在包括许多家庭和几代人的大家族谱系中，各种各样关系的复杂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然而问题在于，这一体系确实把终极权力交给了宗法团体中的一人之手，并将他下面的所有人置于一种等级制度中，它要求人们遵从比自己等级高的人，并指望来自比自己等级低的人的尊敬。当然，从政治上说，家长或族长仍要被纳入他们与政治权威之间井然有序的确定关系之中。
传统中国的权威结构既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完全的。它之所以不是绝对的，是因为它为某些平等关系（例如在无亲属关系的朋友之间或地位相同的人们之间的平等关系）留下了余地，并且不能总是阻止违反规范的行为。它之所以不是完全的，是因为它包相冲突的义务，其中最重要的是忠于帝国制度的义务和家族义务之间的冲突。当官方与父辈的要求相冲突时，或是当一个官员对族人的义务向他对皇帝的职责发出挑战时，那他该怎么办呢？从理论上说，帝国的专制主义提出了明确的政治答案，但家族义务的规范却十分强大，足以阻止他得出最终结论。而在实际上，政治权威总是尽可能地避免这种冲突。只要可能，它就使家族义务合法化，并使之成为帝国政令的一部分。例如，准许官员回乡参加祭祖仪式，对侵犯族人的犯罪予以严厉制裁。官僚体制定期轮换其官员，并分派他们到远离故土的地方任职，以避免利害冲突。也许最重要的是，官员努力与地方精英合作，以便通过地方权威结构的中介（而不是与之竞争）来将指令传达给民众。
如此利用地方权威结构，必然会冲淡该政治体制对人民的直接影响。政权机构离一般臣民十分遥远；人们大多通过身边比自己地位高的人才能感受到其影响力，而这些人的地位首先是由非政治的因素决定的。可是，权威等级制的模式在精英层次和民众层次上都占了统治地位；任何类型的社会行动，不管是否被看作是政治行动，都不得不在其构架内发生。其结果是，随着旧政治体制的崩溃而来的权威的断层，对所有社会关系都有破坏效应。而中国人在重建其政治制度时通常也还会采用精英统治和等级权威的结构。见白鲁恂《中国政治精神：政治发展中权威危机的心理文化研究》，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8年，其中包括对现代中国政治权威问题所作的广泛的、具有挑战性的讨论。
中国共产党对政治领导也持有一种精英统治论的观念，1949年之后，它建立了一种高度结构化和权威主义的体制。当然，1949年之后中国的权威主义与民众主义的主张也发生了持续的冲突，民众主义的主张对权威主义的影响提出了挑战和修正。尽管现代民众主义大多是革命时期的产物，但它也引起了一种使大众对政治权威的反叛浪漫化的传统倾向。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1节  中国政治传统(3)

政治体系的自主性
传统中国的权威结构使该政治体系具有最高的权力，因为它把皇帝及其官僚集团置于等级制的顶点。政治体系相对于外部影响或限制的自主性或相对独立性也同样重要。从理论上说，帝国制度与中国社会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人们认为帝国制度是按家庭的方式建立的，它通过维持秩序、行使宗教职能和维护传统的美德来服务于社会。它也未同自己的环境隔绝，因为其国内和国际责任要求采取广泛的行动和接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滋生了一套机制和态度，使得该体制不能承认外部对它行动的任何合法的影响。就其本来意义来说，它有适用于自身的法律，进行自我维持和自我调整，只有在承认其自我感觉的优越性的前提下才与国内外的实体发生关系。通过国内抵抗和外国渗透来破坏其自主性的倾向肯定存在。清政府的统治本身便是随着17世纪满人征服中国而加于中国人的外在方式。对于这样一个满怀妒意地维护着自身自主性的象征和现实的政府，服从外部势力仍然是个例外，而不是惯例。
这个制度自治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录用官员和推进政治的方式。帝国的官僚集团确定了录用政治精英的标准，安排了科举考试和官职，以便使精英地位形式化，内部决定了官职的标准和晋阶的问题。个人可以通过获得学识或财富而为政治前程作好准备，但正式证书只能由政府发给。一个人一旦做了官，就失去了他公认的“选民”，这种地方政治背景有可能分散他对皇帝的效忠。这里并不存在政治代表的观念，尽管考试所采用的一种配额制有助于使功名持有者以某种方式分布于各省。
正如这种政权否认外部所要求的影响力和代表性一样，它也不承认自己的行动受到任何法律或制度上的限制。谁都无权提出或保护特殊的利益，帝国权力的行使也不存在“宪法的”保障。政府在认为合适时可以发出动议，管理政务，进行调整，作出判决和施行惩罚。精英们确实承认在道义上有义务建立对民意作出反应的公正的政府，但政府的强化取决于政治录用程序，它宣称仅仅选择那些具有高尚美德的人，或是选择可在官僚集团内部实现的义务。简言之，传统的政治体制相对来说可以自由地聚集并行使整个权力。对这一点作出最彻底和理论性的阐述的，是C维特福格尔《东方专制主义：整体权力的比较研究》，耶鲁大学出版社1957年，特别是其中的第4章。
由于现行共产主义体制在与社会的关系上也保持了高度的自治，在这一方面为了进行比较而简略地指出某些限定条件是有益的。事实上，中华帝国政府并未最充分发挥其潜在权力。由于重要条件的限制，它容许某些地方自治方式，对此它不坚持直接加以控制，而且它还容忍某些特殊利益渗入官僚程序之中。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官方权威并不直接加于民众头上，而是通过地方的中介——绅士和其他较低级别的权威人物。这种情形的体制基础限于帝国行政制度的范围，它停留在州级或县级。下面的讨论主要取自瞿同祖（Tungtsu Ch'u）《清朝中国的地方政府》，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年；萧功权《中国农村：19世纪帝国的制》，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0年；JR沃特《晚清中国的县令》，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72年。这些最低级行政单位在晚清时期共约1500个，每县平均超过20万人，由一个叫做县令的官员负责。尽管县令有行政助理，但他巨大的工作量使他不得不从地方的显要和重要组织中寻求正式和非正式的帮助。事实上，他大多通过监察地方权力结构的行动来管理他的县，用一切显得合适的手段（从非正式劝诫到军事行动）进行干预，以便维护程序和确保遵从帝国的政令。
我们难以概括由此而产生的关系。最有把握说的是它不会导致乡村民主，因为地方权力结构是由严格的权威和地位标准决定的。尽管县令在一个相当大的地方握有颇大的权力，但这并不是真正的地方分权，因为所有地方权力都以较高级别的标准为转移；县令和在他之下的人物的权力一刻也抵抗不住中央的绝对权威。这也不是真正的地方自治，因为政府坚持握有在任何时候、出于任何原因干预地方事务的大权。它只是一种操作上的安排，主要是出于行政管理效率和保守的理由而设置。它鼓励地方当局控制他们自己的地区，条件是他们高效率地实现这种控制，并且不违犯帝国的天条。绅士和其他富人、大家族、商业和手工业行会、宗
派和秘密团体因此也可以对他们的属下和成员行使大的权力，并且有可能对县令施加某些影响。然而，只是在县令认为结果对己有利时，他们才能做到这一点，而且这还以他们的权力不与县令的权力形成竞争为条件。行政效率的考虑总是要服从帝国控制和安全的需要。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1节  中国政治传统(4)

与此相比，特殊利益之渗入官僚体制也许变得不太重要了。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提出并且确实是在重复相当明显的一点。由无私利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经过考试而不是依据出身或财产选拔出的精英组成政府，这一理想对传统中国具有深远的实际影响。但它从来就不是对现实的完全描述。财富确实起了作用，因为官职和官员的身份是可以购买的。个人的义务和忠诚，特别是对家庭成员、对来自同一个家族、地区或学校的忠诚，有可能破坏官员的公正性。这个制度在一定程度内容忍这种亲疏关系，因为它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构成这一制度的人们毕竟持有可支持这种亲疏关系的价值观念。然而，在承认私人和特殊利益有可能介入
官方政治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这个政治制度的自主性如何影响了这些私利的表述方式。
首先，该制度强调反对这样表达私利。对此容忍并不意味着在法律和道义上加以接受，公开宣布的营私活动要承担受制裁和惩罚的风险。其结果是产生了把特殊利益政治排除在政府之外的倾向，或是把它深深地隐藏在官僚框架之内。在地方上，个人和组织有可能互相竞争，并争得县令的恩宠，但对政府或在政府之内施加强压则会遭到惩治。官员也有自己希望实现的主张和利益，但如果组成一个可观的党派，或是寻求官僚体制之外的团体的支持，那就有可能被斥为“宗派主义”。有关帝国专制主义如何谴责和压制“宗派主义”而又不必然消灭它的清晰的说明，可见WT德巴里《中国专制主义与儒家理想：一个17世纪的观点》，载费正清《中国思想与体制》，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7年，第163～203页；DS尼
维森和AF莱特编《行动中的儒学》，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9年，第209～243页。因此，小问题大多在地方的非官方层次上发生，而大争议则在厌恶有组织的政治竞争的官僚机构内提出来。
我们也许会把由此而产生的竞争形式称作“官僚政治”。官僚政治的第一个条件是其主角本人必须是官员，而且官位越高越好，他们拒绝或封杀任何大规模的组织背景，尽管他们一般总声称自己的建议受到普遍的支持。除了在最低级别，事实上拒绝不卷入利害关系的有影响的官方发言人表述自己的看法。第二，政治斗争本身是通过在官僚等级体制内的控制而展开的，在这个体制中，官阶和个人影响成了最重要的问题。其目标不是赢得最大数量同事的支持——这或许有所帮助，却要承担由于宗派主义而受罚的风险——而是争取权威的官员就有关的问题作出自己所喜欢的决定。因此，秘密与耳语，友情与敌意，通过人事更迭而表现出来的决定，以及为竞争优势而结成的小同盟，就成了官僚政治的实质内容。
上述几点对理解共产主义制度无疑是重要的。如同帝国的先驱者一样，共产党的精英们在人员录用和政策安排上有自己的标准，并拒绝在政府之内表达或承认特殊利益的要求。任何级别上相互竞争的政治组织都要受到他们的强烈谴责，而官僚政治则是主要的竞争方式。当然，共产主义制度在将自己的权威延伸到群众层次方面要走得远得多，因而大大地降低了甚至在清朝统治下也允许的那种有限的“地方自主性”。同时，官僚体制的人员和责任的膨胀也使对官员及其派别活动的控制复杂化了，这常常是个严重的问题，群众的政治动员通过社会压力和要求而削弱了政府的自主性。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1节  中国政治传统(5)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整合力量
从古代开始，中国传统便包含了许多政治—宗教性的思想流派。儒家、道家、法家、佛教尽管规模不等，但都在中国文化和社会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然而，恰恰是儒家成了帝国制度的官方意识形态。它的基础是一个有文字记载并受到广泛研习的思想体系，它被规定为最高的道德标准，因而深刻地影响了一切社会关系中的行为。儒家伦理对于政治制度特别重要，因为它是确定精英的地位资格的标准，并可用来控制官员的行为。官员的任命主要根据应试者在科举考场上的优异表现，所考核的内容是他们有关儒家经典的知识。经典的研习，对孔夫子思想和表述风格的把握，对于官员的任命通常是很重要的。也许有人虽缺乏这一点仍能获得官职，但对儒家伦理的消化却是继续任职和获得晋升的关键。对于考试制度的总体说明，可参见Ichisada Miyazaki《中国的考试地狱：中华帝国的文官考试制度》，1963年日文第1版，孔拉德·施罗考尔英译本，耶鲁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据称是建立在对这种道德学说的理解之上，而不是依据财富、地位、权力或特殊利益的表达。因此儒家意识形态成了一种整合力量，用以论证政治统治，确定国家的目标，提出精英的共同价值观，以及调和社会中的各种利益。它确实传播了开来并被接受了下来，从这一点来看，它可将社会和官方整合起来，使之共同忠实于正义的帝国权威。
坚持从道义上赢得政治权威并通过捍卫道德学说来表现这种权威，这对帝国制度的运作是个根本的因素。由于缺乏对政府权力的制度上的牵制，那用什么来阻止权力的滥用并保证政府将真正为社会服务？儒家意识形态提供了答案：好人，而不是制度化的限制，才是好政府的保证。这不是说它缺乏规则和规程，因为传统的制度具有高度形式化的地位和程序的标准。
但是，正式的规定是整肃官僚程序和澄清帝国愿望的工具；它们维系这种制度的运作，但其本身并不决定统治的性质。为了确保政治决策的公正和明智，中国的传统依靠为官者的个人素质，而不是依靠规则或体制结构。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没有一个中国政治家断言一切人在道德上是平等的，或是说官员将始终不渝地正确遵循这一学说。恰恰相反，儒家伦理认为人具有不同的道德水准，而统治者的任务就是要看到，真正具有美德的是那些掌权的人。见H凯恩《一个王子的教育：皇帝学扮他的角色》，第40～41页。因此，下述做法就是完全正当的：由最高级的权威来持续地考察和监督他们的下属，希望他们继续学习和自我修养；惩治叛逆者和落伍者；并且对那些冥顽不化的人强制执行“正确的”决定。由于使权威合法化的意识形态的正道是学习的结果，而不是由阶级或财富所“赋予”的，这个制度便十分强调教育和灌输。在人的头脑中灌注或恢复美德就是通向好社会的途径。
这一基本原则在传统政治实践中实现的程度是值得怀疑的，但对其有效性的信念，以及通过考试制度和其他机制来实践它的努力，却使它成了中国人基本的政治态度。经过仔细规定和研习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必要性，仍然是共产党人的政府观念的核心，当然，当代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已大大地不同于过去。在利用意识形态的整合效益方面，中国共产党已远远超过了帝国的精英们。
在帝国时代，儒家伦理对其精英本身产生了最大的影响，他们在学习儒学时清楚地了解自己在政治体制中担当的角色。然而，一般民众对于遥远的、权威主义的传统政体却不大认同。清朝政府意识到了民众的冷漠和怨恨，便试图用他们认为是值得遵从的美德来教化民众，这些美德是：忠孝之道，尊重长者和尊者，平和而勤劳的行为，遵从法律。他们希望通过讲解、礼仪和学校来宣扬帝国的儒学，以便把民众纳入其意识形态的轨道，逐步灌输对帝国统治的积极的忠顺和遵从。然而，这种努力及其结果都成效不大。中国的农村依然是“意识形态的真空”，其大部分居民“既非积极忠于现存的统治秩序也不反对它”，而是仅仅关心他们自己日常生活的事情。萧功权《中国农村：19世纪帝国的控制》第6章，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0年，第253～254页。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在向普通民众和精英灌输意识形态方面态度十分坚决。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质的接受程度不同，但它的生气勃勃的传播使得大多数中国人对自己在共产主义制度中的成员资格有了新的觉悟。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2节  革命的背景(1)

共产主义制度是从并非由它所造就的革命时代直接产生的。中国革命的发生先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在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政治的一支主要力量并开始规定其方向之前，革命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对当代政治的任何一种分析都必须强调这一事实，即共产主义中国是中国革命的产物，而不是其缔造者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着的革命进程中的崛起既给它带来了益处，也使它对之负有某种责任。就消极的一面而言，由于政治秩序的支离破碎，难以一举夺得全国政权，更难以迅速巩固一个新政权。那个时代不容许政权像宫廷政变一样轻易转换，而是需要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才能创造一种权力，并且把它牢牢地抓住不放。正在进行中的革命也意味着共产主义精英不能像他们所选择的那样整个地把握这一问题；强大的运动已经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必须像他们的竞争者一样在大潮中沉浮击水。
然而，在与此相对的另一方面，用事后的眼光来看，现代中国的革命背景完全有益于共产主义事业。这一时期的基本形势接近于传统秩序的全面崩溃。事实上，帝国制度已经表现出惊人的耐久力。清朝在19世纪初叶已经处于颓势，1840年和1850—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之后，西方渗透加剧，使帝国严重受挫。但是，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后的10年，一场局部的复苏延滞了它显然已经迫近的灭亡，当时几个充满活力的官员试图革新陈旧的制度，并为此而争取获得西方的某种合作。见MC莱特《中国保守主义的
最后一站：1862—1874年的同治复辟》，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7年。此后不久，衰败再度出现，伴随着西方人要求特权和让步的压力，日本帝国主义首先挤了进来，国内更激进的改革家则火上浇油。19世纪的最后几年是灾难性的。1894—1895年，中国在军事上屈辱地败给了日本，1897—1899年与西方列强签订了许多新的租借和割让条约，1900年外国人镇压了义和团，接下来便是非法夺取更多的赔款和特权，使得中央政府在经济上、政治上和道义上都破了产。然而它仍然坚持了下来，并在最后着手进行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有可能使中国通过修正了的立宪君主制而进入现代世界。但这些改革加快了变化的速度，对帝国也提出了更大的要求。1911年，几个省份在共和主义的旗帜下举行起义；1912年，清朝最后一个皇帝逊位，新的中华民国诞生了。对中国革命早期这段历史的透彻的考察和分析，可参见MC莱特《导言：汹涌的变革大潮》，载莱特编《中国的革命：1900—1913年第一阶段》，耶鲁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1～63页。
事情不久就清楚了：其实并不存在切实可行的取代清政府的途径。不像日本19世纪的政治精英在革新政策和传统政治符号之间实现了妥协，中国虽遗弃了旧的政治秩序，但没有就新秩序达成任何共识。甚至当帝国遏止并粉碎了推进新思想的、反体制的精英时，帝国制度的耐久性仍引致全国性危机的加深。1911年的革命留下的遗产是一个完全不可信任的政治传统，它并未给它的继任者提供指导原则，而是导致了促使国家进一步分裂的政治真空。名义上的国家领导权待价而沽，可以聚集比自己对手更多力量的任何团体都可得到它。然而，真正的权力和权威需要能对国家危机作出可靠反应的精英集团。在需要新的领导和政策的情势下，
中国共产党人的威信与他们的竞争者一样好，最终还更好。中国共产党在清朝覆灭之后精良地组织了起来，并全身心地投入革命的进程中，它必然要面对那个时代的主要问题。在此过程中，它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代表者，并且是它未来的一个主宰者。因此，有必要简略地考察一下自从革命开始直到现在都主导了这场革命的三个主题。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2节  革命的背景(2)

国家独立
民族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推动力”引自前书第3～4页。还可参见M加斯特《中国知识分子和辛亥革命：现代中国激进派的生》，华盛顿出版社1969年；以及廖广生（Kuangsheng Liao）《中国的排外主义和现代化，1860—1980》，香港，中文学出版社1984年。，作为一种整合的主题，它以国家振兴的观念将各种目标联合在一起。它最明确的表述可以说是要求国家独立，不受外国的影响和控制。也许这一问题要比所有其他问题都更容易用具体目的和抽象目标来加以规定：进行反对外部敌人的斗争，以便重新赢得国家独立和平等。从1900年到1925年左右，实际上所有获得民众大力支持的政治运动（反满清斗争，不时地抵制外国货和商行，五四运动的大罢工和游行，以及1925年的五卅运动）都直接诉诸对外国人干涉中国事务的愤恨。在1926—1928年民族主义革命和国民政府的早期，国家独立仍然是个突出的问题，1937年日本人入侵时，它又一次成了全国的头号目标。尽管中国在战后基本上重新赢得了独立地位，但它与美国和苏联的冲突却仍继承了早期反清斗争的遗产。
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完全的殖民地，在其整个现代史上一直得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正式外交承认。如前所述，这一经验把中国人与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的经验区别了开来。然而，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承认，中国的“独立”只是形式上的。中国早期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孙中山称他的国家是一个“亚殖民地”，这里他意指中国事实上是许多国家的殖民地，而不是一个特定强权的殖民地。孙中山《三民主义》，FW普莱斯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第39页及其他各处。毛泽东和其他人用“半殖民地”来描述中国的情形，并补充说，外国势力的完全占领（如1931年以后日本控制满洲）使得某些地区处于完全的殖民地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65年，第309～314页。不管用怎样合适的词，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中国无疑失去了的大部分独立和主权。为了讨论外国人自1842—1844年鸦片战争调解开始的通过条约和其他方式获得的利益和特权，可见本章开头注释所引文献和A费厄维尔克《20世纪早期外国人在华所得利益》，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1976年。
到了20世纪20年代，旧的中华帝国的领土控制力大为减弱。以前承认自己在政治上以某种程度依附于中国的一些附属国（缅甸、越南、朝鲜和外蒙古）都丢掉了。香港岛割让给了英国，澳门割让给了葡萄牙，台湾和琉球割让给了日本，满洲不久即成了日本征服的一个牺牲品。某些外国强权宣布在中国的大片势力范围，在这些区域它们享有特别的经济和军事特权。
在分散于海岸和内陆水系的若干港口中开辟了许多租界，或是整个地租借给列强各国，它们在这些租界中像对自己的领土一样进行管理。在这些地区，保障外国人生活、贸易、建工厂和拥有土地的权利——由治外法权所保障的权利，使得外国居民受他们本国而不是中国司法的管辖。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任何地方都有传播他们信仰的无限制的权利。商业特权，特别是对中国税率的固定限额，给外国商人带来了很大的益处。
确立这些条款的一系列条约带有根本的重要性。无需指出，中国政府是被迫签署这些条约的；但条约一旦生效，各种特权就只有在所有各方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方可修改。更重要的是，其受益者可能、并且也确实激起了有关执行这些条约的合法性和国家尊严的原则问题。特别是在1901年解决义和团问题之后，外国强权在中国保留了军事力量，以保护其公民和利益。
然而，他们的护卫手段不只限于军事力量。外国人控制了中国的关税和盐税（这些是中央政府收入的最稳定的来源），并在邮政、电报和铁路系统中出任关键职位。他们在政府行政中的作用有助于促使中国履行其条约义务，包括由于频繁的借贷和赔款而积累的各种外债。
从上述过于简略的叙述可得出几个主要论点。从1900年到1928年，中国的中央政府过于软弱并依赖于外国强权，以致难以对这些外国采取行动。1928年在南京成立的国民党新政府在寻求其地位平等化方面比较强硬和活跃，但它远未能实现国家独立的目标，不久之后，日本的入侵使得更多的中国领土置于外国人的控制之下。除了削弱政府的权威之外，外国影响在大城市和中国经济比较现代化的地区很突出。帝国主义的直接影响从未涵盖中国人生活的全部或是大部分领域，但其效果在城市化的劳工、知识分子或是生意人中很明显；这些人在规定国家政治的问题上有影响力。这是否真的破坏了传统经济的手工业和土地制度并阻碍了现代经济的发展，对这一问题仍存在争议。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作用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分别主张帝国主义的纯粹影响最小、各种因素混杂、或积极的观点，无可争议的问题是，大多数具有政治意识的中国人相信，外国经济活动对中国的发展有负面效应，实际上所有处于外国势力影响下的中国人都对外国人在中国的强制性和带特权的渗透愤愤不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吸收了由此产生的反帝国主义情绪，在夺取国家政权时加以利用，并且在1949年以后继续培养这种情绪。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2节  革命的背景(3)

国家统一
中国革命的第二个主题是国家在一个单一的中央政治权威之下的统一。从有限的意义上说，这个目标像独立目标一样显而易见。这只是在几个竞争的团体中分配权力的问题；预期结果是其中的一个团体获得足够的权力，以建立长久的中央政府并制服其对手。这种简单化的观点是对辛亥革命后产生的国内政治形势作出的一种可以理解的反应。那时的基本形势是军阀主义，这一术语最适合用于1916年到1928年的时期，当时在北京的中央政府经常从一个军事统帅转到另一个军事统帅手上，但军阀主义这个词在更广的意义上也可指从1911年到1949年期间笼罩于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分裂的时期。
军阀是指这样一种军事统帅，他“通过调动他个人的军队来建立和维持对领土的控制”；JE舍里丹《中国军阀：冯玉祥的涯》，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6年，第16页。也就是说，他有领土作为基地，并在这片领土上通过忠于他、而不是忠于某个更高级政府领导人的军队来实行政治和军事控制。当中央政府失去对地方军队统帅的控制力时，军阀主义便发展了起来，开辟了军阀的领地，军阀之间为了地区和全国控制权而互相厮杀。军阀主义的种子早在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招募地方军队时就已埋了下来。正在衰落的满清政府从未完全实现对这些地方势力的再控制，它们在数量和力量上日益增长。当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于1912年退位之后，新的“民国”政府的领导权很快落到袁世凯之手，他争得了中国最强大的军队的效忠，从而一直到1916年他去世前，在表面上统一控制着国家。袁世凯的去世开辟了军阀主义的全盛期，在此期间没有一个军阀的控制范围超过几个省，或是能够在略微长一点的时期内在北京维持一个正式政府。蒋介石的国民党势力在1928年的胜利导致了重大的变化，因为国民党代表了一种基础广泛得多的运动，它拥有全国行政管理和发展的真正纲领。然而，其民族主义运动只是通过与某些军阀的强大联盟才取得军事胜利，而不是消灭了军阀。结果是，只有中国中部的长江流域的几个省，才在蒋介石的牢固控制之下。事实上，直到日本人入侵，他的政府一直面临地方军阀持续的反叛或反叛的威胁。它同时也面临武装的共产主义运动，虽然这一运动在军事上弱小，具有相当不同于军阀武装的性质，但这又扩大了国家的分裂。引自前书第1～6页。
军阀主义的祸害无须赘言。多重而多变的权力中心的存在使得中央政府作出了若干反常的举措。在地方一级，为了支助军阀，税收成倍增长，而中央政府在政治和财政上都被削弱了。外国强权利用了这一弱点，用外交承认来交换经济机会，支持那些对它们有好感的军阀，或反对这些军阀的敌手。战争和军队调动导致了人员生命、军费开支、掠夺和财产破坏等巨大耗费。引自前书第20～30页。对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中国人来说，这些结果都是不能容忍的；而从中国传统上强大无比的中央政府的文官统治来看，这更是一种耻辱，因而产生了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统一的愿望，并认识到军事力量对这一过程是绝对必需的。除非某个政府在消灭了可能的军事抵抗之后统治全中国，否则中国革命就仍未完成。见CM维尔波《国民党政权下的军事分离主义和再统一过程》，载何与周编《危机中的中国》，第203～204页。
然而，牢固建立一个安定的中央政府只能是朝向国家真正统一的第一步。统一和安全是必要的，政府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也是必需的；军阀主义突出了前一类需要，但它也突显了后一类需要。光有军事统一还不能取代帝国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曾通过官僚—儒生—宗法等级制和以帝国的孔孟之道为基础的合法政治权威，而将其权力垄断与全国行政管理结合了起来。
传统的行政机制及其意识形态，随着满清改革、辛亥革命以及此后中国人的社会和观念的变化而衰落。因此，中国的重新统一所需要的不过是可以适应现代民族国家要求的新政体。用行政专业术语来说，它需要一个新体制，用以解决政治录用和处理直至乡村的各级政府扩大了的活动范围。就意识形态而言，它需要一个新的学说，该学说不仅可论证政治权威的行使，而且还寻求普通公民的效忠，并将他们整合在一个政治体制之下。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解体，而不是分裂；其解决办法是以传统政治秩序从未设想过的新条件来实现重新整合。见《王功武（Wang Gungwu）》的评论》，引自前书第264～270页；以及邹唐（Tang Tsou）《共产党中国的革命、重新整合和危机：一个分析框架》，引自前书第277～281页。
就这个更广的意义而言，中国的重新统一（即重新整合）实际上始于19世纪晚期的那些改革家，他们要求有一个现代化的政治结构，该结构以中国人民为基础，并宣称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这些建议的实施是从清朝在1911年以前的改革开始的。然而，直到20世纪20年代，孕育一种新政体的政治媒介才在一个以大众为基础的政党中产生。国民党政府尽管从未成功地实现统一或整合，但它散布了新的政治观念、机制和秩序，这些显然都预示了后来在中共统治下的许多东西。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统一的真正深度的理解，他们对此所承担的沉重的义务，他们在实现此目标上所取得的相对成功，大可追溯到这些早年的努力和经验之中。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2节  革命的背景(4)

社会经济变化
人们对革命时期社会经济变化——其原因、程度和政治含义——的概括往往难以恰如其分。然而，在讨论中国革命时假如不涉及这一题目，那将是不完全的。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条件是民众革命的潜在根源，这也许是要强调的最重要的一点。这些条件可导致一场革命，或是为可能发生的革命性动员提供重要的基础，这并非不可避免；这些条件必然会把彻底的社会和经济变革问题引入确实发生了的革命之中。中国社会潜在的爆炸性根源在于已感觉到的可能性与当前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一方面，外国的渗入和帝国的崩溃已经促成了价值观和社会结构上的某种变化，特别是在城市和上层阶级之中。这些变化刺激了加速转变的要求，这种转变可使新的价值观和阶级合法化，克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落后性”，并使中国与西方列强完全平等（在这个词的每一个意义上）。另一方面，现实的主导条件与这些需要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甚至是对立；复辟帝国的思想，军阀主义，在人口的大多数中坚持传统价值观，普遍的贫困和文盲，这些看起来都向实现迅速变化的目标提出了挑战。对于社会经济改革的领导者来说，雄心与现实之间的这种差异增强了实现目标的革命公式的吸引力。尽管这种差异是对大众开展革命动员的直接障碍，但它也创造了巨大的潜力来支持任何一种可告知普通民众他们的生活将得到怎样改善的运动。
国家经济的发展是所有希望国家振兴的中国人首先关心的问题，因为他们的经济与日本和西方强国相比是如此的弱小和落后。与人们的一般印象相反，1949年以前的几十年，中国经济既非不能变化，也未停滞不前。从历史上看，中国曾有过十分富足的和经济变革的时期，尽管王朝的衰落和传统价值阻碍了现代中国工业革命的扩展。而且，共产主义革命之前，特别是在1895年之后，工业化和现代的商业化确实光临了中国。1912年到1949年的工业年平均增长率在5%以上，在1912—1920年和1931—1936年这两个比较可取的时期则特别令人注目；国民生产总值也在增长，尽管不像现代工业增长得那么快。见A艾克斯坦《经济遗产》中的讨论，载艾克斯坦等编《共产主义中国的经济趋势》，芝加哥，1968年，第64～67页。对帝国经济史富有挑战性的考察，对中世纪中国经济的财富和复杂性的强调以及它在清朝时期的停滞，可参见M厄尔文《中国历史的模式：一种社会和经济的解释》，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2年。
尽管有了这样一个开端，中国经济在1949年仍然“接近世界发展排名表的最底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约50美元。艾克斯坦《经济遗产》，第79页。现代经济部门特别是工业的增长，对于全国经济状况仅有相对小的影响，原因很简单：这些部门从如此低的水平上开始，对于全国生产的贡献仍然很小。经济仍然基本上带有前工业的和农业的性质，无比重要的农业部门的特点是低劳动生产率，技术停滞，以及在可耕地上强大的人口压力。简言之，1949年以前的经济增长是微弱的和不平衡的，仅仅主要限于东北和条约口岸，外国资本在这些地方起了重要的但也正在减弱着的作用。引自前书第59～61、66、74～80页。一些关键性的发展问题，如国家计划和企业家的作用、地理上的多样性和农业的变革，仍然悬而未决。经济现代化的这些开端突显了安排全国经济发展计划的必要性，然而，这些计划的实施却是革命目标当中最不优先考虑的问题。
现代中国经济状况中的人口条件是严峻的。中国的人口大爆炸始于18世纪，当时中国的人口从15亿增至3亿，开始耗竭现存的经济资源。以后的人口增长减缓了，但并未停止，到1850年大约达到43亿，按照共产党人的第一次人口统计，1953年的人口达到583亿。可耕地没有大的增加，农业技术也没有什么变化，从19世纪中叶起，产生了人口过多和大规模贫困的基本形势，表现在长期的贫困、饥饿、起义和人口迁移。参见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哈佛大学出版社 1959年，第270～278页；RH迈耶斯《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1890—1949年农业发展》，哈佛大学出版社 1970年；DH帕金斯《1368—1968年中国农业发展》，芝加哥，1969年；以及其他一些近期的著作和论文。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军阀主义和内战使得农生活更加困难，人口的大多数在生存线上挣扎。见JL布克《中国的土地利用》，纽约，1964年；RH托尼《中国的土地和劳力》，伦敦，1932年，第23～108页。没有一个因素可以单独解释这种经济困境的深度和复杂性。高地租和少数大土地所有者的存在是农民不满的明显根源，也是改革家和革命家的显著目标，当然，这两者并不是全中国都适用的典型条件。高租金和赋税、高利借贷、支离破碎的小农、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低人均生产率、文盲、外部的干扰和勒索，都在延续着大多数农村人口的贫困和易于破产的状况。城市少量产业无产阶级正在成长，都市的生活为某些人提供了较好的机会，但总体条件几乎没有什么改善。低工资、长工作时间、不安全的工作条件、恶劣的居住状况、大批失业或工作无保障，成了中国正在升起的工业城市的通病。见托尼《中国的土地和劳力》，第121～128页和第140～154页。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2节  革命的背景(5)

这些经济条件如果存在于一个稳定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中，其革命的可能性也许永远也不会实现。然而，这样的稳定性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因为传统秩序的崩溃已经发动了深远的社会变化。变动的社会背景中的基本因素是旧精英分子的失势。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随之而来的帝国统治的崩溃，摧毁了儒生—绅士阶级的官僚堡垒，向新的竞争者开放了政治精英的职位，并在地方一级瓦解了绅士的权力和地位。关于现代中国地方领导力的“瓦解”，见费孝通《中国的绅士：农村—城市关系论文集》（修订本），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3年。当旧的合法性权威衰落之后，粗暴的军事和金融权力得以填补真空，某些团体的地位得到了重要的提升，军事领袖和中国新的资产阶级也许最典型地代表了这种取得新权力和地位的社会团体。然而，社会变化决不仅仅是以军阀和商业内阁部分地取代旧精英。西方价值观的渗透促进并加剧了对传统的否定，将中国社会的取向从过去的束缚中全面解放出来。在1919年五四运动知识分子的激情示范之下，这一倾向促进了“科学与民主”的学习，把妇女从其家庭的奴役地位中解放出来，并将青年提升到更独立和负责的社会角色上。关于五四运动，见周泽从《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年。 对新团体的产生和旧团体的演变过程的分析，见莱特《导言：汹涌的变革大潮》，第32～44页。对以前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团体来说，自由和机会的新的可能性在扩大，此时至少有几个关于其可行性的具体例子来支持这一点。
当然，社会“解放”的实际程度十分有限。贫穷、文盲以及传统上与政治隔绝，这就难以劝说普通百姓接受在他们身边发生的重大变化的可能性。然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社会经济变革的旗帜从分散的知识分子传到了有组织的政党手中，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有可能是大众动员的基础。最后，1928年的国民革命仍然指向国家独立和统一的目标，这已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但至少在1925—1927年的一个短时期内，其激进的一翼（当时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却组织了工农运动，在中国社会把阶级斗争搬上了前台。由此时开始，基本的社会和经济变革成了中国政治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它也是三个主要革命目标中最痛苦和最造成分裂的一个。为此，1928年以后的国民党作出了比以前任何一个政府都要多的努力，但它按自己的主张，始终把变革放在独立和统一的目标之下。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把社会和经济变革看作是其纲领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它的民族主义目标不可分割，而且在处理这一可获得大众潜在支持的问题方面更为成功。
总结上述讨论，现代中国的革命背景把革命的精力集中放在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与整合，以及社会经济变革上。在整个革命时期都存在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必然受到这些目标的吸引，并对此作出反应。它最终比它的强大竞争者国民党作出了更充分和令人信服的反应。中国国民党人把统一放在首位，因而在抵抗日本的斗争中作了妥协，并暂缓作出集中解决中国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努力；适得其反，这种斗争策略加剧了中国的分裂，并降低了国民党革命领导权的正当性。中国共产党作为不负责全国政府的非法的反对党，可以逐个地按照纲领、而不是按照优先性来讲话，并可通过较小、较易实现的方式来实施这些纲领。它对国民党的胜利是靠武力取得的，但那也只是在它建立了的确致力于全国关心的首要任务的形象之后。一旦掌权，中共便使中国获得比以前世纪的任何时候都更大的独立和统一，并积极地推进其社会和经济改革，以此来表明它领导革命的资格是健全的。
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革命早期那些行动者的努力。使民族独立的目标家喻户晓，这大多是由国民党及其前辈，而非共产党完成的。正是南京政府第一次真正地平抑了西方的特权，并开始在平等基础上处理与外国列强的关系，这样中国才可在1945年（仍然由国民党统治）重新赢得了它大部分的正式平等的外交关系。尽管国民党从未真正统一过全国，但正是国民党人（甚至还包括某些军阀），在帝国制度的最后年月开始的那些经验基础上建立了第一个现代政府结构。中国共产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政府权威置于人民之中，但代替传统机构和建立新机构的关键的第一步则是由其前任迈出的。婚姻和家庭制度的变革在1949年已开展了许多，国民党在这方面的立法与后来共产党人的法令相当类似。国民党人做了许多工作来传播（尽管没有实施）农业改革的观念。早在清朝的最后10年便已认真地开始了教育改革，到1949年，已培养出了现代型的知识分子，建造了校舍和教育设施，并提高了文化水准，这些对中共的许多纲领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些和其他许多方面，必须把中国共产主义看作是继续着并受益于那场并非由它发起或确定的革命的进程。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3节  苏联共产主义(1)

苏联共产主义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作用是本研究领域中最有争议的一个问题。任何简单的解释都不能恰当地说明俄国与中国“同志”之间的关系，以及苏联共产主义对1949年以后中国所建立的政治制度的影响。对此有益的考察，可参见OE克卢伯《中国与俄国：大“游戏”》，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1年。然而，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强大影响，这也是无可否认的。我们通过以下几点评论来阐述这种影响力：（1）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初吸引力；（2）早期苏联控制的时期；（3）苏联模式的重要性；（4）某些更广泛的意识形态问题。本书第四章分析了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演变，从而把这些问题的许多方面置于尖锐的历史焦点之上。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吸引力
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许多中国革命者的吸引力，这些革命者对于1917年后俄国革命政府的兴趣，这两方面所造成的长期影响并不只限于他们轻易接受或完全转向苏联模式。甚至在最初接触时，即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种因素渗入中国政治的各种方式之间也存在着微妙的差别。这里的讨论集中于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在此之前已经了解马克思主义，但1917年之前无政府主义是中国最有吸引力的欧洲激进主义的象征，见M伯纳尔《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胜利，1906—1907》，载莱特编《中国革命》，第97～142页；另见M梅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52～57页。某些因素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将要领导中共的那些中国知识分子在早期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时，主要以它的这样一些方面为基础，这些方面适合他们自己所理解的中国的需要，或者是强化了正在中国知识的激流中流动着的那些倾向。其他因素都是这种普遍地、也可以说是表面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结果；这些因素并不必然强迫中国人接受，但它在中国革命中加入了某些新颖的或是不请自来的影响。
从党的成立直到今日，中共领导人在如何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如何把它应用于中国的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在最一般的水平上，人们可以区别两类人，一类人是像陈独秀和刘少奇这样一些倾向于更“正统”地或是“科学”地运用这一学说的人，另一类是像李大钊和毛泽东这样一些表现出更为“自主”和“民族主义 ”倾向的人。见《M奥克森伯格的评论》，载何与周编《危机中的中国》，第480～490页。当然，在创建党的那个关键时刻，中国大多数即将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共同分享了一种革命的责任，这就压倒了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兴趣；见梅斯纳《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第 56～57页；以及SR施兰姆《毛泽东政治思想》（修订本），纽约，1969年，第29～32页。也就是说，他们更多地认同于布尔什维克革命激烈变革的一般信息，而较少注意它的意识形态细节。反帝国主义也许是这个信息中最强大的因素，它大多不是与列宁主义理论的细节相联系，而是基于必须也必将推翻外国压迫的基本信念。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壮大和左翼活动的加强，其首要的催化剂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它是这样一场事变的结果，这场事变标志着中国人生活各个方面的反叛，但其政治核心却是一场热烈的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的事件。五四运动使国家独立的要求家喻户晓，并规定了这一要求的内容，这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从一个纯粹外来的学说，转变成了可对中国人政治生活的关键事实作出直接相关解释的理论。梅斯纳《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第95～104页。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3节  苏联共产主义(2)

就五四运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它还显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另一种深刻的吸引力——它主张科学、现代性和进步的变革。在最基本的层次上，五四运动代表了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日益增大的反叛，这种反叛具有互不相同的目标，但显然都针对中国的过去。那些决意推进一场让自己国家在与西方国家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进入现时代的革命转变的中国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那里找到了灵感和指导。这一学说不仅肯定了改变中国低下的国际地位的进步变革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还通过宣扬以前被认为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专有物的科学与现代性来做到这一点。特别重要的是列宁主义的这样一种观点，即通过有组织地干涉历史进程，一小批知识分子精英能够加速并指导自己所允诺的革命转变；对于意识到本社会的惰性和自己在政治领导中所扮演的传统角色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种观点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可以肯定，中国在早期也许只有毛泽东持有一种“自然列宁主义”，因而只有他一人对革命和组织的观点作出了反应。这一术语取自S施兰姆《毛泽东政治思想》，第35、55页。还可参见B I施瓦兹《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哈佛大学出版社1958年，第35页。但这里所指出的观念在“五四”期间及其以后是中国知识分子发展过程中的核心观念，他们显然增强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兴趣，加快了接受马列主义的进程。对这一点的一般性讨论，见周泽从《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年，特别是其中的第1～15、358～368页；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耶鲁大学出版社1965年（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20、59～77、162～171页；施瓦兹《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第７～２７页。关于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作用分析的细节，见ＪＢ格里德《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国家》，纽约，１９８１年。
俄国的一个新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具体存在和榜样，强化了中国人对这些范围广泛的革命诉求作出的响应。正是俄国十月革命与中国五四运动的结合，开辟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他们特别强调俄国榜样的重要性。像中国一样，俄国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在经济上比较落后，在政治上也面临着用新制度取代已丧失民心的帝国制度的任务。布尔什维克运动的成功和延续，为一个可取代西方资本主义和衰落帝国的新制度的存在提供了经验的证明。苏维埃俄国在中国共产主义的形成时期还不是这样一个致力于革命变革的新制度的象征和榜样，这个新制度尽管遭到西方列强的反对，但仍可以从旧的帝国秩序的废墟中产生。
这个榜样虽然对于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是重要的，但它却不是十月革命的一个具体结果。1919年7月，五四运动之后，苏联政府发表了卡拉汉宣言，宣布有意废除俄国与中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放弃俄国在中国的所有特殊利益和特权。这一建议尽管从未完全实行过，但它在许多中国人中产生了对俄国新政权高度好感的反应和兴趣。见周泽从《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哈佛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第２０９～２１４页。中国革命者并未放弃争取苏联大力支持的可能性，他们越来越对与苏联代表接触感兴趣。
几年之后，共产国际的代表参与了中共的组织，苏联政府在广州与孙中山达成协议，向国民党派遣苏联顾问并提供军事援助。我们不拟讨论同时也促成了1923—1927年国民党和共产党第一次统一战线的这些活动的细节。问题在于，苏维埃俄国同时对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提供组织和军事援助，当时两者都需要支持，而且似乎都还没有把握可以获得其他任何来源的支助。至于在思想领域，人们认为苏联共产主义所能提供的只是支持和加强，而不是改变中国革命的形象。
中国共产主义者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出于观念与利益之间重要的吻合，但它同时也导致接受苏联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纪律。在这一点上不存在现实的取代者。莫斯科是他们所加入的那场运动的权威中心。对中国的同志们来说，他们的革命战略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传统中发现的，而是取自苏联共产党对它的解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准备抵制俄国人的权威，尽管他们希望向政治现实挑战。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在事实上是贫乏的，因此他们大大依赖于共产国际的顾问，来自莫斯科的指令和材料，并且在苏联学习，以便从理论上把握他们所拥护的理论。我们经常暗示的中共党员中理论学习的相对薄弱，直到1935年之后才克服。只是在（1937—1945）的中共延安时期，其领导人才有时间认真从事理论学习和写作，党建立了自己的干部学校。即便是当时，标准的苏联教材在课程中仍占了突出地位。见康普顿《毛泽东的中国》，华盛顿大学出社1952年。因此，中共的建立和它（在1922年）正式附属于共产国际，必然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吸引力迅速地转变成在政治上依附于莫斯科。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3节  苏联共产主义(3)

苏联控制（1921—1934）
从1921年7月中共建立到30年代初的10多年里，苏联共产党控制了中共的官方路线和领导权。通过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中介，借助于撤消援助和共产国际拒绝承认的威胁，苏联的精英规定了中共主要政策并为它挑选了最高领导人。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这种控制开始放松。在国民党的运动中蒋介石清除了共产主义分子，中共在此之后过于分散，政治形势也过于不确定，以致莫斯科的指示难以决定中共在全中国的活动。然而，苏联领导人继续规定中共的总路线，并监督中国人服从其指令的情况。在1930年末和1931年初的一次关键性考验中，共产国际通过取消李立三对中共的领导权而再度确立了自己对中共的控制，由“回国学生”（或叫“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团体取而代之，该团体受训于莫斯科并忠实于它的权威。通过这个统治了中共中央委员会直到1934年的团体，共产国际维持了它对中共的领导。关于这一点和下面的小结，见克卢伯《中国与俄国：大“游戏”》，以及本书第一章开头注释中所引的资料。
对于共产国际在1927—1934年期间对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控制的实际后果，仍然存有争议。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种控制自然不如1921—1927年期间那样重要。苏联领导人在此后的日子里更加关注欧洲事务，而较少纠缠于自己国内对华政策的政治意义。南京国民党新政府的反共态度使苏联对中共的联络和支持更加困难。最严重的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在政治和地理上实际存在的分散状况。1927年的事变打击了它在城市的力量。在此后慢慢复原的过程中，中共活动主要转向农村，转向中南地区分散的农村“苏维埃”，共产党游击队竭力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和红军。这些农村苏维埃的领导人承认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路线的正式权威，但生存的需要、地理分散导致的自主性和军事支持问题常常使他们与来自中央的指示不一致。农村地区最重要的政治代表是毛泽东，他的观点与李立三和“回国学生”团体都不同。他与后者的分歧使他们处于争夺党的领导权的竞争地位。结果是竞争状态限制了共产国际控制中国局势的能力。共产国际认识到农村苏维埃及其武装力量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力量，便发出正式文件宣布承认其存在和大部分活动的合法性。同时，一俟那些忠诚的“回国学生”被安置于党中央，共产国际便难以使他们的正式权威与毛泽东主义派别相妥协。因此共产国际在“回国学生”与毛泽东的斗争中站在前者一边；而它在这样做时也就削弱了自己指导革命主要力量的号召力。
1934年底，国民党的军事压力迫使共产党人撤离他们在江西的根据地而进行长征，他们把自己的主要力量重新部署于西北的陕西省。这次长征开始不久， 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成功地向“回国学生”团体发出了挑战，成了中共的领导人物。有关细节，见《遵义会议决议》，英译文见《中国季刊》1969年10—12月号。此后莫斯科对中共事务便不再有多大的控制力。苏联对中共政策发号施令的情形以后也数度出现过，最关键的是1935年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西安事变时中共决定力促释放被囚的蒋介石，以及1950年中国人决定介入朝鲜战争。然而，目前的证据表明，在这些事件中，中共按莫斯科希望的路线行事，不仅是由于俄国人的压力，也是由于中共领导人独立作出的结论，认为这些行动可最大地满足他们自己的利益。有关1935年中共对统一战线的响应和1936年的西安事变，见LP范斯莱克《朋友与敌人：中共历史中的统一战线》，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4、5章；有关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见AS维亭《中国跨过鸭绿江：决定介入朝鲜战争》，麦克米兰公司1967年，第27～30、152～160页。简言之，毛泽东的崛起标志着中共服从苏联共产主义指示时代的结束。
我们在此简略地讨论的一个重要论点是，早在中共取得政权之前很久，苏联就已失去控制和规范中共领导人的力量。甚至在1935年前，像毛泽东这样的人至少是暂时地获得了按他们自己对中国革命的考虑从事实验的机会。1935年后，中共又经历了一次发展和扩充的时期。当然此次对运动的控制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因此关于革命运动和由此产生的政治制度的决定均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作出。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3节  苏联共产主义(4)

苏联模式
在20年代初期，共产国际对中共统治的实现不仅需要苏联组织上的控制，而且要求中共接受苏联模式，把苏联共产党当作所有共产党中最先进和最权威的党，以及中共继续承认苏联经验和观点的首要地位。中共领导人在坚持他们的运动是独立的，必须按照应用于中国的具体情况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避免了公开表明与苏联观点的分歧，并仍对苏联作为一个模范社会主义国家表示敬意。关于在这两个论题之间小心翼翼地作出平衡的问题，见毛泽东本人的著作。并见S施兰姆《毛泽东政治思想》；有关1935年后用毛泽东思想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见RF怀勒《毛泽东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与寻求中国理论》，斯坦福大学1980年。当然，中苏冲突最终导致中国人否定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首要地位；但中共也推迟公开发表两党之间的分歧。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分歧始于赫鲁晓夫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上批评斯大林，但他们直到1963年才公开批评苏联领导人；迟至1963年2月，中国人才宣称，他们采取有意识的克制态度，没有完全公开双方的分歧。《人民日报》、《红旗》志编辑部文章《我们与苏共领导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北京，外文出版社1963年版，第4～11页。1957年11月，在所承认的分歧发生近两年之后，毛泽东仍然称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杰出榜样”和“领袖”。S施兰姆《毛泽东政治思想》，第435～536页。
假如这种尊敬完全是礼仪性或字面上的（从某些方面看确实如此），那么它对中国共产主义制度的影响或许可以忽略。但在事实上，它也反映了苏联模式对中国真正的重要性。这一模式的影响在中共组织和有关自身政治作用的理论方面尤其突出。中国只存在两个有群众基础的大党——国民党和共产党，而这两党基本组织结构和起源都可归于20年代指导它们发展的苏联顾问。见CM韦尔布尔等编《有关1918—1927年共产党、国民党和苏联顾问的文献》，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第79～205页。指导路线来自苏联共产党——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的一个纪律严明的等级制组织，将组织的权力集中于最高层的一个小的精英集团。中共从这个列宁主义结构中吸取了一党专政的观念，这一观念认为，尽管与其他政党和阶级的合作在革命初期也许是必不可少的，但革命政党必须最终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实行政治权力的专断。而国民党在名义上虽然接受了孙中山建立宪制政府的目标，这将会限制其权力垄断，但在实际上它也坚持独立统治的体制。因此在现代中国，这两党的组织和体制都显示了布尔什维克组织模式的力量。
而且，苏联对共产主义中国制度的影响远远超出中共自身的组织。它还表现在1949年以后产生的国家结构和行政实践中，出现于“转换带”结构和非党组织（特别是青年、工人和妇女组织）的职能中，以及中共对所有其他机构的内在指导关系之中。这不是说中共在中国的领导地位的体制化是俄国经验的直接或永久的翻版，例如，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一些条款与苏联宪法不同。见FW霍恩在《共产主义中国的新宪法》一文中的分析，载《西方政治季刊》第8卷第2期（1955年6月），第199～233页；HA斯台纳《共产主义中国的宪法》，载《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49卷第1期（1955年3月），第1～21页。而只是指出在苏维埃俄国挖掘出来的组织模式是中共建立组织的首要榜样。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3节  苏联共产主义(5)

意识形态影响
苏联共产主义对中共意识形态的影响更难以估量。一方面，其基本意识形态的起源是西方的，并且大多通过苏维埃俄国而传入中国。中共早期领导人独立地承担起革命的责任，因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改造和反帝国主义的论点对他们具有吸引力；但他们也在不同程度上热情地接受了俄国人在解释这一学说和规定其操作含义方面的权威性。一直到50年代后期，中国人仍不愿意向这种权威性发出挑战，这也限制了中国人形成他们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中共在实际上又经历了某种程度的与莫斯科的分离，在取得政权以前有一段长时期的革命实践，这使得中共能够检验和吸收这一学说，并在某些情况下把它“中国化”，本书第四章将
更详细地描述这一过程。其结果是，这一学说带上了某种中国特色，以致接受这一学说乃出于它在中国政治环境中的应用和修正，而不仅仅出于俄国人的权威。正因为如此，如果作出结论说，中国共产主义要么是本国的创造性的产物，要么就是一种外国学说在中国的应用，那就过于简单化了。对这一复杂问题的大部分分析集中于毛泽东主义的特定例子（见本书第一章开头注释所引的资料），但这一学说已不再完全等同于毛泽东的著作。它实际上是两者的混合；其起源是外国的，但中国人在进行了长时的处理之后，以充分的独立性使之成了他们自己的东西。
这一观点表明，我们承认苏联共产主义确实替中国政治引进了重要的新概念，但我们并不就此而断定中国共产党人严格地、并且永远地看重所有这些新概念。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中共历史经验所导向的它自己特别强调的某些领域，在此只简略地指出几个伴随着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来的最有影响的观念。这后一部分中的重要观念是阶级斗争、阶级分析以及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尽管像李大钊这样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乐于接纳阶级斗争观念，但马克思主义分析中阶级冲突的核心观念对于中国同志一般来说仍是个外来的观念，而且必须学会接受它见梅斯纳《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第140～146页，甚至在李大钊对阶级斗争的热情之中也相当缺乏真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其中一部分障碍在于中国人有强调社会和谐、节制社会冲突的政治传统。见AF莱特《斗争与和谐：现代中国相互竞争着的价值符号》，载《世界政治》第6卷第1期（1953年10月），第31～44页。而且，甚至是那些由于革命激情而从“和谐”观念转向“斗争”观念的中国人，对社会团体和冲突的严格社会经济的定义也感到不习惯。特别引起麻烦的是赋予城市工人阶级的那种拔高了的政治地位。工人阶级在现代中国早期只占总人口的很小比例。中国共产党人有时候也习惯于按照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和联盟来分析国内和国际政治。他们也采纳了正式承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的立场，而且在1949年以后，他们给予产业工人以特殊的经济和政治特权。如今，阶级分析是中国政治思维中的一个基本因素，尽管它常常与国家统一的要求和中国社会结构的现实相冲突。
马克思主义关于建立由社会主义新人所组成，并以集体所有制和组织为基础的无阶级社会的太平盛世的看法，对于中国共产党也有深远的影响。对中国来说，关于人和社会的乌托邦具有某种新奇的含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所预见的是一个既普遍又现代的社会，也就是说，它将最终在全世界出现，并将建立在后工业化经济的基础上。参见F舒尔曼《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2版，加州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40～42页。因此，这一学说就把革命斗争扩展到不仅包括中国，而且包括所有其他社会。中国人在接受了这一学说之后，便把他们的革命看成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认为阶级斗争的最终解决方式将涉及国际的范围，而不仅仅是中国的事情。苏联共产主义所表达的普遍主义虽然从未压倒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但它使现行的中国政治体制带上了一种与国际体制紧密相互联系的意义，这不是历史上的中国所具有的特征。
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也使得中共为中国的建设采取了更特殊的指导方针，这些方针并不必然是国家的传统及其条件所要求的。正是在这一方面苏联模式具有重大的意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未曾预言未来社会的精确性质；它只是指出任何一个现存社会都将通过社会主义阶段而导向共产主义理想，而新社会形式只有在革命之后才会显示出来。然而，一旦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苏联诞生，“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就变得具体了。如果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那它怎么能够偏离被看作是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已经走过的道路？苏联模式对于中共精英分子之所以至关重要，不是因为俄国人能够强迫他们这样做，而是由于苏联看起来树立了如何走向最终目标的惟一榜样。当中共取得政权时，它只是断定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诸如迅速工业化、中央集权式的经济计划和行政管理以及农业集体化这样一些政策。简言之，它决定效仿苏联模式，尽管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条件与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情况相当不同。见施兰姆《毛泽东政治思想》，第75～76页。
因此，在人民共和国的初期，苏联的影响很突出。将苏联发展模式的一般特征付诸实践，这就补充了中国人早年所接受的学说和组织的经典。俄国顾问、援助、计划、蓝图和教科书蜂拥而至；但中共自己过去的影响在这个制度中确实始终存在，并且最终变得更为强大。中国共产党人把苏联共产党的教训和他们自己过去独特的本国经验相结合，这就导致对苏联模式的修正及此后对它的否定。见舒尔曼《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特别是第13～15页、33～45页、239～242页。自50年代中期起，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减低到了更为微妙的程度，表明它仅仅从属于中国共产主义的本国经验。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4节  中共历史(1)

中共历史经验是这里考察中国政治制度起源问题时要讨论的最后一个题目。像前面的题目一样，这里的讨论将是有选择的，仅仅试图探寻一些明显地影响后来政治形态和态度的主要倾向，在简略地回顾党的发展的几个关键时期（这将有助于以后的讨论）之后，有关1949年前的历史，见J陈《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牛津大学出版社1965年；J奎勒马兹《中共党史1921—1949》，纽约，1972年；JP哈里森《夺权的长征，1917—1972》，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73年。我们将考察中共1921年到1949年间产生的政治作风及其某些要素。
第一次统一战线（1923—1927）
中共在其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不久，便实现了与国民党的联盟，以加快结束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的“民族革命”。这项决定是共产国际强加于中共，违背某些中国同志意愿的。它导致了统一战线，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接受国民党对联盟的正式领导，同时仍保留独立的共产党员身份。这次统一战线实际上是从1923年到1927年夏，国民党最终驱逐了共产党人，并撕毁了他们与苏联顾问的协议。见C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1924—1927》，哈佛大学出版社1958年。
在这段与国民党合作并大力听从莫斯科指示的时期，中共开始从马克思主义（或原始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小组变成有群众基础的革命组织。它的壮大和组织工农的成功是在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它导致中国城市中的罢工和抗议浪潮，并开始了国民党反对北洋政府的北伐。党员人数从1925年5月的1000人发展到当年底的1万人和1927年4月的5.8万人。
陈《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100～116页。工会和农会在同一时期迅速扩大，共产党在其发展和活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共产国际努力克制这一浪潮中的激进倾向， 但国民党保守的领导人仍然越来越担忧这一联盟的方向问题。所作出的一种反应是蒋介石1927年4月在上海打击共产党人，这年夏天国民党发动了对中共及其组织基础的彻底镇压。这一时期以统一战线政策的彻底失败和对共产主义支持者近乎毁灭性的打击而告终。
苏维埃时期（1928—1934）
第一次统一战线的破裂使得中共成了一个破碎的非法政党。其中央委员会继续在城市开展地下活动，以便重建其无产阶级的基础，但国民党政权轻易地阻止了这种努力。运动的真正焦点转向了农村，在那里，小股共产主义力量通过武装自卫和运动战术在相对孤立的地区存活了下来。这些力量渐渐壮大，并夺取了被叫做“苏维埃”的松散的根据地。1931年11月，中共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它把分散在中南地区的一些苏维埃根据地正式联合了起来，当然其中还包括在西北省份陕西的一块根据地。引自前书第153～154页、165～166页、171～172页。苏维埃共和国的堡垒是中央苏区，包括江西省的许多县，共和国的首都即此，毛泽东是其政治领导人。在苏维埃时期，中共的事业和领土经常变动。在1933年的一段时期里，党员人数上升到高达30万人。JW刘易斯《共产主义中国的领导》，柯奈尔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110页。然而，国民党日益增大的军事压力使它难以维持下去。1933年末，蒋介石发动了对江西苏维埃的第五次“围剿”，次年，这场“围剿”迫使共产党人放弃他们的根据地，开始了向陕西的长征。
尽管苏维埃时期以军事失败而结束，但它给共产主义革命带来了重大的变化。它结束了党内就城市还是农村导向的问题而展开的严酷斗争，其结果有利于后者。在1931年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之后，党的中央机关开始从上海移至江西，这里包含了承认中共中央在农村开展工作的意思。这场转变于1935年初正式实现，当时毛泽东这位农村革命战略的首要倡导者成了党的领导人。其次，这一时期标志着中国红军的建立和发展，它从此成了中共生存和夺权斗争中的堡垒。当然，这场运动与它的军事力量几乎是不可分割的，红军力量和效力的主要职能便是扩大领土的控制范围。实际上，所有的中共党员都具有某种军事经验，而红军本身也全由党的组织和控制所渗透。有关红军的起源和早期状况，见SB格里菲斯《中国人民解放军》，纽约，1967年，第1～46页。最后，毛泽东军事战略的升华在这些年月里也充分表现了出来，它主要强调依靠根据地开展游击战的那一类单位，它们获得了广泛的群众支持，见《毛泽东军事文选》，北京，外文出版社1963年。这也是共产党政府工作经验的开端。在江西苏维埃，共产党人第一次有机会建立政府机关，实验各种经济和社会政策，特别是土地政策。这些做法产生了复杂的结果，但所取得的经验对于后来中共的统治方式有相当的影响。见IJ金《中华苏维埃时期的大众动员政策和技术》，载AD巴内特编《行动中的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9年；以及JR汤森《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参与》，加州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43～51页。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4节  中共历史(2)

第二次统一战线时期（1935—1945）
中国共产党人在向陕西长征的途中，与国民党的第二次统一战线已开始形成，以作为对日益增长的日本人对华威胁的一种反应。共产党的第一批部队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此时其实力已大大削弱。尽管中共发出抵抗日本的号召已有多年，但只是在1935年以后，这一口号才获得了具体的政治意义。共产国际1935年号召建立国际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日本人再次进攻带来的咄咄逼人的威胁，中共转移到靠近华北的棘手地区，这一切都使得国共合作有可能实现。通向新联盟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双方都怀有很深的戒心和敌意，但在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之后，其基础亦已铺就。随着1937年7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第二次统一战线变成了现实。见V斯莱克《敌人与朋友》，第48～93页。
然而，此次统一战线与第一次十分不同，它实际上是在反日联盟基础上的军事停火。国民党放弃了对共产党人的“围剿”，而共产党则放弃苏维埃共和国，同意使这些地区和军队在形式上隶属于全国政府。事实上，两党之间很少开展什么合作，只是存在着大致可以理解的共识，即两党不处于交战状态，共产党控制的领土和力量保留了事实上的独立。中共利用了它由此而取得的安全地位，扩大自己的影响，从而相应地抑制了国民党和日本人的权威。1937年1月，毛泽东的力量占领了陕北的延安，延安此后便成了陕甘宁边区这个稳固的新根据地的中心。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延安不仅是陕甘宁边区的首都，而且也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其他日益壮大的边区和抗日根据地事实上的首都。按照共产党的资料记载，到1945年，这样的边区和根据地已经发展到19个，大部分在华北，也有一部分在长江下游地区和华南；中共发展到多达120万党员和91万武装人员，所统治地区的人口达9510万。见J汤森《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参与》，第52页。鉴于中共的力量在长征结束时只有它在江西高峰时的一个零头，延安时期便是共产党人真正惊人地成长和壮大的时期。
第二次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主义的历史上是一个决定性的时期。中共力量在1937—1945年间的大量增长改变了中国政治的势。抗日战争结束时，共产党力量在数量和装备上仍然不如国民党，但它第一次成了全国政权的真正争夺者。党的领导在人事和技术上的巩固推动了其力量如此大的增长，这反映了中共作为一个组织的成熟。毛泽东在1935年上升到领导地位时并未消除他所有的竞争者，但在延安，他在党内打击或清除了有可能对他的统治发出挑战的人物。在1942—1944年的整个整风运动有关这场运动的文献，见《毛泽东的中国：党的整风文献1942—1944》。和1945年4—6月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中，七大修改过的党章把毛泽东思想称为党的工作的指导方针。在大会召开之前不久，中央委员会还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政治事业的正确性，并强调了他的各类政治反对者的错误和偏向。毛泽东使自己的“思想”成为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中国的指导方针。在陕甘宁边区相对稳定的政治条件下（尽管并非所有共产党根据地都如此），毛泽东的政治和学说权威的这种整合作用直接地转变成为实践；他所倡导的教育和规范党员、控制官僚、领导和组织群众、组织经济和完成其他许多任务的方法，都得到了系统的应用，并被公式化为中共政治作风不可分割的部分。对陕甘宁边区政治的分析，并强调其在1949年以后共产主义政治的核心作用，见M塞尔顿《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1937—194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
1935—1945年间的另一项重要发展是中共口号的民族主义化。在苏维埃时期，中共保持了基本的阶级导向，这表现在中央委员会试图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努力和苏区的土地政策上，它对农村富裕阶级不时采取严厉的没收政策。在统一战线之后，中共的经济政策变得比较温和，使自己得以争取各个阶级的支持。这场运动的焦点成了民族斗争，而不是阶级斗争，这种转变表现在这一时期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理论声明中和热烈的民族主义宣传上。因此，第二次统一战线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同国民党的有意义的合作，而在于它对共产主义革命战略的影响。统一战线是共产主义革命战略的声明，这一战略把通向政权的道路建立在广泛可能的民族基础上，而不是狭隘的或严酷的阶级路线上。这一战略要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中共在阐述这一点的意义的时候，不仅开展了民族主义的宣传，而且还采取了在多阶级的广泛基础上吸引积极支持者的作风。从表面上看，统一战线似乎是建议两党合作，每个政党代表了不同的阶级基础，但在事实上，中共利用它来使自己成为真正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V斯莱克《敌人与朋友》，第99～116页。还可参见CA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权：革命中国的崛起，1937—1945》，加州大学出版社1962年。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4节  中共历史(3)

内战（1946—1949）
在日本于1945年8月投降之后的一个短时期内，国共这两个政治竞争者曾在美国人的调停下，谈判如何和平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然而，美国人的作用从一开始就是妥协性的，因为美国曾经并且仍在支持国民党政府；而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深刻的戒心与敌意使两者难以达成一项可行的协议。1946年，一场内战爆发了，把这两党25年来斗争的规模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军事水平。国民党军队在纸面上占优势，在开始时也取得了某些胜利， 但共产党人不久便表明了自己在战场上的优势。1948年，潮流开始逆转，一年之内，国民党力量便被打败。他们逃到了台湾岛，共产党则在大陆建立了新政府。
对于中共来说，内战是争取生存的另一场军事斗争，这是比以前任何时候的规模都要大的战争，但也仍然是依靠军事力量开展的斗争的继续，这一点自从20年代后期以来就是党的历史标记。它也是形成和领导民族主义运动的继续。当然，从面对敌对的日本人到面对敌对的中国人，这种转变使得敌对政治势力之间的阶级分野尖锐化了。中共以激进的土地改革计划吸引贫穷无地的农民，从而使得大部分农村精英成了革命的对象。在战争期间由于反日行动而被共产党人所接受的许多中国人，此时如果反对共产党革命的社会经济改革目标，就会重新被划为“敌人”。当然，尽管实际的、迫在眉睫的阶级冲突在激化，但中共仍然把它的运动定义为在多阶级基础上的民族主义运动。领导者是“无产阶级”（即中共自己），但共产党人坚持认为运动仍然依靠统一战线，即除了较少数的反动派和叛徒之外，所有中国人都可加入。
以上很粗略地概述的中共的历史，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多次提及。附加的细节将表明1949年以后政治的特殊方面。然而，重要的是强调中共的历史经验中的一些突出的特征，它们规定了毛泽东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问题上的观点。尽管这些特征在毛泽东逝世以后看起来影响不太大了，但它们仍然是中共政治传统的重要部分。
动员和斗争
中共在掌权时坚信动员和斗争是政治的本质。直到革命时期结束的时候，它仍然是一个受到威胁的少数人的运动，它受到敌对军事力量的包围，处于往往是不同情其事业的社会环境之中。军事型的道德准则——热情、英雄主义、牺牲和集体努力——具有很高的价值。持消极态度必遭到反对，而且还会带来麻烦，因为它是中国农民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一种普遍反应。见RH索罗门《论积极主义和积极分子：毛泽东主义论国家和社会的动机和政治作用》，载《中国季刊》第39期（1969年7—9月），特别是第76～79页。最后到来的胜利是成功的政治动员的一个果实，这种动员是在为了民族生存而展开的战时斗争中形成的。因此，对中共精英来说，政治不只是一种和平的政治竞争或行政管理，而且是在危机形势下动员和激发人的资源的一种努力。
群众路线
与这一论题紧密联系的是党的“群众路线”，这是由于中共在通向权力的道路上所面临的形势而产生的一条基本原则。对导致群众路线的经验条件的最好描述，见塞尔顿《延安道路》。较一般的讨论，可见刘易斯《共产主义中国的领导》，第70～100页；汤森《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参与》，第46～64页、72～74页。一方面，它是中共在革命根据地依靠群众支援时产生的一种领导方法。它承认这样的事实，即仅仅依靠党员的运动是不能持久的，它还要依靠非党群众可以提供的智慧、粮食支援和新生力量，甚至还包括履行行政职责。党当然仍独掌领导权，但没有群众的支援，其领导就不能实现高效率或是取得长久的效果。
在第二个方面，群众路线对于官僚和知识分子具有控制作用。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他们工作环境中的那种官僚—知识分子的传统十分敏感。在他们对作为封建主义和压迫文化的代表的传统官僚的敌视中，还夹杂着对现代官僚的疑虑，这些现代官僚有可能在意识形态上同情国民党或外国强权。群众路线便是对这些方面的担忧作出的反应，它要求官员与群众接触，把许多行政职责交给民众团体去做，要求公民监督官僚和知识分子的行为。
最后，群众路线表达了一种民众主义的倾向，表达了与人民相认同和对人民负责的观点。中国共产党人在掌权之前的大部分岁月里与农民紧密相联，亲身体验了许多中国人的生活条件，这些人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如此强烈的革命冲动。1949年以后，中共不可避免地疏远了这种经验，但群众路线关于“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的劝诫仍然提醒人们保持与大众需求的联系，人们认为这曾是使革命合法化的因素。
这最后一个方面直接与前面提到的毛泽东的“农村导向”有关。在苏维埃时期，他是农村根据地革命的主要发言人，他指出这种革命可在农村中生存和发展，暂时放弃城市，直到由农村根据地包围城市。毛泽东在早期已认识到，在一个农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革命应当是一场农村革命。农村不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活动舞台，也是旧社会的堡垒，是革命变革必定首先发生的地区。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经典论述，可参见他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换言之，群众路线必然导致强烈地倾向农民，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如果不讲农民，就无法谈论他们的大众基础或义务。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4节  中共历史(4)

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的思想是从历史经验中吸取力量的中共政治作风的第三个因素。产生这种思想的条件是从1927年起建立的共产主义根据地在地理、经济和政治上的相对孤立状况。这些地区由于军事和经济的封锁，一般与外界没有重要的联系，甚至相互之间也缺少联系；而且根据地内部也比较落后，邮电通讯服务也差。每一个根据地本身范围广大，为了生存，它依靠自己的军队和自给自足的经济。
自力更生的原则有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意义。在国内方面，它在中国共产党人中培养了一种偏爱地方单位的倾向，这些地方单位在经济上相对自给自足，面对最少量的外部援助，它们负有以自身的资源获得最大产出的相当大的责任。自力更生原则所偏爱的体系具有分散权力的特征，当然分散权力这种提法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易于误导的用语，这是因为中共更多地强调保持中央权威的首要地位。自力更生真正表示的意思是地方单位明确服从中央控制和纪律的系统，但在实际上，它们只对自己负责，而不需要中央更多的关心和支持。
毛泽东同样肯定自力更生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共在中国的胜利靠的是自己的努力和资源；像第一次统一战线期间那样的外国援助，实际上起了反作用。中国人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显然遵从了毛泽东对国内和党的经验的解释，他们对外来势力的存在可能导致外国影响和控制的问题始终保持警惕。他们也很清楚自己国家对其他国家提供物质帮助的有限能力。他们虽然欢迎国际上的支持，也帮助他们所同情的其他国家和运动，但坚持每个国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资源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意识形态教育
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面临的最困难的理论问题是，在一个与自己的封建历史如此贴近的农业国里，如何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怎样才能在缺少无产阶级基础的情况下使这项事业获得成功？1927年以后，当时的中共必须设法在显然是非无产阶级的背景下生存下来，这个问题便完全突现了出来。毛泽东对此的回答是建立一支红军，由农民、以前的匪、国民党兵和其他混杂的成分组成，他们的思想意识将通过教育而得到提高。同样，党也将这一原则应用于新加入的农民和知识分子，应用于其根据地的民众，并最终应用于整个中国人民。
毛泽东主义者从不认为人们可以轻易地走上纯化意识形态的教育之路。他们反复警告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强大影响甚至可能腐蚀那些已经转变了立场的人们。因此，他们采取教育、灌输和整风的技术来克服这些障碍和威胁。这里所说的技术（大众传播媒介、政治学习、受指导的小组讨论、不断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苏维埃时期已经存在，在延安时趋于成熟，在1949年后则被体制化了。
可是，教育是个缓慢的过程，而且要看采取何种方式，由一种教育方式可以奏效的，用另一种方式不一定奏效。教育本身何以成为革命的有效工具？对毛泽东来说，至少还有另外一个必要的成分：人的意志。它在任何特定的形势下都可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并应当受意识形态观念的指导；但人最初行动时的意志却是至关重要的，它通过在实践中检验和应用思想观念而使教育程序发生效力。中共的全部历史，包括它在极端逆境中的斗争和最终胜利，强化了这一信念的力量。

第二章  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起源第5节  结论

本章强调了中国历史的影响力，强调了诸如政治传统、革命背景、苏联共产主义、中共自身的历史等方面对1949年以后制度的形成所起的作用。也许过去留下来的最明显的遗产是权威主义和民众主义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一方倾向于使权力集中在少数可通过堂皇的仕途进入政府的精英手中，另一方则倾向于将革命的物质、精神和政治成果分配给全社会。权威主义直接来自帝国的传统，它由于革命的危机而得到了强化，为了应付国内危机和外国渗透，革命需要更强、更集中的权威。苏联共产主义和数十年的内战强化了中共对政治反对派的态度和坚持一党专政的立场。
民众主义在旧秩序中也有自己的根源，它将农民与儒家精英分离，将他们与政府隔离，并支持一种民众造反的长期传统。继承下来的仇恨精英压迫的情绪与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并与在农村根据地发动强烈导向大众动员和参与运动的战略结合在一起。权威主义和对它的反抗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的遗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起源反映了它与过去的联系；但联系并不是等同。80年代的中国政治体制与60年代的体制很不相同，正如“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毛泽东主义不同于延安时代的毛泽东主义一样。尽管目前的精英仍宣称毛泽东主义是个指针，并继续谈论群众路线、自力更生、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但他们对这些论题作出了与毛泽东不同的解释。共产主义与帝国制度的对比更加强烈。帝国比较保守，其行动大多是维持现状，在人为和自然的破坏之后恢复平衡。它把国家事务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希望其臣民和纳贡者能够恰当地行事，而不必要求帝国的干预。这个新国家则大胆地追求社会变革，管理着人们活动的巨大领域。它认为社会冲突不可避免，并从中进行干预，以便控制和平息这些冲突，它还指望公民们积极支持它的做法。它意识到影响其利益的国际力量，并试图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改变这些外部力量。不管这场革命与政治传统的联系如何，它给中国政治带来了根本的变化，革命后的时代则通过重新构造其遗产而继续着这一过程。

第三章  政治构架引子

研究稳定的政治体系（无论是民主的还是权威主义的），往往从作为其政治基础的机制构架入手。政治结构是一个逻辑起点，因为它沟通了政治事务的流动，通常也比主导了某个时期的政治人物或政治问题呈现出更为长久的形象。当然，机构并不是不可变化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在试图分析政治过程之前，先理解机构的框架和关系不无益处。
在革命政权中，机构并不太重要。革命精英通常致力于破坏某些机构，怀疑另一些机构，并且不情愿将他们的能量用于建立新机构。当然，政治活动的结构仍然存在，但它常常包括非正式的个人关系，有关战略和政策计划的争论，以及在往往排斥局外人的革命运动中权力关系的转移，等等。有效的结构不太可能在正式政治机构中找到，其典型状况是姗姗来迟，匆匆而去，它们即使可以持续下去，也不能行使分配给它们的权力。
革命体制中机构的捉摸不定的作用，对于研究中国政治的学生、学者来说是一个难题。在1949年革命胜利前后和1958—1967年由毛泽东主义推动的那些年月里，中国政治机构一般变动不居，而且往往是杂乱无章，这对于理解其政治状况提供不了什么指导。然而，在50年代中期的一个短时期和1976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机构对于政治权力的实际分配和管理提供了比较重要的指导。而且某些机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部分历史中比较稳定，在中国人政治辩论的词汇中常提到它们。因此，研究中国政治的学生、学者仍然需要知道其主要政治机构的名称、相对重要性或持久性。相应地，我们开始分析其政治构架时先简略地讨论比较长久的组织原则，然后再来看中共本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结构和群众组织。
认识机构还仅仅是理解中国政治构架的第一步。这是因为构架首先是从另外两个来源获得的：第一个来源是作为1949年以后历史主导方面的成套政策、模式或“路线”，第二个来源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1949年以后政策变化的类型构成了政治构架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它确定了每个时期的一般特征——政策、运动、目标以及机构的关系——这些在实际上一直是大多数中国人政治辩论和行动的焦点。不了解这种周期性的特征，就不能理解正式机构的重要性何以时大时小，以及其构架如何在长时期内演变。因此，在开始考察机构时，本章要广泛地讨论1949年以后政策的演变，把机构的发展看作是政治构架内变化的几个指数之一。 作为制度指导线索的另外一个主要来源的意识形态，将在第四章中作分析，该章试图将共产党构架的长期特征与其中变化的类型结合起来。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1节  政治机构(1)

中国政治组织的常量
中国政治尽管在发展的每个时期看起来都发生了完全的变化，但在所有时期，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都存在某些组织特征。它们是：等级制中的级别、民主集中制原则以及权力和程序的模糊性。中国政治组织的这些常量对于理解实际政治行为的机构安排的突出特征是重要的。
等级制中的级别
几乎所有的机构和政策都涉及四个广泛的组织层次：中央、中级、地方和基层。中央一直在北京。最重要的中级机构通常是在省级（包括“自治区”和三个最大的城市），但往往还有其他的中级机构。一般来说，县和市是该等级制中最重要的地方级别，而基层则包括县和市内的各个单位。这些级别之间的相互关系通常是讨论和改革的目标；但是，多级别的组织结构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每个级别的特征也相当稳定。
中央是决策机构。从它的观点来看，所有其他的组织级别都是“地方上的”，中央的权力范围不受中级或地方所保留的权力或责任的限制。中央干预省级甚至地方和基层事务的事情相当普遍，下级的任何重要行动都要向中央报告。中央的大人物很了解他们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但他们也很容易受较高级别领导的政策变化和斗争的影响。因此，北京的政治气氛要比中国的其他地方更为激烈、紧张和活跃——很像华盛顿特区的“波托马克热”。“波托马克”是流经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条河流的名称，以此比喻华盛顿是美国政治争论和斗争的中心。——译者注
中级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在贯彻中央政策时管理其下级政府。中国的幅员使得中级管理成为一项必要的工作。一般的省份有3000万以上的人口，而美国一个州的人口还不足500万。由于这种必要性，中级政府虽然缺乏关键性的决策权力，但相对中央来说有它们自己的权衡和工作重点。它们也就不可避免地控制了广泛的人事和管理决定权，这些决定超出了中央的日常监督能力。除省级之外，中级还包括在1949—1954年间特别重要的跨省大行政区和介于省与县之间的专区。1983年以来，主要城市作为一级重要的中级政府机构的重要性迅速增长。目前中国1/4的县受市级政府管辖。
地方负责执行政策。地方综合行政管理在农村地区由县行使，在城市地区由镇或市执行。这是党和政府的组织机构完全发挥职能的最低级别。县级单位的平均人口在30万以上，仍然是相当大的单位。地方政府比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同类级别负责更多的社会活动，因为企业由于公有性质而被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而较小些的企业常常直接受地方政府的控制。同时，这一级政府要处理的许多问题还包括地界管理、照明和道路，这在其他国家的同类政府中也是人所共知的。像省级一样，县级政府的权力虽然经常变动，但它是恒久的行政组织。
与上面讨论的行政级别（它们是从以前的中国政府承继下来的）形成对照，基层组织展开了政治结构中的根本革新。基层组织的扩展使每一个中国人与政府政策发生关系，并可大规模地动员起群众的能量。农村有效的基层组织才使得革命有可能成功，但组织上最惊人的失败也发生在那里。组织失败的一个例子是人民公社，这是1958年建立的政治与经济结合的单位，1983年被乡取而代之。
县以下的基层组织是镇（平均人口在15万到2万之间），镇下面是村。与此类似的城市基层行政机构是街道和居委会，或是各人的工作单位。正如单位这个名称所表明的，它是一个人工作的地方，但它也是政治、社会和居民的实体。大单位有自己的学校、党委、人民代表的选区、宿舍和小卖部，甚至还可能有自己的农场或组织起来的工副企业，以便为职工未就业的孩子和配偶安置工作。由于工作单位之间的劳力流动性很差，因此工作单位创造了稳定和紧密的“城市乡村”环境。党、国家和群众组织在工作单位组合在一起，并在这种非正式、熟悉的环境中形成政治结构。
等级制中各个级别之间的关系问题总是领导担忧的一个根源。如果中央控制太紧，官僚就会变得头重脚轻，政策就会过于死板，地方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挫败。另一方面，如果中央过于放松，那么下级就会发生权力的滥用，有效的计划就变得困难。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中国政治的“十大关系”之一。下级完全难以抵制上级干预的状况导致了不必要的官僚行为。干部倾向于在承担决策责任时小心翼翼，但他们又在自己对下属和局外人的权力面前沾沾自喜。每一个官员都是他上司的铁砧和他的下级的锤子。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1节  政治机构(2)

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人组织的主要运作原则。其前提是在决策时应当是完全民主的，而在执行时就是完全的集中主义。尽管这一说法是从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借用来的，但中国革命的经验赋予这一词以特殊的意义。一方面，民主集中制要决策者总是进行协商和调查。决策者或领导者总是被一些人员和机构的圈子所包围，这些人指望可从中找到某种门路。其结果是，领导人经常埋怨面对着“文山会海”。另一方面，一项决定一旦作出，就再也无法提出反对意见。不存在反对的权利，也没有免受来自权威干预的权力。集中主义最终比民主强大。
在各个组织当中，民主集中制意味着党的专权。群众团体、甚至包括国家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都被置于该程序中协商性的那一面。在某个问题上反对党的领导是非常危险的，如果组织起反对力量，那将被谴责为宗派主义。然而，党有义务通过协商来行使其领导。集中主义是党的权力，民主是它提倡的作风。
权力和程序的模糊性
权力在任何政治体制中都难以定义，但它在中国特别模糊。一个原因是领导的游击作风与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功能结合在一起。这一经验强化了中国人传统上对万能儒生的尊重，也造成了特别的扭曲。由于党的领导作风是实用和非专业化，它不采取把问题分散到专家和职业人员手中的组织形式。不仅党和中央在觉得合适的任何时候都可无拘束地进行干预，而且那些有权的人也不觉得自己要受所分配的现行角色的限制。重要人物的关系往往代替了组织规章所指明的指导路线。而且，组织作用的重要性看起来常常是由居于这个职位上的个人重要性来衡量的。游击作风还鼓励往往是超越或中断组织规程的群众动员运动。
造成这种状况的另一个因素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立法的偏见。由于马克思批评资本主义公民在法律下的平等是掩盖阶级统治的幌子，共产主义国家便采用了很不相同的宪法结构。在中国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阶级领导是由共产党的领导来公开表达的，而公民的平等和对国家的民主控制则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表现。按照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照理将对国家实行强大的民主控制并行使重要的立法权力，但在事实上，党对决策的垄断以及它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控制性影响力削弱了政府选举部分的重要性。
中国政治组织中的这些常量是了解中国政治机构入门的向导。权力的模糊性降低了组织规章和宪法的突出地位，对此我们将在本章加以讨论。民主集中制原则使中国政治组织中更具协商性的方面具有特殊的、也是相当有限的意义，并且扩大了从中央或党出发的权威路线。中国等级制的许多级别使得任何组织安排都将具有复杂的结构，中央所制定的政策在下达的过程中将被钝化或修改。
中国共产党
中央、省、市
中国共产党的正式组织是由党章规定的。最近的党章由第十二次全国党代会在1982年通过。尽管党现在宣布服从国家宪法和法律，但它承担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领导的任务确立了它作为统治的政治组织的地位。按照党章规定，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
党通过在其他组织中积极活动的党员行使领导职能。一定形式的党组织与国家机关平行设置，通过机构监督和将许多党的干部同时安插在这两个等级体制中而强化了中共对该政治体制的领导。无论国家机关在形式上拥有什么权力，党在相应级别上的机关才发出政治上权威性的声音。中央和省级的主要组织都设有党组，这些党组直接受省或中央委员会的控制，负责贯彻党的指示。在较低级别，每个组织中党的机构负责使该组织与党的意志保持一致。
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在党内采取了特别集中化的形式。要求下级机关“请示报告”，尽可能多地向上级汇报。代表机关不经常开会，因此其权力必然由小批领导所持有。当然，民主集中制的“民主”方面并未消失。它强调集体领导，领导人不应压制不同意见，而应遵从多数人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员遵守同样的行为准则，他们都有同样的表达意见、批评和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1节  政治机构(3)

党章规定各级代表大会是同级党的“领导机构”。但是，像在国家体制中一样，由这些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委员会（或是全体委员会议选出的常委会和书记）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大会的权力。而且，党的高级委员会有权审查低级代表大会选出的领导机构，并且无需经过下级代表大会的批准而向下级分派干部。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但也可提前或延期举行。从历史上看，党的代表大会每次都通过了一个新党章，并选出了一个大换班的中央委员会。
虽然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党的领导层的变化，但代表们对其进程没有什么控制力。议程和职位的提名是由大会主席团的常委会作出的。主席团常委会（在十二大上有32人）由主席团选出，而主席团则在大会开幕当天由大会代表选出。在大会期间，代表花许多时间分小组讨论领导人的报告和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尽管现在的选举程序中候选人的人数超过当选人数，但并不存在公开的竞选。
中央委员会代行党代会职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重要的代表团体。它由选举它的代表大会的届数来命名，其全体出席的会议称为“中央全会”。因此，十二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被称为十二届一中全会。中央全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除了全会以外，还有部分、非正式和扩大的中央委员会议。有时，中共中央全会只是批准在先前的非正式会议上作出的决定。1978年12月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肯定了党承担经济现代化的责任，但它实际上是在此前长达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常政治领导是由党的书记处、政治局、常委会和总书记实施的。他们都由中央委员会选出，总书记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的主持人。当胡耀邦1981年接替华国锋时，总书记代替了党主席的职位。
在政治局内有非正式的分工，而在其常委会中的分工更不明显。常委会只有6人，分工不可能太专，但有一个职位是留给中央军委主席的，另一个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还有一个留给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目前邓小平兼任其中的两项职务。在政治局内，各个成员的归口比较明显，但仍是非正式的。政治局委员经常公开讲话，并在自己分管的方面有权威性。
政治局及其常委会虽然是最高决策机关，但党中央的行政和具体工作由书记处负责。“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官僚主义为由撤销了书记处，但在80年代它又成了很有影响的组织，并在1982年重新获得了党章的确认。其9名成员中的4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余是中央委员。它由中央委员会选出，但工作则听从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指示。书记处的工作由若干部门来贯彻。通过这一官僚机构，政治局控制从中央到建立于中国社会每个单位的基层党小组的党的日常工作的开展。
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选出，通过军队的总政治部控制军队。它对军队的政治控制功能也许看起来与国家军事委员会重叠，而且实际上这两个组织的成员是相同的。
军队是中国政治中独特而强大的组织。革命成功的基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许多高级领导人都有某些军事经验。毛泽东是军队的缔造者，也是其游击战略的首倡者。由于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前按毛泽东主义路线将军队政治化，军队曾被闲置起来，但当运动出现无组织状态时，军队又于1967年介入地方以恢复秩序。军队向党被动摇了的独占领导权发起的有组织的挑战，在1971年林彪谋杀毛泽东的未遂计划中达到了高潮。目前军队在中国政治中保留了强大的但毕竟是已有所减弱的作用。它在领导中影响力的趋向未见进展，也许是因为它在改革家所批评的“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好处。军队强调意识形态的纪律，从经济现代化的实验形式中所得较少。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1节  政治机构(4)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调查党的政策的执行情况，处理有关党组织和党员的纪律方面负有很广泛的责任。其成员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出，并对中央委员会负责。下级纪委对相应的党委和上一级纪委负责。尽管党从50年代起就有了类似的机构，但它们在1979年重建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颁布之后变得特别重要。中央要求限制地方领导“封建式的”滥用权力，并防止党在现代化压力下的腐败，这导致了对纪律的突出兴趣。
中央顾问委员会是1982年由党章规定的一个新机构，以利于领导权从老一代的长征幸存者转移到较年轻的继承者手中。其成员必须至少具有40年党龄。它行使协商的而不是决策的职能。其成员可以作为列席代表出席中央全会，其副主任可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其主任是政治局常委会的资深成员。邓小平是中央顾问委员会的第一任主任，以便将他的威望赋予这一机构并鼓励老一代领导人退休。这一委员会被看作是为目前的老一代的利益而设置的临时性机构。
省级党的结构在较小的规模上复制了中央的结构。省级由所有直属中央的行政单位组成，包括北京、上海、天津这3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和大陆的21个省。台湾也被列为一省，虽然目前尚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管理之下。省级党的代表大会也是每五年召开一次，其首要职能是选举省级党的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和参加全国党代会的代表。省委及其常委会与中委员会和政治局相对应。省委全体会议每年召开一次，中央以下的各级委员会都是如此。省委第一书记是省级最有权力的政治位。党对省级厅局、作家协会、工会等机关的领导是通过党组来实现的。省级直接任命专区（或是省辖市）级的领导人，但它也牢牢地控制了在名义上是选举出来的下级领导人。市级（包括专区级）党组织也效仿省级的形式，但其成员和复杂性都有所降低。市级党代会每五年召开一次。
地方与基层党组织
县级组织包括大城市的区、不分区的小城市、自治县和旗。它是最基本的行政层次，特别是在农村。县级党代会每三年召开一次，选举其委员会、常委和书记。党在50年代实行定期轮换党的书记和政府首长，1984年又恢复了这一做法。
党的基层组织与中国社会的基层组织相对应。党章这样论述它们：“工厂、商店、学校、机关、街道、人民公社、合作社、农村集镇、连队”等等，如果一个组织中至少有3名党员，它就可以建立基层党组织。一般来说，一个单位的党组织负责在该单位内贯彻党的指示。但是，如果该单位设有党组，那么其党组织既受党组的政策领导，又受上级党的权威领导。
一个单位党员的数目决定了其组织级别。如果党员人数超过100人，就可建立基层党委。这种较高级别的基层组织在结构上类似于县级，也有三年任期，但其代表会议每年举行一次。属于一个基层党委的党员进一步根据其单位的分支机构（班级、车间、系、大队等等）而组成总支和支部。
一个单位如果有超过50名但不足100名的党员，那就可建立党总支。一个总支的全体党员每年召开两次会议。也是每年召开两次会议的总支委员会当选后任期两年。党总支不设常委，因此在此级别，书记不大受集体决策的制约。
党支部是最低级别的党组织。一个单位如果有3名以上而不足50名党员，就可组织支部，而且所有其他级别的党组织也都设有支部作为其最低级单位。特别是对不担任职务的党员，党的生活在支部开展，有关接纳或开除党员的决定也在支部作出。支部会议每年召开四次，它选举3—7人、任期两年的支委。有一个组织小册子列举了支委中的8个职位：书记，副书记，组织、宣传、律检查、安全、青年和妇女委员。支部成员还可进一步组织成3～5人的党小组，以便开展讨论和学习，但党小组并没有决定权，因此并不构成一级党组织。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1节  政治机构(5)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结构
中国具有统一的国家组织，包括4种等级体制：人民代表大会、政府、法院和检察院。虽然按照中国人的定义，可以把军队包括在国家之内，但它通常被单独看待。人民代表大会是每年举行一次的代表机关。按照国家宪法，它们是最高国家机关，1979年通过设立省、市和县级的人大常委会而加强了人大监督政府事务的职能。从国务院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关是国家的执行和行政官僚机构。其首席官员通常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两个法律等级体制即法院和检察院的官员也由人民代表大会选出。军队虽然也向人民代表大会选送代表，但除了在最高层以外，它大多独立于地方政府体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结构与西方政府具有某些相似性，但如果以为它只是这些类似机构的简单复制，那就错了。共产主义的宪法理论与资本主义的宪法理论有着根本的区别，其结果是，甚至看起来很相似的机构，其职能也是不同的。最重要的区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在的阶级基础：它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意指友好阶级——与工人阶级联盟的阶级——而与敌对阶级相对立。中国政府自称是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但对敌人实行专政。敌对阶级中的个人据说也具有一般公民的权利，但由于宪法对他们的敌视，这些权利是模糊的。
当华国锋1979年宣布取消敌对阶级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阶级基础并未改变。按照官方的观点，敌对分子仍在内部和外部影响下产生出来，将来与阶级敌人有关的问题仍然可能存在。使用阶级敌人这个范畴的目的，是为了让政府可以自由地规定和处理政治罪犯——事实上，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属于人民。然而，它妨碍一个以公民为基础的、真正普遍的国家和法律体制的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历史反映了中国政治的重要转变。中国的第一个共产主义政府是1928—1934年间在江西根据地建立的。从一开始俄国的人民苏维埃和党的领导的模式就很明显，但游击战争的形势要求中国共产主义者比俄国人更关心群众参与的质量。可是，这种关心与机构革新相比更多地反映在党的政治作风上。从1949年到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的国家结构是一个临时行政的体系，它大多是在地方军事单位的监督下重建并实现其初期的改革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1949年前的统一战线的继任机构，它在《共同纲领》的约束下充当名义上的全国代表权力机构，《共同纲领》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1949年9月通过的临时约法。国家的第一部宪法于1954年通过，按照修改了的苏联模式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府。从1954年直到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共领导作出了认真的努力来发展可行的法律体制，并使行政程序规范化。可是不久，大跃进（1957—1960）带来了重要的变化。权力分散和中共说了算的做法削弱了中央国家机关，而1958年人民公社的建立则创造了新的地方行政类型。“文化大革命”（1966—1969）进一步破坏了1954年的宪法。尽管1954年的宪法并未正式废除，但它有关机构、程序和权利的许多规定都遭到践踏。国家结构仍然处于废置状态，其运作毫无法律指导，直到1975年通过了第二部宪法。1975年宪法加进了“文化大革命”的许多原则，大大改变了先前的结构。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垮台之后，与1954年宪法接近的另一部宪法于1978年3月通过。
到1978年底，随着中共最高领导层中邓小平的“实践派”的决定性胜利，新的改革便开始酝酿，它将大大超出50年代的做法。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首次通过了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直接选举的制度、差额选举制度，并设立了中级和地方人大常委会。随着政府官员相对于党的自主性程度的提高和人民代表大会变得更加有效，“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趋势继续加强。这些改革在1982年的国家宪法中达到了高潮，这个宪法是两年起草、修改和公开评论的结果。以下的讨论根据1982年的宪法和与之相应的立法来展开。对中国近期政治结构改革的更充分的讨论，可参见DSG古德曼《1976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改革：一种历史的考察》，载N哈定编《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伦敦，1983年，第277～298页；L迪特米《中国中央政治机构的正式结构》，载S格林布拉特等编《中国社会的组织行为》，纽约，1981年；以及B沃马克《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改革》，载《亚洲研究》第43卷第3期（1984年5月）。有关中国最高领导机关实际行为的有趣信息由AD巴内特提供,见《中国外交政策程序的一个高峰》，载《纽约时报》（1984年8月13日）。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1节  政治机构(6)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项主要工作是讨论和批准政府工作报告和国家计划，讨论并批准立法草案，在其第一次会议上选举政府主要官员。这是一个大约有3000人的庞大团体，每年召开一次，任期五年。全国人大代表由省级人大会议选举。省级代表在每次全会讨论议程之前开会。全国人大具有六个常设委员会：民族、法律、财政、外交、华侨和文教科卫委员会。立法草案、动议或质询提交相关的委员会。与常委会一起的主席团主持人民代表大会的全体会议并控制其议程、立法程序和官员的提名。全国人大的主要职能是标志政权的合法性和群众基础，而不是决定国家的政治进程。后者乃属于中共的职能。然而，毛泽东以后国家结构的改革加强了全国人大的协商功能。多罗西·塞林格的研究表明在人大会议上也有重要的政策辩论。见D塞林格《第五次人大会议与决策程序》，载《亚洲研究》第12期（1982年12月）。
全国人大休会期间的正式立法和监督权力由其常务委员会行使，这是一个小得多的团体（1983年有155名成员），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它实质上为批准和颁布国家的决定扫清道路。这一机构某种程度的自主性，由于政府官员不得担任人大常委的规定获得确定。人大常委会还有一个更小的团体即主席团，它控制会议议程。主席团由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目前是彭真）领导，包括副主席和秘书长，共22人。人大常委会还有专门化的分委员会，积极协调不同政府机关的立法工作，并负责沟通省级政府和人大常委会。省级人大常委会的负责人可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以此来鼓励不同级别之间的接触，同时也鼓励全国人大代表参加选举他们的省级人大会议。
1982年宪法重新设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位，1983年李先念当选为任期五年的国家主席。这个职位具有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的职能。毛泽东从1954年到1959年担任这一职务，继任者是后来遭厄运的刘少奇（1959—1966年担任此职）。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取消了这一职位。
国务院是政府的主要行政机关。国务院通常每月召开一次会议，其常务会议每周召开两次，由总理、副总理、秘书长和国务委员组成。它发布决定、命令和行政法规，并可向全国人大提交立法议案。它由总理领导——周恩来从1954年直到1976年逝世时担任此职，此后从1976年到1980年是华国锋，现在是赵紫阳。赵在1983年再次当选，任期五年。国务院还包括几位副总理和负责政府各个部委的部长。国务院几乎包括了全部党的高级干部。作为指导各级政府行动的中央行政执行机关，它也许不是政治决策中心，但确实是国家权力的职能中心。
1978年以来经济现代化的优先地位增强了国务院的影响力。
中央军事委员会是一个新的机关，负责指挥中国武装力量。军委主席提名军委委员，待全国人大批准。在控制军队的关键问题上，不存在党和国家外表上的分开。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主席（邓小平）和副主席也是国家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正如彭真在1982年宪法的报告中所说：“党对军队的领导并不会由于国家军事委员会的建立而改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司法体制以苏联模式为基础，设有与主要行政级别相对应的普通法院和检察院，还有许多专门法院。最高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省级和地方法院和检察院也对相应的人大会议负责。检察官是监督、审查和检举的官员，他们涉入各个案件的调查并监督政府工作的合法性和法院系统的恰当运作。中国法律已进行了重要的改革，这将在本书第七章讨论，但其法律机制的基本结构仍与50年代的相同。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1节  政治机构(7)

最近的改革使得省级国家组织更类似于中央结构。直到1980年，省级人民代表大会不设常委会，因此它无法行使类似全国人大的监督职能。而且，省人大也在1980年第一次获得了可通过地方立法的权力。由于这两项改革，省人大按照全国人大的模式逐年加强了其组织和活动。它有常设委员会，它们涉及各自领域内的政府政策。省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以监督省政府的活动。同时，中央把相当的经济决策权下放到省级和更低级别，这也增加了省级政府的重要性，当然它在宪法上并未改变自己在一元化中央集权体制中的软弱地位。
省级、市级和县级人大选举相应政府机关的领导，讨论和批准其年度报告和预算。这些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撤销政府官员和要求对官方行动作出解释。也许对于代表个人更为重要的是，任何代表提议、并有3名代表附议的动议都有权责成有关的政府权力机关作出官方回应。每次人大会议都提出数百项提案，许多提案针对与宪法有关的很具体的事项。同时还鼓励代表与他们的选民保持密切的联系。
毛泽东逝世以后一项最有趣的政治改革是1979年通过的差额选举和县级直接选举的制度。在此之前，中国人比苏联人显得更轻视选举。苏联在其各级苏维埃中实行直接而非竞争的选举制度，但中国在基层以上的所有级别都实行非竞争而又非直接的选举——并且还常常不定期举行。1979年的选举法导致了根本的变化。它规定了更公开的提名程序，可以选择候选人的无记名投票方式，以及进行初选的可能性。新的选举程序不仅应用于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而且还适用于较高级别的人民代表和政府官员的选举。差额选举制度也被中共用于党内的选举，还在许多工作单位用于选举厂长和其他领导人。人们对这种程序变化的实际效果容易产生过高的估计。要选举的职位越高，容许变化的机会就越小。然而，这毕竟是一项重要的程序改革。与县级直接选举、县人大常委会的设立和地方重大经济改革的实施结合在一起，县一级公共事务的管理在某些地方可导致重大的变化。
在基层单位，国家组织一般与党、经济和群众组织没有什么区别。在大的工作单位，国家和党的活动根据单位的结构来安排，政府职能和人员很难与党和工会的事务分开。在农村地区，从1958年到1983年，人民公社把政府、经济和党的职能结合在一起。与农村政策的其他重大变化相比，最近由乡政府代替人民公社的实效还难以估量。在农村的最基层单位即生产队，从60年代初期开始，其领导人由选举产生，但需经大队党的领导批准。城市地区的进步趋势也类似地朝向选举工作单位领导的制度。
中国行政单位中自治区、自治县和自治旗的存在，反映了政府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它允诺在少数民族人口占相当比例的地区实行自治。有关对少数民族地区和政策的分析，见JT德雷尔《中国的四千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6年。尽管中国人口从整体上看汉族占绝对多数，但其他民族的人口集中居住在边疆地区，他们构成了地方人口的多数。中国效仿苏联人的榜样（那里的民族问题更为广泛），将某些省级、专区级和县级单位设置为自治单位。它们负责保护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特殊性，并采取特殊的措施来保证民族人士参与政治。甚至在少数民族人口不占多数的地区，也保证他们至少在人民代表大会中有相应比例的代表。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1节  政治机构(8)

群众组织
中国政治结构还包括许多群众组织，它们动员起一般的民众来辅助与支持党和国家机构的工作。一般来说，群众组织在规模上是全国性的，设置了从中央到群众成员所在单位的等级体制，并由某个共同的社会或经济特征加以限定（如青年、妇女、工人或其他职业团体）。这些组织在实践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它们为群众意见提供了完全的表达园地，沟通国家和党的机构中的代表，并动员人口的各个部分支持中共。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对自己所代表的团体行使管理和服务的职能。
“文化大革命”前最重要的群众组织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共青团负责对所有青年活动和其他青年组织的领导，是向中共输送新人的主要来源，一般在基层帮助贯彻党的政策。另一个在早期起了独特作用的组织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它包括中共和8个在内战后期站在中共一边的政党的成员。在1949年到1954年作为临时立法机关之后，全国政协仍然是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纲领内多党合作的一个积极的象征。“文化大革命”前其他重要的群众组织包括9—15岁（1965年后是7—15岁）儿童的少年先锋队、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全国总工会以及特殊职业和专业团体的各种协会。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这些群众组织都被中止活动。的确，1966年，随着红卫兵的出现，“群众组织”这个词带上了完全不同的含义。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群众组织不是辅助党和国家的有秩序的人员等级制团体，而是自发地出现的，它们批评党和国家的官员，最终导致它们自己之间的武装冲突。这些团体在工作单位形成，后来又在反对对立派别中联合起来。1967年初，曾经试图将省级政府建立在这些组织的基础上，但很快就放弃了这一企图。随之出现的是“革命的三结合”，它包括群众代表、党和政府官员、军队代表。群众代表的影响渐渐减弱，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军队的作用也减少了。
1969年以后，“文革”前的群众组织开始恢复活动。70年代初，共青团、妇联、工会和少先队在地方上重新组织了起来。当然，重建是缓慢的，可见它们仍然是有争议的组织形式。随着1976年毛泽东的逝世和“四人帮”的垮台，其重建活动进一步加快。共青团、妇联、总工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科学大会于1978年召开。同时，“文化大革命”中分裂的群众组织活动受到了官方的批判。
自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在革命之后制度化的工作表现在群众组织的加强和扩展方面。最有趣的一个例子是全国政协的再次产生。其构成党派吸收了新成员，并且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教育和文化活动。政协的全国、省级和市级代表会议与同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同时召开，受到了相当的注意。显然，政协的新目标是鼓励爱国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以便为中国的现代化作贡献。另一些主要的群众组织也扩大了，召开会议和出版报刊的专业社团数目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多。群众组织成员资格的基础不再是阶级成分，而是朝向职能和专业标准。例如，最近少先队宣布将吸收队员的目标从占全体少年儿童的80%上升到100%。这表明队员资格
从限于好成分的孩子转变到使该组织向一切人开放，这种变化对于80年代的中国儿童也许是个重要的社会化经验。
上述简略的回顾，指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政治机构以及1949年以来它们中的一些重要变化。我们现在转而进行不同类型的考察，即对1949年以后的政策作分期的考察，以便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机构分析。这种考察集中于从中央看的全国政策。对于地方上如何贯彻政策和有时如何修改政策情况的分析，可参见E福格尔《共产主义下的州府：1948—1968年间的省会》，哈佛大学出版社1969年；WL帕里希等著《当代中国的村庄和家庭》，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8年；以及MK怀特等著《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4年。尽管上述大多数机构在下面的考察中将会不时地出现，但它们为了适应政治运动的需要而被塑造或放弃的方式仍然令人吃惊。机构并不用来沟通政治，而是被当作政治的目标甚至是敌人，有关变革的方向、时间和速度的纲领（如反映在运动和发展模式中的那样）为每一个政策时期制定了不同的政治方针。虽然1976年以后的制度化表明，运动统帅机构的方式也许将成为历史，或者至少是大大地减弱，但这种统帅方式毕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部分历史的基本特征。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1)

重建时期（1949—1952）
中共1949年掌权时有理由信心十足。红军取得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决定性军事胜利，在几十年内第一次产生了这样的中国政府，它在自己的大陆领土内不再面对大规模的军事对抗。党通过长期斗争变得纪律严明、经验丰富，包括对中国的大片农村实施行政管理的相当重要的实践经验。对于一个新的革命政权来说，其政治权威是稳固的，部分是由于其民族主义和改革纲领所获得的积极支持（特别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以及在它所运行的各个方面），部分是由于它已表明的军事和政治的效率，获得了业已十分厌倦斗争和不稳定状况的人民的广泛接受（假如说还不是支持的话）。这些条件使人们对这样一个中国的迅速崛起产生了很高的期望，公民在这个国家有可能找到越来越多的发展机会和民族尊严。然而，由于一系列的原因，这个新制度所建立的形象要比这些因素本应造成的状况来得缓慢，并带有更多的动乱。
中日战争、内战、俄国人在东北没收工业设备、国民党政府当局垮台，留下了一个支离破碎和高通货膨胀的经济。因此，共产党人在头几年里集中从事恢复工厂、生产和交通设施，控制通货膨胀和政府开支的工作。到1952年底，经济重建已基本完成，这使得大陆的生产水平达到战前的最高水平。然而，在取得这些进展时，中共除了推迟它使经济社会化的计划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第二个主要问题是，在1949年，中共还没有准备好对整个政治制度的直接控制。尽管其全国领导权已经指日可待，并且无可怀疑，但它并不具有足够的资源来填充实现其目标所必须的所有职位。大多是在战时条件下取得的广泛的农村管理的经验，对于重建整个国家经济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复杂任务来说，远非恰当的训练；许多党员都是文盲，不能适应城市生活，更不要说城市的管理了。而且，即使党员的素质已较好地适合它所担负的新责任，其数量也是不够的。从1948年末开始，国民党的抵抗迅速崩溃，使得共产党获得了政治上尚未同化的大片地区。尽管迅速招募新人，中共仍不能立即巩固其政治控制。面对这种情况，它采取了机构上的权宜之计和大众动员这两重策略。
在政府机构方面，新领导采用了权宜做法，允许许多现存的机构和官员继续留任，当然不保证其恒久性。因此，中央政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名义下行使职能，许多党外人士在统一战线之下被安排到高级职位上。国家划分了六大行政区，大区与大军区相一致，这样就在军民权力合一的基础上使军事征服的形式自然地流向地区政府的分权体制中。在较低级别，许多旧官僚仍然保留职位，而地方党组织则扮演了比较谨慎的角色。简言之，中共只是把建立长久政府结构的计划推迟到巩固其政治结构之后。它利用过渡时期建立组织力量，同时试图清除不可靠的官员和党员。这项基本的政治工作大部分在1949—1952年间完成。当然，新的国家结构直到1954年才建立起来。
政治动员
当经济重建和政治巩固延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鼓励许多非党知识分子、商人、海外华侨和旧官僚献身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动员群众的工作并未延搁。在共产党和非共产党领导下的早期革命事业中，中国社会的许多团体已开展了政治动员，这一术语指的是获取资源（在这里是指人的资源）来为政治权威服务的过程。然而，这一动员过程对整个中国社会来说仍然是局部的、断断续续的，还得以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而当时的发展水平使得动员难以维持下去。1949年人口的绝大多数仍然是从事农业的文盲，现代交通和通讯的服务也很差。避免外部干扰和要求的传统在乡村仍然很顽固。在共产党人控制的地区，他们通过广泛的面对面接触而推进了自己的纲领，以此证明自己有能力克服这些困难，但在1949年以前，只是人口中的少数受此影响。认同于抗日的民族主义的社会动员给予中共超出自己区域范围的相当的合法性，这非常有助于建立其权威，但并不能保证群众的能量可以类似地发挥于社会主义建设。这些新领导相应作出决定：支持政治整合和前期社会改革的彻底的动员必须先于新体制的制度化。
完成这一任务的首要途径是一系列的群众运动，每一次运动都含有双重目的，即针对一个特定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同时在中共领导下动员群众资源。在“解放区”先开展、以后又于1950—1952年在全国贯彻的土地改革运动建立了农会，重新分配了土地并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力量和地位。1952年开始了“贯彻婚姻法”运动，目的是改革传统的婚姻制度和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妇女不平等地位。在1950—1953年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开展的“抗美援朝”运动，致力于动员群众支持中国在战争中的行动并激起反美情绪。1951年，中共发起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以便清除对这个政权的武装抵抗和其他敌人的残余势力。1951年冬至1952年的“三反”（反对政府中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审查并管束了党内和党外不符合中共标准的干部。随后的“五反”运动（反对工商人员所谓“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骗取政府合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剧烈地削弱了城市中产阶级的经济资源和政治地位。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所有高级知识分子都开展了思想交锋、批评和自我检讨，以此来考验他们的基本信仰是否忠实于这个新秩序。
这些运动一个接一个迅速开展，几乎多多少少涉及到每一个公民。没有一个特定的问题得到了永久性的解决（后面的运动总是重提或修改前面运动中的问题），它们对群众的影响也是复杂的。对某些人，运动带来了向上迁升和参与政治活动的新意识；对另外一些人，运动带来了个人的损失、不安和恐惧，因为运动中存在过火行动以及预谋和自发的恐怖成分，特别是在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然而，这些早期的群众运动扩大了群众组织，建立了宣传网络，吸收了新的积极分子和党员，清除了反对者并创建了新的社会关系，因此而大大加强了共产党的政治整合。后来的事件使人们对这些动员所实现的彻底性程度产生了疑问；但在这一方面，中共也获得了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收获，它超过了以前的动员水平，并从以前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主义目标转向激进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上来。从中共的观点来看，这种方式为社会主义建设铺平了道路。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2)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正式生效时间是从1953年到1957年，但直到1955年才公布，在其结束前又重新进行了重要的评估。尽管第一个五年计划存在这种明显的不确定性（这对评价后来的事件是个关键），但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构成了一个独特的阶段，强调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般来说，50年代中期是沿着苏联模式的路线迅速发展的时期，这时的政治生活，相对于经济重建而言，呈现出温和与制度化的趋势。
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中于工业发展，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这是它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为了控制大规模工业投资所必须的经济资源，领导人为整个经济迅速确立了中央集权和计划的方向。除了最小的企业之外，消灭了私营工业和商业，即把它们改造成合作社或公私合营企业，其中国家控制占首要地位，并在关键部门建立国营企业。主要农产品由国家统购统销的配给和定额制度控了消费，保证从农业部门吸取的资源支持工业投资。中共还提出了农业集体化的计划，从1952年到1955年缓慢地开展。然而，从1955年后期起， 在毛泽东于当年7月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重要讲话之后， 集体化的步伐加快了。到1956年底，实际上所有的农户都加入了集体，经济的社会化实质上已经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努力（其中在大部分关键的建设项目中都有苏联援助）的经济成果是惊人的。估计1952—1957年间国民产值的年增长率从56%到共产党官方报告的9%之间；甚至较低的估计也把中国置于这一时期各国经济增长的前列。由于农业是平均增长率的一个主要滞后因素，工业增长显然要比前面所指出的数字高得多。
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和社会趋势伴随着迅速工业化而发生。1954年建立的国家机器确定了经济的方向，并且发展成为高度中央集权化和官僚化的结构；中央负责经济和计划的部委成了新制度中特别有权力的机关。党和青年团大批吸收新人，以满足培养更多官员和干部的要求。城市人口和工业劳动力迅速增长，正如教育机构中的学生（特别是那些受训于科学技术领域的学生）人数迅速增长一样。在交通、通讯、出版、公共卫生和健康方面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和改善。简言之，第一个五年计划是真正现代化的期。关于这里所指的趋势的数字统计，见陈耐润（Nai—Ruenn Chen）《中国经济统计》，芝加哥，1967年；以及《伟大的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和文化成就》，北京，外文出版社1960年。
随着越来越强调经济增长和物质进步，早年的某些政治紧张关系开始消退。群众组织更多地关注增加生产。1955年重新开展了打击反革命和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斗争，这就提醒人们，中共决心镇压政治反对派。可是，到了1956年，在允许对党的行为和正统性提出某些疑问的更开放的传播政策下，显然出现了一种比较自由化的气候。在外交政策上，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之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和平共处”原则，这导致了扩大与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外交接触和谈判。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3)

1956—1957年的“自由化”和辩论
“自由化”在1957年5—6月间的“百花齐放”运动中达到了高潮，其内容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在短时期内爆发出的批评，它导致了政治上的逆转，并最终抛弃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国家发展方针。有关百花齐放时期的文献和分析，见R麦克法夸尔《百花齐放运动与中国知识分子》，纽约，1960年；以及麦克法考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卷一：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4年。先培育然后又铲除这些“百花”，这一问题要比容许知识分子不同政见的有限问题更有争议得多。所牵涉到的是关于中国怎样发展和应当怎样发展的严肃辩论。这场辩论主要在1956—1957年展开；当然，其中的某些争议在此前已经初见端倪，而大部分问题从1959年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仍然引发出越来越激烈的冲突。这场辩论的焦点是中共不满意或是不安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产生的结果，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问题就非常容易了。我们在指出这场辩论的界限时，不是试图详细说明领导层中个人或派别的立场，而是要概括地表明对第一个五年计划作出的保守和激进的反应。
突出的争议问题之一是农业和工业发展之间的恰当平衡，以及如何实现这种平衡。在坚持必须实现工业化这一点上，中共精英们是一致的； 但他们也承认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相对薄弱，必须加强，以确保用于重工业的恰当投资。城市化人口和消费者需求的增长加剧了他们对农业和消费品短缺的担忧。他们相应地批准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关农业和轻工业投资目标的适量增长，但保守派不愿意走得离这一点过远。他们对农业集体化在生产和农民反应方面的结果持悲观态度；他们宁愿慢慢来，以防止扰乱农业形势，并且让工业化把农民渐渐引导到比较集体化的经济。激进观点主张更超前的政策，推进集体化并依靠由此而产生的力量，在农村开展迅速的社会和经济变革。这些观点之间的斗争始于毛1955年末加速集体化的号召，它导致了1955—1957年间农业政策的几次波动。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二个公认的缺陷是它过分主张中央集权化和官僚化，以至于领导者后来大多认为，中央的部委应当把一部分权力下放到下级单位，并展开了对官僚行为的批评。激进派要求简化官僚机构，精简人员（1956年毛泽东提议党和政府机关的人员减少2/3），并要求由委员会或群众来扩大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这一观点得到了相当多的支持，因为国家部委的权力对党的权威提出了日益增长的挑战，也是苏联影响的一个象征。中共在作出最早脱离苏联模式体制的尝试时放弃了企业的“一长制”，主张由党委实行较大的控制；在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加强在各条战线上党委的领导已经成了既定的政策。然而，保守派对从总体上削弱权力结构的任何做法都缺乏热情，他们也不准备贬低官僚和技术专业化的价值。激进派在为了反对官僚主义而推进群众路线（不只是加强党委领导）时究竟能走多远，这仍然有待考察。
最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提出了关于中共与中国社会其他团体关系的根本性问题——这些问题由于赫鲁晓夫1956年初谴责斯大林的沉重冲击与随后的波兰和匈牙利起义而突显了出来。 在这一问题上，中共精英也至少达成了部分共识，即政治的稳固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因此反革命的危险已经不大，党在与非党分子的关系中可以不那么权威主义。这些信念促成了1956—1957年的“自由化”；但领导人对其意义并不只持有一种想法。一种比较保守的观点把经济和政治的稳固看作是革命时期结束的标志；因此中共可以通过新机构而不是通过群众运动来行使领导，群众运动在其时兴的时期是必要的，但此时却容易导致错误、过火和低效率。在持续的政治动员和斗争的情形下，这一观点意味着法律规范化，更严格地监督机构程序，对人民特别是对那些具有国家所必需的技能但却仍未被利用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作某种物质上的让步。保守派实质上倾向于在不强调或扩大非党团体的政治作用的前提下与它们和解或合作。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是比较激进观点的最充分表述。其中心论点是，甚至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非对抗性”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必须实行公开辩论。毛泽东在肯定党的基本领导和监督地位的同时，也指出非党团体在政治过程中应发挥重要的、辩证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可改造这些团体自身，而且还可刺激社会主义制度加强自身的力量。正是毛泽东针对他的某些同事的保留意见而提出的这些推动措施，使得“自由化”成了短期的“百花齐放”。
中共不久便发现知识分子的批评过于严重，散布这些意见的危险性太大，以致不能允许“百花齐放”的实验继续进行下去。批评者沉默了，在某些地方受到了惩罚，党则通过提出一种新观点来解决这场辩论。其结果是大跃进，它在1957年已经成形，在此后的三年主导了中国政治。大跃进也标志着中国脱离了指导着1949—1957年决策过程的苏联模式，并朝向在此后2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占统治地位的毛泽东主义模式。有意义的是，1978年前后，中共从毛泽东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这成了它的第二个主要转折点，此时它又重新提起上面描述的1956—1957年间的许多保守观点。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4)

大跃进（1957—1960）
大跃进并不是具有一贯指导方针或目标的一项具体计划，而是由一种政治态度或思想框架结合在一起的一系列政策（大跃进的开始正好与1958—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相吻合，但这一计划中途夭折）。这种态度是以充满浮夸和鼓励的高度修辞性的语言来表述的。它说全中国同步前进，但在实际上，在时间和地点上有许多变量和偏向。它还提出了承担统一和永久的责任，但大跃进政策直到1958年秋才完全形成，并且几乎立即又作了局部的修改，这表明对这场运动所承担的责任并不像宣称的那样肯定。换言之，关于大跃进的目标、运作甚至还有持续的时间，都存在许多不确定性；然而，它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大跃进的主题
渗透于大跃进的华美词句中的四个相互关联的主题，表现了有关这场运动性质的一般形象。对大跃进观点所作的最美好的表述表明了这里所指出的四个主题，见刘少奇《中共中央向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对大跃进所作的学术上最充分的说明，可见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卷二：大跃进，1958—1960》，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其一是热烈的乐观主义，宣称国有能力在短期内完成历史性的任务，认为先前的问题已经找到并将得到解决。
另一个主题是将群众路线的原则神圣化，认为人的努力和意志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大众动员是解决所有行动领域的问题的有效方法。这种拔高群众路线的做法十分强调所动员人力的数量，颂扬牺牲精神和体力劳动的价值，贬低专业化技能和知识精英的专业知识。其中一个特别的结果是“下放”，将机关工作人员和知识分子送到基层从事比较低级的劳动。
第三个主题是“政治挂帅”，它断言正确的政治觉悟最重要，因而是社会行动的惟一恰当的基础。这一原则要求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官方意识形态，努力保证政治思想推动和指导群众动员。这对中共也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政治公正性的惟一裁判，它是能够规定用什么政治来挂帅的独一无二的组织。其结果是大大增加了党委在贯彻中央政策时的权力。
最后，大跃进相信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同时进步是可能的，它不承认在发展中存在不可克服的限制或是相互排斥的可能性。关于全面进步的观念，表现在可以说是那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口号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正如这一口号和刘少奇对它的论述所表明的，大跃进的哲学坚持认为速度可以与效率相结合，量可以与质相结合，农业和地方的发展可以与工业和全国的发展相结合。这种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放松机构控制（通过分散权力和群众运动来实现），以便鼓励每一个社会单位最充分地发挥其自身的潜力。
产生与起源
从1957年末开始，党内在将这些主题联成一体时表现出了明显的一致意见，它掩盖了大跃进政策产生过程的渐进性和有争议性。它的许多特征实际上在1955年末和1956年初（即在毛泽东于1955年7月作出关于农业集体化的讲话之后）已经显现出来。刘少奇在1958年5月向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1955—1956年的早期的“跃进”已经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建立了恰当的模式。可是，反对毛泽东的保守派却坚持，必须停止1955—1956年的“跃进”和开展1956—1957年的辩论。甚至在1957年夏的“反右”斗争使“百花齐放”的批评者们沉默之后，保守的经济政策仍然显而易见。发动大跃进的关键的决定是在1957年9—10月的三中全会上作出的。这次全会的两项决定特别引人注目。一项是扩大反右斗争（在此之前主要关心“百花齐放”的实验），把它扩展成一场彻底的、全国范围的整风运动，向工人、农民群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清除党内与其他精英团体内的“右派”和各种错误倾向。全会的另一项决定是分散权力的计划，把许多企业和金融资源的控制权从中央的各个部下放到省级。这些决定为意识形态灌输的强化，为清除或分化党的保守官员，也为通过牺牲中央国家机关的权力来提高党委（特别是省委）的权力提供了基础。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5)

在1957年冬到1958年间，全国为在农村建设灌溉和防汛工程而动员了大规模的劳力。农村组织规模的扩大刺激了一些现存的合作社合并成更大的单位。当1958年春耕开始时，这场动员扩大到农业生产本身， 并强调一系列劳力密集型的技术。他们还在农村、街道工厂或各种副业和工余企业组织起劳动单位，以此强迫非农业人口进行生产服务。这种大规模的人力动员实际上是试图在无需重要资金资源再分配的情况下剧烈地提高生产，因而刺激了乐观的经济预测，一再地提高产量目标。第一个实验农村人民公社于1958年夏出现，进一步促进了冬天开始的使农村组织合并成较大单位的做法；8月，中共中央委员会正式批准了人民公社，并号召在全国推广。几星期内，人民公社成了农村人口的首要生产和行政单位，实质上已建成了大跃进的构架。
既然大跃进方针与党内的许多较保守的倾向相冲突，并且将会导致如此破坏性的后果，但中共却仍然采取了这一方针，对此应当作何解释呢？决定性的因素也许是毛泽东的权威和说服力量，他首倡了大跃进的政策并为实现这些政策而积极努力。然而问题仍然在于，毛泽东的论证何以发生效力。原因之一是，大跃进对于中共精英具有强大的、内在的吸引力。它迎合了他们迅速进行社会经济变革、“赶上”发达国家的愿望；并重新肯定了这样一些革命论点，如英勇斗争、大众动员、自力更生等等；它导致了1956—1957年发展起来的关于需要分散权力、更强的党的领导和更迅速的农业发展的共识。因此，它在历史经验和近期的政策观念中都有牢固的根基。
而且，毛泽东的大部分火力是指向那些赞扬社会主义机构的效力、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专长的保守人士的；而“百花齐放”的结果似乎表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仍然在受过教育的精英中盛行，社会主义机构的建立还没有使中国成为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样的形势下，似乎有必要让革命继续下去，过快的机构化看起来是一个错误。因此，尽管毛泽东促进了1956—1957年的“自由化”，其结果却支持他推进一场以意识形态的战斗性和大众动员为基础的新的革命的号召。
最后，大跃进的许多破坏性后果大多不是出于它的逻辑原理——劳力动员和意识形态的刺激在一个劳动力丰富而资金和技术贫乏的国家有它的道理——而是由于它所追求的那种空想主义。在1957—1958年，若干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中共精英对他们能在短时间内跃进多远持有不恰当的乐观主义。在国内，经济于1956—1957年令人失望地停滞之后正在上升；反右和整风运动看起来巩固了党的领导；1958年的收成看来极好，其初期迹象导致了那年的经济指标一再加码。在共产主义阵营中国家关系的麻烦领域，中共承认1956年出现了“乌云”，但在波兰和匈牙利反革命的失败，在苏联赫鲁晓夫权力的稳固，1957年11月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的妥协性声明的达成，都促成了这样一种信念，即这一阵营的整合和力量正在增长。也许最有意义的是，中国人相信，冷战的力量平衡已转向他们一边，这一点表现在毛泽东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声明中。苏联日益增长的技术上的勇气（最富戏剧性地表现在1957年10月发射的人造卫星）和西方有克制的退让，是导致这种对国际形势的乐观估计的另一些重要因素。今天回顾起来，很容易看出这些倾向的脆弱性，但当时它们却使得中共领导人充满信心而又轻率地行动。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6)

公社和经济危机
大跃进的做法——总是通过开会和灌输来刺激最大的努力——的某些后果，是前面说过的那些因素所必然导致的；但还有其他的后果需要加以特别的注意。例如，人民公社对于农村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因为它们将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于比以前的任何一个单位都大得多的基层单位中。在公社化以前，农村的基本行政单位是乡，在1952—1955年总共大约有22万个乡；可是1955年以后的合并政策增大了它的规模，所以到了1958年夏，总共只有8万个乡。原先的基本农业生产单位是农户，在50年代早期共有1亿个以上的农户，但合作化使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管理和分配农产品方面负有首要的责任。1958年约有75万个合作社，大部分以自然村为基础。公社化以后，行政和生产责任都结合到大约25万个公社的管委会手中。这种将权力集中于更大的和使人陌生的政治—经济单位的做法导致了大分裂和不稳定，原因是边界的改变，人员的更迭，以及与既定的生产和市场关系相冲突。
然而，公社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机构形式的分裂。在领导层看来，它们将成为自给自足的大共同体，将引导其成员迅速走向现代化和共产主义式的生活方式。它们要建立自己的工厂、学校、保育院、食堂和民兵单位，以便在集体管理下提供最大的发展和人力的利用。在合作化时让农户保留的小块“自留地”，大部分也被合并到集体生产中，还进行了按照需要而不是按照工作“免费供给”的制度。这些变化太突然，以致难以轻易地实现和被接受。
从经济上看，大跃进具有某些积极的成果；但它以1959—1961年的严重危机而告终。坏天气给1959年的收成带来了事与愿违的后果，随之而来的全面恶化则反映了大跃进做法本身的根本缺陷。1960年农业继续衰退，导致投资资金和原材料的短缺，迫使工业发展放缓。食品短缺在体力和心理上降低了劳动能力，又强化了生产下降的趋势。基层的人员流动把没有经验的人安排到新的位置上，中断了劳动组合的连贯性。对专业人士的轻视导致技术革新尝试中错误百出。意识形态的灌输占用了过度劳累的劳动力有限的空余时间，实际效果越来越差。计划和精确的统计报告萎缩了，公然野心勃勃或热情过度的干部把公社政策推向了极端。与苏联深化的裂痕和苏联技术人员于1960年的撤离更增加了这幅图画的悲凉。
1959—1961年经济危机的严重性具有重大的政治后果。劳累过度和饥饿的人口变得愤愤不平，开始转而反对那些完全投身于贯彻大跃进政策的共产党干部。冷漠、不服从甚至是反抗的事件在农村地区蔓延。基层干部的地位特别尴尬，因为他们被夹在大众不满和上级指示的中间。他们的反应各不相同，从违令向人民让步，到权威主义和残酷无情，或者是直接放弃官方责任和统一性。简言之，这场危机涉及到了政治权威和经济。这必然在政治精英中产生激烈的冲突，他们所面临的任务是改变一项他们至少已经公开地深深卷入其中的政策。这项变革发生在调整时期，但它也提起了关于大跃进的许多新旧争议。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7)

调整和恢复（1961—1965）
从1961年到1965年的这段时期，与上面讨论过的那段时期相比，特征不太明显。但这一时期前后一贯的东西是，从1961年开始直到1965年，所贯彻的内容大部分出于一项经济调整政策。它的许多基本特征甚至一直保留到“文化大革命”中。而在政治方面，这一时期的重要分野是1962年12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此之前，笼罩着政治调整、温和与不确定的气候；在此之后，在动员化还是制度化之间展开了复杂的斗争，这种斗争导向“文化大革命”中的公开冲突。
前面的讨论已表明，促使中共以某种形式从大跃进向后退的条件实质上是不可避免的。确实，后退的第一批迹象早在1958年的六中全会上已经出现，当时已指出，完全的共产主义仍然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应当限制“免费供应”的供给制，必须保证公社社员适当的休息时间，而且有必要实行更紧凑的计划和组织。正是这次会议宣布毛泽东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这显然不是别人强迫他这样做的，但却是高级精英所认可的，以减少他所担负的政治责任。大跃进政策在1959年7—8月的八中全会上受到了直接的批评，国防部长和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充当了批评者的发言人。这次全会撤销了其国防部长职务（但未撤销其政治局委员职务），发动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激进运动，并再次肯定了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正确性。然而，这一结果是以毛泽东的个人威信的大失落为代价的，这表明对大跃进的支持已经动摇。在1959—1960年间，悄悄地改变了公社的政策，以减少其破坏性的影响。
调整政策
经济调整在1961年1月的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全会承认大跃进的政策犯了错误并遭到了反对。“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新口号，承认需要采取新措施支持农业发展。农户恢复了自留地，农村市场扩大了，加强了农村机制，以刺激农业生产和分配。全会还强调经济计划、消费品、工业产品的质量和多样化。专家和中央的部又从党委手中赢得了某些权力。
也许最大的变化来自人民公社的结构，1958—1959年建立了“三级管理”的制度。每个公社都划分为生产大队，一般与以前以村庄为基础的合作社类似，每个大队又分为由20—30个农户组成的生产队。最初人民公社是“基本核算单位”，管理农业生产和分配；但在1959年生产大队成了基本核算单位。到了1962年，经过调整之后，生产队成了基本核算单位，使农业的首要管理责任返回到与1955年的集体组织差不多相同的层次上。公社和大队仍然是重要的组织，管理较大规模的经济和政府工作，但原先的公社往往是合并了几个农村集市地区的大的农村单位，此时则分成了小一些的单位，其总数增大了，面积则更接近集市地区的规模。
大跃进破坏了经济和统计制度，造成了在评估中国经济运作方面长达20年的不确定性和争论。但到了1962年，经济开始恢复，到1965年，再次达到或超过了1957年的大部分产量水平。正像早期的情形一样，工业增长高于农业，农业仍然是经济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段时期主要的调整政策一直保留到70年代，这至少表明中共精英们对于其结果的满意程度最小。
调整首先渗入政治和经济领域。在1961—196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引人注目地放松了意识形态的灌输和群众运动，而代之以向内看的党内整风运动。随着中共鼓励农业、工业和教育单位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各自非政治的职能上，政治的首要地位便降低了。对于非党知识分子来说，又复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恢复学术研究和辩论，当然不是1957年的那种公开的政治批评。然而，党的官员并不十分克制，某些人开始对大跃进、撤销彭德怀职务、毛泽东的政策的领导、甚至毛泽东的能力和个性发表批评意见。这种批评大多通过戏剧和文学杂感的微妙形式来表达。但毛泽东主义者后来谴责说，1962年，彭德怀在刘少奇的支持下，通过向党内干部散发一份为自己观点作辩护的长文来积极地寻求恢复名誉，并证明他的正确性。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8)

新政治攻势
1962年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标志着政治调整的结束和新政治攻势的开始。尽管其官方的新闻公报只简略地提到了党内“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分子的存在，但随后的发展表明，全会发起了一场新的攻势，以对抗1961—1962年的反毛泽东主义倾向。此后三年开展的一系列的运动，目的在于以毛泽东主义正统的名义激起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教育。其中两个最重要的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培养革命接班人”。前者实际上是一系列的运动，试图通过党内整风与群众批评教育相结合来克服基层干部工作中的长期缺陷；它坚持继续开展阶级斗争以战胜党内外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影响。培养接班人的运动则针对那些准备继承政治领导职位，但又缺乏老一代的实际革命经验的年轻人；要求他们参加体力劳动、意识形态教育和阶级斗争，以便获得“将革命进行到底”所必需的经验和态度。
这些运动与中苏新的公开论战和若干相关运动一起，导致了大跃进的那种强烈的政治浮夸残余的复活。事实上，政治紧张在某些方面看起来比1957—1960年时还要强烈，因为据称斗争是反对阶级敌人及其反毛泽东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而大跃进则主要是反对自然和机构对生产能力的限制。当然，1962—1965年的政治口头攻势并没有完全付诸实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疾而终，为了开展这场运动而复活的农会从未取得多少突出的地位。专家和青年参加了社教运动以使他们自身革命化，但其规范化的方式却使他们得以继续专业工作和学习。简言之，革命成了该政权的一种机制，一种用以支持而不是推翻这一制度的教育和训练的常规程序。在这种倾向中包含了后来导致文化大革命的某些基本的争议。但在讨论这一题目之前，我们要简略地考察另一个确实受到了毛泽东主义复活的巨大影响的机构——人民解放军。
正如前面指出的，在重建时期军事组织很重要。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和新国家体制的建立，解放军的政治权力减弱了。其预算和规模都减少了，它开始担当更标准化的职业角色。然而，林彪于1959年取代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之后，发起了一场政治化运动这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使得人民解放军成了毛泽东的最后权力基础。从中共在历史上与军队的密切关系来看，并从毛泽东依靠军事模式开展政治行动的做法（表现在大跃进中毛泽东多次使用军事比喻）
来看，毛泽东决定保留一支政治化的军队，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尤其是鉴于毛泽东的观点在其他方面遇到的抵制，人民解放军地位的飞速提升仍然令人吃惊。遵照林彪的指示，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军队中的党组织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并猛烈地推动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在1963—1964年，这些努力结了果实，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一些英雄战士成了社会其他方面学习毛泽东主义的首要典范。军队的政治部制度开始在党和政府结构中推广，在中央委员会和大部分经济性的部委都设立了政治部。军队干部在充实和组织这些新机关中起了突出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夜，公开把人民解放军看作是毛泽东主义最成功的组织实践者，而且通过有选择地安置退伍军人和设置新的政治部，解放军已经在整个国家体制中建立了政治影响的网络。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9)

“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1976）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现代中国历史中一个最重大的事件。它也是一个最混乱的事件，因为它具有双重的特性，连中国的领导者们也对它作出很不相同的解释。尽管“文化大革命”是指1966—1969年间持续的政治斗争运动，但它也指1966—1976年这10年，在此期间，运动所产生的政策和派别继续激化着中国的政治。从这后一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是指一个更广泛的时期、过程或是一套政策。当毛泽东主义力量在1966—1976年间发迹时，中国人的公开声明夸张地赞扬“文化大革命”的成就和目的。1976年以后，特别是1978年之后，中国领导人开始谴责它是一场不可饶恕的灾难。我们在其他章节中会更仔细地分析这些复杂的问题，在此仅介绍性地描述“文化大革命”的双重特性和它的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从1966—1969年，第二阶段从1969—1976年。
“文化大革命”的双重性质
“文化大革命”常常指由一批政治精英组织和导演的全国性政治运动，他们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按照毛泽东主义的政策来整顿中共。作为一场整风运动，“文化大革命”试图考验所有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的素质，改革或清除那些不遵循毛泽东为中国社会开出的药方的人。毛泽东主义通常把“文化大革命”描述为具有中央规定的领导者、指导路线和阶段安排的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当然他们并没有按照这些来无歧义地规定这场革命，也没有在其全过程中实际地维持中央控制。因此，“文化大革命”可以与中共历史上的其他一些政治运动相比较，也直接与某些运动有关，特别是1957—1958年的整风，1959年反对彭德怀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以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然，它与其他运动都有区别，这是由于它的持久性和影响力（尽管在这方面土地改革可以与它相比），也是因为中央领导层围绕它发生了如此深的分裂。
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意义上，它是指1966—1976年的整个时期。其间，毛泽东主义试图改造中国人民的思想和行为——即文化。作为一种尝试性的文化改造过程，“文化大革命”牵涉到所有的中国人（不只是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提出了中国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不光是毛泽东主义者或甚至是共产党人）长期辩论的问题，它在现代中国历史上（不光是中共内部60年代的争论）有其深刻的根由。事实上，“文化革命”是共产党人的一个老的提法，使用这一提法部分是由于它与20年代早期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样一些非共产党的改革努力之间的联系。
“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运动，难以与更广的时期或过程分开，因为它所辩论的许多内容都集中于文化问题。这场运动开始是批判作家和负责文化工作的党的官员。它直接涉及文学艺术的内容，坚持文学艺术必须歌颂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价值观，批判传统中国的、外国的、或是国内阶级敌人的价值观。它从一开始就强调教育制度的彻底改革，使之更容易为工人、农民和战士所接受，并完全服务于毛泽东主义的目标。一般来说，它提倡民众主义、政治激进主义和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自我，同时反对中国人生活方式中看起来是反对毛泽东主义美德的各个方面：“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对物质利益的“自私”欲望；冲淡政治义务的私人关系；官僚主义或精英主义的行为；纯粹出于知识分子情调的特殊荣誉或地位。对文化的这样一种关注显然是政治性的，但问题也正在于此。在毛泽东主义者看来，为了造就可推动文化改造的领导者，有必要开展一场革命运动；而且只有文化改造才能确保“正确”的领导占统治地位和延续下去。这两种文化革命在毛泽东主义意识形态中是不可分割的，因而对所有受其影响或对其感兴趣的人也是不可分割的。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10)

1966—1969年运动的各阶段：动员、红卫兵、夺权和联合
“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夏天成了正式的公开运动，但它的第一个动员阶段却是从1965年秋延至1966年7月。在此期间，中央领导就如何响应毛泽东（在1965年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大力反对修正主义影响的号召展开了大部分是隐蔽的斗争。公开的批评对着少数几个在1961—1962年发表过反毛泽东主义作品的知识分子和宣传干部，当然起初并没有点出最高层的反对者。这种内部斗争大多集中于为指导这场运动而设立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上。1966年5—6月，中央委员会批判了它的第一个“文革”小组（随后任命了一个更激进的小组），撤换了几个高级干部，改组了中共北京市委，此时冲突公开爆发了。最突出的牺牲者是彭真（北京市长、市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和第一个“文革”小组的成员），他被称为文革小组的罪魁祸首、北京市修正主义知识分子的黑后台。六七月间，文化革命扩大成公开的群众运动，要揪出所有资产阶级权威，特别是在教育和宣传机构中的权威。但是，党的许多干部仍然限制着这种最激进的倾向。
第二个阶段的公开斗争主要是从8月到11月的红卫兵的活动开始的。 它是由十一中全会（1966年8月1—12日）发动的，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决定”，标志着毛泽东主义势力在党中央地位的上升。这一决定把运动的目标对准“走资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渐渐表明这是指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一批高级精英，并把群众运动，特别是“一大批革命小将”（红卫兵）看作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力量。随着这种官方的认可和学校的提前放假，红卫兵组织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数百万青年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宣誓紧跟毛主席，谴责和恐吓那些据称是毛泽东的反对者，捣毁了各种各样资产阶级或反动文化的象征。然而，这些行动虽表现出近乎狂热地效忠于毛泽东，却不能把他的反对者赶下台。红卫兵开始在谁是真正的毛泽东主义者或是修正主义者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分裂成为竞争的甚至是敌对的组织——这项发展显然是正受到攻击的党的官员所欢迎的。到1966年底，毛泽东主义领导者准备好了新的攻势，即在一切党、国家和经济组织中由“革命造反派”“夺权”。
从1966年12月到1968年9月的夺权阶段，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升级，把它扩大到农村、企业、政府和党的机关。新的革命造反组织大多来自劳动群众，因而是比以学生为基础的红卫兵更广泛的群众组织。自下而上夺权的想法是对地方权威和组织的直接冲击。可以理解，当地方“造反派”为控制政府和通讯中心而与官员展开斗争，而且还相互发生恶斗时，第一批夺权斗争立刻带来了混乱和暴力。地方化的内乱，有时成了敌对群众组织之间的武装冲突，一直延续了此后大约两年时间，当然其激烈程度因时因地而异。北京的毛泽东主义者肯定认为这种造反是必要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所希望的，但他们仍迅速采取行动加以限制。最重要的是，他们于1967年1月发出指示，要求人民解放军介入，以一切必要的力量站在“左派”一边，并且控制关键的通讯、交通和其他设施。事实上，中国正在施行某种形式的军事管制，解放军成了实际上的行政权威和地方争端的仲裁者；中共的地方组织直接停止了活动，甚至中央党的机关也部分地瘫痪了。而且，不久便改变了由群众组织夺权的策略，批准成立以“三结合”为基础的“革命委员会”，以此作为代替旧的国家和党的委员会的恰当机关。“三结合”意指革命委员会由“革命群众组织的领导人、解放军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所组成。
实际上，这就使得以前的许多干部保留了职位，大大减轻了群众组织对革委会的影响，也使解放军在谈判革委会的建立和成员组成时可发出其决定性的声音。在建立所有省级革委会所需要的21个月里，充满了冲突和政策变化；但当最后一个省级革委会于
1968年9月成立时，恢复秩序和权威的倾向显然正在起作用。军官和老干部在革委会中占据了大部分领导职位；群众组织正被分化和压制；命令学生回到学校或到农村劳动。然而，党组织仍然处于瘫痪状态，省级革委会几乎还没有开始着手重建其下属单位的权力机构。于是，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即联合阶段开始了，领导层宣布“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但也承认党的建设和经济、政治的普遍稳定的重要任务仍然有待完成。尽管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宣布，召开党的九大的“各方面条件已经具备”，但这次党代会（标志着作为一场整风运动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直到1969年4月才召开。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11)

毛泽东主义的改革和派别冲突（1969—1976）
党的九大正式宣布中共承担按照毛泽东的蓝图改革中国制度的任务。但由于种种原因，所作出的努力并未能实现“文化大革命”早期提出的那些理想。原因之一是，1969年以后的领导层并未就解释“文化大革命”的合法性而团结一致，不久又展开了新的派别冲突。第二，运动所造成的机构的不确定和混乱使推行新政策的工作复杂化了。最后，此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面临着新问题——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日益迫近的衰老和如何对待苏联威胁，这些问题将改变中国政治的格局和实质内容。其结果使得1969—1976年的毛泽东主义实践不同于1965—1967年的口号政治。然而，“文化大革命”后的改革对于中国社会具有重大的影响，并且开始（在国内外）表示应用一种修正了的毛泽东主义模式。我们将指出某些最重要的改革，然后考察改变或阻碍其进步的那些问题。对这一时期的详细分析，可参见J多姆斯《“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加州大学出版社1977年；还可参见R洛塔编《毛是第五位：毛泽东的最后一次大战役》，芝加哥，1978年。
1969年以后时期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通过向公众生活灌注“文化大革命”的概念符号来维护其精神的努力。毛泽东的个人权威继续被用作政策合法性的代表，毛泽东主义的主题——自力更生、群众路线、继续革命和政治挂帅——渗入中国人生活的所有方面。官方声明坚持说“文化大革命”仍在向前推进，中国社会仍在开展毛泽东主义路线与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激烈斗争，它需要战斗的行动和更多的文化革命，以反对那些要使革命的目标半途而废的人。这种激进的宣传反对详细规定国家政策和计划，而鼓励一种实验的方式，它允许地方的各种多样化，更多地对准思想的改造而不是可以量化的目标。
更具体地说，继续革命的观念转变成了一些具体措施，通过把资源和地位转向中国社会特权较少的部分（即从精英转向群众，从城市转向农村）而培育一种更加平均主义的社会。官僚组织被简化，人员被精简。所有干部都花几个月的时间在五七干校一边劳动，一边进行意识形态的学习。要求技术和职业专家与群众打成一片，批判他们实现个人优越感的资产阶级梦想。一些报告说，有压力要求领取高薪的人减薪，并要所有公民抛弃特殊化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政府行政机关的革委会推进到了其他单位，从而在工厂、企业、学校和其他机构的管理中安置了某些群众代表。
毛泽东主义的改革在教育、文化和公共卫生领域具有最大的影响。学校在60年代末关闭之后重新开办，某些变化已显而易见（见本书第五章更充分的讨论）。小学的入学率大增，由于将资源集中于这方面的努力，几乎全部儿童上了学；中学的入学率也迅速提高，但大学生人数仍然远低于1966年前的水平。学习课程缩短了；成绩、考试和理论学习降至次要地位；政治教育、应用和实际知识的学习以及体力劳动经验占了优先地位。实际上所有中学生在毕业时都分配到农村劳动。文艺政策只允许民众主义性质的革命主题，将文化艺术限于官方认可的几种表现形式，批判任何类似于封建的或资产阶级影响的东西；外国影响也是怀疑的对象。在公共卫生中，就像在教育中一样，主要努力是为农村地区服务。大批医生和医疗队被派往农村。改革推进的总方向是为全体人口提供最低的医疗服务，而不是给城市中可以进入先进医疗中心的少数人作特别医护。医学训练强调培养通才和医疗辅助员的大军（即所谓赤脚医生），他们可把简单的医护或辅助性服务延伸到村庄。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12)

尽管“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经济政策，但60年代初期经济政策的广泛框架仍然未变。“农业为基础”、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农户保留自留地等等仍然在实行，尽管有复活更多集体措施的讨论。当然，“文化大革命”的精神确实鼓励“反经济主义”的态度，它批评强调物质刺激或生产目标的做法。地方积极性、农村的发展、小型工业和工人参加管理要比以前受到更多的注意。
这些改革得到了大量宣传上的支持，并具有相当的影响，但它们不久就遇到了困难。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和美国开始从越南撤军，导致了以1972年2月“上海公报”为标志的中美重新接触。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对外关系的重新定向，朝向与资本主义国家更多的联系，以建立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苏联的威胁也提出了有关中国经济和技术发展的严重问题，这使得“文化大革命”关于政治优先的观点处于困难境地（见本书第四章和第七章的进一步讨论）。而且，毛泽东日趋恶化的健康和对政府事务正在减小的作用迫使其他领导人面对毛泽东以后时代的政治和战略结局，尽管他们在这位领袖仍活着时，并不愿意脱离他的指示。
机构的不确定性也阻碍了改革。国家和党的机关从1966—1969年的破坏性事件中恢复得很慢。许多有经验的干部被清洗，或是暂时放弃分配给他们的工作。1954年的宪法已经失效，而新的宪法直到1975年1月才通过。中共正在吸收许多新成员，尽管许多老干部的命运仍然不清楚。群众组织和人民解放军的作用正在变化，前者正在复苏，而后者则正从其60年代末的政治巅峰上跌落下来。这些机构问题的解决本身就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但它们一天不解决，就必然削弱行政的效率。
最重要的是，这些问题与“文化大革命”的宗派主义残余相结合，使领导层中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见本书第六章有关精英冲突的进一步讨论）。1969年后的领导层最初是下述三个团体的政治联盟：最激烈的毛泽东主义者或叫激进派，他们通过与这位主席的亲密关系和对他的指示的掌握来加强自己的力量，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是这一团体的核心人物；军队精英，他们虽然并不团结，但从国防部长林彪被指定为副统帅和毛泽东所选择的接班人这一点得到了好处；资深行政官员，由周恩来率领，他们代表了中国政治的温和路线遗留下来的势力。
事实表明，这一联盟是不稳定的。一个主要的分裂是1971年清洗林彪的势力，据称是由于林彪的反毛政变阴谋。林彪的垮台显然主要是由于他的权力野心，但和他与毛泽东更隐蔽的分歧也不无关系，特别是在对待苏联和美国的政策问题上。这还伴随着军队其他几个高级将领的清洗，随后是解放军影响的减弱，导致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艰难的平衡。前者试图维护更加激进版本的“文化大革命”的改革，而后者则竭力软化其后果，并更多地集中于经济发展。当周恩来为许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清除的老干部恢复工作时，某些改革措施退缩了。最突出的例子是邓小平的复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与刘少奇直接有关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但在1975年，当周恩来的健康恶化时，他成了政府工作实际的主持人。因此，1972—1976年时期的标记是：领导层内日益增长的紧张关系，对于关键性政治运动（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不一致的解释，越来越大的劳工纠纷和社会动乱，以及公开宣布的1974—1976年的经济放缓。当周恩来于1976年1月逝世时，激进派（显然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发起了对邓的第二次清洗，总理职位给了相对来说是新人的华国锋。然而，邓小平的被罢黜只是加剧了冲突，导致进一步的动乱，这表现在1976年4月北京天安门广场愤怒的群众游行中。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的逝世移去了公开对抗的最后障碍。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13)

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毛泽东以后时期（1976—1985）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毛泽东去世以后主导中国政治的主题，它强调物质刺激、效率、社会稳定和扩大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规定和实现这一总体目标的努力在1976—1985年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华国锋试图推进一项继续保留许多毛泽东主义象征和政策的现代化纲领，以此来巩固他的领导权。这一努力并未能阻止邓小平正在上升的影响力，邓在1978年代替华国锋成了事实上的领袖，开始了深刻改革和重新评价毛泽东主义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大约始于1981年，中共通过了一个更谨慎的“调整”战略，导致改革和保守力量之间的平衡。我们简略地描述一下这每一个阶段，并在结束时对中国从革命时代到革命后时代的转变作一个初步的估计。对毛泽东以后政治的详细分析，见J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与政治》，韦斯特维出版社1985年；PR小莫迪《毛泽东以后的中国政治》，纽约，1983年；以及V尼等编《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柯奈尔大学出版社1983年。对1976年以后的对外政策的分析，见H哈定编《80年代中国的对外关系》，耶鲁大学出版社1984年；以及M雅胡达《孤立主义的结束：毛泽东以后中国的对外政策》，纽约，1983年。
华国锋与偏离毛泽东主义方向(1976—1978)1976年10月初，华国锋逮捕了“四人帮”——这是给那四个激进派分子江青、姚文元、张春桥和王洪文起的一个绰号——并发起了一场尖酸讽刺式的运动，反对他们歪曲毛的指示，以宗派活动破坏了政府和经济，在激进主义的幌子下普遍推行一条极右的路线。华国锋成了中共的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同时继续保留总理职位。在此后的几个月里，这个新领导层集中精力巩固自己的地位，并责难“四人帮”要为中国在此前10年的几乎所有问题负责任。这是在毛泽东的名义下进行的，据说毛泽东在去世前亲自选定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并已认清“四人帮”的分裂和叛逆性质。华国锋和他的同事显然希望维持毛泽东主义的合法性，避免公开背离毛泽东的遗产。同时，对“四人帮”的批评必然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朝向改变“文化大革命”的政策。
这些变化在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已初见端倪，大会通过了一个新党章，肯定了华国锋的领导地位。同样重要的是邓小平的复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后来任国务院副总理），他很快成了新政策的发言人。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国家宪法，进一步推动了一条新路线的产生。这两次大会和各个特定政策领域的一系列全国会议详细阐述了华国锋的“四个现代化”主题：在2000年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经济达到世界的前列，接近甚至超过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1976—1985年的十年发展规划同样为实现这一历史任务提出了短期目标。华国锋论证说，周恩来在几年前已发出了实现现代化的号召，只是由于“四人帮”的破坏才未能如愿；粉碎“四人帮”为社会主义团结和秩序开创了一个新时期，将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他还提出了加强教育、工作单位纪律和社会秩序、外贸、经济计划和管理的新政策。可是，要一个如此依赖于毛泽东遗产的领导人在毛泽东主义的体制中提出根本的变化，那是困难的。
华国锋温和的毛泽东主义在1978年越来越受到邓小平及其支持者的批评。年末，这个所谓的实践派（由于其实用主义的口号而得名，如“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力推进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和更广泛的改革。许多问题集中到一起，要求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因为这一反对激进政策的群众抗议被打成了“反革命事件”，以便为镇压批评者的警察行动、第二次罢黜邓小平和肯定华国锋出任总理作辩解。同年11月，官方宣布这一事件是“完全革命的”行动，这表明1976年这一事件的牺牲者（邓小平和其他“文化大革命”的反对者）取得了胜利，而这一事件的首要受益者华国锋则已不在其位。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14)

“重心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三中全会和邓小平的改革（1978—1980）
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标志着中共决定性地脱离华国锋的过渡性领导体制，当然也摆脱了中国的革命时代。这种“转移”提出，为了中国的现代化，可以在社会主义的范围之内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以此而取代了华国锋浮夸的发展目标和他所自称的毛泽东主义合法性。这一转移随着邓派力量的统治而导致党的领导层的变化；用批评毛泽东、毛泽东主义和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来解释党史和党的学说；许多对内对外政策（包括现行体制的基本组织原则问题）都转向更有效地为现代化服务。尽管其中的某些变化在1978年12月之前已经发生（当然那时没有一个已经完成），但三中全会仍标志着与毛泽东主义的决裂和将中共纳入改革的轨道。
三中全会上领导权的变化导致华国锋的高层支持者的下台和邓小平集团许多人的提升。邓小平是中国整个1978—1985年时期统治的最高政治人物，尽管他不占有国家和党的正式领导职位。邓小平面临着持续的反对者，他在推进自己的主张方面也并不总是成功的，但三中全会确实把最高层的权力平衡转向了那些急于抛弃“文化大革命”和确立长期发展战略的人手中。
重新解释党的历史和学说是导向三中全会的一个中心论题。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的胜利标志着在三个主要理论问题上重点的转移：物质目标和刺激，特别是全国经济发展目标的优先性和用物质奖励来鼓励生产者的合理性，代替了“文化大革命”对意识形态目标和刺激力的强调；社会和谐的形象，即靠社会主义制度团结起来，而不再需要群众斗争和运动的社会形象，取代了毛泽东主义关于在中国坚持尖锐的阶级斗争，需要“继续革命”的观点；社会主义法律和民主的机构程序代替了由领导的个人指示和权威来使政策和学说合法化的做法。这种对毛泽东主义明显的重新阐述提出了如何评价毛泽东个人在中共历史上作用的问题。对这样一个微妙问题的回答只能慢慢地作出；但三中全会的精神要求面对这一问题。
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公开批评首先出现在1978—1979年的“民主运动”期间的大字报上，事先未经党的批准。此后，1979年9月，叶剑英（在中共的排名表上位于华国锋和邓小平之间的一个最高军事和政治人物）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承认1957年以后毛泽东的许多政策是错误的，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可怕的灾难”，并宣布中共将召开一次会议，总结对这些难题的评价。此后，官方对毛泽东主义时期的批评变得普遍了，当然，所许诺的关于党史的决议直到1981年6月才作出。这种拖延以及该文献的内容都说明了这一问题的有争议性。中共保留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原则，坚持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远大于他所犯的错误。同时也把他降到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巨大错误的凡人地位，并且还揭露了这些错误和“文化大革命”失误的细节。这个决议尽管还算不上是十足的“非毛化”，但它在1957年前、1978年后的正确路线与毛泽东主义时期的错误之间划出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理论界限。
三中全会之后，改革政策迅速铺开，几乎触及到中国人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学界努力恢复和提高学术质量，以竞争性入学考试为基础的大学学生人数剧增。党的领导人强调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的普遍贡献对于现代化的重要性。一场有限制的学术和文艺的自由化允许讨论从前忌讳的问题或在表达形式上进行试验。自由化也具有政治含义，它导致1979年与官方认可重新评价毛泽东主义同时出现的某些公开的不同政见。社会主义法律与民主的加强成了一个普遍的论题，颁布了新的刑法，扩大了立法和司法机关，通过了有关地方政府和选举的新法律，给予群众政治参与以更大的活动余地。中共领导人坚持干部也必须遵守法治主义、纪律和效率的新标准，“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
经济改革包括消费者受益的增多和市场社会主义的实验。三中全会决定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降低农业关键投入物品的价格，从而在数十年内第一次使农村地区的可支配收入大幅度增长。国家还给工薪收入者提高了工资，给生产工人发了奖金，并再度关心提高消费品数量和质量的问题。
用“市场社会主义”来说明中国提高经济生产和效率的各种努力，那仍然是个不精确的术语。将某些决策权下放，更大地依靠专家和技术，改善管理体制，坚持企业应注重盈亏，这些并不必然地向中国的计划经济发出挑战。另一方面，扩大农村自留地和自由市场，允许农村和城市的某些生产单位根据市场调节它们的产品和价格，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所得利润（只要完成了国家计划），这些都是实质性地脱离了既成体制的改革。例如，农业上的责任制把大部分决定权交还给农户，允许农户在履行了对国家的合同义务之后到市场从事买卖，有效地废除了50年代中期建立的农业集体化制度。
在对外事务方面，三中全会制定了决定性的对外开放政策，它将通过扩大中国的国际联系来加速其现代化。从某些方面看，这种开放政策只是继续增加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扩大肇始于70年代初的战略转移、以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为标志的外交接触。但是，邓小平的对外政策要比7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所追求的那种有限的反苏统一战线更为野心勃勃。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于1978年12月完全正常化，随后是中国于1979年2月出兵越南（紧接在邓小平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回国之后），这些都加强了关于中国与美国正在走向反对苏联的事实联盟的猜测。随着对外贸易的激增，国家批准在国际市场上开展借贷，以及允许外国在中国的某些直接投资的新政策。为了偿付更大的商品和资本进口额，中国开始大力发展出口和吸引旅游者。发起大规模的文化和学术交流（主要是与资本主义国家）是“对外开放”措施的另一部分，这看起来改变了毛泽东主义的自力更生政策。然而，改革在内外政策上的最初冲击波却被一个“调整”时期所取代，它修改了某些改革政策，同时也加强了另一些政策。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15)

调整和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
“调整”中国经济是70年代末的一个口号，因此它作为一项中心议题在1980—1981年出现，既不让人惊奇，也不是对改革的否定，而是表明中共领导人希望仔细地考察他们的改革，调整那些看起来是最成问题的东西。这第二种观点带有保守的偏见，但其结果仅仅是修改，而不是停止或甚至是偏离改革计划。调整的首要缘由是中国经济中低效率和低生产率的持续状况，以及由于增加进口、投资和补贴而使国家预算赤字增大。人们既关注中国经济在满足长期受压抑的消费者需求的同时维持迅速发展的能力，又担忧“自由化”和“开放”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后果。在国际上，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和以军事支持台湾的持续刺激表明，外交关系的正常化没有为美中联盟扫清道路。诸如此类的问题使得邓小平的反对者向他的改革计划发出了挑战，其结果是在三个主要领域的调整。
经济调整是1981—1985年第六个五年计划的中心问题。这项计划的目标是在该时期持续而稳妥的增长，当然随后的1986—1990年的时期也是如此，而所计划的高增长率只是安排在90年代。其核心是限制新的国家投资，在现有企业中提高效率，使生产增长依靠仔细的计划和技术投入。该项目标将集中于提高生产率，以此作为未来快速发展的基础。
调整的第二个领域是对外政策，伴之以中美关系的冷却和中苏关系的加温（主要是增加贸易和外交接触）。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到了比较对等地批评两个超级大国，肯定自己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紧密联系和自力更生，在国际事务中独立的立场。事实上，中国与苏联在阿富汗、北方边境和苏联支持越南问题上的分歧，以及它与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增长的重要的经济和文化联系，继续使它更多地面向西方（包括世界市场上举足轻重的亚洲成员），而不是东方或南方。然而，这一转变重新肯定了中国决心在国际上起独立的作用，也结束了关于早日产生诸如中美联盟之类事情的猜测。
最后，调整收敛了70年代末的自由化倾向。公开的不同政见沉默了；提醒知识分子在文艺作品和学术辩论中的政治界限；要中国公民警惕在与外国人接触中的意识形态污染。正如前面指出的，中共关于毛泽东的历史作用的决议远未能达到否定他的程度。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仍然是这个不可置疑的制度的指导原则。
简言之，中共重新肯定了它在中国社会的领导地位和其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尽管如何加强其作用和原则（是用运动、清洗、意识形态教育、政治控制，还是其他等等）的问题在党的精英中仍然存在着争论，但不可怀疑的是，他们决心制止可能从改革政治中发展出的任何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严重的反对意见。
在上面描述的调整范围内，许多改革政策继续风行。事实上，调整本身扩展了某些改革，因为它强调财政上的节制、经济效率和技术进步。这种态度把促进企业自身的改革和吸引更多的国外贸易、资本和技术放在首位。例如，农业的责任制几乎扩大到了每一个农户，许多农户发展出了专业化生产和服务中自由订立合同与承包的方式。土地的法律所有权仍然是集体的，但农户的土地承包期延长到了15年，以鼓励农户为改良土地进行投资。农村责任制在增加生产上的成功促使该制度推广到城市企业和企业家。1984年10月中共的一项决定放松了价格控制，并加强了城市和工业中企业的自主性。事实上，市场社会主义在回应某些调整想法时继续向前推进，尽管它看起来肯定了调整政策在意识形态上的某些担忧。
扩大改革的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有关外国投资的政策。最初，中共将外国投资限于发展项目的借贷或信用，参加中国在其中拥有控制权的合资企业，以及广东、福建沿海的四个经济特区的特殊项目。但是，调整不主张借款和大量购买外国货（特别是整个工厂），这就为无需中国人出资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大了机会。它提供了一系列的选择，包括全部由外国投资和管理；指定14个东部沿海城市和港口为通过鼓励外国贸易和投资而加速经济发展的开放地区；放宽了提供给外国投资者的优惠条件。尽管公开警告与接触外国人有关的思想意识、甚至是犯罪的危险，但在旅游和文化学术交流上却没有后退。因此，总的来看，调整代表了合理化和精炼改革计划（并防止与之有关的危险）的一种努力，而不是改变其加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使命。改革运动持续生命力的戏剧性的证据来自1985年9月的中央全会，邓小平促成了100多位资深官员的退休，包括10名政治局委员和64名中央委员，引入了许多具有专业知识、更适合于现代化计划的较年轻的干部。
现在讨论现代化努力的成败或预测其未来进程，为时尚早。尽管其基本纲领在80年代中期仍未改变，其经济结果是混合的，但一般来说还令人满意，而前面仍存在着巨大的障碍。这些障碍涉及经济管理与分配、政治领导的性质，即有关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在本书第一个持续的改革时期（1978—1985），市场社会主义的实验以计划经济为代价而站住了脚，消费者利益有时看起来向国家利益的优先性发出了挑战。但中央计划制订者和国家仍然拥有决定性的权力，因此在这些关键的经济领域的改革仍然有争议，也易于逆转。
另一个有争议的项目是政治改革，这些改革试图增大群众或其代表在政治中的作用，规范党内程序，使党政职能的分离制度化。这些方面都产生了某些效果，但像经济改革一样，它们危及长期适应几近权力垄断的党官僚的既得利益和习惯。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需要一批官僚当权者与其他人分享一部分重要的既得权力。最初的改革带来了权力向下级单位、向非党单位、向技术和专业人士的分散，这些技术专业人士与旧路线下的官僚在素质上有着显著的不同，但问题仍远未得到解决。下面几章将更详细地分析这一问题的政治方面。
尽管在中国现代化的前途，甚至是中国社会主义将采取什么形式的问题上存在着不确定性，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转变到革命后时代的意义却是无可置疑的。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理论中认识到了这一转变，并开始脱离革命的毛泽东主义的许多规定。它确立了支持经济转变的新政策，特别是强调技术和物质刺激。它从一种相对自力更生的国际地位转向了某种程度的相互依赖，这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并无二致。诸如此类的变化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政治的环境。